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淑卿5月，有位穿梭兩岸並頗獲對岸器重的政治人物，到國家音樂廳欣賞音樂會，入場時有人對他喊了一聲：「賣國賊」。這件事有許多角度可以討論。比如，與對岸交好的親中行為，有人視為「賣國」，但一定有人不作此想。或是，每個人不管其身分背景如何，是否應有聽音樂會的自由與權利？但或許還有一個角度：為什麼我們對在「德性」上不認同的人，即使只是置身同一空間，也會有穿透身心的不潔感？這種厭惡，也可以從另外一本音樂家傳記看出。因為有人在序中提到這位政治人物，喜歡音樂家但不喜歡這位政治人物的讀者只好各自發揮創意，「隔絕」這個人的名字進入視線。有人把這頁摺起來，有人把這頁撕掉，有人則乾脆用釘書機把整篇序釘起來，連序都不想看到。這是一種大驚小怪的情緒嗎？這是一種不容異己的冒犯嗎？這是在台灣當下處境的偶發事件嗎？其實不是，這是為時許久，且永遠不會終結的論辯。因為，音樂固然被視為純淨聖域，但終究是活在人的世界中。美與善能各自獨立嗎？美與善必然會彼此促進嗎？為什麼存在於邪惡世界的美，格外讓人感到痛苦？1967年喬治·史坦納（George Steiner）出版《語言與沈默》（Language and Silence）時，他在序言寫了著名的一段話：「如今我們知道，一個人可以在夜晚閱讀歌德或里爾克，可以演奏巴赫與舒伯特，然後在第二天早晨前往奧斯威辛工作。若說他閱讀而不理解，或說他的音樂感受力遲鈍不堪，那不過是空洞的陳腔濫調。」一個人可以欣賞音樂與文學之美，卻也可以同時無視集中營的暴行。史坦納震撼於文明之中竟會開出惡之花。他說，自己的意識之所以被現代歐洲野蠻主義以及對猶太人大屠殺等占據，是因為「這種黑暗並非從戈壁沙漠或亞馬遜雨林中冒出來的。它從歐洲文明的內部升起。而且是從其核心升起。被殺害者的呼喊聲，就響在大學聽得見的範圍之內；施虐行為，就發生在距離劇院與博物館僅一街之外的地方。」黑暗為什麼會出自文明之中？閱讀歌德聆聽巴赫的人，為什麼同時可以執行將猶太人送進毒氣室的「日常工作」？我們在欣賞音樂時，真的可以藝術歸藝術，政治歸政治，而無視背後的世界發生了什麼，而無視一個人在影響眾人之事上，所做的「選擇」嗎？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之後，與普丁交好的指揮家葛濟夫（Valery Gergiev），在歐美希望他對俄羅斯侵略行為表態時，他始終保持沈默，也因此接連失去歐洲一些職務。這引起許多討論，比如，如果一位藝術家和「有毒」政權往來密切，或支持令人反感的政策，把他排除在舞台之外是否合理？音樂真的超越政治嗎？他不是第一位遇到這種兩難困境的指揮家，另一位或許更為知名的是生活在納粹德國，並擔任柏林愛樂指揮的威廉·福特萬格勒（Wilhelm Furtwängler）。他1936年、1948年都曾接到赴美演出的邀請，但都因強大反彈而沒有成行。1936年威廉·福特萬格勒取消赴美時曾說：「我不是政治人物，而是德國音樂的傳播者。德國音樂屬於全人類，不受政治影響。」戰後，他也說，自己之所以留在納粹德國工作，是因為他希望可以保留那個更高貴、更古老的德國文化傳統，留給未來世代。無論福特萬格勒的說法是否讓人信服，但他至少都不是葛濟夫。2022年《洛杉磯時報》在一篇藝術與政治是否應該分離的評論中（A Putin supporter's Carnegie Hall appearance was canceled. Should art be separated from politics?）