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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蕭宇翔 編按：鏡文學《文學新聞》推出「讀書人」系列，每四週一篇，邀訪各領域的重要人物，談談成長、求學到現在，一路影響人生選擇的閱讀經驗。本期「讀書人」是今年五月卸任的最高檢察署檢察總長邢泰釗。四十年檢察官生涯裡，他從地方命案、選舉查賄，一路辦到政商金融大案；任內曾為含冤辭世二十多年的「諸慶恩案」提起非常上訴，這樁冤案最終獲得平反。邢泰釗在司法體系中格外特殊，他不只辦案、寫書，也長年親自組織團隊、編刊物，把散落的案件與知識整理成書；近年又推出法律兒童繪本與桌曆，帶著最高檢察署首次參加臺北國際書展，並親自擔任說書人，與作家對談《卡拉馬助夫兄弟們》這本圍繞著弒父案與錯誤審判所展開的經典小說，探討「罪」的意義。從卷宗、時事雜誌到《聊齋》，他相信閱讀能成為「認定事實」的知識底蘊。問他閱讀如何影響辦案，他主張以想像力提出假設，用聯想力勾稽資料，再以好奇心，與對人情世故的理解追索真相。這位特別的檢察官，為何相信辦刊物能夠影響人？又是如何把閱讀練成辦案的內功？請見本次深入專訪。（特別說明：「讀書人」系列於 9/7刊出臺北市長參選人沈伯洋專訪的同時，已同步邀訪另一位參選人蔣萬安市長，隨後提出平易近人的題綱，只是目前尚未獲得安排。）（最高檢察署在今年臺北書展的攤位吸引眾多人潮。資料照。最高檢察署提供） 邢泰釗小檔案出生：1958年生於宜蘭，1961年搬到高雄大樹鄉無水寮，九歲時遷居鳳山學歷：中興大學法律系學士、文化大學法律研究所碩士、司法官訓練所第24期結業經歷：第12任最高檢察署檢察總長、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長、法務部政務次長、臺北與全臺各地地檢署檢察長，以及內政部警政署政風室主任邢泰釗年表1958 出生1981 國立中興大學法商學院法律系畢業1985 中國文化大學法律研究所碩士畢業、司法官特考及格1987 司法官訓練所司法官班第24期結業、分發彰化地檢候補檢察官1993 任桃園地檢署檢察官，承辦十二起中華民航劫機來臺案，包含黃樹剛、劉保才等案2000-2002 任臺北地檢署主任檢察官，指揮偵辦北市警察擄妓勒贖案，並參與偵辦前立委羅福助相關案件2002-2007 調升高雄高分檢檢察官，借調內政部警政署擔任政風室主任；任內帶隊查獲當時規模最大的百家樂職業賭場，並查辦警察違法經營應召站等重大警紀案件；同時創辦《日新司法年刊》2007 出任雲林地檢署檢察長2008 出任屏東地檢署檢察長2010 出任高雄地檢署檢察長；任內率隊執行五都選舉查賄，績效獲評全國第一2011 調任金門高分檢檢察長，被質疑為「明升暗降」。任內，他研讀外國法學資料，帶領小型團隊編纂司法史與實務出版品，建構臺灣本土法學方法論2015 調任花蓮高分檢檢察長2016 5月出任法務部政務次長，7月接任臺北地檢署檢察長2016-2020 任臺北地檢署檢察長期間，督導偵辦樂陞收購詐欺案、第一銀行ATM盜領案、中信金購地案、遠雄集團大巨蛋收賄案、史上最大量古柯鹼運毒案、馬英九三中案及總統私菸案等重大案件2020 出任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長，整合跨轄區偵查資源，督導毒品、金融、資通與國家安全犯罪案件2022 以歷年最高票獲檢察官協會票選第一名，隨後獲總統提名並經立法院同意，出任最高檢察署檢察總長2026 5月7日任期屆滿卸任，結束近40年的檢察官公職生涯 一、第一件事就是把沙發搬走沒有公開的歡送會，沒有紅布條、致詞和鮮花，今年5月7日退休那天，前檢察總長邢泰釗低調離開最高檢察署，結束了40年的檢察官生涯。辦案素有強悍果決之稱的他，在體制內卻是內斂謹慎、貼壁而行。「我離開每個服務單位，都要求不要舉辦歡送會。首長的工作績效如何，同仁心中自有評價，舉辦歡送會意義不大。何況，這次總統提名接任的檢察總長人選，立法院並沒有通過，此時更不宜舉辦歡送會了。」我們與他約在鏡文學訪談，他的穿著並不因為已經卸任四個月而更悠閒，襯衫打上了領帶，左右肩各揹一只布書袋，裡頭裝滿書籍和資料。兩袋重量相近，垂在身體兩側，像挑著一座隨身攜帶的司法天秤。訪談原訂兩個小時，最後談了五個半小時。臨走前天色還亮，我們問要不要替他叫車，他連忙婉拒。邢泰釗從不讓外人知道住處，連國家派給他的歷任司機也不知道。他只讓送到住家附近，他再自己走回去。檢察官經手的案件牽涉利害，有人可能上門恐嚇、報復，也可能藉送禮行賄；更難防的是，對方故意留下現金或物品，再反過來指控司法官收賄，到時百口莫辯。「檢察官是處理別人是非的職業，也很容易沾染不必要的是非，所以謹慎為要。我都跟孩子說絕對不能帶同學回家。」早期鄰居都不知道他的職業，有次被問急了，他只好說自己是某所小學的老師。今年五月卸任以前，他做了四年的最高檢察署檢察總長，是全國檢察體系最高位置。在此之前，他已在全臺各地的檢察機關工作三十六年，從命案現場、地方犯罪，一路辦到政商與金融大案。一般檢察長的辦公室都擺著會客沙發，他每到一個新的機關履任，第一件事就是請人把沙發搬走，換一張大長桌，方便與人討論、攤開資料。卸任前，再把沙發搬回來。「我只不過是恢復原狀，讓後來的人自己選擇。我不想讓人家覺得我很霸道，胡亂改變環境。」我們沒有告訴他，這次在鏡文學的錄音室訪談，攝影團隊為了讓畫面乾淨，原本撤走了桌子，放了沙發；臨到採訪前，想到他的習慣，又搬了一張大桌回來。桌子很快就派上用場。我們在訪綱裡提到，聽說他愛讀《聊齋誌異》，他便帶來兩種版本，連同自己參與籌畫的司法刊物和主題桌曆，擺滿一桌。過去40年來，邢泰釗常常一天待在辦公室16個小時，早上大約8點進去，晚上11點左右才離開。他的生活很樸素。一名資深司法記者記得，「邢泰釗的辦公室總放著一壺檸檬水，檸檬片從早泡到晚。他辦案忙，常常顧不上吃飯，就叫麥當勞。」邢泰釗聽了回答：「那是因為有記者來，才叫麥當勞一起吃。麥當勞還滿貴的。」待在辦公室不全在辦案，他也讀讀書、編刊物，構想下一本書。他編的《日新司法年刊》聽來枯燥，其實有趣。2003年，他在警政署擔任政風室主任，單位只有十幾人，卻要面向全臺七、八萬名警察。除了公文和法令宣導，還能用什麼方式影響警政風氣？他的直覺就是辦刊物。一辦11年的《日新》，以法律推廣為定位，內容五花八門，有名人專訪、法理學、法醫常識、社會案件的探討，還有英文練習、面相學和笑話。邢泰釗自己發想主題、邀稿、校對，對字體、排版、用字都非常要求，送印後還派一位警察同仁到印刷廠看印，以防任何閃失。受訪的資深司法記者也提到，邢泰釗很重視美感：臺北地檢署的走廊過去曾堆滿電腦主機、螢幕等雜物，他上任以後全部請人清理，改掛畫作。「這些藝術品也不是說多名貴，都是矯正署、監獄受刑人做的。他就拿來，幫它打燈。」邢泰釗帶團隊採訪的名人，並不限於法界，反而是他自己好奇、想學習的跨界人物，包括：企業家嚴長壽、名探李昌鈺、布袋戲大師黃俊雄、詩人余光中等。當年為了採訪臺積電董事長張忠謀，他足足準備了兩個月，通讀資料、規劃提問，紮實一如辦案。2010年，他帶著幾位檢察官、司法官同仁到高雄大樹的佛光山寺，專訪星雲法師。當時佛光山因為大規格迎奉佛牙，引發社會上一些討論。他準備了困難的問題，想好好向星雲法師請教，例如，「韓愈在〈諫迎佛骨表〉裡談過，這有費力耗財的問題。到了21世紀，我們還要盛大地迎佛牙嗎？」未料邢泰釗率眾來到佛光山的客堂時，星雲法師氣場強大，身邊眾人都不自主地跪下，邢泰釗微微掙扎後仍堅持站著，「我很尊敬他。但我那天是想去做學術研討的，必要時還準備辯論。我一跪，後面怎麼跟他討論？」後來確實頗有「小扣小鳴，大扣大鳴」的效果，邢泰釗說，在他的一番刨根問底之下，雖然氣氛無法以融洽形容，但星雲法師仍耐煩地回答釋疑，訪談結束後，還送給他「青天白雲」的親筆書法，並稀罕地蓋了四個印，「我也不以為意。後來有人跟我說，捐款一百萬都未必有幅墨寶，我嚇一跳。」一千多年前，韓愈因為那篇反對迎佛骨的文章而觸怒皇帝，險些被處死，最後遭貶潮州。採訪星雲一年後，邢泰釗從高雄地檢署，被調往金門高分檢。外界認為這是因為他在高雄大力查賄，才遭「流放外島」。檢察官協會還為此發表公開聲明，質疑法務部。「金門天氣冷，我一個人，朋友也少，有天突然收到一大箱泡麵、餅乾和書，原來是星雲法師看到電視新聞，託人寄東西來。我就一邊吃他寄來的泡麵，一邊看他的著作。我曾當眾與他辯駁，他不但沒有懷恨，還關心我。我們訪問一個人不只是得到一篇稿子，還能看見一個人的胸襟、行事和氣度。」職務每隔幾年就調動，編刊的習慣卻始終跟著他。到雲林、屏東、金門就任，便在不同地方繼續發想《日新》；到了最高檢察署，又以《最高檢察論壇》的形式延續。受訪的資深司法記者說，編書並不只是邢泰釗的興趣，更可以看出貫穿他整個司法生涯的志向。他反覆整理案件實錄與偵查要領，希望幫助同行辦案更有方法；也推出童書、公仔、訪談錄，為的就是想讓外界更了解檢察官的工作。「不管被貶官，還是在高位，他都沒有放棄。」辦刊物辛苦，還有人說他「不務正業」，他幾度想過放棄。就在他準備放棄時，臺大圖書館打來電話，詢問新一期為何還沒寄到；館內早已替《日新》留了一個專區。多年後，現任警政署長張榮興又告訴他，2006年考分局長班時，《日新》內容紮實，給他很大助益。「他跟我講過幾次這件事，可能是客氣話，但他確實有讀。」這兩年，邢泰釗更把司法讀物編成《2026神探公益桌曆》，選取十二部經典作品，每月介紹一個故事：從俄國的《卡拉馬助夫兄弟們》、英國的《時間的女兒》，到北歐的《龍紋身的女孩》、日本的《嫌疑犯Ｘ的獻身》，也收進討論人工智慧審判的電影《人造正義》。每頁搭配插圖、故事情節和法律觀點，最後再連結回檢察實務，他希望小孩和大人都能讀出樂趣。 （邢泰釗出席臺北國際書展，推動最高檢察署與臺灣犯罪作家聯會合作，規劃8位檢察官與12位犯罪推理作家對談，跨越北中南辦理講座。最高檢察署提供）邢泰釗1958年生於宜蘭，三歲時隨教書的父母搬到高雄縣大樹鄉無水寮（今稱「水寮」），顧名思義，那是偏僻的旱田，只種得出地瓜、樹薯和鳳梨。或許是出身鄉間，升學壓力不大，邢泰釗滿滿的好奇心得以發揮。「我天天到泥巴地玩，什麼都不懂。到九歲，父親帶我們搬到鳳山，住進教師宿舍，我才開始接觸到有趣的書。」教師宿舍的鄰家孩子們喜愛閱讀，常常傳閱刊物。當時鄰居幾位小孩流行閱讀青少年雜誌《王子》，他借看後回家便吵著要父親訂閱；後來小朋友又介紹他看東方出版社的《叢林奇談》，講一個小孩毛克利，從小被狼群收養，長大後帶領狼群，去對抗叢林裡的野獸，「小時候因為鄰居小孩介紹，讀這些才開了眼界，發現原來有那麽多書，世界是那麼精彩。」十餘年後，已是大學生的他在台北火車站附近補習日語時，才知道站在桌前的這位台灣日語補習界鼎鼎大名的劉元孝先生，正是這本《叢林奇談》的譯者。如果沒被告知，譯者都不知自己譯的書對一個孩子的影響有多大。父親畢業於開封師範學院，曾創辦一所小學，母親則畢業於臺北女師（今日的臺北教育大學），兩人都是教師，卻很少管他讀什麼。同學、鄰居的影響反而更大。「鄰居小孩都很有各自的性情風格，也都愛閱讀，同儕間互相感染，讓我嚮往，也開始好奇：為什麼別人說的，很多我都不知道？」二、周遊列國，坐在別人教室的第一排愛上閱讀後，邢泰釗不只培養出好奇心，還做出了違背眾人期待的決定。1970年代，南部學生缺乏學習英文的環境，升學要靠數學爭取機會。當時成績好的男生大多讀理工組，邢泰釗的數學成績不錯，卻選擇念法商。「不要說我父親，連同學都擔心，甚至覺得我有些可憐。怎麼跑去念社會組？以後可能窮困潦倒。」但他看見班上真正有物理天分的同學，知道自己再怎麼努力也很難超越。「如果去念工科，將來可能只是個二流工程師；不如走自己喜歡的路。」那時的他甚至有些文學式的浪漫想像：「潦倒了，就看看《聊齋》，淒苦一點也不錯。」後來他考進了中興大學法商學院法律系，也就是今日臺北大學法律系的前身。當時律師高考錄取的名額很少，曾有一年只錄取不到十人；臺灣前途未卜，社會對兩岸戰爭仍有恐懼，家境較好的學生往往準備英文、出國留學，到了美國便不再回來。相較之下，法律只適用於本地制度，來念的多半是中南部學生。來到臺北，他才真正感受到南北差距。北部學生更早規劃好人生路，南部學生連世界怎麼運作，都還在摸索。「離家以後，分分秒秒都是錢。吃飯要錢，搭車要錢，住人家的鐵皮屋也要錢。時間就是成本，所以我們可能比較用功。既然花了這麼大的代價來，總不能什麼都沒有學到。」中興法商的課不能滿足他，他開始打聽臺北各校有哪些名師。臺大、政大、東吳、輔仁，他都旁聽過。「既然來這裡念書，當然就要學最好的、聽最好的。我幹嘛被綁在一間教室？」偏偏中興法商點名嚴格。曠課到一定時數，該科就要掛零，兩科零分就不能畢業。有些老師習慣下課前點名，邢泰釗和幾名同學摸清規律，先到外校聽課，算準時間，再一起搭計程車趕回。「那時候計程車還算便宜，一個人出十塊，趕回來點名。後來我看到，當年一起湊錢、坐計程車的那幾個，發展都不錯。」他尤其常去臺大旁聽。當時日間部一大早來上課的人不多，班代表看見有人願意來聽課，還招呼他們坐到第一排。洪遜欣、韓忠謨、王澤鑑等名師都在臺大授課，「為什麼是名師？名在什麼地方？」他不只聽課，也觀察不同學校、師生的風氣。有些女同學的筆記又快又好，字跡工整，像印好的書，他鼓起勇氣借來影印，沒想到對方大方交給他。「我問什麼時候要還，她說隔天再給她就好，連我的名字都沒有問。我那時候覺得，臺大學生真有度量，因為有自信。」大學四年，他幾乎都在各校旁聽。服完海軍預備軍官役、考上法律研究所後，他又繼續聽了一、兩年。前後五、六年間，他在臺北「周遊列國」。課堂之外，他也讀《論語》、《戰國策》、《文心雕龍》等國學經典。「當時沒有什麼目的，只是愛讀。可是事後回想，對我影響最深的，反而是這些。」（邢泰釗帶來的《聊齋》，上頭充滿劃線與筆記） 古書文字精煉，特別令他著迷。邢泰釗曾看過一名日本人在中國長住二十幾年，接受電視台訪問，說感觸最深的便是讀到《論語》，並當場用日語讀了一段：「廄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孔子退朝回來，人家說馬廄燒起來了，他先問人有沒有受傷，沒有問馬。「比如說你開一部保時捷，車子撞到了，很多人下來先看車怎麼樣，才看人。一場火災下來，孔子是先問人命，不看財物。這麼一件事情，十二個字便寫完了。」馬在當時被視為財物，也許不能怪孔子，因為今日的臺灣，即使是家中寵物在法律上仍被視為財物。不過對於邢泰釗來說，儒家擅長化繁為簡、微言大義，又主張「物有本末、知所先後」，這些都帶給他深刻的影響。