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得其情——顏擇雅談「閱讀如何成為人生判斷力」
文・蕭宇翔/圖・鏡文學文學如何成為人生重要的思考材料?為了回答這個問題,雅言文化創辦人顏擇雅揹了一摞書來見我。我將採訪約在臺北東門一間咖啡館,未料一進門昏暗嘈雜,磨豆機嘶鳴不歇,周遭還有大嗓門閒談。顏擇雅已經到了,她立刻認出我,體貼地找了張大桌子,招呼我坐近一些。她的眼鏡看來材質輕巧,說話前,把眼鏡摺起,收進一只小圓罐。另一旁的背包裡裝滿了書。她有備而來,只要談到複雜處,便從包裡抽出書,翻到出處。只見上頭寫滿筆記,字跡簡潔遒勁,書本保存良好,一律是索引便利貼,沒有摺頁。顏擇雅創辦出版社雅言文化已24年,以一人之姿,她出版新思潮書種本本暢銷,《中國即將崩潰》、《魔鬼詩篇》、《正義:一場思辨之旅》都曾風靡全臺,建立新知。她因出版《中國即將崩潰》而與史學家余英時結緣,當年,聽余英時談起臺灣民主品質的培養,必須「提升人文素養」,她透過出版工作也逐漸了解,所謂人文素養,是各種知識的集合,能使一個人理解他人、判斷現實、明辨是非。近年,她更多以政論、社會觀察與推廣閱讀的文章為人所見。最近,她寫的新書《如何減少孤獨一點點:讀懂村上春樹短篇,身心更自在》,則從村上春樹短篇小說切入,回答這個她長年關心的問題:文學如何成為人生重要的思考材料?問起小時候的閱讀經驗,才發現對顏擇雅而言,閱讀從來不是純粹典雅的事,而是很早就與駁雜的知識、家庭管教、威權時代的氣氛糾纏在一起。她有次把東方出版社的注音版《紅樓夢》夾在課本裡躺在床上看,母親進來把書抽起,發現裡面果然是小說,不但當場巴了她的頭、罵她不老實,還把書拿去鎖起來。多年後雅言文化成績豐碩,母親語帶驕傲地說起她從小就愛讀書,她提醒母親自己曾因為讀課外書而被教訓,母親非常驚訝,顯然全忘了。「當然我現在不會怪我媽,這是人之常情。我也沒有因為被沒收就不喜歡那本小說,暑假發還回來,還是開開心心讀下去。」父親是開業醫生,顏擇雅家中從不缺書,70年代臺灣剛開始有大套書,醫生通常是被推銷的主要對象,所以她家什麼書都有。《世界博物館全集》、美國《生活》雜誌世界經典攝影全集……。爸爸房間擺不下,都放她房間,「那一代士紳看的書,對我也幫助很大。」原只是一代中產家庭的文化擺設,卻讓她從小接觸世界藝術、希臘神話、博物館知識。當時或許未必都能看懂,但她還是喜歡看。年輕時讀托爾斯泰《伊凡‧伊里奇之死》,她曾對十九世紀布爾喬亞家庭講究家具、維持體面感到鄙夷,發誓自己絕不要變成那樣的人。但中年的她歷經人世折衝,反過來思考才發現,家具或許不只是物質擺設,而是一個家庭提供安全感的來源。「家具是重要的。」她說,當年父母努力賺錢,維護一個家的生活水平,讓她能夠安心學習,如今回想起來很不容易。說完,她又若有所思了一陣子,並提出一個反向思考:「不過太有安全感,對小孩子可能也不太好。」她立刻舉村上春樹的短篇〈Yesterday〉為例。小說男主角鎮日自省人生太過安逸,卻一步步喪失了與女友的真實連結,分手多年,他仍不斷寄送明信片給前女友,想表達自己沒有忘記對方,卻不願收到對方的回信。「他生長在太有安全感的家庭,從小不懂什麼是失去。所以,一旦失去了安全感,他的人生就停滯不前,再也無法翻頁了。」原來小說故事,果真是顏擇雅思考人生、反覆辯證的材料。而這正是她新書《如何減少孤獨一點點:讀懂村上春樹短篇,身心更自在》中談到的作品。村上春樹並不是顏擇雅最愛的作家,但她認為,村上作品普及、好入口,尤其那些冰山式的精悍短作,正適合用來示範小說如何解析。解析文學有助於人生的回望與咀嚼,顏擇雅說,這是一件被忽略的事。