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蕭宇翔／口譯・金泰成／圖・鏡文學今年首爾國際書展甫於6月28日落幕。鏡文學《文學新聞》特派記者專程赴現場採訪，除書展場內活動外，也專訪數位韓國出版界人士，系列報導今天起陸續刊出。 韓國大山基金會由「教保生命」保險公司出資成立，其中的「大山文化財團」是韓國重要的民間文學贊助機構。它長期支持韓國文學，從青少年、大學生、新人作家到成熟作家，包辦文學獎、創作基金、翻譯與出版補助、國際交流，讓作家與作品在成名以前，就有被培養、看見、推向世界的機會。「我們最重要的考量，是文學價值。」談起大山基金會如何決定補助作品，業務經理張根明這樣說。在韓國文學近年的國際化歷程中，這不只是一句漂亮話。朴槿惠主政時期（2013-2017），作家韓江因描寫光州事件的《少年來了》（2014），而遭列黑名單。2015年，一家民間機構以海外出版補助的方式，積極推動韓江《素食者》的英國出版。這家機構，正是大山基金會。那時，韓江尚無作品英譯，也未得過任何國外獎項。隔年，《素食者》直接奪得國際布克獎，使韓江成為首位入圍並獲得該獎的韓國作家，其後她蜚聲海外，其他作品也陸續被翻譯出版，並於2024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當官方資助缺席時，一家民間文學基金會如何保有自己的判斷，規劃周延的補助策略，讓一部部作品有被世界讀見的機會？這是我在首爾書展期間，專程拜訪大山基金會的原因。我與譯者金泰成從江南搭車，抵達江北後又徒步半小時，才走到大山基金會的新辦公室，張根明已站在基金會門口等我。首爾午後陽光刺眼，他一見面便熱情招呼，帶我走進那棟剛搬入不久的辦公大樓。張根明說，這次搬遷不只是大山基金會換了辦公室。除了大山基金會之外，教保生命也設有農業基金會與教育基金會，過去三個基金會分散於不同地點；如今集中於一處，希望讓教保生命的公益事業發揮更大的協同效益。坐下後，我問張根明：大山基金會目前由誰主導？它的文學資助理念又從何而來呢？張根明的回答出乎我的意料，「大山的資金來源，是一家壽險公司；現任理事長慎昌宰以前是婦產科醫生。」●大山基金會由「教保生命保險株式會社」出資創立。「大山」是創辦人慎鏞虎（신용호，1917-2003）的別號，現任理事長是其子慎昌宰（신창재，1953-）。慎鏞虎出生於日佔時期的全羅南道靈巖郡，父兄投入抗日運動，遭捕入獄，家境清寒。少年時的他因患肺病無法上學，便自讀文學開拓見聞，其後為了改善家境，果斷轉而從商。1936年，慎鏞虎赴中國大連，1940年轉往北京從事糧食經銷，但隨著二戰結束，在北京的資產被中國國民黨凍結，他只好落魄歸國。1946年再次創業，成立出版社「民主文化社」，希望透過出版推動國民教育與文化發展，但當時韓國圖書發行體制尚不完善，書款難以回收，旋即倒閉。幾度創業失敗後，他想起：在中國，孩子們無法上學；但在韓國，即使沒錢，父母也有強烈意願把孩子送去學校。於是1958年，他再度創業，成為第一個提出「教育保險」的人。這就是後來人們所熟知的「教保生命」。如今是韓國三大壽險公司之一。慎鏞虎對教育與閱讀的重視，體現在各處。教保生命在各地興建辦公大樓時，往往將地下空間留給書店。最初，公司高層認為這不合商業邏輯，擔憂書店虧損拖累公司。慎鏞虎仍堅持開設書店，並立下「普及閱讀人口至千萬」的目標。這些從辦公大樓底下開始的書店，後來發展成現在韓國最大的實體書店網——教保文庫。（由大山基金會發行的刊物。封面人物：創辦人慎鏞虎）教育、保險、閱讀，並不是彼此分離的事業，而在同一陣線，對文化進行長期投資。1992年，正是在這樣的脈絡下誕生了大山基金會。現任理事長慎昌宰是慎鏞虎之子，他原不是典型的企業接班人，選擇進入首爾大學醫學院，後來成為婦產科醫師與大學教授。1993年，慎鏞虎被診斷出癌症後，慎昌宰以醫生身分陪伴父親治療，才逐漸被身邊人勸服，回到家族事業。同年，他接手剛創立不久的大山基金會；1996年進入教保生命，2000年接任會長。