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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蕭宇翔／圖・鏡文學 編按：鄭昭峴是韓國當代兼具文學聲望與影視知名度的小說家。七歲時，鄭昭峴走在梨泰院街頭，一個穿破舊夾克的男人迎面走來，說要帶她去爸爸那裡。她盯著對方擦得發亮的尖頭皮鞋，心裡升起不祥的預感──那雙鞋不該配這身衣服。那時她還不知道，這種對細節與違和感的觀察，以及對人的不信任，日後竟成為她小說創作的源頭。2008年，她在屢屢落選、宣布放棄寫作的蜜月期間，因友人代投而入選《文化日報》新春文藝，意外出道。此後兩度獲《文學村》年輕作家獎，並拿下金俊成文學獎、韓國日報文學獎、現代文學獎。首部小說集《像你一樣的人》同名短篇改編為影集《妳的倒影》，由高賢廷、申鉉彬主演，在Netflix播出，讓她一舉從文學圈走進大眾視野。獲第52屆韓國日報文學獎的《有尊嚴的生活》，是她相隔七年、獨力帶大兩個孩子、從生活縫隙裡寫出來的短篇小說集。其繁體中文版《餘燼裡的尊嚴》獲大山文化財團2023年翻譯出版補助，2026年7月由鏡文學在臺推出，是她在臺灣出版的第一本書。自稱「理工女」的鄭昭峴說自己情感遲鈍，是個冷靜甚至冷淡的人，寫起小說卻結構縝密、轉折銳利，總把人物推入難以兩全的處境，反覆拆解受害者與加害者的界線，讓每一個自認無辜的人都變得可疑。她也從家庭、校園與照護關係切入，掀開韓國社會日常而隱微的暴力。自認記憶力絕佳的她，為何一度遺忘童年險遭誘拐的驚悚遭遇，而時隔二十多年竟又重新想起？多年後，當母職不斷要求她放棄自我，她是如何繼續嘗試寫作？而當孩子遭遇人際傷害，又是如何改變她對無辜、責任與惡意的理解？帶著這些疑問，鏡文學《文學新聞》特赴首爾與她深談。 鄭昭峴小檔案● 出生：1975年生於首爾梨泰院● 學歷：弘益大學藝術學系、首爾藝術大學文藝創作科● 作品：短篇小說集《像你一樣的人》、《餘燼裡的尊嚴》；中篇小說《加害者們》● 獎項：新春文藝登壇、《文學村》年輕作家獎、金俊成文學獎、韓國日報文學獎、現代文學獎● 改編：〈像你一樣的人〉改編為影集《妳的倒影》，於Netflix播出鄭昭峴年表● 1975 出生於首爾梨泰院，父母於東大門從事服裝製造與批發● 1994 進入弘益大學藝術學系，研習藝術理論、美術史與哲學● 1998 大學畢業，因亞洲金融風暴放棄赴德留學；開始嘗試小說創作● 1999 進入首爾藝術大學文藝創作科，認識丈夫● 2005 辭去行銷工作，以數學家教維生，全力投入小說創作● 2007 屢次落選《新春文藝》後放棄寫作、結婚；蜜月期間，友人代為投稿《新春文藝》獲獎，隔年正式出道● 2009 生下長女● 2012 出版首部小說集《會犯錯的人》（後改版為《像你一樣的人》）● 2019 相隔七年出版《有尊嚴的生活》，獲第52屆韓國日報文學獎● 2020 出版中篇小說《加害者們》● 2021 《會犯錯的人》改版為《像你一樣的人》；同名短篇改編為影集《妳的倒影》（JTBC，Netflix 上架）● 2023 《有尊嚴的生活》獲大山文化財團翻譯出版補助● 2026 連載長篇小說《惡行記》；《有尊嚴的生活》以《餘燼裡的尊嚴》之名由鏡文學在臺出版 一、從那以後，我完全不再相信人1982年，七歲的鄭昭峴走在梨泰院的小路上，如今這裡是熱鬧的商圈，當年父母在街上開著一家小服飾店。