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廖書逸/圖・翻攝自維基百科、寶瓶文化提供2026年諾貝爾文學獎剛剛於上週公布,由加拿大詩人、古典學者安・卡森(Anne Carson)獲獎。諾貝爾委員會常務秘書在宣布得獎者的致辭中,表示剛與卡森通過電話,卡森聽起來很開心,說自己「正在聽風的聲音」。在獎項宣布後不久,諾貝爾委員會發布了與卡森的電話訪問片段,同時在當天稍晚,也有一段卡森在路邊接受記者採訪的片段曝光。這位新科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在兩段對話中,展露出她特有的幽默,談到了獲獎當下的情境、獎金運用的計劃,提及詩歌對當代世界的意義,也分享了她對寫作與閱讀的建議。卡森自2022年獲得冰島籍後,便與丈夫一同定居在冰島首都雷克雅維克至今,只偶爾往返美國。獲獎後,她在路邊接受冰島公共廣播公司的記者採訪,四周大風呼嘯,卡森穿著顏色鮮艷的針織毛衣和灰色羽絨外套,頭戴一頂印有「現實(Reality)」字樣的棒球帽。「聽說得知獲獎的當下,你正在聽風的聲音?」記者問。「在這裡,你沒辦法不聽風的聲音⋯⋯」卡森一邊用手按住頭上的帽子,一邊笑著說。諾貝爾文學獎近年來很少頒發給詩人,卡森在訪談中被問到,她對於詩歌在當前世界中的角色是否有什麼看法?她先快速回答「沒有什麼看法」,想了一想後說,「詩現在或許比散文有用(useful)一點,因為它比較快,而大家都在趕時間。所以基本上,我覺得詩好在簡短(brief),」接著又補充,「除了荷馬(Homer)。荷馬不短。」談到獲獎的感想,卡森說「我覺得他們全都瘋了」,同時也提到,從此以後她的書封上將會多出一張「貼紙」,而貼紙總是會幫助銷售,這應該是出版社很期待的。記者詢問,近年來長居冰島的卡森,是否有與當地的詩歌圈相互交流?卡森表示,冰島的詩歌寫作圈發展相當蓬勃,自己從2008年開始頻繁造訪冰島,至今認識的冰島人,幾乎每一個都是詩人,「起碼他們是這麼說的」。不過,在談到冰島文學是否有帶給她創作上的啟發時,卡森表示她「會被真正的語言(actual language)啟發」,但因為她閱讀的冰島文學是翻譯本,而「靈感會被翻譯過的句子給偏離(deviate)」,所以那是很不一樣的情況。而在由諾貝爾委員會所發布的電話訪談片段中,卡森一開頭就提到,因為還是早晨,她本來只在吃餅乾、喝茶,一邊閱讀《倫敦書評》(London Review of Books)。就在她剛跳起身來掃地的時候,電話就響了起來,而她也只是按照過往的習慣,不斷地按掉這些電話,不願接聽。這時,卡森的丈夫、視覺藝術家羅伯特・柯里(Robert Currie)插話進來説,「你們要感謝我,因為是我接了電話,並要求她回撥的。」卡森表示,自己還沒有思考獲獎的意義,但已經開始和丈夫討論,該如何把獎金給捐贈出去。「我們有個朋友好像需要房子,」卡森說,「另外我們本來就常常捐錢給無國界醫生(Doctors without Borders)之類的組織。」在被要求描述自己的寫作風格時,卡森不假思索地回答「不經意的(inadvertent)」,表示自己的創作,總是在想著要做其他事情的時候發生。而關於建議讀者可以從何開始閱讀她的作品、描述她個人的寫作過程,以及提供給年輕寫作者的建議時,卡森都給了一個相同的答案,表示這是她唯一的規則:「從中間開始」。諾貝爾委員會的人請她多作解釋,她表示大家可以自由解讀,自己去定義所謂的「中間」,然後就從那裡開始。當被問到獲獎後是否有什麼樣的慶祝計劃,卡森表示,她要和丈夫去森林裡走走,然後,去聽聽寂靜(hear the quiet)。