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圖・鏡文學《拚教養》作者、社會學家藍佩嘉，其研究移工的經典著作《跨國灰姑娘：當東南亞幫傭遇上臺灣新富家庭》最近推出20週年新版，5月30日下午在左轉有書舉行了新書發表會。主持人諶淑婷與作者藍佩嘉，首先從自身經驗開始談起，談到她們觀察到的，各種臺灣移工與雇主的關係、實際案例，也談到臺灣這種依賴居家型移工照護的制度，能否永續？如果不能，臺灣高齡化社會，未來的照護、也就是我們每個人老後的未來，又該走向何方？在開放問答的環節，現場發言的聽眾中，有居服員，有相當熟悉長照制度的人，有曾與移工相處的雇主，也有公部門職員。每個人發言時，幾乎都先談到自身經驗，再提出問題。可見移工與照護已是許多人切身的經驗，也期待這些經驗被公開對話討論。藍佩嘉除了回應每位發言聽眾，也在座談的最後，提出「我們如何安排老後生活」的提案。雖說是「新書發表」，但《跨國灰姑娘》同時也是一本20年前的書——《跨國灰姑娘》英文版出版於2006年，中文版出版於2008年，此次推出的增訂新版，將20年的變化，與當下課題也涵蓋進書裡，座談中討論到的議題相當廣，以下重點摘要部分。藍佩嘉說，當年自己的生命經驗少，透過理論看到的世界，比較黑白分明；如今她有更多人生經驗，也經歷過家人長照，就會知道：現實是坑坑巴巴的，充滿了妥協與協商。臺灣人對家庭、孝道、子女責任的觀念，老年與疾病造成的尊嚴受損，都讓家內照護並不容易。另一方面，20年過去，時代變化、科技進步，讓今天臺灣的家內移工與雇主的關係，有變也有不變。比起20年前，現在的移工人手一支智慧手機，可以上網視訊，也能直播帶貨。從前移工的「前台」（工作）和「後台」（生活）分開，現在卻有可能讓雇主看到他們的另一面生活。雇主能否能看到，移工是立體的人，而非只是個勞動力？雇主與移工之間，有沒有可能以「非掠奪性」的方式來相處？例如，對於為了來臺灣照護我們的家人，而必須將孩子留在家鄉的女性移工，雇主與移工之間是否有可能形成某種協力的網絡：在薪資、年假方面考慮到移工也有回家看孩子的需要，日常也給予較充足的時間讓移工可以上網和孩子通話。藍佩嘉提到，臺灣多年來所走的制度設計，和日韓不同。日韓在長照方面也引進移工，但不是進入家裡，而是進入機構去擔任照護工作。臺灣這種讓移工住家的制度，更像是孝道的延伸，由住在家裡的移工代替子女盡孝。但這樣的制度設計，首先得假設有源源不絕的移工，能夠進入到每個家戶，擔任照護工作。這在現在全球缺工的情況下，招工只會越來越困難，因為臺灣居家型移工的薪資並不具備吸引力。另一方面，居家移工除了照護，往往同時要做家務，這導致照護工作非正式化、非專業化，社會對於照護的專業認識不足，長久以往，本國人更加不想做。從這些方面來看，藍佩嘉表示，現在的制度設計是無法永續的。也有聽眾呼應提出，認為自己將是「被棄養的一代」。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要怎樣安排自己老後的生活？藍佩嘉笑著說：首先要多運動，練核心、練肌力，讓自己身體健康，「active aging」（有活力的老年）。其次，建立起照顧互助的網絡。最後，要關心公共政策，推動更好的制度設計，因為公共制度的走向，將會關係到我們每個人的福祉。

文・賴亭妤／攝影・陳虹汝近期臺灣社會對「是否開放印度移工」，爭論得沸沸揚揚。關於移工在臺灣的處境，臺大社會學系教授藍佩嘉是重要的研究者。最近，她的得獎暢銷著作《跨國灰姑娘：當東南亞幫傭遇上臺灣新富家庭》一書推出新版。新版在原書基礎上，更新了臺灣近年移工政策的變革，藍佩嘉也寫了全新的作者序。藍佩嘉是一位不但學術研究紮實、備受國際肯定，寫書又能讓大眾讀者樂於閱讀的作者。她的《跨國灰姑娘》與《拚教養》都是暢銷書。其中《跨國灰姑娘 》更是同時受到美國社會學會、國際亞洲學者會議、臺北書展大獎、金鼎獎的肯定。《跨國灰姑娘》出版20年來，臺灣社會對移工的需求只增不減，高齡化社會、老後的照護也成了每個人都必須面對的課題，但是臺灣社會如何看待移工、如何與移工相處？ 