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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徐淑卿前幾天在Threads看到一則帶影片的貼文。有位女士在洋流車隊通過時，雙手比倒讚，親友拉她也不肯走，口中說，一群毒瘤，一群白癡。在社群媒體上，也可以看到不同立場者的憤怒與鄙夷。比如，為什麼有人會相信，在社區發放毒品這等缺乏常識的事情？為什麼有人看不到現任市長的施政能力堪憂？不論哪個立場，似乎都感受到一種邊界。難以了解對方所思所想，甚至懷疑他們受到蒙蔽。這是因為政治立場極化？還是「真理越辯越明」在現代已行不通？所謂事實似乎變成碎片，每個人都可以捏出自己想要的形狀。曾經在台灣出版《第六次大滅絕》的《紐約客》作家伊麗莎白·寇伯特（Elizabeth Kolbert），她在2017年曾博引群書寫過一篇文章〈為什麼事實改變不了我們的想法〉（Why Facts Don’t Change Our Minds），提出的論點是，人類備受推崇的推理能力，或許更多是用來贏得爭論，而非合乎邏輯地思考。她引述認知科學家雨果‧梅西耶（Hugo Mercier）與丹‧斯珀伯（Dan Sperber）在《理性之謎》（The Enigma of Reason）一書的說法，理性是演化而來的特徵，它的發展不是為了讓我們解決抽象的邏輯問題，也不是幫助我們從陌生的資料中得到結論，而是為了解決在群體生活中產生的問題。他們以大家熟知的「確認偏誤」為例，人們傾向接受支持自身信念的資訊，排斥與自身信念矛盾的資訊。但如果我們想像自己是一隻老鼠，確認偏誤使我們堅持周圍沒有貓，那這樣的老鼠早就成為盤中餐。也就是如果我們忽視威脅我們的證據，而遭致危險，那麼確認偏誤理應在天擇中被淘汰。但是，確認偏誤存在至今，證明它仍具有某種功能，而這個功能與我們的「高度社會性」有關。相對於確認偏誤，梅西耶與斯珀伯更喜歡「己方偏誤」（myside bias）一詞。他們指出，人類不是對什麼都輕信，面對別人的論點，我們相當善於找出其中的弱點，我們看不見的，幾乎總是自己的立場。這種不對稱，反映了理性在演化過程中形成的功能：防止我們被群體中的其他成員坑騙。梅西耶與斯珀伯認為，我們的祖先生活在小型狩獵採集群體中，主要關心的是自己的社會地位，以及確保不會只有自己冒著生命危險外出狩獵，其他人卻在洞穴裡遊手好閒。清晰推理並沒有多少好處，贏得爭論卻能帶來許多利益。如果「己方偏誤」有利於我們祖先的生存，那麼現在又有利於我們什麼？畢竟排斥自己不認同的資訊，不是只有批評的爽快，也有隨之而來的心情耗損。就像那位面對洋流堅持比倒讚的女士，她必然有她所相信的，也有因為這麼多人與她所想不同，而感受到的憤怒，她比倒讚的堅持指數，或許就是她的痛苦指數。但是，即使我們可以同理不同立場者的感受，這樣就可以改變彼此的想法嗎？或者，如果我們相信只要呈現「客觀事實」，大家就可以獲得共識，但若大家對事實其實並不在意，而仍堅持己見，這種結果是否反而會刺傷我們呢？因為，「事實」可能沒有我們想像的那麼重要。2021年記者馬克斯·費雪（Max Fisher）在《紐約時報》發表文章〈「歸屬感比事實更強大」：錯誤資訊的時代〉。作者指出，我們身處在錯誤資訊普遍蔓延的時代，而且許多不懷好意的人正在助長這種趨勢。但有些專家認為，真正推動這種趨勢的，是使人容易分享並相信錯誤資訊的社會與心理因素。「問題並不在於缺乏可靠資訊，因為這類資訊隨處可見。」他歸納三種使人容易受到錯誤資訊影響的因素。第一或許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是，社會情勢使人更加需要社會科學研究所說的「內團體認同」，相信自己的社會身分是力量與優越感的來源，而且可以把自身問題歸咎於其他群體。費雪說，儘管我們喜歡把自己想成追求真相至上的理性存在，但我們其實是天生以生存為導向的社會性動物。當我們感受到衝突或社會變遷時，就會從群體中尋求安全感。這使我們急於接收某些資訊，不論真假，只要能讓我們把世界看成一場衝突，正義的我方，對抗邪惡的外部群體。其次是一些備受矚目的政治人物崛起，他們鼓勵追隨者迎合自身的渴望，接受那些強化身分認同的錯誤訊息。第三個因素是社群媒體。它不僅為蓄意造假者提供強大的傳播管道，也讓錯誤資訊廣泛流通，並進一步放大其他風險因素。費雪引用學者說法指出，當錯誤資訊比真相更能迎合人們的社會性衝動時，它就會在網路上得到更多關注。這意味著，人會因為散播它而受到獎勵。如果因為發布煽動性言論或不實說法而得到正面回饋，日後再做的可能性就會大增。如果證據確鑿的「事實」，都可能無用，那麼還有什麼途徑可以改變人們的想法？或許病因也是解方，有人躲在歸屬感的思想舒適圈，而昧於事實，但是和人建立關係的接觸理論，卻也提供改變他人成見的機會。曾出版《別談政治：如何改變二十一世紀人們的想法》（Don’t Talk About Politics: How to Change 21st-Century Minds）一書的莎拉‧史坦‧盧布拉諾（Sarah Stein Lubrano）認為，單靠論證或者辯論，不會對人的信念產生實質影響，但是我們的社會關係，以及我們的行動和經驗，卻可能會。她說，當人們有機會建立友誼，彼此合作，就會減少對新朋友所屬群體的偏見。這種現象，或許可以解釋過去幾十年同志權利的進展。當人們出櫃，他們的朋友也改變了對同志的看法，促成有史以來速度最快的民意轉變之一。也因此，她對於政治彷彿只靠言語談論便已足夠的傳統作法抱持懷疑。她認為任何希望推廣進步理念的人，需要的不是論證，而是一套能促成新關係與新經驗的基礎設施。比如學校放學前交流的家長等候區、公園等，這些基礎設施，可以讓人以新的方式建立關係，培養友誼和信任，並鼓勵人們付諸行動，而這些行動最終能讓人們改變對政治的看法。認為只有自己才掌握到事實，別人則是愚蠢或被矇騙，其實傷人傷己，使得溝通幾無可能。尤其有研究指出，立場偏向中間的人，其實不太願意在社群媒體表達政治立場，如此，極化的言論，以及與自己想法相似的言論，所形成的過濾泡泡，就更容易鞏固一個人原有的想法。所以，先覺察自己認為「他人更容易受騙」本身就是偏見，可能是第一步。其次，「事實」在現代或許忽遠忽近難以捉摸，但終究還是有可能造成改變。按照2018年出席「全球資訊網大會」的卡達資訊研究中心工程師莫拉萊斯（Gianmarco De Francisci Morales）的看法，雖然「反效果」研究指出，選民接觸到與其理念相近候選人的負面資訊時，一開始，反而會增加他們對這人的好感。「但是，當負面資訊累積到一定數量後，他們最終會改變看法。」 也許帶有演化特徵的理性，讓我們以為別人更容易受騙，而自己更清楚事實。但這樣輕視他人的心態，在政治趨於極化的現在，將使溝通更不可能。圖／陳克宇

作者／徐淑卿知道《共時的星叢》今年9月將在東京都現代美術館展覽時，我就決定為此去一趟東京。一方面，既然關心台灣文化如何走向世界，展覽可說是面向世界的第一線。其次，我有雙重好奇。既好奇台灣策展人黃亞歷如何向日本觀眾，呈現屬於台灣以及個人的視角；同時也好奇日本觀眾如何看待這個展覽。展覽源自2015年的紀錄片《日曜日式散步者》。影片以1930年代成立於台南的「風車詩社」為主題，呈現一個未必有很多人知曉的台灣。當時台灣透過日本的轉譯，與發端於法國的超現實主義，以及其他現代主義思潮產生共振，這樣的共振也許如星星之間的距離那樣，有著時差，看見時已將消失，或是看見時已經不同，但這樣的振動，也足以讓遠處的蝴蝶展翅。更重要的是，這不是法國影響日本，日本影響台灣的單一取徑，而是一旦開始，變化就隨之而來。台灣在多重折射的影響下，又展現出哪些屬於台灣獨特的色彩？2020年人山人海的展覽《不朽的青春》，副標是「臺灣美術再發現」。這是一個如同為台灣前輩藝術家集體安魂的儀式，在多年的文化斷裂與掩埋中，讓年輕的台灣觀眾重新認識台灣美術的發展歷程，以及日本藝術家在台灣留下的痕跡。不過，或許重要的意義不僅是重新出土，同時也是校正位置。也就是當我們把台灣的位置從大陸邊陲，回放到世界航線的交匯處時，曾經被掩藏的台灣與世界的交流網絡，就會再次浮現。文化的航線也是如此。也因此，好奇日本觀眾如何看待這個展覽的同時，我心裡也排斥著一種目光。雖然統治台灣的五十年間，日本將現代化帶到台灣，但不希望日本觀眾只看到昔日日本施加於殖民地的影響，而看不到，即便如此，台灣也有其文化的主體性。不過，置身位於清澄白河的東京都現代美術館，我的顧慮一開始就煙消雲散。入口處菱形鏡面浮現創作者的影像，當你移動位置時，你可以看到浮出的人像，或者影像消失殘留的黑暗，你也會看到自己，自己也時而清晰或隨著走動而扭曲。換言之，這裡不會只有一種目光，不會只有一種敘事。近200件從台灣各美術館博物館帶來的藝術品，500餘件資料文獻，還有100件日本美術館提供的作品，在六個主題與相應的空間設計上，讓人不僅看到當時的藝術家創作了什麼，同時也感受到他們的心靈所朝向的世界，那裡似乎殘存畫面之外視角的餘光。展場的設計，彷彿一再提醒我們餘光的存在。當我們看著一幅作品，或者幾幅作品彼此的關係時，我們也會不經意瞥見，他處鏡面倒映其他作品，也因此我們知道，自己身處的只是一縷視線所及的局部，或發現自己的身體隨鏡面而變化。這些讓我們猜測，或許策展的意圖，固然呈現一種時代的樣貌，以及時代對創作的影響。但這個樣貌框架了星叢的共時，卻無意框架星叢之間的折射，以及不同折射所變換的各種目光與詮釋。展覽的六個主題分別是：1.翻譯與創造之間；2.包裹在幻想中的都市；3.超現實主義的時差；4.何謂故鄉、何謂自我；5.由誰而畫、為誰而畫；6.白色長夜。主持藝術部落格「青い日記帳」的評論家中村剛士認為，這是他心目中2026年日本十佳展覽之一。他說，這是日本有史以來首次舉辦如此大規模的台灣近代美術展。這些收藏和資料因為散居各處，要一次看到並不容易。