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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徐淑卿上週，在大雨傾盆的黃昏，我提早到和友人相約的寶麗廣場，以歐洲書廊概念設計的中庭，讓我眼前一亮。數列圖書，可以坐下閱讀的座椅，二、三樓面向中庭的高處，則是蜿蜒的書櫃。雖然來到樓上發現陳列的是假書，但是商場裡有書環繞，還是令人欣喜。這樣的規模，雖難與首爾壯觀的星空圖書館相比，但卻是微型的呼應現在流行的「戀書性美學」（the aesthetic of bookishness）。依照聖地牙哥州立大學教授潔西卡·普雷斯曼（Jessica Pressman）在《戀書性：數位時代的愛書方式》（Bookishness: Loving Books in a Digital Age）的說法，當我們生活在數位科技之中，並對紙本書是否將被取代而心懷憂慮之時，人們對紙書的情感卻始終存在，甚至被創造出不同的愛戀形式。到處可以看到這些「戀書性」的符號，例如，以書為媒材所做的雕塑作品，以經典小說為圖案的被套，在社群媒體上展示書架的拍攝等。不僅如此，以書為視覺焦點所做的設計，已成為時尚潮流。不但餐廳等商業空間經常出現如同圖書館般的設計，在2024年左右也出現「書架財富」（bookshelf wealth）一詞，以家中擺滿數百本精心挑選的書，塑造一種文化身分與品味的低調奢華。甚至書也成為時尚品牌開發的美學物件，在Coach與企鵝藍燈書屋的合作中，製作了一系列可以實際閱讀的微型書，以皮革裝幀，並用金屬登山扣掛在包包上。首批包括馬雅·安傑洛（Maya Angelou）、珍‧奧斯汀（Jane Austen）、伍綺詩（Celeste Ng）等六位作者，推出後幾乎立刻銷售一空。這種純粹愛戀書的物體性與氛圍的情感，經歷數位時代之後，或許評價已有所轉換。畢竟現在的閱讀，還有電子書、有聲書等其他方式，喜愛書的形體甚至以假書作為室內裝飾，是否依然被當作暴發戶式的虛矯？還是可以將書與內容脫離，純粹當作令人喜愛的物件？就像我們現在看待圖書館與書店上層空間所陳列的假書？2023年《紐約時報》有篇文章，紙本標題為〈假書成了真正潮流〉（Fake Books Are a Real Trend），描述假書是現在室內設計喜歡使用的道具。作者引述一位設計公司負責人的看法：「現在讀紙本書的人並不太多，但當我們置身於書籍的環繞之中，它們會使我們想起某些事物，可能是書的氣味，書所帶來的故事，或者讓整個房間顯得醒目的色彩。」懷俄明大學英文教授艾莉兒‧齊布拉克（Arielle Zibrak）則將今日使用假書的現象，與鍍金時代（約1870至1900年）小說中出現的假書相提並論。在那些小說裡，假書通常象徵「與空洞消費及物質過剩相伴而生的精神與智識貧乏」。比如在伊迪絲‧華頓等小說家筆下，鍍金時代的新富家庭，他們的財富以驚人速度增長，理解或消費藝術與文化的能力卻遠遠不及。齊布拉克說：「在這些小說中，購買假書或純粹作為裝飾的書，意味著藝術品味低劣，或者不懂社會習俗。」今日必然有許多人持同樣觀點，無法接受書不是以閱讀為目的，而是附庸風雅的裝飾，更不用說購買假書了。但是現在裝飾的假書，卻也衍生實用目的，並創造出醒目的美學效果。在一些讓人產生視覺震撼的圖書館，也會將真書與假書並置。這樣的地標性空間，固然可以閱讀，但更多是成為拍照打卡的地點。在首爾COEX Mall的星空圖書館，書架高約13公尺，但是只有到第六格是真書，陳列在上方的書都是假書。這種仿真的模型書，只有外觀與尺寸像書，內部空無一物，因此重量輕、價格低廉，通常大量用於裝飾。這樣的安排，一方面是高處讀者本就無法觸及，同時也有安全考量。2024年韓國《國民日報》曾訪問相關人員說，如果放在那種高度的不是模型書而是真書，書架可能因書本重量而倒塌。一旦發生地震或火災，也可能演變為重大事故。因此，高處陳列的是經過防焰處理的模型書。而在韓國使用書籍的形象作為裝飾也不是從今日始。十八世紀後半正祖在位的朝鮮宮廷，發展出一種被稱為「冊架圖」的繪畫，描繪書架、書籍與文房珍玩，而後這種充滿博古知識的圖畫蔚為流行，深受一般大眾喜愛。數位時代的戀書情懷，使書籍成為設計新寵、美學物件，以及時尚品牌的策展靈感，同時對於書業也有實質助益。以美國的數據來看，紙本書的銷售仍保持穩定，實體書店則有明顯成長。喜歡在書店或家中書架拍攝，並分享閱讀的BookTok，也依然是以數位媒介來宣揚實體空間與實體書，並有助於若干推薦書籍的銷售。根據Circana BookScan的統計，美國紙本書在2025年銷售7億6千2百40萬冊，雖然比不上疫情期間的高點8億3千9百70萬冊，但比2024年增加0.3%。美國書商協會（ABA）是全美獨立書店的產業協會。它們2026年的報告指出，ABA會員數在2025年成長19%，在過去六年間，會員數累積成長151%，多數受訪書店表示，2025年銷售高於2024年。真正的問題在於，即使戀書成為趨之若鶩的潮流，即使紙本書的銷售保持穩定，獨立書店數量有所成長，但人們的閱讀率與閱讀能力卻在下降。根據美國國家藝術基金會（NEA）與美國人口普查局合作進行的調查，2022年美國成年人一年內至少閱讀一本書的占比是48.5%，包括紙本書和電子書。但2012年是54.6%。另外一個數據則是關於青少年閱讀能力，根據美國「全國教育進展評量」（NAEP），13歲學生的平均閱讀成績在2020年至2025年間下降4分。2025年表示自己「幾乎每天為樂趣而閱讀」的13歲學生只有14%，2020年為17%。韓國媒體在介紹假書風潮時，也與國民閱讀率做了對比。認為書籍雖普遍，讀書的人卻很少。根據韓國文體部「2023年國民閱讀實態調查」顯示，一年內至少讀過一本紙本書的成年人僅佔32.3%。如果按照今年公布的資料，2025年紙本書閱讀率又下降至28.8%。如果假書是一種裝飾，那麼很多人買了真書卻未必閱讀，又意味著什麼？美國廣告公司EP+Co副創意總監卡拉·西尼克羅皮（Cara Sinicropi）今年8月在全球廣告與行銷產業平台LBB發表一篇文章〈當閱讀素養成為身分象徵〉（Literacy as a Status Symbol），便提到這種矛盾現象。書籍作為「低調奢華」的象徵正大行其道，閱讀能力這項全民應具備的基本素養卻日漸衰退。她認為這種現象透露出一種文化的分化。在這個由演算法精密安排的資訊流與數位疲勞主導的時代，持續專注已經成為一種珍貴資產。隨身攜帶一本紙本書，或者不受干擾的進行兩小時深度閱讀，代表著當代最頂級的身分展示，意味有著不受催促的時間，以及足以容納思考的認知餘裕。她建議可以從這種矛盾中產生洞見，察覺我們的文化真正渴求的是什麼。她的看法是，在一個由演算法主導的世界，人們正在主動尋找能使自己安定下來的錨點。他們渴望寧靜而有深度的體驗，可以實際觸摸的工藝，以及現實世界的第三空間。他們渴望被視為一個「能夠專注」的人，即使現在要維持長時間的專注，比以往更加困難。這篇文章主要是提醒品牌方，要意識到身分、奢華與高端定位的意義已經轉變。所謂建立有價值的連結，不是向注意力破碎的閱聽人拋出更多快節奏的雜訊，而是要在一個分心已是常態的世界裡，提供深度、阻力與實體的存在。但也給予我們一個啟示。有人即使願意買書，卻未必能夠專注閱讀，稀有的不僅是時間，還有克制分心慾望的專注，因此專注閱讀在數位時代，反而成為一種能力的表徵。如何在自己的生活中創造一種「阻力」，創造可以專注的時間，以及尋找實體的第三空間，讓人心在此獲得安穩，這也許是在「戀書性」的潮流下，隱藏的渴望。而這是我們曾經擁有，但逐漸失去的事。在手機與社群媒體讓大家感覺疲憊與注意力渙散的時候，一本書與書店可以帶來的價值，或許又會再度被我們認識。 在數位時代，人們對紙本書的情感卻始終存在，並且創造出不同的戀書形式。書籍成為設計新寵，化身美學物件，低調奢華的品味象徵，以及時尚品牌的策展靈感。但矛盾的是，閱讀率與閱讀能力卻反而下降。圖／陳克宇

文．廖書逸／圖・翻攝自IMDb、誠品官網史上第一個訂閱人數突破5億的YouTuber網紅「野獸先生」（MrBeast），近期與全球累積書籍銷量破4億冊的作家詹姆斯・派特森（James Patterson）合作，共同撰寫了一本小說，剛剛於上週9月1日出版英文版，之後預計還會出版14國語言版本。小說名叫《最危險的遊戲》（The Most Dangerous Games，暫譯），情節關於一場由「野獸先生」舉辦的100人極限生存競賽，獲勝者將可獲得10億美元獎金，並拯救人類。搭配新書出版，「野獸先生」宣布，他將在真實世界中也舉辦一場生存比賽，提供獲勝者100萬美元現金（約新台幣3,160萬元）的獎金，參賽資格除了必須要有《最危險的遊戲》書籍購買證明，還必須在接下來幾個月中，持續在線上完成「每週挑戰」，回答一些關於書中內容的提問。不過，根據外媒報導，目前這本書得到的迴響遠低於預期，或將成為「歷史級的票房毒藥」。在書籍出版當天，「野獸先生」在社群上發文，表示自己「其實從小到大都覺得看書超無聊」，但他認為是因為自己沒能讀到真正有趣的東西，所以這次才找來了派特森，期待這本書「會成為很多人這輩子讀的第一本書」。《最危險的遊戲》情節融合了《魷魚遊戲》、《大逃殺》等類似主題作品的脈絡，100名參賽者收到了一場生存競賽的匿名邀請函，必須通過南極冰原、鯊魚海域、沙漠迷宮、黑暗密室等極限場景，並在比賽過程裡的合作與背叛中，逐漸牽引出各種複雜人性。比賽主辦人「野獸先生」在小說中被描繪成一個公正、充滿同理心且深具道德感的人物，在故事後段還為了保護參賽者的權益與安危，挺身而出，冒險對抗試圖干擾比賽的邪惡勢力。這次《最危險的遊戲》書籍出版之所以引發關注，是因為攜手合作的兩位共同作者，都是超級「流量製造機」，兩人都將商業化的製作與宣傳手法發揮到極致，在各自領域中締造了前所未見的聲量與財富。