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淑卿專欄 - 最新消息

作者/徐淑卿 東京淺草寺境內，有一尊母子地藏。雕像是母親揹著一個小孩，手裡抱著另一個小孩，雙眼垂下。這是由《好小子》漫畫作者千葉徹彌設計的。千葉徹彌幼時曾居住在中國瀋陽，日本戰敗後歷經一年時間和家人抵達葫蘆島港，登船回到日本。 這段「引揚」（指日本戰敗後，居住外地的日本國民返回日本。台灣多用「遣返」一詞）過程，他看到許多人因飢病死於途中，連屍體都無法安放。於是日後他和有引揚經驗的友人，在淺草寺設置母子地藏，以慰藉死於路上的亡靈，以及至今未能重逢的父母與小孩。 今年10月22日千葉徹彌去世。他在台灣已出版六冊的自傳性漫畫《悠哉日記》，第六冊最後一個畫面，正是母子地藏。千葉徹彌寫道，在夜間天色昏暗時參拜，據說母親的眼睛會泛出淚光。千葉徹彌也寫了供奉母子地藏的原由。 之前引揚漫畫家曾舉辦戰爭印象展覽，吸引許多人觀看。其中一對夫婦說，他們都是撤退者，三個小孩都是活活餓死的，連個墓都沒有，不知道要去哪裡祭弔。 千葉徹彌說：「我們將眾多的往生同伴們棄之於路途中，最後回到日本國內，只要一想起這些往事就會忍不住心痛。」後來他們在西多摩靈園和淺草寺分別供奉地藏。 戰後一段時間，千葉徹彌不願意回想引揚往事，但回憶卻在千葉徹彌作品與生活中一再顯露出來。 他們很幸運地在路上遇到父親的同事徐集川，他冒險將他們藏匿在閣樓度過寒冬，是千葉家的救命恩人。千葉徹彌在閣樓裡畫畫給弟弟們以捱過那段時光，這或許是他日後畫漫畫的契機，在他成為漫畫家之後，喜歡在閣樓中工作，也與當時情境有關。 曾有採訪者問他，作品中有些人物的名字和「徐」的日文發音很像，像是《小拳王》主角矢吹丈的「丈」。千葉徹彌說，印象中「丈」是開會時大家決定的，他創作時沒有特別這樣想，但也許是無意中流露出對這名字的喜愛也說不定。 還有些封存的回憶，也在漫畫中被喚醒了。像是韓國拳擊手幼年時以為有人要搶走食物而誤把父親打死的情節，他覺得好像畫出的是在引揚路上，那個飽受飢餓折磨，飲用泥水的自己。 研究引揚史的日本學者加藤聖文指出，根據戰後實際返國的引揚人數推算，當時在外地的日本人，不含軍人，應超過300萬人。其中約計，滿洲127萬人，滿洲以外中國境內49萬人，台灣33萬人，朝鮮半島72萬人，庫頁島39萬人。現在，旅居海外的日本人也不過129萬人左右。 加藤聖文認為，這些居住外地的日本人，能在戰敗一年返國，是因為美國希望盡快消除日本在亞洲的影響力，積極介入，才得以實現。但在遭受蘇聯軍隊攻擊的滿洲和北朝鮮，在戰亂以及成為難民後，因為傳染病、營養不良而死亡的人數急遽增加，返國前，就有超過30萬人喪生。 不同地區引揚的日本人，遭遇並不相同，滿洲北朝鮮歷經千辛萬苦，台灣則較為平順。不過，回到日本後，苦難則是相似。 原本，日本政府不希望引揚者立刻回國，因為日本本土也面臨糧食不夠百廢待舉的艱困處境，引揚者成為食物與工作的競爭者，同時也遭受敵意與歧視。 被歧視的原因之一在於，這些當時聽從政府開拓外地而願意在殖民地生活的人，被視為離開是自己的決定，在外地享受比當地人更優渥的生活，也必須為此付出代價。 另據學者曾齡儀為華樂瑞（Lori Watt）《當帝國回到家：戰後日本的遣返與重整》所寫推薦序，華樂瑞認為，引揚者的出現，使「內地」日本人得以與「外地」日本人分開，加上長崎與廣島原爆的苦難形象，內地日本人可將自己視為受害者而非加害者。 其次，1946年從滿洲歸來的日本女性，因為經歷蘇聯入侵而被認為肉體受到污染。1949年從西伯利亞集中營回來的日本男性，則被稱為「紅色引揚者」，意即共產主義同路人。這兩者都受到污名化，前者藉以彰顯日本本土女性「性的純潔」與「種族純粹」，後者好辯孤僻的形象，則襯托日本本土男性的「正常」。 不論歧視原因為何，歧視已成事實。戰後初期的日本，對於引揚者的苦難，未必有興趣知道，引揚者的痛苦回憶也未必說得出口，使得這段歷史很長一段時間被塵封。 加藤聖文在戰後50年，想要了解為什麼有些引揚者生活始終艱苦，卻發現不要說學術研究，連資料都很少，引揚者的問題長期被視為禁忌。 日本TBS電視台曾在2023年製作引揚者專題報導。當時在長野縣滿蒙開拓和平紀念館，展示中國畫家王希奇的畫作《1946》，畫的即是滿洲引揚者死裡逃生走向葫蘆島港的情景。他說，2011年他在網路上看到一張照片，是一位短髮男孩，胸前抱著一個類似白布的東西。後來才發現，這其實是一位女孩，因為害怕被蘇聯士兵侵犯，而剪成短髮，她所抱的則是母親的遺髮。 他在查找資料的過程中，發現這段歷史似乎鮮為人知，於是決定畫出來。一位八十多歲婦人觀展時說，滿洲撤退的經歷讓她感受到人的生與死。「死去的嬰兒被留在鐵軌旁，火車就開走了。從引揚船上，撲通一聲把遺體拋進海裡，船繞著遺體轉上一圈，葬禮就結束了。我說不出口。一直到八十多歲，我什麼都沒說過，連孩子、孫子都沒告訴過。」 千葉徹彌在《悠哉日記》中曾寫，他幼年居住的滿洲，因為特有的黃砂現象，每到傍晚天空就會被染成一片血紅。他曾畫過一幅畫，是在逃難過程中，一群人在紅色夕陽下迤邐前行。千葉徹彌曾說，許多人在途中倒下，再也無法起身。直到現在，每當看見血紅的夕陽，當年的記憶仍會浮現。 引揚過程的生離死別，固然是一種受難經驗，但日本也是加害者，更是造成苦難的源頭，這是必須正視的。因此對千葉徹彌來說，敘述與哀悼的意義不僅是為了無處安魂的逝者，更重要的是不要再讓戰爭發生。 他在接受採訪時曾說，對於戰爭的描繪，畫起來很痛苦，但他是抱著不希望戰爭重演的心情畫的。如果不這樣做，就對不起那些在戰爭中死去的人。戰爭使原本在孩子面前溫柔的父親和哥哥，一拿到武器就成了惡鬼。而那些只比自己年長一些的人，說是為了國家，抱著炸彈向前衝，拋下自己的性命，就此凋零。 台灣也有引揚者的故事。今年7月，由林初梅、石井清輝、所澤潤幾位學者編著的《告別南國：在台日人「引揚」研究》在台出版。書中包含九位台日學者的研究成果，和三位灣生的訪談紀錄。 跟千葉徹彌的經歷相比，台灣引揚過程可說平和有序。從書裡，可以看到三期遣返的過程，因為返回的地方，分為日本本土、沖繩與八重山群島，處理方式也有所不同。以及戰後一開始，國民政府不希望起用台灣人，而留用日本人，以及留用日本人子女就學等安排。 在時代轉換中，不僅個人命運遭受影響，有時連書寫記憶都是危險，或不合時宜，因此許多珍貴資料就此湮滅。但本書經由訪談與史料爬梳，保留了許多戰爭剛結束時，不論是日本人必須離開台灣，或是曾經以為自己是日本人的台灣人，突然發現自己成了「昭和孤兒」的印象、回憶與心境。 從戰後初期在日本發行的《全國引揚者新聞》，也可以看到台灣引揚者，如何在日本重建生活，破除歧視的努力。他們運用台灣的媒體經驗與人脈發行刊物，並主張在台灣學到的技能，以及引揚者到外地的開拓精神，將有助於日本從廢墟崛起。 引揚者回到日本後，也有彼此聯絡的刊物或同窗會等小誌，交流各自的近況與反思。從這些資料裡，也可以看到台灣引揚者一開始未必意識到，但隨著時間推移，對台灣的「故鄉意識」也更為清晰。 今年9月下旬，我先是在台北聽了林初梅教授《告別南國》講座，隔了兩天，在淺草寺無意中看到母子地藏，細雨留在母親石像的痕跡宛如淚痕。10月則看到千葉徹彌去世的消息。冥冥中似乎有一條線提醒我留意這段過去。引揚者加害與受害的複雜經歷，遭受的苦難與此生無法逃脫的悲哀，終將會過去了嗎？如果這些歷史不僅是歷史，而是讓戰爭不再重演的呼籲，那記得千葉徹彌的心願，也是對他最好的告別。 東京淺草寺境內有母子地藏雕像，是由10月下旬去世的漫畫家千葉徹彌設計的。 他幼年時和家人從中國東北撤退回日本，在將近一年飢累交迫的長途跋涉中，他難以忘懷在血色夕陽下迤邐前行的人群，以及倒下就再也無法起身，也無法安葬的逝者。母子地藏就是慰藉那些無處安魂的亡靈，以及失散至今無法重逢的父母和小孩。 不要再讓戰爭重演，也可以說是千葉徹彌一生的心願。圖/陳克宇

作者/徐淑卿近日，台北市長候選人蔣萬安以自己不擅長包裝表演，也不會為選舉創造特殊人設，以及不認為反覆改變的人設能獲得信任，暗指另一位候選人沈伯洋的形象並非本來面目。這種攻訐是選舉常用招式，但也讓我們得以藉機思考，「人設」對我們可能造成的負面影響。它不但暴露有些使用者心存否定的前提，更嚴重的問題正在於蔣萬安所演示的，「人設」被視為該一成不變。但我們人生的妙處，卻在於變化。「人設」原本源自日本動漫、遊戲等虛構作品的人物設定，不論個性、遭遇、正派反派，是否經歷英雄旅程的成長等，越清楚詳盡越好。當劇中人物不符合原先設定時，就會產生「人設崩塌」之評語。這個用語而後在華文世界風行，也被用來指稱過去所說的「公眾形象」。這或許是人物設定有著人為操作的意味，更能體現一種大眾的懷疑，公眾人物的形象或許是刻意經營，而非本然如此。一個人原本是什麼樣子？在「人設」背後有沒有我們不知道的事情？是否足夠真實？對政治人物來說，這種揣測始終縈繞不去，現在則更顯重要，一方面必須獲得選民信任；同時，質疑政治對手的「包裝」，也是選戰經常操弄的手法。2008年《衛報》有篇文章〈面具背後〉（Behind the masks），作者David Runciman指出，我們希望政治人物真誠，這樣才能知道，他們沒有向我們隱瞞任何事情。因此，所有政治人物都不斷受到對手的檢視，找出那些顯露虛偽的細微矛盾、雙重標準、隱瞞與含糊其詞。這些對手深知，「偽君子」的標籤能造成多大的傷害。幾乎所有負面政治宣傳，本質上都是試圖證明，競逐公職的對手，並不像他或她假裝的那麼好。這也正是負面宣傳之所以奏效的原因。