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淑卿 今年是韓法建交140週年。即將在7月舉行的亞維儂藝術節，特別將韓語列為「客座語言」，邀請9件韓國作品參展。其中包括韓江小說《永不告別》的第一部〈鳥〉，由法國影后伊莎貝·雨蓓和曾主演《聖母殺手》的韓國演員李慧英朗讀演出。《永不告別》是以「濟州四·三」為題材創作的小說。今年亞維儂藝術節，除了〈鳥〉之外，義大利導演Daria Deflorian也將這部小說改編成舞台劇。此外，韓國導演李京成也以這場屠殺創作「紀錄劇場」作品《Island Story》，以田野調查、訪問受害者子女和倖存者的見證為基礎，創造一個傾聽他們故事的空間。亞維儂藝術節總監Tiago Rodrigues說：「這是朝鮮半島分裂成兩個韓國的歷史脈絡。一段即使在韓國國內也被大量抹去的歷史，以一種令人不安的方式，讓人想起那些被歷史消除的聲音。」而在此刻，韓國導演朴贊郁擔任今年坎城影展評審團主席。在記者會中，他回應今年柏林影展評審團主席溫德斯認為藝術應該遠離政治的看法。他認為政治與藝術不應該被分割，兩者不該被視為彼此對立的存在。他說：「一部作品有政治表達，不代表它就是藝術的敵人；反之，一部電影沒有政治性，也不該因此被忽視。」他認為，即便一部作品擁有再出色的政治觀點，若缺乏藝術水準，最終只會淪為宣傳。韓江與朴贊郁在韓法建交140週年之際，在兩大藝術與電影盛典上成為主角，固然是因為他們的個人成就與國際聲望，但也富含象徵意義。因為就在10年前，在韓國前總統朴槿惠主政時的韓法建交130週年的「韓法相互交流之年」，他們兩位都名列黑名單。文化黑名單從朴槿惠之前的總統李明博開始，到朴槿惠時代更為擴大。而在編列100億韓元預算籌備的「韓法相互交流之年」，黑名單的羅網更是無所不在。相關資料公開後，不但確定黑名單傳言屬實，同時也打破雖有名單但未實際運作的說法。2018年韓國媒體《時事Journal》，有一篇名為〈組織嚴密、執行縝密的「朴槿惠政府黑名單」〉的文章。根據韓國文化體育觀光部黑名單真相調查委員會所公布的調查結果，有9473人與團體在黑名單中被排除補助。被列為黑名單的原因有四種：要求廢除世越號政府施行令的連署者；世越號時局宣言參與者；總統候選人文在寅的支持者；時任首爾市長朴元淳的支持者。真相調查委員會指出，這份名單曾被積極運用於2015至2016年間推動的「韓法相互交流之年」活動。運作過程是，由青瓦台（教育文化首席秘書室）下達指示，國家情報院進行背景審查，文體部下發黑名單，韓國駐法大使館進行確認，海外文化宣傳院執行。2016年3月，文體部籌備活動之一「巴黎書展」，就是經典案例，多位被列為黑名單的知名作家未能參與。韓國文學翻譯院在2015年7月向法國30位韓國文學專家進行調查後，附上作家名單。一個月後，該負責人收到文體部職員寄來的電子郵件說：「已用黃色標明可行的作家群，請從這些人之中選擇。」但是，知名作家黃皙暎、韓江、金愛爛、李滄東等有十幾位都未標成黃色，而被排除在名單中。最後法國主辦單位說：「我們自己出錢。」直接邀請黃晳暎、金愛爛、韓江與林哲佑參加。真相調查委員會所獲得的黑名單原件，共有60頁。發言人李元宰說：「韓法相互交流之年」活動，是國家機關在兩年間總動員執行的「黑名單綜合版」。「朴槿惠政府犯下了從根本上破壞文化藝術價值的重大國家犯罪。」韓江以光州事件所創作的小說《少年來了》在2014年出版後，不但被剔除在「世宗圖書」書單，而且《素食者》的英譯本也未拿到政府翻譯補助，甚至韓江獲得國際布克獎時，文體部曾要求青瓦台以總統名義發出賀電，但也遭到拒絕。