「最早是花花綠綠的圖案刺激小孩子的想像,後來是對故事的熱愛;上學後學習語文,產生對美好文字的敏感和渴望。」文藝青年大抵如此養成,但她問:「為什麼沒有文藝中年呢?流失的文青人口,都去哪了?」顏擇雅提到,她接觸的人文書籍讀者,高中大學時都愛讀小說。男生一定讀金庸,女性則喜歡張曼娟《海水正藍》、張愛玲《半生緣》。而昆德拉《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輕》、村上春樹《挪威的森林》則是五年級不分男女最多人都讀過的書。這些人長大後仍然閱讀,閱讀品類卻逐漸聚焦在財經、政治、歷史或實用書。曾幾何時,文學只是青春期的記憶,而不再是中年以後理解世界的工具?●顏擇雅年少時曾被視作天才,她連忙否認,「我不是天才!誰會想買天才的書勒?」與其說顏擇雅自謙,或許她更掛心的是:若閱讀只是少數人的天賦,推廣閱讀便失去意義了。但顏擇雅的確曾被稱為神童好一陣子。小學六年級,她被學校送去參加兒童益智節目,做為挑戰者,一對一按鈴搶答。她總是答對最多題,不斷晉級後來拿到最高獎金,家人很有面子。從此,她可以光明正大讀課外書,精神生活大有改善。(顏擇雅小學六年級時參加兒童益智節目,拿下最高獎金。左一為母親。圖/顏擇雅提供)11、12歲時,顏擇雅覺得文學比社會現實更有趣。1981年,國二的她看到一則社會新聞,是發生在法國的「巴黎人肉事件」,一名日本富二代留學生因為迷戀而殺害荷蘭籍女同學,手段殘忍,震驚全球,兇手受訪時提及自己喜歡讀《馬克白》。一個殺人魔為何愛看莎士比亞?她好奇把書找來讀,後來又讀了更多莎劇,「這些根本就是社會新聞嘛!」這也讓她想起白先勇〈金大班的最後一夜〉、〈孤戀花〉中的酒家女。而當年力推她讀白先勇《臺北人》的小學男老師,因為對某些學生性騷擾,留給學生複雜而不愉快的記憶。一開始無人舉報,直到有同學指控老師是「匪諜」,這位老師才被調查。多年後,顏擇雅以〈我的白色恐怖〉一文記下這個故事,收錄在她的《愛還是錯愛:關於教育與人格養成的思辨》作為開場的第一篇。文章傳回小學同學群組,竟有意外回響──有相似遭遇的後輩,以顏擇雅的文章為證,對那名老師提出性騷擾的告訴,還上了新聞。「這是一個過往不愉快的經歷。但對我自己而言,寫下這篇文章已經夠了。」當年學校教官指定她們讀黨國雜誌《疾風》,其中一篇〈黑幫外史〉把黨外人物呂秀蓮、許信良寫成色情小說,也給她留下深刻印象,後來也都寫進文章,題目就叫〈那年,我讀了超多垃圾〉。顏擇雅的閱讀啟蒙,果真既不單純也不典雅。從小,家裡就有父親訂的黨外雜誌,她15歲赴美讀高中,後進入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那些年她除了課業,也大量看人民日報、香港的左媒,「我對中國的政治一向更有興趣。」這些年她持續在臉書上發表頗具影響力的政治評論,往往能提出眾人忽略的面向與觀點。顏擇雅說,讀者不能只看作者寫了什麼,也要看作者遺漏了什麼。小說如此,政治敘事亦然。她舉近期電影《給阿嬤的情書》為例,片中強調當年到東南亞的華僑與祖國有剪不斷理還亂的感情,但她更在意的是被省略的部分:這些華僑如何在異地奮鬥、深耕,建立自己的制度、民族與政治性格?「中國如果談到臺灣,大概也會忽略這一部份。」她畢業回台後一直在出版社工作,2002年離開工作的出版社,尚在思考未來時,余英時的妻子陳淑平轉給她一則英文書訊,那是美籍華人章家敦剛在美國出版的《中國即將崩潰》。顏擇雅一眼看出這本書的潛力,當時台灣的大出版社紛紛放棄,她便向版權公司提出一個不算太高的offer,「我說可以給我,我開公司來做這本書。」