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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國灰姑娘》出版20年來，臺灣社會對移工的需求只增不減，而現今有著超缺工、高齡化、少子化三重夾擊的臺灣，我們該如何面對「長期照護」與「逐漸變老」的人生必修課 ？臺灣社會又該如何與移工相處、建立更完善的制度與觀念？本次明星讀書會邀請到著有《跨國灰姑娘：當東南亞幫傭遇上臺灣新富家庭》與《拚教養》兩本得獎暢銷著作的前臺大社會學系特聘教授、現為美國史丹佛大學資深研究員兼任史丹佛亞太研究中心台灣計畫主任藍佩嘉，與曾以《一位女性殺人犯的素描：她如何謀弒母親、婆婆與丈夫》獲得臺北國際書展大獎與金鼎獎，今年以新書《河人：一場山難，自由、暴水與生命的流向》入圍2026臺灣文學獎金典獎（非虛構寫作類）的作者胡慕情，進行對談。藍佩嘉與胡慕情緊扣「長照」、「聘僱移工」的切身經驗，勾勒出照護者家庭、外籍移工與勞動現況的立體面貌，也深入探討二十年來全球照顧鏈的變化，梳理臺灣現行的制度跟國外實際的照護政策，也與現場觀眾交流討論，引領大眾對於相互扶持、共存共榮社會的更多想像，更期待未來臺灣社會能落實更合理的勞動條件與更完善的制度，讓移工與雇主都能在相對平等的基礎上互動。 胡慕情：現在大家都非常關注「長照」，而它並不是一個單純個人的個別家庭的問題，而是我們這一代都沒有辦法回避的一個社會現實。對我來說，首先我要先謝謝老師寫了《跨國灰姑娘》，這本書幾乎奠定了我對於移工的看法，在我正式成為一個長照的照顧者後，面對很多衝突的時候的一個底線，老師的這本書裡有著很多提醒，它成為了我心中的一把尺。今天想要從三個部分來跟老師做討論，分別是：這二十年來全球照顧鏈的變化、臺灣的制度跟家庭，以及我自己在照顧跟聘僱移工的一些經驗。藍佩嘉：很高興今天有這個機會來和大家聊聊。關於「全球照顧鏈（Global Care Chains）」，這個概念其實是美國學者 Russell Pernas 提出的概念，他觀察到美國和意大利的中產階級的女雇主，聘用了菲律賓人來照顧她們的小孩，而這些菲律賓人又聘用了菲律賓更窮的女性來照顧她們留在菲律賓的小孩，這就像是一個全球照顧鏈，這個照顧的責任其實是一層又一層外包給更弱勢的女性。而我們可以去重新思考這個照顧鏈，全球照顧鏈聽起來比較像是一個單向、線性的，但我曾寫過一篇文章，提出另外一個概念，叫做「全球照顧迴路（Global Care Circuits）」，讓彼此可以互相回饋。我們今天請移工來照顧我們的父母，我們就用其他方式在幫助移工照顧他的父母或小孩，比方說：我們給移工合理的薪資報酬、合理的勞動條件，讓他即使不在場、不在家鄉，但移工仍可以用其他方式扶持到他們的家庭。如果是這樣的一個狀況，我們就不會覺得這個關係一定只能是剝削的、是掠奪的，我們也許可以用「迴路」的角度去思考整個全球照顧鏈，找到大家是可以協力或相挺的方式。 ▲ 藍佩嘉回顧《跨國灰姑娘》二十年再出新版，在原書基礎上，更新了臺灣近年移工政策的變革，全新的作者序更點出臺灣移工二十年來的變與不變。（圖／鏡文學） 胡慕情：就我自己成為雇主以後，我會潛水在臉書的雇主社團裡面，我就看到很多雇主非常可怕的發言，例如：雇主覺得移工吃太多了、移工怎麼可以要求休假，我覺得這好像並不是一個單純的觀念轉換的一個問題，似乎有更多的現實的情況使得雇主沒有辦法產生比較正向的「照顧迴路」，那老師是怎麼樣觀察這種雇主沒有辦法更動的情況？藍佩嘉：《跨國灰姑娘》從英文版出版到現在，真的剛好二十年，這二十年來，我們其實很多相關的制度已經出現了很多的調整和改進。所以，新版裡面有一個目錄，做了這20年來的很多的法規的變化，那你可以看到，在某個程度上對於移工的勞動人權的保障是有在進步的。確實雇主的反彈好像也在上升，因為大家會跟以前比，好像以前我可以這樣做、為什麼我現在不能這樣做？參照點是過去跟的比較，並不是跟聘僱本國勞工比較。所以我以前常說，就是說也許我們可以用一把尺來衡量一一如果你聘一個本國的看護，你會覺得可以這樣做嗎？比方說：如果聘一個本國看護，你可以偷偷裝攝影機嗎？我們心裡可能就會覺得不太OK。但是，話又說回來，聘僱外籍移工確實是一個很特殊化的聘僱關係，我們如果聘的是一個本國人，大家可以用市場機制來調節。但是當我們聘用外國人時，不管是這位移工要付出很多的成本，他才能來臺灣工作，或者現在可能是雇主要付出很多成本去聘外國人，同時國家又有很多的干預；當要轉換的時候，空窗期會造成很多雇主端有很多的困擾，也會造成移工端說很難像一般的本國人可以自由移動。所以我覺得很多是從制度面需要再做一些調整。▲ 胡慕情分享自己的長照經驗，認為「長照」並不是一個單純個人的個別家庭的問題，而是我們這一代都沒有辦法回避的一個社會現實。（圖／鏡文學）胡慕情：我外婆她是非常典型活過那種日本戰爭的那種女性，我自己在照顧經驗裡面觀察到是，也許是她們身處在那個年代，她其實會抗拒死亡，因為她們的整個的生命歷程是我要想著活下去，所以一旦承認我接受幫助，對她們來講好像就是「我必須直面死亡」這件事情。可是這讓我意識到很多的家庭，長輩因為非常抗拒這一些長照系統的幫忙，等到他出事的時候，他才會非不得已必須趕快使用移工，而這會造成後續非常多的情況。所以我想請問老師在實務的經驗上，為什麼這麼多的家庭會在很晚的時候才使用長照的資源？藍佩嘉：也許我可以先分享一下我家的經驗。就我父母當時也是抗拒使用長照或者是聘僱移工，我覺得他們的抗拒可能有兩個部分：一個部分就是很多長輩都覺得當他使用了這些照顧服務，就表示他自己真的很老了、很弱了，像這次新版我用了一個叫「我們都是時間的移民」來描述這個老化，我們其實跟環境的互動可能不一樣了，可是很多時候你是抗拒這個變化的；另一部分就是照顧者也很抗拒，如果外包出去，是不是代表我的能力不好，因為我照顧不好，所以才要去請人來照顧。當時我想要說服我媽媽請居服員來照顧，我媽講一句話讓我很震驚，我媽說：「鄰居如果看到有人來我們家照顧，他會覺得我們家沒有小孩願意照顧。」那你可以看到這是我們還蠻根深蒂固的一個傳統文化，我們一直還是覺得說小孩才是那個最理想的照顧者，孝親勞動才是那個最理想的照顧方式。你如果把爸爸媽媽送去養老院安養院，大家會覺得什麼？好可憐，好像是被遺棄的。在臺灣，大概不到10%的老人是接受機構照顧。在傳統孝道文化的捆綁下，大家還是對於機構照顧有一些很負面的看法，那你不願意去機構，但小孩不見得有能力或有時間或有意願照顧你，於是請了移工在家裡工作，表面上看起來還是三代同堂、還是住在家裡，維持了那個好像孝親照顧的表象。我們都還是依賴這種聘一個移工來家裡照顧的方式。我覺得最好一個對照例子就是日本，日本過去也是一樣很依賴小孩要照顧父母。可是，日本在推動長照保險之後，因為覆蓋率很高、提供很多機構的照顧，透過制度的變化。改變了文化，所以現在日本老人不會覺得要小孩孝順方式是要跟我住在一起。但是臺灣的長照制度，依賴很部分的稅收，覆蓋率有限，某程度上沒有辦法去撼動傳統的文化。我們透過國外市場的勞動力，去支撐傳統文化的框架，即便我們知道，其實很多時候已經已經搖搖欲墜了。