檢察官雖靠法律入行，但到了工作現場，大部分在做的卻是「認定事實」。邢泰釗說，「尤其一審法官、檢察官的工作，八、九成都是查明事實。法律只占一、二成。」查明事實，需要對金錢、職業、人情和地方社會有所了解。他說，「一個社會線記者來當檢察官，說不定比一個初出茅廬的法律系畢業生做得更好。記者經驗多、資料多、眼線多，可以諮詢的管道也多。只拿一本六法全書，對辦案幫助有限。」邢泰釗剛畢業，被分發到彰化地檢署，第一天報到就碰到一件命案：1987年，員林一名媳婦教唆兒子與同學殺害公公。死者是地方上的大地主，名下有上億元不動產，家族龐大。「到了現場，訓練所教過什麼，幾乎都想不起來。教得愈複雜，臨場愈不可能照本宣科。」他初到彰化，雖會講臺語，訊問時仍不夠精準。嫌疑人一概否認，死者周遭親友和關係人也說不出個所以然。「否認以後，你要怎麼繼續談、突破人家心防，才是真正的考驗。」面對龐大財產，警方最初懷疑命案與竊盜或財務糾紛有關。眾人反覆推敲、討論，反而一度迷失方向；最後，邢泰釗回到最初的直覺，沿著大家族遺產的分配追查，才找到突破口。「有時反覆深思、與人討論後的方向，反而不對，這時候就要回到直覺。」多年後回看，他說所謂直覺也並不神祕，其實就是大量閱讀、觀察，累積人生經驗後，現場形成的反應。然而，留在心中最久的，往往不是順利破獲的大案，而是沒有找到兇手的案件。1995年，臺北夜店文化方興未艾。一名二十歲的女學生從臺中北上租屋打工，一邊學英文，一邊存錢準備出國。一天夜裡，她在夜店搭計程車返家時，遭人嚴重毆打、侵害，身體以棉被包裹，由計程車載到臺北市撫遠街路橋下棄屍。邢泰釗到現場相驗，遺體面目全非，法醫根據外觀初步研判，誤判死者為三十歲，且曾經生育。解剖後不久，死者的母親從臺中跑到臺北陳情，在臺北地檢署五樓，手上拿著數本雜誌哭訴，上頭不僅刊出了女兒的遺體照片，還把她寫成不檢點的女孩。案件沒有偵破，死者的隱私卻外流了。邢泰釗至今記得那哭聲。三、可以預見，不能有成見大學時，邢泰釗在臺北各校「周遊列國」聽課；成為檢察官後，他又在各地檢察署之間移動。回憶起各地案件，邢泰釗簡直是行走的犯罪地理學資料庫。桃園有盜採砂石、賭博性電玩，還有人寄來炸彈賀卡恐嚇檢察官；彰化的中小企業密集，早年出現大量的仿冒皮包、衣服與鞋帽；雲林有病死豬、病死牛流入市場。苗栗違法開採矽礦、屏東有野生動物的保護、金門則有小三通、海關與兩岸貿易的灰色地帶。到了臺北，則充斥著違反證券交易法、公司法、商業會計法、銀行法等白領犯罪案件。邢泰釗時時刻刻都敦促自己要學習新知，不能懈怠。（民國75到80年間桃園賭博性電玩猖獗，歹徒以炸彈賀卡恐嚇司法人員，此為實物照片。圖出自《桃園地檢署署誌》） 他常讀時事雜誌如《今周刊》、《商業週刊》、《壹週刊》、《鏡週刊》等，不是為了八卦娛樂，而是透過人物與政商動態，來了解人脈關係網、累積社會常識。「卷宗裡講到某人負責收錢，是個容易被忽略的名字；但如果你知道，這是議員的弟弟或司機，就可能爬梳出背後的關係。」他常以土地比喻資料，一定要經過開發才有價值。「土地不開發，就是荒山野嶺；資料也一樣，卷宗一定要詳讀、整理、分析。」三十多年前，邢泰釗在桃園擔任內勤檢察官。警方從八德移送一名經營賭博性電玩的男子，卷上記載現場只有十幾臺機器。男子繳不出兩萬元交保金，過了兩天才由朋友出面保釋。「我覺得奇怪，為什麼只辦這麼小一家？怎麼不辦大的？如果是老闆怎麽可能兩萬元都拿不出來，這個人可能根本不是老闆。」他把男子找來訊問，果然只是受命頂罪的人頭。現場實際擺放的電玩也不只十幾臺，警方移送這件小案，僅為應付上級。真正的老闆要他頂罪，出事後卻沒有立刻保他，害他多關了兩天；男子心生不滿，反而成為案情的突破口。沿線追查，竟牽出警察貪瀆。「檢察官手上的事情那麼多，這種小案很容易就結掉。你願不願意晚上十一、二點到派出所，把卷仔細看完，把人親自找來問？當然大部分嫌犯不會承認，但你不問，怎麼會知道？」辦案需要想像力，先從可疑的跡象，猜測拼圖大致的方向。也需要聯想力，把分散的人名、日期與金流串起來；最後還要有好奇心，追問那些看似尋常之處。「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邢泰釗談偵查，幾次引用《論語》的這段話：不要預先認定別人要欺騙自己，也不要憑空猜測別人不守信用；但若對方真的存心欺瞞，又能預先察覺，這才是高明的人。「辦案也是一樣，檢察官尊重被告，讓他把話說完，不羞辱或逼迫他；但證據要準備周全。等他陳述完，再把錄音、帳冊拿來仔細核對。」「有的人還會生氣，說：『你有錄音，怎麼不早點拿出來？』害他說了一番謊話。可是假如一開始就把錄音摔在桌上，他也可能說你威脅他。辦案的困難就在這裡。」因此他說：「可以有預見，但不能有成見。」偵辦重大案件時，邢泰釗會先安排一名「魔鬼代言人」（The Devil's Advocate)，專門站在被告或辯護人的立場，攻擊團隊已經相信的結論。愈多人認為答案顯而易見，愈需要有人提出反對意見。他最近又從同仁分享的重量訓練經驗裡學到「肌肉代償」一詞：做臀肌的肌肉訓練時，因為臀肌本身無力，身體便調動其它部位來幫忙，久而久之，反而造成小腿外側的肌肉緊繃，引起新的痠痛。「檢察官辦案也是一樣。原來的問題沒有精準處理，就不斷找其他方法代償，最後在完全想不到的地方引爆危機。基本功沒有練好，迴避一個問題，往往會製造更多問題。」一次討論案件，辦案團隊看見影像中被交付的禮盒，有人斷言裡面一定是贓款。邢泰釗反問：「你怎麼知道是錢？」對方說，一看就知道，如果不是錢，雙方何必相約見面？邢泰釗卻認為，在眾目睽睽之下交付贓款，反而有違常理。然而對方意見堅決，他便再問：「一百萬元的千元鈔票，大概有多重？」對方答不出來。邢泰釗告訴他，新鈔是1.01到1.05公斤，自己多年前曾在郵局秤過。「既然認為是錢，就必須有所根據。因為接下來可能要搜索、扣押人家的東西，不能只憑『一看就知道』。」檢察官必須與警察、調查官、證人及各行業專家合作。若只用職權壓人，對方表面服從，心裡並不信服。「所以要通曉人情，光靠威逼沒有用。萬事要靠溝通，也要靠專業。」如此縝密周延的辦案風格，替邢泰釗帶來強悍的名聲。他督導高雄地檢署查察2010年五都選舉賄選，選前數月，雄檢便率先查獲七件市議員、里長買票案件，聲押兩人。邢泰釗在高雄任內一年多，共起訴26名涉及賄選的南部立委、議員與鄉鎮長，查賄績效名列全國第一。隔年，他從高雄地檢署檢察長調任金門高分檢檢察長。表面上，職位從一審上升到二審，管轄範圍卻只剩金門、連江。外界將前一年的查賄與這次調動聯想在一起，稱之為「明升暗降、政治流放」；法務部則否認調動涉及政治力量。邢泰釗到了金門，一待就是三年九個月，堪稱在地服務任期最久的檢察長。在金門編了四本書之後，他覺得可做之事已不多，一度想掛冠求去，離開檢方去編書、研究法理學，結果遠在臺灣本島的妻子朱富美（目前為大法官），聞訊立刻搭機趕往金門，與他徹夜長談，提醒他莫忘當初決定做檢察官的初心，他才打消去意。「2011年初到金門時，島上還留著一點古味，有許多廢棄老屋，牆垣傾塌。南洋、日本運來的瓷磚散落一地，百年風吹雨打，紅磚仍紅得發亮，感覺就好像到了《聊齋誌異》的現場。」他拿著書，在現場讀，也許是感受到蒲松齡當年困頓失意的心情，想著自己是不是應該寫一本《金門誌異》？邢泰釗尤其喜歡聊齋裡的〈黃英〉。菊花精與酒友暢飲，醉倒在菊畦，性情所至，竟變回一株高及人身、搖著十餘朵大花的菊花。後來人類朋友不慎將它拔起，竟枯萎而死。「《聊齋》寫出一種淒美，它講人心之惡，也講人性的美；有時還寫出一種信賴，跨越種族之間的友誼。那些鬼怪與人交好，甚至讓你覺得，妖怪比人可愛。」原是人生低谷的金門歲月，他帶領全署只有12人的小隊伍──包括司機與工友──研讀法學資料，整理司法實務，陸續編纂四本書。他發覺臺灣法學長期仰賴翻譯外國理論，卻缺乏從自身案件出發所建立的方法論。今年四月，他終於出版了《臺灣法學方法論壇精粹》，結合學界與實務界的觀點，為這條本土法學之路打了頭陣。離開金門後，他又被派到花蓮高分檢，前後沉澱五年。2016年政黨輪替，他進入法務部擔任政務次長，不久接任臺北地檢署檢察長。2018年地方選舉期間，北檢又創下轄區查賄紀錄，選後提起八件當選無效之訴，最後八件全數勝訴確定。其後，樂陞案、遠雄與大巨蛋相關案、馬英九三中案與總統私菸案，不分藍綠，相繼進入北檢。辦到最後，國民黨指責他是民進黨的，民進黨指責他是國民黨的；媒體稱他「拚命三郎」、「辦案悍將」；也有人以「邢家軍」質疑他的用人與權力。邢泰釗總結那段時期，「不要因為一審有罪就得意，也不要因為無罪就沮喪。很多案件多年後回頭看，會有不同評價。我能做的是把起訴書、判決、答辯等資料盡量公開，讓歷史裁判。」 四、世界已經夠黑白了有些案件，等了二十多年的歷史，才有重新裁判的機會。1997年，臺南富商翁茂鍾家族的「怡華實業」因投資失利，積欠法國巴黎銀行946萬美元，銀行經理諸慶恩負責替銀行追討債務，卻反遭指控以不實定存單追債，2002年二審被判有罪。諸慶恩始終主張清白，隔年在官司與鉅額求償的壓力下過世，年僅37歲，留下妻子和兩名年幼女兒。諸慶恩死後，翁茂鍾在訴狀中，將求償金額擴大至五億多元，主張諸慶恩嚴重敗壞了「怡華」的商業信譽。諸慶恩的妻子在承受巨大打擊下，為了不拖垮家庭，依法辦理了拋棄繼承。後來，法律上的繼承順位又轉移到當時年僅小學及幼稚園的兩個女兒身上。2004年，歷經纏訟後，法院才判決諸慶恩的女兒免賠確定。邢泰釗看過諸慶恩留下的資料，「他這個人最重視的是名譽，以我辦刑案多年的經驗判斷，如果沒有此案，他不會那麼早過世。」2018年，邢泰釗擔任臺北地檢署檢察長，因偵辦翁茂鍾所涉嫌的「應華炒股案」，派出檢察官到臺南搜索翁茂鍾住處，查扣了自1996年至2013年留下的27本筆記。翁茂鍾為了經營、盤點人脈，將自己與司法官員見面、飲宴及送禮的日期，乃至花費多少錢，都寫得一清二楚。辦案人員將這些飲宴紀錄與諸慶恩案的搜索、起訴、裁判的時間軸相互勾稽，逐漸看見背後綿密的關係。當年，《鏡週刊》揭發時任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委員長、有「法官中的法官」之稱的石木欽，與翁茂鍾長期不當往來，並曝光那多本筆記。許多涉及翁茂鍾官司的法官、檢察官及調查官，都赫然出現在飯局名單裡。隨著法務部與高檢署重啟全面徹查，最後有多達數十名司法與檢調高層被認定有違失行為，其中多位情節重大者，更被移送監察院審查、遭到彈劾。受訪的資深司法記者仍記得當年情景，石木欽案牽連大量司法公務員，被稱為「臺灣最大司法醜聞」，正是邢泰釗擔任臺北地檢署檢察長任內，一路堅持追查的。然而平反並不順利。2021年，第一次聲請再審，遭法院駁回。2023年，邢泰釗任檢察總長期間，最高檢察署提起非常上訴成功，高檢署才取得第二次再審的機會。2025年，高等法院裁定再審，高檢署撤回檢察官於2001年提出的上訴，使諸慶恩回復一審的無罪判決確定。諸慶恩過世22年後，終於在法律上回復清白。受訪的資深司法記者認為，諸慶恩案最能看出邢泰釗與一般官僚不同的地方，「很多法律人都覺得，人已經死了，案子也就到此為止。但他一直不肯放掉，儘管面對非常多的阻礙。可見他是勇於突破傳統的檢察官，也很有承擔。」說起此次平反，邢泰釗反而把功勞歸於後來承審案件的年輕法官：「後來的法官要推翻司法前輩的判斷，會承受很大的內部壓力。他們願意摒除人情障礙，依證據和法律處理，需要道德勇氣。」諸慶恩的妻子得知結果後說：「今天的我終於可以挺直腰桿，大聲對女兒說：你們爸爸的人格尊嚴不容冤屈，他值得尊敬。」邢泰釗卸任檢察總長前三天，又針對高雄劉志明殺害退休女教師案提起非常上訴。最高法院原已將死刑改判無期徒刑確定，他卻認為，無差別殺人造成的社會恐懼，以及被害人家屬終身承受的傷害，不容輕視。「大家常要求家屬原諒，接受修復式司法，但很多原諒是心不甘、情不願。嘴上說原諒，晚上睡覺還是會流淚。你叫他放下，哪有那麼簡單？」邢泰釗曾在〈偵查之藝〉中寫道，從相驗屍體開始，檢察官與被害人、被告便「互成生命的一部分」；被害人家屬的悲泣，午夜夢迴仍會縈繞耳際。他還寫到，作家林文月歷時六年譯完《源氏物語》後，擲筆時感受到千年前的作者紫式部終於離去，既滿足又淒涼。有時案件偵查終結，邢泰釗也有這種感覺：不必所有人理解，被害人家屬如能瞭解，也就夠了。他曾撰文自許，要以「明是非之目」，來「凝望深淵」。深淵的盡頭，有時是現代人的孤獨。他談到2025年犯下無差別殺人案的張文，犯案前，已與父母、朋友斷絕往來，幾乎完全孤立，「他就是不想活了，死之前還要找人陪葬。」「現在的人不快樂。去旅行、拍照片，回來還是空虛。人還是要回到家庭，回到手足鄉親之間友善的關心。夜深人靜時，縱使自由，但無人關心，還是會感到寂寞。」他認為檢察官的工作心理壓力大，如何維持身、心、靈的健康，避免職業傷害，除了自己要注意調適外，機關也應投入資源配合因應，可惜目前並沒有整套的身心保健機制。邢泰釗一直以為自己睡眠很好，卸任後醫師卻告訴他，他的睡眠淺眠佔了很大比例。「壓力會在無形中侵蝕健康，不要過度逞強。」他看過一位優秀的檢察官，因爲健康因素，逐漸失去正常作息，白天不敢進辦公室，等所有人下班後，才在深夜回辦公室處理案件。最後不得不停職、離開司法界，大家都感到惋惜。檢察官在辦案時的敏銳與執著，回到家，就得全收拾起來。問他檢察官的凡事懷疑、事事偵測的習性，會否也無意中用在自己的孩子身上？「水至清則無魚，察見淵魚者不祥。你把小孩看得太透，小孩不會快樂。做父母有時候要糊里糊塗地愛小孩才好。」他過去工作忙碌，女兒年幼時，對她的補償就是休假日帶她到臺北101的Page One書店，「那是她的童年，也是我的中年。她看她的恐怖故事、鬼怪童書，我也看我的，最後負責全部結帳。」有時女兒買了恐怖故事自己讀了太害怕，便趕緊交給他保管。後來Page One結束，他悵然若失。多年後，女兒也已在美國工作生活，「我問她那些書要不要丟掉，她急著說不能丟，說那些都是絕版書。」他臉上浮現欣慰之情，看起來他自己更捨不得那段時光，不像是真的要丟書，倒像是藉此向女兒探詢心意。年輕時，邢泰釗曾反覆閱讀一本基督教靈修書《荒漠甘泉》。每次讀不到十分鐘，他就把書闔上。「我覺得這本書怎麼都是廢話，實在看不下去。」後來，他在法務部到立法院接受質詢、等待預算審查，現場不能離開，也不方便處理公務，便把《荒漠甘泉》帶去讀。「有一天我忽然讀懂，整本書就在談一件事：知止。人碰到困難，腎上腺素一來，就想趕快做什麼補救，常常是過度反應。知道什麼時候停下來，也是一種智慧。」到了後來，他常提醒年輕檢察官：「小智惟謀，大智知止。辦案要謙遜、謹慎，不要用自己有限的智慧，輕率衡量複雜的人和事。」訪談結束，攝影器材收起來時，桌上仍攤著兩本的《聊齋》。他說自己收藏有六種版本，曾比較過各版差異。隨後，他把書一本本收回袋中，揹上左肩右肩，站了起來。問他要不要幫忙叫車，他婉謝：「今天運動量不夠，我想去附近走一走。」後來電話補訪，才問起他那天下午去了哪裡。他說，去花市逛逛，「世界已經夠黑白了，有些繽紛的花才好。」