至於臺灣讀者何時能在書店買到卡森的作品,目前出版臺灣唯一一本卡森作品《淺談》的寶瓶文化總編輯朱亞君表示,在得知獲獎訊息後,上週五已經先將所有庫存出貨,正在緊急再版中,再版的《淺談》預計週四就能入庫,希望讓讀者最快在週六就能買到書。至於卡森預測得獎後可能會貼在書上宣傳用的「貼紙」,朱亞君表示,因為《淺談》的黑色書封很美,不會做貼紙貼上,但會在書封上加上一行字,說明是「2026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安.卡森在台唯一譯作」。有趣的是,作家曹馭博曾在一篇2022年的臉書貼文中提及,寶瓶文化已經在臺灣出版了四位諾貝爾文學獎女詩人的詩集譯作,包含1945年獲獎的密絲特拉兒(Gabriela Mistral)、1966年獲獎的奈莉‧沙克絲(Nelly Sachs)、1996年獲獎的辛波絲卡(Wislawa Szymborska),以及2020年獲獎的露伊絲‧葛綠珂(Louise Gluck),因此很期待安‧卡森也獲獎,成為第五位。如今在2026年終於成真。
文・蕭宇翔/圖・翻攝自 Lannan Foundation(Photo by Don J. Usner) 2026年諾貝爾文學獎今(8)日揭曉,由加拿大詩人、古典學者安.卡森(Anne Carson)榮膺桂冠。授獎理由為:「她大膽而富創造力的整體創作,以充滿遊戲精神的方式與古典傳統展開對話,為當代文學創造了嶄新的形式。」得獎者由諾貝爾文學奬委員會今年新的常務秘書英格麗・卡爾伯格(Ingrid Carlberg)宣布,宣布前幾分鐘,她已與安·卡森取得電話聯繫,並表示:「她很驚訝,我們沒有很多時間通話,但她當下在冰島,正在聽風的聲音。但我能聽得出來她很快樂。」現年76歲的卡森,是當代英語文壇最重要、也最難以歸類的寫作者之一。她既是詩人、散文家、翻譯家,也是研究古希臘文學的學者,在詩、小說、隨筆、評論、戲劇與古典翻譯之間自由穿梭,每本著作都在打破文體的界線。卡森1950年生於多倫多。她對自己的生平向來寡言,作者簡介總是縮減為一句話:「安.卡森出生於加拿大,以教授古希臘文維生。」近年她的專訪也以極簡、扼要,甚至淡漠的方式回應,通常不足千字。她曾表示:「語言是一種隱藏機制。」又說:「沒有什麼比試圖隱藏更讓你引人注目。」少年時期,卡森偶然在書店發現一本希臘文、英文對照的莎芙(Sappho)詩集,自此進入古希臘語的世界。她後來以莎芙與古希臘愛慾觀為博士研究,論文發展成第一部著作《愛慾:苦甜參半》(暫譯:Eros the Bittersweet),如今已成為兼具古典學術影響力與一般讀者知名度的作品。1998年,她以《紅的自傳》(Autobiography of Red)名震文壇。她從古希臘詩人殘存的神話碎片詩篇出發,將被海克力士殺死的紅色怪物革律翁,改寫成一名長著翅膀、拿著相機的同志少年。她將古典神話、同性情愛、攝影與南美旅行混合為一部奇異的詩體小說,並將世紀末時代氛圍下,壓抑而又驚異的情慾,比作秘魯的火山峰群。整本詩集既像一部旅遊筆記,又像古典文學評注本。多位文學名家為之震動。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愛麗絲.孟若讀後說,她已經多年沒有讀到如此「令人驚異地不安」的作品;蘇珊.桑塔格則稱卡森是「大膽、博學而令人不安的作家」。 文學批評家哈洛.布魯姆稱她為「在世諸天才之一」,可與喬哀斯、貝克特比肩。她的另一代表作《丈夫之美》(The Beauty of the Husband),則以29支「探戈」書寫婚姻、出軌與慾望的破敗,並不斷與濟慈的詩互文。