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顏一立／圖・翻攝自《直到T恤乾了為止》日本官網懸疑日劇《直到T恤乾了為止》（Tシャツが乾くまで），講述蒼井優和中島步飾演的一對鄰居，各自在巴士墜落事故中失去了丈夫和妻子，卻發現那兩人在過世前一起坐上巴士，彷彿情侶出遊。由夏帆飾演的亡妻，生前正好在讀三島由紀夫的不倫名作《愛的飢渴》。劇情充分展現「魔鬼都在細節裡」的特色，每週上線就空降串流排行榜，成為社群熱議話題，甚至讓《愛的飢渴》在出版76年後重出復刻版。TBS製作的週五連續劇《直到T恤乾了為止》，製作和演出陣容華麗，由曾執導《月薪嬌妻》、《四重奏》、《重版出來》等話題作的土井裕泰擔任總導演，女主角「咲子」由日媒稱「變色龍」的電影獎常勝軍蒼井優出演，男主角「樹生」則是網友封為「昭和臉」的影展新人獎得主中島步，男配角「充」和女配角「梓」，也由實力派的松山健一和夏帆演出。然而社群討論度最高的不是華麗的演員陣容，而是編劇生方美久這一位「細節控」（著迷於細節的人），腦袋裡裝什麼。鮮為人知的是，生方美久原本是保健學背景，出道前，白天在醫院當助產師，晚上在咖啡廳自學寫劇本。以日劇《踊り場にて》（暫譯：舞池之上）贏得富士電視台青年劇本大獎後，又以《Silent》（目黑蓮、川口春奈主演，又譯《說不出口的愛》）再拿下橋田新人獎。生方美久的劇本，因為細節、台詞，乃至於伏筆都充滿生活感，加上她本人受訪時也表示「最喜歡在咖啡廳偷聽人講話」，被日媒稱為「人間觀察家」。《直到T恤乾了為止》也是生方美久的原創劇本。兩位主角咲子和樹生是鄰居，在投幣式洗衣店認識，某天接連收到通知，得知咲子的丈夫充和樹生的妻子梓，一起死在巴士墜落意外中。事故之後，在洗衣店重逢的兩人，原本正一邊等著衣服烘乾、一邊閒聊，樹生卻語出驚人，告訴咲子：「你老公跟我老婆外遇了。」故事便從這裡超展開，鰥夫寡婦的兩位主角，彷彿化身徵信社，開始調查亡夫亡妻生前為什麼在每個月的第三個星期五，都私約在這家洗衣店聊天。在編劇生方美久的巧思下，把樹生的亡妻梓設定成一位在古書店打工的主婦，生前最喜歡在上班時一邊和老闆宮內（Lily Franky飾）聊天，一邊翻讀由三島由紀夫所著、講述寡婦墮落成為公公的情婦，又同時深陷園丁肉體誘惑的不倫名作《愛的飢渴》舊版文庫本。鰥夫樹生來到書店調查亡妻梓時，老闆宮內把那本《愛的飢渴》文庫本交給他，並略帶復仇感地說：「這是外遇的故事。」書裡還夾著梓的書籤，對劇中角色和螢幕前的觀眾而言，彷彿是暗示劇情走向的物證。7月10日第一集劇情播出後，這本最初在1950年出版、三島由紀夫作品銷量排名第五的《愛的飢渴》，在出版76年後輪迴轉世成為最新話題作。粉絲著迷於分析劇中謎團，越愛越飢渴，竟然買光了市面上所有的版本，試著在小說中找出對應劇情走向的蛛絲馬跡。從三島由紀夫在25歲出版《愛的飢渴》時就負責至今的出版社「新潮社」，對話題反應迅速，7月31日就緊急在官網宣布：「近期在TBS金曜劇《直到T恤乾了為止》中登場，造成話題的三島由紀夫《愛的飢渴》重新熱賣。敝社決定以夏帆飾演的梓所閱讀的舊版（2020年版新潮文庫本）設計，推出全新再版！」劇中同款設計的文庫本，最快在8月10日就會重新上市，滿足想收藏週邊商品的粉絲心情，新潮社也因此收穫一波好感。

作者／徐淑卿如果美國東尼獎是音樂劇的聖杯，韓國音樂劇是如何走到這裡的？上週看完《或許是美好結局》（Maybe Happy Ending），這部去年獲得東尼獎最佳音樂劇等6項大獎的作品後，感動之餘不免想到這個問題。就像韓江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寄生上流》獲得奧斯卡最佳影片獎，韓國文化又在世界上樹立一個新的里程碑。除了東尼獎，2025年韓國音樂劇還有幾個好消息。年度票房4989億韓元（約113.4億台幣，台幣1元約等於44韓元），逼近5000億大關；原創音樂劇銷售首次以2297億韓元，超過國外授權音樂劇的2221億韓元。在此情況下，不但百想藝術大賞，在2026年將音樂劇單獨設立獎項，而且過去曾提出的《音樂劇振興法》，又再度浮上檯面，希望可以獲得國會支持。一個英雄旅程，除了有目標，有人，有裝備，當然還會遇到重重挑戰，最精彩的地方，正是如何突破困難的轉折。韓國音樂劇的發展，也必然是多種因素齊備，但是也許可以在不同階段找到值得注意的推動助力，像是粉絲、文化財團的支持、大學路等劇場空間以及政府的支援，這或許是一個了解韓國音樂劇發展的軸線，但並不意味其他同時存在的因素不重要。雖然1961年由韓國政府支持成立的藝苑樂團（예그린악단），於1966年推出原創音樂劇《살짜기 옵서예》，被視為韓國音樂劇的起點。但真正具有商業意義的開端，一般認為是從2000年左右開始。這幾年有幾部重要音樂劇上演。如2000年《Rent》；2001年《歌劇魅影》演出長達7個月244場，觀眾人數24萬人，被認為徹底改變韓國音樂劇市場，從而發現音樂劇產業發展的可能。而在2000年演出的《少年維特的煩惱》，喜愛這齣戲的粉絲被稱為「Besamo」，形成了韓國第一個自發性原創音樂劇支援團體。他們不僅是粉絲，而且為了促成這齣戲的再演，還成立了演出投資公司，向劇團投入3億韓元，甚至參與作品企畫與行銷。這種既參與製作又是觀眾的群體，被稱為「prosumer」。2012年《The Musical》曾有一篇文章〈韓國音樂劇迷1》，文中除了提到「prosumer」這種粉絲雙重身分的現象，還描繪了當時音樂劇粉絲的特徵，如今這種特徵依然存在。作者認為，最容易打動那些對音樂劇並不充分理解的大眾的原因，在於「明星」。同時，在一個極限非常明確的市場裡，如果要靠長期演出存活下來，就一定需要有會重複觀賞的音樂劇迷，這些重複觀賞的音樂劇迷，日後有一個專屬名稱「旋轉門觀眾」。從更早期的曹承佑到朴寶劍，韓國演員跨足音樂劇的例子多不勝數。許多偶像團體成員也將演出音樂劇，當作職涯的擴展。因此從明星或偶像粉絲轉而欣賞音樂劇的比例很高，也促成韓國音樂劇迷的快速成長。同時也形成韓國音樂劇界一個特徵，就是「年輕的觀眾、年輕的演員、年輕的作品」。這與以40至50歲觀眾為主要客群的百老匯、歐洲音樂劇明顯不同，甚至也與同屬亞洲的日本不同。年輕人對音樂劇的喜愛，或許也是促成文化財團支持音樂劇的原因之一，這種微妙影響，可以以培育《或許是美好結局》的友蘭文化財團為例。從2014年看中這個劇本到支持他們走向百老匯，友蘭資助了大約5億韓元。去年，音樂劇評論家崔承延（暫譯，Choi Seung-yeon）在《The Musical》發表〈友蘭文化財團，以人與作品為優先〉。一開始她便提到，2025年韓國音樂劇演出劇目《Cha_Me》、《紅皮書》與《或許是美好結局》，三者之間所具有的共同點。首先，它們都是在市場中建立了明確的定位，並穩固成為韓國具有代表性的長銷音樂劇。其次，在進入長銷作品行列的過程中，它們都曾尋求進軍海外，或已將之付諸實現。第三，這些作品全都透過「友蘭文化財團」的計畫進行開發。「友蘭」取自SK集團會長崔泰源母親朴桂姬的別名，原屬SK幸福分享財團。幸福分享財團在2006年成立以來，就是推動「以人才培育為中心」的文化教育事業。2007年參考茱莉亞學院為文化弱勢學生，免費提供古典音樂教育計畫，而推出「SK Happy Music School」，2008年則隨著學生的實際需求轉向音樂劇，而有「Happy Musical School」。