作者／徐淑卿9月15日台灣數位發展部召開記者會，宣布啟動「臺灣主權AI訓練語料庫」民間語料徵集活動，徵集原則是「自願參與、明確授權、可退出」。而後大塊文化董事長郝明義在臉書提出不同看法。他認為既然此事對台灣如此重要，就應該從戰略、政策、預算三位一體清晰積極的推進計畫。他認為目前數發部希望大家「無償授權」的作法太被動，如同「聲稱要建設光華奪目的圖書館，卻不編購書預算，只要大家免費捐贈。」早在今年3月，《報導者》即刊出一篇文章〈和解案後，未解的台灣主權AI語料困局：開發者和內容方能否終結授權衝突？〉，討論開發者和內容方的不同立場。內容方多認為著作權有價是普世價值，但從開發者的角度，如何解決大大小小內容方的授權問題，恐怕事務繁瑣難以周全，而且緩不濟急。文章中兩位科技法律與著作權法專家林誠夏與李姿儀提出一個可能的解方，將「資料探勘」視為著作權例外（Text and Data Mining Exception），來解決訓練生成式AI模型所產生的著作權爭議。但是必須有揭露資料來源的透明性，如果不排除適用在營利目的，就必須有報酬分配機制。林誠夏認為：「營利不是一件壞事，營利以後沒有公平分配給原來的付出者才是壞事。」李姿儀則建議，營利目的的使用，應由政府輔助建立執行機制：「可以成立一個專責機構，讓AI開發者定期通報內容使用的情形，由它來通知著作權人、處理報酬分配，解決個別授權的交易成本過高的問題。」為什麼在構建「臺灣主權AI訓練語料庫」時，希望民間「無償授權」共襄盛舉？是因為「沒有預算」，還是「目前沒有打算編列預算」？在這篇文章中，也許可以看出數發部長林宜敬的想法，以及不能因為有爭議就裹足不前，所以他的態度是，採用現行沒有著作權疑慮的內容，可能就是最好的方法。他一方面指出，未來五年內不會推出相關修法。因為AI拿著作權內容去訓練，是否合乎著作權法，至少要吵五年，要形成社會共識很難。此外，他提出一個反問。AI透過調整神經元參數進行訓練，本質上是「仿生腦」。如果真人消化100篇文章後，寫出一篇文章來，沒有侵犯著作權。一個仿生腦，看了10000篇文章後，寫出一篇文章，若用這個類比，「我們覺得沒有侵犯著作權」。「如果Google僱用了真人，每天在看新聞摘要、寫出一篇新的文章，你不會說是抄襲。現在，事情自動化、變成AI，那到底對還是不對？我也不敢講說不對。這已經挑戰到人類存在的意義。」因為是從報導中看到他的陳述，也許未必體現他思考的全貌。不過僅就上述想法，可能就會產生各種不同意見。比如，真人寫作和AI寫作是一樣的嗎？真人學識與寫作的積累，難道是無償取得的嗎？求學、買書、訂閱報紙期刊都有價，甚至現在到公共圖書館借書，政府都試行對出版社和作者付費。更不用說，若有AI公司使用這個語料庫進行商業利用，內容方也無法分享利潤嗎？不過，這些暫且不論，若從內容價值的角度來看，「無償授權」最致命的影響是，它可能會扼殺內容在AI時代的榮景。過去已經有很多人質疑，為什麼AI公司願意投資算力、人才，但對資料就希望免費，甚至寧可遊走在侵犯著作權的灰色地帶？誠然，若要一個一個談授權，幾乎不可能，但現在已經有一些組織可以代勞。其次，當大量免費或容易抓取或公開語料庫的內容，形成語言模型的訓練基底時，現在品質高的內容，將更顯其珍稀性，應該並可能取得與其價值相應的收益。所以也許現在要做的是，建立新的遊戲規則，而不是過去隨意圈地，如今依然墨守成規。今年3月英國出版協會發布一篇報告〈內容超級強國：英國出版業與AI授權市場〉（Content Superpower: UK publishing and theAI licensing market）。文章中指出，出版內容的AI授權市場已經成形且正在成長，所以英國政府不需要，也不應該為AI訓練新增「著作權例外」。報告從學術、大眾與教育三個領域，論證英國何以是內容強國，並強調英國數十年來持續投資高品質內容的開發。比如學術出版，會協調同儕審查，品質控管，抄襲檢查，避免論文工廠與學術詐欺。而在大眾出版方面，需要發掘並培養作者，承擔新聲音的風險，並透過編輯過程讓作者的文字完整實現。根據他們對會員的調查，出版社將內容授權於商業用的文字與資料探勘約有十年，第一批AI訓練授權則在2023年出現，預計到今年底，所有主要學術出版社都會以某種形式進入市場。買方主要是美國大型科技公司。出版內容被視為資料的「黃金標準」，原因正是出版流程的驗證與篩選，和從網路抓取的低品質內容形成對比。此外，市場從純粹訓練轉向RAG（Retrieval-Augmented Generation，檢索增強生成。結合大型語言模型與外部資料庫檢索，再根據檢索內容生成答案的技術）。RAG交易經常按使用量計費，形成定期收入，多數已簽約的出版社預期2026年RAG收入，將會成長超過10%。今年5月，韓國大韓出版文化協會新任會長金泰憲（김태헌，暫譯）在記者會中，提出一個新詞「AI讀者」。他也指出在建構主權AI的過程中，書籍作為高品質的學習資料，價值正在提高。他說，大韓出版文化協會將建立一套制度，讓書籍在學習資料流通的過程中，能夠獲得著作權保護，以及合理的報酬。「我們將建立以作者與出版社權利為前提的利用體系。」大韓出版文化協會去年提供給韓國數據產業振興院的內容，價值約36億韓元（約8400萬台幣）。為了擴大相關產業，協會也已向文體部提出要求，希望政府提供預算支援等方面的協助。內容方必然會主張自己的權利，也無法坐視自己的成果長期被竊取。現在更會意識到在AI時代中，內容方必須介入到產業結構中，隨著AI擴大的市場一起成長。但的確有許多問題需要解決。比如AI科技公司不太可能逐個跟內容方談授權，除非是規模非常大的公司。因此英國已有代表出版社與作者的授權機構，正在建立與AI相關的集體授權，讓小出版社也能加入。挪威就是用這種方式。今年5月挪威國家圖書館與集體版權管理組織Kopinor，宣布就使用書籍內容訓練語言模型的協議條件達成共識。今年1月挪威國家圖書館已經以報紙內容來訓練語言模型，這是政府一年花4500萬挪威克朗（約1.5億台幣）取得的授權。與Kopinor的書籍內容使用協議談判，則在今年3月達成共識，但協議是否成立，仍要看2027年國家預算是否編列相關經費。Kopinor 執行長海格·孟克·根德森（Hege Munch Gundersen） 說，雖然有許多理由對生成式AI抱持懷疑，但是對Kopinor來說，參與其中仍是正確的選擇。一方面要將權利人的觀點，納入AI的協議制度中；另一方面，也要讓文化與知識產業進入AI經濟。這份協議設計了一些限制。比如只涵蓋數位化書籍中的文字內容；對於一些容易因為語言模型使用而受影響的書籍，不在授權範圍內。挪威國家圖書館訓練完成的語言模型，在後續授權方面附有若干條件。包括，不得利用這些模型建立自動生成書籍的服務，也不得生成模仿特定作者風格的內容。此外，權利人保有拒絕參與的權利。荷蘭在內容授權上也有突破。今年荷蘭的國家語言模型GPT-NL，進入真實環境測試。英國科技媒體《Computer Weekly》在〈荷蘭讓GPT-NL 從實驗室走向實際應用〉（Netherlands moves GPT-NL from lab to live: first pilots under way）報導中指出，也許最具國際意義的進展不在技術層面，而是在法律上。GPT-NL已經與荷蘭新聞媒體協會達成一項授權協議。涵蓋的媒體包括全國性報紙、NU.nl 與 RTL News等平台，以及廣播媒體BNR。GPT-NL宣稱，這是全球第一個在單一市場中，為了將出版商的內容用於語言模型訓練，而與所有主要出版商達成經雙方同意的付費協議。文章中說，這項協議得來不易。在大型語言模型的時代，新聞媒體可能是損失最大的產業之一。它們的內容遭到大規模抓取，事前沒有獲得許可。這些內容接著又被用來生成新的內容，直接與新聞報導形成競爭。荷蘭新聞媒體協會主席 Rien van Beemen表示：「我們建立了一個先例。長期而言，它將強化荷蘭新聞業的地位。AI 創新可以用合乎倫理的方式進行，而不必大規模非法使用新聞工作者的作品。」可以想見，台灣數發部採取無償授權方式，許多高品質的內容不會輕易釋出，對於建構語料庫實屬可惜。而從文化部的立場，若從文化內容可以在AI時代創造更多價值的角度思考，也許顯現的路徑與需要解決的問題會截然不同。總之，過去AI不經授權而直接使用內容的情況可能過時，也越來越可能需要付出代價。最重要的是，內容方如果默認對方可以無償取用，那內容的價值就無法隨著AI的蓬勃而水漲船高。因此如根德森所說，讓文化與知識產業進入AI經濟，也許是更值得思考的方向，而且可以從政府做起。 AI不經授權而直接抓取內容的作法，未來可能必須付出代價。最重要的是，內容方如果默認對方可以無償取用，那內容的價值就無法隨著AI的蓬勃水漲船高。現在，如何讓文化與知識產業進入AI經濟，也許是更值得思考的方向。圖／陳克宇

作者／徐淑卿9月16日韓國文體部宣布2027年出版文化預算草案，將較今年增加18%，達645億韓元。其實今年預算，也較去年增加19%。可以看出韓國政府對出版的重視。這並不奇怪。韓國確立「文化立國」政策後，就將出版視為「韓國文化內容」(K-content)的源頭活水，不論政府或民間都多次喊出「出版是K-content的根」、「沒有出版就沒有K-content」等口號。在韓江得到諾貝爾獎之後，更是加大支持力度。從出版預算的分配上，可以看出韓國明年幾個重點工作方向。首先是活化並擴散出版IP。其次是鼓勵閱讀、購書與圖書出口。此外，重中之重是對地方書店的扶持，預算從今年的75億韓元，增加到138億韓元，增幅為84%。在出版IP方面，新編列50億韓元預算，用來支援優秀出版IP交易，以及改編成電影、廣播電視、表演等二次著作。對學生與青年創作者，也將支持二次著作初期的企畫費用。網路小說將突破以翻譯為主的方式，新增出口洽談會、舉辦頒獎典禮、得獎作品行銷等專門的出口支持，擴大進軍海外市場的機會。在推廣閱讀、圖書購買與出口方面，過去行之有年的「青年文化藝術通行證」，今年8月開始加入可購買圖書。明年則將改為「青年文化通行證」，並將年齡層從19至20歲，擴大為19至34歲。與旅行等日常生活結合的閱讀推廣活動預算，則從今年9億韓元增加至明年的19億韓元，並將透過電視節目等方式擴大影響力。「K-Book Global 100計畫」也從今年的10億韓元增加至20億韓元。對地方書店的活化支援之所以最須注意，不僅是預算所占比例甚重，也因為可以看出韓國政府如何思考地方書店的定位，以及如何持續解決它們所面臨的問題。首先，明確地方書店不僅是書籍流通的場所，更是文化生活的基礎設施。所以過去推動的「人生書店」、「深夜書房」等計畫，參與書店將從340家增加到470家。而且將推動地方書店與公共圖書館、學校圖書館共同進行閱讀文化活動，預計在全國舉行約700項活動。其次，將修改《出版法》，導入全國性的地方書店及合作社的認證制度，並已編列制度運作所需預算。獲得認證的地方書店和合作社，將獲得優先向公共及學校圖書館供應圖書的資格。最後，將新增支援地方書店合作社共同向圖書館供應圖書，所需要的物流費用。政策並非一蹴可幾，而是需要積累，甚至在前行的方向也可能遇到亂流，這也是為什麼會以「持續在解決地方書店所遭遇的問題」，來形容明年的規畫。舉例來說，2023年尹錫悅政府宣布2024年文體部預算中，有一個預算代碼「1433-308」消失了，這個在2023年編列近60億韓元的欄位，出現一片空白，這筆預算原本支撐各種閱讀推廣計畫。此外11億的地方書店活化計畫，也全被刪除。此舉當然引起書業人士抗議，《時事IN》記者當時採訪許多人做了一篇報導，篇名引用一位人士的說法：「看看文體部的預算，這是叫大家不要讀書？」文體部當時的解釋是，其實給予地方書店的預算整體沒有減少，但是他們將重點放在解決地方書店的物流問題上，而刪除了地方書店舉辦文化活動的補助。但是對地方書店的經營者來說，這不是二選一的問題，而是必須同時並進的問題。這也牽涉到當時政府對地方書店角色的理解。當時韓國書店組合聯合會組長權美善（권미선，暫譯）說，韓國約2000家地方書店，不僅是販售、流通書籍的零售業。2018年，文體部公告地方書店是「生活文化設施」，也就表示政府承認書店作為地方社會文化據點的功能。權美善說，建立流通基礎設施當然也有必要。但是，如果地方書店只是一個買書的地方，就不可能勝過網路書店的便利性。地方書店位在最前線，是將地方居民、文化弱勢族群與書籍連結起來的地方。全國社區書店聯盟事務局長，同時在坡州經營書店的李貞恩（이정은，暫譯）則說，許多計畫因為是由國庫支援，書店無法從中賺取場地租金、企畫費等收益，但這些國家計畫卻是靠著一家家書店，希望建立閱讀文化據點的努力，一路維持至今。「我們之所以要花上幾個小時寫企畫書，是為了發掘地方作家，也為了把優秀作家邀請到地方來。地方書店活化支援預算的11億韓元，就是這樣拆了又拆，用來維持全國社區書店約750項活動。國家財政計畫中，還有比這種投資效率更高的嗎？」從2027年的預算規畫中，可以看出在2024年預算爭議後，地方書店作為文化生活設施的定位，在之後重新獲得確認，並在2027年更為擴大。另外，從文在寅政府期間研議並在尹錫悅政府期間公布的《第5次出版文化產業振興計畫（2022-2026）》，已經提到將讓圖書館優先向地方書店採購等。因此2027年的書店、合作社認證制度，由政府負擔它們供應圖書館圖書的物流費用，有著政策的一貫性。但有些老問題依然沒有解決。像是暢銷書、話題書優先供貨給大書店與網路書店，地方書店的書籍配給總是滯後。而在韓江2024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時，這個問題更為凸顯。當時《京鄉新聞》採訪出版評論家韓美花（한미화，暫譯），刊登一篇文章〈「韓江症候群」對社區書店而言只是「別人家的盛宴」...「問題在於大型書店的壟斷結構」〉。文章中說，韓江得諾貝爾獎後，她的書短短六天銷售一百萬冊，但多是集中在大型書店與網路書店，社區書店因為拿不到書，只能讓上門的顧客空手而歸。最諷刺的是，韓江經營獨立書店還成了新聞。這次事件主要與教保文庫有關。過去教保文庫身兼圖書批發商與書店雙重角色，但一直運作良好，甚至在供貨給其他書店時，也只賺取非常少的利潤。