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廖書逸／圖・翻攝自 Kashmir Hill 官網 最近，《紐約時報》的一名科技記者克什米爾・希爾（Kashmir Hill）驚訝地發現，在全球最大的圖書零售平台亞馬遜（Amazon）上，竟然有在販售一本關於她本人的傳記書籍。這本名叫《克什米爾・希爾傳》（The Biography of Kashmir Hill）、長度僅有90頁的書籍出版於一年多前，定價27美元（約新台幣870元），內容拼湊著一些網路上的公開資訊與模糊見解，同時捏造了許多包括希爾平時沖泡咖啡的習慣等等的虛假事實。該書作者「約翰・克雷恩・米勒」（John Crane Miller）的頁面圖像，是一名白人男性在會議室中發言的圖庫照片，而在《克什米爾・希爾傳》出版的那一週內，他還另外出版了包括CNN主播與來自《大西洋》雜誌的編輯等，總計10本的知名記者傳記。種種跡象都顯示出，這些內容並不只有透過人類的雙手完成。《克什米爾・希爾傳》絕非單一案例。希爾循線深入調查後發現，這類明顯由AI生成式內容所構成、常被稱為「AI垃圾」（AI Slop）的書籍，目前正利用亞馬遜官方的放任態度，大舉入侵並氾濫於線上圖書市場，試圖以量取勝，透過銷售這些書籍來賺取「被動收入」。近期有兩位商學院教授分析了過去五年間，在亞馬遜上架出版的1000萬本書籍，發現自ChatGPT問世以來，每月的電子書出版數量已增加了三倍，從2022年的每月10萬本，暴增至去年底的每月超過30萬本。雖然亞馬遜官方否認有這樣巨大的增長幅度，但也拒絕公開其內部數據。這波「AI寫作」風潮，主要集中於非文學類的作品。例如一位署名「黛安・格雷」（Diane W. Gray）的高產量作者，光是去年夏天就出版了60本的傳記，對象從知名Podcast主持人喬・羅根（Joe Rogen）、歌手席琳・狄翁（Celine Dion）到足球選手保羅・莫迪尼（Paolo Maldini）都有，範圍廣泛。此外，一本關於保守派政治人士查理・柯克（Charlie Kirk）的AI生成傳記，在他去年九月去世後，甚至還一度成為亞馬遜的暢銷書，直到因為被大量負評洗版，稱其為「一場騙局」與「恥辱」後，才遭平台下架。網路上現在甚至已有許多網路名人與意見領袖，都在宣傳「利用AI寫書，賣出任何一本都是淨利」這樣的觀念，並提供教學。為了釐清這個「產業」的實際情況，希爾採訪到一位現年70歲的退休網路安全顧問比爾・瓊斯（Bill Johns）。在退休後的兩年內，瓊斯利用ChatGPT創作並出版了高達445本書籍，主題涵蓋體育故事、天才傳記、著名的橋樑簡介與切薩皮克灣（Chesapeake Bay）地區的歷史等等。瓊斯表示，一筆一劃撰寫的「傳統寫作模式」雖然浪漫，但「不符合經濟效益」。瓊斯的工作模式非常公式化：他利用自己付費訂閱的ChatGPT服務，尋找該主題的歷史與文化框架，接著要求AI逐章生成內容，以避免大段落的生成所更容易產生的AI「幻覺」。完成後，他再利用亞馬遜的Kindle Create應用程式將文稿轉換成電子書格式，並搭配上AI生成的封面後，便能直接上架。他的書籍出版頻率，是亞馬遜網站允許的極限——每週10本。這種工作模式，為他帶來了實質的經濟報酬。光是在去年底的聖誕假期期間，他就售出了821本書，賺取了將近6000美元（約新台幣20萬元）的利潤。這些銷量大多是實體書，由亞馬遜進行「隨需印刷」（print on demand），而購買者很有可能從頭到尾都不知道這些書是出自AI之手。雖然亞馬遜在書籍的上架流程中，會詢問賣家是否使用了AI工具，但並不會將這項資訊公開給消費者。作家協會（The Authors Guild）從2023年起便一直試圖說服亞馬遜，在網站上標示出由AI生成的書籍，但亞馬遜始終不願配合，認為這樣的標示，可能會懲罰到誠實申報的使用者，反而讓說謊隱瞞的人從中獲利。亞馬遜的發言人指出，公司會移除不遵守規範的書籍，但下架的標準，最主要在於它是否造成了「糟糕的顧客體驗」。在調查過程中，希爾打開了《克什米爾・希爾傳》的頁面，並在下方留言，禮貌地表示自己是本書主角，希望能與「作者」聯絡及對話。不久以後，這本傳記，以及該作者名下的所有書籍，便在一夕之間，通通從亞馬遜的平台上消失了。這次的下架究竟是亞馬遜官方的「伸張正義」，還是該名作者心虛的逃逸呢？在平台建立更完善的上架規範與標示機制之前，在意書籍內容的消費者，也只能努力睜大眼睛，試著辨別清楚了。