此書讓卡森在2001年成為史上第一位獲T. S. Eliot詩歌獎的女性;同年她也以《下班後的男人》(暫譯:Men in the Off Hours)獲首屆格里芬詩歌獎加拿大組大獎。2014年,《紅色續傳>》(暫譯:Red Doc>),讓她第二度抱回格里芬詩歌獎,成為少數兩度獲獎的詩人。她的創作不斷突破既定規格,讓我們改變對一本詩集的想像。近作《夜》(Nox)為少時分離的亡兄而寫,將各種照片、信件、字典詞條與翻譯拼貼成可以拉開的手風琴書;《Float》則由22冊可以任意排列的小冊組成。卡森的詩句冷峻、幽默,看似平實淡漠,實則每句深藏千絲萬縷的關係,機鋒飽滿。詩歌對她而言似乎從來不只是一種文體,而是激盪思考與體悟的遊戲。臺灣讀者對卡森也並不陌生,她的散文詩集《淺談》(Short Talks)已有繁體中文版,由詩人陳育虹翻譯、寶瓶文化出版。她先後獲古根海姆獎、手推車獎、麥克阿瑟「天才獎」,2020年又獲西班牙阿斯圖里亞斯親王文學獎。 新作《不合常規》(暫譯:Wrong Norma)則在2024年入圍美國國家圖書獎詩歌類決選,隔年獲美國國家書評人協會詩歌獎,年逾七旬的詩人仍持續改變人們對「詩」的想像。卡森的詩經常滿布古典文學、哲學與藝術典故,這位「以教授古希臘文維生」的學者,卻寫著最前衛、破格、叛逆的詩;背後支撐它們的,又往往是人類最古老的情感:愛、死亡、嫉妒及慾望。
文・廖書逸/圖・翻攝自企鵝藍燈書屋官網英美兩大出版社費伯(Faber)與克諾夫(Knopf)剛剛於6月16日聯合宣布,將於明年三月推出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石黑一雄的全新著作,一部融合了音樂主題與幽默調性的間諜冒險小說。這部名為《蘭伯特小姐踏入危險》(Miss Lambert Steps Aboard Danger,中文書名為本文暫譯)的新作將是石黑一雄的第九部長篇小說,背景設定在1930年代、二戰爆發前夕的英國倫敦,描述神祕的蘭伯特小姐與一名音樂廳的狂熱愛好者相遇的故事。出版社的公告寫道,「在這個故事裡,所有事情都和表面所見的不同。」費伯出版社的出版總監安格斯・卡吉爾(Angus Cargill)表示,這部作品「融合了石黑一雄對音樂、藝術和電影黃金時代的熱愛,將為他的作品集帶來令人玩味的新轉折。」而克諾夫出版社的總編輯喬丹・帕夫林(Jordan Pavlin)則將這本書形容為間諜小說與伍德豪斯(P.G. Wodehouse)式幽默的完美結合。「讀者將感受到小說人物在故事中所流露的喜悅、他們天生的善良、令人感動的英雄之舉,以及那種甚至會讓他們突然唱起歌來的純真與活力,」帕夫林在聲明中表示,「我相信沒有任何讀者能夠抗拒蘭伯特小姐的魅力。」石黑一雄出生於日本,五歲時移居英國,其所有作品皆是透過英語創作。他是暢銷小說《別讓我走》(Never Let Me Go)的作者,曾以小說《長日將盡》(The Remains of the Day)獲頒1989年的布克獎(Booker Prize),並於2017年因「他充滿強烈情感的小說,揭示出我們與世界連結的錯覺底下的深淵」而獲頒諾貝爾文學獎。《蘭伯特小姐踏入危險》將是石黑一雄自2021年的科幻小說《克拉拉與太陽》(Klara and the Sun)以來,睽違數年推出的第一部長篇小說。他最近期出版的著作,是2024年的歌詞集《那個我們在雨裡跨越了歐洲的夏天》(The Summer We Crossed Europe in the Rain,中文書名為本文暫譯),書中收錄他長期為美國爵士歌手史黛西・肯特(Stacey Kent)所撰寫的歌詞。除了將有全新小說作品問世,全球的石黑一雄書迷們還有另一個值得期待的好消息:由紐西蘭名導泰卡・維迪提(Taika Waititi)執導的《克拉拉與太陽》同名改編電影預計將於今年十月上映,主角克拉拉將由《星期三》主角珍娜・奧特嘉(Jenna Ortega)飾演,母親的角色則由演技派女星艾美・亞當斯(Amy Adams)擔綱,石黑一雄本人也以監製身份參與了製作。
