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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鍾岳明 前言：今年，停格動畫導演黃勻弦創作的動畫劇集《我是陳派派》入圍金鐘獎四項大獎。停格動畫在台灣極為罕見，因為這是一門極度耗費時間的技藝，年過三十歲才投身停格動畫的她，一路在與時間賽跑。更難得的是，她以捏麵技法製偶做動畫堪稱世界唯一，她的創作養分源自於童年，從小就和父親四處擺攤賣捏麵人；然而憤怒的悲慘童年差點吞噬了她，她創作《我是陳派派》，以幽默的方式處理情緒問題，也是一格一格地回看原生家庭，和憤怒的童年和解。 宜蘭一棟三層透天的民宅裡，藏著一座「兔子洞」。當我們踏入洞口，眼前躍出眼花撩亂的奇幻景象：迎面的牆上有數十尊人偶對著我招手，一座玄天上帝廟坐落於地板中間，四周層架上有歐式洋房和天后宮，旁邊有中式墓園與野台戲，桌上擺著巨大的資源回收廠，後面是台灣大戲院，還有懷舊文具店和傳統柑仔店，裡頭的王子麵、黑松汽水、和大同寶寶公仔，讓我瞬間返回童年。這裡是停格動畫導演黃勻弦的工作室。我們初次見面，她很熱情地招呼我們，但在我們開口前，她先拋出了連環問：「要先帶你們介紹工作室環境嗎？」「要在這裡訪嗎？還是另一間工作室？」「你們訪談內容想跟其他媒體一樣？還是想要不一樣的？」她的語速很快，彷彿深怕時間不夠用。圖：工作室架上全是一座一座的精美佈景，宛如小人國 今年，黃勻弦執導的電視停格動畫劇集《我是陳派派》透過幽默童趣的視角，講述發生在憤怒的小學生陳派派周遭的故事，一口氣入圍金鐘獎最佳動畫節目獎、節目類創新獎、節目類美術設計獎、節目類聲音設計獎等四項大獎。但什麼是停格動畫呢？又有何稀奇呢？停格動畫，又稱定格動畫或逐格動畫，動畫師將人偶或日常用品等實物擺好位置後，以相機進行拍攝，再手動將物件做細微的調整，或改變其表情、肢體，再拍下一張，最後將拍好的一連串照片連續快速播放，以達到動畫的效果。「停格動畫結合了實拍片與動畫片的兩大缺點，」黃勻弦解釋：「一般2D或3D動畫只要有桌子和電腦就能工作，但我們製偶和場景需要空間囤放立體物，動畫師仔細微調人偶需要時間，有時不小心碰到桌子，一切都要重來。」四十四歲的她看起來樸質可愛，但開口卻是連珠炮，像有股旋風掃過。通常，一秒鐘的停格動畫需要拍攝十到十二張照片，「一天能拍攝完成三到五秒就算很順利了。」黃勻弦說：「之前新聞稿說《我是陳派派》拍了八萬多張，我就說一定不只啦，那是有效照片，實際上可能拍了十萬多張或九萬多張。」停格動畫耗費極高的時間成本，難以被商業化，她只能靠偶爾接廣告案來維生；卻也因此具有獨一無二的藝術性，難以被其他動畫取代。黃勻弦為存放大量道具與佈景，在宜蘭、新店和台南都租有倉庫，光是《我是陳派派》一戲的佈景就佔滿了宜蘭工作室的三層樓空間。在不斷追求效率的科技潮流下，這門動畫技術簡直是不合時宜的遠古手工藝，這也難怪台灣電視史上上一回出現本土自製的停格動畫劇集，已經要追溯到三十五年前的《阿公講古》了。 圖：《我是陳派派》劇照。（黃勻弦提供） 圖：光是陳派派的人偶就有好幾隻，以便同時在不同攝影棚拍攝 負責「小公視」徵案計劃的公視兒少中心主任林瓊芬說：「黃勻弦覺得這樣的動畫工業已經很凋零了，於是有股雄心壯志，想要拚一把，因此在《我是陳派派》的計劃中說明，她要利用自己的小工作室，把對停格動畫有興趣的人組在一起，用母雞帶小雞的方式，推動停格動畫產業，這理想非常動人。」確實，為了讓這座奇幻樂園裡滿坑滿谷的人偶動起來，黃勻弦聘僱了六位年輕動畫師，同時在工作室裡六間攝影棚拍攝。此刻，他們正在進行《我是陳派派》第二季的拍攝，我們看到動畫師們在窄小的空間裡，用極緩慢的速度細調人物嘴型，深怕一個不小心，前面拍攝的心血全都白費了。儘管動畫拍攝有人接力，但我們眼前所見的大量美術道具、微型實景與人偶，全都出自黃勻弦一人之手。「她最厲害的是不用任何草稿，就可以直接做出整個場景的東西。」與黃勻弦合作的動畫師駱昱晨說：「所以她的速度是正常人的五倍以上，我們每個人下去幫她做東西時，她都覺得我們好慢，我們只能努力趕上她的速度。」和她相識多年的旋轉犀牛工作室IP營運總監吳彥杰也說：「她沒有在休息的，而且做得速度很快，這工作室裡所有的人偶和場景，都是她一個人做，基本上沒有其他製偶師能幫得上忙。」黃勻弦能有這樣的巧手與速度，全因父親是彰化的捏麵人師傅，「我們家從小就在做捏麵人，我以前以為是六歲開始，後來我姊說我是三歲就在廟口了，難怪我一直都沒有過年的印象，因為每次過年，我們家都要去伸港廟口做生意、賣捏麵人，大概到我國、高中的時候。」黃勻弦說。 圖：貼在牆上的動畫分鏡表做得非常仔細 停格動畫已屬難得，黃勻弦以捏麵技法製作人偶的方式更是世界僅有了。吳彥杰解釋，傳統停格動畫是，「從製模開始，先雕塑製模，然後翻模，國外也都是這樣做，這種製程是比較久的。但她是直接捏塑，從零到有做加法，加完就做出來了。而且她有一種超能力，能在平凡的東西裡去做組合，所以她做得特別快，啪啪啪，加點裝飾就出來了，這非常難。」黃勻弦進一步解釋捏麵技法與西方雕塑的不同，「他們雕塑是一團土，拿很多工具來刮、削、加，是一個重複塑型的過程，一個作品要做好幾週，甚至好幾個月或年。可是捏麵是直接塑型，它只有手跟麵團而已，而且我們是街頭藝人，那個訓練是十五、二十分鐘要捏出一支東西，甚至一分鐘，把一個形狀像拍照這樣拍下來，然後做出來插在桿子上賣，因為客人不會等你。」她在我們面前排開捏麵工具，只有一把小剪刀和一支牛角尖，她拿起蒸騰的各色麵糰，揉捏混色後，不一分鐘就捏出玫瑰花、金魚，再一分鐘又雕出一隻小豬；即便是她口中最困難的臉部開面，也是三、五分鐘就俐落完成。然而，捏麵人這項傳統手工藝，早已隨著時代漸漸褪去。黃勻弦和哥哥姊姊們在離家唸書後，都再沒接觸捏麵，然而捏麵的技法早已刻在他們的骨子裡。二ＯＯ六年台灣開始流行創意市集，黃勻弦的哥哥忽然辭掉科技公司的工作，找她重拾捏麵人手藝，去創意市集擺攤，賣自己手做的公仔和飾品，如同當年父親四處擺攤的生活，一做八年。有次她做捏麵時，手指忽然勾起來，再也打不開，「我那時就很緊張，想說完了，一定是使用過度，然後我就想不能再這樣捏一個、賣一個，一定要想辦法。」她心想捏麵製偶她都會，如果再加上自學拍攝，就可以變成停格動畫。 圖：黃勻弦正在介紹工作室環境 「我決定做動畫時，就知道比起本科出身的人已經起步太慢，所以我很趕時間。」 三十歲才投身停格動畫的黃勻弦，為自己的動畫人生按下快轉鍵。 她花三年時間土法煉鋼做實驗，二Ｏ一六年創作第一部停格動畫短片《巴特》就入圍金馬獎最佳動畫短片，兩年後短片《當一個人》二度入圍金馬獎，終獲最佳動畫短片獎肯定。「我們的創作周期是兩年一部短片，可能別人會覺得『蛤？兩年才做十分鐘，這麼少！』但因為我們每天只有（完成）幾秒鐘，所以已經是在飆速，很像烏龜努力地跑，但在別人眼中看起來還是很慢。」她的語速驚人，就像在和時間賽跑。 圖：黃勻弦（左五）參加金馬獎頒獎典禮（黃勻弦提供） 在黃勻弦身上，「趕時間」和「耐心做」兩個不搭嘎的元素同時並存著。黃勻弦解釋：「我樂意做（停格動畫），這也是一個強項。有時候技術不如人，但是你耐力頂到一個高點時，也會突破一些盲點。」她繼續補充：「所以我的選擇標準只有一個，這件事有價值的我才會投入，沒有價值的，時間再短對我來說都是浪費。」我以為越做越有經驗、越純熟，她的製作速度就會變快；但她告訴我：「創作者本身會一直離開舒適圈，我們光是改偶的材質，從之前的樹脂土到後來的矽橡膠加玉米粉，例如一個偶的關節要彎幾百、幾千次，材質要調到怎樣才不會斷，也許觀眾不會有感覺，但我們的工法和材質一直在改變。」因此，她在工作室立下一個座右銘：「快做，快錯，快改，再做。」