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蕭宇翔／口譯・金泰成／圖・鏡文學
今年首爾國際書展甫於6月28日落幕。鏡文學《文學新聞》特派記者專程赴現場採訪，除書展場內活動外，也專訪數位韓國出版界人士，系列報導今天起陸續刊出。
韓國大山基金會由「教保生命」保險公司出資成立，是韓國重要的民間文學贊助機構。它長期支持韓國文學，從青少年、大學生、新人作家到成熟作家，包辦文學獎、創作基金、翻譯與出版補助、國際交流，讓作家與作品在成名以前，就有被培養、看見、推向世界的機會。
「我們唯一的考量，是文學價值。」談起大山基金會如何決定補助作品，業務經理張根明這樣說。
在韓國文學近年的國際化歷程中，這不只是一句漂亮話。朴槿惠主政時期（2013-2017），作家韓江因描寫光州事件的《少年來了》（2014），而遭列黑名單，無法獲得韓國文學翻譯院資助。2015年，一家民間機構以海外出版補助的方式，積極推動韓江《素食者》的英譯。這家機構，正是大山基金會。
那時，韓江尚無作品英譯，也未得過任何國外獎項。隔年，《素食者》直接奪得國際布克獎，使韓江成為首位入圍並獲得該獎的韓國作家，其後她蜚聲海外，其他作品也陸續被翻譯出版，並於2024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
當官方資助缺席時，一家民間文學基金會如何保有自己的判斷，規劃周延的補助策略，讓一部部作品有被世界讀見的機會？這是我在首爾書展期間，專程拜訪大山基金會的原因。
我與譯者金泰成從江南搭車，抵達江北後又徒步半小時，才走到大山基金會的新辦公室，張根明已站在基金會門口等我。首爾午後陽光刺眼，他一見面便熱情招呼，帶我走進那棟剛搬入不久的辦公大樓。
張根明說，這次搬遷不只是大山基金會換了辦公室。除了大山基金會之外，教保生命也設有農業基金會與教育基金會，過去三個基金會分散於不同地點；如今集中於一處，希望讓教保生命的公益事業發揮更大的協同效益。
坐下後，我問張根明：大山基金會目前由誰主導？它的文學資助理念又從何而來呢？
張根明的回答出乎我的意料，「大山的資金來源，是一家壽險公司；現任理事長慎昌宰以前是婦產科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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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山基金會由「教保生命保險株式會社」出資創立。「大山」是創辦人慎鏞虎（신용호，1917-2003）的別號，現任理事長是其子慎昌宰（신창재，1953-）。
慎鏞虎出生於日佔時期的全羅南道靈巖郡，父兄投入獨立運動，遭捕入獄，家境清寒。少年時的他本有作家夢，但為了改善家境，果斷轉而從商。1936年，他赴北京從事糧食經銷，但隨著二戰結束，在北京的資產被中國國民黨凍結，他只好落魄歸國。1946年再次創業，懷抱著對文學的喜愛，成立出版社「民主文化社」，但當時韓國圖書發行體制尚不完善，書款難以回收，旋即倒閉。
幾度創業失敗後，他想起：在中國，孩子們無法上學；但在韓國，即使沒錢，父母也有強烈意願把孩子送去學校。於是1958年，他再度創業，成為第一個提出「教育保險」的人。當時韓國20歲以上的成年男性，十之八九都有吸菸習慣，他的行銷標語是：「如果你戒菸，把省下來的錢用來買保險，就能送你的兒子上大學了。」
這就是後來人們所熟知的「教保生命」。如今是韓國三大壽險公司之一。
慎鏞虎對教育與閱讀的重視，體現在各處。教保生命在各地興建辦公大樓時，往往將地下空間留給書店。最初，公司高層認為這不合商業邏輯，當時負責審批的財政部也反對，擔憂書店虧損拖累公司。慎鏞虎仍堅持開設書店，並立下「普及閱讀人口至千萬」的目標。這些從辦公大樓底下開始的書店，後來發展成現在韓國最大的實體書店網——教保文庫。
（由大山基金會發行的刊物。封面人物：創辦人慎鏞虎）
教育、保險、閱讀，並不是彼此分離的事業，而在同一陣線，對文化進行長期投資。1992年，正是在這樣的脈絡下誕生了大山基金會。
現任理事長慎昌宰是慎鏞虎之子，他原不是典型的企業接班人，曾拒絕父親安排出國學商，選擇進入首爾大學醫學院，後來成為婦產科醫師與大學教授。1993年，慎鏞虎被診斷出癌症後，慎昌宰以醫生身分陪伴父親治療，才逐漸被身邊人勸服，回到家族事業。同年，他接手剛創立不久的大山基金會；1996年進入教保生命，2000年接任會長。
「我小時候有很多夢想：發明家、老師，但從來沒想過當 CEO。」多年後慎昌宰接受採訪時如此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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慎昌宰是一名作風強烈的CEO。