「野獸先生」是一名美國YouTuber，2012年以13歲的年紀開始製作YouTube影片，早期內容以遊戲實況和預測其他YouTuber的收入為主，而自從他在2017年以一支長達近24小時、內容就是他坐在電腦前從1數到100,000的影片爆紅以後，他便開始專心製作難度一次比一次高、花費一次比一次多的各種極限挑戰影片。接下來幾年間，除了極限挑戰系列，他也開始用隨機發送大筆現金、免費幫陌生人裝設義肢等「善舉」，來作為影片噱頭，同時逐漸將各種吸引觀眾的心理技巧全面應用在影片製作上，包括極度看重影片前3秒的觀眾留存率、多款封面縮圖設計與高速剪輯節奏等，奉行「所有內容都必須快速給予觀眾多巴胺衝擊」的教條，逐步建立起自己的YouTube帝國，於2024年登頂YouTube訂閱量世界第一，並在今年2026年，正式成為歷史上第一個訂閱數突破5億的YouTuber。至於另一位共同作者，作家詹姆斯・派特森，則是當今出版界最著名的「暢銷書工廠」，以招牌的超短章節、大量出現的懸念結尾等寫作手法，吸引大量讀者。他在成為全職作家前，曾在全球頂尖的廣告公司智威湯遜（J. Walter Thompson）任職20多年，甚至一路做到了公司的董事長兼執行長。1993年，他出版小說《蜘蛛來了》（Along Came a Spider），這是他筆下的代表性角色、黑人心理學家警探亞歷克斯・克洛斯（Alex Cross）初次登場的作品，而當時仍在廣告公司擔任高層的派特森，親自出資製作了史上第一支為小說宣傳的電視商業廣告，這項創舉也讓這本書在當時迅速爆紅，奠定了他往後在驚悚小說界的天王地位。該書後來在2001年被改編成由傳奇影星摩根・費里曼（Morgan Freeman）主演的同名電影，中文片名取作《全面追緝令》。在1996年從廣告公司退休後，派特森開創出一套極具爭議、卻締造了巨大成功的「書籍生產流水線」，他開始大量與作家合作，由他編寫極度詳細的章節大綱與劇情轉折，交由合作作家撰寫初稿，最後再由他修訂並於封面掛名。派特森不僅利用這套工業化制度大幅提升產量，更致力於與各界名人合作出書，全力經營大眾市場。種種操作手法，讓他至今已在全球累積超過4億冊的書籍銷量，並以超過67本小說登上《紐約時報》暢銷榜榜首的成績，寫下金氏世界紀錄。這次《最危險的遊戲》由美國五大出版商之一的哈潑柯林斯出版集團（HarperCollins）出版，衝著兩位共同作者的超高知名度，除了直接宣布將會翻譯成14種語言出版，書籍也同步推出平裝版、精裝版，與有著書口噴墨印刷的特別限定版。然而，根據外媒報導，目前這本書迴響遠低於預期，直到書籍出版前兩天，全球依然僅有數千本的預購量。有業界人士指出，單看書籍的預購量其實並不準確，起碼必須參考書籍上市後的首週銷售情況，才能判定風向；但若真的維持目前的銷量，根本難以補貼出版社提供給兩位作者的高額簽約金。網紅選擇出版小說，並砸下大錢宣傳，代表了圖書產業的什麼變化？是因為閱讀市場存在著商機？或者，是代表書籍受人尊敬的地位正在改變？就讓我們持續關注，一起來看看「野獸先生」是否能夠完成他這最新一輪的極限挑戰——號召他的5億訂閱者們買書、讀書，甚至培養出閱讀的習慣。

文／蕭宇翔 編按：鏡文學《文學新聞》推出「讀書人」系列，不定期邀請各領域的重要人物，談談成長、求學到現在，一路影響人生選擇的閱讀經驗。 本期「讀書人」是臺北市長參選人沈伯洋。他自幼大量閱讀課外書，累積文學底蘊；讀課內書，則發展出一套自學與批判方法成為學霸；這位重視文化也頗有見解的參選人，卻不特別列出「文化政策」，原因究竟為何？ （說明：選舉期間，為求平衡，本專欄也會邀訪另一位重量級臺北市長候選人蔣萬安談他的閱讀經驗，若獲同意，將盡快採訪並刊出） 沈伯洋小檔案 出生：1982年生於臺北學歷：臺大法律系、法研所碩士；賓州大學法學碩士；加州大學爾灣分校犯罪與法律社會學博士現職：國立臺北大學犯罪學研究所副教授、黑熊學院榮譽院長、第11屆立法委員、2026年臺北市市長參選人 沈伯洋年表 1982 出生於臺北，自小廣泛閱讀2000 進入臺大法律系，受李茂生影響，開始關注犯罪與刑罰2004 考取律師，以榜首錄取臺大法研所，並以藝名「撲馬」開始在補習班教授刑法2007 取得臺大法研所碩士、美國賓州大學法學碩士2009 考取教育部公費留學刑事法學組，為該組唯一錄取者2011 退伍後赴美國加州大學爾灣分校攻讀犯罪學與法律社會學博士2017 取得博士，返臺任教於臺北大學2019 共同創辦臺灣民主實驗室，研究資訊戰與民主防衛2021 共同創辦黑熊學院，推動民防與防災教育2023 獲選為世界民主運動指導委員會委員2024 就任民進黨不分區立法委員2026 獲民進黨提名參選臺北市長 沈伯洋走進會議室時，捲髮已被汗壓得不太捲了。採訪這天，他清晨到南港公園掃街，上午接待東京大學的外賓，十一點坐下來時，他已滿頭大汗。 我們給沈伯洋的訪談方向是：他如何在課外書與課內書之間找到平衡，二者又如何彼此影響？結果一談便欲罷不能。令人意外的是，這名以善於考試、學養深厚、思考迅捷周密而著稱的法律學者，少年時最想成為的，其實是小說家。直到學了法律，人生才逐漸轉向。 沈伯洋很早就愛閱讀，卻不是一開始就會考試。至少，他把成績變好的功勞，歸於寫作文受到鼓勵。 一、買了沒用，唯你是問 阿祖的一本作文書，開啟沈伯洋的閱讀與考試之路 沈伯洋1982年出生於臺北五分埔的大家族，幼時跟著生母在臺中生活，只是蕁麻疹反覆發作，嚴重時得送急診，四、五歲時，為了更好的醫療資源，生母讓他回到臺北父親身邊，六歲時父母正式離婚。 某次夜間急診結束，家人回程經過八德路，看見一家中醫診所大排長龍，便帶他進去試試，結果一週的藥吃完，從此未再發作。 回到五分埔，沈伯洋住進四代同堂的家，父親常年在厄瓜多經商，陪他最多的是後來活到100歲的阿祖（曾祖母）。阿祖每天帶他上永吉市場買菜，回到家，水果削了皮才交給他，「連蓮霧也削皮！」沈伯洋本來愛笑，談到阿祖更覺溫暖。 他好動、坐不住，吃飯分心、上街狂奔，有次跟著大人到中藥行，好奇高高的檯面上有什麼，結果一伸手扯落整排中藥包。大人責備他，阿祖總替他說話，說小孩聰明才這樣。 但他讀書卻很專心。繼母是輔大外文系畢業的，書架上有許多三毛、琦君、陳之藩、阿城的散文小說，和許多定價寫著「十五圓」的舊文學書。早晨起床大人還在睡覺，沈伯洋不敢開電視，便自己翻書；家裡的書讀完了，再到同棟親戚家串門子，親戚買給孩子的書，都被他先睹為快，《福爾摩斯》、《孤雛淚》、《苦兒流浪記》、《安妮的日記》、《漢聲小百科》，拿到什麼就讀什麼。 小學一年級開學前，不識字的阿祖帶他到書局請老闆推薦一本書，老闆拿出硬皮精裝的《小博士作文指南》，阿祖提醒對方：「買了沒用，唯你是問喔。」 沈伯洋知道阿祖疼他，便把書從頭到尾讀完，照著練習抒情文與論說文。讀復興小學時，他已開始向校刊《復興島》投稿文章。他至今還留著這本作文書。 （圖：《小博士作文指南》出版於1987年，是經典的作文教材，現已絕版／圖翻攝自網路） 課外書讀得多，不代表功課好。沈伯洋受不了沉悶的課堂，上課總愛聊天。直到小學五、六年級，一位孫老師發現他熱愛閱讀、擅長作文，常給他高分與讚美，又送他參加作文比賽。「一瞬間我整個對課業的信心都來了。就像打球投籃一樣，怎麼投怎麼進。」老師的肯定讓他有了讀書的成就感，成績飛快升到全班第一。 為了練習作文，他整理成語、背誦格言，編成自己的「武功祕笈」。上了國中，他展現出更強的資料整理能力，「買參考書，別人都買老師推薦的單一版本，我是把所有不同補習班、不同出版社的參考書全部買回家比較。我看每一家是怎麼整理架構的，先融會貫通，然後再統整成最符合我邏輯的筆記。爸媽發現我自己整理得很好，後來就完全不干涉我。」 他變得很會考試，卻還是不擅長服從。頂嘴、打架樣樣來，聯絡簿上寫滿了老師抱怨的紅字。成績全班第一，「德育」卻只有乙，不符推甄資格，他便靠自己考上建中。 家人見他愛說話、愛頂嘴，建議他將來當律師，可以講個痛快，還能幫助弱勢；但父親後來真正希望的，其實是他能學西班牙文，未來接手貿易事業。沈伯洋沒有照辦，而是第一志願進了臺大法律系。 他原本超強的資料整理模式，卻在臺大唸法律系時踢到鐵板。 在李茂生的刑法課上，「我完全聽不懂！自學也學不會，挫折感很大。我就翹掉別的課，跑回去重聽三次，上課提到的哲學著作全買來看，整理出厚厚一大疊筆記。我還興沖沖跑去跟他說：『老師，我一定要把你的東西全部學會！』」 沒想到李茂生當場反問：「為什麼要把我的東西都學會？如果你把我的東西都學會了，不就變成跟我一樣的人？世界上已經有一個李茂生，為什麼需要第二個？你要做的是知道我在講什麼，然後去批判它、找出破綻，發展出你自己的想法，這才是做學問！」 這句話影響他極深。從那之後，他不只歸納學者的觀點，也要求自己提出批判，再透過新的閱讀反覆自我辯證。 後來他準備國家考試（律師高考）時，「厚厚的教科書，一般人考前看兩遍，我是把各家教科書讀完一遍，全部整理、濃縮成一本五、六十頁的手寫筆記，再寫上自己的想法，前面標上一個『P』字。」那是他的綽號Puma的「P」，也是批判的「批」。 筆記整理完，教科書就全丟了。「考試前，我就讀自己的筆記，反覆精讀二十遍。這套方法我後來在補習班也教給學生，可能是這樣才讓我變成名師。」 二、答案不能只有一種從少年矯正機關、補習班名師到AI使用方法 從私立復興幼稚園一路讀到復興國中，同學大多家境很好，進入建中後，沈伯洋卻敏感地從午餐看見階級差異。復興同學談的是新開的日本料理、週末去Pub、上次出國買了什麼家具；建中同學則是午餐吃排骨便當，只偶爾點一碗冰，澆一匙糖水。 到了臺大法律系，李茂生告訴他，做學問不是把老師的東西全部學會，而是理解之後提出批判。走出教室後，兩次經驗則讓他開始學習批判體制本身。 一次，李茂生帶學生參訪少年矯正機關，碰到兩名少年正在走廊拖地，帶隊者逕直從剛拖好的地面踩過去，後面的學生也跟著一路踩。沈伯洋繞開濕地，兩名少年竟向他鞠躬道謝。這讓他感到難堪：在外面的世界，拖地繞道不是尋常禮貌嗎？ 另一件事讓他印象更深。某家量販業者發現一名果農替產品取了近似店名的諧音，提出告訴。果農被法律程序嚇壞，答應支付足以拖垮家庭的高額和解金。沈伯洋問學長：「這樣做有何意義？」