這套「快快快」的流程看似笨拙，卻也讓她有自信不怕被AI潮流取代，「AI可以抓結果，可以仿出結果，但至少它沒有手下去做實驗，這個過程發生了什麼事情，它不可能比我清楚，因為它不是下去做的那個人。」 圖：動畫師正在仔細調整人偶的動作 我回看她親手打造的小人國樂園，突然想到陳派派的偶，有張大大的圓臉，搭上大眼睛、大鼻子、大嘴巴，以及綁著沖天炮的蓬鬆捲髮，簡直和導演本人長相如出一轍。我好奇問她，是否「如神造人」，也以自己的形象創造出陳派派？她哈哈大笑說：「我沒有意識到，沒有特別做，特別做有點變態。」然而，黃勻弦確實就是陳派派。《我是陳派派》雖然雖然是闔家觀賞的輕喜劇，然而主角陳派派卻是脾氣不好，帶有一股憤怒的女孩，透過她如何與周遭人事物相處磨合，也教導兒童觀眾如何面對自己的情緒。而黃勻弦的童年的確存有一股憤怒，製作《我是陳派派》的過程也是她和童年和解的過程。黃勻弦出生在彰化市，爸爸原本在工廠做工頭，後來學了捏麵人的技術，開始擺攤賣捏麵，有藝術家的性格；媽媽是童養媳，經營小生意維生。「其實我們家應該有六個小孩，可是死了三個。那年代如果是男胎就不會被墮掉，女胎就會，那時醫生給我媽吃墮胎藥，因為養不起，一定要墮掉，醫生說這種藥吃一帖就見效，我媽吃了三包，結果我還是生下來了。」她說完放聲大笑，然後再繼續加碼：「更好笑的是，我媽為了避孕，有裝T字針（避孕器），後來我生出來時，她還看一看我頭上有沒有插著一根T字針！」三個倖存的孩子中，仍有兩個女孩。因為家裡貧困，只有姊姊是在醫院生的，她和哥哥都是在家裡破布上生的，「你很難想像那時候的鄉下人有多殘忍，真的跟古代人一樣，孩子生了他們不會第一時間去抱，等你活了才抱。」雖然她頑強地活了下來，但從小到大沒有被爸媽抱過的記憶。 圖：工作室裡的動畫師駱昱晨 她比了比額頭上的疤，繼續說，她兩歲時有一次爬樓梯，被彈簧門彈下來，滾到地上躺在血泊裡，「我媽就說，『啊死了』，然後一群鄰居來看，只有隔壁一個外省伯伯開始罵，『搞什麼鬼？為什麼不趕快送醫院？』結果我媽就跟他說，『我老公在工廠，沒辦法聯絡他，然後我也沒有錢，如果你要救這孩子，要先借我錢，然後載我們去醫院。』」黃勻弦哈哈大笑地說完，然後補上一句：「你知道爛命一條就是這樣子。」她把悲慘的童年當成一則則笑話講，聽不出怨恨與憤怒，但大笑背後盡是陰暗的故事。我想到歐美國家常有導演以停格動畫形式講述暗黑悲慘的故事，例如《聖誕夜驚魂》、《蝸牛少女回憶錄》等，黃勻弦認為，做停格動畫的創作者都有固執、自虐的體質，宛如修行者，這樣的人生通常也比較辛苦。果不其然，她接著又說了一個關於童工的故事。「我們不只過年賣捏麵喔，我做過的手工有十幾種，剪過日曆紙，會綁雨傘的骨架，還有裝模型車車。我媽一直很怕我們不曉得賺錢很辛苦，所以就故意找很辛苦的手工給我們做，以前手工都是算『件』的，你做慢就是在跟自己過不去，而且還會被罵。」吃苦的童年也帶來養分，如今她手工做偶的速度簡直無人能及。 圖：所有的美術設計與佈景道具全都是黃勻弦一手包辦。（黃勻弦提供） 然而，當年的女孩哪裡知道什麼是未來的養分，只有滿滿的悲憤。還有一次，她讀幼稚園時，「我記得我拿了一塊方布，拿了我唯一的故事書、一個娃娃、幾塊錢，那是我全部的財產，像電視演的那樣把它對綁，我很悲愴地要離開這個家。我從樓上躡手躡腳地下來，然後翻過家後院的紅磚牆出去，走到我們家十公尺外的一間柑仔店。」結果，她以為沒人知曉的逃家計畫，就在全家眾目睽睽下發生，立刻就被姊姊叫了回去。她說，哥哥姊姊長她好幾歲，過得也不好，於是她沒人可以說話，從小學一年級就開始寫日記；但憤怒的情緒有時還是難以按捺，國二時甚至有厭世的念頭，所幸她即時轉念，改變在家裡的生存策略，用爸媽喜歡的樣子和他們相處，「所以我一到高中，考上（彰化高商）廣告設計科就立刻搬出去了，然後我們家也很快就沒有我的房間，變成倉庫了。」類似的悲慘童年故事，她源源不絕輸出，簡直可以出一本回憶錄了。她做了總結：「如果不認識我們，你一定覺得我們家（感情）超好。但我們不能討論任何敏感話題，只要講到誰當初怎樣，大家馬上就變臉。那個恨根本就沒消掉，所以我才會做情緒的東西（動畫），因為隱藏根本沒有用，時間過了也沒有用，你不去面對它，它就是永遠在那裡。」 圖：旋轉犀牛工作室IP營運總監吳彥杰 問她又如何面對恨的情緒？她說，年輕時讀了很多與家庭相關的書，來了解自己的家是怎麼回事；二十幾歲時，她靠著大量閱讀腦神經科學、非暴力溝通、薩提爾心理治療等書籍，認識自己的情緒並療癒自己；而三十歲之後開始做動畫，她就把之前所學系統化，將憤怒情緒轉化成能面向觀眾的訊息。「我做陳派派是想解決家庭的問題，尤其是憤怒的情緒來得最急，也最難消。」原來停格動畫這樣需要精細耐性的手藝，也是在磨自己的脾氣，一格一格的拍攝，也是一幕一幕和過去的自己對話。《我是陳派派》以幽默處理憤怒，正如黃勻弦以一則又一則笑話講述自己的悲劇童年。她語速放慢、溫柔地說：「孩子十二歲以前的大腦如果顧好，真的會省掉後面一大堆麻煩，等於是國一、小六之前，父母辛苦一點，把愛與合作、關懷跟接納種在孩子的腦裡，先用滿滿的愛把他罩住，他以後會很有底氣。」黃勻弦突然想起國二那一年，「我可以花這麼多力氣，幾乎沒有休息，好像很趕時間的在做這些東西，就是覺得我活著的每一天都是賺到的，不然我應該在國二那時就消失才對。所以我唯一的貪求大概只有時間，我想要更多時間，所以我捨不得休息。」她說完停頓了一下，又說：「我知道我這年紀不可以這樣，身體會受不了，我現在有在改了。」 圖：為了存放大量的停格動畫佈景與人偶，黃勻弦將工作室搬到了租金較便宜的宜蘭 黃勻弦小檔案● 出生：1982年生於彰化市● 學歷：朝陽科技大學視覺傳達設計系● 作品：動畫短片《巴特》、《當一個人》、《山川壯麗》、《眾生相》；動畫劇集《我是陳派派》● 獎項：2018年金馬獎最佳動畫短片、2019年台北電影獎最佳動畫片、最佳美術設計黃勻弦年表● 1982 出生於彰化市，父親是傳統捏麵人師傅● 2004 朝陽科技大學視覺傳達設計系畢業● 2006 創辦旋轉犀牛原創設計工作室● 2006-2013 開始在創意市集擺攤賣捏麵人與飾品● 2013 開始創作停格動畫短片● 2016 首部動畫短片《巴特》，入圍金馬獎最佳動畫短片● 2018 動畫短片《當一個人》，金馬獎最佳動畫短片，台北電影獎最佳動畫片、最佳美術設計● 2020 動畫短片《山川壯麗》● 2023 動畫短片《眾生相》● 2025 動畫劇集《我是陳派派》，入圍金鐘獎最佳動畫節目獎、節目類創新獎、節目類美術設計獎、節目類聲音設計獎

文・蕭宇翔／圖・鏡文學 編按：鄭昭峴是韓國當代兼具文學聲望與影視知名度的小說家。七歲時，鄭昭峴走在梨泰院街頭，一個穿破舊夾克的男人迎面走來，說要帶她去爸爸那裡。她盯著對方擦得發亮的尖頭皮鞋，心裡升起不祥的預感──那雙鞋不該配這身衣服。那時她還不知道，這種對細節與違和感的觀察，以及對人的不信任，日後竟成為她小說創作的源頭。2008年，她在屢屢落選、宣布放棄寫作的蜜月期間，因友人代投而入選《文化日報》新春文藝，意外出道。此後兩度獲《文學村》年輕作家獎，並拿下金俊成文學獎、韓國日報文學獎、現代文學獎。首部小說集《像你一樣的人》同名短篇改編為影集《妳的倒影》，由高賢廷、申鉉彬主演，在Netflix播出，讓她一舉從文學圈走進大眾視野。獲第52屆韓國日報文學獎的《有尊嚴的生活》，是她相隔七年、獨力帶大兩個孩子、從生活縫隙裡寫出來的短篇小說集。其繁體中文版《餘燼裡的尊嚴》獲大山文化財團2023年翻譯出版補助，2026年7月由鏡文學在臺推出，是她在臺灣出版的第一本書。自稱「理工女」的鄭昭峴說自己情感遲鈍，是個冷靜甚至冷淡的人，寫起小說卻結構縝密、轉折銳利，總把人物推入難以兩全的處境，反覆拆解受害者與加害者的界線，讓每一個自認無辜的人都變得可疑。她也從家庭、校園與照護關係切入，掀開韓國社會日常而隱微的暴力。