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洪郁萱／圖・文策院提供曾獲臺北國際書展大獎的《一位女性殺人犯的素描》，今年5月在韓國出版。6月，作者胡慕情在文策院安排下，前往首爾國際書展，與韓國資深記者李多慧對談。以下是講座的摘錄。撰寫《一位女性殺人犯的素描》的契機《一位女性殺人犯的素描》描述臺灣目前唯一仍在服刑的女性死刑犯林于如，因涉嫌殺害親生母親、婆婆和丈夫而被起訴，在2013年判決死刑定讞，是臺灣時隔20多年再次出現的女性死刑判決案例。講座一開始，主持人李多慧說，她在搭捷運來到書展會場的路上，拿著韓文版《一位女性殺人犯的素描》閱讀，車裡有一位長者一直盯著她手上的書看。後來她想，大概是因為韓文版書封上的文案吧！文案寫著：「林于如，1981年出生，臭豆腐店媳婦，因涉嫌殺害親生母親、婆婆、丈夫而被判處死刑……」、「臺灣第一位女性連環殺人及殺害親屬者，監獄中目前唯一在世的女性死刑犯」，可能是這些文字，引起了長者的注意。當李多慧詢問胡慕情，書寫《一位女性殺人犯的素描》的契機，胡慕情表示2014年鄭捷在捷運犯下隨機殺人案，是她想要理解隨機殺人犯罪的契機。當時她進行採訪，陸續寫出一系列與鄭捷案、湯姆熊割喉案、鐵路殺警案有關的報導。這些隨機殺人事件的加害者都是男性。之後她開始接觸女性殺人犯的議題，發現女性殺人往往與情感、家庭有關，遂開始研究林于如這位已被判處死刑定讞，但尚未執行的女性殺人犯。記者的前提：所有人說的話你都不能信，都要查證李多慧表示，韓文中有「法律感情」這個詞，法律本身看似沒有感情、只是照法條判決，但社會大眾特定事件的看法，會影響判決。韓國過去曾發生「江南站隨機殺人事件」，這起事件激起韓國社會很大的輿論關注。而她認為，《一位女性殺人犯的素描》提供給韓國讀者，一個看待犯罪截然不同的視角。李多慧詢問，作為採訪者，胡慕情是怎麼與受訪者林于如建立起信任關係的。胡慕情表示，最初是因為廢死聯盟的協助建立起基本關係，但信任的過程，是長時間互動而來。過程雖然長，但沒有特別辛苦，因為最初就是想要去除原本社會的眼光，把林于如當成一個正常的人去對待和認識。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林于如才慢慢願意相信。胡慕情說，記者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前提，就是「所有人講的話你都不能相信，都要懷疑，都要再次去進行查證」。其實司法也應該是如此，司法要立基於證據，要有明確的證據，才能判斷給什麼樣的刑罰，但是在林于如的案件上，法律證據跟道德判斷是被混在一起的。胡慕情說，在書寫時，對素材的處理上，她儘可能將兩者分開處理。對於林于如自身的說詞、檢方卷宗、警察筆錄、甚至所訪問到的相關人士（如鄰居）的說詞，她都會交叉比對查證。胡慕情用手指著桌子說，所有發生過的事件並不像「這就是一張桌子」有著所有人都能共同認可的絕對標準。記者針對犯罪事件背後模糊不清、充滿灰色地帶的部分，進行更深入的採訪，可以幫助釐清犯罪背後的原因。而理解犯罪原因與審判罪刑也是不同的兩回事，她在書中也盡可能分開梳理。糾正道德判決的盲點，是寫作的初衷李多慧提出，過去韓國新聞裡，只要加害者、被害者其中有女性，就一定會出現「〇〇女」等煽動性的標題。在書中，她讀到林于如與丈夫劉宇航因為賭六合彩而相遇，新聞似乎不會探討「為什麼這位男性去賭博？」，而是放大「這名女性為什麼會去賭博場所？」，這性別要素如何影響了這個案件？胡慕情說，必須先從人們對於性別往往有既定的印象來理解，「女性應該展現出什麼樣的面貌」、「男性應該展現出什麼樣的面貌」等，為了符合這種社會期待，往往會形成「女性不能這樣做、男性不能那樣做」的觀念。媒體是為了應和社會期盼，才會用那種聳動方式來下標。在這個事件中，林于如作為一個妻子、媳婦、女兒，卻殺害了自己的丈夫、婆婆，甚至親生母親。這樣的違逆印象下，加上愛賭、愛錢，以及眾多間接證據，使她被判處死刑。但這些描述，胡慕情認為，比較像是對林于如的道德審判，不能作為犯罪證據。糾正這種道德判決的盲點，正是《一位女性殺人犯的素描》的初衷。糾正盲點為何重要？胡慕情舉了一個發生在臺灣的例子，說明如果警方受到盲點蒙蔽，做出欠缺事實證據的推論，可能會錯失蒐集證據的黃金時間、甚至讓案件充滿更多疑慮。例如胡慕情曾報導過的華山殺人案。在這起事件中，一名男性被指控強姦了參加華山草原藝術活動的女性，並將其殺害、分屍，甚至棄屍。因案發地點在臺北市中心，激起民眾恐慌，警方在僅有自白的情況下逮捕嫌犯後，就將案發現場夷平、恢復原本樣貌以讓周邊民眾安心。然而後來這名嫌犯翻供，宣稱自己不是主謀、還有共犯；從證據來看，被警方指稱是嫌犯用來裝死者頭顱的包包，沒有採證出受害者的DNA、也無法證明死者體內的精子是嫌犯的。這起案件後來僅有這名嫌犯被判刑，但他沒有因為這麼多可怕的罪行被判死刑，因為證據不夠完整。