這便是雅言文化的開始。●但美國版權方發現顏擇雅連公司都沒有,起初根本不想賣,是余英時親自打電話說服才談成。剛卸任的李登輝總統,也在余英時協助聯繫下,出席新書發表會。這本書出版後,連上報紙頭版數日,也大大暢銷。翌年SARS期間,顏擇雅邀請作者章家敦和日本經濟評論家大前研一,在臺北進行一場辯論。尚未見過顏擇雅的余英時,對她的出版行銷策略十分驚艷。顏擇雅笑說,自己的第一桶金是余英時幫忙賺的,「余先生幫過很多人的忙,但幫人賺錢,可能是第一次。」2014年太陽花運動,余英時支持學生的公開信,第一個傳給她;余英時與人在北京的表妹張先玲之間不便直接聯繫時,也曾由她居中協助;余過世後,她為他編書、整理遺稿,分毫未取。余英時晚年最後一次公開演講,談到臺灣民主品質,給出的建言竟然是「提升人文素養」。她當時不懂,後來才慢慢理解,所謂人文素養,既包括對當前社會科學、政治經濟的全面理解,也包括透過文學培養同理,看懂人情世故。「現在大家對文化統戰都很敏感。但只要我們對中國共產黨有足夠理解,就不怕統戰。」她說,譬如當習近平說「東升西降」,我們要能判斷這是話術,還是可被檢驗的現實。顏擇雅解析小說時,也主張思想獨立。榮格的「共時性」、馬克思的「異化」這些理論其實可以通通不用,「應該動用的是我們對人情世故的理解,把生命經驗帶入閱讀,來問出對的問題。如果小說的結尾不合理,我們就該把這個『不合理』當作槓桿去發問。」但要怎麼知道不合理呢?她抽出包裡的金聖嘆《水滸傳》評點本,翻開唸給我聽:「驟看之,有如無物,及至細尋,其中便有一條線索,拽之通體俱動。」這就是《如何減少孤獨一點點》中多次出現的「草蛇灰線法」。她說,民國以前的華文讀者,讀小說很講究,都要看評點本。在西方,納博科夫、波赫士、奧登也都有文學講稿,「有一個老師鉅細靡遺地教你怎麼讀。」這是她寫作新書的理由。問她怎麼讀《理性與感性》書名中的理性,也就是 Sense 一詞?她眼睛一亮,說,Sense 不只是抽象理性,也牽涉感官、經驗與判斷。人說一件事「It doesn’t make sense」,不只是說它邏輯錯誤,也是在說它無法被經驗感知、無法讓人信服。「如何運用理性,是受感性影響的。感性也能抵達真理和普世性。」對顏擇雅而言,她的真理是什麼?一開始,顯然不是公理與正義的問題。1980年代末她在柏克萊大學讀書時,學生們以重視社會介入聞名,當時最熱鬧的議題是「要求學校從南非撤資」,「那時我對這個比較無感。」於是她更常躲在圖書館讀書。清朝小說評點本、臺灣地方誌、《紐約客》、村上春樹、拉丁文的18世紀色情小說、《中國古艷稀品叢刊》,無所不讀,「讀色情小說是增進語文的一個起步方法,因為青少年時期對色情的好奇心,是龐大到足以克服一連串單字看不懂的挫折感的。」她說。閱讀使她思維活絡,充滿各種感受。大四那年,她由預醫科轉往比較文學系,事前沒有和父母商量,因為知道一定不准。真正攤牌後,母親徹夜哭泣,父親從臺灣寄來航空信,寫「已四晚無法闔眼睡覺」,在當時,是她難以釋懷的人生低谷。●顏擇雅並不自認天生精明,卻說自己很適合創業,因為「很能和不確定性共存」,另外就是「對羞恥感有很高的包容度」,她說,「怕失敗,其實是怕羞辱。」從小習慣嚴格的母親,讓她從沒養成一丁點自我感覺良好。母親嚴厲、自律,每天清晨六點起床,總讓她覺得自己紀律差勁。「但我很早就知道自己群體性很低,不太在意別人的看法。」說話不看場合、愛講話被罰站、功課很好卻從沒被選過股長,因為大家都知道她不適合,老師的期末評語特別點出她「不合群」。「我上班七年,大概也讓老闆很頭痛。」就是這樣特立獨行的顏擇雅,後來,真的成了一人出版社。「不用出門、跟人講話實在是太好了。」