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顏一立／圖．翻攝自雨穴「X」在紙本書式微如精品古董的時代裡，近年神秘如蜃樓而起的日本推理作家雨穴（本名、長相、年齡、性別、真聲全不詳），不只其違和感恐怖小說《詭屋》改編電影創下了50億日圓票房，日媒稱「統治級」的850萬冊系列總銷量，更擊敗村上春樹新書，獲得了文學類年度冠軍，被日本出版界視為「網路文學正式超越傳統文學」的次世代象徵性事件。而其中討論度最高的是，出版社責編也沒見過的雨穴真面目。雨穴是一個人還是一個IP？雨穴從謎般的YouTube頻道「雨穴（Uketsu，音近「屁股」）」起家，「他」身穿靈感來自歌舞伎「黑子」的黑色緊身衣，臉戴白色面具，操著變聲器的人工嗓音，有時是手做屁股麵包的一個人，有時又是唱歌彈琴的三人團體。起初小眾的他，某日在頻道上推出偽紀錄片形式的房地產系恐怖故事片《詭屋》後，卻一支支地破了千萬點閱，再出版專為紙本書體驗設計的同名小說，雨穴原創的日常違和感推理，賣出了三十多國版權，也使雨穴自己成了日本覆面作家文化下的集大成概念之作——他是一個真人，還是一個IP？如淺草寺觀音，無人知其真身即使神秘如《鬼滅之刃》作者吾峠呼世晴、《葬送的芙莉蓮》作者山田鐘人和阿部司，也無人像雨穴如此，從Youtube穿越到出版、電影，乃至以角色形象登入《蠟筆小新》動畫，甚至用變聲器的聲音演唱今年夏季新動畫《Let’s Go 怪奇組》的主題曲。然而，身負50億日圓票房、850萬冊銷量、190萬頻道訂閱的雨穴，竟彷彿日本知名「密佛」淺草寺觀音那般，無人知其真身，甚至出版社責編也是在全黑畫面的視訊中「見」過雨穴，已知的身份情報，只有他於英國《衛報》受訪時講過的一段話：「我在超市工作，被同事或客人認出來會很尷尬，即使用緊身衣、面具和變聲器很極端，也只好這樣匿名了。」但雨穴長期合作的荒誕系網路媒體「Omocoro（オモコロ）」官網，卻在近日丟出一枚震撼彈，讀者可以看到他們全新的編輯團隊合照之中，多了一名身穿全黑緊身衣的違和感編輯成員。至於他們要怎麼工作，又是雨穴給讀者想像的一個全新推理了。

作者／徐淑卿2024年10月韓國文學的英譯者，也是2025年國際布克獎評審Anton Hur，正在線上與評審團開會時，他以為英國發生了地震，因為有一半的人突然跳起來。他靠近鏡頭問，那邊發生了什麼事？有人跟他說，韓江得諾貝爾獎了。這年國際布克獎評審團主席Max Porter，正好是韓江《素食者》英國版編輯，只見他一臉不敢置信的站起來。Anton說，他向Max道賀，因為此刻他想向某人道賀，而Max似乎在邏輯上是離韓江最接近的人。其他人可能也有類似想法，因為他們開始向Anton道賀，雖然Anton沒有翻譯韓江的書，但他是韓國人。Anton Hur出生在瑞典，住過香港、衣索比亞、泰國，而後返回韓國定居。他不僅自己創作，也是申京淑、鄭寶拉、朴相映等作家的英文譯者，2022年鄭寶拉、朴相映同時入圍國際布克獎的作品，都是出自他的手筆。2024年10月30日，他在英國文學雜誌《Wasafiri》發表一篇文章〈我們抵達了：Anton Hur談韓江獲得諾貝爾文學獎〉（We Have Arrived: Anton Hur on Han Kang’s Nobel Win）。難以言說的真相，韓江用文學做到了所謂抵達，不僅是經歷高銀、黃皙暎等一次又一次期待落空後，韓國作家終於得到諾貝爾文學獎。或許，也是因為，文學抵達了他曾以為不可能言說的真相。Anton說，光州事件和濟州四三所有的紀錄和記憶都被迫埋葬。為了掩蓋或淡化這兩個暴行，無數人生被摧毀。許多行動者、作家與普通公民，僅僅因為說出真相就喪失生命。對於1980與1990年代成長於韓國的人來說，向非韓國人解釋這段民族創傷幾乎是不可能的事。因為必須先釐清的錯誤資訊太多，需要回答的疲憊問題太多，試圖扭曲歷史真相的西方利益也太多。但這些他曾經深信不可能完成的事，韓江只用一本書《少年來了》就做到了。Anton寫道：「真正令人動容的，不只是這本書本身，而是某種我以為永遠無法成為文學的東西，竟然被寫成文學。這使我作為一個讀者、一個譯者、一個寫作者，都得到釋放。它讓我看到：真相，儘管看似我們所擁有的最微弱、最脆弱的東西，卻也是最持久的。因此，也是最強大的。」在這篇文章中，Anton提到一個問題，西方世界是怎麼理解韓江作品的？他說，隨著韓江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韓國這場歷時數十年的歷史修正，似乎接近完成。但是這個歷史意涵，在西方媒體中大多被忽略，這可能是出自無知與種族主義。因為將韓江得獎解讀為在一個厭女社會中的女性主義勝利，當然更為容易，雖然這確實也是其中一個面向，但也讓人懷疑白人得以藉此掩蓋自身的反女性與殖民暴力。如何與為何，邊陲與中心的不同視角2025年喬治城大學學術期刊《Gnovis Journal》有一篇文章〈邊陲的晉升：韓江諾貝爾獎與文學承認的政治〉（Scaling the Periphery: Han Kang’s Nobel Prize and the Politics of Literary Recognition），則看到另一角度，為什麼韓國媒體迴避韓江作品中的女性主義？作者崔智秀（Jisoo Choi，暫譯）以法國文學評論家帕斯卡．卡薩諾瓦（Pascale Casanova）世界文學「中心和邊陲」的理論框架，選擇2024年10月10日至31日韓國《朝鮮日報》、美國《紐約時報》、英國《衛報》三家媒體關於韓江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文章，進行分析。崔智秀認為，作為邊陲，韓國媒體關心的是，我們是如何走到那裡的？中心關心的則是，韓江的作品為何在這裡占有一席之地？因此，韓國媒體主要聚焦於韓江如何取得這一成就，將其獲得諾貝爾獎呈現為一項民族勝利。