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淑卿走路和故事有各種巧妙關連，已非新鮮話題。在19世紀的小說中，花園或田野散步是女性少有的私密談話空間，也是心理流動和情節推進的重要場景。走路也是一種記憶方式，故事和空間特徵結合成歌之版圖，讓行人有所憑依，不至於迷路。走路也是閱讀的方法。著名的例子是小說家納博科夫在康乃爾大學教授文學課程時，將喬伊斯小說《尤利西斯》的主角利奧波德·布魯姆和史蒂芬·迪達勒斯，在1904年6月16日這一天在都柏林行走的路線畫成地圖。講課內容後來收錄在納博科夫《文學講稿》一書中。他告誡學生，不要把布魯姆在都柏林某一夏日無聊的閒逛和小小的冒險，看作是對《奧德賽》的準確的滑稽的模仿，把廣告推銷員布魯姆看成是足智多謀的尤利西斯。他認為這部作品的主題是：布魯姆和命運。如果從空中俯瞰布魯姆和史蒂芬那天行走的路線，納博科夫認為，這就像是一場命運之舞。他說，在都柏林某日的旅行中，這些人物不斷地聚集在一起。喬伊斯從未失去對他們的控制。他們來來去去，相遇分離，又再度相遇，就像命運慢舞中精心編排的鮮活角色。納博科夫的地圖解讀，吸引一些人實地體驗，包括挪威探險家與作家厄凌·卡格。他在《就是走路》書中說，他研究過這個地圖，也走過故事展開的街道。他認為納博科夫說得沒錯，一旦你沿著布魯姆走過的路，來到小說中的戴維拜恩酒吧，喝一杯喬伊斯午餐愛喝的勃根地紅酒，你對小說家描寫的酒吧會有全然不同的感受。喬伊斯對自己描繪的都柏林之真確寫實也頗有信心。他說，如果有一天都柏林全毀，可以依照他的小說將城市重建起來。維吉尼亞·吳爾夫的《戴洛維夫人》也很適合此類走讀。2014年Ferris Jabr在《紐約客》發表文章〈為什麼走路有助於思考〉（Why Walking Helps Us Think）便說，波士頓學院英文系教授Joseph Nugent，曾和同事製作一個附有註解的Google地圖，追隨《尤利西斯》兩位主角的足跡。英國維吉尼亞·吳爾夫學會和喬治亞理工學院的學生，也以同樣方法重建《戴洛維夫人》小說人物，在倫敦漫步時行走的路徑。走路和旅行讓思想泉湧創意迸發，在眾多隨筆散文中屢見不鮮。但是Ferris Jabr進一步引用科學佐證。2014年史丹佛大學研究人員發表一項實驗結果，這也許是第一個測量步行如何直接改變創造力的研究。Marily Oppezzo和Daniel Schwartz在4項實驗中，要求176位大學生在不同情況下完成各種創造性思考測驗：坐著、在跑步機上行走，或是在史丹佛校園裡漫步。結果顯示，散步有助於發散性的創意或聯想。學生在走路時能夠比坐著，為日常物品（像是鈕扣），想到更多新穎用途。而且也有助於創造出獨特但意義相等的隱喻，例如從「即將綻開的繭」，想到「正在孵化的蛋」。但若需要專注的活動，例如從3個詞語中找到唯一可以連結的單字時，步行卻會讓測試者表現變差。Oppezzo推論，步行會讓心靈漂流在一片翻騰洶湧的思想之海中，因此對於需要高度聚焦的思考反而有害。今年奧地利格拉茲大學健康心理學研究者Christian Rominger帶領的團隊，則嘗試回答新問題，也就是步行可能會影響創造力，但要需時多久，效果才會更為顯著。他們採用「生態瞬時評估」（Ecological Momentary Assessment），不是在實驗室，而是在人們真實的生活動態中測試。他們將「活動」分成三等：輕度身體活動包括在屋內隨意走動之類的輕鬆動作。中等強度身體活動涵蓋快走、休閒運動或較吃力的家務。劇烈活動則是跑步、游泳或騎車等高強度動作。結果顯示，一場20分鐘的快走，很可能在1小時後帶來更好的語文問題解決能力。但對圖像問題則毫無幫助。不過研究者對此結果也有所保留，認為這些發現是探索性質，且高度仰賴觀察性的方法，因此不能斷然宣稱，中等強度的身體活動，「直接造成」創造力的變化。走路還有一個重要的作用，就是讓故事的場景得以現形。從納博科夫1969年接受《Vogue》採訪中，我們可以了解，對他來說，知曉《尤利西斯》兩位主角的行走路線，意義不在走路本身，而是透過走路，空間場景可以被更清晰的想像。他在採訪中說，他致力於為學生提供細節的確切資訊，尤其是那些可以產生感官火花的細節組合，缺少它們，書便會死去。抽象觀念在此可說無關緊要。不僅《尤利西斯》，閱讀其他作品也是如此。比如，他認為任何人都能吸收托爾斯泰對通姦態度的要點，但要享受托爾斯泰的藝術，好的讀者必須願意去想像，百年前莫斯科到彼得堡夜車上火車車廂的布置。他也說，若不對珍·奧斯汀《曼斯菲爾德莊園》中那座落葉松迷宮有視覺上的感知，小說便會失去它部分的立體魅力；而除非傑基爾醫生宅邸的正面在學生心中被清晰重建，否則對史蒂文生《化身博士》那篇故事的享受便無法完美。可以進一步追問的是，走路除了能夠讓我們身歷其境認識故事場景外，對我們在腦海中想像場景、建構場景，是否也有實際助益？Ferris Jabr在文章中曾提到，規律步行能促進腦細胞之間形成新的連結，延緩伴隨年齡增長而出現的腦組織萎縮，增加海馬迴（對記憶至關重要的一個腦區）的體積，並提高某些分子的濃度；這些分子既能刺激新神經元的生長，也能在神經元之間傳遞訊息。近20年的神經科學研究則提出一個新見解：海馬迴及其相關神經系統，功能似乎不僅是和記憶有關。2014年神經科學家Sinéad L. Mullally和Eleanor A. Maguire發表一篇文章〈記憶、想像與預測未來：一個共同的大腦機制？〉