隨著Happy Musical School計畫逐漸實施，學生的年齡層提高，也曾實際在大學路舞台演出。但透過計畫培養出來的學生，要被業界吸收的方法只有演員試鏡，而且即使通過試鏡，要真正賺到錢而自立仍然非常困難，種種意識到的問題，促成2012年劇場「Project Box SEEYA」的興建。到了2014年，因為劇場事業不斷擴張，友蘭從幸福分享財團獨立出來，明確建立起作為「文化藝術支援財團」的身分。初始友蘭的開發支援可分成幾種。SEEYA Platform是導師制的劇本開發，但也有例外，如《或許是美好結局》已經有朴千休和Will Aronson寫好的劇本，所以這個階段就是確立機器人角色的調性，安排演員工作坊等。其次是SEEYA Studio，也就是透過讀劇或試演，將其舞台化。最後是SEEYA Play，與觀眾正式見面。此外，還有「SEEYA Stage」，從曾經參與友蘭各種計畫的內容中選出一部分，進一步支援其發展可能性。比如2016年就支持《或許是美好結局》（當時劇名是《What I Learned from People》）到百老匯尋求合作。培養人才，開發作品之外，還需要表演場地。這不僅是為了最後的正式公演，而是在讀劇試演等不斷打磨作品的階段，也需要這樣的舞台。所以友蘭還隸屬幸福分享財團之時，就建造了「Project Box SEEYA」。音樂劇的蓬勃與演出場館的增加互為表裡，比如著名的小劇場聚集地大學路一帶，在2023年就有160個左右的演出場地。雖然韓國音樂劇的銷售高度集中在有1000個座位以上的大型音樂劇，尤其是集中在少數幾個作品。但是大學路的小劇場，對原創的中小型音樂劇而言，卻提供長期演出的空間，可以讓作品經過觀眾檢驗，持續修改，提高完成度。根據2022年的數據，在大學路演出的音樂劇共169部，占大學路全部演出件數的15.3％。演出場次占23.6%，共9113場；售票占40%，共124萬張；總銷售額占65%，達478億韓元，僅占整體音樂劇市場的11.3%。但從演出場次來看，所有音樂劇平均每部演出12.2場，大學路音樂劇平均每部演出53.9場。因此銷售占比雖然不高，卻是韓國原創音樂劇持續創新的泉源活水。在粉絲、文化財團與表演空間之外，不能忽略韓國政府的扶持。因為2025年《或許是美好結局》獲獎的佳績，韓國文體部將2026年對音樂劇的支援預算從31億韓元，增加到244億韓元，其中180億韓元將投入原創音樂劇的扶持。韓國政府對音樂劇的支持單位並不少。有韓國文化藝術委員會，推行韓國最大規模的表演藝術新作開發支援計畫，已經扶持332部作品。其中音樂劇的作品有《居禮夫人》和《紅皮書》等。還有韓國藝術經營支援中心KAMS，每年辦理「音樂劇後備人才挖掘與培養計畫」。KAMS也是韓國原創音樂劇進軍海外的要角。從2016年文體部與KAMS合作「K-Musical Roadshow」開始，持續支援原創音樂劇進行海外讀劇或試演的showcase；自2021年起，又成立「K-Musical Market」，協助作品分階段進軍海外。以及負責支援IP發展的韓國內容振興院等。因為推廣單位眾多，音樂劇協會會長李鐘奎（Lee Jong-kyu）認為，目前出現預算編列分散，支援時間短，政策成效難以衡量等問題。他期待未來《音樂劇振興法》，能明確指定音樂劇的專責機關，將音樂劇的支援業務整併到這個機關中。除了音樂劇協會和從業人員希望通過《音樂劇振興法》之外，2026年韓國政府增加對原創音樂劇支援的目標之一，就是幫助中小型音樂劇規模升級。如前所述，韓國音樂劇票房仍以大型音樂劇為主，因此這不僅是讓成熟的原創作品獲得更廣大且長期的市場效益，同時也幫助這些IP更能進軍海外市場。 2025年韓國音樂劇好消息頻傳。除了《或許是美好結局》獲得東尼獎六項大獎，音樂劇票房也即將突破5千億韓元。同時原創音樂劇收入首次超過授權音樂劇。因此，除了2026年韓國音樂劇協會等更積極遊說國會通過《音樂劇振興法》之外，韓國政府也加大對音樂劇的支持力度，從31億韓元，增加到244億韓元。圖／陳克宇

文・許文貞／圖・鏡文學臺灣繁體中文電子書網站讀墨在8月8日凌晨時遭受惡意流量攻擊，導致網站暫停服務，直到近18小時之後才恢復運作。其實這並不是臺灣內容產業首次遭受威脅。每逢選舉、520前後，往往是攻擊的高峰，包括鏡文學、讀墨都是常態性地承受一波又一波的攻擊，也一直在不斷更新、處理資訊安全問題。讀墨電子書執行長龐文真近期在臉書發文指出，讀墨網站經常遭受資訊攻擊，內部每個月和每週都有資安匯報，特別是在2025年520總統就職日達到一個高峰後，攻擊頻率就居高不下。不過對於讀墨面對攻擊的細節及後續，龐文真表示不便接受採訪。鏡文學技術長林士益表示，對鏡文學網站的DDoS攻擊（以異常的大量流量癱瘓網站運作的攻擊方式）每日每週都有，十分常見，選舉期間也是攻擊的高峰期。新聞、出版產業的網站或系統常是駭客資安攻防的戰場，有的目的是為了竊取有價值的資料，或是阻斷資訊擴散，也有的反過來是為了散播假資訊，國內外皆有案例。而臺灣內容產業也有其特殊性，除了政治因素，還有AI產業發展上的理由：由於AI語言模型需要專業語言資料作為訓練素材，以提升生成品質，臺灣以繁體中文為主的新聞、電子書內容產製平臺和通路，便可能成為駭客攻擊、竊取專業繁中語料的目標。此外，駭客使用勒索病毒攻擊，也一直存在。例如據《鏡週刊》報導，2023年公共電視新聞片庫42萬筆新聞資料檔案被維護廠商誤刪的事件，最初的起因就是駭客入侵，以勒索加密病毒攻擊系統，包含數位片庫、節目管理功能都受波及，幾乎癱瘓整個公司運作，才讓公視後續尋求資安專家的協助，卻沒想到被專家誤刪重要檔案。《書商》雜誌（The Bookseller）在2018年報導，有駭客針對出版社和版權經紀人發送釣魚信件，藉此竊取作家未出版的作品。美國科技媒體TechCrunch也曾報導，麥米倫出版公司（Macmillan）在2022年受到勒索病毒攻擊，因此關閉辦公室，員工無法使用線上系統、收發郵件和檔案，甚至連物流出貨的進度都受到影響。《日本經濟新聞》報導，日本角川出版也曾在2024年遭受勒索病毒攻擊，導致內部系統癱瘓，出版和出貨的進度延宕，甚至連旗下網站「NicoNico」都停擺兩個月無法使用，也導致25萬名用戶個資外洩。韓國也發生過網路書店因為遭受駭客攻擊，導致電子書版權受侵害的案件。據韓國Boannews（보안뉴스）報導，韓國網路書店阿拉丁（알라딘）在2023年五月，就曾被三位駭客攻擊，竊取電子書的「數位版權管理」（DRM）加密金鑰以及電子書檔案。駭客用DRM金鑰解鎖電子書檔案後，透過Telegram等通訊軟體散布，還藉此向受害公司勒索高達8,600萬韓元。讀墨這次被攻擊的原因，龐文真雖然沒有明言，但提到「讀墨上最珍貴的資產是電子書檔，是訓練AI的好東西」。她表示，攻擊網站其實要花非常多錢，如果是實驗性的駭客，小攻擊沒攻下，錢燒完就會停下來，但這次是有「國家機器型噸位級的單位」繞道許多國家，攻擊讀墨網站。鏡文學技術長林士益也表示，讀墨畢竟擁有臺灣最多的繁體中文電子書檔案，是經過出版機制的「專業生產內容」（Professionally-generated Content，簡稱PGC），是訓練AI語言模型的絕佳素材。而鏡文學遭受的攻擊，則又是另一種。林士益表示，由於鏡文學是「使用者生成內容」（User-Generated Content，簡稱UGC）類型的網站，開放讓用戶註冊並上傳自己的創作，因此平時更需要處理的攻擊類型是「被植入虛假內容」。例如某年總統選舉期間，就發生用戶上架對總統候選人的造謠文章，不只轉貼發佈到臉書，還下廣告，並且連結鏡文學網站，讓人乍看以為是鏡文學出版販售的書籍，以假亂真。此外，UGC網站上的社群留言機制，也讓網頁會出現詐騙留言，用連結引導用戶加詐騙群組，就算能用AI自動篩出、配合工程師人工刪除，也還是防不勝防。尤其在AI出現之後，駭客與網站的攻防變成AI與AI的對峙。林士益表示，駭客會使用AI代理來慢慢尋找網站的弱點，因此企業也會反過來用AI來查找自己的弱點，先做防禦。資訊安全這場沒有煙硝的戰爭，正在日常上演中。