得到回答：「法律就是這樣規定，誰叫他違法？」 沈伯洋曾在另一次採訪中說：「法律多少還是會為有權有勢的人服務，那是必然的，因為他掌握了資源──只是法律念久了，你會覺得很不公平。」他開始擔心，有一天會成為自己不想成為的那種人。 大學畢業後，他應屆考上律師，又以第一名錄取臺大法研所。但他幾乎沒有執業，而是以藝名撲馬（Puma）到補習班教授刑法。 當時另有升大學補習班開出更高價碼，他仍選擇教導準備進入司法與公務體系的考生。透過面授與函授，他推估一年能接觸上萬人，其中不少人日後會成為法官、檢察官與律師。除了講考試重點，他也把街友為何成為詐騙集團的人頭、弱勢者如何被司法制度處罰等問題帶進課堂。 他還喜歡把時事編成刑法情境題。馬英九擔任臺北市長期間，曾以市長特別費核銷所認養流浪犬「馬小九」的健檢與醫療費，引發爭議。此後，馬英九和馬小九便不時成為他課堂上各種刑事案例的模擬對象。久而久之，不少學生誤以為「撲馬」意指「撲滅馬英九」，甚至有人因此投訴。補習班希望他少談政治，他卻回：「老師這麼多，他們可以去上其他老師的課呀。」如今談起往事，他有點不好意思，說自己當時「年少輕狂不懂事」。 沈伯洋後來把課程整理成《刑法總則》與《刑法分則》，是法律考生愛用的參考書。他又將刑法課程錄成影片，免費放上YouTube，採訪前幾天才錄完最後一集。他不希望刑法成為少數人仗勢欺人的工具。我們問，一般人也能聽懂嗎？「一定聽得懂。」他保證。 一面教補習班、一面存留學費，沈伯洋先後取得臺大法研所與賓州大學法學碩士；2009年考取教育部公費留學，服役後再赴加州大學爾灣分校攻讀犯罪與法律社會學博士，研究白領犯罪、刑事政策與法律社會學，試圖理解人為何犯罪，以及政府與企業如何披著合法外衣傷害一般人。 「後來我發現，單純念法律會讓人的思考變得僵化。大學裡，有政治、經濟、社會、歷史、人類學，各有看待世界的維度，但法律只有一個切入點，就是法條。」到了博士班，他開始跨出法律，除了犯罪學與法律社會學，也接觸都市設計、公共政策、社會學與心理學。 準備博士資格考時，指導委員會開出約一千份文獻，他得在一年內消化。他把過去的手寫筆記轉換為電子形式，以寫作軟體《Scrivener》整理各家學說，建立起龐大的樹狀知識庫。 博士畢業後，沈伯洋一度獲得美國大學教職。臺灣老師勸他留在美國，參與論文口試的五位美國教授卻問他：「你那麼關心臺灣，為什麼不回去？」當他表示臺灣的學術環境不理想，教授們又問：「留在美國，你會有成就感嗎？」他考慮了三個月，最後放棄美國教職，回臺任教。 採訪時，他打開心智圖軟體《Scapple》，向我們展示當年建立的知識架構。畫面以「刑罰」為中心，向外分岔出文化、經濟、意識形態、政府、媒體與後端執行；各條支線再連向不同學者、相關論文及他自己的批判。「現在你問我任何政策或刑罰的問題，這張圖就會在我腦中浮現。」 這種訓練也深深影響他對現今AI工具的看法。 「以前要花一個月做的文獻歸納，現在AI一天就能完成。」沈伯洋說，AI確實大幅提高效率，問題是它只依照機器的整理邏輯，思考架構並不全面，通常會有缺失。一個刑罰問題可能有七、八種切入角度，AI卻可能只給出其中一種。 「如果你只輸入『請幫我摘要這篇論文』，那就完蛋了。」他使用AI時，會要求它採取特定學者或理論的視角，有時也先提供都市設計、社會學等領域的經典文獻，再檢查它遺漏了哪些問題。 但要知道應該採取哪種視角、追問什麼問題，又如何判斷AI漏掉了什麼，使用者本身必須先有足夠的「知識底蘊」。沈伯洋認為，「要學會精準提問，唯一的前提就是具備跨領域的大量閱讀經驗。」 因此，他不認為AI能讓知識變得更平等。原本就擁有閱讀習慣、知識基礎與教育資源的人，會更懂得如何提問，也更有判斷力；缺乏這些條件的人，則可能只是被動接受AI給出的資訊──階級差距或許只會愈來愈大。 三、不能逃避，不能逃避，不能逃避虛構人物如何成為沈伯洋的「人生劇本」 進入大學前，沈伯洋大量閱讀小說與漫畫，也非常喜歡偵探小說。阿嘉莎．克莉絲蒂筆下的白羅系列，他讀得尤其多，《東方快車謀殺案》等作品都令他著迷。年紀稍長後，他逐漸轉向較寫實的社會派推理，大學時讀宮部美幸的《模仿犯》，也會找推理比賽的作品來看。 金庸的《神鵰俠侶》他讀過不下二十遍，最欣賞楊過的不肯聽命、不計輸贏；《麥田捕手》裡，霍爾頓被學校排斥、流浪紐約街頭仍護著妹妹──家裡有個小妹的他格外共鳴；超級英雄中，他最欣賞蜘蛛人：面對親人離世、感情挫折和瑣碎的課業，還要承擔超能力所帶來的責任。「你會覺得自己不是一個人。面臨人生大事的時候會更堅決。」 然而，沈伯洋最喜歡的動漫人物，是《新世紀福音戰士》裡的碇真嗣。 這個角色一點也不遇事堅決。故事開場，十四歲的碇真嗣母親失蹤，又與父親疏離，好不容易父子重逢，卻是要他坐進巨型機器人，背負人類存亡，和怪獸戰鬥。他渴望得到父親認同，又害怕再次被拋棄，只能反覆命令自己：「不能逃避、不能逃避、不能逃避。」 沈伯洋很早注意到，《福音戰士》的機器人不像鋼彈那樣帥氣，反而「超像鬼」。令沈伯洋產生共鳴的，正是面對大人、關係、體制時的徬徨。他承認，早年開始與更多人接觸時，自己和他根本沒有什麼兩樣。 碇真嗣不像主流動漫裡憑意志力克服難關的英雄。所謂「不能逃避」不是無所畏懼，而是他在眾人催促下，逼迫自己坐進駕駛艙時的自我勉勵。但是，當所有人要求一個孩子承擔時，他真的有選擇嗎？ （圖／翻攝自《新世紀福音戰士》©khara） 沈伯洋高中時，小他八歲的妹妹參加作家劉克襄帶領的生態走讀，他也好奇跟去。劉克襄對他印象深刻，後來在2003年出版的作品《少年綠皮書》中，特別寫了三封「未寄的信」，保存了少年沈伯洋的模樣。 劉克襄信裡的他，是個孤單的孩子：遠足時，他獨自在遠處舉著望遠鏡，又不時回頭看向眾人，顯得有些害羞、格格不入。一次走過大屯山古道，劉克襄希望學生觀察沿路的生物與歷史遺跡；沈伯洋回去寫下的，卻是森林的暗黝、潮濕、不快，以及終於走出林子，被陽光照撫的幸福。 劉克襄有點錯愕，卻也欣喜他沒有迎合老師，而是誠實寫下自己的感受。劉克襄寫：「我寧可，你只是在野外的旅行尋找自己的出路，而不是探詢整個社會的位置。對一個十六歲出頭的人，這個時代、這個社會之複雜脈絡，尋找自己已經夠沉重了。」 在沈伯洋的讀法裡，《福音戰士》的故事正是一場漫長的社會化過程：碇真嗣從無奈、討好、反抗、崩潰，到逐漸願意重新與人建立關係，他看見的是陪伴。陪伴可以很溫暖，也可能很畸形，沈伯洋對我們說：「需要、利用、仇恨，都是人與人之間的連結，我讀了之後發現，哇，原來真實有這些層次。」 現實中的沈伯洋也慢慢走進人群。起初在遠足隊伍中格格不入的少年，後來與大家熟悉起來，成了會分送漫畫的孩子王。在建中，他擔任「鄉土文化研究社」社長，又邀請劉克襄帶社員踏查臺北。多年後，劉克襄成為他的證婚人，還在婚禮上用當時風靡全臺的「黃色小鴨」形容他：討喜、可愛，人見人愛。 （圖／翻攝自劉克襄數位主題館） 沈伯洋也非常喜歡村上春樹的小說《挪威的森林》，他說，看著主角渡邊從一名學生步入社會，也開始想像自己以後會遇到什麼人。他認為，對人際關係感到壓力而閉鎖的渡邊，最後竟願意接受「綠」走進生活，是一次突破。 他說，自己大約也在高中、大學時跨過那道檻。有了可以一起打球、唱歌的朋友，有喜歡的人與家人，沈伯洋覺得自己的生活「已經走出來了」。隨之而來的，是別人排山倒海的期待：大家認為他有能力，希望他承擔更多。他也曾反問，自己明明想休息，為什麼一定要我？ 「我那時候超想當小說家的！我看松本清張四十歲才開始寫推理小說，四十歲開始都能成大師，我二十歲就開始寫，成就一定更好吧！」 後來念了法律系，他覺得自己思考變得僵化，「法律的文字要求嚴謹、不能有多餘的贅字，跟散文、詩歌完全是兩個極端。一接觸到法學，又要面臨國家考試跟繁重學業，要把法律教科書念完就完全沒時間看課外書。」唯一沒有中斷的是漫畫，「那時候臺大法學院還在徐州路，旁邊有家漫畫店叫『十大』，我每天都先去買便當，然後去租三本漫畫，邊吃邊看，看完才走，連老闆都認得我。」 雖然文學讀得少了，漫畫仍繼續為他提供面對現實的參照。沈伯洋說，在小事情上保持熱血或許不難，真正遇到人生大事，卻必須做出決定；這時，僅有反叛的衝動已經不夠，「至於心情上要怎麼去做到，就需要更多作品來填補了。」 大學時，他特別喜歡寫實與政治題材的漫畫，《聖堂教父》和《王牌至尊》都帶給他很大的衝擊。《聖堂教父》裡，兩名主角為了改變日本政治，以猜拳決定由一人進入黑道、一人走入政界，再各自運用金錢與人脈，從黑白兩道推動改革。故事雖然高度理想化，卻使他開始想像：「一個人已經知道世界如何運作，仍想改變它、讓更多人過得更好，究竟可以採取什麼行動？搞不好才是我們做得到的。」 他說自己很幸運，遇見的作品都給了他很大的人生啟示。「每個角色遇到事情，都有不同的想法，就好像認識了很多人。」閱讀不只讓他看見不同的選擇，也讓他預先理解每種選擇可能帶來的後果。 他借用犯罪學裡的「人生劇本」，解釋這種參照。黑道人士喜歡的電影，主角往往帶著悲壯色彩，明知沒有好下場，仍為義氣走到底。當他們認同某個角色，真正面臨選擇時，也可能循著角色的邏輯行動。「黑道就會很『relate』（共鳴）在裡面。真正面臨選擇時，立刻想起某個角色會怎麼做。」 二十多年後，劉克襄筆下那個急著走出森林的慘綠少年，已經開始探詢「整個社會的位置」了。從洪仲丘案、人權工作、不當黨產，到境外資訊戰與民防教育，他處理的問題愈來愈大，也愈來愈難不介入政治。 四、只希望你平平安安母親反對從政、女兒避開鏡頭 閱讀彷彿讓人能夠預演現實中的選擇，看見不同的行動將帶來什麼後果。但人生裡仍有一些變化與得失，是沒有人能夠事先準備的。 沈伯洋不到五歲便與生母分開生活，但母子一直保持聯繫。生母沒有再婚，做過保險、旅館清潔，也曾在登山步道賣桑椹汁。沈伯洋大學畢業、開始賺錢，便固定寄錢給她。母親高興自己可以少做一兩份工作，卻還是繼續存錢，總說以後要把錢留給兒子。 母親愛與他談政治，卻始終反對他從政。每次打電話，都要叮嚀他注意安全，不要理會外界攻擊。她知道臺灣的處境，也驕傲兒子優秀，卻只希望他平平安安。 