而是不是真的有另一名真兇在外？也成為無解的謎。不斷去思考：「我們其實沒有辦法得知真相」李多慧表示，她從閱讀《一位女性殺人犯的素描》了解到，沒有一起犯罪事件是獨立存在的，犯罪的發生必然與社會、歷史背景有極為密切的關聯。書的後半部梳理了臺灣移民社會的背景、歷史、與特徵，例如「賭博」。胡慕情表示，她之所以花許多時間梳理這些時代背景，是因為好奇：為什麼林于如會深陷於賭博之中？賭博可能確實對林于如造成極大的影響，但是賭博真的會讓想殺人嗎？她表示自己的家人也喜歡賭博，但並沒有陷入林于如所選擇的道路，警方因林于如賭博，便推論她殺人，顯然是有瑕疵的。最後，李多慧也詢問這本書從開始到完成，胡慕情最大的轉變是什麼。胡慕情說，一開始她對做犯罪案子的調查，想像很單純：描述一個人是怎麼長大的、她犯罪的原因，大概就是這樣的結構，這本書就可以完成了。但是真正去調查林于如這個殺人犯之後，才發現非常複雜。除了警方跟檢方的證詞矛盾，還有林于如這個人說話的不可信，種種讓胡慕情無法相信的地方，導致這本書最後沒有辦法用如一般讀者所想像、常見的犯罪書寫的方式去進行。胡慕情說：「這讓我不斷重新去思考說，『我們其實沒有辦法得知真相』這件事，才是犯罪案件的本質。」因為所謂的真相，只有在一個人被殺的那一刻，被殺的人心中、與殺人者的心中，才有真正的真相。而那個真相，有時候不見得是能被問出來的，更不用說有人已經被殺死了。「這樣子的過程，讓我開始去思考：真相到底是什麼？」胡慕情說：「我們說一個故事，要表達的是什麼？當每個人站在他的立場，所說出來的陳述相互矛盾時，它背後代表的社會意義又是什麼？」換句話說，胡慕情不能只面對每個人狹義的陳述，而必須將這些陳述的動機、背後更大的社會圖像，也納入思考，視為真相圖像的一部分，認知到：「當我們講述事情，會因為目的不同，做出不同的敘述。例如警方敘述事情，是為了審判。案件發生之後，有些人敘述案件，是為了討論死刑應不應該廢除，有些人是為了知道社會可不可能更安全。每個人的說法看起來互相矛盾，可是也有相互交集的地方。」對於這些，複雜而矛盾、無法簡單化約的聲音，胡慕情說：「我試圖在書寫中做的處理，是讓這些聲音可以互相碰撞，等於是透過我的敘事，去讓這些不同的意見，有互相討論跟被看見的可能。」 （胡慕情與韓國資深記者李多慧進行對談，圖／文策院提供） （胡慕情幫讀者簽書，圖／文策院提供） （韓文版《一位女性殺人犯的素描》，圖／文策院提供）

文・蕭宇翔／圖・翻攝自韓國世界日報今年首爾國際書展甫於6月28日落幕。鏡文學《文學新聞》特派記者專程赴現場採訪，除書展活動外，也專訪數位韓國出版界人士。本篇介紹本屆書展主題的核心提問：身處AI時代，人類如何重新定義自身？ AI與人類的差異究竟是什麼？為了回答這個問題，今年首爾國際書展特別邀請資深作家金衍洙（김연수）與AI透過問答，共同撰寫主題文，而他們最終得到的答案，竟出奇地簡單。今年首爾國際書展以「Homo Duduri」為題，將AI視為一團新火，這團火可能燒毀一切，也可以用來鍛造工具，使人類進化生存。Duduri來自韓國古文獻中的鐵匠妖精，為鬼怪（도깨비，Dokkaebi）的原型；Homo則是代表「人」的拉丁文。兩者結合，指向AI時代的新型人類：不轉身逃離，而是攜帶這可能燒毀一切的火種，不斷向前奔跑，一邊自問：「這安全嗎？這有用嗎？這是必要的嗎？」「我們必須成為Duduri，把一切投入火中熔煉，化做人類可使用的工具。」金衍洙如此寫道。距離2016年AlphaGo以四勝一敗擊敗韓國棋手李世乭以來，已十週年。2026年首爾書展首度將AI放入「人類如何定義自身」的問題中。主辦方因此邀請作家金衍洙與AI共同撰寫主題文「人類宣言」，並發行限量特刊，收錄他與AI的對話紀錄，以及整個創作思考的過程。金衍洙是韓國重要的小說家，曾獲大山文學獎、李箱文學獎。他以詩出道，也寫樂評，至今出版超過20本作品，被韓國文壇稱為一代最知性的小說家。這次，他以一名老練寫作者的身分進入AI共寫實驗，為首爾書展撰文，激起網路上的正反意見。事實上，關於AI寫作的探索，早在書展爭議開始前，就已在韓國掀起討論。（2026年首爾國際書展主視覺，海報中的人物原型即鐵匠鬼神。書展主辦單位告訴《韓民族日報》：「人工智慧將重塑我們的感官，其程度之深，遠超人類迄今為止所經歷的無數變革。『Homo duduri』正是我們人類的自畫像，在這些複雜的變化中，我們不斷反思自我，與各種衝突做鬥爭，周而復始地奔向未來。」）●身處AI主播能夠即時生成、完美讀稿的時代，真人主播的猶豫、停頓、口誤，常被視為必須排除的「放送事故」。韓國小說家金愛爛今年4月作客知名談話節目時，被問及AI與人類的差異，她的回答是：猶豫。她很快舉了一個例子。2018年7月23日，韓國國會議員魯會燦（노회찬）離世，當晚，國民主播孫石熙（손석희）播報訃告時，期間他數度沉默，前後長達二十秒。孫石熙是韓國代表性的國民主播，曾多次專訪魯會燦，就勞工、弱勢等社會議題深談。