今年6月，《紐約客》有篇文章〈政治上「真實性」的變貌〉（The Changing Face of “Authenticity” in Politics），藉由一位參議員候選人的故事，再度討論這老套但在選戰依然常用的策略。作者Jon Allsop說，評論者與政治人物認為真實性是政治上的「通行貨幣」，也視為持續爭戰的焦點；人們討論真實性的「落差」，也討論它的「陷阱」。作者認為，許多討論一直圍繞政治人物有多矯揉造作流於表面，但事實上，政治真實性這整個概念，如今本身就顯得膚淺，至少已是陳腔濫調。如果政治真實性是一個陷阱，誘捕他人的同時，有時自己也會掉落其中。為了符合想像中選民對政治人物的期待，有些人試圖在一些場合扮演自己生疏的角色，比如在颱風過後上街掃地等，批評他人包裝的同時，自己更因包裝而受害。這種不熟練所展現的真實之傷，甚至並非來自對手，而是自己在「真實性」的誘惑下，去扮演一個並不真實的形象。強調對手的樣貌僅是「人設」，或者當我們用「人設」衡量任何人時，其實都自帶問題。前者的問題在於，利用「人設」本來就具有的人為意涵，把對手可能是本然的自己，否定為刻意營造的虛矯，這種否定甚且毋須證據，只是丟出無中生有的懷疑，就可能誘使對方窮於自我澄清。對於非公眾人物的一般人來說，「人設」有時是自我希望對外呈現的面貌，但也可能成為受限於此的框架。因為人設意味著一個凝固的標籤，他人可以用這個標籤檢驗你的言行是否有「落差」。但這與真實人生幾可說背道而馳，因為在我們的生命中，落差不一定是破綻，也可能是你追求理想的自己時，所做的種種今是昨非的努力。也因此，不論是選戰的輿論操弄，或對於我們人生之路的思考，也許一開始就要知道這個語言有其局限。我們是否要用「人設」這種原本存在於封閉故事，充滿角色限定的遊戲規則，來定義或評價我們的所作所為？因為在真實人生中，原初設定的崩塌，因崩塌而產生的無法預期的變化，正是珍貴之處。2006年，哈佛大學教授普鳴（Michael Puett）首次開設《中國古典倫理與政治理論》課程，這門課曾是最受學生歡迎的課程之一，僅次於《經濟學原理》和《電腦科學入門》。2016年普鳴與另一位作者Christine Gross-Loh，將這些內容寫成一本著作《正道：中國哲學家論美好生活》（暫譯，The Path: What Chinese Philosophers Can Teach Us About the Good Life）。普鳴認為，孔孟老子等中國古代哲學家，其實不是僵化的傳統主義者，也沒有教導我們，只有限制在社會角色中，才能達到至善。相反的，他們是激進的思考者，打破當時的社會規範，試圖拓展人類可能性的邊界，藉此讓世界變得更好。在普鳴歸納的觀念法則裡，像是，別再尋找自己、不必忠於「真實的自己」等古老智慧，在現代正是破解「人設」迷思的利器。普鳴說，孔子可能會追問：你以為自己已經發現的那個真實自我，究竟是誰？它只是你在此時此刻的一張「快照」。如果你忠於那個自我，讓它成為你的指引，它就會限制你，使你無法經歷唯有認識自己始終在變動，才可能經歷的成長。當我們認識到自身的複雜性，並學會透過自我修養來應對這份複雜，我們就能茁壯生長。例如，當你明白，自己不會只因為覺得自己脾氣急躁，就注定是個暴躁的人；也不會只因為將自己視為內向，就注定害羞。大多數標籤所指的，不過是我們已經陷入，卻也能夠打破的行為模式。我們不只是自己以為的那種人，我們隨時都可以努力，成為更好的人。以此時此刻的快照，來概括我們的人生，這正是「人設」的缺陷之一。問題不僅在於，暗示此刻的形象並不真實，更在於以現在的自己當作衡量的準繩，而忽略改變才是人生常態，甚至可能是我們所擁有的最好的禮物。作家大衛·布魯克斯（David Brooks）曾將他的著作《成為更好的你》（The Road to Character），改寫成一篇文章〈道德願望清單〉。他說，美德可以分成兩類，履歷上的美德，以及悼詞中的美德。履歷上的美德是你帶進職場參與競爭的技能，悼詞中的美德，則是人們會在你葬禮上談到的那些品質，你是否善良、勇敢、誠實或是忠誠？他認為，雖然我們都知道悼詞的美德更為重要，但我們的文化與教育體系，卻較重視專業技能。我們也耗費更多時間建立外在的事業，卻不清楚如何養成內在的品格。他所獲得的結論是，美好的人是後天養成的，不是天生的。他所敬佩的人，已經培養出一種無法偽裝的內在美德，那是透過一項項具體的道德與精神上的成長，緩慢累積而成的。這些人都極為坦誠地面對自身的弱點。他們認清自己最根本的罪性，不論那是自私、極度渴求認同、怯懦、冷酷，也已經追究，這種根本罪性如何導致自己都感到羞愧的行為。他們也因此養成深切的謙遜，站在以他人為中心的立場上，對自己保持高度的覺察。布魯克斯說，這是為踉蹌前行者所寫的人生哲學。他們拖著腳步走過人生，總有些重心不穩。但毫不掩飾地坦誠面對自己不完美的本性，絲毫不因難堪而退縮。「踉蹌者建立人生的方式，是讓自己比過去更好，而非比別人更好。」面對外在世界，我們可能會戴上面具，也會希望以較完美的形象示人，但弔詭的是，只有在承認我們不完美時，才有機會成為更好的人。因此，否定人設的框架，不是說人應該像變色龍那樣毫無原則或表裡不一，因為這在於德性的選擇，你所做的事，會決定你是誰。這更像是開啟一條不會被定格的成長之路，你不必接受別人認為你是刻意營造而非真誠的標籤，你也努力成為比過去更好的自己，這條路，其實沒有盡頭。 當「人設」一詞更為流行時，它負面的影響也隨之而來。一方面，人設經營操作的意味，暗示人物的形象並非真實。其次，它也成為凝固的標籤，當人物與過去有所不同時，即被攻擊為反覆不一。但在我們的人生中，變化才是常態，也正是人生的妙處。讓我們在踉蹌前行時，有機會改變不完美的自己，成為更好的人。圖/陳克宇

作者/ 徐淑卿維吉尼亞·吳爾夫過了十年來最不快樂的一晚，這是1926年6月的末尾，原因是一頂帽子。那天原本一切都很美好，直到到了藝評家克萊夫·貝爾家裡，貝爾大喊，你戴的帽子真驚人，是在哪買的？她試圖轉移話題，卻無濟於事，吳爾夫說：「他們聯手把我撲倒，像對付一隻野兔，我從未感到如此屈辱。」《白牙》作者莎娣·史密斯（Zadie Smith）看了吳爾夫所有日記，對這段印象特別深刻。她後來寫了一篇文章〈既能嚴肅認真，也能光彩照人嗎？〉，她說我們永遠不會知道吳爾夫的帽子究竟糟在哪裡，但讓吳爾夫產生「衣著意識」（frock consciousness）困擾的，遠不止這頂帽子。史密斯說：「可憐的維吉尼亞，一生都困在覺得自己穿得太隆重與穿得不夠正式兩極之間。無論出席上流社交派對，或在市政廳講授文學，她都同樣無所適從。」史密斯對於這種「穿搭出糗後，一路向下盤旋的羞恥感」，頗有共鳴，因為她也曾焦慮「如何穿得像個作家」。她在波士頓教書時，如果希望學生接受她作為老師，穿著就不能離黑襯衫黑牛仔褲黑西裝外套太遠。但是到了紐約，那是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童妮·摩里森都會穿著幾乎透明的金屬光澤紗衣服，出現在迪斯可舞廳的城市，足以讓她盡情展現自我。因為，你不論穿什麼衣服走在曼哈頓街上，都不會有人多看你一眼。史密斯說，在曼哈頓幾乎人人都穿得像個角色。她也因此明白，在這樣的情境裡，作家或許還稍占優勢，畢竟塑造角色，正是她們的本行。不過回到英格蘭後，她又大致回到黑色，且出席任何場合都仔細看請帖上的服裝說明，以避免焦慮產生。寫作《美國佬》的阿迪契（Chimamanda Ngozi Adichie），也寫過一篇關於服裝的文章〈聰明的女人，為什麼不能熱愛時尚？〉，這篇也提到她開始寫作時，經歷過嚴肅女作家應該如何穿著的苦惱。在一場寫作工作坊中，她和其他尚未出版作品的寫作者坐在一起，一位授課作家翩然而過。她的同學說，看看那件洋裝，還有那個妝，你怎麼可能認真看待她？於是阿迪契學到了關於西方文化的一課。「希望受到認真看待的女性，理應以一種刻意營造的，不在乎外表的態度，來證明自己的嚴肅認真。尤其對嚴肅的女作家而言，最好根本不要穿得好看，如果穿得好看，那就最好假裝自己並沒有花多少心思。」但是在阿迪契來自的奈及利亞，講究穿著，不僅關乎美學，或許還涉及道德。她說，中產階級的伊博族女性，會購置金飾與好鞋，尋找最好的裁縫，為自己與孩子做衣服。「她們談論儀容，幾乎是在談一種道德標準。偶爾有女性衣著不得體，或沒有好好塗乳液保養肌膚，便會受到非議，彷彿她的外表反映了品格上的缺失。」她曾任職奈及利亞大學行政主管的母親會說，這真是不像樣。阿迪契在青少年時期，有時會展現自己的服裝創意，雖然她母親未必贊同，但可堪告慰的是可以看出阿迪契的用心。阿迪契說，在奈及利亞，重視外表而且讓人看出你有用心，是一種跨越階級的特質。美國著名的報導文學作家蓋伊·塔利斯（Gay Talese），向來以穿著講究著稱，他們家族來自義大利南部，到父親為止，至少有五代都是裁縫。對他來說，訂製手工精製服裝，既是拯救這瀕危產業，也是投自己所好。他有篇文章寫到，義大利南部對服裝的重視，也已跨越階級。他說，二十世紀初的傍晚散步場景，也是當地裁縫相互競爭，各自展示製衣才華的機會。在當時義大利這個普遍貧困的地區，人們極其在意外表，盛裝打扮是提升個人公共形象的一種策略。請一位技藝高超的裁縫製作衣服，就是讓人注意到自己最簡單的方法之一。何謂穿著得體，固然不同社會有其約定俗成的標準，比如阿迪契所寫奈及利亞與在西方社會成為一個作家的差別。也有各自對美學的偏好，對是否合乎禮儀的審度，這其實更牽涉衣服展現的自我，如何被別人認同。吳爾夫的惶惑，原因之一可能在於，她所想像的自己，是否也是別人欣賞的自己。不過，同樣需要受到評斷的也包括評價別人的人。這更像一個雙面刃，說者揮舞的不僅是某種社會標準，同時也暴露出自己的識見。