（Memory, Imagination, and Predicting the Future: A Common Brain Mechanism？）。這篇文章梳理過去相關的實證研究，並試圖對一個仍在演進中的理論框架提出解釋：「一個共同的神經系統如何同時支撐我們對往昔的回憶、想像以及預測未來的嘗試。」文章中以「場景建構理論」主張，情節記憶、空間導航、想像虛構場景和想像未來，都包含許多並非海馬迴主要關切的認知歷程。但儘管如此，它們都各自仰賴海馬迴提供一個關鍵成分，那就是空間連貫場景的建構。也就是說，海馬迴過去被認為與情節記憶有關，但或許有關的並非記憶本身，而是「場景建構」，它為記憶、想像與預測未來提供了共同的基礎。甚至，海馬迴在觀看場景時，還會自動推估視野之外的空間，因此可能預測眼前環境接下來的樣貌。舉例來說，在2007年針對「選擇性雙側海馬迴受損病患之想像能力」的系統性研究，發現這些深度失憶的病患，無法建構非時間性的虛構場景(即不帶過去或未來時間意涵的場景)，也無法想像涉及自身的未來事件。例如，當被要求想像簡單的虛構場景，如「想像你正躺在一片美麗熱帶海灣的白色沙灘上」時，他們可以說出個別元素，卻無法把這些元素整合成一個空間連貫的完整場景。規律步行可以增加海馬迴的體積，而海馬迴或許關乎場景建構的認知功能，這是屬於仍在進行的科學推論。但就像走路與創意的關聯，早在實驗進行之前，許多作家就親身體驗了走路的益處。納博科夫的經驗，和場景建構理論所描述的認知歷程，也頗為相似。他不僅在寫作中建構場景，甚至在生活中預見場景。納博科夫回答《Vogue》編輯的提問：「據說你曾表示，你活在未來，多過活在當下或過去，儘管你如此專注於記憶。能說說為什麼嗎？」他的回答是，在創作時，他向前看，而非向後看。他會試著「預見」正在進行中的作品將如何發展，試著在水晶墨水瓶裡，看見已經謄清完成的定稿，試著在校樣尚未印出之前，就已經把它讀過...。於是，當我們相信走路對於浮想聯翩的發散性思考有所助益時，也許它也在幫助你，增加閱讀或寫作時對於故事場景的想像，你也因此更能體會故事架構其上的深意。 走路會激發創意，也可能增加場景的想像能力。就像小說家納博科夫建議繪製《尤利西斯》中兩位主角的行走路線來解讀小說，其目的也不僅在於走路，而是透過走路來想像更清晰的場景細節。圖／陳克宇

文・蕭宇翔／圖・鏡文學文學如何成為人生重要的思考材料？為了回答這個問題，雅言文化創辦人顏擇雅揹了一摞書來見我。我將採訪約在臺北東門一間咖啡館，未料一進門昏暗嘈雜，磨豆機嘶鳴不歇，周遭還有大嗓門閒談。顏擇雅已經到了，她立刻認出我，體貼地找了張大桌子，招呼我坐近一些。她的眼鏡看來材質輕巧，說話前，把眼鏡摺起，收進一只小圓罐。另一旁的背包裡裝滿了書。她有備而來，只要談到複雜處，便從包裡抽出書，翻到出處。只見上頭寫滿筆記，字跡簡潔遒勁，書本保存良好，一律是索引便利貼，沒有摺頁。顏擇雅創辦出版社雅言文化已24年，以一人之姿，她出版新思潮書種本本暢銷，《中國即將崩潰》、《魔鬼詩篇》、《正義：一場思辨之旅》都曾風靡全臺，建立新知。她因出版《中國即將崩潰》而與史學家余英時結緣，當年，聽余英時談起臺灣民主品質的培養，必須「提升人文素養」，她透過出版工作也逐漸了解，所謂人文素養，是各種知識的集合，能使一個人理解他人、判斷現實、明辨是非。近年，她更多以政論、社會觀察與推廣閱讀的文章為人所見。最近，她寫的新書《如何減少孤獨一點點：讀懂村上春樹短篇，身心更自在》，則從村上春樹短篇小說切入，回答這個她長年關心的問題：文學如何成為人生重要的思考材料？問起小時候的閱讀經驗，才發現對顏擇雅而言，閱讀從來不是純粹典雅的事，而是很早就與駁雜的知識、家庭管教、威權時代的氣氛糾纏在一起。她有次把東方出版社的注音版《紅樓夢》夾在課本裡躺在床上看，母親進來把書抽起，發現裡面果然是小說，不但當場巴了她的頭、罵她不老實，還把書拿去鎖起來。多年後雅言文化成績豐碩，母親語帶驕傲地說起她從小就愛讀書，她提醒母親自己曾因為讀課外書而被教訓，母親非常驚訝，顯然全忘了。「當然我現在不會怪我媽，這是人之常情。我也沒有因為被沒收就不喜歡那本小說，暑假發還回來，還是開開心心讀下去。」父親是開業醫生，顏擇雅家中從不缺書，70年代臺灣剛開始有大套書，醫生通常是被推銷的主要對象，所以她家什麼書都有。《世界博物館全集》、美國《生活》雜誌世界經典攝影全集……。爸爸房間擺不下，都放她房間，「那一代士紳看的書，對我也幫助很大。」原只是一代中產家庭的文化擺設，卻讓她從小接觸世界藝術、希臘神話、博物館知識。當時或許未必都能看懂，但她還是喜歡看。年輕時讀托爾斯泰《伊凡‧伊里奇之死》，她曾對十九世紀布爾喬亞家庭講究家具、維持體面感到鄙夷，發誓自己絕不要變成那樣的人。但中年的她歷經人世折衝，反過來思考才發現，家具或許不只是物質擺設，而是一個家庭提供安全感的來源。「家具是重要的。」她說，當年父母努力賺錢，維護一個家的生活水平，讓她能夠安心學習，如今回想起來很不容易。說完，她又若有所思了一陣子，並提出一個反向思考：「不過太有安全感，對小孩子可能也不太好。」她立刻舉村上春樹的短篇〈Yesterday〉為例。小說男主角鎮日自省人生太過安逸，卻一步步喪失了與女友的真實連結，分手多年，他仍不斷寄送明信片給前女友，想表達自己沒有忘記對方，卻不願收到對方的回信。「他生長在太有安全感的家庭，從小不懂什麼是失去。所以，一旦失去了安全感，他的人生就停滯不前，再也無法翻頁了。」原來小說故事，果真是顏擇雅思考人生、反覆辯證的材料。