很多的長輩，他都還是認為子女是一個最好的照顧者，這件事情真的是很不對，非常非常不對，關係越近其實可能有越來越多的摩擦，畢竟還是有一個階級關係存在。胡慕情：在老師的書裡面，提到一個「前臺」、「後臺」的概念。移工在雇主家必須扮演一個非常乖的角色、很多東西必須隱藏，等到他休假的時候，他才一個恢復一個人的狀態，但現在隨著科技、觀念、政策的進步，我自己的觀察是，很多移工在僱主家裡面，不見得真的有那麼大的前後臺的差別了，那老師怎麼樣觀察這件事情的改變？尤其是當這個前後臺慢慢模糊的時候，移工跟雇主的衝突為什麼還會存在？我們要怎麼面對或處理這樣的困境？藍佩嘉：二十年前大家都還在用Nokia，當時書裡面講的前後臺，就是地理上的前後臺，基本上就是以空間來說，前臺就是僱主家、後臺就是移工去放假的時候。那現在因為手機的關係，移工的前後臺當然會變得更加的復雜，他就算是周間待在雇主家裡，也可以透過手機，跟他家鄉的家人、朋友聯絡，所以之前不是有一本書，移工為什麼都在直播嗎？他透過這個手機，馬上可以創造一個虛擬的後臺了。對移工來說，我覺得有很多很正面的事情，他跟家人、朋友的情感的聯繫，甚至很多人都在帶貨，提供他很多兼差、賺錢的機會，有經濟上的收入。那當然對雇主來說，可能就覺得很困難了，抱怨移工為什麼都在看手機？我覺得我們也可以很正面看待手機這件事，以前覺得你一定要讓他學會中文，學會臺語，那現在可能甚至不用了，你用AI、你用翻譯軟體，可以做很多及時的溝通。所以，他其實對改善勞工關係、照顧品質是可以有正面的幫助的，或者，像剛剛講的移工能夠得到情緒支持，某個程度上也是好的，因為我們希望他可以健健康康的在臺灣工作和進行照顧，所以有很多新的變化、新的挑戰。▲ 藍佩嘉與胡慕情緊扣「長照」、「聘僱移工」的切身經驗，深入探討二十年來全球照顧鏈的變化，也與現場觀眾交流討論，引領大眾對於相互扶持、共存共榮社會的更多想像。（圖／鏡文學）胡慕情：不管是過去還是現在，我覺得整個國家似乎還是把家庭當成一個最主要的照顧支柱，即使現在已經長照3.0了，可是，我自己在使用上會覺得有幫助，但真的不多，整個照護體系跟移工體系似乎是分離的；而當勞權一直不斷提升，我們以後要找到24小時的看護，也許會越來越困難的事情，所以我們該怎麼樣面對以後的長照？藍佩嘉：我們現行的是衛服部管長照2.0、勞動部管移工。移工除了這個在安養機構工作，其他都是在家庭聘僱，那長照的話基本上就是按照時數，按照你的點數它會給你各種不一樣的這個照護的時數，而在長照的系統裡面，全部都是本國的居服員，所以我們現在完全是兩個不同的系統，彼此也不太往來。那未來我們要面對的趨勢是什麼？第一個是說我們現在很依賴這種私人家戶聘僱的模式，我覺得它並不是一個很永續的系統，或是它也可能並不是一個最理想的照護的模式。移工越來越不便宜、市場的供需也出現了很大的變化，現在勞動力要跟製造業、其他國家競爭，所以今天條件越好的移工，其實可能會選擇其他的國家或者是其他的產業，尤其臺灣的外交關係又比較特殊，所以沒有那麼容易去找到新的來源國來馬上補位。因此，我們勢必要把移工的勞動力整合進未來的這個長照的體系裡面，因為本國的居服員其實也不見得就是有這麼多人願意做這個工作。如果這個系統可以支持日班來一個移工，夜班來一個移工，那當然從移工的角度來說，他的工時能夠受到比較多的保障，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我認為比較理想的模式，那但這種模式就會有個前提啊，就是什麼，我們就必須要投入更多的經費。未來，我們顯然會面對越來越老的一個臺灣人口、越來越缺的勞動力，所以我們要怎麼樣去重新去設計系統、來應對這個未來的挑戰？可能也需要一些新的，新的想像力，去想到一些不同的方式，來安排我們的照顧。胡慕情：像我們這一代會開始覺得進機構是一個好的選擇，可是現在機構還是一個處於天平兩端，不是很貴就是很可怕，這樣子的一個現象，我們又要怎麼樣去面對？藍佩嘉：我覺得現在機構的發展和限制，一部分受到文化概念的捆綁，大家都覺得機構不好，那所以要不然就是高級的養老院，要不然就是真的是被小孩遺棄了你才會去住的地方，但現在要經營一家安養機構其實有蠻多的限制，這個也有很多的辯論，到底該不該讓更多的大資本進入，這有很多的不同的看法。我沒有直接研究這個機構的部分，所以比較細節的困境我恐怕沒有辦法多談，不過我覺得我們現在都比較能夠接受機構照護，很多人也不希望變成小孩的負擔，那未來產業該如何擴張去滿足一個更大的需求，也是未來臺灣要面對的一個新的挑戰，我相信未來應該也會有越來越多有創意的人會投入這個產業來做一些發展。▲ 藍佩嘉Ｘ胡慕情談《跨國灰姑娘》的勞動、移動與流動對談大合照。（圖／鏡文學） 《跨國灰姑娘: 當東南亞幫傭遇上臺灣新富家庭》（新版）🎧有聲書這裡聽🎧 鏡好聽：https://lihi2.me/h7e64🎧 博客來：https://lihi2.me/osWJt🎧 讀墨：https://lihi2.me/xCtGs🎧 kobo：https://lihi1.me/ZW80P【Live Podcast】藍佩嘉Ｘ胡慕情談《跨國灰姑娘》的勞動、移動與流動🏠🏠 有聲書 | 特別收錄🏠 鏡好聽 作家說 Podcast🏠 Apple Podcast🏠 Spotify🏠 Youtube 延伸閱讀專訪文章 「我們都是穿越時間的移民！」 移工研究經典，藍佩嘉《跨國灰姑娘》推出新版 移工政策、社會環境、老年照護， 每個人都需要面對的未來 《拚教養》作者藍佩嘉 《跨國灰姑娘》新版新書發表會 「孝道外包」、居家移工制度能否永續？ 我們如何面對老後的未來？ 《跨國灰姑娘：當東南亞幫傭遇上臺灣新富家庭（新版）》藍佩嘉 著獲頒國際學術大獎的社會報導巨作從馬尼拉到臺北 揭開超過二十二萬個家庭屋簷下的跨國照顧鏈呈現家務移工在多重限制中的生活與情感，看見雇主在「照顧外包」與「傳統孝道」之間的兩難與拉扯穿透學術框架的動人敘事，捕捉女性移工在異鄉的勞動身影本書是來自田野現場的深入觀察與社會紀實，同時也是一本論述嚴謹、深具國際聲望的學術巨作。由臺大社會系教授藍佩嘉撰寫，將生硬的社會學研究轉化為如電影般生動的敘事，讓藏匿在臺灣日常生活背後的移工故事躍然紙上。書中聚焦於目前已超過二十二萬人的女性家務移工。來自菲律賓與印尼的她們，以短期契約過客的身分，在臺灣社會的邊緣角落默默支撐著許多家庭的舒適生活與孝親照顧。然而，在現行的制度與偏見下，她們往往被視為廉價勞動力或沈默異鄉人。透過作者的筆觸，我們得以用移工的視角重新觀察世界：中正機場成了探索不確定未來的旅程起點、臺北火車站是灰姑娘翻轉角色的假日後臺，而寄回家鄉的一瓶Qoo果汁則託付了母親給遠方子女的補償性愛意。藍佩嘉透過訪談九十三位菲、印籍移工與五十一位臺灣雇主，立體呈現家務移工在多重限制下的生活、情感與能動性，以及雇主在孝道倫理、性別分工與勞雇關係之間的掙扎與兩難。這本書不僅讓我們理解移工的命運，更像一面鏡子，反映出臺灣雇主家庭內部脆弱的親子、夫妻與婆媳關係。本書最初於二○○六年由杜克大學出版英文版，隨後作者以返璞歸真的母語重新改寫，用淺白易懂的文字與真實故事，試圖跨越理論的藩籬，以最深刻的生命感動喚起讀者的共鳴與省思。本書獲得美國社會學會、國際亞洲學者會議、台北書展大獎、金鼎獎、開卷好書獎等獎項肯定。