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消息

作者／徐淑卿2019年，因為擔憂匈牙利總理奧班領導的政黨，對藝術補助所施加的影響，索羅斯開放社會基金會宣布提供110萬歐元，支持在當時政治環境下，難以取得公共資金支持的藝術和文化計畫。開放社會基金會主席Patrick Gaspard指出，匈牙利政府對藝術的資助相當慷慨。不幸的是，這些支持往往附帶政治條件。推動一國文化發展，政府理當扮演關鍵角色。但是文化通常也很難脫離政治與意識形態的算計，尤其是這幾年，政府文化預算充滿各種變數，於是亟需思考的是，在政治干擾下，有哪些可行的因應之道。這兩年，許多國家都遭遇文化預算被刪除或削減的情况，原因各有不同。始終堅持「文化例外」的法國，是因為政府財政壓力；台灣則是因為在野黨對文化部提出大幅刪減與凍結案，使得文化創作、傳播與國際推廣，均受到實質影響。美國則是在川普第二次上台後，將文化領域當作意識形態角力的戰場。推動廢除一些機構，甚至一度指示只受理不推廣「多元化、公平與包容」或性別意識形態的申請。而約莫同時，國家人文基金會（NEH）與國家藝術贊助基金會（NEA），提供3400萬美元協助打造川普提出的「美國英雄國家花園」（National Garden of American Heroes）。去年5月川普政府提出的預算草案，提議廢除美國博物館與圖書館服務研究院（IMLS）、國家藝術贊助基金會和國家人文基金會。但這些提議被參眾兩院以跨黨派多數聯手擋下，最後NEA和NEH都維持跟2025年一樣的2.07億美元預算，IMLS則稍有減少，保有2.918億美元。其實這三個單位的預算加起來約7億美元，在聯邦預算中所占比例可說微乎其微，因此重點不在省錢，而是在表達「政府的態度」。川普的作法並非沒有前例。去年4月，《紐約客》有篇文章〈演出無法繼續〉（The Show Can’t Go On），分析基金會贊助方向改變，以及川普政府文化政策的壓力，如何疊加衝擊紐約的表演藝術生態。文中就提到1990 年代「文化戰爭」期間，以傑西·赫姆斯（ Jesse Helms ）為代表的保守派政治人物曾發起運動，希望在國家藝術贊助基金會的補助規範中加入道德條款，例如禁止資助涉及「同性情色」作品。作者海倫·蕭（Helen Shaw）說，雖然赫姆斯的具體文字沒有在後續訴訟中保留下來，但這場爭議卻永久削弱了NEA。預算此後始終未能跟上通膨，也一直淪為政治攻防的工具。如同海倫·蕭所言，在美國，私人慈善基金會每年必須提撥淨投資資產的 5% 用於公益支出，這不僅長期建立整個藝術體系的支撐架構，也扮演著防止藝術遭到政治化的重要屏障。舉例而言，去年上半年，美國政府效率部曾突然取消6500萬美元補助。影響範圍涵蓋博物館、歷史遺址、退伍軍人識字計畫、書展，以及數以千計的文化計畫。這時梅隆基金會（Mellon）宣布，將向全美各州人文委員會聯盟提供1500萬美元的緊急資金，來因應政府突然取消補助所造成的影響。除了梅隆基金會，過去一年多以來，像是普雷比斯基金會（Prebys）、沃荷基金會（Warhol）等都挺身而出，為受到聯邦預算影響的藝術與人文團體提供緊急援助。但是私人基金會，這一美國長期架構起來的屏障，在川普對藝文補助動作頻頻的同時，也面臨各種轉型與調整，使得藝文團體遭受的衝擊雪上加霜。如過去紐約藝術界的長期捐助者聯合愛迪生公司，在2023年宣布，將使命轉為因應氣候變遷與推動社會正義。有些基金會或個人捐助，則是選擇資助那些失去聯邦資金，且被許多人認為提供更關鍵服務的組織，擠壓了對藝術的支持。有些企業與捐助者，則是忌憚川普政府報復，因此對於性別多元等藝術創作的支持漸趨保守。有些基金會則是結束過去穩定的長期合作，調整補助對象，讓資助體系更顯公平。2017年藝術與文化顧問公司Helicon Collaborative曾發表一份報告，指出所有捐助收入中，58%流向2%的藝術機構，顯示資源長期集中在少數大型機構。