朴贊郁和日後以《寄生上流》獲得多項國際大獎的導演奉俊昊，以批評政府名列黑名單。朴贊郁的弟弟朴贊景甚至因為哥哥的關係，而未能受補助。演員宋康昊則因為世越號連署被列為黑名單。宋康昊在一次受訪時曾說，黑名單帶來的心理影響，使自我審查開始蒙蔽自己的藝術判斷。他曾因此考慮是否要演出電影《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奉俊昊則在2017年坎城影展的專訪時說，那幾年簡直像一場惡夢，讓許多韓國藝術家留下深刻創傷，有些人至今仍無法從創傷中恢復。如同朴贊郁所言，作品若缺乏藝術水準，也只是淪為宣傳。我們可以想像創作者之所以無法遠離政治，未必是主題先行的想強調自己的主張，因為這只會成為拙劣宣言。真正讓藝術家無法脫離政治的，是面對不公義的暴力，那種讓自己背脊發涼的恐怖，如果不把故事說出來，自己也無法從這噩夢中逃脫。韓江是因為看了光州事件的攝影照片，朴贊郁則是對當時沒有參與學運的罪惡感。他在2009年接受台灣《壹週刊》採訪時曾說：「我看到許多人被捕、被毆打或拖去監獄，雖然我算是參與過示威場面，但沒有獻身於這個運動，我只是一個旁觀者，當那麼多人為了民主流血流汗甚至死亡，我卻沒做什麼。」「這種罪惡感一直沒有消失，似乎也會跟著我直到死去。因此這樣的罪惡感成為我電影中最重要的素材，往後也將如此。」1988年全斗煥下台，繼任者盧泰愚宣布電影在前期製作階段將不再受到審查，這促成韓國電影新浪潮的興起，越來越多作品觸及到政治議題。但在20年後，卻發生李明博、朴槿惠以黑名單控制文化藝術工作者的反撲，這是因為他們不重視文化藝術發展的緣故嗎？正好相反，他們深知文化產業的重要性與影響力。2022年韓國《經濟洞察》（Economy insight）有篇文章〈韓流，是政策的產物，還是「未被設計的成功」？〉，文章中強調韓流是集合「政府支援政策，韓國流行文化本身的競爭力，東亞政治經濟變化，少數企業家的卓越能力」等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在1998年金大中政府時期，當時韓國正面臨亞洲金融危機，金大中把新的千年定義為「文化的時代」。這段時間制定了《文化產業振興基本法》，首次正式定義「文化產業」，同時也導入支援但不干預的「臂距原則」。這是1946年英國設立「大英藝術委員會」，在文化藝術支援領域逐漸確立的治理原則，意指政府可以主導政策方向，但不介入實際補助對象選擇，把實質決定權交給其他機構。2008年上任的李明博，將韓流視為國家品牌提升的工具。2013年上任的朴槿惠則提出「文化隆興」，認為這是創造高品質就業的手段。他們一方面重視韓國文化產業發展，但同時違反「臂距原則」，以補助作為馴服手段，干涉創作自由，也刻意抹煞某些作家的國際能見度。而且，被列為黑名單不僅無法獲得補助，還有其他干擾。例如畫家洪成潭找不到任何物流公司願意協助運送作品至柏林藝術節。韓國的例子說明文化始終是場戰爭，尤其在真相挖掘與爭奪歷史詮釋與引導社會輿論等層面。而且反撲的角色不分官方和民間，李明博和朴槿惠基於執政者的不安，但民間也有類似的聲浪，就在韓江得諾貝爾文學獎時，依然有保守派團體在首爾的瑞典大使館前抗議，認為她「扭曲歷史」。台灣也是如此。為什麼反對黨民意代表與若干人士，不斷批評政府給予藝文界的補助，甚至醜化申請補助者就是要飯屈膝？甚至質疑，為什麼台灣那麼重視在國外的得獎肯定？此中緣由不難理解。政府補助台灣文化創作與創作者在海外嶄露頭角，既是豐富台灣的文化成果，也是以文化力量被世界矚目的機會。