文・廖書逸／圖・翻攝自The Guardian官網這個七月，對烏克蘭出版業而言是非常殘酷的一個月。七月十九日深夜，俄羅斯軍方發動大規模空襲，摧毀了烏克蘭知名出版社「獵書人」（Knyholove）位於首都基輔的倉庫，將近二十五萬冊的庫存書籍瞬間化為烏有。而在兩週前的七月二日，另一家出版社「書廚」（BookChef）長期合作的物流倉庫同樣遭受俄羅斯飛彈轟炸，造成多達八十萬冊的書籍被炸毀。光是在這個七月，烏克蘭便損失了超過一百萬冊的書籍。當前俄烏戰爭依然處於雙方持續消耗的膠著狀態。俄軍頻繁動用長程飛彈與無人機對烏克蘭的城市基礎設施與各種後勤據點進行轟炸，而首都基輔當然更是俄軍空襲的重點區域。根據烏克蘭軍方通報，俄軍在七月十九日的大規模夜間突襲中，部署了超過一百架的無人機與起碼四十枚各式飛彈，目標遍佈基輔市區與其周邊地帶。這場空襲造成了十七人受傷，與至少一人死亡。在這場空襲中遭到重創的出版社「獵書人」，是近年來在烏克蘭迅速崛起的綜合型出版社，主要出版現代文學、青少年讀物、科普書籍與國際暢銷譯作，殷勤推動烏克蘭國內的閱讀風氣。所幸在這次倉庫全毀的災難中，出版社並無員工傷亡。在此之前，七月二日的空襲則是轟炸了烏克蘭另一家大型出版社「書廚」。當時，俄軍的飛彈擊中了其物流夥伴的中央倉庫，一舉燒毀了八十萬冊書籍。「書廚」是烏克蘭相當重要的出版社，長期致力於引進世界文學，並大量出版有關烏克蘭歷史、政治與當代文化的書籍，在建立烏克蘭主體意識的過程中扮演了關鍵角色。確切來說，俄軍在今年七月的這兩波空襲轟炸，屬於遠程的區域性攻擊，目標主要為癱瘓基輔的物流與商業後勤網路，並非針對單一出版社。在七月十九日的轟炸中，俄軍的攻擊目標遍佈基輔及其周邊地區，其中數枚飛彈擊中了一座印刷工業園區，除了「獵書人」出版社倉庫，還有其餘數間出版社辦公室、以及一間大量印製烏克蘭教科書的印刷廠，也都被炸得面目全非。而七月二日的轟炸，俄軍鎖定的目標則是一間大型物流公司，其倉庫中存放的物品，除了「書廚」出版社的八十萬冊書籍以外，還包括大量的電子產品等多種零售商品。不過，雖然俄軍並非單純針對出版社進行轟炸，但從烏克蘭以及許多歐美文化媒體的角度看來，這種「不避開民用與文化設施」的無差別攻擊，已經在事實上重創了烏克蘭的圖書產業。當物流系統與印刷園區遭受攻擊，文化與出版產業勢必承受影響，這對於總是將烏克蘭主權論述包裝為「極端主義」對抗的俄羅斯來說，自然也是樂見的結果。並且，若深入探究，還會發現更多耐人尋味的細節。在七月二日遭到轟炸的「書廚」出版社，其登記地址所在路段的路名，正是以烏克蘭反抗軍（UPA）知名領袖的名字來命名。烏克蘭反抗軍在二戰期間曾先後與納粹德國及蘇聯軍隊作戰，爭取烏克蘭獨立，其歷史評價在國際上具有爭議，但在現代烏克蘭，此路名象徵著抵抗俄羅斯霸權的精神。這間出版社設址在該處，並持續出版探討烏克蘭歷史命運與文化身份的著作，這些線索，都讓這波襲擊行動在實體破壞之外，更充滿了符號的張力。在戰爭中，對書籍、印刷廠與出版社的攻擊與破壞頻繁發生，絕非偶然。對敵軍而言，摧毀書籍向來是一種搶奪文化話語權、扼殺語言生命力與抹去國家集體記憶的重要手段。例如在二戰期間的1940年，納粹德國在被後世稱作「倫敦大轟炸」的著名空襲行動中，精準摧毀了英國出版業群集的核心區域，也就是位於聖保羅大教堂附近的「主禱文巷」（即今日的主禱文廣場）一帶，一夕之間炸毀超過五百萬冊書籍；而在1992年的波赫戰爭當中，位在波士尼亞首都塞拉耶佛的國家圖書館亦遭到塞爾維亞軍隊砲轟，在延續了三天的大火中，兩百萬冊的書籍與歷史檔案遭到焚毀，此事件在往後也普遍被國際社會視為在戰爭中進行「文化記憶滅絕」的重要案例。然而，無論有多少本書籍被炸毀、無論戰爭還將持續多久，在每一聲空襲警報之間，人民依然只能努力生活。2022年，在俄烏戰爭爆發數個月後，《鏡週刊》曾經採訪到基輔的老牌獨立出版社「加略山」（Calvary）負責人阿涅塔・安東年科（Anetta Antonenko）。武裝部隊在路上行軍，飛彈也不時落下，但在新聞播放著可怕畫面的同時，她依然在籌備新書的出版。「我不是不害怕，但我不想讓恐懼癱瘓我。」她說，雖然城市中已經有數百間美術館與紀念館被摧毀了，但「我們的軍隊還在奮戰。雖然我們距離勝利還很遠，但如常生活是我抵抗暴力的方式。讓出版商跟夥伴們繼續工作，就是維持經濟活動。如果大家都離開了，誰來重建烏克蘭？」而2026年五月，戰爭已持續了四年多，長期深耕圖像小說的慢工出版總編輯黃珮珊，則在自費前往參加今年度的基輔國際書展以後，撰寫了兩篇「戰火下的書業」紀錄文章，呈現出如今烏克蘭獨特的出版場景：戰爭已融入日常生活，人們在警報聲中閱讀奇幻小說，一方面在戰爭中遇害的數百位文學工作者名單越拉越長，一方面書市卻在電子書的需求提升、人民對理解和娛樂的雙重渴望、「軍人文學」等獨特類型的崛起之下，維持著不錯的表現。在經歷了今年七月十九日的轟炸以後，面對近乎歸零的庫存，「獵書人」出版社在社群媒體上發布聲明表示：「俄羅斯再次證明了，他們所發動的這場戰爭不僅僅針對人民與地域，更是針對烏克蘭的文化、教育與我們的未來。」並表示團隊正在盡力恢復所有運作流程，但為了庫存的重建，近期的書籍出貨將出現暫時性的延遲。「獵書人」出版社的聲明，正好也呼應了黃珮珊「戰火下的書業」文章的結尾，宣示著出版人的決心與理念：「這次參與基輔書展讓我深刻理解到：出版就是一種戰鬥。文化至關重要，所以它會被攻擊，也會成為武器。在非常時期，人們渴望理解正在發生的事、填補忽然意識到的知識缺口，同時也需要各種娛樂、療癒和遁逃。出版業者在戰時能做的，就是堅定地繼續出版。」

文・許文貞／圖・鏡文學出版巨頭再度槓上AI業者。根據英國衛報等多家媒體報導，阿歇特圖書集團（Hachette Book Group）、聖智集團（Cengage Learning）、期刊出版社愛思唯爾（Elsevier）等三間美國重要出版業者和推理作家史考特・杜羅（Scott Turow），於7月13日在美國紐約聯合控告Google侵權，指控Google違法使用數百萬本受到版權保護的圖書內容，訓練它們的AI工具Gemini的大語言模型，表示這可能是史上最嚴重的侵權案件之一。出版社指出，Google將原本提供給它們用在「Google圖書」、「Google Play 圖書」和「Google學術搜尋」功能的書籍，擅自挪作他用。這些書籍原本只在搜尋結果中局部呈現內容，或者用來製作電子書販售，但Google卻將這些書籍內容拿去訓練自己的AI產品，沒有經過出版社同意，也沒有另外支付權利金給出版社。起訴書中指出，Google內部的討論顯示，他們清楚知道這樣做是違法的，也討論過公司可能因此有要支付1百億到1千億美元的賠償金的風險，卻還是執意這樣做。出版社認為，Google的作法對作家和出版產業造成傷害，因為AI生成的內容會對圖書銷售帶來負面衝擊。舉例來說，如果Gemini的訓練材料中有一部受版權保護的推理小說，它就可以在20分鐘內生成一部新的100頁的推理小說，使用類似的角色和情節，例如同樣描寫在充滿秘密的寂靜海邊小鎮裡發生的兇殺案，並且只賣銅板價。起訴書中說：「沒有任何出版商或作家能跟這樣的東西競爭。」自從生成式AI問世，出版業和作家已經多次控告科技業者侵權，違法使用未經授權的書籍訓練Google、OpenAI、Anthropic和Meta的AI工具，不過判決結果多數對科技公司有利。2025年6月，多位美國作家聯合控告Meta侵權，指控AI生成的相似作品會稀釋掉他們原創作品的銷售市場，但當時法官認為作家沒有提供足夠證據，因此認定屬於「合理使用」，Meta沒有侵犯作家們的著作財產權。然而，在2025年的另一樁類似訴訟中，Anthropic卻與作家們達成和解，賠償作家15億美元，這也是版權史上賠償金額最高的案例。作家控告Anthropic違法使用書籍訓練AI工具Claude，但在判決中，法官認為使用版權保護的書籍訓練AI工具並不違法，真正違法的是Anthropic是從盜版網站取得上百萬本書籍的資料。這是阿歇特圖書集團近期第二度對科技巨頭的AI工具提出告訴。今年五月，阿歇特、麥米倫出版公司（Macmillan）、麥格勞希爾出版社（McGraw Hill）、聖智集團、愛思唯爾等五家出版業者與史考特・杜羅也才以同樣的原因控告Meta和創辦人祖克柏。阿歇特等出版業者指出，Meta的工程師使用盜版書籍和期刊文章訓練AI工具，而且聲稱「祖克柏自己親自允許這樣的侵權行為，更主動鼓勵他們這樣做」。