由文化中介者、翻譯基礎設施和機構支持的協調努力共同促成，使她得以在全球文學場域「晉升」。相較之下，美國和英國媒體聚焦於韓江的作品為何被認為值得諾貝爾獎，將她塑造為一個「局外人」，其「奇異」而「實驗性」的寫作為她進入全球文學正典提供了正當性。在論文中，崔智秀指出，韓江作品中富含女性主義的批評，尤其是《素食者》，被認為擄獲全球讀者的心；但韓國媒體相比之下，則聚焦在其寫作的歷史和政治角度，主要是《少年來了》。作者認為，《朝鮮日報》將她的獲獎定調為「因歷史意義和文學價值而獲得認可」，對女性主義隻字未提。這反映了一個父權仍然濃厚的韓國社會，似乎不願意面對韓江寫作中顯而易見的女性主義意涵。翻譯文學要在國際性的文學獎獲得肯定，必須經過繁複的過程。需要譯者，需要版權代理，需要國外出版社的慧眼，最後則是經過文學獎評審的考驗。因此韓國媒體的核心問題是：在實現如此里程碑式的成功中，發揮關鍵作用的策略是什麼？在韓國翻譯基礎設施的機構中，如果官方缺席，私人贊助仍然可以讓優秀作品保有機會。如在朴槿惠主政時期，韓江曾被列為黑名單，沒有獲得官方翻譯補助支持，當時補助《素食者》翻譯成英文的，是與教保文庫有關的大山文化財團。中國當代文學何以逐漸邊緣？或許我們可以依此思考，中國文學的翻譯作品，越來越被視為邊緣，是否與他們的作品必須逃避政治與敏感議題，因此被視為馴服或過濾，而不被信任其文學價值有關？香港一家英文網站RADII，2020年曾刊登一篇文章〈中國文學翻譯出了什麼問題？〉（What’s Going Wrong with Chinese Literature in Translation?），作者Dylan Levi King一開始便問，為什麼中國讀者閱讀的書，和在國際上被閱讀的中國文學翻譯作品，有如此大的不同？關鍵可能在於，國際社會對中國文學期待的功能是「解釋中國」，中國文學應該講述什麼故事？而這是現在的中國，無法提供的。Dylan Levi King說，典型的閻連科新作評論，主要是剖析他的政治立場，他受到國際評論界歡迎，似乎更多源於溫和的異見立場，而非他的文學成就。而莫言即使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仍引起黨員身分是否抹煞他作品中可能具有的文學價值的爭論。作者參與翻譯蔡崇達的作品《皮囊》，這本書雖然是暢銷書，但因為對中國當代政治幾乎隻字未提，因此在2020年尚未找到國外出版商（此書英譯版已在2021年出版）。而當時在西方受到矚目的則是方方在新冠疫情期間所寫的《武漢日記》。作者也提到，現在中國文學能被翻譯成英文的非常少，2019年約20本。「即便是那少數得以譯成英文的書，閱讀量也寥寥無幾。許多書由學術出版社或小出版社出版，沒有任何推廣預算。它們鮮少獲得主要刊物的書評。」Dylan Levi King 點出西方期待與中國作品之間出現的落差，但「邊陲」文學如何可以藉由翻譯流通到世界文學的「中心」，或許遠比這個更為複雜。村上春樹全球聲望的形成日本文學教授也是譯者史蒂芬·史奈德（Stephen Snyder），2017年在《Literary Hub》發表一篇文章〈村上效應：論易於翻譯的文學潛藏的同質化危機〉(The Murakami Effect: On the Homogenizing Dangers of Easily Translated Literature)。他長期關注翻譯出版的運作邏輯，像是什麼被翻譯，如何被翻譯，以及如何在另一個文學語境中被行銷和消費。他認為，翻譯的流通最終受制於出版業更宏觀的經濟利益，而這些利益塑造了一個翻譯文學的正典。這個正典可能與原語言文化中的正典面貌迥異，卻在左右那個文化或國家被外界感知的方式上，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他分析了村上春樹如何作為日本「國民總酷值」（Gross National Cool）最重要的文學代言人，以及他全球聲望的形成。與此成對比的則是水村美苗對翻譯的近乎抵制，後者較為人知的作品是《本格小說》。史奈德認為，村上本人具有多產美國小說譯者的豐富經驗，讓他深諳作品在翻譯中的命運，以及要讓作品對目標文化的讀者清晰易懂且具吸引力，需要做些什麼。他對自身全球事業刻意經營。更換譯者，更換文學經紀人，更換出版社，更換編輯；尤其身為雷蒙·卡佛的譯者，他研究和翻譯了這位長期在《紐約客》發表作品的作家的每一個字，因而在日文中創造出《紐約客》式的文體風格，這也使得他成為最頻繁在這個刊物發表作品的作者之一。而從小生長在國外的水村美苗，擁有極佳外語能力，但或許因為生長在國外，日文成為她精神的居所，因此她在寫作上更追求掌握日文的精細幽微，使得她的作品幾乎是對翻譯的一種抵抗。雖然《本格小說》等作品翻譯成英文後評價不錯，但是她第一部作品《續明暗》，是接續夏目漱石未完成的小說《明暗》，如果對這部作品不夠了解，就幾乎無法閱讀《續明暗》，因此這部小說沒有英文版。史奈德在這篇文章提出的問題是，村上的作品之所以在翻譯中大獲成功、找到全球讀者，正是因為它從誕生之初便是為翻譯而生。如此，國外出版社在日本尋找「下一個村上」，是否會讓被選擇的易於翻譯的日本文學有同質性的危機？這個擔憂在海外出版社尋找類似村上的暢銷書時，也許可以成立，但是若要進入所謂中心的「文學正典」，可能有著不同的邏輯。韓江的作品不是為了翻譯而生，剛進入今年國際布克獎決選名單的《臺灣漫遊錄》雖然一開始看似一部翻譯作品，但它也不是為了易於翻譯而生，甚至國際布克獎評審強力建議閱讀這部小說時，不能錯過注釋。如果聲望加冕可以鬆動創作的障蔽來自「中心」的注視，是一種聲望的加冕，如果僅從「需要這種肯定，才能確立一部作品的文學價值嗎？」來思考，的確令人感覺不適。也早已有人擔憂，現在若沒有英文翻譯版的作品，是否就會被視為失敗之作？但是，聲望的加冕，也可能提供不同視野。比如Anton Hur說，韓國的文學小說和類型小說涇渭分明，在進入國際布克獎短名單後，鄭寶拉的奇幻恐怖小說《詛咒兔子》才被放在韓國書店的文學小說區域。而《臺灣漫遊錄》剛出版時，小說採取的形式也曾引起以為是真實人物回憶錄，卻其實是虛構小說的批評。但是在國際布克獎決選評審的看法中這卻是精妙之處：這部小說巧妙運用了「翻譯回憶錄」常見的格式，像是前言、注腳和後記，為主線故事增添出人意料的層次，甚至還藏了一個打破第四面牆的小彩蛋。如果他人之眼，可以因為提供不同視角，讓創作的障蔽可以鬆動，讓創作者擁有更多實驗空間，這也是一件美事。