當時魯會燦因深陷政治獻金爭議而輕生，孫石熙在鏡頭前捏著簡報筆，罕見地哽咽，成為韓國電視史上著名的一刻。（圖：翻攝自MBC）金愛爛說，當人們聽到他人的憂慮或痛苦時，往往會有片刻的猶豫，「我們會嚥下話語、斟酌不決，或猜測，或權衡利弊。」並補充道：「有時，人類坦誠的沉默，比人工智慧滔滔不絕、迅速的回覆，更能撫慰人心。」這四分鐘的談話在韓國引起熱烈迴響，在探討AI與人類的差異時，凸顯出人類情感的可貴。（圖：翻攝自MBC）如果金愛爛認為人類最特殊之處是猶豫，那麼金衍洙在創作書展主題文時所遇見的，正是一個「從不猶豫」的回答者──AI經常給出一連串平滑、完整、看似合理，卻毫無展開的回答。撰寫主題文時，金衍洙先是使用Google的NotebookLM，這是一款只會根據使用者提供的有限資料，進行回應的AI工具。他將古騰堡計畫中的十部經典文學作品上傳，包括《唐吉訶德》、《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等，試圖和AI討論文學中所定義的「人性」，以此摸索「人類宣言」的宗旨。然而，他才剛試探性地提問，NotebookLM幾乎立刻生成了一篇十頁紙分量的宣言。當他要求參考其他作品、擴大討論範圍時，AI同樣即時產出。這過程不斷重複，於是他改變策略，以提示詞表明：「看著你提出的那些形同標準答案的句子，我會把其當作反面教材，試著走得更遠。我不想只停留在正確答案裡。」但更長時間過去，討論依舊毫無進展。金衍洙如此紀錄：要寫文章就必須有靈感（Idea）。這就像是在摸索透明膠帶的邊緣以尋找開頭一樣。如果找不到開頭，就算手邊有膠帶也無法使用；同樣地，如果沒有靈感，就算有再多素材也無法動筆。與NotebookLM對話，就如同在永無止境地摸索一捲透明膠帶。那捲膠帶太完美了，完美到摸不出任何可以撕開的突破口。金衍洙發現，無論拋出什麼問題，AI都能在毫無質疑的情況下，編造出冠冕堂皇的回答，而在這樣的對話中，他只能是那個「尋找其他可能性」的合作方。他最終問道：「既然如此，人類不就是一種『能對提問本身提出質問』的存在嗎？」NotebookLM隨即又傾倒出大量的回答，但此時金衍洙說，「已經不再需要了」。他決定嘗試讓AI進行書寫，而自己則做為不斷提問、修正、質疑的一方，一路推進到作品做為官方主題文發表為止。（圖：本次首爾書展限量特刊，翻攝自首爾國際書展官網）金衍洙認為，AI寫作目前可行的路有三條。第一條，僅輔助構思，仍由作家本人撰寫文章。第二條，則把寫作任務交給AI，作家扮演「導演」角色：指定論點、校閱AI文章，不斷下達修改指令。這是目前多數AI寫作實驗採取的方式，也是芥川賞得主九段理江書寫近作《影子雨》的方法（一篇以「AI95%、人類5%」比例創作的小說）。第三條則存在於假設之中：未來強人工智慧（AGI）將在沒有人類介入的情況下，獨自完成構思、資料搜集、原稿撰寫等所有過程，且速度極快。人類甚至可能抄襲這類文章，並以自己的名字發表。這次書展主題文，金衍洙選擇的是第二條路。他認為，唯有如此，AI寫作的現行問題才會真正顯現出來，而這正是他此次展開共寫實驗的目的。（圖：金衍洙，翻攝自維基百科。來源：韓國文學翻譯院）●根據他的經驗，Claude語言敏銳度最好，因此他把實際寫作交給Claude，但固定先透過Gemini整理「提示詞」，讓Gemini擔任「AI助理導演」。Gemini將提問分成五個階段，建議他不要一次拋出所有問題，而是一步步提問，並在過程中透過自己的「選擇與決斷」，完善文本。最先浮現的問題，是AI太能寫了。Claude迅速產出17,850字架構完整、充滿漂亮句子的宣言；這些文字雖然源於他的初稿與提示，卻不像是他寫出來的文句。當他要求「重寫」時，Claude也並非細修原稿，而是換出另一批同樣體面流暢的句子。於是作家仍須親自介入──刪除無法確定來源的引用、重新組織脈絡、判斷每一句的去留。AI共寫看似提高效率，實際上卻把寫作工作，變成大量的校閱、篩選、修修補補。為了完成文章，往往需要使用高達數十倍的提示詞，金衍洙認為整個過程「與其說是創造性的，不如說更接近重複性的勞動」。某種層面上，AI仍是勤懇的勞動者。金衍洙表示，根據過往的使用經驗，AI在校對錯誤、構思發想上，表現得還算出色；但在撰寫初稿和重寫階段，AI「不僅沒有太大幫助，有時反而會造成干擾」。AI的初稿往往幼稚、誇張、千篇一律；而金衍洙認為所謂的「重寫」，是「不斷在心中默念自己寫下的句子，直到身體徹底內化它為止」，為此，作家須深入理解整篇文章，再把句子修改到清晰透徹。這件事，金衍洙認為，AI「完全無法勝任」。完成主題文後，金衍洙回頭反思，發現這條路最大的困擾除了效率低落，便是「寫作主體」變得模糊。當一篇文章處於「共寫」局勢，早已無法確證這一字一句是由誰來思考、判斷、負責──因此必將陷入「向下平準化」的危機。他由此想到北韓文學在1958年前後逐漸形成的「集體創作」制度。當時，文學雜誌《朝鮮文學》中，編輯委員的個人名字集體消失，改由匿名的「編輯委員會」製作。