自認記憶力絕佳的她，為何一度遺忘童年險遭誘拐的驚悚遭遇，而時隔二十多年竟又重新想起？多年後，當母職不斷要求她放棄自我，她是如何繼續嘗試寫作？而當孩子遭遇人際傷害，又是如何改變她對無辜、責任與惡意的理解？帶著這些疑問，鏡文學《文學新聞》特赴首爾與她深談。 鄭昭峴小檔案● 出生：1975年生於首爾梨泰院● 學歷：弘益大學藝術學系、首爾藝術大學文藝創作科● 作品：短篇小說集《像你一樣的人》、《餘燼裡的尊嚴》；中篇小說《加害者們》● 獎項：新春文藝登壇、《文學村》年輕作家獎、金俊成文學獎、韓國日報文學獎、現代文學獎● 改編：〈像你一樣的人〉改編為影集《妳的倒影》，於Netflix播出鄭昭峴年表● 1975 出生於首爾梨泰院，父母於東大門從事服裝製造與批發● 1994 進入弘益大學藝術學系，研習藝術理論、美術史與哲學● 1998 大學畢業，因亞洲金融風暴放棄赴德留學；開始嘗試小說創作● 1999 進入首爾藝術大學文藝創作科，認識丈夫● 2005 辭去行銷工作，以數學家教維生，全力投入小說創作● 2007 屢次落選《新春文藝》後放棄寫作、結婚；蜜月期間，友人代為投稿《新春文藝》獲獎，隔年正式出道● 2009 生下長女● 2012 出版首部小說集《會犯錯的人》（後改版為《像你一樣的人》）● 2019 相隔七年出版《有尊嚴的生活》，獲第52屆韓國日報文學獎● 2020 出版中篇小說《加害者們》● 2021 《會犯錯的人》改版為《像你一樣的人》；同名短篇改編為影集《妳的倒影》（JTBC，Netflix 上架）● 2023 《有尊嚴的生活》獲大山文化財團翻譯出版補助● 2026 連載長篇小說《惡行記》；《有尊嚴的生活》以《餘燼裡的尊嚴》之名由鏡文學在臺出版 一、從那以後，我完全不再相信人1982年，七歲的鄭昭峴走在梨泰院的小路上，如今這裡是熱鬧的商圈，當年父母在街上開著一家小服飾店。那天下了課，她正要前往補習班，一個陌生男人迎面走過來：「你爸爸叫我帶你去他那。」父親怎麼會在這個時間派人接她？她的心裡快速打轉。「梨泰院是我的故鄉，在南山腳下，以前是個寧靜、宜居的社區。那裡的陽光非常充足，我很喜歡那裡，到現在也是。」或許是陽光充沛的緣故，她注意到了那雙皮鞋。男人身上穿著邋遢破舊的夾克外套，皮鞋卻無比閃亮，尖頭上抹了鞋油，閃爍得讓人無法忽視。「不行，絕對不能跟這個人走！」心裡升起了弔詭不祥的預感。可直接逃回家或補習班，對方追來，不就知道她固定出入的地方了？正好對街有間大教堂，她轉身衝了進去。四十多年後，鄭昭峴還記得教堂裡的擺設、陽光透窗的角度。裡頭空無一人，只有一張祭壇大桌覆著絨布。她趴扁鑽進桌底，躲在簾布後，渾身發抖，聽見男人跟進，皮鞋嗒嗒，四處搜尋的聲響。直到教會的工作人員進來詢問，男人才隨口敷衍：「沒事、沒事」，走了出去。她怕男人守在外面，又躲了許久，爬出來時，把工作人員嚇了一跳。她敘述整個過程，對方替她確認外頭無人後，便叫她趕快回家。前後躲了一小時，正好趕上補習班下課，回到家仍是平常的時間。一進門她就說：「媽媽，我剛才差點被綁架了！」母親只回：「你平時也是這個時間回家啊，什麼誘拐？孩子明明好端端的。」說完一句「嗯，好啦」，便走開了。「我感到非常大的背叛感。天哪，我差點被綁架耶，怎麼能表現得這麼無動於衷、若無其事？」那一刻她甚至在想：原來連父母也不能完全交付信任。多年後回頭看，她替母親想了理由：小孩有時也會撒謊誇大，把沒什麼的小事講得天花亂墜、戲劇化。「媽媽當時可能以為只是小孩子的幻想或童言童語吧。現在我也能體諒理解了。」但後來在成長過程中，又發生了幾件相似的事，使她難以信任他人。「現在回頭看，這起事件也許就是那種不信任感最早的根源。我對人生中帶有違和感、不該出現在那裡的東西非常敏感。那雙鞋就是如此：它不應該出現在那身衣服下面，卻出現了。不協調的細節對我而言，經常意味著危險。這種感受也會出現在小說裡。」鄭昭峴說起這些往事，語速飛快，雙手像編花繩般不斷比畫。她眼睛微瞇，總似含笑，她也確實擅長大笑，彷彿一種敘事功能，總能調和氣氛、引人共鳴。沉重的敘述間常夾帶自嘲的口吻，並很快引導到下一個話題。「還有一件有點不堪的事情，你們就姑且聽我說說看吧……那是小學五年級的事──來回通學時，在公車上不是會遇到那種性騷擾嗎？」有次學校旅行，她晚上八、九點才獨自搭車回家。天色全黑，白天又玩得累，她在車上睡著了，睜開眼睛時，一個風衣男站在身旁，正做著猥褻動作。「那個年紀，我不知道那是什麼，只覺得很不舒服。我想，就閉上眼假裝沒看到吧，沒想到他變本加厲。」離家還有一段路，她先換了一個位置，對方又跟過來。她害怕對方一路跟到住家，正焦慮是否提早一站下車，猶豫間卻錯過了，只好在自家附近下車。男人也跟著下了車。幸好，奶奶正在公車站等著接她。她想，也許這男人是把她當成大人了，便盡量用幼小的聲音叫：「奶奶！」跑向老人家。但男人仍在附近徘徊，她又羞於開口，只拉著奶奶繞進藥局，兜了幾圈，直到那人離開。「公車上明明還有其他人。一個孩子遇到這種事，為什麼所有人都安安靜靜坐著？」她努力替乘客找理由：也許自己的背和男人的風衣擋住了，後座其實看不見。「我開始努力替那些人辯護，因為我必須理解這件事。」第二天，她再搭公車，特地坐到後面的那個位置。「結果，那是個看得清清楚楚的位置。那時我才明白：啊，原來人就是這樣。即使看見別人遭遇這種事，也只會沉默旁觀。從那以後，我完全不再相信人。」她似乎從小就能察覺別人容易忽略的細節，也深深感受人與人之間的隔閡。但她否認自己敏感：「我其實很遲鈍。只是有些地方會比較敏感，然後往那裡鑽得很深。」 二、理工女得了文藝病「我的朋友們都說：你這麼乾巴巴的人，怎麼能寫小說？我是個超級思考型人格，遇到問題先分析、判斷，再提出解決方法，沒什麼情緒起伏。最不可思議的，就是我這樣的人竟然成了小說家。」她國高中時本來是個理科模範生，就讀自然組，打算念醫學系，從來不覺得自己是典型的「文學少女」──直到大學聯考失手，人生的路徑才轉了個彎。父母工作繁忙，她從小習慣自己處理事情。領到教科書，便自己包書皮；怕回家只顧著玩，索性在玄關換鞋處把功課寫完了才進屋。父母因此完全信任她，任她決定自己的方向。父母最初在梨泰院開小服飾店，後來轉往東大門經營生意。那時正好趕上韓國經濟與商圈快速擴張的年代，賺的錢足以供子女上學、在首爾買房。「那十年賺的，據說夠吃二十年。」那也是辛苦錢。母親白天守著工廠，半夜到東大門做批發，一天只睡兩、三個小時。後來鄭昭峴寫小說寫得睏了，想到母親，便會鞭策自己：「我只是坐在這裡寫小說，有什麼好喊累的？我是我媽媽的女兒，不能在這裡被打倒。」這位不必父母操心的模範生，到高中卻變了。別人在國中得「中二病」，她高二時卻發了「文藝病」。高中在仁寺洞一帶，附近畫廊林立，也有大型圖書館，可以每日借三本書。她便一趟趟地借，逛完畫展，就在公車上看著書回家。同學忙著準備考試，她卻徹底愛上文藝，成績慢慢下滑。奇怪的是，她反而對此很樂觀：「既然如此，不如趁這個機會去讀別的好了。」她很擅長根據當下狀況靈活修正自己的人生路徑。高中時，她讀到卡夫卡的《變形記》，後來把卡夫卡的書幾乎讀遍。她第一次發現，日常中難以言說、幽深的情感，竟能與小說裡的人物相通。電影與音樂雖也使她感動，卻像是被動地接收；小說的滿足感則「無可取代」──讀者得帶著自己的經歷、感情與理解，與小說的材料相合，才嚐得出獨一無二的滋味。讀得愈深，她的人生路徑變化得越快了。她先是想當精神科醫師，以藝術的視角理解人心的暗面；成績繼續下滑，又改想當建築師，畢竟也是一條同時接近「人」與「藝術」的道路。但隨著文藝病愈來愈重，她開始懷疑，自己真的適合建築嗎？「不知道是我運氣好還是不好，我的手其實有點多汗症──」她一緊張就容易出手汗，大學聯考時，填好的答案被手掌抹過，糊成一片。她請監考老師換一張，對方看了一眼，說沒關係，直接交就可以。隔天回學校，她把事情告訴班導，班導勃然大怒：攸關人生的大事，怎麼可以相信一個毫不相干的人？