那天下了課，她正要前往補習班，一個陌生男人迎面走過來：「你爸爸叫我帶你去他那。」父親怎麼會在這個時間派人接她？她的心裡快速打轉。「梨泰院是我的故鄉，在南山腳下，以前是個寧靜、宜居的社區。那裡的陽光非常充足，我很喜歡那裡，到現在也是。」或許是陽光充沛的緣故，她注意到了那雙皮鞋。男人身上穿著邋遢破舊的夾克外套，皮鞋卻無比閃亮，尖頭上抹了鞋油，閃爍得讓人無法忽視。「不行，絕對不能跟這個人走！」心裡升起了弔詭不祥的預感。可直接逃回家或補習班，對方追來，不就知道她固定出入的地方了？正好對街有間大教堂，她轉身衝了進去。四十多年後，鄭昭峴還記得教堂裡的擺設、陽光透窗的角度。裡頭空無一人，只有一張祭壇大桌覆著絨布。她趴扁鑽進桌底，躲在簾布後，渾身發抖，聽見男人跟進，皮鞋嗒嗒，四處搜尋的聲響。直到教會的工作人員進來詢問，男人才隨口敷衍：「沒事、沒事」，走了出去。她怕男人守在外面，又躲了許久，爬出來時，把工作人員嚇了一跳。她敘述整個過程，對方替她確認外頭無人後，便叫她趕快回家。前後躲了一小時，正好趕上補習班下課，回到家仍是平常的時間。一進門她就說：「媽媽，我剛才差點被綁架了！」母親只回：「你平時也是這個時間回家啊，什麼誘拐？孩子明明好端端的。」說完一句「嗯，好啦」，便走開了。「我感到非常大的背叛感。天哪，我差點被綁架耶，怎麼能表現得這麼無動於衷、若無其事？」那一刻她甚至在想：原來連父母也不能完全交付信任。多年後回頭看，她替母親想了理由：小孩有時也會撒謊誇大，把沒什麼的小事講得天花亂墜、戲劇化。「媽媽當時可能以為只是小孩子的幻想或童言童語吧。現在我也能體諒理解了。」但後來在成長過程中，又發生了幾件相似的事，使她難以信任他人。「現在回頭看，這起事件也許就是那種不信任感最早的根源。我對人生中帶有違和感、不該出現在那裡的東西非常敏感。那雙鞋就是如此：它不應該出現在那身衣服下面，卻出現了。不協調的細節對我而言，經常意味著危險。這種感受也會出現在小說裡。」鄭昭峴說起這些往事，語速飛快，雙手像編花繩般不斷比畫。她眼睛微瞇，總似含笑，她也確實擅長大笑，彷彿一種敘事功能，總能調和氣氛、引人共鳴。沉重的敘述間常夾帶自嘲的口吻，並很快引導到下一個話題。「還有一件有點不堪的事情，你們就姑且聽我說說看吧……那是小學五年級的事──來回通學時，在公車上不是會遇到那種性騷擾嗎？」有次學校旅行，她晚上八、九點才獨自搭車回家。天色全黑，白天又玩得累，她在車上睡著了，睜開眼睛時，一個風衣男站在身旁，正做著猥褻動作。「那個年紀，我不知道那是什麼，只覺得很不舒服。我想，就閉上眼假裝沒看到吧，沒想到他變本加厲。」離家還有一段路，她先換了一個位置，對方又跟過來。她害怕對方一路跟到住家，正焦慮是否提早一站下車，猶豫間卻錯過了，只好在自家附近下車。男人也跟著下了車。幸好，奶奶正在公車站等著接她。她想，也許這男人是把她當成大人了，便盡量用幼小的聲音叫：「奶奶！」跑向老人家。但男人仍在附近徘徊，她又羞於開口，只拉著奶奶繞進藥局，兜了幾圈，直到那人離開。「公車上明明還有其他人。一個孩子遇到這種事，為什麼所有人都安安靜靜坐著？」她努力替乘客找理由：也許自己的背和男人的風衣擋住了，後座其實看不見。「我開始努力替那些人辯護，因為我必須理解這件事。」第二天，她再搭公車，特地坐到後面的那個位置。「結果，那是個看得清清楚楚的位置。那時我才明白：啊，原來人就是這樣。即使看見別人遭遇這種事，也只會沉默旁觀。從那以後，我完全不再相信人。」她似乎從小就能察覺別人容易忽略的細節，也深深感受人與人之間的隔閡。