但是有些人未必樂意看到這些以台灣之名的文化能量發生。於是無視以補助促進一國之文化力，幾乎是所有國家都在推動的事。而將過去威權時代對文化的控制，區分聽話者與不聽話者的手法，移花接木成現在文化補助的邏輯。這種以古作今的意圖，就是一種文化戰爭。從實務層面上，文化補助的成效，當然需要檢驗。但這應該針對具體案例，而不是以貼標籤的方式，否定申請補助者的權利，也扼殺政府在文化推動上必須有的作為，這些都是以冠冕堂皇的說法，讓創作者在爭取奧援時自我設限，政府也擔心被攻擊而進退失據。這些無異是解除台灣的文化裝備。認為主題可以決定價值或得到補助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很多投其所好的想像，現在可能適得其反。比如，當過去被視為禁忌的題材解封，越來越多人投入與台灣相關的創作時，這已經失去「政治正確」的紅利，反而成為競爭最激烈的領域，只有好作品才能脫穎而出，主題先行的陳腔濫調只會讓人厭煩。韓江得諾貝爾獎依然有人抗議，台灣扶植文化以及創作在國外受到肯定也有人嘲諷。但是，這些聲音的出發點未必基於文化，更無關風骨，而是永遠不會停歇的沒有硝煙的戰爭。 韓國的例子說明文化就是戰爭。威權的反撲不分官方民間，就在韓江得諾貝爾文學獎時，依然有保守派團體在首爾瑞典大使館前抗議，認為她「扭曲歷史」。圖／陳克宇

文・廖書逸／圖・翻攝自 asiae.co.kr/en已有79年歷史、一向以實驗性與當代感引領著全球表演美學風向的法國「亞維儂藝術節」（Festival d'Avignon），今年將於7月4日至25日舉行，並迎來深具指標性的亞洲時刻，包含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韓江的小說《永不告別》改編劇作在內，將有多件韓國作品參與此大型慶典。這並非是亞洲藝術團體首度進軍亞維儂，但過去都是以個別作品或焦點單元（Focus）名義受邀參加，今年為了慶祝法國與韓國建交140週年，藝術節特別將韓語列為「官方客座語言」（official guest language），正式邀請了九件韓國作品進入核心單元（In）進行展演。這是該藝術節首度如此大規模且正式地邀請韓國作品參加，標誌著韓國文化的影響力已從影視與流行音樂逐漸跨入歐陸藝術的核心。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亞維儂藝術節也將在今年10月破天荒跨越地理疆界，前進亞洲，作為「首爾表演藝術節」（SPAF）的一部分在韓國登場。在今年所有受邀的韓國作品中，最受矚目的無疑是由韓江的小說《永不告別》所改編的作品《鳥》（Oiseau）。這次的《鳥》並非傳統意義上的舞台劇改編，而會呈現為一種結合現場朗讀與深度文本詮釋的「講演劇場」（lecture-performance），透過演員的聲線，來將文學作品轉化為一場具有劇場力道的對話。這場演出的卡司極具份量，將會由法國國寶級影后伊莎貝・雨蓓（Isabelle Huppert）與韓國實力派演員李慧英共同出演，兩人將朗讀《永不告別》小說的第一章，演繹那段關於濟州四三事件的慘烈歷史。而在《鳥》於亞維儂藝術節的正式演出之前，韓江本人也將於今年7月12日在藝術節的現場與讀者見面。近期世界文壇似乎吹起一股「演員讀劇潮」，前陣子，英國的國際布克獎才剛製作了一系列宣傳影片，邀請演員來朗讀入圍作品，包括由日本演員佳惠・亞歷山大（Kae Alexander）精彩詮釋了台灣作家楊双子的《臺灣漫遊錄》。