新版在原書基礎上，增添新版作者序及臺灣移工政策二十年來的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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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洪郁萱／圖・文策院提供曾獲臺北國際書展大獎的《一位女性殺人犯的素描》，今年5月在韓國出版。6月，作者胡慕情在文策院安排下，前往首爾國際書展，與韓國資深記者李多慧對談。以下是講座的摘錄。撰寫《一位女性殺人犯的素描》的契機《一位女性殺人犯的素描》描述臺灣目前唯一仍在服刑的女性死刑犯林于如，因涉嫌殺害親生母親、婆婆和丈夫而被起訴，在2013年判決死刑定讞，是臺灣時隔20多年再次出現的女性死刑判決案例。講座一開始，主持人李多慧說，她在搭捷運來到書展會場的路上，拿著韓文版《一位女性殺人犯的素描》閱讀，車裡有一位長者一直盯著她手上的書看。後來她想，大概是因為韓文版書封上的文案吧！文案寫著：「林于如，1981年出生，臭豆腐店媳婦，因涉嫌殺害親生母親、婆婆、丈夫而被判處死刑……」、「臺灣第一位女性連環殺人及殺害親屬者，監獄中目前唯一在世的女性死刑犯」，可能是這些文字，引起了長者的注意。當李多慧詢問胡慕情，書寫《一位女性殺人犯的素描》的契機，胡慕情表示2014年鄭捷在捷運犯下隨機殺人案，是她想要理解隨機殺人犯罪的契機。當時她進行採訪，陸續寫出一系列與鄭捷案、湯姆熊割喉案、鐵路殺警案有關的報導。這些隨機殺人事件的加害者都是男性。之後她開始接觸女性殺人犯的議題，發現女性殺人往往與情感、家庭有關，遂開始研究林于如這位已被判處死刑定讞，但尚未執行的女性殺人犯。記者的前提：所有人說的話你都不能信，都要查證李多慧表示，韓文中有「法律感情」這個詞，法律本身看似沒有感情、只是照法條判決，但社會大眾特定事件的看法，會影響判決。韓國過去曾發生「江南站隨機殺人事件」，這起事件激起韓國社會很大的輿論關注。而她認為，《一位女性殺人犯的素描》提供給韓國讀者，一個看待犯罪截然不同的視角。李多慧詢問，作為採訪者，胡慕情是怎麼與受訪者林于如建立起信任關係的。胡慕情表示，最初是因為廢死聯盟的協助建立起基本關係，但信任的過程，是長時間互動而來。過程雖然長，但沒有特別辛苦，因為最初就是想要去除原本社會的眼光，把林于如當成一個正常的人去對待和認識。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林于如才慢慢願意相信。胡慕情說，記者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前提，就是「所有人講的話你都不能相信，都要懷疑，都要再次去進行查證」。其實司法也應該是如此，司法要立基於證據，要有明確的證據，才能判斷給什麼樣的刑罰，但是在林于如的案件上，法律證據跟道德判斷是被混在一起的。胡慕情說，在書寫時，對素材的處理上，她儘可能將兩者分開處理。對於林于如自身的說詞、檢方卷宗、警察筆錄、甚至所訪問到的相關人士（如鄰居）的說詞，她都會交叉比對查證。胡慕情用手指著桌子說，所有發生過的事件並不像「這就是一張桌子」有著所有人都能共同認可的絕對標準。記者針對犯罪事件背後模糊不清、充滿灰色地帶的部分，進行更深入的採訪，可以幫助釐清犯罪背後的原因。而理解犯罪原因與審判罪刑也是不同的兩回事，她在書中也盡可能分開梳理。糾正道德判決的盲點，是寫作的初衷李多慧提出，過去韓國新聞裡，只要加害者、被害者其中有女性，就一定會出現「〇〇女」等煽動性的標題。在書中，她讀到林于如與丈夫劉宇航因為賭六合彩而相遇，新聞似乎不會探討「為什麼這位男性去賭博？」，而是放大「這名女性為什麼會去賭博場所？」，這性別要素如何影響了這個案件？胡慕情說，必須先從人們對於性別往往有既定的印象來理解，「女性應該展現出什麼樣的面貌」、「男性應該展現出什麼樣的面貌」等，為了符合這種社會期待，往往會形成「女性不能這樣做、男性不能那樣做」的觀念。媒體是為了應和社會期盼，才會用那種聳動方式來下標。在這個事件中，林于如作為一個妻子、媳婦、女兒，卻殺害了自己的丈夫、婆婆，甚至親生母親。這樣的違逆印象下，加上愛賭、愛錢，以及眾多間接證據，使她被判處死刑。但這些描述，胡慕情認為，比較像是對林于如的道德審判，不能作為犯罪證據。糾正這種道德判決的盲點，正是《一位女性殺人犯的素描》的初衷。糾正盲點為何重要？胡慕情舉了一個發生在臺灣的例子，說明如果警方受到盲點蒙蔽，做出欠缺事實證據的推論，可能會錯失蒐集證據的黃金時間、甚至讓案件充滿更多疑慮。例如胡慕情曾報導過的華山殺人案。在這起事件中，一名男性被指控強姦了參加華山草原藝術活動的女性，並將其殺害、分屍，甚至棄屍。因案發地點在臺北市中心，激起民眾恐慌，警方在僅有自白的情況下逮捕嫌犯後，就將案發現場夷平、恢復原本樣貌以讓周邊民眾安心。然而後來這名嫌犯翻供，宣稱自己不是主謀、還有共犯；從證據來看，被警方指稱是嫌犯用來裝死者頭顱的包包，沒有採證出受害者的DNA、也無法證明死者體內的精子是嫌犯的。這起案件後來僅有這名嫌犯被判刑，但他沒有因為這麼多可怕的罪行被判死刑，因為證據不夠完整。而是不是真的有另一名真兇在外？也成為無解的謎。不斷去思考：「我們其實沒有辦法得知真相」李多慧表示，她從閱讀《一位女性殺人犯的素描》了解到，沒有一起犯罪事件是獨立存在的，犯罪的發生必然與社會、歷史背景有極為密切的關聯。書的後半部梳理了臺灣移民社會的背景、歷史、與特徵，例如「賭博」。胡慕情表示，她之所以花許多時間梳理這些時代背景，是因為好奇：為什麼林于如會深陷於賭博之中？賭博可能確實對林于如造成極大的影響，但是賭博真的會讓想殺人嗎？她表示自己的家人也喜歡賭博，但並沒有陷入林于如所選擇的道路，警方因林于如賭博，便推論她殺人，顯然是有瑕疵的。最後，李多慧也詢問這本書從開始到完成，胡慕情最大的轉變是什麼。胡慕情說，一開始她對做犯罪案子的調查，想像很單純：描述一個人是怎麼長大的、她犯罪的原因，大概就是這樣的結構，這本書就可以完成了。但是真正去調查林于如這個殺人犯之後，才發現非常複雜。除了警方跟檢方的證詞矛盾，還有林于如這個人說話的不可信，種種讓胡慕情無法相信的地方，導致這本書最後沒有辦法用如一般讀者所想像、常見的犯罪書寫的方式去進行。胡慕情說：「這讓我不斷重新去思考說，『我們其實沒有辦法得知真相』這件事，才是犯罪案件的本質。」因為所謂的真相，只有在一個人被殺的那一刻，被殺的人心中、與殺人者的心中，才有真正的真相。而那個真相，有時候不見得是能被問出來的，更不用說有人已經被殺死了。「這樣子的過程，讓我開始去思考：真相到底是什麼？」胡慕情說：「我們說一個故事，要表達的是什麼？當每個人站在他的立場，所說出來的陳述相互矛盾時，它背後代表的社會意義又是什麼？」換句話說，胡慕情不能只面對每個人狹義的陳述，而必須將這些陳述的動機、背後更大的社會圖像，也納入思考，視為真相圖像的一部分，認知到：「當我們講述事情，會因為目的不同，做出不同的敘述。例如警方敘述事情，是為了審判。案件發生之後，有些人敘述案件，是為了討論死刑應不應該廢除，有些人是為了知道社會可不可能更安全。每個人的說法看起來互相矛盾，可是也有相互交集的地方。」對於這些，複雜而矛盾、無法簡單化約的聲音，胡慕情說：「我試圖在書寫中做的處理，是讓這些聲音可以互相碰撞，等於是透過我的敘事，去讓這些不同的意見，有互相討論跟被看見的可能。」 （胡慕情與韓國資深記者李多慧進行對談，圖／文策院提供） （胡慕情幫讀者簽書，圖／文策院提供） （韓文版《一位女性殺人犯的素描》，圖／文策院提供）