但她否認自己敏感：「我其實很遲鈍。只是有些地方會比較敏感，然後往那裡鑽得很深。」 二、理工女得了文藝病「我的朋友們都說：你這麼乾巴巴的人，怎麼能寫小說？我是個超級思考型人格，遇到問題先分析、判斷，再提出解決方法，沒什麼情緒起伏。最不可思議的，就是我這樣的人竟然成了小說家。」她國高中時本來是個理科模範生，就讀自然組，打算念醫學系，從來不覺得自己是典型的「文學少女」──直到大學聯考失手，人生的路徑才轉了個彎。父母工作繁忙，她從小習慣自己處理事情。領到教科書，便自己包書皮；怕回家只顧著玩，索性在玄關換鞋處把功課寫完了才進屋。父母因此完全信任她，任她決定自己的方向。父母最初在梨泰院開小服飾店，後來轉往東大門經營生意。那時正好趕上韓國經濟與商圈快速擴張的年代，賺的錢足以供子女上學、在首爾買房。「那十年賺的，據說夠吃二十年。」那也是辛苦錢。母親白天守著工廠，半夜到東大門做批發，一天只睡兩、三個小時。後來鄭昭峴寫小說寫得睏了，想到母親，便會鞭策自己：「我只是坐在這裡寫小說，有什麼好喊累的？我是我媽媽的女兒，不能在這裡被打倒。」這位不必父母操心的模範生，到高中卻變了。別人在國中得「中二病」，她高二時卻發了「文藝病」。高中在仁寺洞一帶，附近畫廊林立，也有大型圖書館，可以每日借三本書。她便一趟趟地借，逛完畫展，就在公車上看著書回家。同學忙著準備考試，她卻徹底愛上文藝，成績慢慢下滑。奇怪的是，她反而對此很樂觀：「既然如此，不如趁這個機會去讀別的好了。」她很擅長根據當下狀況靈活修正自己的人生路徑。高中時，她讀到卡夫卡的《變形記》，後來把卡夫卡的書幾乎讀遍。她第一次發現，日常中難以言說、幽深的情感，竟能與小說裡的人物相通。電影與音樂雖也使她感動，卻像是被動地接收；小說的滿足感則「無可取代」──讀者得帶著自己的經歷、感情與理解，與小說的材料相合，才嚐得出獨一無二的滋味。讀得愈深，她的人生路徑變化得越快了。她先是想當精神科醫師，以藝術的視角理解人心的暗面；成績繼續下滑，又改想當建築師，畢竟也是一條同時接近「人」與「藝術」的道路。但隨著文藝病愈來愈重，她開始懷疑，自己真的適合建築嗎？「不知道是我運氣好還是不好，我的手其實有點多汗症──」她一緊張就容易出手汗，大學聯考時，填好的答案被手掌抹過，糊成一片。她請監考老師換一張，對方看了一眼，說沒關係，直接交就可以。隔天回學校，她把事情告訴班導，班導勃然大怒：攸關人生的大事，怎麼可以相信一個毫不相干的人？後來果真有10分的答案沒被讀取，「但我並沒有一蹶不振，反而嘴角忍不住偷笑：是嗎？那不如趁這個機會，乾脆念自己喜歡的東西吧？」發揮修正人生路線的本能，她選了弘益大學的藝術學系，全韓國當時唯一一間藝術理論專業系所。進到學校，她歡快地讀美術史、哲學、心理學，也組織讀書會。大學過得愈開心，畢業時愈迷惘，「我學這些，究竟要用來做什麼？」師長建議她當美術評論家，她卻更想「表達」，而不只是「評論」。畢業前，她一度準備赴德研究美學，還在歌德學院學了一年德語。偏偏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父母的生意受到重創，原先規畫好的德國留學只好中止。「既然如此，不如趁這個機會，去做我真正想做的事情吧！」她總愛這樣說。問題是，真正想做什麼，她當時都還不知道。就在各種嘗試與苦惱中，有一天，睡夢中她忽然醒來，坐起，腦海中突然浮現一種感覺，想把它寫下來。