文．張惠菁／攝影．劉安蓁楊双子著、金翎譯的《臺灣漫遊錄》入選國際布克獎決選（短名單）。我們越洋採訪了《臺灣漫遊錄》的譯者金翎，她談到英國版出版前的風波，以及她對創作與翻譯的想法。有信心入圍布克獎？時差中的好消息問：我聽楊双子說，妳曾說進入布克獎決選應該不是問題？能否說說為什麼有這樣的信心？答：我覺得她這是一個不道德的發言！其實是我們在聊天，楊双子說很希望可以入圍布克獎，希望大家看到不只是吳明益老師，臺灣其他文學作品也有這個機會，我就說應該有機會吧！其實如果不是美國國家圖書獎，我完全不會有這個想法。得了美國國家圖書獎後，在文學界有很多的關注，我才開始覺得有這樣的可能性。問：布克獎初選和決選，這兩輪入圍你各是怎樣被通知到的？能否回憶收到通知時的情景？答：因為時差的關係，我都是在睡覺。通知長名單的時候，我在台灣，一起床就看到出版社的郵件，我跑出去，吃早餐的時候跟爸媽說我入圍了長名單。通知短名單的時候，我在美國西岸，有時差，又是在睡覺。我事先知道布克獎哪一天會通知英國出版社，但搞不太清楚和英國的時差。半夜忍不住了，凌晨四點爬起來看手機，然後就看到群組裡大家已經討論得非常熱烈了。歷經譯者列名風波，英國版終於逆襲問：入圍布克獎對你的意義是什麼？答：楊双子出版《臺灣漫遊錄》是在2020年，我開始翻譯是在2022年，工作結束大概是2024年初。對我們而言，都已經是遙遠之前完成的作品了，卻到現在還能有這麼盛大的事情發生，感覺真的很奇特。以英文版《臺灣漫遊錄》來說，這本書被討論的時間壽命完全超過我的期待。當然，這其中也包含西方的出版系統，通常美國和英國會是不同的出版社。在得美國國家圖書獎之前，這本書都沒有找到英國的出版社。在美國得獎後，還過了很多關卡，才找到英國的出版社，又花了半年多時間去談，之後才在今年三月出版。結果才一出版，就公布說入圍國際布克獎，我覺得就是……很感慨！問：我知道出版美國版的Graywolf Press出版社是妳去接觸、推薦給他們的。英國版也是這樣嗎？答：沒有。因為Graywolf簽下了這本書的全球英文版權，所以是由Graywolf去接洽英國出版社。第一家洽談的出版社拒絕把譯者放在封面，他們想要用美國版的封面，但是想把我的名字拿掉。有些英國出版社過去認為，把譯者的名字放在封面，讀者看到這是一本翻譯小說，會認定閱讀的門檻很高，書店也會不想陳列在最前面。當然現在很多出版社已經改變了，但這家還是維持這種做法。當時我們也滿震驚，告訴他們這如果在臺灣的出版習慣看來，是非常不可思議的。Graywolf希望我們雙方談談看，看是否可以達到共識。但是双子認為應該要讓我得到應有的待遇。我很幸運，因為不是所有譯者都會得到作者的支持。於是就拒絕了那家出版社，再花幾個月時間，才找到現在這家 And Other Stories。也很謝謝And Other Stories團隊從一開始就非常支持我們。所以是歷經很多風波，才出了英國版，然後竟然現在還可以入圍國際布克獎！很謝謝當初的團隊，不管是Graywolf，還是春山，大家當時願意挺我。充實多產的一年，希望能放慢腳步問：2024年得獎後，就我所知你過著非常忙碌的生活，但是也非常多產，完成了妳的第一部長篇小說，還有好幾部譯作。能否說說這段時間的作品？答：我翻譯了Books From Taiwan的圖像作品，漫畫家阿寶灰灰的《島嶼之間》、《大犬呢？還剩多少》，還有阮光民與前衛出版社合作的漫畫改編臺灣文學《植有木瓜樹的小鎮》（龍瑛宗原著）。之前已經翻譯完楊双子《四維街一號》、陳思宏的《社頭三姊妹》，現在正在進行陳思宏《樓上的好人》，還有開始陳雪的《你不能再死一次》。其實目前合作的作者只有五、六位，但是因為他們都非常用功，所以變成我也很忙碌，希望下半年能放慢腳步。創作與翻譯沒有公式，都需要有機的過程答：我現在同時有譯者、作者的身份，我真實地感受到譯者的身份還是非常低。在出版界，不論是酬勞，還是意見，各方面都是如此。2024年得獎後，常常聽到大家說：我們要怎樣培養出更多譯者、怎樣確保臺灣作品被外譯等等。我希望大家可以體諒，如果臺灣的出版社、或是文化部的投資沒有很快看到成果，希望大家不要氣餒或是責怪。不論是作者、譯者，還是出版社，都需要做到很多犧牲，才達到一個外譯的可能性。我看布克獎的長名單、短名單上作者、譯者的背景，也有很多真的是靠著他們的熱情和信念才能達到這一天。這都不是可以「製造」出來的。我也不希望大家因為看到楊双子，就立刻想要「複製」一個模式出來。創作和翻譯，都非常需要靈性，需要有機的（organic）成長方式。文學不太能夠像韓流訓練生，大量地訓練培養。需要作者和譯者有自己的醞釀，去吸收各式各樣的事情。楊双子只有一個，但一定會有其他不同的臺灣作者，可以站上這個舞台。如果《臺灣漫遊錄》得到這些關注，導致一代臺灣的作者或譯者覺得一定要找到公式，去生產會被國際舞台注意的文學，我覺得是非常危險的，反而會成為我們的絆腳石。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找到……甚至不用找到，就是自己很著迷的事物，讓它變成自己的作品，而不是說希望去複製哪一個現象。