而這正是她新書《如何減少孤獨一點點：讀懂村上春樹短篇，身心更自在》中談到的作品。村上春樹並不是顏擇雅最愛的作家，但她認為，村上作品普及、好入口，尤其那些冰山式的精悍短作，正適合用來示範小說如何解析。解析文學有助於人生的回望與咀嚼，顏擇雅說，這是一件被忽略的事。「最早是花花綠綠的圖案刺激小孩子的想像，後來是對故事的熱愛；上學後學習語文，產生對美好文字的敏感和渴望。」文藝青年大抵如此養成，但她問：「為什麼沒有文藝中年呢？流失的文青人口，都去哪了？」顏擇雅提到，她接觸的人文書籍讀者，高中大學時都愛讀小說。男生一定讀金庸，女性則喜歡張曼娟《海水正藍》、張愛玲《半生緣》。而昆德拉《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輕》、村上春樹《挪威的森林》則是五年級不分男女最多人都讀過的書。這些人長大後仍然閱讀，閱讀品類卻逐漸聚焦在財經、政治、歷史或實用書。曾幾何時，文學只是青春期的記憶，而不再是中年以後理解世界的工具？●顏擇雅年少時曾被視作天才，她連忙否認，「我不是天才！誰會想買天才的書勒？」與其說顏擇雅自謙，或許她更掛心的是：若閱讀只是少數人的天賦，推廣閱讀便失去意義了。但顏擇雅的確曾被稱為神童好一陣子。小學六年級，她被學校送去參加兒童益智節目，做為挑戰者，一對一按鈴搶答。她總是答對最多題，不斷晉級後來拿到最高獎金，家人很有面子。從此，她可以光明正大讀課外書，精神生活大有改善。（顏擇雅小學六年級時參加兒童益智節目，拿下最高獎金。左一為母親。圖／顏擇雅提供）11、12歲時，顏擇雅覺得文學比社會現實更有趣。1981年，國二的她看到一則社會新聞，是發生在法國的「巴黎人肉事件」，一名日本富二代留學生因為迷戀而殺害荷蘭籍女同學，手段殘忍，震驚全球，兇手受訪時提及自己喜歡讀《馬克白》。一個殺人魔為何愛看莎士比亞？她好奇把書找來讀，後來又讀了更多莎劇，「這些根本就是社會新聞嘛！」這也讓她想起白先勇〈金大班的最後一夜〉、〈孤戀花〉中的酒家女。而當年力推她讀白先勇《臺北人》的小學男老師，因為對某些學生性騷擾，留給學生複雜而不愉快的記憶。一開始無人舉報，直到有同學指控老師是「匪諜」，這位老師才被調查。多年後，顏擇雅以〈我的白色恐怖〉一文記下這個故事，收錄在她的《愛還是錯愛：關於教育與人格養成的思辨》作為開場的第一篇。文章傳回小學同學群組，竟有意外回響──有相似遭遇的後輩，以顏擇雅的文章為證，對那名老師提出性騷擾的告訴，還上了新聞。「這是一個過往不愉快的經歷。但對我自己而言，寫下這篇文章已經夠了。」當年學校教官指定她們讀黨國雜誌《疾風》，其中一篇〈黑幫外史〉把黨外人物呂秀蓮、許信良寫成色情小說，也給她留下深刻印象，後來也都寫進文章，題目就叫〈那年，我讀了超多垃圾〉。顏擇雅的閱讀啟蒙，果真既不單純也不典雅。從小，家裡就有父親訂的黨外雜誌，她15歲赴美讀高中，後進入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那些年她除了課業，也大量看人民日報、香港的左媒，「我對中國的政治一向更有興趣。」這些年她持續在臉書上發表頗具影響力的政治評論，往往能提出眾人忽略的面向與觀點。顏擇雅說，讀者不能只看作者寫了什麼，也要看作者遺漏了什麼。小說如此，政治敘事亦然。她舉近期電影《給阿嬤的情書》為例，片中強調當年到東南亞的華僑與祖國有剪不斷理還亂的感情，但她更在意的是被省略的部分：這些華僑如何在異地奮鬥、深耕，建立自己的制度、民族與政治性格？「中國如果談到臺灣，大概也會忽略這一部份。」她畢業回台後一直在出版社工作，2002年離開工作的出版社，尚在思考未來時，余英時的妻子陳淑平轉給她一則英文書訊，那是美籍華人章家敦剛在美國出版的《中國即將崩潰》。顏擇雅一眼看出這本書的潛力，當時台灣的大出版社紛紛放棄，她便向版權公司提出一個不算太高的offer，「我說可以給我，我開公司來做這本書。」這便是雅言文化的開始。●但美國版權方發現顏擇雅連公司都沒有，起初根本不想賣，是余英時親自打電話說服才談成。剛卸任的李登輝總統，也在余英時協助聯繫下，出席新書發表會。這本書出版後，連上報紙頭版數日，也大大暢銷。翌年SARS期間，顏擇雅邀請作者章家敦和日本經濟評論家大前研一，在臺北進行一場辯論。尚未見過顏擇雅的余英時，對她的出版行銷策略十分驚艷。顏擇雅笑說，自己的第一桶金是余英時幫忙賺的，「余先生幫過很多人的忙，但幫人賺錢，可能是第一次。」2014年太陽花運動，余英時支持學生的公開信，第一個傳給她；余英時與人在北京的表妹張先玲之間不便直接聯繫時，也曾由她居中協助；余過世後，她為他編書、整理遺稿，分毫未取。余英時晚年最後一次公開演講，談到臺灣民主品質，給出的建言竟然是「提升人文素養」。她當時不懂，後來才慢慢理解，所謂人文素養，既包括對當前社會科學、政治經濟的全面理解，也包括透過文學培養同理，看懂人情世故。「現在大家對文化統戰都很敏感。但只要我們對中國共產黨有足夠理解，就不怕統戰。」她說，譬如當習近平說「東升西降」，我們要能判斷這是話術，還是可被檢驗的現實。顏擇雅解析小說時，也主張思想獨立。榮格的「共時性」、馬克思的「異化」這些理論其實可以通通不用，「應該動用的是我們對人情世故的理解，把生命經驗帶入閱讀，來問出對的問題。如果小說的結尾不合理，我們就該把這個『不合理』當作槓桿去發問。」但要怎麼知道不合理呢？她抽出包裡的金聖嘆《水滸傳》評點本，翻開唸給我聽：「驟看之，有如無物，及至細尋，其中便有一條線索，拽之通體俱動。」