「我小時候有很多夢想：發明家、老師，但從來沒想過當 CEO。」多年後慎昌宰接受採訪時如此說。●慎昌宰是一名作風強烈的CEO。2000年初，教保生命正受亞洲金融風暴重創，財務狀況嚴峻，慎昌宰以激烈方式推動改革。譬如安排企業內的「假新聞」，在對500名員工演講時宣布公司破產，製造危機感；也曾讓員工參與模擬葬禮，自己和高階主管一起寫遺囑、穿喪服、躺進棺木裡。做為一名婦產科醫師17年，慎昌宰接生過約1000名嬰兒。在大山基金會創立20週年的訪談中，他說：「同一件事如果做了一千次，通常對它的敬畏感與神祕感就會消失，但生命誕生的瞬間卻不同。每一次，一個新生命誕生的瞬間，都會帶來全新的感動。」他說，自己是以同樣的感受，在經營教保生命與大山基金會。我問張根明怎麼看老闆從婦產科醫生，轉為壽險公司接班人，又成為基金會理事長的履歷轉變。「從提升人的價值、從事有助於人這點來看，醫生與理事長，其實共享同樣的哲學吧！」他說，而且也算是幫助各種文學家「接生」作品。另一方面，從青少年到成人，大山建立了對照不同人生階段的支持制度。「我們都知道文學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應該從小投資到大，就像壽險一樣。難道不是這樣嗎？」大山基金會果真包辦了一名作家從小到大的各種階段。從針對學生的青少年文學獎、大學文學獎；補助出道10年以下青年作家的大山創作基金；針對成熟作家的大山文學獎，以及作品的外譯補助──在不同階段，都為創作者們提供了向上攀登的突破口。●2024年韓江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後不久，《紐約時報》刊出一篇報導，文中，英譯多部韓國小說的資深翻譯家金智英（김지영）談到韓國文學外譯的現況。她提到，近年來韓國政府在文化與藝術教育方面的資助持續減少，目前最大的侷限仍是譯者人數不足。「我們需要更多譯者，才能把韓國文學的多樣性與驚人的廣度帶進英語，以及其他語言之中。」她說。翻譯一部作品何其艱辛，翻譯後也未必會得到出版社的善待，且年輕的譯者更需要獲得機會與培養。金智英曾獲得過多次翻譯補助，其中一次來自韓國文學翻譯院（2011），三次來自大山基金會（2013、2008、2005）。2011年，金智英因翻譯申京淑的《請照顧我媽媽》，與作者共同獲得「英仕曼亞洲文學獎」，創下韓國作家首次獲獎的紀錄。金智英並非憑空出現的譯者，她的母親余英蘭（유영난） ，是將韓國文學英譯的第一代譯者，2002年曾以《永遠的帝國》英譯本獲得第10屆大山文學獎「翻譯部門」大獎。二十多年後，金智英以千明官《鯨》（2004），一舉入圍2023年國際布克獎短名單，也在2025年獲得第33屆大山文學獎「翻譯部門」。時間橫跨23年，母女兩代翻譯家，都曾在大山文學獎留下名號。這也是大山基金會的特別之處：它支持的不只是單一作品，而包含作家、譯者，更以長期支援，培養整體文學環境本身。「我們基金會每年約有30億韓元的預算，但比起韓國文學翻譯院（LTI）來說，可能說不上多。」張根明說。基金會工作夥伴只有八人，卻盡力以最高效率，將每個補助品項做得完善。最重要的大山文學獎包含詩、小說、戲劇、評論、翻譯五個部門，並以該年發表的「作品」為主，各選出一位得主，頒發5000萬韓元獎金。翻譯方面，外譯補助每本最高1600萬韓元；海外出版補助費則有500萬韓元。目前為止，大山基金會已推動400本韓國文學在海外翻譯出版。但大山並不只把韓國文學送出去，它也將重要外國文學譯介到韓國本土，與出版社「文學與知性社」合作，推出「大山世界文學叢書」系列，至今已達200本。「這套叢書的宗旨，是向讀者介紹那些具有文學價值、但尚未在韓國介紹，或有必要重新介紹的文學作品──文學性是最重要的標準。」叢書範圍廣泛，包含托馬斯・曼、托爾斯泰、三島由紀夫、辛波絲卡等；華文書則有杜甫詩集、《西遊記》、張愛玲《傾城之戀》、陳映真《忠孝公園》等。 （由左至右：《傾城之戀》韓文版、《西遊記》韓文版、《素食者》英文版）但是這些經典作品的讀者廣泛嗎？