鏡文學本週人氣選書♕TOP1《瘋狂媽咪日記》TOP2《完美人類》TOP3《PASSION》TOP4《頭號書迷：我比你危險》TOP5《送往待宰樂園的赦罪券》

作者／徐淑卿小說《82年生的金智英》曾有段懷孕中的金智英坐地鐵的描述。一位太太用大家可以聽到的聲音說，這樣很累吧？要是有誰讓座給你就好了。在大家的不自在中，一位女大學生站起來讓座，但是她撞了金智英的肩膀說：「肚子都大成這樣了，竟然還搭地鐵出來賺錢，真不知道在想什麼？」另一部韓國小說《破果》，是題材少見的65歲女性殺手的故事。小說開始的場景也是在地鐵上，坐著的孕婦，被強迫她讓座的男子數落：「最近的年輕人連結婚這種事都自動放棄，也不生孩子，懶得履行義務，只有在想要舒舒服服的時候才會說懷孕。...講白一點，這世上就你一個人懷孕嗎？就你一個人要生孩子？」地鐵如社會的觀景窗，讓讀者看到韓國女性，即使是最能激起大家善意的孕婦，在擁擠的必須爭奪的空間，也成為讓人產生敵意的「特權」。2016年5月，江南地鐵站附近甚至變成祭壇。一位年輕女子在公廁遭到殺害，兇手和被害人毫不相識，行兇動機是，他長期遭到女性無視，已經再也無法忍受。曾經翻譯《臺灣漫遊錄》的韓國翻譯家也是類型小說作家金依莎說，這件事引起許多女性的危機感。過去大家可能以為韓國治安良好，現在則驚覺這種暴力可能發生在每個女性身上，「她的故事可能也是我的故事，她的結局可能也是我的結局。」「江南站殺人事件」被認為是韓國女性主義再次覺醒的起點。幾個月後，趙南柱《82年生的金智英》出版，這本狂銷超過百萬冊的小說，不但社會學式的呈現韓國女性生命群像，也讓女性過去有所感但未必察覺也未必能言說的痛苦，經由主角之口率直說出。根據統計調查，韓國1982年出生的女性，名字最多的就是「金智英」。這部小說，藉由一位女性，顯影所有韓國女性共同的處境。就像「江南站殺人事件」，顯影的是女性共同面對的「厭女」威脅。揭露韓國女性所受到的性別、父權與社會的暴力，其實2007年韓江《素食者》更為尖銳。韓江接受韓國《東亞日報》採訪時曾說，她在大學時曾被韓國詩人李箱的這句文字吸引：「我相信人類應該成為植物。」她想像這位處於日本殖民時代的詩人，被迫生活在一個充滿暴力的世界，也許正是如此而渴望人類成為植物。所有與暴力相關的詞彙，如攻擊、戰鬥等都是指向動物性的存在，《素食者》是嘗試抵抗這種動物性的本質。韓江說：「我想呈現一個弱肉強食世界最極端的核心。」不過韓江的尖銳，一個在暴力下希望像植物那樣活著的女子，也很容易被「病理化」或代換成一種只會出現在小說的「奇觀」。這種「虛構的孤例」，也許不像「我們都是金智英」那樣，意味著韓國女性共同的呼聲，以及成為對有些韓國男性來說共同的挑釁。2018年韓國MeToo事件已經不再只是隱流，而成為公開的抗議運動時，檢察官徐智賢（SeoJi-hyeon，暫譯）在電視訪談指控上司性騷擾，就引用《82年生的金智英》。2016年「江南站殺人事件」、《82年生的金智英》出版與2018年MeToo運動，意味著女性覺醒擴大到更多群體的同時，不意外的也面臨反噬。不但涉及女性的書寫與言論，更容易被敵視，而且可能進一步被貼上「厭男」標籤，女性主義甚至被視為一種「精神病」。2018年歌手Irene在粉絲簽名會說最近在讀《82年生的金智英》，隨即引來男性粉絲強烈不滿，甚至在社群上燒燬她的照片，剪碎她的海報。一名男性留言說：「她等於公開成為女性主義者，我不再是她的粉絲了。」同一年，饒舌歌手SanE發表歌曲〈Feminist〉，歌詞被認為有厭女意味。他也在一場演唱會反擊抗議他的聽眾：「Womad是毒藥。女性主義？不，你們是精神病。」Womad是2016年從另一個以強調「鏡像反擊」聞名的論壇Megalia分裂出來的社群，強烈反父權，公開使用仇男語言與主張對男性全面拒斥。但是，這種較為激進的立場，其實不能代表韓國所有女性主義者，甚至她們也不見得自認是女性主義者。不過，對於反對女性主義的人，他們未必想釐清其中的區別，甚至刻意模糊其中的區別，將Womad的主張變成女性主義共同的標籤，也賦予自己仇視女性主義的正當性。2021年《TheDiplomat》曾刊登一篇文章〈女性主義如何在韓國成為貶義詞〉（HowFeminismBecameaDirtyWordinSouthKorea），分析女性主義在韓國被妖魔化的複雜原因。這不僅是男性擔心女性將動搖其過去優勢的反彈，也不僅是自以為被無差別「厭男」所感受到的被歧視的憤怒。