文・洪瑋其／圖・翻攝自株式會社竹尾Instagram「河出書房新社」是日本以出版文學、思想、歷史著作聞名的出版社，成立至今已140年。這家成立於明治19年（1886年），至今仍然非常活躍的出版社，為140週年推出系列活動，還發行了如同「倒數日曆」一般的期間限定雜誌，展現出版人對紙本書的情懷。河出書房新社的前身，為1886年於東京日本橋地區開設的岐阜成美堂書店東京分店，1888年自成美堂獨立，專營教科書、農業相關書籍。1933年改名為「河出書房」，轉為出版文學、歷史、思想類相關著作。1957年破產後重組為「河出書房新社」。河出書房新社出版多部日本國內重要小說、思想集（如三島由紀夫《假面的告白》、吉本隆明《共同幻想論》），也譯介國外經典（如《杜思妥也夫斯基全集》），更發行百科全書和全集（如《日本文學全集》、《世界美術全集》）。而其發行的刊物《文藝》，刊載短篇、中篇小說，多部作品於刊載後獲得芥川賞，被評為日本「五大文藝誌」之一。1962年創立的「文藝賞」，也是日本純文學發展的重要推手，知名作家如高橋和巳、田中康夫、鹿島田真希、綿矢莉莎、白岩玄等，都是由此向文壇嶄露頭角。為了慶祝140歲生日，河出書房新社從四年前就開始，推出「以書為窗」的紀念活動，更發行「倒數日曆」。2022年，河出書房新社發行限定16期的季刊《Spin》，歷經4年倒數，於今年6月發行最終號、迎接更多慶祝活動。《Spin》與紙業公司竹尾合作，突顯雜誌的「紙」之美。每一期封面、目錄頁都使用不同的紙張，呈現並介紹每一張紙的名字與特性，將雜誌作為紙張的伸展台，展示只有紙本刊物才能傳達的視覺與觸覺效果。《Spin》與《文藝》的純文學個性不同，它收錄小說、詩歌、書評、信件、繪畫等作品，以「成為生活中多種視野的書籤」為目標。自第13期起，增加「140人、140本、1句話」計畫，邀請不同領域的讀者，選出他們最愛的河出書房新社作品，和書中的一句話，象徵著各行各業的人心中都有那麼一個河出書房新社的位置。140週年活動還包含從業人員對談、「深夜書房」系列作品出版等，出版社也開放社內空間作為對談場地，並邀請讀者一起走進出版社隱藏在書架之間的世界。營業140年很難，堅持以「繼承文化遺產、創造新文化、介紹海外文化」為理念、打造支持純文學作品及作家的環境，更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河出書房新社的存在，提醒著每個讀者，文學、紙本書的魅力可以走得更遠。

文・蕭宇翔／口譯・金泰成／圖・鏡文學今年首爾國際書展甫於6月28日落幕。鏡文學《文學新聞》特派記者專程赴現場採訪，除書展場內活動外，也專訪數位韓國出版界人士，系列報導今天起陸續刊出。 韓國大山基金會由「教保生命」保險公司出資成立，其中的「大山文化財團」是韓國重要的民間文學贊助機構。它長期支持韓國文學，從青少年、大學生、新人作家到成熟作家，包辦文學獎、創作基金、翻譯與出版補助、國際交流，讓作家與作品在成名以前，就有被培養、看見、推向世界的機會。「我們最重要的考量，是文學價值。」談起大山基金會如何決定補助作品，業務經理張根明這樣說。在韓國文學近年的國際化歷程中，這不只是一句漂亮話。朴槿惠主政時期（2013-2017），作家韓江因描寫光州事件的《少年來了》（2014），而遭列黑名單。2015年，一家民間機構以海外出版補助的方式，積極推動韓江《素食者》的英國出版。這家機構，正是大山基金會。那時，韓江尚無作品英譯，也未得過任何國外獎項。隔年，《素食者》直接奪得國際布克獎，使韓江成為首位入圍並獲得該獎的韓國作家，其後她蜚聲海外，其他作品也陸續被翻譯出版，並於2024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當官方資助缺席時，一家民間文學基金會如何保有自己的判斷，規劃周延的補助策略，讓一部部作品有被世界讀見的機會？這是我在首爾書展期間，專程拜訪大山基金會的原因。我與譯者金泰成從江南搭車，抵達江北後又徒步半小時，才走到大山基金會的新辦公室，張根明已站在基金會門口等我。首爾午後陽光刺眼，他一見面便熱情招呼，帶我走進那棟剛搬入不久的辦公大樓。張根明說，這次搬遷不只是大山基金會換了辦公室。除了大山基金會之外，教保生命也設有農業基金會與教育基金會，過去三個基金會分散於不同地點；如今集中於一處，希望讓教保生命的公益事業發揮更大的協同效益。坐下後，我問張根明：大山基金會目前由誰主導？它的文學資助理念又從何而來呢？張根明的回答出乎我的意料，「大山的資金來源，是一家壽險公司；現任理事長慎昌宰以前是婦產科醫生。」●大山基金會由「教保生命保險株式會社」出資創立。「大山」是創辦人慎鏞虎（신용호，1917-2003）的別號，現任理事長是其子慎昌宰（신창재，1953-）。慎鏞虎出生於日佔時期的全羅南道靈巖郡，父兄投入抗日運動，遭捕入獄，家境清寒。少年時的他因患肺病無法上學，便自讀文學開拓見聞，其後為了改善家境，果斷轉而從商。1936年，慎鏞虎赴中國大連，1940年轉往北京從事糧食經銷，但隨著二戰結束，在北京的資產被中國國民黨凍結，他只好落魄歸國。1946年再次創業，成立出版社「民主文化社」，希望透過出版推動國民教育與文化發展，但當時韓國圖書發行體制尚不完善，書款難以回收，旋即倒閉。幾度創業失敗後，他想起：在中國，孩子們無法上學；但在韓國，即使沒錢，父母也有強烈意願把孩子送去學校。於是1958年，他再度創業，成為第一個提出「教育保險」的人。這就是後來人們所熟知的「教保生命」。如今是韓國三大壽險公司之一。慎鏞虎對教育與閱讀的重視，體現在各處。教保生命在各地興建辦公大樓時，往往將地下空間留給書店。最初，公司高層認為這不合商業邏輯，擔憂書店虧損拖累公司。慎鏞虎仍堅持開設書店，並立下「普及閱讀人口至千萬」的目標。這些從辦公大樓底下開始的書店，後來發展成現在韓國最大的實體書店網——教保文庫。（由大山基金會發行的刊物。封面人物：創辦人慎鏞虎）教育、保險、閱讀，並不是彼此分離的事業，而在同一陣線，對文化進行長期投資。1992年，正是在這樣的脈絡下誕生了大山基金會。現任理事長慎昌宰是慎鏞虎之子，他原不是典型的企業接班人，選擇進入首爾大學醫學院，後來成為婦產科醫師與大學教授。1993年，慎鏞虎被診斷出癌症後，慎昌宰以醫生身分陪伴父親治療，才逐漸被身邊人勸服，回到家族事業。同年，他接手剛創立不久的大山基金會；1996年進入教保生命，2000年接任會長。「我小時候有很多夢想：發明家、老師，但從來沒想過當 CEO。」多年後慎昌宰接受採訪時如此說。●慎昌宰是一名作風強烈的CEO。2000年初，教保生命正受亞洲金融風暴重創，財務狀況嚴峻，慎昌宰以激烈方式推動改革。譬如安排企業內的「假新聞」，在對500名員工演講時宣布公司破產，製造危機感；也曾讓員工參與模擬葬禮，自己和高階主管一起寫遺囑、穿喪服、躺進棺木裡。做為一名婦產科醫師17年，慎昌宰接生過約1000名嬰兒。在大山基金會創立20週年的訪談中，他說：「同一件事如果做了一千次，通常對它的敬畏感與神祕感就會消失，但生命誕生的瞬間卻不同。每一次，一個新生命誕生的瞬間，都會帶來全新的感動。」