但是在韓江獲得諾貝爾獎時，雙重角色產生衝突，教保的選擇是韓江的作品優先滿足自己的通路，甚至一度停止接受地方書店的訂單，而在書店團體抗議之後，教保才增加供貨給地方書店。韓美花曾經出版《社區書店生存探究》與《歐洲書店文化探究》等書，她在這篇報導中提出幾個看法。一是，韓國已經實施圖書定價制，折扣與點數等優惠合計必須控制在15%，但是因為網路書店與大型書店可以取得較好的進書價格，所以利潤比較高，也依然能給出比社區書店更好的折扣，因此在讀者心目中，雙重價格依然存在。其次，雙重價格的問題，歸根結柢也是書籍供應流通的問題，社區書店和大書店進書的價格不同，這些無法由資本自行解決，還是需要政府出面。第三，地方書店是一種「福利設施」，希望政府能從宏觀層次來看待書店、批發商、出版等構成的「書籍生態系」，並且制定長期計畫。這些牽涉到「這個國家，究竟是用什麼眼光看待社區書店的？」韓美花說，書店是一個國家文化的最前線，必須用更為寬廣的角度看待。她認為，韓江書籍的熱銷只是一時，但就像高爾夫選手朴世莉在獲得美國女子公開賽冠軍後，韓國產生了一批有志成為高爾夫選手的小孩，而被稱為「朴世莉世代的孩子」，現在更重要的是要出現「韓江世代的孩子」，要做到這一點，就需要政策的支援，讓人們從小親近書，並且營造一種享受閱讀的文化。韓國的地方書店長期面臨兩種不平等。無法及時取得書，以及必須用高於大書店與網路書店的進貨價格取得書，台灣的獨立書店也同樣有此問題。不過，今年5月韓國文體部長崔輝永到密陽和地方書店舉行座談時，當地業者向他提出，韓江獲得諾貝爾獎時，地方書店兩星期都拿不到書。崔輝永的回答是，書具有部分公共財的性質，他會研議如何讓各地讀者都能取得書，也會檢視是否可能做到均衡分配。政策或許無法立刻解決過去的難題，但不面對就永遠無法解決。韓國出版流通的不平等，未來會不會進入文體部的政策視野，如韓美花所期待的由國家來解決，值得我們注意。 9月公布的2027年韓國出版文化預算草案，將較今年增加18%，達645億韓元。其中地方書店活化支援預算，從今年的75億韓元，增加至138億韓元，增幅為84%。韓國政府對地方書店的定位，不僅是書籍銷售的場所，更是地方文化生活的據點。明年他們將有哪些積極扶持作法？圖／陳克宇

作者／徐淑卿幾年前曾聽一位政治學者說，政治是半神半獸。也許現在我們感受更多的是獸的部分，是馬基維利式的部分，我們可能討論政治給予我們的傷害，失望，不可信任。而更少感受到神性引領我們的希望與救贖。那是相信即使眼前充滿艱難，但我們可以成為一個更好的國家。這位政治學者也說，偉大的政治家知道要把國家帶到哪裡去。李登輝、蔡英文就是如此。在近日沈伯洋所捲起的「洋流」中，我再次想起這段對話。我覺得大家對這位政治人物的喜愛，是因為他讓我們看到政治神性的部分，讓我們看到希望，相信可以有更好的未來。政治的半神半獸也許難以切割分明，再怎麼天真，都必須意識到每位政治人物身上都有雙重成分。但是有些特質，會決定哪些政治人物的神性更為閃耀，這個特質，也許我們可以稱之為「視野」。視野從何處來？必然與閱讀相關。因為閱讀可以讓你置身歷史長流，將眼界放在千年百年，如此你才知道如何看待過去，著眼未來，選擇現在。而在台灣，政治人物讀書，已經是我們不敢奢望的事，也幾乎僅是少數人的美德。那位學者提到的李登輝、蔡英文，正是兩位喜歡閱讀，並多次公開談論閱讀的總統。美國前總統歐巴馬從任期開始就公布閱讀書單，是眾所周知喜歡閱讀的總統。在他即將卸任前幾天，當時《紐約時報》首席書評人角谷美智子去採訪他，而後寫成〈歐巴馬安度白宮歲月的祕密：書籍〉（Obama’s Secret to Surviving the White House Years: Books）一文。歐巴馬說，在這個事件發展迅速，充斥大量資訊的時代，閱讀讓他有能力緩慢下來，取得看待事物的適當視角，也使他能夠設身處地站在別人的立場。他說：「在非常艱難的時刻，這份工作可能會使人感到非常孤立。因此，有時你得跨越歷史，去尋找那些曾經感受過類似孤立的人。」在白宮林肯臥室放著一份〈蓋茲堡演說〉手抄本。歐巴馬說，有時到了晚上，他會走過去，讀一讀那篇演說。角谷美智子認為，在林肯、馬丁·路德·金恩與歐巴馬之間，存在一條清晰而耀眼的連線。幾次演說中，他追隨兩人腳步，支撐起一種宏闊的歷史視野。這如同林肯與金恩的視野，將我們今日對抗種族歧視與不公不義的努力，置於一條歷史線路上，藉此衡量我們已經走了多遠，以及前方還有多少路要走。角谷美智子說，歐巴馬以長遠尺度看待歷史的方式，以及他在告別演說中所表達的樂觀，都是一種信念的組成。這種信念建立在他的閱讀，他對歷史的認識，以及對歷史出人意料的曲折轉向的理解，也建立在他對莎士比亞這類藝術家的接納。這些藝術家看見了人類處境的全部。其中既有愚行、殘酷與瘋狂的錯誤，也有堅韌、善良與恩典之舉。歐巴馬說，莎士比亞的悲劇「是我理解某些模式如何一再重現，以及在人與人之間反覆上演的根基」。歐巴馬所崇敬的林肯，領導國家走過內戰，並將解放黑奴作為這場戰爭的道德使命。他不僅喜愛莎士比亞，甚至可說他的生命與莎士比亞的劇作纏繞在一起。他連死亡的方式都很莎士比亞，暗殺者甚至是演過《凱撒大帝》等莎劇的職業演員。一位研究者伊森‧安德森（Ethan Anderson）寫過一篇文章，篇名就是〈林肯：莎士比亞筆下最偉大的角色〉（Lincoln: Shakespeare’s Greatest Character）。1863年林肯曾寫信給一位莎劇演員。他在信中說，與你們這些專業人士不同，我認為《哈姆雷特》中以「啊！我的罪惡是多麼彰明昭著，它的惡臭直薰天庭！」開頭的那段獨白，勝過以「生存還是毀滅，這是一個值得考慮的問題。」開頭那段。為什麼林肯更喜歡這段講述罪責與弒兄的獨白？安德森認為，這是因為他在擔任總統那些年裡，總是特別關注這些戲劇如何呼應自己的親身經驗。他在某種程度上藉由這些作品，表達自己身為美國有史以來最血腥戰爭的領導者，內心所產生的罪惡感。有一件事可以作為佐證。在南北戰爭格外慘烈的時期，林肯曾對一名國會議員說：「你不覺得我坐在這個位置，是一件奇怪的事嗎？你不覺得不可思議嗎？我這個連雞頭都砍不下去，一看見血就會不舒服的人，竟然被拋進一場大戰之中，周遭處處都在流血？」總統任職期間他最喜歡的作品是《馬克白》。當時參議院秘書長約翰·福尼（John Weiss Forney）曾紀錄，有一晚林肯問他，自己能否背誦《馬克白》中的一段文字？林肯說，這段話今晚來到我心中，宛如一種慰藉。他所背誦的就是以「它是一個愚人所講的故事，充滿著喧譁和騷動，卻找不到一點意義。」做結尾的長段。安德森認為，帶領國家度過一場大規模內戰，彷彿還不夠艱難，與此同時，他失去了孩子與所愛友人，而他為之奉獻的國家，又有許多人對他的評價極其惡劣。正是馬克白面對命運力量時的絕望，使林肯感受到自己與這段獨白的關連。身負重大責任的人，往往會受到一種近乎存在性的無力感折磨，莎士比亞對這種感受至高無上的洞察，帶給林肯深刻的安慰。對於擁有職權的政治人物，閱讀不僅是幫助自身，更重要的是如何透過鼓勵閱讀，讓知識向所有人開放，來增進人民尋求自己福祉與國家福祉的能力，這是政治人物的責任。1988年密特朗第二度當選法國總統時，他提出在舊黎塞留國家圖書館之外，另外興建一個超大型國家圖書館。《世界報》說，在推動巴士底歌劇院、羅浮宮金字塔與拉德芳斯新凱旋門等公共建設後，密特朗宣布要興建這個圖書館，這是他最後一項，也是宛如政治遺囑般的工程。1995年3月，密特朗參加了新圖書館的落成典禮。《世界報》寫道，那是一個面色蒼白形容枯槁的密特朗。他身患重病，卻不願讓人看出來，仍走過一間間寬闊的閱覽室。沿途必須數度停下休息，一支醫療團隊隨侍在側，隨時準備介入。幾個月後，密特朗與世長辭。1988年密特朗在巴黎舉行的「國際檔案大會」發表演講，內容提到興建這個圖書館的用意。從中可以看出他思考的是如何因應新的科技，為歷史悠久的法國，在未來留下更多的記憶，而記憶是一個公民與國家與歷史連結的方式，他也強調，文化是人類面對自身種種疑問時的一種答案，或許還是最重要的答案。他認為，過去的檔案可能僅是由紙張留存下來的記載，但現在科技發達，很多由口述及新興資訊載體等生成的內容，也必須保存。因此未來的檔案不再只是時間流逝後偶然留下的東西，而是人們事先規畫好，準備留給後世使用的資料。「在採取行動的當下，就必須想到未來的記憶。」其次，當時舊黎塞留國家圖書館，主要是提供給專家學者使用，而新國家圖書館則是涵蓋所有知識領域，向所有人開放，並運用新的科技進行資料傳輸、保存、傳播與遠距查閱等。總之，這是一個「民主化」的知識殿堂。他在演講中也提到政治人物的使命。他說，我不認為一個治理國家、承擔民族重任並肩負人民命運之人，可以完全不去思考圖書館、各類檔案，以及歷史各階段之間的連結。正是透過這些，我們才配得上輪到我們時所應承擔的公共責任。《世界報》也敘述了一件令人感動的事。在密特朗去世後的悼念集會上，新國家圖書館的館員Pascale Issartel在弔唁簿上寫下了一段話，她感謝密特朗留下這座圖書館，感謝他留下這座「一切知識的聖母院」，一座屬於「共和國黑衣驃騎兵」的後現代大教堂。在法蘭西第三共和時期（約1870至1940年），人們正是以「共和國黑衣驃騎兵」稱呼那一代又一代的教師，他們使教育成為民主的武器。也許有人會提出一個疑問，閱讀只能使人為善嗎？難道不能使人為惡？許多獨裁者，難道不也熱愛讀書？像是有兩萬多本藏書的史達林？也許其中的差別在於，閱讀的動機，是使人廣闊，還是使人封閉。閱讀讓一些政治人物感覺自己只是歷史的一部分，他未來將交棒給其他人，但他要留下怎樣的國家？也讓一些政治人物透過故事去了解他所未曾經歷的生命，去同理他人。如歐巴馬非常喜歡《遺愛基列》的作者瑪麗蓮·羅賓遜，她長期居住在愛荷華，他本以為閱讀她的小說只會讓他更了解愛荷華，但卻深受觸動，甚而更了解美國。歐巴馬說，她的政治觀反映出一種我也認同的看法。美國的理想與價值，在最美好的狀態下，承諾我們有能力跨越彼此的差異，共同生活。如果我們未能實踐這些價值與理想，並不會使它們失去正當性，只是表示，我們必須更加努力。相對有些政治人物希望透過閱讀跨越彼此的差異，獨裁者的閱讀則是建立自己的權威，以自己作為衡量事物的基礎。2022年《外交事務》有篇書評評論《史達林的圖書館：一名獨裁者及其書籍》這本書。書評作者Maria Lipman提到，史達林主要感興趣的領域包括歷史、馬克思主義革命思想及外交。至於小說，他的品味則「保守而傳統」。史達林會向出版者提出建議，與作家見面討論他們的作品，並編改他們的草稿。他深入參與學校歷史教科書的編寫，也積極干預蘇聯文學與電影的意識形態監管。而這種唯我獨尊，以自身作為一切準繩的閱讀，或許也正是民主與獨裁的差別。 閱讀可以讓政治人物更具視野，體認自己在歷史長河中扮演的角色；也能跨越並同理不同群體的差異，打造一個可以共同生活的社會。圖／陳克宇

作者／徐淑卿上週，在大雨傾盆的黃昏，我提早到和友人相約的寶麗廣場，以歐洲書廊概念設計的中庭，讓我眼前一亮。數列圖書，可以坐下閱讀的座椅，二、三樓面向中庭的高處，則是蜿蜒的書櫃。雖然來到樓上發現陳列的是假書，但是商場裡有書環繞，還是令人欣喜。這樣的規模，雖難與首爾壯觀的星空圖書館相比，但卻是微型的呼應現在流行的「戀書性美學」（the aesthetic of bookishness）。依照聖地牙哥州立大學教授潔西卡·普雷斯曼（Jessica Pressman）在《戀書性：數位時代的愛書方式》（Bookishness: Loving Books in a Digital Age）的說法，當我們生活在數位科技之中，並對紙本書是否將被取代而心懷憂慮之時，人們對紙書的情感卻始終存在，甚至被創造出不同的愛戀形式。到處可以看到這些「戀書性」的符號，例如，以書為媒材所做的雕塑作品，以經典小說為圖案的被套，在社群媒體上展示書架的拍攝等。不僅如此，以書為視覺焦點所做的設計，已成為時尚潮流。不但餐廳等商業空間經常出現如同圖書館般的設計，在2024年左右也出現「書架財富」（bookshelf wealth）一詞，以家中擺滿數百本精心挑選的書，塑造一種文化身分與品味的低調奢華。甚至書也成為時尚品牌開發的美學物件，在Coach與企鵝藍燈書屋的合作中，製作了一系列可以實際閱讀的微型書，以皮革裝幀，並用金屬登山扣掛在包包上。首批包括馬雅·安傑洛（Maya Angelou）、珍‧奧斯汀（Jane Austen）、伍綺詩（Celeste Ng）等六位作者，推出後幾乎立刻銷售一空。這種純粹愛戀書的物體性與氛圍的情感，經歷數位時代之後，或許評價已有所轉換。畢竟現在的閱讀，還有電子書、有聲書等其他方式，喜愛書的形體甚至以假書作為室內裝飾，是否依然被當作暴發戶式的虛矯？還是可以將書與內容脫離，純粹當作令人喜愛的物件？就像我們現在看待圖書館與書店上層空間所陳列的假書？2023年《紐約時報》有篇文章，紙本標題為〈假書成了真正潮流〉（Fake Books Are a Real Trend），描述假書是現在室內設計喜歡使用的道具。作者引述一位設計公司負責人的看法：「現在讀紙本書的人並不太多，但當我們置身於書籍的環繞之中，它們會使我們想起某些事物，可能是書的氣味，書所帶來的故事，或者讓整個房間顯得醒目的色彩。」懷俄明大學英文教授艾莉兒‧齊布拉克（Arielle Zibrak）則將今日使用假書的現象，與鍍金時代（約1870至1900年）小說中出現的假書相提並論。在那些小說裡，假書通常象徵「與空洞消費及物質過剩相伴而生的精神與智識貧乏」。比如在伊迪絲‧華頓等小說家筆下，鍍金時代的新富家庭，他們的財富以驚人速度增長，理解或消費藝術與文化的能力卻遠遠不及。齊布拉克說：「在這些小說中，購買假書或純粹作為裝飾的書，意味著藝術品味低劣，或者不懂社會習俗。」今日必然有許多人持同樣觀點，無法接受書不是以閱讀為目的，而是附庸風雅的裝飾，更不用說購買假書了。但是現在裝飾的假書，卻也衍生實用目的，並創造出醒目的美學效果。在一些讓人產生視覺震撼的圖書館，也會將真書與假書並置。這樣的地標性空間，固然可以閱讀，但更多是成為拍照打卡的地點。在首爾COEX Mall的星空圖書館，書架高約13公尺，但是只有到第六格是真書，陳列在上方的書都是假書。這種仿真的模型書，只有外觀與尺寸像書，內部空無一物，因此重量輕、價格低廉，通常大量用於裝飾。這樣的安排，一方面是高處讀者本就無法觸及，同時也有安全考量。2024年韓國《國民日報》曾訪問相關人員說，如果放在那種高度的不是模型書而是真書，書架可能因書本重量而倒塌。一旦發生地震或火災，也可能演變為重大事故。因此，高處陳列的是經過防焰處理的模型書。而在韓國使用書籍的形象作為裝飾也不是從今日始。