文章中引述律師S.NathanPark的看法，一種相信成敗全憑個人努力的菁英績效主義（meritocraticideology），構成韓國年輕男性反對女性主義的思想基礎。他們在嚴苛而競爭激烈的教育與就業環境中，受個人主義追求與資本主義壓力所形塑，因而形成一種「扭曲的道德感」。在這樣的觀點之下，系統性的性別不平等被削弱甚至否認。S.NathanPark認為，當前這股厭女浪潮的動機，源自韓國年輕男性將女性視為「持續獲得優惠待遇的威脅」，而將自己視為女性主義的受害者。在《82年生的金智英》與《破果》中描繪的孕婦在地鐵上的被歧視，何嘗不是將她們視為獲得優惠待遇而讓自己受害的威脅？充滿貶義的網路流行用語「媽蟲」，又何嘗不是刻意忽略母親在家庭中承擔更多育兒的辛勞，而將她們扭曲成依靠丈夫和小孩得以悠哉度日的人？文章還引述一位韓國女性主義者的說法：「女性主義者正被描繪成仇男者，以便被噤聲，並使她們為性別平等所做的努力遭到污名化。」一些受訪者認為，現在韓國公開稱自己是女性主義者仍是危險的。而對名人展現女性主義立場的仇視，也助長一種文化氛圍，女性主義意識形態遭到排斥，當事人必須為此不斷辯解或道歉。這種對女性主義的憤怒情緒，也被政治人物收割。2024年愛丁堡大學韓國研究資深講師YoungmiKim，有一篇文章〈4B：韓國女性如何領導一場對抗厭女的激進運動〉（4B:howSouthKoreanwomenareleadingaradicalmovementagainstmisogyny）便指出，韓國政治人物已將這股日益增長的怨懟情緒武器化，並利用性別歧視與厭女情緒來獲取選舉利益。她認為，韓國前總統尹錫悅2022年贏得總統大選，部分原因正是他成功鞏固心懷不滿的年輕男性選民支持。在競選期間，他承諾要廢除性別平等與家庭部，並指控該部會將男性視為「潛在的性犯罪者」。不過，在部分男性妖魔化女性主義者，試圖否認韓國性別不平等的事實，以及抹煞女性爭取平等的努力時，作為韓國文化消費主力的年輕女性，對於現在仍有政治不正確的厭女等文字也格外醒覺。金依莎說，其實韓國文學界對於性別的看法已經達成共識，現在的問題是，如何擴散到更多讀者群，讓他們可以接受？她選擇寫類型小說，也有著希望觸及更多讀者的想法。金依莎所寫的第一部長篇小說《漢城府，明月夜》是一部以朝鮮時代「產婆」為主角的推理小說，因為這個時代男性仵作無法檢驗女性屍體，民間產婆就有機會代為驗屍，而從這樣的職業設定中，讓女性成為可以觀察推理的「偵探」。這部小說獲得相當不錯的評價，被視為是「成功將性別議題植入類型框架」的佳作，目前已有法文與俄文版，也售出電視版權。在讀者的反應中，金依莎也發現對於女性角色更為敏感的現象。有些人對女性身份產生質疑，比如說朝鮮時代女性不能出門，產婆可以去驗屍或追查案件嗎？金依莎說，女性不能自由拋頭露面是朝鮮時代晚期的規定，但小說背景是較早時代，還沒有禁止女性出門。不過小說中的確有個角色和史實有出入，也就是世宗大王的弟弟，這個人物其實很早就去世了，但這點反而沒有人提出質疑。《洛杉磯書評》撰稿人ColinMarshall曾說，即使在韓國，《82年生的金智英》一度也帶有社會政治「高壓線」的性質：讚美它，你就是女性主義陰謀的一分子；批評它，你就是父權體制的一員。...這使得要讓文本從藝術性的優缺點來進行批判性討論，面臨的可能不是反駁，而是一道石牆。石牆意味著在對立的情況下，有意義的溝通幾乎不可能。但是這樣固體的形容，反而讓人有種石牆或許有一天可以打破的樂觀。而爭取性別平等的努力，可能更像液體，在政治動員的情緒挑動下，如逆水行舟，退步往往比進步還快。這不僅是政治人物以厭女言論吸引同樣厭女的支持者來鞏固選票，而且也顯示女性議題的脆弱性，在政治對立之前，我們曾經以為的進步，或許只是幻覺。韓江《素食者》，承襲韓國詩人李箱「人類應該成為植物」的想像，尖銳描繪韓國女性所受到的性別、父權與社會的暴力。圖／陳克宇