就指出，葛濟夫與普丁的關係長達30年，他出現在普丁競選總統的影片中，他獲頒「俄羅斯聯邦勞動英雄獎」，他拒絕公開譴責普丁打壓同性戀者的立法，他公開支持普丁占領克里米亞。他沒真正把音樂和政治分開，所以他也無法躲在「政治和藝術分開」的觀念背後。曾出版《華格納主義》（Wagnerism）一書的亞歷克斯·羅斯（Alex Ross），更早之前就提出類似看法。他認為，葛濟夫既涉足政治，卻又堅稱政治必須止步於藝術之門外，是一種古老的幻覺。2014年他在《紐約客》發表文章〈彷彿音樂完全不會造成傷害〉（As If Music Could Do No Harm），討論音樂與政治的關係。他認為，面對有些作品時，我們可以同時以兩種方式思考，一種是審美的，另一種則是歷史與政治的。他在回應傑德·佩爾（Jed Perl）的質疑：理查·史特勞斯的《隨想曲》在1942年慕尼黑首演，那時正是希特勒權勢如日中天之際，難道我們不能認為這部傑作與正在發生的事情毫無關係嗎？羅斯的回答是，當然可以，但若有人反對這種清晰甚至武斷的區分，也不應該讓人意外。因為，《隨想曲》的首演是在1942年10月28日。就在同一天，超過1800名來自泰雷津（Theresienstadt）集中營的猶太人抵達奧斯威辛，其中大多數人最終被送進了毒氣室。羅斯認為，有些人永遠無法坦然面對一部孕育於這樣一個世界中的歌劇。他們並不是一群執意要監督藝術的自由派意識形態者。相反的，他們只是更直接承受了那段歷史留下的傷痕。而要繼續討論的，或許已經不僅是藝術與政治是否可以分離？而是為什麼有一群人比另一群人更痛苦？他們甚至對無視暴行正在自己身邊發生的人，有一種如同看到不潔的厭惡。1945年托馬斯·曼在大戰結束後曾發表引起激烈反應的文章〈我為什麼不回德國〉。在納粹統治德國期間，托馬斯·曼的書被禁，家族財產被沒收，他們失去祖國被迫流亡，因此對於戰後希望他回到德國貢獻一己之力的呼籲，他疑惑這12年可以一筆勾銷嗎？這不僅是出於自身經受的痛苦，他所描述的那種流亡者的心臟性氣喘，那種被連根拔起的感覺，那種無家可歸所帶來的神經性恐懼。也是對留在德國的，不管是納粹御用的文化工作者，或後來號稱「內在流亡」的知識分子，感到憤怒。托馬斯·曼說，這是一種對團結精神的背叛。「如果當時德國知識界，所有有名望、有世界聲譽的人，醫師、音樂家、教師、作家、藝術家，能夠一起站出來反抗這場恥辱，發動全面罷工，那麼許多事情本來可能不會發展成後來那個樣子。」他說：「凡是在1933年至1945年間，竟然還能夠在德國出版印刷的書籍，其價值不僅是零，甚至比毫無價值還要糟糕。它們根本不適合拿在手裡。一股血與羞恥的氣味附著在它們身上，它們全都應該被打成紙漿。」他也質疑在希姆萊的德國，聆聽貝多芬為德國人民重獲自由而寫的節慶歌劇《費黛里歐》，卻沒有雙手掩面衝出劇場的人，需要何等的麻木遲鈍。如同托馬斯·曼以「血與羞恥的氣味」形容當時在德國出版的著作，史坦納也認為納粹的暴行，「敗壞」了德國語言。沾染著血與羞恥的氣味，被暴行敗壞的語言，這些並非只是激烈的文字形容，而是在心理學上真實產生的厭惡反應。賓州大學心理學教授Paul Rozin等學者在《情緒手冊》中合寫〈厭惡〉（Disgust）一章。文章中提到北美人的厭惡來自9個領域，從食物、身體排出物到人際污染、道德犯行等。作者認為，這些看似分散的「厭惡」的誘發物，有一種發展路徑，從保護身體免於「壞」食物的排斥反應，擴張為保護靈魂的排斥系統。在他們的研究中指出，不同文化與語言的人，顯然在對糞便與對卑劣政客的反應上感到某種相似。在觀看美國新納粹的影像時，也引發厭惡的預期生理反應。研究者認為，這些位於厭惡擴張外緣的道德犯行，不是只有反感，也有污染性。與犯下道德罪行者（如謀殺）的間接接觸極其令人嫌惡，等同與重度傳染病患者的類似接觸。或許在音樂的殿堂裡，冒犯他人的語言會被視為不尊重。但是我們畢竟是生活在這個世界中，有些人可以將音樂與政治分離，有些人不能；有些人會對一些人或事產生厭惡，有些人熟視如常。政治人物的行為本來就會受到公眾檢驗，只是有人將厭惡隱藏在沈默之中，有人忍不住呼喊出來。