「而且這並非單純的名品展，是將作品背後的人們，他們的移動、交流，乃至與政治、社會的關係一同呈現在眼前。首先，這個機會本身就極不尋常。」一位署名なかた的出版社網路媒體記者，他在note網站發表的觀後感，則回答了我對於日本觀眾怎麼看這個展的疑問。之前在東京都現代美術館看坂本龍一展時，同時看了另一個展覽，其中有些作品是拍攝今日中國東北昔日滿洲國的一些建築遺址。而與《共時的星叢》同時展出的則是日本藝術家多田美波的作品，她在戰前出生於台灣高雄，而後移居現在韓國首爾，戰後才回到日本長期居住。這些巧合讓我感覺始終存在一種策展角度，就是日本與前殖民地的關係。なかた在文章開始便說，過去曾看過包括橫濱美術館的「因為總是在身邊：日本與韓國，藝術的80年」，以及福岡亞洲美術館的「亞洲美術漫步指南」等，似乎近年重新探問日本與亞洲各國關係與歷史的展覽越來越多。對於這類展覽，他始終留意一個問題：「日本在定位亞洲美術或他者時，往往會強行將其收束於源自西方的衡量尺度，或雙邊關係的框架之中。」而在《共時的星叢》展覽，他卻看到一種不同的表現形式。將曾經受到殖民統治的歷史，連同日本與西方這些衡量尺度，一併加以相對化。它不落入「日本的影響如何如何」或「受害的歷史如何如何」這類固定論述，也不以日本或西方作為具有特權的衡量標準。比如，第五個主題「由誰而畫、為誰而畫」，討論的是走向戰爭的日本，如何將台灣美術與文學納入戰時體制，創作者也不得不配合國策的處境。なかた說，這些作品被放置在以黑色隔板區隔，連觀看順序也不明確的空間裡，是否意在使時間順序失效，也不明示一種評斷加害與受害、影響與被影響的觀看目光呢？這些展示安排，讓他深有所感。因為展覽在觸及劇烈社會變動的影響之際，也如實呈現這些影響的顯現方式絕非整齊劃一。每位創作者的矛盾掙扎，曲折心境，以及靈活而堅韌的接受與轉化，都呈現在眼前，沒有被刻意抹平差異。令人意外，也令人格外動容的是，なかた從展覽的表現樣態，看到與台灣一路走來的歷程是相互共鳴的。他說，最終台灣成為亞洲屈指可數的成熟民主國家。例如率先在亞洲承認同性婚姻。支撐這一發展的，是不再將歐美中心主義與漢族中心主義作為唯一基準，平等承認多樣文化根源的多元文化共存理念，也是對多樣認同的重新建構，使其不被收束進單一敘事。不依照單一順序排列，也不按國籍歸類作品的展牆，可說正呈現了這種思考方式。這種貫穿台灣這個國家的思考方式，也構成了這場在「日本」介紹「台灣美術」的展覽的根基。或許，なかた的詮釋，未必是策展人的想法，但展覽本來就可能衍生不同的思考。另一位觀展後同樣在note發表文章的作者りょうすけ，他看展的方式是走一圈之後，回頭在每個單元中找兩個作品，從它們的差異來了解主題。例如第一個主題，他想將陳澄波《嘉義公園一景》和呂基正的《商品櫥窗》放在一起，公園中的動物園與商品櫥窗都是都市新出現的場景，但一幅作品中有背對觀者的人物，另一幅作品中的商店則是空無一人，當兩幅畫並置，他看到的是人物有無所顯現的差別。而在「白色長夜」這1945年後，台灣逐漸走向白色恐怖統治的主題。作者挑選了兩幅畫，分別是李石樵《田園樂》，與同樣是創作於1946年麻生豐的《戰後廢墟熱鬧風景2》。他認為前者雖名為「樂」，但畫中沒有一個人物的表情是明亮的，而後者雖然身處殘破的廢墟，神情卻更為開朗。在這兩幅畫之外，他特別挑選黃榮燦的版畫《恐怖的檢查——台灣二二八事件》。他說，首先吸引目光的是，士兵與民眾的鎮定程度完全不同。卡車上的士兵若無其事，下方的民眾則驚慌失措。卡車上下，彷彿分屬不同的世界。他也留意到，這個作品與《田園樂》創作時間只差一年。而作為台灣觀眾的我，雖然遠道而來，心存希望台灣的創作被放在世界的脈絡中被日本觀眾看到的期待，但在現場更真實的卻是流連於一個個美的瞬間，包括展場也如同藝術的裝置。我最喜歡的是第三個主題「超現實主義的時差」這個展間，像是三岸好太郎的作品《飛渡海洋的蝴蝶》，這幅畫的靈感來自安西冬衛的短詩：「一隻蝴蝶飛渡韃靼海峽」，這時我彷彿也感受到一種共時，略微了解風車詩社所追尋的，可能是什麼。 正在日本東京都現代美術館舉行的展覽《共時的星叢》，被藝術評論家中村剛士稱為日本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台灣近代美術展，也是他心目中2026年日本十佳展覽之一。攝影／徐淑卿、圖／陳克宇

作者／徐淑卿9月15日台灣數位發展部召開記者會，宣布啟動「臺灣主權AI訓練語料庫」民間語料徵集活動，徵集原則是「自願參與、明確授權、可退出」。而後大塊文化董事長郝明義在臉書提出不同看法。他認為既然此事對台灣如此重要，就應該從戰略、政策、預算三位一體清晰積極的推進計畫。他認為目前數發部希望大家「無償授權」的作法太被動，如同「聲稱要建設光華奪目的圖書館，卻不編購書預算，只要大家免費捐贈。」早在今年3月，《報導者》即刊出一篇文章〈和解案後，未解的台灣主權AI語料困局：開發者和內容方能否終結授權衝突？〉，討論開發者和內容方的不同立場。內容方多認為著作權有價是普世價值，但從開發者的角度，如何解決大大小小內容方的授權問題，恐怕事務繁瑣難以周全，而且緩不濟急。文章中兩位科技法律與著作權法專家林誠夏與李姿儀提出一個可能的解方，將「資料探勘」視為著作權例外（Text and Data Mining Exception），來解決訓練生成式AI模型所產生的著作權爭議。但是必須有揭露資料來源的透明性，如果不排除適用在營利目的，就必須有報酬分配機制。林誠夏認為：「營利不是一件壞事，營利以後沒有公平分配給原來的付出者才是壞事。」李姿儀則建議，營利目的的使用，應由政府輔助建立執行機制：「可以成立一個專責機構，讓AI開發者定期通報內容使用的情形，由它來通知著作權人、處理報酬分配，解決個別授權的交易成本過高的問題。」為什麼在構建「臺灣主權AI訓練語料庫」時，希望民間「無償授權」共襄盛舉？是因為「沒有預算」，還是「目前沒有打算編列預算」？在這篇文章中，也許可以看出數發部長林宜敬的想法，以及不能因為有爭議就裹足不前，所以他的態度是，採用現行沒有著作權疑慮的內容，可能就是最好的方法。他一方面指出，未來五年內不會推出相關修法。因為AI拿著作權內容去訓練，是否合乎著作權法，至少要吵五年，要形成社會共識很難。此外，他提出一個反問。AI透過調整神經元參數進行訓練，本質上是「仿生腦」。如果真人消化100篇文章後，寫出一篇文章來，沒有侵犯著作權。一個仿生腦，看了10000篇文章後，寫出一篇文章，若用這個類比，「我們覺得沒有侵犯著作權」。「如果Google僱用了真人，每天在看新聞摘要、寫出一篇新的文章，你不會說是抄襲。現在，事情自動化、變成AI，那到底對還是不對？我也不敢講說不對。這已經挑戰到人類存在的意義。」因為是從報導中看到他的陳述，也許未必體現他思考的全貌。不過僅就上述想法，可能就會產生各種不同意見。比如，真人寫作和AI寫作是一樣的嗎？真人學識與寫作的積累，難道是無償取得的嗎？求學、買書、訂閱報紙期刊都有價，甚至現在到公共圖書館借書，政府都試行對出版社和作者付費。更不用說，若有AI公司使用這個語料庫進行商業利用，內容方也無法分享利潤嗎？不過，這些暫且不論，若從內容價值的角度來看，「無償授權」最致命的影響是，它可能會扼殺內容在AI時代的榮景。過去已經有很多人質疑，為什麼AI公司願意投資算力、人才，但對資料就希望免費，甚至寧可遊走在侵犯著作權的灰色地帶？誠然，若要一個一個談授權，幾乎不可能，但現在已經有一些組織可以代勞。其次，當大量免費或容易抓取或公開語料庫的內容，形成語言模型的訓練基底時，現在品質高的內容，將更顯其珍稀性，應該並可能取得與其價值相應的收益。所以也許現在要做的是，建立新的遊戲規則，而不是過去隨意圈地，如今依然墨守成規。今年3月英國出版協會發布一篇報告〈內容超級強國：英國出版業與AI授權市場〉（Content Superpower: UK publishing and theAI licensing market）。文章中指出，出版內容的AI授權市場已經成形且正在成長，所以英國政府不需要，也不應該為AI訓練新增「著作權例外」。報告從學術、大眾與教育三個領域，論證英國何以是內容強國，並強調英國數十年來持續投資高品質內容的開發。比如學術出版，會協調同儕審查，品質控管，抄襲檢查，避免論文工廠與學術詐欺。而在大眾出版方面，需要發掘並培養作者，承擔新聲音的風險，並透過編輯過程讓作者的文字完整實現。根據他們對會員的調查，出版社將內容授權於商業用的文字與資料探勘約有十年，第一批AI訓練授權則在2023年出現，預計到今年底，所有主要學術出版社都會以某種形式進入市場。買方主要是美國大型科技公司。出版內容被視為資料的「黃金標準」，原因正是出版流程的驗證與篩選，和從網路抓取的低品質內容形成對比。此外，市場從純粹訓練轉向RAG（Retrieval-Augmented Generation，檢索增強生成。結合大型語言模型與外部資料庫檢索，再根據檢索內容生成答案的技術）。RAG交易經常按使用量計費，形成定期收入，多數已簽約的出版社預期2026年RAG收入，將會成長超過10%。今年5月，韓國大韓出版文化協會新任會長金泰憲（김태헌，暫譯）在記者會中，提出一個新詞「AI讀者」。他也指出在建構主權AI的過程中，書籍作為高品質的學習資料，價值正在提高。他說，大韓出版文化協會將建立一套制度，讓書籍在學習資料流通的過程中，能夠獲得著作權保護，以及合理的報酬。「我們將建立以作者與出版社權利為前提的利用體系。」大韓出版文化協會去年提供給韓國數據產業振興院的內容，價值約36億韓元（約8400萬台幣）。為了擴大相關產業，協會也已向文體部提出要求，希望政府提供預算支援等方面的協助。內容方必然會主張自己的權利，也無法坐視自己的成果長期被竊取。現在更會意識到在AI時代中，內容方必須介入到產業結構中，隨著AI擴大的市場一起成長。但的確有許多問題需要解決。比如AI科技公司不太可能逐個跟內容方談授權，除非是規模非常大的公司。