【明星讀書會】看見撐起家的跨國身影 ── 藍佩嘉 Ｘ 胡慕情談《跨國灰姑娘》的勞動、移動與流動 主講｜藍佩嘉（臺大社會學系教授、《跨國灰姑娘》作家）對談｜胡慕情（資深調查記者、作家）時間｜7/26（日）14:00-16:00（13:40 開放報到）地點｜One-Forty 人文講座空間（臺北市大同區承德路一段 70 號 13 樓） ★ 本活動免費參與，名額有限，報名從速🔥★ 報名請填寫表單 ⮕ https://forms.gle/gFMrCaysnuXtvzXw6 ▍活動亮點 ★ 社會議題雙強對話：臺灣社會學重量級學者藍佩嘉，與金獎非虛構寫作者、資深記者胡慕情，展開一場兼具結構批判與人文關懷的跨界對談 ★ 長照現場真實剖析：從微觀的家庭照顧經驗出發，直視當代臺灣家庭在少子化浪潮下的長照困境與挑戰 ★ 移工的二十年變遷：回望社會學經典著作《跨國灰姑娘》出版至今二十年間，東南亞移工與臺灣制度的轉變 ★ 活動限定移工攝影展：特別與 One-Forty 團隊空間合作，延伸新版《跨國灰姑娘》書中彩圖，現場不僅能看見完整移工攝影牆，當日更展出 One-Forty 「移工之聲 Voice of Migrant」移工攝影比賽精選作品，開放參與者自由參觀 ▍對談人介紹 藍佩嘉｜西北大學社會學博士，現任臺大社會系副教授。長期關注性別、移民與全球化等社會議題。曾於柏克萊大學、紐約大學、荷蘭國際亞洲研究所擔任訪問學者，論文著作刊登於國內外知名期刊，並常於《中國時報》觀念平台撰寫專欄。著有《跨國灰姑娘》、《拚教養》等社會學經典作品。 胡慕情｜曾任臺灣立報、公共電視《我們的島》文字記者、端傳媒特約記者，現為鏡文學文化組採訪主任與非虛構寫作者。長期關注環境、人權與社會案件，非虛構寫作《一位女性殺人犯的素描》獲 2025 年臺北國際書展大獎「非小說獎」首獎；《黏土：灣寶，一段人與土地的簡史》獲金鼎獎非文學圖書獎；新聞作品曾獲吳舜文新聞獎、卓越新聞獎、SND最佳新聞設計創意獎。 ▍《跨國灰姑娘》書籍簡介 ★ 獲頒國際學術大獎的社會報導巨作 ★ 從馬尼拉到臺北，揭開超過二十二萬個家庭屋簷下的跨國照顧鏈 ★ 新版收錄作者全新自序與臺灣移工政策二十年來的變革 由臺大社會系教授藍佩嘉撰寫，透過訪談 93 位菲、印尼籍移工與 51 位臺灣雇主，立體呈現家務移工在多重限制下的生活、情感與能動性，以及雇主在「照顧外包」與「傳統孝道」之間的兩難與拉扯，反映出臺灣雇主家庭內部脆弱的親子、夫妻與婆媳關係。 本書最初於 2006 年由杜克大學出版英文版，隨後作者以返璞歸真的母語重新改寫，用淺白易懂的文字與真實故事，試圖跨越理論的藩籬，以最深刻的生命感動喚起讀者的共鳴與省思。 ▍活動注意事項 1. 本活動僅限填寫報名表單參加，恕不開放現場報名與候位 2. 若多人一同前往，請各別填寫報名表單 3. 本活動採自由入座，座位有限，建議參與者準時入場 4. 若有任何疑問，可洽鏡文學客服信箱：mf.service@mirrormedia.mg 體驗更完整的東南亞移工文化！歡迎報名上午場走讀活動【週日限定！跨國灰姑娘的城市嘉年華】報名連結 ⮕ https://forms.gle/iGpWUXNLJ5awoqgi9

文・蕭宇翔／圖・鏡文學 今年首爾國際書展甫於6月28日落幕。鏡文學《文學新聞》特派記者專程赴現場採訪，除書展活動外，也專訪數位韓國出版界人士。系列報導今天起陸續刊出。 「我本來拒絕了《一位女性殺人犯的素描》的出版企畫。」李恩惠說。她是文罈子的總編輯，年輕時曾是學術記者，在報刊上主導過《尋找最佳經典譯作》、《韓國之美：尋找最佳藝術作品》等深度專題。2007 年投入創立文罈子出版社，長年出版厚重的人文社科經典著作，從皮凱提《21世紀資本論》、史奈德《血色大地》、余英時《朱熹的歷史世界》，到《三國演義》、《水滸傳》、莎士比亞戲劇等經典，以及重要的傳記作品《桑塔格傳》、《班雅明傳》，都在文罈子的出版譜系，使文罈子被讀者們稱為「磚頭書專門戶」。她也是閱讀的狂熱者，白天提早兩、三小時到公司讀工作上的稿件，下班後更大量閱讀自己想讀的書。問她成為一位編輯要做些什麼工作，她答，「所有事！」但最重要的是精細的校對，提煉出作品的情感與節奏。「我們不應將資深編輯視為落伍者，而應視他們為文本潤飾的專家。」雖然最常出版的是人文社科類的經典著作，但她一直渴望出版文學作品。近年，文罈子陸續推出莫言、閻連科、雙雪濤等中國作家作品；臺灣作品則包括白先勇《孽子》、唐諾《在馬奎斯的書房裡》、陳雪《惡女書》、鄧九雲《女二》。李恩惠說，譯者有兩種，通常是出版社委託適合該書的譯者；也有時，是譯者主動向出版社提案請纓，今年6月韓譯出版的《一位女性殺人犯的素描》便屬後者。與李恩惠素有往來的譯者金珠熙在讀過胡慕情的前作《黏土：灣寶，一段人與土地的簡史》後便記住了這個名字，懷抱著有朝一日將胡慕情引介到韓國的願望。然而《一位女性殺人犯的素描》的寫作構成相當奇特，第一部分是作者胡慕情與死刑犯林于如的信件往來，呈現了獄中採訪的困難；第二部分則收入林于如漫長、主觀、未必可靠的自傳；最後則是對所有素材的反思，辨析自傳的真偽、回應司法媒體，並自我詰問。每一部分都體現出書寫的艱辛，且最終也無明示案件的動機與真相，一點也不大快人心。以韓國的社會風氣來說，探討「加害者」幾乎是倫理禁忌。首爾書展期間，韓國先驅商業報（Herald Business）的採訪記者金賢京便向胡慕情提到，韓國社會並不太願意傾聽加害者的聲音，至於「女性加害者」做為核心的書，在韓國也極為少見。 （胡慕情，與韓國記者李多惠於臺灣館進行座談。圖片來源：文策院） 同時間，韓國日報（Hankook Ilbo）曾任職犯罪及法律事務組的文化記者崔多苑，也特別向胡慕情提到，在韓國，無論是新聞報導或書籍，對於犯罪者敘事的過度關注，往往都會引發很大疑慮，可能被用來為其罪刑辯護，或淡化其應付的責任。並說，「韓國讀者們可能會感到困惑，那就是這本書最終沒有客觀的真相。」李恩惠最初收到韓國經紀公司的提案資料，感受到的也是深深困惑，不知如何定義與理解。那為什麼最終還是出版了呢？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李恩惠把我帶出熱鬧的展場，「去別的地方談吧，比較安靜。」她說。●李恩惠步伐從容，但速度很快，原來她事先找好了附近飯店的接待大廳。藍寶石耳墜、蕾絲頸飾，一身飄逸的黑色長裙。走了一會兒，我才發現她腳上穿的是Nike運動鞋。說話時，她的英語一字字吐露，帶著渾厚胸音，且語調聽起來審慎斟酌。我問她為何對這本書感到憂慮重重。「書的第二部份，也就是林于如的自傳，我讀得毛骨悚然。在幾乎完全以加害者為中心去發掘故事的情況下，我擔心人們對此提出責難。」胡慕情的書會盡可能讓讀者感到不舒服，把讀者帶離既定說法，李恩惠說，對於沒有掌握事件細節的讀者而言，要他們先把核心公權力提供的資訊與判斷擱置在一旁，去重新思考，是具有極大挑戰性的邀請。