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淑卿8月14日下午，因深陷抄襲與謊言爭議而辭職的劍橋大學教授傑森·阿爾戴（Jason Arday），被發現死於倫敦家中。他選擇辭職時曾說：「接連不斷的指控、臆測與公開評論，已經對我以及我所愛的人造成了極其沉重的影響。」各種批評質疑的確是事實，也有許多人聲援他，認為他是種族主義與公開羞辱行動的受害者。但依然無法迴避引發事件的核心，不僅是抄襲，而是他所自述的人生的確有許多難以被驗證之處。他說小時候曾被診斷為自閉症，在11歲之前不會說話，18歲之前不識字。而在2012年他成為倫敦奧運火炬手，2015年獲得利物浦約翰摩爾斯大學博士學位，2023年成為劍橋有史以來最年輕的黑人教授。這是一個極為激勵人心的生命敘事。但是，從去年開始，各種指控也隨之而來。8月6日英國《衛報》曾整理他所引發的爭議，包括：論文抄襲、學術經歷造假，運動、慈善工作與遭受威脅恐嚇等疑似說謊。比如，他宣稱自己在6天中曾跑了600英里，但其實是在12天完成。他曾宣稱自己在過去20年間為慈善機構募得500萬英鎊，在被追問這個數字是否正確時，他說這是在其他團體協助下完成的，但因為簽了保密協議，不能透露相關資訊。他也聲稱遭受威脅。他在接受《衛報》採訪時說，兩次在學院中遭到蒙面男子恐嚇。但是學院監視器沒有拍到闖入者，學院內也沒有人看到可疑人物。他也說，父母家曾收到一顆豬頭，警方對此展開調查，最後找到一個店家，在豬頭送到他父母家那天，曾賣出一整隻豬。但不論是警方或店家，都否認有此調查行動。傑森·阿爾戴的故事讓人心生疑惑。如果不說謊，他是否能快速獲致今日的成就？或者，以他的能力，即使不能成為劍橋教授，也依然可能成為學術社會出色的一員，那麼他為什麼要說謊？很難想像他會不知道，說謊需要付出代價，以及一個謊言必然招來更多謊言。學術界不乏類似的例子。如曾任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副教授潔西卡·克魯格（Jessica Krug），她的研究領域是非洲離散史。在她的學術生涯中，她曾自稱是阿爾及利亞人、非裔美國人、黑人波多黎各人等，但其實她是來自堪薩斯城的猶太人，祖上都是白人血統。2020年當克魯格公開承認說謊後，羅倫·傑克森（Lauren Michele Jackson）在《紐約客》發表文章〈層層疊疊的欺瞞：隱瞞自己是白人的黑人研究教授潔西卡·克魯格〉（The Layered Deceptions of Jessica Krug, the Black-Studies Professor Who Hid That She Is White）。她說，這些身分有一個共同之處：在克魯格一路穿行於學術界的過程中，她始終把「黑人性」（Blackness）當作一種真實性的工具。「黑人性」或許讓她的研究更具「正當性」，但這是加分題，若被質疑其誠信，則毫無疑問將在學術界無法立足。她的研究成果不但獲得肯定，甚至懷疑她身分的學者，也對此表達尊敬，因此她為什麼要在非必要的情況下虛構身世？有些人說謊，是工具性的想要獲取某些東西。而在心理學上，對於未必有實際利益而更多是出於心理因素的持續性虛構與謊言，稱為幻想性虛構（pseudologia fantastica）或病態說謊（pathological lying）或幻謊（mythomania）。常見的動機是自我誇大，尋求注意，以及「扮演病人角色」（sick-role assumption），希望自己被視為非凡的人，或值得被他人同情的人。一個人何以如此的心理狀態，或許無法清楚歸因於某種或某些症狀，人心的深淵也許複雜到連當事人都難以識別。但是同樣難以解釋的是，為什麼說謊者身邊的人，經常也無法察覺？在克魯格承認自己說謊的幾個月前，她曾參加一場線上聽證會，影片中她以非裔拉丁裔姿態現身，使用一種斷續不連貫的口音。而在已知克魯格身分造假後，《紐約時報》依然不經意的將這種口音形容為「拉丁裔口音」。傑克森以這個例子指出：「這個隨手寫下的描述，只是一個很小的例子，卻反映了克魯格整個學術生涯中始終獲得的那種配合與認可，來自指導教授、論文委員會成員、編輯與同事。他們沒有辨識出來的，與其說是『真』與『假』之間的差距，不如說是，某種臨時披掛在身上的東西，與某種真正生活於其中的東西之間的差距。正是這種疏忽，成為克魯格得以逃脫識破的出口。」所謂臨時披掛在身上的東西，或許可以理解為一種「表演」，就像她在聽證會刻意造作的口音。而在克魯格不斷變換出身的說法中，她的同事沒有分辨出這種不斷更動角色的表演與真正生活的差別。