作者/徐淑卿2024年10月韓國文學的英譯者,也是2025年國際布克獎評審Anton Hur,正在線上與評審團開會時,他以為英國發生了地震,因為有一半的人突然跳起來。他靠近鏡頭問,那邊發生了什麼事?有人跟他說,韓江得諾貝爾獎了。這年國際布克獎評審團主席Max Porter,正好是韓江《素食者》英國版編輯,只見他一臉不敢置信的站起來。Anton說,他向Max道賀,因為此刻他想向某人道賀,而Max似乎在邏輯上是離韓江最接近的人。其他人可能也有類似想法,因為他們開始向Anton道賀,雖然Anton沒有翻譯韓江的書,但他是韓國人。Anton Hur出生在瑞典,住過香港、衣索比亞、泰國,而後返回韓國定居。他不僅自己創作,也是申京淑、鄭寶拉、朴相映等作家的英文譯者,2022年鄭寶拉、朴相映同時入圍國際布克獎的作品,都是出自他的手筆。2024年10月30日,他在英國文學雜誌《Wasafiri》發表一篇文章〈我們抵達了:Anton Hur談韓江獲得諾貝爾文學獎〉(We Have Arrived: Anton Hur on Han Kang’s Nobel Win)。難以言說的真相,韓江用文學做到了所謂抵達,不僅是經歷高銀、黃皙暎等一次又一次期待落空後,韓國作家終於得到諾貝爾文學獎。或許,也是因為,文學抵達了他曾以為不可能言說的真相。Anton說,光州事件和濟州四三所有的紀錄和記憶都被迫埋葬。為了掩蓋或淡化這兩個暴行,無數人生被摧毀。許多行動者、作家與普通公民,僅僅因為說出真相就喪失生命。對於1980與1990年代成長於韓國的人來說,向非韓國人解釋這段民族創傷幾乎是不可能的事。因為必須先釐清的錯誤資訊太多,需要回答的疲憊問題太多,試圖扭曲歷史真相的西方利益也太多。但這些他曾經深信不可能完成的事,韓江只用一本書《少年來了》就做到了。Anton寫道:「真正令人動容的,不只是這本書本身,而是某種我以為永遠無法成為文學的東西,竟然被寫成文學。這使我作為一個讀者、一個譯者、一個寫作者,都得到釋放。它讓我看到:真相,儘管看似我們所擁有的最微弱、最脆弱的東西,卻也是最持久的。因此,也是最強大的。」在這篇文章中,Anton提到一個問題,西方世界是怎麼理解韓江作品的?他說,隨著韓江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韓國這場歷時數十年的歷史修正,似乎接近完成。但是這個歷史意涵,在西方媒體中大多被忽略,這可能是出自無知與種族主義。因為將韓江得獎解讀為在一個厭女社會中的女性主義勝利,當然更為容易,雖然這確實也是其中一個面向,但也讓人懷疑白人得以藉此掩蓋自身的反女性與殖民暴力。如何與為何,邊陲與中心的不同視角2025年喬治城大學學術期刊《Gnovis Journal》有一篇文章〈邊陲的晉升:韓江諾貝爾獎與文學承認的政治〉(Scaling the Periphery: Han Kang’s Nobel Prize and the Politics of Literary Recognition),則看到另一角度,為什麼韓國媒體迴避韓江作品中的女性主義?