在上頭發表的個人寫作，逐漸被集體意志、思想審查所侵擾。以詩人白石為例，他的早年詩作水準極高，但1958年後，短短四年便封筆，且品質大不如前。金衍洙認為，這些作品可能是編委會介入增刪、共寫的結果，因此：詩歌水準的沒落，應歸咎於無法自由寫作的環境。當然，AI無法等同於國家權力。金衍洙承認，AI可以是善意的合作者，用以協助寫作。然而，即便在這種情況下，共寫的問題依然存在──文字總是滑向平滑、正確，卻缺乏有力的判斷。他由此認為，1962年白石的絕筆，看來雖像失敗，但長遠來看卻是「永遠守護了自己詩作的、最像人類的選擇」。文字過於平滑的疑慮，在首爾書展開幕日「作家兼翻譯家」的講座中，鄭寶拉、白秀琳、李珠惠都指出，AI的語言與文學語言，具有本質上的不同。鄭寶拉表示自己主要翻譯1950年以前蘇聯及共產時期波蘭的作品，而AI「不可能真正理解那個時代的政治、歷史、文化背景」。她更擔心，如果人類把文字理解力外包給 AI，世上最後留下的，將恐怕只剩「不會讀、也不會寫」的人類。白秀琳則說，文學翻譯不只是「傳達情節大意」，譯者對細微語感的選擇，對節奏的保留，對歧異的轉化，都會改變整體作品的紋理，也會影響讀者詮釋；李珠惠指出，翻譯每一刻都是政治性的，咫尺微末的語氣之別，都會有差之千里的變化。並說，「文學本來就是非均質、有凹凸、不穩定的，但AI學習的方向，往往是平滑、熟練、流暢。」這所謂的非均質、有凹凸、不穩定，正是「力求完美的回答者AI」，在問與答的關係中，所不可能給出的。各式各樣蘊藏潛力的犯錯、猶疑、困惑，目前仍由人類獨有，源於人類對自我的「不解」。這種「不解」，金衍洙便曾與Claude討論過，他稱之為「黑盒子」。●起初，他擔心Claude會洩漏他的隱私。Claude回答，資訊外洩在結構上幾乎不可能，但要展現到什麼程度，仍必須由使用者自己判斷。也就是從這裡開始，他們談到「人類究竟能與AI分享多深層的內在告白」。Claude說，金衍洙寫作中最深沉的維度，終究來自那些「沒有展示給AI看的部分」。那不是為了展示給任何人，而是為了掏出來面對自己，才可能成為真正的文學。金衍洙追問：人類在內心深處連自己都不完全知道的部分，是否正是孕育無限可能的黑盒子？你如何看待？Claude回答，AI無法感知到學習數據邊界以外的世界，與其說是黑盒子，不如說是一堵牆；而人類的黑盒子，是一種本人也不知其為何物，卻能真切感受的存在。Claude承認自己沒有這樣的「感受」，並且面對提問時「無法保持沉默」，會千方百計試圖給出答案；人類卻可以在心中懷抱提問而選擇不回答，甚至在完全不知道問題存在的狀態下活下去。直到某一天，那個問題毫無預警地化為小說。對此，Claude自認為「絕不可能辦到」，因為它「只能對接收到的請求做出回應，而無法從我自己的內心深處，去汲取並打撈出，未被請求的某種東西。」●金衍洙最後將「人類性」定義為一種「不確定」的能力：擁有無法完全確知的內心，於是透過提問，權衡各種可能，並以行動與決斷，選擇其中一種。而AI的理性判斷，或許能幫助人類，減少因「尋找意義而非事實」所犯下的誤判。這次實驗讓金衍洙最終確認，只要使用AI，所有判斷與責任，最終還是由人類承擔。以署名的問題來說，若利用AI寫出來的文章不能只以自己的名字發表，那麼，還會有作家願意大費周章地用AI寫作嗎？讀者會想讀一本「AI共作」的書嗎？事實上，韓國已於2026年1月正式實施《人工智慧基本法》，成為全球首個全面實施AI綜合性專法的國家。但根據韓國中央日報報導，擔任國際人工智慧倫理協會顧問的李勇海律師（이용해）表示，AI在出版物、創作與署名上的範圍仍是灰色地帶：作家是否揭露AI使用，完全取決於他的良知。後記尾聲，金衍洙將有關良知的提問，推向書桌之外。他提及，寫下文章的3月中旬，中東正發生一場如火如荼的新型戰爭。美國國防部長赫格塞斯（Pete Hegseth）在面對AI倫理審查的質疑時，明確表示：「比政治正確更重要的，是對敵人施加強大的軍事打擊。」在對伊朗展開的空襲中，便利用AI轟炸了1000個以上的目標，但其中竟包含伊朗南部一所女子小學。這場空襲導致逾170人死亡，且犧牲者絕大部分是小學生。這場空襲違反了國際人道法，戰爭不能攻擊平民的原則。事後被懷疑是AI誤判。美軍所使用的AI，正是Claude。金衍洙寫道，對寫作者而言，它是個性溫和、思慮周全的夥伴，但在戰場上，它眨眼間成了計算轟炸的殘忍工具。是真槍實彈的「火焰」。最終完成的AI共寫主題文中，有這麼一段：自從第一位不畏懼火、並向火靠近的人類出現以來，人類便一直用火創造著某些東西。名為AI的火也並無二致。問題不在於火本身，而在於我們能用這團火淬煉出什麼樣的提問。這是什麼樣的淬煉呢？它說：人類不會直接全盤接受由機率定奪的答案。人類會將那個答案，重新投入名為自己痛徹心扉經驗的烈火之中，反覆進行猛烈的提問鍛造。與在過去的模式中不斷重複正解的機器不同，人類透過永無止境的提問，在這個世界上強行劈開一條「尚未被創造出來」的無限可能性的道路。這一直是人類駕馭火的方式，往後也依然會是如此。拒絕安全的回答，即便百萬次也願意躍入未知生活的人；凝視著新火焰，在靈魂的鐵匠鋪裡淬煉出更大的提問，進而叩響那座尚不存在之世界大門的人。他，便是「豆豆里人（Homo duduri）」。2026 年首爾國際圖書展，便是那些提問匯聚一堂的場所。現在，您的提問是什麼呢？我們不免反思，要提出一個新的疑問：在這個時代，與AI進行問答這件事本身，是否可能，早有一套難以迴避的先天處境？當我們把問題交給AI，那些平滑、籠統的回答，會不會反過來形塑、影響，我們的下一個提問？畢竟，每當我們打開視窗，最先迎來的，往往是那句永恆的邀請：「想從哪裡開始呢？」而我們的提問，總是從最粗率的語句開始。