因此英國已有代表出版社與作者的授權機構，正在建立與AI相關的集體授權，讓小出版社也能加入。挪威就是用這種方式。今年5月挪威國家圖書館與集體版權管理組織Kopinor，宣布就使用書籍內容訓練語言模型的協議條件達成共識。今年1月挪威國家圖書館已經以報紙內容來訓練語言模型，這是政府一年花4500萬挪威克朗（約1.5億台幣）取得的授權。與Kopinor的書籍內容使用協議談判，則在今年3月達成共識，但協議是否成立，仍要看2027年國家預算是否編列相關經費。Kopinor 執行長海格·孟克·根德森（Hege Munch Gundersen） 說，雖然有許多理由對生成式AI抱持懷疑，但是對Kopinor來說，參與其中仍是正確的選擇。一方面要將權利人的觀點，納入AI的協議制度中；另一方面，也要讓文化與知識產業進入AI經濟。這份協議設計了一些限制。比如只涵蓋數位化書籍中的文字內容；對於一些容易因為語言模型使用而受影響的書籍，不在授權範圍內。挪威國家圖書館訓練完成的語言模型，在後續授權方面附有若干條件。包括，不得利用這些模型建立自動生成書籍的服務，也不得生成模仿特定作者風格的內容。此外，權利人保有拒絕參與的權利。荷蘭在內容授權上也有突破。今年荷蘭的國家語言模型GPT-NL，進入真實環境測試。英國科技媒體《Computer Weekly》在〈荷蘭讓GPT-NL 從實驗室走向實際應用〉（Netherlands moves GPT-NL from lab to live: first pilots under way）報導中指出，也許最具國際意義的進展不在技術層面，而是在法律上。GPT-NL已經與荷蘭新聞媒體協會達成一項授權協議。涵蓋的媒體包括全國性報紙、NU.nl 與 RTL News等平台，以及廣播媒體BNR。GPT-NL宣稱，這是全球第一個在單一市場中，為了將出版商的內容用於語言模型訓練，而與所有主要出版商達成經雙方同意的付費協議。文章中說，這項協議得來不易。在大型語言模型的時代，新聞媒體可能是損失最大的產業之一。它們的內容遭到大規模抓取，事前沒有獲得許可。這些內容接著又被用來生成新的內容，直接與新聞報導形成競爭。荷蘭新聞媒體協會主席 Rien van Beemen表示：「我們建立了一個先例。長期而言，它將強化荷蘭新聞業的地位。AI 創新可以用合乎倫理的方式進行，而不必大規模非法使用新聞工作者的作品。」可以想見，台灣數發部採取無償授權方式，許多高品質的內容不會輕易釋出，對於建構語料庫實屬可惜。而從文化部的立場，若從文化內容可以在AI時代創造更多價值的角度思考，也許顯現的路徑與需要解決的問題會截然不同。總之，過去AI不經授權而直接使用內容的情況可能過時，也越來越可能需要付出代價。最重要的是，內容方如果默認對方可以無償取用，那內容的價值就無法隨著AI的蓬勃而水漲船高。因此如根德森所說，讓文化與知識產業進入AI經濟，也許是更值得思考的方向，而且可以從政府做起。 AI不經授權而直接抓取內容的作法，未來可能必須付出代價。最重要的是，內容方如果默認對方可以無償取用，那內容的價值就無法隨著AI的蓬勃水漲船高。現在，如何讓文化與知識產業進入AI經濟，也許是更值得思考的方向。圖／陳克宇

作者／徐淑卿9月16日韓國文體部宣布2027年出版文化預算草案，將較今年增加18%，達645億韓元。其實今年預算，也較去年增加19%。可以看出韓國政府對出版的重視。這並不奇怪。韓國確立「文化立國」政策後，就將出版視為「韓國文化內容」(K-content)的源頭活水，不論政府或民間都多次喊出「出版是K-content的根」、「沒有出版就沒有K-content」等口號。在韓江得到諾貝爾獎之後，更是加大支持力度。從出版預算的分配上，可以看出韓國明年幾個重點工作方向。首先是活化並擴散出版IP。其次是鼓勵閱讀、購書與圖書出口。此外，重中之重是對地方書店的扶持，預算從今年的75億韓元，增加到138億韓元，增幅為84%。在出版IP方面，新編列50億韓元預算，用來支援優秀出版IP交易，以及改編成電影、廣播電視、表演等二次著作。對學生與青年創作者，也將支持二次著作初期的企畫費用。網路小說將突破以翻譯為主的方式，新增出口洽談會、舉辦頒獎典禮、得獎作品行銷等專門的出口支持，擴大進軍海外市場的機會。在推廣閱讀、圖書購買與出口方面，過去行之有年的「青年文化藝術通行證」，今年8月開始加入可購買圖書。明年則將改為「青年文化通行證」，並將年齡層從19至20歲，擴大為19至34歲。與旅行等日常生活結合的閱讀推廣活動預算，則從今年9億韓元增加至明年的19億韓元，並將透過電視節目等方式擴大影響力。「K-Book Global 100計畫」也從今年的10億韓元增加至20億韓元。對地方書店的活化支援之所以最須注意，不僅是預算所占比例甚重，也因為可以看出韓國政府如何思考地方書店的定位，以及如何持續解決它們所面臨的問題。首先，明確地方書店不僅是書籍流通的場所，更是文化生活的基礎設施。所以過去推動的「人生書店」、「深夜書房」等計畫，參與書店將從340家增加到470家。而且將推動地方書店與公共圖書館、學校圖書館共同進行閱讀文化活動，預計在全國舉行約700項活動。其次，將修改《出版法》，導入全國性的地方書店及合作社的認證制度，並已編列制度運作所需預算。獲得認證的地方書店和合作社，將獲得優先向公共及學校圖書館供應圖書的資格。最後，將新增支援地方書店合作社共同向圖書館供應圖書，所需要的物流費用。政策並非一蹴可幾，而是需要積累，甚至在前行的方向也可能遇到亂流，這也是為什麼會以「持續在解決地方書店所遭遇的問題」，來形容明年的規畫。舉例來說，2023年尹錫悅政府宣布2024年文體部預算中，有一個預算代碼「1433-308」消失了，這個在2023年編列近60億韓元的欄位，出現一片空白，這筆預算原本支撐各種閱讀推廣計畫。此外11億的地方書店活化計畫，也全被刪除。此舉當然引起書業人士抗議，《時事IN》記者當時採訪許多人做了一篇報導，篇名引用一位人士的說法：「看看文體部的預算，這是叫大家不要讀書？」文體部當時的解釋是，其實給予地方書店的預算整體沒有減少，但是他們將重點放在解決地方書店的物流問題上，而刪除了地方書店舉辦文化活動的補助。但是對地方書店的經營者來說，這不是二選一的問題，而是必須同時並進的問題。這也牽涉到當時政府對地方書店角色的理解。當時韓國書店組合聯合會組長權美善（권미선，暫譯）說，韓國約2000家地方書店，不僅是販售、流通書籍的零售業。2018年，文體部公告地方書店是「生活文化設施」，也就表示政府承認書店作為地方社會文化據點的功能。權美善說，建立流通基礎設施當然也有必要。但是，如果地方書店只是一個買書的地方，就不可能勝過網路書店的便利性。地方書店位在最前線，是將地方居民、文化弱勢族群與書籍連結起來的地方。全國社區書店聯盟事務局長，同時在坡州經營書店的李貞恩（이정은，暫譯）則說，許多計畫因為是由國庫支援，書店無法從中賺取場地租金、企畫費等收益，但這些國家計畫卻是靠著一家家書店，希望建立閱讀文化據點的努力，一路維持至今。「我們之所以要花上幾個小時寫企畫書，是為了發掘地方作家，也為了把優秀作家邀請到地方來。地方書店活化支援預算的11億韓元，就是這樣拆了又拆，用來維持全國社區書店約750項活動。國家財政計畫中，還有比這種投資效率更高的嗎？」從2027年的預算規畫中，可以看出在2024年預算爭議後，地方書店作為文化生活設施的定位，在之後重新獲得確認，並在2027年更為擴大。另外，從文在寅政府期間研議並在尹錫悅政府期間公布的《第5次出版文化產業振興計畫（2022-2026）》，已經提到將讓圖書館優先向地方書店採購等。因此2027年的書店、合作社認證制度，由政府負擔它們供應圖書館圖書的物流費用，有著政策的一貫性。但有些老問題依然沒有解決。像是暢銷書、話題書優先供貨給大書店與網路書店，地方書店的書籍配給總是滯後。而在韓江2024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時，這個問題更為凸顯。當時《京鄉新聞》採訪出版評論家韓美花（한미화，暫譯），刊登一篇文章〈「韓江症候群」對社區書店而言只是「別人家的盛宴」...「問題在於大型書店的壟斷結構」〉。文章中說，韓江得諾貝爾獎後，她的書短短六天銷售一百萬冊，但多是集中在大型書店與網路書店，社區書店因為拿不到書，只能讓上門的顧客空手而歸。最諷刺的是，韓江經營獨立書店還成了新聞。這次事件主要與教保文庫有關。過去教保文庫身兼圖書批發商與書店雙重角色，但一直運作良好，甚至在供貨給其他書店時，也只賺取非常少的利潤。但是在韓江獲得諾貝爾獎時，雙重角色產生衝突，教保的選擇是韓江的作品優先滿足自己的通路，甚至一度停止接受地方書店的訂單，而在書店團體抗議之後，教保才增加供貨給地方書店。韓美花曾經出版《社區書店生存探究》與《歐洲書店文化探究》等書，她在這篇報導中提出幾個看法。一是，韓國已經實施圖書定價制，折扣與點數等優惠合計必須控制在15%，但是因為網路書店與大型書店可以取得較好的進書價格，所以利潤比較高，也依然能給出比社區書店更好的折扣，因此在讀者心目中，雙重價格依然存在。其次，雙重價格的問題，歸根結柢也是書籍供應流通的問題，社區書店和大書店進書的價格不同，這些無法由資本自行解決，還是需要政府出面。第三，地方書店是一種「福利設施」，希望政府能從宏觀層次來看待書店、批發商、出版等構成的「書籍生態系」，並且制定長期計畫。這些牽涉到「這個國家，究竟是用什麼眼光看待社區書店的？」韓美花說，書店是一個國家文化的最前線，必須用更為寬廣的角度看待。她認為，韓江書籍的熱銷只是一時，但就像高爾夫選手朴世莉在獲得美國女子公開賽冠軍後，韓國產生了一批有志成為高爾夫選手的小孩，而被稱為「朴世莉世代的孩子」，現在更重要的是要出現「韓江世代的孩子」，要做到這一點，就需要政策的支援，讓人們從小親近書，並且營造一種享受閱讀的文化。韓國的地方書店長期面臨兩種不平等。無法及時取得書，以及必須用高於大書店與網路書店的進貨價格取得書，台灣的獨立書店也同樣有此問題。不過，今年5月韓國文體部長崔輝永到密陽和地方書店舉行座談時，當地業者向他提出，韓江獲得諾貝爾獎時，地方書店兩星期都拿不到書。崔輝永的回答是，書具有部分公共財的性質，他會研議如何讓各地讀者都能取得書，也會檢視是否可能做到均衡分配。政策或許無法立刻解決過去的難題，但不面對就永遠無法解決。韓國出版流通的不平等，未來會不會進入文體部的政策視野，如韓美花所期待的由國家來解決，值得我們注意。 9月公布的2027年韓國出版文化預算草案，將較今年增加18%，達645億韓元。其中地方書店活化支援預算，從今年的75億韓元，增加至138億韓元，增幅為84%。韓國政府對地方書店的定位，不僅是書籍銷售的場所，更是地方文化生活的據點。明年他們將有哪些積極扶持作法？圖／陳克宇