她通宵寫了六、七十頁稿紙，內容是小時候差點被綁架的經歷，「這實在太有趣了。為了這個，我不睡覺都可以！」但她不知道那是不是小說，便帶到教小說的寫作班。對方說：「這確實是小說，可以試著寫寫看。」上了一學期，她只想確認自己究竟有沒有資質。老師給了肯定答案，也鼓勵她報考相關科系。有天走在明洞街頭，她恰好拿到首爾藝術大學的招生簡章，隨即報考文藝創作科，竟然考上了。「我原本做任何決定都會思考很久，大多時候傾向不去做。但回頭看，只要與寫作有關的決定，我都非常輕率、果斷，甚至衝動。就是這樣一路走了過來。」後來家境好轉，母親再問她要不要出國，她婉拒了。那時，她已經下定決心成為一名小說家了。三、意外出道，兩次放棄小說從首爾藝術大學畢業時，鄭昭峴仍沒有拿得出手的作品。朋友邀她加入企劃公司，替企業撰寫公司史及展覽文字；她一邊工作、一邊寫小說，慢慢發現兩者無法並行。三十一歲時，她為了專心練筆，辭去所有工作，靠數學家教維生。「我覺得要把自己在社會上的位置都放掉，才能逼自己專心寫。」她告訴自己，如果寫不出好小說，她就什麼都不是。接下來兩年，她幾次進入新人獎最後審查，仍接連落選。三十三歲時，她沒有作品、沒有工作，連該怎麼向別人介紹自己都成了問題。她決定放棄了。寫作已緩解心裡長久的不安與飢渴，即使不能出道，至少得到了平靜。她向一起準備投稿的讀書小組宣布：自己要結婚、生孩子，往後也許仍會寫，卻不再以成為小說家為目標。結婚對象是交往多年的同班同學，在首爾藝術大學認識，主修詩，畢業後進入公營企業成了上班族。婚後長駐於位處南方的蔚山，兩人做了十年的週末夫妻，但感情極佳，「他是很好的朋友，也非常以我為榮。」度完蜜月，她才知道朋友替她投出的作品入選了2008年《文化日報》新春文藝。「人生好像就是在決定全部放棄的那一刻，才忽然出現轉機。」只是出道不久，丈夫便去到外地工作。孩子還小，她必須獨自把兩個孩子帶大。她原以為自己很能和人相處。養孩子以後，才發現共同生活與一般社交完全不同。「小說創作是一份尋找自我的工作，成為父母，卻是一份必須拋棄自我的工作。這兩件事太矛盾了。」她陪在孩子枕邊，心裡卻想：快睡吧，睡了我就能寫小說；再長大一點吧，我就有安穩的時間創作了。她不停盼望孩子快快長大，彷彿眼前的一切只是通往未來的過渡期。「有一天我才想到，我又不是為了把孩子哄睡才生下她們，也不是為了讓她們趕快長大才生下她們。」「我沒有充分地把那段時間當成現在來享受，好像為了未來，一直把幸福往後延。」這種把幸福推向未來的思考，出現在〈體面人生：一一○歲保險〉。小說主角倫勝目睹父親失智，五十歲時替自己買下一份包含安樂死特約的老年保險。她相信，一旦失去自我意識與羞恥心，生命也就失去尊嚴，應該安樂死。真正老去後，倫勝終於不必工作、照護家人，每天還有人陪伴，她不知道自己患病失智，只覺得人生從未如此舒服。她想活下去，保險公司卻播放當年的投保影片：年輕的她神智清楚，要求一旦失智症惡化，務必依約結束生命。年輕時對年老未來做出的「體面決定」，能否凌駕失智之後，仍想活下去的求生意志？保險公司究竟該聽從哪一個「她」？成為母親以後，鄭昭峴也漸漸發現，她總是想用「創作的美好未來」，來代替「孩子與自己正在經歷的現在」。她形容自己寫小說「像出軌」：身體在這裡，心總在他方。最後小說一團糟，孩子也一團糟。「到了必須選一個的時候，我放下了創作。」這正是她隔了七年才推出第二部小說集《餘燼裡的尊嚴》的原因。書末留下幾行交代：「這幾篇小說的構思成型於路上，完成於晚上十點到早上七點之間。」