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淑卿2024年10月韓國文學的英譯者，也是2025年國際布克獎評審Anton Hur，正在線上與評審團開會時，他以為英國發生了地震，因為有一半的人突然跳起來。他靠近鏡頭問，那邊發生了什麼事？有人跟他說，韓江得諾貝爾獎了。這年國際布克獎評審團主席Max Porter，正好是韓江《素食者》英國版編輯，只見他一臉不敢置信的站起來。Anton說，他向Max道賀，因為此刻他想向某人道賀，而Max似乎在邏輯上是離韓江最接近的人。其他人可能也有類似想法，因為他們開始向Anton道賀，雖然Anton沒有翻譯韓江的書，但他是韓國人。Anton Hur出生在瑞典，住過香港、衣索比亞、泰國，而後返回韓國定居。他不僅自己創作，也是申京淑、鄭寶拉、朴相映等作家的英文譯者，2022年鄭寶拉、朴相映同時入圍國際布克獎的作品，都是出自他的手筆。2024年10月30日，他在英國文學雜誌《Wasafiri》發表一篇文章〈我們抵達了：Anton Hur談韓江獲得諾貝爾文學獎〉（We Have Arrived: Anton Hur on Han Kang’s Nobel Win）。難以言說的真相，韓江用文學做到了所謂抵達，不僅是經歷高銀、黃皙暎等一次又一次期待落空後，韓國作家終於得到諾貝爾文學獎。或許，也是因為，文學抵達了他曾以為不可能言說的真相。Anton說，光州事件和濟州四三所有的紀錄和記憶都被迫埋葬。為了掩蓋或淡化這兩個暴行，無數人生被摧毀。許多行動者、作家與普通公民，僅僅因為說出真相就喪失生命。對於1980與1990年代成長於韓國的人來說，向非韓國人解釋這段民族創傷幾乎是不可能的事。因為必須先釐清的錯誤資訊太多，需要回答的疲憊問題太多，試圖扭曲歷史真相的西方利益也太多。但這些他曾經深信不可能完成的事，韓江只用一本書《少年來了》就做到了。Anton寫道：「真正令人動容的，不只是這本書本身，而是某種我以為永遠無法成為文學的東西，竟然被寫成文學。這使我作為一個讀者、一個譯者、一個寫作者，都得到釋放。它讓我看到：真相，儘管看似我們所擁有的最微弱、最脆弱的東西，卻也是最持久的。因此，也是最強大的。」在這篇文章中，Anton提到一個問題，西方世界是怎麼理解韓江作品的？他說，隨著韓江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韓國這場歷時數十年的歷史修正，似乎接近完成。但是這個歷史意涵，在西方媒體中大多被忽略，這可能是出自無知與種族主義。因為將韓江得獎解讀為在一個厭女社會中的女性主義勝利，當然更為容易，雖然這確實也是其中一個面向，但也讓人懷疑白人得以藉此掩蓋自身的反女性與殖民暴力。如何與為何，邊陲與中心的不同視角2025年喬治城大學學術期刊《Gnovis Journal》有一篇文章〈邊陲的晉升：韓江諾貝爾獎與文學承認的政治〉（Scaling the Periphery: Han Kang’s Nobel Prize and the Politics of Literary Recognition），則看到另一角度，為什麼韓國媒體迴避韓江作品中的女性主義？作者崔智秀（Jisoo Choi，暫譯）以法國文學評論家帕斯卡．卡薩諾瓦（Pascale Casanova）世界文學「中心和邊陲」的理論框架，選擇2024年10月10日至31日韓國《朝鮮日報》、美國《紐約時報》、英國《衛報》三家媒體關於韓江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文章，進行分析。崔智秀認為，作為邊陲，韓國媒體關心的是，我們是如何走到那裡的？中心關心的則是，韓江的作品為何在這裡占有一席之地？因此，韓國媒體主要聚焦於韓江如何取得這一成就，將其獲得諾貝爾獎呈現為一項民族勝利。由文化中介者、翻譯基礎設施和機構支持的協調努力共同促成，使她得以在全球文學場域「晉升」。相較之下，美國和英國媒體聚焦於韓江的作品為何被認為值得諾貝爾獎，將她塑造為一個「局外人」，其「奇異」而「實驗性」的寫作為她進入全球文學正典提供了正當性。在論文中，崔智秀指出，韓江作品中富含女性主義的批評，尤其是《素食者》，被認為擄獲全球讀者的心；但韓國媒體相比之下，則聚焦在其寫作的歷史和政治角度，主要是《少年來了》。