這就是《如何減少孤獨一點點》中多次出現的「草蛇灰線法」。她說，民國以前的華文讀者，讀小說很講究，都要看評點本。在西方，納博科夫、波赫士、奧登也都有文學講稿，「有一個老師鉅細靡遺地教你怎麼讀。」這是她寫作新書的理由。問她怎麼讀《理性與感性》書名中的理性，也就是 Sense 一詞？她眼睛一亮，說，Sense 不只是抽象理性，也牽涉感官、經驗與判斷。人說一件事「It doesn’t make sense」，不只是說它邏輯錯誤，也是在說它無法被經驗感知、無法讓人信服。「如何運用理性，是受感性影響的。感性也能抵達真理和普世性。」對顏擇雅而言，她的真理是什麼？一開始，顯然不是公理與正義的問題。1980年代末她在柏克萊大學讀書時，學生們以重視社會介入聞名，當時最熱鬧的議題是「要求學校從南非撤資」，「那時我對這個比較無感。」於是她更常躲在圖書館讀書。清朝小說評點本、臺灣地方誌、《紐約客》、村上春樹、拉丁文的18世紀色情小說、《中國古艷稀品叢刊》，無所不讀，「讀色情小說是增進語文的一個起步方法，因為青少年時期對色情的好奇心，是龐大到足以克服一連串單字看不懂的挫折感的。」她說。閱讀使她思維活絡，充滿各種感受。大四那年，她由預醫科轉往比較文學系，事前沒有和父母商量，因為知道一定不准。真正攤牌後，母親徹夜哭泣，父親從臺灣寄來航空信，寫「已四晚無法闔眼睡覺」，在當時，是她難以釋懷的人生低谷。●顏擇雅並不自認天生精明，卻說自己很適合創業，因為「很能和不確定性共存」，另外就是「對羞恥感有很高的包容度」，她說，「怕失敗，其實是怕羞辱。」從小習慣嚴格的母親，讓她從沒養成一丁點自我感覺良好。母親嚴厲、自律，每天清晨六點起床，總讓她覺得自己紀律差勁。「但我很早就知道自己群體性很低，不太在意別人的看法。」說話不看場合、愛講話被罰站、功課很好卻從沒被選過股長，因為大家都知道她不適合，老師的期末評語特別點出她「不合群」。「我上班七年，大概也讓老闆很頭痛。」就是這樣特立獨行的顏擇雅，後來，真的成了一人出版社。「不用出門、跟人講話實在是太好了。」但其實她也並非刻意一人作業。雅言的第二本書是魯西迪的《魔鬼詩篇》，這本小說在西方出版後，被部分伊斯蘭教人士指為褻瀆先知，造成好幾位譯者、出版人遇襲被害。台灣原本已有出版社簽下版權，後來因風險考量解約，而顏擇雅正是當時處理解約的人。她很清楚，這個版權很難再有人接手。立法委員曾召開記者會抨擊該書在台簽約，海外通路也拒絕進書。對一般出版社而言，這些都是風險；但對剛創業、沒有辦公室、獨自一人的顏擇雅而言，反而成了一種優勢。「既然是我解約的，那就我來出吧。」問她不害怕嗎，「我只有一個人，躲起來很容易。」好多電視台要訪她，她拒不回應。書做出來後，也沒有辦公室地址可以寄恐嚇信，「反正木已成舟。」她說。後來合約到期，餘書依約銷毀。2022年魯西迪在美國紐約演講時遇襲重傷，她仍覺得奇怪：「這是大新聞欸，好奇怪，怎麼都沒人再出版呢？」從事出版三十二年，她說的話看似理智，語氣裡卻滿是激情。後來雅言做出更多包括《正義：一場思辨之旅》等暢銷好書，但她回想起來，最快樂的仍是創業初期：一個無名小卒，歷經百般挫折，不知自己能為一本被遺漏的好書做多少事。不停摸索、尋找方位的日子，她說：「那是我一輩子最開心的時期。」●顏擇雅似乎很喜歡給自己找麻煩。她喜歡對著一邊改考卷、一邊聽講的學校老師演講，「他們抬頭時我就知道哪裡最吸引人。」常在臉書發文試水溫的她，也樂於猜錯，「讓我更知道大家現在關注的焦點。」「喜歡文學的人已經很內向了，多用社群媒體，學習社會的真實，是滿必要的。」但社群媒體不會很不真實、太情緒化嗎？顏擇雅搖搖頭，「《易經》裡有句『情偽相感而利害生』，情是相對於偽的，也就是說，情即是真。」原來我們常講案情、隱情、實情，都是以情為真。「張愛玲喜歡引用《論語》裡一句：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因為她最理解人性幽微的真相，是複雜糾葛的情感——情是真相，網路也是如此。」我們看到麻花般情感的糾結，而這竟然就是真實。「理解這個，你才能展開同理。」說到同理，她談起對父母的回望，有一種遲來的理解。起初他們不懂她為何熱愛文學，卻依舊從小給她讀文學所需的安全感、餘裕與秩序。父親那一代開業醫生工作時間長、任勞任怨，三更半夜有人敲門，也要下樓看診。往後出了社會即使工時漫長，她也不太覺得特別值得抱怨。母親則是另一種複雜的安全感。顏擇雅曾在文章裡寫，中學時代的自己常對母親大吼大叫，母親也常對她說：「我好倒楣生到你。」但她高一追星時（她不肯說是哪位偶像），母親雖然罵她浪費金錢與時間，卻還是替她要到簽名海報，陪她到臺北看餐廳秀。多年後，她早已對當年崇拜的偶像失去感覺，CD、海報也不知扔哪裡去了，真正留下來的，反而是母親曾陪她追星的感念。她考試表現好也少有獎品，只有幾次，母親提議去吃平時捨不得吃的昂貴冰淇淋。明明是母親掏錢，卻說是託她的福，看母親吃得有滋有味，小顏擇雅感到加倍光榮。「溺愛就算有種種缺點，為孩子營造幸福感與安全感的功效依然勝過所有的身教與言教。」多年後她如此寫道。母親過世後，她每逢出國時還是會帶著母親的證件，「比較有安全感。」母親在世時，母女倆甚至會互穿衣服，包括鞋子。（顏擇雅曾在臉書分享與母親合照，照片攝於母親80歲那年母親節。圖／翻攝顏擇雅臉書）最後我問她，有沒有什麼話要對喜愛文學、熟讀文學，卻對人生、就業、文學都感到迷惘的學子們講。「努力賺錢對一個人的成長幫助很大。」她說。為何有幫助？她舉例，村上春樹曾自述因為早年開咖啡廳的經歷，才認識了各式各樣的人，加速增進了他對人情世故的理解。「因為了解到別人的腦袋瓜跟我的不太一樣。」而有了社會經驗、人生體會，也會反過來促進、擴大，對文學的理解和想像。所以她說：「不要以熱愛文學，做為『不想進入社會』的理由。」採訪過了許久，我才發現她的左胸別著一枚不尋常的金色花形胸針。看得出是老物件了，但是保養良好，黃燈下泛著霧色光澤，是山茶的造型，花瓣層層收攏，看起來飽滿而端整。「這是母親留給我的。」真是好看。「對啊，她很重視體面，因為是醫師娘嘛。」她忽然反過來問我：「這條佛珠是媽媽送你的嗎？」她指指我的左手。「是的，您怎麼知道？」奇怪，她為什麼會知道呢？