作者崔智秀(Jisoo Choi,暫譯)以法國文學評論家帕斯卡.卡薩諾瓦(Pascale Casanova)世界文學「中心和邊陲」的理論框架,選擇2024年10月10日至31日韓國《朝鮮日報》、美國《紐約時報》、英國《衛報》三家媒體關於韓江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文章,進行分析。崔智秀認為,作為邊陲,韓國媒體關心的是,我們是如何走到那裡的?中心關心的則是,韓江的作品為何在這裡占有一席之地?因此,韓國媒體主要聚焦於韓江如何取得這一成就,將其獲得諾貝爾獎呈現為一項民族勝利。由文化中介者、翻譯基礎設施和機構支持的協調努力共同促成,使她得以在全球文學場域「晉升」。相較之下,美國和英國媒體聚焦於韓江的作品為何被認為值得諾貝爾獎,將她塑造為一個「局外人」,其「奇異」而「實驗性」的寫作為她進入全球文學正典提供了正當性。在論文中,崔智秀指出,韓江作品中富含女性主義的批評,尤其是《素食者》,被認為擄獲全球讀者的心;但韓國媒體相比之下,則聚焦在其寫作的歷史和政治角度,主要是《少年來了》。作者認為,《朝鮮日報》將她的獲獎定調為「因歷史意義和文學價值而獲得認可」,對女性主義隻字未提。這反映了一個父權仍然濃厚的韓國社會,似乎不願意面對韓江寫作中顯而易見的女性主義意涵。翻譯文學要在國際性的文學獎獲得肯定,必須經過繁複的過程。需要譯者,需要版權代理,需要國外出版社的慧眼,最後則是經過文學獎評審的考驗。因此韓國媒體的核心問題是:在實現如此里程碑式的成功中,發揮關鍵作用的策略是什麼?在韓國翻譯基礎設施的機構中,如果官方缺席,私人贊助仍然可以讓優秀作品保有機會。如在朴槿惠主政時期,韓江曾被列為黑名單,沒有獲得官方翻譯補助支持,當時補助《素食者》翻譯成英文的,是與教保文庫有關的大山文化財團。中國當代文學何以逐漸邊緣?或許我們可以依此思考,中國文學的翻譯作品,越來越被視為邊緣,是否與他們的作品必須逃避政治與敏感議題,因此被視為馴服或過濾,而不被信任其文學價值有關?香港一家英文網站RADII,2020年曾刊登一篇文章〈中國文學翻譯出了什麼問題?〉(What’s Going Wrong with Chinese Literature in Translation?),作者Dylan Levi King一開始便問,為什麼中國讀者閱讀的書,和在國際上被閱讀的中國文學翻譯作品,有如此大的不同?關鍵可能在於,國際社會對中國文學期待的功能是「解釋中國」,中國文學應該講述什麼故事?而這是現在的中國,無法提供的。Dylan Levi King說,典型的閻連科新作評論,主要是剖析他的政治立場,他受到國際評論界歡迎,似乎更多源於溫和的異見立場,而非他的文學成就。而莫言即使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仍引起黨員身分是否抹煞他作品中可能具有的文學價值的爭論。作者參與翻譯蔡崇達的作品《皮囊》,這本書雖然是暢銷書,但因為對中國當代政治幾乎隻字未提,因此在2020年尚未找到國外出版商(此書英譯版已在2021年出版)。而當時在西方受到矚目的則是方方在新冠疫情期間所寫的《武漢日記》。作者也提到,現在中國文學能被翻譯成英文的非常少,2019年約20本。「即便是那少數得以譯成英文的書,閱讀量也寥寥無幾。許多書由學術出版社或小出版社出版,沒有任何推廣預算。它們鮮少獲得主要刊物的書評。」Dylan Levi King 點出西方期待與中國作品之間出現的落差,但「邊陲」文學如何可以藉由翻譯流通到世界文學的「中心」,或許遠比這個更為複雜。