文・洪瑋其／圖・翻攝自作者許斐剛官方X漫畫《新網球王子》在8月4日於《JUMP Square》9月號刊載第477話完結篇，為《網球王子》系列27年的連載畫下句點。本作在日本累積發行超過6,000萬冊，改編成動畫、真人電影和音樂劇。漫畫完結篇贈送紀念單曲〈把回憶裝進球拍裡〉，由作者許斐剛作詞作曲，並與動畫角色的配音員、舞台劇演員共143人合唱，引發轟動，使得雜誌未上市就宣布加印。《網球王子》於1999年起在《JUMP》上連載，描寫國中生越前龍馬加入青春學園網球社，一路打進全國大賽。2009年續篇《新網球王子》開始連載，故事逐漸走向超現實，角色幾乎是在球場上搏命格鬥。但讓《網球王子》銷量長紅的不只是故事，還有作品的經營模式，作者許斐剛更是重要功臣，深度參與企畫，即使作品完結，透過多角化IP經營，也能讓故事的魅力歷久不衰。首先，作者許斐剛為筆下角色設定詳盡、鮮明的個性，彷彿讀者真正的鄰座同學。因此不同於一般運動漫畫讀者以男性為主，《網球王子》的角色魅力吸引大批女性讀者，以角色為主題的各式企劃也相應而生。其次，作品與動畫配音員關係密切。《網球王子》的角色們有主題曲、廣播劇、演唱會，甚至生日和情人節也有專屬活動，這些全都仰賴配音員的聲音呈現。許斐剛甚至親自規劃角色活動、譜寫歌曲和開演唱會，與配音員深度合作，讓這些角色在漫畫之外也能持續活躍，與粉絲互動。然而，讓《網球王子》IP歷時多年仍能延續生命的重要關鍵，是2003年《網球王子》首度改編成音樂劇，更是日本「2.5次元音樂劇」的里程碑。為了在舞台上實現漫畫、動畫裡的世界，在音樂劇選角上，以角色外型相似度作為標準，盡量貼近原作設定；舞台和演出的設計，除了精彩的音樂和舞蹈，也藉由燈光、音效，實現原作中誇張的招式對決。在劇情方面，每次公演都以漫畫中不同集數、不同學校的競賽為故事主軸，因此不只有原作的主要人物有戲份，故事裡眾多角色都能化身真人演出，吸引各自的粉絲走入劇場。三次元的演員與空間，結合二次元的世界觀，讓音樂劇多年來累積眾多劇迷，至今仍持續在各地上演。《網球王子》音樂劇更被視為日本新銳男演員的重要跳板，如城田優、瀨戶康史等演員便是從《網球王子》的舞台上發跡。《新網球王子》的結局留下了伏筆，究竟是不是全系列的最終章，或許還不能太早斷言。自完結篇公布已來，社群上讀者們的感謝不斷。當年跟著青春學園網球部一起征戰人生關卡的讀者們，而今已屆青壯年。好在，「王子們」各種化形，當漫畫落幕，還能在舞台上、音樂裡，長久相伴。

1.遠見‧天下文化創辦人高希均辭世高希均於6日上午辭世，享年90歲。高希均1936年生於南京，1949年隨家人來台，1959年赴美深造並取得密西根州立大學經濟發展博士學位。他曾任行政院顧問與臺大客座教授，參與國家經濟政策規劃，在80年代解嚴前後的社會轉型期中，扮演著重要思想引導角色。支持者肯定他推廣自由市場與現代管理思維，奠定台灣經濟發展的觀念基礎；亦有評論觀點認為，他所形塑的論述，在歷史上起到了建構特定中產階級、保守意識形態的作用。他在90歲大壽前夕出版回憶錄，總結其致力於透過閱讀與觀念變革來改變國家的理念。 （圖／翻攝自Yahoo新聞） 2.「公視」預算減列、凍結案列入保留6日下午，立法院持續協商今年度總預算，並由文化部長李遠說明文策院、TaiwanPlus、公視等項目的預算規劃。針對公視預算，民眾黨團決定提出凍結1億元的提案；國民黨團則提出減列5,000萬、凍結30%提案。由於兩黨意見不一致，最終相關提案列入保留。文化部表示，文化部表示，相較於國際公共媒體，英國BBC一年的營運規模約合新臺幣2,000億元，日本NHK約1,400億元；公視法定預算26年來卻僅維持在9億元。文化部說，臺劇及國片近年在數量與品質上均有提升，不僅成為國人與國際市場的重要觀影選擇，也屢獲國際影展肯定，例如劇集《我們與惡的距離II》，創下臺劇首度登上Amazon Prime Video平台的紀錄，超過240個國家或地區同步上架。 （圖／翻攝自公視粉絲專頁） 3.第45屆行政院文化獎文化部5日於中山堂舉辦行政院文化獎頒獎典禮。本屆文化獎得主為邱坤良、廖慶松及徐仁修。今年的三位得獎者，分別代表臺灣戲曲與戲劇文化資產、臺灣電影藝術，以及臺灣大自然景象攝影的三項文化領域。（圖／翻攝自文化部官網） 4.戲巢藝術館「戲巢藝術館」7日於臺南市東區正式開館，建物前身為歷史建築，市府投入近新台幣1,200萬元辦理耐震補強及整建工程，並委由發源於台南、深耕近百年的明華園戲劇總團營運，可望成為推廣傳統戲曲及文化教育的重要據點。（圖／翻攝自臺南旅遊網） 5.余英時余英時國際漢學研究中心自2023年9月成立以來，即由臺大歷史系陳弱水教授擔任中心主任。8月1日，中心新舊任主任交接，由臺大中文系鄭毓瑜教授接任中心主任。8月1日也恰逢余英時過世五週年。 6.臺灣文學獎頒獎，劇本類首獎從缺2026臺灣文學創作獎1日在國立臺灣文學館頒獎，劇本、台語、客語及原住民華語4大類別，共選出9名首獎得主，其中林彭榮、何志明及陳宏志3人曾獲台灣文學獎，再次以新作獲獎；劇本首獎則從缺。 （圖／翻攝自PChome新聞）7.我是風、龍藏經、文博會旅法導演王世偉將執導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挪威劇作家佛瑟（Jon Fosse）劇本《我是風》，邀金馬影帝莫子儀與臺北戲劇獎最佳戲劇類男演員獎得主林子恆同台。《我是風》將於9月18日到20日演出，地點在臺北表演藝術中心藍盒子劇場。故宮國寶《龍藏經》特展分成兩檔。第一檔已於2日結束，故宮於3日至7日更換部分展件，第二檔自本月8日展至11月8日。2026臺灣文博會品牌商展於6日至12日在南港展覽館1館登場，以「IP授權」與「文創品牌」為核心，品牌突破870家、攤位超過1,200攤，規模歷年新高。除了臺灣文創品牌，也集結日本、韓國、泰國及港澳等地共53家國際品牌。展覽期間將舉辦超過70場活動，包括簽名會、角色人偶見面會、講座、工作坊、對談等。阿啾小劇場、啾啾妹、鹿人、韓國人氣角色Mr. Donothing，以及日本熊本熊KUMAMON等角色將輪番現身。 （圖／翻攝自臺灣文博會官網）8.新書快報《47個流浪漢種》20週年紀念版（自轉星球）為小說家李佳穎年少代表作。李佳穎寫作這部小說的構想，是嘗試以「我」、流浪漢、紙箱與地下道作為公約數（寫作過程中也看見了這些組合所衍生出的概念，如施捨、乞討、酬庸價值），著眼於小而偏的觀察與互動，以一個流浪漢一個點為單位往前寫。 （圖／翻攝自自轉星球粉絲專頁） 《午後最後的草地》（時報出版）為村上春樹第一本短篇小說集《開往中國的慢船》中的一篇同名小說，當年發表時由安西水丸擔任插畫。2024年，為紀念安西水丸逝世十週年，出版社將當年的插畫與這篇短篇小說結合，以精裝繪本形式出版《午後最後的草地》單行本，紀念村上春樹與安西水丸多年來的搭檔情誼。 （圖／翻攝自時報悅讀俱樂部官網） 《巴黎在路上：我的開悟之旅》（允晨文化）是垮掉派作家、《在路上》作者傑克‧凱魯亞克的半自傳小說，記述他前往法國尋根的旅程。他從巴黎出發，再往西前行至布列塔尼，追溯祖先的足跡，並且探索自身對佛教的理解，而佛教最終也成為他的信仰。凱魯亞克以情感濃郁的寫作方式，與讀者分享他在酒吧裡與陌生人整夜暢談以及他在搭計程車時對佛教有所領悟的關鍵經歷。 （圖／翻攝自允晨文化官網）