作者認為，《朝鮮日報》將她的獲獎定調為「因歷史意義和文學價值而獲得認可」，對女性主義隻字未提。這反映了一個父權仍然濃厚的韓國社會，似乎不願意面對韓江寫作中顯而易見的女性主義意涵。翻譯文學要在國際性的文學獎獲得肯定，必須經過繁複的過程。需要譯者，需要版權代理，需要國外出版社的慧眼，最後則是經過文學獎評審的考驗。因此韓國媒體的核心問題是：在實現如此里程碑式的成功中，發揮關鍵作用的策略是什麼？在韓國翻譯基礎設施的機構中，如果官方缺席，私人贊助仍然可以讓優秀作品保有機會。如在朴槿惠主政時期，韓江曾被列為黑名單，沒有獲得官方翻譯補助支持，當時補助《素食者》翻譯成英文的，是與教保文庫有關的大山文化財團。中國當代文學何以逐漸邊緣？或許我們可以依此思考，中國文學的翻譯作品，越來越被視為邊緣，是否與他們的作品必須逃避政治與敏感議題，因此被視為馴服或過濾，而不被信任其文學價值有關？香港一家英文網站RADII，2020年曾刊登一篇文章〈中國文學翻譯出了什麼問題？〉（What’s Going Wrong with Chinese Literature in Translation?），作者Dylan Levi King一開始便問，為什麼中國讀者閱讀的書，和在國際上被閱讀的中國文學翻譯作品，有如此大的不同？關鍵可能在於，國際社會對中國文學期待的功能是「解釋中國」，中國文學應該講述什麼故事？而這是現在的中國，無法提供的。Dylan Levi King說，典型的閻連科新作評論，主要是剖析他的政治立場，他受到國際評論界歡迎，似乎更多源於溫和的異見立場，而非他的文學成就。而莫言即使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仍引起黨員身分是否抹煞他作品中可能具有的文學價值的爭論。作者參與翻譯蔡崇達的作品《皮囊》，這本書雖然是暢銷書，但因為對中國當代政治幾乎隻字未提，因此在2020年尚未找到國外出版商（此書英譯版已在2021年出版）。而當時在西方受到矚目的則是方方在新冠疫情期間所寫的《武漢日記》。作者也提到，現在中國文學能被翻譯成英文的非常少，2019年約20本。「即便是那少數得以譯成英文的書，閱讀量也寥寥無幾。許多書由學術出版社或小出版社出版，沒有任何推廣預算。它們鮮少獲得主要刊物的書評。」Dylan Levi King 點出西方期待與中國作品之間出現的落差，但「邊陲」文學如何可以藉由翻譯流通到世界文學的「中心」，或許遠比這個更為複雜。村上春樹全球聲望的形成日本文學教授也是譯者史蒂芬·史奈德（Stephen Snyder），2017年在《Literary Hub》發表一篇文章〈村上效應：論易於翻譯的文學潛藏的同質化危機〉(The Murakami Effect: On the Homogenizing Dangers of Easily Translated Literature)。他長期關注翻譯出版的運作邏輯，像是什麼被翻譯，如何被翻譯，以及如何在另一個文學語境中被行銷和消費。他認為，翻譯的流通最終受制於出版業更宏觀的經濟利益，而這些利益塑造了一個翻譯文學的正典。這個正典可能與原語言文化中的正典面貌迥異，卻在左右那個文化或國家被外界感知的方式上，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他分析了村上春樹如何作為日本「國民總酷值」（Gross National Cool）最重要的文學代言人，以及他全球聲望的形成。與此成對比的則是水村美苗對翻譯的近乎抵制，後者較為人知的作品是《本格小說》。史奈德認為，村上本人具有多產美國小說譯者的豐富經驗，讓他深諳作品在翻譯中的命運，以及要讓作品對目標文化的讀者清晰易懂且具吸引力，需要做些什麼。他對自身全球事業刻意經營。更換譯者，更換文學經紀人，更換出版社，更換編輯；尤其身為雷蒙·卡佛的譯者，他研究和翻譯了這位長期在《紐約客》發表作品的作家的每一個字，因而在日文中創造出《紐約客》式的文體風格，這也使得他成為最頻繁在這個刊物發表作品的作者之一。而從小生長在國外的水村美苗，擁有極佳外語能力，但或許因為生長在國外，日文成為她精神的居所，因此她在寫作上更追求掌握日文的精細幽微，使得她的作品幾乎是對翻譯的一種抵抗。