鏡文學本週人氣選書♕TOP1《偽童話》TOP2《我的槲寄人生》TOP3《薄荷玫瑰》TOP4《獻祭的羔羊》TOP5《似是故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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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徐淑卿2019年為了即將來臨的東京奧運，NHK製作由宮藤官九郎編劇的大河劇《韋馱天：東京奧運故事》，其中一位主角是代表日本參加1912年斯德哥爾摩奧運的馬拉松選手金栗四三。當時天氣酷熱，那場比賽68名選手，完賽者僅34位，其他未能完賽者，包括一位因熱衰竭去世的葡萄牙選手，以及金栗四三。他在路途中昏倒，幸被一戶農家照料，第二天醒來，比賽已經結束，在沒有告知主辦單位情況下，他回到日本。在數十年的時間裡，瑞典奧委會以為他下落不明，直到後來才知道他住在日本，且參加過其他奧運的馬拉松比賽。1966年瑞典提供他再次參加比賽的機會，1967年他跑完當年賽程，瑞典奧委會宣布金栗四三以54年8個月6天5小時32分20.379秒完成比賽，創下奧林匹克最慢的馬拉松比賽紀錄。除了這個故事，被稱為日本馬拉松之父的金栗四三，另一為人熟知的身份是，他是著名的箱根驛傳的推動者。為了培養日本的馬拉松選手，他與幾位朋友於1920年首度舉辦箱根驛傳，直至如今已經有一百多年歷史。路線從東京讀賣新聞社門口到箱根蘆之湖往返，共有10個區間，全程217.1公里，每年有21隊參加，參加者均為關東地區的大學生。現在每年1月2、3日舉行的箱根驛傳，已是日本開年盛事。不但比賽時兩旁有民眾聚集的啦啦隊，還有數以百萬計的觀眾收看全程轉播。作家三浦紫苑以此題材寫了一部小說《強風吹拂》，並改編成電影、動畫等。2014年《衛報》曾形容這堪稱是「地球上最偉大的賽跑」，該年比賽結束後，記者訪問一位落淚的女性觀眾，為什麼這麼喜歡箱根驛傳？她說，真的是太感人了，而後再也說不出話來。記者也認為，自己剛剛見證了史詩般的事情。箱根驛傳如同悲欣交織的人生縮影。既是青春燃燒的產物，也在每個區間重新排列成功或失敗的各種可能，讓選手必須全力以赴；每場賽事可能造就明星，但要勝出就需要集體成就，包括教練、10名上場選手，還有給水等其他隊友。如同今年冠軍青山學院大學，在第1區間是第16位，而後逐步往前，在第5區間的黑田朝日超越幾位選手後，已經來到第一。而感人的不僅是這種扭轉局面的激勵故事，黑田在腿上畫著星星和7的圖樣，表示去年因病去世的隊友皆渡星七與自己同行，在最後一個區間的折田壯太，則是右手伸出3指，左手伸出4指，似乎與皆渡星七一起衝向終點線。箱根驛傳的精神，展現了運動中的日本美學。除了不計勝負竭盡所能，每一區間的跑者將代表各校的斜肩揹帶（襷たすき），傳給下一區間跑者，是如同儀式般，將之前選手的努力背負在自己身上，努力往前獲取集體榮耀的象徵。如果斷帶，多少意味之前的努力在此中斷。箱根驛傳的規則是，每一個區間的跑者在第1位跑者開跑20分鐘後，即使上個區間的隊友還沒有抵達交付揹帶，也必須帶著另一個臨時布帶開跑。相較於獲勝等熱血場面，「斷帶」的悲傷同樣吸引民眾。今年立教大學和大東文化大學兩位大四學生只差幾百公尺而發生斷帶，不僅是只差一點的惋惜，也因為他們已經不可能再參加箱根驛傳，讓這種滋味更是苦澀。也一如人生，有時「斷帶」的發生，與自己跑多快沒有關係，而是要看對手，因為20分鐘的起點是跑最快的對手決定的。金栗四三沒有完成的比賽，轉變成世界最慢的奧運馬拉松紀錄；皆渡星七病逝以及他在治療時說：「能夠跑步並不是一件理所當然的事，大家在箱根驛傳要好好加油。」成為隊友強風吹拂拚命往前的動力。同樣，箱根驛傳的斷帶，也許是失敗，但喚起的哀惜之情，卻連結日本美學的根底。日本所說的「物哀」，強調的不僅是一種哀感，也是對失敗的不同度量，在無常面前，所有人都是失敗者。這不僅是對失敗以及落難英雄，他者的同情，而且感同身受的是，人有生老病死，自然有四季變化，櫻花有極盛，也有衰落時，人在時間之前，終究只有朽壞一途。日本有個詞彙「判官贔屓」，是指對弱者偏愛的心理。判官是「源義經」，他在源平之戰，尤其是壇之浦決戰打敗平家，但這榮耀的頂端也是悲劇的開始，他不見容於哥哥源賴朝，最後切腹而死。17世紀俳句詩人松江重賴，用「判官贔屓」形容櫻花吹落所顯示的失敗之美。研究日本的學者伊文·莫里斯（IvanMorris）寫過一部名著《高貴的失敗者：日本史上十個悲劇英雄的殞落》（TheNobilityofFailure:TragicHeroesintheHistoryofJapan），人物包括有間皇子、菅原道真、源義經、西鄉隆盛、神風特攻隊等。這本書推薦序作者茱麗葉·溫特斯·卡本特寫道，莫里斯認為日本偏愛悲劇或「失敗」的英雄，他們因真誠而純潔的目的奉獻生命，並且無法得到成功的冠冕。同時她也提醒，莫里斯寫這本書的另一個原因是，為其摯友三島由紀夫所作。