在處理家務、接送孩子、家人熟睡之後，在這些縫隙裡的時光，鄭昭峴開始回顧自己身上的各式記憶，來構思小說。訪談時，每當我們問起往事，她都能對答如流，彷彿早已咀嚼過無數次。然而有些糟糕的回憶，她其實寧可徹底忘掉。四、記憶是一條路，布滿了天坑「遺忘是一種很好的能力──真正痛苦的事情，我們可以把它忘掉。但那些曾經很痛苦的，我卻一件一件記得太清楚。讓我懷疑：連這個我也必須記住嗎？」看見手上的一道傷疤，她便想起自己還在襁褓時，曾因受傷被送進醫院。她能回溯整個治療過程，甚至記得醫院裡的擺設。「可能是當時嚇壞了，靈魂有點出竅？像浮在半空，看著身體接受治療。」「你們可能會說我在說謊。」她甚至記得不知多小的時候，趴在外婆背上，用自己的鼻息，使頭髮晃動。更早更早，還沒有畫面的時候，則只是一種「等待」的心情。不知道是小說家的口頭禪，還是出於尋求共鳴的迫切，鄭昭峴講完話，常喜歡加上一句「你們懂吧？」每當口譯轉述，眾人露出吃驚表情，她無不滿足地呵呵一笑。她曾以為自己的記憶力絕佳。但兒時險遭誘拐的經驗，在事發之後，她很快就全忘了。直到快三十歲，才突然完整地浮現。「回想起來的也不是完整的故事，而是一些畫面和觸感：發亮的鞋尖、我藏身時碰到的柔軟絲絨布幕，還有水泥地面的冰涼──這件原本可能改變我一生的事，竟曾被我忘得一乾二淨！怎麼能像出現了『天坑』一樣，徹底忘掉這件事呢？」她把人生比作一條道路。某些記憶突然塌陷、連同上面的事物一起消失，像道路出現天坑；然而人的性格、恐懼與危險感知，可能仍由那些已不存在於意識中的經歷塑造。「每個人都有這些天坑，只是忘了，當它不存在地活著。小說家能做的，大概就是回頭填補它。」生活總會在空洞周圍留下線索。小說家撿起碎片，編出一個相當像真的謊言。「別人看來可能是謊言，但我好像就是煞有其事、順藤摸瓜，編織出一個故事，用它覆蓋那個無法直接看見的空洞。」鄭昭峴喜歡針線與拼布。若沒成為小說家，她想當韓式絎縫（누비）工藝師。「我寫小說也是一針一針縫，結果大家以為用縫紉機『噠噠噠』一下就車好了。」客人讚賞平整的布面，她經手的卻是凌亂糾纏的線頭。「寫句子一點也不享受，我喜歡的是構思。不是靠句子把故事往前帶，而是把結構一層一層堆疊起來。建構一個世界太有趣了，才忍受得了寫句子的枯燥。」《餘燼裡的尊嚴》充滿了天坑這樣的「地下空間」：失憶者住進畸零地停車場，亡靈困在地下工作室。事實上，天坑不只存在於個人記憶與小說故事中，也真實存在於城市的記憶中。〈那下面，那旁邊〉的主要場景，是清溪川加蓋道路下的「螞蟻村」。韓戰結束後，大量難民與農村移民湧入首爾，由於無處可去，只好沿河搭起棚屋；1960年代正值工業化，河道被水泥覆蓋，高架道路從上方通過，周邊則聚集五金、機械與電子零件商家。道路上方是高速車流，下面卻掩蓋著被社會排除的流民。污水、惡臭、貧窮與無家者被覆蓋在下。多年後，清溪川拆除高架道路，整治為美麗的親水景觀步道，過往的歷史更是完全抹去痕跡。鄭昭峴的小說掀開層層覆蓋，告訴讀者，那下面曾有流民棲聚，且他們其實有許多無法離開洞窟的理由。「但是地上和地下其實一樣，都不溫暖，都不幸福。」天坑不只存在於物質空間。〈睡魔入侵〉裡，八○年代流行的地下室影音廳房突然崩塌，死了許多年輕人。一對倖存的男女因災難而相識、愛戀。分手後，仍各自受困在當年的創傷之中。多年後，兩人透過都市怪談部落格「再見睡魔」，分享驚悚故事，彷彿重新連線對話──怪談網站本身就像一座洞窟，收容了許多困於創傷、逃離現實的失眠者。鄭昭峴的小說如此仔細地追索創傷，很容易讓人以為，她對他人的痛苦具有強烈的共感能力。