比如，當立法委員要求101董事長穿著跟她們一樣純樸時，她所顯露的問題就是莎娣·史密斯的疑問，光彩照人和嚴肅認真是抵觸而不能合而為一的嗎？國際上女性政治人物講究穿著者比比皆是，服裝不但是禮儀也是在傳達各種訊息，比如美國前眾議院議長裴洛西在許多場合的穿著，都是媒體解讀的線索。前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也熱愛服裝，她的母親本身就是裁縫，所以她對製作服裝的每個環節都很清楚，也曾親手為自己和小孩做衣服，經常閱讀時尚雜誌，也非常支持英國服裝週與服裝產業。她說，遇到重要場合，如果對穿什麼衣服沒有頭緒時，她通常不會穿新衣服，而是會選擇一套熟悉，完全經典，而且總是很好看的衣服。選擇熟悉的服裝，就是讓自己感覺安全，能夠放心投入角色的方法。這也是服裝的另一層重要意義。除了關乎別人對自己的凝視，還幫助我們成為一個我們想成為的人，讓我們進入一個「角色」，也活在逝者之中。今年剛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安·卡森（Anne Carson），就是鮮明的例子。她高中時就非常喜歡王爾德，尤其喜歡他的穿著和談話方式，甚至和同學們裝扮成王爾德和他的朋友們。她喜歡希臘文等古典文學，有著種種原因，其中之一是，古典文學是王爾德那個世代知識分子的基本素養。她曾有一套王爾德裝，也曾在她演出的戲劇中穿過王爾德裝。2000年《紐約時報雜誌》對安·卡森有篇專訪〈事物聚攏成形〉（Things Fall Together），文章一開始就說：「安·卡森是喜歡鑽進別人皮膚裡的詩人。」她潛入許多人的心智與身體中，最大膽的一次，是化身為凱薩琳·丹妮芙。卡森看了她演的電影《夜夜夜賊》，片中飾演一位哲學教授，穿了件和卡森一樣的毛衣。於是卡森回家就想，成為凱薩琳是什麼感覺？而後她寫了一首散文詩〈反諷還不夠：論我作為凱薩琳·丹妮芙的人生〉。「毛衣是關鍵」，卡森的說法是：「你透過一個人的毛衣，棲居在那個人之中。」關於毛衣還有另一個例子，她逝去父親的藍色毛衣，她冬天時還會穿著它，也在《紐約客》發表過一首詩〈父親的舊開襟藍色毛衣〉（Father’s Old Blue Cardigan）。而她對跟母親一起上教堂的唯一美好記憶是，靠在母親身上，聞著她人造毛皮衣服的味道。2004年《巴黎評論》有一篇對安·卡森的訪談，其中有個題目是請她談談自己「作為男同志的人生」，她的作品裡，如《紅的自傳》，主角不乏同性戀男孩。她在這裡回顧了王爾德給予她的影響，雖然她不太記得自己為什麼會如此迷戀王爾德。但她確實覺得，那讓她接受了美學感受的教育，也讓她學會以某種反諷看待自己，許多男同志身上都有這種保護殼，好讓自己度過社交與私人生活，她發現這對自己也有用。卡森曾說她希望能成為像她父親一樣的人，但這未必可以理解為，她想成為一個男人。在這篇訪談裡，她說，自己在生命的不同階段都處於不同的性別位置，像是她整個三十多歲那段時間，她覺得自己跟女性沒什麼關聯，但也不會確切的說，感覺自己是個男人，也不覺得自己是中性的。她說，那種我們都想安歇其中的「漂浮性別」，並沒有一個詞可以稱呼。但是我們可以發現，這無以名之的漂浮性別，卻是可以透過服裝展現多種變化。就像她藉由服裝，進入許多角色之中。這與畫家歐姬芙或許有些類似。歐姬芙曾有一些穿著男性西裝拍攝的照片，在她去世後，博物館整理她的衣櫃，發現她曾向Knize訂製一些衣服。這個從維也納起家的著名手工訂製服裝店，主要都是做男性衣飾，經常以男裝入鏡的影星瑪琳·黛德麗也是他們的客戶，直到1990年代他們才推出全系列女裝。這或許顯現歐姬芙穿著這些服裝有雌雄同體或不受性別規範的嘗試。不過也有人認為，歐姬芙喜歡這個品牌，未必是因為其中的性別意涵，而更在於契合她的服裝美學，她考慮更多的是這些衣物所具有的視覺吸引力。衣著是一種語言，關乎自己的表達，也是人對生命各種形式的探索，體現自己的美學與品味。雖然服裝的選擇要看場合，也要尊重主辦單位的要求，就像蔡康永在回覆某一陣營邀請時，提到會配合主人希望的服裝方向。但是，當我們對別人提出穿衣規範時，其實暴露更多的是，我們到底知道多少。 我們的衣著暴露在他人的審度當中，衡量是否合禮得體。但這是雙向凝視的深淵，評價他人的人，也將暴露自己知道多少。圖／陳克宇

作者／徐淑卿前幾天在Threads看到一則帶影片的貼文。有位女士在洋流車隊通過時，雙手比倒讚，親友拉她也不肯走，口中說，一群毒瘤，一群白癡。在社群媒體上，也可以看到不同立場者的憤怒與鄙夷。比如，為什麼有人會相信，在社區發放毒品這等缺乏常識的事情？為什麼有人看不到現任市長的施政能力堪憂？不論哪個立場，似乎都感受到一種邊界。難以了解對方所思所想，甚至懷疑他們受到蒙蔽。這是因為政治立場極化？還是「真理越辯越明」在現代已行不通？所謂事實似乎變成碎片，每個人都可以捏出自己想要的形狀。曾經在台灣出版《第六次大滅絕》的《紐約客》作家伊麗莎白·寇伯特（Elizabeth Kolbert），她在2017年曾博引群書寫過一篇文章〈為什麼事實改變不了我們的想法〉（Why Facts Don’t Change Our Minds），提出的論點是，人類備受推崇的推理能力，或許更多是用來贏得爭論，而非合乎邏輯地思考。她引述認知科學家雨果‧梅西耶（Hugo Mercier）與丹‧斯珀伯（Dan Sperber）在《理性之謎》（The Enigma of Reason）一書的說法，理性是演化而來的特徵，它的發展不是為了讓我們解決抽象的邏輯問題，也不是幫助我們從陌生的資料中得到結論，而是為了解決在群體生活中產生的問題。他們以大家熟知的「確認偏誤」為例，人們傾向接受支持自身信念的資訊，排斥與自身信念矛盾的資訊。但如果我們想像自己是一隻老鼠，確認偏誤使我們堅持周圍沒有貓，那這樣的老鼠早就成為盤中餐。也就是如果我們忽視威脅我們的證據，而遭致危險，那麼確認偏誤理應在天擇中被淘汰。但是，確認偏誤存在至今，證明它仍具有某種功能，而這個功能與我們的「高度社會性」有關。相對於確認偏誤，梅西耶與斯珀伯更喜歡「己方偏誤」（myside bias）一詞。他們指出，人類不是對什麼都輕信，面對別人的論點，我們相當善於找出其中的弱點，我們看不見的，幾乎總是自己的立場。這種不對稱，反映了理性在演化過程中形成的功能：防止我們被群體中的其他成員坑騙。梅西耶與斯珀伯認為，我們的祖先生活在小型狩獵採集群體中，主要關心的是自己的社會地位，以及確保不會只有自己冒著生命危險外出狩獵，其他人卻在洞穴裡遊手好閒。清晰推理並沒有多少好處，贏得爭論卻能帶來許多利益。如果「己方偏誤」有利於我們祖先的生存，那麼現在又有利於我們什麼？畢竟排斥自己不認同的資訊，不是只有批評的爽快，也有隨之而來的心情耗損。就像那位面對洋流堅持比倒讚的女士，她必然有她所相信的，也有因為這麼多人與她所想不同，而感受到的憤怒，她比倒讚的堅持指數，或許就是她的痛苦指數。但是，即使我們可以同理不同立場者的感受，這樣就可以改變彼此的想法嗎？或者，如果我們相信只要呈現「客觀事實」，大家就可以獲得共識，但若大家對事實其實並不在意，而仍堅持己見，這種結果是否反而會刺傷我們呢？因為，「事實」可能沒有我們想像的那麼重要。2021年記者馬克斯·費雪（Max Fisher）在《紐約時報》發表文章〈「歸屬感比事實更強大」：錯誤資訊的時代〉。作者指出，我們身處在錯誤資訊普遍蔓延的時代，而且許多不懷好意的人正在助長這種趨勢。但有些專家認為，真正推動這種趨勢的，是使人容易分享並相信錯誤資訊的社會與心理因素。「問題並不在於缺乏可靠資訊，因為這類資訊隨處可見。」他歸納三種使人容易受到錯誤資訊影響的因素。第一或許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是，社會情勢使人更加需要社會科學研究所說的「內團體認同」，相信自己的社會身分是力量與優越感的來源，而且可以把自身問題歸咎於其他群體。費雪說，儘管我們喜歡把自己想成追求真相至上的理性存在，但我們其實是天生以生存為導向的社會性動物。當我們感受到衝突或社會變遷時，就會從群體中尋求安全感。這使我們急於接收某些資訊，不論真假，只要能讓我們把世界看成一場衝突，正義的我方，對抗邪惡的外部群體。其次是一些備受矚目的政治人物崛起，他們鼓勵追隨者迎合自身的渴望，接受那些強化身分認同的錯誤訊息。第三個因素是社群媒體。它不僅為蓄意造假者提供強大的傳播管道，也讓錯誤資訊廣泛流通，並進一步放大其他風險因素。費雪引用學者說法指出，當錯誤資訊比真相更能迎合人們的社會性衝動時，它就會在網路上得到更多關注。這意味著，人會因為散播它而受到獎勵。如果因為發布煽動性言論或不實說法而得到正面回饋，日後再做的可能性就會大增。如果證據確鑿的「事實」，都可能無用，那麼還有什麼途徑可以改變人們的想法？或許病因也是解方，有人躲在歸屬感的思想舒適圈，而昧於事實，但是和人建立關係的接觸理論，卻也提供改變他人成見的機會。曾出版《別談政治：如何改變二十一世紀人們的想法》（Don’t Talk About Politics: How to Change 21st-Century Minds）一書的莎拉‧史坦‧盧布拉諾（Sarah Stein Lubrano）認為，單靠論證或者辯論，不會對人的信念產生實質影響，但是我們的社會關係，以及我們的行動和經驗，卻可能會。她說，當人們有機會建立友誼，彼此合作，就會減少對新朋友所屬群體的偏見。這種現象，或許可以解釋過去幾十年同志權利的進展。當人們出櫃，他們的朋友也改變了對同志的看法，促成有史以來速度最快的民意轉變之一。也因此，她對於政治彷彿只靠言語談論便已足夠的傳統作法抱持懷疑。她認為任何希望推廣進步理念的人，需要的不是論證，而是一套能促成新關係與新經驗的基礎設施。比如學校放學前交流的家長等候區、公園等，這些基礎設施，可以讓人以新的方式建立關係，培養友誼和信任，並鼓勵人們付諸行動，而這些行動最終能讓人們改變對政治的看法。認為只有自己才掌握到事實，別人則是愚蠢或被矇騙，其實傷人傷己，使得溝通幾無可能。尤其有研究指出，立場偏向中間的人，其實不太願意在社群媒體表達政治立場，如此，極化的言論，以及與自己想法相似的言論，所形成的過濾泡泡，就更容易鞏固一個人原有的想法。所以，先覺察自己認為「他人更容易受騙」本身就是偏見，可能是第一步。其次，「事實」在現代或許忽遠忽近難以捉摸，但終究還是有可能造成改變。按照2018年出席「全球資訊網大會」的卡達資訊研究中心工程師莫拉萊斯（Gianmarco De Francisci Morales）的看法，雖然「反效果」研究指出，選民接觸到與其理念相近候選人的負面資訊時，一開始，反而會增加他們對這人的好感。「但是，當負面資訊累積到一定數量後，他們最終會改變看法。」 也許帶有演化特徵的理性，讓我們以為別人更容易受騙，而自己更清楚事實。但這樣輕視他人的心態，在政治趨於極化的現在，將使溝通更不可能。圖／陳克宇