這並非布克獎的首次讀劇嘗試，他們從後疫情時代的2021年便開始利用影片推廣入圍作品，近年來製作水準不斷升級，在攝影、剪接上都幾乎已有藝術電影的況味。這種結合了聲音、視覺與深度文本的形式，或正成為推動文學進入大眾視野的新路徑。除了即將在亞維儂藝術節盛大亮相，一向低調、在獲獎後依然深居簡出的韓江，近期也罕見接受了《Vogue》專訪，闡述了她的文學觀，也稍稍揭露一些她的日常生活架構。在訪談中，她也特別提及自己近年來對於園藝的著迷。植物對韓江來說一直是個重要主題，持續在她的作品中作為意象現身，包括在她榮獲國際布克獎的代表作《素食者》中，主角是一位逐漸化為植物的女人。韓江在近年搬進第一棟真正屬於自己的房子後，開始花更多時間與植物相處。因為她家裡的庭院朝北，陽光不足，因此韓江將鏡子放在庭院地上，並隨著太陽的射角持續移動鏡子，來將陽光折射到植物上。她在缺乏日照的地方替植物引導光線的行為，正好可以與她在黑暗的歷史創傷中經由書寫來尋找生命之光的文學意圖相互呼應，這也是她試著透過她的散文集《光與線》（漫遊者文化出版）書名當中的「光」所呈現的意象。在被問到小說家對於這個世代的價值時，韓江表示，文學負責想像，且是「非常生動地想像」，這種生動的想像與感受將會使人痛苦，但擁抱這樣的痛苦有其必要性，因為它們會讓每個閱讀、聆聽與看見它們的人染上敏銳，並讓他們選擇站在生命這一邊。因此，在這個艱難的時代中，文學不但絕非無用，也並非消遣，而是為了培育出脆弱卻真誠的希望，一種生而在世的必需品。

文．許文貞／圖．目宿媒體提供2025年奪得金漫大獎的漫畫家狼七作品《黎明前的回聲》，23日入選法國「Shoot the Book! Cannes」提案，是這次八部入選作品中唯一一本亞洲作品，更是台灣參與「Shoot the Book! Cannes」活動以來第一本入選的台灣漫畫。獨家代理本作影視改編權利的叁思影視開發有限公司執行長林珊珊透露，本作在來自全球60多部提案作品中拿到評審最高分，而她也應主辦單位之邀將在五月中親赴法國坎城，在坎城影展市場展中發表提案。「Shoot the Book! 」由法語人出版協會SCELF在2014年創立，徵選適合影視改編的出版作品，於影展舉辦提案活動。《黎明前的回聲》由目宿媒體出版，講述兩位因為音樂成為摯友的迷途青少年，在染上毒癮後人生大轉彎，更在關鍵時刻錯過陪伴彼此的時機。兩位主角走上截然不同的道路，直到命運安排讓兩人再度相逢，但這次的相遇，能挽回對方的人生嗎？是結合許多真實故事創作的虛構作品。林珊珊表示，一開始她對這部漫畫的影視改編沒有特別的想法，但因緣際會下，看到2025年的日本電影《那個女孩》，取材自真實事件，描述深陷入毒癮無法脫身的少女；以及英國BBC關於俄羅斯青少年沉淪毒品「喵喵」（甲氧麻黃酮）的新聞專題，特別是其中毒販馬克沁的生命經驗，讓她意識到《黎明前的回聲》的改編潛力，遂簽下獨家代理權。林珊珊表示，她本來就很喜歡成長故事（coming-of-age），「兩個主角在生命的交會點，一個好轉，一個卻沉淪，但沉淪到最深處，故事迎來一個反轉。這個故事提供了很真實的想像，體現了人性的幽微，角色也非常有張力。」雖然漫畫篇幅有限，只有鋪陳兩位主角最重要的幾段故事，但中間還有很多空間可提供影視轉譯的團隊改編和發揮。林珊珊表示，原先本作是報名2026年「Shoot the Book!」與安古蘭國際漫畫節合作的漫畫轉影視單元「Shoot the Book! Angoulême」，評審甚至來信請她提供全本漫畫試閱，十分看好，但2026年安古蘭國際漫畫節後來因性醜聞引發爭議停辦，活動取消。