但她再次否認：「我不是那種感受到別人的情緒，自己也會跟著辛苦的人。」「我擅長待人親切，但其實是個非常冷靜，甚至有些冷淡的人。」她習慣與人保持距離，連家人也不例外。「我不傷害你，你也不要傷害我。」五、看不見的巨大背包孩子難過時來找她，她卻習慣先分析對錯、提出辦法。「她明明只是想要我理解心情，我卻會說：不是那樣，是妳做錯了。」鄭昭峴從小習慣默默承受、自己打點一切，她以為自己的孩子也能。後來，孩子在成長過程中遭遇到嚴重的人際傷害，她不得不開始接受周遭的建議與幫助。「我才承認，原來我不是一個能獨自活在世界上的人。以前總想，我不傷害你，你也不要傷害我，但世界不是這樣構成的。」最初她只覺得委屈：孩子明明沒有做錯什麼，為什麼要遭遇這些事？但在理解傷害如何發生的過程中，她有了更不舒服的發現：「在那些使孩子受傷的人身上，我看到了很多自己。」別人當面說她醜，她大概只會想，是嗎，也許吧；自己身體健康，聽別人說累得做不了什麼，也不太理解，怎麼會累成那樣？「我不太會因為一般的事情受傷，所以就以為別人也是這樣。」正因如此，一些令孩子痛苦的行為，她想到自己或許也曾做過。「我一直以為自己沒有傷害任何人。可是，也許我只是揹著一個巨大的背包，眼睛一直看著前面，不知道後面有誰被撞倒了──那些倒下的孩子裡，其中一個也許就是我的女兒。」「我相信的世界好像被翻過來了，價值觀、世界觀都改變了。」她說，「小說的故事也跟著改變了。」鄭昭峴正在雜誌上連載一部長篇，叫《惡行記》。主角是一個深信自己無辜的人，卻被迫逐一寫下自己做過的惡行，才慢慢發現，原來自己也不是無辜的。早在2019年《餘燼裡的尊嚴》的〈作家自語〉裡，她便留下這樣的願望：「我的理想是成為一顆不製造惡意的宇宙塵埃，可是我被時間困住，恐怕難以實現。」如今聽她談育兒經驗、談自己一心等待未來可能開始的寫作，也談那些她沒有察覺、可能對人造成的傷害，才看見這位自稱遲鈍的小說家，如何一再回頭，梳理時間中的自己。她不只擅長修正人生路徑，也不斷修正自己對世界的理解。但她並不想用小說告訴人們，怎樣才算正確，也沒想過用文學引導社會。談起小說的作用，她最記得的，是年輕時的不安、孤獨與迷惘，如何從閱讀中得到陪伴。「讀著讀著，忽然覺得，這個人把我的心情原封不動寫在這裡了。原來別人也會這樣，那我就不孤單了。」學生時期她讀卡夫卡、太宰治，都曾感受到那種陪伴。讀到一些法國愛情小說，寫的是愛，底下彷彿也有很深的孤獨，「孤獨好像是世界共通的語言。」如今，她希望自己的小說也能讓讀者發現：「原來你也知道這件事，原來我在這個世界上不是一個怪人──」訪談結束後，我們到戶外為她拍照。這裡位在聖水洞，原是首爾重要的工業區，紅磚工廠、汽車零件行、印刷廠與製鞋坊密集排列。產業衰退後，如今被咖啡店、精品與畫廊重新占據，被稱為「首爾的布魯克林」。大路上人潮洶湧，鄭昭峴提議去後面的巷子，那裡還留著老公寓、工廠與倉庫。附近正在舉辦庭園博覽會，據說布置得十分漂亮。「太漂亮了。」鄭昭峴在大街上喃喃自語。「問題好像就是太漂亮了。」