這也是有些基金會希望調整的原因。政府撤回補助，基金會調整補助，海倫·蕭認為，過去五年間，支撐紐約表演藝術的這套錯綜複雜的支持體系，已有多個層級遭到摧毀。她說，曾經，在紐約從事表演藝術工作，即使談不上擁有穩定保障，至少仍有一條可以循序前進的道路。一位剛起步的劇作家、導演或編舞家，可以在獲得補助的排練空間磨練自己的創作，申請位於紐約市內或周邊的駐村計畫，或加入專門發展原創作品的創作實驗室。只要獲得一項經由同儕評審的補助，即使金額很小，也往往能成為取得其他補助的敲門磚，每一項獎助都會進一步賦予藝術家更多專業認可，使其受到演出場館與大型基金會的注意。因此，獲得補助的意義，不僅在於物質的支持，也是藝術工作者得以展開職業生涯的「認可標章」。在面臨這些變動後，今年6月《慈善內幕》（Inside Philanthropy）刊出一篇文章〈 聯邦預算削減衝擊下，藝術資助生態系統值得關注的趨勢〉（Trends to Watch in an Arts Funding Ecosystem Beset by Federal Cuts），其中之一是，當藝術團體無法如過去那樣長期依賴私人基金會，藝文活動尋求贊助的焦點，還是必須回到聯邦政府和州政府。如此便產生一個連帶效應，向國會以及大眾，說明藝術文化對社會何以重要的倡議與遊說，更顯迫切。於是有些贊助並非用來支持創作，而是「投資提升各組織的倡議能力，使其能為藝術家及其他從業者發聲，也為藝術本身進行倡議。」例如在美國主要藝術倡議非營利組織之一Americans for the Arts，旗下有負責遊說與政治倡議的藝術行動基金（Arts Action Fund），他們負責教育倡議者跟決策者了解藝術的多種價值，並提供實際可用的遊說工具，像是怎麼寫信給民意代表、怎麼投書媒體、跟民代見面該準備什麼。從他們網站可以找到2025年版「支持藝術的十大理由」，來說明投資藝術家、創意工作者及藝術組織，對於國家的健康與繁榮至關重要。這些綜合整理的論述，可以作為倡議團體或個人的說帖與工具。而今年1月美國國會並未接受川普政府廢除三個聯邦層級藝文補助機構的提議，並大致維持與2025年的預算水準，或可反映團體與個人請願遊說與倡議的成果。美國對藝文補助和贊助的往例，可以作為台灣的借鏡。一方面，台灣需要更多企業捐助藝文活動，形成政府補助因為各種原因無法照顧周至的第二道屏障，這也有《文化藝術獎助及促進條例》稅務減免的法律支持，雖然也有與其他稅法抵觸等需要解決的問題。企業家對藝文活動的支持，對於文化普及與提升一個社會的美學素養，功莫大焉。如日前去世的力積電董事長黃崇仁長期贊助音樂活動，不僅支持了音樂家的演出，也使更多愛樂人受惠。其次，在鼓勵財團支持藝文發展的同時，還是需要強調「以公共資金支持藝術是一項政府責任」。這是兩年前《衛報》首席文化記者夏洛特．希金斯（Charlotte Higgins），認為英國在保守黨連續執政14年後，英國政府對藝術的資助已經崩塌，她建議工黨可以如何改革時，所作的結論。她認為相對於整體公共支出，藝術補助金額微不足道。不管是堅持「以公共資金支持藝術是政府責任」，還是遭遇了如同許多國家曾遭遇的將文化預算「武器化」，台灣也許也需要如美國那樣，累積並傳授更多倡議與遊說的基本知識和技巧，鼓勵民眾與團體對民意代表溝通，讓其感受到壓力。或許並不容易，但是對於台灣藝文活動的支持，應該成為跨黨派共識，而不是作為政治打擊的對象。過去藝文團體經常被貼上政黨標籤，因此一旦要為自己發聲，很容易陷入不同黨派支持者的爭論中，有時藝術團體都產生是否因為自己的政治色彩而被排擠的揣測。如果有更多團體或個人願意不分黨派為整體藝術文化發聲，支持台灣應有足夠的文化預算，也許是建立共好的機會。其實各國的文化補助預算都占總預算非常小的部分，但這麼小的部分卻可以支撐一國文化的基礎設施與創作能量，所費甚微，成效可觀，動輒喊刪喊凍的立委們，若非對台灣的文化發展無動於衷，也或許就是刻意展現權力的傲慢。 文化預算占國家總預算很小比例，所費甚微，卻可以支持文化基礎設施與創作能量。但各國文化預算經常面臨政治與意識形態的算計，於是亟需思考的是，在政治干擾下，有哪些可行的因應之道。圖／顏一立