出版大部頭經典作品，是否會有經營壓力？他說，韓國讀者人口有限，但興趣卻非常廣闊。前陣子，他們出版的《唐詩三百首》很受歡迎，「我很驚訝！我猜是社群媒體上正在流行分享唐詩的緣故。」當然這些努力未必都能立刻換算成銷量或國際獎項，他回到大山最基本的信念：「不只是文學，文化支持事業本來就不應該期待短期內立刻看到成果；而是必須以長遠眼光，長時間、持續地支持，才有可能結出果實、真正發光。基金會從創立階段開始，就抱持著這樣堅定的信念。」如果說翻譯與出版補助，是把成熟作品送往海外的最後一哩路，那麼青少年文學獎、大學文學獎、大山創作基金，則是大山更早布下的入口。在一個作家成名之前，誰先給他第一次被看見的機會？●大山已頒發2400名青少年創作獎，並以創作基金支持過300位作家。「若非如此，許多青年作家在門檻嚴苛的韓國文學傳統體制中，幾乎沒有發表創作的可能。」張根明說。如今享譽國內、甚至被譽為有望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小說家金愛爛（김애란，1980-），便曾在2002年獲得第一屆大學文學獎，並透過在代表性季刊《創作與批評》上發表小說，從此進入文壇。韓國文壇原有歷史悠久的新人登壇制度，例如《新春文藝》（신춘문예）。每年元旦，各大主流報社在頭版公布得獎名單，是一座極具權威性的窄門，許多成名作家在出道前都經歷過數次落選，韓江便在1994年便憑藉短篇小說《紅錨》獲獎出道。該獎雖提供無背景的新人一個憑實力說話的舞台，但近來也有批評認為，其評選標準流於保守，且給予得獎新人的後續支援不足，不少得獎者在出道後難以維持長期創作生命。給予出道10年內青年作家的大山創作基金，正在於補上這段後續支持。當年，在獲得大學文學獎後，金愛爛在2005年獲得創作基金，有了一筆能夠專注於創作的經濟支持後，她出版了第一本短篇小說集《奔跑吧！老爸》。多年後，金愛爛曾在文章中感謝大山基金會：「從大學時代起步，二十多年過去了；如今我既不老也不年輕，但隨著歲月的流逝，我漸漸明白，世間最珍貴的莫過於時間，而『基於某種願景和信念，經年累月積累的時間』更是彌足珍貴。」除了獎金，大學文學獎的得獎者也會獲得海外文學紀行，不同文類的青年創作者們將拜訪歐洲城市，並在當地與世界作家進行訪談。去年，得獎者們在柏林見到了2024年布克獎得主珍妮・艾彭貝克。往年也曾安排訪問英國的朱利安・巴恩斯、愛爾蘭的約翰・班維爾、日本的平野啓一郎、多和田葉子等作家。「希望明年能在德國見到陳思宏。」張根明說。「看著這些世界作家溫暖歡欣地迎接剛剛踏上文學之路的新銳作家們，我有時也會感受到一種，類似跨越國界的文學夥伴意識。」他說。●我告訴張根明，最近獲得布克獎的臺灣作家楊双子曾在受訪時自問：「像韓江兩次入圍國際布克獎、得獎一次，對她國家的文學是有幫助的嗎？韓國的文學有因為這樣更多地進入到英語世界嗎？」對此，張根明的回答是：有的。「在韓江獲得諾貝爾獎後，的確創作與翻譯都有很多新成果。」最近申請翻譯補助的作品量確實有所增加，文學創作者也變多了。這一方面與韓江獲得諾貝爾獎有關，另一方面，也與外界對韓國文化、韓國文學的關注提高有關，並且「越來越多韓語能力優秀的外國母語譯者出現，世界對韓國文學的關注提高了。」他卻在這時提出擔憂，「但也可能是因為透過AI翻譯與創作變得更容易了。」張根明說，對於基金會而言，他們更在意的，是如何解讀變化、如何回應變化。最後我問他，從基金會的經驗來看，若本土文學希望有更多作品被翻譯、出版並介紹給海外讀者，最應該先補強哪一件事？譯者、文學獎、創作支持、出版合作、國際交流，還是這些條件都缺一不可？他回答我，這個問題實在很難提出一個普遍性的答案。「從事這個領域的人，恐怕每個人都有不同的答案，也都在用不同方式努力吧。」就大山基金會而言，他們創立三十多年來的願景一貫是：把珍貴的文學經驗傳遞給讀者，「包括海外讀者喔。」張根明說。換句話說，他們之所以想把本國文學介紹到海外，並不只是「弘揚民族文化精神」這樣的標語──是為了把文學經驗，且是不可替代的文學經驗，傳遞給另一種語言裡的讀者。他很快以臺灣舉例。