卻仍然需要深入被反思。翻開《跨國灰姑娘》，會發現近期印度移工引發的爭論，在1990年代就已經似曾相識。1992年，政府宣布開放東南亞移工之際，媒體和輿論就多以「危險、易犯罪」，為移工族群貼上負面標籤。34年過去，偏見與歧視依舊上演。其實，幾十年的實證下來，外籍勞工犯罪率遠低於本國人，本國人犯罪率甚至是外籍勞工犯罪率的兩倍以上。反倒是，在全球缺工的現象下，需要反思的是：我們對移工的偏見、拒絕認識，影響的是否是我們自己？藍佩嘉在《跨國灰姑娘》的序文中提及，在勞動環境與薪資無法與日韓競爭下，臺灣早已不是移工海外工作的首選了。書中也以「誰是『外勞』？」為子題，深入探討作為勞工的外國人，是如何被臺灣社會歸類為落後的族群的。當我們詢問，20年來臺灣是否有進步，藍佩嘉表示，整體而言是有的，但這個進步有一個限度，好似對方必須是弱勢、可憐的前提下，才會願意去友善、關懷。她提醒：「不要覺得說人和人只要在同一個屋簷下相處，我們就會自然而然地瞭解別人，或是我們就會建立一個平等、互惠關係，實際上完全不是這樣。」我們還是必須有意識地去反思自己、理解他人。《跨國灰姑娘》訪問了93位家庭內的移工，讓讀者看到他們豐富多元的面貌。她記下家庭移工在多重限制下的沉默與祈禱，試圖回答：｢為什麼一個移工，他沒辦法像一個人一樣在我們臺灣社會活著？」另一方面，她也看到臺灣雇主家庭內部的脆弱，例如，當有著不同語言文化習慣的外人進入私領域的家，承擔家務勞動責任的女主人，既期望移工當個稱職的照護代理人，又會心有防範，擔心會不會威脅到自己好太太／好母親／好媳婦的地位。這許多的矛盾與衝突，都不僅僅只有勞雇雙方的角力而已。看見背後失衡的體制天平，才能看見人們是如何受制，進而從根本去改變現況。「如果這個結構本身不平等，外籍移工不可能依賴一個好心的僱主就可以完全解決問題。」藍佩嘉再次強調制度的重要性。在《跨國灰姑娘》初版問世後，藍佩嘉作為研究者，也有她的人生經歷。隨著雙親年邁需要照護，她從第三方的觀察者，轉變為聘用外籍看護的雇主。在照護雙親的經歷中，重新反思「外包孝道」，透過合理分工照顧者、親人的職責，巧妙化解傳統親人照顧的緊張關係，也為家庭提供一種新的解套。當被追問到，我們該如何調整、才能與移工達成更平等、雙贏的溝通與相處？藍佩嘉表示，每個人都可能會因為受限於自己的利益或位置，而看不到很多事情，但外籍移工需要的不是同情，而是同理，要在一個平等基礎上，相互看待彼此的處境。「你可以用一個『本地人的尺』來檢視自己，如果你會這樣對待本地人，你就應該用同樣的方式對待移工。」藍佩嘉說。「我們都是穿越時間的移民。」誠如藍佩嘉以作為新版序的標題。「希望大家可以從這本書中， 找到一些可以共鳴的地方。」藍佩嘉手持《跨國灰姑娘：當東南亞幫傭遇上臺灣新富家庭（新版） 》，與書封上的女性移工有著相似堅定勇敢的眼神，這位社會學家露出了溫暖的微笑。 ⏺︎ 購書資訊：https://www.mirrorfiction.com/news/1290

作者／徐淑卿自轉星球文化社長黃俊隆第一份工作是從唱片企劃做起。創立自轉星球後，在兩岸交流最密切時期，有天他跟當時魔岩唱片帶他一起做楊乃文、陳綺貞等歌手的主管說，可不可能有天我們在台灣談「全球化」時，是可以「去中國化」市場的全球化？而不是僅仰賴中國市場的全球化？ 當李佳穎《進烤箱的好日子》確定將由企鵝藍燈集團購買全球英文版權時，黃俊隆發了一個簡訊給主管：「這就是我當年說的事情。」中國的華文文學市場與世界文學市場，也許原本只是區域與世界的差異。但是在台灣，從華文市場走向世界市場，有其必然性，而在這樣的移轉中，也必然可見其中的張力。這樣的張力，必然是政治的。一方面中國的審查制度，勢必會壓縮台灣的創作與言論自由，即使它們有廣大的人口紅利。但是當台灣要減少對中國市場的依賴時，不論是更鼓勵台灣本土創作，或是在外譯、展會的獎勵補助更偏向走向世界，依然會遇到以中國為主要銷售市場者的質疑。