作者／徐淑卿知道《共時的星叢》今年9月將在東京都現代美術館展覽時，我就決定為此去一趟東京。一方面，既然關心台灣文化如何走向世界，展覽可說是面向世界的第一線。其次，我有雙重好奇。既好奇台灣策展人黃亞歷如何向日本觀眾，呈現屬於台灣以及個人的視角；同時也好奇日本觀眾如何看待這個展覽。展覽源自2015年的紀錄片《日曜日式散步者》。影片以1930年代成立於台南的「風車詩社」為主題，呈現一個未必有很多人知曉的台灣。當時台灣透過日本的轉譯，與發端於法國的超現實主義，以及其他現代主義思潮產生共振，這樣的共振也許如星星之間的距離那樣，有著時差，看見時已將消失，或是看見時已經不同，但這樣的振動，也足以讓遠處的蝴蝶展翅。更重要的是，這不是法國影響日本，日本影響台灣的單一取徑，而是一旦開始，變化就隨之而來。台灣在多重折射的影響下，又展現出哪些屬於台灣獨特的色彩？2020年人山人海的展覽《不朽的青春》，副標是「臺灣美術再發現」。這是一個如同為台灣前輩藝術家集體安魂的儀式，在多年的文化斷裂與掩埋中，讓年輕的台灣觀眾重新認識台灣美術的發展歷程，以及日本藝術家在台灣留下的痕跡。不過，或許重要的意義不僅是重新出土，同時也是校正位置。也就是當我們把台灣的位置從大陸邊陲，回放到世界航線的交匯處時，曾經被掩藏的台灣與世界的交流網絡，就會再次浮現。文化的航線也是如此。也因此，好奇日本觀眾如何看待這個展覽的同時，我心裡也排斥著一種目光。雖然統治台灣的五十年間，日本將現代化帶到台灣，但不希望日本觀眾只看到昔日日本施加於殖民地的影響，而看不到，即便如此，台灣也有其文化的主體性。不過，置身位於清澄白河的東京都現代美術館，我的顧慮一開始就煙消雲散。入口處菱形鏡面浮現創作者的影像，當你移動位置時，你可以看到浮出的人像，或者影像消失殘留的黑暗，你也會看到自己，自己也時而清晰或隨著走動而扭曲。換言之，這裡不會只有一種目光，不會只有一種敘事。近200件從台灣各美術館博物館帶來的藝術品，500餘件資料文獻，還有100件日本美術館提供的作品，在六個主題與相應的空間設計上，讓人不僅看到當時的藝術家創作了什麼，同時也感受到他們的心靈所朝向的世界，那裡似乎殘存畫面之外視角的餘光。展場的設計，彷彿一再提醒我們餘光的存在。當我們看著一幅作品，或者幾幅作品彼此的關係時，我們也會不經意瞥見，他處鏡面倒映其他作品，也因此我們知道，自己身處的只是一縷視線所及的局部，或發現自己的身體隨鏡面而變化。這些讓我們猜測，或許策展的意圖，固然呈現一種時代的樣貌，以及時代對創作的影響。但這個樣貌框架了星叢的共時，卻無意框架星叢之間的折射，以及不同折射所變換的各種目光與詮釋。展覽的六個主題分別是：1.翻譯與創造之間；2.包裹在幻想中的都市；3.超現實主義的時差；4.何謂故鄉、何謂自我；5.由誰而畫、為誰而畫；6.白色長夜。主持藝術部落格「青い日記帳」的評論家中村剛士認為，這是他心目中2026年日本十佳展覽之一。他說，這是日本有史以來首次舉辦如此大規模的台灣近代美術展。這些收藏和資料因為散居各處，要一次看到並不容易。「而且這並非單純的名品展，是將作品背後的人們，他們的移動、交流，乃至與政治、社會的關係一同呈現在眼前。首先，這個機會本身就極不尋常。」一位署名なかた的出版社網路媒體記者，他在note網站發表的觀後感，則回答了我對於日本觀眾怎麼看這個展的疑問。之前在東京都現代美術館看坂本龍一展時，同時看了另一個展覽，其中有些作品是拍攝今日中國東北昔日滿洲國的一些建築遺址。而與《共時的星叢》同時展出的則是日本藝術家多田美波的作品，她在戰前出生於台灣高雄，而後移居現在韓國首爾，戰後才回到日本長期居住。這些巧合讓我感覺始終存在一種策展角度，就是日本與前殖民地的關係。なかた在文章開始便說，過去曾看過包括橫濱美術館的「因為總是在身邊：日本與韓國，藝術的80年」，以及福岡亞洲美術館的「亞洲美術漫步指南」等，似乎近年重新探問日本與亞洲各國關係與歷史的展覽越來越多。對於這類展覽，他始終留意一個問題：「日本在定位亞洲美術或他者時，往往會強行將其收束於源自西方的衡量尺度，或雙邊關係的框架之中。」而在《共時的星叢》展覽，他卻看到一種不同的表現形式。將曾經受到殖民統治的歷史，連同日本與西方這些衡量尺度，一併加以相對化。它不落入「日本的影響如何如何」或「受害的歷史如何如何」這類固定論述，也不以日本或西方作為具有特權的衡量標準。比如，第五個主題「由誰而畫、為誰而畫」，討論的是走向戰爭的日本，如何將台灣美術與文學納入戰時體制，創作者也不得不配合國策的處境。なかた說，這些作品被放置在以黑色隔板區隔，連觀看順序也不明確的空間裡，是否意在使時間順序失效，也不明示一種評斷加害與受害、影響與被影響的觀看目光呢？這些展示安排，讓他深有所感。因為展覽在觸及劇烈社會變動的影響之際，也如實呈現這些影響的顯現方式絕非整齊劃一。每位創作者的矛盾掙扎，曲折心境，以及靈活而堅韌的接受與轉化，都呈現在眼前，沒有被刻意抹平差異。令人意外，也令人格外動容的是，なかた從展覽的表現樣態，看到與台灣一路走來的歷程是相互共鳴的。他說，最終台灣成為亞洲屈指可數的成熟民主國家。例如率先在亞洲承認同性婚姻。支撐這一發展的，是不再將歐美中心主義與漢族中心主義作為唯一基準，平等承認多樣文化根源的多元文化共存理念，也是對多樣認同的重新建構，使其不被收束進單一敘事。不依照單一順序排列，也不按國籍歸類作品的展牆，可說正呈現了這種思考方式。這種貫穿台灣這個國家的思考方式，也構成了這場在「日本」介紹「台灣美術」的展覽的根基。或許，なかた的詮釋，未必是策展人的想法，但展覽本來就可能衍生不同的思考。另一位觀展後同樣在note發表文章的作者りょうすけ，他看展的方式是走一圈之後，回頭在每個單元中找兩個作品，從它們的差異來了解主題。例如第一個主題，他想將陳澄波《嘉義公園一景》和呂基正的《商品櫥窗》放在一起，公園中的動物園與商品櫥窗都是都市新出現的場景，但一幅作品中有背對觀者的人物，另一幅作品中的商店則是空無一人，當兩幅畫並置，他看到的是人物有無所顯現的差別。而在「白色長夜」這1945年後，台灣逐漸走向白色恐怖統治的主題。作者挑選了兩幅畫，分別是李石樵《田園樂》，與同樣是創作於1946年麻生豐的《戰後廢墟熱鬧風景2》。他認為前者雖名為「樂」，但畫中沒有一個人物的表情是明亮的，而後者雖然身處殘破的廢墟，神情卻更為開朗。在這兩幅畫之外，他特別挑選黃榮燦的版畫《恐怖的檢查——台灣二二八事件》。他說，首先吸引目光的是，士兵與民眾的鎮定程度完全不同。卡車上的士兵若無其事，下方的民眾則驚慌失措。卡車上下，彷彿分屬不同的世界。他也留意到，這個作品與《田園樂》創作時間只差一年。而作為台灣觀眾的我，雖然遠道而來，心存希望台灣的創作被放在世界的脈絡中被日本觀眾看到的期待，但在現場更真實的卻是流連於一個個美的瞬間，包括展場也如同藝術的裝置。我最喜歡的是第三個主題「超現實主義的時差」這個展間，像是三岸好太郎的作品《飛渡海洋的蝴蝶》，這幅畫的靈感來自安西冬衛的短詩：「一隻蝴蝶飛渡韃靼海峽」，這時我彷彿也感受到一種共時，略微了解風車詩社所追尋的，可能是什麼。 正在日本東京都現代美術館舉行的展覽《共時的星叢》，被藝術評論家中村剛士稱為日本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台灣近代美術展，也是他心目中2026年日本十佳展覽之一。攝影／徐淑卿、圖／陳克宇