雖然《本格小說》等作品翻譯成英文後評價不錯，但是她第一部作品《續明暗》，是接續夏目漱石未完成的小說《明暗》，如果對這部作品不夠了解，就幾乎無法閱讀《續明暗》，因此這部小說沒有英文版。史奈德在這篇文章提出的問題是，村上的作品之所以在翻譯中大獲成功、找到全球讀者，正是因為它從誕生之初便是為翻譯而生。如此，國外出版社在日本尋找「下一個村上」，是否會讓被選擇的易於翻譯的日本文學有同質性的危機？這個擔憂在海外出版社尋找類似村上的暢銷書時，也許可以成立，但是若要進入所謂中心的「文學正典」，可能有著不同的邏輯。韓江的作品不是為了翻譯而生，剛進入今年國際布克獎決選名單的《臺灣漫遊錄》雖然一開始看似一部翻譯作品，但它也不是為了易於翻譯而生，甚至國際布克獎評審強力建議閱讀這部小說時，不能錯過注釋。如果聲望加冕可以鬆動創作的障蔽來自「中心」的注視，是一種聲望的加冕，如果僅從「需要這種肯定，才能確立一部作品的文學價值嗎？」來思考，的確令人感覺不適。也早已有人擔憂，現在若沒有英文翻譯版的作品，是否就會被視為失敗之作？但是，聲望的加冕，也可能提供不同視野。比如Anton Hur說，韓國的文學小說和類型小說涇渭分明，在進入國際布克獎短名單後，鄭寶拉的奇幻恐怖小說《詛咒兔子》才被放在韓國書店的文學小說區域。而《臺灣漫遊錄》剛出版時，小說採取的形式也曾引起以為是真實人物回憶錄，卻其實是虛構小說的批評。但是在國際布克獎決選評審的看法中這卻是精妙之處：這部小說巧妙運用了「翻譯回憶錄」常見的格式，像是前言、注腳和後記，為主線故事增添出人意料的層次，甚至還藏了一個打破第四面牆的小彩蛋。如果他人之眼，可以因為提供不同視角，讓創作的障蔽可以鬆動，讓創作者擁有更多實驗空間，這也是一件美事。

作者／徐淑卿小說《82年生的金智英》曾有段懷孕中的金智英坐地鐵的描述。一位太太用大家可以聽到的聲音說，這樣很累吧？要是有誰讓座給你就好了。在大家的不自在中，一位女大學生站起來讓座，但是她撞了金智英的肩膀說：「肚子都大成這樣了，竟然還搭地鐵出來賺錢，真不知道在想什麼？」另一部韓國小說《破果》，是題材少見的65歲女性殺手的故事。小說開始的場景也是在地鐵上，坐著的孕婦，被強迫她讓座的男子數落：「最近的年輕人連結婚這種事都自動放棄，也不生孩子，懶得履行義務，只有在想要舒舒服服的時候才會說懷孕。...講白一點，這世上就你一個人懷孕嗎？就你一個人要生孩子？」地鐵如社會的觀景窗，讓讀者看到韓國女性，即使是最能激起大家善意的孕婦，在擁擠的必須爭奪的空間，也成為讓人產生敵意的「特權」。2016年5月，江南地鐵站附近甚至變成祭壇。一位年輕女子在公廁遭到殺害，兇手和被害人毫不相識， 行兇動機是，他長期遭到女性無視，已經再也無法忍受。曾經翻譯《臺灣漫遊錄》的韓國翻譯家也是類型小說作家金依莎說，這件事引起許多女性的危機感。過去大家可能以為韓國治安良好，現在則驚覺這種暴力可能發生在每個女性身上，「她的故事可能也是我的故事，她的結局可能也是我的結局。」「江南站殺人事件」被認為是韓國女性主義再次覺醒的起點。幾個月後，趙南柱《82年生的金智英》出版，這本狂銷超過百萬冊的小說，不但社會學式的呈現韓國女性生命群像，也讓女性過去有所感但未必察覺也未必能言說的痛苦，經由主角之口率直說出。根據統計調查，韓國1982年出生的女性，名字最多的就是「金智英」。這部小說，藉由一位女性，顯影所有韓國女性共同的處境。就像「江南站殺人事件」，顯影的是女性共同面對的「厭女」威脅。揭露韓國女性所受到的性別、父權與社會的暴力，其實2007年韓江《素食者》更為尖銳。韓江接受韓國《東亞日報》採訪時曾說，她在大學時曾被韓國詩人李箱的這句文字吸引：「我相信人類應該成為植物。」她想像這位處於日本殖民時代的詩人，被迫生活在一個充滿暴力的世界，也許正是如此而渴望人類成為植物。所有與暴力相關的詞彙，如攻擊、戰鬥等都是指向動物性的存在，《素食者》是嘗試抵抗這種動物性的本質。韓江說：「我想呈現一個弱肉強食世界最極端的核心。」不過韓江的尖銳，一個在暴力下希望像植物那樣活著的女子，也很容易被「病理化」或代換成一種只會出現在小說的「奇觀」。這種「虛構的孤例」，也許不像「我們都是金智英」那樣，意味著韓國女性共同的呼聲，以及成為對有些韓國男性來說共同的挑釁。