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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園城市書店明年將歇業,草率季新書店開幕

田園城市書店明年將歇業,草率季新書店開幕

文.許文貞/圖・草率季書店 提供雖然近年藝術、設計活動盛行,但以藝術為主題的獨立書店,依舊面臨所有書店營運的艱難關卡。最近,以藝術、建築、設計書籍銷售和策展為主的獨立書店「田園城市生活風格」發布了即將在2027年10月31日熄燈的消息,但另一方面,從「草率季」出發的「草率書店」則在西門町萬年大樓附近開幕。8月25日,作家阮慶岳於在臉書透漏,「田園城市生活風格」計畫陸續收掉書店和出版事業。消息一出,建築、藝術界一片惋惜。不久「田園城市生活風格」終於發布官方消息:書店將在2027年10月31日熄燈,但出版社仍會持續下去。田園城市生活風格書店創辦人陳炳椮表示,收掉書店最實際的原因就是店租。由於書店位於中山北路靠近雙連捷運站一帶,受到近年赤峰街、中山商圈興起的影響,店租節節攀升,但書店卻很難吃到商圈人流的紅利。陳炳椮表示:「收入連租金都無法打平,看著數字虧損很可怕。」雖然租期到2027年底,但虧損使得他原本考慮支付違約金提前解約,然而在和建築界朋友們討論後,因為還有很多藝術家的書籍委託他出版,最後決定書店會在租約到期前熄燈,但出版事業會持續。出版社將搬離現址,另外找尋空間。「田園城市生活風格」出版社創辦於1994年,創辦人陳炳椮過去是出版業務,因為對藝術、文化有興趣,決定自己成立出版社。他出版過許多台灣建築藝術的論述專書,書籍的設計裝幀更多年連續獲得台北國際書展的「金蝶獎」肯定。雖然陳炳椮自己沒有建築背景,但因為興趣,加上認識很多建築圈的朋友,久而久之培養出獨到的出版眼光,也有書籍售出國外版權,獲得國際藝術圈的認可。2003年,為了擴大出版營運規模,他搬遷到雙連捷運站附近、中山北路上的空間,除了出版社辦公室外,一樓為書店賣書,地下室則為策展空間。30年來,「田園城市生活風格」出版社對台灣的建築藝術論述貢獻卓著,書店更是藝術、設計、影像、建築書籍的重要集散地,早期讀建築系的學生幾乎都必去店裡尋找藝術相關的書籍。如今,「田園城市生活風格」因為出版、圖書市場的緊縮,也不敵中山商圈的租金飛漲,書店將在明年十月底歇業,但在此同時,近十年帶起藝術書市集風潮的「草率季」,則將在西門町萬年大樓附近的「西門新宿」商場開設新的「草率書店」,以藝術、設計、小誌、次文化為主題,帶來新一波獨立藝術書店的發展。「草率書店」創辦人黃偉倫表示,「草率季」從2016年在北投「空場藝術聚落」創辦首屆之後,至今已經10年。每年舉辦三天活動,期間上百個藝術創作者攤位聚集,有大量的新作品在活動中發布,也會邀請國外藝術家來台參展,和台灣的藝術家交流。從兩三年前起,團隊開始思考,除了每年三天的活動之外,還有甚麼做法能長時間延續這段時間迸發的藝術能量?「開書店」成為草率季團隊決定嘗試的新方向。「草率書店」於2026年9月正式開幕,除了販售8、900種台灣創作者的獨立出版作品,也有1,500本國際藝術家的藝術書籍,更將不定期舉辦市集、講座、工作坊等活動,期待能藉由實體空間,讓創作者有彼此交流、激盪新的靈感火花的所在。黃偉倫表示,西門新宿商場過去也是潮流文化、動漫、藝術等次文化匯集的商場,西門町更是新舊融合的場域,很適合成為藝術家的創作聚落。雖然「開書店」要面臨租金等現實問題,但就如同「草率季」的名稱:「我覺得也不一定要全部都想清楚才能做,先做了,我們再看看接下來還能再做什麼。」有愈來愈多人喜歡在週末假日逛展覽、市集,參與藝文活動。這些以藝術為主題的獨立書店,在面對書店營運的艱困現實的同時,也期待乘著這波「瘋展覽」的潮流,希望藉由書店的實體交流場域,讓更多人有意願用自己的方式參與藝術,激盪出新的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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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家草間彌生逝世,村上隆、奈良美智追憶

藝術家草間彌生逝世,村上隆、奈良美智追憶