閱讀這本書時，除了正文外，不能忽略莫里斯所寫的大量注釋，這裡延伸了更多他的想法。比如源義經切腹段落，他在注釋更多闡述切腹的意義，也引用三島由紀夫的看法，「真誠」藏於臟腑，若要展露真誠必得切開肚腹。切腹也顯示武士的意志。莫里斯認為，日本同情失敗者與英雄的墜落，與無常和物哀有關，也與真誠有關。他在〈有間皇子〉篇章中指出，儘管日本向來充滿活力地蓬勃發展，但是他們對自然懷抱著強烈的消極主義，深信不管我們多努力面對艱險，失敗的一日總是會來臨。總有一日，所有人將嘗到失敗的滋味；就算克服了險惡社會所設下的陷阱，仍會受到年齡、疾病與死亡等自然力量的羈絆。「然而儘管世間充滿了無常與苦痛，日本人仍舊擁有積極的特質。他們認識消逝、世間的不幸以及物哀之中所縈繞的美，以此取代西方信念中對於『幸福』的汲汲追求。」18世紀日本學者本居宣長將「哀」改造成「物哀」。他的貢獻是以此概括《源氏物語》的主題情感，將這本書從儒教的勸善懲惡與佛教的教訓意圖鬆綁，強調「物哀」是其創作宗旨與基本精神。本居宣長的物哀不僅是哀傷哀憐等情緒，還有更上一層的對事物之心的感知。而1930年後在東京大學擔任美學教職的大西克禮，則進一步將「物哀」分解其層次。他其中一個觀點是，平安朝的女性，與其說是通過對人生和世界的沉思，對「存在」產生了一種懷疑的虛無感，還不如說是將生活感受中最深處的漠然哀愁，直接投影到自然現象，從眼前不斷變化的大自然，看到人生的無常。之所以特別強調這個觀點，是從不變中感受短暫絢爛的物哀與無常，會將生命的意義定錨在生死或成敗之外的他處。莫里斯在注釋中引用了奧瑞根·海瑞格在《箭藝與禪心》的話：「武士選擇脆弱的櫻花作為他們的象徵不是沒有原因的。就像一片花瓣在朝陽中寧靜地飄落地面，那無畏者也如此超然於生命之外，寂靜無聲而內心不動。」在日本的跑者裡，有一種被稱為「比叡山的馬拉松僧侶」，這個名稱來自美國佛教僧侶約翰‧史蒂文斯（JohnStevens）的書名。他所寫的是比叡山延曆寺的嚴酷修行「千日回峰行」。參加者必須連續7年約1000天在山中行走，每天要拜超過250處的寺廟和神社。前3年每年走100天，每天30公里，第4、5年每年走200天。完成700天的行走後，要進行最困難的「入堂」，在不動堂內連續9天斷食斷水不睡不卧，誦念不動真言。完成後，第6年必須走百日，每天60公里，第7年的前100天，每天約84公里，後100天每天30公里。如此7年共約4萬公里。因延曆寺曾遭遇大火，從現有紀錄，1585年至2017年只有51人完成這個修行。2014年曾經將箱根驛傳形容為世界上最偉大賽跑的撰稿人AdharanandFinn，採訪了完成「千日回峰行」的僧侶，而於2015年在《衛報》發表一篇文章〈當我遇見那位跑過1000場馬拉松的僧侶，我學到了什麼〉（WhatIlearnedwhenImetthemonkwhoran1,000marathons），所謂1000場馬拉松，是因為即使最少的每天30公里，也超過半馬（約21公里）的距離。當記者問道：「你完成之後，是否找到那個答案：我們為什麼活著？」僧侶的回答應該並不意外。他說，不存在某一理解的瞬間，好像在那之後一切都停止，而你就成就了。學習會持續下去，「1000天的挑戰不是終點，真正的挑戰是繼續下去，享受生活，並學習新的事物。」在極盛時想到將逝的時間長流，在完成時想到生命仍在如常持續。如此不論勝負都以觀照之心品嚐其滋味，失敗也有其高貴的美。物哀是對失敗的不同度量。在自然生老病死中，人最終都是失敗者。然而儘管充滿無常苦痛，日本人仍具有積極特質，在消逝、不幸與物哀中，欣賞縈繞其中的美。圖／陳克宇

鏡文學本週人氣選書♕TOP1《糖衣毒藥》TOP2《暴風雪之夜Ночьметелей》TOP3《不能讓老師發現的霸凌日記》TOP4《PASSION》TOP5《見鬼的法醫事件簿》