十八世紀後半正祖在位的朝鮮宮廷，發展出一種被稱為「冊架圖」的繪畫，描繪書架、書籍與文房珍玩，而後這種充滿博古知識的圖畫蔚為流行，深受一般大眾喜愛。數位時代的戀書情懷，使書籍成為設計新寵、美學物件，以及時尚品牌的策展靈感，同時對於書業也有實質助益。以美國的數據來看，紙本書的銷售仍保持穩定，實體書店則有明顯成長。喜歡在書店或家中書架拍攝，並分享閱讀的BookTok，也依然是以數位媒介來宣揚實體空間與實體書，並有助於若干推薦書籍的銷售。根據Circana BookScan的統計，美國紙本書在2025年銷售7億6千2百40萬冊，雖然比不上疫情期間的高點8億3千9百70萬冊，但比2024年增加0.3%。美國書商協會（ABA）是全美獨立書店的產業協會。它們2026年的報告指出，ABA會員數在2025年成長19%，在過去六年間，會員數累積成長151%，多數受訪書店表示，2025年銷售高於2024年。真正的問題在於，即使戀書成為趨之若鶩的潮流，即使紙本書的銷售保持穩定，獨立書店數量有所成長，但人們的閱讀率與閱讀能力卻在下降。根據美國國家藝術基金會（NEA）與美國人口普查局合作進行的調查，2022年美國成年人一年內至少閱讀一本書的占比是48.5%，包括紙本書和電子書。但2012年是54.6%。另外一個數據則是關於青少年閱讀能力，根據美國「全國教育進展評量」（NAEP），13歲學生的平均閱讀成績在2020年至2025年間下降4分。2025年表示自己「幾乎每天為樂趣而閱讀」的13歲學生只有14%，2020年為17%。韓國媒體在介紹假書風潮時，也與國民閱讀率做了對比。認為書籍雖普遍，讀書的人卻很少。根據韓國文體部「2023年國民閱讀實態調查」顯示，一年內至少讀過一本紙本書的成年人僅佔32.3%。如果按照今年公布的資料，2025年紙本書閱讀率又下降至28.8%。如果假書是一種裝飾，那麼很多人買了真書卻未必閱讀，又意味著什麼？美國廣告公司EP+Co副創意總監卡拉·西尼克羅皮（Cara Sinicropi）今年8月在全球廣告與行銷產業平台LBB發表一篇文章〈當閱讀素養成為身分象徵〉（Literacy as a Status Symbol），便提到這種矛盾現象。書籍作為「低調奢華」的象徵正大行其道，閱讀能力這項全民應具備的基本素養卻日漸衰退。她認為這種現象透露出一種文化的分化。在這個由演算法精密安排的資訊流與數位疲勞主導的時代，持續專注已經成為一種珍貴資產。隨身攜帶一本紙本書，或者不受干擾的進行兩小時深度閱讀，代表著當代最頂級的身分展示，意味有著不受催促的時間，以及足以容納思考的認知餘裕。她建議可以從這種矛盾中產生洞見，察覺我們的文化真正渴求的是什麼。她的看法是，在一個由演算法主導的世界，人們正在主動尋找能使自己安定下來的錨點。他們渴望寧靜而有深度的體驗，可以實際觸摸的工藝，以及現實世界的第三空間。他們渴望被視為一個「能夠專注」的人，即使現在要維持長時間的專注，比以往更加困難。這篇文章主要是提醒品牌方，要意識到身分、奢華與高端定位的意義已經轉變。所謂建立有價值的連結，不是向注意力破碎的閱聽人拋出更多快節奏的雜訊，而是要在一個分心已是常態的世界裡，提供深度、阻力與實體的存在。但也給予我們一個啟示。有人即使願意買書，卻未必能夠專注閱讀，稀有的不僅是時間，還有克制分心慾望的專注，因此專注閱讀在數位時代，反而成為一種能力的表徵。如何在自己的生活中創造一種「阻力」，創造可以專注的時間，以及尋找實體的第三空間，讓人心在此獲得安穩，這也許是在「戀書性」的潮流下，隱藏的渴望。而這是我們曾經擁有，但逐漸失去的事。在手機與社群媒體讓大家感覺疲憊與注意力渙散的時候，一本書與書店可以帶來的價值，或許又會再度被我們認識。 在數位時代，人們對紙本書的情感卻始終存在，並且創造出不同的戀書形式。書籍成為設計新寵，化身美學物件，低調奢華的品味象徵，以及時尚品牌的策展靈感。但矛盾的是，閱讀率與閱讀能力卻反而下降。圖／陳克宇

文．廖書逸／圖・翻攝自IMDb、誠品官網史上第一個訂閱人數突破5億的YouTuber網紅「野獸先生」（MrBeast），近期與全球累積書籍銷量破4億冊的作家詹姆斯・派特森（James Patterson）合作，共同撰寫了一本小說，剛剛於上週9月1日出版英文版，之後預計還會出版14國語言版本。小說名叫《最危險的遊戲》（The Most Dangerous Games，暫譯），情節關於一場由「野獸先生」舉辦的100人極限生存競賽，獲勝者將可獲得10億美元獎金，並拯救人類。搭配新書出版，「野獸先生」宣布，他將在真實世界中也舉辦一場生存比賽，提供獲勝者100萬美元現金（約新台幣3,160萬元）的獎金，參賽資格除了必須要有《最危險的遊戲》書籍購買證明，還必須在接下來幾個月中，持續在線上完成「每週挑戰」，回答一些關於書中內容的提問。不過，根據外媒報導，目前這本書得到的迴響遠低於預期，或將成為「歷史級的票房毒藥」。在書籍出版當天，「野獸先生」在社群上發文，表示自己「其實從小到大都覺得看書超無聊」，但他認為是因為自己沒能讀到真正有趣的東西，所以這次才找來了派特森，期待這本書「會成為很多人這輩子讀的第一本書」。《最危險的遊戲》情節融合了《魷魚遊戲》、《大逃殺》等類似主題作品的脈絡，100名參賽者收到了一場生存競賽的匿名邀請函，必須通過南極冰原、鯊魚海域、沙漠迷宮、黑暗密室等極限場景，並在比賽過程裡的合作與背叛中，逐漸牽引出各種複雜人性。比賽主辦人「野獸先生」在小說中被描繪成一個公正、充滿同理心且深具道德感的人物，在故事後段還為了保護參賽者的權益與安危，挺身而出，冒險對抗試圖干擾比賽的邪惡勢力。這次《最危險的遊戲》書籍出版之所以引發關注，是因為攜手合作的兩位共同作者，都是超級「流量製造機」，兩人都將商業化的製作與宣傳手法發揮到極致，在各自領域中締造了前所未見的聲量與財富。「野獸先生」是一名美國YouTuber，2012年以13歲的年紀開始製作YouTube影片，早期內容以遊戲實況和預測其他YouTuber的收入為主，而自從他在2017年以一支長達近24小時、內容就是他坐在電腦前從1數到100,000的影片爆紅以後，他便開始專心製作難度一次比一次高、花費一次比一次多的各種極限挑戰影片。接下來幾年間，除了極限挑戰系列，他也開始用隨機發送大筆現金、免費幫陌生人裝設義肢等「善舉」，來作為影片噱頭，同時逐漸將各種吸引觀眾的心理技巧全面應用在影片製作上，包括極度看重影片前3秒的觀眾留存率、多款封面縮圖設計與高速剪輯節奏等，奉行「所有內容都必須快速給予觀眾多巴胺衝擊」的教條，逐步建立起自己的YouTube帝國，於2024年登頂YouTube訂閱量世界第一，並在今年2026年，正式成為歷史上第一個訂閱數突破5億的YouTuber。至於另一位共同作者，作家詹姆斯・派特森，則是當今出版界最著名的「暢銷書工廠」，以招牌的超短章節、大量出現的懸念結尾等寫作手法，吸引大量讀者。他在成為全職作家前，曾在全球頂尖的廣告公司智威湯遜（J. Walter Thompson）任職20多年，甚至一路做到了公司的董事長兼執行長。1993年，他出版小說《蜘蛛來了》（Along Came a Spider），這是他筆下的代表性角色、黑人心理學家警探亞歷克斯・克洛斯（Alex Cross）初次登場的作品，而當時仍在廣告公司擔任高層的派特森，親自出資製作了史上第一支為小說宣傳的電視商業廣告，這項創舉也讓這本書在當時迅速爆紅，奠定了他往後在驚悚小說界的天王地位。該書後來在2001年被改編成由傳奇影星摩根・費里曼（Morgan Freeman）主演的同名電影，中文片名取作《全面追緝令》。在1996年從廣告公司退休後，派特森開創出一套極具爭議、卻締造了巨大成功的「書籍生產流水線」，他開始大量與作家合作，由他編寫極度詳細的章節大綱與劇情轉折，交由合作作家撰寫初稿，最後再由他修訂並於封面掛名。派特森不僅利用這套工業化制度大幅提升產量，更致力於與各界名人合作出書，全力經營大眾市場。種種操作手法，讓他至今已在全球累積超過4億冊的書籍銷量，並以超過67本小說登上《紐約時報》暢銷榜榜首的成績，寫下金氏世界紀錄。這次《最危險的遊戲》由美國五大出版商之一的哈潑柯林斯出版集團（HarperCollins）出版，衝著兩位共同作者的超高知名度，除了直接宣布將會翻譯成14種語言出版，書籍也同步推出平裝版、精裝版，與有著書口噴墨印刷的特別限定版。然而，根據外媒報導，目前這本書迴響遠低於預期，直到書籍出版前兩天，全球依然僅有數千本的預購量。有業界人士指出，單看書籍的預購量其實並不準確，起碼必須參考書籍上市後的首週銷售情況，才能判定風向；但若真的維持目前的銷量，根本難以補貼出版社提供給兩位作者的高額簽約金。網紅選擇出版小說，並砸下大錢宣傳，代表了圖書產業的什麼變化？是因為閱讀市場存在著商機？或者，是代表書籍受人尊敬的地位正在改變？就讓我們持續關注，一起來看看「野獸先生」是否能夠完成他這最新一輪的極限挑戰——號召他的5億訂閱者們買書、讀書，甚至培養出閱讀的習慣。

文／蕭宇翔 編按：鏡文學《文學新聞》推出「讀書人」系列，不定期邀請各領域的重要人物，談談成長、求學到現在，一路影響人生選擇的閱讀經驗。 本期「讀書人」是臺北市長參選人沈伯洋。他自幼大量閱讀課外書，累積文學底蘊；讀課內書，則發展出一套自學與批判方法成為學霸；這位重視文化也頗有見解的參選人，卻不特別列出「文化政策」，原因究竟為何？ （說明：選舉期間，為求平衡，本專欄也會邀訪另一位重量級臺北市長候選人蔣萬安談他的閱讀經驗，若獲同意，將盡快採訪並刊出） 沈伯洋小檔案 出生：1982年生於臺北學歷：臺大法律系、法研所碩士；賓州大學法學碩士；加州大學爾灣分校犯罪與法律社會學博士現職：國立臺北大學犯罪學研究所副教授、黑熊學院榮譽院長、第11屆立法委員、2026年臺北市市長參選人 沈伯洋年表 1982 出生於臺北，自小廣泛閱讀2000 進入臺大法律系，受李茂生影響，開始關注犯罪與刑罰2004 考取律師，以榜首錄取臺大法研所，並以藝名「撲馬」開始在補習班教授刑法2007 取得臺大法研所碩士、美國賓州大學法學碩士2009 考取教育部公費留學刑事法學組，為該組唯一錄取者2011 退伍後赴美國加州大學爾灣分校攻讀犯罪學與法律社會學博士2017 取得博士，返臺任教於臺北大學2019 共同創辦臺灣民主實驗室，研究資訊戰與民主防衛2021 共同創辦黑熊學院，推動民防與防災教育2023 獲選為世界民主運動指導委員會委員2024 就任民進黨不分區立法委員2026 獲民進黨提名參選臺北市長 沈伯洋走進會議室時，捲髮已被汗壓得不太捲了。採訪這天，他清晨到南港公園掃街，上午接待東京大學的外賓，十一點坐下來時，他已滿頭大汗。 我們給沈伯洋的訪談方向是：他如何在課外書與課內書之間找到平衡，二者又如何彼此影響？結果一談便欲罷不能。令人意外的是，這名以善於考試、學養深厚、思考迅捷周密而著稱的法律學者，少年時最想成為的，其實是小說家。直到學了法律，人生才逐漸轉向。 沈伯洋很早就愛閱讀，卻不是一開始就會考試。至少，他把成績變好的功勞，歸於寫作文受到鼓勵。 一、買了沒用，唯你是問 阿祖的一本作文書，開啟沈伯洋的閱讀與考試之路 沈伯洋1982年出生於臺北五分埔的大家族，幼時跟著生母在臺中生活，只是蕁麻疹反覆發作，嚴重時得送急診，四、五歲時，為了更好的醫療資源，生母讓他回到臺北父親身邊，六歲時父母正式離婚。 某次夜間急診結束，家人回程經過八德路，看見一家中醫診所大排長龍，便帶他進去試試，結果一週的藥吃完，從此未再發作。 回到五分埔，沈伯洋住進四代同堂的家，父親常年在厄瓜多經商，陪他最多的是後來活到100歲的阿祖（曾祖母）。阿祖每天帶他上永吉市場買菜，回到家，水果削了皮才交給他，「連蓮霧也削皮！」沈伯洋本來愛笑，談到阿祖更覺溫暖。 他好動、坐不住，吃飯分心、上街狂奔，有次跟著大人到中藥行，好奇高高的檯面上有什麼，結果一伸手扯落整排中藥包。大人責備他，阿祖總替他說話，說小孩聰明才這樣。 但他讀書卻很專心。繼母是輔大外文系畢業的，書架上有許多三毛、琦君、陳之藩、阿城的散文小說，和許多定價寫著「十五圓」的舊文學書。早晨起床大人還在睡覺，沈伯洋不敢開電視，便自己翻書；家裡的書讀完了，再到同棟親戚家串門子，親戚買給孩子的書，都被他先睹為快，《福爾摩斯》、《孤雛淚》、《苦兒流浪記》、《安妮的日記》、《漢聲小百科》，拿到什麼就讀什麼。 小學一年級開學前，不識字的阿祖帶他到書局請老闆推薦一本書，老闆拿出硬皮精裝的《小博士作文指南》，阿祖提醒對方：「買了沒用，唯你是問喔。」 沈伯洋知道阿祖疼他，便把書從頭到尾讀完，照著練習抒情文與論說文。讀復興小學時，他已開始向校刊《復興島》投稿文章。他至今還留著這本作文書。 （圖：《小博士作文指南》出版於1987年，是經典的作文教材，現已絕版／圖翻攝自網路） 課外書讀得多，不代表功課好。沈伯洋受不了沉悶的課堂，上課總愛聊天。直到小學五、六年級，一位孫老師發現他熱愛閱讀、擅長作文，常給他高分與讚美，又送他參加作文比賽。「一瞬間我整個對課業的信心都來了。就像打球投籃一樣，怎麼投怎麼進。」老師的肯定讓他有了讀書的成就感，成績飛快升到全班第一。 為了練習作文，他整理成語、背誦格言，編成自己的「武功祕笈」。上了國中，他展現出更強的資料整理能力，「買參考書，別人都買老師推薦的單一版本，我是把所有不同補習班、不同出版社的參考書全部買回家比較。我看每一家是怎麼整理架構的，先融會貫通，然後再統整成最符合我邏輯的筆記。爸媽發現我自己整理得很好，後來就完全不干涉我。」 他變得很會考試，卻還是不擅長服從。頂嘴、打架樣樣來，聯絡簿上寫滿了老師抱怨的紅字。成績全班第一，「德育」卻只有乙，不符推甄資格，他便靠自己考上建中。 家人見他愛說話、愛頂嘴，建議他將來當律師，可以講個痛快，還能幫助弱勢；但父親後來真正希望的，其實是他能學西班牙文，未來接手貿易事業。沈伯洋沒有照辦，而是第一志願進了臺大法律系。 他原本超強的資料整理模式，卻在臺大唸法律系時踢到鐵板。 在李茂生的刑法課上，「我完全聽不懂！自學也學不會，挫折感很大。我就翹掉別的課，跑回去重聽三次，上課提到的哲學著作全買來看，整理出厚厚一大疊筆記。我還興沖沖跑去跟他說：『老師，我一定要把你的東西全部學會！』」 沒想到李茂生當場反問：「為什麼要把我的東西都學會？如果你把我的東西都學會了，不就變成跟我一樣的人？世界上已經有一個李茂生，為什麼需要第二個？你要做的是知道我在講什麼，然後去批判它、找出破綻，發展出你自己的想法，這才是做學問！」 這句話影響他極深。從那之後，他不只歸納學者的觀點，也要求自己提出批判，再透過新的閱讀反覆自我辯證。 