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蕭宇翔／圖・鏡文學 今年首爾國際書展甫於6月28日落幕。鏡文學《文學新聞》特派記者專程赴現場採訪，除書展活動外，也專訪數位韓國出版界人士。系列報導今天起陸續刊出。 「我本來拒絕了《一位女性殺人犯的素描》的出版企畫。」李恩惠說。她是文罈子的總編輯，年輕時曾是學術記者，在報刊上主導過《尋找最佳經典譯作》、《韓國之美：尋找最佳藝術作品》等深度專題。2007 年投入創立文罈子出版社，長年出版厚重的人文社科經典著作，從皮凱提《21世紀資本論》、史奈德《血色大地》、余英時《朱熹的歷史世界》，到《三國演義》、《水滸傳》、莎士比亞戲劇等經典，以及重要的傳記作品《桑塔格傳》、《班雅明傳》，都在文罈子的出版譜系，使文罈子被讀者們稱為「磚頭書專門戶」。她也是閱讀的狂熱者，白天提早兩、三小時到公司讀工作上的稿件，下班後更大量閱讀自己想讀的書。問她成為一位編輯要做些什麼工作，她答，「所有事！」但最重要的是精細的校對，提煉出作品的情感與節奏。「我們不應將資深編輯視為落伍者，而應視他們為文本潤飾的專家。」雖然最常出版的是人文社科類的經典著作，但她一直渴望出版文學作品。近年，文罈子陸續推出莫言、閻連科、雙雪濤等中國作家作品；臺灣作品則包括白先勇《孽子》、唐諾《在馬奎斯的書房裡》、陳雪《惡女書》、鄧九雲《女二》。李恩惠說，譯者有兩種，通常是出版社委託適合該書的譯者；也有時，是譯者主動向出版社提案請纓，今年6月韓譯出版的《一位女性殺人犯的素描》便屬後者。與李恩惠素有往來的譯者金珠熙在讀過胡慕情的前作《黏土：灣寶，一段人與土地的簡史》後便記住了這個名字，懷抱著有朝一日將胡慕情引介到韓國的願望。然而《一位女性殺人犯的素描》的寫作構成相當奇特，第一部分是作者胡慕情與死刑犯林于如的信件往來，呈現了獄中採訪的困難；第二部分則收入林于如漫長、主觀、未必可靠的自傳；最後則是對所有素材的反思，辨析自傳的真偽、回應司法媒體，並自我詰問。每一部分都體現出書寫的艱辛，且最終也無明示案件的動機與真相，一點也不大快人心。以韓國的社會風氣來說，探討「加害者」幾乎是倫理禁忌。首爾書展期間，韓國先驅商業報（Herald Business）的採訪記者金賢京便向胡慕情提到，韓國社會並不太願意傾聽加害者的聲音，至於「女性加害者」做為核心的書，在韓國也極為少見。 （胡慕情，與韓國記者李多惠於臺灣館進行座談。圖片來源：文策院） 同時間，韓國日報（Hankook Ilbo）曾任職犯罪及法律事務組的文化記者崔多苑，也特別向胡慕情提到，在韓國，無論是新聞報導或書籍，對於犯罪者敘事的過度關注，往往都會引發很大疑慮，可能被用來為其罪刑辯護，或淡化其應付的責任。並說，「韓國讀者們可能會感到困惑，那就是這本書最終沒有客觀的真相。」李恩惠最初收到韓國經紀公司的提案資料，感受到的也是深深困惑，不知如何定義與理解。那為什麼最終還是出版了呢？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李恩惠把我帶出熱鬧的展場，「去別的地方談吧，比較安靜。」她說。●李恩惠步伐從容，但速度很快，原來她事先找好了附近飯店的接待大廳。藍寶石耳墜、蕾絲頸飾，一身飄逸的黑色長裙。走了一會兒，我才發現她腳上穿的是Nike運動鞋。說話時，她的英語一字字吐露，帶著渾厚胸音，且語調聽起來審慎斟酌。我問她為何對這本書感到憂慮重重。「書的第二部份，也就是林于如的自傳，我讀得毛骨悚然。在幾乎完全以加害者為中心去發掘故事的情況下，我擔心人們對此提出責難。」胡慕情的書會盡可能讓讀者感到不舒服，把讀者帶離既定說法，李恩惠說，對於沒有掌握事件細節的讀者而言，要他們先把核心公權力提供的資訊與判斷擱置在一旁，去重新思考，是具有極大挑戰性的邀請。