「脫離『框架』的讀者，會很快置身於一片廣闊的思考空間裡，不知不覺，承擔起與作者相似的責任感。」她說。而這是韓國讀者並不熟悉的。李恩惠說，韓國女性一旦犯罪，就會格外顯眼，也會被媒體聳動地、扁平化地報導，一直都是如此。但近幾年，幾起備受矚目的女性犯罪案，已難只用「抵抗家庭暴力」、「怨恨」等舊有框架理解。她舉例，2019年，高有貞為了守住現在的再婚家庭，展現出極端的控制慾，不惜殺害前夫；2023年，鄭有貞透過家教App尋找目標，殺害同齡女性，並竊取自己所羨慕的身分，用以解除自卑、滿足好奇。這些案件顯示出女性犯人的處境頗為複雜，但卻面臨主流媒體更嚴重的消費。只因為同樣是女性重大犯罪，鄭有貞事件發生時，媒體就冠上「第二個高有貞」，或用「鄭有貞不同於縝密的高有貞」這樣的方式報導，藉此經營聳動標題。這彷彿製造出一種「邪惡女性的譜系」，以此消費她們。事實上這兩人的動機與背景完全不同，但韓國民眾大多無意理解。韓國讀者一方面高度重視受害者敘事，擔心加害者的故事會淡化責任；另一方面，女性加害者又往往被媒體以殘酷、私密的方式審判，外貌、戀愛史、是否整形刺青，都可能被放大檢視。《一位女性殺人犯的素描》若要進入韓國，面對的將不是單純的市場問題，而是一連串的倫理問題。李恩惠可以想像，多數人會先問：「為什麼我要去了解一個殺人犯的內心呢？」「但胡慕情書寫的可貴之處正在於，不把殺人犯簡化為怪物，也不把她重新包裝成單純的受害者，而是要求讀者在不赦免罪行的前提下，暫緩判斷，去看一個女性如何在龐大的社會結構下，被推向最終難以回頭的位置。」書稿擱放一年後，譯者又傳來一份更詳細的評估報告，以及《一位女性殺人犯的素描》獲臺北國際書展大獎的消息，李恩惠因此重拾這本令她掙扎的書。「文學獎與國際能見度是風險評估的重要環節。作家首先必須在母國有知名度，海外才有可能形成知名度。」李恩惠重讀《一位女性殺人犯的素描》，但不是把它當做一本典型的犯罪類型書寫來考量，而是以文學性、公共性、能否引導韓國讀者，來重新衡量出版價值。「羅蘭・巴特曾說，寫作是要動搖這個世界，向它提出疑問，但作者要拒絕給出直接回答──我認為胡慕情的書寫正實踐了這句話，用文學問出更進一步的問題，並交由讀者回答。」「是什麼樣的社會，使犯罪不得不發生？」以這道問題為出發點，李恩惠最終決定出版這本書。「我們覺得，或許是時候一點一點聽見加害者的聲音了。」但是，該用什麼方式來「聽」呢？●「我們最在意的是封面設計。」李恩惠說，臺灣版封面在韓國無法照用，首先，她認為「插畫」會削弱非虛構作品的強烈感，所以她選擇去除所有形象；其次，在顏色上她也刻意去除性別。另外她最想避免的，是讓這本書看起來像犯罪書或犯罪小說。「因為這根本不是一本關於殺人的書。」設計師一開始做出典型謀殺類型的提案，她立刻退回，要求重做。在標題上，由於林于如事件完全不為韓國人所知，胡慕情也是第一次被介紹進來的作家。因此，為了讓讀者記住這本書中年齡相近的兩位主角，李恩惠並置了二人的簡介文案在封面上，營造出一種對立的張力，「這本書是兩人的協奏曲。」她說。 （韓國版封面並列兩人的簡介：林于如，1981年出生，臭豆腐店媳婦，因謀殺娘家母親、婆婆與丈夫被判死刑，是臺灣第一位女性連續殺人案犯、弒親者，也是監獄中現存的唯一女性死刑犯；胡慕情，1983年出生，傑出新聞獎得主、非虛構作家，橫跨3年採訪，為加害者，同時也是受害者的林于如完成肖像。） 「我們沒有強調它是聳動的犯罪文學。韓國已經過度消費犯罪題材，所以，我們在宣傳上聚焦的是『加害者故事』這一點。」她尤其佩服這本書既運作冷冽的節制力，同時又包裹溫暖的文學性，「處理犯罪的作家，若不急著分辨光與影，而是克制判斷，這樣一來，閱讀這本書的讀者，就會握有將黑暗轉換為光明的可能。」她提到，書中的留白，預告了一種巨大的轉換力量。翻譯上，也努力維持一種接近「紀錄片旁白」的冷調，「開篇〈謀殺〉一章就是代表。描寫準備殺人這種最可怕的場景時，越是要排除感情，淡然追隨行動本身。譯者極力保留了原文的呼吸。」與其配合韓國市場改變內容，李恩惠表示，他們更集中精神於「不破壞原文那種『暫緩判斷』的態度」，「原文本身非常優秀，所以我們所做的，就是忠實移植它，守住它固有的節奏，並讓韓國讀者沉浸在韓文中最自然貼切的詞語。」她說，最長時間思考的，是標題「素描」。作者並不斷定林于如，而是小心翼翼勾勒出她的輪廓，這態度就包含在這個絕妙的詞裡。可是，在韓文標題中直接使用「素描」，會讓人覺得有點輕盈，像未完成的習作。長時間思考後，李恩惠選擇了「肖像」（초상）這個詞。「肖像」不只是單純的圖畫，而帶有長時間凝視一張臉、一段人生的感覺。因此，在原文的「素描」，以及這本書的「重量」之間，他們找到最適當的平衡，就是「肖像」。選詞之所以困難，與整本書的態度密切相連，決定了要以什麼面孔，將這本書交給韓國讀者。問她有沒有什麼「文化差異」是難以解釋的。李恩惠回答：「韓國和臺灣社會其實沒有太大差異。不過，韓國同婚尚未合法，所以林于如向胡慕情求婚這件事，讓我們感到很衝擊。」而令李恩惠百般深思，真正的文化差異，或許是臺韓的出版環境，以及非虛構書寫的現況。●在她看來，韓國並非沒有社會議題，也不是沒有記者。問題是，像胡慕情這樣長時間接近現場、承受倫理風險，並把受訪者自傳、司法判決、媒體報導與自我位置全部融入創作的非虛構書寫，在韓國仍相當難以得見。韓國也有突出的非虛構作家，例如韓勝泰長期親身進入勞動現場，完全以勞動者身分生活並寫作；近年書市也出現殯葬、遺物整理等死亡勞動相關作品，成為暢銷書。但整體而言，韓國仍以散文為主，專門寫非虛構的作者群極少，且主題主要突顯在勞動。文罈子近年出版「傑作非虛構」系列，反應不錯，但許多作品其實更接近歷史書或社會科學書，且至今沒有韓國作者入列。「我們真的只把傑作收入這個系列。若放到全世界比較，韓國的非虛構還不太發達。」一大原因是，「韓國還沒辦法讓作者像胡慕情那樣，獲得制度性支持，與持續寫作的條件。記者偶爾會嘗試，但無法做為長期計畫進行。」為了促進深入報導的可能性，幾年前，文罈子參與了《韓民族21》（한겨레21）與多間出版社共創的報導文學獎，希望鼓勵長篇非虛構寫作。但第一屆以企劃書當選的作者，實際進入採訪時便遭遇重重難關：直面巨大的創傷事件、與受訪者建立關係、同意與信任的拉扯、自我質疑，許多實務問題接踵而來。「企劃書雖然雄心壯志，作者們卻缺乏這方面的實際經驗與膽識。」第一屆當選的四名作家，皆遲遲無法完成採訪，獎項最終廢止。「我們尚未具備能夠突破採訪現場的問題意識。」李恩惠說。她提到，由於若詳細報導此事，恐怕會對《韓民族21》及當年的入選者造成困擾，所以針對獎項的無疾而終，韓國媒體沒有進行太多報導。但她仍然向我分享了當時的案例。比如有一位作家想報導MeToo事件，但當意識到許多受訪者害怕被告、被害者不敢講述，他表示自己無法承擔，便退了一步。這是柳雲貞（류운정）的報導計畫《「연희단거리패」（暫譯：演戲團街牌）的藝術為何邪惡》，揭露的是韓國戲劇界教父李潤澤的劇團性暴力事件。另一位作家想要調查韓國大規模的基督教剝削、性侵教徒事件，但由於擔憂可能遭到人口龐大的信眾圍剿，最後也作罷。這是朴道亨（박도형）的〈萬民中央教會 1999–2019：受傷者的排他性連結，以及其中的偶像與暴力〉企劃。