作者／徐淑卿2019年，因為擔憂匈牙利總理奧班領導的政黨，對藝術補助所施加的影響，索羅斯開放社會基金會宣布提供110萬歐元，支持在當時政治環境下，難以取得公共資金支持的藝術和文化計畫。開放社會基金會主席Patrick Gaspard指出，匈牙利政府對藝術的資助相當慷慨。不幸的是，這些支持往往附帶政治條件。推動一國文化發展，政府理當扮演關鍵角色。但是文化通常也很難脫離政治與意識形態的算計，尤其是這幾年，政府文化預算充滿各種變數，於是亟需思考的是，在政治干擾下，有哪些可行的因應之道。這兩年，許多國家都遭遇文化預算被刪除或削減的情况，原因各有不同。始終堅持「文化例外」的法國，是因為政府財政壓力；台灣則是因為在野黨對文化部提出大幅刪減與凍結案，使得文化創作、傳播與國際推廣，均受到實質影響。美國則是在川普第二次上台後，將文化領域當作意識形態角力的戰場。推動廢除一些機構，甚至一度指示只受理不推廣「多元化、公平與包容」或性別意識形態的申請。而約莫同時，國家人文基金會（NEH）與國家藝術贊助基金會（NEA），提供3400萬美元協助打造川普提出的「美國英雄國家花園」（National Garden of American Heroes）。去年5月川普政府提出的預算草案，提議廢除美國博物館與圖書館服務研究院（IMLS）、國家藝術贊助基金會和國家人文基金會。但這些提議被參眾兩院以跨黨派多數聯手擋下，最後NEA和NEH都維持跟2025年一樣的2.07億美元預算，IMLS則稍有減少，保有2.918億美元。其實這三個單位的預算加起來約7億美元，在聯邦預算中所占比例可說微乎其微，因此重點不在省錢，而是在表達「政府的態度」。川普的作法並非沒有前例。去年4月，《紐約客》有篇文章〈演出無法繼續〉（The Show Can’t Go On），分析基金會贊助方向改變，以及川普政府文化政策的壓力，如何疊加衝擊紐約的表演藝術生態。文中就提到1990 年代「文化戰爭」期間，以傑西·赫姆斯（ Jesse Helms ）為代表的保守派政治人物曾發起運動，希望在國家藝術贊助基金會的補助規範中加入道德條款，例如禁止資助涉及「同性情色」作品。作者海倫·蕭（Helen Shaw）說，雖然赫姆斯的具體文字沒有在後續訴訟中保留下來，但這場爭議卻永久削弱了NEA。預算此後始終未能跟上通膨，也一直淪為政治攻防的工具。如同海倫·蕭所言，在美國，私人慈善基金會每年必須提撥淨投資資產的 5% 用於公益支出，這不僅長期建立整個藝術體系的支撐架構，也扮演著防止藝術遭到政治化的重要屏障。舉例而言，去年上半年，美國政府效率部曾突然取消6500萬美元補助。影響範圍涵蓋博物館、歷史遺址、退伍軍人識字計畫、書展，以及數以千計的文化計畫。這時梅隆基金會（Mellon）宣布，將向全美各州人文委員會聯盟提供1500萬美元的緊急資金，來因應政府突然取消補助所造成的影響。除了梅隆基金會，過去一年多以來，像是普雷比斯基金會（Prebys）、沃荷基金會（Warhol）等都挺身而出，為受到聯邦預算影響的藝術與人文團體提供緊急援助。但是私人基金會，這一美國長期架構起來的屏障，在川普對藝文補助動作頻頻的同時，也面臨各種轉型與調整，使得藝文團體遭受的衝擊雪上加霜。如過去紐約藝術界的長期捐助者聯合愛迪生公司，在2023年宣布，將使命轉為因應氣候變遷與推動社會正義。有些基金會或個人捐助，則是選擇資助那些失去聯邦資金，且被許多人認為提供更關鍵服務的組織，擠壓了對藝術的支持。有些企業與捐助者，則是忌憚川普政府報復，因此對於性別多元等藝術創作的支持漸趨保守。有些基金會則是結束過去穩定的長期合作，調整補助對象，讓資助體系更顯公平。2017年藝術與文化顧問公司Helicon Collaborative曾發表一份報告，指出所有捐助收入中，58%流向2%的藝術機構，顯示資源長期集中在少數大型機構。這也是有些基金會希望調整的原因。政府撤回補助，基金會調整補助，海倫·蕭認為，過去五年間，支撐紐約表演藝術的這套錯綜複雜的支持體系，已有多個層級遭到摧毀。她說，曾經，在紐約從事表演藝術工作，即使談不上擁有穩定保障，至少仍有一條可以循序前進的道路。一位剛起步的劇作家、導演或編舞家，可以在獲得補助的排練空間磨練自己的創作，申請位於紐約市內或周邊的駐村計畫，或加入專門發展原創作品的創作實驗室。只要獲得一項經由同儕評審的補助，即使金額很小，也往往能成為取得其他補助的敲門磚，每一項獎助都會進一步賦予藝術家更多專業認可，使其受到演出場館與大型基金會的注意。因此，獲得補助的意義，不僅在於物質的支持，也是藝術工作者得以展開職業生涯的「認可標章」。在面臨這些變動後，今年6月《慈善內幕》（Inside Philanthropy）刊出一篇文章〈 聯邦預算削減衝擊下，藝術資助生態系統值得關注的趨勢〉（Trends to Watch in an Arts Funding Ecosystem Beset by Federal Cuts），其中之一是，當藝術團體無法如過去那樣長期依賴私人基金會，藝文活動尋求贊助的焦點，還是必須回到聯邦政府和州政府。如此便產生一個連帶效應，向國會以及大眾，說明藝術文化對社會何以重要的倡議與遊說，更顯迫切。於是有些贊助並非用來支持創作，而是「投資提升各組織的倡議能力，使其能為藝術家及其他從業者發聲，也為藝術本身進行倡議。」例如在美國主要藝術倡議非營利組織之一Americans for the Arts，旗下有負責遊說與政治倡議的藝術行動基金（Arts Action Fund），他們負責教育倡議者跟決策者了解藝術的多種價值，並提供實際可用的遊說工具，像是怎麼寫信給民意代表、怎麼投書媒體、跟民代見面該準備什麼。從他們網站可以找到2025年版「支持藝術的十大理由」，來說明投資藝術家、創意工作者及藝術組織，對於國家的健康與繁榮至關重要。這些綜合整理的論述，可以作為倡議團體或個人的說帖與工具。而今年1月美國國會並未接受川普政府廢除三個聯邦層級藝文補助機構的提議，並大致維持與2025年的預算水準，或可反映團體與個人請願遊說與倡議的成果。美國對藝文補助和贊助的往例，可以作為台灣的借鏡。一方面，台灣需要更多企業捐助藝文活動，形成政府補助因為各種原因無法照顧周至的第二道屏障，這也有《文化藝術獎助及促進條例》稅務減免的法律支持，雖然也有與其他稅法抵觸等需要解決的問題。企業家對藝文活動的支持，對於文化普及與提升一個社會的美學素養，功莫大焉。如日前去世的力積電董事長黃崇仁長期贊助音樂活動，不僅支持了音樂家的演出，也使更多愛樂人受惠。其次，在鼓勵財團支持藝文發展的同時，還是需要強調「以公共資金支持藝術是一項政府責任」。這是兩年前《衛報》首席文化記者夏洛特．希金斯（Charlotte Higgins），認為英國在保守黨連續執政14年後，英國政府對藝術的資助已經崩塌，她建議工黨可以如何改革時，所作的結論。