同時，為了避免台灣將文化資源更多的投入在發展自己的敘事與觀點，將文化補助醜化為政治收買是最取巧的方法。這固然有感覺資源被排擠者的不甘，同時也具有將台灣文化場域維繫在華文秩序中的目的。很長一段時間台灣銷售版權主要是簡中版。根據2021年OPENBOOK刊載一篇文章，從2014年至2020年，文化部BFT計畫（Books From Taiwan）共計選書342部，成功售出版權的有165部，總交易量331筆。而在已經售出的26個語種中，簡中版數量最多，占交易總量35%，其次是日文版、韓文版。 而根據文化部2022年5月臺書外譯彙整表，去除簡中版後，外譯成果為26種語文，348冊。 主要版權銷售為簡中版，固然可以視為當時中國市場對台灣作品的需求，但更該考量當時台灣文學作品銷售外譯版權極為不易。 但是，既然現在的政治局勢，勢必要減少對中國市場的依賴。加以台灣文學作品現在在世界，尤其是歐美市場等所謂的文學優勢空間，不論是李昂、白先勇、吳明益（台灣首位入圍國際布克獎）、陳思宏、郭強生、楊双子與金翎（台灣首位獲得美國國家圖書獎翻譯文學獎、第二位入圍國際布克獎）、李佳穎等等，已經形成一個星光熠熠的可行路徑。 台灣市場小，中國市場不可依賴，走向世界是必然的選擇。文化資源的「脫中入世」，不僅是基於更希望被世界看見的情感與尊嚴，也是因為現實的不得不然。而且當我們從「世界文學」的角度來看待台灣文學時，會浮現一個新的圖像。這與僅是將繁體中文轉成簡體中文進入中國市場，有著不同的權力結構；而且當台灣文學從區域性的華文文學市場，走入具有世界文學優勢空間的倫敦、巴黎、紐約時，這對台灣文學的發展有什麼正面的影響？尤其在台灣文學圖書市場令人感覺低迷的時刻，更值得注意。法國文學評論家帕斯卡．卡薩諾瓦（Pascale Casanova）在〈文學作為一個世界〉（Literature as a World）文章中，認為世界文學的空間有其中央與邊緣地區的不平等，也有一個文學時間的「格林威治子午線」，來為文學作品定義時間，何者屬於現在，何者是落伍過時。卡薩諾瓦認為，在文學宇宙中「聲望」是權力最典型的形式。而在文學場域存在最久的古老區域如倫敦、巴黎，在這個意義上是最「富有」的，因而被賦予最多的權力。 而這最富有區域的權力之所以能夠持續，是因為它具有真實且可衡量的效果。其中一個機制，就是「聲望的轉移」。透過中介者，如知名作家為尚未被承認的書籍，或來自中心之外的作品，撰寫評論或序言。同時還存在著一種透過翻譯獲得承認的複雜機制。 她也提到，文學的不平等以及其支配關係，會引發各種形式的鬥爭、競逐與競爭。處於從屬地位的一方也會發展出一些特定策略。這些策略只能在文學的框架中被理解，儘管它們可能產生政治上的後果。各種形式、創新、運動以及敘事秩序的革命，都可能被轉用、攫取、挪用或併吞，以試圖顛覆既有的文學權力關係。 也正如在這篇文章中，卡薩諾瓦以亨利．詹姆斯短篇小說〈地毯上的圖案〉說明從一個特定的詮釋角度，地毯會向細心的觀察者呈現出一組有秩序的圖案，它們只能在彼此關係中被理解，而且只有在作為整體被觀看時，在其相互依存與互動之中，才會變得可見。 當台灣文學走向世界時，也必然會更清楚意識到這種彼此相連的權力關係。 這也是今年在台灣出版《文學社會學》的法國文學社會學家夏苾洛（Gisèle Sapiro），在2024年著作《何謂世界作家？跨國文學場域》所提問的：世界文學是透過什麼機制形成的？國際聲望是如何被製造出來的？這本書與卡薩諾瓦的框架相關但更具體揭示中介者的幕後世界：這是由翻譯家、編輯、文學代理人、文學節慶策劃者、文學評審團或機構代理人所組成的。 也因此，如我們現在已經意識到的，版權代理和翻譯家的重要性，將比以往更為顯著。 那麼，「國際聲望」對台灣現在圖書市場的意義是什麼？從《臺灣漫遊錄》獲得美國國家圖書獎翻譯文學獎，以及《進烤箱的好日子》宣布由企鵝蘭登書屋購買全球英文版權後，兩本書的銷售都節節高升，顯示國際聲望的加冕有其助益。但不是每本有國際著名出版社出外譯版的作品，都在銷量上有所體現，所以這可能更像「紅利」而非必然。 