2025年，沈伯洋因為忙於大罷免的政治行程，原本答應要帶她去吃大餐，最後只能匆匆在連鎖早餐店點了一頓簡單的早餐。媽媽為了不讓兒子愧疚，笑著說：「我最喜歡吃薯條了。」 母親節儉，一直不肯裝冷氣。2025年6月，沈伯洋回去看她，睡到滿身是汗。幾天後，母親傳來訊息，說已經請人裝好冷氣，7月回來便可以吹了。只是他還來不及回去，母親便在7月14日突然離世，享年68歲。他回到母親屋裡，客廳地上還散著冷氣機的包裝紙箱。 大罷免投票結束後，沈伯洋為母親舉行樹葬，當天他在臉書上寫道：「媽媽，我還是需要做點什麼，因為那是知識分子的責任。你把我的心智生得如此強大，就是為這塊土地而生的，我不能逃避。」不到一年，沈伯洋又往前走了一步，代表民進黨投入臺北市長選舉。 沈伯洋大學時期輔導迷途、走偏的孩子時，發現少年問題多半源自原生家庭功能的破碎與匱乏。那時他就萌生未來結婚只收養孩子的念頭，希望在家庭這個最源頭處，就給予孩子溫暖健全的照顧。 他與妻子曾心慧收養的女兒「麻糬」如今六歲，「我現在完全不拘束她看什麼書，帶她去書店，她喜歡什麼就買什麼。」 女兒喜歡皮卡丘，還不太會認字，他便買了皮卡丘的「RPG」（角色扮演遊戲），陪她逐句唸出螢幕上的對白，「電動其實是一本很大的故事書，而且投射感更強。透過這種『RPG』的陪伴與即時對話，孩子能理解父母的想法、理解角色的動機，也能梳理自己的價值觀。只要挑選健康合適的題材，不玩太暴力的遊戲，陪孩子打『RPG』其實是非常棒的溝通與成長管道。」玩到一半，女兒會催促他，為什麼不趕快去救遊戲裡的同伴。 2025年12月，沈伯洋帶女兒到國家音樂廳看表演，父女倆步行前往租腳踏車時，一名陌生男子突然靠近，以手機強光照著兩人錄影，質問他為什麼「做網軍」，又警告他「在臺灣也很危險」。 女兒嚇壞了。她年紀還小，卻已經知道爸爸直播時，自己若要入鏡得先戴上墨鏡；有人在路上要求合照，她也會主動退到鏡頭外。 採訪尾聲，他讓我們進到立委研究室，裡頭堆滿了公仔、海報和組裝一半的模型，地上還堆著一疊戰鬥陀螺的對戰盤。我們邊讚嘆邊想：沈伯洋已經四十四歲了，真的還會為這些人物著迷嗎？還是這是一套面向年輕人的人設？ 早在2019年、尚未成為立委時，他在臺北大學的辦公室裡接受雜誌訪問，電腦桌布已是電玩《Final Fantasy》，家裡掛著十多張《新世紀福音戰士》海報，放不下的周邊才搬到辦公室。這些收藏至少不是為這場選舉才擺出來的。 但一個熟知現實世故、制度黑暗的人，為什麼仍然願意把小說、漫畫裡的人物當真？或許這是尚未被世俗磨平的天真，也或許是他從小便對他人的處境與外在世界格外敏感，因此養成了一種近乎執拗的事事較真？ 臨走前，沈伯洋彎下腰，從沙發底下拖出一盒陀螺和我們分享：「這是我比賽用的。我女兒很愛找我玩，但我會偷偷放水，不會拉太大力。」 談到眼前的選戰，沈伯洋判斷，對手目前刻意避免與他正面交鋒，以免把他「打熱」。他語氣無奈，像是一名熱身許久、等候上場的選手。一個半小時過去，他剛回辦公室見我們時頭上汗濕的捲髮已經乾了，現在微微翹起。 戰鬥陀螺偶爾也會出現這種局面：兩顆陀螺兀自旋轉，繞了半天，誰也碰不到誰。不過對戰盤就這麼大，誰也不可能永遠避開誰。 中國官媒說可以在全球抓他，競選對手暫時不想碰他。眼下最樂意和沈伯洋正面對決的，剛滿六歲，還沒有投票權。 五、「要有文化，市民得先有時間。」沈伯洋對於臺北市的「文化」想像 沈伯洋自幼熱愛文學，也一再強調閱讀與文化對人的影響；採訪時，我們問他，為何談到市政，卻沒有把文化政策單獨列出？「對我來說，文化是一種生活方式。要培養生活方式，市民必須先有『時間』。如果大家每天為了通勤、居住奔波疲憊，根本不可能有餘裕去感受文化。」他以「運動驛站」為例。這項政策構想是在捷運站、登山口與公園附近提供寄物、換裝及盥洗空間，讓市民下班後可以直接運動，不必先回家準備；跑步或登山結束，也不必滿身是汗地搭車。對他而言，文化生活的第一步，是降低市民參與各種活動所需付出的時間與金錢成本。第二是美感。「市政府自己辦活動如果毫無美感，推廣文化就很空洞。」沈伯洋認為，市府應設置「設計長」，讓公共空間與都市更新從規劃之初便納入美學考量。 第三是「陪伴機制」，「一個人如果是孤單的，很難去享受生活。」沈伯洋以已經提出的「親子同行卡」為例： 「臺北市許多獨立書店經營困難，我們透過『親子認證』給予補助；每位小孩每月發放600點，用於音樂、電影、閱讀、運動。譬如父母可以帶孩子到離家兩百公尺內的在地書店買書、參加走讀活動；點數讓書店獲得收益，孩子能接觸閱讀與歷史，家長也能喘一口氣，這些對我來說都是一整套的。」 談到音樂，「不只要有臺北流行音樂中心這種大場館，更需要中、小型以及社區型的展演空間。現在政府大多只補助完整的樂團（Band），但很多個人音樂創作者沒有資源組團。如果能在中小場館設立『駐點樂團』（House Band），讓擅長各類音樂的個人創作者隨時能上台演出，表演機會才會普及。」 動漫也是一樣，「譬如龍山寺的地下文創基地，在不只是祭典的時候，應該也要持續被大眾看見。這在空間設計之初，就該想好長遠的營運使用──這是都市設計的精髓。」 沈伯洋說：「文化必須從都市設計之初就納入整體考量，不能等到要推廣足球，才臨時找地蓋球場。美國納許維爾（Nashville）很早便提出打造『音樂城』的方向，歷經市長更替，前後持續了七十年。他們吸引作詞、作曲家住在步行可達的範圍內，讓彼此容易相遇、合作，也能共享錄音室；再透過稅務與投資措施吸引唱片公司進駐，逐步建立完整的音樂生態系，培養出許多鄉村歌手，後來才出現泰勒絲（Taylor Swift）這樣的巨星。這需要數十年的長期投入，但現在的臺北市，究竟想為音樂和藝術做什麼長遠規劃？完全看不到。」 少年時期，沈伯洋跟著劉克襄走遍臺北近郊的山徑與古道。談到臺北的歷史，他提出一條走讀路線的構想：「從南邊的馬場町出發，講述白色恐怖與歷史記憶；往北經過萬華（艋舺）、大稻埕，串聯清代泉漳械鬥的發展史；再一路接向圓山、明治橋。東邊的金面山，也可以呈現清代採石場的工藝歷史。」 不需要另闢步道，他說，藉由既有道路串聯山徑與文化徑，兩億元以內絕對做得起來，「臺北市每年總預算兩千五百億元；文化部補助臺北市兩億元保存文化資產，市府卻只執行了兩千多萬元。剩下的錢全擺在那裡。這不是預算問題，是執政者根本沒有心回顧這座城市的歷史。」

作者／徐淑卿走路和故事有各種巧妙關連，已非新鮮話題。在19世紀的小說中，花園或田野散步是女性少有的私密談話空間，也是心理流動和情節推進的重要場景。走路也是一種記憶方式，故事和空間特徵結合成歌之版圖，讓行人有所憑依，不至於迷路。走路也是閱讀的方法。著名的例子是小說家納博科夫在康乃爾大學教授文學課程時，將喬伊斯小說《尤利西斯》的主角利奧波德·布魯姆和史蒂芬·迪達勒斯，在1904年6月16日這一天在都柏林行走的路線畫成地圖。講課內容後來收錄在納博科夫《文學講稿》一書中。他告誡學生，不要把布魯姆在都柏林某一夏日無聊的閒逛和小小的冒險，看作是對《奧德賽》的準確的滑稽的模仿，把廣告推銷員布魯姆看成是足智多謀的尤利西斯。他認為這部作品的主題是：布魯姆和命運。如果從空中俯瞰布魯姆和史蒂芬那天行走的路線，納博科夫認為，這就像是一場命運之舞。他說，在都柏林某日的旅行中，這些人物不斷地聚集在一起。喬伊斯從未失去對他們的控制。他們來來去去，相遇分離，又再度相遇，就像命運慢舞中精心編排的鮮活角色。納博科夫的地圖解讀，吸引一些人實地體驗，包括挪威探險家與作家厄凌·卡格。他在《就是走路》書中說，他研究過這個地圖，也走過故事展開的街道。他認為納博科夫說得沒錯，一旦你沿著布魯姆走過的路，來到小說中的戴維拜恩酒吧，喝一杯喬伊斯午餐愛喝的勃根地紅酒，你對小說家描寫的酒吧會有全然不同的感受。喬伊斯對自己描繪的都柏林之真確寫實也頗有信心。他說，如果有一天都柏林全毀，可以依照他的小說將城市重建起來。維吉尼亞·吳爾夫的《戴洛維夫人》也很適合此類走讀。2014年Ferris Jabr在《紐約客》發表文章〈為什麼走路有助於思考〉（Why Walking Helps Us Think）便說，波士頓學院英文系教授Joseph Nugent，曾和同事製作一個附有註解的Google地圖，追隨《尤利西斯》兩位主角的足跡。英國維吉尼亞·吳爾夫學會和喬治亞理工學院的學生，也以同樣方法重建《戴洛維夫人》小說人物，在倫敦漫步時行走的路徑。走路和旅行讓思想泉湧創意迸發，在眾多隨筆散文中屢見不鮮。但是Ferris Jabr進一步引用科學佐證。2014年史丹佛大學研究人員發表一項實驗結果，這也許是第一個測量步行如何直接改變創造力的研究。Marily Oppezzo和Daniel Schwartz在4項實驗中，要求176位大學生在不同情況下完成各種創造性思考測驗：坐著、在跑步機上行走，或是在史丹佛校園裡漫步。結果顯示，散步有助於發散性的創意或聯想。學生在走路時能夠比坐著，為日常物品（像是鈕扣），想到更多新穎用途。而且也有助於創造出獨特但意義相等的隱喻，例如從「即將綻開的繭」，想到「正在孵化的蛋」。但若需要專注的活動，例如從3個詞語中找到唯一可以連結的單字時，步行卻會讓測試者表現變差。Oppezzo推論，步行會讓心靈漂流在一片翻騰洶湧的思想之海中，因此對於需要高度聚焦的思考反而有害。今年奧地利格拉茲大學健康心理學研究者Christian Rominger帶領的團隊，則嘗試回答新問題，也就是步行可能會影響創造力，但要需時多久，效果才會更為顯著。他們採用「生態瞬時評估」（Ecological Momentary Assessment），不是在實驗室，而是在人們真實的生活動態中測試。他們將「活動」分成三等：輕度身體活動包括在屋內隨意走動之類的輕鬆動作。中等強度身體活動涵蓋快走、休閒運動或較吃力的家務。劇烈活動則是跑步、游泳或騎車等高強度動作。結果顯示，一場20分鐘的快走，很可能在1小時後帶來更好的語文問題解決能力。但對圖像問題則毫無幫助。不過研究者對此結果也有所保留，認為這些發現是探索性質，且高度仰賴觀察性的方法，因此不能斷然宣稱，中等強度的身體活動，「直接造成」創造力的變化。