後來他準備國家考試（律師高考）時，「厚厚的教科書，一般人考前看兩遍，我是把各家教科書讀完一遍，全部整理、濃縮成一本五、六十頁的手寫筆記，再寫上自己的想法，前面標上一個『P』字。」那是他的綽號Puma的「P」，也是批判的「批」。 筆記整理完，教科書就全丟了。「考試前，我就讀自己的筆記，反覆精讀二十遍。這套方法我後來在補習班也教給學生，可能是這樣才讓我變成名師。」 二、答案不能只有一種從少年矯正機關、補習班名師到AI使用方法 從私立復興幼稚園一路讀到復興國中，同學大多家境很好，進入建中後，沈伯洋卻敏感地從午餐看見階級差異。復興同學談的是新開的日本料理、週末去Pub、上次出國買了什麼家具；建中同學則是午餐吃排骨便當，只偶爾點一碗冰，澆一匙糖水。 到了臺大法律系，李茂生告訴他，做學問不是把老師的東西全部學會，而是理解之後提出批判。走出教室後，兩次經驗則讓他開始學習批判體制本身。 一次，李茂生帶學生參訪少年矯正機關，碰到兩名少年正在走廊拖地，帶隊者逕直從剛拖好的地面踩過去，後面的學生也跟著一路踩。沈伯洋繞開濕地，兩名少年竟向他鞠躬道謝。這讓他感到難堪：在外面的世界，拖地繞道不是尋常禮貌嗎？ 另一件事讓他印象更深。某家量販業者發現一名果農替產品取了近似店名的諧音，提出告訴。果農被法律程序嚇壞，答應支付足以拖垮家庭的高額和解金。沈伯洋問學長：「這樣做有何意義？」得到回答：「法律就是這樣規定，誰叫他違法？」 沈伯洋曾在另一次採訪中說：「法律多少還是會為有權有勢的人服務，那是必然的，因為他掌握了資源──只是法律念久了，你會覺得很不公平。」他開始擔心，有一天會成為自己不想成為的那種人。 大學畢業後，他應屆考上律師，又以第一名錄取臺大法研所。但他幾乎沒有執業，而是以藝名撲馬（Puma）到補習班教授刑法。 當時另有升大學補習班開出更高價碼，他仍選擇教導準備進入司法與公務體系的考生。透過面授與函授，他推估一年能接觸上萬人，其中不少人日後會成為法官、檢察官與律師。除了講考試重點，他也把街友為何成為詐騙集團的人頭、弱勢者如何被司法制度處罰等問題帶進課堂。 他還喜歡把時事編成刑法情境題。馬英九擔任臺北市長期間，曾以市長特別費核銷所認養流浪犬「馬小九」的健檢與醫療費，引發爭議。此後，馬英九和馬小九便不時成為他課堂上各種刑事案例的模擬對象。久而久之，不少學生誤以為「撲馬」意指「撲滅馬英九」，甚至有人因此投訴。補習班希望他少談政治，他卻回：「老師這麼多，他們可以去上其他老師的課呀。」如今談起往事，他有點不好意思，說自己當時「年少輕狂不懂事」。 沈伯洋後來把課程整理成《刑法總則》與《刑法分則》，是法律考生愛用的參考書。他又將刑法課程錄成影片，免費放上YouTube，採訪前幾天才錄完最後一集。他不希望刑法成為少數人仗勢欺人的工具。我們問，一般人也能聽懂嗎？「一定聽得懂。」他保證。 一面教補習班、一面存留學費，沈伯洋先後取得臺大法研所與賓州大學法學碩士；2009年考取教育部公費留學，服役後再赴加州大學爾灣分校攻讀犯罪與法律社會學博士，研究白領犯罪、刑事政策與法律社會學，試圖理解人為何犯罪，以及政府與企業如何披著合法外衣傷害一般人。 「後來我發現，單純念法律會讓人的思考變得僵化。大學裡，有政治、經濟、社會、歷史、人類學，各有看待世界的維度，但法律只有一個切入點，就是法條。」到了博士班，他開始跨出法律，除了犯罪學與法律社會學，也接觸都市設計、公共政策、社會學與心理學。 準備博士資格考時，指導委員會開出約一千份文獻，他得在一年內消化。他把過去的手寫筆記轉換為電子形式，以寫作軟體《Scrivener》整理各家學說，建立起龐大的樹狀知識庫。 博士畢業後，沈伯洋一度獲得美國大學教職。臺灣老師勸他留在美國，參與論文口試的五位美國教授卻問他：「你那麼關心臺灣，為什麼不回去？」當他表示臺灣的學術環境不理想，教授們又問：「留在美國，你會有成就感嗎？」他考慮了三個月，最後放棄美國教職，回臺任教。 採訪時，他打開心智圖軟體《Scapple》，向我們展示當年建立的知識架構。畫面以「刑罰」為中心，向外分岔出文化、經濟、意識形態、政府、媒體與後端執行；各條支線再連向不同學者、相關論文及他自己的批判。「現在你問我任何政策或刑罰的問題，這張圖就會在我腦中浮現。」 這種訓練也深深影響他對現今AI工具的看法。 「以前要花一個月做的文獻歸納，現在AI一天就能完成。」沈伯洋說，AI確實大幅提高效率，問題是它只依照機器的整理邏輯，思考架構並不全面，通常會有缺失。一個刑罰問題可能有七、八種切入角度，AI卻可能只給出其中一種。 「如果你只輸入『請幫我摘要這篇論文』，那就完蛋了。」他使用AI時，會要求它採取特定學者或理論的視角，有時也先提供都市設計、社會學等領域的經典文獻，再檢查它遺漏了哪些問題。 但要知道應該採取哪種視角、追問什麼問題，又如何判斷AI漏掉了什麼，使用者本身必須先有足夠的「知識底蘊」。沈伯洋認為，「要學會精準提問，唯一的前提就是具備跨領域的大量閱讀經驗。」 因此，他不認為AI能讓知識變得更平等。原本就擁有閱讀習慣、知識基礎與教育資源的人，會更懂得如何提問，也更有判斷力；缺乏這些條件的人，則可能只是被動接受AI給出的資訊──階級差距或許只會愈來愈大。 三、不能逃避，不能逃避，不能逃避虛構人物如何成為沈伯洋的「人生劇本」 進入大學前，沈伯洋大量閱讀小說與漫畫，也非常喜歡偵探小說。阿嘉莎．克莉絲蒂筆下的白羅系列，他讀得尤其多，《東方快車謀殺案》等作品都令他著迷。年紀稍長後，他逐漸轉向較寫實的社會派推理，大學時讀宮部美幸的《模仿犯》，也會找推理比賽的作品來看。 金庸的《神鵰俠侶》他讀過不下二十遍，最欣賞楊過的不肯聽命、不計輸贏；《麥田捕手》裡，霍爾頓被學校排斥、流浪紐約街頭仍護著妹妹──家裡有個小妹的他格外共鳴；超級英雄中，他最欣賞蜘蛛人：面對親人離世、感情挫折和瑣碎的課業，還要承擔超能力所帶來的責任。「你會覺得自己不是一個人。面臨人生大事的時候會更堅決。」 然而，沈伯洋最喜歡的動漫人物，是《新世紀福音戰士》裡的碇真嗣。 這個角色一點也不遇事堅決。故事開場，十四歲的碇真嗣母親失蹤，又與父親疏離，好不容易父子重逢，卻是要他坐進巨型機器人，背負人類存亡，和怪獸戰鬥。他渴望得到父親認同，又害怕再次被拋棄，只能反覆命令自己：「不能逃避、不能逃避、不能逃避。」 沈伯洋很早注意到，《福音戰士》的機器人不像鋼彈那樣帥氣，反而「超像鬼」。令沈伯洋產生共鳴的，正是面對大人、關係、體制時的徬徨。他承認，早年開始與更多人接觸時，自己和他根本沒有什麼兩樣。 碇真嗣不像主流動漫裡憑意志力克服難關的英雄。所謂「不能逃避」不是無所畏懼，而是他在眾人催促下，逼迫自己坐進駕駛艙時的自我勉勵。但是，當所有人要求一個孩子承擔時，他真的有選擇嗎？ （圖／翻攝自《新世紀福音戰士》©khara） 沈伯洋高中時，小他八歲的妹妹參加作家劉克襄帶領的生態走讀，他也好奇跟去。劉克襄對他印象深刻，後來在2003年出版的作品《少年綠皮書》中，特別寫了三封「未寄的信」，保存了少年沈伯洋的模樣。 劉克襄信裡的他，是個孤單的孩子：遠足時，他獨自在遠處舉著望遠鏡，又不時回頭看向眾人，顯得有些害羞、格格不入。一次走過大屯山古道，劉克襄希望學生觀察沿路的生物與歷史遺跡；沈伯洋回去寫下的，卻是森林的暗黝、潮濕、不快，以及終於走出林子，被陽光照撫的幸福。 劉克襄有點錯愕，卻也欣喜他沒有迎合老師，而是誠實寫下自己的感受。劉克襄寫：「我寧可，你只是在野外的旅行尋找自己的出路，而不是探詢整個社會的位置。對一個十六歲出頭的人，這個時代、這個社會之複雜脈絡，尋找自己已經夠沉重了。」 在沈伯洋的讀法裡，《福音戰士》的故事正是一場漫長的社會化過程：碇真嗣從無奈、討好、反抗、崩潰，到逐漸願意重新與人建立關係，他看見的是陪伴。陪伴可以很溫暖，也可能很畸形，沈伯洋對我們說：「需要、利用、仇恨，都是人與人之間的連結，我讀了之後發現，哇，原來真實有這些層次。」 現實中的沈伯洋也慢慢走進人群。起初在遠足隊伍中格格不入的少年，後來與大家熟悉起來，成了會分送漫畫的孩子王。在建中，他擔任「鄉土文化研究社」社長，又邀請劉克襄帶社員踏查臺北。多年後，劉克襄成為他的證婚人，還在婚禮上用當時風靡全臺的「黃色小鴨」形容他：討喜、可愛，人見人愛。 （圖／翻攝自劉克襄數位主題館） 沈伯洋也非常喜歡村上春樹的小說《挪威的森林》，他說，看著主角渡邊從一名學生步入社會，也開始想像自己以後會遇到什麼人。他認為，對人際關係感到壓力而閉鎖的渡邊，最後竟願意接受「綠」走進生活，是一次突破。 他說，自己大約也在高中、大學時跨過那道檻。有了可以一起打球、唱歌的朋友，有喜歡的人與家人，沈伯洋覺得自己的生活「已經走出來了」。隨之而來的，是別人排山倒海的期待：大家認為他有能力，希望他承擔更多。他也曾反問，自己明明想休息，為什麼一定要我？ 「我那時候超想當小說家的！我看松本清張四十歲才開始寫推理小說，四十歲開始都能成大師，我二十歲就開始寫，成就一定更好吧！」 後來念了法律系，他覺得自己思考變得僵化，「法律的文字要求嚴謹、不能有多餘的贅字，跟散文、詩歌完全是兩個極端。一接觸到法學，又要面臨國家考試跟繁重學業，要把法律教科書念完就完全沒時間看課外書。」唯一沒有中斷的是漫畫，「那時候臺大法學院還在徐州路，旁邊有家漫畫店叫『十大』，我每天都先去買便當，然後去租三本漫畫，邊吃邊看，看完才走，連老闆都認得我。」 雖然文學讀得少了，漫畫仍繼續為他提供面對現實的參照。沈伯洋說，在小事情上保持熱血或許不難，真正遇到人生大事，卻必須做出決定；這時，僅有反叛的衝動已經不夠，「至於心情上要怎麼去做到，就需要更多作品來填補了。」 大學時，他特別喜歡寫實與政治題材的漫畫，《聖堂教父》和《王牌至尊》都帶給他很大的衝擊。《聖堂教父》裡，兩名主角為了改變日本政治，以猜拳決定由一人進入黑道、一人走入政界，再各自運用金錢與人脈，從黑白兩道推動改革。故事雖然高度理想化，卻使他開始想像：「一個人已經知道世界如何運作，仍想改變它、讓更多人過得更好，究竟可以採取什麼行動？搞不好才是我們做得到的。」 他說自己很幸運，遇見的作品都給了他很大的人生啟示。「每個角色遇到事情，都有不同的想法，就好像認識了很多人。」閱讀不只讓他看見不同的選擇，也讓他預先理解每種選擇可能帶來的後果。 他借用犯罪學裡的「人生劇本」，解釋這種參照。黑道人士喜歡的電影，主角往往帶著悲壯色彩，明知沒有好下場，仍為義氣走到底。當他們認同某個角色，真正面臨選擇時，也可能循著角色的邏輯行動。「黑道就會很『relate』（共鳴）在裡面。真正面臨選擇時，立刻想起某個角色會怎麼做。」 二十多年後，劉克襄筆下那個急著走出森林的慘綠少年，已經開始探詢「整個社會的位置」了。從洪仲丘案、人權工作、不當黨產，到境外資訊戰與民防教育，他處理的問題愈來愈大，也愈來愈難不介入政治。 四、只希望你平平安安母親反對從政、女兒避開鏡頭 閱讀彷彿讓人能夠預演現實中的選擇，看見不同的行動將帶來什麼後果。但人生裡仍有一些變化與得失，是沒有人能夠事先準備的。 沈伯洋不到五歲便與生母分開生活，但母子一直保持聯繫。生母沒有再婚，做過保險、旅館清潔，也曾在登山步道賣桑椹汁。沈伯洋大學畢業、開始賺錢，便固定寄錢給她。母親高興自己可以少做一兩份工作，卻還是繼續存錢，總說以後要把錢留給兒子。 母親愛與他談政治，卻始終反對他從政。每次打電話，都要叮嚀他注意安全，不要理會外界攻擊。她知道臺灣的處境，也驕傲兒子優秀，卻只希望他平平安安。 2025年，沈伯洋因為忙於大罷免的政治行程，原本答應要帶她去吃大餐，最後只能匆匆在連鎖早餐店點了一頓簡單的早餐。媽媽為了不讓兒子愧疚，笑著說：「我最喜歡吃薯條了。」 母親節儉，一直不肯裝冷氣。2025年6月，沈伯洋回去看她，睡到滿身是汗。幾天後，母親傳來訊息，說已經請人裝好冷氣，7月回來便可以吹了。只是他還來不及回去，母親便在7月14日突然離世，享年68歲。他回到母親屋裡，客廳地上還散著冷氣機的包裝紙箱。 大罷免投票結束後，沈伯洋為母親舉行樹葬，當天他在臉書上寫道：「媽媽，我還是需要做點什麼，因為那是知識分子的責任。你把我的心智生得如此強大，就是為這塊土地而生的，我不能逃避。」不到一年，沈伯洋又往前走了一步，代表民進黨投入臺北市長選舉。 沈伯洋大學時期輔導迷途、走偏的孩子時，發現少年問題多半源自原生家庭功能的破碎與匱乏。那時他就萌生未來結婚只收養孩子的念頭，希望在家庭這個最源頭處，就給予孩子溫暖健全的照顧。 他與妻子曾心慧收養的女兒「麻糬」如今六歲，「我現在完全不拘束她看什麼書，帶她去書店，她喜歡什麼就買什麼。」 女兒喜歡皮卡丘，還不太會認字，他便買了皮卡丘的「RPG」（角色扮演遊戲），陪她逐句唸出螢幕上的對白，「電動其實是一本很大的故事書，而且投射感更強。透過這種『RPG』的陪伴與即時對話，孩子能理解父母的想法、理解角色的動機，也能梳理自己的價值觀。只要挑選健康合適的題材，不玩太暴力的遊戲，陪孩子打『RPG』其實是非常棒的溝通與成長管道。」玩到一半，女兒會催促他，為什麼不趕快去救遊戲裡的同伴。 2025年12月，沈伯洋帶女兒到國家音樂廳看表演，父女倆步行前往租腳踏車時，一名陌生男子突然靠近，以手機強光照著兩人錄影，質問他為什麼「做網軍」，又警告他「在臺灣也很危險」。 女兒嚇壞了。她年紀還小，卻已經知道爸爸直播時，自己若要入鏡得先戴上墨鏡；有人在路上要求合照，她也會主動退到鏡頭外。 採訪尾聲，他讓我們進到立委研究室，裡頭堆滿了公仔、海報和組裝一半的模型，地上還堆著一疊戰鬥陀螺的對戰盤。我們邊讚嘆邊想：沈伯洋已經四十四歲了，真的還會為這些人物著迷嗎？還是這是一套面向年輕人的人設？ 早在2019年、尚未成為立委時，他在臺北大學的辦公室裡接受雜誌訪問，電腦桌布已是電玩《Final Fantasy》，家裡掛著十多張《新世紀福音戰士》海報，放不下的周邊才搬到辦公室。這些收藏至少不是為這場選舉才擺出來的。 但一個熟知現實世故、制度黑暗的人，為什麼仍然願意把小說、漫畫裡的人物當真？或許這是尚未被世俗磨平的天真，也或許是他從小便對他人的處境與外在世界格外敏感，因此養成了一種近乎執拗的事事較真？ 臨走前，沈伯洋彎下腰，從沙發底下拖出一盒陀螺和我們分享：「這是我比賽用的。我女兒很愛找我玩，但我會偷偷放水，不會拉太大力。」 談到眼前的選戰，沈伯洋判斷，對手目前刻意避免與他正面交鋒，以免把他「打熱」。他語氣無奈，像是一名熱身許久、等候上場的選手。一個半小時過去，他剛回辦公室見我們時頭上汗濕的捲髮已經乾了，現在微微翹起。 戰鬥陀螺偶爾也會出現這種局面：兩顆陀螺兀自旋轉，繞了半天，誰也碰不到誰。不過對戰盤就這麼大，誰也不可能永遠避開誰。 中國官媒說可以在全球抓他，競選對手暫時不想碰他。眼下最樂意和沈伯洋正面對決的，剛滿六歲，還沒有投票權。 