他說，自己是以同樣的感受，在經營教保生命與大山基金會。我問張根明怎麼看老闆從婦產科醫生，轉為壽險公司接班人，又成為基金會理事長的履歷轉變。「從提升人的價值、從事有助於人這點來看，醫生與理事長，其實共享同樣的哲學吧！」他說，而且也算是幫助各種文學家「接生」作品。另一方面，從青少年到成人，大山建立了對照不同人生階段的支持制度。「我們都知道文學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應該從小投資到大，就像壽險一樣。難道不是這樣嗎？」大山基金會果真包辦了一名作家從小到大的各種階段。從針對學生的青少年文學獎、大學文學獎；補助出道10年以下青年作家的大山創作基金；針對成熟作家的大山文學獎，以及作品的外譯補助──在不同階段，都為創作者們提供了向上攀登的突破口。●2024年韓江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後不久，《紐約時報》刊出一篇報導，文中，英譯多部韓國小說的資深翻譯家金智英（김지영）談到韓國文學外譯的現況。她提到，近年來韓國政府在文化與藝術教育方面的資助持續減少，目前最大的侷限仍是譯者人數不足。「我們需要更多譯者，才能把韓國文學的多樣性與驚人的廣度帶進英語，以及其他語言之中。」她說。翻譯一部作品何其艱辛，翻譯後也未必會得到出版社的善待，且年輕的譯者更需要獲得機會與培養。金智英曾獲得過多次翻譯補助，其中一次來自韓國文學翻譯院（2011），三次來自大山基金會（2013、2008、2005）。2011年，金智英因翻譯申京淑的《請照顧我媽媽》，與作者共同獲得「英仕曼亞洲文學獎」，創下韓國作家首次獲獎的紀錄。金智英並非憑空出現的譯者，她的母親余英蘭（유영난） ，是將韓國文學英譯的第一代譯者，2002年曾以《永遠的帝國》英譯本獲得第10屆大山文學獎「翻譯部門」大獎。二十多年後，金智英以千明官《鯨》（2004），一舉入圍2023年國際布克獎短名單，也在2025年獲得第33屆大山文學獎「翻譯部門」。時間橫跨23年，母女兩代翻譯家，都曾在大山文學獎留下名號。這也是大山基金會的特別之處：它支持的不只是單一作品，而包含作家、譯者，更以長期支援，培養整體文學環境本身。「我們基金會每年約有30億韓元的預算，但比起韓國文學翻譯院（LTI）來說，可能說不上多。」張根明說。基金會工作夥伴只有八人，卻盡力以最高效率，將每個補助品項做得完善。最重要的大山文學獎包含詩、小說、戲劇、評論、翻譯五個部門，並以該年發表的「作品」為主，各選出一位得主，頒發5000萬韓元獎金。翻譯方面，外譯補助每本最高1600萬韓元；海外出版補助費則有500萬韓元。目前為止，大山基金會已推動400本韓國文學在海外翻譯出版。但大山並不只把韓國文學送出去，它也將重要外國文學譯介到韓國本土，與出版社「文學與知性社」合作，推出「大山世界文學叢書」系列，至今已達200本。「這套叢書的宗旨，是向讀者介紹那些具有文學價值、但尚未在韓國介紹，或有必要重新介紹的文學作品──文學性是最重要的標準。」叢書範圍廣泛，包含托馬斯・曼、托爾斯泰、三島由紀夫、辛波絲卡等；華文書則有杜甫詩集、《西遊記》、張愛玲《傾城之戀》、陳映真《忠孝公園》等。 （由左至右：《傾城之戀》韓文版、《西遊記》韓文版、《素食者》英文版）但是這些經典作品的讀者廣泛嗎？出版大部頭經典作品，是否會有經營壓力？他說，韓國讀者人口有限，但興趣卻非常廣闊。前陣子，他們出版的《唐詩三百首》很受歡迎，「我很驚訝！我猜是社群媒體上正在流行分享唐詩的緣故。」當然這些努力未必都能立刻換算成銷量或國際獎項，他回到大山最基本的信念：「不只是文學，文化支持事業本來就不應該期待短期內立刻看到成果；而是必須以長遠眼光，長時間、持續地支持，才有可能結出果實、真正發光。基金會從創立階段開始，就抱持著這樣堅定的信念。」如果說翻譯與出版補助，是把成熟作品送往海外的最後一哩路，那麼青少年文學獎、大學文學獎、大山創作基金，則是大山更早布下的入口。在一個作家成名之前，誰先給他第一次被看見的機會？●大山已頒發2400名青少年創作獎，並以創作基金支持過300位作家。「若非如此，許多青年作家在門檻嚴苛的韓國文學傳統體制中，幾乎沒有發表創作的可能。」張根明說。如今享譽國內、甚至被譽為有望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小說家金愛爛（김애란，1980-），便曾在2002年獲得第一屆大學文學獎，並透過在代表性季刊《創作與批評》上發表小說，從此進入文壇。韓國文壇原有歷史悠久的新人登壇制度，例如《新春文藝》（신춘문예）。每年元旦，各大主流報社在頭版公布得獎名單，是一座極具權威性的窄門，許多成名作家在出道前都經歷過數次落選，韓江便在1994年便憑藉短篇小說《紅錨》獲獎出道。該獎雖提供無背景的新人一個憑實力說話的舞台，但近來也有批評認為，其評選標準流於保守，且給予得獎新人的後續支援不足，不少得獎者在出道後難以維持長期創作生命。給予出道10年內青年作家的大山創作基金，正在於補上這段後續支持。當年，在獲得大學文學獎後，金愛爛在2005年獲得創作基金，有了一筆能夠專注於創作的經濟支持後，她出版了第一本短篇小說集《奔跑吧！老爸》。多年後，金愛爛曾在文章中感謝大山基金會：「從大學時代起步，二十多年過去了；如今我既不老也不年輕，但隨著歲月的流逝，我漸漸明白，世間最珍貴的莫過於時間，而『基於某種願景和信念，經年累月積累的時間』更是彌足珍貴。」除了獎金，大學文學獎的得獎者也會獲得海外文學紀行，不同文類的青年創作者們將拜訪歐洲城市，並在當地與世界作家進行訪談。去年，得獎者們在柏林見到了2024年布克獎得主珍妮・艾彭貝克。往年也曾安排訪問英國的朱利安・巴恩斯、愛爾蘭的約翰・班維爾、日本的平野啓一郎、多和田葉子等作家。「希望明年能在德國見到陳思宏。」張根明說。「看著這些世界作家溫暖歡欣地迎接剛剛踏上文學之路的新銳作家們，我有時也會感受到一種，類似跨越國界的文學夥伴意識。」他說。●我告訴張根明，最近獲得布克獎的臺灣作家楊双子曾在受訪時自問：「像韓江兩次入圍國際布克獎、得獎一次，對她國家的文學是有幫助的嗎？韓國的文學有因為這樣更多地進入到英語世界嗎？」對此，張根明的回答是：有的。「在韓江獲得諾貝爾獎後，的確創作與翻譯都有很多新成果。」最近申請翻譯補助的作品量確實有所增加，文學創作者也變多了。這一方面與韓江獲得諾貝爾獎有關，另一方面，也與外界對韓國文化、韓國文學的關注提高有關，並且「越來越多韓語能力優秀的外國母語譯者出現，世界對韓國文學的關注提高了。」他卻在這時提出擔憂，「但也可能是因為透過AI翻譯與創作變得更容易了。」張根明說，對於基金會而言，他們更在意的，是如何解讀變化、如何回應變化。最後我問他，從基金會的經驗來看，若本土文學希望有更多作品被翻譯、出版並介紹給海外讀者，最應該先補強哪一件事？譯者、文學獎、創作支持、出版合作、國際交流，還是這些條件都缺一不可？他回答我，這個問題實在很難提出一個普遍性的答案。「從事這個領域的人，恐怕每個人都有不同的答案，也都在用不同方式努力吧。」就大山基金會而言，他們創立三十多年來的願景一貫是：把珍貴的文學經驗傳遞給讀者，「包括海外讀者喔。」張根明說。換句話說，他們之所以想把本國文學介紹到海外，並不只是「弘揚民族文化精神」這樣的標語──是為了把文學經驗，且是不可替代的文學經驗，傳遞給另一種語言裡的讀者。他很快以臺灣舉例。「楊双子獲得布克獎之後，應該會有許多韓國讀者去找她的書來讀。」他說，而韓國讀者或許能在楊双子的作品中找到一個問題的答案，那就是：同樣經歷過日本殖民，為什麼韓國人與臺灣人對日本的眼光會有所不同？透過這種不可替代的閱讀，韓國讀者能加深對臺灣人的理解。「這樣一種理解他人的、非常珍貴的文學經驗。」他說，「我們會努力持續將這樣的事物，傳遞給海內外的讀者。」訪談結束前，我問張根明能不能拍照，他立刻笑著擺手，搖頭拒絕，「我只是一個工作人員啦。」他說。看到我有些不知所措，他心軟了：「但你能側拍我工作的樣子。」於是便開始和一旁的翻譯家金泰成，討論起下一本叢書的翻譯。（由左至右：張根明、金泰成）