「脫離『框架』的讀者，會很快置身於一片廣闊的思考空間裡，不知不覺，承擔起與作者相似的責任感。」她說。而這是韓國讀者並不熟悉的。李恩惠說，韓國女性一旦犯罪，就會格外顯眼，也會被媒體聳動地、扁平化地報導，一直都是如此。但近幾年，幾起備受矚目的女性犯罪案，已難只用「抵抗家庭暴力」、「怨恨」等舊有框架理解。她舉例，2019年，高有貞為了守住現在的再婚家庭，展現出極端的控制慾，不惜殺害前夫；2023年，鄭有貞透過家教App尋找目標，殺害同齡女性，並竊取自己所羨慕的身分，用以解除自卑、滿足好奇。這些案件顯示出女性犯人的處境頗為複雜，但卻面臨主流媒體更嚴重的消費。只因為同樣是女性重大犯罪，鄭有貞事件發生時，媒體就冠上「第二個高有貞」，或用「鄭有貞不同於縝密的高有貞」這樣的方式報導，藉此經營聳動標題。這彷彿製造出一種「邪惡女性的譜系」，以此消費她們。事實上這兩人的動機與背景完全不同，但韓國民眾大多無意理解。韓國讀者一方面高度重視受害者敘事，擔心加害者的故事會淡化責任；另一方面，女性加害者又往往被媒體以殘酷、私密的方式審判，外貌、戀愛史、是否整形刺青，都可能被放大檢視。《一位女性殺人犯的素描》若要進入韓國，面對的將不是單純的市場問題，而是一連串的倫理問題。李恩惠可以想像，多數人會先問：「為什麼我要去了解一個殺人犯的內心呢？」「但胡慕情書寫的可貴之處正在於，不把殺人犯簡化為怪物，也不把她重新包裝成單純的受害者，而是要求讀者在不赦免罪行的前提下，暫緩判斷，去看一個女性如何在龐大的社會結構下，被推向最終難以回頭的位置。」書稿擱放一年後，譯者又傳來一份更詳細的評估報告，以及《一位女性殺人犯的素描》獲臺北國際書展大獎的消息，李恩惠因此重拾這本令她掙扎的書。「文學獎與國際能見度是風險評估的重要環節。作家首先必須在母國有知名度，海外才有可能形成知名度。」李恩惠重讀《一位女性殺人犯的素描》，但不是把它當做一本典型的犯罪類型書寫來考量，而是以文學性、公共性、能否引導韓國讀者，來重新衡量出版價值。「羅蘭・巴特曾說，寫作是要動搖這個世界，向它提出疑問，但作者要拒絕給出直接回答──我認為胡慕情的書寫正實踐了這句話，用文學問出更進一步的問題，並交由讀者回答。」「是什麼樣的社會，使犯罪不得不發生？」以這道問題為出發點，李恩惠最終決定出版這本書。「我們覺得，或許是時候一點一點聽見加害者的聲音了。」但是，該用什麼方式來「聽」呢？●「我們最在意的是封面設計。」李恩惠說，臺灣版封面在韓國無法照用，首先，她認為「插畫」會削弱非虛構作品的強烈感，所以她選擇去除所有形象；其次，在顏色上她也刻意去除性別。另外她最想避免的，是讓這本書看起來像犯罪書或犯罪小說。「因為這根本不是一本關於殺人的書。」設計師一開始做出典型謀殺類型的提案，她立刻退回，要求重做。在標題上，由於林于如事件完全不為韓國人所知，胡慕情也是第一次被介紹進來的作家。因此，為了讓讀者記住這本書中年齡相近的兩位主角，李恩惠並置了二人的簡介文案在封面上，營造出一種對立的張力，「這本書是兩人的協奏曲。」她說。 （韓國版封面並列兩人的簡介：林于如，1981年出生，臭豆腐店媳婦，因謀殺娘家母親、婆婆與丈夫被判死刑，是臺灣第一位女性連續殺人案犯、弒親者，也是監獄中現存的唯一女性死刑犯；胡慕情，1983年出生，傑出新聞獎得主、非虛構作家，橫跨3年採訪，為加害者，同時也是受害者的林于如完成肖像。） 「我們沒有強調它是聳動的犯罪文學。韓國已經過度消費犯罪題材，所以，我們在宣傳上聚焦的是『加害者故事』這一點。」她尤其佩服這本書既運作冷冽的節制力，同時又包裹溫暖的文學性，「處理犯罪的作家，若不急著分辨光與影，而是克制判斷，這樣一來，閱讀這本書的讀者，就會握有將黑暗轉換為光明的可能。」她提到，書中的留白，預告了一種巨大的轉換力量。翻譯上，也努力維持一種接近「紀錄片旁白」的冷調，「開篇〈謀殺〉一章就是代表。