後來果真有10分的答案沒被讀取，「但我並沒有一蹶不振，反而嘴角忍不住偷笑：是嗎？那不如趁這個機會，乾脆念自己喜歡的東西吧？」發揮修正人生路線的本能，她選了弘益大學的藝術學系，全韓國當時唯一一間藝術理論專業系所。進到學校，她歡快地讀美術史、哲學、心理學，也組織讀書會。大學過得愈開心，畢業時愈迷惘，「我學這些，究竟要用來做什麼？」師長建議她當美術評論家，她卻更想「表達」，而不只是「評論」。畢業前，她一度準備赴德研究美學，還在歌德學院學了一年德語。偏偏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父母的生意受到重創，原先規畫好的德國留學只好中止。「既然如此，不如趁這個機會，去做我真正想做的事情吧！」她總愛這樣說。問題是，真正想做什麼，她當時都還不知道。就在各種嘗試與苦惱中，有一天，睡夢中她忽然醒來，坐起，腦海中突然浮現一種感覺，想把它寫下來。她通宵寫了六、七十頁稿紙，內容是小時候差點被綁架的經歷，「這實在太有趣了。為了這個，我不睡覺都可以！」但她不知道那是不是小說，便帶到教小說的寫作班。對方說：「這確實是小說，可以試著寫寫看。」上了一學期，她只想確認自己究竟有沒有資質。老師給了肯定答案，也鼓勵她報考相關科系。有天走在明洞街頭，她恰好拿到首爾藝術大學的招生簡章，隨即報考文藝創作科，竟然考上了。「我原本做任何決定都會思考很久，大多時候傾向不去做。但回頭看，只要與寫作有關的決定，我都非常輕率、果斷，甚至衝動。就是這樣一路走了過來。」後來家境好轉，母親再問她要不要出國，她婉拒了。那時，她已經下定決心成為一名小說家了。三、意外出道，兩次放棄小說從首爾藝術大學畢業時，鄭昭峴仍沒有拿得出手的作品。朋友邀她加入企劃公司，替企業撰寫公司史及展覽文字；她一邊工作、一邊寫小說，慢慢發現兩者無法並行。三十一歲時，她為了專心練筆，辭去所有工作，靠數學家教維生。「我覺得要把自己在社會上的位置都放掉，才能逼自己專心寫。」她告訴自己，如果寫不出好小說，她就什麼都不是。接下來兩年，她幾次進入新人獎最後審查，仍接連落選。三十三歲時，她沒有作品、沒有工作，連該怎麼向別人介紹自己都成了問題。她決定放棄了。寫作已緩解心裡長久的不安與飢渴，即使不能出道，至少得到了平靜。她向一起準備投稿的讀書小組宣布：自己要結婚、生孩子，往後也許仍會寫，卻不再以成為小說家為目標。結婚對象是交往多年的同班同學，在首爾藝術大學認識，主修詩，畢業後進入公營企業成了上班族。婚後長駐於位處南方的蔚山，兩人做了十年的週末夫妻，但感情極佳，「他是很好的朋友，也非常以我為榮。」度完蜜月，她才知道朋友替她投出的作品入選了2008年《文化日報》新春文藝。「人生好像就是在決定全部放棄的那一刻，才忽然出現轉機。」只是出道不久，丈夫便去到外地工作。孩子還小，她必須獨自把兩個孩子帶大。她原以為自己很能和人相處。養孩子以後，才發現共同生活與一般社交完全不同。「小說創作是一份尋找自我的工作，成為父母，卻是一份必須拋棄自我的工作。這兩件事太矛盾了。」她陪在孩子枕邊，心裡卻想：快睡吧，睡了我就能寫小說；再長大一點吧，我就有安穩的時間創作了。她不停盼望孩子快快長大，彷彿眼前的一切只是通往未來的過渡期。「有一天我才想到，我又不是為了把孩子哄睡才生下她們，也不是為了讓她們趕快長大才生下她們。」「我沒有充分地把那段時間當成現在來享受，好像為了未來，一直把幸福往後延。」這種把幸福推向未來的思考，出現在〈體面人生：一一○歲保險〉。小說主角倫勝目睹父親失智，五十歲時替自己買下一份包含安樂死特約的老年保險。她相信，一旦失去自我意識與羞恥心，生命也就失去尊嚴，應該安樂死。真正老去後，倫勝終於不必工作、照護家人，每天還有人陪伴，她不知道自己患病失智，只覺得人生從未如此舒服。她想活下去，保險公司卻播放當年的投保影片：年輕的她神智清楚，要求一旦失智症惡化，務必依約結束生命。年輕時對年老未來做出的「體面決定」，能否凌駕失智之後，仍想活下去的求生意志？保險公司究竟該聽從哪一個「她」？成為母親以後，鄭昭峴也漸漸發現，她總是想用「創作的美好未來」，來代替「孩子與自己正在經歷的現在」。她形容自己寫小說「像出軌」：身體在這裡，心總在他方。最後小說一團糟，孩子也一團糟。「到了必須選一個的時候，我放下了創作。」這正是她隔了七年才推出第二部小說集《餘燼裡的尊嚴》的原因。書末留下幾行交代：「這幾篇小說的構思成型於路上，完成於晚上十點到早上七點之間。」在處理家務、接送孩子、家人熟睡之後，在這些縫隙裡的時光，鄭昭峴開始回顧自己身上的各式記憶，來構思小說。訪談時，每當我們問起往事，她都能對答如流，彷彿早已咀嚼過無數次。然而有些糟糕的回憶，她其實寧可徹底忘掉。四、記憶是一條路，布滿了天坑「遺忘是一種很好的能力──真正痛苦的事情，我們可以把它忘掉。但那些曾經很痛苦的，我卻一件一件記得太清楚。讓我懷疑：連這個我也必須記住嗎？」看見手上的一道傷疤，她便想起自己還在襁褓時，曾因受傷被送進醫院。她能回溯整個治療過程，甚至記得醫院裡的擺設。「可能是當時嚇壞了，靈魂有點出竅？像浮在半空，看著身體接受治療。」「你們可能會說我在說謊。」她甚至記得不知多小的時候，趴在外婆背上，用自己的鼻息，使頭髮晃動。更早更早，還沒有畫面的時候，則只是一種「等待」的心情。不知道是小說家的口頭禪，還是出於尋求共鳴的迫切，鄭昭峴講完話，常喜歡加上一句「你們懂吧？」每當口譯轉述，眾人露出吃驚表情，她無不滿足地呵呵一笑。她曾以為自己的記憶力絕佳。但兒時險遭誘拐的經驗，在事發之後，她很快就全忘了。直到快三十歲，才突然完整地浮現。「回想起來的也不是完整的故事，而是一些畫面和觸感：發亮的鞋尖、我藏身時碰到的柔軟絲絨布幕，還有水泥地面的冰涼──這件原本可能改變我一生的事，竟曾被我忘得一乾二淨！怎麼能像出現了『天坑』一樣，徹底忘掉這件事呢？」她把人生比作一條道路。某些記憶突然塌陷、連同上面的事物一起消失，像道路出現天坑；然而人的性格、恐懼與危險感知，可能仍由那些已不存在於意識中的經歷塑造。「每個人都有這些天坑，只是忘了，當它不存在地活著。小說家能做的，大概就是回頭填補它。」生活總會在空洞周圍留下線索。小說家撿起碎片，編出一個相當像真的謊言。「別人看來可能是謊言，但我好像就是煞有其事、順藤摸瓜，編織出一個故事，用它覆蓋那個無法直接看見的空洞。」鄭昭峴喜歡針線與拼布。若沒成為小說家，她想當韓式絎縫（누비）工藝師。「我寫小說也是一針一針縫，結果大家以為用縫紉機『噠噠噠』一下就車好了。」客人讚賞平整的布面，她經手的卻是凌亂糾纏的線頭。「寫句子一點也不享受，我喜歡的是構思。不是靠句子把故事往前帶，而是把結構一層一層堆疊起來。建構一個世界太有趣了，才忍受得了寫句子的枯燥。」《餘燼裡的尊嚴》充滿了天坑這樣的「地下空間」：失憶者住進畸零地停車場，亡靈困在地下工作室。事實上，天坑不只存在於個人記憶與小說故事中，也真實存在於城市的記憶中。〈那下面，那旁邊〉的主要場景，是清溪川加蓋道路下的「螞蟻村」。韓戰結束後，大量難民與農村移民湧入首爾，由於無處可去，只好沿河搭起棚屋；1960年代正值工業化，河道被水泥覆蓋，高架道路從上方通過，周邊則聚集五金、機械與電子零件商家。道路上方是高速車流，下面卻掩蓋著被社會排除的流民。污水、惡臭、貧窮與無家者被覆蓋在下。多年後，清溪川拆除高架道路，整治為美麗的親水景觀步道，過往的歷史更是完全抹去痕跡。鄭昭峴的小說掀開層層覆蓋，告訴讀者，那下面曾有流民棲聚，且他們其實有許多無法離開洞窟的理由。「但是地上和地下其實一樣，都不溫暖，都不幸福。」天坑不只存在於物質空間。〈睡魔入侵〉裡，八○年代流行的地下室影音廳房突然崩塌，死了許多年輕人。一對倖存的男女因災難而相識、愛戀。分手後，仍各自受困在當年的創傷之中。