走路還有一個重要的作用，就是讓故事的場景得以現形。從納博科夫1969年接受《Vogue》採訪中，我們可以了解，對他來說，知曉《尤利西斯》兩位主角的行走路線，意義不在走路本身，而是透過走路，空間場景可以被更清晰的想像。他在採訪中說，他致力於為學生提供細節的確切資訊，尤其是那些可以產生感官火花的細節組合，缺少它們，書便會死去。抽象觀念在此可說無關緊要。不僅《尤利西斯》，閱讀其他作品也是如此。比如，他認為任何人都能吸收托爾斯泰對通姦態度的要點，但要享受托爾斯泰的藝術，好的讀者必須願意去想像，百年前莫斯科到彼得堡夜車上火車車廂的布置。他也說，若不對珍·奧斯汀《曼斯菲爾德莊園》中那座落葉松迷宮有視覺上的感知，小說便會失去它部分的立體魅力；而除非傑基爾醫生宅邸的正面在學生心中被清晰重建，否則對史蒂文生《化身博士》那篇故事的享受便無法完美。可以進一步追問的是，走路除了能夠讓我們身歷其境認識故事場景外，對我們在腦海中想像場景、建構場景，是否也有實際助益？Ferris Jabr在文章中曾提到，規律步行能促進腦細胞之間形成新的連結，延緩伴隨年齡增長而出現的腦組織萎縮，增加海馬迴（對記憶至關重要的一個腦區）的體積，並提高某些分子的濃度；這些分子既能刺激新神經元的生長，也能在神經元之間傳遞訊息。近20年的神經科學研究則提出一個新見解：海馬迴及其相關神經系統，功能似乎不僅是和記憶有關。2014年神經科學家Sinéad L. Mullally和Eleanor A. Maguire發表一篇文章〈記憶、想像與預測未來：一個共同的大腦機制？〉（Memory, Imagination, and Predicting the Future: A Common Brain Mechanism？）。這篇文章梳理過去相關的實證研究，並試圖對一個仍在演進中的理論框架提出解釋：「一個共同的神經系統如何同時支撐我們對往昔的回憶、想像以及預測未來的嘗試。」文章中以「場景建構理論」主張，情節記憶、空間導航、想像虛構場景和想像未來，都包含許多並非海馬迴主要關切的認知歷程。但儘管如此，它們都各自仰賴海馬迴提供一個關鍵成分，那就是空間連貫場景的建構。也就是說，海馬迴過去被認為與情節記憶有關，但或許有關的並非記憶本身，而是「場景建構」，它為記憶、想像與預測未來提供了共同的基礎。甚至，海馬迴在觀看場景時，還會自動推估視野之外的空間，因此可能預測眼前環境接下來的樣貌。舉例來說，在2007年針對「選擇性雙側海馬迴受損病患之想像能力」的系統性研究，發現這些深度失憶的病患，無法建構非時間性的虛構場景(即不帶過去或未來時間意涵的場景)，也無法想像涉及自身的未來事件。例如，當被要求想像簡單的虛構場景，如「想像你正躺在一片美麗熱帶海灣的白色沙灘上」時，他們可以說出個別元素，卻無法把這些元素整合成一個空間連貫的完整場景。規律步行可以增加海馬迴的體積，而海馬迴或許關乎場景建構的認知功能，這是屬於仍在進行的科學推論。但就像走路與創意的關聯，早在實驗進行之前，許多作家就親身體驗了走路的益處。納博科夫的經驗，和場景建構理論所描述的認知歷程，也頗為相似。他不僅在寫作中建構場景，甚至在生活中預見場景。納博科夫回答《Vogue》編輯的提問：「據說你曾表示，你活在未來，多過活在當下或過去，儘管你如此專注於記憶。能說說為什麼嗎？」他的回答是，在創作時，他向前看，而非向後看。他會試著「預見」正在進行中的作品將如何發展，試著在水晶墨水瓶裡，看見已經謄清完成的定稿，試著在校樣尚未印出之前，就已經把它讀過...。於是，當我們相信走路對於浮想聯翩的發散性思考有所助益時，也許它也在幫助你，增加閱讀或寫作時對於故事場景的想像，你也因此更能體會故事架構其上的深意。 走路會激發創意，也可能增加場景的想像能力。就像小說家納博科夫建議繪製《尤利西斯》中兩位主角的行走路線來解讀小說，其目的也不僅在於走路，而是透過走路來想像更清晰的場景細節。圖／陳克宇

文・蕭宇翔／圖・鏡文學文學如何成為人生重要的思考材料？為了回答這個問題，雅言文化創辦人顏擇雅揹了一摞書來見我。我將採訪約在臺北東門一間咖啡館，未料一進門昏暗嘈雜，磨豆機嘶鳴不歇，周遭還有大嗓門閒談。顏擇雅已經到了，她立刻認出我，體貼地找了張大桌子，招呼我坐近一些。她的眼鏡看來材質輕巧，說話前，把眼鏡摺起，收進一只小圓罐。另一旁的背包裡裝滿了書。她有備而來，只要談到複雜處，便從包裡抽出書，翻到出處。只見上頭寫滿筆記，字跡簡潔遒勁，書本保存良好，一律是索引便利貼，沒有摺頁。顏擇雅創辦出版社雅言文化已24年，以一人之姿，她出版新思潮書種本本暢銷，《中國即將崩潰》、《魔鬼詩篇》、《正義：一場思辨之旅》都曾風靡全臺，建立新知。她因出版《中國即將崩潰》而與史學家余英時結緣，當年，聽余英時談起臺灣民主品質的培養，必須「提升人文素養」，她透過出版工作也逐漸了解，所謂人文素養，是各種知識的集合，能使一個人理解他人、判斷現實、明辨是非。近年，她更多以政論、社會觀察與推廣閱讀的文章為人所見。最近，她寫的新書《如何減少孤獨一點點：讀懂村上春樹短篇，身心更自在》，則從村上春樹短篇小說切入，回答這個她長年關心的問題：文學如何成為人生重要的思考材料？問起小時候的閱讀經驗，才發現對顏擇雅而言，閱讀從來不是純粹典雅的事，而是很早就與駁雜的知識、家庭管教、威權時代的氣氛糾纏在一起。她有次把東方出版社的注音版《紅樓夢》夾在課本裡躺在床上看，母親進來把書抽起，發現裡面果然是小說，不但當場巴了她的頭、罵她不老實，還把書拿去鎖起來。多年後雅言文化成績豐碩，母親語帶驕傲地說起她從小就愛讀書，她提醒母親自己曾因為讀課外書而被教訓，母親非常驚訝，顯然全忘了。「當然我現在不會怪我媽，這是人之常情。我也沒有因為被沒收就不喜歡那本小說，暑假發還回來，還是開開心心讀下去。」父親是開業醫生，顏擇雅家中從不缺書，70年代臺灣剛開始有大套書，醫生通常是被推銷的主要對象，所以她家什麼書都有。《世界博物館全集》、美國《生活》雜誌世界經典攝影全集……。爸爸房間擺不下，都放她房間，「那一代士紳看的書，對我也幫助很大。」原只是一代中產家庭的文化擺設，卻讓她從小接觸世界藝術、希臘神話、博物館知識。當時或許未必都能看懂，但她還是喜歡看。年輕時讀托爾斯泰《伊凡‧伊里奇之死》，她曾對十九世紀布爾喬亞家庭講究家具、維持體面感到鄙夷，發誓自己絕不要變成那樣的人。但中年的她歷經人世折衝，反過來思考才發現，家具或許不只是物質擺設，而是一個家庭提供安全感的來源。「家具是重要的。」她說，當年父母努力賺錢，維護一個家的生活水平，讓她能夠安心學習，如今回想起來很不容易。說完，她又若有所思了一陣子，並提出一個反向思考：「不過太有安全感，對小孩子可能也不太好。」她立刻舉村上春樹的短篇〈Yesterday〉為例。小說男主角鎮日自省人生太過安逸，卻一步步喪失了與女友的真實連結，分手多年，他仍不斷寄送明信片給前女友，想表達自己沒有忘記對方，卻不願收到對方的回信。「他生長在太有安全感的家庭，從小不懂什麼是失去。所以，一旦失去了安全感，他的人生就停滯不前，再也無法翻頁了。」原來小說故事，果真是顏擇雅思考人生、反覆辯證的材料。而這正是她新書《如何減少孤獨一點點：讀懂村上春樹短篇，身心更自在》中談到的作品。村上春樹並不是顏擇雅最愛的作家，但她認為，村上作品普及、好入口，尤其那些冰山式的精悍短作，正適合用來示範小說如何解析。解析文學有助於人生的回望與咀嚼，顏擇雅說，這是一件被忽略的事。「最早是花花綠綠的圖案刺激小孩子的想像，後來是對故事的熱愛；上學後學習語文，產生對美好文字的敏感和渴望。」文藝青年大抵如此養成，但她問：「為什麼沒有文藝中年呢？流失的文青人口，都去哪了？」顏擇雅提到，她接觸的人文書籍讀者，高中大學時都愛讀小說。男生一定讀金庸，女性則喜歡張曼娟《海水正藍》、張愛玲《半生緣》。而昆德拉《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輕》、村上春樹《挪威的森林》則是五年級不分男女最多人都讀過的書。這些人長大後仍然閱讀，閱讀品類卻逐漸聚焦在財經、政治、歷史或實用書。曾幾何時，文學只是青春期的記憶，而不再是中年以後理解世界的工具？●顏擇雅年少時曾被視作天才，她連忙否認，「我不是天才！誰會想買天才的書勒？」與其說顏擇雅自謙，或許她更掛心的是：若閱讀只是少數人的天賦，推廣閱讀便失去意義了。但顏擇雅的確曾被稱為神童好一陣子。小學六年級，她被學校送去參加兒童益智節目，做為挑戰者，一對一按鈴搶答。她總是答對最多題，不斷晉級後來拿到最高獎金，家人很有面子。從此，她可以光明正大讀課外書，精神生活大有改善。（顏擇雅小學六年級時參加兒童益智節目，拿下最高獎金。左一為母親。圖／顏擇雅提供）11、12歲時，顏擇雅覺得文學比社會現實更有趣。1981年，國二的她看到一則社會新聞，是發生在法國的「巴黎人肉事件」，一名日本富二代留學生因為迷戀而殺害荷蘭籍女同學，手段殘忍，震驚全球，兇手受訪時提及自己喜歡讀《馬克白》。一個殺人魔為何愛看莎士比亞？她好奇把書找來讀，後來又讀了更多莎劇，「這些根本就是社會新聞嘛！」這也讓她想起白先勇〈金大班的最後一夜〉、〈孤戀花〉中的酒家女。而當年力推她讀白先勇《臺北人》的小學男老師，因為對某些學生性騷擾，留給學生複雜而不愉快的記憶。一開始無人舉報，直到有同學指控老師是「匪諜」，這位老師才被調查。多年後，顏擇雅以〈我的白色恐怖〉一文記下這個故事，收錄在她的《愛還是錯愛：關於教育與人格養成的思辨》作為開場的第一篇。文章傳回小學同學群組，竟有意外回響──有相似遭遇的後輩，以顏擇雅的文章為證，對那名老師提出性騷擾的告訴，還上了新聞。「這是一個過往不愉快的經歷。但對我自己而言，寫下這篇文章已經夠了。」當年學校教官指定她們讀黨國雜誌《疾風》，其中一篇〈黑幫外史〉把黨外人物呂秀蓮、許信良寫成色情小說，也給她留下深刻印象，後來也都寫進文章，題目就叫〈那年，我讀了超多垃圾〉。顏擇雅的閱讀啟蒙，果真既不單純也不典雅。