1993年，法國發生令人震驚的尚克勞德·侯蒙（Jean-Claude Romand）案件。他假冒醫生十餘年，用親人信任他而交付他代為理財的資金維持生計，在騙局即將拆穿時，他殺害了妻子兒女以及自己的父母，而在這段漫長的時間裡，沒有人懷疑過他。後來法國作家艾曼紐·卡黑爾（Emmanuel Carrère）以此為題材，寫了一本書《敵人》。與阿爾戴、克魯格這種編造部分經歷，在真實中穿插虛構的例子不同。侯蒙除了沒有從醫學院畢業，沒有成為醫生，沒有在世界衛生組織工作之外，他所有的生活都是圍繞在「侯蒙醫生」這個假身分之下，充滿細節的真實的活著。對此卡黑爾寫道：「正常的情況下，一個謊言是用來掩飾一個真相，一個羞愧但是真實的真相。但是他的謊言卻什麼都沒有掩飾。在偽裝的侯蒙醫生之下，並沒有一個真實的尚克勞德·侯蒙。」在法庭審理時，侯蒙曾說：「有時候，人會為了討別人開心而說謊，為了看見對方眼中的喜悅。正是這個謊言，造成5個人的死亡。」法國《世界報》的記者Maurice Peyrot說，表面上看來，害怕讓人失望似乎具有某種邏輯，但這並不是充分的答案。「因為一個謊言，無論這個謊言多麽巨大，在正常的推理下，都不會導向殺人。」在審理侯蒙案期間，司法機關曾出動三組精神科醫生為侯蒙進行診斷。這三組專家都在侯蒙身上看到一種自戀型人格特質。第三組專家Denis Toutenu 與 Daniel Settelen，後來出版了《侯蒙案：犯罪型自戀，心理學取徑》（L’affaire Romand : le narcissisme criminel. Approche psychologique）一書。根據精神分析學家Dominique Bourdin為這本書寫的書評，這兩位專家認為，侯蒙把自己放在受害者的位置，他不是一個犯下駭人罪行的人，而是一個遭遇了可怕事情的人。他談論那些事件以及談論自己時，都表現出高度的情感疏離；而且他常常試圖表現得比鑑定專家更專業，更像專家。Denis Toutenu 與 Daniel Settelen試圖重新建構可以理解案件的脈絡，從中可以看出這種自戀病理出現裂隙的時刻，以及它所造成的主觀扭曲。幾個讓侯蒙「全能幻想」破裂的時刻清楚浮現出來。兩位作者尤其強調兩點：一是那種「彷彿如此」（comme si）的人生所形成的分裂；二是他與親近之人之間缺乏分化，在這種狀態下，妻子與孩子被他視為自身的延伸。所謂「彷彿如此」（as if）是將明知不實的想像，如同事實那樣實踐。侯蒙在不實的基礎上建構了自己想要的人生，而後就如同他所希望的那樣的活著，成為一個情感空洞的模仿者。直到偽裝即將被識破，他不是選擇自殺，而是先殺了所有家人。最後服下過期10年的藥丸，在消防人員上班的凌晨4點，在高度最容易被看見的閣樓引火。他是否確有自殺之意，檢方和辯護律師有一番爭辯。是否有可能知道，人為什麼會因為毫無必要的原因而說謊，最後卻傷害自己？是否有可能了解，為什麼侯蒙在醫學院錯過一次考試後，他有許多機會可以彌補，但卻寧願選擇不復返的歧路，而在這個歧路上建構他原本憑藉努力就可以過的人生？這些都未必有答案，但是在自然界中，欺騙或許不如我們想像的那樣不尋常。演化生物學家羅伯特·崔弗斯（Robert Trivers）在2005年的演講中說，他相信自我欺騙是為了服務欺騙而演化出來的。如果我並未意識到自己說謊，那麼你就無法利用我游移不定的眼神，或害怕被識破而產生的緊張，來發現我的欺騙。其次，說謊並且清楚知道自己正在說謊，本身就是困難而高度耗費心智的事情。當謊言的細節越複雜，你必須維持它的時間越長，所付出的認知成本就越高。因此他相信，自然選擇會偏好讓謊言的一部分或與謊言有關的大部分知識變得無意識，藉此降低即時的認知成本。在自然界，透過欺騙他者以利於自身基因繁衍的機會，多不勝數。但對被欺騙的一方正好相反。於是，我們會形成一種共同演化競爭（co-evolutionary struggle），一方面，自然選擇會提升欺騙能力；另一方面，也會提升辨識欺騙的能力。他認為，自我欺騙不僅可能把你帶進災難性的處境，而等你真的陷入災難後，它會剝奪你面對眼前災難並加以處理的能力。這或許也給予我們啟發，並藉以思考許多欺騙與自我欺騙的人，為何無法中途喊停，而讓悲劇終於發生的原因。 阿爾戴遭受各種批評質疑是事實，也有許多人聲援他，認為他是種族主義與公開羞辱行動的受害者。但依然無法迴避引發事件的核心，不僅是抄襲，而是他所自述的人生的確有許多難以被驗證之處。圖／陳克宇