文・蕭宇翔／圖・鏡文學 今年首爾國際書展甫於6月28日落幕。鏡文學《文學新聞》特派記者專程赴現場採訪，除書展活動外，也專訪數位韓國出版界人士。系列報導今天起陸續刊出。 「我本來拒絕了《一位女性殺人犯的素描》的出版企畫。」李恩惠說。她是文罈子的總編輯，年輕時曾是學術記者，在報刊上主導過《尋找最佳經典譯作》、《韓國之美：尋找最佳藝術作品》等深度專題。2007 年投入創立文罈子出版社，長年出版厚重的人文社科經典著作，從皮凱提《21世紀資本論》、史奈德《血色大地》、余英時《朱熹的歷史世界》，到《三國演義》、《水滸傳》、莎士比亞戲劇等經典，以及重要的傳記作品《桑塔格傳》、《班雅明傳》，都在文罈子的出版譜系，使文罈子被讀者們稱為「磚頭書專門戶」。她也是閱讀的狂熱者，白天提早兩、三小時到公司讀工作上的稿件，下班後更大量閱讀自己想讀的書。問她成為一位編輯要做些什麼工作，她答，「所有事！」但最重要的是精細的校對，提煉出作品的情感與節奏。「我們不應將資深編輯視為落伍者，而應視他們為文本潤飾的專家。」雖然最常出版的是人文社科類的經典著作，但她一直渴望出版文學作品。近年，文罈子陸續推出莫言、閻連科、雙雪濤等中國作家作品；臺灣作品則包括白先勇《孽子》、唐諾《在馬奎斯的書房裡》、陳雪《惡女書》、鄧九雲《女二》。李恩惠說，譯者有兩種，通常是出版社委託適合該書的譯者；也有時，是譯者主動向出版社提案請纓，今年6月韓譯出版的《一位女性殺人犯的素描》便屬後者。與李恩惠素有往來的譯者金珠熙在讀過胡慕情的前作《黏土：灣寶，一段人與土地的簡史》後便記住了這個名字，懷抱著有朝一日將胡慕情引介到韓國的願望。然而《一位女性殺人犯的素描》的寫作構成相當奇特，第一部分是作者胡慕情與死刑犯林于如的信件往來，呈現了獄中採訪的困難；第二部分則收入林于如漫長、主觀、未必可靠的自傳；最後則是對所有素材的反思，辨析自傳的真偽、回應司法媒體，並自我詰問。每一部分都體現出書寫的艱辛，且最終也無明示案件的動機與真相，一點也不大快人心。以韓國的社會風氣來說，探討「加害者」幾乎是倫理禁忌。首爾書展期間，韓國先驅商業報（Herald Business）的採訪記者金賢京便向胡慕情提到，韓國社會並不太願意傾聽加害者的聲音，至於「女性加害者」做為核心的書，在韓國也極為少見。 （胡慕情，與韓國記者李多惠於臺灣館進行座談。圖片來源：文策院） 同時間，韓國日報（Hankook Ilbo）曾任職犯罪及法律事務組的文化記者崔多苑，也特別向胡慕情提到，在韓國，無論是新聞報導或書籍，對於犯罪者敘事的過度關注，往往都會引發很大疑慮，可能被用來為其罪刑辯護，或淡化其應付的責任。並說，「韓國讀者們可能會感到困惑，那就是這本書最終沒有客觀的真相。」李恩惠最初收到韓國經紀公司的提案資料，感受到的也是深深困惑，不知如何定義與理解。那為什麼最終還是出版了呢？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李恩惠把我帶出熱鬧的展場，「去別的地方談吧，比較安靜。」她說。●李恩惠步伐從容，但速度很快，原來她事先找好了附近飯店的接待大廳。藍寶石耳墜、蕾絲頸飾，一身飄逸的黑色長裙。走了一會兒，我才發現她腳上穿的是Nike運動鞋。說話時，她的英語一字字吐露，帶著渾厚胸音，且語調聽起來審慎斟酌。我問她為何對這本書感到憂慮重重。「書的第二部份，也就是林于如的自傳，我讀得毛骨悚然。在幾乎完全以加害者為中心去發掘故事的情況下，我擔心人們對此提出責難。」胡慕情的書會盡可能讓讀者感到不舒服，把讀者帶離既定說法，李恩惠說，對於沒有掌握事件細節的讀者而言，要他們先把核心公權力提供的資訊與判斷擱置在一旁，去重新思考，是具有極大挑戰性的邀請。「脫離『框架』的讀者，會很快置身於一片廣闊的思考空間裡，不知不覺，承擔起與作者相似的責任感。」她說。而這是韓國讀者並不熟悉的。李恩惠說，韓國女性一旦犯罪，就會格外顯眼，也會被媒體聳動地、扁平化地報導，一直都是如此。但近幾年，幾起備受矚目的女性犯罪案，已難只用「抵抗家庭暴力」、「怨恨」等舊有框架理解。她舉例，2019年，高有貞為了守住現在的再婚家庭，展現出極端的控制慾，不惜殺害前夫；2023年，鄭有貞透過家教App尋找目標，殺害同齡女性，並竊取自己所羨慕的身分，用以解除自卑、滿足好奇。這些案件顯示出女性犯人的處境頗為複雜，但卻面臨主流媒體更嚴重的消費。只因為同樣是女性重大犯罪，鄭有貞事件發生時，媒體就冠上「第二個高有貞」，或用「鄭有貞不同於縝密的高有貞」這樣的方式報導，藉此經營聳動標題。這彷彿製造出一種「邪惡女性的譜系」，以此消費她們。事實上這兩人的動機與背景完全不同，但韓國民眾大多無意理解。韓國讀者一方面高度重視受害者敘事，擔心加害者的故事會淡化責任；另一方面，女性加害者又往往被媒體以殘酷、私密的方式審判，外貌、戀愛史、是否整形刺青，都可能被放大檢視。《一位女性殺人犯的素描》若要進入韓國，面對的將不是單純的市場問題，而是一連串的倫理問題。李恩惠可以想像，多數人會先問：「為什麼我要去了解一個殺人犯的內心呢？」「但胡慕情書寫的可貴之處正在於，不把殺人犯簡化為怪物，也不把她重新包裝成單純的受害者，而是要求讀者在不赦免罪行的前提下，暫緩判斷，去看一個女性如何在龐大的社會結構下，被推向最終難以回頭的位置。」書稿擱放一年後，譯者又傳來一份更詳細的評估報告，以及《一位女性殺人犯的素描》獲臺北國際書展大獎的消息，李恩惠因此重拾這本令她掙扎的書。「文學獎與國際能見度是風險評估的重要環節。作家首先必須在母國有知名度，海外才有可能形成知名度。」李恩惠重讀《一位女性殺人犯的素描》，但不是把它當做一本典型的犯罪類型書寫來考量，而是以文學性、公共性、能否引導韓國讀者，來重新衡量出版價值。「羅蘭・巴特曾說，寫作是要動搖這個世界，向它提出疑問，但作者要拒絕給出直接回答──我認為胡慕情的書寫正實踐了這句話，用文學問出更進一步的問題，並交由讀者回答。」「是什麼樣的社會，使犯罪不得不發生？」以這道問題為出發點，李恩惠最終決定出版這本書。「我們覺得，或許是時候一點一點聽見加害者的聲音了。」但是，該用什麼方式來「聽」呢？●「我們最在意的是封面設計。」李恩惠說，臺灣版封面在韓國無法照用，首先，她認為「插畫」會削弱非虛構作品的強烈感，所以她選擇去除所有形象；其次，在顏色上她也刻意去除性別。另外她最想避免的，是讓這本書看起來像犯罪書或犯罪小說。「因為這根本不是一本關於殺人的書。」設計師一開始做出典型謀殺類型的提案，她立刻退回，要求重做。在標題上，由於林于如事件完全不為韓國人所知，胡慕情也是第一次被介紹進來的作家。因此，為了讓讀者記住這本書中年齡相近的兩位主角，李恩惠並置了二人的簡介文案在封面上，營造出一種對立的張力，「這本書是兩人的協奏曲。」她說。 （韓國版封面並列兩人的簡介：林于如，1981年出生，臭豆腐店媳婦，因謀殺娘家母親、婆婆與丈夫被判死刑，是臺灣第一位女性連續殺人案犯、弒親者，也是監獄中現存的唯一女性死刑犯；胡慕情，1983年出生，傑出新聞獎得主、非虛構作家，橫跨3年採訪，為加害者，同時也是受害者的林于如完成肖像。） 「我們沒有強調它是聳動的犯罪文學。韓國已經過度消費犯罪題材，所以，我們在宣傳上聚焦的是『加害者故事』這一點。」她尤其佩服這本書既運作冷冽的節制力，同時又包裹溫暖的文學性，「處理犯罪的作家，若不急著分辨光與影，而是克制判斷，這樣一來，閱讀這本書的讀者，就會握有將黑暗轉換為光明的可能。」