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淑卿自轉星球文化社長黃俊隆第一份工作是從唱片企劃做起。創立自轉星球後，在兩岸交流最密切時期，有天他跟當時魔岩唱片帶他一起做楊乃文、陳綺貞等歌手的主管說，可不可能有天我們在台灣談「全球化」時，是可以「去中國化」市場的全球化？而不是僅仰賴中國市場的全球化？ 當李佳穎《進烤箱的好日子》確定將由企鵝藍燈集團購買全球英文版權時，黃俊隆發了一個簡訊給主管：「這就是我當年說的事情。」中國的華文文學市場與世界文學市場，也許原本只是區域與世界的差異。但是在台灣，從華文市場走向世界市場，有其必然性，而在這樣的移轉中，也必然可見其中的張力。這樣的張力，必然是政治的。一方面中國的審查制度，勢必會壓縮台灣的創作與言論自由，即使它們有廣大的人口紅利。但是當台灣要減少對中國市場的依賴時，不論是更鼓勵台灣本土創作，或是在外譯、展會的獎勵補助更偏向走向世界，依然會遇到以中國為主要銷售市場者的質疑。同時，為了避免台灣將文化資源更多的投入在發展自己的敘事與觀點，將文化補助醜化為政治收買是最取巧的方法。這固然有感覺資源被排擠者的不甘，同時也具有將台灣文化場域維繫在華文秩序中的目的。很長一段時間台灣銷售版權主要是簡中版。根據2021年OPENBOOK刊載一篇文章，從2014年至2020年，文化部BFT計畫（Books From Taiwan）共計選書342部，成功售出版權的有165部，總交易量331筆。而在已經售出的26個語種中，簡中版數量最多，占交易總量35%，其次是日文版、韓文版。 而根據文化部2022年5月臺書外譯彙整表，去除簡中版後，外譯成果為26種語文，348冊。 主要版權銷售為簡中版，固然可以視為當時中國市場對台灣作品的需求，但更該考量當時台灣文學作品銷售外譯版權極為不易。 但是，既然現在的政治局勢，勢必要減少對中國市場的依賴。加以台灣文學作品現在在世界，尤其是歐美市場等所謂的文學優勢空間，不論是李昂、白先勇、吳明益（台灣首位入圍國際布克獎）、陳思宏、郭強生、楊双子與金翎（台灣首位獲得美國國家圖書獎翻譯文學獎、第二位入圍國際布克獎）、李佳穎等等，已經形成一個星光熠熠的可行路徑。 台灣市場小，中國市場不可依賴，走向世界是必然的選擇。文化資源的「脫中入世」，不僅是基於更希望被世界看見的情感與尊嚴，也是因為現實的不得不然。而且當我們從「世界文學」的角度來看待台灣文學時，會浮現一個新的圖像。這與僅是將繁體中文轉成簡體中文進入中國市場，有著不同的權力結構；而且當台灣文學從區域性的華文文學市場，走入具有世界文學優勢空間的倫敦、巴黎、紐約時，這對台灣文學的發展有什麼正面的影響？尤其在台灣文學圖書市場令人感覺低迷的時刻，更值得注意。法國文學評論家帕斯卡．卡薩諾瓦（Pascale Casanova）在〈文學作為一個世界〉（Literature as a World）文章中，認為世界文學的空間有其中央與邊緣地區的不平等，也有一個文學時間的「格林威治子午線」，來為文學作品定義時間，何者屬於現在，何者是落伍過時。卡薩諾瓦認為，在文學宇宙中「聲望」是權力最典型的形式。而在文學場域存在最久的古老區域如倫敦、巴黎，在這個意義上是最「富有」的，因而被賦予最多的權力。 而這最富有區域的權力之所以能夠持續，是因為它具有真實且可衡量的效果。其中一個機制，就是「聲望的轉移」。透過中介者，如知名作家為尚未被承認的書籍，或來自中心之外的作品，撰寫評論或序言。同時還存在著一種透過翻譯獲得承認的複雜機制。 