這也回到一個老生常談但依舊難解的問題。在想望台灣有更多作家或作品走向世界之前，台灣如何可以確保我們的市場足以養活我們的創作者，以及足以讓他們持續寫出優秀作品？ 今年台北國際書展，會場參與者人潮和各家出版社業績平均成長10%到20%；以及這段時間前後在社群媒體被關注的現象，如夏宇不定時的出沒簽書，溫若喬台語詩集《日花閃爍》熱賣，黃麗群《海邊的房間》復刻版的話題效應。這些讓黃俊隆提出一個觀察。就是過去通路在讀者與出版社之間作為橋梁的重要性與影響力已經衰退。過去通路不論是選書或是在推書所做的各種動作，都可以帶來一定的銷售業績，這也是過去各出版社必須搶奪的資源，但現在的情況是即使擁有資源，可能作用也不大。反而不如出版社與作者在書展會場與讀者的直接溝通，或是作者在社群媒體的經營，以及讀者在社群媒體三言兩語創造的話題，更可以帶動圖書銷售。但這一來可遇不可求，二來也未必可以或需要複製同樣經驗，還是需要設想具有創意的溝通方式。 屬於讀書共和國集團的木馬文化，也有不少作品獲得外譯機會，如郭強生《尋琴者》，以及今年2月企鵝藍燈集團內的美國出版社Riverhead剛推出梁莉姿《日常運動》英文版（法文版則於2025年中由隸屬Hachette集團的Fayard出版）。 木馬副社長陳瀅如指出，台灣出版社推外譯時，主要會有組織編制的問題，因為很難有獨立編制的版權人員，可以做引進、輸出，同時又具備多語能力，因此銷售版權通常會變成由編輯兼著做。雖然也可以交給版權經紀公司，但是版權代理也有自己的考量，不見得每本書都獲得青睞。 而編輯同事想要銷售版權，必須在編輯工作外撰寫外文書介，同時也需要與外國出版社編輯建立信任度，這些都是有著實際辛苦的地方。 但最困難的還是，縱然有著將作家作品推出外譯版的願望，一切仍無法脫離商業邏輯。就國外出版社來說，如果推出日、韓作品可以賣得更好，又何必一定要出台灣作品？而台灣出版社對是否有外譯也不是一定這麼重視，除非可以帶來更好的營收，提升這本書的銷售。 因此，以目前的現況，台灣出版社要推出外譯版，沒有文化部的翻譯與出版補助，將會是非常困難的。尤其要賣出義大利、西班牙、土耳其、拉丁美洲等其他國家版權時，他們都會把是否有英文版書稿以供審閱甚至翻譯，作為版權評估的首要條件，因為繁體中文譯者或審閱者畢竟較少，他們必須仰賴英文版資料。或者如果已經出了法文版，也有助於在歐洲其他國家的銷售，因為他們的編輯很多具有閱讀法文的能力。 此外，陳瀅如也建議增加英文摘譯本的補助數量。相較於全譯本通常需要耗時一年左右，摘譯本可縮短出版資訊的時差，幫助國外出版社編輯快速評估。 與黃俊隆橋梁消失看法異曲同工的是，陳瀅如認為，現在如何把書籍的訊息送到讀者眼前，而不要被其他消費或娛樂訊息淹沒，確實有其難度。出版社過去常用的行銷方法，逐漸失去效力，廣告式的行銷也受限於預算。有時，一位普通讀者真誠的感想反而更能帶起口碑效應。 從通路橋樑作用的流失，書籍訊息傳播經常被演算法掩藏，如此國際聲望的加持，能否克服這些阻礙，讓書籍的生命可以延長？ 過去一本書的生命，大概三個月定生死。如果銷售不好，作者幾年的努力，出版社幾個月的辛苦，就會因為銷售數字而獲得不見得公平的評斷。之所以一再以《進烤箱的好日子》為例，是因為它在剛推出時銷售也屬普通，但在口碑效應，得獎與銷售外譯版權接連發酵後，有了起色，出版社也一反常態在出書大半年後才舉行新書發表會。這種不尋常的作法，其意義在於如何打破以通路初期銷售成績決定一本書生命的舊習，而讓作品的價值更為彰顯。但這也是特例。 在橋樑消失、台灣書籍評價系統仍在浮動之時，藉由國際聲望來增加台灣內部的銷售，似乎有其正面助益，雖然這也弔詭的證實了世界文學中心的影響力。但是以韓江在接連得了布克獎與諾貝爾文學獎之後，在韓國引發的閱讀文學風潮，這應該也是我們樂於期待的事。 台灣文學走向世界文學，有其必然性；同時也會產生張力與不同的權力結構。圖／陳克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