她提到，書中的留白，預告了一種巨大的轉換力量。翻譯上，也努力維持一種接近「紀錄片旁白」的冷調，「開篇〈謀殺〉一章就是代表。描寫準備殺人這種最可怕的場景時，越是要排除感情，淡然追隨行動本身。譯者極力保留了原文的呼吸。」與其配合韓國市場改變內容，李恩惠表示，他們更集中精神於「不破壞原文那種『暫緩判斷』的態度」，「原文本身非常優秀，所以我們所做的，就是忠實移植它，守住它固有的節奏，並讓韓國讀者沉浸在韓文中最自然貼切的詞語。」她說，最長時間思考的，是標題「素描」。作者並不斷定林于如，而是小心翼翼勾勒出她的輪廓，這態度就包含在這個絕妙的詞裡。可是，在韓文標題中直接使用「素描」，會讓人覺得有點輕盈，像未完成的習作。長時間思考後，李恩惠選擇了「肖像」（초상）這個詞。「肖像」不只是單純的圖畫，而帶有長時間凝視一張臉、一段人生的感覺。因此，在原文的「素描」，以及這本書的「重量」之間，他們找到最適當的平衡，就是「肖像」。選詞之所以困難，與整本書的態度密切相連，決定了要以什麼面孔，將這本書交給韓國讀者。問她有沒有什麼「文化差異」是難以解釋的。李恩惠回答：「韓國和臺灣社會其實沒有太大差異。不過，韓國同婚尚未合法，所以林于如向胡慕情求婚這件事，讓我們感到很衝擊。」而令李恩惠百般深思，真正的文化差異，或許是臺韓的出版環境，以及非虛構書寫的現況。●在她看來，韓國並非沒有社會議題，也不是沒有記者。問題是，像胡慕情這樣長時間接近現場、承受倫理風險，並把受訪者自傳、司法判決、媒體報導與自我位置全部融入創作的非虛構書寫，在韓國仍相當難以得見。韓國也有突出的非虛構作家，例如韓勝泰長期親身進入勞動現場，完全以勞動者身分生活並寫作；近年書市也出現殯葬、遺物整理等死亡勞動相關作品，成為暢銷書。但整體而言，韓國仍以散文為主，專門寫非虛構的作者群極少，且主題主要突顯在勞動。文罈子近年出版「傑作非虛構」系列，反應不錯，但許多作品其實更接近歷史書或社會科學書，且至今沒有韓國作者入列。「我們真的只把傑作收入這個系列。若放到全世界比較，韓國的非虛構還不太發達。」一大原因是，「韓國還沒辦法讓作者像胡慕情那樣，獲得制度性支持，與持續寫作的條件。記者偶爾會嘗試，但無法做為長期計畫進行。」為了促進深入報導的可能性，幾年前，文罈子參與了《韓民族21》（한겨레21）與多間出版社共創的報導文學獎，希望鼓勵長篇非虛構寫作。但第一屆以企劃書當選的作者，實際進入採訪時便遭遇重重難關：直面巨大的創傷事件、與受訪者建立關係、同意與信任的拉扯、自我質疑，許多實務問題接踵而來。「企劃書雖然雄心壯志，作者們卻缺乏這方面的實際經驗與膽識。」第一屆當選的四名作家，皆遲遲無法完成採訪，獎項最終廢止。「我們尚未具備能夠突破採訪現場的問題意識。」李恩惠說。她提到，由於若詳細報導此事，恐怕會對《韓民族21》及當年的入選者造成困擾，所以針對獎項的無疾而終，韓國媒體沒有進行太多報導。但她仍然向我分享了當時的案例。比如有一位作家想報導MeToo事件，但當意識到許多受訪者害怕被告、被害者不敢講述，他表示自己無法承擔，便退了一步。這是柳雲貞（류운정）的報導計畫《「연희단거리패」（暫譯：演戲團街牌）的藝術為何邪惡》，揭露的是韓國戲劇界教父李潤澤的劇團性暴力事件。另一位作家想要調查韓國大規模的基督教剝削、性侵教徒事件，但由於擔憂可能遭到人口龐大的信眾圍剿，最後也作罷。這是朴道亨（박도형）的〈萬民中央教會 1999–2019：受傷者的排他性連結，以及其中的偶像與暴力〉企劃。由於各方面的擔憂，以上兩案的作者，都是以筆名參賽。因此《一位女性殺人犯的素描》的出版在韓國顯得特殊。比起市場反應，媒體反應顯得相當熱烈。李恩惠接到好幾通記者的電話，同為記者的他們，被這樣的書寫迷住了，書籍也被主要日報在重點版面報導。胡慕情的書寫承受住，並示範了非虛構寫作相當困難的部分：長期訪談、反覆懷疑、查證失敗、與受訪者建立誠實的關係，而即便最終無法抵達真相，仍把這個『無法』本身寫出來。●「你的問題太難了。」這是那天李恩惠對我說的第一句話。途中，碰到比較複雜的回答，有口譯在旁，李恩惠便放心地以韓文回應，不過明明知道我聽不懂韓文，講話時，她的眼神仍直截地看著我的眼睛。 現在訪問結束了，她露出笑容，表示剛剛答得不確實的地方，會再寄信給我說明。我們來到飯店外，尋找著拍照的地點。艷陽高照的街上滿是行人與車潮，好不容易站定一棵松柏下，一輛外送機車突然駛上人行道，停在李恩惠身後，騎士很快下車走入展場送餐。「去星空圖書館吧，你應該還沒去過。」她提議，就在書展同一棟的COEX商場裡。我的確還沒拜訪過這間知名的大圖書館，「不過要趕快，五點得趕回去。」她說。於是我們又跑了起來，這次是在室內。星空圖書館果然十分壯觀，龐大的書牆如波浪般流過整個空間，五萬本藏書層層築壘，和流動的手扶梯鑲嵌在一起。「二樓風景比較好，不過我們沒時間了。」拍完照片，趕回展場的途中，我才注意到，她的鞋帶沒有綁好，像是臨時收束、塞進了鞋面，暫時維持住不鬆落。她是何時鬆脫了鞋帶，又是何時臨時綁好了呢？我完全沒有察覺。「出版社總編輯是世界上最忙碌的工作，我已經習慣凡事迅速解決。」她說。臨走前，我感謝她在書展期間還特地抽空受訪，最後又問了她最喜歡《一位女性殺人犯的素描》裡的哪一句，她思緒停頓，說喜歡書裡的最後一句：「幸好來過。」

文・洪瑋其／圖・翻攝自講談社官網 日本出版公司講談社宣布與大日本印刷公司、印度IJ Kakehashi Services共同合作，於7月在印度成立出版社Kodansha India（下稱「講談社印度」），並於秋天開始營運。這是日本首個在印度設立公司的出版社，講談社旗下的熱門漫畫如《進擊的巨人》、《藍色監獄》等，將翻譯為英語、印度語，在當地印刷、發行，正式進軍印度市場。「講談社印度」由講談社提供內容、大日本印刷公司負責製造，IJK公司支援當地經驗，以出版紙本書籍為主，預計將推出200部漫畫，同時經營IP活動，並發行繪本、童書等。在印度，書店販售熱門日本漫畫、每年開辦動漫展、熱絡的cosplay等等，已經不是新鮮事。不只日本經典動漫如《哆啦A夢》、《寶可夢》、《蠟筆小新》等受到歡迎，近幾年流行的作品如《進擊的巨人》、《SPY X FAMILY間諜家家酒》，也有不少讀者。2025年《鬼滅之刃》電影版在印度上映，更成為印度史上票房最高的動畫電影。根據預估，印度大約有1.2億動漫愛好者，而串流平台的普及，也使接觸動漫的人口比例逐漸增加。「講談社印度」即是將目標瞄準14億印度人口中近3成的Z世代族群，預期在5年後創造數十億日圓的營收。直接在現地製造、發行漫畫的策略，與印度市場的現況有關。目前講談社的漫畫，是將英譯本直接從美國運往印度，成本高昂，同時難以預測市場的接受程度。此外，進口的英語漫畫價格昂貴，單行本在當地的售價可能是日本版漫畫的二到三倍，不只難以入手，也使得品質不良的盜版漫畫猖獗。相對來說，成立當地公司，可以就地製造漫畫，降低成本、壓低售價，並能快速掌握市場反應、調整銷售策略，還能自行掌握IP經紀，推出優質活動與周邊商品。價格實惠、購買便利、品質優良、活動與商品眾多，透過完整且吸引人的漫畫體驗，以期與盜版漫畫對抗。而成立當地公司也較為容易針對盜版行為採取相應的法律行動。評論認為，「講談社印度」是企業從「商品出口」轉向「IP出口」的重大轉變。在國內市場漸趨飽和的情況下，「內容產業」的外銷，將是未來日本企業的趨勢。講談社的新舉措，勢必將帶起更多日本公司思考前進印度的可能。