文.洪瑋其/圖.翻攝自草間彌生官網 日本現代藝術家草間彌生於8月14日因多重器官衰竭離世,享壽97歲。草間彌生美術館於8月27日證實該消息,並如此為她的一生總結:「草間彌生是一位活躍於國際的前衛藝術家,以美術為中心,跨足表演藝術、小說、詩等各方面,直至過世前仍緊握著繪筆,堅信以愛拯救世界。」草間彌生逝世的消息一出,同樣被視為日本現代藝術大家的村上隆、奈良美智,也紛紛追憶他們和這位藝壇前輩互動的往事。村上隆說道:「草間老師一直是一個超凡的存在。在1960年代紐約藝術界的鼎盛時期,一位日本女性能在那裡嶄露頭角,並呈現強大的存在感,這需要多麼驚人的能量啊。」村上隆表示:「草間老師大概在我出道十年左右開始注意到我,每次見面時都會問我:『你最近的展覽辦在哪裡啊?我之前在龐畢度辦展覽的時候,排隊的人可是多到幾乎進不去喔,這可是破紀錄的喔!你咧?』她總是這樣毫不掩飾自己的競爭心態,非常有趣。祝福她前往異次元的旅途愉快。」既可見兩位前衛藝術家的幽默,也可感受到兩人對各自藝術成就的重視。奈良美智則在第一時間就在其X上表示哀悼。當大眾再次討論評論家本多勝一在1970年代對草間彌生在美國紐約的行為藝術的批判時,奈良美智強硬的表示:「草間彌生的作品會留存在歷史上,但本多勝一的批判根本不會留下來。草間彌生和本多勝一根本不能相提並論。人都是不完美的,面對即使不完美仍能達成這麼多成就的草間彌生,我想本多勝一也應該低下頭來表示敬意。」奈良美智不只一次在訪談、展覽中,表達對草間彌生的尊敬與崇拜,而草間彌生也給予其相當溫柔的鼓勵。奈良美智曾在給草間彌生的書信中寫到:「您在紐約時的藝術漸漸變得抽象,但卻又沒讓抽象觀念束縛了您的本能與感情,繼續帶著自信作畫,……近年來,您在精神上似乎更加解放,我對您的作風更加崇拜,但最讓我感到魅力的是您對畫畫、創作的熱情。」草間彌生則這樣回答:「在我心情低落的時候,都會一直看著你的作品《小狗》,然後心情就會漸漸覺得舒暢,在幻想世界裡得到放鬆。你前面的路很寬廣,我希望你能在世界舞台上展翅高飛。而且讓每個人都感到開心。如果你覺得寂寞,請想想我!」能夠得到崇敬的藝術家如此的鼓勵,不難想像奈良美智為此得到的鼓舞。而過去曾因藝術理念不同,而在座談會上和草間彌生有過激烈爭執的設計大師橫尾忠則,將草間彌生描述為「忠於內心的感受、接近藝術本質、對自己非常誠實坦率的人」,並稱她是「日本現代美術的標誌性人物,如女王一般的存在」。草間彌生是國際知名的日本當代藝術家,從小飽受幻覺所苦,將其所見的世界轉化為藝術作品。她作品中無限複製的圓點、鮮豔醒目的色彩、重複繁衍的男根形象、密集交雜的無線網,以及巨型的南瓜雕像,成為她享譽國際的標誌。她早年曾在美國紐約創作十餘年,參與行動藝術,宣揚反戰、反體制,挑戰性別與族群限制。其藝術風格影響美國普普藝術大師安迪‧沃荷(Andy Warhol)、瑞典雕塑家克拉斯‧歐登柏格(Claes Oldenburg)等人。回到日本後,草間彌生除了持續進行藝術創作外,也開始發表小說。原來從紐約歸來的草間彌生,在當時並未得到日本藝術界的重視。她的行為藝術、女性主義視角,對於當時相對保守、偏重形式主義繪畫、以男性主宰的日本藝術界來說,顯然不受歡迎。日本早稻田大學助理教授Pawel Pachciarek認為,正因為這種制度性的、文化上的排斥,使得歸國的草間轉而發表小說。草間的文學作品與她的藝術創作有著共同的主題,甚至將創傷、瘋狂、慾望、反體制等議題表現得更鮮明,不只在美學上跳脫常理,也具有反叛常規的政治性意義。草間彌生在1978年出版第一本小說《曼哈頓自殺未遂慣犯》(マンハッタン自殺未遂常習犯),接著又以〈克里斯多夫男娼窟〉於1983年獲得第十屆「野性時代新人文學獎」,並出版同名小說集(台灣繁體中文版曾於1999年由皇冠出版),其後持續發表文學作品,並出版小說集、詩集。草間彌生曾表示,無論藝術創作或是文學創作,都是追尋自我的方式,是內心滿溢的產物。1980年代,草間的藝術成就再度受到日本國內、國際間的注目,國內外展覽不斷,為其累積龐大的聲量,並獲得紺綬褒章、文化勳章等殊榮,更於2016年獲選《時代雜誌》全球最具影響力的百大人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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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淑卿專欄】為什麼文化預算很少,卻最容易挨刀?