2000年初，教保生命正受亞洲金融風暴重創，財務狀況嚴峻，慎昌宰以激烈方式推動改革。譬如安排企業內的「假新聞」，在對500名員工演講時宣布公司破產，製造危機感；也曾讓員工參與模擬葬禮，自己和高階主管一起寫遺囑、穿喪服、躺進棺木裡。「到最後，你只會想著你最親愛的人。」他說。
做為一名婦產科醫師17年，慎昌宰接生過約1000名嬰兒。在大山基金會創立20週年的訪談中，他說：「同一件事如果做了一千次，通常對它的敬畏感與神祕感就會消失，但生命誕生的瞬間卻不同。每一次，一個新生命誕生的瞬間，都會帶來全新的感動。」他說，自己是以同樣的感受，在經營教保生命與大山基金會。
我問張根明怎麼看老闆從婦產科醫生，轉為壽險公司接班人，又成為基金會理事長的履歷轉變。「從提升人的價值、從事有助於人這點來看，醫生與理事長，其實共享同樣的哲學吧！」他說，而且也算是幫助各種文學家「接生」作品。
另一方面，從青少年到成人，大山建立了對照不同人生階段的支持制度。「我們都知道文學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應該從小投資到大，就像壽險一樣。難道不是這樣嗎？」
大山基金會果真包辦了一名作家從小到大的各種階段。
從針對學生的青少年文學獎、大學文學獎；補助出道10年以下青年作家的大山創作基金；針對成熟作家的大山文學獎，以及作品的外譯補助──在不同階段，都為創作者們提供了向上攀登的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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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韓江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後不久，《紐約時報》刊出一篇報導，文中，英譯多部韓國小說的資深翻譯家金智英（김지영）談到韓國文學外譯的現況。她提到，近年來韓國政府在文化與藝術教育方面的資助持續減少，目前最大的侷限仍是譯者人數不足。「我們需要更多譯者，才能把韓國文學的多樣性與驚人的廣度帶進英語，以及其他語言之中。」她說。
翻譯一部作品何其艱辛，翻譯後也未必會得到出版社的善待，且年輕的譯者更需要獲得機會與培養。金智英曾獲得過多次翻譯補助，其中一次來自韓國文學翻譯院（2011），三次來自大山基金會（2013、2008、2005）。2011年，金智英因翻譯申京淑的《請照顧我媽媽》，與作者共同獲得「英仕曼亞洲文學獎」，創下韓國作家首次獲獎的紀錄。
金智英並非憑空出現的譯者，她的母親余英蘭（유영난） ，是將韓國文學英譯的第一代譯者，2002年曾以《永遠的帝國》英譯本獲得第10屆大山文學獎「翻譯部門」大獎。二十多年後，金智英以千明官《鯨》（2004），一舉入圍2023年國際布克獎短名單，也在2025年獲得第33屆大山文學獎「翻譯部門」。時間橫跨23年，母女兩代翻譯家，都曾在大山文學獎留下名號。
這也是大山基金會的特別之處：它支持的不只是單一作品，而包含作家、譯者，更以長期支援，培養整體文學環境本身。
「我們基金會每年約有30億韓元的預算，但比起韓國文學翻譯院（LTI）來說，可能說不上多。」張根明說。基金會工作夥伴只有八人，卻盡力以最高效率，將每個補助品項做得完善。
最重要的大山文學獎包含詩、小說、戲劇、評論、翻譯五個部門，並以該年發表的「作品」為主，各選出一位得主，頒發5000萬韓元獎金。翻譯方面，外譯補助每本最高1600萬韓元；海外出版補助費則有500萬韓元。目前為止，大山基金會已推動400本韓國文學在海外翻譯出版。
但大山並不只把韓國文學送出去，它也將重要外國文學譯介到韓國本土，與出版社「文學與知性社」合作，推出「大山世界文學叢書」系列，至今已達200本。
「這套叢書的宗旨，是向讀者介紹那些具有文學價值、但尚未在韓國介紹，或有必要重新介紹的文學作品──文學性是最重要的標準。」叢書範圍廣泛，包含托馬斯・曼、托爾斯泰、三島由紀夫、辛波絲卡等；華文書則有杜甫詩集、《西遊記》、張愛玲《傾城之戀》、陳映真《忠孝公園》等。
（由左至右：《傾城之戀》韓文版、《西遊記》韓文版、《素食者》英文版）
但是這些經典作品的讀者廣泛嗎？出版大部頭經典作品，是否會有經營壓力？
他說，韓國讀者人口有限，但興趣卻非常廣闊。前陣子，他們出版的《唐詩三百首》很受歡迎，「我很驚訝！我猜是社群媒體上正在流行分享唐詩的緣故。」
當然這些努力未必都能立刻換算成銷量或國際獎項，他回到大山最基本的信念：「不只是文學，文化支持事業本來就不應該期待短期內立刻看到成果；而是必須以長遠眼光，長時間、持續地支持，才有可能結出果實、真正發光。基金會從創立階段開始，就抱持著這樣堅定的信念。」
如果說翻譯與出版補助，是把成熟作品送往海外的最後一哩路，那麼青少年文學獎、大學文學獎、大山創作基金，則是大山更早布下的入口。