作者／徐淑卿1939年，石油富豪約翰·保羅·蓋蒂（J.PaulGetty）在日記寫下他在古羅馬廣場的體驗：「坐在巴西利卡（basilica）的台階上...，我感受到遠古，遠古時代的生命。」蓋蒂1892年生於美國明尼蘇達州，而後全家搬到洛杉磯，1913年他獲得牛津大學政治與經濟學位。1914年他和父親一樣投資石油，用一萬美金購買奧克拉荷馬州的油田，1915年油井出油，他也因此致富。既是精明的生意人，也是花花公子，同時以吝嗇形象廣為人知。蓋蒂著名的一件事是，1973年他的孫子被黑手黨綁架，他拒絕付出贖款，理由是他有十幾個孫子，一旦就範，就會有十幾個孫子被綁架。過幾個月綁匪給他寄去孫子的頭髮和一隻耳朵，在討價還價後，他付出贖金，孫子也被釋放。對於複雜的蓋蒂的一生來說，這些故事簡化並強調了他的某些特質，影響所及，也對他除了生意外的另一熱愛「藝術收藏」，有著或許流於表面的推論。記者RobertLubar在〈奇怪的蓋蒂先生〉（TheOddMr.Getty）文中，將他描寫成一位只在乎撿便宜，對藝術本身毫不關心的收藏家。另一位傳記作者RobertLenzner則提出，他收藏藝術與捐贈博物館的動機，在於減免稅負。但在2018年，美國研究生KirstenGabrielleDesperrier撰寫論文《收藏與身分：對J.PaulGetty古代藝術收藏的再評估》（CollectionandIdentity:AReappraisalofJ.PaulGetty’sAncientArtCollecting），則從蓋蒂的日記、著作與收藏資料等，追索他對古希臘羅馬的嚮往，這是蓋蒂經常被人忽略的精神世界之所在，也是他收藏熱情之所在。1953年他在日記寫道：「一位受過古典教育、如我這般深思熟慮的人，往往會被那段輝煌的過去所壓倒，並不得不為自己晚來了大約十六個世紀而感到惋惜。」他不但感受到與羅馬皇帝哈德良等人的精神親緣，也經常遙想自己生活於古代會是什麼樣子。1954年，他在加州私人別墅旁增建小型展覽館，後來藏品放不下，於是在60年代末興建蓋蒂別墅博物館（GettyVilla）。這個博物館是以西元79年因維蘇威火山爆發而被掩埋的赫庫蘭尼姆古城（Herculaneum）「紙草別墅」（VilladeiPapiri）為模型建造的，展示他古希臘羅馬的收藏品。KirstenGabrielleDesperrier認為，蓋蒂對藝術、收藏和慈善有自己明確的看法。他有段著名的話：「在我看來一個對藝術毫無熱愛的人，不能被視為完全文明。」但他也知道，除非可以親眼看到藝術品，並對其有所了解，否則要引發他們對藝術的興趣極其困難，甚至是不可能，這也是他創立博物館的原因。可惜的是，蓋蒂別墅博物館直至1974年，也就是蓋蒂去世前兩年才開放，那時他已在英國居住多年，所以他生前沒有去過這個博物館。這是一個要了解蓋蒂不能忽略的線索。藝術收藏對於富人所擁有的吸引力，一方面固然是基於喜好，另一方面藝術品的購買跟商業一樣，也需憑藉眼光和膽識。同時，也寄託了收藏者對時間的看法。人的生命終究有限，但是作為某一可能永世流傳的藝術品，收藏者或可隨之不朽。在現實世界外，蓋蒂另有一古典精神家園。古希臘羅馬收藏品，是這個家園存在過的痕跡，蓋蒂別墅博物館則是這個家園的再現。但也僅此而已。這如同洞穴中火光搖曳窺見的影像，已非理型本身，對於打造博物館的結果能否及身親見，他似乎沒有非如此不可的渴望。這也顯現在遺囑中。他將蓋蒂石油的400萬股股份留給博物館，由J．保羅．蓋蒂信託（J.PaulGettyTrust）管理。但對受委托人的約束，只有必須促進「藝術與一般知識的傳播」，簡潔但也模糊，這讓未來的蓋蒂博物館有極大的開放性。他沒有以自己局限博物館的各種可能，這也造就了未來的蓋蒂中心與研究所。1981年起，也就是在蓋蒂去世五年後開始擔任蓋蒂信託總裁的哈羅德·威廉斯（HaroldM.Williams），曾對《洛杉磯時報》撰稿人說：「蓋蒂毫無疑問是一位獨裁者。但他有足夠的智慧知道，當他死了，他就是真的死了。」與蓋蒂同時代的另一位美國藝術收藏家佩姬·古根漢（PeggyGuggenheim），則是站在時間的不同位置。相對於蓋蒂依託於過去，佩姬·古根漢則是從未來回望，而在當下的時間之流，撈拾她覺得必須保存，否則就可能被輕忽而消失的作品。1942年她在紐約開了一間畫廊。與蓋蒂別墅博物館從被時間封存的羅馬莊園獲取靈感不同，古根漢「本世紀藝術」（ArtofThisCentury）畫廊有著引領現代的動感。她邀請流亡美國的建築師弗雷德里克．基斯勒（FrederickKiesler），設計成一系列夢境般的劇場空間。2002年美國評論家克勞迪亞·皮爾龐特(ClaudiaPierpont)在《紐約客》寫了一篇文章〈收藏家：佩姬·古根漢的征服與畫作〉（TheCollector：TheconquestsandcanvasesofPeggyGuggenheim.）。她認為，幾乎所有20世紀中葉美國藝術的重量級人物：波洛克、羅斯科、馬哲威爾、約瑟夫‧康奈爾、路易絲‧奈維爾森、德‧庫寧，都曾在古根漢的「本世紀藝術」畫廊展出。正如畫廊之名所昭示的，那正是美國藝術真正成形，確立自身地位的所在。