由於各方面的擔憂，以上兩案的作者，都是以筆名參賽。因此《一位女性殺人犯的素描》的出版在韓國顯得特殊。比起市場反應，媒體反應顯得相當熱烈。李恩惠接到好幾通記者的電話，同為記者的他們，被這樣的書寫迷住了，書籍也被主要日報在重點版面報導。胡慕情的書寫承受住，並示範了非虛構寫作相當困難的部分：長期訪談、反覆懷疑、查證失敗、與受訪者建立誠實的關係，而即便最終無法抵達真相，仍把這個『無法』本身寫出來。●「你的問題太難了。」這是那天李恩惠對我說的第一句話。途中，碰到比較複雜的回答，有口譯在旁，李恩惠便放心地以韓文回應，不過明明知道我聽不懂韓文，講話時，她的眼神仍直截地看著我的眼睛。 現在訪問結束了，她露出笑容，表示剛剛答得不確實的地方，會再寄信給我說明。我們來到飯店外，尋找著拍照的地點。艷陽高照的街上滿是行人與車潮，好不容易站定一棵松柏下，一輛外送機車突然駛上人行道，停在李恩惠身後，騎士很快下車走入展場送餐。「去星空圖書館吧，你應該還沒去過。」她提議，就在書展同一棟的COEX商場裡。我的確還沒拜訪過這間知名的大圖書館，「不過要趕快，五點得趕回去。」她說。於是我們又跑了起來，這次是在室內。星空圖書館果然十分壯觀，龐大的書牆如波浪般流過整個空間，五萬本藏書層層築壘，和流動的手扶梯鑲嵌在一起。「二樓風景比較好，不過我們沒時間了。」拍完照片，趕回展場的途中，我才注意到，她的鞋帶沒有綁好，像是臨時收束、塞進了鞋面，暫時維持住不鬆落。她是何時鬆脫了鞋帶，又是何時臨時綁好了呢？我完全沒有察覺。「出版社總編輯是世界上最忙碌的工作，我已經習慣凡事迅速解決。」她說。臨走前，我感謝她在書展期間還特地抽空受訪，最後又問了她最喜歡《一位女性殺人犯的素描》裡的哪一句，她思緒停頓，說喜歡書裡的最後一句：「幸好來過。」

報導／賴亭妤臺北國際書展大獎《一位女性殺人犯的素描》得主胡慕情，從過去報導環境議題，再到前作處理生死案件，近日交出了集大成之作《河人：一場山難，自由、暴水與生命的流向》，她上山下河，走回2023年飛龍瀑布山難的公共事件還原，並以此書入選了行政院副院長鄭麗君的推薦書單。今晚上百名讀者到場的博客來 Dream Plaza 旗艦店《河人》新書分享會，幾名讀者身負登山裝備入席，此書在戶外運動界引發的矚目肉眼可見。作者胡慕情特邀了同以山難主題紀錄片《雪水消融的季節》入圍金馬獎的導演羅苡珊對談，但因戶外極限運動「溪降」間接造成的此事件，題材敏感，輿論兩極，甚至倖存者至今未開口，非當事人的紀錄者本身，該站在湍流之上的什麼地方書寫？又該走入峭壁之下的什麼角度而寫？成為二位紀錄者今日對談山中生死的重中之重。 在《河人》新書分享會，作者胡慕情與導演羅苡珊與現場讀者大合照。（圖／鏡文學） 鏡文學文化組記者胡慕情耗時兩年，以紮實田調、多方採訪，更甚親身成為溪降者，只為重構飛龍瀑布重大山難的救援過程。（圖／鏡文學） 時間是2026年1月，美國傳奇攀岩家艾力克斯．霍諾德，在無繩索、無安全防護並Netflix全球直播的壓力下，徒手爬上了臺北101大樓，全程90分鐘，創下690萬人次觀看。再倒回2023年5月，十名臺灣的溪降者背著繩索，走入屏東飛龍峽谷的瀑布之中，卻因意外的大雷雨與暴漲的溪水，五人罹難、五人倖存，歷經了屏東縣特搜隊整整八天的搜救，才將十人全數救出。「為什麼明知危險還要去？」的聲音，在新聞報出當下，便如大水而降，淹沒了飛龍溪降團成員乃至戶外極限運動者的公眾形象，也因此，鏡文學文化組記者胡慕情完成了臺灣首部女性連續殺人犯的罪案書寫《一位女性殺人犯的素描》後，耗時兩年，以紮實田調、多方採訪，更甚親身成為溪降者，只為重構飛龍瀑布重大山難的救援過程。「沒有一場死亡比另一場死亡容易書寫。」既是作者胡慕情的書寫經歷，也是與羅苡珊導演的相互對照。二位紀錄者皆從事件的不在場，步步重返意外現場。 作者胡慕情特邀以山難主題紀錄片《雪水消融的季節》入圍金馬獎的導演羅苡珊對談，今晚上百名讀者到場博客來 Dream Plaza 旗艦店《河人》新書分享會。（圖／鏡文學） 胡慕情因此學習了溪降，「我是個有身體感才有辦法寫的人。」爬升至瀑布頂端，善用繩索技術，穿梭溪谷、垂降而下，然而易寒且瘦弱的身體，無法對抗溪降的低溫和所需的負重，「只有當身體確實感受到瀑布帶來的衝擊，我才能做為翻譯的橋，讓社會大眾透過我的文字去理解這些冒險者。」。受罹難摯友遺言所託的羅苡珊，將其友人罹難的喜馬拉雅山暴風雪山難事件編輯成書後，持攝影機與倖存友人同行，再獨身以雙腳重回岩洞現場，完成紀錄片《雪水消融的季節》，「我們的作品都面臨了自己『不在場』的空缺處境」。直面殘酷的真實事件，兩位紀錄者不免深陷矛盾的天平：寫了，恐成倖存者的二次傷害；不寫，事實就永遭冰封。對於書中倖存者的缺席，胡慕情坦言實為缺憾與不安，但也重申書寫的初衷：「我想要做的，不是撫平死亡帶來的第一層傷害，而是去淡化不理解製造出來的第二層傷害。」胡慕情抱持著「說出來永遠比不說好」的立場，《河人》出版至今，她持續觀察讀者回饋，也仍隱盼日後倖存者開口的可能。 臺北國際書展大獎《一位女性殺人犯的素描》得主胡慕情，從過去報導環境議題，再到前作處理生死案件，近日交出了集大成之作《河人：一場山難，自由、暴水與生命的流向》。（圖／鏡文學） 細究國外與臺灣對待山難的文化差異，可知臺灣大眾仍對深山與溪谷抱持恐懼。羅苡珊說明：「我對『山難』這個詞有很多的困惑，強調災難的部分，好像就窄化了『人為何要爬山？』一個更複雜、更幽微、更情感面的某個東西。」。胡慕情補充，我們與山之間並非單一關係，國家、原住民、冒險者、旁觀者之於山，應以「群像」的視角去看待，「對親近自然的冒險者而言，他們很知道自然的樣貌，花費很多努力和時間增進技術，因此山難者需要去汙名化，也不該被貼上有勇無謀的單一標籤。」逝者遠行，生者目送。既然永遠也不可能會有所謂「圓滿」的書寫，也罔論需時隔多久才是合宜的書寫時機，若目前尚未能觸及答案，那何不從現在出發？死亡的陰影從未遠離這座小小多山的島嶼，必須談，也不得不談。自艾力克斯．霍諾德徒手爬上臺北101大樓的成功，臺灣社會看見了戶外冒險者並非「玩命」，而是具有「風險評估」的極限精神，對現今成長中的臺灣戶外運動界而言，仍需要更多的理解與接納。戶外冒險者為什麼愛上山水？為何明知風險，卻一次次走向群山、降入溪谷？《河人》一書透過追尋罹難者生前的腳步、救援者的生命故事，開闢出一條應答的小徑，供讀者踏足；而本場涉及自由、生命和矛盾的深度對談，宛如溪水流向裂隙的聲響，種種發聲，讀者於會後仍徘徊群聚、相互分享經驗，幾位讀者背起裝備，說要入山。人類一次次走向自然，我們接近，也往遠方探尋。 作者胡慕情為讀者簽名新書《河人》。（圖／鏡文學）