2018年韓國Me Too事件已經不再只是隱流，而成為公開的抗議運動時，檢察官徐智賢（Seo Ji-hyeon，暫譯）在電視訪談指控上司性騷擾，就引用《82年生的金智英》。2016年「江南站殺人事件」、《82年生的金智英》出版與2018年MeToo運動，意味著女性覺醒擴大到更多群體的同時，不意外的也面臨反噬。不但涉及女性的書寫與言論，更容易被敵視，而且可能進一步被貼上「厭男」標籤，女性主義甚至被視為一種「精神病」。2018年歌手 Irene 在粉絲簽名會說最近在讀《82年生的金智英》，隨即引來男性粉絲強烈不滿，甚至在社群上燒燬她的照片，剪碎她的海報。一名男性留言說：「她等於公開成為女性主義者，我不再是她的粉絲了。」同一年，饒舌歌手 San E 發表歌曲〈Feminist〉，歌詞被認為有厭女意味。他也在一場演唱會反擊抗議他的聽眾：「Womad是毒藥。女性主義？不，你們是精神病。」Womad是2016年從另一個以強調「鏡像反擊」聞名的論壇Megalia分裂出來的社群，強烈反父權，公開使用仇男語言與主張對男性全面拒斥。但是，這種較為激進的立場，其實不能代表韓國所有女性主義者，甚至她們也不見得自認是女性主義者。不過，對於反對女性主義的人，他們未必想釐清其中的區別，甚至刻意模糊其中的區別，將Womad的主張變成女性主義共同的標籤，也賦予自己仇視女性主義的正當性。2021年《The Diplomat》曾刊登一篇文章〈女性主義如何在韓國成為貶義詞〉（How Feminism Became a Dirty Word in South Korea），分析女性主義在韓國被妖魔化的複雜原因。這不僅是男性擔心女性將動搖其過去優勢的反彈，也不僅是自以為被無差別「厭男」所感受到的被歧視的憤怒。文章中引述律師S. Nathan Park 的看法，一種相信成敗全憑個人努力的菁英績效主義（meritocratic ideology），構成韓國年輕男性反對女性主義的思想基礎。他們在嚴苛而競爭激烈的教育與就業環境中，受個人主義追求與資本主義壓力所形塑，因而形成一種「扭曲的道德感」。在這樣的觀點之下，系統性的性別不平等被削弱甚至否認。S. Nathan Park認為，當前這股厭女浪潮的動機，源自韓國年輕男性將女性視為「持續獲得優惠待遇的威脅」，而將自己視為女性主義的受害者。在《82年生的金智英》與《破果》中描繪的孕婦在地鐵上的被歧視，何嘗不是將她們視為獲得優惠待遇而讓自己受害的威脅？充滿貶義的網路流行用語「媽蟲」，又何嘗不是刻意忽略母親在家庭中承擔更多育兒的辛勞，而將她們扭曲成依靠丈夫和小孩得以悠哉度日的人？文章還引述一位韓國女性主義者的說法：「女性主義者正被描繪成仇男者，以便被噤聲，並使她們為性別平等所做的努力遭到污名化。」一些受訪者認為，現在韓國公開稱自己是女性主義者仍是危險的。而對名人展現女性主義立場的仇視，也助長一種文化氛圍，女性主義意識形態遭到排斥，當事人必須為此不斷辯解或道歉。這種對女性主義的憤怒情緒，也被政治人物收割。2024年愛丁堡大學韓國研究資深講師Youngmi Kim，有一篇文章〈4B：韓國女性如何領導一場對抗厭女的激進運動〉（4B: how South Korean women are leading a radical movement against misogyny）便指出，韓國政治人物已將這股日益增長的怨懟情緒武器化，並利用性別歧視與厭女情緒來獲取選舉利益。她認為，韓國前總統尹錫悅2022年贏得總統大選，部分原因正是他成功鞏固心懷不滿的年輕男性選民支持。在競選期間，他承諾要廢除性別平等與家庭部，並指控該部會將男性視為「潛在的性犯罪者」。不過，在部分男性妖魔化女性主義者，試圖否認韓國性別不平等的事實，以及抹煞女性爭取平等的努力時，作為韓國文化消費主力的年輕女性，對於現在仍有政治不正確的厭女等文字也格外醒覺。金依莎說，其實韓國文學界對於性別的看法已經達成共識，現在的問題是，如何擴散到更多讀者群，讓他們可以接受？她選擇寫類型小說，也有著希望觸及更多讀者的想法。金依莎所寫的第一部長篇小說《漢城府，明月夜》是一部以朝鮮時代「產婆」為主角的推理小說，因為這個時代男性仵作無法檢驗女性屍體，民間產婆就有機會代為驗屍，而從這樣的職業設定中，讓女性成為可以觀察推理的「偵探」。