從小，家裡就有父親訂的黨外雜誌，她15歲赴美讀高中，後進入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那些年她除了課業，也大量看人民日報、香港的左媒，「我對中國的政治一向更有興趣。」這些年她持續在臉書上發表頗具影響力的政治評論，往往能提出眾人忽略的面向與觀點。顏擇雅說，讀者不能只看作者寫了什麼，也要看作者遺漏了什麼。小說如此，政治敘事亦然。她舉近期電影《給阿嬤的情書》為例，片中強調當年到東南亞的華僑與祖國有剪不斷理還亂的感情，但她更在意的是被省略的部分：這些華僑如何在異地奮鬥、深耕，建立自己的制度、民族與政治性格？「中國如果談到臺灣，大概也會忽略這一部份。」她畢業回台後一直在出版社工作，2002年離開工作的出版社，尚在思考未來時，余英時的妻子陳淑平轉給她一則英文書訊，那是美籍華人章家敦剛在美國出版的《中國即將崩潰》。顏擇雅一眼看出這本書的潛力，當時台灣的大出版社紛紛放棄，她便向版權公司提出一個不算太高的offer，「我說可以給我，我開公司來做這本書。」這便是雅言文化的開始。●但美國版權方發現顏擇雅連公司都沒有，起初根本不想賣，是余英時親自打電話說服才談成。剛卸任的李登輝總統，也在余英時協助聯繫下，出席新書發表會。這本書出版後，連上報紙頭版數日，也大大暢銷。翌年SARS期間，顏擇雅邀請作者章家敦和日本經濟評論家大前研一，在臺北進行一場辯論。尚未見過顏擇雅的余英時，對她的出版行銷策略十分驚艷。顏擇雅笑說，自己的第一桶金是余英時幫忙賺的，「余先生幫過很多人的忙，但幫人賺錢，可能是第一次。」2014年太陽花運動，余英時支持學生的公開信，第一個傳給她；余英時與人在北京的表妹張先玲之間不便直接聯繫時，也曾由她居中協助；余過世後，她為他編書、整理遺稿，分毫未取。余英時晚年最後一次公開演講，談到臺灣民主品質，給出的建言竟然是「提升人文素養」。她當時不懂，後來才慢慢理解，所謂人文素養，既包括對當前社會科學、政治經濟的全面理解，也包括透過文學培養同理，看懂人情世故。「現在大家對文化統戰都很敏感。但只要我們對中國共產黨有足夠理解，就不怕統戰。」她說，譬如當習近平說「東升西降」，我們要能判斷這是話術，還是可被檢驗的現實。顏擇雅解析小說時，也主張思想獨立。榮格的「共時性」、馬克思的「異化」這些理論其實可以通通不用，「應該動用的是我們對人情世故的理解，把生命經驗帶入閱讀，來問出對的問題。如果小說的結尾不合理，我們就該把這個『不合理』當作槓桿去發問。」但要怎麼知道不合理呢？她抽出包裡的金聖嘆《水滸傳》評點本，翻開唸給我聽：「驟看之，有如無物，及至細尋，其中便有一條線索，拽之通體俱動。」這就是《如何減少孤獨一點點》中多次出現的「草蛇灰線法」。她說，民國以前的華文讀者，讀小說很講究，都要看評點本。在西方，納博科夫、波赫士、奧登也都有文學講稿，「有一個老師鉅細靡遺地教你怎麼讀。」這是她寫作新書的理由。問她怎麼讀《理性與感性》書名中的理性，也就是 Sense 一詞？她眼睛一亮，說，Sense 不只是抽象理性，也牽涉感官、經驗與判斷。人說一件事「It doesn’t make sense」，不只是說它邏輯錯誤，也是在說它無法被經驗感知、無法讓人信服。「如何運用理性，是受感性影響的。感性也能抵達真理和普世性。」對顏擇雅而言，她的真理是什麼？一開始，顯然不是公理與正義的問題。1980年代末她在柏克萊大學讀書時，學生們以重視社會介入聞名，當時最熱鬧的議題是「要求學校從南非撤資」，「那時我對這個比較無感。」於是她更常躲在圖書館讀書。清朝小說評點本、臺灣地方誌、《紐約客》、村上春樹、拉丁文的18世紀色情小說、《中國古艷稀品叢刊》，無所不讀，「讀色情小說是增進語文的一個起步方法，因為青少年時期對色情的好奇心，是龐大到足以克服一連串單字看不懂的挫折感的。」她說。閱讀使她思維活絡，充滿各種感受。大四那年，她由預醫科轉往比較文學系，事前沒有和父母商量，因為知道一定不准。真正攤牌後，母親徹夜哭泣，父親從臺灣寄來航空信，寫「已四晚無法闔眼睡覺」，在當時，是她難以釋懷的人生低谷。●顏擇雅並不自認天生精明，卻說自己很適合創業，因為「很能和不確定性共存」，另外就是「對羞恥感有很高的包容度」，她說，「怕失敗，其實是怕羞辱。」從小習慣嚴格的母親，讓她從沒養成一丁點自我感覺良好。母親嚴厲、自律，每天清晨六點起床，總讓她覺得自己紀律差勁。「但我很早就知道自己群體性很低，不太在意別人的看法。」說話不看場合、愛講話被罰站、功課很好卻從沒被選過股長，因為大家都知道她不適合，老師的期末評語特別點出她「不合群」。「我上班七年，大概也讓老闆很頭痛。」就是這樣特立獨行的顏擇雅，後來，真的成了一人出版社。「不用出門、跟人講話實在是太好了。」但其實她也並非刻意一人作業。雅言的第二本書是魯西迪的《魔鬼詩篇》，這本小說在西方出版後，被部分伊斯蘭教人士指為褻瀆先知，造成好幾位譯者、出版人遇襲被害。台灣原本已有出版社簽下版權，後來因風險考量解約，而顏擇雅正是當時處理解約的人。她很清楚，這個版權很難再有人接手。立法委員曾召開記者會抨擊該書在台簽約，海外通路也拒絕進書。對一般出版社而言，這些都是風險；但對剛創業、沒有辦公室、獨自一人的顏擇雅而言，反而成了一種優勢。「既然是我解約的，那就我來出吧。」問她不害怕嗎，「我只有一個人，躲起來很容易。」好多電視台要訪她，她拒不回應。書做出來後，也沒有辦公室地址可以寄恐嚇信，「反正木已成舟。」她說。後來合約到期，餘書依約銷毀。2022年魯西迪在美國紐約演講時遇襲重傷，她仍覺得奇怪：「這是大新聞欸，好奇怪，怎麼都沒人再出版呢？」從事出版三十二年，她說的話看似理智，語氣裡卻滿是激情。後來雅言做出更多包括《正義：一場思辨之旅》等暢銷好書，但她回想起來，最快樂的仍是創業初期：一個無名小卒，歷經百般挫折，不知自己能為一本被遺漏的好書做多少事。不停摸索、尋找方位的日子，她說：「那是我一輩子最開心的時期。」●顏擇雅似乎很喜歡給自己找麻煩。她喜歡對著一邊改考卷、一邊聽講的學校老師演講，「他們抬頭時我就知道哪裡最吸引人。」常在臉書發文試水溫的她，也樂於猜錯，「讓我更知道大家現在關注的焦點。」「喜歡文學的人已經很內向了，多用社群媒體，學習社會的真實，是滿必要的。」但社群媒體不會很不真實、太情緒化嗎？顏擇雅搖搖頭，「《易經》裡有句『情偽相感而利害生』，情是相對於偽的，也就是說，情即是真。」原來我們常講案情、隱情、實情，都是以情為真。「張愛玲喜歡引用《論語》裡一句：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因為她最理解人性幽微的真相，是複雜糾葛的情感——情是真相，網路也是如此。」我們看到麻花般情感的糾結，而這竟然就是真實。「理解這個，你才能展開同理。」說到同理，她談起對父母的回望，有一種遲來的理解。起初他們不懂她為何熱愛文學，卻依舊從小給她讀文學所需的安全感、餘裕與秩序。父親那一代開業醫生工作時間長、任勞任怨，三更半夜有人敲門，也要下樓看診。往後出了社會即使工時漫長，她也不太覺得特別值得抱怨。母親則是另一種複雜的安全感。顏擇雅曾在文章裡寫，中學時代的自己常對母親大吼大叫，母親也常對她說：「我好倒楣生到你。」但她高一追星時（她不肯說是哪位偶像），母親雖然罵她浪費金錢與時間，卻還是替她要到簽名海報，陪她到臺北看餐廳秀。多年後，她早已對當年崇拜的偶像失去感覺，CD、海報也不知扔哪裡去了，真正留下來的，反而是母親曾陪她追星的感念。她考試表現好也少有獎品，只有幾次，母親提議去吃平時捨不得吃的昂貴冰淇淋。明明是母親掏錢，卻說是託她的福，看母親吃得有滋有味，小顏擇雅感到加倍光榮。「溺愛就算有種種缺點，為孩子營造幸福感與安全感的功效依然勝過所有的身教與言教。」多年後她如此寫道。母親過世後，她每逢出國時還是會帶著母親的證件，「比較有安全感。」母親在世時，母女倆甚至會互穿衣服，包括鞋子。（顏擇雅曾在臉書分享與母親合照，照片攝於母親80歲那年母親節。圖／翻攝顏擇雅臉書）最後我問她，有沒有什麼話要對喜愛文學、熟讀文學，卻對人生、就業、文學都感到迷惘的學子們講。「努力賺錢對一個人的成長幫助很大。」她說。為何有幫助？她舉例，村上春樹曾自述因為早年開咖啡廳的經歷，才認識了各式各樣的人，加速增進了他對人情世故的理解。「因為了解到別人的腦袋瓜跟我的不太一樣。」而有了社會經驗、人生體會，也會反過來促進、擴大，對文學的理解和想像。所以她說：「不要以熱愛文學，做為『不想進入社會』的理由。」採訪過了許久，我才發現她的左胸別著一枚不尋常的金色花形胸針。看得出是老物件了，但是保養良好，黃燈下泛著霧色光澤，是山茶的造型，花瓣層層收攏，看起來飽滿而端整。「這是母親留給我的。」真是好看。「對啊，她很重視體面，因為是醫師娘嘛。」她忽然反過來問我：「這條佛珠是媽媽送你的嗎？」她指指我的左手。「是的，您怎麼知道？」奇怪，她為什麼會知道呢？