文／圖・鏡文學 英國教育部將今年訂為「全國閱讀年」（National Year of Reading 2026），希望能重新建立起閱讀和日常文化之間的連結。全國閱讀年的口號是「全部投入」（Go All In），不是只在教室或圖書館中閱讀，而是要讓生活中、文化裡的方方面面都和閱讀產生關係。全年策略強調「把閱讀帶入文化」，主張不論是運動、音樂、美食、遊戲、電影、時尚或是創意，凡是人們感興趣的事物，都可以運用來提倡閱讀。 呼應這個年度活動，英國出版協會近期也綜合多個產業報告，整理出一系列「Book On Screen」的數據，來凸顯書籍的重要性，是戲劇、電影等產業的基石。其中重要的數據摘要如下。 書籍是原創戲劇的重要來源： ⏺︎ 電影：2020-2024年，票房前50名的電影中有36%來自書本。 ⏺︎ 電視原創戲劇：2020-2024年之間英國有30%電視原創戲劇改編自書本。 ⏺︎ 串流媒體戲劇：2024年1月至2025年6月，48%的串流媒體原創戲劇改編自書本。 書籍改編的戲劇更受歡迎： ⏺︎ 電影：2020-2024年票房前50名的電影，書籍改編比非書籍改編票房高出57%。 ⏺︎ 電視原創戲劇：2020-2024年，書籍改編戲劇比非書籍改編收視表現高出10%。 ⏺︎ 串流媒體戲劇：2024年1月至2025年6月，書籍改編戲劇比非書籍改編收視表現高出21%。 書籍改編原創戲劇是得獎常勝軍： ⏺︎ 2015-2024年，英國影藝學院獎和艾美獎總共20部最佳戲劇中，有9部是書籍改編。 ⏺︎ 過去連續六年的英國影藝學院獎最佳影片都是來自書籍，包括： ☉ 2026年的《一戰再戰》，靈感來自托馬斯．品欽（Thomas Pynchon）於1990年出版的小說《葡萄園》（Vineland）。 ☉ 2025年的《秘密會議》，改編自羅伯特．哈里斯（Robert Harris）同名原著小說。 ☉ 2024年的《奧本海默》，改編自凱．柏德（Kai Bird）、馬丁．薛文（Martin Sherwin）原著傳記。 ☉ 2023年的《西線無戰事》，是德國作家雷馬克（Erich Maria Remarque, 1898-1970）的名著改編，這也是這部小說第三次被改編成電影。 ☉ 2022年的《犬山記》，改編自湯瑪斯．薩維奇（Thomas Savage）同名原著小說。 ☉ 2021年的《游牧人生》，改編自記者潔西卡．布勞德（Jessica Bruder）的非虛構紀實寫作《游牧人生：在二十一世紀美國生存》（Nomadland: Surviving America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從出版協會公布的數據看來，書籍確實是影視產業尋找題材時，重要的來源。而且戲劇作品的來源不只有小說，傳記、非虛構寫作也是優秀的戲劇題材。 另一個特點是，書籍出版30年以上如《葡萄園》、甚至一世紀前的作品像《西線無戰事》，也能在新的時代解讀下，翻出新意，成為當下的票房大作。 出版協會也分析了2024年英國最受歡迎的書籍改編英劇前十名，《呼叫助產士》（Call the Midwife）、《探長薇拉》（Vera）、《倫敦神探》（Strike）都在榜上。前十名中，五部作品改編自小說，四部改編自回憶錄，還有一部是自傳改編。 出版協會表示，創意產業對英國而言非常重要，是經濟成長背後關鍵的驅動力，英國電視節目輸出國際在2023／24年度創造的出口額達18億英鎊（約764億台幣）。不過在這些經濟規模的背後，重要的基石就是書籍出版。

作者／徐淑卿自轉星球文化社長黃俊隆第一份工作是從唱片企劃做起。創立自轉星球後，在兩岸交流最密切時期，有天他跟當時魔岩唱片帶他一起做楊乃文、陳綺貞等歌手的主管說，可不可能有天我們在台灣談「全球化」時，是可以「去中國化」市場的全球化？而不是僅仰賴中國市場的全球化？ 當李佳穎《進烤箱的好日子》確定將由企鵝藍燈集團購買全球英文版權時，黃俊隆發了一個簡訊給主管：「這就是我當年說的事情。」中國的華文文學市場與世界文學市場，也許原本只是區域與世界的差異。但是在台灣，從華文市場走向世界市場，有其必然性，而在這樣的移轉中，也必然可見其中的張力。這樣的張力，必然是政治的。一方面中國的審查制度，勢必會壓縮台灣的創作與言論自由，即使它們有廣大的人口紅利。但是當台灣要減少對中國市場的依賴時，不論是更鼓勵台灣本土創作，或是在外譯、展會的獎勵補助更偏向走向世界，依然會遇到以中國為主要銷售市場者的質疑。同時，為了避免台灣將文化資源更多的投入在發展自己的敘事與觀點，將文化補助醜化為政治收買是最取巧的方法。這固然有感覺資源被排擠者的不甘，同時也具有將台灣文化場域維繫在華文秩序中的目的。很長一段時間台灣銷售版權主要是簡中版。