作者／徐淑卿在地下的人，不一定是死去的人。也可能是被歷史遺忘的人，或是被社會遺棄的人；或是自己把自己困住，不想走出來的人。韓國小說家鄭昭峴出生於1975年，2008年透過《文化日報》新春文藝出道。她曾獲得多項韓國文學獎，小說集《像你一樣的人》曾被改編成影集《你的倒影》；《餘燼裡的尊嚴》（原書名《體面人生—110歲保險》）2019年由韓國創批出版社出版，並於該年獲得韓國日報文學獎。這本書收錄的六個短篇，都牽涉重要的社會議題，如失智、霸凌、住民遷徙、大樓倒塌與入室搶劫。有些我們可以從首爾近幾十年發生的事件如三豐百貨倒塌、清溪川復原工程等，找到小說的背景。但是，小說並不停留在這裡，而是走向一個個的問題：人在這樣意外頻仍的世界如何活下去？死者的靈魂為什麼無法離開地下室？人為什麼始終停留在記憶的地獄裡？死亡可以讓一切一筆勾消嗎？2019年，也就是這部小說集在韓國出版的這一年，鄭昭峴接受訪問，談到自己對時間流逝，死亡必定降臨的恐懼。她說，自己不是一個特別敏感的人，唯獨對時間，她一直非常敏感。曾經有一個瞬間，她真切地用身體感受時間正在流逝。那時她想：「我們終究都是會死去的存在，終究都會分離，而所有事情都再也無法挽回。」這份恐懼始終在她生命最深處。她開始寫小說，其中一個原因就是，想設法掌控這樣的時間。如是，在閱讀鄭昭峴的小說時，我們或可這樣設想。既然無法逃脫時間流逝與死亡的必然，那麼是否可以用故事創造不同的世界？在那裡，生死可以自由穿梭，時間可以逆流或停止，人的回憶也可以虛構與真實並陳，命運終將如此但也可以不必然如此。而這些非線性的情節展開，自我意識的惶惑挪移，故事反轉又反轉，也構成了鄭昭峴的小說藝術。評論家申新星在小說集附錄的〈解說：在孤獨中思索〉中指出，鄭昭峴的小說有一個獨特的「敘事時鐘」，打破了線性時間的限制，在她的故事裡，記憶被逆溯，或被截取片段，書中角色常常面臨時間的錯亂...。「人陷入孤獨泥沼中最大的共同點，就是嚴重的時間錯亂。」申新星認為，這時有的人會執著於過去，有的人則陷入自我懲罰式的無休止回想，試圖揣測人生究竟是從哪裡開始陷入不幸的境地。而當人開始思考究竟是哪裡出了差錯時，心裡的時間，也就很難再往前走了。雖然，時間與記憶是許多人提及的理解這部作品的角度，但是同樣，甚至更難以忽略的是空間，尤其是「地下」，在小說中反覆呈現的意義。甚至可以說，時間是鄭昭峴恐懼的根源，但是空間，才是恐懼所展示的形狀。在〈那下面，那旁邊〉小說裡，主角堅兒和收養她的奶奶，在清溪川仍是高架道路時，住在道路下方如同螞蟻村的破落小屋裡，出入必須經由一個洞口通往商場的地下樓層，如果沒有人鑿出這個洞口，他們就必須從人孔蓋出入，從地下走到地上。〈睡魔入侵〉的主角智秀和志勳，是一棟大樓倒塌唯二的倖存者，她們在黑暗的廢墟中互相鼓勵，智秀的朋友後來沒了聲息，而她們存活了下來。〈咕咕嚕舅舅〉的場景，則始終是在地下室裡，主角無法離開這個地下室，因為他的夢想還沒有完成，最後他明白一切而終於走上樓梯，也走向明亮但不屬於他的世界。小說未必是現實的縮影，但當現實壓迫人心，有時就只能用小說來表達。在〈睡魔入侵〉裡，大樓本來就要拆了，但是地下室影音廳的老闆，因為捨不得頂讓金，執意繼續營業，而後大樓倒塌釀成災禍。現實中的三豐百貨也是一樣，發現裂縫越來越嚴重時，因為捨不得當天的營業額而未能及早疏散人群，導致500多人死亡。死亡如此讓人驚懼，或許並非因為死亡本身，而是理由可以如此荒謬，人命懸浮在貪念的一線之間。〈那下面，那旁邊〉則是描繪2003年清溪川復原工程開始前，原本生活在當地的人。過去影視作品如《Moving異能》，也曾呈現清溪川攤販商家因為復原工程被迫拆遷搬離的抗爭，而在這篇小說裡，則是讓這些已被埋在歷史地下的人重現生活的痕跡。從朝鮮時代，清溪川就作為排放生活污水所用，所以它並沒有一個風景如畫的往昔。