有個故事是，古根漢有時會站在門口，在觀眾離開時問：「你覺得這些畫怎麼樣？」如果對方不太理解自己剛才看了什麼？她會聳聳肩說：「那就50年後再回來看吧。」古根漢曾說：「我不是在購買藝術，我是在拯救它。」在《紐約客》這篇文章中，可以感受佩姬·古根漢在收藏藝術品時，固然有其藝術顧問的指點，但她的選擇和她一生的內在張力，有著相同的旋律而互相交織。她的家庭是富有家族中的窮親戚，她的父親經常離開她們與情婦生活，相較於美麗的姊姊，她的長相並不討喜，她還有著在當時被歧視的猶太人身份。從這個角度看，古根漢在「拯救」那些尚未成名的藝術家，以及諸多情史，何嘗不是在「幫助」幼年時即有自卑情結，而需要被別人認可與情感支撐的自己？在她為未來的藝術史辨別哪些是終將閃耀的星座時，最著名的就是傑克森·波洛克（JacksonPollock）。1943年波洛克首次在「本世紀藝術」畫廊展出作品，而後佩姬·古根漢提議每個月提供他150元美金，要他辭去在叔叔所羅門·古根漢的博物館擔任看守的工作。有趣的是，儘管她在波洛克未成名時，提供他每月津貼，收藏他大量作品，委托他創作，稱他為自己的精神之子。這是古根漢生命敘事中，最具藝術之眼的例證。但是在成名後的波洛克傳奇，佩姬·古根漢的角色被淡化成可有可無。因此當1956年波洛克車禍去世，有人打電話通知1947年結束畫廊，搬到威尼斯居住的古根漢時，據說她的回應是：「我一點都不在乎。」在過去與未來之間，1936年生於法國不列塔尼的法蘭索瓦·皮諾（FrançoisPinault），手握為現在定義之鑰。他從貧寒的木材商之子，後來成為全球著名奢侈品集團開雲（Kering）的創辦人。喜歡藝術收藏，在威尼斯葛拉西宮、舊海關大樓以及巴黎舊商業交易所，分別成立美術館，還擁有知名的佳士得拍賣行，他掌握當代藝術從定價、生產、展示與評斷的所有環節。前龐畢度中心主席阿蘭‧塞班（AlainSeban）說：「只要他對某位藝術家產生興趣，整個市場接下來很可能也會跟著關注。」同樣是商人，皮諾與蓋蒂曾被批評購買藝術品時精打細算的作風不同。他說：「在我剛開始的時候，花那麼多錢買一幅畫，我也會感到不自在；但在藝術市場裡，撿便宜其實是一樁壞生意。必須為一件傑作付出高價，因為有一天，它會更值錢。」這也印證了商業和藝術收藏的相同邏輯。他認為一個好的企業家，不能愛錢，而是要押注於膽識，並且懂得讓自己置身風險之中。不過雖然他在藝術界掌握呼風喚雨的「權力」，但真正讓他著迷的不是權力本身，著名藝廊經營者卡梅爾‧門諾（KamelMennour）說：「唯一讓他著迷的是，他將在藝術史中留下什麼樣的痕跡。」從他成立的美術館都選擇歷史建物，也都曾在當地扮演重要角色，也都位於交通輻輳之地，皮諾在原有的歷史地標上加入了現代的痕跡，讓過去與現在並置。皮諾收藏（PinaultCollection)官方網站刊載了他的訪談。訪問者問他為什麼選擇巴黎舊商業交易所這棟受保護的歷史建築？他的回答是：「我認為，讓當代建築師去重新詮釋這棟老建築，並在其中創造出某種徹底嶄新的事物，本身就是在表明：生命仍在前行，一切都在演變。我們不應該拒絕過去的建築或藝術，因為前幾個世紀確實留下了許多非常美的作品；但與此同時，當代，無論是在建築、繪畫還是雕塑領域，也正在誕生品質極高的創作。安藤忠雄以極為出色的方式證明了這一點。」皮諾思考他將在藝術史留下什麼痕跡時，不但以現在的創造延續過去，並以其膽識眼光提前布局未來。法國《世界報》一篇長文〈收藏家法蘭索瓦·皮諾〉（FrançoisPinault,lecollectionneur）引述他的話說：「我曾經長時間害怕死亡。現在已經不再害怕，但我希望可以留下些什麼....。」他對死亡的恐懼，不僅透過收藏藝術尋求永生，而且非常有創造力的轉換成兩件作品。2003年，波蘭藝術家皮奧特‧烏克蘭斯基（PiotrUklanski）為他創作一幅經過著色處理的顱骨X光影像，題為《法蘭索瓦‧皮諾先生》（MonsieurFrançoisPinault）。義大利藝術家毛里齊奧‧卡特蘭（MaurizioCattelan）則說服皮諾在墓園購買了一塊墓地使用權，就在他的拉‧莫梅爾（laMormaire）城堡不遠處。卡特蘭為他設計的墓碑上，只刻著兩個字：「Whyme?」（為什麼是我？）對於這件作品，皮諾家族深感不悅，而收藏家本人只是笑笑而已。如果藝術是永恆，蓋蒂從過去中尋找；佩姬·古根漢從未來中尋找；而皮諾則是從現在中尋找。圖／陳克宇