根據2021年OPENBOOK刊載一篇文章，從2014年至2020年，文化部BFT計畫（Books From Taiwan）共計選書342部，成功售出版權的有165部，總交易量331筆。而在已經售出的26個語種中，簡中版數量最多，占交易總量35%，其次是日文版、韓文版。 而根據文化部2022年5月臺書外譯彙整表，去除簡中版後，外譯成果為26種語文，348冊。 主要版權銷售為簡中版，固然可以視為當時中國市場對台灣作品的需求，但更該考量當時台灣文學作品銷售外譯版權極為不易。 但是，既然現在的政治局勢，勢必要減少對中國市場的依賴。加以台灣文學作品現在在世界，尤其是歐美市場等所謂的文學優勢空間，不論是李昂、白先勇、吳明益（台灣首位入圍國際布克獎）、陳思宏、郭強生、楊双子與金翎（台灣首位獲得美國國家圖書獎翻譯文學獎、第二位入圍國際布克獎）、李佳穎等等，已經形成一個星光熠熠的可行路徑。 台灣市場小，中國市場不可依賴，走向世界是必然的選擇。文化資源的「脫中入世」，不僅是基於更希望被世界看見的情感與尊嚴，也是因為現實的不得不然。而且當我們從「世界文學」的角度來看待台灣文學時，會浮現一個新的圖像。這與僅是將繁體中文轉成簡體中文進入中國市場，有著不同的權力結構；而且當台灣文學從區域性的華文文學市場，走入具有世界文學優勢空間的倫敦、巴黎、紐約時，這對台灣文學的發展有什麼正面的影響？尤其在台灣文學圖書市場令人感覺低迷的時刻，更值得注意。法國文學評論家帕斯卡．卡薩諾瓦（Pascale Casanova）在〈文學作為一個世界〉（Literature as a World）文章中，認為世界文學的空間有其中央與邊緣地區的不平等，也有一個文學時間的「格林威治子午線」，來為文學作品定義時間，何者屬於現在，何者是落伍過時。卡薩諾瓦認為，在文學宇宙中「聲望」是權力最典型的形式。而在文學場域存在最久的古老區域如倫敦、巴黎，在這個意義上是最「富有」的，因而被賦予最多的權力。 而這最富有區域的權力之所以能夠持續，是因為它具有真實且可衡量的效果。其中一個機制，就是「聲望的轉移」。透過中介者，如知名作家為尚未被承認的書籍，或來自中心之外的作品，撰寫評論或序言。同時還存在著一種透過翻譯獲得承認的複雜機制。 她也提到，文學的不平等以及其支配關係，會引發各種形式的鬥爭、競逐與競爭。處於從屬地位的一方也會發展出一些特定策略。這些策略只能在文學的框架中被理解，儘管它們可能產生政治上的後果。各種形式、創新、運動以及敘事秩序的革命，都可能被轉用、攫取、挪用或併吞，以試圖顛覆既有的文學權力關係。 也正如在這篇文章中，卡薩諾瓦以亨利．詹姆斯短篇小說〈地毯上的圖案〉說明從一個特定的詮釋角度，地毯會向細心的觀察者呈現出一組有秩序的圖案，它們只能在彼此關係中被理解，而且只有在作為整體被觀看時，在其相互依存與互動之中，才會變得可見。 當台灣文學走向世界時，也必然會更清楚意識到這種彼此相連的權力關係。 這也是今年在台灣出版《文學社會學》的法國文學社會學家夏苾洛（Gisèle Sapiro），在2024年著作《何謂世界作家？跨國文學場域》所提問的：世界文學是透過什麼機制形成的？國際聲望是如何被製造出來的？這本書與卡薩諾瓦的框架相關但更具體揭示中介者的幕後世界：這是由翻譯家、編輯、文學代理人、文學節慶策劃者、文學評審團或機構代理人所組成的。 也因此，如我們現在已經意識到的，版權代理和翻譯家的重要性，將比以往更為顯著。 那麼，「國際聲望」對台灣現在圖書市場的意義是什麼？從《臺灣漫遊錄》獲得美國國家圖書獎翻譯文學獎，以及《進烤箱的好日子》宣布由企鵝蘭登書屋購買全球英文版權後，兩本書的銷售都節節高升，顯示國際聲望的加冕有其助益。但不是每本有國際著名出版社出外譯版的作品，都在銷量上有所體現，所以這可能更像「紅利」而非必然。 這也回到一個老生常談但依舊難解的問題。在想望台灣有更多作家或作品走向世界之前，台灣如何可以確保我們的市場足以養活我們的創作者，以及足以讓他們持續寫出優秀作品？ 今年台北國際書展，會場參與者人潮和各家出版社業績平均成長10%到20%；以及這段時間前後在社群媒體被關注的現象，如夏宇不定時的出沒簽書，溫若喬台語詩集《日花閃爍》熱賣，黃麗群《海邊的房間》復刻版的話題效應。這些讓黃俊隆提出一個觀察。就是過去通路在讀者與出版社之間作為橋梁的重要性與影響力已經衰退。過去通路不論是選書或是在推書所做的各種動作，都可以帶來一定的銷售業績，這也是過去各出版社必須搶奪的資源，但現在的情況是即使擁有資源，可能作用也不大。反而不如出版社與作者在書展會場與讀者的直接溝通，或是作者在社群媒體的經營，以及讀者在社群媒體三言兩語創造的話題，更可以帶動圖書銷售。但這一來可遇不可求，二來也未必可以或需要複製同樣經驗，還是需要設想具有創意的溝通方式。 屬於讀書共和國集團的木馬文化，也有不少作品獲得外譯機會，如郭強生《尋琴者》，以及今年2月企鵝藍燈集團內的美國出版社Riverhead剛推出梁莉姿《日常運動》英文版（法文版則於2025年中由隸屬Hachette集團的Fayard出版）。 木馬副社長陳瀅如指出，台灣出版社推外譯時，主要會有組織編制的問題，因為很難有獨立編制的版權人員，可以做引進、輸出，同時又具備多語能力，因此銷售版權通常會變成由編輯兼著做。雖然也可以交給版權經紀公司，但是版權代理也有自己的考量，不見得每本書都獲得青睞。 而編輯同事想要銷售版權，必須在編輯工作外撰寫外文書介，同時也需要與外國出版社編輯建立信任度，這些都是有著實際辛苦的地方。 