文・洪郁萱／圖・翻攝自The Hollywood Reporter官網從《紐約時報》有關當代愛情專欄中的一篇文章，到《紐約時報》書籍暢銷榜上的一本作品，非虛構回憶錄《陌生人：我的婚姻回憶錄》（Strangers: A Memoir of Marriage，書名為本文暫譯》成為美國上半年最受關注的作品，六家公司激烈競標影視改編，最終由Netflix搶下，葛妮絲．派特洛（Gwyneth Paltrow），將主演並監製。《紐約時報》著名當代愛情專欄「現代愛情」（Modern Love），是2004年由專欄編輯丹尼爾．瓊斯（Daniel Jones）發起的專欄，徵集關於尋找愛、失去愛、以及如何維繫愛的真實故事，每周日刊登。由於廣受歡迎，過去曾集結數篇精選故事成爲一本單行本的《現代愛情》（新經典出版），2019年更改編成為同名影集，由蒂娜‧費（Tina Fey）、安‧海瑟薇（Anne Hathaway）等人主演。2023年，一篇投稿〈我是否嫁給了一個陌生人？〉（Was I married to a stranger?）收到了極大的迴響。2020年Covid-19疫情前期，出身望族的移民律師貝兒・波頓（Belle Burdon）一家搬到瑪莎葡萄園島（Martha's Vineyard）的度假別墅，以避開疫情。她原本以為，自己與結縭20年的丈夫婚姻生活幸福美滿，但有一天，她卻收到一通來自丈夫偷情對象伴侶的簡訊。一夜之間，丈夫從保護她與孩子的人，轉身變成一個疏遠又陌生的人。回頭看，她甚至無法追索兩人究竟是從何時開始分離軌道的。許多親友看到投稿後，相當支持她，但也有些人批評她將私人故事公諸於世，傷害她的前夫和他們的孩子。今年初，企鵝藍燈出版集團旗下出版社The Dial Press，出版了貝兒・波頓所撰寫的、從這篇文章延伸而成的回憶錄《陌生人：我的婚姻回憶錄》，一推出便登上《紐約時報》暢銷榜，成為美國上半年最受熱議的作品。書在1月出版，但至今仍可以在暢銷榜上看見它的蹤影。貝兒・波頓接受《Elle》雜誌訪問時，提及自己從未想像到這樣盛況。書出版之前，出版社寄書稿給美國知名的讀書俱樂部，如歐普拉、茱兒．芭莉摩、瑞絲．薇斯朋等人的推薦書單與讀書俱樂部，都沒有入選，原以為這本書不會紅。但實際上推出後，不僅霸榜數月，甚至吸引六家公司競標影視改編權。最終由Netflix買下。演員葛妮絲‧派特洛將飾演貝兒・波頓並擔任監製，搭配曾入圍東尼獎、普立茲獎的百老匯劇作家海蒂・施萊克（Heidi Schreck），以及曾製作無數經典作品的資深製作人史黛西・舒爾（Stacey Sher）。從投稿專欄到寫成書出版，中間隔了兩年半的時間。貝兒・波頓在訪問中表示，她是刻意等到最小的女兒滿18歲才出書。她沒有特別徵詢孩子們的意願，畢竟這對孩子來說是個太沉重的抉擇，等於要讓她們在支持媽媽和傷害爸爸之間做選擇。但她聽取孩子們的建議，將書中的名字全改成假名。貝兒・波頓出身美國望族范登堡（Vanderbilt）家族，家族是創辦田納西州頂尖私立研究型大學范德堡大學的名門。外祖母貝比・帕利（Babe Paley，1915-1978）是時尚雜誌編輯、也是紐約知名的時尚名媛，曾被《時代雜誌》評選為「世界上最會穿衣服的女人」第二名（第一名是溫莎夫人），Christian Dior推出的一款Dior Paley隱藏版包包即是以她命名。貝比・帕利有過兩段婚姻，第一任丈夫是出身紐約富豪家族的小史丹利莫蒂默（Stanley Mortimer Jr.），第二任丈夫是美國電視公司CBS創辦人威廉・帕利（William Paley）。貝兒・波頓的母親是貝比・帕利與第一任丈夫所生、知名的城市規劃師亞曼達・波頓（Amanda Burden），父親則是紐約市議員卡特・波頓（Carter Burden）。出身名門，但波頓見證外祖母與母親經歷婚姻中的不忠與背叛，在受訪時表示她最初看中的就是前夫不是名人。前夫向她求婚時，表示將代替過世的父親保護貝兒。卻沒想到這份保護，翻過面來其實是控制。離婚後她選擇重回職場，對於現在能夠掌握自己的財務感到安心。面對婚姻的不愉快，她選擇不同於母輩保持沉默的做法，投稿專欄、寫書，將一切開誠布公。茱兒・芭莉摩和歐普拉訪問貝兒・波頓時，都談到這本書裡關於婚姻中的經濟層面的討論，這也是許多人在婚姻中忽略的部分。貝兒・波頓說，她在婚前聽了當時的未婚夫（即前夫）的話，修改家族制式的婚前協議書，並在婚後將財務規劃都託付給丈夫。即使有過不只一個人（包括她的律師）提醒她，這麼做對她不利，她也無視這些警訊。貝兒・波頓希望透過《陌生人》這本回憶錄，喚醒更多人關注自己與配偶的財務狀況，並應該時常思考，若有一天與枕邊人分開，該怎麼處理共同的財產和後面的法律程序。不過，波頓出書也受到許多人的批評，有些甚至是出現在她的回憶錄裡的人。《Elle》問她，是否會害怕被告？波頓回覆，整本書在出版前，經歷過四次法律查核，以確保所有描述不存在法律問題。這樣謹慎的背後，讓人看出哈佛法學院出身的波頓，已不再是書中那位毫無防備遭遇背叛、驚慌失措的受害者。目前《陌生人：我的婚姻回憶錄》已賣出繁中版權，將由時報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