作者／徐淑卿2023年，世界衛生組織（WHO）宣布「孤獨」為全球公共衛生緊急議題。2024年10月，首爾市政府首次將「孤獨」列為城市治理項目。預計以5年的時間，投入4513億韓元（約100億台幣），推動「沒有孤獨的首爾（Seoul Without Loneliness）」計畫。首爾市長吳世勳認為，孤獨與孤立並非個人問題，而是整個社會必須共同面對與解決的課題。這個政策的背景是，首爾單人家庭數量持續增加，2023年已占首爾全部家庭的40%，其中有62.1%的居民表示感到孤獨。其次，首爾約有13萬孤立或隱居的年輕人；同時，人口高齡化使獨居長者的人數持續上升，進一步加深孤獨與社會隔離的問題。過去，英國、日本等國都已針對「孤獨」提出因應對策。「沒有孤獨的首爾」從過去以福利為中心的模式，轉向跨部門整合合作，依照不同生命階段與領域，建立全面性的支持體系。這個龐大的計畫，預防更重於治療。不但設法使長久隱匿家中的人有出門的誘因，也透過各種活動讓人與外界有不具壓迫性的低度連結。像是在首爾設立4個可以檢測孤獨指數、吃碗泡麵和工作人員聊天的「心靈便利店」；以及學習英國的連線處方箋，不是透過藥物，而是經由藝文等各種活動，突破個體繭居的孤立狀態。值得注意的是，「沒有孤獨的首爾」許多作法並非疊床架屋另起爐灶，而是將之前已有的活動賦予新意和目標，整合到新計畫之中。如實行數年在首爾廣場、光化門、清溪川等地舉行的戶外圖書館。原本是推廣閱讀的文化項目，但在廣大戶外空間中，每個人可以坐在一個懶骨頭沙發上看書，或聽作家分享，既不必與他人多做溝通，也達到個人走出孤立而共同參與的目的，因此也成了「沒有孤獨的首爾」活動項目之一。還有與9家民間企業合作。比如在「365首爾挑戰」中，其中一項就是和教保文庫合作的「心靈之旅閱讀挑戰」。只要在教保文庫ReadLog App提出申請，之後定期打卡分享自己喜歡的句子、閱讀感想，就可以獲得分數，累積足夠的分數可以獲得市政府提供的獎品，而在你分享句子時，也會隨機獲得另一個人所提供的句子。這樣的合作可以透過民間企業帶入更具吸引力的活動形式，將社會流行的脈動與政府推行的政策合流。教保文庫「心靈之旅閱讀挑戰」的作法，明顯取經於韓國年輕族群中流行的「Text Hip」（將閱讀視為一種時髦生活風格的文化現象）。Text Hip 是先從社群媒體產生的現象。閱讀紙本書，在書上畫線，手寫心得，拍攝書店或是書封，上傳到社交媒體。根據韓國國立中央圖書館的術語解說，「Text Hip」這個新造語意指「閱讀行為被認知為一種時尚且精緻的活動現象」。這在MZ世代（千禧世代和Z世代合稱，年齡約在20至40之間）中尤為明顯。閱讀不再只是單純的嗜好活動，而被運用為自我表達與溝通的手段。嚴格說來，這並非韓國獨有的現象。韓國中央圖書館在背景說明時，也提到2024年英國《衛報》報導英國青少年與20多歲族群之間興起的「閱讀紙本書熱潮」，以及模特兒Kaia Jordan Gerber成立讀書俱樂部時說：「閱讀真的很性感（Reading is so sexy）」，雖未直接使用「Text Hip」一詞，但以相似脈絡說明此一現象。而隨著2024年韓江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這個回歸文學回歸紙本，以手寫傳達心情溫度，以閱讀展現自我的方式，在韓國年輕世代更有推波助瀾之勢。韓國許多媒體都曾報導，首爾大學圖書館過去借閱的書籍前面排名都是學術或專業書，但在2024年這個傳統被打破。