文・廖書逸／圖・翻攝自Commonwealth Foundation Creatives Facebook在AI代筆爭議的陰影籠罩下，大英國協短篇小說獎（Commonwealth Short Story Prize）於6月30日公布了2026年的最終得主，將今年度的全球總冠軍與5000英鎊獎金頒給了當初引爆整起爭議事件的核心，千里達作家賈米爾・納齊爾（Jamir Nazir）的作品《樹林中的蛇》（The Serpent in the Grove）。評審團盛讚這是一部「原創、詩意且深具感染力的傑作」，但這個決定似乎沒有平息先前的議論，反而還替這次獎項引發的「文學信任危機」增添了更多疑問。在最終冠軍公布的一週前，大英國協基金會剛剛於6月22日，針對五位區域得主中有高達三位涉及的AI代筆指控，發布了一份調查報告。基金會總幹事拉茲米・法魯克（Razmi Farook）在報告中表示，為了守護獎項的完整性，他們已經在過去一個月內，對五件區域性獲獎作品進行了嚴格的審查。他們的審查做法是，要求五位區域得主提供多項創作過程中的實質證據，包括不同階段的草稿、故事大綱、帶有時間戳記的數位文件、創作筆記，甚至是曾經觸發靈感的照片與素材。此外，基金會也與得主們分別進行了深入訪談，要求他們親自闡述創作中的概念演進與心路歷程變化。最終，基金會得出了結論，他們對搜集到的證據以及調查結果感到「滿意」，認定這些故事完全是由人類作家所創作，並不涉及生成式AI的介入。法魯克強調：「我們有責任尊重專業評審團的選擇，同時也有義務支持在輿論風暴中遭受打擊的新銳作家。」基金會在調查報告中也再次嚴正強調，他們拒絕使用第三方AI檢測工具來判定作品的原創性。首先，將尚未發表的原創小說餵給AI檢測器，將會引發嚴重的著作權疑慮，損害作家權益；而更深層的技術風險，法魯克指出，則在於AI模型中可能具有的「語言偏見」。現有的AI檢測軟體與大型語言模型，多半都以大量的「大都會」（metropolitan）或標準西方英語來進行訓練，而大英國協短篇小說獎這類涵蓋了廣大非西方國家的獎項，其中常會出現充滿大量地域方言或特殊詞彙的作品，面對這類創作，AI很有可能會因為其「不熟悉」的語法結構，而得出並非由真人撰寫的結論。此外，針對本次爭議的核心作家賈米爾・納齊爾，調查報告也揭露了一些他獨特的背景與寫作習慣。納齊爾患有某種慢性疾病，導致他無法長時間坐在桌前打字，因此他長期仰賴一台安卓手機中的「語音轉文字」功能來進行創作。由於手機螢幕狹小，他一次只能看見三到四行文字，這迫使他養成了「完成下一行前，必須將上一行修飾到完美」的寫作習慣，或許也連帶導致他作品中獨特的文法與行文節奏。法魯克語重心長地表示：「一個來自牙買加、印度或馬來西亞的年輕作家，有可能因為其驚人的原創才華或獨特的創作環境，而寫出不符合西方慣例的文字。如果他因此就必須持續被貼上機器人的標籤，那將是另一種對人性的霸凌。這些作家的原創性與天才，不該成為被科技審判的理由。」然而，並非所有人都接受基金會的這套說法。就在基金會公布調查報告的前幾天，已經與大英國協短篇小說獎合作超過十年、固定會於網站上刊登其獲獎作品的著名文學雜誌《Granta》無預警發表聲明，宣布將終止雙方的合作關係。《Granta》的態度相當明確：該雜誌的信託董事會表示，儘管調查結果尚未出爐，且獲獎作家們皆極力否認，但這起爭議已經危害到了雜誌本身的「編輯誠信」（editorial integrity）；為了從根本上杜絕類似爭議，不只針對大英國協短篇小說獎，《Granta》從此以後將不再接受或刊登任何他們「無法掌控創作來源」的外部合作稿件。雜誌發行人西格麗德・勞辛（Sigrid Rausing）在先前爭議爆發之初，就曾脫口而出表示，「或許評審們已經把獎項頒給了一個由AI代筆的作品，我不知道。我們可能永遠不會知道真相。」而如今的這項強硬舉動，自然也更加被視為是在對大英國協短篇小說獎的評審機制投下不信任票。在美國社群Reddit論壇的文學版上，讀者們也紛紛諷刺這是一場「演算法的勝利」，認為評審團的最終決定，只是在爭議中「加倍下注」，以維護自己的面子與權威性。儘管風波未平，大英國協基金會已經宣布將會如期舉辦2027年的獎項，並將於今年9月開放報名。法魯克表示，2026年的事件是一次「重要的學習過程」，主辦方正在與相關機構討論，在不侵犯參賽者權利的前提下，是否有可能將AI檢測工具適當地融入評選流程中。對於未來的所有文學獎參與者而言，只是完成作品、如期繳交或許已經不再足夠，還必須在過程中承擔留下創作證據的責任，以便在必要時刻對抗機器的懷疑、捍衛自己的人性。在最終得主公布後，這次的事件將暫時告一段落，但文學界中的各種單位與角色，該以怎麼樣的態度與做法來因應AI的介入，在短期內依然會是難以迴避的重要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