她也提到，文學的不平等以及其支配關係，會引發各種形式的鬥爭、競逐與競爭。處於從屬地位的一方也會發展出一些特定策略。這些策略只能在文學的框架中被理解，儘管它們可能產生政治上的後果。各種形式、創新、運動以及敘事秩序的革命，都可能被轉用、攫取、挪用或併吞，以試圖顛覆既有的文學權力關係。 也正如在這篇文章中，卡薩諾瓦以亨利．詹姆斯短篇小說〈地毯上的圖案〉說明從一個特定的詮釋角度，地毯會向細心的觀察者呈現出一組有秩序的圖案，它們只能在彼此關係中被理解，而且只有在作為整體被觀看時，在其相互依存與互動之中，才會變得可見。 當台灣文學走向世界時，也必然會更清楚意識到這種彼此相連的權力關係。 這也是今年在台灣出版《文學社會學》的法國文學社會學家夏苾洛（Gisèle Sapiro），在2024年著作《何謂世界作家？跨國文學場域》所提問的：世界文學是透過什麼機制形成的？國際聲望是如何被製造出來的？這本書與卡薩諾瓦的框架相關但更具體揭示中介者的幕後世界：這是由翻譯家、編輯、文學代理人、文學節慶策劃者、文學評審團或機構代理人所組成的。 也因此，如我們現在已經意識到的，版權代理和翻譯家的重要性，將比以往更為顯著。 那麼，「國際聲望」對台灣現在圖書市場的意義是什麼？從《臺灣漫遊錄》獲得美國國家圖書獎翻譯文學獎，以及《進烤箱的好日子》宣布由企鵝蘭登書屋購買全球英文版權後，兩本書的銷售都節節高升，顯示國際聲望的加冕有其助益。但不是每本有國際著名出版社出外譯版的作品，都在銷量上有所體現，所以這可能更像「紅利」而非必然。 這也回到一個老生常談但依舊難解的問題。在想望台灣有更多作家或作品走向世界之前，台灣如何可以確保我們的市場足以養活我們的創作者，以及足以讓他們持續寫出優秀作品？ 今年台北國際書展，會場參與者人潮和各家出版社業績平均成長10%到20%；以及這段時間前後在社群媒體被關注的現象，如夏宇不定時的出沒簽書，溫若喬台語詩集《日花閃爍》熱賣，黃麗群《海邊的房間》復刻版的話題效應。這些讓黃俊隆提出一個觀察。就是過去通路在讀者與出版社之間作為橋梁的重要性與影響力已經衰退。過去通路不論是選書或是在推書所做的各種動作，都可以帶來一定的銷售業績，這也是過去各出版社必須搶奪的資源，但現在的情況是即使擁有資源，可能作用也不大。反而不如出版社與作者在書展會場與讀者的直接溝通，或是作者在社群媒體的經營，以及讀者在社群媒體三言兩語創造的話題，更可以帶動圖書銷售。但這一來可遇不可求，二來也未必可以或需要複製同樣經驗，還是需要設想具有創意的溝通方式。 屬於讀書共和國集團的木馬文化，也有不少作品獲得外譯機會，如郭強生《尋琴者》，以及今年2月企鵝藍燈集團內的美國出版社Riverhead剛推出梁莉姿《日常運動》英文版（法文版則於2025年中由隸屬Hachette集團的Fayard出版）。 木馬副社長陳瀅如指出，台灣出版社推外譯時，主要會有組織編制的問題，因為很難有獨立編制的版權人員，可以做引進、輸出，同時又具備多語能力，因此銷售版權通常會變成由編輯兼著做。雖然也可以交給版權經紀公司，但是版權代理也有自己的考量，不見得每本書都獲得青睞。 而編輯同事想要銷售版權，必須在編輯工作外撰寫外文書介，同時也需要與外國出版社編輯建立信任度，這些都是有著實際辛苦的地方。 但最困難的還是，縱然有著將作家作品推出外譯版的願望，一切仍無法脫離商業邏輯。就國外出版社來說，如果推出日、韓作品可以賣得更好，又何必一定要出台灣作品？而台灣出版社對是否有外譯也不是一定這麼重視，除非可以帶來更好的營收，提升這本書的銷售。 