前8名借閱的書都是文學，第1名是韓江的《永不告別》。不僅首爾大學，高麗大學、梨花女子大學、西江大學也有類似現象。《朝鮮日報》因為這個現象而訪問幾位大學生，有人說一開始的確帶有做樣子的成分，但與以短篇內容為主的社群媒體不同，在細細品味具有深度的文本後，逐漸體會到閱讀的樂趣。也有人提到看到韓江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消息，下定決心重新閱讀文學，不但重讀了中學時看過的《素食者》，也久違地走進書店，如今沉浸在文學之中。也因為Text Hip對年輕世代的確有影響力，所以不僅是教保文庫，戶外圖書館也推出「Hip Dok Club」閱讀計畫。1萬個會員名額，不到2小時就額滿，81.5%是MZ世代。這個閱讀計畫獎勵各種與書籍相關的活動，從紀錄標題到釋出引文到分享手寫摘錄。會員可以賺取積分、升級，獲得閱讀燈和限量版商品。韓國媒體形容，它的功能不像讀書俱樂部，而更像文學社交平台。所謂「文學社交平台」不一定是否定用語，而是一個新的提問：現在的「閱讀」是什麼？還與過去一樣嗎？《韓國先驅報》去年7月有篇文章〈韓國「Text Hip」閱讀熱潮，能否超越社群標籤而持續下去？〉（Can Korea's 'text-hip' reading craze outlive the hashtag?）就探討這個問題。比較韓國文化體育觀光部2015和2023年的全國閱讀調查數據，韓國的閱讀相較過去是衰退的。在2015年，20多歲年齡層有91.1%至少讀過一本書（不包含教科書），2023年為74.5％，購買實體書籍也從每人平均11.4本下降到2.5本，但購買電子書數量則有所增加。調查還顯示，20多歲年齡層是韓國閱讀人口最多的群體，而後隨著年齡層上升遞減。2023年，50多歲的人讀過一本書的比例是36.9%，60歲以上的人則是15.7％。雖然2023年的調查報告，與2024年流行的Text Hip無涉，但Text Hip卻讓人重新思考什麼是閱讀行為，只有完整讀完一本書，才是閱讀嗎？文化體育觀光部全國閱讀調查小組成員Kim Nam-young就指出，這個閱讀調查只能呈現部分情況。她說，在統計閱讀率時，我們只計算完整閱讀的書籍。但我們忽略的是，人們如今與書籍互動的各種新方式。 這種情況並非韓國獨有，但也意味著，我們可能低估了實際積極參與閱讀文化的人數。「或許在某個時刻，我們需要重新思考，究竟該如何定義閱讀。」《韓國日報》在討論Text Hip是不是僅是一種知性虛榮的文化展示時，也引述專家的看法，認為即使這含有某種程度的虛榮，也未必是壞事。小說家黃皙暎在孫石熙的節目「Questions」中，回應一位觀眾提問，是否可以僅僅因為名人閱讀經典就盲目跟著閱讀？他說：「很好啊。 總比買迪奧包來得好。」文學評論家Kang Dong-ho說：「在人們試圖確認並表達自我，或展現自己能欣賞精緻事物的慾望中，本來就包含某種虛榮。然而這種虛榮也在文化的擴大、推進與轉變中扮演了角色。」他強調，相較於奢侈品消費，閱讀是一種更具益處，也更為平等的行為。現在Text Hip不僅與閱讀有關連，而且成為可以幫助孤獨者與外界連結的通道。更重要的是，這類活動既吸引潛在隱居者參與，而且不必擔心像其他社會救助那樣，可能有污名化的標籤。協助社會退縮青年的民間組織Dudug創辦人Lee Eun-ae接受媒體採訪時說，人們隱居的原因有很多，但在韓國，我們都受到狹隘成功定義的塑造。如果年輕人覺得未能達到標準，例如學業成績表現不理想，或無法進入好公司，他們就會開始把自己視為失敗者。「反覆經歷失敗會留下深刻的情感創傷，使一些人選擇退縮，作為一種自我保護的方式。」她認為，有些社會退縮的年輕人整天待在圖書館準備求職，卻不與任何人交談。若要接觸到他們，就必須提供更多元的方案，例如文化活動和輕鬆的聚會，創造低壓力的連結機會。