五、「要有文化，市民得先有時間。」沈伯洋對於臺北市的「文化」想像 沈伯洋自幼熱愛文學，也一再強調閱讀與文化對人的影響；採訪時，我們問他，為何談到市政，卻沒有把文化政策單獨列出？「對我來說，文化是一種生活方式。要培養生活方式，市民必須先有『時間』。如果大家每天為了通勤、居住奔波疲憊，根本不可能有餘裕去感受文化。」他以「運動驛站」為例。這項政策構想是在捷運站、登山口與公園附近提供寄物、換裝及盥洗空間，讓市民下班後可以直接運動，不必先回家準備；跑步或登山結束，也不必滿身是汗地搭車。對他而言，文化生活的第一步，是降低市民參與各種活動所需付出的時間與金錢成本。第二是美感。「市政府自己辦活動如果毫無美感，推廣文化就很空洞。」沈伯洋認為，市府應設置「設計長」，讓公共空間與都市更新從規劃之初便納入美學考量。 第三是「陪伴機制」，「一個人如果是孤單的，很難去享受生活。」沈伯洋以已經提出的「親子同行卡」為例： 「臺北市許多獨立書店經營困難，我們透過『親子認證』給予補助；每位小孩每月發放600點，用於音樂、電影、閱讀、運動。譬如父母可以帶孩子到離家兩百公尺內的在地書店買書、參加走讀活動；點數讓書店獲得收益，孩子能接觸閱讀與歷史，家長也能喘一口氣，這些對我來說都是一整套的。」 談到音樂，「不只要有臺北流行音樂中心這種大場館，更需要中、小型以及社區型的展演空間。現在政府大多只補助完整的樂團（Band），但很多個人音樂創作者沒有資源組團。如果能在中小場館設立『駐點樂團』（House Band），讓擅長各類音樂的個人創作者隨時能上台演出，表演機會才會普及。」 動漫也是一樣，「譬如龍山寺的地下文創基地，在不只是祭典的時候，應該也要持續被大眾看見。這在空間設計之初，就該想好長遠的營運使用──這是都市設計的精髓。」 沈伯洋說：「文化必須從都市設計之初就納入整體考量，不能等到要推廣足球，才臨時找地蓋球場。美國納許維爾（Nashville）很早便提出打造『音樂城』的方向，歷經市長更替，前後持續了七十年。他們吸引作詞、作曲家住在步行可達的範圍內，讓彼此容易相遇、合作，也能共享錄音室；再透過稅務與投資措施吸引唱片公司進駐，逐步建立完整的音樂生態系，培養出許多鄉村歌手，後來才出現泰勒絲（Taylor Swift）這樣的巨星。這需要數十年的長期投入，但現在的臺北市，究竟想為音樂和藝術做什麼長遠規劃？完全看不到。」 少年時期，沈伯洋跟著劉克襄走遍臺北近郊的山徑與古道。談到臺北的歷史，他提出一條走讀路線的構想：「從南邊的馬場町出發，講述白色恐怖與歷史記憶；往北經過萬華（艋舺）、大稻埕，串聯清代泉漳械鬥的發展史；再一路接向圓山、明治橋。東邊的金面山，也可以呈現清代採石場的工藝歷史。」 不需要另闢步道，他說，藉由既有道路串聯山徑與文化徑，兩億元以內絕對做得起來，「臺北市每年總預算兩千五百億元；文化部補助臺北市兩億元保存文化資產，市府卻只執行了兩千多萬元。剩下的錢全擺在那裡。這不是預算問題，是執政者根本沒有心回顧這座城市的歷史。」

作者／徐淑卿走路和故事有各種巧妙關連，已非新鮮話題。在19世紀的小說中，花園或田野散步是女性少有的私密談話空間，也是心理流動和情節推進的重要場景。走路也是一種記憶方式，故事和空間特徵結合成歌之版圖，讓行人有所憑依，不至於迷路。走路也是閱讀的方法。著名的例子是小說家納博科夫在康乃爾大學教授文學課程時，將喬伊斯小說《尤利西斯》的主角利奧波德·布魯姆和史蒂芬·迪達勒斯，在1904年6月16日這一天在都柏林行走的路線畫成地圖。講課內容後來收錄在納博科夫《文學講稿》一書中。他告誡學生，不要把布魯姆在都柏林某一夏日無聊的閒逛和小小的冒險，看作是對《奧德賽》的準確的滑稽的模仿，把廣告推銷員布魯姆看成是足智多謀的尤利西斯。他認為這部作品的主題是：布魯姆和命運。如果從空中俯瞰布魯姆和史蒂芬那天行走的路線，納博科夫認為，這就像是一場命運之舞。他說，在都柏林某日的旅行中，這些人物不斷地聚集在一起。喬伊斯從未失去對他們的控制。他們來來去去，相遇分離，又再度相遇，就像命運慢舞中精心編排的鮮活角色。納博科夫的地圖解讀，吸引一些人實地體驗，包括挪威探險家與作家厄凌·卡格。他在《就是走路》書中說，他研究過這個地圖，也走過故事展開的街道。他認為納博科夫說得沒錯，一旦你沿著布魯姆走過的路，來到小說中的戴維拜恩酒吧，喝一杯喬伊斯午餐愛喝的勃根地紅酒，你對小說家描寫的酒吧會有全然不同的感受。喬伊斯對自己描繪的都柏林之真確寫實也頗有信心。他說，如果有一天都柏林全毀，可以依照他的小說將城市重建起來。維吉尼亞·吳爾夫的《戴洛維夫人》也很適合此類走讀。2014年Ferris Jabr在《紐約客》發表文章〈為什麼走路有助於思考〉（Why Walking Helps Us Think）便說，波士頓學院英文系教授Joseph Nugent，曾和同事製作一個附有註解的Google地圖，追隨《尤利西斯》兩位主角的足跡。英國維吉尼亞·吳爾夫學會和喬治亞理工學院的學生，也以同樣方法重建《戴洛維夫人》小說人物，在倫敦漫步時行走的路徑。走路和旅行讓思想泉湧創意迸發，在眾多隨筆散文中屢見不鮮。但是Ferris Jabr進一步引用科學佐證。2014年史丹佛大學研究人員發表一項實驗結果，這也許是第一個測量步行如何直接改變創造力的研究。Marily Oppezzo和Daniel Schwartz在4項實驗中，要求176位大學生在不同情況下完成各種創造性思考測驗：坐著、在跑步機上行走，或是在史丹佛校園裡漫步。結果顯示，散步有助於發散性的創意或聯想。學生在走路時能夠比坐著，為日常物品（像是鈕扣），想到更多新穎用途。而且也有助於創造出獨特但意義相等的隱喻，例如從「即將綻開的繭」，想到「正在孵化的蛋」。但若需要專注的活動，例如從3個詞語中找到唯一可以連結的單字時，步行卻會讓測試者表現變差。Oppezzo推論，步行會讓心靈漂流在一片翻騰洶湧的思想之海中，因此對於需要高度聚焦的思考反而有害。今年奧地利格拉茲大學健康心理學研究者Christian Rominger帶領的團隊，則嘗試回答新問題，也就是步行可能會影響創造力，但要需時多久，效果才會更為顯著。他們採用「生態瞬時評估」（Ecological Momentary Assessment），不是在實驗室，而是在人們真實的生活動態中測試。他們將「活動」分成三等：輕度身體活動包括在屋內隨意走動之類的輕鬆動作。中等強度身體活動涵蓋快走、休閒運動或較吃力的家務。劇烈活動則是跑步、游泳或騎車等高強度動作。結果顯示，一場20分鐘的快走，很可能在1小時後帶來更好的語文問題解決能力。但對圖像問題則毫無幫助。不過研究者對此結果也有所保留，認為這些發現是探索性質，且高度仰賴觀察性的方法，因此不能斷然宣稱，中等強度的身體活動，「直接造成」創造力的變化。走路還有一個重要的作用，就是讓故事的場景得以現形。從納博科夫1969年接受《Vogue》採訪中，我們可以了解，對他來說，知曉《尤利西斯》兩位主角的行走路線，意義不在走路本身，而是透過走路，空間場景可以被更清晰的想像。他在採訪中說，他致力於為學生提供細節的確切資訊，尤其是那些可以產生感官火花的細節組合，缺少它們，書便會死去。抽象觀念在此可說無關緊要。不僅《尤利西斯》，閱讀其他作品也是如此。比如，他認為任何人都能吸收托爾斯泰對通姦態度的要點，但要享受托爾斯泰的藝術，好的讀者必須願意去想像，百年前莫斯科到彼得堡夜車上火車車廂的布置。他也說，若不對珍·奧斯汀《曼斯菲爾德莊園》中那座落葉松迷宮有視覺上的感知，小說便會失去它部分的立體魅力；而除非傑基爾醫生宅邸的正面在學生心中被清晰重建，否則對史蒂文生《化身博士》那篇故事的享受便無法完美。可以進一步追問的是，走路除了能夠讓我們身歷其境認識故事場景外，對我們在腦海中想像場景、建構場景，是否也有實際助益？Ferris Jabr在文章中曾提到，規律步行能促進腦細胞之間形成新的連結，延緩伴隨年齡增長而出現的腦組織萎縮，增加海馬迴（對記憶至關重要的一個腦區）的體積，並提高某些分子的濃度；這些分子既能刺激新神經元的生長，也能在神經元之間傳遞訊息。近20年的神經科學研究則提出一個新見解：海馬迴及其相關神經系統，功能似乎不僅是和記憶有關。2014年神經科學家Sinéad L. Mullally和Eleanor A. Maguire發表一篇文章〈記憶、想像與預測未來：一個共同的大腦機制？〉（Memory, Imagination, and Predicting the Future: A Common Brain Mechanism？）。這篇文章梳理過去相關的實證研究，並試圖對一個仍在演進中的理論框架提出解釋：「一個共同的神經系統如何同時支撐我們對往昔的回憶、想像以及預測未來的嘗試。」文章中以「場景建構理論」主張，情節記憶、空間導航、想像虛構場景和想像未來，都包含許多並非海馬迴主要關切的認知歷程。但儘管如此，它們都各自仰賴海馬迴提供一個關鍵成分，那就是空間連貫場景的建構。也就是說，海馬迴過去被認為與情節記憶有關，但或許有關的並非記憶本身，而是「場景建構」，它為記憶、想像與預測未來提供了共同的基礎。甚至，海馬迴在觀看場景時，還會自動推估視野之外的空間，因此可能預測眼前環境接下來的樣貌。舉例來說，在2007年針對「選擇性雙側海馬迴受損病患之想像能力」的系統性研究，發現這些深度失憶的病患，無法建構非時間性的虛構場景(即不帶過去或未來時間意涵的場景)，也無法想像涉及自身的未來事件。例如，當被要求想像簡單的虛構場景，如「想像你正躺在一片美麗熱帶海灣的白色沙灘上」時，他們可以說出個別元素，卻無法把這些元素整合成一個空間連貫的完整場景。規律步行可以增加海馬迴的體積，而海馬迴或許關乎場景建構的認知功能，這是屬於仍在進行的科學推論。但就像走路與創意的關聯，早在實驗進行之前，許多作家就親身體驗了走路的益處。納博科夫的經驗，和場景建構理論所描述的認知歷程，也頗為相似。他不僅在寫作中建構場景，甚至在生活中預見場景。納博科夫回答《Vogue》編輯的提問：「據說你曾表示，你活在未來，多過活在當下或過去，儘管你如此專注於記憶。能說說為什麼嗎？」他的回答是，在創作時，他向前看，而非向後看。他會試著「預見」正在進行中的作品將如何發展，試著在水晶墨水瓶裡，看見已經謄清完成的定稿，試著在校樣尚未印出之前，就已經把它讀過...。於是，當我們相信走路對於浮想聯翩的發散性思考有所助益時，也許它也在幫助你，增加閱讀或寫作時對於故事場景的想像，你也因此更能體會故事架構其上的深意。 走路會激發創意，也可能增加場景的想像能力。就像小說家納博科夫建議繪製《尤利西斯》中兩位主角的行走路線來解讀小說，其目的也不僅在於走路，而是透過走路來想像更清晰的場景細節。圖／陳克宇

文・蕭宇翔／圖・鏡文學文學如何成為人生重要的思考材料？為了回答這個問題，雅言文化創辦人顏擇雅揹了一摞書來見我。我將採訪約在臺北東門一間咖啡館，未料一進門昏暗嘈雜，磨豆機嘶鳴不歇，周遭還有大嗓門閒談。顏擇雅已經到了，她立刻認出我，體貼地找了張大桌子，招呼我坐近一些。她的眼鏡看來材質輕巧，說話前，把眼鏡摺起，收進一只小圓罐。另一旁的背包裡裝滿了書。她有備而來，只要談到複雜處，便從包裡抽出書，翻到出處。只見上頭寫滿筆記，字跡簡潔遒勁，書本保存良好，一律是索引便利貼，沒有摺頁。顏擇雅創辦出版社雅言文化已24年，以一人之姿，她出版新思潮書種本本暢銷，《中國即將崩潰》、《魔鬼詩篇》、《正義：一場思辨之旅》都曾風靡全臺，建立新知。她因出版《中國即將崩潰》而與史學家余英時結緣，當年，聽余英時談起臺灣民主品質的培養，必須「提升人文素養」，她透過出版工作也逐漸了解，所謂人文素養，是各種知識的集合，能使一個人理解他人、判斷現實、明辨是非。近年，她更多以政論、社會觀察與推廣閱讀的文章為人所見。最近，她寫的新書《如何減少孤獨一點點：讀懂村上春樹短篇，身心更自在》，則從村上春樹短篇小說切入，回答這個她長年關心的問題：文學如何成為人生重要的思考材料？問起小時候的閱讀經驗，才發現對顏擇雅而言，閱讀從來不是純粹典雅的事，而是很早就與駁雜的知識、家庭管教、威權時代的氣氛糾纏在一起。她有次把東方出版社的注音版《紅樓夢》夾在課本裡躺在床上看，母親進來把書抽起，發現裡面果然是小說，不但當場巴了她的頭、罵她不老實，還把書拿去鎖起來。多年後雅言文化成績豐碩，母親語帶驕傲地說起她從小就愛讀書，她提醒母親自己曾因為讀課外書而被教訓，母親非常驚訝，顯然全忘了。「當然我現在不會怪我媽，這是人之常情。我也沒有因為被沒收就不喜歡那本小說，暑假發還回來，還是開開心心讀下去。」父親是開業醫生，顏擇雅家中從不缺書，70年代臺灣剛開始有大套書，醫生通常是被推銷的主要對象，所以她家什麼書都有。《世界博物館全集》、美國《生活》雜誌世界經典攝影全集……。爸爸房間擺不下，都放她房間，「那一代士紳看的書，對我也幫助很大。」原只是一代中產家庭的文化擺設，卻讓她從小接觸世界藝術、希臘神話、博物館知識。當時或許未必都能看懂，但她還是喜歡看。年輕時讀托爾斯泰《伊凡‧伊里奇之死》，她曾對十九世紀布爾喬亞家庭講究家具、維持體面感到鄙夷，發誓自己絕不要變成那樣的人。但中年的她歷經人世折衝，反過來思考才發現，家具或許不只是物質擺設，而是一個家庭提供安全感的來源。「家具是重要的。」她說，當年父母努力賺錢，維護一個家的生活水平，讓她能夠安心學習，如今回想起來很不容易。說完，她又若有所思了一陣子，並提出一個反向思考：「不過太有安全感，對小孩子可能也不太好。」她立刻舉村上春樹的短篇〈Yesterday〉為例。小說男主角鎮日自省人生太過安逸，卻一步步喪失了與女友的真實連結，分手多年，他仍不斷寄送明信片給前女友，想表達自己沒有忘記對方，卻不願收到對方的回信。「他生長在太有安全感的家庭，從小不懂什麼是失去。所以，一旦失去了安全感，他的人生就停滯不前，再也無法翻頁了。」原來小說故事，果真是顏擇雅思考人生、反覆辯證的材料。而這正是她新書《如何減少孤獨一點點：讀懂村上春樹短篇，身心更自在》中談到的作品。村上春樹並不是顏擇雅最愛的作家，但她認為，村上作品普及、好入口，尤其那些冰山式的精悍短作，正適合用來示範小說如何解析。解析文學有助於人生的回望與咀嚼，顏擇雅說，這是一件被忽略的事。「最早是花花綠綠的圖案刺激小孩子的想像，後來是對故事的熱愛；上學後學習語文，產生對美好文字的敏感和渴望。」文藝青年大抵如此養成，但她問：「為什麼沒有文藝中年呢？流失的文青人口，都去哪了？」顏擇雅提到，她接觸的人文書籍讀者，高中大學時都愛讀小說。男生一定讀金庸，女性則喜歡張曼娟《海水正藍》、張愛玲《半生緣》。