但其實她也並非刻意一人作業。雅言的第二本書是魯西迪的《魔鬼詩篇》,這本小說在西方出版後,被部分伊斯蘭教人士指為褻瀆先知,造成好幾位譯者、出版人遇襲被害。台灣原本已有出版社簽下版權,後來因風險考量解約,而顏擇雅正是當時處理解約的人。她很清楚,這個版權很難再有人接手。立法委員曾召開記者會抨擊該書在台簽約,海外通路也拒絕進書。對一般出版社而言,這些都是風險;但對剛創業、沒有辦公室、獨自一人的顏擇雅而言,反而成了一種優勢。「既然是我解約的,那就我來出吧。」問她不害怕嗎,「我只有一個人,躲起來很容易。」好多電視台要訪她,她拒不回應。書做出來後,也沒有辦公室地址可以寄恐嚇信,「反正木已成舟。」她說。後來合約到期,餘書依約銷毀。2022年魯西迪在美國紐約演講時遇襲重傷,她仍覺得奇怪:「這是大新聞欸,好奇怪,怎麼都沒人再出版呢?」從事出版三十二年,她說的話看似理智,語氣裡卻滿是激情。後來雅言做出更多包括《正義:一場思辨之旅》等暢銷好書,但她回想起來,最快樂的仍是創業初期:一個無名小卒,歷經百般挫折,不知自己能為一本被遺漏的好書做多少事。不停摸索、尋找方位的日子,她說:「那是我一輩子最開心的時期。」●顏擇雅似乎很喜歡給自己找麻煩。她喜歡對著一邊改考卷、一邊聽講的學校老師演講,「他們抬頭時我就知道哪裡最吸引人。」常在臉書發文試水溫的她,也樂於猜錯,「讓我更知道大家現在關注的焦點。」「喜歡文學的人已經很內向了,多用社群媒體,學習社會的真實,是滿必要的。」但社群媒體不會很不真實、太情緒化嗎?顏擇雅搖搖頭,「《易經》裡有句『情偽相感而利害生』,情是相對於偽的,也就是說,情即是真。」原來我們常講案情、隱情、實情,都是以情為真。「張愛玲喜歡引用《論語》裡一句: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因為她最理解人性幽微的真相,是複雜糾葛的情感——情是真相,網路也是如此。」我們看到麻花般情感的糾結,而這竟然就是真實。「理解這個,你才能展開同理。」說到同理,她談起對父母的回望,有一種遲來的理解。起初他們不懂她為何熱愛文學,卻依舊從小給她讀文學所需的安全感、餘裕與秩序。父親那一代開業醫生工作時間長、任勞任怨,三更半夜有人敲門,也要下樓看診。往後出了社會即使工時漫長,她也不太覺得特別值得抱怨。母親則是另一種複雜的安全感。顏擇雅曾在文章裡寫,中學時代的自己常對母親大吼大叫,母親也常對她說:「我好倒楣生到你。」但她高一追星時(她不肯說是哪位偶像),母親雖然罵她浪費金錢與時間,卻還是替她要到簽名海報,陪她到臺北看餐廳秀。多年後,她早已對當年崇拜的偶像失去感覺,CD、海報也不知扔哪裡去了,真正留下來的,反而是母親曾陪她追星的感念。她考試表現好也少有獎品,只有幾次,母親提議去吃平時捨不得吃的昂貴冰淇淋。明明是母親掏錢,卻說是託她的福,看母親吃得有滋有味,小顏擇雅感到加倍光榮。「溺愛就算有種種缺點,為孩子營造幸福感與安全感的功效依然勝過所有的身教與言教。」多年後她如此寫道。母親過世後,她每逢出國時還是會帶著母親的證件,「比較有安全感。」母親在世時,母女倆甚至會互穿衣服,包括鞋子。(顏擇雅曾在臉書分享與母親合照,照片攝於母親80歲那年母親節。圖/翻攝顏擇雅臉書)最後我問她,有沒有什麼話要對喜愛文學、熟讀文學,卻對人生、就業、文學都感到迷惘的學子們講。「努力賺錢對一個人的成長幫助很大。」她說。為何有幫助?她舉例,村上春樹曾自述因為早年開咖啡廳的經歷,才認識了各式各樣的人,加速增進了他對人情世故的理解。「因為了解到別人的腦袋瓜跟我的不太一樣。」