在評估後，由於《黎明前的回聲》不只金漫大獎加持，銷售上也達到五刷，已經出版德文版，她決定將本作改投「Shoot the Book! Cannes」，最終獲得九位國際影視製作評審青睞，獲選成為提案作品。漫畫家狼七笑說，當她聽到《黎明前的回聲》要去坎城影展提案，第一個直覺反應是疑問：「坎城影展跟台灣漫畫有什麼關係？」她表示，作品能走到這一步，已經遠超過她的期待，很榮幸也非常感謝。狼七在2025年獲得16屆金漫大獎時的致詞，引用世界棒球經典賽12強的名言「你不能在只有贏球的時候才愛他」，表達漫畫家堅持創作台灣漫畫的心聲，當時感動不少創作者和讀者，在網路社群引發熱烈討論。「Shoot the Book! 」最早是SCELF和坎城影展合作舉辦，後來擴大進入世界各大影展或市場展，包含德國柏林影展、法國坎城影展、法國安錫國際動畫影展，以及台灣文化內容策進院的TCCF 創意內容大會等。據《出版觀點》（Publishing Perspectives）報導，法國出版業與影視製作單位每年約有2000場會議，其中30％的會議能成功簽約合作，出版品改編影視帶來的後續獲利和效應，對法國的出版產業十分重要。

作者／徐淑卿2020年10月住在普羅旺斯馬贊村的吉賽兒·佩利科特（Gisèle Pelicot）回撥了一個未接來電。對方是一位警官，他詢問吉賽兒是否知道她的丈夫多明尼克幾週前曾被盤查？吉賽兒知道多明尼克在超市偷拍女性裙底被發現。她跟警方說，她已經知道這件事。她決定原諒他，因為她知道那不是他的為人，她會和丈夫一起面對。那時她還不知道她日後形容的「高速列車」已經迎面而來。幾週後，她和多明尼克到警局，行前她還為多明尼克精心搭配穿著。警官告訴她，將近10年，多明尼克多次下藥迷昏她，然後讓他從線上網站找來的男子在她們家中強暴她，至少有200次。多明尼克將強暴過程拍攝下來，存放在電腦，資料夾的標題寫著「虐待」（abuse)。如果不是超市保全的堅持，多明尼克也許將一直消遙法外。他們看到多明尼克偷拍女性裙底的影片，說服其中3人向警方報案。警察查扣多明尼克的電腦和電子設備，發現他對妻子的罪行。吉賽兒看到那些照片，第一個反應是，那個臉頰鬆垮嘴唇無力，像破布娃娃一樣的人不是我。過了一段時間她才認出影像中人是她自己。這個案件受到國際矚目。2024年9月，審判在亞維農沃克呂茲刑事法庭舉行，加上多明尼克，共有51名被告。吉賽兒放棄匿名權利，選擇公開審判，因為「羞恥應該換另一邊」。12月19日正式宣判，多明尼克被判處20年最高刑期，其餘被告被判3至15年不等。2026年2月，吉賽兒的回憶錄《生命頌歌》（A Hymn to Life: Shame Has to Change Sides），在全球以22種語言同步發行。她在書中說，如果她選擇不公開審理，那將保護她的施暴者，讓她在法庭上獨自面對他們，成為他們目光、謊言、懦弱和蔑視的人質。「沒有人會知道他們對我做了什麼。不會有任何一個記者在那裡，將他們的名字和他們的罪行並列記錄……最重要的是，不會有任何一個女性能夠走進來，坐在法庭裡，讓我感受到少一點孤獨。」但是，在這個家庭以藥物遂行性侵害的事件中，只有一個受害者嗎？在警方查扣的照片中，有兩張她女兒卡洛琳（Caroline Darian）穿著不是她衣物，也非她習慣睡姿，露出內褲的照片。以及其他在浴室偷拍卡洛琳和兒媳的影像。還有，家庭成員回憶起，多明尼克曾抱怨孫子不願意和他玩「醫生遊戲」。當吉賽兒知道自己被長期下藥強暴後，她打電話通知三個小孩。他們從巴黎趕來陪她第二天到警局了解調查內容。