文・蕭宇翔／圖・鏡文學 今年首爾國際書展甫於6月28日落幕。鏡文學《文學新聞》特派記者專程赴現場採訪，除書展活動外，也專訪數位韓國出版界人士。系列報導今天起陸續刊出。 「我本來拒絕了《一位女性殺人犯的素描》的出版企畫。」李恩惠說。她是文罈子的總編輯，年輕時曾是學術記者，在報刊上主導過《尋找最佳經典譯作》、《韓國之美：尋找最佳藝術作品》等深度專題。2007 年投入創立文罈子出版社，長年出版厚重的人文社科經典著作，從皮凱提《21世紀資本論》、史奈德《血色大地》、余英時《朱熹的歷史世界》，到《三國演義》、《水滸傳》、莎士比亞戲劇等經典，以及重要的傳記作品《桑塔格傳》、《班雅明傳》，都在文罈子的出版譜系，使文罈子被讀者們稱為「磚頭書專門戶」。她也是閱讀的狂熱者，白天提早兩、三小時到公司讀工作上的稿件，下班後更大量閱讀自己想讀的書。問她成為一位編輯要做些什麼工作，她答，「所有事！」但最重要的是精細的校對，提煉出作品的情感與節奏。「我們不應將資深編輯視為落伍者，而應視他們為文本潤飾的專家。」雖然最常出版的是人文社科類的經典著作，但她一直渴望出版文學作品。近年，文罈子陸續推出莫言、閻連科、雙雪濤等中國作家作品；臺灣作品則包括白先勇《孽子》、唐諾《在馬奎斯的書房裡》、陳雪《惡女書》、鄧九雲《女二》。李恩惠說，譯者有兩種，通常是出版社委託適合該書的譯者；也有時，是譯者主動向出版社提案請纓，今年6月韓譯出版的《一位女性殺人犯的素描》便屬後者。與李恩惠素有往來的譯者金珠熙在讀過胡慕情的前作《黏土：灣寶，一段人與土地的簡史》後便記住了這個名字，懷抱著有朝一日將胡慕情引介到韓國的願望。然而《一位女性殺人犯的素描》的寫作構成相當奇特，第一部分是作者胡慕情與死刑犯林于如的信件往來，呈現了獄中採訪的困難；第二部分則收入林于如漫長、主觀、未必可靠的自傳；最後則是對所有素材的反思，辨析自傳的真偽、回應司法媒體，並自我詰問。每一部分都體現出書寫的艱辛，且最終也無明示案件的動機與真相，一點也不大快人心。以韓國的社會風氣來說，探討「加害者」幾乎是倫理禁忌。首爾書展期間，韓國先驅商業報（Herald Business）的採訪記者金賢京便向胡慕情提到，韓國社會並不太願意傾聽加害者的聲音，至於「女性加害者」做為核心的書，在韓國也極為少見。 （胡慕情，與韓國記者李多惠於臺灣館進行座談。圖片來源：文策院） 同時間，韓國日報（Hankook Ilbo）曾任職犯罪及法律事務組的文化記者崔多苑，也特別向胡慕情提到，在韓國，無論是新聞報導或書籍，對於犯罪者敘事的過度關注，往往都會引發很大疑慮，可能被用來為其罪刑辯護，或淡化其應付的責任。並說，「韓國讀者們可能會感到困惑，那就是這本書最終沒有客觀的真相。」李恩惠最初收到韓國經紀公司的提案資料，感受到的也是深深困惑，不知如何定義與理解。那為什麼最終還是出版了呢？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李恩惠把我帶出熱鬧的展場，「去別的地方談吧，比較安靜。」她說。●李恩惠步伐從容，但速度很快，原來她事先找好了附近飯店的接待大廳。藍寶石耳墜、蕾絲頸飾，一身飄逸的黑色長裙。走了一會兒，我才發現她腳上穿的是Nike運動鞋。說話時，她的英語一字字吐露，帶著渾厚胸音，且語調聽起來審慎斟酌。我問她為何對這本書感到憂慮重重。「書的第二部份，也就是林于如的自傳，我讀得毛骨悚然。在幾乎完全以加害者為中心去發掘故事的情況下，我擔心人們對此提出責難。」胡慕情的書會盡可能讓讀者感到不舒服，把讀者帶離既定說法，李恩惠說，對於沒有掌握事件細節的讀者而言，要他們先把核心公權力提供的資訊與判斷擱置在一旁，去重新思考，是具有極大挑戰性的邀請。「脫離『框架』的讀者，會很快置身於一片廣闊的思考空間裡，不知不覺，承擔起與作者相似的責任感。」她說。而這是韓國讀者並不熟悉的。李恩惠說，韓國女性一旦犯罪，就會格外顯眼，也會被媒體聳動地、扁平化地報導，一直都是如此。但近幾年，幾起備受矚目的女性犯罪案，已難只用「抵抗家庭暴力」、「怨恨」等舊有框架理解。她舉例，2019年，高有貞為了守住現在的再婚家庭，展現出極端的控制慾，不惜殺害前夫；2023年，鄭有貞透過家教App尋找目標，殺害同齡女性，並竊取自己所羨慕的身分，用以解除自卑、滿足好奇。