多年後，兩人透過都市怪談部落格「再見睡魔」，分享驚悚故事，彷彿重新連線對話──怪談網站本身就像一座洞窟，收容了許多困於創傷、逃離現實的失眠者。鄭昭峴的小說如此仔細地追索創傷，很容易讓人以為，她對他人的痛苦具有強烈的共感能力。但她再次否認：「我不是那種感受到別人的情緒，自己也會跟著辛苦的人。」「我擅長待人親切，但其實是個非常冷靜，甚至有些冷淡的人。」她習慣與人保持距離，連家人也不例外。「我不傷害你，你也不要傷害我。」五、看不見的巨大背包孩子難過時來找她，她卻習慣先分析對錯、提出辦法。「她明明只是想要我理解心情，我卻會說：不是那樣，是妳做錯了。」鄭昭峴從小習慣默默承受、自己打點一切，她以為自己的孩子也能。後來，孩子在成長過程中遭遇到嚴重的人際傷害，她不得不開始接受周遭的建議與幫助。「我才承認，原來我不是一個能獨自活在世界上的人。以前總想，我不傷害你，你也不要傷害我，但世界不是這樣構成的。」最初她只覺得委屈：孩子明明沒有做錯什麼，為什麼要遭遇這些事？但在理解傷害如何發生的過程中，她有了更不舒服的發現：「在那些使孩子受傷的人身上，我看到了很多自己。」別人當面說她醜，她大概只會想，是嗎，也許吧；自己身體健康，聽別人說累得做不了什麼，也不太理解，怎麼會累成那樣？「我不太會因為一般的事情受傷，所以就以為別人也是這樣。」正因如此，一些令孩子痛苦的行為，她想到自己或許也曾做過。「我一直以為自己沒有傷害任何人。可是，也許我只是揹著一個巨大的背包，眼睛一直看著前面，不知道後面有誰被撞倒了──那些倒下的孩子裡，其中一個也許就是我的女兒。」「我相信的世界好像被翻過來了，價值觀、世界觀都改變了。」她說，「小說的故事也跟著改變了。」鄭昭峴正在雜誌上連載一部長篇，叫《惡行記》。主角是一個深信自己無辜的人，卻被迫逐一寫下自己做過的惡行，才慢慢發現，原來自己也不是無辜的。早在2019年《餘燼裡的尊嚴》的〈作家自語〉裡，她便留下這樣的願望：「我的理想是成為一顆不製造惡意的宇宙塵埃，可是我被時間困住，恐怕難以實現。」如今聽她談育兒經驗、談自己一心等待未來可能開始的寫作，也談那些她沒有察覺、可能對人造成的傷害，才看見這位自稱遲鈍的小說家，如何一再回頭，梳理時間中的自己。她不只擅長修正人生路徑，也不斷修正自己對世界的理解。但她並不想用小說告訴人們，怎樣才算正確，也沒想過用文學引導社會。談起小說的作用，她最記得的，是年輕時的不安、孤獨與迷惘，如何從閱讀中得到陪伴。「讀著讀著，忽然覺得，這個人把我的心情原封不動寫在這裡了。原來別人也會這樣，那我就不孤單了。」學生時期她讀卡夫卡、太宰治，都曾感受到那種陪伴。讀到一些法國愛情小說，寫的是愛，底下彷彿也有很深的孤獨，「孤獨好像是世界共通的語言。」如今，她希望自己的小說也能讓讀者發現：「原來你也知道這件事，原來我在這個世界上不是一個怪人──」訪談結束後，我們到戶外為她拍照。這裡位在聖水洞，原是首爾重要的工業區，紅磚工廠、汽車零件行、印刷廠與製鞋坊密集排列。產業衰退後，如今被咖啡店、精品與畫廊重新占據，被稱為「首爾的布魯克林」。大路上人潮洶湧，鄭昭峴提議去後面的巷子，那裡還留著老公寓、工廠與倉庫。附近正在舉辦庭園博覽會，據說布置得十分漂亮。「太漂亮了。」鄭昭峴在大街上喃喃自語。「問題好像就是太漂亮了。」

文・蕭宇翔／圖・鏡文學文學如何成為人生重要的思考材料？為了回答這個問題，雅言文化創辦人顏擇雅揹了一摞書來見我。我將採訪約在臺北東門一間咖啡館，未料一進門昏暗嘈雜，磨豆機嘶鳴不歇，周遭還有大嗓門閒談。顏擇雅已經到了，她立刻認出我，體貼地找了張大桌子，招呼我坐近一些。她的眼鏡看來材質輕巧，說話前，把眼鏡摺起，收進一只小圓罐。另一旁的背包裡裝滿了書。她有備而來，只要談到複雜處，便從包裡抽出書，翻到出處。只見上頭寫滿筆記，字跡簡潔遒勁，書本保存良好，一律是索引便利貼，沒有摺頁。顏擇雅創辦出版社雅言文化已24年，以一人之姿，她出版新思潮書種本本暢銷，《中國即將崩潰》、《魔鬼詩篇》、《正義：一場思辨之旅》都曾風靡全臺，建立新知。她因出版《中國即將崩潰》而與史學家余英時結緣，當年，聽余英時談起臺灣民主品質的培養，必須「提升人文素養」，她透過出版工作也逐漸了解，所謂人文素養，是各種知識的集合，能使一個人理解他人、判斷現實、明辨是非。近年，她更多以政論、社會觀察與推廣閱讀的文章為人所見。最近，她寫的新書《如何減少孤獨一點點：讀懂村上春樹短篇，身心更自在》，則從村上春樹短篇小說切入，回答這個她長年關心的問題：文學如何成為人生重要的思考材料？問起小時候的閱讀經驗，才發現對顏擇雅而言，閱讀從來不是純粹典雅的事，而是很早就與駁雜的知識、家庭管教、威權時代的氣氛糾纏在一起。她有次把東方出版社的注音版《紅樓夢》夾在課本裡躺在床上看，母親進來把書抽起，發現裡面果然是小說，不但當場巴了她的頭、罵她不老實，還把書拿去鎖起來。多年後雅言文化成績豐碩，母親語帶驕傲地說起她從小就愛讀書，她提醒母親自己曾因為讀課外書而被教訓，母親非常驚訝，顯然全忘了。「當然我現在不會怪我媽，這是人之常情。我也沒有因為被沒收就不喜歡那本小說，暑假發還回來，還是開開心心讀下去。」父親是開業醫生，顏擇雅家中從不缺書，70年代臺灣剛開始有大套書，醫生通常是被推銷的主要對象，所以她家什麼書都有。《世界博物館全集》、美國《生活》雜誌世界經典攝影全集……。爸爸房間擺不下，都放她房間，「那一代士紳看的書，對我也幫助很大。」原只是一代中產家庭的文化擺設，卻讓她從小接觸世界藝術、希臘神話、博物館知識。當時或許未必都能看懂，但她還是喜歡看。年輕時讀托爾斯泰《伊凡‧伊里奇之死》，她曾對十九世紀布爾喬亞家庭講究家具、維持體面感到鄙夷，發誓自己絕不要變成那樣的人。但中年的她歷經人世折衝，反過來思考才發現，家具或許不只是物質擺設，而是一個家庭提供安全感的來源。「家具是重要的。」她說，當年父母努力賺錢，維護一個家的生活水平，讓她能夠安心學習，如今回想起來很不容易。說完，她又若有所思了一陣子，並提出一個反向思考：「不過太有安全感，對小孩子可能也不太好。」她立刻舉村上春樹的短篇〈Yesterday〉為例。小說男主角鎮日自省人生太過安逸，卻一步步喪失了與女友的真實連結，分手多年，他仍不斷寄送明信片給前女友，想表達自己沒有忘記對方，卻不願收到對方的回信。「他生長在太有安全感的家庭，從小不懂什麼是失去。所以，一旦失去了安全感，他的人生就停滯不前，再也無法翻頁了。」原來小說故事，果真是顏擇雅思考人生、反覆辯證的材料。而這正是她新書《如何減少孤獨一點點：讀懂村上春樹短篇，身心更自在》中談到的作品。村上春樹並不是顏擇雅最愛的作家，但她認為，村上作品普及、好入口，尤其那些冰山式的精悍短作，正適合用來示範小說如何解析。解析文學有助於人生的回望與咀嚼，顏擇雅說，這是一件被忽略的事。「最早是花花綠綠的圖案刺激小孩子的想像，後來是對故事的熱愛；上學後學習語文，產生對美好文字的敏感和渴望。」文藝青年大抵如此養成，但她問：「為什麼沒有文藝中年呢？流失的文青人口，都去哪了？」顏擇雅提到，她接觸的人文書籍讀者，高中大學時都愛讀小說。男生一定讀金庸，女性則喜歡張曼娟《海水正藍》、張愛玲《半生緣》。而昆德拉《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輕》、村上春樹《挪威的森林》則是五年級不分男女最多人都讀過的書。這些人長大後仍然閱讀，閱讀品類卻逐漸聚焦在財經、政治、歷史或實用書。曾幾何時，文學只是青春期的記憶，而不再是中年以後理解世界的工具？●顏擇雅年少時曾被視作天才，她連忙否認，「我不是天才！誰會想買天才的書勒？」與其說顏擇雅自謙，或許她更掛心的是：若閱讀只是少數人的天賦，推廣閱讀便失去意義了。但顏擇雅的確曾被稱為神童好一陣子。小學六年級，她被學校送去參加兒童益智節目，做為挑戰者，一對一按鈴搶答。