這部小說獲得相當不錯的評價，被視為是「成功將性別議題植入類型框架」的佳作，目前已有法文與俄文版，也售出電視版權。在讀者的反應中，金依莎也發現對於女性角色更為敏感的現象。有些人對女性身份產生質疑，比如說朝鮮時代女性不能出門，產婆可以去驗屍或追查案件嗎？金依莎說，女性不能自由拋頭露面是朝鮮時代晚期的規定，但小說背景是較早時代，還沒有禁止女性出門。不過小說中的確有個角色和史實有出入，也就是世宗大王的弟弟，這個人物其實很早就去世了，但這點反而沒有人提出質疑。《洛杉磯書評》撰稿人Colin Marshall曾說，即使在韓國，《82年生的金智英》一度也帶有社會政治「高壓線」的性質：讚美它，你就是女性主義陰謀的一分子；批評它，你就是父權體制的一員。...這使得要讓文本從藝術性的優缺點來進行批判性討論，面臨的可能不是反駁，而是一道石牆。石牆意味著在對立的情況下，有意義的溝通幾乎不可能。但是這樣固體的形容，反而讓人有種石牆或許有一天可以打破的樂觀。而爭取性別平等的努力，可能更像液體，在政治動員的情緒挑動下，如逆水行舟，退步往往比進步還快。這不僅是政治人物以厭女言論吸引同樣厭女的支持者來鞏固選票，而且也顯示女性議題的脆弱性，在政治對立之前，我們曾經以為的進步，或許只是幻覺。 韓江《素食者》，承襲韓國詩人李箱「人類應該成為植物」的想像，尖銳描繪韓國女性所受到的性別、父權與社會的暴力。圖／陳克宇

作者／徐淑卿 1940至1955年，紐約發生多起炸彈案，警方卻一無所獲。到了1956年，紐約市警察局犯罪實驗室督察霍華德·芬尼（Howard Finney）和兩名探員，決定拜訪精神科醫師詹姆斯·布魯塞爾（James Brussel）。 芬尼將未爆炸彈的照片，毀壞現場的影像，以及炸彈客署名 F.P. 工整字跡信件影本，交給布魯塞爾。後者憑藉這些跡證推測這位被稱為「瘋狂炸彈客」的人物特徵，最後他說出日後成為傳奇的預言：「當你們抓到他時——我毫不懷疑你們一定會——他會穿著一套雙排扣西裝。」 一個月後，警方逮捕喬治·梅特斯基（George Metesky）。當時是午夜，他身穿睡衣，警方要求他換裝。當他回來時，身上果然穿著一套雙排扣西裝。 這個案例與1972年聯邦調查局成立行為科學部門（Behavioral Science Unit）密切相關。初期核心人物霍華德·泰藤（Howard Teten）是布魯塞爾弟子，他曾說布魯塞爾的方法是他們重要的靈感來源。 犯罪側寫（Criminal Profiling）以科學方法，剖析犯罪者心靈。這如同行走在人心深淵險徑產生的洞見，與小說或影視創作，有著共通的想像泉脈。因此這門學科誕生後，不但小說或影視經常以犯罪側寫師為主角；真實世界犯罪側寫師寫的作品也經常搬上螢幕，自己則成為影視的主角原型。 如泰藤的門生，著名的犯罪側寫專家約翰·道格拉斯（John Douglas），就是《沉默的羔羊》中傑克·克勞佛探員（Agent Jack Crawford），與《破案神探》霍頓·福特（Holden Ford）的原型。 今年12月即將來台參加鏡文學「黑鴉偵探俱樂部」大師論壇活動的權一容（另譯權日勇）也是如此。他是韓國第一位犯罪心理分析官，曾訪談超過1000名罪犯，他寫過《研究怪物的人》等書，後來被拍成影集《解讀惡之心的人們》。 韓國2000年在首爾地方警察廳科學搜查系成立犯罪分析組，是因為1990年後，韓國社經環境急遽改變，產生新的犯罪型態；加上犯罪者遺留在現場的證據逐漸減少，因此需要新的調查手法。 1960至70年代韓國社會犯罪，大多起源於加害者和受害者有因果關係，或明顯犯罪動機，像是仇殺、情殺、財殺；但是1986年華城連續殺人案與90年代至尊派等組織性犯罪，則是以非特定受害者隨機殺人。 新型態的犯罪者在犯案前制定周密計畫，犯後澈底湮滅證據，因此現場少有物理跡證，這是韓國開始採行犯罪側寫搜查技術的原因。但讓警方明確認知犯罪側寫絕對有其必要，是在2003年連續殺人犯柳永哲出現，他在不到一年時間殺害20人。 權一容在《研究怪物的人》寫道：「犯罪側寫即分析人的行為」。透過案發現場的犯罪者行為分析，犯罪側寫師進行多樣化剖繪，如犯罪者個性、職業特性、犯罪者人際關係。犯罪側寫包含許多範疇，像是「罪犯側寫」、「地緣側寫」、「連鎖側寫」等。 他說，犯罪側寫師的面談和調查官審訊不同。