Text Hip 將自己喜歡的句子或手寫心得上傳，既可以表達自己的感受，也與外界產生互動。同時，這也必然有著親近書籍的效果。而這或許是「沒有孤獨的首爾」給予的啟發之一。某一部門的業務也許對其他部門也有助益，而這必須在跨部門整合的視野下，才能看得更清楚。比如戶外圖書館，比如和教保文庫的合作，除了具有推廣閱讀的文化意義，也有打破孤獨的社會意義。而如何善用民間資源，整合到政府希望推動的政策中，政府不僅提出願景，還形同策展將所有資源整編，彼此互惠，更是這個計畫的特色。如9家合作的民間企業，深入生活的各種層面。像是原為韓國養樂多的hy，這些昔日稱為養樂多阿姨的配送網路，不但可以配送健康食品給孤獨者，而且也成為觀察與通報協助的網路。韓國作家尹成姬的小說《在那裡的，是你嗎？》，可說是匯集孤獨者的蜉蝣群像。但虛構的小說，往往寫出更真實的人生。就如韓國文學評論家蘇英賢所言，「透過尹成姬的文筆，在經驗喪失的年代裡，個體的孤獨被修復為群體性事件。」而現今的孤獨，也的確成為韓國普遍存在的群體性現象。 Text Hip是近年韓國年輕世代將閱讀視為時髦生活方式的文化現象，但它的意義不僅止於閱讀。在「沒有孤獨的首爾」計畫中，這類活動也讓孤獨者得以沒有壓力的與社會重新連結，同時不必擔心被污名化的風險。圖／陳克宇

作者／徐淑卿 前立法委員，也是台灣重金屬樂團「閃靈」主唱林昶佐，被任命出使芬蘭時，曾引起若干質疑。但《紐約時報》記者Ephrat Livni旋即撰文指出，通常外交任命不會引起全球金屬樂迷興趣，但現在，被譽為「亞洲黑色安息日」樂團的主唱，將作為台灣代表派駐重金屬音樂聖地芬蘭，這讓全球樂迷為之歡呼。 芬蘭外交，從重金屬開始。這項安排深具巧思，而將在11月底於芬蘭舉行的「F:F:F——Formosa : Finland : Fest.」音樂節，台灣重金屬樂團「血肉果汁機」、「恆月三途」以及「閃靈」，將到當地演出，這同樣是一場極為對味的文化外交行動。 芬蘭人有多喜歡重金屬音樂呢？芬蘭曾公布56個官方表情符號（Finland emoji），其中就包括以「甩頭」作為經典動作的重金屬樂迷（Headbanger），以及重金屬樂團「日暮頌歌」（Nightwish）前主唱Tarja Turunen 代表的「The Voice」。Tarja Turunen 曾在西貝流士音樂學院就讀，她身上結合了芬蘭人喜歡的古典與重金屬音樂。 芬蘭也是人均重金屬樂團最多的國家，每10萬人中有超過80個樂團。不僅如此，重金屬還直抵芬蘭人靈魂深處。2006年芬蘭首都赫爾辛基聖殿廣場教堂（Temppeliaukio）舉行第一場重金屬彌撒，大約有1300位觀眾參加。之後重金屬彌撒不斷在芬蘭各地舉行。 主持重金屬彌撒的哈卡·凱卡萊寧（Haka Kekäläinen），是芬蘭福音派路德教會的牧師，這個活動並未招致教會多少批評，因為可以吸引眾多樂迷參加。 凱卡萊寧本身就是重金屬樂迷，他將這個喜好和宗教結合在一起。他認為，重金屬和宗教讚美詩之間存在特殊連結：「這裡面（指《宗教讚美詩集》）有些嚴酷的詞彙，和重金屬很搭。」樂團演唱時不會更動讚美詩文字，只會更動音樂編排，來適應重金屬節奏。 不僅宗教，重金屬還能療癒心靈。此次台灣「F:F:F」音樂節，由「恆月三途」主唱，也是著名諮商心理師周慕姿領隊，同樣深契其理。 今年9月，《衛報》有篇文章〈在你看到滿屋男人哭泣前，你不會真正感受到重金屬的力量〉（You haven’t felt the power of heavy metal until you’ve seen a room of grown men cry），作者麥克·華森（Mike Watson） 是居住在芬蘭的英國人。 他在文章中說，他知道這個國家對重金屬多狂熱。不但是這個國家最具代表性的文化追求，有些樂團如「日暮頌歌」等，還會在海外扮演文化大使角色。 