鏡文學本週人氣選書♕TOP1《長廊深處》TOP2《你擱淺了我的韶光》TOP3《房門內的陌生人》TOP4《靈圖》TOP5《我認罪，法官閣下》

作者／徐淑卿1987年1月，抗議全斗煥獨裁政權而參與抗爭的首爾大學學生朴鍾哲，在獄中被刑求致死。真相披露後，韓國發生大規模民主運動，6月延世大學學生李韓烈在抗爭中被警方的催淚彈擊中後腦，一個月後死亡。這段歷史，2017年被拍成電影《1987：黎明到來的那一天》，距離事件發生，已經過了30年。可以說是經歷一段被噤聲的時間後遲來的哀悼。但是，在事件發生的1987年，憤怒與哀悼卻已經以韓國民俗方式進行。6月，在首爾大學，研究薩滿儀式的舞蹈家李愛珠，透過象徵重生與解放的舞蹈，表達她對學生朴鍾哲遭受酷刑並死亡的悲痛。7月9日，她再度在延世大學李韓烈的葬禮上表演解恨舞（hanp’uri），撫慰亡者的「恨」。如果，白色是代表韓民族靈魂的顏色，「恨」（han）就代表韓國人靈魂的情感，也是韓國文學、影視、藝術創作的共同泉源。雖然它來自漢字的「恨」，但與中文、日文「恨」的解釋不太一樣，不僅具有多重意義，且更多的是在心裡逐漸累積，而未必是針對外在的情緒。這是一個存留於韓國人血脈，但難以用其他語言翻譯的字詞。在Netflix《世界小吃》首爾篇中，一位廣藏市場的商家在影片開頭便說：「韓國人通常不會在大庭廣眾下說出自己的感受。我們會把自己負面的情緒藏在心裡，讓情緒成為內心的一部分，這就是『恨』。」2020年《衛報》有篇文章〈「掩藏炙熱怒火的冷意」：韓國女作家的崛起〉（'Acoldnessthatmasksaburningrage':SouthKorea'sfemalewritersriseup），作者MiriamBalanescu採訪《如果擁有妳的臉》作者車熺垣，她也提到了「恨」。她認為這是「長期遭受不公平對待而累積起來的怨懟與憤怒」。她說：「我生命中的許多女性都有這樣的情感。婆婆往往帶著『恨』，因為她們曾經也是媳婦，並且遭到自己的婆婆虐待。這在歷史上形成了一個非常惡性的循環。」韓國標準國語大詞典，對「恨」的解釋是：「非常怨恨、委屈或遺憾、悲傷的內心。」但這雖包含卻也難以窮盡「恨」的各種意涵。隨著朴贊郁【復仇三部曲】、《寄生上流》、《魷魚遊戲》等影視風靡世界，韓國小說也有越來越多海外讀者，更多人注意到「恨」這個字。它既是解讀這些作品的入口，也是了解韓國文化的關鍵字。即使是像BTS等韓團所代表的年輕世代，也被認為有著「恨」的要素。2019年劍橋大學學者申東澈（暫譯，MichaelD.Shin）在韓國協會有一場演講「恨的簡史」（ABriefHistoryofHan）。他認為「恨」是最韓國式的哀傷情緒，它並非單一也不純粹。他引用名廚安東尼·波登的詮釋，認為這是結合了忍耐、渴望、憂傷、悔恨、苦澀，還有一種冷酷的決心，等待時機直到復仇最終得以實現。他認為韓國的「恨」有三種面向。一種是鬼魅般的糾纏，具有縈繞不去的特質；二是普遍性，這是所有韓國人都能感受到的情緒；三是可被繼承的特質，會從一個世代流動到下一個世代。「恨」起源於韓國古典文學，過去許多學者認為這是個體的，長期積累於內在。但是在日本佔領韓國之後，恨有了現代的變體，具有被壓迫民族集體的痛苦意識。而在這個層面上，「恨」在日後逐漸有著政治的含義。申東澈列舉日本統治時期，「恨」的關鍵歷史座標，其中之一是1926年朝鮮王朝最後一位君主純宗去世。該年6月10日《東亞日報》寫著：「當送葬的行列朝向金谷〔純宗陵墓所在地〕前進時，高宗皇帝與明成皇后的往事，將彷彿發生在昨日一般浮現，而……我們長久以來的悲傷，將引出一種新的『恨』……當純宗在來世首次與〔高宗皇帝與明成皇后〕相會時，那感覺將彷彿讓我們親眼看見他們深沉的哀愁。」從純宗出殯行列的影片，我們可以感覺這是日後韓國不論在「濟州4.3」或光州事件發生後，無法言喻的哀悼與被禁止的哭聲的原型。一群穿白衣的韓國人在日本的監視下，沈默而悲傷的送別他們最後一位君主。他們穿著白色衣冠，不僅因為被稱為「白衣民族」的韓國，從古代就喜歡白色，也因為白色是被征服者內心的屈辱與哀痛的顏色。日本學者鳥山喜一在《朝鮮白衣考》中說，高麗被蒙古侵略後，由於亡國之恨而開始穿白衣。結合著哀悼的意義，申東澈認為，恨有一個修正的定義，就是「集體身份的創傷性喪失導致的複雜情緒」。被殖民者的恨，也影響藝術與音樂。影集《正年》所表演的「盤索里」，到了20世紀，逐漸將重心轉向敘事中更為悲劇性的面向，在這個時期，它被認為真正成為「恨」的載體，並被稱為「恨之聲」。