在一個作家成名之前，誰先給他第一次被看見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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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山已頒發2400名青少年創作獎，並以創作基金支持過300位作家。「若非如此，許多青年作家在門檻嚴苛的韓國文學傳統體制中，幾乎沒有發表創作的可能。」張根明說。
如今享譽國內、甚至被譽為有望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小說家金愛爛（김애란，1980-），便曾在2002年獲得第一屆大學文學獎，得以在代表性季刊《創作與批評》上發表小說，從此進入文壇。
韓國文壇原有歷史悠久的新人登壇制度，例如《新春文藝》（신춘문예）。每年元旦，各大主流報社在頭版公布得獎名單，是一座極具權威性的窄門，許多成名作家在出道前都經歷過數次落選，韓江便在1994年便憑藉短篇小說《紅錨》獲獎出道。該獎雖提供無背景的新人一個憑實力說話的舞台，但近來也有批評認為，其評選標準流於保守，且給予得獎新人的後續支援不足，不少得獎者在出道後難以維持長期創作生命。
給予出道10年內青年作家的大山創作基金，正在於補上這段後續支持。當年，在獲得大學文學獎後，金愛爛在2005年獲得創作基金，有了一筆能夠專注於創作的經濟支持後，她出版了第一本短篇小說集《奔跑吧！老爸》。多年後，金愛爛曾在文章中感謝大山基金會：「從大學時代起步，二十多年過去了；如今我既不老也不年輕，但隨著歲月的流逝，我漸漸明白，世間最珍貴的莫過於時間，而『基於某種願景和信念，經年累月積累的時間』更是彌足珍貴。」
除了獎金，大學文學獎的得獎者也會獲得海外文學紀行，不同文類的青年創作者們將拜訪歐洲城市，並在當地與世界作家進行訪談。去年，得獎者們在柏林見到了2024年布克獎得主珍妮・艾彭貝克。往年也曾安排訪問英國的朱利安・巴恩斯、愛爾蘭的約翰・班維爾、日本的平野啓一郎、多和田葉子等作家。「明年一月我們打算到德國去見陳思宏。」張根明說。
「看著這些世界作家溫暖歡欣地迎接剛剛踏上文學之路的新銳作家們，我有時也會感受到一種，類似跨越國界的文學夥伴意識。」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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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告訴張根明，最近獲得布克獎的臺灣作家楊双子曾在受訪時自問：「像韓江兩次入圍國際布克獎、得獎一次，對她國家的文學是有幫助的嗎？韓國的文學有因為這樣更多地進入到英語世界嗎？」對此，張根明的回答是：有的。
「在韓江獲得諾貝爾獎後，的確創作與翻譯都有很多新成果。」最近申請翻譯補助的作品量確實有所增加，文學創作者也變多了。這一方面與韓江獲得諾貝爾獎有關，另一方面，也與外界對韓國文化、韓國文學的關注提高有關，並且「越來越多韓語能力優秀的外國母語譯者出現，世界對韓國文學的關注提高了。」
他卻在這時提出擔憂，「但也可能是因為透過AI翻譯與創作變得更容易了。」張根明說，對於基金會而言，他們更在意的，是如何解讀變化、如何回應變化。
最後我問他，從基金會的經驗來看，若本土文學希望有更多作品被翻譯、出版並介紹給海外讀者，最應該先補強哪一件事？譯者、文學獎、創作支持、出版合作、國際交流，還是這些條件都缺一不可？
他回答我，這個問題實在很難提出一個普遍性的答案。「從事這個領域的人，恐怕每個人都有不同的答案，也都在用不同方式努力吧。」
就大山基金會而言，他們創立三十多年來的願景一貫是：把珍貴的文學經驗傳遞給讀者，「包括海外讀者喔。」張根明說。換句話說，他們之所以想把本國文學介紹到海外，並不只是「弘揚民族文化精神」這樣的標語──是為了把文學經驗，且是不可替代的文學經驗，傳遞給另一種語言裡的讀者。
他很快以臺灣舉例。
「楊双子獲得布克獎之後，應該會有許多韓國讀者去找她的書來讀。」他說，而韓國讀者或許能在楊双子的作品中找到一個問題的答案，那就是：同樣經歷過日本殖民，為什麼韓國人與臺灣人對日本的眼光會有所不同？透過這種不可替代的閱讀，韓國讀者能加深對臺灣人的理解。
「這樣一種理解他人的、非常珍貴的文學經驗。」他說，「我們會努力持續將這樣的事物，傳遞給海內外的讀者。」
訪談結束前，我問張根明能不能拍照，他立刻笑著擺手，搖頭拒絕，「我只是一個工作人員啦。」他說。
看到我有些不知所措，他心軟了：「但你能側拍我工作的樣子。」於是便開始和一旁的翻譯家金泰成，討論起下一本叢書的翻譯。
（由左至右：張根明、金泰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