但最困難的還是，縱然有著將作家作品推出外譯版的願望，一切仍無法脫離商業邏輯。就國外出版社來說，如果推出日、韓作品可以賣得更好，又何必一定要出台灣作品？而台灣出版社對是否有外譯也不是一定這麼重視，除非可以帶來更好的營收，提升這本書的銷售。 因此，以目前的現況，台灣出版社要推出外譯版，沒有文化部的翻譯與出版補助，將會是非常困難的。尤其要賣出義大利、西班牙、土耳其、拉丁美洲等其他國家版權時，他們都會把是否有英文版書稿以供審閱甚至翻譯，作為版權評估的首要條件，因為繁體中文譯者或審閱者畢竟較少，他們必須仰賴英文版資料。或者如果已經出了法文版，也有助於在歐洲其他國家的銷售，因為他們的編輯很多具有閱讀法文的能力。 此外，陳瀅如也建議增加英文摘譯本的補助數量。相較於全譯本通常需要耗時一年左右，摘譯本可縮短出版資訊的時差，幫助國外出版社編輯快速評估。 與黃俊隆橋梁消失看法異曲同工的是，陳瀅如認為，現在如何把書籍的訊息送到讀者眼前，而不要被其他消費或娛樂訊息淹沒，確實有其難度。出版社過去常用的行銷方法，逐漸失去效力，廣告式的行銷也受限於預算。有時，一位普通讀者真誠的感想反而更能帶起口碑效應。 從通路橋樑作用的流失，書籍訊息傳播經常被演算法掩藏，如此國際聲望的加持，能否克服這些阻礙，讓書籍的生命可以延長？ 過去一本書的生命，大概三個月定生死。如果銷售不好，作者幾年的努力，出版社幾個月的辛苦，就會因為銷售數字而獲得不見得公平的評斷。之所以一再以《進烤箱的好日子》為例，是因為它在剛推出時銷售也屬普通，但在口碑效應，得獎與銷售外譯版權接連發酵後，有了起色，出版社也一反常態在出書大半年後才舉行新書發表會。這種不尋常的作法，其意義在於如何打破以通路初期銷售成績決定一本書生命的舊習，而讓作品的價值更為彰顯。但這也是特例。 在橋樑消失、台灣書籍評價系統仍在浮動之時，藉由國際聲望來增加台灣內部的銷售，似乎有其正面助益，雖然這也弔詭的證實了世界文學中心的影響力。但是以韓江在接連得了布克獎與諾貝爾文學獎之後，在韓國引發的閱讀文學風潮，這應該也是我們樂於期待的事。 台灣文學走向世界文學，有其必然性；同時也會產生張力與不同的權力結構。圖／陳克宇

作者／徐淑卿2023年，世界衛生組織（WHO）宣布「孤獨」為全球公共衛生緊急議題。2024年10月，首爾市政府首次將「孤獨」列為城市治理項目。預計以5年的時間，投入4513億韓元（約100億台幣），推動「沒有孤獨的首爾（Seoul Without Loneliness）」計畫。首爾市長吳世勳認為，孤獨與孤立並非個人問題，而是整個社會必須共同面對與解決的課題。這個政策的背景是，首爾單人家庭數量持續增加，2023年已占首爾全部家庭的40%，其中有62.1%的居民表示感到孤獨。其次，首爾約有13萬孤立或隱居的年輕人；同時，人口高齡化使獨居長者的人數持續上升，進一步加深孤獨與社會隔離的問題。過去，英國、日本等國都已針對「孤獨」提出因應對策。「沒有孤獨的首爾」從過去以福利為中心的模式，轉向跨部門整合合作，依照不同生命階段與領域，建立全面性的支持體系。這個龐大的計畫，預防更重於治療。不但設法使長久隱匿家中的人有出門的誘因，也透過各種活動讓人與外界有不具壓迫性的低度連結。像是在首爾設立4個可以檢測孤獨指數、吃碗泡麵和工作人員聊天的「心靈便利店」；以及學習英國的連線處方箋，不是透過藥物，而是經由藝文等各種活動，突破個體繭居的孤立狀態。值得注意的是，「沒有孤獨的首爾」許多作法並非疊床架屋另起爐灶，而是將之前已有的活動賦予新意和目標，整合到新計畫之中。如實行數年在首爾廣場、光化門、清溪川等地舉行的戶外圖書館。原本是推廣閱讀的文化項目，但在廣大戶外空間中，每個人可以坐在一個懶骨頭沙發上看書，或聽作家分享，既不必與他人多做溝通，也達到個人走出孤立而共同參與的目的，因此也成了「沒有孤獨的首爾」活動項目之一。還有與9家民間企業合作。比如在「365首爾挑戰」中，其中一項就是和教保文庫合作的「心靈之旅閱讀挑戰」。只要在教保文庫ReadLog App提出申請，之後定期打卡分享自己喜歡的句子、閱讀感想，就可以獲得分數，累積足夠的分數可以獲得市政府提供的獎品，而在你分享句子時，也會隨機獲得另一個人所提供的句子。這樣的合作可以透過民間企業帶入更具吸引力的活動形式，將社會流行的脈動與政府推行的政策合流。教保文庫「心靈之旅閱讀挑戰」的作法，明顯取經於韓國年輕族群中流行的「Text Hip」（將閱讀視為一種時髦生活風格的文化現象）。Text Hip 是先從社群媒體產生的現象。閱讀紙本書，在書上畫線，手寫心得，拍攝書店或是書封，上傳到社交媒體。根據韓國國立中央圖書館的術語解說，「Text Hip」這個新造語意指「閱讀行為被認知為一種時尚且精緻的活動現象」。這在MZ世代（千禧世代和Z世代合稱，年齡約在20至40之間）中尤為明顯。閱讀不再只是單純的嗜好活動，而被運用為自我表達與溝通的手段。嚴格說來，這並非韓國獨有的現象。韓國中央圖書館在背景說明時，也提到2024年英國《衛報》報導英國青少年與20多歲族群之間興起的「閱讀紙本書熱潮」，以及模特兒Kaia Jordan Gerber成立讀書俱樂部時說：「閱讀真的很性感（Reading is so sexy）」，雖未直接使用「Text Hip」一詞，但以相似脈絡說明此一現象。而隨著2024年韓江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這個回歸文學回歸紙本，以手寫傳達心情溫度，以閱讀展現自我的方式，在韓國年輕世代更有推波助瀾之勢。