這些案件顯示出女性犯人的處境頗為複雜，但卻面臨主流媒體更嚴重的消費。只因為同樣是女性重大犯罪，鄭有貞事件發生時，媒體就冠上「第二個高有貞」，或用「鄭有貞不同於縝密的高有貞」這樣的方式報導，藉此經營聳動標題。這彷彿製造出一種「邪惡女性的譜系」，以此消費她們。事實上這兩人的動機與背景完全不同，但韓國民眾大多無意理解。韓國讀者一方面高度重視受害者敘事，擔心加害者的故事會淡化責任；另一方面，女性加害者又往往被媒體以殘酷、私密的方式審判，外貌、戀愛史、是否整形刺青，都可能被放大檢視。《一位女性殺人犯的素描》若要進入韓國，面對的將不是單純的市場問題，而是一連串的倫理問題。李恩惠可以想像，多數人會先問：「為什麼我要去了解一個殺人犯的內心呢？」「但胡慕情書寫的可貴之處正在於，不把殺人犯簡化為怪物，也不把她重新包裝成單純的受害者，而是要求讀者在不赦免罪行的前提下，暫緩判斷，去看一個女性如何在龐大的社會結構下，被推向最終難以回頭的位置。」書稿擱放一年後，譯者又傳來一份更詳細的評估報告，以及《一位女性殺人犯的素描》獲臺北國際書展大獎的消息，李恩惠因此重拾這本令她掙扎的書。「文學獎與國際能見度是風險評估的重要環節。作家首先必須在母國有知名度，海外才有可能形成知名度。」李恩惠重讀《一位女性殺人犯的素描》，但不是把它當做一本典型的犯罪類型書寫來考量，而是以文學性、公共性、能否引導韓國讀者，來重新衡量出版價值。「羅蘭・巴特曾說，寫作是要動搖這個世界，向它提出疑問，但作者要拒絕給出直接回答──我認為胡慕情的書寫正實踐了這句話，用文學問出更進一步的問題，並交由讀者回答。」「是什麼樣的社會，使犯罪不得不發生？」以這道問題為出發點，李恩惠最終決定出版這本書。「我們覺得，或許是時候一點一點聽見加害者的聲音了。」但是，該用什麼方式來「聽」呢？●「我們最在意的是封面設計。」李恩惠說，臺灣版封面在韓國無法照用，首先，她認為「插畫」會削弱非虛構作品的強烈感，所以她選擇去除所有形象；其次，在顏色上她也刻意去除性別。另外她最想避免的，是讓這本書看起來像犯罪書或犯罪小說。「因為這根本不是一本關於殺人的書。」設計師一開始做出典型謀殺類型的提案，她立刻退回，要求重做。在標題上，由於林于如事件完全不為韓國人所知，胡慕情也是第一次被介紹進來的作家。因此，為了讓讀者記住這本書中年齡相近的兩位主角，李恩惠並置了二人的簡介文案在封面上，營造出一種對立的張力，「這本書是兩人的協奏曲。」她說。 （韓國版封面並列兩人的簡介：林于如，1981年出生，臭豆腐店媳婦，因謀殺娘家母親、婆婆與丈夫被判死刑，是臺灣第一位女性連續殺人案犯、弒親者，也是監獄中現存的唯一女性死刑犯；胡慕情，1983年出生，傑出新聞獎得主、非虛構作家，橫跨3年採訪，為加害者，同時也是受害者的林于如完成肖像。） 「我們沒有強調它是聳動的犯罪文學。韓國已經過度消費犯罪題材，所以，我們在宣傳上聚焦的是『加害者故事』這一點。」她尤其佩服這本書既運作冷冽的節制力，同時又包裹溫暖的文學性，「處理犯罪的作家，若不急著分辨光與影，而是克制判斷，這樣一來，閱讀這本書的讀者，就會握有將黑暗轉換為光明的可能。」她提到，書中的留白，預告了一種巨大的轉換力量。翻譯上，也努力維持一種接近「紀錄片旁白」的冷調，「開篇〈謀殺〉一章就是代表。描寫準備殺人這種最可怕的場景時，越是要排除感情，淡然追隨行動本身。譯者極力保留了原文的呼吸。」與其配合韓國市場改變內容，李恩惠表示，他們更集中精神於「不破壞原文那種『暫緩判斷』的態度」，「原文本身非常優秀，所以我們所做的，就是忠實移植它，守住它固有的節奏，並讓韓國讀者沉浸在韓文中最自然貼切的詞語。」她說，最長時間思考的，是標題「素描」。作者並不斷定林于如，而是小心翼翼勾勒出她的輪廓，這態度就包含在這個絕妙的詞裡。可是，在韓文標題中直接使用「素描」，會讓人覺得有點輕盈，像未完成的習作。長時間思考後，李恩惠選擇了「肖像」（초상）這個詞。「肖像」不只是單純的圖畫，而帶有長時間凝視一張臉、一段人生的感覺。因此，在原文的「素描」，以及這本書的「重量」之間，他們找到最適當的平衡，就是「肖像」。選詞之所以困難，與整本書的態度密切相連，決定了要以什麼面孔，將這本書交給韓國讀者。問她有沒有什麼「文化差異」是難以解釋的。李恩惠回答：「韓國和臺灣社會其實沒有太大差異。不過，韓國同婚尚未合法，所以林于如向胡慕情求婚這件事，讓我們感到很衝擊。」而令李恩惠百般深思，真正的文化差異，或許是臺韓的出版環境，以及非虛構書寫的現況。●在她看來，韓國並非沒有社會議題，也不是沒有記者。問題是，像胡慕情這樣長時間接近現場、承受倫理風險，並把受訪者自傳、司法判決、媒體報導與自我位置全部融入創作的非虛構書寫，在韓國仍相當難以得見。韓國也有突出的非虛構作家，例如韓勝泰長期親身進入勞動現場，完全以勞動者身分生活並寫作；近年書市也出現殯葬、遺物整理等死亡勞動相關作品，成為暢銷書。