「楊双子獲得布克獎之後，應該會有許多韓國讀者去找她的書來讀。」他說，而韓國讀者或許能在楊双子的作品中找到一個問題的答案，那就是：同樣經歷過日本殖民，為什麼韓國人與臺灣人對日本的眼光會有所不同？透過這種不可替代的閱讀，韓國讀者能加深對臺灣人的理解。「這樣一種理解他人的、非常珍貴的文學經驗。」他說，「我們會努力持續將這樣的事物，傳遞給海內外的讀者。」訪談結束前，我問張根明能不能拍照，他立刻笑著擺手，搖頭拒絕，「我只是一個工作人員啦。」他說。看到我有些不知所措，他心軟了：「但你能側拍我工作的樣子。」於是便開始和一旁的翻譯家金泰成，討論起下一本叢書的翻譯。（由左至右：張根明、金泰成）

文．張惠菁／攝影．劉安蓁楊双子著、金翎譯的《臺灣漫遊錄》入選國際布克獎決選（短名單）。我們越洋採訪了《臺灣漫遊錄》的譯者金翎，她談到英國版出版前的風波，以及她對創作與翻譯的想法。有信心入圍布克獎？時差中的好消息問：我聽楊双子說，妳曾說進入布克獎決選應該不是問題？能否說說為什麼有這樣的信心？答：我覺得她這是一個不道德的發言！其實是我們在聊天，楊双子說很希望可以入圍布克獎，希望大家看到不只是吳明益老師，臺灣其他文學作品也有這個機會，我就說應該有機會吧！其實如果不是美國國家圖書獎，我完全不會有這個想法。得了美國國家圖書獎後，在文學界有很多的關注，我才開始覺得有這樣的可能性。問：布克獎初選和決選，這兩輪入圍你各是怎樣被通知到的？能否回憶收到通知時的情景？答：因為時差的關係，我都是在睡覺。通知長名單的時候，我在台灣，一起床就看到出版社的郵件，我跑出去，吃早餐的時候跟爸媽說我入圍了長名單。通知短名單的時候，我在美國西岸，有時差，又是在睡覺。我事先知道布克獎哪一天會通知英國出版社，但搞不太清楚和英國的時差。半夜忍不住了，凌晨四點爬起來看手機，然後就看到群組裡大家已經討論得非常熱烈了。歷經譯者列名風波，英國版終於逆襲問：入圍布克獎對你的意義是什麼？答：楊双子出版《臺灣漫遊錄》是在2020年，我開始翻譯是在2022年，工作結束大概是2024年初。對我們而言，都已經是遙遠之前完成的作品了，卻到現在還能有這麼盛大的事情發生，感覺真的很奇特。以英文版《臺灣漫遊錄》來說，這本書被討論的時間壽命完全超過我的期待。當然，這其中也包含西方的出版系統，通常美國和英國會是不同的出版社。在得美國國家圖書獎之前，這本書都沒有找到英國的出版社。在美國得獎後，還過了很多關卡，才找到英國的出版社，又花了半年多時間去談，之後才在今年三月出版。結果才一出版，就公布說入圍國際布克獎，我覺得就是……很感慨！問：我知道出版美國版的Graywolf Press出版社是妳去接觸、推薦給他們的。英國版也是這樣嗎？答：沒有。因為Graywolf簽下了這本書的全球英文版權，所以是由Graywolf去接洽英國出版社。第一家洽談的出版社拒絕把譯者放在封面，他們想要用美國版的封面，但是想把我的名字拿掉。有些英國出版社過去認為，把譯者的名字放在封面，讀者看到這是一本翻譯小說，會認定閱讀的門檻很高，書店也會不想陳列在最前面。當然現在很多出版社已經改變了，但這家還是維持這種做法。當時我們也滿震驚，告訴他們這如果在臺灣的出版習慣看來，是非常不可思議的。Graywolf希望我們雙方談談看，看是否可以達到共識。但是双子認為應該要讓我得到應有的待遇。我很幸運，因為不是所有譯者都會得到作者的支持。於是就拒絕了那家出版社，再花幾個月時間，才找到現在這家 And Other Stories。也很謝謝And Other Stories團隊從一開始就非常支持我們。所以是歷經很多風波，才出了英國版，然後竟然現在還可以入圍國際布克獎！很謝謝當初的團隊，不管是Graywolf，還是春山，大家當時願意挺我。充實多產的一年，希望能放慢腳步問：2024年得獎後，就我所知你過著非常忙碌的生活，但是也非常多產，完成了妳的第一部長篇小說，還有好幾部譯作。能否說說這段時間的作品？答：我翻譯了Books From Taiwan的圖像作品，漫畫家阿寶灰灰的《島嶼之間》、《大犬呢？