但即使如此，6月在赫爾辛基觀賞英國「鐵娘子」（Iron Maiden）演出時，他依然沒有預料到眼前景象。當 1980 年參與樂團同名首張專輯的Dennis Stratton演唱原音版〈Prowler〉時，台下的男性觀眾開始流下眼淚。 在那一刻，他理解重金屬在這個情感壓抑的國家廣受歡迎的原因，它提供了一個少有的集體情感宣洩出口。 身為自90年代開始的金屬樂迷，他親身體會在西方國家的任一酒吧裡，你可以因為一件重金屬 T 恤或樂團布章而與人攀談。 對某些人來說，這幾乎是一種生存方式。作為一個「怪異的金屬小孩」，你常被排擠，有時甚至遭到迫害。在這情況下，穿著金屬服飾象徵那些你在衝突時可以奔向並值得信任的人。「那是被剝奪者的服裝。」 重金屬能伸手接住被疏離者，並提供歸屬之地。英國樂團 Graphic Nature 沒有忽視這點，7月在芬蘭奧盧的 QStock 音樂節演出時，主唱 Harvey Freeman 說他們許多歌詞都與心理健康有關，接著要求觀眾「把頭甩起來」。 麥克·華森說：「儘管金屬音樂常常顯得荒誕，但它從不粉飾殘酷現實，也拒絕提供虛假的安慰。」 就像今年7月舉行告別演出，不久便去世的重金屬創始樂團之一「黑色安息日」主唱奧茲（Ozzy Osbourne）最後的謝幕。「黑暗王子」睜大雙眼，毫不退縮，顯然知道自己時日無多。他從黑色蝙蝠寶座升起，開始他最後的演唱。 這種直接面對黑暗，並帶著些許幽默的能力，使得重金屬得以持續並隨時間而越受歡迎。華森說：「畢竟，人生的黑暗從不停止。」 北歐的黑暗除了來自人生或者人性，也因其自然的嚴酷與永夜，而被賦予一個共同的色調，雖然他們之間也必然有所差別。北歐席捲世界的犯罪小說被稱為「北歐黑」，重金屬樂團在學術研究中，也常被探討超越國別的「北歐性」。這除了意味兩者都是北歐重要的文化輸出產品，也意味著北歐，在許多方面都像一個文化共同體。 根據「Nordic Perspective」網站今年統計，若論重金屬樂團總數，數一數二當然是美國、德國等。但以每十萬人均重金屬樂團數，芬蘭以84.5個居首，其次是冰島52.11，第三是瑞典51.94，挪威、法羅群島和丹麥也進入前10名。對重金屬的熱愛，不是只有芬蘭，而是北歐皆如此。 北歐將 3月23日訂為「北歐日」，各國（包含自治區和自治領地）之間不論是政治、經濟或是藝術文化合作，都是長期且密切。比如有北歐各國國會議員組成的「北歐理事會」（Nordic Council），著名的北歐理事會文學獎、電影獎、音樂獎等，就由此單位頒發。 還有各國部會首長組成的「北歐部長理事會」（Nordic Council of Ministers）提供各國政府間的合作。僅是在文化方面，就有北歐文化基金，並支援北歐文學、影視和音樂的跨國合作，資助書籍互譯，以及支援文學節、影展、藝術家交換等。 也在「北歐部長理事會」之下，在各國設立推廣北歐文化的據點。如芬蘭赫爾辛基的「北歐文化中心」、冰島雷克雅維克的「北歐之家」等。北歐文化中心最受歡迎的活動之一是「北歐語言咖啡館」，大家可以來練習丹麥語、冰島語、薩米語等，任何一種北歐語言。 就如同波蘭漢學家梅西亞（Maciej Gaca）所言，小語種依靠的是合作而非中心。小國要突破局限，就必須把自己放在合作的網絡中，如何被他者了解，或了解他者，就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也因此「翻譯」，在北歐的文化連結中尤其重要。 2019年丹麥奧胡斯大學建置的「Nordics Info」網站，曾發表一篇談北歐各國翻譯概況的文章。其中便說，從全球的角度來看，會說北歐語言的人很少。因此對許多北歐人來說，和區域外（以及某種程度區域內）的人做交流時，翻譯是日常必需品。因此，促成了一個蓬勃的翻譯產業，北歐出版社出版的書籍中，翻譯作品高達60%。 也就是在了解北歐與環波羅的海各國文化交流如暢通無阻的水渠密布，因此我們可以更清楚在芬蘭舉行的台灣「F:F:F」音樂節的意義。 因為效果不會只在當地，而是藉此門戶連結一個文化共同體。想像重金屬共振所傳達的台灣之聲，以及如閃靈樂團〈暮沉武德殿〉、恆月三途〈孤燈微微〉樂曲中，那些冠以「白色」之名，但其實是極其黑暗而至今無法平復的台灣故事。 芬蘭對重金屬音樂極為狂熱。不但官方釋出的芬蘭表情符號有代表重金屬樂迷的「甩頭者」，還有在教堂舉行的重金屬彌撒。11月底，台灣將有3個重金屬樂團到芬蘭演出。圖／陳克宇