但整體而言，韓國仍以散文為主，專門寫非虛構的作者群極少，且主題主要突顯在勞動。文罈子近年出版「傑作非虛構」系列，反應不錯，但許多作品其實更接近歷史書或社會科學書，且至今沒有韓國作者入列。「我們真的只把傑作收入這個系列。若放到全世界比較，韓國的非虛構還不太發達。」一大原因是，「韓國還沒辦法讓作者像胡慕情那樣，獲得制度性支持，與持續寫作的條件。記者偶爾會嘗試，但無法做為長期計畫進行。」為了促進深入報導的可能性，幾年前，文罈子參與了《韓民族21》（한겨레21）與多間出版社共創的報導文學獎，希望鼓勵長篇非虛構寫作。但第一屆以企劃書當選的作者，實際進入採訪時便遭遇重重難關：直面巨大的創傷事件、與受訪者建立關係、同意與信任的拉扯、自我質疑，許多實務問題接踵而來。「企劃書雖然雄心壯志，作者們卻缺乏這方面的實際經驗與膽識。」第一屆當選的四名作家，皆遲遲無法完成採訪，獎項最終廢止。「我們尚未具備能夠突破採訪現場的問題意識。」李恩惠說。她提到，由於若詳細報導此事，恐怕會對《韓民族21》及當年的入選者造成困擾，所以針對獎項的無疾而終，韓國媒體沒有進行太多報導。但她仍然向我分享了當時的案例。比如有一位作家想報導MeToo事件，但當意識到許多受訪者害怕被告、被害者不敢講述，他表示自己無法承擔，便退了一步。這是柳雲貞（류운정）的報導計畫《「연희단거리패」（暫譯：演戲團街牌）的藝術為何邪惡》，揭露的是韓國戲劇界教父李潤澤的劇團性暴力事件。另一位作家想要調查韓國大規模的基督教剝削、性侵教徒事件，但由於擔憂可能遭到人口龐大的信眾圍剿，最後也作罷。這是朴道亨（박도형）的〈萬民中央教會 1999–2019：受傷者的排他性連結，以及其中的偶像與暴力〉企劃。由於各方面的擔憂，以上兩案的作者，都是以筆名參賽。因此《一位女性殺人犯的素描》的出版在韓國顯得特殊。比起市場反應，媒體反應顯得相當熱烈。李恩惠接到好幾通記者的電話，同為記者的他們，被這樣的書寫迷住了，書籍也被主要日報在重點版面報導。胡慕情的書寫承受住，並示範了非虛構寫作相當困難的部分：長期訪談、反覆懷疑、查證失敗、與受訪者建立誠實的關係，而即便最終無法抵達真相，仍把這個『無法』本身寫出來。●「你的問題太難了。」這是那天李恩惠對我說的第一句話。途中，碰到比較複雜的回答，有口譯在旁，李恩惠便放心地以韓文回應，不過明明知道我聽不懂韓文，講話時，她的眼神仍直截地看著我的眼睛。 現在訪問結束了，她露出笑容，表示剛剛答得不確實的地方，會再寄信給我說明。我們來到飯店外，尋找著拍照的地點。艷陽高照的街上滿是行人與車潮，好不容易站定一棵松柏下，一輛外送機車突然駛上人行道，停在李恩惠身後，騎士很快下車走入展場送餐。「去星空圖書館吧，你應該還沒去過。」她提議，就在書展同一棟的COEX商場裡。我的確還沒拜訪過這間知名的大圖書館，「不過要趕快，五點得趕回去。」她說。於是我們又跑了起來，這次是在室內。星空圖書館果然十分壯觀，龐大的書牆如波浪般流過整個空間，五萬本藏書層層築壘，和流動的手扶梯鑲嵌在一起。「二樓風景比較好，不過我們沒時間了。」拍完照片，趕回展場的途中，我才注意到，她的鞋帶沒有綁好，像是臨時收束、塞進了鞋面，暫時維持住不鬆落。她是何時鬆脫了鞋帶，又是何時臨時綁好了呢？我完全沒有察覺。「出版社總編輯是世界上最忙碌的工作，我已經習慣凡事迅速解決。」她說。臨走前，我感謝她在書展期間還特地抽空受訪，最後又問了她最喜歡《一位女性殺人犯的素描》裡的哪一句，她思緒停頓，說喜歡書裡的最後一句：「幸好來過。」

作者／徐淑卿 首爾國際書展第一天，韓國前總統文在寅就到台灣館參觀。文在寅現在還有一個「身份」，就是「平山書房」的主人。他退休後在家鄉慶尚南道梁山市平山村開了這家書店，也舉辦作家座談和推動兒童閱讀等活動，將書店定位為「將書與人連結的文化共同體」。這次首爾書展，平山書房還設立攤位參展。 除了文在寅，另一為人熟知的就是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韓江的「書店今天」。2016年得曼布克獎時，她曾說如果哪天不寫作了，就想開家小型獨立書店。後來寫作仍然持續，但她的書店也在2019年誕生。 為什麼韓國有這麼多人想開書店？或說，想開家小型的獨立書店？ STORAGE BOOK&FILM在首爾有兩家鄰近的店。我先到創始店，在門外就看到這次首爾國際書展台灣主題國「臺灣感性」的海報，裡面還有一個特別陳列台灣繪本作品的韓文版專櫃。 對這家書店產生興趣有幾個原因：銷售很多獨立出版品；開設許多活動與課程，如教你如何「做一本自己的書」；從2014年開始舉辦串連創作者與讀者的獨立出版書展。 曾看過韓國作者李成赫寫的文章〈 首爾的獨立書店散步 〉。他說韓國出版界有個「登壇」的制度，為了成為作家，必須投稿到報社或出版社，經過審查登上文壇，才會被正式認可為作家。但是現在有越來越多人想寫自己的故事，自己出書，所以開始出現很多獨立出版品。在此情況下，販售這些獨立出版品的獨立書店也越來越多。 