作者／徐淑卿 前立法委員，也是台灣重金屬樂團「閃靈」主唱林昶佐，被任命出使芬蘭時，曾引起若干質疑。但《紐約時報》記者Ephrat Livni旋即撰文指出，通常外交任命不會引起全球金屬樂迷興趣，但現在，被譽為「亞洲黑色安息日」樂團的主唱，將作為台灣代表派駐重金屬音樂聖地芬蘭，這讓全球樂迷為之歡呼。 芬蘭外交，從重金屬開始。這項安排深具巧思，而將在11月底於芬蘭舉行的「F:F:F——Formosa : Finland : Fest.」音樂節，台灣重金屬樂團「血肉果汁機」、「恆月三途」以及「閃靈」，將到當地演出，這同樣是一場極為對味的文化外交行動。 芬蘭人有多喜歡重金屬音樂呢？芬蘭曾公布56個官方表情符號（Finland emoji），其中就包括以「甩頭」作為經典動作的重金屬樂迷（Headbanger），以及重金屬樂團「日暮頌歌」（Nightwish）前主唱Tarja Turunen 代表的「The Voice」。Tarja Turunen 曾在西貝流士音樂學院就讀，她身上結合了芬蘭人喜歡的古典與重金屬音樂。 芬蘭也是人均重金屬樂團最多的國家，每10萬人中有超過80個樂團。不僅如此，重金屬還直抵芬蘭人靈魂深處。2006年芬蘭首都赫爾辛基聖殿廣場教堂（Temppeliaukio）舉行第一場重金屬彌撒，大約有1300位觀眾參加。之後重金屬彌撒不斷在芬蘭各地舉行。 主持重金屬彌撒的哈卡·凱卡萊寧（Haka Kekäläinen），是芬蘭福音派路德教會的牧師，這個活動並未招致教會多少批評，因為可以吸引眾多樂迷參加。 凱卡萊寧本身就是重金屬樂迷，他將這個喜好和宗教結合在一起。他認為，重金屬和宗教讚美詩之間存在特殊連結：「這裡面（指《宗教讚美詩集》）有些嚴酷的詞彙，和重金屬很搭。」樂團演唱時不會更動讚美詩文字，只會更動音樂編排，來適應重金屬節奏。 不僅宗教，重金屬還能療癒心靈。此次台灣「F:F:F」音樂節，由「恆月三途」主唱，也是著名諮商心理師周慕姿領隊，同樣深契其理。 今年9月，《衛報》有篇文章〈在你看到滿屋男人哭泣前，你不會真正感受到重金屬的力量〉（You haven’t felt the power of heavy metal until you’ve seen a room of grown men cry），作者麥克·華森（Mike Watson） 是居住在芬蘭的英國人。 他在文章中說，他知道這個國家對重金屬多狂熱。不但是這個國家最具代表性的文化追求，有些樂團如「日暮頌歌」等，還會在海外扮演文化大使角色。 但即使如此，6月在赫爾辛基觀賞英國「鐵娘子」（Iron Maiden）演出時，他依然沒有預料到眼前景象。當 1980 年參與樂團同名首張專輯的Dennis Stratton演唱原音版〈Prowler〉時，台下的男性觀眾開始流下眼淚。 在那一刻，他理解重金屬在這個情感壓抑的國家廣受歡迎的原因，它提供了一個少有的集體情感宣洩出口。 身為自90年代開始的金屬樂迷，他親身體會在西方國家的任一酒吧裡，你可以因為一件重金屬 T 恤或樂團布章而與人攀談。 對某些人來說，這幾乎是一種生存方式。作為一個「怪異的金屬小孩」，你常被排擠，有時甚至遭到迫害。在這情況下，穿著金屬服飾象徵那些你在衝突時可以奔向並值得信任的人。「那是被剝奪者的服裝。」 重金屬能伸手接住被疏離者，並提供歸屬之地。