文．張惠菁／圖．OpenBook提供、王志元攝影就在剛剛，2026年3月31日晚間21:00國際布克獎做出宣布：楊双子著、金翎譯的《臺灣漫遊錄》進入決選（短名單）。這是臺灣小說第一次進入國際布克獎決選。我們在事前採訪了《臺灣漫遊錄》的出版者，春山出版總編輯莊瑞琳，談談她在這部作品走向國際的歷程中的發現與感想。在英語市場暢銷，帶來了寶貴的外部觀點問：能否談談，作為一位出版人，看到《臺灣漫遊錄》從美國國家圖書獎，到進入布克獎初選（最新消息為進入決選），你的心情變化，你怎麼看待這本書的旅程？答：《臺灣漫遊錄》出版於2020年，在得美國國家圖書獎之前，它已經出版四年。在翻譯成外文方面，是日文出版在前，之後才有英文譯本。不過英文版的出版，讓這本書在整個面向國際的市場上，有了比較大的轉折。日文世界對這本書的接受，我覺得是可以理解的，因為這本書本來就有一個主角是一位日本作家。但英文是完全不同的語言邏輯，在翻譯上需要調整去面對英語文化的讀者，調整的程度是比較高的。過去我們會認為，這一類帶著歷史題材的小說，不太可能走出亞洲，因為非常難翻譯。包括Books From Taiwan早年的選書，也很少會注意歷史題材，會認為很難翻，歷史脈絡差距太大了。金翎跟《臺灣漫遊錄》的合作，等於打開了國際市場對台灣歷史題材的想像，也打開了我們自己的想像。除了得獎，《臺灣漫遊錄》在美國市場也很成功，它在美國的銷量有兩萬多本，也就是說，它不只是得到評審、精英閱讀社群的接受，也有更廣大的讀者。《臺灣漫遊錄》這樣地在英語出版市場中暢銷，讓我能夠開始去感受：英語讀者會怎麼理解一本有關台灣殖民時期的書？他們在書中看到的議題是什麼？我覺得《臺灣漫遊錄》的優點，是它的議題性：殖民、語言的複雜度、以及女性，這三者的交織，構成了它豐富的元素。當英語讀者讀到了這些，它在英語世界的成功，也幫助我們迅速地打開歐陸與其他國家對這本書的好奇。用未來的視角挖掘過去，與普世的讀者連結問：國際布克獎宣布《臺灣漫遊錄》進入初選（長名單）那天，你在臉書上寫道：「這本書其後帶來的地圖，會讓人更加思索臺灣文學的諸多命題。不只是邁向未來，更要挖掘過去，那些在歷史中認為自己失敗的人」，能否請你說說，這背後的想法？答：我現在有點忘記當時寫的脈絡……，我想，我可能是在說，這些事在過去都不被認為會成功，過去已經有很多人，做了很多努力，看起來好像沒有成績，但其實都是養分。我有一個感受是：挖掘過去的題材，不代表不能走出全球市場。過去大家可能是這樣認為的，但或許，從双子之後，就不會是這樣的。臺灣的歷史，還有很多的面向可以挖掘。從現在來看，臺灣歷史上沒有很多成功的時刻，我們所認識的歷史中的人物，一生中很多時候都是在失敗，因為他們面臨的是政治和歷史上巨大的變化，一個人很難在那些劇烈變化中獲得成功。《臺灣漫遊錄》寫的也是一個失敗的故事，但是是一個相對微小的事件：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中，一個殖民者和一個被殖民者，有可能變成朋友嗎？甚至有沒有可能發展出同性的感情關係？放在過去看，這些都是不可能的。但即便是這些充滿挫敗的過去，也可能成為豐富的文學素材。對臺灣過去的挖掘，可以帶來豐富的文學素材，而且這些挖掘，現在要用更具未來性的視角去看待它。它帶來的，不見得是只對本地有意義的作品。我們的失敗具有某種普世性，這個普世性是可以與其他地方的讀者做連結的。看見楊双子的成長，與時代的關係更加成熟問：從楊双子在春山出版《臺灣漫遊錄》起，這四五年的時間一路走來，你覺得她有什麼變化嗎？答：我覺得很有趣，《臺灣漫遊錄》確實是她前面幾部作品中，發展最成熟的一部。她在《臺灣漫遊錄》之前的作品，一直在思考怎麼寫歷史小說，以及處理語言、臺語文的問題。到了《漫遊錄》，大概就是她當時暫時的一個成果。我看到她在美國國家圖書獎頒獎典禮時，她所講的那一番話，讓我意識到：這個作者一直在成熟。她說的那番話，表示她不只是一個小說家，她對於臺灣的歷史、台灣的現在，做了很多很深刻的思考。對我而言，我覺得她最大的變化，就是她作為一個小說家，跟這個時代的關係更加成熟了。將出席布克獎頒獎典禮，去認識英國出版社問：你說過如果《臺灣漫遊錄》進入國際布克獎決選，你會和楊双子、金翎一起去倫敦參加典禮。前年美國國家圖書獎你沒有去，為什麼這次決定要去？答：我覺得應該是上回入圍美國國家圖書獎的時候，我沒有意識到竟然會得獎。當時覺得入初選就很棒了。進了決選覺得，哇，已經很意外了。所以到得獎的時候，真的是沒想到會有這麼一天。過去也曾經聽過一種國際市場的講法，說布克獎和美國國家圖書獎會互相區隔。 所以我也滿困惑，能不能進到最後一關？但如果能，以我個人而言會覺得：在我們有限的生涯中，還能見證幾次？很想在現場看到。或許有機會再次得獎。另外確實也抱著想去認識英國出版社的心態。去年我去了法蘭克福書展，不過我也聽說，如果要尋求和英國不那麼主流的出版社合作，去倫敦書展是很重要的。台灣目前還比較少出版人會去倫敦書展。我想趁國際布克獎這個機會，去了解英國的出版社。跨過外譯的門檻，需要強大的中間工作者問：楊双子在訪談時說，她希望臺灣文學乘勝追擊的願望很強烈，也很希望更多臺灣作者能走出去。你怎麼看？答：因為她是作家，我是出版編輯，我反而覺得好像不用那麼著急。現在某種程度已經為臺灣在創作的人打開了外譯的想像。我有感受到，現在談合作的作者，都非常在乎和期待外譯。不只小說，非虛構寫作者也是，而非虛構作品要說服國外出版社，障礙門檻又更高。所以我反而覺得，我比較不擔心作家。因為作品再好，還需要有很成熟的、中間的工作者才能把書推出去。所以應該焦慮的反而是版權公司、譯者、出版社吧。我們有沒有辦法在跟國外接觸的這一端，克服障礙，至少在第一關要能讓外國出版社感興趣、願意看稿子。有的國外出版社沒有懂中文的人，有的會用AI翻譯先看過稿子，有的會請中文的閱讀者寫閱讀報告，我們要怎樣在這些中間環節，讓優秀的作品能被介紹？這也牽涉到出版社對外面市場的理解，一個故事要怎樣重新講述才對國外讀者有意義？例如胡慕情的《一位女性殺人犯的素描》是一個很臺灣本地的故事，但法國出版社意識到這本書是關於「女性被妖魔化」，並且對這個議題感興趣，它是不是一個非常臺灣的故事就不那麼重要了。