描寫準備殺人這種最可怕的場景時，越是要排除感情，淡然追隨行動本身。譯者極力保留了原文的呼吸。」與其配合韓國市場改變內容，李恩惠表示，他們更集中精神於「不破壞原文那種『暫緩判斷』的態度」，「原文本身非常優秀，所以我們所做的，就是忠實移植它，守住它固有的節奏，並讓韓國讀者沉浸在韓文中最自然貼切的詞語。」她說，最長時間思考的，是標題「素描」。作者並不斷定林于如，而是小心翼翼勾勒出她的輪廓，這態度就包含在這個絕妙的詞裡。可是，在韓文標題中直接使用「素描」，會讓人覺得有點輕盈，像未完成的習作。長時間思考後，李恩惠選擇了「肖像」（초상）這個詞。「肖像」不只是單純的圖畫，而帶有長時間凝視一張臉、一段人生的感覺。因此，在原文的「素描」，以及這本書的「重量」之間，他們找到最適當的平衡，就是「肖像」。選詞之所以困難，與整本書的態度密切相連，決定了要以什麼面孔，將這本書交給韓國讀者。問她有沒有什麼「文化差異」是難以解釋的。李恩惠回答：「韓國和臺灣社會其實沒有太大差異。不過，韓國同婚尚未合法，所以林于如向胡慕情求婚這件事，讓我們感到很衝擊。」而令李恩惠百般深思，真正的文化差異，或許是臺韓的出版環境，以及非虛構書寫的現況。●在她看來，韓國並非沒有社會議題，也不是沒有記者。問題是，像胡慕情這樣長時間接近現場、承受倫理風險，並把受訪者自傳、司法判決、媒體報導與自我位置全部融入創作的非虛構書寫，在韓國仍相當難以得見。韓國也有突出的非虛構作家，例如韓勝泰長期親身進入勞動現場，完全以勞動者身分生活並寫作；近年書市也出現殯葬、遺物整理等死亡勞動相關作品，成為暢銷書。但整體而言，韓國仍以散文為主，專門寫非虛構的作者群極少，且主題主要突顯在勞動。文罈子近年出版「傑作非虛構」系列，反應不錯，但許多作品其實更接近歷史書或社會科學書，且至今沒有韓國作者入列。「我們真的只把傑作收入這個系列。若放到全世界比較，韓國的非虛構還不太發達。」一大原因是，「韓國還沒辦法讓作者像胡慕情那樣，獲得制度性支持，與持續寫作的條件。記者偶爾會嘗試，但無法做為長期計畫進行。」為了促進深入報導的可能性，幾年前，文罈子參與了《韓民族21》（한겨레21）與多間出版社共創的報導文學獎，希望鼓勵長篇非虛構寫作。但第一屆以企劃書當選的作者，實際進入採訪時便遭遇重重難關：直面巨大的創傷事件、與受訪者建立關係、同意與信任的拉扯、自我質疑，許多實務問題接踵而來。「企劃書雖然雄心壯志，作者們卻缺乏這方面的實際經驗與膽識。」第一屆當選的四名作家，皆遲遲無法完成採訪，獎項最終廢止。「我們尚未具備能夠突破採訪現場的問題意識。」李恩惠說。她提到，由於若詳細報導此事，恐怕會對《韓民族21》及當年的入選者造成困擾，所以針對獎項的無疾而終，韓國媒體沒有進行太多報導。但她仍然向我分享了當時的案例。比如有一位作家想報導MeToo事件，但當意識到許多受訪者害怕被告、被害者不敢講述，他表示自己無法承擔，便退了一步。這是柳雲貞（류운정）的報導計畫《「연희단거리패」（暫譯：演戲團街牌）的藝術為何邪惡》，揭露的是韓國戲劇界教父李潤澤的劇團性暴力事件。另一位作家想要調查韓國大規模的基督教剝削、性侵教徒事件，但由於擔憂可能遭到人口龐大的信眾圍剿，最後也作罷。這是朴道亨（박도형）的〈萬民中央教會 1999–2019：受傷者的排他性連結，以及其中的偶像與暴力〉企劃。由於各方面的擔憂，以上兩案的作者，都是以筆名參賽。因此《一位女性殺人犯的素描》的出版在韓國顯得特殊。比起市場反應，媒體反應顯得相當熱烈。李恩惠接到好幾通記者的電話，同為記者的他們，被這樣的書寫迷住了，書籍也被主要日報在重點版面報導。胡慕情的書寫承受住，並示範了非虛構寫作相當困難的部分：長期訪談、反覆懷疑、查證失敗、與受訪者建立誠實的關係，而即便最終無法抵達真相，仍把這個『無法』本身寫出來。●「你的問題太難了。」這是那天李恩惠對我說的第一句話。