文・廖書逸／圖・翻攝自企鵝藍燈書屋官網英美兩大出版社費伯（Faber）與克諾夫（Knopf）剛剛於6月16日聯合宣布，將於明年三月推出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石黑一雄的全新著作，一部融合了音樂主題與幽默調性的間諜冒險小說。這部名為《蘭伯特小姐踏入危險》（Miss Lambert Steps Aboard Danger，中文書名為本文暫譯）的新作將是石黑一雄的第九部長篇小說，背景設定在1930年代、二戰爆發前夕的英國倫敦，描述神祕的蘭伯特小姐與一名音樂廳的狂熱愛好者相遇的故事。出版社的公告寫道，「在這個故事裡，所有事情都和表面所見的不同。」費伯出版社的出版總監安格斯・卡吉爾（Angus Cargill）表示，這部作品「融合了石黑一雄對音樂、藝術和電影黃金時代的熱愛，將為他的作品集帶來令人玩味的新轉折。」而克諾夫出版社的總編輯喬丹・帕夫林（Jordan Pavlin）則將這本書形容為間諜小說與伍德豪斯（P.G. Wodehouse）式幽默的完美結合。「讀者將感受到小說人物在故事中所流露的喜悅、他們天生的善良、令人感動的英雄之舉，以及那種甚至會讓他們突然唱起歌來的純真與活力，」帕夫林在聲明中表示，「我相信沒有任何讀者能夠抗拒蘭伯特小姐的魅力。」石黑一雄出生於日本，五歲時移居英國，其所有作品皆是透過英語創作。他是暢銷小說《別讓我走》（Never Let Me Go）的作者，曾以小說《長日將盡》（The Remains of the Day）獲頒1989年的布克獎（Booker Prize），並於2017年因「他充滿強烈情感的小說，揭示出我們與世界連結的錯覺底下的深淵」而獲頒諾貝爾文學獎。《蘭伯特小姐踏入危險》將是石黑一雄自2021年的科幻小說《克拉拉與太陽》（Klara and the Sun）以來，睽違數年推出的第一部長篇小說。他最近期出版的著作，是2024年的歌詞集《那個我們在雨裡跨越了歐洲的夏天》（The Summer We Crossed Europe in the Rain，中文書名為本文暫譯），書中收錄他長期為美國爵士歌手史黛西・肯特（Stacey Kent）所撰寫的歌詞。除了將有全新小說作品問世，全球的石黑一雄書迷們還有另一個值得期待的好消息：由紐西蘭名導泰卡・維迪提（Taika Waititi）執導的《克拉拉與太陽》同名改編電影預計將於今年十月上映，主角克拉拉將由《星期三》主角珍娜・奧特嘉（Jenna Ortega）飾演，母親的角色則由演技派女星艾美・亞當斯（Amy Adams）擔綱，石黑一雄本人也以監製身份參與了製作。

文・洪瑋其／圖・翻攝自日本出版販售公司官網成立於1949年、日本規模最大的圖書經銷商「日本出版販售公司」（簡稱「日販」），近期發表了2026年3月期的收支結算。由於經銷部門持續虧損，日販社長富樫建在記者會上發表了極為嚴重的聲明：「不得不考慮結束經銷事業的可能性。」雖說出版業界虧損不是新聞，但像日販這樣有80年歷史的大規模公司，公開進行如此宣告，卻相當罕見。消息一出，出版業的存續再次引起討論。其中被認為是這波對日販營運造成最大負面影響的因素，竟是日本新頒布的《貨車新法》（トラック新法）。《貨車新法》全稱為《貨車適正化二法》（トラック適正化二法），主要是為了改善貨運司機的勞動條件、確保全國物流的穩定性、提升貨運業的品質。法案於去年6月公布，自今年起至2028年逐步施行。其中，影響出版業最劇的是「適正原價」制度，意指使運費合理反映實際成本，以保障貨運業。然而對於長期建立在低運費結構上的出版物流體系來說，新法等於是巨大的財務負擔。根據「日本出版經銷協會」估算，新法將增加約370億日圓的運輸成本，比之前的成本多出一倍。《貨車新法》帶來的衝擊，可說是突顯了日本出版產業的脆弱。出版業是日本社會整體的一環，當然不能自外於《貨車新法》這樣的勞動改革，但在此過渡時期，出版業所承受的衝擊也是極為現實的。由於運輸費用上升，加上書店數量減少、配送量下降、銷售量降低、退貨率過高等影響，日販的經銷業務收益持續下滑。早在《貨車新法》實施前，為了替經銷部門的虧損止血，自2025年年初，日販已停止向LAWSON和全家等兩家便利商店配送雜誌，但赤字仍持續擴大。日本另一圖書經銷公司東販，也面臨同樣的財務虧損。《貨車新法》的通過，等於是駱駝背上的又一根稻草。在此情況下，日本出版業界已意識到，必須對現有物流、產業模式進行改革。經銷商協會、出版方、書店方，都加入討論，提出解套方案：短期緊急改善方案集中在如何降低退貨產生的支出；長期調整則以調整圖書價格、出版業上中下游共同分擔運費等，為主要解方。業界人士也強調，整個出版業的維繫需要政府提供更強力的支援。舉凡《貨車新法》「適正原價」全面上路前的補助方案，到支援在地書店、便利商店等銷售點的生存，都需要政府的協助。《貨車新法》不只影響物流產業，也牽動著整個出版業界的生存。在新法全面實施之前，出版業界如何從出版、發行、銷售等各方面，止住全面性的虧損，維繫整體產業運作，將是一大考驗。

文・蕭宇翔／圖・鏡文學黃山料說自己沒有把那支影片看完。我問他為什麼。他搖搖頭。今年6月初YouTuber多米多羅的吐槽影片成為網路焦點，影片中他來回翻閱黃山料的小說，批評書中內容空泛、留白過多、角色扁平、情節單調，影片累積大量觀看，引發大量針對黃山料作品、暢銷現象的論戰，也包含一系列對其讀者的嘲諷。黃山料沒有看完影片，也沒有正面回應。只請長年合作的出版社三采文化整理批評內容，開會列點討論，然後照常過日子。難過嗎？他說還好，但不太敢和家人談到。幾天後才打給母親，「想到她大概已經知道了，怕她難過。結果我媽說不會，她和朋友一起看了三個小時，說那個脆（Threads）好好笑喔，網友都好幽默。」那些被批評為空泛、留白的做法，對他而言究竟意味著什麼？而他又是如何在金門成長、來台求學、服裝設計奪冠，出社會歷經三次改行，最後才轉往全職寫作，成為近年台灣最受關注的暢銷作者？黃山料至今已出版十本著作，系列作品蟬聯誠品暢銷榜5年，總銷量60萬冊。人生跌宕起伏的他，似乎早早練就一身本領，在最近的風暴中，還乾脆順便宣傳新書《我的黑道姑姑》。●三人面對面坐下，與黃山料同來的是他相識多年的友人，也是長期讀者，常一起討論創作，全程她不太說話，只在黃山料停頓時偶爾補充。我拿出錄音筆、平板，和慣用的300字稿紙，準備記下談話內容。黃山料很快察覺到這些熟悉的東西，展開笑容，「我小時候也用過耶，」他說，「小學三年級的時候，用這個（稿紙）寫作文，刊在金門日報。大概是我的媽媽、吃刨冰的一天，那類的。」他顯得有些興奮，於是我撕下一張給他，並問：才小學就有發表欲，因為可以賺稿費嗎？「沒有，就喜歡寫。就沉浸在自己的創作。」連日大雨，他竟忘了帶傘，全身濕透。我向他抱歉下大雨還約他採訪，不過我記得他在某篇專訪裡談到自己喜歡雨天。「對啊，蠻喜歡雨的。你都記得哦，你好細膩。」為何喜歡雨天？「雨天外面人少，我喜歡人少安靜的地方。但金門很少下雨，倒是常常起霧，起霧飛機就飛不了了。」他剛出生時，父親跟阿嬤一起賣木瓜牛奶、燒仙草、滷肉飯，「那時候整個島上都是軍人，就做食物給他們吃。小時候就是整天在一群綠衣人腳邊穿梭，偶爾被抱一下、摸一下頭。」「我都在牆壁上畫畫，把家裡畫得亂七八糟。我爸媽對我很好，沒有打我，就讓我一直畫，只要是身高能碰到的地方，都被我畫滿了。」只有跟同學打架時會被處罰，「不過通常都是我被人家打。小時候個性比較安靜，很難融入新群體，常被欺負、惡整，從9歲到12歲就轉學了四次。也很常被罰面壁，我爸有一面書牆，都是很嚴肅的書，我就順便看書，一邊打瞌睡。」「我記得有很多蘇東坡，有次我讀到烏臺詩案，他被貶到黃州，路上跟一群朋友趕路，突然大雨滂沱，所有人都在逃竄，只有他不疾不徐走在雨中，感受雨打在身上的感覺，後來有一段詞，他結尾寫：也無風雨也無晴──「外面是晴天暴雨都與你無關，把情緒還給別人，那是他們的課題，但你最重要的就是，清楚自己在做什麼，然後繼續創作──」有沒有讀到什麼比較奇怪的，或你比較不懂的？「莊子有一段很好笑，但我背不起來。小時候看不懂，覺得他在亂搞，長大之後看，就慢慢懂了。」哪一段？「道在屎溺。」你覺得是什麼意思？