在STORAGE BOOK&FILM，正好就看到李成赫的作品《傷了我的心》（暫譯），是由他自己出版。 許多獨立書店本身就從事獨立出版，這家書店也是如此。我在創始店時，對一本小書很好奇，用翻譯軟體看了上面的手寫字，但是沒有買。到他們第二家店時，在門口看到一張小紙條，其中兩句是「如果有你喜歡的書，請以購買支持，一點點的支持會有很大的幫助。」這讓我決定，即使剛才已經買了三本書了，一定也要在這裡買一本。 我請書店的人員推薦一本書。他有點為難的說，韓文的話，小說可以嗎？我說，請隨意推薦。於是他指著一套四季小說，問我最喜歡什麼季節？我說冬天。巧的是，這本冬天的小說《美麗的雪花》（暫譯），就是我在創始店好奇但沒有買的書。店員很開心的說：「我就是這本書的編輯。」 這就是實體書店難以被取代的地方。永遠給你意想不到的驚喜，不管是書，還是人的相遇。對書店主人說，這是透過書籍與策展表達自我主張的地方，對上門的顧客來說，則是在許多的未知中，回應呼喚與共鳴。這裡，有許許多多美麗的世界等待開啟。 在韓國，「獨立書店」是2015年後才流行的概念。指在個人獨立經營的非連鎖「地方書店」中，受年輕世代歡迎，重視內容策展與社群經營的特色書店，常與獨立出版品掛勾。 根據韓國書店資料地圖平台Bookshopmap 執行長南昌祐（暫譯）2024年發表的文章，韓國獨立書店可以分成三代：第一代是從2010年初開始，以「獨立出版」為主題的書店興起。強調與鄰里共存，尊重多樣性。 第二代是2015年後。媒體曝光與現年二十多歲的Z世代關注，帶動爆發性成長。面對競爭，一些書店選擇走向「專門主題經營」。通常會採取書、咖啡、設計、出版或住宿等複合式經營。如銷售手工藝品、場地出租，提供出版課程等。 第三代是2020年後．讀者需求轉向「寬敞舒適，好拍照」。IG經營變得重要。開始策略化經營：提供每月配書的訂閱服務；舉行讀書會、講座、書談等活動；空間租借與會員制交流平台。在Bookshopmap數據中，362間第三代書店，有超過56.4%會定期舉辦聚會。（2025年在Bookshopmap註冊的獨立書店有962家。） 韓國政府對地方書店也相當重視。在制度面上有支持書店經營的法律與政策架構。在2014、2021年《出版文化產業振興法》兩次修法，先確立「圖書定價制」，有效抑削價競爭。再新增「地區書店活化支援」條文，要求公共圖書館優先向地方書店購書。 指定書店為適合微型創業業種，大型企業一年只能開一家新店，保障小型書店生存空間。 有「今日書店」、「深夜書房」、「書店策展支持計畫」等關於活動、經營、策展的補助。也有「書店學校」培訓課程，「書店on」平台運營建制。（不過2024年尹錫悅政府大幅縮減文化預算，可能影響相關計畫推動。） 2016年首爾市有公共圖書館共享空間條例，鼓勵圖書館讓地方書店舉辦小型活動，建立「圖書館x書店x社區」的聯動。 一家書店可能既是地方書店又是獨立書店又是社區書店，只是在不同脈絡使用不同稱謂。「獨立書店」凸顯不同於連鎖書店的文化多樣性；深植於地區的「地方書店」猶如小型的基地，確保文化在末梢神經依然活躍。 「社區書店」則強調在地的文化連結與社群參與。按照美國社會學家Ray Oldenburg著名的「第三空間」理論，認為「第三空間」是城市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公共場域，是人們在家與職場之外，得以交談，互動與建立歸屬的地方。社區書店正是具有這樣意義的空間。 正因為地方書店的重要性。在2020年疫情初起時，荷蘭書店Enter Enter和Idea Books ，就推出全球性的串聯活動「閱讀書籍，購買書籍，支持在地」（Reads Books, Buy Books ,Buy Local)。他們指出，這是想喚起對於這些文化場域脆弱性的關注，強調「這些書店需要被看見」。 在韓國，透過地方書店網絡 ，也發起「Buy Book, Buy Local 」活動，支持地方書店，讓這些在地文化節點不會消失。 在韓國導演洪常秀2022年的作品《小說家電影》裡，一位主角開設的書店櫥窗就貼了「Buy Book, Buy Local 」的貼紙，貼紙上還有一句韓文：「書，請在附近的地方書店購買」。 這勾起我對地方書店的所有情感。在沒有網路的時代，在一個台灣小鎮長大的人，地方上的書店，就是連結知識與世界的窗口。現在的地方書店，原有的意義依然存在，只是包含更多。它不僅以選書和策展和活動成為地方上的文化場域，也必須經營自己的社群，獲得在地的認同與讀者的歸屬感。而這些匯聚而成的，不僅是國民素質的涵育，也會建構一個我們更喜歡的社會，乃至提升一國的文化實力。 韓國獨立書店數量持續成長。各有自我主張的選書風格，銷售許多獨立出版品，以及舉辦各種活動，維繫社群，使其具有不同於傳統大書店的經營特色。圖／顏一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