作者／徐淑卿幾年前曾聽一位政治學者說，政治是半神半獸。也許現在我們感受更多的是獸的部分，是馬基維利式的部分，我們可能討論政治給予我們的傷害，失望，不可信任。而更少感受到神性引領我們的希望與救贖。那是相信即使眼前充滿艱難，但我們可以成為一個更好的國家。這位政治學者也說，偉大的政治家知道要把國家帶到哪裡去。李登輝、蔡英文就是如此。在近日沈伯洋所捲起的「洋流」中，我再次想起這段對話。我覺得大家對這位政治人物的喜愛，是因為他讓我們看到政治神性的部分，讓我們看到希望，相信可以有更好的未來。政治的半神半獸也許難以切割分明，再怎麼天真，都必須意識到每位政治人物身上都有雙重成分。但是有些特質，會決定哪些政治人物的神性更為閃耀，這個特質，也許我們可以稱之為「視野」。視野從何處來？必然與閱讀相關。因為閱讀可以讓你置身歷史長流，將眼界放在千年百年，如此你才知道如何看待過去，著眼未來，選擇現在。而在台灣，政治人物讀書，已經是我們不敢奢望的事，也幾乎僅是少數人的美德。那位學者提到的李登輝、蔡英文，正是兩位喜歡閱讀，並多次公開談論閱讀的總統。美國前總統歐巴馬從任期開始就公布閱讀書單，是眾所周知喜歡閱讀的總統。在他即將卸任前幾天，當時《紐約時報》首席書評人角谷美智子去採訪他，而後寫成〈歐巴馬安度白宮歲月的祕密：書籍〉（Obama’s Secret to Surviving the White House Years: Books）一文。歐巴馬說，在這個事件發展迅速，充斥大量資訊的時代，閱讀讓他有能力緩慢下來，取得看待事物的適當視角，也使他能夠設身處地站在別人的立場。他說：「在非常艱難的時刻，這份工作可能會使人感到非常孤立。因此，有時你得跨越歷史，去尋找那些曾經感受過類似孤立的人。」在白宮林肯臥室放著一份〈蓋茲堡演說〉手抄本。歐巴馬說，有時到了晚上，他會走過去，讀一讀那篇演說。角谷美智子認為，在林肯、馬丁·路德·金恩與歐巴馬之間，存在一條清晰而耀眼的連線。幾次演說中，他追隨兩人腳步，支撐起一種宏闊的歷史視野。這如同林肯與金恩的視野，將我們今日對抗種族歧視與不公不義的努力，置於一條歷史線路上，藉此衡量我們已經走了多遠，以及前方還有多少路要走。角谷美智子說，歐巴馬以長遠尺度看待歷史的方式，以及他在告別演說中所表達的樂觀，都是一種信念的組成。這種信念建立在他的閱讀，他對歷史的認識，以及對歷史出人意料的曲折轉向的理解，也建立在他對莎士比亞這類藝術家的接納。這些藝術家看見了人類處境的全部。其中既有愚行、殘酷與瘋狂的錯誤，也有堅韌、善良與恩典之舉。歐巴馬說，莎士比亞的悲劇「是我理解某些模式如何一再重現，以及在人與人之間反覆上演的根基」。歐巴馬所崇敬的林肯，領導國家走過內戰，並將解放黑奴作為這場戰爭的道德使命。他不僅喜愛莎士比亞，甚至可說他的生命與莎士比亞的劇作纏繞在一起。他連死亡的方式都很莎士比亞，暗殺者甚至是演過《凱撒大帝》等莎劇的職業演員。一位研究者伊森‧安德森（Ethan Anderson）寫過一篇文章，篇名就是〈林肯：莎士比亞筆下最偉大的角色〉（Lincoln: Shakespeare’s Greatest Character）。1863年林肯曾寫信給一位莎劇演員。他在信中說，與你們這些專業人士不同，我認為《哈姆雷特》中以「啊！我的罪惡是多麼彰明昭著，它的惡臭直薰天庭！」開頭的那段獨白，勝過以「生存還是毀滅，這是一個值得考慮的問題。」開頭那段。為什麼林肯更喜歡這段講述罪責與弒兄的獨白？安德森認為，這是因為他在擔任總統那些年裡，總是特別關注這些戲劇如何呼應自己的親身經驗。他在某種程度上藉由這些作品，表達自己身為美國有史以來最血腥戰爭的領導者，內心所產生的罪惡感。有一件事可以作為佐證。在南北戰爭格外慘烈的時期，林肯曾對一名國會議員說：「你不覺得我坐在這個位置，是一件奇怪的事嗎？你不覺得不可思議嗎？我這個連雞頭都砍不下去，一看見血就會不舒服的人，竟然被拋進一場大戰之中，周遭處處都在流血？」總統任職期間他最喜歡的作品是《馬克白》。當時參議院秘書長約翰·福尼（John Weiss Forney）曾紀錄，有一晚林肯問他，自己能否背誦《馬克白》中的一段文字？林肯說，這段話今晚來到我心中，宛如一種慰藉。他所背誦的就是以「它是一個愚人所講的故事，充滿著喧譁和騷動，卻找不到一點意義。」做結尾的長段。安德森認為，帶領國家度過一場大規模內戰，彷彿還不夠艱難，與此同時，他失去了孩子與所愛友人，而他為之奉獻的國家，又有許多人對他的評價極其惡劣。正是馬克白面對命運力量時的絕望，使林肯感受到自己與這段獨白的關連。身負重大責任的人，往往會受到一種近乎存在性的無力感折磨，莎士比亞對這種感受至高無上的洞察，帶給林肯深刻的安慰。對於擁有職權的政治人物，閱讀不僅是幫助自身，更重要的是如何透過鼓勵閱讀，讓知識向所有人開放，來增進人民尋求自己福祉與國家福祉的能力，這是政治人物的責任。1988年密特朗第二度當選法國總統時，他提出在舊黎塞留國家圖書館之外，另外興建一個超大型國家圖書館。《世界報》說，在推動巴士底歌劇院、羅浮宮金字塔與拉德芳斯新凱旋門等公共建設後，密特朗宣布要興建這個圖書館，這是他最後一項，也是宛如政治遺囑般的工程。1995年3月，密特朗參加了新圖書館的落成典禮。《世界報》寫道，那是一個面色蒼白形容枯槁的密特朗。他身患重病，卻不願讓人看出來，仍走過一間間寬闊的閱覽室。沿途必須數度停下休息，一支醫療團隊隨侍在側，隨時準備介入。幾個月後，密特朗與世長辭。1988年密特朗在巴黎舉行的「國際檔案大會」發表演講，內容提到興建這個圖書館的用意。從中可以看出他思考的是如何因應新的科技，為歷史悠久的法國，在未來留下更多的記憶，而記憶是一個公民與國家與歷史連結的方式，他也強調，文化是人類面對自身種種疑問時的一種答案，或許還是最重要的答案。他認為，過去的檔案可能僅是由紙張留存下來的記載，但現在科技發達，很多由口述及新興資訊載體等生成的內容，也必須保存。因此未來的檔案不再只是時間流逝後偶然留下的東西，而是人們事先規畫好，準備留給後世使用的資料。「在採取行動的當下，就必須想到未來的記憶。」其次，當時舊黎塞留國家圖書館，主要是提供給專家學者使用，而新國家圖書館則是涵蓋所有知識領域，向所有人開放，並運用新的科技進行資料傳輸、保存、傳播與遠距查閱等。總之，這是一個「民主化」的知識殿堂。他在演講中也提到政治人物的使命。他說，我不認為一個治理國家、承擔民族重任並肩負人民命運之人，可以完全不去思考圖書館、各類檔案，以及歷史各階段之間的連結。正是透過這些，我們才配得上輪到我們時所應承擔的公共責任。《世界報》也敘述了一件令人感動的事。在密特朗去世後的悼念集會上，新國家圖書館的館員Pascale Issartel在弔唁簿上寫下了一段話，她感謝密特朗留下這座圖書館，感謝他留下這座「一切知識的聖母院」，一座屬於「共和國黑衣驃騎兵」的後現代大教堂。在法蘭西第三共和時期（約1870至1940年），人們正是以「共和國黑衣驃騎兵」稱呼那一代又一代的教師，他們使教育成為民主的武器。也許有人會提出一個疑問，閱讀只能使人為善嗎？難道不能使人為惡？許多獨裁者，難道不也熱愛讀書？像是有兩萬多本藏書的史達林？也許其中的差別在於，閱讀的動機，是使人廣闊，還是使人封閉。閱讀讓一些政治人物感覺自己只是歷史的一部分，他未來將交棒給其他人，但他要留下怎樣的國家？也讓一些政治人物透過故事去了解他所未曾經歷的生命，去同理他人。如歐巴馬非常喜歡《遺愛基列》的作者瑪麗蓮·羅賓遜，她長期居住在愛荷華，他本以為閱讀她的小說只會讓他更了解愛荷華，但卻深受觸動，甚而更了解美國。歐巴馬說，她的政治觀反映出一種我也認同的看法。美國的理想與價值，在最美好的狀態下，承諾我們有能力跨越彼此的差異，共同生活。如果我們未能實踐這些價值與理想，並不會使它們失去正當性，只是表示，我們必須更加努力。相對有些政治人物希望透過閱讀跨越彼此的差異，獨裁者的閱讀則是建立自己的權威，以自己作為衡量事物的基礎。2022年《外交事務》有篇書評評論《史達林的圖書館：一名獨裁者及其書籍》這本書。書評作者Maria Lipman提到，史達林主要感興趣的領域包括歷史、馬克思主義革命思想及外交。至於小說，他的品味則「保守而傳統」。史達林會向出版者提出建議，與作家見面討論他們的作品，並編改他們的草稿。他深入參與學校歷史教科書的編寫，也積極干預蘇聯文學與電影的意識形態監管。而這種唯我獨尊，以自身作為一切準繩的閱讀，或許也正是民主與獨裁的差別。 閱讀可以讓政治人物更具視野，體認自己在歷史長河中扮演的角色；也能跨越並同理不同群體的差異，打造一個可以共同生活的社會。圖／陳克宇