英國樂團 Graphic Nature 沒有忽視這點，7月在芬蘭奧盧的 QStock 音樂節演出時，主唱 Harvey Freeman 說他們許多歌詞都與心理健康有關，接著要求觀眾「把頭甩起來」。 麥克·華森說：「儘管金屬音樂常常顯得荒誕，但它從不粉飾殘酷現實，也拒絕提供虛假的安慰。」 就像今年7月舉行告別演出，不久便去世的重金屬創始樂團之一「黑色安息日」主唱奧茲（Ozzy Osbourne）最後的謝幕。「黑暗王子」睜大雙眼，毫不退縮，顯然知道自己時日無多。他從黑色蝙蝠寶座升起，開始他最後的演唱。 這種直接面對黑暗，並帶著些許幽默的能力，使得重金屬得以持續並隨時間而越受歡迎。華森說：「畢竟，人生的黑暗從不停止。」 北歐的黑暗除了來自人生或者人性，也因其自然的嚴酷與永夜，而被賦予一個共同的色調，雖然他們之間也必然有所差別。北歐席捲世界的犯罪小說被稱為「北歐黑」，重金屬樂團在學術研究中，也常被探討超越國別的「北歐性」。這除了意味兩者都是北歐重要的文化輸出產品，也意味著北歐，在許多方面都像一個文化共同體。 根據「Nordic Perspective」網站今年統計，若論重金屬樂團總數，數一數二當然是美國、德國等。但以每十萬人均重金屬樂團數，芬蘭以84.5個居首，其次是冰島52.11，第三是瑞典51.94，挪威、法羅群島和丹麥也進入前10名。對重金屬的熱愛，不是只有芬蘭，而是北歐皆如此。 北歐將 3月23日訂為「北歐日」，各國（包含自治區和自治領地）之間不論是政治、經濟或是藝術文化合作，都是長期且密切。比如有北歐各國國會議員組成的「北歐理事會」（Nordic Council），著名的北歐理事會文學獎、電影獎、音樂獎等，就由此單位頒發。 還有各國部會首長組成的「北歐部長理事會」（Nordic Council of Ministers）提供各國政府間的合作。僅是在文化方面，就有北歐文化基金，並支援北歐文學、影視和音樂的跨國合作，資助書籍互譯，以及支援文學節、影展、藝術家交換等。 也在「北歐部長理事會」之下，在各國設立推廣北歐文化的據點。如芬蘭赫爾辛基的「北歐文化中心」、冰島雷克雅維克的「北歐之家」等。北歐文化中心最受歡迎的活動之一是「北歐語言咖啡館」，大家可以來練習丹麥語、冰島語、薩米語等，任何一種北歐語言。 就如同波蘭漢學家梅西亞（Maciej Gaca）所言，小語種依靠的是合作而非中心。小國要突破局限，就必須把自己放在合作的網絡中，如何被他者了解，或了解他者，就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也因此「翻譯」，在北歐的文化連結中尤其重要。 2019年丹麥奧胡斯大學建置的「Nordics Info」網站，曾發表一篇談北歐各國翻譯概況的文章。其中便說，從全球的角度來看，會說北歐語言的人很少。因此對許多北歐人來說，和區域外（以及某種程度區域內）的人做交流時，翻譯是日常必需品。因此，促成了一個蓬勃的翻譯產業，北歐出版社出版的書籍中，翻譯作品高達60%。 也就是在了解北歐與環波羅的海各國文化交流如暢通無阻的水渠密布，因此我們可以更清楚在芬蘭舉行的台灣「F:F:F」音樂節的意義。 因為效果不會只在當地，而是藉此門戶連結一個文化共同體。想像重金屬共振所傳達的台灣之聲，以及如閃靈樂團〈暮沉武德殿〉、恆月三途〈孤燈微微〉樂曲中，那些冠以「白色」之名，但其實是極其黑暗而至今無法平復的台灣故事。 芬蘭對重金屬音樂極為狂熱。不但官方釋出的芬蘭表情符號有代表重金屬樂迷的「甩頭者」，還有在教堂舉行的重金屬彌撒。11月底，台灣將有3個重金屬樂團到芬蘭演出。圖／陳克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