還剩多少》，還有阮光民與前衛出版社合作的漫畫改編臺灣文學《植有木瓜樹的小鎮》（龍瑛宗原著）。之前已經翻譯完楊双子《四維街一號》、陳思宏的《社頭三姊妹》，現在正在進行陳思宏《樓上的好人》，還有開始陳雪的《你不能再死一次》。其實目前合作的作者只有五、六位，但是因為他們都非常用功，所以變成我也很忙碌，希望下半年能放慢腳步。創作與翻譯沒有公式，都需要有機的過程答：我現在同時有譯者、作者的身份，我真實地感受到譯者的身份還是非常低。在出版界，不論是酬勞，還是意見，各方面都是如此。2024年得獎後，常常聽到大家說：我們要怎樣培養出更多譯者、怎樣確保臺灣作品被外譯等等。我希望大家可以體諒，如果臺灣的出版社、或是文化部的投資沒有很快看到成果，希望大家不要氣餒或是責怪。不論是作者、譯者，還是出版社，都需要做到很多犧牲，才達到一個外譯的可能性。我看布克獎的長名單、短名單上作者、譯者的背景，也有很多真的是靠著他們的熱情和信念才能達到這一天。這都不是可以「製造」出來的。我也不希望大家因為看到楊双子，就立刻想要「複製」一個模式出來。創作和翻譯，都非常需要靈性，需要有機的（organic）成長方式。文學不太能夠像韓流訓練生，大量地訓練培養。需要作者和譯者有自己的醞釀，去吸收各式各樣的事情。楊双子只有一個，但一定會有其他不同的臺灣作者，可以站上這個舞台。如果《臺灣漫遊錄》得到這些關注，導致一代臺灣的作者或譯者覺得一定要找到公式，去生產會被國際舞台注意的文學，我覺得是非常危險的，反而會成為我們的絆腳石。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找到……甚至不用找到，就是自己很著迷的事物，讓它變成自己的作品，而不是說希望去複製哪一個現象。

文．張惠菁／圖．OpenBook提供、王志元攝影就在剛剛，2026年3月31日晚間21:00國際布克獎做出宣布：楊双子著、金翎譯的《臺灣漫遊錄》進入決選（短名單）。這是臺灣小說第一次進入國際布克獎決選。我們在事前採訪了《臺灣漫遊錄》的出版者，春山出版總編輯莊瑞琳，談談她在這部作品走向國際的歷程中的發現與感想。在英語市場暢銷，帶來了寶貴的外部觀點問：能否談談，作為一位出版人，看到《臺灣漫遊錄》從美國國家圖書獎，到進入布克獎初選（最新消息為進入決選），你的心情變化，你怎麼看待這本書的旅程？答：《臺灣漫遊錄》出版於2020年，在得美國國家圖書獎之前，它已經出版四年。在翻譯成外文方面，是日文出版在前，之後才有英文譯本。不過英文版的出版，讓這本書在整個面向國際的市場上，有了比較大的轉折。日文世界對這本書的接受，我覺得是可以理解的，因為這本書本來就有一個主角是一位日本作家。但英文是完全不同的語言邏輯，在翻譯上需要調整去面對英語文化的讀者，調整的程度是比較高的。過去我們會認為，這一類帶著歷史題材的小說，不太可能走出亞洲，因為非常難翻譯。包括Books From Taiwan早年的選書，也很少會注意歷史題材，會認為很難翻，歷史脈絡差距太大了。金翎跟《臺灣漫遊錄》的合作，等於打開了國際市場對台灣歷史題材的想像，也打開了我們自己的想像。除了得獎，《臺灣漫遊錄》在美國市場也很成功，它在美國的銷量有兩萬多本，也就是說，它不只是得到評審、精英閱讀社群的接受，也有更廣大的讀者。《臺灣漫遊錄》這樣地在英語出版市場中暢銷，讓我能夠開始去感受：英語讀者會怎麼理解一本有關台灣殖民時期的書？他們在書中看到的議題是什麼？我覺得《臺灣漫遊錄》的優點，是它的議題性：殖民、語言的複雜度、以及女性，這三者的交織，構成了它豐富的元素。當英語讀者讀到了這些，它在英語世界的成功，也幫助我們迅速地打開歐陸與其他國家對這本書的好奇。用未來的視角挖掘過去，與普世的讀者連結問：國際布克獎宣布《臺灣漫遊錄》進入初選（長名單）那天，你在臉書上寫道：「這本書其後帶來的地圖，會讓人更加思索臺灣文學的諸多命題。不只是邁向未來，更要挖掘過去，那些在歷史中認為自己失敗的人」，能否請你說說，這背後的想法？答：我現在有點忘記當時寫的脈絡……，我想，我可能是在說，這些事在過去都不被認為會成功，過去已經有很多人，做了很多努力，看起來好像沒有成績，但其實都是養分。