我覺得似乎還有很多可能性，可以去尋找這些連結。所以大家應該要期待的，不是更多小說家。而是要如何介紹，臺灣的題材能不能廣泛地在許多類型上都找到外譯的機會，我覺得這應該是下一階段要看的事情。將臺灣作品帶往世界，出版社要做的功課問：那麼出版社要負擔的任務、要做的功課也很大，你會建議怎麼做準備，讓我們更有這樣的能力？答：在作家開啟下一個寫作計畫的時候，我會適時地把國外視角帶給他們：怎樣把國外視角納入、怎樣調整他的寫作方式。這並不只是為了國外市場的挑戰，也是為了國外讀者而注意自己作品的普世性。編輯要怎麼擁有這些國外視角呢？我自己會盡量去開會，盡可能認識更多的出版社。我覺得唯有親自和他們說過話，你才能知道他們對書的反應，當中的可能性與不可能性是什麼。就跟我們找書一樣，你要建立自己在版權上的出版人清單。就算沒有去書展，也會用線上的方式繼續去認識國外出版社，和他們交流，理解他們的觀點。

文．張惠菁／攝影．陳克宇 就在剛剛，2026年3月31日晚間21:00國際布克獎做出宣布：楊双子著、金翎譯的《臺灣漫遊錄》進入決選（短名單）。這是臺灣小說第一次進入國際布克獎決選。我們在事前採訪了作者楊双子，談她備受國際肯定下的心情。訪問楊双子，是在國際布克獎預訂揭曉決選名單的前一個週末下午。我們約在溫州街的一處空間，双子還沒吃她那天的第一餐飯，她說：「我過的是歐洲時間。」她是下午起床，晚上寫作的人。2024年底，《臺灣漫遊錄》獲得美國國家圖書獎。今年2月底，《臺灣漫遊錄》入圍國際布克獎初選（長名單），這是繼2018年吳明益以《單車失竊記》入圍之後，終於再有臺灣作者進入初選。國際布克獎頒獎典禮將於5月19日在倫敦泰特現代美術館舉行，進入決選的作者都會獲邀出席典禮。臺灣文學在我之外，還有更多連續獲得國際大獎肯定，當我問她感想時，楊双子說的是自己之外的事。「像韓江兩次入圍國際布克獎、得獎一次，對她國家的文學是有幫助的嗎？韓國的文學有因為這樣更多地進入到英語世界嗎？」她說到這裡，頓了一下：「當然韓國和我們很不同，K-Pop比我們強很多，也許英語世界的讀者不是因為韓江、而是因為K-Pop去接觸韓國文學。那我們呢？我的入圍或得獎，是否讓更多人好奇臺灣文學是什麼？」她回想，在她之前，那些臺灣文學被世界看見的時刻，李昂、吳明益、陳思宏都走得滿前面，作品被譯成多國譯本。但或許因為個別作者被注意到的時間，略有間隔，沒能由點串連成線，在國際商業出版中一起發揮「台灣文學」的影響力。「我內心多少有一點著急，想著我們要準備好。」她說，「這個希望台灣文學乘勝追擊的心情很強烈，如果我有得獎……，不一定要得獎，入短名單就很好了，我們就有新的突破點了，或許會讓英語世界的出版社想：我們來看看台灣文學。」她也明白，這不是一個人的事。「一個人絕對做不來。」她說：「像前年美國國家圖書館的時候，我和思宏互相傳訊息，思宏說：『接下來這個棒子交給妳了』，我心想，怎麼會這樣，還沒吧。但其實我心裡也是這樣想的，想要我們有更多的選手出來。」人生抉擇路上，有過（或沒有過）的角色典範楊双子小時候家裡曾遭巨變，家中經濟墜入谷底，父母離異，她和雙胞胎妹妹被交付給阿嬤照顧。14歲那年，阿嬤離世，生活更困難，學校老師為了幫她們，讓運動神經很好的姐妹倆去練跆拳道，看能不能以體育生資格保送高中。那段短暫練體育的日子，雖然是學校接住她們的一種方式，但沒有父母在身旁的她，必須很實際地為自己思考，這是不是一條能走下去的路。當時她的答案是否定的，因為她看不到練跆拳道的未來。因此當2004年雅典奧運，陳詩欣拿到臺灣奧運史上的第一面金牌，站上領獎台時，双子也激動得想哭。自己年少時看不到路的地方，有人走出一條路來，她的感覺是：「我們真的需要那一刻。」在陳詩欣之後，又有更多選手拿到金牌，双子數算著朱木炎等人，還有2023年以35歲之齡拿到亞運金牌的柔道選手連珍羚。在她眼裡，這些選手代表的是可能性。人的生命中能有什麼選擇，是受到前面的人物、他們的生涯路徑影響的。從前她在運動中看不到選擇，但現在台灣年輕一代選手有這個選擇。曾經匱乏，不想成為一個被沖昏頭的人小時候曾經匱乏，只有非常少的選擇、也必須慎重考慮選擇後的代價、是否是一條能投資人生的路，楊双子對這個「選擇的可能」非常關心。她說：「我的文學觀，有很大部分是關於典範或人生楷模的重建。」我想她在文學中重建的人生楷模，並不是指那種在光亮處受人崇拜的英雄人物。而是透過重回歷史、找回被抹平的時代脈絡、看到人物在當時時空中的機會或為難，才知道典範如何可能、是什麼樣的典範。例如《臺灣漫遊錄》中的小千與青山千鶴子，她們受到的限制、與她們如何突破限制，她們如何建立起理解，正是這樣的典範。她希望自己在國際上被肯定，也能成為台灣寫作者的可能性：用創作在國際上被看見、得獎、在商業出版中成功，是一個可能的選擇。且不是只有她、或一兩個孤立的例子，而是一個接著一個，串連成線，那麼這條線就會成為後來者可能的路徑。她說自己成長在名為「成功」的眷村，卻看過很多「失敗」。從小周遭就有許多吸食強力膠的人、改造機車去飆車到出車禍的人，她看過奮力爬到中產階級的位置，卻又墜落的人，也看過從頭到尾在原地無法脫身的人，成長過程中，她的家庭也分崩離析，放眼身邊幾乎沒有成功的例子。因此當國際大獎的榮耀來到身上時，她想的是：「我作為一個曾經那麼匱乏、那麼貧窮的小孩，有一天得到這麼大的光環之後，我會扛不住嗎？我會被沖昏頭嗎？我不想成為那樣的人。」她的決心是，不要只看著自己，不要集中在光環，「看世界，多看一點，我們可以在這世界上做什麼，考慮的是整個文化傳承，那就不會被沖昏頭。」我們在歷史上共同經歷了那麼多失敗2025年3月，楊双子號召作家一起投入大罷免，得到的並不是希望的結果。楊双子說：「我並不是以失敗為前提去做的，但是失敗我接受。大家覺得我好像很樂觀，沒有，一開始我就覺得未必會成功，但我不因為覺得失敗也是應該的，就不去做，而是既然失敗有可能是必然的結果，但總有一些不是最糟的失敗。」