調查官藉由問題，確認犯罪發生的原因、犯罪過程和犯罪真相。犯罪側寫師則是透過面談，掌握犯罪者的性格傾向，了解用什麼方式進行調查最有效。 犯罪側寫師不會進行審訊，而是令犯罪者在面談中，不知不覺暴露自身特點，協助調查順利進行。 2007年《紐約客》一篇長文〈Dangerous Minds〉，作者Malcolm Gladwell曾提到犯罪側寫師與推理小說偵探的不同。傳統偵探小說是從屍體開始，核心是尋找兇手的過程，隨著線索追查，網會越撒越大，重點在於「誰是兇手」（Whodunit）。犯罪側寫則是將網子「縮小」，利用犯罪現場來「界定兇手」，如布魯塞爾所言：「透過研究一個人的行為，我推斷出他是什麼樣的人。」這不是「誰是兇手」的故事，而是「他是誰」（Hedunits）的故事。 「他是誰」可以比喻成深入黑暗之心的旅程。對於犯罪者心理成因掌握越多，對他的行為就有越清楚的「想像」，因此犯罪側寫師可以提出近乎直覺的洞察。 。 權一容參與的案件裡，最讓他難忘的是連續殺人犯鄭南奎，他造成14人死亡，19人重傷，受害者多是婦孺。最後他被判死刑，但尚未行刑即在獄中自殺。在訪談時，鄭南奎曾對他說：「因為坐牢不得不戒菸，但我戒不掉殺人的衝動，太痛苦了。」 因此，雖然有人認為鄭南奎自殺是因為對死刑不安，但權一容認為，鄭南奎是控制不住殺人的慾望，最終只能對自己下手。他在接受韓國媒體《The Korea Herald》採訪時說，他在鄭南奎身上看到「純粹的惡」。 這種透過「結合案發現場的科學跡證，犯罪者的犯罪特徵與心理痕跡」，想像犯罪者如何行為與思考，甚至有如「通靈」一般。 〈Dangerous Minds〉描述約翰·道格拉斯的一次經驗。有次他到地方警局，協助老婦人遭到殘忍毆打與性侵案件。他說完自己的看法後，一位探員露出微笑問他是否是通靈者？因為他說的內容和他們兩週前請來的靈媒說的幾乎一模一樣。 身為聯邦調查局幹員，卻被比喻成靈媒，但道格拉斯並未反駁，反而開始思索他那難以言喻的洞察來源。於是問題隨之而來：這門被稱為「側寫」的神祕技藝究竟是什麼，又是否可靠。 道格拉斯曾寫道：「我在處理一宗案件時，會吸收所有可用的證據……然後在心理和情感上把自己放進罪犯的腦袋裡。我嘗試像他那樣思考。這究竟是如何發生的，我也不確定，就像多年來向我請教的小說家湯瑪斯·哈里斯（Thomas Harris）一樣，他也無法準確說出自己的角色是如何栩栩如生地誕生的。如果這其中有某種靈感成分，我不會否認。」 不過，犯罪側寫多少依賴「靈光乍現」，這門學科的準確性，也經常遭受懷疑。就像布魯塞爾雖然說出讓他聲名大噪的「雙排扣西裝」，但「瘋狂炸彈客」真正破案關鍵，是有人從對「康愛迪生」公司的人事檔案中，找出線索。 在約翰·道格拉斯（John Douglas）與羅伯特·雷斯勒（Robert Ressler）訪談 36 名連環殺手時，來自波士頓市立醫院的安·柏吉斯（Ann Burgess），成為這個小組的顧問，她引入新的研究方法，並規範訪談進行的方式，製作57頁訪談指南。 去年《衛報》有篇文章《’They couldn’t stop themselves’: what do we really know about serial killers?》，訪問了安·柏吉斯。她的故事也被拍成紀錄片《Mastermind: To Think Like a Killer》。 之前道格拉斯和雷斯勒訪談連環殺手時，採用的方法是，讓他們說話，想說什麼就說什麼。但是柏吉斯反問：「你們怎麼知道他們說的是真的？」 柏吉斯之前曾和波士頓學院社會學家琳達·萊特爾·霍姆斯特倫（Lynda Lytle Holmstrom）做過146位強暴受害者訪談，也共同發表一篇論文，主張強暴的本質是基於權力和控制，而不是性。 「但是連環殺手研究，意味著受害者無法與你交談。那麼，他們可以從受害者學（victimology）中學到什麼？」 她想尋求新的模式，讓一般探員在進入現場時，也能從側寫的角度判斷現場發生什麼：「這個人的性別是什麼？種族是什麼？年齡多大？他有工作嗎？他有朋友嗎？還是已婚？所有這類問題都是你建立側寫所需要的。」 在累積多年研究後，柏吉斯對連環殺手的形成有一個看法：「我們基本上發現，一切都從年輕時的某種經歷開始。我們非常關注童年問題。