她總是答對最多題，不斷晉級後來拿到最高獎金，家人很有面子。從此，她可以光明正大讀課外書，精神生活大有改善。（顏擇雅小學六年級時參加兒童益智節目，拿下最高獎金。左一為母親。圖／顏擇雅提供）11、12歲時，顏擇雅覺得文學比社會現實更有趣。1981年，國二的她看到一則社會新聞，是發生在法國的「巴黎人肉事件」，一名日本富二代留學生因為迷戀而殺害荷蘭籍女同學，手段殘忍，震驚全球，兇手受訪時提及自己喜歡讀《馬克白》。一個殺人魔為何愛看莎士比亞？她好奇把書找來讀，後來又讀了更多莎劇，「這些根本就是社會新聞嘛！」這也讓她想起白先勇〈金大班的最後一夜〉、〈孤戀花〉中的酒家女。而當年力推她讀白先勇《臺北人》的小學男老師，因為對某些學生性騷擾，留給學生複雜而不愉快的記憶。一開始無人舉報，直到有同學指控老師是「匪諜」，這位老師才被調查。多年後，顏擇雅以〈我的白色恐怖〉一文記下這個故事，收錄在她的《愛還是錯愛：關於教育與人格養成的思辨》作為開場的第一篇。文章傳回小學同學群組，竟有意外回響──有相似遭遇的後輩，以顏擇雅的文章為證，對那名老師提出性騷擾的告訴，還上了新聞。「這是一個過往不愉快的經歷。但對我自己而言，寫下這篇文章已經夠了。」當年學校教官指定她們讀黨國雜誌《疾風》，其中一篇〈黑幫外史〉把黨外人物呂秀蓮、許信良寫成色情小說，也給她留下深刻印象，後來也都寫進文章，題目就叫〈那年，我讀了超多垃圾〉。顏擇雅的閱讀啟蒙，果真既不單純也不典雅。從小，家裡就有父親訂的黨外雜誌，她15歲赴美讀高中，後進入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那些年她除了課業，也大量看人民日報、香港的左媒，「我對中國的政治一向更有興趣。」這些年她持續在臉書上發表頗具影響力的政治評論，往往能提出眾人忽略的面向與觀點。顏擇雅說，讀者不能只看作者寫了什麼，也要看作者遺漏了什麼。小說如此，政治敘事亦然。她舉近期電影《給阿嬤的情書》為例，片中強調當年到東南亞的華僑與祖國有剪不斷理還亂的感情，但她更在意的是被省略的部分：這些華僑如何在異地奮鬥、深耕，建立自己的制度、民族與政治性格？「中國如果談到臺灣，大概也會忽略這一部份。」她畢業回台後一直在出版社工作，2002年離開工作的出版社，尚在思考未來時，余英時的妻子陳淑平轉給她一則英文書訊，那是美籍華人章家敦剛在美國出版的《中國即將崩潰》。顏擇雅一眼看出這本書的潛力，當時台灣的大出版社紛紛放棄，她便向版權公司提出一個不算太高的offer，「我說可以給我，我開公司來做這本書。」這便是雅言文化的開始。●但美國版權方發現顏擇雅連公司都沒有，起初根本不想賣，是余英時親自打電話說服才談成。剛卸任的李登輝總統，也在余英時協助聯繫下，出席新書發表會。這本書出版後，連上報紙頭版數日，也大大暢銷。翌年SARS期間，顏擇雅邀請作者章家敦和日本經濟評論家大前研一，在臺北進行一場辯論。尚未見過顏擇雅的余英時，對她的出版行銷策略十分驚艷。顏擇雅笑說，自己的第一桶金是余英時幫忙賺的，「余先生幫過很多人的忙，但幫人賺錢，可能是第一次。」2014年太陽花運動，余英時支持學生的公開信，第一個傳給她；余英時與人在北京的表妹張先玲之間不便直接聯繫時，也曾由她居中協助；余過世後，她為他編書、整理遺稿，分毫未取。余英時晚年最後一次公開演講，談到臺灣民主品質，給出的建言竟然是「提升人文素養」。她當時不懂，後來才慢慢理解，所謂人文素養，既包括對當前社會科學、政治經濟的全面理解，也包括透過文學培養同理，看懂人情世故。「現在大家對文化統戰都很敏感。但只要我們對中國共產黨有足夠理解，就不怕統戰。」她說，譬如當習近平說「東升西降」，我們要能判斷這是話術，還是可被檢驗的現實。顏擇雅解析小說時，也主張思想獨立。榮格的「共時性」、馬克思的「異化」這些理論其實可以通通不用，「應該動用的是我們對人情世故的理解，把生命經驗帶入閱讀，來問出對的問題。如果小說的結尾不合理，我們就該把這個『不合理』當作槓桿去發問。」但要怎麼知道不合理呢？她抽出包裡的金聖嘆《水滸傳》評點本，翻開唸給我聽：「驟看之，有如無物，及至細尋，其中便有一條線索，拽之通體俱動。」這就是《如何減少孤獨一點點》中多次出現的「草蛇灰線法」。她說，民國以前的華文讀者，讀小說很講究，都要看評點本。在西方，納博科夫、波赫士、奧登也都有文學講稿，「有一個老師鉅細靡遺地教你怎麼讀。」這是她寫作新書的理由。問她怎麼讀《理性與感性》書名中的理性，也就是 Sense 一詞？她眼睛一亮，說，Sense 不只是抽象理性，也牽涉感官、經驗與判斷。人說一件事「It doesn’t make sense」，不只是說它邏輯錯誤，也是在說它無法被經驗感知、無法讓人信服。「如何運用理性，是受感性影響的。感性也能抵達真理和普世性。」對顏擇雅而言，她的真理是什麼？一開始，顯然不是公理與正義的問題。1980年代末她在柏克萊大學讀書時，學生們以重視社會介入聞名，當時最熱鬧的議題是「要求學校從南非撤資」，「那時我對這個比較無感。」於是她更常躲在圖書館讀書。清朝小說評點本、臺灣地方誌、《紐約客》、村上春樹、拉丁文的18世紀色情小說、《中國古艷稀品叢刊》，無所不讀，「讀色情小說是增進語文的一個起步方法，因為青少年時期對色情的好奇心，是龐大到足以克服一連串單字看不懂的挫折感的。」她說。閱讀使她思維活絡，充滿各種感受。大四那年，她由預醫科轉往比較文學系，事前沒有和父母商量，因為知道一定不准。真正攤牌後，母親徹夜哭泣，父親從臺灣寄來航空信，寫「已四晚無法闔眼睡覺」，在當時，是她難以釋懷的人生低谷。●顏擇雅並不自認天生精明，卻說自己很適合創業，因為「很能和不確定性共存」，另外就是「對羞恥感有很高的包容度」，她說，「怕失敗，其實是怕羞辱。」從小習慣嚴格的母親，讓她從沒養成一丁點自我感覺良好。母親嚴厲、自律，每天清晨六點起床，總讓她覺得自己紀律差勁。「但我很早就知道自己群體性很低，不太在意別人的看法。」說話不看場合、愛講話被罰站、功課很好卻從沒被選過股長，因為大家都知道她不適合，老師的期末評語特別點出她「不合群」。「我上班七年，大概也讓老闆很頭痛。」就是這樣特立獨行的顏擇雅，後來，真的成了一人出版社。「不用出門、跟人講話實在是太好了。」但其實她也並非刻意一人作業。雅言的第二本書是魯西迪的《魔鬼詩篇》，這本小說在西方出版後，被部分伊斯蘭教人士指為褻瀆先知，造成好幾位譯者、出版人遇襲被害。台灣原本已有出版社簽下版權，後來因風險考量解約，而顏擇雅正是當時處理解約的人。她很清楚，這個版權很難再有人接手。立法委員曾召開記者會抨擊該書在台簽約，海外通路也拒絕進書。對一般出版社而言，這些都是風險；但對剛創業、沒有辦公室、獨自一人的顏擇雅而言，反而成了一種優勢。「既然是我解約的，那就我來出吧。」問她不害怕嗎，「我只有一個人，躲起來很容易。」好多電視台要訪她，她拒不回應。書做出來後，也沒有辦公室地址可以寄恐嚇信，「反正木已成舟。」她說。後來合約到期，餘書依約銷毀。2022年魯西迪在美國紐約演講時遇襲重傷，她仍覺得奇怪：「這是大新聞欸，好奇怪，怎麼都沒人再出版呢？」從事出版三十二年，她說的話看似理智，語氣裡卻滿是激情。後來雅言做出更多包括《正義：一場思辨之旅》等暢銷好書，但她回想起來，最快樂的仍是創業初期：一個無名小卒，歷經百般挫折，不知自己能為一本被遺漏的好書做多少事。不停摸索、尋找方位的日子，她說：「那是我一輩子最開心的時期。」●顏擇雅似乎很喜歡給自己找麻煩。她喜歡對著一邊改考卷、一邊聽講的學校老師演講，「他們抬頭時我就知道哪裡最吸引人。」常在臉書發文試水溫的她，也樂於猜錯，「讓我更知道大家現在關注的焦點。」「喜歡文學的人已經很內向了，多用社群媒體，學習社會的真實，是滿必要的。」但社群媒體不會很不真實、太情緒化嗎？