而有了社會經驗、人生體會,也會反過來促進、擴大,對文學的理解和想像。所以她說:「不要以熱愛文學,做為『不想進入社會』的理由。」採訪過了許久,我才發現她的左胸別著一枚不尋常的金色花形胸針。看得出是老物件了,但是保養良好,黃燈下泛著霧色光澤,是山茶的造型,花瓣層層收攏,看起來飽滿而端整。「這是母親留給我的。」真是好看。「對啊,她很重視體面,因為是醫師娘嘛。」她忽然反過來問我:「這條佛珠是媽媽送你的嗎?」她指指我的左手。「是的,您怎麼知道?」奇怪,她為什麼會知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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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消逝之前寫下地方聞人的名字 —— 專訪《臺北聞人蔡金塗》作者鄭進耀
在臺北的城市記憶裡,曾有一群維繫地方運作的「聞人」,卻隨時間逐漸淡出歷史視野。紀實作者鄭進耀以《臺北聞人蔡金塗》為起點,重新追尋一位橫跨日治到戒嚴年代的地方頭人,深刻描繪威權時代下,江湖與政府的折衝與角力,並從中一睹北管軒社與戲曲的璀璨年華。 本次訪談中,鄭進耀回顧寫作契機與考證過程,分享研究過程中的發現與取捨,也談及身份認同如何成為跨越時空的百年命題,透過一位地方聞人的生命軌跡,展現複雜多元的時代樣貌,向讀者娓娓道來那段在臺灣歷史中尚未完整的故事。 Q:從《臺北聞人蔡金塗》一書中可以發現在當時還有許多「聞人」(例如書中提到的蚊哥許海清),想問問選擇蔡金塗的契機是什麼? 鄭進耀:起初是和一位學者聊到政治和江湖的關係,他提到第一屆臺北市議員裡有些江湖背景的人,其中一位就是蔡金塗。我完全沒聽過這個名字,之後這位學者還說蔡金塗是演歌仔戲的,這完全挑起了我的好奇心,心想怎麼會有大哥去演歌仔戲(笑) 除了自己的好奇之外,當然還有他過去在臺北的影響力,以及在做這個題目的時候,我深深感受到歷史和記憶逐漸消逝的感慨。 因為像許海清活到九十幾歲,後續還有很多報導可以認識這個重要人物,但同樣在當時佔有重要地位的蔡金塗比較早離開人世,沒有留下太多資料,儘管他的人脈非常綿密,知道這號人物的長輩很多不是失智就是過世了,這讓我不禁想如果提早一兩年寫這本書,也許能問到更多不一樣的東西,所以會有一種此時不寫更待何時的感覺。 ▲「雖然每個人對有趣的定義不同,但一定要選自己想知道為什麼的題材」提到如何選題,進耀強調要挑選感興趣的題目,才有繼續書寫的動力(圖/鏡文學) Q:蔡金塗作為一位大哥,原本預期會看到許多幫派生態的描寫,但實際閱讀上比想像得少,這樣分配比重的考量是什麼? 鄭進耀:說蔡金塗是「江湖大哥」其實是比較簡便的說法,在學術上的幫派、黑道、角頭、江湖都有不同的定義,只是現在我們都混在一起講。那個時代的大哥和現代那種黑道老大是完全不一樣的,我在書中想呈現的是早期地方頭人的樣貌,比較像地方 KOL 那樣(笑) 所以儘管蔡金塗多少帶有江湖色彩,但他還有很多不同的面向,比方說戲班出身、晚期支持軒社(編按:軒社為由民間自發性組成、負責廟會迎神賽會的音樂表演團體,多以北管演奏為主要技藝。)發展等等,讓這個人物更複雜、更有趣,也更能立體地描繪那個時候的地方頭人。 Q:在研究蔡金塗對軒社文化的貢獻時,讓進耀覺得最驚艷的部分是什麼? 鄭進耀:其實在做這個題目之前,我對宮廟和民俗文化是很不熟悉的,我不曉得當時軒社的政治和江湖色彩這麼濃厚。 讓我最印象深刻的是,當時正要開始關於軒社的研究,有位學者跟我說可以去問基隆的軒社,因為那邊的軒社「兄弟氣」比較重。