作者／徐淑卿 在海外大學的東亞研究裡，中國文學與文化是顯學，台灣在相對邊緣的位置。但這幾年因爲地緣政治的關係，以及過去許多人努力推動的積累，使得現在台灣文化更受關注，也有更多學生希望了解。 這讓我們思考一個問題。在海外推廣台灣文化，除了在書展影展等展會、多國版權銷售捷報，或在海外得獎大放異彩的時刻外，是否應該正視海外大學這個教學現場的重要性？ 這是偶然得知在美國教授台灣相關內容，經常遇到教材搜尋不易與不足的窘境時，產生的疑問。 海外大學的重要性是，一般讀者可以選擇讀或不讀，買或不買台灣文學外譯本，但是學生只要上課就必須閱讀和了解。這些學生可能來自世界各地，他們未來的身份可能是有傳播能量的學者、文化工作者，即使是從事其他行業，至少他們有這個契機認識台灣文學與電影，這如同一個種子，可以形成他們未來對台灣感到興趣的連結，換言之，這是一個珍貴的土壤。 海外學者需要的教材與搜尋資料庫，台灣也有非常豐富的館藏和整理，現在就是如何連結最後一哩路：海外學者是否知道有此資源，以及如何為他們所用？ 比如，臺灣文學館在2012年成立「臺灣文學外譯中心」之後，推動各種外譯規劃。不論是譯者的培訓，建置「臺灣文學外譯房」外譯資料網站平台，以及LiFT（Literature from Taiwan）翻譯出版計劃等。 過去我們可能認為這是針對學術研究，影響與受惠者較為「小眾」。但是當我們意識到海外大學是讓更多人了解台灣文化的重要前哨基地，但可能遇到教材搜尋不易的問題時，也許就明白，臺文館的外譯計劃，是知道並嘗試解決這個問題的。而且臺文館與學術的關聯，本來就比較密切。 臺文館的定位是博物館，本就具有研究、典藏、推廣和教育的核心任務。館長陳瑩芳說，博物館的角色是以研究典藏來支撐，所以臺文館有研究員做史料搜集與爬梳，建立台灣文學發展系譜。建立系譜會定錨在哪些是建構台灣文學史的作家和文學作品，然後透過策展等推廣方法，不論是實體、線上、外譯、改編或跨域，讓大眾知道。 簡單的說，臺文館的外譯計劃，是建立在研究的基礎上，與學術和產業連結。和必須以商業銷售為考量的台灣外譯出版品相比，可以兼顧較少被關注，卻有重要地位的文學作品。比如說，文化部的翻譯獎助因為顧及海外商業市場需求，所以多為長篇小說，臺文館的LiFT計畫，則以短篇小說、散文、詩歌為主。陳瑩芳說，這樣既可以形成台灣文學海外輸出的完整圖像，在商業上和文化部產業思考也有所交集。 LiFT翻譯出版計畫，本來就是因應外國大學授課需要，編輯委員會也多由各國大學教授組成，且經由海外商業出版社出版，一般讀者也可以購買。從2019年至2024年，在世界各地出版了《臺灣文學讀本》、《臺灣文學史綱》、《記憶與夢幻：臺灣短篇小說選集》、《臺灣同志文學讀本》、《卜算子與科技人妻：臺灣當代女性作家小說選》等近三十部出版品，涵蓋英法德日捷克波蘭等語種。 陳瑩芳說，每一主題從成立編輯委員會開始，通過企劃、編選、翻譯與出版，都會捲動許多人才投入，使得更多人接觸台灣文學。比如《卜算子與科技人妻：臺灣當代女性作家小說選》所組成的編輯委員會，是由政大歐語系教授徐安妮，連結到德國梅茵茲大學、波昂大學、慕尼黑科技大學出版社等學術資源，也推動這些學校對台灣文學的研究與教學。 但是，臺文館有這麼多外譯成果，購買也很方便，有些在亞馬遜就可以買到；「臺灣文學外譯房」目前也登錄了一千多筆資料，供海內外研究者查詢。