她認為相對於整體公共支出，藝術補助金額微不足道。不管是堅持「以公共資金支持藝術是政府責任」，還是遭遇了如同許多國家曾遭遇的將文化預算「武器化」，台灣也許也需要如美國那樣，累積並傳授更多倡議與遊說的基本知識和技巧，鼓勵民眾與團體對民意代表溝通，讓其感受到壓力。或許並不容易，但是對於台灣藝文活動的支持，應該成為跨黨派共識，而不是作為政治打擊的對象。過去藝文團體經常被貼上政黨標籤，因此一旦要為自己發聲，很容易陷入不同黨派支持者的爭論中，有時藝術團體都產生是否因為自己的政治色彩而被排擠的揣測。如果有更多團體或個人願意不分黨派為整體藝術文化發聲，支持台灣應有足夠的文化預算，也許是建立共好的機會。其實各國的文化補助預算都占總預算非常小的部分，但這麼小的部分卻可以支撐一國文化的基礎設施與創作能量，所費甚微，成效可觀，動輒喊刪喊凍的立委們，若非對台灣的文化發展無動於衷，也或許就是刻意展現權力的傲慢。 文化預算占國家總預算很小比例，所費甚微，卻可以支持文化基礎設施與創作能量。但各國文化預算經常面臨政治與意識形態的算計，於是亟需思考的是，在政治干擾下，有哪些可行的因應之道。圖／顏一立

文・許文貞／圖・翻攝自Universal Pictures官網自導演克里斯多福‧諾蘭的《奧德賽》在7月17日上映後，全球票房已逼近10億美金，話題也帶動譯本銷售。在英國，《奧德賽》譯本銷量大增，尤其學者艾蜜莉．威爾森（Emily Wilson）在2017年翻譯的譯本，由於諾蘭曾在雜誌採訪中提及是他參考的版本之一，而在一週內賣出5,518本，使得已作古近三千年的荷馬打敗丹布朗等當代作家，首度登上尼爾森（NielsenIQ BookData）市場研究的當週暢銷作家排行第一名。但在《奧德賽》譯本銷售受惠之際，卻有節外生枝的爭議。威爾森因譯本被諾蘭引用，又是第一位翻譯《奧德賽》的女性譯者，而備受關注。沒想到威爾森在看過電影之後，卻在《倫敦書評》發表評論，直言「如果劇本有任何部分出自我手，我會覺得非常羞愧」。逆風言論立刻炎上，流量甚至一度灌爆《倫敦書評》，讓網站當機。在上映前，威爾森原本很期待電影版，她接受《紐約時報》採訪時表示：「很多人覺得古典文學很無聊、很難讀，不適合自己。但看了電影，他們會發現這是個很吸引人的故事，一部分觀眾甚至可能回頭翻讀史詩原作。我覺得這很棒！」她也認為諾蘭若在電影版中展現自己的觀點和詮釋，是完全合理的。但在觀影後，威爾森卻認為諾蘭的電影版少了讓原作史詩之所以偉大的關鍵因素，也就是缺乏精神、情感、政治和道德上的深度，重視形式更勝於內容，就像適合闔家觀賞的盛大國慶煙火秀，只有煙花般一閃即逝的敘事和情感層次。她也直言，其他非白人演員演出的配角，彷彿都落入「黑人幫襯」（Black best friend）的樣板，在電影中唯一的功用就是幫助白人主角達成目標。評論被炎上後，威爾森又公開回應批評表示，她對於有色人種演員演出部分的寫法，的確不妥當，因為演員都是一時之選，但她認為這些演員並沒有在電影中得到充分發揮。諾蘭自己並未對威爾森的批評提出看法，不過以小說《他們》獲得美國圖書獎的作家喬伊斯．卡洛．奧茲（Joyce Carol Oates）則譴責威爾森，認為威爾森自己是譯者，對於別人對作品的詮釋應該要更加寬容，但她提出異議的遣詞用字卻像某些政治狂熱支持者的言論一樣粗鄙。在這些紛擾之外，威爾森在2017年推出的《奧德賽》譯作，除了是首度由女性翻譯，也的確是目前英譯本之中最具現代感的版本。《紐約時報》書評安東尼·奧利佛·史考特（ A.O.Scott）舉例，威爾森的譯本開宗明義說英雄是複雜的（complicated），除了象徵英雄本身精神的複雜性，也表達其道德觀念可能曖昧模糊，部分行為甚至是「反英雄」的，是很有現代意義的文字選擇。因此威爾森的譯本雖然簡化了語言，卻也讓文字對現代讀者來說更為清楚俐落。但許多評論者認為威爾森的譯本又更獨樹一格的地方，是她不採用過去譯作普遍強調陽剛男性觀點的詮釋方式去美化敘述，而是選用較為中性的文字呈現，例如將過去譯為「女僕」（maid）的文字改譯為「奴隸」（slave），表達其並非單純的勞雇關係。這些選擇也為威爾森引來褒貶不一的批評，有些意見認為她刻意強調弱勢多元共融的觀點反而背離原作，有些人則贊同她的作法，認為她只是修正了過去男性譯者造成的隱性偏誤。雖然威爾森版普遍被認為是適合當代讀者接觸的第一本《奧德賽》英譯本，但還有其他值得參考閱讀的經典的英譯本。企鵝出版的網站就推薦讀者，最適合第一次讀《奧德賽》的讀者的譯本，是美國翻譯家羅伯特·費格斯（Robert Fagles）1996年的版本，根據《出版者週刊》（Publishers Weekly）報導，也是近期熱銷僅次於威爾森譯本的版本。銷量排行第三的則是藝術家蓋瑞斯．海因茲（Gareth Hinds）在2010年出版的圖像小說版。企鵝出版推薦最經典的英譯本是由艾米爾．維克多．瑞歐（E. V. Rieu）在1946年翻譯的版本，不只是「企鵝經典」系列的第一本書，也長久以來都是企鵝出版的暢銷作品。瑞歐譯本的文體選擇，也讓《奧德賽》讀來像一部小說，而非原本的詩歌體裁。瑞歐的英譯本也是由聯經出版的台灣繁體中文版《奧德賽》的原作，為翻譯家曹鴻昭的譯作。目前市面上能買到的繁體中文版《奧德賽》有四個版本，分別是前述曹鴻昭翻譯的聯經版，譯者劉大維譯自19世紀英國作家山繆·巴特勒（Samuel Butler）英譯版的好人出版版本、譯者羅祁譯自19世紀英國學者阿爾弗雷德．約翰．丘奇（Alfred John Church）英譯本的有理出版版本，以及翻譯家呂健忠以希臘文直譯的書林版。根據譯者賴慈芸的《譯難忘：遇見美好的老譯本》，中文世界最早的譯本是1929年傅東華的譯本，是以1791年威廉‧古柏（William Cowper）英文版翻譯的韻文體，有押韻、對仗，通俗易讀，有說書的味道，當時由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文・洪瑋其／圖・鏡文學 知名聲優緒方惠美，在近日的訪談中提到：「聲音是自我認同的一部分，擅自用我的聲音說出我不想說的話，甚至加以販售，讓人感到很痛苦。」這份痛苦，正是近年來生成式AI語音在日本掀起的、持續未解的難題。生成式AI語音服務已在世界各地帶起風潮，隨意輸入文字、選擇想要的聲音，就能任意產出聲音內容，甚至創作歌曲。然而最近卻有個知名案例，就是聲優兼演員津田健次郎的聲音，被某個TikTok帳號使用生成式AI，製作了多部模仿他聲音的旁白營利影片。津田健次郎向法院提告，要求TikTok刪除該帳號模仿其聲音的內容，創下日本聲優控告AI語音侵權的首例。類似像這樣未經授權使用聲優聲音，並不合法，也損害表演工作者的收入、公眾形象，與詮釋角色的努力。早在2023年，以保障日本演員、聲優權益的組織「日本俳優連合」，已經提出希望建立生成式AI相關規則的建言，更進一步在2025年，正式向國會提案保障「聲音肖像權」。今年7月，法務省檢討會通過草案，承認「聲音」也是肖像權與人格權的一部分，然而目前仍無直接的法律規範。在法律的保障之外，聲優界也陸續嘗試與AI合作的不同路徑。2024年，青二Production率先與AI平台CoeFont合作，將包含國寶級聲優野澤雅子在內的十名聲優的聲音，用在語音助理、醫療設備等領域，強調不會用在戲劇、遊戲、動漫等配音工作。同年，多次公開反對未經授權的生成式AI的梶裕貴，創造以他的聲音為藍本的AI角色，並進一步建立以AI聲音為核心的完整IP，由聲音本人推動全新角色的誕生。今年7月，由聲優浪川大輔成立的聲優事務所Stay-Luck，宣布投入AI聲音計畫POLYPHONY，經聲優本人的授權、參與製作、修訂語音，再由官方授權、制定完整的商業合作規範，讓參與聲音製作過程的每個角色，都能得到相應的報酬，也讓使用者避免侵權、安心創作。浪川大輔表示，就像紙本書與電子書共存，AI語音與人聲將各自擔任不同的任務。緒方惠美也強調，聲優表演中的情感和身體力量，是AI語音無法完成的事。既然無法抗拒AI技術，那麼找出人和AI的不同，並且傾盡全力的「創作」，或許就是這個時代，人們既與人工智慧協作、卻也更加發揮人類個性的途徑。 （AI示意圖）