【徐淑卿專欄】為什麼文化預算很少,卻最容易挨刀?

作者/徐淑卿2019年,因為擔憂匈牙利總理奧班領導的政黨,對藝術補助所施加的影響,索羅斯開放社會基金會宣布提供110萬歐元,支持在當時政治環境下,難以取得公共資金支持的藝術和文化計畫。開放社會基金會主席Patrick Gaspard指出,匈牙利政府對藝術的資助相當慷慨。不幸的是,這些支持往往附帶政治條件。推動一國文化發展,政府理當扮演關鍵角色。但是文化通常也很難脫離政治與意識形態的算計,尤其是這幾年,政府文化預算充滿各種變數,於是亟需思考的是,在政治干擾下,有哪些可行的因應之道。這兩年,許多國家都遭遇文化預算被刪除或削減的情况,原因各有不同。始終堅持「文化例外」的法國,是因為政府財政壓力;台灣則是因為在野黨對文化部提出大幅刪減與凍結案,使得文化創作、傳播與國際推廣,均受到實質影響。美國則是在川普第二次上台後,將文化領域當作意識形態角力的戰場。推動廢除一些機構,甚至一度指示只受理不推廣「多元化、公平與包容」或性別意識形態的申請。而約莫同時,國家人文基金會(NEH)與國家藝術贊助基金會(NEA),提供3400萬美元協助打造川普提出的「美國英雄國家花園」(National Garden of American Heroes)。去年5月川普政府提出的預算草案,提議廢除美國博物館與圖書館服務研究院(IMLS)、國家藝術贊助基金會和國家人文基金會。但這些提議被參眾兩院以跨黨派多數聯手擋下,最後NEA和NEH都維持跟2025年一樣的2.07億美元預算,IMLS則稍有減少,保有2.918億美元。其實這三個單位的預算加起來約7億美元,在聯邦預算中所占比例可說微乎其微,因此重點不在省錢,而是在表達「政府的態度」。川普的作法並非沒有前例。去年4月,《紐約客》有篇文章〈演出無法繼續〉(The Show Can’t Go On),分析基金會贊助方向改變,以及川普政府文化政策的壓力,如何疊加衝擊紐約的表演藝術生態。文中就提到1990 年代「文化戰爭」期間,以傑西·赫姆斯( Jesse Helms )為代表的保守派政治人物曾發起運動,希望在國家藝術贊助基金會的補助規範中加入道德條款,例如禁止資助涉及「同性情色」作品。作者海倫·蕭(Helen Shaw)說,雖然赫姆斯的具體文字沒有在後續訴訟中保留下來,但這場爭議卻永久削弱了NEA。預算此後始終未能跟上通膨,也一直淪為政治攻防的工具。如同海倫·蕭所言,在美國,私人慈善基金會每年必須提撥淨投資資產的 5% 用於公益支出,這不僅長期建立整個藝術體系的支撐架構,也扮演著防止藝術遭到政治化的重要屏障。舉例而言,去年上半年,美國政府效率部曾突然取消6500萬美元補助。影響範圍涵蓋博物館、歷史遺址、退伍軍人識字計畫、書展,以及數以千計的文化計畫。這時梅隆基金會(Mellon)宣布,將向全美各州人文委員會聯盟提供1500萬美元的緊急資金,來因應政府突然取消補助所造成的影響。除了梅隆基金會,過去一年多以來,像是普雷比斯基金會(Prebys)、沃荷基金會(Warhol)等都挺身而出,為受到聯邦預算影響的藝術與人文團體提供緊急援助。但是私人基金會,這一美國長期架構起來的屏障,在川普對藝文補助動作頻頻的同時,也面臨各種轉型與調整,使得藝文團體遭受的衝擊雪上加霜。如過去紐約藝術界的長期捐助者聯合愛迪生公司,在2023年宣布,將使命轉為因應氣候變遷與推動社會正義。有些基金會或個人捐助,則是選擇資助那些失去聯邦資金,且被許多人認為提供更關鍵服務的組織,擠壓了對藝術的支持。有些企業與捐助者,則是忌憚川普政府報復,因此對於性別多元等藝術創作的支持漸趨保守。有些基金會則是結束過去穩定的長期合作,調整補助對象,讓資助體系更顯公平。2017年藝術與文化顧問公司Helicon Collaborative曾發表一份報告,指出所有捐助收入中,58%流向2%的藝術機構,顯示資源長期集中在少數大型機構。這也是有些基金會希望調整的原因。政府撤回補助,基金會調整補助,海倫·蕭認為,過去五年間,支撐紐約表演藝術的這套錯綜複雜的支持體系,已有多個層級遭到摧毀。她說,曾經,在紐約從事表演藝術工作,即使談不上擁有穩定保障,至少仍有一條可以循序前進的道路。