2016年《衛報》有篇文章〈城市故事 #50：重現的溪流，如何為首爾市中心重新注入生命〉（Story of cities #50: the reclaimed stream bringing life to the heart of Seoul）。作者Colin Marshall引述1890年代英國旅行家所見的清溪川：「那是一條寬闊，兩旁築有護牆的露天水道。一股深色腐敗發臭的污水緩緩流過，沿途散發惡臭；糞肥與垃圾堆幾乎覆蓋了原本鋪滿礫石的河床。」到了1950年代末期，隨著經濟成長和都市發展，清溪川被覆蓋成暗渠，1967年又在其上興建高架道路。2003年則由當時首爾市長李明博啟動清溪川復原工程，也是我們今日所見清溪川的樣貌。現在，清溪川一方面是市民與觀光客的休閒勝地，也是進步首爾的標誌，但爭議也始終不斷。其中與這篇小說息息相關的，就是《韓國時報》記者Jon Dunbar在《衛報》採訪中所言：「毫無疑問，清溪川是一項工程與都市規劃上的奇蹟。但是，我始終無法百分之百接受它，原因在於，當地居民為此付出了極高的代價。如果人們享受東大門設計廣場或清溪川，卻忘記建造這些虛榮工程所付出的人的代價，在我看來，是一件不道德的事。」〈那下面，那旁邊〉裡的奶奶，從平壤一路來到首爾，韓戰時又逃往釜山，在路上跟丈夫失散。戰爭結束後她回到首爾，跟許多因為韓戰逃難的人一樣，居住在清溪川兩旁的棚屋中，她辛勤工作，逐漸可以買幾個棚屋租人。但後來政府決定將清溪川覆蓋為暗渠，棚屋也被拆除，之前的辛苦化為烏有。奶奶曾經搬到其他地方，因為住不慣，又回到清溪川，跟其他城市拆遷戶和流浪者一樣，在清溪高架道路底下砌了像盒子一樣的水泥磚房居住。她平日在清溪川旁的小攤上賣二手衣，也撿拾廢紙，與堅兒相依為命。這些在小說中生活於地下的人，也許就像首爾在都市更新中亟欲抹除的過去。如同清溪川「復原工程」，也曾被批評只看到朝鮮時代的王朝歷史，而忽略當代曾經生活在這裡的人，以及他們對韓國工商發展所帶來的貢獻。但小說描述這裡的生活時，沒有因此而賦予懷舊式的溫暖和美好，底層生活或許競爭更為激烈，奶奶經常因為被欺負而傷痕累累。所以小說呈現的，不是如同被政府博物館化的棚戶生活體驗，而是勿忘曾經有人那樣的活著。當堅兒有機會居住在新式住宅時，她選擇回到地下，在大多數人因為拆遷而搬走的地方，她躺在去世的奶奶旁邊，就像一個最後還記得的人。鄭昭峴在受訪時說，〈那下面，那旁邊〉與其說是她特別偏愛，不如說是她特別放不下的小說。她認為：「一個人可以寫自己沒有經歷過的故事，卻無法寫出自己從未感受過的情感。」所以在這個意義上，這篇是「自傳小說」。寫時，撫養她的外祖母還在，現在已經過世了。韓國曾被形容為「地獄朝鮮」，活著卻如在地獄中，這或許也可以說是鄭昭峴小說中出現的圖像。但她卻像刻意盯著讓自己恐懼的事物，直到終於不再感到害怕那樣，創造出時間與空間，生與死，不斷翻轉交錯甚至可以繼續對話的世界，死亡並不因此而停止了什麼。雖然，也許看似矛盾的是，鄭昭峴在當時的訪談中說，直到現在，她才終於明白，我們每一個人都是終將死去，脆弱而令人憐惜的存在。也明白了：「人不是為了過去，也不是為了未來，而是要活在現在。」駐足在恐懼的指尖，而變幻出紙上的魔術，這或許也正是她活在現在的方式。 時間與記憶，是許多人理解鄭昭峴這部小說集的角度。但是同樣難以忽略的是空間，尤其是「地下」，在小說中呈現的意義。甚至可以說，時間是鄭昭峴恐懼的根源，但是空間，才是恐懼所展示的形狀。圖／陳克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