文／圖・鏡文學 英國教育部將今年訂為「全國閱讀年」（National Year of Reading 2026），希望能重新建立起閱讀和日常文化之間的連結。全國閱讀年的口號是「全部投入」（Go All In），不是只在教室或圖書館中閱讀，而是要讓生活中、文化裡的方方面面都和閱讀產生關係。全年策略強調「把閱讀帶入文化」，主張不論是運動、音樂、美食、遊戲、電影、時尚或是創意，凡是人們感興趣的事物，都可以運用來提倡閱讀。 呼應這個年度活動，英國出版協會近期也綜合多個產業報告，整理出一系列「Book On Screen」的數據，來凸顯書籍的重要性，是戲劇、電影等產業的基石。其中重要的數據摘要如下。 書籍是原創戲劇的重要來源： ⏺︎ 電影：2020-2024年，票房前50名的電影中有36%來自書本。 ⏺︎ 電視原創戲劇：2020-2024年之間英國有30%電視原創戲劇改編自書本。 ⏺︎ 串流媒體戲劇：2024年1月至2025年6月，48%的串流媒體原創戲劇改編自書本。 書籍改編的戲劇更受歡迎： ⏺︎ 電影：2020-2024年票房前50名的電影，書籍改編比非書籍改編票房高出57%。 ⏺︎ 電視原創戲劇：2020-2024年，書籍改編戲劇比非書籍改編收視表現高出10%。 ⏺︎ 串流媒體戲劇：2024年1月至2025年6月，書籍改編戲劇比非書籍改編收視表現高出21%。 書籍改編原創戲劇是得獎常勝軍： ⏺︎ 2015-2024年，英國影藝學院獎和艾美獎總共20部最佳戲劇中，有9部是書籍改編。 ⏺︎ 過去連續六年的英國影藝學院獎最佳影片都是來自書籍，包括： ☉ 2026年的《一戰再戰》，靈感來自托馬斯．品欽（Thomas Pynchon）於1990年出版的小說《葡萄園》（Vineland）。 ☉ 2025年的《秘密會議》，改編自羅伯特．哈里斯（Robert Harris）同名原著小說。 ☉ 2024年的《奧本海默》，改編自凱．柏德（Kai Bird）、馬丁．薛文（Martin Sherwin）原著傳記。 ☉ 2023年的《西線無戰事》，是德國作家雷馬克（Erich Maria Remarque, 1898-1970）的名著改編，這也是這部小說第三次被改編成電影。 ☉ 2022年的《犬山記》，改編自湯瑪斯．薩維奇（Thomas Savage）同名原著小說。 ☉ 2021年的《游牧人生》，改編自記者潔西卡．布勞德（Jessica Bruder）的非虛構紀實寫作《游牧人生：在二十一世紀美國生存》（Nomadland: Surviving America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從出版協會公布的數據看來，書籍確實是影視產業尋找題材時，重要的來源。而且戲劇作品的來源不只有小說，傳記、非虛構寫作也是優秀的戲劇題材。 另一個特點是，書籍出版30年以上如《葡萄園》、甚至一世紀前的作品像《西線無戰事》，也能在新的時代解讀下，翻出新意，成為當下的票房大作。 出版協會也分析了2024年英國最受歡迎的書籍改編英劇前十名，《呼叫助產士》（Call the Midwife）、《探長薇拉》（Vera）、《倫敦神探》（Strike）都在榜上。前十名中，五部作品改編自小說，四部改編自回憶錄，還有一部是自傳改編。 出版協會表示，創意產業對英國而言非常重要，是經濟成長背後關鍵的驅動力，英國電視節目輸出國際在2023／24年度創造的出口額達18億英鎊（約764億台幣）。不過在這些經濟規模的背後，重要的基石就是書籍出版。

作者／徐淑卿自轉星球文化社長黃俊隆第一份工作是從唱片企劃做起。創立自轉星球後，在兩岸交流最密切時期，有天他跟當時魔岩唱片帶他一起做楊乃文、陳綺貞等歌手的主管說，可不可能有天我們在台灣談「全球化」時，是可以「去中國化」市場的全球化？而不是僅仰賴中國市場的全球化？ 當李佳穎《進烤箱的好日子》確定將由企鵝藍燈集團購買全球英文版權時，黃俊隆發了一個簡訊給主管：「這就是我當年說的事情。」中國的華文文學市場與世界文學市場，也許原本只是區域與世界的差異。但是在台灣，從華文市場走向世界市場，有其必然性，而在這樣的移轉中，也必然可見其中的張力。這樣的張力，必然是政治的。一方面中國的審查制度，勢必會壓縮台灣的創作與言論自由，即使它們有廣大的人口紅利。但是當台灣要減少對中國市場的依賴時，不論是更鼓勵台灣本土創作，或是在外譯、展會的獎勵補助更偏向走向世界，依然會遇到以中國為主要銷售市場者的質疑。同時，為了避免台灣將文化資源更多的投入在發展自己的敘事與觀點，將文化補助醜化為政治收買是最取巧的方法。這固然有感覺資源被排擠者的不甘，同時也具有將台灣文化場域維繫在華文秩序中的目的。很長一段時間台灣銷售版權主要是簡中版。根據2021年OPENBOOK刊載一篇文章，從2014年至2020年，文化部BFT計畫（Books From Taiwan）共計選書342部，成功售出版權的有165部，總交易量331筆。而在已經售出的26個語種中，簡中版數量最多，占交易總量35%，其次是日文版、韓文版。 而根據文化部2022年5月臺書外譯彙整表，去除簡中版後，外譯成果為26種語文，348冊。 主要版權銷售為簡中版，固然可以視為當時中國市場對台灣作品的需求，但更該考量當時台灣文學作品銷售外譯版權極為不易。 但是，既然現在的政治局勢，勢必要減少對中國市場的依賴。加以台灣文學作品現在在世界，尤其是歐美市場等所謂的文學優勢空間，不論是李昂、白先勇、吳明益（台灣首位入圍國際布克獎）、陳思宏、郭強生、楊双子與金翎（台灣首位獲得美國國家圖書獎翻譯文學獎、第二位入圍國際布克獎）、李佳穎等等，已經形成一個星光熠熠的可行路徑。 台灣市場小，中國市場不可依賴，走向世界是必然的選擇。文化資源的「脫中入世」，不僅是基於更希望被世界看見的情感與尊嚴，也是因為現實的不得不然。而且當我們從「世界文學」的角度來看待台灣文學時，會浮現一個新的圖像。這與僅是將繁體中文轉成簡體中文進入中國市場，有著不同的權力結構；而且當台灣文學從區域性的華文文學市場，走入具有世界文學優勢空間的倫敦、巴黎、紐約時，這對台灣文學的發展有什麼正面的影響？尤其在台灣文學圖書市場令人感覺低迷的時刻，更值得注意。法國文學評論家帕斯卡．卡薩諾瓦（Pascale Casanova）在〈文學作為一個世界〉（Literature as a World）文章中，認為世界文學的空間有其中央與邊緣地區的不平等，也有一個文學時間的「格林威治子午線」，來為文學作品定義時間，何者屬於現在，何者是落伍過時。卡薩諾瓦認為，在文學宇宙中「聲望」是權力最典型的形式。而在文學場域存在最久的古老區域如倫敦、巴黎，在這個意義上是最「富有」的，因而被賦予最多的權力。 而這最富有區域的權力之所以能夠持續，是因為它具有真實且可衡量的效果。其中一個機制，就是「聲望的轉移」。透過中介者，如知名作家為尚未被承認的書籍，或來自中心之外的作品，撰寫評論或序言。同時還存在著一種透過翻譯獲得承認的複雜機制。 她也提到，文學的不平等以及其支配關係，會引發各種形式的鬥爭、競逐與競爭。處於從屬地位的一方也會發展出一些特定策略。這些策略只能在文學的框架中被理解，儘管它們可能產生政治上的後果。各種形式、創新、運動以及敘事秩序的革命，都可能被轉用、攫取、挪用或併吞，以試圖顛覆既有的文學權力關係。 也正如在這篇文章中，卡薩諾瓦以亨利．詹姆斯短篇小說〈地毯上的圖案〉說明從一個特定的詮釋角度，地毯會向細心的觀察者呈現出一組有秩序的圖案，它們只能在彼此關係中被理解，而且只有在作為整體被觀看時，在其相互依存與互動之中，才會變得可見。 當台灣文學走向世界時，也必然會更清楚意識到這種彼此相連的權力關係。 這也是今年在台灣出版《文學社會學》的法國文學社會學家夏苾洛（Gisèle Sapiro），在2024年著作《何謂世界作家？跨國文學場域》所提問的：世界文學是透過什麼機制形成的？國際聲望是如何被製造出來的？這本書與卡薩諾瓦的框架相關但更具體揭示中介者的幕後世界：這是由翻譯家、編輯、文學代理人、文學節慶策劃者、文學評審團或機構代理人所組成的。 也因此，如我們現在已經意識到的，版權代理和翻譯家的重要性，將比以往更為顯著。 那麼，「國際聲望」對台灣現在圖書市場的意義是什麼？從《臺灣漫遊錄》獲得美國國家圖書獎翻譯文學獎，以及《進烤箱的好日子》宣布由企鵝蘭登書屋購買全球英文版權後，兩本書的銷售都節節高升，顯示國際聲望的加冕有其助益。但不是每本有國際著名出版社出外譯版的作品，都在銷量上有所體現，所以這可能更像「紅利」而非必然。 這也回到一個老生常談但依舊難解的問題。在想望台灣有更多作家或作品走向世界之前，台灣如何可以確保我們的市場足以養活我們的創作者，以及足以讓他們持續寫出優秀作品？ 今年台北國際書展，會場參與者人潮和各家出版社業績平均成長10%到20%；以及這段時間前後在社群媒體被關注的現象，如夏宇不定時的出沒簽書，溫若喬台語詩集《日花閃爍》熱賣，黃麗群《海邊的房間》復刻版的話題效應。這些讓黃俊隆提出一個觀察。就是過去通路在讀者與出版社之間作為橋梁的重要性與影響力已經衰退。過去通路不論是選書或是在推書所做的各種動作，都可以帶來一定的銷售業績，這也是過去各出版社必須搶奪的資源，但現在的情況是即使擁有資源，可能作用也不大。反而不如出版社與作者在書展會場與讀者的直接溝通，或是作者在社群媒體的經營，以及讀者在社群媒體三言兩語創造的話題，更可以帶動圖書銷售。但這一來可遇不可求，二來也未必可以或需要複製同樣經驗，還是需要設想具有創意的溝通方式。 屬於讀書共和國集團的木馬文化，也有不少作品獲得外譯機會，如郭強生《尋琴者》，以及今年2月企鵝藍燈集團內的美國出版社Riverhead剛推出梁莉姿《日常運動》英文版（法文版則於2025年中由隸屬Hachette集團的Fayard出版）。 木馬副社長陳瀅如指出，台灣出版社推外譯時，主要會有組織編制的問題，因為很難有獨立編制的版權人員，可以做引進、輸出，同時又具備多語能力，因此銷售版權通常會變成由編輯兼著做。雖然也可以交給版權經紀公司，但是版權代理也有自己的考量，不見得每本書都獲得青睞。 而編輯同事想要銷售版權，必須在編輯工作外撰寫外文書介，同時也需要與外國出版社編輯建立信任度，這些都是有著實際辛苦的地方。 但最困難的還是，縱然有著將作家作品推出外譯版的願望，一切仍無法脫離商業邏輯。就國外出版社來說，如果推出日、韓作品可以賣得更好，又何必一定要出台灣作品？而台灣出版社對是否有外譯也不是一定這麼重視，除非可以帶來更好的營收，提升這本書的銷售。 因此，以目前的現況，台灣出版社要推出外譯版，沒有文化部的翻譯與出版補助，將會是非常困難的。尤其要賣出義大利、西班牙、土耳其、拉丁美洲等其他國家版權時，他們都會把是否有英文版書稿以供審閱甚至翻譯，作為版權評估的首要條件，因為繁體中文譯者或審閱者畢竟較少，他們必須仰賴英文版資料。或者如果已經出了法文版，也有助於在歐洲其他國家的銷售，因為他們的編輯很多具有閱讀法文的能力。 此外，陳瀅如也建議增加英文摘譯本的補助數量。相較於全譯本通常需要耗時一年左右，摘譯本可縮短出版資訊的時差，幫助國外出版社編輯快速評估。 與黃俊隆橋梁消失看法異曲同工的是，陳瀅如認為，現在如何把書籍的訊息送到讀者眼前，而不要被其他消費或娛樂訊息淹沒，確實有其難度。出版社過去常用的行銷方法，逐漸失去效力，廣告式的行銷也受限於預算。有時，一位普通讀者真誠的感想反而更能帶起口碑效應。 從通路橋樑作用的流失，書籍訊息傳播經常被演算法掩藏，如此國際聲望的加持，能否克服這些阻礙，讓書籍的生命可以延長？ 過去一本書的生命，大概三個月定生死。如果銷售不好，作者幾年的努力，出版社幾個月的辛苦，就會因為銷售數字而獲得不見得公平的評斷。之所以一再以《進烤箱的好日子》為例，是因為它在剛推出時銷售也屬普通，但在口碑效應，得獎與銷售外譯版權接連發酵後，有了起色，出版社也一反常態在出書大半年後才舉行新書發表會。這種不尋常的作法，其意義在於如何打破以通路初期銷售成績決定一本書生命的舊習，而讓作品的價值更為彰顯。但這也是特例。 在橋樑消失、台灣書籍評價系統仍在浮動之時，藉由國際聲望來增加台灣內部的銷售，似乎有其正面助益，雖然這也弔詭的證實了世界文學中心的影響力。但是以韓江在接連得了布克獎與諾貝爾文學獎之後，在韓國引發的閱讀文學風潮，這應該也是我們樂於期待的事。 台灣文學走向世界文學，有其必然性；同時也會產生張力與不同的權力結構。圖／陳克宇