途中，碰到比較複雜的回答，有口譯在旁，李恩惠便放心地以韓文回應，不過明明知道我聽不懂韓文，講話時，她的眼神仍直截地看著我的眼睛。 現在訪問結束了，她露出笑容，表示剛剛答得不確實的地方，會再寄信給我說明。我們來到飯店外，尋找著拍照的地點。艷陽高照的街上滿是行人與車潮，好不容易站定一棵松柏下，一輛外送機車突然駛上人行道，停在李恩惠身後，騎士很快下車走入展場送餐。「去星空圖書館吧，你應該還沒去過。」她提議，就在書展同一棟的COEX商場裡。我的確還沒拜訪過這間知名的大圖書館，「不過要趕快，五點得趕回去。」她說。於是我們又跑了起來，這次是在室內。星空圖書館果然十分壯觀，龐大的書牆如波浪般流過整個空間，五萬本藏書層層築壘，和流動的手扶梯鑲嵌在一起。「二樓風景比較好，不過我們沒時間了。」拍完照片，趕回展場的途中，我才注意到，她的鞋帶沒有綁好，像是臨時收束、塞進了鞋面，暫時維持住不鬆落。她是何時鬆脫了鞋帶，又是何時臨時綁好了呢？我完全沒有察覺。「出版社總編輯是世界上最忙碌的工作，我已經習慣凡事迅速解決。」她說。臨走前，我感謝她在書展期間還特地抽空受訪，最後又問了她最喜歡《一位女性殺人犯的素描》裡的哪一句，她思緒停頓，說喜歡書裡的最後一句：「幸好來過。」

作者／徐淑卿 首爾國際書展第一天，韓國前總統文在寅就到台灣館參觀。文在寅現在還有一個「身份」，就是「平山書房」的主人。他退休後在家鄉慶尚南道梁山市平山村開了這家書店，也舉辦作家座談和推動兒童閱讀等活動，將書店定位為「將書與人連結的文化共同體」。這次首爾書展，平山書房還設立攤位參展。 除了文在寅，另一為人熟知的就是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韓江的「書店今天」。2016年得曼布克獎時，她曾說如果哪天不寫作了，就想開家小型獨立書店。後來寫作仍然持續，但她的書店也在2019年誕生。 為什麼韓國有這麼多人想開書店？或說，想開家小型的獨立書店？ STORAGE BOOK&FILM在首爾有兩家鄰近的店。我先到創始店，在門外就看到這次首爾國際書展台灣主題國「臺灣感性」的海報，裡面還有一個特別陳列台灣繪本作品的韓文版專櫃。 對這家書店產生興趣有幾個原因：銷售很多獨立出版品；開設許多活動與課程，如教你如何「做一本自己的書」；從2014年開始舉辦串連創作者與讀者的獨立出版書展。 曾看過韓國作者李成赫寫的文章〈 首爾的獨立書店散步 〉。他說韓國出版界有個「登壇」的制度，為了成為作家，必須投稿到報社或出版社，經過審查登上文壇，才會被正式認可為作家。但是現在有越來越多人想寫自己的故事，自己出書，所以開始出現很多獨立出版品。在此情況下，販售這些獨立出版品的獨立書店也越來越多。 在STORAGE BOOK&FILM，正好就看到李成赫的作品《傷了我的心》（暫譯），是由他自己出版。 許多獨立書店本身就從事獨立出版，這家書店也是如此。我在創始店時，對一本小書很好奇，用翻譯軟體看了上面的手寫字，但是沒有買。到他們第二家店時，在門口看到一張小紙條，其中兩句是「如果有你喜歡的書，請以購買支持，一點點的支持會有很大的幫助。」這讓我決定，即使剛才已經買了三本書了，一定也要在這裡買一本。 我請書店的人員推薦一本書。他有點為難的說，韓文的話，小說可以嗎？我說，請隨意推薦。於是他指著一套四季小說，問我最喜歡什麼季節？我說冬天。巧的是，這本冬天的小說《美麗的雪花》（暫譯），就是我在創始店好奇但沒有買的書。店員很開心的說：「我就是這本書的編輯。」 這就是實體書店難以被取代的地方。永遠給你意想不到的驚喜，不管是書，還是人的相遇。對書店主人說，這是透過書籍與策展表達自我主張的地方，對上門的顧客來說，則是在許多的未知中，回應呼喚與共鳴。這裡，有許許多多美麗的世界等待開啟。 在韓國，「獨立書店」是2015年後才流行的概念。