「平常你看不起、很低賤，讓你受傷、討厭的事情，都有它存在的道理吧。」●飲料陸續上桌，他點了一杯檸檬水，浸著冰塊薄荷葉，旁邊是健身標配的乳清蛋白搖搖杯，裝滿白開水。他邊說自己現在不能吃甜的，一邊遞衛生紙給我，「你的稿紙都濕了，飲料在流汗。」我謝了他，的確也有些汗顏，訪談已經半小時，還沒問到重點。當然，我也不能太冒進，要是他開始防備就麻煩了。你的人生看起來雖然滿波折，但做什麼也似乎都很成功，小時候就想好未來要怎麼走嗎？「根本沒有餘裕。」這時我才聽到第一個故事。黃山料是家中長子，下面還有三個弟弟妹妹。他父親當年負債五千多萬，常有人來家裡討債、敲門、叫罵。負債原因大人都不講清楚，結果愈不說，他愈不安，反而旁敲側擊探聽到一些更不好的事情。「我們家一直是在很窮的狀態下，想辦法生存。」「我高中在飲料店、餐廳外場打工。學校有個制度叫離島保送，不用跟別人競爭就能上大學，當時我想說，如果直接保送，就有很多時間打工。我不喜歡讀書，所以就填了一個看起來不必唸書考試的科系，最後誤打誤撞上了實踐大學服裝設計系。」入學後的黃山料，才發現材料都要自付，且所費不貲，打工的存款很快用罄，他感覺自己跌入了一個更深的困境。保送不能轉學、退學，他只能咬牙讀完。為了貼補材料費和房租，他和朋友常騎車去大直街、明水路、敦化北路的豪宅區，撿拾堆放路燈下的二手家具，再整修轉賣，還撿過一架鋼琴。為了趕上同儕進度，他每天坐在縫紉機前十八個小時，直到能縫出一圈又一圈間距完美等寬的圓形螺旋。當年上到「創作基礎」這門課，他懵懵懂懂聽到老師說：「創作必須從你的生命裡抽出來。」於是第一份作業便交了幾張照片：微距相機拍攝毛毛蟲、瓢蟲，「我想表達這些都是生命啊！」結果得到全班最低分，「什麼是生命？怎麼抽出來？我根本聽不懂！」老師在課堂上嗆他：「如果你連這個都不懂，回金門去算了。」同學們也跟著笑鬧起鬨，卻激起了他的好勝心。學期末，他不只把縫紉課追到99分，隨後又在校內設計比賽奪冠，同學老師大吃一驚，他回家後大哭一場，「我第一次有了生存以外的期待，覺得或許可以做一個設計師吧。」他被推派遠赴英國，參加倫敦國際畢業生時裝周（Graduate Fashion Week International），最後打敗各國高手，得了世界冠軍回來。「很像某種勵志故事。」他笑著說。 那時為了準備比賽，他回到童年和弟妹玩耍的戰地遺跡取材。他調整針織布電腦排序，讓連衣裙的布面留下如子彈射穿的孔洞，也模擬防空洞附近發現的迷彩偽裝網；為了讓服裝能塑形出碉堡的造型，他找到隔熱海綿，取代一般鋪棉或羽絨，撐出堅挺輪廓：有件繫在腰間的圍裙，則是模擬向敵軍喊話的「播音牆」。「全都是我親手縫的，根本是地獄。」他說。拿了冠軍，然後呢？為了付幾十萬的製作費，黃山料繼續拾荒，透支生活來養育藝術。直到有天，為了不想再重複這個循環，他開始思考，創作跟商業該怎麼結合。「熱情被消磨光了。那時候我才知道，很多創作者不是死在沒有天分，而是死在無法生活。」18歲新手入門，22歲世界冠軍，黃山料回到租屋處小雅房，想著怎麼在臺北活下去。●「那時候身邊滿多朋友創業的，我就做了一個影音媒體叫『一件襯衫』，拍朋友、寫文案、介紹各行各業的故事。後來流量不錯，轉型成一間廣告公司，開始接案。」結果做了三、四年就決定結束，「接案太多了。我發現自己沒辦法只為了賺錢而活，不快樂，很窘迫。」所以那時候遇到三采文化？「對，我甚至都還沒有粉專，只是一個喜歡在公司文案裡寫故事的人，他們看到了，問我要不要出書。」那年黃山料29歲，從自己創辦的公司離職，搬回金門，租了一個小窩，找弟弟妹妹一起裝潢，開始寫作。「太多年我都在想要怎麼生存、怎麼成功，都忘了我小時候有一個寫作的小理想。」我注意到他正在我給他的訪綱上塗鴉，畫了愛心、圓形、長方形各一，還有小花一朵。「我十四歲就在無名小站寫愛情故事，這些故事後來就發展成了第一本小說。」當年無名小站上沒人看的小說，多年後寫成《好好再見，不負遇見》，出版後熱賣26刷。也是這本書讓黃山料幾次捲入風波。「我一直覺得我的書，主體是語錄，小說只是附加價值。我希望人家翻開看到一句話會被打動，這樣就好，有故事的連續性只是一個划算的附加價值。編輯一開始也不能理解。」別人用純文學標準看你，你接受嗎？他開始回答得字斟句酌：「我一直覺得，『文字印在紙上』這件事，很多年前可能是電話簿、字典、說明書、文學小說。但你不覺得，今天應該有更多可能性嗎？自我風格的展現，情緒的傳遞，價值觀的分享，或是個人品牌──就不用看得那麼嚴肅。」所以你接受嗎？「我覺得可以啊。我知道不是每個人都能接受。」黃山料寫完一本書，會先請幾位編輯讀完，再問他們看到什麼重點、直覺上哪裡吸引人，蒐集各種意見後再當面討論。編輯們一開始也不懂為什麼要留白這麼多，「我的讀者，主要會是沒讀過課文以外的文字，沒有閱讀習慣的人，想給他們比較友善的閱讀體驗。」不，我的意思是，譬如有一個人，走進誠品，他逛來逛去，他停在架前，看到你的書，取下來翻了，覺得很有意思，把它買回家。你想像中會是什麼人？「跟我很像的人。我在簽書會遇到很多，很安靜，不喜歡吵鬧，內斂，但情緒很豐沛。不太懂得表達自己的人。」你是為了他們寫書嗎？「一開始就只是為了我自己，透過書寫來整理自己，幫助自我覺察、轉念啊。我可以講我的心理狀態嗎？」請說。「見面會、簽書會、傳訊息，很多人會跟我說他們被療癒到。我覺得滿幸福的，包括這幾天，輿論也沒有真的影響到我。遇到事情就處理，以前可能會傷心，多在意讚美，就有多害怕批評。」你覺得自己是一個作家嗎？「我自己覺得是。別人怎麼想，給別人去決定。」你會參考別人提出的標準嗎？還是更希望被用什麼方式閱讀？「都可以，真的都可以。」他說，並加上一句金句：「只有我讓別人自由地表達，我也才能有表達的自由。」「但我看到很多我的讀者，被別人罵白癡、智障、醜女、腦子有洞，我反而比自己被罵還要傷心。」這時我看向他身旁的那位朋友，過程裡她無比專注，大多時候保持沉默，偶爾也補充幾句，理應比我知道更多問題的回答，也難怪她幾度面露艱難的表情。相較之下，黃山料始終顯得冷靜，淡然，輕鬆。這時我竟發現她哭了，正要找面紙。黃山料已遞了好幾張給她。「我可以說話嗎？」她說，「這可以說嗎？」她看向黃山料。黃山料眨眨眼睛，決定自己回答：「我都發文跟讀者們說，希望他們不要出來戰鬥，把時間拿去陪家人，或讀一本書，或過自己喜歡的一天，去創造幸福，都比跟別人消耗來得重要。」「簽書會上他們都是一個又一個真實的人。」她補充。面紙揉在掌心。「我希望他們──把日子慢慢變好。你幹嘛哭啊？」在我面前的黃山料，當然，也是一個真真實實的人，他溫馴，體貼，擅長遞面紙，幾乎沒有自己的情緒。是的，我無從了解他的情緒，聽見的大多是一套完整消化後的妙解圓通。趁著黃山料關心對方的空檔，我盯著螢幕，搜尋著計畫好的訪綱，一時間卻不知道該再問些什麼。他的回答字跡工整，態度樸懇，像是填在格子裡的字。●《好好再見，不負遇見》裡，班上霸凌者稱呼一名女同學為「妮哥」，在網路上引起熱議。我問他怎麼解釋。他翻到小說第60頁給我看，寫的是角色「陳淑玲」因為膚色黑，在漆黑的走廊上被男同學撞見、取笑，從此有了綽號。黃山料說，他想呈現的是：「全班沒有人記得她的名字，只記得那個綽號。」他還補充，小說後面還寫到這個女生「長出自己的防禦」，開始自稱那個綽號，因為她覺得，如果連自己都這樣叫，也許就不算霸凌了。用自嘲的方式抵銷外界的惡意？「對啊。」他說。我繼續追問：你的書為什麼要留這麼多空白頁？「我想要它停頓，單純的停頓，不要插畫也不要圖片。你看這裡。」他翻開著名的「……。」空白頁，「他們的愛情故事結束了，準備各奔東西。我想要一個停頓的層次，讓它視覺化。」有人說浪費紙耶，「那他們可以買電子書。」他說。你幾次陷入「失言」風波，譬如採訪小燈泡媽媽時，你說，或許死亡的意義，是要喚起這個社會對殺人事件的預防──有人覺得不妥。你覺得被誤解嗎？「不會。