文・蕭宇翔／圖・鏡文學今年七月剛出版《午夜按摩師》的偵探小說家譚端，有次替客人按腳時，他哭了。2023年，譚端做過一年半的按摩師。他替不少客人按過腳，照著師父教的手法，一寸一寸按，有次按到一半，眼淚卻停不下來。客人們說說笑笑，沒人發現低著頭的他正在哭。想到自己好歹出國唸過書、做過記者，後來還拍紀錄片、得過金鐘獎，「怎麼會在這裡幫大叔按臭腳？」他倒不認為按摩是低人一等的工作。師父告訴他，按腳很神聖的，能幫人放鬆，這些人都是辛苦討生活的販夫走卒，平日無人撫慰，偶爾才來享受這麼一次，替他們放鬆，就像耶穌幫人洗腳一樣偉大。是啊，他也記得，做按摩師「當初是我自己選的」。「但我不是耶穌啊！」有時客人的腳繭比他的手繭還厚，捧著一雙犀牛大腳，怎樣都按不進去，感到很無力。「怎麼按？這是一雙寫字的手。」我看向桌面，那是雙修長的手，骨骼輪廓分明，青筋蜿蜒而過，指甲剪得短而整齊，卻沒有哪一處格外引人注目。這雙手曾替許多人留下故事。口述歷史《烽火、離亂、老士官》（甯文創），紀錄動亂年代輾轉落腳臺灣的國民黨底層士兵；《天空的情書》（天下文化）追索八年抗戰，抱著必死決心升空的年輕飛行員，以及留在地面的家屬。從老士官到飛行員，他寫過許多隨時代浪潮漂移的人，卻未曾把自己的故事放入書中。採訪當天，他和我約在錦州街、林森北路交叉口的麥當勞，就位在過往工作的按摩店附近。我依約抵達，晃了一圈，卻找不到人，直到一名穿著樸素、頭戴鴨舌帽的男子抬起臉，我才發現，這坐在門口最顯眼處的，正是譚端。●坐下後，我試著從他的身世問起。明明在臺灣出生，年少時卻住過香港。後來赴英國念新聞學，畢業後又在北京工作十多年，四十歲左右才回到臺灣。我知道譚端的經歷曲折複雜，正如他所說「漂泊兩岸三地」，卻不明白為何如此。我試探性地問他，這樣的經歷，會不會常被指指點點？譚端笑了。有次他帶著相機走進北京胡同，想拍一座拆除中的啤酒廠，路邊一個喝醉、打赤膊的「膀爺」忽然抓住他領子，質問：「你別走，是特務吧？」譚端感到荒唐，又有點害怕。他只是下班逛街的臺灣籍記者，但若真有單位關切，該如何證明自己不是？北京生活十多年，他做過記者、編輯，也曾任職老牌財經雜誌《環球企業家》的品牌推廣部總監。採訪時，他從不表明自己來自臺灣，以免對方多慮。回臺多年後，當年的老同事仍會半真半假地問：「你到底是不是特務？」譚端倒不十分介意，只是他的身世實在一言難盡。譚端告訴我，母親是臺灣本省人，母系家族是屏東的地主仕紳，受日本教育，一生都在掌握使用更好的日語，戰後，不少親族也都移居日本；父系家族則來自廣東，後來定居香港。據家族轉述，外曾祖父（父親的外公）是孫中山的警衛軍官，「一生忠黨愛國，還在廣東大埔做過縣長。」他說。（譚端母系家族合照，約攝於1928至1929年的屏東。譚端提供） 一邊是穿和服的臺灣人，一邊則是反共抗日的國民軍，兩套彼此衝突的歷史集結於一身，譚端說，身在自己的家庭「總有一股撕裂感」。當年父母是在別人的婚禮上，做伴郎伴娘認識的，那正是一場本省外省聯姻的婚禮。譚端說，母親的家人當時極力反對與外省人結婚，譚端的外公、舅舅甚至帶著武士刀上臺北，想把女兒帶回屏東，卻未能拆散陷入熱戀的兩人。小學時，譚端的父母身體狀況欠佳，經濟壓力也大，便把他送到香港，由住在粉嶺的奶奶照顧。那時譚端懵懂無知，覺得自己既是香港人，也是臺灣人。直到一次回臺灣，因為不會講臺語，被罵是「外省豬」。這時的他，開始思考自己難以定義、格格不入的身世。1996年前後，譚端在金門當兵，日本親戚們調侃他：「不是臺灣兵，你當的是『中國兵』吧。」到太武山公墓時，譚端看見墓碑上列著河南、四川、臺灣籍陣亡者。這時他已經長大了，便開始思索：假如有一天臺灣獨立，這些人的犧牲該如何理解？或者假使臺灣被統一了，這些人當年的抵抗又算什麼？他漸漸發現，大時代裡的許多人，並不身在集團利益、裙帶關係之中，而是被時代推著走，最後落入社會的縫隙。帶著這些關於身分的疑問，譚端打工賺錢，獨自赴英國念新聞學，畢業後前往中國工作，卻也始終無法融入、變成一個「中國人」；回到臺灣後，外省朋友不理解他為何立場相異，只好說他是「民進黨的」；如今娶了中國籍太太，又在對岸待過許久，講話難免夾雜口音，偶爾遭人側目。他既無法接受外省朋友傳給他的「大中華主義敘事」影片；另一方面，他也不能苟同部分極端的臺派朋友對他說「中國人未開化、較低下」的論述。「到最後，我覺得是哪裡人沒有那麼重要。」他說，「重要的是，你是不是一個好人。」說起家族歷史時，譚端十分熟稔，甚至拿出舊照片給我看。當我順勢問起三十歲以前的個人經歷時，他卻立刻收住：「其實沒什麼好說的。」「我是小說家，大可創造一套身分，但我不想說謊。」見我依然困惑，他又說：「不是我犯罪，也有可能是我家人犯罪嘛，是不是？──我只是打個比方。」他趕緊補充，其實沒有那麼精彩，與犯罪無關，跟間諜也無關。這樣不是更可疑了嗎？我說。譚端露出笑容，一半是不好意思，一半像是在煩惱。過了一會兒，他提議：「要不要去外面晃晃？可以邊走邊聊。」●推開麥當勞大門，下午三點的林森北，夜裡工作的人們正要上班，這是《午夜按摩師》裡的場景。譚端帶我沿著眼前這條大路走，小說裡他寫：「一九八〇年代，他不到十歲，那個時代這條路繁花似錦，氛圍與現在完全不同。」那時代彷彿，「吃了興奮劑，瀰漫著一種做什麼都會有希望的氛圍」。此地屋齡已很老舊、招牌也褪色，「錦新」、「春暉新世界」、「和益金銀」這些老樓如今切成小套房：格局奇異、出入複雜、命案頻傳，被外界形容是全臺密度最高的凶宅區。小說裡則稱之為狹窄、逼仄、混濁、腥羶的「陰陽結界」。譚端走在前方，帶我彎彎繞繞，似乎非常熟悉這蟻穴般的空間。 2023年，紀錄片工作告一段落，收入進入空窗，家裡卻正需要錢。譚端花了一年左右學習按摩，進入林森北路的按摩店工作，每天下午一、兩點上班，熬到凌晨四點，才走出店門，與酒店小姐們的作息一致。《午夜按摩師》中的許多片段，正是譚端彼時的人生實況：「小姐剛下班，鶯鶯燕燕聚在早餐店的騎樓吃『宵夜』，吃完再回家睡覺。她們三兩成群，一路排開在騎樓下簡陋的板凳上貓著腰，破桌上有蛋餅、熱豆漿。（……）氣溫很涼，她們瑟瑟發抖，藉著熱豆漿安慰身體。」故事的主角是一名刑警，因失去兄長而性情孤僻，在一次調查命案的過程中，為了追尋已逝兄長的死因，竟越陷越深，「我們這種工作就是走在懸崖峭壁，你必須沿著一條細線走，一個失足就掉下去了。」譚端寫的是警察、罪犯在社會邊緣的墜落。但沿著細線行走、隨時可能踩空的感覺，他並不陌生。譚端剛到中國做記者，那是二〇〇〇年初期，中國剛加入WTO、私有財產合法化、辦奧運，北京前所未有地朝向全球化和經濟開放。然而，後來習近平上台、政治環境收緊、身邊媒體人也相繼被捕；但真正使他離開的，是一段以結婚為目標的感情走到了盡頭──再離開中國，他已年屆四十。他將北京的房子留給前任，自己回到臺灣，一切重新開始。