因此，以目前的現況，台灣出版社要推出外譯版，沒有文化部的翻譯與出版補助，將會是非常困難的。尤其要賣出義大利、西班牙、土耳其、拉丁美洲等其他國家版權時，他們都會把是否有英文版書稿以供審閱甚至翻譯，作為版權評估的首要條件，因為繁體中文譯者或審閱者畢竟較少，他們必須仰賴英文版資料。或者如果已經出了法文版，也有助於在歐洲其他國家的銷售，因為他們的編輯很多具有閱讀法文的能力。 此外，陳瀅如也建議增加英文摘譯本的補助數量。相較於全譯本通常需要耗時一年左右，摘譯本可縮短出版資訊的時差，幫助國外出版社編輯快速評估。 與黃俊隆橋梁消失看法異曲同工的是，陳瀅如認為，現在如何把書籍的訊息送到讀者眼前，而不要被其他消費或娛樂訊息淹沒，確實有其難度。出版社過去常用的行銷方法，逐漸失去效力，廣告式的行銷也受限於預算。有時，一位普通讀者真誠的感想反而更能帶起口碑效應。 從通路橋樑作用的流失，書籍訊息傳播經常被演算法掩藏，如此國際聲望的加持，能否克服這些阻礙，讓書籍的生命可以延長？ 過去一本書的生命，大概三個月定生死。如果銷售不好，作者幾年的努力，出版社幾個月的辛苦，就會因為銷售數字而獲得不見得公平的評斷。之所以一再以《進烤箱的好日子》為例，是因為它在剛推出時銷售也屬普通，但在口碑效應，得獎與銷售外譯版權接連發酵後，有了起色，出版社也一反常態在出書大半年後才舉行新書發表會。這種不尋常的作法，其意義在於如何打破以通路初期銷售成績決定一本書生命的舊習，而讓作品的價值更為彰顯。但這也是特例。 在橋樑消失、台灣書籍評價系統仍在浮動之時，藉由國際聲望來增加台灣內部的銷售，似乎有其正面助益，雖然這也弔詭的證實了世界文學中心的影響力。但是以韓江在接連得了布克獎與諾貝爾文學獎之後，在韓國引發的閱讀文學風潮，這應該也是我們樂於期待的事。 台灣文學走向世界文學，有其必然性；同時也會產生張力與不同的權力結構。圖／陳克宇

作者／徐淑卿2023年，世界衛生組織（WHO）宣布「孤獨」為全球公共衛生緊急議題。2024年10月，首爾市政府首次將「孤獨」列為城市治理項目。預計以5年的時間，投入4513億韓元（約100億台幣），推動「沒有孤獨的首爾（Seoul Without Loneliness）」計畫。首爾市長吳世勳認為，孤獨與孤立並非個人問題，而是整個社會必須共同面對與解決的課題。這個政策的背景是，首爾單人家庭數量持續增加，2023年已占首爾全部家庭的40%，其中有62.1%的居民表示感到孤獨。其次，首爾約有13萬孤立或隱居的年輕人；同時，人口高齡化使獨居長者的人數持續上升，進一步加深孤獨與社會隔離的問題。過去，英國、日本等國都已針對「孤獨」提出因應對策。「沒有孤獨的首爾」從過去以福利為中心的模式，轉向跨部門整合合作，依照不同生命階段與領域，建立全面性的支持體系。這個龐大的計畫，預防更重於治療。不但設法使長久隱匿家中的人有出門的誘因，也透過各種活動讓人與外界有不具壓迫性的低度連結。像是在首爾設立4個可以檢測孤獨指數、吃碗泡麵和工作人員聊天的「心靈便利店」；以及學習英國的連線處方箋，不是透過藥物，而是經由藝文等各種活動，突破個體繭居的孤立狀態。值得注意的是，「沒有孤獨的首爾」許多作法並非疊床架屋另起爐灶，而是將之前已有的活動賦予新意和目標，整合到新計畫之中。如實行數年在首爾廣場、光化門、清溪川等地舉行的戶外圖書館。原本是推廣閱讀的文化項目，但在廣大戶外空間中，每個人可以坐在一個懶骨頭沙發上看書，或聽作家分享，既不必與他人多做溝通，也達到個人走出孤立而共同參與的目的，因此也成了「沒有孤獨的首爾」活動項目之一。