一位剛起步的劇作家、導演或編舞家,可以在獲得補助的排練空間磨練自己的創作,申請位於紐約市內或周邊的駐村計畫,或加入專門發展原創作品的創作實驗室。只要獲得一項經由同儕評審的補助,即使金額很小,也往往能成為取得其他補助的敲門磚,每一項獎助都會進一步賦予藝術家更多專業認可,使其受到演出場館與大型基金會的注意。因此,獲得補助的意義,不僅在於物質的支持,也是藝術工作者得以展開職業生涯的「認可標章」。在面臨這些變動後,今年6月《慈善內幕》(Inside Philanthropy)刊出一篇文章〈 聯邦預算削減衝擊下,藝術資助生態系統值得關注的趨勢〉(Trends to Watch in an Arts Funding Ecosystem Beset by Federal Cuts),其中之一是,當藝術團體無法如過去那樣長期依賴私人基金會,藝文活動尋求贊助的焦點,還是必須回到聯邦政府和州政府。如此便產生一個連帶效應,向國會以及大眾,說明藝術文化對社會何以重要的倡議與遊說,更顯迫切。於是有些贊助並非用來支持創作,而是「投資提升各組織的倡議能力,使其能為藝術家及其他從業者發聲,也為藝術本身進行倡議。」例如在美國主要藝術倡議非營利組織之一Americans for the Arts,旗下有負責遊說與政治倡議的藝術行動基金(Arts Action Fund),他們負責教育倡議者跟決策者了解藝術的多種價值,並提供實際可用的遊說工具,像是怎麼寫信給民意代表、怎麼投書媒體、跟民代見面該準備什麼。從他們網站可以找到2025年版「支持藝術的十大理由」,來說明投資藝術家、創意工作者及藝術組織,對於國家的健康與繁榮至關重要。這些綜合整理的論述,可以作為倡議團體或個人的說帖與工具。而今年1月美國國會並未接受川普政府廢除三個聯邦層級藝文補助機構的提議,並大致維持與2025年的預算水準,或可反映團體與個人請願遊說與倡議的成果。美國對藝文補助和贊助的往例,可以作為台灣的借鏡。一方面,台灣需要更多企業捐助藝文活動,形成政府補助因為各種原因無法照顧周至的第二道屏障,這也有《文化藝術獎助及促進條例》稅務減免的法律支持,雖然也有與其他稅法抵觸等需要解決的問題。企業家對藝文活動的支持,對於文化普及與提升一個社會的美學素養,功莫大焉。如日前去世的力積電董事長黃崇仁長期贊助音樂活動,不僅支持了音樂家的演出,也使更多愛樂人受惠。其次,在鼓勵財團支持藝文發展的同時,還是需要強調「以公共資金支持藝術是一項政府責任」。這是兩年前《衛報》首席文化記者夏洛特.希金斯(Charlotte Higgins),認為英國在保守黨連續執政14年後,英國政府對藝術的資助已經崩塌,她建議工黨可以如何改革時,所作的結論。她認為相對於整體公共支出,藝術補助金額微不足道。不管是堅持「以公共資金支持藝術是政府責任」,還是遭遇了如同許多國家曾遭遇的將文化預算「武器化」,台灣也許也需要如美國那樣,累積並傳授更多倡議與遊說的基本知識和技巧,鼓勵民眾與團體對民意代表溝通,讓其感受到壓力。或許並不容易,但是對於台灣藝文活動的支持,應該成為跨黨派共識,而不是作為政治打擊的對象。過去藝文團體經常被貼上政黨標籤,因此一旦要為自己發聲,很容易陷入不同黨派支持者的爭論中,有時藝術團體都產生是否因為自己的政治色彩而被排擠的揣測。如果有更多團體或個人願意不分黨派為整體藝術文化發聲,支持台灣應有足夠的文化預算,也許是建立共好的機會。其實各國的文化補助預算都占總預算非常小的部分,但這麼小的部分卻可以支撐一國文化的基礎設施與創作能量,所費甚微,成效可觀,動輒喊刪喊凍的立委們,若非對台灣的文化發展無動於衷,也或許就是刻意展現權力的傲慢。 文化預算占國家總預算很小比例,所費甚微,卻可以支持文化基礎設施與創作能量。但各國文化預算經常面臨政治與意識形態的算計,於是亟需思考的是,在政治干擾下,有哪些可行的因應之道。圖/顏一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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