從警局回家後，卡洛琳接到警官的電話，他認出卡洛琳是照片中的一位女性。他請卡洛琳再度到警局，卡洛琳跟她母親一樣，一開始也認為照片中人不是自己，但是警官提醒她，她和影中人右邊臉頰都有一個褐色的痣。卡洛琳在警局強直性痙攣發作，一段時間後她住進精神科醫院。卡洛琳認為，要換上她沒有的衣服，必須觸碰她的身體，以及她過去曾有過生殖器不明疼痛的問題，因此她認為自己也曾被多明尼克下藥甚至性侵。但是在這種不確定中尋求答案的努力，卻造成她與母親之間的裂痕，因為吉賽兒可以面對自己的恐怖遭遇，卻迴避面對女兒可能遭到亂倫性暴力的可能。早在2022年4月卡洛琳便出版第一本書《我不再叫你爸爸》（Et j’ai cessé de t’appeler Papa，英譯版於2025年1月出版）。她在書中提到，當她告訴媽媽關於她照片的事情時，吉賽兒目光空洞，反問她：「你確定照片上是你嗎？」，也許這是一種無意識的防禦，但卡洛琳被母親懷疑的反應傷害，「我那時明白，媽媽選擇了否認。」對此，吉賽兒在自己書中寫道，雖然我理解她的懷疑，但我不能讓那些懷疑變成確定的事實。過幾個月後，卡洛琳再次向母親提起這件事，儘管有照片這一證據，但吉賽兒仍然回答：「別再傷害自己了，你父親不可能對你做這樣的事。我無法接受，否則這將徹底摧毀我。」調查法官朱爾諾（Gwenola Journot），指控多明尼克向其他男人散播卡洛琳的照片，侵犯她的隱私，但沒有足夠證據起訴他對女兒下藥或性侵。吉賽兒希望女兒放心，沒有證據是好事。但她在回憶錄中也寫道：「現在讓她放心，意味著背叛她。」吉賽兒的態度造成家庭的分裂，長子大衛支持妹妹卡洛琳，小兒子弗洛里安則與母親比較親近。這也是《紐約客》今年2月一篇文章〈吉賽兒‧佩利科特強暴案審判：團結了法國，卻撕裂了她的家庭〉（The Trial of Gisèle Pelicot’s Rapists United France and Fractured Her Family）的主題。這篇文章寫道，卡洛琳在法庭上表示，她確信自己也像母親一樣被下藥。一位心理學家在作證時說，他在評估卡洛琳時，曾建議她不要陷入一場「無止盡的求知追尋」，因為「永遠都會存在疑問與陰影」。但是卡洛琳覺得她可以從審判中獲得答案。她認為多明尼克不會讓她一直痛苦下去。她認為母親有能力說服父親坦白。但是當一位被告律師問吉賽兒如何看待卡洛琳的指控時，她說：「看到卡洛琳熟睡的照片之後，我不排除任何可能。你不能排除任何可能。」當另一位律師再次詢問這個問題時，吉賽兒說：「我寧願不回答這個問題。」卡洛琳在2025年出版的第二本書《為了讓人記住》（Pour que l’on se souvienne）中說，我從未感受過像那幾分鐘那樣強烈的痛苦。「那幾分鐘彷彿被懸置在空中，而我就站在那裡，面對大多數辯護律師得意而輕蔑的目光。」「我是她唯一的女兒。她不應該放開我的手。」大衛也曾在法庭陳述時，看著多明尼克的眼睛，敦促他告訴法庭「關於你對我妹妹做了什麼，她每天都在受苦，並將在她的餘生中受苦，因為我認為你永遠不會說出真相。」但是多明尼克堅持，他什麼都沒做。他在回應卡洛琳的先生皮耶時說：「我只請求你相信一件事。我從來沒有碰過我的女兒或我的孫子。」「其他事情我都承擔責任。」比利時心理治療師Emmanuèle Sandron，2025年發表文章〈被亂倫女兒的母親：巨大的視而不見〉（Mères de filles incestées : le grand aveuglement）。她在結論中說，為什麼母親沒有看見？原因可能各有不同。