2012年回臺後他轉進影像工作，第一部紀錄片《最後島嶼：臺灣防衛戰1950-1955》（中天電視）便得了金鐘獎「文化教育類節目獎」。但影像工作從來都不容易，一部紀錄片要與資方、團隊、行政程序漫長協商，任何一個環節卡住，都可能拖上數年，結不了案。他反覆遇到了幾次──「我好像跟任何集體都格格不入。」譚端說，他不懂得怎樣把自己塞入體制，當一顆快樂運轉的齒輪。幾次碰壁、長期卡關後，他漸漸受夠了。「我不想再沿著履歷往上爬了。」他說。現在他帶我往下走。我們來到錦新大樓前混亂的停車場。平地上豎起一座冷氣機滿佈、滴答滲水的小塔，那是通往地下的樓梯口，掛著「浪漫屋視聽歌唱城」的招牌布幕。 走下樓梯，推開鐵門，燈光與歌聲從門縫湧出。舞池裡滿是老人，一對男女正合唱演歌版的〈First Love〉，螢幕輪播著植物風景和泳裝美女。坐在老舊的紅色皮革沙發裡，譚端看向舞池，談起五十歲以後的人生。離開片場，他先是在大稻埕開了獨立書店「偵探書屋」，開張時身上只剩五千塊，書店仍撐了四年半。和現任妻子就是在書店認識的，「她是中國的藝評人，來臺灣文化交流。」兩人相戀、結婚、生下孩子後，果斷關掉了書店，搬進一間位在南投、海拔七百公尺、月租七千元的鐵皮小屋。他開始辨認植物、昆蟲與鳥獸，也萌生寫一部博物學偵探小說的念頭。（譚端與幼子合照，攝於當時南投國姓鄉家門口。譚端提供） 後來妻子意外生病、孩子就醫不便，老母親也需要照護，一家人才離開南投，搬往宜蘭。就是在這時，家裡的經濟進入困難。 按摩不需太多前期成本，也可能較快換得收入，譚端說：「我也想，多聽更多別人的故事，探索一下人生的邊界。」哪有人五十多歲還在探索人生邊界？他回答：「只要還能往外跑，我都想再多探索一些。我還想去當無國界推拿師，幫士兵按摩。」譚端一方面是自己走進按摩店的，另一方面，卻也是被生存壓力推入其中。譚端說自己是「拋妻別子」，從宜蘭來到臺北，一邊照料老母親，一邊繳學費、當學徒、考取整復執照，花了一年走進林森北的按摩店。但菜鳥師傅沒有固定客源，白天坐了一下午也沒人，真正忙起來往往到了深夜；若提早離開，便賺不到足以維持生活的收入。日夜顛倒大半年後，他得了帶狀皰疹，但仍繼續做下去，直到遭遇兩次車禍──都是為了閃避都市裡的快車。第一次是上班途中，摔車後衣服全破了，腳傷嚴重，他回家擦藥、換過衣服，繼續上班；第二次則是凌晨四點，他才剛駛離店門口，一輛停在路邊的計程車，突然發動、大迴轉，譚端的機車打滑，手肘和手腕都扭傷了。「現在還是會麻欸。」他伸出右手，動了動指頭。深夜摔車的譚端站不起來，幸好那時有人來幫忙攙扶，「是一個酒店老闆的司機，年輕機靈，在等老闆喝酒應酬。」譚端全身是傷，仍忍不住好奇的天性，趁機訪問，了解對方老闆的工作類型、酒店如何運作。「有時我覺得自己被困在一個會衰老、勞損的身體裡。」他說，「可是我的心裡還是一個小男孩。」舞池裡，有人緩慢轉圈，有人奮力扭動，也有人站在原地做甩手操。他們交友、跳舞、喝茶，看起來非常自在。「這些人頂多只比我大十歲，但我從來沒想過，自己會有這樣的交際。」譚端說，過去在人際與工作關係裡，有過太多不愉快的經驗，「我害怕浪漫化別人。建立關係後又失望，那怎麼辦呢？」 ●重新回到日光下，我們穿過巷子，繞進「春暉新世界」，一間「傑克書店」藏在大樓中，乾淨整齊的書櫃上擺滿教科書、參考書和考卷，幾位年輕女子站在架前翻閱、比較──這就是譚端先前說要帶我逛的「書店」。我們只停留片刻，便又往新興市場公宅走去。 進到「林森雜貨」，店長Nana熱情地招呼我們，並問譚端帶我去過「傑克書店」了嗎，我們說去過了。這時，一名在地客人也加入談話，說自己小時候都在那裡買參考書，常遇見獨自養育孩子的酒店小姐們；早晨上學路，也常扶喝醉的她們上樓回家。外界看林森北往往只看到腥羶色，但「傑克書店」卻讓譚端看見，她們也是替孩子照顧學業的母親。這樣的理解，也滲入《午夜按摩師》的創作中，調查的刑警有時反問：「自己又算什麼乾淨的人？」「你們一定要認識我們這裡的打掃阿姨！」Nana說。阿姨長年在這棟超過五十年的大樓工作，新興市場的地下是攤位，樓上是教職員宿舍、社會住宅，近來也有青旅進駐。Nana說，誰曾替人處理來路不明的錢、誰過世、誰的兒女回來收拾，這位阿姨都清清楚楚。一棟樓的故事無人整理，只在走廊、櫃檯和雜貨店之間流轉。譚端告訴我，《午夜按摩師》正是從這樣的故事集散地長出來的。（「林森雜貨」陳列有許多在地文化相關書籍、圖鑑、自製雜誌）「做按摩的時候，沒有客人的空檔，我就在附近散步。」譚端說，他知道警車在什麼時間會停在哪個路口，走得久了，身體甚至能算準前方紅綠燈還有幾秒轉換。他原本只是來這裡工作、買東西、聊天，後來一個人牽出另一個，一件事又連到另一件，最後像走進一張密織的網。《午夜按摩師》從一名越南籍按摩師的離奇死亡開始，描述背負祕密與創傷的刑警如何追查命案，逐步捲入色情、詐騙與毒品交織的犯罪網絡。但譚端的小說關心的不只是如何破案、追緝凶手，而是一個又一個人，如何在制度、利益、生存壓力的推擠下，一步步走到未曾預想的境地，最後墜落縫隙，難以掙脫。「小說要寫出社會的結構。」他說，「讀者透過了解故事、琢磨癥結，就會對社會產生同理心，甚至期許。」對譚端而言，小說是一種手段，不必說理，而是直接讓人進入他人的遭遇。按摩是否也能感應他人的內心和遭遇？我問。「我按過一個白領女性，」譚端說，對方聊到自己平時工作壓力大、感情不順，「我技術沒有多好，但按到肩膀時，她就哭了。」譚端形容，那一刻像在和一個「被囚禁的靈魂」對話。他也發現多數人最有感的地方是小菱形肌，位在肩胛骨和脊椎之間，當手肘沿著縫隙深入、拐彎，某處會特別痠痛，「有的人會深深嘆一口氣，有的會大叫，有的反身防衛，也有人按完就哭。」「你真的會感覺到人的七情六慾，和他靈魂深處的壓迫。」譚端似乎總是在理解他人，描繪那些在時代浪潮下被推擠、貼壁而行，甚至掉落縫隙的人們──但是，他自己呢？我又想起採訪最初的問題：那天，他為什麼按著按著，忽然哭了？●「那時候我一直想到我爸。」譚端說。父親總是望子成龍。譚端曾出國念書、做記者、拍片得獎；五十多歲後，卻坐在按摩店裡，低頭捧著陌生人的腳，算著家裡的開銷。「人生非你計畫，如果是你呢？會不會突然掉下去？」他說。譚端所謂的「掉下去」，或許不是按人臭腳，而是明知身體撐不住、收入也不足，卻一時沒有選擇、無法停下。「我看過很多掉下去、再也爬不上來的人。他們沒有被接住。」譚端說，「我一度也覺得，自己可能不會被接住。」出了兩次車禍後，譚端無法繼續做按摩，只能另尋出路。原想轉行應徵「鏡文學」的編輯，卻在面試時被說服，成為簽約作者，「對啊，做了一年多的按摩師，不是有很多故事嗎？」轉念之後，譚端便開始全職寫作：每天清晨三點半起床，四點開始寫作，往返於臺北、宜蘭之間，一邊照顧媽媽、陪伴妻兒，一邊為小說進行田調。「我一輩子都在寫，寫報導、廣告文案、劇本、小說，我始終沒有放棄寫字。」偶爾與老友見面，對方會喊他小名：「端兒真不容易，走這條路。」走在路上，我們穿過市場與老樓，穿過幽暗漫長的廊道和形形色色的人影，來到錦州橋邊。在《午夜按摩師》裡，錦州橋被比喻為一座奈何橋。有的人過得了橋，重回人間；有的卻過不了橋，留在彼岸。「也許去另一個世界，也不是什麼壞事？」譚端說，「我聽過一句話，詛咒別人時，就祝對方再投胎一次。」為什麼這麼說？「對一生命苦的人來說，輪迴只是來受罪吧？」他回答。 這時飄起一陣小雨，我望向天空，四周是層層包圍的老樓，內部藏著無數的房間與廊道。看不見的深處裡，誰會掉到哪條裂縫？