顏擇雅搖搖頭，「《易經》裡有句『情偽相感而利害生』，情是相對於偽的，也就是說，情即是真。」原來我們常講案情、隱情、實情，都是以情為真。「張愛玲喜歡引用《論語》裡一句：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因為她最理解人性幽微的真相，是複雜糾葛的情感——情是真相，網路也是如此。」我們看到麻花般情感的糾結，而這竟然就是真實。「理解這個，你才能展開同理。」說到同理，她談起對父母的回望，有一種遲來的理解。起初他們不懂她為何熱愛文學，卻依舊從小給她讀文學所需的安全感、餘裕與秩序。父親那一代開業醫生工作時間長、任勞任怨，三更半夜有人敲門，也要下樓看診。往後出了社會即使工時漫長，她也不太覺得特別值得抱怨。母親則是另一種複雜的安全感。顏擇雅曾在文章裡寫，中學時代的自己常對母親大吼大叫，母親也常對她說：「我好倒楣生到你。」但她高一追星時（她不肯說是哪位偶像），母親雖然罵她浪費金錢與時間，卻還是替她要到簽名海報，陪她到臺北看餐廳秀。多年後，她早已對當年崇拜的偶像失去感覺，CD、海報也不知扔哪裡去了，真正留下來的，反而是母親曾陪她追星的感念。她考試表現好也少有獎品，只有幾次，母親提議去吃平時捨不得吃的昂貴冰淇淋。明明是母親掏錢，卻說是託她的福，看母親吃得有滋有味，小顏擇雅感到加倍光榮。「溺愛就算有種種缺點，為孩子營造幸福感與安全感的功效依然勝過所有的身教與言教。」多年後她如此寫道。母親過世後，她每逢出國時還是會帶著母親的證件，「比較有安全感。」母親在世時，母女倆甚至會互穿衣服，包括鞋子。（顏擇雅曾在臉書分享與母親合照，照片攝於母親80歲那年母親節。圖／翻攝顏擇雅臉書）最後我問她，有沒有什麼話要對喜愛文學、熟讀文學，卻對人生、就業、文學都感到迷惘的學子們講。「努力賺錢對一個人的成長幫助很大。」她說。為何有幫助？她舉例，村上春樹曾自述因為早年開咖啡廳的經歷，才認識了各式各樣的人，加速增進了他對人情世故的理解。「因為了解到別人的腦袋瓜跟我的不太一樣。」而有了社會經驗、人生體會，也會反過來促進、擴大，對文學的理解和想像。所以她說：「不要以熱愛文學，做為『不想進入社會』的理由。」採訪過了許久，我才發現她的左胸別著一枚不尋常的金色花形胸針。看得出是老物件了，但是保養良好，黃燈下泛著霧色光澤，是山茶的造型，花瓣層層收攏，看起來飽滿而端整。「這是母親留給我的。」真是好看。「對啊，她很重視體面，因為是醫師娘嘛。」她忽然反過來問我：「這條佛珠是媽媽送你的嗎？」她指指我的左手。「是的，您怎麼知道？」奇怪，她為什麼會知道呢？

在臺北的城市記憶裡，曾有一群維繫地方運作的「聞人」，卻隨時間逐漸淡出歷史視野。紀實作者鄭進耀以《臺北聞人蔡金塗》為起點，重新追尋一位橫跨日治到戒嚴年代的地方頭人，深刻描繪威權時代下，江湖與政府的折衝與角力，並從中一睹北管軒社與戲曲的璀璨年華。 本次訪談中，鄭進耀回顧寫作契機與考證過程，分享研究過程中的發現與取捨，也談及身份認同如何成為跨越時空的百年命題，透過一位地方聞人的生命軌跡，展現複雜多元的時代樣貌，向讀者娓娓道來那段在臺灣歷史中尚未完整的故事。 Q：從《臺北聞人蔡金塗》一書中可以發現在當時還有許多「聞人」（例如書中提到的蚊哥許海清），想問問選擇蔡金塗的契機是什麼？ 鄭進耀：起初是和一位學者聊到政治和江湖的關係，他提到第一屆臺北市議員裡有些江湖背景的人，其中一位就是蔡金塗。我完全沒聽過這個名字，之後這位學者還說蔡金塗是演歌仔戲的，這完全挑起了我的好奇心，心想怎麼會有大哥去演歌仔戲（笑） 除了自己的好奇之外，當然還有他過去在臺北的影響力，以及在做這個題目的時候，我深深感受到歷史和記憶逐漸消逝的感慨。 因為像許海清活到九十幾歲，後續還有很多報導可以認識這個重要人物，但同樣在當時佔有重要地位的蔡金塗比較早離開人世，沒有留下太多資料，儘管他的人脈非常綿密，知道這號人物的長輩很多不是失智就是過世了，這讓我不禁想如果提早一兩年寫這本書，也許能問到更多不一樣的東西，所以會有一種此時不寫更待何時的感覺。 ▲「雖然每個人對有趣的定義不同，但一定要選自己想知道為什麼的題材」提到如何選題，進耀強調要挑選感興趣的題目，才有繼續書寫的動力（圖／鏡文學） Q：蔡金塗作為一位大哥，原本預期會看到許多幫派生態的描寫，但實際閱讀上比想像得少，這樣分配比重的考量是什麼？ 鄭進耀：說蔡金塗是「江湖大哥」其實是比較簡便的說法，在學術上的幫派、黑道、角頭、江湖都有不同的定義，只是現在我們都混在一起講。那個時代的大哥和現代那種黑道老大是完全不一樣的，我在書中想呈現的是早期地方頭人的樣貌，比較像地方 KOL 那樣（笑） 所以儘管蔡金塗多少帶有江湖色彩，但他還有很多不同的面向，比方說戲班出身、晚期支持軒社（編按：軒社為由民間自發性組成、負責廟會迎神賽會的音樂表演團體，多以北管演奏為主要技藝。）發展等等，讓這個人物更複雜、更有趣，也更能立體地描繪那個時候的地方頭人。 Q：在研究蔡金塗對軒社文化的貢獻時，讓進耀覺得最驚艷的部分是什麼？ 鄭進耀：其實在做這個題目之前，我對宮廟和民俗文化是很不熟悉的，我不曉得當時軒社的政治和江湖色彩這麼濃厚。 讓我最印象深刻的是，當時正要開始關於軒社的研究，有位學者跟我說可以去問基隆的軒社，因為那邊的軒社「兄弟氣」比較重。之後進行訪談才知道，不只基隆，整個大臺北地區的軒社以及早期的醒獅團很多成員都是道上兄弟，所以都有一點江湖味存在。 另外，我在研究過程發現現在有好多年輕人熱衷參與宮廟活動，而且他們不只是參加，還對宮廟文化有很深入的了解，這也是讓我驚訝的地方。 Q：書中有許多資料來自蔡金塗兒子福田桂良，採訪過程中如何判斷其說法的真實性？在撰寫過程中如何讓論述維持客觀的角度？ 鄭進耀：福田桂良是現在可以找到最親近蔡金塗的人，所以他提供很多關於蔡金塗生活上的事，比如說爸爸脫下衣服後可見背上有許多傷痕，這樣的細節我相信只有他知道。 但很多東西我還是會透過史料反覆驗證。 像訪談中他說到他記得爸爸只有去過福州，沒有去過廈門，但我在其他資料中卻看到相反的內容，這明顯是需要去查證的部分。之後我找到一個中央研究院的資料庫，可以找到日治時代的出入境資料，結果查出蔡金塗兩個地方都去了。我大概會用這樣的方式來確保內容的真實性，同時也有意識地呈現那些我可以從不同資料來源、不同人身上驗證的東西，所以很多蔡金塗的傳說我都沒有放，不然那些東西更精彩！ Q：可以請進耀和我們透露一點覺得沒放很可惜的內容嗎？ 鄭進耀：雖然可能沒辦法完整回答這個問題，但可以小小分享，因為初稿我寫得很粗糙，當時的編輯比較年輕，問了很多歷史相關的問題，我就寫了一些註釋，結果一發不可收拾，把所有基於聚焦考量不能寫進書裡的內容全部寫在註釋裡（笑） 那些政壇故事真的好精彩！但因為很多都是岔題出去的，和這本書的關聯性沒有那麼強，那時候也沒有太多時間可以追查，只好用註釋滿足自己的欲望。 ▲進耀與我們分享在撰寫《臺北聞人蔡金塗》的過程，又重新認識了一次臺灣歷史，並且從採訪中聽到許多有趣的地方軼聞（圖／鏡文學） Q：從書中的描述可見臺灣島民一直處於身份多元的狀態，進而帶出身份認同的議題。但身份認同在不同世代、不同族群的感受上差異頗大，進耀選定這個議題時有過什麼樣的思考呢？ 鄭進耀：應該說，我覺得要處理這個時代的人，勢必要去觸碰身份認同的議題。 過去我曾經採訪過李登輝和史明，我在他們身上看到很多認同上的掙扎，我想蔡金塗也會面臨同樣的問題，這是那個時代每個人的共同命運。 在《臺北聞人蔡金塗》裡探討身份認同的另一個意義是，就算是現在的臺灣人，其實還是被「我是誰」所困擾。 書中有寫到當時的一些臺灣人，不管是去中國做生意或是當流氓，為了自保都會利用身份的曖昧，一下說自己是中國人，一下說自己是日本人，這和現代臺灣人的處境很類似，有些到中國工作的臺灣人，也會基於一些考量，表現出不同的政治立場，這個問題百年來都持續存在。 