這樣有用的資源，如何透過管道讓更多海外學者知道？這是未來可以著力的地方。 在柏克萊加州大學任教的柏蘭芝說，在海外教學時，授課主題和是否有外譯本經常互有影響。有時你想教某位小說家的作品，比如呂赫若，但你想選的小說沒有英譯本，只好改選他其他有英譯的作品。而在查詢是否有英譯本時，他們經常使用的是俄亥俄州立大學中國文學與文化中心建立的搜尋網站，臺文館的「臺灣文學外譯房」其實更契合學者對台灣文學外譯內容搜尋的需求，值得廣為宣傳。 除了英譯本之外，也不能忽略外國學生對中文教材的需求。臺文館LiFT的讀本，很多是短篇小說與詩歌，這或許是因應海外教學的需要，但是中文的短篇選集，不僅是文學也包含非虛構作品，對外國學生也同等重要。如果有實體或電子書可以推薦學生購買也罷，但不是所有教材都仍在市面上流通。柏蘭芝形容，每個學期開始，都會出現一個的景觀，就是老師們開始動手掃描，在版權許可範圍內，將教材發給學生。 不過，相較台灣文學外譯作品，雖說不足但其實也不少，台灣電影教材取得就更為困難。台灣經典電影，有些老的CD大多絕版，畫質差，且英文翻譯有問題。在電影資料館時期，曾出過台灣電影的全集，但無法單集購買，且學生現在也少用CD播放機。 柏蘭芝說，在海外若要以台灣電影為教材時，需要的是有英譯，以及最好有串流。國家電影及視聽中心有很多修復的老電影，但沒有在海外串流平台上架，也無法推薦給學生。像她授課想使用《兒子的大玩偶》、《香蕉天堂》作為教材，因為找不到可使用的來源，也只好放棄。 但是像屏東市政府拍攝的紀錄片《社頂的孩子：羅妹號事件紀錄片》，因為放在YouTube，又有英譯，就可以推薦學生觀賞，也很受學生歡迎。 因為涉及到版權，所以不論是國影中心的館藏，或是許多研究台灣可以作為教材的紀錄片，都未必能在海外串流平台上架，或在海外播映。國影中心的館藏可以銷售給海外圖書館做公播之用，但也不是每部電影都可以授權。 不過為了在海外推廣台灣電影，國影中心有「臺灣電影工具箱」計劃，提供給海外非營利映演活動。申請者與策展單位，每年可以有五部電影申請額度。而這些電影是國影中心挑選過，符合版權規範的，缺點是品項也有限。 即使如此也勝於無，但「臺灣電影工具箱」的美意，海外學者是否知道呢？國影中心未來會透過駐外使館發送電子報，讓當地學校或文化中心等單位知道。駐外使館應該也是台灣文化對外傳播的重要節點，因為他們除了可以在當地舉行文化活動外，也知道如何連結各種資源。 影視製作人陳昱俐最近到國影中心看了勞勃·阿特曼電影展。她說，以前的老電影，現在看還是覺得很驚人。關於海外大學難以取得台灣經典電影作為教材的困擾，她說，這是雙向的，其實台灣的電影系所學生，要看西方的老電影也不是那麼容易。像他的老師易智言，在學校與工作室上課時，甚至必須自己翻譯電影字幕，如《馬爾他之鷹》，來作為教材。 未來是否可以透過大學圖書館或研究單位典藏，來互相交換資源，更有系統的收藏、整理海外的經典電影呢？學術交流應該是無國界的。 她也提到線上觀影的方便性與影響。今年她購買了「2025金穗入圍影片影展通行證」，她說，可以先從線上觀賞入圍影片，是重要的過程，因為看過影片之後，參加頒獎典禮時會更有感。而且2022年就是因為看了金穗獎入圍影片，因此找到她日後製作《死了一個娛樂女記者之後》的導演。 她認為，國影中心在館藏等建置上都做得非常好，可以感受到是一群對台灣電影發展脈絡非常了解的人在推動其事。那麼是不是可以在館藏的基礎上，設置線上平台，讓海外的影迷可以更容易觀賞？國影中心應該是最有能力做這件事的。 不論是台灣文學或電影，海外推廣都是政府努力的目標。如此，正視海外大學校園的重要性，提供學者可使用的教材資源，也許是一個具體且未來會影響深遠的方向。 台灣文化在海外大學越來越受關注，但搜尋與準備適合的教材，卻是一個難題。圖／顏一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