作者／徐淑卿9月15日台灣數位發展部召開記者會，宣布啟動「臺灣主權AI訓練語料庫」民間語料徵集活動，徵集原則是「自願參與、明確授權、可退出」。而後大塊文化董事長郝明義在臉書提出不同看法。他認為既然此事對台灣如此重要，就應該從戰略、政策、預算三位一體清晰積極的推進計畫。他認為目前數發部希望大家「無償授權」的作法太被動，如同「聲稱要建設光華奪目的圖書館，卻不編購書預算，只要大家免費捐贈。」早在今年3月，《報導者》即刊出一篇文章〈和解案後，未解的台灣主權AI語料困局：開發者和內容方能否終結授權衝突？〉，討論開發者和內容方的不同立場。內容方多認為著作權有價是普世價值，但從開發者的角度，如何解決大大小小內容方的授權問題，恐怕事務繁瑣難以周全，而且緩不濟急。文章中兩位科技法律與著作權法專家林誠夏與李姿儀提出一個可能的解方，將「資料探勘」視為著作權例外（Text and Data Mining Exception），來解決訓練生成式AI模型所產生的著作權爭議。但是必須有揭露資料來源的透明性，如果不排除適用在營利目的，就必須有報酬分配機制。林誠夏認為：「營利不是一件壞事，營利以後沒有公平分配給原來的付出者才是壞事。」李姿儀則建議，營利目的的使用，應由政府輔助建立執行機制：「可以成立一個專責機構，讓AI開發者定期通報內容使用的情形，由它來通知著作權人、處理報酬分配，解決個別授權的交易成本過高的問題。」為什麼在構建「臺灣主權AI訓練語料庫」時，希望民間「無償授權」共襄盛舉？是因為「沒有預算」，還是「目前沒有打算編列預算」？在這篇文章中，也許可以看出數發部長林宜敬的想法，以及不能因為有爭議就裹足不前，所以他的態度是，採用現行沒有著作權疑慮的內容，可能就是最好的方法。他一方面指出，未來五年內不會推出相關修法。因為AI拿著作權內容去訓練，是否合乎著作權法，至少要吵五年，要形成社會共識很難。此外，他提出一個反問。AI透過調整神經元參數進行訓練，本質上是「仿生腦」。如果真人消化100篇文章後，寫出一篇文章來，沒有侵犯著作權。一個仿生腦，看了10000篇文章後，寫出一篇文章，若用這個類比，「我們覺得沒有侵犯著作權」。「如果Google僱用了真人，每天在看新聞摘要、寫出一篇新的文章，你不會說是抄襲。現在，事情自動化、變成AI，那到底對還是不對？我也不敢講說不對。這已經挑戰到人類存在的意義。」因為是從報導中看到他的陳述，也許未必體現他思考的全貌。不過僅就上述想法，可能就會產生各種不同意見。比如，真人寫作和AI寫作是一樣的嗎？真人學識與寫作的積累，難道是無償取得的嗎？求學、買書、訂閱報紙期刊都有價，甚至現在到公共圖書館借書，政府都試行對出版社和作者付費。更不用說，若有AI公司使用這個語料庫進行商業利用，內容方也無法分享利潤嗎？不過，這些暫且不論，若從內容價值的角度來看，「無償授權」最致命的影響是，它可能會扼殺內容在AI時代的榮景。過去已經有很多人質疑，為什麼AI公司願意投資算力、人才，但對資料就希望免費，甚至寧可遊走在侵犯著作權的灰色地帶？誠然，若要一個一個談授權，幾乎不可能，但現在已經有一些組織可以代勞。其次，當大量免費或容易抓取或公開語料庫的內容，形成語言模型的訓練基底時，現在品質高的內容，將更顯其珍稀性，應該並可能取得與其價值相應的收益。所以也許現在要做的是，建立新的遊戲規則，而不是過去隨意圈地，如今依然墨守成規。今年3月英國出版協會發布一篇報告〈內容超級強國：英國出版業與AI授權市場〉（Content Superpower: UK publishing and theAI licensing market）。文章中指出，出版內容的AI授權市場已經成形且正在成長，所以英國政府不需要，也不應該為AI訓練新增「著作權例外」。報告從學術、大眾與教育三個領域，論證英國何以是內容強國，並強調英國數十年來持續投資高品質內容的開發。比如學術出版，會協調同儕審查，品質控管，抄襲檢查，避免論文工廠與學術詐欺。而在大眾出版方面，需要發掘並培養作者，承擔新聲音的風險，並透過編輯過程讓作者的文字完整實現。根據他們對會員的調查，出版社將內容授權於商業用的文字與資料探勘約有十年，第一批AI訓練授權則在2023年出現，預計到今年底，所有主要學術出版社都會以某種形式進入市場。買方主要是美國大型科技公司。出版內容被視為資料的「黃金標準」，原因正是出版流程的驗證與篩選，和從網路抓取的低品質內容形成對比。此外，市場從純粹訓練轉向RAG（Retrieval-Augmented Generation，檢索增強生成。結合大型語言模型與外部資料庫檢索，再根據檢索內容生成答案的技術）。RAG交易經常按使用量計費，形成定期收入，多數已簽約的出版社預期2026年RAG收入，將會成長超過10%。今年5月，韓國大韓出版文化協會新任會長金泰憲（김태헌，暫譯）在記者會中，提出一個新詞「AI讀者」。他也指出在建構主權AI的過程中，書籍作為高品質的學習資料，價值正在提高。他說，大韓出版文化協會將建立一套制度，讓書籍在學習資料流通的過程中，能夠獲得著作權保護，以及合理的報酬。「我們將建立以作者與出版社權利為前提的利用體系。」大韓出版文化協會去年提供給韓國數據產業振興院的內容，價值約36億韓元（約8400萬台幣）。為了擴大相關產業，協會也已向文體部提出要求，希望政府提供預算支援等方面的協助。內容方必然會主張自己的權利，也無法坐視自己的成果長期被竊取。現在更會意識到在AI時代中，內容方必須介入到產業結構中，隨著AI擴大的市場一起成長。但的確有許多問題需要解決。比如AI科技公司不太可能逐個跟內容方談授權，除非是規模非常大的公司。因此英國已有代表出版社與作者的授權機構，正在建立與AI相關的集體授權，讓小出版社也能加入。挪威就是用這種方式。今年5月挪威國家圖書館與集體版權管理組織Kopinor，宣布就使用書籍內容訓練語言模型的協議條件達成共識。今年1月挪威國家圖書館已經以報紙內容來訓練語言模型，這是政府一年花4500萬挪威克朗（約1.5億台幣）取得的授權。與Kopinor的書籍內容使用協議談判，則在今年3月達成共識，但協議是否成立，仍要看2027年國家預算是否編列相關經費。Kopinor 執行長海格·孟克·根德森（Hege Munch Gundersen） 說，雖然有許多理由對生成式AI抱持懷疑，但是對Kopinor來說，參與其中仍是正確的選擇。一方面要將權利人的觀點，納入AI的協議制度中；另一方面，也要讓文化與知識產業進入AI經濟。這份協議設計了一些限制。比如只涵蓋數位化書籍中的文字內容；對於一些容易因為語言模型使用而受影響的書籍，不在授權範圍內。挪威國家圖書館訓練完成的語言模型，在後續授權方面附有若干條件。包括，不得利用這些模型建立自動生成書籍的服務，也不得生成模仿特定作者風格的內容。此外，權利人保有拒絕參與的權利。荷蘭在內容授權上也有突破。今年荷蘭的國家語言模型GPT-NL，進入真實環境測試。英國科技媒體《Computer Weekly》在〈荷蘭讓GPT-NL 從實驗室走向實際應用〉（Netherlands moves GPT-NL from lab to live: first pilots under way）報導中指出，也許最具國際意義的進展不在技術層面，而是在法律上。GPT-NL已經與荷蘭新聞媒體協會達成一項授權協議。涵蓋的媒體包括全國性報紙、NU.nl 與 RTL News等平台，以及廣播媒體BNR。GPT-NL宣稱，這是全球第一個在單一市場中，為了將出版商的內容用於語言模型訓練，而與所有主要出版商達成經雙方同意的付費協議。文章中說，這項協議得來不易。在大型語言模型的時代，新聞媒體可能是損失最大的產業之一。它們的內容遭到大規模抓取，事前沒有獲得許可。這些內容接著又被用來生成新的內容，直接與新聞報導形成競爭。荷蘭新聞媒體協會主席 Rien van Beemen表示：「我們建立了一個先例。長期而言，它將強化荷蘭新聞業的地位。AI 創新可以用合乎倫理的方式進行，而不必大規模非法使用新聞工作者的作品。」可以想見，台灣數發部採取無償授權方式，許多高品質的內容不會輕易釋出，對於建構語料庫實屬可惜。而從文化部的立場，若從文化內容可以在AI時代創造更多價值的角度思考，也許顯現的路徑與需要解決的問題會截然不同。總之，過去AI不經授權而直接使用內容的情況可能過時，也越來越可能需要付出代價。最重要的是，內容方如果默認對方可以無償取用，那內容的價值就無法隨著AI的蓬勃而水漲船高。因此如根德森所說，讓文化與知識產業進入AI經濟，也許是更值得思考的方向，而且可以從政府做起。 AI不經授權而直接抓取內容的作法，未來可能必須付出代價。最重要的是，內容方如果默認對方可以無償取用，那內容的價值就無法隨著AI的蓬勃水漲船高。現在，如何讓文化與知識產業進入AI經濟，也許是更值得思考的方向。圖／陳克宇

作者／徐淑卿9月16日韓國文體部宣布2027年出版文化預算草案，將較今年增加18%，達645億韓元。其實今年預算，也較去年增加19%。可以看出韓國政府對出版的重視。這並不奇怪。韓國確立「文化立國」政策後，就將出版視為「韓國文化內容」(K-content)的源頭活水，不論政府或民間都多次喊出「出版是K-content的根」、「沒有出版就沒有K-content」等口號。在韓江得到諾貝爾獎之後，更是加大支持力度。從出版預算的分配上，可以看出韓國明年幾個重點工作方向。首先是活化並擴散出版IP。其次是鼓勵閱讀、購書與圖書出口。此外，重中之重是對地方書店的扶持，預算從今年的75億韓元，增加到138億韓元，增幅為84%。在出版IP方面，新編列50億韓元預算，用來支援優秀出版IP交易，以及改編成電影、廣播電視、表演等二次著作。對學生與青年創作者，也將支持二次著作初期的企畫費用。網路小說將突破以翻譯為主的方式，新增出口洽談會、舉辦頒獎典禮、得獎作品行銷等專門的出口支持，擴大進軍海外市場的機會。在推廣閱讀、圖書購買與出口方面，過去行之有年的「青年文化藝術通行證」，今年8月開始加入可購買圖書。明年則將改為「青年文化通行證」，並將年齡層從19至20歲，擴大為19至34歲。與旅行等日常生活結合的閱讀推廣活動預算，則從今年9億韓元增加至明年的19億韓元，並將透過電視節目等方式擴大影響力。「K-Book Global 100計畫」也從今年的10億韓元增加至20億韓元。對地方書店的活化支援之所以最須注意，不僅是預算所占比例甚重，也因為可以看出韓國政府如何思考地方書店的定位，以及如何持續解決它們所面臨的問題。