「好險有文學。」譚端對我說，是文學告訴了他，什麼是「人」，他才能比較從容面對人生的搖擺起伏。今年四月，他開始信基督教。曾有教友問他，小說能表達什麼，他說，希望可以寫出人生中的灰暗冷硬，但最後也寫出愛──正是那一丁點的愛，驅動我們大多數人「在黑暗中匍匐，撐過艱難」。鑽過錦州橋下，雨漸漸大了起來。我不斷塗寫的筆記本，字跡開始暈開。而採訪時間早已超時，譚端走到停放機車的路口。面對身世的探詢，他始終小心翼翼。訪問到了最後，他才不再以玩笑帶過，而是說明了自己的顧慮：過去在中國工作，有些家族身世不便多說，「他們一旦摸清你，就能掌握你。」回臺之後，又不願突然改變別人長年對他的理解，只好沉默。沉默久了，也就不知道該從何說起了。過去做記者、製片、開書店，譚端總得周旋於複雜的人際和制度；但按摩不同，客人趴下，臉埋孔洞，一雙手只需專注於眼前的肌肉與筋膜。「客人想說話就說話，有時候一句話不說，也很好。」他說。幾天後，我打電話給譚端，問他：按摩對他而言，究竟是一段怎樣的經歷、是否特別。「按摩是人生凸出來的一格，」他回答，「我只是不想浪費掉這段經歷。」掛斷電話後，我才注意到，譚端的「LINE」頭像裡看不到臉，只露出一隻手，擱在深褐色的按摩床皮革上。 《午夜按摩師》各大通路熱賣中！➤ 購書資訊：https://mirrormediafb.pse.is/9f8jgj 《午夜按摩師》有聲書這裡聽 ➤ 鏡好聽：https://lihi1.me/O1Vib

文・廖書逸／圖・來源 [beeboys] / Adobe Stock皮特・德・福里斯（Pieter de Vries）在荷蘭經營一間專門販售古老地圖與稀有書籍的書店，許多商品來自十六、十七世紀，至今已有數百年歷史。這些數量稀少的獨特書籍並非什麼熱銷商品，對福里斯來說，一天只要能夠賣出一本書，就已經是一個合格的營業日。不過，在今年六月中，福里斯收到一封電子郵件，信中附帶了一份列有 3000 本書籍的採購清單，來自一間名叫「2077AI」的公司。對方表示自己正在為一個大規模的計劃進行採買，希望能搜集來自世界各地的優秀書籍。因為訂單規模實在太奇怪，福里斯起初還以為是釣魚詐騙，根本不敢點開。結果，真實情況並非詐騙，但或許比詐騙更加令人不安。福里斯的遭遇並非單一案例，近幾個月來，在西班牙、德國、法國、紐西蘭等許多國家，已經有數百間二手書店與古書商，都接到了這樣極度違反他們營運常態的大規模跨國訂單。根據科技媒體《404 Media》近日發佈的調查報導，這些書籍採購訂單來自美國加州的各大科技公司，目的是為了訓練他們最新一代的AI模型。他們在向世界各地的二手書商收購大量書籍以後，會進行一種工業化規模的「破壞式掃描」：先以液壓切紙機將書脊切下、使頁面獨立，然後以高速掃描機掃描書中內容，而在掃描完成後，便會將原書直接切碎或打成紙漿丟棄。福里斯在採訪中表示，所有他認識的荷蘭古書商，都拒絕回應這些訂單，但他認為有些缺乏專業鑑賞力的二手書商可能已經配合訂單大量出貨，而在這些過程中，便很可能會有珍貴的古書連帶遭到損毀，「有很多處理二手書的業者收到訂單——數量非常龐大——我想他們已經運出了相當驚人的數量。」在目前的公開文件中，並沒有看見確切遭到切碎銷毀的書籍清單，但《404 Media》指控已有多部珍品遭到銷毀。這項計畫於兩年前展開。2024年初，知名AI公司Anthropic為了擴充其AI產品Claude的資料庫，聘請了前Google圖書的湯姆・特維（Tom Turvey），並交給他一個簡單卻令人難以置信的任務：「取得世界上所有的書」。根據報導，特維上任後，曾象徵性地向出版社發送過幾封電子郵件，詢問有關AI訓練的書籍授權，但很快就放棄了這條路，轉而開始直接尋找圖書的批發與零售商，大舉收購實體書。根據英國媒體《The Telegraph》報導，Anthropic至今已花費數百萬美元採購實體書。今年開始，許多中間商承接了這樣的業務，在世界各地協助科技巨頭採購二手書。一間名為「ISBNdb」的公司宣稱自己可以協助一次採購百萬本書籍，且保證過程的隱密性，甚至直接在官網的業務廣告中寫到：「公關形象問題非常棘手。『AI公司銷毀了兩百萬本書』絕對不是一個能獲得同情的消息。讓我們來協助您。」不過，在《404 Media》這篇報導曝光以後，「ISBNdb」已經移除了這則宣傳頁面，並向媒體宣稱那只是一次「測試市場需求的實驗」，並沒有實際執行。為何AI公司要針對二手實體書進行採買？自己也有在經營二手書店的巴塞隆納大學教授馬薩爾・馮特・埃斯皮（Marçal Font Espí）認為，AI公司如今已經撞上了所謂的「數據牆」（data wall）：隨著網路上的內容開始被「AI垃圾」（AI slop）淹沒，模型開發者面臨了優質數據枯竭的困境。為了提升AI模型品質，他們迫切需要「人類創造的內容」，因此才將眼光轉往2022年AI大舉擴散以前出版的實體書，鎖定那些還未受到過多AI內容「污染」的作品。但，明明不用破壞書籍也能進行掃描，為何要在掃描完成後將書籍銷毀？除了事先切開書脊能夠提升工業化高速掃描機的進紙效率以外，更重要的原因，在於這樣的做法能夠幫助AI公司規避法律上的爭議。在近期一場針對Anthropic的著作權訴訟中，加州地方法院裁決，將實體書籍掃描為數位檔案並徹底銷毀實體，這個行為構成法律上的「轉化型合理使用」（Transformative Use），也就是說，只要銷毀原書，就意味著數位版本只是「取代」而非「額外複製」了該實體書，而只要市場上的複本總數量並未增加，就不容易構成著作權的侵犯。法院會得出這樣的結論，是因為現行著作權法在設計之初，並未預料到如今這種工業化的數據採集模式。法律目前僅將書籍視為單純的「著作複本」，無法區分發行量數百萬冊的大眾商業書籍，與世上僅存數本、具備歷史價值的罕見古籍。結果就是，一本《哈利波特》可能會與一本有著英國王子簽名的百年植物圖鑑一起被送進切紙機，並在幾分鐘後一同化為紙漿，完全合法地成為訓練AI模型的「數位素材」。《404 Media》的這篇調查報導一經發布，立刻在社群媒體與文化界引發了強烈的反彈與質疑。許多讀者與創作者都對AI公司這種為了合法取得數據、不惜毀壞實體資產的做法感到駭然。正如一位網友在社群媒體上所說：「那些挺過了戰爭、大火與數百年翻閱的古書，如今卻被無情切碎，只為了讓AI學會寫出一封更好的行銷郵件。」儘管這種「掃描兼銷毀」的做法在目前的法律灰色地帶中暫時合法，但就連矽谷內部也傳出反彈的聲音。AI新創公司「Factory AI」的執行長馬坦・格林伯格（Matan Grinberg）就公開抨擊：「對書籍這種人類如此親密的造物進行機械化的消滅，帶有一種特別反人類的色彩。歷史時常會懲罰那些毀壞書籍的人，無論其理由為何。」當實體書籍被掃描完成並送進切紙機以後，AI模型並不會將其留存為一份可供公開調閱的數位檔案，而是將文字「代謝」為模型內部的資料素材。因此，一旦原先的實體原書消失，又缺乏公開的數位備份，這些文本便將徹底從人類世界中蒸發。目前被認定為合法的「轉化型合理使用」，意義在於將實體文本進行「數位保存」，但它所導致的結果，卻會是一種相當奇異的保存形式：我們仍會留有關於這本書存在的紀錄，卻可能再也讀不到它的確切內容。或許科技巨頭們正是認為，我們本來就不需要再閱讀這些書籍與內容了，畢竟，它們已經全都被裝進了AI的「大腦」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