歷史小說是她有意識的選擇，原本就計劃在《臺灣漫遊錄》之後還會往下寫，寫到戰後，甚至當代。不過她現在正在寫的，是一個比較輕鬆的作品，《街角飯桌》，故事中人物經歷的是一個與現實相近的時間線，從2023年開始寫，寫到2024年台中中央市場攤商撤離、市場拆除前。沒想到2024年底得獎後，各方邀約不斷，有整整三個月時間她都在國外，小說的進度嚴重落後。中央市場已經在2025年拆掉了，小說還沒寫完。今年3月19日她發出臉書文，辭謝後續活動邀約，以便能重回寫小說的節奏。寫歷史小說，對她而言，是希望在對立之外找到共同的認同。她的政治啟蒙是野草莓運動、太陽花運動。看到當代臺灣政治的撕裂，也看到有那麼多記憶從歷史中被抹去，她想用小說連結讀者，找到所有人的認同，不是基於國家、血緣、或語言，而是共同生活在這塊土地上。即便立場不同，生活在臺灣的人其實有很多共同點，包括共同的失敗：「我們在歷史上共同經歷了那麼多失敗，失敗也是我們重要的共同經驗。因為共同的失敗，我們成為一個國家的人。」「我很喜歡《葬送的芙莉蓮》。」楊双子說。「《葬送的芙莉蓮》中有一個南方勇者，他知道他不是會被記得的那個人，因為他能預知，但他還是選擇去和一個有預知能力的魔族戰鬥，因為如果不把那個有預知能力的魔王幹掉，人類陣營就註定失敗。誰可以去和那個魔王戰鬥呢？就只有他。」「南方勇者對我而言就是，某個時刻，你放眼望去，沒有人可以做，你就去做了。做了如果失敗，是為了下一個成功而做的失敗。而且你也不用把它看成是失敗嘛。」在入圍國際大獎這麼成功的事情面前，她卻在訪談時談著失敗。或許是因為她對成功失敗都並不天真。曾經經歷過匱乏，所以知道，讓後來者看到眼前有路被打開，是多麽重要的事。而打開一條路，又需要多少人一起努力。比起自己，她更重視臺灣作者由點連成線，走向國際。希望有一天，國際讀者很自然地閱讀臺灣文學，國際出版成為臺灣寫作者很自然便走上的路。這是一個因失敗過而更慎重對待成功，因匱乏過而更重視擁有的故事。就在剛剛， 3月31日晚間21:00，國際布克獎發佈消息，《臺灣漫遊錄》進入決選！5月19日，《臺灣漫遊錄》的作者楊双子、譯者金翎、春山出版總編輯莊瑞琳將前往倫敦，走進國際布克獎的典禮，與其他國際優秀的作者、譯者、出版人坐在一起。

作者／徐淑卿自轉星球文化社長黃俊隆第一份工作是從唱片企劃做起。創立自轉星球後，在兩岸交流最密切時期，有天他跟當時魔岩唱片帶他一起做楊乃文、陳綺貞等歌手的主管說，可不可能有天我們在台灣談「全球化」時，是可以「去中國化」市場的全球化？而不是僅仰賴中國市場的全球化？ 當李佳穎《進烤箱的好日子》確定將由企鵝藍燈集團購買全球英文版權時，黃俊隆發了一個簡訊給主管：「這就是我當年說的事情。」中國的華文文學市場與世界文學市場，也許原本只是區域與世界的差異。但是在台灣，從華文市場走向世界市場，有其必然性，而在這樣的移轉中，也必然可見其中的張力。這樣的張力，必然是政治的。一方面中國的審查制度，勢必會壓縮台灣的創作與言論自由，即使它們有廣大的人口紅利。但是當台灣要減少對中國市場的依賴時，不論是更鼓勵台灣本土創作，或是在外譯、展會的獎勵補助更偏向走向世界，依然會遇到以中國為主要銷售市場者的質疑。同時，為了避免台灣將文化資源更多的投入在發展自己的敘事與觀點，將文化補助醜化為政治收買是最取巧的方法。這固然有感覺資源被排擠者的不甘，同時也具有將台灣文化場域維繫在華文秩序中的目的。很長一段時間台灣銷售版權主要是簡中版。根據2021年OPENBOOK刊載一篇文章，從2014年至2020年，文化部BFT計畫（Books From Taiwan）共計選書342部，成功售出版權的有165部，總交易量331筆。而在已經售出的26個語種中，簡中版數量最多，占交易總量35%，其次是日文版、韓文版。 而根據文化部2022年5月臺書外譯彙整表，去除簡中版後，外譯成果為26種語文，348冊。 主要版權銷售為簡中版，固然可以視為當時中國市場對台灣作品的需求，但更該考量當時台灣文學作品銷售外譯版權極為不易。 但是，既然現在的政治局勢，勢必要減少對中國市場的依賴。加以台灣文學作品現在在世界，尤其是歐美市場等所謂的文學優勢空間，不論是李昂、白先勇、吳明益（台灣首位入圍國際布克獎）、陳思宏、郭強生、楊双子與金翎（台灣首位獲得美國國家圖書獎翻譯文學獎、第二位入圍國際布克獎）、李佳穎等等，已經形成一個星光熠熠的可行路徑。 台灣市場小，中國市場不可依賴，走向世界是必然的選擇。文化資源的「脫中入世」，不僅是基於更希望被世界看見的情感與尊嚴，也是因為現實的不得不然。而且當我們從「世界文學」的角度來看待台灣文學時，會浮現一個新的圖像。這與僅是將繁體中文轉成簡體中文進入中國市場，有著不同的權力結構；而且當台灣文學從區域性的華文文學市場，走入具有世界文學優勢空間的倫敦、巴黎、紐約時，這對台灣文學的發展有什麼正面的影響？尤其在台灣文學圖書市場令人感覺低迷的時刻，更值得注意。法國文學評論家帕斯卡．卡薩諾瓦（Pascale Casanova）在〈文學作為一個世界〉（Literature as a World）文章中，認為世界文學的空間有其中央與邊緣地區的不平等，也有一個文學時間的「格林威治子午線」，來為文學作品定義時間，何者屬於現在，何者是落伍過時。卡薩諾瓦認為，在文學宇宙中「聲望」是權力最典型的形式。而在文學場域存在最久的古老區域如倫敦、巴黎，在這個意義上是最「富有」的，因而被賦予最多的權力。 而這最富有區域的權力之所以能夠持續，是因為它具有真實且可衡量的效果。其中一個機制，就是「聲望的轉移」。透過中介者，如知名作家為尚未被承認的書籍，或來自中心之外的作品，撰寫評論或序言。同時還存在著一種透過翻譯獲得承認的複雜機制。 她也提到，文學的不平等以及其支配關係，會引發各種形式的鬥爭、競逐與競爭。處於從屬地位的一方也會發展出一些特定策略。