作者／徐淑卿上週，在大雨傾盆的黃昏，我提早到和友人相約的寶麗廣場，以歐洲書廊概念設計的中庭，讓我眼前一亮。數列圖書，可以坐下閱讀的座椅，二、三樓面向中庭的高處，則是蜿蜒的書櫃。雖然來到樓上發現陳列的是假書，但是商場裡有書環繞，還是令人欣喜。這樣的規模，雖難與首爾壯觀的星空圖書館相比，但卻是微型的呼應現在流行的「戀書性美學」（the aesthetic of bookishness）。依照聖地牙哥州立大學教授潔西卡·普雷斯曼（Jessica Pressman）在《戀書性：數位時代的愛書方式》（Bookishness: Loving Books in a Digital Age）的說法，當我們生活在數位科技之中，並對紙本書是否將被取代而心懷憂慮之時，人們對紙書的情感卻始終存在，甚至被創造出不同的愛戀形式。到處可以看到這些「戀書性」的符號，例如，以書為媒材所做的雕塑作品，以經典小說為圖案的被套，在社群媒體上展示書架的拍攝等。不僅如此，以書為視覺焦點所做的設計，已成為時尚潮流。不但餐廳等商業空間經常出現如同圖書館般的設計，在2024年左右也出現「書架財富」（bookshelf wealth）一詞，以家中擺滿數百本精心挑選的書，塑造一種文化身分與品味的低調奢華。甚至書也成為時尚品牌開發的美學物件，在Coach與企鵝藍燈書屋的合作中，製作了一系列可以實際閱讀的微型書，以皮革裝幀，並用金屬登山扣掛在包包上。首批包括馬雅·安傑洛（Maya Angelou）、珍‧奧斯汀（Jane Austen）、伍綺詩（Celeste Ng）等六位作者，推出後幾乎立刻銷售一空。這種純粹愛戀書的物體性與氛圍的情感，經歷數位時代之後，或許評價已有所轉換。畢竟現在的閱讀，還有電子書、有聲書等其他方式，喜愛書的形體甚至以假書作為室內裝飾，是否依然被當作暴發戶式的虛矯？還是可以將書與內容脫離，純粹當作令人喜愛的物件？就像我們現在看待圖書館與書店上層空間所陳列的假書？2023年《紐約時報》有篇文章，紙本標題為〈假書成了真正潮流〉（Fake Books Are a Real Trend），描述假書是現在室內設計喜歡使用的道具。作者引述一位設計公司負責人的看法：「現在讀紙本書的人並不太多，但當我們置身於書籍的環繞之中，它們會使我們想起某些事物，可能是書的氣味，書所帶來的故事，或者讓整個房間顯得醒目的色彩。」懷俄明大學英文教授艾莉兒‧齊布拉克（Arielle Zibrak）則將今日使用假書的現象，與鍍金時代（約1870至1900年）小說中出現的假書相提並論。在那些小說裡，假書通常象徵「與空洞消費及物質過剩相伴而生的精神與智識貧乏」。比如在伊迪絲‧華頓等小說家筆下，鍍金時代的新富家庭，他們的財富以驚人速度增長，理解或消費藝術與文化的能力卻遠遠不及。齊布拉克說：「在這些小說中，購買假書或純粹作為裝飾的書，意味著藝術品味低劣，或者不懂社會習俗。」今日必然有許多人持同樣觀點，無法接受書不是以閱讀為目的，而是附庸風雅的裝飾，更不用說購買假書了。但是現在裝飾的假書，卻也衍生實用目的，並創造出醒目的美學效果。在一些讓人產生視覺震撼的圖書館，也會將真書與假書並置。這樣的地標性空間，固然可以閱讀，但更多是成為拍照打卡的地點。在首爾COEX Mall的星空圖書館，書架高約13公尺，但是只有到第六格是真書，陳列在上方的書都是假書。這種仿真的模型書，只有外觀與尺寸像書，內部空無一物，因此重量輕、價格低廉，通常大量用於裝飾。這樣的安排，一方面是高處讀者本就無法觸及，同時也有安全考量。2024年韓國《國民日報》曾訪問相關人員說，如果放在那種高度的不是模型書而是真書，書架可能因書本重量而倒塌。一旦發生地震或火災，也可能演變為重大事故。因此，高處陳列的是經過防焰處理的模型書。而在韓國使用書籍的形象作為裝飾也不是從今日始。十八世紀後半正祖在位的朝鮮宮廷，發展出一種被稱為「冊架圖」的繪畫，描繪書架、書籍與文房珍玩，而後這種充滿博古知識的圖畫蔚為流行，深受一般大眾喜愛。數位時代的戀書情懷，使書籍成為設計新寵、美學物件，以及時尚品牌的策展靈感，同時對於書業也有實質助益。以美國的數據來看，紙本書的銷售仍保持穩定，實體書店則有明顯成長。喜歡在書店或家中書架拍攝，並分享閱讀的BookTok，也依然是以數位媒介來宣揚實體空間與實體書，並有助於若干推薦書籍的銷售。根據Circana BookScan的統計，美國紙本書在2025年銷售7億6千2百40萬冊，雖然比不上疫情期間的高點8億3千9百70萬冊，但比2024年增加0.3%。美國書商協會（ABA）是全美獨立書店的產業協會。它們2026年的報告指出，ABA會員數在2025年成長19%，在過去六年間，會員數累積成長151%，多數受訪書店表示，2025年銷售高於2024年。真正的問題在於，即使戀書成為趨之若鶩的潮流，即使紙本書的銷售保持穩定，獨立書店數量有所成長，但人們的閱讀率與閱讀能力卻在下降。根據美國國家藝術基金會（NEA）與美國人口普查局合作進行的調查，2022年美國成年人一年內至少閱讀一本書的占比是48.5%，包括紙本書和電子書。但2012年是54.6%。另外一個數據則是關於青少年閱讀能力，根據美國「全國教育進展評量」（NAEP），13歲學生的平均閱讀成績在2020年至2025年間下降4分。2025年表示自己「幾乎每天為樂趣而閱讀」的13歲學生只有14%，2020年為17%。韓國媒體在介紹假書風潮時，也與國民閱讀率做了對比。認為書籍雖普遍，讀書的人卻很少。根據韓國文體部「2023年國民閱讀實態調查」顯示，一年內至少讀過一本紙本書的成年人僅佔32.3%。如果按照今年公布的資料，2025年紙本書閱讀率又下降至28.8%。如果假書是一種裝飾，那麼很多人買了真書卻未必閱讀，又意味著什麼？美國廣告公司EP+Co副創意總監卡拉·西尼克羅皮（Cara Sinicropi）今年8月在全球廣告與行銷產業平台LBB發表一篇文章〈當閱讀素養成為身分象徵〉（Literacy as a Status Symbol），便提到這種矛盾現象。書籍作為「低調奢華」的象徵正大行其道，閱讀能力這項全民應具備的基本素養卻日漸衰退。她認為這種現象透露出一種文化的分化。在這個由演算法精密安排的資訊流與數位疲勞主導的時代，持續專注已經成為一種珍貴資產。隨身攜帶一本紙本書，或者不受干擾的進行兩小時深度閱讀，代表著當代最頂級的身分展示，意味有著不受催促的時間，以及足以容納思考的認知餘裕。她建議可以從這種矛盾中產生洞見，察覺我們的文化真正渴求的是什麼。她的看法是，在一個由演算法主導的世界，人們正在主動尋找能使自己安定下來的錨點。他們渴望寧靜而有深度的體驗，可以實際觸摸的工藝，以及現實世界的第三空間。他們渴望被視為一個「能夠專注」的人，即使現在要維持長時間的專注，比以往更加困難。這篇文章主要是提醒品牌方，要意識到身分、奢華與高端定位的意義已經轉變。所謂建立有價值的連結，不是向注意力破碎的閱聽人拋出更多快節奏的雜訊，而是要在一個分心已是常態的世界裡，提供深度、阻力與實體的存在。但也給予我們一個啟示。有人即使願意買書，卻未必能夠專注閱讀，稀有的不僅是時間，還有克制分心慾望的專注，因此專注閱讀在數位時代，反而成為一種能力的表徵。如何在自己的生活中創造一種「阻力」，創造可以專注的時間，以及尋找實體的第三空間，讓人心在此獲得安穩，這也許是在「戀書性」的潮流下，隱藏的渴望。而這是我們曾經擁有，但逐漸失去的事。在手機與社群媒體讓大家感覺疲憊與注意力渙散的時候，一本書與書店可以帶來的價值，或許又會再度被我們認識。 在數位時代，人們對紙本書的情感卻始終存在，並且創造出不同的戀書形式。書籍成為設計新寵，化身美學物件，低調奢華的品味象徵，以及時尚品牌的策展靈感。但矛盾的是，閱讀率與閱讀能力卻反而下降。圖／陳克宇

作者／徐淑卿當人意識到餘生有限時，對於物品可能有著更為複雜的情緒。購買的慾望可能降低，伴隨自己生命歷程無法割捨的舊物，則是在依戀與處置之間擺盪。這些身邊之物固然是記憶所繫之處，但總有一天，這些物品會失去主人，如何可以讓它們不成為家人的負擔，以及避免流離失所的命運，這是人總會遇到的難題，即使逃避，也是一種處理的方式。今年3月12日去世的瑞典作家瑪格麗塔‧曼努森 （Margareta Magnusson），她2017年在八十多歲高齡出版的《死前斷捨離：讓親人少點負擔，給自己多點愉悅》（The Gentle Art of Swedish Death Cleaning），正是幫助眾人解決此類煩惱的作品。曼努森說，在瑞典語裡，「döstädning」是指，當你覺得自己就要離開地球的時候，先把用不到的東西清理掉，讓你的家變得舒適又整齊。日後家人整理你的遺物時，也可以輕鬆一點。雖然因為曼努森使用「死亡清理」，才讓它廣為人知。但嚴格說來，這不是曼努森新創的概念，甚至在不同時代，死亡整理所標舉的美德，也有不同定義。現在曼努森所彰顯的是勇於斷捨離，但過去可能是留一屋子家當作為傳家寶。何為美德，通常反映的是時代的趨向。在曼努森去世未久的3月26日，隆德大學藝術與文化科學系民族學榮譽教授琳·艾克森（Lynn Akesson）在《The Conversation》發表一篇文章〈瑞典「死亡整理」döstädning 的概念，不只是把東西丟掉而已〉。她說這個概念會出現在此時，而非舉例來說1950年代，是因為我們生活在一個消費時代，擁有的物品快速氾濫。但過去沒有如此豐盈的物質生活。1734年，瑞典法律規定要建立「遺產清冊」。這些早期清冊涵蓋的人非常廣泛，有貴族也有經濟拮据的寡婦。清單中許多物品都是家中自行製作，而少數購買的物品則被高度珍視。艾克森說，在這樣的社會，根本沒有我們今日所理解的那種死亡整理，把東西大量清掉的必要。恰恰相反，物品會在不同世代之間傳承，或在當地人踴躍參加的拍賣會中出售。隆德大學民俗生活檔案館蒐集有關1900年前後幾十年的生活回憶中，人們經常強調，櫥櫃裡裝得滿滿的，是令人印象深刻的遺產清冊中非常重要的部分。在那個年代，人們必須透過展示自己的財物，來證明自己善於持家，而且東西愈多愈好。因此，艾克森說，一個人的死亡整理究竟會呈現什麼樣貌，是由其所處的時代與文化共同塑造的。曼努森不是只把東西丟掉而已，而是有其背後的文化脈絡，「對物質過剩、對親屬應負的責任，以及對生命存在的反思」。死亡清理之所以讓人嚮往，不是因為它很容易，而是明知應該如此，但多數人卻做不到。尤其隨著年紀漸增，更為困難。相處日久的情感，那些在你生命歷程中迎新送舊卻始終存在之物，其實支撐著你的生活。