首先，明確地方書店不僅是書籍流通的場所，更是文化生活的基礎設施。所以過去推動的「人生書店」、「深夜書房」等計畫，參與書店將從340家增加到470家。而且將推動地方書店與公共圖書館、學校圖書館共同進行閱讀文化活動，預計在全國舉行約700項活動。其次，將修改《出版法》，導入全國性的地方書店及合作社的認證制度，並已編列制度運作所需預算。獲得認證的地方書店和合作社，將獲得優先向公共及學校圖書館供應圖書的資格。最後，將新增支援地方書店合作社共同向圖書館供應圖書，所需要的物流費用。政策並非一蹴可幾，而是需要積累，甚至在前行的方向也可能遇到亂流，這也是為什麼會以「持續在解決地方書店所遭遇的問題」，來形容明年的規畫。舉例來說，2023年尹錫悅政府宣布2024年文體部預算中，有一個預算代碼「1433-308」消失了，這個在2023年編列近60億韓元的欄位，出現一片空白，這筆預算原本支撐各種閱讀推廣計畫。此外11億的地方書店活化計畫，也全被刪除。此舉當然引起書業人士抗議，《時事IN》記者當時採訪許多人做了一篇報導，篇名引用一位人士的說法：「看看文體部的預算，這是叫大家不要讀書？」文體部當時的解釋是，其實給予地方書店的預算整體沒有減少，但是他們將重點放在解決地方書店的物流問題上，而刪除了地方書店舉辦文化活動的補助。但是對地方書店的經營者來說，這不是二選一的問題，而是必須同時並進的問題。這也牽涉到當時政府對地方書店角色的理解。當時韓國書店組合聯合會組長權美善（권미선，暫譯）說，韓國約2000家地方書店，不僅是販售、流通書籍的零售業。2018年，文體部公告地方書店是「生活文化設施」，也就表示政府承認書店作為地方社會文化據點的功能。權美善說，建立流通基礎設施當然也有必要。但是，如果地方書店只是一個買書的地方，就不可能勝過網路書店的便利性。地方書店位在最前線，是將地方居民、文化弱勢族群與書籍連結起來的地方。全國社區書店聯盟事務局長，同時在坡州經營書店的李貞恩（이정은，暫譯）則說，許多計畫因為是由國庫支援，書店無法從中賺取場地租金、企畫費等收益，但這些國家計畫卻是靠著一家家書店，希望建立閱讀文化據點的努力，一路維持至今。「我們之所以要花上幾個小時寫企畫書，是為了發掘地方作家，也為了把優秀作家邀請到地方來。地方書店活化支援預算的11億韓元，就是這樣拆了又拆，用來維持全國社區書店約750項活動。國家財政計畫中，還有比這種投資效率更高的嗎？」從2027年的預算規畫中，可以看出在2024年預算爭議後，地方書店作為文化生活設施的定位，在之後重新獲得確認，並在2027年更為擴大。另外，從文在寅政府期間研議並在尹錫悅政府期間公布的《第5次出版文化產業振興計畫（2022-2026）》，已經提到將讓圖書館優先向地方書店採購等。因此2027年的書店、合作社認證制度，由政府負擔它們供應圖書館圖書的物流費用，有著政策的一貫性。但有些老問題依然沒有解決。像是暢銷書、話題書優先供貨給大書店與網路書店，地方書店的書籍配給總是滯後。而在韓江2024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時，這個問題更為凸顯。當時《京鄉新聞》採訪出版評論家韓美花（한미화，暫譯），刊登一篇文章〈「韓江症候群」對社區書店而言只是「別人家的盛宴」...「問題在於大型書店的壟斷結構」〉。文章中說，韓江得諾貝爾獎後，她的書短短六天銷售一百萬冊，但多是集中在大型書店與網路書店，社區書店因為拿不到書，只能讓上門的顧客空手而歸。最諷刺的是，韓江經營獨立書店還成了新聞。這次事件主要與教保文庫有關。過去教保文庫身兼圖書批發商與書店雙重角色，但一直運作良好，甚至在供貨給其他書店時，也只賺取非常少的利潤。但是在韓江獲得諾貝爾獎時，雙重角色產生衝突，教保的選擇是韓江的作品優先滿足自己的通路，甚至一度停止接受地方書店的訂單，而在書店團體抗議之後，教保才增加供貨給地方書店。韓美花曾經出版《社區書店生存探究》與《歐洲書店文化探究》等書，她在這篇報導中提出幾個看法。一是，韓國已經實施圖書定價制，折扣與點數等優惠合計必須控制在15%，但是因為網路書店與大型書店可以取得較好的進書價格，所以利潤比較高，也依然能給出比社區書店更好的折扣，因此在讀者心目中，雙重價格依然存在。其次，雙重價格的問題，歸根結柢也是書籍供應流通的問題，社區書店和大書店進書的價格不同，這些無法由資本自行解決，還是需要政府出面。第三，地方書店是一種「福利設施」，希望政府能從宏觀層次來看待書店、批發商、出版等構成的「書籍生態系」，並且制定長期計畫。這些牽涉到「這個國家，究竟是用什麼眼光看待社區書店的？」韓美花說，書店是一個國家文化的最前線，必須用更為寬廣的角度看待。她認為，韓江書籍的熱銷只是一時，但就像高爾夫選手朴世莉在獲得美國女子公開賽冠軍後，韓國產生了一批有志成為高爾夫選手的小孩，而被稱為「朴世莉世代的孩子」，現在更重要的是要出現「韓江世代的孩子」，要做到這一點，就需要政策的支援，讓人們從小親近書，並且營造一種享受閱讀的文化。韓國的地方書店長期面臨兩種不平等。無法及時取得書，以及必須用高於大書店與網路書店的進貨價格取得書，台灣的獨立書店也同樣有此問題。不過，今年5月韓國文體部長崔輝永到密陽和地方書店舉行座談時，當地業者向他提出，韓江獲得諾貝爾獎時，地方書店兩星期都拿不到書。崔輝永的回答是，書具有部分公共財的性質，他會研議如何讓各地讀者都能取得書，也會檢視是否可能做到均衡分配。政策或許無法立刻解決過去的難題，但不面對就永遠無法解決。韓國出版流通的不平等，未來會不會進入文體部的政策視野，如韓美花所期待的由國家來解決，值得我們注意。 9月公布的2027年韓國出版文化預算草案，將較今年增加18%，達645億韓元。其中地方書店活化支援預算，從今年的75億韓元，增加至138億韓元，增幅為84%。韓國政府對地方書店的定位，不僅是書籍銷售的場所，更是地方文化生活的據點。明年他們將有哪些積極扶持作法？圖／陳克宇

作者／徐淑卿幾年前曾聽一位政治學者說，政治是半神半獸。也許現在我們感受更多的是獸的部分，是馬基維利式的部分，我們可能討論政治給予我們的傷害，失望，不可信任。而更少感受到神性引領我們的希望與救贖。那是相信即使眼前充滿艱難，但我們可以成為一個更好的國家。這位政治學者也說，偉大的政治家知道要把國家帶到哪裡去。李登輝、蔡英文就是如此。在近日沈伯洋所捲起的「洋流」中，我再次想起這段對話。我覺得大家對這位政治人物的喜愛，是因為他讓我們看到政治神性的部分，讓我們看到希望，相信可以有更好的未來。政治的半神半獸也許難以切割分明，再怎麼天真，都必須意識到每位政治人物身上都有雙重成分。但是有些特質，會決定哪些政治人物的神性更為閃耀，這個特質，也許我們可以稱之為「視野」。視野從何處來？必然與閱讀相關。因為閱讀可以讓你置身歷史長流，將眼界放在千年百年，如此你才知道如何看待過去，著眼未來，選擇現在。而在台灣，政治人物讀書，已經是我們不敢奢望的事，也幾乎僅是少數人的美德。那位學者提到的李登輝、蔡英文，正是兩位喜歡閱讀，並多次公開談論閱讀的總統。美國前總統歐巴馬從任期開始就公布閱讀書單，是眾所周知喜歡閱讀的總統。在他即將卸任前幾天，當時《紐約時報》首席書評人角谷美智子去採訪他，而後寫成〈歐巴馬安度白宮歲月的祕密：書籍〉（Obama’s Secret to Surviving the White House Years: Books）一文。歐巴馬說，在這個事件發展迅速，充斥大量資訊的時代，閱讀讓他有能力緩慢下來，取得看待事物的適當視角，也使他能夠設身處地站在別人的立場。他說：「在非常艱難的時刻，這份工作可能會使人感到非常孤立。因此，有時你得跨越歷史，去尋找那些曾經感受過類似孤立的人。」在白宮林肯臥室放著一份〈蓋茲堡演說〉手抄本。歐巴馬說，有時到了晚上，他會走過去，讀一讀那篇演說。角谷美智子認為，在林肯、馬丁·路德·金恩與歐巴馬之間，存在一條清晰而耀眼的連線。幾次演說中，他追隨兩人腳步，支撐起一種宏闊的歷史視野。這如同林肯與金恩的視野，將我們今日對抗種族歧視與不公不義的努力，置於一條歷史線路上，藉此衡量我們已經走了多遠，以及前方還有多少路要走。角谷美智子說，歐巴馬以長遠尺度看待歷史的方式，以及他在告別演說中所表達的樂觀，都是一種信念的組成。這種信念建立在他的閱讀，他對歷史的認識，以及對歷史出人意料的曲折轉向的理解，也建立在他對莎士比亞這類藝術家的接納。這些藝術家看見了人類處境的全部。其中既有愚行、殘酷與瘋狂的錯誤，也有堅韌、善良與恩典之舉。歐巴馬說，莎士比亞的悲劇「是我理解某些模式如何一再重現，以及在人與人之間反覆上演的根基」。歐巴馬所崇敬的林肯，領導國家走過內戰，並將解放黑奴作為這場戰爭的道德使命。他不僅喜愛莎士比亞，甚至可說他的生命與莎士比亞的劇作纏繞在一起。他連死亡的方式都很莎士比亞，暗殺者甚至是演過《凱撒大帝》等莎劇的職業演員。一位研究者伊森‧安德森（Ethan Anderson）寫過一篇文章，篇名就是〈林肯：莎士比亞筆下最偉大的角色〉（Lincoln: Shakespeare’s Greatest Character）。1863年林肯曾寫信給一位莎劇演員。他在信中說，與你們這些專業人士不同，我認為《哈姆雷特》中以「啊！我的罪惡是多麼彰明昭著，它的惡臭直薰天庭！」開頭的那段獨白，勝過以「生存還是毀滅，這是一個值得考慮的問題。」開頭那段。為什麼林肯更喜歡這段講述罪責與弒兄的獨白？安德森認為，這是因為他在擔任總統那些年裡，總是特別關注這些戲劇如何呼應自己的親身經驗。