作者／徐淑卿2023年，世界衛生組織（WHO）宣布「孤獨」為全球公共衛生緊急議題。2024年10月，首爾市政府首次將「孤獨」列為城市治理項目。預計以5年的時間，投入4513億韓元（約100億台幣），推動「沒有孤獨的首爾（Seoul Without Loneliness）」計畫。首爾市長吳世勳認為，孤獨與孤立並非個人問題，而是整個社會必須共同面對與解決的課題。這個政策的背景是，首爾單人家庭數量持續增加，2023年已占首爾全部家庭的40%，其中有62.1%的居民表示感到孤獨。其次，首爾約有13萬孤立或隱居的年輕人；同時，人口高齡化使獨居長者的人數持續上升，進一步加深孤獨與社會隔離的問題。過去，英國、日本等國都已針對「孤獨」提出因應對策。「沒有孤獨的首爾」從過去以福利為中心的模式，轉向跨部門整合合作，依照不同生命階段與領域，建立全面性的支持體系。這個龐大的計畫，預防更重於治療。不但設法使長久隱匿家中的人有出門的誘因，也透過各種活動讓人與外界有不具壓迫性的低度連結。像是在首爾設立4個可以檢測孤獨指數、吃碗泡麵和工作人員聊天的「心靈便利店」；以及學習英國的連線處方箋，不是透過藥物，而是經由藝文等各種活動，突破個體繭居的孤立狀態。值得注意的是，「沒有孤獨的首爾」許多作法並非疊床架屋另起爐灶，而是將之前已有的活動賦予新意和目標，整合到新計畫之中。如實行數年在首爾廣場、光化門、清溪川等地舉行的戶外圖書館。原本是推廣閱讀的文化項目，但在廣大戶外空間中，每個人可以坐在一個懶骨頭沙發上看書，或聽作家分享，既不必與他人多做溝通，也達到個人走出孤立而共同參與的目的，因此也成了「沒有孤獨的首爾」活動項目之一。還有與9家民間企業合作。比如在「365首爾挑戰」中，其中一項就是和教保文庫合作的「心靈之旅閱讀挑戰」。只要在教保文庫ReadLog App提出申請，之後定期打卡分享自己喜歡的句子、閱讀感想，就可以獲得分數，累積足夠的分數可以獲得市政府提供的獎品，而在你分享句子時，也會隨機獲得另一個人所提供的句子。這樣的合作可以透過民間企業帶入更具吸引力的活動形式，將社會流行的脈動與政府推行的政策合流。教保文庫「心靈之旅閱讀挑戰」的作法，明顯取經於韓國年輕族群中流行的「Text Hip」（將閱讀視為一種時髦生活風格的文化現象）。Text Hip 是先從社群媒體產生的現象。閱讀紙本書，在書上畫線，手寫心得，拍攝書店或是書封，上傳到社交媒體。根據韓國國立中央圖書館的術語解說，「Text Hip」這個新造語意指「閱讀行為被認知為一種時尚且精緻的活動現象」。這在MZ世代（千禧世代和Z世代合稱，年齡約在20至40之間）中尤為明顯。閱讀不再只是單純的嗜好活動，而被運用為自我表達與溝通的手段。嚴格說來，這並非韓國獨有的現象。韓國中央圖書館在背景說明時，也提到2024年英國《衛報》報導英國青少年與20多歲族群之間興起的「閱讀紙本書熱潮」，以及模特兒Kaia Jordan Gerber成立讀書俱樂部時說：「閱讀真的很性感（Reading is so sexy）」，雖未直接使用「Text Hip」一詞，但以相似脈絡說明此一現象。而隨著2024年韓江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這個回歸文學回歸紙本，以手寫傳達心情溫度，以閱讀展現自我的方式，在韓國年輕世代更有推波助瀾之勢。韓國許多媒體都曾報導，首爾大學圖書館過去借閱的書籍前面排名都是學術或專業書，但在2024年這個傳統被打破。前8名借閱的書都是文學，第1名是韓江的《永不告別》。不僅首爾大學，高麗大學、梨花女子大學、西江大學也有類似現象。《朝鮮日報》因為這個現象而訪問幾位大學生，有人說一開始的確帶有做樣子的成分，但與以短篇內容為主的社群媒體不同，在細細品味具有深度的文本後，逐漸體會到閱讀的樂趣。也有人提到看到韓江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消息，下定決心重新閱讀文學，不但重讀了中學時看過的《素食者》，也久違地走進書店，如今沉浸在文學之中。也因為Text Hip對年輕世代的確有影響力，所以不僅是教保文庫，戶外圖書館也推出「Hip Dok Club」閱讀計畫。1萬個會員名額，不到2小時就額滿，81.5%是MZ世代。這個閱讀計畫獎勵各種與書籍相關的活動，從紀錄標題到釋出引文到分享手寫摘錄。會員可以賺取積分、升級，獲得閱讀燈和限量版商品。韓國媒體形容，它的功能不像讀書俱樂部，而更像文學社交平台。所謂「文學社交平台」不一定是否定用語，而是一個新的提問：現在的「閱讀」是什麼？還與過去一樣嗎？《韓國先驅報》去年7月有篇文章〈韓國「Text Hip」閱讀熱潮，能否超越社群標籤而持續下去？〉（Can Korea's 'text-hip' reading craze outlive the hashtag?）就探討這個問題。比較韓國文化體育觀光部2015和2023年的全國閱讀調查數據，韓國的閱讀相較過去是衰退的。在2015年，20多歲年齡層有91.1%至少讀過一本書（不包含教科書），2023年為74.5％，購買實體書籍也從每人平均11.4本下降到2.5本，但購買電子書數量則有所增加。調查還顯示，20多歲年齡層是韓國閱讀人口最多的群體，而後隨著年齡層上升遞減。2023年，50多歲的人讀過一本書的比例是36.9%，60歲以上的人則是15.7％。雖然2023年的調查報告，與2024年流行的Text Hip無涉，但Text Hip卻讓人重新思考什麼是閱讀行為，只有完整讀完一本書，才是閱讀嗎？文化體育觀光部全國閱讀調查小組成員Kim Nam-young就指出，這個閱讀調查只能呈現部分情況。她說，在統計閱讀率時，我們只計算完整閱讀的書籍。但我們忽略的是，人們如今與書籍互動的各種新方式。 這種情況並非韓國獨有，但也意味著，我們可能低估了實際積極參與閱讀文化的人數。「或許在某個時刻，我們需要重新思考，究竟該如何定義閱讀。」《韓國日報》在討論Text Hip是不是僅是一種知性虛榮的文化展示時，也引述專家的看法，認為即使這含有某種程度的虛榮，也未必是壞事。小說家黃皙暎在孫石熙的節目「Questions」中，回應一位觀眾提問，是否可以僅僅因為名人閱讀經典就盲目跟著閱讀？他說：「很好啊。 總比買迪奧包來得好。」文學評論家Kang Dong-ho說：「在人們試圖確認並表達自我，或展現自己能欣賞精緻事物的慾望中，本來就包含某種虛榮。然而這種虛榮也在文化的擴大、推進與轉變中扮演了角色。」他強調，相較於奢侈品消費，閱讀是一種更具益處，也更為平等的行為。現在Text Hip不僅與閱讀有關連，而且成為可以幫助孤獨者與外界連結的通道。更重要的是，這類活動既吸引潛在隱居者參與，而且不必擔心像其他社會救助那樣，可能有污名化的標籤。協助社會退縮青年的民間組織Dudug創辦人Lee Eun-ae接受媒體採訪時說，人們隱居的原因有很多，但在韓國，我們都受到狹隘成功定義的塑造。如果年輕人覺得未能達到標準，例如學業成績表現不理想，或無法進入好公司，他們就會開始把自己視為失敗者。「反覆經歷失敗會留下深刻的情感創傷，使一些人選擇退縮，作為一種自我保護的方式。」她認為，有些社會退縮的年輕人整天待在圖書館準備求職，卻不與任何人交談。若要接觸到他們，就必須提供更多元的方案，例如文化活動和輕鬆的聚會，創造低壓力的連結機會。Text Hip 將自己喜歡的句子或手寫心得上傳，既可以表達自己的感受，也與外界產生互動。同時，這也必然有著親近書籍的效果。而這或許是「沒有孤獨的首爾」給予的啟發之一。某一部門的業務也許對其他部門也有助益，而這必須在跨部門整合的視野下，才能看得更清楚。比如戶外圖書館，比如和教保文庫的合作，除了具有推廣閱讀的文化意義，也有打破孤獨的社會意義。而如何善用民間資源，整合到政府希望推動的政策中，政府不僅提出願景，還形同策展將所有資源整編，彼此互惠，更是這個計畫的特色。如9家合作的民間企業，深入生活的各種層面。像是原為韓國養樂多的hy，這些昔日稱為養樂多阿姨的配送網路，不但可以配送健康食品給孤獨者，而且也成為觀察與通報協助的網路。韓國作家尹成姬的小說《在那裡的，是你嗎？》，可說是匯集孤獨者的蜉蝣群像。但虛構的小說，往往寫出更真實的人生。就如韓國文學評論家蘇英賢所言，「透過尹成姬的文筆，在經驗喪失的年代裡，個體的孤獨被修復為群體性事件。」而現今的孤獨，也的確成為韓國普遍存在的群體性現象。 Text Hip是近年韓國年輕世代將閱讀視為時髦生活方式的文化現象，但它的意義不僅止於閱讀。在「沒有孤獨的首爾」計畫中，這類活動也讓孤獨者得以沒有壓力的與社會重新連結，同時不必擔心被污名化的風險。圖／陳克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