制約、控制與支配、強制性操控、因為害怕崩潰而產生的否認、不願放棄經濟利益和社會地位，或是難以承受的競爭感...。她也指出，在亂倫中，受害者被鎖在她們痴迷的記憶裡，而施虐者和家人則相反，被困在他們的否認中。在「永遠在場」和「永不在場」之間，對話似乎不可能。亂倫將女兒從家庭中驅逐出去，剝奪了她一切歸屬感，要麼服從於一種秩序，要麼從中掙脫以求自救。吉賽兒既非受到強制掌控，也無關不願放棄經濟利益和社會地位，也不是母女之中有著類似情敵關係的競爭感。使她無法面對的更是，如果承認可能會崩潰。這一點卡洛琳也很清楚。她在參加英國海伊文學節說：「在法國，亂倫是一個禁忌。很多受害者都處在相同的情況。承認自己的女兒或兒子是受害者，那是非常困難的事。我認為我的母親無法承認這件事，因為如果她承認，我想她會死去。」之前吉賽兒跟朱爾諾訪談時，她說，作為一個母親，我個人的信念是，我的女兒並沒有被下藥，也沒有被侵犯。這是她們母女對何謂「傷害」產生的重大分歧。母親寧願相信女兒從來沒有遭受到亂倫的性暴力。但是女兒要母親以及其他人，正視她也是受害者，不要假裝一切沒有發生過，或是沒有證據就是好消息，這些只會加深她身處在懷疑中卻被否認的痛苦。在整個審判中，卡洛琳認為自己如隱形般，不被看見。後來，吉賽兒在回憶錄中說，卡洛琳那些照片，顯露出一種「難以承受的亂倫凝視」，這打開一個理解的縫隙。她對因為缺乏證據，卡洛琳不得不在懷疑中生活感到悲傷。她想幫助她，卻不知道該怎麼做。「我選擇沉默，而她要求的是聲音。」《紐約客》文章中，引用法國人類學家杜西（Dorothée Dussy）在《支配的搖籃》（The Cradle of Dominations）書中提出：「亂倫不是一個只涉及受害者與加害者的封閉場景，而是一種在家庭中世代延續的實踐。」杜西也旁聽了這次審判。她認為在法庭上和關於審判的報導，仍存在一種「對亂倫保持沈默的命令」。多明尼克可以承認這麼多事情，但唯一不能承認的就是他對孩子和孫子的「性化」。在案件發生前幾年，多明尼克曾寫過一篇自述，形容他父親是「專制的人」、「一頭狼」、「潛伏在陰影中的掠食者」，而他母親則是過於順從無法離開。也提到家裡曾收養一位女孩妮可，在他母親去世後，他父親和二十出頭的妮可開始共用一個臥室。多明尼克寫道：「我理解一個男人可能會有需求，但不該是以這種方式。」多明尼克一直希望證明自己跟他父親不同，但後來他也承認歷史會重演。他沒有參加父親的葬禮，他也知道，未來他的小孩也不會參加他的葬禮。卡洛琳在被送到精神科醫院後，開始寫日記，她認為寫作讓她保持距離，避免讓她溺水。她也給自己設定一個使命，「不會讓父親的變態，成為這個家庭的詛咒。」她在日記裡對多明尼克說：「罪惡不會感染我們，也不會一代一代傳下去。我們沒有一個人會變成你，不是我的兒子，也不是我的兄弟。我們都比你強大。你從來都沒有試圖讓自己脫離你父親沈淪的泥沼。」卡洛琳堅持要發出自己的聲音，也許打破法國對亂倫仍視為禁忌的「沈默的禁令」，也讓吉賽兒在「完美受害人」形象中塗抹上不協調的色彩，也是法庭審判中只需要一個故事中的雜音。但是這個案件本身就具有多重層次。不論是母親在勇敢中存留不敢承認女兒受害的怯懦；女兒在懷疑中堅持要知道真相的痛苦；以及打破亂倫的陰影遺留給家庭的魔咒。生命頌歌並非完美之歌，而是各自面對不同現實的勇氣之歌。 法國吉賽兒·佩利科特強暴案，引發的討論不僅是駭人聽聞的案情本身，也包括母女之間對於何謂是愛與保護的不同看法。母親可以面對自己遭遇的恐怖暴力，但為何無法想像女兒受害的可能？圖／陳克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