他在某種程度上藉由這些作品，表達自己身為美國有史以來最血腥戰爭的領導者，內心所產生的罪惡感。有一件事可以作為佐證。在南北戰爭格外慘烈的時期，林肯曾對一名國會議員說：「你不覺得我坐在這個位置，是一件奇怪的事嗎？你不覺得不可思議嗎？我這個連雞頭都砍不下去，一看見血就會不舒服的人，竟然被拋進一場大戰之中，周遭處處都在流血？」總統任職期間他最喜歡的作品是《馬克白》。當時參議院秘書長約翰·福尼（John Weiss Forney）曾紀錄，有一晚林肯問他，自己能否背誦《馬克白》中的一段文字？林肯說，這段話今晚來到我心中，宛如一種慰藉。他所背誦的就是以「它是一個愚人所講的故事，充滿著喧譁和騷動，卻找不到一點意義。」做結尾的長段。安德森認為，帶領國家度過一場大規模內戰，彷彿還不夠艱難，與此同時，他失去了孩子與所愛友人，而他為之奉獻的國家，又有許多人對他的評價極其惡劣。正是馬克白面對命運力量時的絕望，使林肯感受到自己與這段獨白的關連。身負重大責任的人，往往會受到一種近乎存在性的無力感折磨，莎士比亞對這種感受至高無上的洞察，帶給林肯深刻的安慰。對於擁有職權的政治人物，閱讀不僅是幫助自身，更重要的是如何透過鼓勵閱讀，讓知識向所有人開放，來增進人民尋求自己福祉與國家福祉的能力，這是政治人物的責任。1988年密特朗第二度當選法國總統時，他提出在舊黎塞留國家圖書館之外，另外興建一個超大型國家圖書館。《世界報》說，在推動巴士底歌劇院、羅浮宮金字塔與拉德芳斯新凱旋門等公共建設後，密特朗宣布要興建這個圖書館，這是他最後一項，也是宛如政治遺囑般的工程。1995年3月，密特朗參加了新圖書館的落成典禮。《世界報》寫道，那是一個面色蒼白形容枯槁的密特朗。他身患重病，卻不願讓人看出來，仍走過一間間寬闊的閱覽室。沿途必須數度停下休息，一支醫療團隊隨侍在側，隨時準備介入。幾個月後，密特朗與世長辭。1988年密特朗在巴黎舉行的「國際檔案大會」發表演講，內容提到興建這個圖書館的用意。從中可以看出他思考的是如何因應新的科技，為歷史悠久的法國，在未來留下更多的記憶，而記憶是一個公民與國家與歷史連結的方式，他也強調，文化是人類面對自身種種疑問時的一種答案，或許還是最重要的答案。他認為，過去的檔案可能僅是由紙張留存下來的記載，但現在科技發達，很多由口述及新興資訊載體等生成的內容，也必須保存。因此未來的檔案不再只是時間流逝後偶然留下的東西，而是人們事先規畫好，準備留給後世使用的資料。「在採取行動的當下，就必須想到未來的記憶。」其次，當時舊黎塞留國家圖書館，主要是提供給專家學者使用，而新國家圖書館則是涵蓋所有知識領域，向所有人開放，並運用新的科技進行資料傳輸、保存、傳播與遠距查閱等。總之，這是一個「民主化」的知識殿堂。他在演講中也提到政治人物的使命。他說，我不認為一個治理國家、承擔民族重任並肩負人民命運之人，可以完全不去思考圖書館、各類檔案，以及歷史各階段之間的連結。正是透過這些，我們才配得上輪到我們時所應承擔的公共責任。《世界報》也敘述了一件令人感動的事。在密特朗去世後的悼念集會上，新國家圖書館的館員Pascale Issartel在弔唁簿上寫下了一段話，她感謝密特朗留下這座圖書館，感謝他留下這座「一切知識的聖母院」，一座屬於「共和國黑衣驃騎兵」的後現代大教堂。在法蘭西第三共和時期（約1870至1940年），人們正是以「共和國黑衣驃騎兵」稱呼那一代又一代的教師，他們使教育成為民主的武器。也許有人會提出一個疑問，閱讀只能使人為善嗎？難道不能使人為惡？許多獨裁者，難道不也熱愛讀書？像是有兩萬多本藏書的史達林？也許其中的差別在於，閱讀的動機，是使人廣闊，還是使人封閉。閱讀讓一些政治人物感覺自己只是歷史的一部分，他未來將交棒給其他人，但他要留下怎樣的國家？也讓一些政治人物透過故事去了解他所未曾經歷的生命，去同理他人。如歐巴馬非常喜歡《遺愛基列》的作者瑪麗蓮·羅賓遜，她長期居住在愛荷華，他本以為閱讀她的小說只會讓他更了解愛荷華，但卻深受觸動，甚而更了解美國。歐巴馬說，她的政治觀反映出一種我也認同的看法。美國的理想與價值，在最美好的狀態下，承諾我們有能力跨越彼此的差異，共同生活。如果我們未能實踐這些價值與理想，並不會使它們失去正當性，只是表示，我們必須更加努力。相對有些政治人物希望透過閱讀跨越彼此的差異，獨裁者的閱讀則是建立自己的權威，以自己作為衡量事物的基礎。2022年《外交事務》有篇書評評論《史達林的圖書館：一名獨裁者及其書籍》這本書。書評作者Maria Lipman提到，史達林主要感興趣的領域包括歷史、馬克思主義革命思想及外交。至於小說，他的品味則「保守而傳統」。史達林會向出版者提出建議，與作家見面討論他們的作品，並編改他們的草稿。他深入參與學校歷史教科書的編寫，也積極干預蘇聯文學與電影的意識形態監管。而這種唯我獨尊，以自身作為一切準繩的閱讀，或許也正是民主與獨裁的差別。 閱讀可以讓政治人物更具視野，體認自己在歷史長河中扮演的角色；也能跨越並同理不同群體的差異，打造一個可以共同生活的社會。圖／陳克宇

作者／徐淑卿上週，在大雨傾盆的黃昏，我提早到和友人相約的寶麗廣場，以歐洲書廊概念設計的中庭，讓我眼前一亮。數列圖書，可以坐下閱讀的座椅，二、三樓面向中庭的高處，則是蜿蜒的書櫃。雖然來到樓上發現陳列的是假書，但是商場裡有書環繞，還是令人欣喜。這樣的規模，雖難與首爾壯觀的星空圖書館相比，但卻是微型的呼應現在流行的「戀書性美學」（the aesthetic of bookishness）。依照聖地牙哥州立大學教授潔西卡·普雷斯曼（Jessica Pressman）在《戀書性：數位時代的愛書方式》（Bookishness: Loving Books in a Digital Age）的說法，當我們生活在數位科技之中，並對紙本書是否將被取代而心懷憂慮之時，人們對紙書的情感卻始終存在，甚至被創造出不同的愛戀形式。到處可以看到這些「戀書性」的符號，例如，以書為媒材所做的雕塑作品，以經典小說為圖案的被套，在社群媒體上展示書架的拍攝等。不僅如此，以書為視覺焦點所做的設計，已成為時尚潮流。不但餐廳等商業空間經常出現如同圖書館般的設計，在2024年左右也出現「書架財富」（bookshelf wealth）一詞，以家中擺滿數百本精心挑選的書，塑造一種文化身分與品味的低調奢華。甚至書也成為時尚品牌開發的美學物件，在Coach與企鵝藍燈書屋的合作中，製作了一系列可以實際閱讀的微型書，以皮革裝幀，並用金屬登山扣掛在包包上。首批包括馬雅·安傑洛（Maya Angelou）、珍‧奧斯汀（Jane Austen）、伍綺詩（Celeste Ng）等六位作者，推出後幾乎立刻銷售一空。這種純粹愛戀書的物體性與氛圍的情感，經歷數位時代之後，或許評價已有所轉換。畢竟現在的閱讀，還有電子書、有聲書等其他方式，喜愛書的形體甚至以假書作為室內裝飾，是否依然被當作暴發戶式的虛矯？還是可以將書與內容脫離，純粹當作令人喜愛的物件？就像我們現在看待圖書館與書店上層空間所陳列的假書？2023年《紐約時報》有篇文章，紙本標題為〈假書成了真正潮流〉（Fake Books Are a Real Trend），描述假書是現在室內設計喜歡使用的道具。作者引述一位設計公司負責人的看法：「現在讀紙本書的人並不太多，但當我們置身於書籍的環繞之中，它們會使我們想起某些事物，可能是書的氣味，書所帶來的故事，或者讓整個房間顯得醒目的色彩。」懷俄明大學英文教授艾莉兒‧齊布拉克（Arielle Zibrak）則將今日使用假書的現象，與鍍金時代（約1870至1900年）小說中出現的假書相提並論。在那些小說裡，假書通常象徵「與空洞消費及物質過剩相伴而生的精神與智識貧乏」。比如在伊迪絲‧華頓等小說家筆下，鍍金時代的新富家庭，他們的財富以驚人速度增長，理解或消費藝術與文化的能力卻遠遠不及。齊布拉克說：「在這些小說中，購買假書或純粹作為裝飾的書，意味著藝術品味低劣，或者不懂社會習俗。」今日必然有許多人持同樣觀點，無法接受書不是以閱讀為目的，而是附庸風雅的裝飾，更不用說購買假書了。但是現在裝飾的假書，卻也衍生實用目的，並創造出醒目的美學效果。在一些讓人產生視覺震撼的圖書館，也會將真書與假書並置。這樣的地標性空間，固然可以閱讀，但更多是成為拍照打卡的地點。在首爾COEX Mall的星空圖書館，書架高約13公尺，但是只有到第六格是真書，陳列在上方的書都是假書。這種仿真的模型書，只有外觀與尺寸像書，內部空無一物，因此重量輕、價格低廉，通常大量用於裝飾。這樣的安排，一方面是高處讀者本就無法觸及，同時也有安全考量。2024年韓國《國民日報》曾訪問相關人員說，如果放在那種高度的不是模型書而是真書，書架可能因書本重量而倒塌。一旦發生地震或火災，也可能演變為重大事故。因此，高處陳列的是經過防焰處理的模型書。而在韓國使用書籍的形象作為裝飾也不是從今日始。十八世紀後半正祖在位的朝鮮宮廷，發展出一種被稱為「冊架圖」的繪畫，描繪書架、書籍與文房珍玩，而後這種充滿博古知識的圖畫蔚為流行，深受一般大眾喜愛。數位時代的戀書情懷，使書籍成為設計新寵、美學物件，以及時尚品牌的策展靈感，同時對於書業也有實質助益。以美國的數據來看，紙本書的銷售仍保持穩定，實體書店則有明顯成長。喜歡在書店或家中書架拍攝，並分享閱讀的BookTok，也依然是以數位媒介來宣揚實體空間與實體書，並有助於若干推薦書籍的銷售。根據Circana BookScan的統計，美國紙本書在2025年銷售7億6千2百40萬冊，雖然比不上疫情期間的高點8億3千9百70萬冊，但比2024年增加0.3%。美國書商協會（ABA）是全美獨立書店的產業協會。