許多研究都顯示，當人年紀越大，熟悉的人事物，更是珍貴，是自己生命的護航者。1999年，Laura L. Carstensen等三位學者發表一篇論文〈認真看待時間：社會情緒選擇理論〉（Taking Time Seriously：A Theory of Socioemotional Selectivity），這個理論是說，對時間的感知，在人類選擇與追求社會目標的過程中，扮演根本性的角色。當時間被感知為開放而沒有明確終點時，與知識相關的目標會獲得優先考量，而當時間被感知為有限時，情感目標便居於優先地位。他們綜合多位學者研究成果指出，年長者不僅較少與人互動，互動的對象，也都是自己非常熟悉的人。最內層的社交圈，主要由老朋友和家人構成，這些陪伴個人走過人生的一小群重要他人，被稱為「社會護航隊」（social convoys）。他們認為，年長者與熟悉的社交對象互動具有較高的可預測性，這使人們能夠更妥善處理困難的社會互動，更可靠地引發正面情緒，並獲得一種自己深植於社會關係之中的感受，以及生命的意義感。「社會護航隊」的概念後來從人轉移到物，而有「物質護航隊」（material convoy）的說法。最早由學者David J. Ekerdt在2009年使用。2014年 Ekerdt 與Lindsey A. Baker發表論文〈50歲之後的物質護航隊〉（The Material Convoy After Age 50），即運用此概念。他們從2010年「健康與退休研究」有關財物處置的調查資料，評估50歲之後人們如何處理自己的物質護航隊。他們假設，時進時出的財物構成動態的物質護航隊，它在成年歷程中逐漸累積，支撐人們扮演各種角色，以及自我的發展。而依循我們所熟悉的生命歷程軌跡，理論上，年長者應該會逐漸放手那些曾經支撐其日常生活，但如今已不再需要的財物。比如退休之後，有些工作服裝，可能就不太需要。但研究結果卻不是這樣。50歲之後，人們反而會隨著年齡增長，越來越不可能處置自己的財物。70歲之後，大約有30％的人表示，過去一年中他們完全沒有做任何清理、送人或捐贈物品的動作，超過80％的人沒有出售任何東西。產生這個現象而可繼續探究的一個可能是，保留財物是一個關於「自我」的故事。作者認為，那些象徵身分認同，以及與他人關係連結的物品，往往承載著相當重大的意義。面對與年齡相關的失落與限制時，財物可以被保留下來，作為一個未曾改變之自我的具體證據。2022年英國學者Susan Venn和Kate Burningham在《Ageing & Society》發表的論文〈退休轉折期間對物質財物的保留與處置管理：對永續消費與晚年福祉的意涵〉，同樣是選擇在人們退休前後，這個面臨人生重大轉折，同時也格外感受到時間有限的陰影時刻，藉由系列訪談，來討論物品依附關係的複雜性。有些物品具有深刻的關係性意義，有些則被視為令人困擾難以處理的存在。比如，有位受訪者Stella說，她退休時會處理公寓物品，區分哪些是真的需要留下，哪些是不需要的。但有一把水果刀，她一定會留著。因為這是她父母結婚時收到的禮物。刀柄曾經壞掉，她哥哥把它修好，所以現在她還在使用。而在第三次訪談時，Stella的哥哥去世了，所以這把刀從父母的刀，變成哥哥的刀，對她的意義更為加深。Stella說：「我想，如果發生火災，我會把我哥哥的刀帶走。」作者說，Stella與其他受訪者談到的刀具故事的共同點是，人們不僅會對那些表面看來平凡、容易替換，但又具實用功能的東西產生依附；而且，隨著人際關係發生變化以及失落出現，這種依附可能變得更加強烈，從而提高這些物品在維繫家庭關係方面的重要性。清空自己的家，捨棄那些物質護航隊，有時如同親手剪去那些支撐你的護網。曼努森說：「在處理掉那些東西以前，再花點時間感受一下它們，心情能得到撫慰。每件物品都有它的歷史，回味那些消逝的時光，總是樂趣無窮。」這是清醒的面對人終將一死時，對自己珍藏之物，進行漫長而深刻的告別。也是在不捨中，將自己的生命與生存的空間進行清理。而這或許是她送給大家的禮物，人的生命有時比物品更短暫，眷戀也無法改變這樣的事實。但有些東西，我們終究無法丟棄。比如在我的衣櫃裡，有著父親的開襟毛衣和母親年輕時穿的風衣，這些也只能跟隨你到生命盡頭，因為這也是你生命的開始。 今年3月去世的瑞典作家瑪格麗塔·曼努森，她提倡的「死亡清理」，是人在體認自己終將一死時，對自己生命與生存空間的清理，也是對過去珍藏之物，進行漫長而深刻的告別。這個提醒或許是她的臨別贈禮，人的生命有時比物品更短暫，眷戀也無法改變這樣的事實。圖／顏一立

作者／徐淑卿8月14日下午，因深陷抄襲與謊言爭議而辭職的劍橋大學教授傑森·阿爾戴（Jason Arday），被發現死於倫敦家中。他選擇辭職時曾說：「接連不斷的指控、臆測與公開評論，已經對我以及我所愛的人造成了極其沉重的影響。」各種批評質疑的確是事實，也有許多人聲援他，認為他是種族主義與公開羞辱行動的受害者。但依然無法迴避引發事件的核心，不僅是抄襲，而是他所自述的人生的確有許多難以被驗證之處。他說小時候曾被診斷為自閉症，在11歲之前不會說話，18歲之前不識字。而在2012年他成為倫敦奧運火炬手，2015年獲得利物浦約翰摩爾斯大學博士學位，2023年成為劍橋有史以來最年輕的黑人教授。這是一個極為激勵人心的生命敘事。但是，從去年開始，各種指控也隨之而來。8月6日英國《衛報》曾整理他所引發的爭議，包括：論文抄襲、學術經歷造假，運動、慈善工作與遭受威脅恐嚇等疑似說謊。比如，他宣稱自己在6天中曾跑了600英里，但其實是在12天完成。他曾宣稱自己在過去20年間為慈善機構募得500萬英鎊，在被追問這個數字是否正確時，他說這是在其他團體協助下完成的，但因為簽了保密協議，不能透露相關資訊。他也聲稱遭受威脅。他在接受《衛報》採訪時說，兩次在學院中遭到蒙面男子恐嚇。但是學院監視器沒有拍到闖入者，學院內也沒有人看到可疑人物。他也說，父母家曾收到一顆豬頭，警方對此展開調查，最後找到一個店家，在豬頭送到他父母家那天，曾賣出一整隻豬。但不論是警方或店家，都否認有此調查行動。傑森·阿爾戴的故事讓人心生疑惑。如果不說謊，他是否能快速獲致今日的成就？或者，以他的能力，即使不能成為劍橋教授，也依然可能成為學術社會出色的一員，那麼他為什麼要說謊？很難想像他會不知道，說謊需要付出代價，以及一個謊言必然招來更多謊言。學術界不乏類似的例子。如曾任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副教授潔西卡·克魯格（Jessica Krug），她的研究領域是非洲離散史。在她的學術生涯中，她曾自稱是阿爾及利亞人、非裔美國人、黑人波多黎各人等，但其實她是來自堪薩斯城的猶太人，祖上都是白人血統。2020年當克魯格公開承認說謊後，羅倫·傑克森（Lauren Michele Jackson）在《紐約客》發表文章〈層層疊疊的欺瞞：隱瞞自己是白人的黑人研究教授潔西卡·克魯格〉（The Layered Deceptions of Jessica Krug, the Black-Studies Professor Who Hid That She Is White）。她說，這些身分有一個共同之處：在克魯格一路穿行於學術界的過程中，她始終把「黑人性」（Blackness）當作一種真實性的工具。「黑人性」或許讓她的研究更具「正當性」，但這是加分題，若被質疑其誠信，則毫無疑問將在學術界無法立足。她的研究成果不但獲得肯定，甚至懷疑她身分的學者，也對此表達尊敬，因此她為什麼要在非必要的情況下虛構身世？有些人說謊，是工具性的想要獲取某些東西。而在心理學上，對於未必有實際利益而更多是出於心理因素的持續性虛構與謊言，稱為幻想性虛構（pseudologia fantastica）或病態說謊（pathological lying）或幻謊（mythomania）。常見的動機是自我誇大，尋求注意，以及「扮演病人角色」（sick-role assumption），希望自己被視為非凡的人，或值得被他人同情的人。一個人何以如此的心理狀態，或許無法清楚歸因於某種或某些症狀，人心的深淵也許複雜到連當事人都難以識別。但是同樣難以解釋的是，為什麼說謊者身邊的人，經常也無法察覺？在克魯格承認自己說謊的幾個月前，她曾參加一場線上聽證會，影片中她以非裔拉丁裔姿態現身，使用一種斷續不連貫的口音。而在已知克魯格身分造假後，《紐約時報》依然不經意的將這種口音形容為「拉丁裔口音」。傑克森以這個例子指出：「這個隨手寫下的描述，只是一個很小的例子，卻反映了克魯格整個學術生涯中始終獲得的那種配合與認可，來自指導教授、論文委員會成員、編輯與同事。他們沒有辨識出來的，與其說是『真』與『假』之間的差距，不如說是，某種臨時披掛在身上的東西，與某種真正生活於其中的東西之間的差距。正是這種疏忽，成為克魯格得以逃脫識破的出口。」所謂臨時披掛在身上的東西，或許可以理解為一種「表演」，就像她在聽證會刻意造作的口音。而在克魯格不斷變換出身的說法中，她的同事沒有分辨出這種不斷更動角色的表演與真正生活的差別。1993年，法國發生令人震驚的尚克勞德·侯蒙（Jean-Claude Romand）案件。他假冒醫生十餘年，用親人信任他而交付他代為理財的資金維持生計，在騙局即將拆穿時，他殺害了妻子兒女以及自己的父母，而在這段漫長的時間裡，沒有人懷疑過他。後來法國作家艾曼紐·卡黑爾（Emmanuel Carrère）以此為題材，寫了一本書《敵人》。與阿爾戴、克魯格這種編造部分經歷，在真實中穿插虛構的例子不同。侯蒙除了沒有從醫學院畢業，沒有成為醫生，沒有在世界衛生組織工作之外，他所有的生活都是圍繞在「侯蒙醫生」這個假身分之下，充滿細節的真實的活著。對此卡黑爾寫道：「正常的情況下，一個謊言是用來掩飾一個真相，一個羞愧但是真實的真相。但是他的謊言卻什麼都沒有掩飾。在偽裝的侯蒙醫生之下，並沒有一個真實的尚克勞德·侯蒙。」