鏡文學╳卓越新聞獎得主胡慕情的首部台灣女性連續殺人犯之罪案書寫《一位女性殺人犯的素描》，上市一月即緊急三刷，並登上讀墨電子書暢銷排行榜第一名，今（23）日下午在台北左轉有書書店舉辦新書分享會。活動中由鏡文學文學開發部執行總編輯張惠菁擔任主持人、作者胡慕情擔任講者，現場讀者爆滿，問答尖銳，和胡慕情一同素描「南投驚世媳婦」這件女性連續弒親案的悲劇成因、判決過程與埔里山林般迂迴的真相。《一位女性殺人犯的素描》一書，由鏡文學文化組採訪主任胡慕情耗時三年、監獄探訪及書信往來林于如而成，為了採訪之便，林于如向胡慕情提出各種資源需求，小至原子筆，大至二人結為同性伴侶，踩痛了胡慕情的記者神經。書中篇章〈我是林于如〉為林于如獄中親筆寫下的自傳，原稿多達一個紙箱，讀來彷彿推理小說手法的「敘述性詭計」，這位不可靠敘事者的書寫虛實交錯、真假難判，即使到書的最後，胡慕情一樣不壓答案，也成了今日活動開場時，曾陷冤案的主持人張惠菁拋出之疑問：「我們到底可不可以了解一個人？」張惠菁認為，從自己當時司法失語的親身經驗就發現到，系統是沒辦法了解自己的，既然不行，我們為什麼可以判一個人死刑？胡慕情指出，這位台灣現存唯一女死囚林于如，因為賭博的女性形象，遭受了種種司法和公眾判斷上的不公，這也是自己從北捷隨機殺人案的鄭捷、湯姆熊割喉案的曾文欽等男性犯罪，轉而調查女性殺人犯林于如案之主因，因為性別是犯罪中一個最大因子。張惠菁問，建立採訪者和受訪者之間的信任關係是極其困難的，林于如卻用婚姻做為工具，被這樣求婚是什麼感覺？胡慕情答，怪，覺得荒謬到了極點，心裡卻出現一個新的疑問，林于如這麼快、這麼簡單就突破了監獄採訪的規則，真的是廢死聯盟形容的「智能邊緣」嗎？胡慕情再提到，自己採訪湯姆熊一案的死刑犯曾文欽時，抱著將惡魔還原成人的心情而去，也知道對方是思覺失調症患者，卻還是用很主觀的視角去看他，在那次經驗後，這次的胡慕情就有了「去認識林于如，而不是判斷林于如」的全新視角。林于如是如媒體版本的「殺母、殺婆婆、殺夫，再計劃殺子」？還是林于如自傳版本的「丈夫殺母、殺婆婆，所以我殺了他」？沒有人知道。胡慕情在書中給出了非典型二元的某種結論「家庭間的人際動力膨脹又縮聚。愛與恨隨人的狀態流轉，既難抵銷，也不彼此相融。人因此起伏。有時進步，有時停滯，而有時候失足滑深，一跌不起。」讀者讀完，會感覺到自己的答案。現場讀者問到，做為一名素描者，畫完了林于如有什麼感受？胡慕情回答「幸好來過。」讀者之中，一位兼任毒品志工的諮商心理師分享，讀完書後希望，未來台灣社會出事時，有那個不需要急著要誰道歉的一天。另一位國中老師則向胡慕情提出，去年發生的新北國中割喉案，其背後成因也值得深究。最後一位讀者提問，為什麼書中〈謝辭〉一章，作者大篇幅地感謝了所有幫助此調查的人，主角林于如只得到一句謝謝？胡慕情笑答「這整本書，就是我對林于如的感謝。」胡慕情《一位女性殺人犯的素描：她如何謀弒母親、婆婆與丈夫》全通路發售中➡️ https://www.mirrorfiction.com/news/981報導／顏一立

【新書活動】《一位女性殺人犯的素描：她如何謀弒母親、婆婆與丈夫》♟️主持人：張惠菁♟️主講人：胡慕情⏰活動時間：2024/2/24（六）14:00📍活動場地：左轉有書（台北市中正區鎮江街3-1號）✏️報名網址：https://forms.gle/fBnAFV9t4M1xkR9K9小說簡介★ 以女性視角剖析台灣史上第一起女性連環詐欺弒親案。★ 獄中親訪現存唯一女死囚林于如，融合其自傳與相關人士訪談，揭露「驚世媳婦」以外的面向。★ 在宛如《柯波帝：冷血告白》的抽絲剝繭中，除了謀殺，也窺見六合彩風潮下的賭徒。耗時三年、多方調查，首部臺灣女性連續殺人犯的罪案書寫。卓越新聞獎得主胡慕情獄中多次採訪死刑犯林于如，取得親筆自傳，試圖探討悲劇成因、判決過程與真相。「我恨不得一聲槍響，讓我脫離苦海，但是為什麼，我是驚世媳婦？」

鏡好聽《殺了一個人之後》特輯，收錄鏡週刊文化組採訪主任胡慕情深入探究2019年台鐵殺警案的調查報導、鏡週刊文化組記者呂苡榕親身探訪並完成的監獄權益專題、鏡週刊人物組記者陳昌遠採訪死刑辯護人黃致豪律師、以及小燈泡媽媽王婉諭的側寫；為延伸不同的思維，我們加入了國立中正大學犯罪防治系戴伸峰教授的課題，從犯罪心理學的角度討論犯罪與人和社會之間的關係。窺見惡的內幕，《殺了一個人之後》期望透過不同的觀點，在回顧台灣社會經歷重大犯罪案件時，能嘗試找到未來彼此理解的可能，以及走出一條讓憾事不再發生的道路。繪圖/ 鍾以涵胡慕情：「我們真的這麼無能為力嗎？」2019年7月，一名叫鄭再由的中年男子，因逃票跟列車長起爭執，年輕的鐵路警察前來支援，卻被情緒失控的他刺殺身亡。一審判決，鄭再由因被診斷思覺失調症，獲判無罪，引發社會不滿，再度湧現是否裝病的討論。過去幾年發生的隨機殺人案，不乏思覺失調患者，比如湯姆熊殺童案、小燈泡案，但這幾起案件都沒有因疾病而被判無罪。鄭再由殺了象徵社會安全的警察，在審判情理法與龐大社會壓力下，究竟法官依據什麼標準認定無罪呢？在這背後又有什麼故事？鏡週刊文化組採訪主任胡慕情，從台鐵殺警案的調查脈絡，探討社會對於「惡」這件事的看法。並試圖在報導中提問：把他們關起來，然後呢？血是怎麼冷卻的 E02｜兇手無罪判決的背後——談台鐵殺警案鏡好聽專輯連結：https://mirrorvoice.pse.is/SP4RM鏡週刊報導連結：https://www.mirrormedia.mg/story/whatelse-but-incarceration-nation/繪圖/ 鍾以涵呂苡榕：「監獄裡面，到底發生什麼事？」2015年高雄大寮監獄發生 6 名囚犯狹持典獄長14小時的重大事件。當時囚犯們對外提出了幾大訴求，包括抗議現有保外就醫制度嚴苛難以符合條件、內部生活環境需大幅改善，以及作業金太低等。戲劇性的是，六名囚犯最終選擇自殺身亡，這件事只留下一陣譁然，隨著時間推移而少有人討論。這個事件，引起鏡週刊文化組記者呂苡榕的關注。2019年她開始進行監獄權益的調查採訪，訪問不少受刑人與監獄管理員，了解監獄生活狀況，包括有些監獄還在用地下水洗澡，在不通風雨潮溼環境中，容易因為不佳水質導致大規模感染等。當時的採訪內容，因篇幅限制並未完全放進文字稿內；這一次呂苡榕將透過鏡好聽，分享這些遺珠之憾，同時邀請曾在監獄服務的A社工一起對談。記者今天不寫稿 E06｜是監獄？還是人造地獄？——文化組監獄權益專題鏡好聽專輯連結：https://mirrorvoice.pse.is/Q7JW3鏡週刊報導連結：https://www.mirrormedia.mg/story/20190926cul001/繪圖/ 鍾以涵陳昌遠：「我們大多數人沒打算去剝開那個洋蔥，而決定把它丟到垃圾桶裡面。」這幾年許多震驚台灣社會的重大刑案，例如北投文化國小隨機殺人案，內湖小燈泡隨機殺人案，以及華山大草原分屍案等，黃致豪都擔任被告的辯護律師，他也是電視劇《我們與惡的距離》主角之一王赦律師的原型人物。黃致豪曾質問鄭捷：「你行兇的感覺是什麼？」他回答：「就像在半空中看著自己在捷運上隨機殺人。」擁有心理學背景的黃致豪認為，這其實跟過去重大犯罪者在殺人過程很像，加害者會把自己抽離到另外一個視角‧‧‧‧‧‧。本集邀請到鏡週刊人物組記者陳昌遠，分享〈死刑辯護人黃致豪〉專題。採訪過程中，記者陳昌遠原本抱持著與一般大眾無異的恐懼，認為應該嚴懲加害人；而在這價值觀衝突中，他又是如何與受訪者黃致豪擦出火花？鏡相人間 E10｜我們與惡的距離 鄭捷辯護律師的告白——談黃致豪鏡好聽專輯連結：https://mirrorvoice.pse.is/RJ73U鏡週刊報導連結：https://www.mirrormedia.mg/story/20180910pol001/繪圖/ 鍾以涵陳昌遠：「為什麼妳可以在這種情況下，用那種理性和充滿感情的方式去談這件事？」