它們2026年的報告指出，ABA會員數在2025年成長19%，在過去六年間，會員數累積成長151%，多數受訪書店表示，2025年銷售高於2024年。真正的問題在於，即使戀書成為趨之若鶩的潮流，即使紙本書的銷售保持穩定，獨立書店數量有所成長，但人們的閱讀率與閱讀能力卻在下降。根據美國國家藝術基金會（NEA）與美國人口普查局合作進行的調查，2022年美國成年人一年內至少閱讀一本書的占比是48.5%，包括紙本書和電子書。但2012年是54.6%。另外一個數據則是關於青少年閱讀能力，根據美國「全國教育進展評量」（NAEP），13歲學生的平均閱讀成績在2020年至2025年間下降4分。2025年表示自己「幾乎每天為樂趣而閱讀」的13歲學生只有14%，2020年為17%。韓國媒體在介紹假書風潮時，也與國民閱讀率做了對比。認為書籍雖普遍，讀書的人卻很少。根據韓國文體部「2023年國民閱讀實態調查」顯示，一年內至少讀過一本紙本書的成年人僅佔32.3%。如果按照今年公布的資料，2025年紙本書閱讀率又下降至28.8%。如果假書是一種裝飾，那麼很多人買了真書卻未必閱讀，又意味著什麼？美國廣告公司EP+Co副創意總監卡拉·西尼克羅皮（Cara Sinicropi）今年8月在全球廣告與行銷產業平台LBB發表一篇文章〈當閱讀素養成為身分象徵〉（Literacy as a Status Symbol），便提到這種矛盾現象。書籍作為「低調奢華」的象徵正大行其道，閱讀能力這項全民應具備的基本素養卻日漸衰退。她認為這種現象透露出一種文化的分化。在這個由演算法精密安排的資訊流與數位疲勞主導的時代，持續專注已經成為一種珍貴資產。隨身攜帶一本紙本書，或者不受干擾的進行兩小時深度閱讀，代表著當代最頂級的身分展示，意味有著不受催促的時間，以及足以容納思考的認知餘裕。她建議可以從這種矛盾中產生洞見，察覺我們的文化真正渴求的是什麼。她的看法是，在一個由演算法主導的世界，人們正在主動尋找能使自己安定下來的錨點。他們渴望寧靜而有深度的體驗，可以實際觸摸的工藝，以及現實世界的第三空間。他們渴望被視為一個「能夠專注」的人，即使現在要維持長時間的專注，比以往更加困難。這篇文章主要是提醒品牌方，要意識到身分、奢華與高端定位的意義已經轉變。所謂建立有價值的連結，不是向注意力破碎的閱聽人拋出更多快節奏的雜訊，而是要在一個分心已是常態的世界裡，提供深度、阻力與實體的存在。但也給予我們一個啟示。有人即使願意買書，卻未必能夠專注閱讀，稀有的不僅是時間，還有克制分心慾望的專注，因此專注閱讀在數位時代，反而成為一種能力的表徵。如何在自己的生活中創造一種「阻力」，創造可以專注的時間，以及尋找實體的第三空間，讓人心在此獲得安穩，這也許是在「戀書性」的潮流下，隱藏的渴望。而這是我們曾經擁有，但逐漸失去的事。在手機與社群媒體讓大家感覺疲憊與注意力渙散的時候，一本書與書店可以帶來的價值，或許又會再度被我們認識。 在數位時代，人們對紙本書的情感卻始終存在，並且創造出不同的戀書形式。書籍成為設計新寵，化身美學物件，低調奢華的品味象徵，以及時尚品牌的策展靈感。但矛盾的是，閱讀率與閱讀能力卻反而下降。圖／陳克宇

作者/徐淑卿 約莫4年前，蔣萬安上王偉忠節目時曾說：「辯論可以看出一個人的人格特質。」的確如此，但為什麼他這次一直迴避與另一位台北市長候選人沈伯洋選前辯論？是因為勝券在握，還是怯戰？ 就如同曾任英國首相而且一向善於言詞的大衛·卡麥隆，他在2002年首次以議員身分在首相答詢中提問後寫道：「它具有戲劇性，甚至像是競技場…。一名反應遲鈍、貪腐，或者根本無法勝任工作的首相或反對黨領袖，是不可能生存下來的。」 差別或許在於今年的對手是沈伯洋，但或許更直接的原因是，他要如何為自己過去施政三年多所發生的種種問題辯護？ 辯論是古老的政治傳統。從希臘時代開始，在公民大會陳述自己的主張，反駁別人的意見，就是公民的權利。偉大而激勵人心的演說，甚至被視為美德的展現，在雅典等民主城邦，因為每位公民都有可能擔任公職，也可能在公民大會發言，因此甚至有專門教授修辭與論辯的老師。直到現在，演說也仍是政治人物必備的能力。 選前由候選人在媒體公開辯論，以便讓選民知道他們未來的願景與施政藍圖，幾成慣例。尤其在目前訊息被操弄而更碎片化，難以完整呈現候選人政見的時刻，公開表達與回應檢驗的機會，更形重要。 但是現在，選前辯論的意義，似乎遭到刻意的誤解。國民黨文傳會主委陳以信說，民進黨台北市長候選人沈伯洋要跟現任市長蔣萬安選前辯論，要先過台北市研考會主委殷瑋這一關，而且賭沈伯洋不敢。這裡出現兩種思考錯亂，首先殷瑋不是市長候選人，沒有參加資格。其次，市長候選人之所以要辯論不是為了娛樂大家，而是向選民說明未來願景與施政計畫，質問與辯護，都是說明可行性，以免流於空言。陳以信顯然誤解了這個作用，而將選前辯論當作校際辯論比賽，還以輸贏為考量。 而尋求連任的台北市長蔣萬安，在回答記者詢問是否願意參加電視台舉辦的選前辯論時，他說，自己每天都在談市政，也即將進入市政總質詢。這也是曲解選前辯論的意義。這裡的錯誤也有幾層。首先，從希臘時代開始，就區分演說的場合與目的，審議性演說是針對未來要做或不做什麼，司法性演說是針對過去誰犯下錯誤或罪行，而在節慶或公開葬禮上的展示性演說則是針對現在。若以此比擬，市政質詢，是接受議員監督，或許更多是回應任期內發生或預計發生之事，而選前辯論，則更是面對市民訴說未來規畫。 其次，市政質詢大家所接收到的訊息多屬片斷，選前辯論更有機會將藍圖做清楚表述。如此，選民不但可以知道不同候選人的政見，也可以從提問與回答中，了解每位候選人的「人格特質」。 最後，市政質詢和選前辯論之不同，還有一層是，你在對誰說話。希臘時代，演說對象是公民大會的公民。在過去，市長是對質詢的議員說話，而由記者作為中介。 現在因為社群媒體蓬勃，政治人物會製作短影音向大眾尤其是自己的支持者宣傳，因此市政質詢時，雖然是在議場之內，但大家都知道場外有更多觀眾。不過，矛盾的是，當直接訴諸觀眾時，未必真理越辯越明，反而更像一場演出，甚至會配合短影音發布的效果而精簡發言擴大情緒，這也是市政質詢難以論述周延的原因。 關於社群媒體對議會的影響，2025年1月法國經濟研究及其應用中心（CEPREMAP）旗下的福祉觀察站，曾公布一篇研究筆記〈國會熱病：這個職業摔角的世界！法國國民議會中的憤怒、極化與TikTok政治〉。 這個研究以2007年到2024年間發表的近兩百萬次發言為基礎，顯示法國國民議會猶如經歷一場政治革命，它蛻變為一個表演舞台，由憤怒、極化與社群媒體的運作來主導規則。而這種現象，不是只有法國如此。 文章中說，在2017年以前，雄辯的議員會發表長篇演說，藉此闡述自己的思想。2017年及2022年選出的新一代議員，則偏好將發言製成影片，在社群媒體上分享。尤其以「不屈法國」黨團的議員為最。 隨之產生的現象是，從2017年以來，國民議會情緒性修辭，尤其是憤怒修辭，逐漸占據主導地位。2022年起這一現象更為顯著，理性辯論則日益衰退。議員的發言論證內容變得貧乏，篇幅也大幅縮短，原本政治對手間有理有據的辯論，已轉變為敵人之間一再發動的攻擊與打斷。議員不再以理性辯論和說服其他議員為目的，而是要激起社群媒體追蹤者的情緒。 研究者認為，國會始終帶有劇場性，因此它改變最多的不是劇場，而是觀眾。在過去的政治世界裡，這座劇場是為報導國會辯論的記者而設。當時存在一層媒體中介，議員若想被新聞界視為「好議員」，就必須發表更具理性的演說，以展現自己的能力、演說才華、政治號召力，以及使對手陷入困境的本領。 但是在新的政治世界裡，觀眾變成社群媒體上的追蹤者。國民議會現在與其說是劇場，更像是社群媒體的錄影棚。有一些跡象支持這種解釋。帶有強烈情緒內容的150字簡短發言，恰好符合發布於社群媒體的一分鐘以內影片格式。 法國國民議會的例子，適用於許多政治人物，而且在台灣也並不陌生。台北市長蔣萬安飽受批評的問A答B，以及最近畫風突變的殷瑋式咄咄逼人，一方面這種擴大問題範圍或轉變性質而不正面回答的作法，其實是一種常見的辯論技巧；另一方面，對議員質詢回以強烈的情緒性修辭，則是意在透過社群媒體，對他的支持者塑造強勢反擊的態勢，以回應他們的期待。 問題在於，說明未來台北市的願景與施政藍圖，接受對手的反詰，需要的不是逃避閃躲的攻防技巧，也不是裝腔作勢的表演，而是根植於具有遠見的縝密規畫，理性清晰的表達，並讓市民對城市的未來懷有夢想。 辯論的確可以顯現一個人的人格特質，尤其是，顯現一位政治人物的人格特質。要不要舉行選前辯論，難免有種種算計或戰術考量，而且也有公辦政見會可作為託辭。但是對蔣萬安來說，先不說過去已有背稿機器的印象，而且近來選舉補助款納入私人口袋、女童安置延宕、美國籍兒子在教育局更改規則後獲選赴美交換學生，已經影響外界對他的觀感，這些批評或許未必全然成立，但問題是他有沒有膽量在浪尖上為自己辯護？而這也可以看出政治人物的人格特質。 逃避可恥卻未必有用，也許原有支持者依然鞏固，但因最近一連串事件而對他心生疑慮的中間選民，則需要更多說服。放棄透過辯論而說服的機會有種種可能，其中一種是這或許會對他造成更大傷害。因為他有勝選的慾望但沒有執政的藍圖，也缺乏對一個城市未來的想像，這些有就是有，沒有就是沒有，辯論技巧無法粉飾空談，而這些只要一場選前辯論就會暴露無遺。 原本應該可以看到這樣的畫面。4年前，王偉忠在節目中說，他贊成選前辯論。蔣萬安也同意，並說，辯論可以看出一個人的人格特質。那麼，現在的逃避辯論，顯現的是哪一種人格特質？圖／陳克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