在法庭審理時，侯蒙曾說：「有時候，人會為了討別人開心而說謊，為了看見對方眼中的喜悅。正是這個謊言，造成5個人的死亡。」法國《世界報》的記者Maurice Peyrot說，表面上看來，害怕讓人失望似乎具有某種邏輯，但這並不是充分的答案。「因為一個謊言，無論這個謊言多麽巨大，在正常的推理下，都不會導向殺人。」在審理侯蒙案期間，司法機關曾出動三組精神科醫生為侯蒙進行診斷。這三組專家都在侯蒙身上看到一種自戀型人格特質。第三組專家Denis Toutenu 與 Daniel Settelen，後來出版了《侯蒙案：犯罪型自戀，心理學取徑》（L’affaire Romand : le narcissisme criminel. Approche psychologique）一書。根據精神分析學家Dominique Bourdin為這本書寫的書評，這兩位專家認為，侯蒙把自己放在受害者的位置，他不是一個犯下駭人罪行的人，而是一個遭遇了可怕事情的人。他談論那些事件以及談論自己時，都表現出高度的情感疏離；而且他常常試圖表現得比鑑定專家更專業，更像專家。Denis Toutenu 與 Daniel Settelen試圖重新建構可以理解案件的脈絡，從中可以看出這種自戀病理出現裂隙的時刻，以及它所造成的主觀扭曲。幾個讓侯蒙「全能幻想」破裂的時刻清楚浮現出來。兩位作者尤其強調兩點：一是那種「彷彿如此」（comme si）的人生所形成的分裂；二是他與親近之人之間缺乏分化，在這種狀態下，妻子與孩子被他視為自身的延伸。所謂「彷彿如此」（as if）是將明知不實的想像，如同事實那樣實踐。侯蒙在不實的基礎上建構了自己想要的人生，而後就如同他所希望的那樣的活著，成為一個情感空洞的模仿者。直到偽裝即將被識破，他不是選擇自殺，而是先殺了所有家人。最後服下過期10年的藥丸，在消防人員上班的凌晨4點，在高度最容易被看見的閣樓引火。他是否確有自殺之意，檢方和辯護律師有一番爭辯。是否有可能知道，人為什麼會因為毫無必要的原因而說謊，最後卻傷害自己？是否有可能了解，為什麼侯蒙在醫學院錯過一次考試後，他有許多機會可以彌補，但卻寧願選擇不復返的歧路，而在這個歧路上建構他原本憑藉努力就可以過的人生？這些都未必有答案，但是在自然界中，欺騙或許不如我們想像的那樣不尋常。演化生物學家羅伯特·崔弗斯（Robert Trivers）在2005年的演講中說，他相信自我欺騙是為了服務欺騙而演化出來的。如果我並未意識到自己說謊，那麼你就無法利用我游移不定的眼神，或害怕被識破而產生的緊張，來發現我的欺騙。其次，說謊並且清楚知道自己正在說謊，本身就是困難而高度耗費心智的事情。當謊言的細節越複雜，你必須維持它的時間越長，所付出的認知成本就越高。因此他相信，自然選擇會偏好讓謊言的一部分或與謊言有關的大部分知識變得無意識，藉此降低即時的認知成本。在自然界，透過欺騙他者以利於自身基因繁衍的機會，多不勝數。但對被欺騙的一方正好相反。於是，我們會形成一種共同演化競爭（co-evolutionary struggle），一方面，自然選擇會提升欺騙能力；另一方面，也會提升辨識欺騙的能力。他認為，自我欺騙不僅可能把你帶進災難性的處境，而等你真的陷入災難後，它會剝奪你面對眼前災難並加以處理的能力。這或許也給予我們啟發，並藉以思考許多欺騙與自我欺騙的人，為何無法中途喊停，而讓悲劇終於發生的原因。 阿爾戴遭受各種批評質疑是事實，也有許多人聲援他，認為他是種族主義與公開羞辱行動的受害者。但依然無法迴避引發事件的核心，不僅是抄襲，而是他所自述的人生的確有許多難以被驗證之處。圖／陳克宇

作者／徐淑卿如果美國東尼獎是音樂劇的聖杯，韓國音樂劇是如何走到這裡的？上週看完《或許是美好結局》（Maybe Happy Ending），這部去年獲得東尼獎最佳音樂劇等6項大獎的作品後，感動之餘不免想到這個問題。就像韓江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寄生上流》獲得奧斯卡最佳影片獎，韓國文化又在世界上樹立一個新的里程碑。除了東尼獎，2025年韓國音樂劇還有幾個好消息。年度票房4989億韓元（約113.4億台幣，台幣1元約等於44韓元），逼近5000億大關；原創音樂劇銷售首次以2297億韓元，超過國外授權音樂劇的2221億韓元。在此情況下，不但百想藝術大賞，在2026年將音樂劇單獨設立獎項，而且過去曾提出的《音樂劇振興法》，又再度浮上檯面，希望可以獲得國會支持。一個英雄旅程，除了有目標，有人，有裝備，當然還會遇到重重挑戰，最精彩的地方，正是如何突破困難的轉折。韓國音樂劇的發展，也必然是多種因素齊備，但是也許可以在不同階段找到值得注意的推動助力，像是粉絲、文化財團的支持、大學路等劇場空間以及政府的支援，這或許是一個了解韓國音樂劇發展的軸線，但並不意味其他同時存在的因素不重要。雖然1961年由韓國政府支持成立的藝苑樂團（예그린악단），於1966年推出原創音樂劇《살짜기 옵서예》，被視為韓國音樂劇的起點。但真正具有商業意義的開端，一般認為是從2000年左右開始。這幾年有幾部重要音樂劇上演。如2000年《Rent》；2001年《歌劇魅影》演出長達7個月244場，觀眾人數24萬人，被認為徹底改變韓國音樂劇市場，從而發現音樂劇產業發展的可能。而在2000年演出的《少年維特的煩惱》，喜愛這齣戲的粉絲被稱為「Besamo」，形成了韓國第一個自發性原創音樂劇支援團體。他們不僅是粉絲，而且為了促成這齣戲的再演，還成立了演出投資公司，向劇團投入3億韓元，甚至參與作品企畫與行銷。這種既參與製作又是觀眾的群體，被稱為「prosumer」。2012年《The Musical》曾有一篇文章〈韓國音樂劇迷1》，文中除了提到「prosumer」這種粉絲雙重身分的現象，還描繪了當時音樂劇粉絲的特徵，如今這種特徵依然存在。作者認為，最容易打動那些對音樂劇並不充分理解的大眾的原因，在於「明星」。同時，在一個極限非常明確的市場裡，如果要靠長期演出存活下來，就一定需要有會重複觀賞的音樂劇迷，這些重複觀賞的音樂劇迷，日後有一個專屬名稱「旋轉門觀眾」。從更早期的曹承佑到朴寶劍，韓國演員跨足音樂劇的例子多不勝數。許多偶像團體成員也將演出音樂劇，當作職涯的擴展。因此從明星或偶像粉絲轉而欣賞音樂劇的比例很高，也促成韓國音樂劇迷的快速成長。同時也形成韓國音樂劇界一個特徵，就是「年輕的觀眾、年輕的演員、年輕的作品」。這與以40至50歲觀眾為主要客群的百老匯、歐洲音樂劇明顯不同，甚至也與同屬亞洲的日本不同。年輕人對音樂劇的喜愛，或許也是促成文化財團支持音樂劇的原因之一，這種微妙影響，可以以培育《或許是美好結局》的友蘭文化財團為例。從2014年看中這個劇本到支持他們走向百老匯，友蘭資助了大約5億韓元。去年，音樂劇評論家崔承延（暫譯，Choi Seung-yeon）在《The Musical》發表〈友蘭文化財團，以人與作品為優先〉。一開始她便提到，2025年韓國音樂劇演出劇目《Cha_Me》、《紅皮書》與《或許是美好結局》，三者之間所具有的共同點。首先，它們都是在市場中建立了明確的定位，並穩固成為韓國具有代表性的長銷音樂劇。其次，在進入長銷作品行列的過程中，它們都曾尋求進軍海外，或已將之付諸實現。第三，這些作品全都透過「友蘭文化財團」的計畫進行開發。「友蘭」取自SK集團會長崔泰源母親朴桂姬的別名，原屬SK幸福分享財團。幸福分享財團在2006年成立以來，就是推動「以人才培育為中心」的文化教育事業。2007年參考茱莉亞學院為文化弱勢學生，免費提供古典音樂教育計畫，而推出「SK Happy Music School」，2008年則隨著學生的實際需求轉向音樂劇，而有「Happy Musical School」。隨著Happy Musical School計畫逐漸實施，學生的年齡層提高，也曾實際在大學路舞台演出。但透過計畫培養出來的學生，要被業界吸收的方法只有演員試鏡，而且即使通過試鏡，要真正賺到錢而自立仍然非常困難，種種意識到的問題，促成2012年劇場「Project Box SEEYA」的興建。到了2014年，因為劇場事業不斷擴張，友蘭從幸福分享財團獨立出來，明確建立起作為「文化藝術支援財團」的身分。初始友蘭的開發支援可分成幾種。SEEYA Platform是導師制的劇本開發，但也有例外，如《或許是美好結局》已經有朴千休和Will Aronson寫好的劇本，所以這個階段就是確立機器人角色的調性，安排演員工作坊等。其次是SEEYA Studio，也就是透過讀劇或試演，將其舞台化。最後是SEEYA Play，與觀眾正式見面。此外，還有「SEEYA Stage」，從曾經參與友蘭各種計畫的內容中選出一部分，進一步支援其發展可能性。比如2016年就支持《或許是美好結局》（當時劇名是《What I Learned from People》）到百老匯尋求合作。培養人才，開發作品之外，還需要表演場地。這不僅是為了最後的正式公演，而是在讀劇試演等不斷打磨作品的階段，也需要這樣的舞台。所以友蘭還隸屬幸福分享財團之時，就建造了「Project Box SEEYA」。音樂劇的蓬勃與演出場館的增加互為表裡，比如著名的小劇場聚集地大學路一帶，在2023年就有160個左右的演出場地。雖然韓國音樂劇的銷售高度集中在有1000個座位以上的大型音樂劇，尤其是集中在少數幾個作品。但是大學路的小劇場，對原創的中小型音樂劇而言，卻提供長期演出的空間，可以讓作品經過觀眾檢驗，持續修改，提高完成度。根據2022年的數據，在大學路演出的音樂劇共169部，占大學路全部演出件數的15.3％。演出場次占23.6%，共9113場；售票占40%，共124萬張；總銷售額占65%，達478億韓元，僅占整體音樂劇市場的11.3%。但從演出場次來看，所有音樂劇平均每部演出12.2場，大學路音樂劇平均每部演出53.9場。因此銷售占比雖然不高，卻是韓國原創音樂劇持續創新的泉源活水。在粉絲、文化財團與表演空間之外，不能忽略韓國政府的扶持。