還有與9家民間企業合作。比如在「365首爾挑戰」中，其中一項就是和教保文庫合作的「心靈之旅閱讀挑戰」。只要在教保文庫ReadLog App提出申請，之後定期打卡分享自己喜歡的句子、閱讀感想，就可以獲得分數，累積足夠的分數可以獲得市政府提供的獎品，而在你分享句子時，也會隨機獲得另一個人所提供的句子。這樣的合作可以透過民間企業帶入更具吸引力的活動形式，將社會流行的脈動與政府推行的政策合流。教保文庫「心靈之旅閱讀挑戰」的作法，明顯取經於韓國年輕族群中流行的「Text Hip」（將閱讀視為一種時髦生活風格的文化現象）。Text Hip 是先從社群媒體產生的現象。閱讀紙本書，在書上畫線，手寫心得，拍攝書店或是書封，上傳到社交媒體。根據韓國國立中央圖書館的術語解說，「Text Hip」這個新造語意指「閱讀行為被認知為一種時尚且精緻的活動現象」。這在MZ世代（千禧世代和Z世代合稱，年齡約在20至40之間）中尤為明顯。閱讀不再只是單純的嗜好活動，而被運用為自我表達與溝通的手段。嚴格說來，這並非韓國獨有的現象。韓國中央圖書館在背景說明時，也提到2024年英國《衛報》報導英國青少年與20多歲族群之間興起的「閱讀紙本書熱潮」，以及模特兒Kaia Jordan Gerber成立讀書俱樂部時說：「閱讀真的很性感（Reading is so sexy）」，雖未直接使用「Text Hip」一詞，但以相似脈絡說明此一現象。而隨著2024年韓江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這個回歸文學回歸紙本，以手寫傳達心情溫度，以閱讀展現自我的方式，在韓國年輕世代更有推波助瀾之勢。韓國許多媒體都曾報導，首爾大學圖書館過去借閱的書籍前面排名都是學術或專業書，但在2024年這個傳統被打破。前8名借閱的書都是文學，第1名是韓江的《永不告別》。不僅首爾大學，高麗大學、梨花女子大學、西江大學也有類似現象。《朝鮮日報》因為這個現象而訪問幾位大學生，有人說一開始的確帶有做樣子的成分，但與以短篇內容為主的社群媒體不同，在細細品味具有深度的文本後，逐漸體會到閱讀的樂趣。也有人提到看到韓江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消息，下定決心重新閱讀文學，不但重讀了中學時看過的《素食者》，也久違地走進書店，如今沉浸在文學之中。也因為Text Hip對年輕世代的確有影響力，所以不僅是教保文庫，戶外圖書館也推出「Hip Dok Club」閱讀計畫。1萬個會員名額，不到2小時就額滿，81.5%是MZ世代。這個閱讀計畫獎勵各種與書籍相關的活動，從紀錄標題到釋出引文到分享手寫摘錄。會員可以賺取積分、升級，獲得閱讀燈和限量版商品。韓國媒體形容，它的功能不像讀書俱樂部，而更像文學社交平台。所謂「文學社交平台」不一定是否定用語，而是一個新的提問：現在的「閱讀」是什麼？還與過去一樣嗎？《韓國先驅報》去年7月有篇文章〈韓國「Text Hip」閱讀熱潮，能否超越社群標籤而持續下去？〉（Can Korea's 'text-hip' reading craze outlive the hashtag?）就探討這個問題。比較韓國文化體育觀光部2015和2023年的全國閱讀調查數據，韓國的閱讀相較過去是衰退的。在2015年，20多歲年齡層有91.1%至少讀過一本書（不包含教科書），2023年為74.5％，購買實體書籍也從每人平均11.4本下降到2.5本，但購買電子書數量則有所增加。