村上春樹全球聲望的形成日本文學教授也是譯者史蒂芬·史奈德(Stephen Snyder),2017年在《Literary Hub》發表一篇文章〈村上效應:論易於翻譯的文學潛藏的同質化危機〉(The Murakami Effect: On the Homogenizing Dangers of Easily Translated Literature)。他長期關注翻譯出版的運作邏輯,像是什麼被翻譯,如何被翻譯,以及如何在另一個文學語境中被行銷和消費。他認為,翻譯的流通最終受制於出版業更宏觀的經濟利益,而這些利益塑造了一個翻譯文學的正典。這個正典可能與原語言文化中的正典面貌迥異,卻在左右那個文化或國家被外界感知的方式上,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他分析了村上春樹如何作為日本「國民總酷值」(Gross National Cool)最重要的文學代言人,以及他全球聲望的形成。與此成對比的則是水村美苗對翻譯的近乎抵制,後者較為人知的作品是《本格小說》。史奈德認為,村上本人具有多產美國小說譯者的豐富經驗,讓他深諳作品在翻譯中的命運,以及要讓作品對目標文化的讀者清晰易懂且具吸引力,需要做些什麼。他對自身全球事業刻意經營。更換譯者,更換文學經紀人,更換出版社,更換編輯;尤其身為雷蒙·卡佛的譯者,他研究和翻譯了這位長期在《紐約客》發表作品的作家的每一個字,因而在日文中創造出《紐約客》式的文體風格,這也使得他成為最頻繁在這個刊物發表作品的作者之一。而從小生長在國外的水村美苗,擁有極佳外語能力,但或許因為生長在國外,日文成為她精神的居所,因此她在寫作上更追求掌握日文的精細幽微,使得她的作品幾乎是對翻譯的一種抵抗。雖然《本格小說》等作品翻譯成英文後評價不錯,但是她第一部作品《續明暗》,是接續夏目漱石未完成的小說《明暗》,如果對這部作品不夠了解,就幾乎無法閱讀《續明暗》,因此這部小說沒有英文版。史奈德在這篇文章提出的問題是,村上的作品之所以在翻譯中大獲成功、找到全球讀者,正是因為它從誕生之初便是為翻譯而生。如此,國外出版社在日本尋找「下一個村上」,是否會讓被選擇的易於翻譯的日本文學有同質性的危機?這個擔憂在海外出版社尋找類似村上的暢銷書時,也許可以成立,但是若要進入所謂中心的「文學正典」,可能有著不同的邏輯。韓江的作品不是為了翻譯而生,剛進入今年國際布克獎決選名單的《臺灣漫遊錄》雖然一開始看似一部翻譯作品,但它也不是為了易於翻譯而生,甚至國際布克獎評審強力建議閱讀這部小說時,不能錯過注釋。如果聲望加冕可以鬆動創作的障蔽來自「中心」的注視,是一種聲望的加冕,如果僅從「需要這種肯定,才能確立一部作品的文學價值嗎?」來思考,的確令人感覺不適。也早已有人擔憂,現在若沒有英文翻譯版的作品,是否就會被視為失敗之作?但是,聲望的加冕,也可能提供不同視野。比如Anton Hur說,韓國的文學小說和類型小說涇渭分明,在進入國際布克獎短名單後,鄭寶拉的奇幻恐怖小說《詛咒兔子》才被放在韓國書店的文學小說區域。而《臺灣漫遊錄》剛出版時,小說採取的形式也曾引起以為是真實人物回憶錄,卻其實是虛構小說的批評。但是在國際布克獎決選評審的看法中這卻是精妙之處:這部小說巧妙運用了「翻譯回憶錄」常見的格式,像是前言、注腳和後記,為主線故事增添出人意料的層次,甚至還藏了一個打破第四面牆的小彩蛋。如果他人之眼,可以因為提供不同視角,讓創作的障蔽可以鬆動,讓創作者擁有更多實驗空間,這也是一件美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