之後進行訪談才知道,不只基隆,整個大臺北地區的軒社以及早期的醒獅團很多成員都是道上兄弟,所以都有一點江湖味存在。 另外,我在研究過程發現現在有好多年輕人熱衷參與宮廟活動,而且他們不只是參加,還對宮廟文化有很深入的了解,這也是讓我驚訝的地方。 Q:書中有許多資料來自蔡金塗兒子福田桂良,採訪過程中如何判斷其說法的真實性?在撰寫過程中如何讓論述維持客觀的角度? 鄭進耀:福田桂良是現在可以找到最親近蔡金塗的人,所以他提供很多關於蔡金塗生活上的事,比如說爸爸脫下衣服後可見背上有許多傷痕,這樣的細節我相信只有他知道。 但很多東西我還是會透過史料反覆驗證。 像訪談中他說到他記得爸爸只有去過福州,沒有去過廈門,但我在其他資料中卻看到相反的內容,這明顯是需要去查證的部分。之後我找到一個中央研究院的資料庫,可以找到日治時代的出入境資料,結果查出蔡金塗兩個地方都去了。我大概會用這樣的方式來確保內容的真實性,同時也有意識地呈現那些我可以從不同資料來源、不同人身上驗證的東西,所以很多蔡金塗的傳說我都沒有放,不然那些東西更精彩! Q:可以請進耀和我們透露一點覺得沒放很可惜的內容嗎? 鄭進耀:雖然可能沒辦法完整回答這個問題,但可以小小分享,因為初稿我寫得很粗糙,當時的編輯比較年輕,問了很多歷史相關的問題,我就寫了一些註釋,結果一發不可收拾,把所有基於聚焦考量不能寫進書裡的內容全部寫在註釋裡(笑) 那些政壇故事真的好精彩!但因為很多都是岔題出去的,和這本書的關聯性沒有那麼強,那時候也沒有太多時間可以追查,只好用註釋滿足自己的欲望。 ▲進耀與我們分享在撰寫《臺北聞人蔡金塗》的過程,又重新認識了一次臺灣歷史,並且從採訪中聽到許多有趣的地方軼聞(圖/鏡文學) Q:從書中的描述可見臺灣島民一直處於身份多元的狀態,進而帶出身份認同的議題。但身份認同在不同世代、不同族群的感受上差異頗大,進耀選定這個議題時有過什麼樣的思考呢? 鄭進耀:應該說,我覺得要處理這個時代的人,勢必要去觸碰身份認同的議題。 過去我曾經採訪過李登輝和史明,我在他們身上看到很多認同上的掙扎,我想蔡金塗也會面臨同樣的問題,這是那個時代每個人的共同命運。 在《臺北聞人蔡金塗》裡探討身份認同的另一個意義是,就算是現在的臺灣人,其實還是被「我是誰」所困擾。 書中有寫到當時的一些臺灣人,不管是去中國做生意或是當流氓,為了自保都會利用身份的曖昧,一下說自己是中國人,一下說自己是日本人,這和現代臺灣人的處境很類似,有些到中國工作的臺灣人,也會基於一些考量,表現出不同的政治立場,這個問題百年來都持續存在。 Q:最後,想請進耀說一段話邀請大家來閱讀《臺北聞人蔡金塗》 鄭進耀:如果說這本書有什麼小小的功用,大概就是提醒大家回頭看看過去的歷史,讓大家知道在臺北地區曾經發生這麼精彩的故事,而這些故事不見得與現在的你無關,就如同我前面提到的,當年那些臺灣人遇到的問題,很有可能只是轉變了一個形式,同樣困擾著現在的我們。推薦給所有喜歡歷史故事、喜歡民俗文化,或是單純想從書中找到一些跨時代共鳴的讀者們。 企劃/巫昱昕、黃昱哲 訪談/巫昱昕 編輯/巫昱昕 影音/范祐禎、陳虹汝 《臺北聞人蔡金塗》鄭進耀 著 ★ 紀實作家鄭進耀 穿透歷史煙塵的時代觀察之作! ★ 從地方頭人的一生 看見臺灣歷史鮮為人知的另一面 臺灣首部研究臺北聞人蔡金塗生平的著作! 人生橫越 日治X戰後X戒嚴 足跡遍及 臺灣X日本X中國 從「城哥」到臺北市第一屆民選議員, 蔡金塗是理解戰前戰後臺日地下社會的關鍵, 也是老派江湖的最後身影。 他的喪禮,國內外政商名流、江湖人士到場悼念 他的名號,可以為歌仔戲名角楊麗花.