人們一直說這些男人都有專橫的母親；但我們發現的是，他們有一個缺席的父親。這些男孩在成長過程中，母親同時扮演雙親的角色，所以，沒錯，在他們看來母親可能很專斷，但她必須一肩挑起。他以誰為榜樣？他向誰學習如何成長為一個男性？」 她經常問犯罪者，你的犯罪手法如此高超，究竟是什麼讓它奏效，得以逍遙法外？「而他們會說，警方或其他人有多少次錯過——他們本該抓到他，他本該更早被阻止。另一個重要的事是：他們無法停止自己。」 「他們無法停止自己」，犯罪側寫師相信，連續殺人犯不被逮捕，他們行為就不會停止，甚至還會升級，因為殺人的快感已不足夠。 權一容在訪談連續殺人兇手柳永哲時，也有類似經驗。柳永哲埋完屍體後，會做只有他知道的標記。「因為我會繼續殺人，後面還要埋很多屍體，總不能埋在同一地方吧？所以做了標記。」 2017年權一容雖未達法定退休年齡仍決定退休，原因就是：「我不是害怕他人評價我所做出的側寫結果，而是怕我的分析出錯，導致警方誤判，未能及時逮捕犯人，出現下一個受害者。而這份恐懼長久以來侵蝕我的身心。」 對於犯罪側寫師來說，幫助探員及早抓到兇手，阻斷未來可能的繼續犯罪，是最重要的事。雖然，長期與這些危險心靈相處，犯罪側寫師難免會有創傷後壓力症候群。「那些記憶會長時間揮之不去」，權一容曾引述尼采的話：「與怪物戰鬥的人，要小心自己不要成為怪物。」 台灣目前沒有犯罪側寫師這個職位。一方面是台灣治安相對穩定，隨機重大刑案較少，尚不足支撐設立此編制。 台灣警察系統也更強調物證與科學鑑識，雖有測謊等，但不是以犯罪心理學來運作，犯罪剖繪通常作為學術研究題目。 此外，犯罪側寫帶有推測性，側寫內容是幫助調查，無法成為法庭證據，可能也是被視為不急之務的原因。 但是犯罪心理學，永遠是小說與影視靈感的泉源。甚至無關犯罪，透過一個人的行為，洞悉他的內心，是每個人每天都在經歷的事。了解人心越多，對世界的覺察就會越不同。 韓國首位犯罪側寫師權一容（另名權日勇），即將於12月來台參加鏡文學「黑鴉偵探俱樂部」大師論壇。他也是韓劇《解讀惡之心的人們》主角原型。圖／顏一立 瞭解更多【黑鴉偵探俱樂部】：https://www.mirrorfiction.com/news/1193

作者／徐淑卿 首爾國際書展第一天，韓國前總統文在寅就到台灣館參觀。文在寅現在還有一個「身份」，就是「平山書房」的主人。他退休後在家鄉慶尚南道梁山市平山村開了這家書店，也舉辦作家座談和推動兒童閱讀等活動，將書店定位為「將書與人連結的文化共同體」。這次首爾書展，平山書房還設立攤位參展。 除了文在寅，另一為人熟知的就是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韓江的「書店今天」。2016年得曼布克獎時，她曾說如果哪天不寫作了，就想開家小型獨立書店。後來寫作仍然持續，但她的書店也在2019年誕生。 為什麼韓國有這麼多人想開書店？或說，想開家小型的獨立書店？ STORAGE BOOK&FILM在首爾有兩家鄰近的店。我先到創始店，在門外就看到這次首爾國際書展台灣主題國「臺灣感性」的海報，裡面還有一個特別陳列台灣繪本作品的韓文版專櫃。 對這家書店產生興趣有幾個原因：銷售很多獨立出版品；開設許多活動與課程，如教你如何「做一本自己的書」；從2014年開始舉辦串連創作者與讀者的獨立出版書展。 曾看過韓國作者李成赫寫的文章〈 首爾的獨立書店散步 〉。他說韓國出版界有個「登壇」的制度，為了成為作家，必須投稿到報社或出版社，經過審查登上文壇，才會被正式認可為作家。但是現在有越來越多人想寫自己的故事，自己出書，所以開始出現很多獨立出版品。在此情況下，販售這些獨立出版品的獨立書店也越來越多。 在STORAGE BOOK&FILM，正好就看到李成赫的作品《傷了我的心》（暫譯），是由他自己出版。 許多獨立書店本身就從事獨立出版，這家書店也是如此。我在創始店時，對一本小書很好奇，用翻譯軟體看了上面的手寫字，但是沒有買。到他們第二家店時，在門口看到一張小紙條，其中兩句是「如果有你喜歡的書，請以購買支持，一點點的支持會有很大的幫助。」這讓我決定，即使剛才已經買了三本書了，一定也要在這裡買一本。 我請書店的人員推薦一本書。他有點為難的說，韓文的話，小說可以嗎？我說，請隨意推薦。於是他指著一套四季小說，問我最喜歡什麼季節？我說冬天。