我有一個感受是：挖掘過去的題材，不代表不能走出全球市場。過去大家可能是這樣認為的，但或許，從双子之後，就不會是這樣的。臺灣的歷史，還有很多的面向可以挖掘。從現在來看，臺灣歷史上沒有很多成功的時刻，我們所認識的歷史中的人物，一生中很多時候都是在失敗，因為他們面臨的是政治和歷史上巨大的變化，一個人很難在那些劇烈變化中獲得成功。《臺灣漫遊錄》寫的也是一個失敗的故事，但是是一個相對微小的事件：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中，一個殖民者和一個被殖民者，有可能變成朋友嗎？甚至有沒有可能發展出同性的感情關係？放在過去看，這些都是不可能的。但即便是這些充滿挫敗的過去，也可能成為豐富的文學素材。對臺灣過去的挖掘，可以帶來豐富的文學素材，而且這些挖掘，現在要用更具未來性的視角去看待它。它帶來的，不見得是只對本地有意義的作品。我們的失敗具有某種普世性，這個普世性是可以與其他地方的讀者做連結的。看見楊双子的成長，與時代的關係更加成熟問：從楊双子在春山出版《臺灣漫遊錄》起，這四五年的時間一路走來，你覺得她有什麼變化嗎？答：我覺得很有趣，《臺灣漫遊錄》確實是她前面幾部作品中，發展最成熟的一部。她在《臺灣漫遊錄》之前的作品，一直在思考怎麼寫歷史小說，以及處理語言、臺語文的問題。到了《漫遊錄》，大概就是她當時暫時的一個成果。我看到她在美國國家圖書獎頒獎典禮時，她所講的那一番話，讓我意識到：這個作者一直在成熟。她說的那番話，表示她不只是一個小說家，她對於臺灣的歷史、台灣的現在，做了很多很深刻的思考。對我而言，我覺得她最大的變化，就是她作為一個小說家，跟這個時代的關係更加成熟了。將出席布克獎頒獎典禮，去認識英國出版社問：你說過如果《臺灣漫遊錄》進入國際布克獎決選，你會和楊双子、金翎一起去倫敦參加典禮。前年美國國家圖書獎你沒有去，為什麼這次決定要去？答：我覺得應該是上回入圍美國國家圖書獎的時候，我沒有意識到竟然會得獎。當時覺得入初選就很棒了。進了決選覺得，哇，已經很意外了。所以到得獎的時候，真的是沒想到會有這麼一天。過去也曾經聽過一種國際市場的講法，說布克獎和美國國家圖書獎會互相區隔。 所以我也滿困惑，能不能進到最後一關？但如果能，以我個人而言會覺得：在我們有限的生涯中，還能見證幾次？很想在現場看到。或許有機會再次得獎。另外確實也抱著想去認識英國出版社的心態。去年我去了法蘭克福書展，不過我也聽說，如果要尋求和英國不那麼主流的出版社合作，去倫敦書展是很重要的。台灣目前還比較少出版人會去倫敦書展。我想趁國際布克獎這個機會，去了解英國的出版社。跨過外譯的門檻，需要強大的中間工作者問：楊双子在訪談時說，她希望臺灣文學乘勝追擊的願望很強烈，也很希望更多臺灣作者能走出去。你怎麼看？答：因為她是作家，我是出版編輯，我反而覺得好像不用那麼著急。現在某種程度已經為臺灣在創作的人打開了外譯的想像。我有感受到，現在談合作的作者，都非常在乎和期待外譯。不只小說，非虛構寫作者也是，而非虛構作品要說服國外出版社，障礙門檻又更高。所以我反而覺得，我比較不擔心作家。因為作品再好，還需要有很成熟的、中間的工作者才能把書推出去。所以應該焦慮的反而是版權公司、譯者、出版社吧。我們有沒有辦法在跟國外接觸的這一端，克服障礙，至少在第一關要能讓外國出版社感興趣、願意看稿子。有的國外出版社沒有懂中文的人，有的會用AI翻譯先看過稿子，有的會請中文的閱讀者寫閱讀報告，我們要怎樣在這些中間環節，讓優秀的作品能被介紹？這也牽涉到出版社對外面市場的理解，一個故事要怎樣重新講述才對國外讀者有意義？例如胡慕情的《一位女性殺人犯的素描》是一個很臺灣本地的故事，但法國出版社意識到這本書是關於「女性被妖魔化」，並且對這個議題感興趣，它是不是一個非常臺灣的故事就不那麼重要了。我覺得似乎還有很多可能性，可以去尋找這些連結。所以大家應該要期待的，不是更多小說家。而是要如何介紹，臺灣的題材能不能廣泛地在許多類型上都找到外譯的機會，我覺得這應該是下一階段要看的事情。