葉青鎮場 他的故事,能看見蔣介石父子、田中角榮和辜寬敏 他是地方頭人、是藝陣推手 也是民間社會與政權間的重要協商者 橫跨日治、戒嚴年代 他的一生既深入臺日關係,也常仲裁複雜的江湖事務 媒體無法定位他,只能以他的聲望稱之為「臺北聞人」—— 他是老派江湖最後的仲裁者:蔡金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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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色地帶的權力遊戲 —— 林慶祥談《大哥上位》警黑政治生態的觀察與書寫
《大哥上位》是林慶祥警黑系列小說的第三部,但這次的鏡頭從辦案現場轉向權力分配的暗流,把舞台拉回八九〇年代解嚴後的台灣,一窺黑道、警界和政商交錯的混沌時期。 在這次的訪談中,林慶祥分享如何將過去擔任警政線記者的見聞轉化為故事情節,並談及何國彬作為一個反英雄角色看待權力關係的視角,一步步帶領讀者進入暴力、血腥卻貼近現實的黑道世界。 Q:《大哥上位》和《刑警教父》、《焰口》一樣是以警察和黑道為主題的作品,這次新作最大的特色是什麼?與前兩部最大的區別? 林慶祥:雖然這三部作品的背景都是在台灣的八九〇年代,但重點是不一樣的。 《刑警教父》主要是講警察陳江的故事,裡面有很多警察辦案的描寫;《焰口》則是在警察題材裡面加入一些黑道和政治的元素;這次《大哥上位》已經沒有什麼辦案場面,幾乎都是在寫黑道,我想把重點放在政治人物怎麼運用黑幫,以及政商如何掛勾。 簡單來說,這三部的重點就是警察越來越少,黑道越來越多,同時也慢慢增加政商的比例,透過各種縱橫混沌時期的人物視角,觀看這個年代的轉變和運作。 Q:故事的主要背景經常是八九〇年代的台灣,對這個時代這麼著迷的原因是什麼? 林慶祥:因為那個時候的台灣比較亂啊!當時剛解嚴,社會比較混沌、法治沒那麼彰顯,這種過渡時期有最多故事可寫了。 這段時間經歷我從讀書、當兵到成為菜鳥記者,看什麼都很新鮮,對重大社會事件有很深刻的記憶。一個作者一定是先從自己最關心、最熟悉的東西開始寫,所以如果我是跑醫藥衛生線可能就是寫《麻醉風暴》,跑政治線可能就是寫《人選之人》,當時的我是警政線,所以就從這個我最有感、警政風紀最亂的年代下手,也算是記錄我的記者生涯。 Q:怎麼會想從記者變成作者? 林慶祥:其實從唸書的時候就一直想寫小說,但年輕的時候愛玩,喝酒比寫小說快樂吧(笑) 真正開始寫作是在高雄市政府工作的時候,選舉完有一個月的有薪假,那時候想說這時候不寫,我這輩子大概寫不成任何小說,於是就動筆了。那時候也沒想過會出版正式成為小說作家,就先寫起來放著,結果等到鏡文學成立,機緣來了就出書了。 Q:擔任警政線記者一定接觸過很多事件,故事情節的設計是否有參考真實事件的部分? 林慶祥:首先,會想寫這個故事是因為聽記者前輩提過,過去有一個刑事組長曾經代理幫派,還把整個幫派整頓得很不錯,直到他們幫內後繼有人,他才功成身退。 但這也就是聽前輩提過,真正有參考真實案件的是鍾浩文和肥東借牌的部分,參考的是1987 年「立委蕭瑞徵槍擊案」。那是台灣唯一一起立委槍擊事件,他們那時候就是這樣搞的,只是我把這個事件延展成黑道幫派的對抗廝殺。 除了這個故事中的核心事件之外,其他都是虛構的。我一直都認為不去參考太多原型事件或角色是比較完整的小說創作。畢竟小說本來就是虛構的,就算要寫真實的東西,還是要經過藝術的包裝和剪裁,照抄的話就是新聞報導不是小說。所以我在寫的時候把我的小說設定為「貼近」現實,但是不能直接搬運現實。 