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任務。我也是，包含接受這些。對。」2024年你在馬來西亞吉隆坡的簽書會上回答問題，說：如果有人對你家暴，你總是可以抵擋得住，那他就是適合你的對象──「這是我表達不好。有位讀者問到，前任會家暴，不確定什麼是適合的關係。當時我在發高燒，不知怎麼就拼湊出這樣的句子。結束後我就在飯店暈倒，送急診了。不要容忍家暴，但如果你還是繼續想在一起的話……我的表達確實不夠周全。嗯，還有嗎？」連續問了好幾個爭議事件，就連我也有點緊張，於是換了一個角度重新提問：你第一次面對大量的公眾情緒是什麼時候？「大學其實就有了。那時候有黑特實踐，他們都罵我買通評審、主辦方是我親戚之類的。」你怎麼回？「就隨便他們，我又沒做錯事。不在意的人就無敵了。」你從公眾的情緒裡看到什麼？「這真的要交給社會學家去回答了。我不能說。」這時他反過來鼓勵我：「但你一定會找到答案的，你一定會想出來的。」他表情認真地看著我，然後轉頭問起身旁的友人：你有沒有頭痛？有吃藥嗎？你會不會餓啊？我餓死了。當黃山料談及過往自己人生故事時，總樂於分享許多努力的細節，以及成功後的空虛，又如何因此轉向現在心靈與創作上的追求。但當我問及如何面對公眾爭議時，他的回答則明顯變得簡短扼要，格言般收起稜角。我決定再換個切入點試試：你怎麼看網路？你透過網路培養了很多讀者，但也同時在網路遭受大量批評。「我們走在路上不會看見一個人就破口大罵，但網路上可以，這好像不太真實。所以我覺得，就，好好生活──」所以你選擇善用網路好的一面，忽略它壞的一面？「我承擔它壞的一面。這是我的工作。」但如果寫作不再是你的工作了呢？你還會創作嗎？「寫作是不會停止的，因為那是一個自我療癒的過程──」但如果有天，你沒有讀者了──「等到那天發生的時候再說。再來想是什麼原因。」但你怎麼看銷量比較普通的純文學作家？「純文學作家要做非常多的歷史考究、田野調查，而且句子很精緻，我很尊敬，他們也是把生命抽出來，抽到燃燒殆盡，很佩服。而且，怎麼說呢，好像反而不那麼在意生活窘不窘迫？這我做不到，我總是想要平衡。」在影劇、短影音割據注意力的時代，出版業也會想尋找更容易被看見、摘錄、分享的書，黃山料的「平衡」，或許正是這個時代的產物。但是，當多米多羅的影片以「大眾心理挑撥師」定義黃山料時，彷彿是在責難這是一種「不真誠」的公眾關係。在一眾讀者眼裡的療癒言語，在另一種觀看裡，瞬間成為笑柄，那些金句看起來空洞而矯情。2019年黃山料在臉書上寫到陳玉珍向他親戚求愛的往事，與過往寫作風格完全不同，不只文筆細膩，更可看見他對「被觀看的人」其實有著敏銳的理解。在他的文中，求愛的人為了被關注，顯然得擅長逢場表演。如今，當外界的觀看轉向自己時，黃山料說：不要仇恨，創造幸福，繼續書寫。這究竟是溫柔呆拙的天性如此、行之有年的人設面具看不穿，還是求生意志為了心靈自洽，不得不然？他看起來懂得控制自己的身心，為了得到想要的結果，也希望自己總能夠提供大家所需要的──或如果大家不要，他也聳聳肩坦然接受。他看起來非常成功，事實上也是如此：從伸展台上的服裝設計，創立影音媒體，到後來的暢銷小說，黃山料一向擅長精準打中觀眾們的期待與胃口──直到觀看者不再只是評審、客戶或讀者，而是更龐大、更難預測的網路公眾。哪些句子會被讀成療癒或空洞？這段自白是真誠還是人設？這些，恐怕就連他也無法分說，只能承擔接受。離開前，我發現我給他的稿紙還留在桌上，不知道是忘了帶走，還是刻意留給我的。上頭只寫了兩行字：第一行空四格，是作文的標題──「黃山料是誰」。下一行，空兩格，答──「是我」。除此之外，大量留白。

文・廖書逸／圖・翻攝自Amazon官網紐約作家、媒體人史蒂芬・羅森鮑姆（Steven Rosenbaum）上個月出版了備受矚目的新書《真相的未來》（The Future of Truth，中文書名為本文暫譯），探討AI人工智慧如何影響並扭曲人們對於真相的判讀與理解。書籍出版後，卻遭《紐約時報》揭露，書中有多處引用他人的發言或文章，卻標注了錯誤出處，或甚至是徹底虛構，疑似為AI生成內容。多家媒體隨即採訪了羅森鮑姆，他坦承寫作過程中有利用AI輔助，但同時也提出了一些耐人尋味的反駁論點，引發熱議。羅森鮑姆是一名作家、製片人，同時也是非營利組織「永續媒體中心」（Sustainable Media Center）的執行長。《真相的未來》一書在出版之前就引發極大關注，不但諾貝爾和平獎得主、菲律賓記者瑪麗亞・雷薩（Maria Ressa）為本書撰寫前言，更有《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執行長尼古拉斯・湯普森（Nicholas Thompson）及多位知名記者出聲推薦，包括美國記者與科技專欄作家泰勒・洛倫茲（Taylor Lorenz）、美國國家雜誌獎得主麥可・沃夫（Michael Wolff）等人。這份星光熠熠的名單究竟背書了怎麼樣的內容？根據《紐約時報》報導，書中有起碼六處引文的錯誤，散落在各章節中：一段科技記者卡拉・史威瑟（Kara Swisher）針對複雜AI語言模型的分析，遭史威瑟本人指出自己「從未說過這些話」，而且「這些內容讓我聽起來好古板」；心理學教授麗莎・巴瑞特（Lisa Barrett）則稱書中提到她著作的段落，不但並不存在她的書中，同時也是「完全錯誤的觀點」；除了這些徹底的AI幻覺，另有幾處則是出處標注錯誤，或像是波士頓大學研究員李・麥金泰爾（Lee McIntyre）說他從未講過書中引用的話，但其內容基本上符合他的研究與思想。事件爆發後，羅森鮑姆發布聲明，承認書中確實「存在少數引用不當或合成的引言」，並表示他已經「自行展開調查」，將會全面審查並修正所有發生錯誤的段落。他強調，這些誤用純屬意外，自己「絕無捏造任何觀點的意圖」，並在聲明的結尾表示，「事實上，這些AI造成的錯誤，並未削弱本書所提出的更宏觀的問題⋯⋯如果這個事件能作為AI相關風險的一次警訊，那正是我寫作這本書的原因。」由於在《真相的未來》出版時，知名媒體網站《連線》（WIRED）也刊登了一段此書的書摘，因此在事件爆發後，他們首先將該書內容輸入目前可信度最高的AI檢測工具Pangram，得到了「53%由AI生成」的結果，並立刻聯絡了羅森鮑姆確認情況。羅森鮑姆再次重申他確實會使用AI來查找資料和進行語句的潤飾，但拒絕對Pangram的檢測結果發表意見，表示「這就像是問『你會打老婆嗎』一樣，屬於那種你無法回應的指控。」當被問到他是否會複製AI的回答到文章中貼上並進行修改，他回答「可能會」，而關於這是否有在本書的寫作過程中發生，他則回答「我不記得了」。如今媒體界對於AI的看法仍然存在分歧，所謂「合理使用」的邊界也持續在被重新劃定。即便爭議案例層出不窮，仍然有例如《財富》雜誌（Fortune）、《商業內幕》（Business Insider）等媒體選擇全力投入，積極鼓勵記者與AI合作撰寫報導。由於《連線》目前仍然拒絕刊登任何AI生成的內容，因此記者再次向羅森鮑姆確認該段書摘是否是由AI撰寫，羅森鮑姆回應：「你想找到一份一槍斃命的證據，但根本沒有那種東西。」他並提到一份報告，指出有高達82%的新聞工作者已在工作中採用AI，他因此認為《連線》的AI政策過於嚴苛，並推測《連線》的記者很可能也有在偷偷使用AI。在採訪的最後，羅森鮑姆表示自己不可能停止使用AI，若是為了避免發生錯誤，他甚至寧可放棄寫作。《連線》事後向報告的出處MuckRack確認了該項調查，發現82%的統計數字是將「語音轉文字」以及「查找資料」也包含在「採用AI」的範圍裡頭，真正「以AI輔助寫作」的記者僅有兩到三成。在此採訪過後，《連線》已經將該書書摘從網站上撤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