「突然間，她的大女兒準備去上廁所，到了路口卻停下來，她就讓大女兒自己走進教學大樓。」「我當下就想說，你的女兒曾經在路上被人用刀把頭砍下，你為什麼不感到恐懼？不去關心不去保護自己的女兒，通常你會有一個保護慾至少要跟到廁所前‧‧‧‧‧‧。」鏡週刊人物組記者陳昌遠，曾採訪小燈泡的媽媽王婉諭。事件發生後，她沒有一般人想像的崩潰哭喊、憤怒指責，這讓她被稱為「非典型受害者」。透過陳昌遠的採訪，我們有機會深入理解小燈泡媽媽真正想要說的是什麼？她為什麼要這麼說？又是什麼樣的養成背景使得她會說出這些話？鏡相人間 E01｜她選擇了不在鏡頭前崩潰 — 談小燈泡媽媽鏡好聽專輯連結：https://mirrorvoice.pse.is/TDQCR鏡週刊報導連結：https://www.mirrormedia.mg/story/20180419pol001/繪圖/ 鍾以涵戴伸峰教授：「你認為犯罪人跟一般人從媽媽肚子裡出生，那一瞬間，是否是一樣的？」什麼叫犯罪人，什麼叫一般人，怎樣是「一樣」。你認為犯罪人跟一般人從媽媽肚子裡出生，那一瞬間，是否是一樣的？這個節目要來談論「犯罪」究竟是什麼？犯罪心理學又是如何研究犯罪與人和社會之間的關係？只要嚴懲就會抑制犯罪？反社會人格究竟是先天形成還是後天養成的？這些議題與故事，都在中正大學犯罪防治系教授戴伸峰主持的《犯罪心理學大解析》系列節目中。犯罪心理學大解析 S01E03｜犯罪是先天還是後天？ 犯罪學之父龍布羅梭的天生犯罪人論鏡好聽專輯連結：https://mirrorvoice.pse.is/SPWHF戴伸峰教授：「如果你今天真的想要殺掉一個人，你有哪些理由做這些極端的事情呢？」早期台灣的殺人案有三分之二跟情感衝突有關，剩下三分之一才是財殺或仇殺，加害者和被害者之間通常會有一定的人際經驗。但本集討論加害者和被害者完全不認識的前提下，無差別殺人或是隨機殺人的情況，也就是所謂的陌生者間重大犯罪。國立中正大學犯罪防治系教授戴伸峰，從心理學與社會學角度，剖析國內外近幾起無差別殺人案。心理學好好玩 S02E10｜當「冤有頭債有主」不再是定律 從犯罪心理學談陌生者間重大犯罪鏡好聽專輯連結：https://mirrorvoice.pse.is/Q34G4🚩鏡好聽官網：https://voice.mirrorfiction.com/🚩鏡好聽粉絲專頁：https://www.facebook.com/mirrorvoice2019/🚩鏡好聽 IG：http://bit.ly/2RGcRd2🚩鏡好聽客服信箱：voiceservice@mirrormedia.mg

【鏡文學講堂】創作者秘技：從田野調查、作品主題企劃到版權維護，創作人必備知識大公開 / 故事的開始─創作者如何進行田野調查 活動記錄： 田野調查是創作的第一步，田調愈是深入，愈有力於將所累積的調查材料，轉化成讓觀眾產生信任與真實感的戲劇元素，帶領觀眾走進戲劇的核心，對角色產生認同。在這場講座中，資深記者胡慕情從多年採訪經驗中，分享了如何針對採訪主題進行人物觀察與田野調查；從訪查到完成故事報導，調查資料如何選取、剪裁、呈現等等的方法，以下是這場講座的重點摘要： 把抽象的東西具象化 進入田野，對有記者身份的人來說並不困難。因為田野所在的人，對記者可以改變他們處境這件事有所寄託，因而會盡量配合你的需求，不管是拍攝，或是訪問。但這種進入方式，不管對創作，或是新聞本身，亦非全然的好處。當對方有所需求，受訪者所表現出來的，容易淪為單一面向、扁平的話語跟姿態。這對每日新聞的處理或許足夠，但若要盡可能讓一個人立體，或是讓一個事件的複雜度得以呈現，單靠受訪者主動傾訴，是不足的。若要彌補這些不足，必須勤奮地前往田野。 身為記者，如果不能盡可能把抽象的東西具象化，是很難讓沒有生活在那個地方的人感同身受的。既然無法感同身受，也就難以同理乃至於行動。換句話說，文字或影像的運用，很重要的一點是，創造出一個閱聽眾所能理解的情境，這於新聞寫作或創作都共通，因為創作者或記者，就是閱聽眾先行的一雙眼睛。實地探訪的重要性在這裏。當我們能夠去到現場，根據你的受訪對象所述說的「生活痛苦的根源」，去看他的生活環境，就算是一兩天都好，你所能表達的、描繪的素材，就會更豐盛。 田野調查最重要的事就是不斷地提問 問題跟答案，是一個勾連一個的，田野調查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不斷地提問，再從你所得到的答案裡，再繼續提問。這樣一層又一層地，去把閱聽眾不知道的東西，盡可能具象化。 對於物或景的探索，盡可能在不同的季節前往，比方，雲林台西這一帶，放蚵苗的時間是在白露跟中秋的時段，當你在這個時段田野調查，你會感覺到海水水溫的差異，你會知道，蚵農所說的辛苦耕耘是什麼意思。而在放養蚵苗前的田野，你可能得在大太陽底下整理蚵殼、打洞、綁蚵、串線。這些非常瑣碎而富勞動力的體驗，不僅會使你在畫面書寫上有更多得以運用的可能性，同時會讓你貼近那個角色的心理狀態。 而所有的收穫，都得用時間和真誠去換。當你到田野的次數與時間足夠長，你就能取得當地人愈多信任。每多一個信任的人，就會為你帶來更多的受訪者，而這又會回頭讓受訪者告訴你，他可能不會告訴其他人的事。 冷靜檢視過於感性的素材，翻轉絕望故事的結局 作為一名記者其實是一項艱難的事，艱難的點在於，每個人所經歷的每件事都可以化為故事。因為，我們在敘述一件事情的時候，一定包含了人事時地物與脈絡。而這些元素，即是新聞的元素，同時，也是故事的元素。因而，當一個陌生人，對著記者傾吐他的故事時，那意味他把生命中的一部分切片交給你。他願意把生命的一部分交給你，有著他的期待，那個期待源自於他對於你這個社會角色的認知。 然而，記者說到底要追求的，卻不是那些苦痛的現身，意即，不是故事本身而已，而是真實，以及社會的病徵。問題是，受訪者的話語，可能有謊言，可能只有部分正確。在幾乎要讓你沉醉的哀傷的、動人的、淒美的故事裡，記者必須保留一絲冷靜去檢視那些過於感性的素材有沒有不實，亦或是，看起來很扁平的善與惡，之前曾經受過哪些擠壓。新聞必須去處理那些過程，而不僅是說出動聽的故事，唯有如此，那些看起來注定絕望的故事結局才有獲得翻轉的可能。 在採訪中記者應當註意細節。細節分為兩種，一種是受訪者本身的行為表現，另一種是，他所面對的議題的各種變化。為了掌握這兩個面向，記者不應該只是在書桌前蒐集資料，或是只等受訪者來找，而應當不斷地前往與這個議題有關的所有場合。當起身離開書房，愈勤奮地前往田野，也就是你所想要了解的人所居住、生活的場域，會不知不覺中為你累積出許多創作上的素材。 將對人的尊重，放在創作之前 創傷事件中，最難面對的部分，是你和受訪者之間的距離如何拿捏，乃至於，你要對人尊重到什麼程度、願不願意把人放置在你的創作之前。川本三郎在《我愛過的那個時代》這本書中曾寫到一段故事。川本說，他初出茅廬時曾接了一個專題，是向一位二十多歲，沒經歷過戰爭卻寫出戰爭經驗的一個女子進行查證，他查證後發現，這位作者竟然是一個用藝名拍攝成人片的女演員。對新人記者來說，倘若這件事寫出來會因此爆紅成名，但川本終究沒寫這篇報導，因為「不寫成稿子也是記者的工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