韓國民謠「阿里郎」也是如此。這首歌至少可以追溯到15世紀，是描寫一對戀人為了能夠相守而歷經重重考驗的故事。而據一些學者的說法，這首歌在日本殖民統治時期轉向了「恨」，成為對抗殖民統治，凝聚團結意識的一個焦點。不論是對於個人或者國家，這些累積的恨，能否消除？尤其有些含冤而死的亡靈，他們的委屈憤怒又該如何化解？在韓國恨的文化中，有另外一種解恨的文化，假面舞和薩滿儀式，就是最重要的方法。韓國首任文化部長李御寧認為，韓國人的恨，並非西方意義的「怨恨」，而是即便悲傷也要將悲傷咀嚼吞下的韌性。這種恨也具有創造的能量，可以藉由傳統藝術如盤索里、假面舞轉為「興」。他認為「恨」與「神明」（Shin-myung）的狂歡和興奮是一體之兩面。另一位研究韓國巫俗的社會人類學家學者崔吉城，則認為薩滿祭儀本質上就是一種「處理恨的技術」。崔吉城和許多研究恨與薩滿關係的學者，雖各有不同理論脈絡，但有共同的看法是，韓國薩滿信仰的核心在於安撫那些帶著「恨」死去的靈魂（冤魂）。這些靈魂因為生前有未竟之志或冤屈，無法離去，進而對生者造成干擾，表現為疾病或災難。巫師（Mudang）扮演中介者的角色，透過跳舞、唱歌和模仿死者的語氣，讓受害者（或其家屬）將積壓的憤怒與悲傷說出來。這種行為不僅是宗教儀式，更是一種集體心理治療，而達到解恨的效果。學者金烈圭在1970年代初期也指出，在薩滿儀式中，觀者同樣被納入精神性的表演中，並經驗到一種共享的狂喜狀態。從古典文學的起源，到日本統治時期被殖民的痛苦，到南北韓家庭離散的痛苦，以及被獨裁統治的痛苦，「恨」逐漸加深政治意涵，而作為解恨技術的薩滿儀式，也被賦予象徵性的政治價值。學者南惠林（暫譯，HyeLimNam）在〈在悲傷與希望之間：韓國「恨」的論述〉（ConceptualizingSorrowandHope:TheDiscourseofHaninSouthKorea）中認為，李愛珠為李韓烈所表演的解恨舞，是薩滿透過歌唱舞蹈與靈界互動的宗教儀式。這種表演具體呈現一股自1960年代開始興起，將象徵性民俗儀式引入抗議運動中的趨勢。而在解恨的儀式中，即使被附身的薩滿會對靈體過去的施虐者加以譴責。但是，薩滿不允許解恨的過程導向報復。薩滿扮演的是撫慰者的角色，減輕受害者的痛苦，但不是成為復仇者。她也引述歷史學者金成植（暫譯，KimSŏngsik）1984年在《東亞日報》專欄中提及薩滿儀式，並以此作為比喻，說明政治在人們生活中應有的角色。金成植寫道，像為含冤亡者舉行的薩滿解恨祭儀，旨在解除亡者所背負的「恨」之重負；而政治則承擔起為生者解除「恨」之情感負擔的角色。若如金成植所說，薩滿為解除亡者所背負的恨，而政治為生者解除恨的情感重負。但是政治未必能達到這樣的期待，所以不僅薩滿與假面舞等宗教與傳統舞蹈等作為「解恨」的技術，文學與電影也成為另一種未竟的集體哀悼儀式。藉由不斷敘述國家暴力，來訴說亡者之恨以及生者所遭受的創傷。相較於韓國持續而豐富的影像哀悼，台灣在面臨白色恐怖與日後政治迫害，近些年也嘗試從不同角度去清理創傷。從早期處理倖存者沈默的《超級大國民》；無法說出口的恐懼以他者形式現身的《返校》；以女性視角面對白色恐怖的《流麻溝十五號》；當國家暴力無法用國家力量讓加害者現身，家屬只能採取個人的復仇，並刻意讓加害者以近乎獨白方式，表達他們至今仍無悔悟的「信仰」，而悔悟至今仍未產生，是因為國家從未真正究責的《餘燼》。以及今年讓哀悼悲傷在不同世代化為淚水流出的《大濛》。但是這些說出的嘗試，並不等同真正化解。在韓國的影視中，至今仍在處理日本佔領朝鮮半島期間，與日本人合作的國家叛徒的餘恨。如電影《哭聲》與《破墓》，同樣具有日本和薩滿兩種元素，同樣也都出現日本的協力者。韓國薩滿在前者幫助日本巫者傷害自己同胞，而在後者，則是要阻斷日本與當時協助者所產生惡靈的再次加害。或許可以說，這是韓國對日本始終未能解除的「恨」。由於對日本與協作者產生的惡，始終餘恨未消，電影作為新時代的「解恨」儀式，這樣的題材也將一再上演。因為唯有不斷透過敘述與影像的祭典，《破墓》中那個釘在地脈也釘在韓國人心中的鐵樁，才能在反覆解恨中，逐漸拔除。韓國有「恨」的文化，也有「解恨」的文化，如薩滿儀式與假面舞。在薩滿祭儀中，巫師扮演中介者的角色，透過跳舞、唱歌和模仿死者的語氣，讓受害者（或其家屬）將積壓的憤怒與悲傷說出來。圖／陳克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