這些策略只能在文學的框架中被理解，儘管它們可能產生政治上的後果。各種形式、創新、運動以及敘事秩序的革命，都可能被轉用、攫取、挪用或併吞，以試圖顛覆既有的文學權力關係。 也正如在這篇文章中，卡薩諾瓦以亨利．詹姆斯短篇小說〈地毯上的圖案〉說明從一個特定的詮釋角度，地毯會向細心的觀察者呈現出一組有秩序的圖案，它們只能在彼此關係中被理解，而且只有在作為整體被觀看時，在其相互依存與互動之中，才會變得可見。 當台灣文學走向世界時，也必然會更清楚意識到這種彼此相連的權力關係。 這也是今年在台灣出版《文學社會學》的法國文學社會學家夏苾洛（Gisèle Sapiro），在2024年著作《何謂世界作家？跨國文學場域》所提問的：世界文學是透過什麼機制形成的？國際聲望是如何被製造出來的？這本書與卡薩諾瓦的框架相關但更具體揭示中介者的幕後世界：這是由翻譯家、編輯、文學代理人、文學節慶策劃者、文學評審團或機構代理人所組成的。 也因此，如我們現在已經意識到的，版權代理和翻譯家的重要性，將比以往更為顯著。 那麼，「國際聲望」對台灣現在圖書市場的意義是什麼？從《臺灣漫遊錄》獲得美國國家圖書獎翻譯文學獎，以及《進烤箱的好日子》宣布由企鵝蘭登書屋購買全球英文版權後，兩本書的銷售都節節高升，顯示國際聲望的加冕有其助益。但不是每本有國際著名出版社出外譯版的作品，都在銷量上有所體現，所以這可能更像「紅利」而非必然。 這也回到一個老生常談但依舊難解的問題。在想望台灣有更多作家或作品走向世界之前，台灣如何可以確保我們的市場足以養活我們的創作者，以及足以讓他們持續寫出優秀作品？ 今年台北國際書展，會場參與者人潮和各家出版社業績平均成長10%到20%；以及這段時間前後在社群媒體被關注的現象，如夏宇不定時的出沒簽書，溫若喬台語詩集《日花閃爍》熱賣，黃麗群《海邊的房間》復刻版的話題效應。這些讓黃俊隆提出一個觀察。就是過去通路在讀者與出版社之間作為橋梁的重要性與影響力已經衰退。過去通路不論是選書或是在推書所做的各種動作，都可以帶來一定的銷售業績，這也是過去各出版社必須搶奪的資源，但現在的情況是即使擁有資源，可能作用也不大。反而不如出版社與作者在書展會場與讀者的直接溝通，或是作者在社群媒體的經營，以及讀者在社群媒體三言兩語創造的話題，更可以帶動圖書銷售。但這一來可遇不可求，二來也未必可以或需要複製同樣經驗，還是需要設想具有創意的溝通方式。 屬於讀書共和國集團的木馬文化，也有不少作品獲得外譯機會，如郭強生《尋琴者》，以及今年2月企鵝藍燈集團內的美國出版社Riverhead剛推出梁莉姿《日常運動》英文版（法文版則於2025年中由隸屬Hachette集團的Fayard出版）。 木馬副社長陳瀅如指出，台灣出版社推外譯時，主要會有組織編制的問題，因為很難有獨立編制的版權人員，可以做引進、輸出，同時又具備多語能力，因此銷售版權通常會變成由編輯兼著做。雖然也可以交給版權經紀公司，但是版權代理也有自己的考量，不見得每本書都獲得青睞。 而編輯同事想要銷售版權，必須在編輯工作外撰寫外文書介，同時也需要與外國出版社編輯建立信任度，這些都是有著實際辛苦的地方。 但最困難的還是，縱然有著將作家作品推出外譯版的願望，一切仍無法脫離商業邏輯。就國外出版社來說，如果推出日、韓作品可以賣得更好，又何必一定要出台灣作品？而台灣出版社對是否有外譯也不是一定這麼重視，除非可以帶來更好的營收，提升這本書的銷售。 因此，以目前的現況，台灣出版社要推出外譯版，沒有文化部的翻譯與出版補助，將會是非常困難的。尤其要賣出義大利、西班牙、土耳其、拉丁美洲等其他國家版權時，他們都會把是否有英文版書稿以供審閱甚至翻譯，作為版權評估的首要條件，因為繁體中文譯者或審閱者畢竟較少，他們必須仰賴英文版資料。或者如果已經出了法文版，也有助於在歐洲其他國家的銷售，因為他們的編輯很多具有閱讀法文的能力。 此外，陳瀅如也建議增加英文摘譯本的補助數量。相較於全譯本通常需要耗時一年左右，摘譯本可縮短出版資訊的時差，幫助國外出版社編輯快速評估。 與黃俊隆橋梁消失看法異曲同工的是，陳瀅如認為，現在如何把書籍的訊息送到讀者眼前，而不要被其他消費或娛樂訊息淹沒，確實有其難度。出版社過去常用的行銷方法，逐漸失去效力，廣告式的行銷也受限於預算。有時，一位普通讀者真誠的感想反而更能帶起口碑效應。 從通路橋樑作用的流失，書籍訊息傳播經常被演算法掩藏，如此國際聲望的加持，能否克服這些阻礙，讓書籍的生命可以延長？ 過去一本書的生命，大概三個月定生死。如果銷售不好，作者幾年的努力，出版社幾個月的辛苦，就會因為銷售數字而獲得不見得公平的評斷。之所以一再以《進烤箱的好日子》為例，是因為它在剛推出時銷售也屬普通，但在口碑效應，得獎與銷售外譯版權接連發酵後，有了起色，出版社也一反常態在出書大半年後才舉行新書發表會。這種不尋常的作法，其意義在於如何打破以通路初期銷售成績決定一本書生命的舊習，而讓作品的價值更為彰顯。但這也是特例。 在橋樑消失、台灣書籍評價系統仍在浮動之時，藉由國際聲望來增加台灣內部的銷售，似乎有其正面助益，雖然這也弔詭的證實了世界文學中心的影響力。但是以韓江在接連得了布克獎與諾貝爾文學獎之後，在韓國引發的閱讀文學風潮，這應該也是我們樂於期待的事。 台灣文學走向世界文學，有其必然性；同時也會產生張力與不同的權力結構。圖／陳克宇