韓國許多媒體都曾報導，首爾大學圖書館過去借閱的書籍前面排名都是學術或專業書，但在2024年這個傳統被打破。前8名借閱的書都是文學，第1名是韓江的《永不告別》。不僅首爾大學，高麗大學、梨花女子大學、西江大學也有類似現象。《朝鮮日報》因為這個現象而訪問幾位大學生，有人說一開始的確帶有做樣子的成分，但與以短篇內容為主的社群媒體不同，在細細品味具有深度的文本後，逐漸體會到閱讀的樂趣。也有人提到看到韓江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消息，下定決心重新閱讀文學，不但重讀了中學時看過的《素食者》，也久違地走進書店，如今沉浸在文學之中。也因為Text Hip對年輕世代的確有影響力，所以不僅是教保文庫，戶外圖書館也推出「Hip Dok Club」閱讀計畫。1萬個會員名額，不到2小時就額滿，81.5%是MZ世代。這個閱讀計畫獎勵各種與書籍相關的活動，從紀錄標題到釋出引文到分享手寫摘錄。會員可以賺取積分、升級，獲得閱讀燈和限量版商品。韓國媒體形容，它的功能不像讀書俱樂部，而更像文學社交平台。所謂「文學社交平台」不一定是否定用語，而是一個新的提問：現在的「閱讀」是什麼？還與過去一樣嗎？《韓國先驅報》去年7月有篇文章〈韓國「Text Hip」閱讀熱潮，能否超越社群標籤而持續下去？〉（Can Korea's 'text-hip' reading craze outlive the hashtag?）就探討這個問題。比較韓國文化體育觀光部2015和2023年的全國閱讀調查數據，韓國的閱讀相較過去是衰退的。在2015年，20多歲年齡層有91.1%至少讀過一本書（不包含教科書），2023年為74.5％，購買實體書籍也從每人平均11.4本下降到2.5本，但購買電子書數量則有所增加。調查還顯示，20多歲年齡層是韓國閱讀人口最多的群體，而後隨著年齡層上升遞減。2023年，50多歲的人讀過一本書的比例是36.9%，60歲以上的人則是15.7％。雖然2023年的調查報告，與2024年流行的Text Hip無涉，但Text Hip卻讓人重新思考什麼是閱讀行為，只有完整讀完一本書，才是閱讀嗎？文化體育觀光部全國閱讀調查小組成員Kim Nam-young就指出，這個閱讀調查只能呈現部分情況。她說，在統計閱讀率時，我們只計算完整閱讀的書籍。但我們忽略的是，人們如今與書籍互動的各種新方式。 這種情況並非韓國獨有，但也意味著，我們可能低估了實際積極參與閱讀文化的人數。「或許在某個時刻，我們需要重新思考，究竟該如何定義閱讀。」《韓國日報》在討論Text Hip是不是僅是一種知性虛榮的文化展示時，也引述專家的看法，認為即使這含有某種程度的虛榮，也未必是壞事。小說家黃皙暎在孫石熙的節目「Questions」中，回應一位觀眾提問，是否可以僅僅因為名人閱讀經典就盲目跟著閱讀？他說：「很好啊。 總比買迪奧包來得好。」文學評論家Kang Dong-ho說：「在人們試圖確認並表達自我，或展現自己能欣賞精緻事物的慾望中，本來就包含某種虛榮。然而這種虛榮也在文化的擴大、推進與轉變中扮演了角色。」他強調，相較於奢侈品消費，閱讀是一種更具益處，也更為平等的行為。現在Text Hip不僅與閱讀有關連，而且成為可以幫助孤獨者與外界連結的通道。更重要的是，這類活動既吸引潛在隱居者參與，而且不必擔心像其他社會救助那樣，可能有污名化的標籤。協助社會退縮青年的民間組織Dudug創辦人Lee Eun-ae接受媒體採訪時說，人們隱居的原因有很多，但在韓國，我們都受到狹隘成功定義的塑造。如果年輕人覺得未能達到標準，例如學業成績表現不理想，或無法進入好公司，他們就會開始把自己視為失敗者。「反覆經歷失敗會留下深刻的情感創傷，使一些人選擇退縮，作為一種自我保護的方式。」她認為，有些社會退縮的年輕人整天待在圖書館準備求職，卻不與任何人交談。若要接觸到他們，就必須提供更多元的方案，例如文化活動和輕鬆的聚會，創造低壓力的連結機會。Text Hip 將自己喜歡的句子或手寫心得上傳，既可以表達自己的感受，也與外界產生互動。同時，這也必然有著親近書籍的效果。而這或許是「沒有孤獨的首爾」給予的啟發之一。某一部門的業務也許對其他部門也有助益，而這必須在跨部門整合的視野下，才能看得更清楚。比如戶外圖書館，比如和教保文庫的合作，除了具有推廣閱讀的文化意義，也有打破孤獨的社會意義。而如何善用民間資源，整合到政府希望推動的政策中，政府不僅提出願景，還形同策展將所有資源整編，彼此互惠，更是這個計畫的特色。如9家合作的民間企業，深入生活的各種層面。像是原為韓國養樂多的hy，這些昔日稱為養樂多阿姨的配送網路，不但可以配送健康食品給孤獨者，而且也成為觀察與通報協助的網路。韓國作家尹成姬的小說《在那裡的，是你嗎？》，可說是匯集孤獨者的蜉蝣群像。但虛構的小說，往往寫出更真實的人生。就如韓國文學評論家蘇英賢所言，「透過尹成姬的文筆，在經驗喪失的年代裡，個體的孤獨被修復為群體性事件。」而現今的孤獨，也的確成為韓國普遍存在的群體性現象。 Text Hip是近年韓國年輕世代將閱讀視為時髦生活方式的文化現象，但它的意義不僅止於閱讀。在「沒有孤獨的首爾」計畫中，這類活動也讓孤獨者得以沒有壓力的與社會重新連結，同時不必擔心被污名化的風險。圖／陳克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