將臺灣作品帶往世界，出版社要做的功課問：那麼出版社要負擔的任務、要做的功課也很大，你會建議怎麼做準備，讓我們更有這樣的能力？答：在作家開啟下一個寫作計畫的時候，我會適時地把國外視角帶給他們：怎樣把國外視角納入、怎樣調整他的寫作方式。這並不只是為了國外市場的挑戰，也是為了國外讀者而注意自己作品的普世性。編輯要怎麼擁有這些國外視角呢？我自己會盡量去開會，盡可能認識更多的出版社。我覺得唯有親自和他們說過話，你才能知道他們對書的反應，當中的可能性與不可能性是什麼。就跟我們找書一樣，你要建立自己在版權上的出版人清單。就算沒有去書展，也會用線上的方式繼續去認識國外出版社，和他們交流，理解他們的觀點。

作者／徐淑卿 在海外大學的東亞研究裡，中國文學與文化是顯學，台灣在相對邊緣的位置。但這幾年因爲地緣政治的關係，以及過去許多人努力推動的積累，使得現在台灣文化更受關注，也有更多學生希望了解。 這讓我們思考一個問題。在海外推廣台灣文化，除了在書展影展等展會、多國版權銷售捷報，或在海外得獎大放異彩的時刻外，是否應該正視海外大學這個教學現場的重要性？ 這是偶然得知在美國教授台灣相關內容，經常遇到教材搜尋不易與不足的窘境時，產生的疑問。 海外大學的重要性是，一般讀者可以選擇讀或不讀，買或不買台灣文學外譯本，但是學生只要上課就必須閱讀和了解。這些學生可能來自世界各地，他們未來的身份可能是有傳播能量的學者、文化工作者，即使是從事其他行業，至少他們有這個契機認識台灣文學與電影，這如同一個種子，可以形成他們未來對台灣感到興趣的連結，換言之，這是一個珍貴的土壤。 海外學者需要的教材與搜尋資料庫，台灣也有非常豐富的館藏和整理，現在就是如何連結最後一哩路：海外學者是否知道有此資源，以及如何為他們所用？ 比如，臺灣文學館在2012年成立「臺灣文學外譯中心」之後，推動各種外譯規劃。不論是譯者的培訓，建置「臺灣文學外譯房」外譯資料網站平台，以及LiFT（Literature from Taiwan）翻譯出版計劃等。 過去我們可能認為這是針對學術研究，影響與受惠者較為「小眾」。但是當我們意識到海外大學是讓更多人了解台灣文化的重要前哨基地，但可能遇到教材搜尋不易的問題時，也許就明白，臺文館的外譯計劃，是知道並嘗試解決這個問題的。而且臺文館與學術的關聯，本來就比較密切。 臺文館的定位是博物館，本就具有研究、典藏、推廣和教育的核心任務。館長陳瑩芳說，博物館的角色是以研究典藏來支撐，所以臺文館有研究員做史料搜集與爬梳，建立台灣文學發展系譜。建立系譜會定錨在哪些是建構台灣文學史的作家和文學作品，然後透過策展等推廣方法，不論是實體、線上、外譯、改編或跨域，讓大眾知道。 簡單的說，臺文館的外譯計劃，是建立在研究的基礎上，與學術和產業連結。和必須以商業銷售為考量的台灣外譯出版品相比，可以兼顧較少被關注，卻有重要地位的文學作品。比如說，文化部的翻譯獎助因為顧及海外商業市場需求，所以多為長篇小說，臺文館的LiFT計畫，則以短篇小說、散文、詩歌為主。陳瑩芳說，這樣既可以形成台灣文學海外輸出的完整圖像，在商業上和文化部產業思考也有所交集。 LiFT翻譯出版計畫，本來就是因應外國大學授課需要，編輯委員會也多由各國大學教授組成，且經由海外商業出版社出版，一般讀者也可以購買。從2019年至2024年，在世界各地出版了《臺灣文學讀本》、《臺灣文學史綱》、《記憶與夢幻：臺灣短篇小說選集》、《臺灣同志文學讀本》、《卜算子與科技人妻：臺灣當代女性作家小說選》等近三十部出版品，涵蓋英法德日捷克波蘭等語種。 陳瑩芳說，每一主題從成立編輯委員會開始，通過企劃、編選、翻譯與出版，都會捲動許多人才投入，使得更多人接觸台灣文學。比如《卜算子與科技人妻：臺灣當代女性作家小說選》所組成的編輯委員會，是由政大歐語系教授徐安妮，連結到德國梅茵茲大學、波昂大學、慕尼黑科技大學出版社等學術資源，也推動這些學校對台灣文學的研究與教學。 但是，臺文館有這麼多外譯成果，購買也很方便，有些在亞馬遜就可以買到；「臺灣文學外譯房」目前也登錄了一千多筆資料，供海內外研究者查詢。