Q:《大哥上位》裡有很多精彩的警界、黑道、政商圈斡旋場面,這些都是過去在擔任警察、社會組記者時的觀察嗎? 林慶祥:老實說,真正的黑道談判我沒有參與過,但因為工作的關係,確實有一些道上的朋友,可以從他們那邊聽到很多真實的黑道故事,也因此對黑道習性有比較深入的了解。 現在有些作品不是把他們寫得太正義,就是太醜陋,會讓真正有在混的人覺得很不真實,這種狀況其實就是他們沒有掌握黑道的思維。 黑道做事真正在意的就是兩個重點:分內外和鋩角。 正常我們在處理事情就是考慮合不合法、合不合理,但他們決定出不出手是取決於「內外」,也就是今天要幫的人到底是不是自己人,對錯沒有那麼重要。 再來就是「鋩角」,簡單來講就是面子問題啦!很多事情一般人就是認個錯、道個歉而已,但對道上兄弟來說這是很重要的,我不能讓你看我沒有嘛! Q:在《大哥上位》裡最能體現這種黑道習性和思維的角色或段落是什麼? 林慶祥:郭天保就是很典型的黑道人物啊!像他在工程事件為鍾浩文出頭其實完全沒有利益可言,但他很在乎內外和鋩角的問題,他一開始就說了「浩文是咱厝內的,雖然不是兄弟人,但當初是我出面幫他跟肥東借牌,發生這款代誌,就等於在我頭殼上放屎」這段話完全顯現他身為黑道的思考方式,所以就算三叔以郭家無法拿到任何好處為由試圖阻止,天保還是堅持要出面為浩文撐腰。 Q:故事主角何國彬因為家仇和時局被推向黑白兩道的灰色地帶,但似乎沒有太多掙扎而是選擇順應局勢,最後甚至跳脫警察和黑道、踏入政界,為什麼會想這樣設計這個主人公? 林慶祥:我的初衷是希望可以寫一個警察代理黑道的故事,這個角色白天是警察,晚上是黑道,是從這個基礎設定慢慢衍伸其他的性格。 這個人在當警察的時候一定很慓悍、績效很好,但絕對不會太守法,所以在面對能夠暫代黑道老大的機會時,與其問他內心是不是有掙扎,不如說他是在取捨。他想繼續保有擔任警察的便利,卻又放不下在黑道的權力,不然其實天保死後三叔急著要分財產的時候,那個手法那麼粗糙,他大可直接用警察的方式把這件事處理乾淨,完全不理這幫黑道要怎麼玩,但他就是想要那個權力嘛!這樣的想法在當時那樣的時代,其實也是很常見的,每個人都是在灰色地帶裡面生存的啦! Q:希望讀者讀完《大哥上位》能有什麼樣的反思,或是看見什麼樣的議題? 林慶祥:完全沒有(笑)我只是想寫一個好的、真實的黑幫故事。 我不是一個很會講道理的人,也不喜歡讓別人知道我在想什麼,所以也不會以我的想法作為小說題材,主要都是寫社會觀察。 前面也有提到,現在市面上與黑道相關的文學或影視作品,多少都有點誇張或美化,但我沒看過哪個老大真的是義薄雲天或殘忍成性,所以這部作品沒有要傳達什麼或教化誰,就是想基於我的社會觀察,講一個貼近現實的黑道故事。 Q:在過去的訪談中有提到「警察小說寫三本就差不多了」,《大哥上位》已經是警察系列第三部,可以跟我們透露接下來的創作計畫嗎? 林慶祥:接下來想要寫現代的故事了,雖然還是和警察相關,但裡面的內容完全不一樣,也想挑戰之前沒有碰過的類型元素。至於是怎麼樣的故事就先保密,敬請期待了! Q:最後,請用一段話邀請讀者來看《大哥上位》! 林慶祥:如果你想看一個血腥暴力又真實的黑道故事,可以參考一下啦!這本書沒有人生道理,只有真實的黑道樣貌,絕對暴力、絕對血腥,喜歡黑道片的你不會失望。 企劃 / 品牌企劃部 巫昱昕、黃昱哲 訪談 / 品牌企劃部 巫昱昕 編輯 / 品牌企劃部 巫昱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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