而昆德拉《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輕》、村上春樹《挪威的森林》則是五年級不分男女最多人都讀過的書。這些人長大後仍然閱讀，閱讀品類卻逐漸聚焦在財經、政治、歷史或實用書。曾幾何時，文學只是青春期的記憶，而不再是中年以後理解世界的工具？●顏擇雅年少時曾被視作天才，她連忙否認，「我不是天才！誰會想買天才的書勒？」與其說顏擇雅自謙，或許她更掛心的是：若閱讀只是少數人的天賦，推廣閱讀便失去意義了。但顏擇雅的確曾被稱為神童好一陣子。小學六年級，她被學校送去參加兒童益智節目，做為挑戰者，一對一按鈴搶答。她總是答對最多題，不斷晉級後來拿到最高獎金，家人很有面子。從此，她可以光明正大讀課外書，精神生活大有改善。（顏擇雅小學六年級時參加兒童益智節目，拿下最高獎金。左一為母親。圖／顏擇雅提供）11、12歲時，顏擇雅覺得文學比社會現實更有趣。1981年，國二的她看到一則社會新聞，是發生在法國的「巴黎人肉事件」，一名日本富二代留學生因為迷戀而殺害荷蘭籍女同學，手段殘忍，震驚全球，兇手受訪時提及自己喜歡讀《馬克白》。一個殺人魔為何愛看莎士比亞？她好奇把書找來讀，後來又讀了更多莎劇，「這些根本就是社會新聞嘛！」這也讓她想起白先勇〈金大班的最後一夜〉、〈孤戀花〉中的酒家女。而當年力推她讀白先勇《臺北人》的小學男老師，因為對某些學生性騷擾，留給學生複雜而不愉快的記憶。一開始無人舉報，直到有同學指控老師是「匪諜」，這位老師才被調查。多年後，顏擇雅以〈我的白色恐怖〉一文記下這個故事，收錄在她的《愛還是錯愛：關於教育與人格養成的思辨》作為開場的第一篇。文章傳回小學同學群組，竟有意外回響──有相似遭遇的後輩，以顏擇雅的文章為證，對那名老師提出性騷擾的告訴，還上了新聞。「這是一個過往不愉快的經歷。但對我自己而言，寫下這篇文章已經夠了。」當年學校教官指定她們讀黨國雜誌《疾風》，其中一篇〈黑幫外史〉把黨外人物呂秀蓮、許信良寫成色情小說，也給她留下深刻印象，後來也都寫進文章，題目就叫〈那年，我讀了超多垃圾〉。顏擇雅的閱讀啟蒙，果真既不單純也不典雅。從小，家裡就有父親訂的黨外雜誌，她15歲赴美讀高中，後進入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那些年她除了課業，也大量看人民日報、香港的左媒，「我對中國的政治一向更有興趣。」這些年她持續在臉書上發表頗具影響力的政治評論，往往能提出眾人忽略的面向與觀點。顏擇雅說，讀者不能只看作者寫了什麼，也要看作者遺漏了什麼。小說如此，政治敘事亦然。她舉近期電影《給阿嬤的情書》為例，片中強調當年到東南亞的華僑與祖國有剪不斷理還亂的感情，但她更在意的是被省略的部分：這些華僑如何在異地奮鬥、深耕，建立自己的制度、民族與政治性格？「中國如果談到臺灣，大概也會忽略這一部份。」她畢業回台後一直在出版社工作，2002年離開工作的出版社，尚在思考未來時，余英時的妻子陳淑平轉給她一則英文書訊，那是美籍華人章家敦剛在美國出版的《中國即將崩潰》。顏擇雅一眼看出這本書的潛力，當時台灣的大出版社紛紛放棄，她便向版權公司提出一個不算太高的offer，「我說可以給我，我開公司來做這本書。」這便是雅言文化的開始。●但美國版權方發現顏擇雅連公司都沒有，起初根本不想賣，是余英時親自打電話說服才談成。剛卸任的李登輝總統，也在余英時協助聯繫下，出席新書發表會。這本書出版後，連上報紙頭版數日，也大大暢銷。翌年SARS期間，顏擇雅邀請作者章家敦和日本經濟評論家大前研一，在臺北進行一場辯論。尚未見過顏擇雅的余英時，對她的出版行銷策略十分驚艷。顏擇雅笑說，自己的第一桶金是余英時幫忙賺的，「余先生幫過很多人的忙，但幫人賺錢，可能是第一次。」2014年太陽花運動，余英時支持學生的公開信，第一個傳給她；余英時與人在北京的表妹張先玲之間不便直接聯繫時，也曾由她居中協助；余過世後，她為他編書、整理遺稿，分毫未取。余英時晚年最後一次公開演講，談到臺灣民主品質，給出的建言竟然是「提升人文素養」。她當時不懂，後來才慢慢理解，所謂人文素養，既包括對當前社會科學、政治經濟的全面理解，也包括透過文學培養同理，看懂人情世故。「現在大家對文化統戰都很敏感。但只要我們對中國共產黨有足夠理解，就不怕統戰。」她說，譬如當習近平說「東升西降」，我們要能判斷這是話術，還是可被檢驗的現實。顏擇雅解析小說時，也主張思想獨立。榮格的「共時性」、馬克思的「異化」這些理論其實可以通通不用，「應該動用的是我們對人情世故的理解，把生命經驗帶入閱讀，來問出對的問題。如果小說的結尾不合理，我們就該把這個『不合理』當作槓桿去發問。」但要怎麼知道不合理呢？她抽出包裡的金聖嘆《水滸傳》評點本，翻開唸給我聽：「驟看之，有如無物，及至細尋，其中便有一條線索，拽之通體俱動。」這就是《如何減少孤獨一點點》中多次出現的「草蛇灰線法」。她說，民國以前的華文讀者，讀小說很講究，都要看評點本。在西方，納博科夫、波赫士、奧登也都有文學講稿，「有一個老師鉅細靡遺地教你怎麼讀。」這是她寫作新書的理由。問她怎麼讀《理性與感性》書名中的理性，也就是 Sense 一詞？她眼睛一亮，說，Sense 不只是抽象理性，也牽涉感官、經驗與判斷。人說一件事「It doesn’t make sense」，不只是說它邏輯錯誤，也是在說它無法被經驗感知、無法讓人信服。「如何運用理性，是受感性影響的。感性也能抵達真理和普世性。」對顏擇雅而言，她的真理是什麼？一開始，顯然不是公理與正義的問題。1980年代末她在柏克萊大學讀書時，學生們以重視社會介入聞名，當時最熱鬧的議題是「要求學校從南非撤資」，「那時我對這個比較無感。」於是她更常躲在圖書館讀書。清朝小說評點本、臺灣地方誌、《紐約客》、村上春樹、拉丁文的18世紀色情小說、《中國古艷稀品叢刊》，無所不讀，「讀色情小說是增進語文的一個起步方法，因為青少年時期對色情的好奇心，是龐大到足以克服一連串單字看不懂的挫折感的。」她說。閱讀使她思維活絡，充滿各種感受。大四那年，她由預醫科轉往比較文學系，事前沒有和父母商量，因為知道一定不准。真正攤牌後，母親徹夜哭泣，父親從臺灣寄來航空信，寫「已四晚無法闔眼睡覺」，在當時，是她難以釋懷的人生低谷。●顏擇雅並不自認天生精明，卻說自己很適合創業，因為「很能和不確定性共存」，另外就是「對羞恥感有很高的包容度」，她說，「怕失敗，其實是怕羞辱。」從小習慣嚴格的母親，讓她從沒養成一丁點自我感覺良好。母親嚴厲、自律，每天清晨六點起床，總讓她覺得自己紀律差勁。「但我很早就知道自己群體性很低，不太在意別人的看法。」說話不看場合、愛講話被罰站、功課很好卻從沒被選過股長，因為大家都知道她不適合，老師的期末評語特別點出她「不合群」。「我上班七年，大概也讓老闆很頭痛。」就是這樣特立獨行的顏擇雅，後來，真的成了一人出版社。「不用出門、跟人講話實在是太好了。」但其實她也並非刻意一人作業。雅言的第二本書是魯西迪的《魔鬼詩篇》，這本小說在西方出版後，被部分伊斯蘭教人士指為褻瀆先知，造成好幾位譯者、出版人遇襲被害。台灣原本已有出版社簽下版權，後來因風險考量解約，而顏擇雅正是當時處理解約的人。她很清楚，這個版權很難再有人接手。立法委員曾召開記者會抨擊該書在台簽約，海外通路也拒絕進書。對一般出版社而言，這些都是風險；但對剛創業、沒有辦公室、獨自一人的顏擇雅而言，反而成了一種優勢。「既然是我解約的，那就我來出吧。」問她不害怕嗎，「我只有一個人，躲起來很容易。」好多電視台要訪她，她拒不回應。書做出來後，也沒有辦公室地址可以寄恐嚇信，「反正木已成舟。」她說。後來合約到期，餘書依約銷毀。2022年魯西迪在美國紐約演講時遇襲重傷，她仍覺得奇怪：「這是大新聞欸，好奇怪，怎麼都沒人再出版呢？」從事出版三十二年，她說的話看似理智，語氣裡卻滿是激情。後來雅言做出更多包括《正義：一場思辨之旅》等暢銷好書，但她回想起來，最快樂的仍是創業初期：一個無名小卒，歷經百般挫折，不知自己能為一本被遺漏的好書做多少事。不停摸索、尋找方位的日子，她說：「那是我一輩子最開心的時期。」●顏擇雅似乎很喜歡給自己找麻煩。她喜歡對著一邊改考卷、一邊聽講的學校老師演講，「他們抬頭時我就知道哪裡最吸引人。」常在臉書發文試水溫的她，也樂於猜錯，「讓我更知道大家現在關注的焦點。」「喜歡文學的人已經很內向了，多用社群媒體，學習社會的真實，是滿必要的。」但社群媒體不會很不真實、太情緒化嗎？顏擇雅搖搖頭，「《易經》裡有句『情偽相感而利害生』，情是相對於偽的，也就是說，情即是真。」原來我們常講案情、隱情、實情，都是以情為真。「張愛玲喜歡引用《論語》裡一句：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因為她最理解人性幽微的真相，是複雜糾葛的情感——情是真相，網路也是如此。」我們看到麻花般情感的糾結，而這竟然就是真實。「理解這個，你才能展開同理。」說到同理，她談起對父母的回望，有一種遲來的理解。起初他們不懂她為何熱愛文學，卻依舊從小給她讀文學所需的安全感、餘裕與秩序。父親那一代開業醫生工作時間長、任勞任怨，三更半夜有人敲門，也要下樓看診。往後出了社會即使工時漫長，她也不太覺得特別值得抱怨。母親則是另一種複雜的安全感。顏擇雅曾在文章裡寫，中學時代的自己常對母親大吼大叫，母親也常對她說：「我好倒楣生到你。」但她高一追星時（她不肯說是哪位偶像），母親雖然罵她浪費金錢與時間，卻還是替她要到簽名海報，陪她到臺北看餐廳秀。多年後，她早已對當年崇拜的偶像失去感覺，CD、海報也不知扔哪裡去了，真正留下來的，反而是母親曾陪她追星的感念。她考試表現好也少有獎品，只有幾次，母親提議去吃平時捨不得吃的昂貴冰淇淋。明明是母親掏錢，卻說是託她的福，看母親吃得有滋有味，小顏擇雅感到加倍光榮。「溺愛就算有種種缺點，為孩子營造幸福感與安全感的功效依然勝過所有的身教與言教。」多年後她如此寫道。母親過世後，她每逢出國時還是會帶著母親的證件，「比較有安全感。」母親在世時，母女倆甚至會互穿衣服，包括鞋子。（顏擇雅曾在臉書分享與母親合照，照片攝於母親80歲那年母親節。圖／翻攝顏擇雅臉書）最後我問她，有沒有什麼話要對喜愛文學、熟讀文學，卻對人生、就業、文學都感到迷惘的學子們講。「努力賺錢對一個人的成長幫助很大。」她說。為何有幫助？她舉例，村上春樹曾自述因為早年開咖啡廳的經歷，才認識了各式各樣的人，加速增進了他對人情世故的理解。「因為了解到別人的腦袋瓜跟我的不太一樣。」而有了社會經驗、人生體會，也會反過來促進、擴大，對文學的理解和想像。所以她說：「不要以熱愛文學，做為『不想進入社會』的理由。」採訪過了許久，我才發現她的左胸別著一枚不尋常的金色花形胸針。看得出是老物件了，但是保養良好，黃燈下泛著霧色光澤，是山茶的造型，花瓣層層收攏，看起來飽滿而端整。「這是母親留給我的。」真是好看。「對啊，她很重視體面，因為是醫師娘嘛。」她忽然反過來問我：「這條佛珠是媽媽送你的嗎？」她指指我的左手。「是的，您怎麼知道？」奇怪，她為什麼會知道呢？

文／圖・鏡文學 英國教育部將今年訂為「全國閱讀年」（National Year of Reading 2026），希望能重新建立起閱讀和日常文化之間的連結。全國閱讀年的口號是「全部投入」（Go All In），不是只在教室或圖書館中閱讀，而是要讓生活中、文化裡的方方面面都和閱讀產生關係。全年策略強調「把閱讀帶入文化」，主張不論是運動、音樂、美食、遊戲、電影、時尚或是創意，凡是人們感興趣的事物，都可以運用來提倡閱讀。 呼應這個年度活動，英國出版協會近期也綜合多個產業報告，整理出一系列「Book On Screen」的數據，來凸顯書籍的重要性，是戲劇、電影等產業的基石。其中重要的數據摘要如下。 書籍是原創戲劇的重要來源： ⏺︎ 電影：2020-2024年，票房前50名的電影中有36%來自書本。 ⏺︎ 電視原創戲劇：2020-2024年之間英國有30%電視原創戲劇改編自書本。 ⏺︎ 串流媒體戲劇：2024年1月至2025年6月，48%的串流媒體原創戲劇改編自書本。 書籍改編的戲劇更受歡迎： ⏺︎ 電影：2020-2024年票房前50名的電影，書籍改編比非書籍改編票房高出57%。 ⏺︎ 電視原創戲劇：2020-2024年，書籍改編戲劇比非書籍改編收視表現高出10%。 ⏺︎ 串流媒體戲劇：2024年1月至2025年6月，書籍改編戲劇比非書籍改編收視表現高出21%。 書籍改編原創戲劇是得獎常勝軍： ⏺︎ 2015-2024年，英國影藝學院獎和艾美獎總共20部最佳戲劇中，有9部是書籍改編。 ⏺︎ 過去連續六年的英國影藝學院獎最佳影片都是來自書籍，包括： ☉ 2026年的《一戰再戰》，靈感來自托馬斯．品欽（Thomas Pynchon）於1990年出版的小說《葡萄園》（Vineland）。 ☉ 2025年的《秘密會議》，改編自羅伯特．哈里斯（Robert Harris）同名原著小說。 ☉ 2024年的《奧本海默》，改編自凱．柏德（Kai Bird）、馬丁．薛文（Martin Sherwin）原著傳記。 ☉ 2023年的《西線無戰事》，是德國作家雷馬克（Erich Maria Remarque, 1898-1970）的名著改編，這也是這部小說第三次被改編成電影。 ☉ 2022年的《犬山記》，改編自湯瑪斯．薩維奇（Thomas Savage）同名原著小說。 ☉ 2021年的《游牧人生》，改編自記者潔西卡．布勞德（Jessica Bruder）的非虛構紀實寫作《游牧人生：在二十一世紀美國生存》（Nomadland: Surviving America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從出版協會公布的數據看來，書籍確實是影視產業尋找題材時，重要的來源。而且戲劇作品的來源不只有小說，傳記、非虛構寫作也是優秀的戲劇題材。 另一個特點是，書籍出版30年以上如《葡萄園》、甚至一世紀前的作品像《西線無戰事》，也能在新的時代解讀下，翻出新意，成為當下的票房大作。 出版協會也分析了2024年英國最受歡迎的書籍改編英劇前十名，《呼叫助產士》（Call the Midwife）、《探長薇拉》（Vera）、《倫敦神探》（Strike）都在榜上。前十名中，五部作品改編自小說，四部改編自回憶錄，還有一部是自傳改編。 出版協會表示，創意產業對英國而言非常重要，是經濟成長背後關鍵的驅動力，英國電視節目輸出國際在2023／24年度創造的出口額達18億英鎊（約764億台幣）。不過在這些經濟規模的背後，重要的基石就是書籍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