這樣有用的資源，如何透過管道讓更多海外學者知道？這是未來可以著力的地方。 在柏克萊加州大學任教的柏蘭芝說，在海外教學時，授課主題和是否有外譯本經常互有影響。有時你想教某位小說家的作品，比如呂赫若，但你想選的小說沒有英譯本，只好改選他其他有英譯的作品。而在查詢是否有英譯本時，他們經常使用的是俄亥俄州立大學中國文學與文化中心建立的搜尋網站，臺文館的「臺灣文學外譯房」其實更契合學者對台灣文學外譯內容搜尋的需求，值得廣為宣傳。 除了英譯本之外，也不能忽略外國學生對中文教材的需求。臺文館LiFT的讀本，很多是短篇小說與詩歌，這或許是因應海外教學的需要，但是中文的短篇選集，不僅是文學也包含非虛構作品，對外國學生也同等重要。如果有實體或電子書可以推薦學生購買也罷，但不是所有教材都仍在市面上流通。柏蘭芝形容，每個學期開始，都會出現一個的景觀，就是老師們開始動手掃描，在版權許可範圍內，將教材發給學生。 不過，相較台灣文學外譯作品，雖說不足但其實也不少，台灣電影教材取得就更為困難。台灣經典電影，有些老的CD大多絕版，畫質差，且英文翻譯有問題。在電影資料館時期，曾出過台灣電影的全集，但無法單集購買，且學生現在也少用CD播放機。 柏蘭芝說，在海外若要以台灣電影為教材時，需要的是有英譯，以及最好有串流。國家電影及視聽中心有很多修復的老電影，但沒有在海外串流平台上架，也無法推薦給學生。像她授課想使用《兒子的大玩偶》、《香蕉天堂》作為教材，因為找不到可使用的來源，也只好放棄。 但是像屏東市政府拍攝的紀錄片《社頂的孩子：羅妹號事件紀錄片》，因為放在YouTube，又有英譯，就可以推薦學生觀賞，也很受學生歡迎。 因為涉及到版權，所以不論是國影中心的館藏，或是許多研究台灣可以作為教材的紀錄片，都未必能在海外串流平台上架，或在海外播映。國影中心的館藏可以銷售給海外圖書館做公播之用，但也不是每部電影都可以授權。 不過為了在海外推廣台灣電影，國影中心有「臺灣電影工具箱」計劃，提供給海外非營利映演活動。申請者與策展單位，每年可以有五部電影申請額度。而這些電影是國影中心挑選過，符合版權規範的，缺點是品項也有限。 即使如此也勝於無，但「臺灣電影工具箱」的美意，海外學者是否知道呢？國影中心未來會透過駐外使館發送電子報，讓當地學校或文化中心等單位知道。駐外使館應該也是台灣文化對外傳播的重要節點，因為他們除了可以在當地舉行文化活動外，也知道如何連結各種資源。 影視製作人陳昱俐最近到國影中心看了勞勃·阿特曼電影展。她說，以前的老電影，現在看還是覺得很驚人。關於海外大學難以取得台灣經典電影作為教材的困擾，她說，這是雙向的，其實台灣的電影系所學生，要看西方的老電影也不是那麼容易。像他的老師易智言，在學校與工作室上課時，甚至必須自己翻譯電影字幕，如《馬爾他之鷹》，來作為教材。 未來是否可以透過大學圖書館或研究單位典藏，來互相交換資源，更有系統的收藏、整理海外的經典電影呢？學術交流應該是無國界的。 她也提到線上觀影的方便性與影響。今年她購買了「2025金穗入圍影片影展通行證」，她說，可以先從線上觀賞入圍影片，是重要的過程，因為看過影片之後，參加頒獎典禮時會更有感。而且2022年就是因為看了金穗獎入圍影片，因此找到她日後製作《死了一個娛樂女記者之後》的導演。 她認為，國影中心在館藏等建置上都做得非常好，可以感受到是一群對台灣電影發展脈絡非常了解的人在推動其事。那麼是不是可以在館藏的基礎上，設置線上平台，讓海外的影迷可以更容易觀賞？國影中心應該是最有能力做這件事的。 不論是台灣文學或電影，海外推廣都是政府努力的目標。如此，正視海外大學校園的重要性，提供學者可使用的教材資源，也許是一個具體且未來會影響深遠的方向。 台灣文化在海外大學越來越受關注，但搜尋與準備適合的教材，卻是一個難題。圖／顏一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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