調查還顯示，20多歲年齡層是韓國閱讀人口最多的群體，而後隨著年齡層上升遞減。2023年，50多歲的人讀過一本書的比例是36.9%，60歲以上的人則是15.7％。雖然2023年的調查報告，與2024年流行的Text Hip無涉，但Text Hip卻讓人重新思考什麼是閱讀行為，只有完整讀完一本書，才是閱讀嗎？文化體育觀光部全國閱讀調查小組成員Kim Nam-young就指出，這個閱讀調查只能呈現部分情況。她說，在統計閱讀率時，我們只計算完整閱讀的書籍。但我們忽略的是，人們如今與書籍互動的各種新方式。 這種情況並非韓國獨有，但也意味著，我們可能低估了實際積極參與閱讀文化的人數。「或許在某個時刻，我們需要重新思考，究竟該如何定義閱讀。」《韓國日報》在討論Text Hip是不是僅是一種知性虛榮的文化展示時，也引述專家的看法，認為即使這含有某種程度的虛榮，也未必是壞事。小說家黃皙暎在孫石熙的節目「Questions」中，回應一位觀眾提問，是否可以僅僅因為名人閱讀經典就盲目跟著閱讀？他說：「很好啊。 總比買迪奧包來得好。」文學評論家Kang Dong-ho說：「在人們試圖確認並表達自我，或展現自己能欣賞精緻事物的慾望中，本來就包含某種虛榮。然而這種虛榮也在文化的擴大、推進與轉變中扮演了角色。」他強調，相較於奢侈品消費，閱讀是一種更具益處，也更為平等的行為。現在Text Hip不僅與閱讀有關連，而且成為可以幫助孤獨者與外界連結的通道。更重要的是，這類活動既吸引潛在隱居者參與，而且不必擔心像其他社會救助那樣，可能有污名化的標籤。協助社會退縮青年的民間組織Dudug創辦人Lee Eun-ae接受媒體採訪時說，人們隱居的原因有很多，但在韓國，我們都受到狹隘成功定義的塑造。如果年輕人覺得未能達到標準，例如學業成績表現不理想，或無法進入好公司，他們就會開始把自己視為失敗者。「反覆經歷失敗會留下深刻的情感創傷，使一些人選擇退縮，作為一種自我保護的方式。」她認為，有些社會退縮的年輕人整天待在圖書館準備求職，卻不與任何人交談。若要接觸到他們，就必須提供更多元的方案，例如文化活動和輕鬆的聚會，創造低壓力的連結機會。Text Hip 將自己喜歡的句子或手寫心得上傳，既可以表達自己的感受，也與外界產生互動。同時，這也必然有著親近書籍的效果。而這或許是「沒有孤獨的首爾」給予的啟發之一。某一部門的業務也許對其他部門也有助益，而這必須在跨部門整合的視野下，才能看得更清楚。比如戶外圖書館，比如和教保文庫的合作，除了具有推廣閱讀的文化意義，也有打破孤獨的社會意義。而如何善用民間資源，整合到政府希望推動的政策中，政府不僅提出願景，還形同策展將所有資源整編，彼此互惠，更是這個計畫的特色。如9家合作的民間企業，深入生活的各種層面。像是原為韓國養樂多的hy，這些昔日稱為養樂多阿姨的配送網路，不但可以配送健康食品給孤獨者，而且也成為觀察與通報協助的網路。韓國作家尹成姬的小說《在那裡的，是你嗎？》，可說是匯集孤獨者的蜉蝣群像。但虛構的小說，往往寫出更真實的人生。就如韓國文學評論家蘇英賢所言，「透過尹成姬的文筆，在經驗喪失的年代裡，個體的孤獨被修復為群體性事件。」而現今的孤獨，也的確成為韓國普遍存在的群體性現象。 Text Hip是近年韓國年輕世代將閱讀視為時髦生活方式的文化現象，但它的意義不僅止於閱讀。在「沒有孤獨的首爾」計畫中，這類活動也讓孤獨者得以沒有壓力的與社會重新連結，同時不必擔心被污名化的風險。圖／陳克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