巧的是，這本冬天的小說《美麗的雪花》（暫譯），就是我在創始店好奇但沒有買的書。店員很開心的說：「我就是這本書的編輯。」 這就是實體書店難以被取代的地方。永遠給你意想不到的驚喜，不管是書，還是人的相遇。對書店主人說，這是透過書籍與策展表達自我主張的地方，對上門的顧客來說，則是在許多的未知中，回應呼喚與共鳴。這裡，有許許多多美麗的世界等待開啟。 在韓國，「獨立書店」是2015年後才流行的概念。指在個人獨立經營的非連鎖「地方書店」中，受年輕世代歡迎，重視內容策展與社群經營的特色書店，常與獨立出版品掛勾。 根據韓國書店資料地圖平台Bookshopmap 執行長南昌祐（暫譯）2024年發表的文章，韓國獨立書店可以分成三代：第一代是從2010年初開始，以「獨立出版」為主題的書店興起。強調與鄰里共存，尊重多樣性。 第二代是2015年後。媒體曝光與現年二十多歲的Z世代關注，帶動爆發性成長。面對競爭，一些書店選擇走向「專門主題經營」。通常會採取書、咖啡、設計、出版或住宿等複合式經營。如銷售手工藝品、場地出租，提供出版課程等。 第三代是2020年後．讀者需求轉向「寬敞舒適，好拍照」。IG經營變得重要。開始策略化經營：提供每月配書的訂閱服務；舉行讀書會、講座、書談等活動；空間租借與會員制交流平台。在Bookshopmap數據中，362間第三代書店，有超過56.4%會定期舉辦聚會。（2025年在Bookshopmap註冊的獨立書店有962家。） 韓國政府對地方書店也相當重視。在制度面上有支持書店經營的法律與政策架構。在2014、2021年《出版文化產業振興法》兩次修法，先確立「圖書定價制」，有效抑削價競爭。再新增「地區書店活化支援」條文，要求公共圖書館優先向地方書店購書。 指定書店為適合微型創業業種，大型企業一年只能開一家新店，保障小型書店生存空間。 有「今日書店」、「深夜書房」、「書店策展支持計畫」等關於活動、經營、策展的補助。也有「書店學校」培訓課程，「書店on」平台運營建制。（不過2024年尹錫悅政府大幅縮減文化預算，可能影響相關計畫推動。） 2016年首爾市有公共圖書館共享空間條例，鼓勵圖書館讓地方書店舉辦小型活動，建立「圖書館x書店x社區」的聯動。 一家書店可能既是地方書店又是獨立書店又是社區書店，只是在不同脈絡使用不同稱謂。「獨立書店」凸顯不同於連鎖書店的文化多樣性；深植於地區的「地方書店」猶如小型的基地，確保文化在末梢神經依然活躍。 「社區書店」則強調在地的文化連結與社群參與。按照美國社會學家Ray Oldenburg著名的「第三空間」理論，認為「第三空間」是城市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公共場域，是人們在家與職場之外，得以交談，互動與建立歸屬的地方。社區書店正是具有這樣意義的空間。 正因為地方書店的重要性。在2020年疫情初起時，荷蘭書店Enter Enter和Idea Books ，就推出全球性的串聯活動「閱讀書籍，購買書籍，支持在地」（Reads Books, Buy Books ,Buy Local)。他們指出，這是想喚起對於這些文化場域脆弱性的關注，強調「這些書店需要被看見」。 在韓國，透過地方書店網絡 ，也發起「Buy Book, Buy Local 」活動，支持地方書店，讓這些在地文化節點不會消失。 在韓國導演洪常秀2022年的作品《小說家電影》裡，一位主角開設的書店櫥窗就貼了「Buy Book, Buy Local 」的貼紙，貼紙上還有一句韓文：「書，請在附近的地方書店購買」。 這勾起我對地方書店的所有情感。在沒有網路的時代，在一個台灣小鎮長大的人，地方上的書店，就是連結知識與世界的窗口。現在的地方書店，原有的意義依然存在，只是包含更多。它不僅以選書和策展和活動成為地方上的文化場域，也必須經營自己的社群，獲得在地的認同與讀者的歸屬感。而這些匯聚而成的，不僅是國民素質的涵育，也會建構一個我們更喜歡的社會，乃至提升一國的文化實力。 韓國獨立書店數量持續成長。各有自我主張的選書風格，銷售許多獨立出版品，以及舉辦各種活動，維繫社群，使其具有不同於傳統大書店的經營特色。圖／顏一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