指在個人獨立經營的非連鎖「地方書店」中，受年輕世代歡迎，重視內容策展與社群經營的特色書店，常與獨立出版品掛勾。 根據韓國書店資料地圖平台Bookshopmap 執行長南昌祐（暫譯）2024年發表的文章，韓國獨立書店可以分成三代：第一代是從2010年初開始，以「獨立出版」為主題的書店興起。強調與鄰里共存，尊重多樣性。 第二代是2015年後。媒體曝光與現年二十多歲的Z世代關注，帶動爆發性成長。面對競爭，一些書店選擇走向「專門主題經營」。通常會採取書、咖啡、設計、出版或住宿等複合式經營。如銷售手工藝品、場地出租，提供出版課程等。 第三代是2020年後．讀者需求轉向「寬敞舒適，好拍照」。IG經營變得重要。開始策略化經營：提供每月配書的訂閱服務；舉行讀書會、講座、書談等活動；空間租借與會員制交流平台。在Bookshopmap數據中，362間第三代書店，有超過56.4%會定期舉辦聚會。（2025年在Bookshopmap註冊的獨立書店有962家。） 韓國政府對地方書店也相當重視。在制度面上有支持書店經營的法律與政策架構。在2014、2021年《出版文化產業振興法》兩次修法，先確立「圖書定價制」，有效抑削價競爭。再新增「地區書店活化支援」條文，要求公共圖書館優先向地方書店購書。 指定書店為適合微型創業業種，大型企業一年只能開一家新店，保障小型書店生存空間。 有「今日書店」、「深夜書房」、「書店策展支持計畫」等關於活動、經營、策展的補助。也有「書店學校」培訓課程，「書店on」平台運營建制。（不過2024年尹錫悅政府大幅縮減文化預算，可能影響相關計畫推動。） 2016年首爾市有公共圖書館共享空間條例，鼓勵圖書館讓地方書店舉辦小型活動，建立「圖書館x書店x社區」的聯動。 一家書店可能既是地方書店又是獨立書店又是社區書店，只是在不同脈絡使用不同稱謂。「獨立書店」凸顯不同於連鎖書店的文化多樣性；深植於地區的「地方書店」猶如小型的基地，確保文化在末梢神經依然活躍。 「社區書店」則強調在地的文化連結與社群參與。按照美國社會學家Ray Oldenburg著名的「第三空間」理論，認為「第三空間」是城市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公共場域，是人們在家與職場之外，得以交談，互動與建立歸屬的地方。社區書店正是具有這樣意義的空間。 正因為地方書店的重要性。在2020年疫情初起時，荷蘭書店Enter Enter和Idea Books ，就推出全球性的串聯活動「閱讀書籍，購買書籍，支持在地」（Reads Books, Buy Books ,Buy Local)。他們指出，這是想喚起對於這些文化場域脆弱性的關注，強調「這些書店需要被看見」。 在韓國，透過地方書店網絡 ，也發起「Buy Book, Buy Local 」活動，支持地方書店，讓這些在地文化節點不會消失。 在韓國導演洪常秀2022年的作品《小說家電影》裡，一位主角開設的書店櫥窗就貼了「Buy Book, Buy Local 」的貼紙，貼紙上還有一句韓文：「書，請在附近的地方書店購買」。 這勾起我對地方書店的所有情感。在沒有網路的時代，在一個台灣小鎮長大的人，地方上的書店，就是連結知識與世界的窗口。現在的地方書店，原有的意義依然存在，只是包含更多。它不僅以選書和策展和活動成為地方上的文化場域，也必須經營自己的社群，獲得在地的認同與讀者的歸屬感。而這些匯聚而成的，不僅是國民素質的涵育，也會建構一個我們更喜歡的社會，乃至提升一國的文化實力。 韓國獨立書店數量持續成長。各有自我主張的選書風格，銷售許多獨立出版品，以及舉辦各種活動，維繫社群，使其具有不同於傳統大書店的經營特色。圖／顏一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