Q：最後，想請進耀說一段話邀請大家來閱讀《臺北聞人蔡金塗》 鄭進耀：如果說這本書有什麼小小的功用，大概就是提醒大家回頭看看過去的歷史，讓大家知道在臺北地區曾經發生這麼精彩的故事，而這些故事不見得與現在的你無關，就如同我前面提到的，當年那些臺灣人遇到的問題，很有可能只是轉變了一個形式，同樣困擾著現在的我們。推薦給所有喜歡歷史故事、喜歡民俗文化，或是單純想從書中找到一些跨時代共鳴的讀者們。 企劃／巫昱昕、黃昱哲 訪談／巫昱昕 編輯／巫昱昕 影音／范祐禎、陳虹汝 《臺北聞人蔡金塗》鄭進耀 著 ★ 紀實作家鄭進耀 穿透歷史煙塵的時代觀察之作！ ★ 從地方頭人的一生 看見臺灣歷史鮮為人知的另一面 臺灣首部研究臺北聞人蔡金塗生平的著作！ 人生橫越 日治Ｘ戰後Ｘ戒嚴 足跡遍及 臺灣Ｘ日本Ｘ中國 從「城哥」到臺北市第一屆民選議員， 蔡金塗是理解戰前戰後臺日地下社會的關鍵， 也是老派江湖的最後身影。 他的喪禮，國內外政商名流、江湖人士到場悼念 他的名號，可以為歌仔戲名角楊麗花．葉青鎮場 他的故事，能看見蔣介石父子、田中角榮和辜寬敏 他是地方頭人、是藝陣推手 也是民間社會與政權間的重要協商者 橫跨日治、戒嚴年代 他的一生既深入臺日關係，也常仲裁複雜的江湖事務 媒體無法定位他，只能以他的聲望稱之為「臺北聞人」—— 他是老派江湖最後的仲裁者：蔡金塗

《大哥上位》是林慶祥警黑系列小說的第三部，但這次的鏡頭從辦案現場轉向權力分配的暗流，把舞台拉回八九〇年代解嚴後的台灣，一窺黑道、警界和政商交錯的混沌時期。 在這次的訪談中，林慶祥分享如何將過去擔任警政線記者的見聞轉化為故事情節，並談及何國彬作為一個反英雄角色看待權力關係的視角，一步步帶領讀者進入暴力、血腥卻貼近現實的黑道世界。 Q：《大哥上位》和《刑警教父》、《焰口》一樣是以警察和黑道為主題的作品，這次新作最大的特色是什麼？與前兩部最大的區別？ 林慶祥：雖然這三部作品的背景都是在台灣的八九〇年代，但重點是不一樣的。 《刑警教父》主要是講警察陳江的故事，裡面有很多警察辦案的描寫；《焰口》則是在警察題材裡面加入一些黑道和政治的元素；這次《大哥上位》已經沒有什麼辦案場面，幾乎都是在寫黑道，我想把重點放在政治人物怎麼運用黑幫，以及政商如何掛勾。 簡單來說，這三部的重點就是警察越來越少，黑道越來越多，同時也慢慢增加政商的比例，透過各種縱橫混沌時期的人物視角，觀看這個年代的轉變和運作。 Q：故事的主要背景經常是八九〇年代的台灣，對這個時代這麼著迷的原因是什麼？ 林慶祥：因為那個時候的台灣比較亂啊！當時剛解嚴，社會比較混沌、法治沒那麼彰顯，這種過渡時期有最多故事可寫了。 這段時間經歷我從讀書、當兵到成為菜鳥記者，看什麼都很新鮮，對重大社會事件有很深刻的記憶。一個作者一定是先從自己最關心、最熟悉的東西開始寫，所以如果我是跑醫藥衛生線可能就是寫《麻醉風暴》，跑政治線可能就是寫《人選之人》，當時的我是警政線，所以就從這個我最有感、警政風紀最亂的年代下手，也算是記錄我的記者生涯。 Q：怎麼會想從記者變成作者？ 林慶祥：其實從唸書的時候就一直想寫小說，但年輕的時候愛玩，喝酒比寫小說快樂吧（笑） 真正開始寫作是在高雄市政府工作的時候，選舉完有一個月的有薪假，那時候想說這時候不寫，我這輩子大概寫不成任何小說，於是就動筆了。那時候也沒想過會出版正式成為小說作家，就先寫起來放著，結果等到鏡文學成立，機緣來了就出書了。 Q：擔任警政線記者一定接觸過很多事件，故事情節的設計是否有參考真實事件的部分？ 林慶祥：首先，會想寫這個故事是因為聽記者前輩提過，過去有一個刑事組長曾經代理幫派，還把整個幫派整頓得很不錯，直到他們幫內後繼有人，他才功成身退。 但這也就是聽前輩提過，真正有參考真實案件的是鍾浩文和肥東借牌的部分，參考的是1987 年「立委蕭瑞徵槍擊案」。那是台灣唯一一起立委槍擊事件，他們那時候就是這樣搞的，只是我把這個事件延展成黑道幫派的對抗廝殺。 除了這個故事中的核心事件之外，其他都是虛構的。我一直都認為不去參考太多原型事件或角色是比較完整的小說創作。畢竟小說本來就是虛構的，就算要寫真實的東西，還是要經過藝術的包裝和剪裁，照抄的話就是新聞報導不是小說。所以我在寫的時候把我的小說設定為「貼近」現實，但是不能直接搬運現實。 Q：《大哥上位》裡有很多精彩的警界、黑道、政商圈斡旋場面，這些都是過去在擔任警察、社會組記者時的觀察嗎？ 林慶祥：老實說，真正的黑道談判我沒有參與過，但因為工作的關係，確實有一些道上的朋友，可以從他們那邊聽到很多真實的黑道故事，也因此對黑道習性有比較深入的了解。 現在有些作品不是把他們寫得太正義，就是太醜陋，會讓真正有在混的人覺得很不真實，這種狀況其實就是他們沒有掌握黑道的思維。 黑道做事真正在意的就是兩個重點：分內外和鋩角。 正常我們在處理事情就是考慮合不合法、合不合理，但他們決定出不出手是取決於「內外」，也就是今天要幫的人到底是不是自己人，對錯沒有那麼重要。 再來就是「鋩角」，簡單來講就是面子問題啦！很多事情一般人就是認個錯、道個歉而已，但對道上兄弟來說這是很重要的，我不能讓你看我沒有嘛！ Q：在《大哥上位》裡最能體現這種黑道習性和思維的角色或段落是什麼？ 林慶祥：郭天保就是很典型的黑道人物啊！像他在工程事件為鍾浩文出頭其實完全沒有利益可言，但他很在乎內外和鋩角的問題，他一開始就說了「浩文是咱厝內的，雖然不是兄弟人，但當初是我出面幫他跟肥東借牌，發生這款代誌，就等於在我頭殼上放屎」這段話完全顯現他身為黑道的思考方式，所以就算三叔以郭家無法拿到任何好處為由試圖阻止，天保還是堅持要出面為浩文撐腰。 Q：故事主角何國彬因為家仇和時局被推向黑白兩道的灰色地帶，但似乎沒有太多掙扎而是選擇順應局勢，最後甚至跳脫警察和黑道、踏入政界，為什麼會想這樣設計這個主人公？ 林慶祥：我的初衷是希望可以寫一個警察代理黑道的故事，這個角色白天是警察，晚上是黑道，是從這個基礎設定慢慢衍伸其他的性格。 這個人在當警察的時候一定很慓悍、績效很好，但絕對不會太守法，所以在面對能夠暫代黑道老大的機會時，與其問他內心是不是有掙扎，不如說他是在取捨。他想繼續保有擔任警察的便利，卻又放不下在黑道的權力，不然其實天保死後三叔急著要分財產的時候，那個手法那麼粗糙，他大可直接用警察的方式把這件事處理乾淨，完全不理這幫黑道要怎麼玩，但他就是想要那個權力嘛！這樣的想法在當時那樣的時代，其實也是很常見的，每個人都是在灰色地帶裡面生存的啦！ Q：希望讀者讀完《大哥上位》能有什麼樣的反思，或是看見什麼樣的議題？ 林慶祥：完全沒有（笑）我只是想寫一個好的、真實的黑幫故事。 我不是一個很會講道理的人，也不喜歡讓別人知道我在想什麼，所以也不會以我的想法作為小說題材，主要都是寫社會觀察。 前面也有提到，現在市面上與黑道相關的文學或影視作品，多少都有點誇張或美化，但我沒看過哪個老大真的是義薄雲天或殘忍成性，所以這部作品沒有要傳達什麼或教化誰，就是想基於我的社會觀察，講一個貼近現實的黑道故事。 Q：在過去的訪談中有提到「警察小說寫三本就差不多了」，《大哥上位》已經是警察系列第三部，可以跟我們透露接下來的創作計畫嗎？ 林慶祥：接下來想要寫現代的故事了，雖然還是和警察相關，但裡面的內容完全不一樣，也想挑戰之前沒有碰過的類型元素。至於是怎麼樣的故事就先保密，敬請期待了！ Q：最後，請用一段話邀請讀者來看《大哥上位》！ 林慶祥：如果你想看一個血腥暴力又真實的黑道故事，可以參考一下啦！這本書沒有人生道理，只有真實的黑道樣貌，絕對暴力、絕對血腥，喜歡黑道片的你不會失望。 企劃 / 品牌企劃部 巫昱昕、黃昱哲 訪談 / 品牌企劃部 巫昱昕 編輯 / 品牌企劃部 巫昱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