因為2025年《或許是美好結局》獲獎的佳績，韓國文體部將2026年對音樂劇的支援預算從31億韓元，增加到244億韓元，其中180億韓元將投入原創音樂劇的扶持。韓國政府對音樂劇的支持單位並不少。有韓國文化藝術委員會，推行韓國最大規模的表演藝術新作開發支援計畫，已經扶持332部作品。其中音樂劇的作品有《居禮夫人》和《紅皮書》等。還有韓國藝術經營支援中心KAMS，每年辦理「音樂劇後備人才挖掘與培養計畫」。KAMS也是韓國原創音樂劇進軍海外的要角。從2016年文體部與KAMS合作「K-Musical Roadshow」開始，持續支援原創音樂劇進行海外讀劇或試演的showcase；自2021年起，又成立「K-Musical Market」，協助作品分階段進軍海外。以及負責支援IP發展的韓國內容振興院等。因為推廣單位眾多，音樂劇協會會長李鐘奎（Lee Jong-kyu）認為，目前出現預算編列分散，支援時間短，政策成效難以衡量等問題。他期待未來《音樂劇振興法》，能明確指定音樂劇的專責機關，將音樂劇的支援業務整併到這個機關中。除了音樂劇協會和從業人員希望通過《音樂劇振興法》之外，2026年韓國政府增加對原創音樂劇支援的目標之一，就是幫助中小型音樂劇規模升級。如前所述，韓國音樂劇票房仍以大型音樂劇為主，因此這不僅是讓成熟的原創作品獲得更廣大且長期的市場效益，同時也幫助這些IP更能進軍海外市場。 2025年韓國音樂劇好消息頻傳。除了《或許是美好結局》獲得東尼獎六項大獎，音樂劇票房也即將突破5千億韓元。同時原創音樂劇收入首次超過授權音樂劇。因此，除了2026年韓國音樂劇協會等更積極遊說國會通過《音樂劇振興法》之外，韓國政府也加大對音樂劇的支持力度，從31億韓元，增加到244億韓元。圖／陳克宇

作者／徐淑卿2019年，因為擔憂匈牙利總理奧班領導的政黨，對藝術補助所施加的影響，索羅斯開放社會基金會宣布提供110萬歐元，支持在當時政治環境下，難以取得公共資金支持的藝術和文化計畫。開放社會基金會主席Patrick Gaspard指出，匈牙利政府對藝術的資助相當慷慨。不幸的是，這些支持往往附帶政治條件。推動一國文化發展，政府理當扮演關鍵角色。但是文化通常也很難脫離政治與意識形態的算計，尤其是這幾年，政府文化預算充滿各種變數，於是亟需思考的是，在政治干擾下，有哪些可行的因應之道。這兩年，許多國家都遭遇文化預算被刪除或削減的情况，原因各有不同。始終堅持「文化例外」的法國，是因為政府財政壓力；台灣則是因為在野黨對文化部提出大幅刪減與凍結案，使得文化創作、傳播與國際推廣，均受到實質影響。美國則是在川普第二次上台後，將文化領域當作意識形態角力的戰場。推動廢除一些機構，甚至一度指示只受理不推廣「多元化、公平與包容」或性別意識形態的申請。而約莫同時，國家人文基金會（NEH）與國家藝術贊助基金會（NEA），提供3400萬美元協助打造川普提出的「美國英雄國家花園」（National Garden of American Heroes）。去年5月川普政府提出的預算草案，提議廢除美國博物館與圖書館服務研究院（IMLS）、國家藝術贊助基金會和國家人文基金會。但這些提議被參眾兩院以跨黨派多數聯手擋下，最後NEA和NEH都維持跟2025年一樣的2.07億美元預算，IMLS則稍有減少，保有2.918億美元。其實這三個單位的預算加起來約7億美元，在聯邦預算中所占比例可說微乎其微，因此重點不在省錢，而是在表達「政府的態度」。川普的作法並非沒有前例。去年4月，《紐約客》有篇文章〈演出無法繼續〉（The Show Can’t Go On），分析基金會贊助方向改變，以及川普政府文化政策的壓力，如何疊加衝擊紐約的表演藝術生態。文中就提到1990 年代「文化戰爭」期間，以傑西·赫姆斯（ Jesse Helms ）為代表的保守派政治人物曾發起運動，希望在國家藝術贊助基金會的補助規範中加入道德條款，例如禁止資助涉及「同性情色」作品。作者海倫·蕭（Helen Shaw）說，雖然赫姆斯的具體文字沒有在後續訴訟中保留下來，但這場爭議卻永久削弱了NEA。預算此後始終未能跟上通膨，也一直淪為政治攻防的工具。如同海倫·蕭所言，在美國，私人慈善基金會每年必須提撥淨投資資產的 5% 用於公益支出，這不僅長期建立整個藝術體系的支撐架構，也扮演著防止藝術遭到政治化的重要屏障。舉例而言，去年上半年，美國政府效率部曾突然取消6500萬美元補助。影響範圍涵蓋博物館、歷史遺址、退伍軍人識字計畫、書展，以及數以千計的文化計畫。這時梅隆基金會（Mellon）宣布，將向全美各州人文委員會聯盟提供1500萬美元的緊急資金，來因應政府突然取消補助所造成的影響。除了梅隆基金會，過去一年多以來，像是普雷比斯基金會（Prebys）、沃荷基金會（Warhol）等都挺身而出，為受到聯邦預算影響的藝術與人文團體提供緊急援助。但是私人基金會，這一美國長期架構起來的屏障，在川普對藝文補助動作頻頻的同時，也面臨各種轉型與調整，使得藝文團體遭受的衝擊雪上加霜。如過去紐約藝術界的長期捐助者聯合愛迪生公司，在2023年宣布，將使命轉為因應氣候變遷與推動社會正義。有些基金會或個人捐助，則是選擇資助那些失去聯邦資金，且被許多人認為提供更關鍵服務的組織，擠壓了對藝術的支持。有些企業與捐助者，則是忌憚川普政府報復，因此對於性別多元等藝術創作的支持漸趨保守。有些基金會則是結束過去穩定的長期合作，調整補助對象，讓資助體系更顯公平。2017年藝術與文化顧問公司Helicon Collaborative曾發表一份報告，指出所有捐助收入中，58%流向2%的藝術機構，顯示資源長期集中在少數大型機構。這也是有些基金會希望調整的原因。政府撤回補助，基金會調整補助，海倫·蕭認為，過去五年間，支撐紐約表演藝術的這套錯綜複雜的支持體系，已有多個層級遭到摧毀。她說，曾經，在紐約從事表演藝術工作，即使談不上擁有穩定保障，至少仍有一條可以循序前進的道路。一位剛起步的劇作家、導演或編舞家，可以在獲得補助的排練空間磨練自己的創作，申請位於紐約市內或周邊的駐村計畫，或加入專門發展原創作品的創作實驗室。只要獲得一項經由同儕評審的補助，即使金額很小，也往往能成為取得其他補助的敲門磚，每一項獎助都會進一步賦予藝術家更多專業認可，使其受到演出場館與大型基金會的注意。因此，獲得補助的意義，不僅在於物質的支持，也是藝術工作者得以展開職業生涯的「認可標章」。在面臨這些變動後，今年6月《慈善內幕》（Inside Philanthropy）刊出一篇文章〈 聯邦預算削減衝擊下，藝術資助生態系統值得關注的趨勢〉（Trends to Watch in an Arts Funding Ecosystem Beset by Federal Cuts），其中之一是，當藝術團體無法如過去那樣長期依賴私人基金會，藝文活動尋求贊助的焦點，還是必須回到聯邦政府和州政府。如此便產生一個連帶效應，向國會以及大眾，說明藝術文化對社會何以重要的倡議與遊說，更顯迫切。於是有些贊助並非用來支持創作，而是「投資提升各組織的倡議能力，使其能為藝術家及其他從業者發聲，也為藝術本身進行倡議。」例如在美國主要藝術倡議非營利組織之一Americans for the Arts，旗下有負責遊說與政治倡議的藝術行動基金（Arts Action Fund），他們負責教育倡議者跟決策者了解藝術的多種價值，並提供實際可用的遊說工具，像是怎麼寫信給民意代表、怎麼投書媒體、跟民代見面該準備什麼。從他們網站可以找到2025年版「支持藝術的十大理由」，來說明投資藝術家、創意工作者及藝術組織，對於國家的健康與繁榮至關重要。這些綜合整理的論述，可以作為倡議團體或個人的說帖與工具。而今年1月美國國會並未接受川普政府廢除三個聯邦層級藝文補助機構的提議，並大致維持與2025年的預算水準，或可反映團體與個人請願遊說與倡議的成果。美國對藝文補助和贊助的往例，可以作為台灣的借鏡。一方面，台灣需要更多企業捐助藝文活動，形成政府補助因為各種原因無法照顧周至的第二道屏障，這也有《文化藝術獎助及促進條例》稅務減免的法律支持，雖然也有與其他稅法抵觸等需要解決的問題。企業家對藝文活動的支持，對於文化普及與提升一個社會的美學素養，功莫大焉。如日前去世的力積電董事長黃崇仁長期贊助音樂活動，不僅支持了音樂家的演出，也使更多愛樂人受惠。其次，在鼓勵財團支持藝文發展的同時，還是需要強調「以公共資金支持藝術是一項政府責任」。這是兩年前《衛報》首席文化記者夏洛特．希金斯（Charlotte Higgins），認為英國在保守黨連續執政14年後，英國政府對藝術的資助已經崩塌，她建議工黨可以如何改革時，所作的結論。她認為相對於整體公共支出，藝術補助金額微不足道。不管是堅持「以公共資金支持藝術是政府責任」，還是遭遇了如同許多國家曾遭遇的將文化預算「武器化」，台灣也許也需要如美國那樣，累積並傳授更多倡議與遊說的基本知識和技巧，鼓勵民眾與團體對民意代表溝通，讓其感受到壓力。或許並不容易，但是對於台灣藝文活動的支持，應該成為跨黨派共識，而不是作為政治打擊的對象。過去藝文團體經常被貼上政黨標籤，因此一旦要為自己發聲，很容易陷入不同黨派支持者的爭論中，有時藝術團體都產生是否因為自己的政治色彩而被排擠的揣測。如果有更多團體或個人願意不分黨派為整體藝術文化發聲，支持台灣應有足夠的文化預算，也許是建立共好的機會。其實各國的文化補助預算都占總預算非常小的部分，但這麼小的部分卻可以支撐一國文化的基礎設施與創作能量，所費甚微，成效可觀，動輒喊刪喊凍的立委們，若非對台灣的文化發展無動於衷，也或許就是刻意展現權力的傲慢。 文化預算占國家總預算很小比例，所費甚微，卻可以支持文化基礎設施與創作能量。但各國文化預算經常面臨政治與意識形態的算計，於是亟需思考的是，在政治干擾下，有哪些可行的因應之道。圖／顏一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