作者／徐淑卿 看到六月底公布的《文策院2025年第一季臺灣出版市場動態》，中文電子書目比上一季增加1219種。出版量排名前十的出版社，有些應是來自對岸簡中轉繁體出版，但不管來自哪裡，都讓人不免好奇：這裡有多少書是AI生成的？ 我想像一種出版旅程。若有人在亞馬遜的自助出版（KDP）上架以AI生成的英文書籍，作者可能假借真實人物或虛構，再以AI翻譯成幾種語言，製作成電子書、有聲書，上架到不同語種的大型圖書銷售平台。這應該輕而易舉。 當然，在台灣出中文電子書，毋須繞道亞馬遜，我只是以此假設AI生成書籍來源包含但不限本地製造。尤其若有英文版，有基本訊息的作者資料，有譯者，看起來就像正規的翻譯書了。這種作法可以為出版品的可信度「加值」。 假若AI生成書籍確實充斥銷售通路，但這是台灣目前需要在意的問題嗎？不論電子書或有聲書，現在台灣大平台上都有看似出自AI的出版品，但銷售未必佳。既然賣得不好，就讓它們放著墊底，充實書量，又有什麼關係？ 但是，既然AI生成的出版品已經出現在銷售通路，這就是遲早必須面對的問題。有些國家今年已經開始進行規範，像是中國。 現在網路稍作搜尋，就可見教人如何用AI製作電子書的影片。根據《商業內幕》報導，今年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對一家公司展開調查。這家公司教客戶如何用AI生成書籍和電子書，在2022年賺了5千萬美元。被調查的原因是，他們對亞馬遜氾濫大量AI生成書籍推波助瀾，而且顧客投訴，這2千美元的課程，若退訂，難以取得退款。 這麼多人趨之若鶩，意味這不是無利可圖，即使銷售不佳，但它以低成本大量生產，一旦上架，就可能被不知情的讀者購買，從而獲得收入。正因為讀者可能購買，就產生許多問題。一，讀者可能從書中獲得錯誤訊息；二，當讀者發現內容有問題時，受騙的感覺使他們對平台與其他出版品失去信任；三，AI大量生成的書籍與人類的創作，價值可以等同嗎？如果沒有清楚標示，價值就會被混淆。最後，AI生成的書籍更容易造假與侵權。 最為人所知且影響深遠的例子就是，美國出版評論家Jane Friedman在2023年8月發表的文章〈I Would Rather See My Books Get Pirated Than This (Or: Why Goodreads and Amazon Are Becoming Dumpster Fires)〉。 有人使用她的名字用AI生成「垃圾書」在亞馬遜出售。這些書名包括：《從零開始打造吸引人的電子書、建立作者平台，並實現利潤最大化》、《如何快速撰寫與出版電子書並賺錢》等。Jane Friedman憤怒的是，這些人利用讀者對她的信任，誤導他們以為這是她的著作，但一旦讀者買了讀了這些書，「卻可能永遠失去對真正作者的信任」。 荒謬的是，要把這些假書從作者資訊中刪除或下架，必須由作者申請，但是誰會有空花這麼多時間監控以你為名的假書上架？Jane Friedman說，當她在推特說這件事時，有位作家跟她說，過去一週，她就申報了29本不實書籍。 Jane Friedman的文章促成一些改變。當年9月，亞馬遜發布新規定，區分AI生成與用AI輔助書籍，若是用AI生成必須告知，但這訊息僅供後台管理，讀者閱覽的前台是看不到的。 亞馬遜的態度說明電商平台的被動。有更多內容上架是首要之務，至於是否有責任或必要性，將AI生成的出版品予以標識，讓讀者作為購買判準，則是另一件事。 平台態度如此，但改變仍在發生。美國作家協會於2023年10月宣布將進行「Human Authored」方案，這是一個表明「非AI創作」的作者身份認證系統，可以讓讀者有所識別。2025年美國作家協會開始實施這個方案，並提供官方標誌，證明作者的身份是人類，而不是AI。 作家協會執行長Mary Rasenberger說，這項認證不是拒絕人工智慧技術，而是幫助讀者信任人類作者的情感和原創性。即使使用人工智慧的拼寫檢查或研究工具，但確保創造本質來自人類智力也很重要。 今年1月韓國文體部發布2025年工作計畫，表示將對人工智慧的快速發展和普及預作準備。今年上半年將修訂《版權法》和頒布《宣傳權法》。首先是推動《版權法》的修訂，包括披露用於人工智慧學習的資料列表的要求。 今年3月中國發布《人工智慧生成合成內容標識辦法》，9月起實施。該辦法提出AI生成合成內容，包含文字、圖片、音訊、視頻、虛擬場景等，必須標識，且從生成階段到平台發布均涵蓋在內。 這些行動與其說是抗拒AI，反而是更清楚認知，未來AI會更大量出現在人們的工作中，因此訂立標識辦法是當務之急。這既可以減少濫竽充數，讓人類的創意和AI生成的產品有所區別。而且，若以AI生成來造假，更應該有法律規範。 尤其最近在美國幾個判例裡，允許一些科技巨頭可以不經擁有版權的作者同意，抓取他們的作品來訓練大型語言模型系統。因為法官認為，如此產生的結果，不是重複或抄襲，而是新事物的變革。但結果是否如此無害，還需觀察後效。尤其不難想像，未來如果有人使用AI生成內容，卻與某些作家作品高度相似，依然會產生法律問題。 AI不僅改變出版生態，而且也在根本上改變寫作的價值。在巴德學院英文系任教的作家徐華，最近在《紐約客》發表文章〈What Happens After A.I. Destroys College Writing?〉，他提到學生大量使用AI如ChatGPT之後，在大學教授寫作的意義和教育的評量標準都在改變。 他說：「教育，特別是在人文領域，建立在一種信念之上：除了學生可能記住的實用知識外，某個課堂上隨口提及的深奧想法，也許會在他們心中扎根，並在多年後開花結果。人工智慧讓我們每個人都能感覺自己像個專家，但真正讓我們成為人類的是，冒險、懷疑與失敗。我經常告訴學生，這可能是你們人生中最後一次，有人必須閱讀你們寫的東西。所以就不如老實告訴我，你們真正的想法。」 我們之所以珍視創作，正是因為它無比艱難，猶如穿鑿洞穴，費時良久才能有一絲創見。而且寫作的過程本身就是作家思考的過程，而這麼珍貴的內在旅程，不但在AI的生成中被省略，而且在銷售通路上一視同仁，毫不甄別。 倒不是認為人類的創作必屬佳作，也不是否定AI對人類工作的幫助。AI的確是很好的研究工具，現在新聞寫作應用AI技術獲獎的作品也很多。但是，就像過去人們買書，除了書的主題，也會按照對出版社、作者的了解，來判斷是否值得購買，這本身有其「品牌」信任度。因此是否是AI生成的書籍，也應該有清楚透明的標誌，來保障消費者的權益。 現在，有越來越多國家正視這個問題，台灣的作法又是什麼？尤其，當今年9月中國施行人工智慧內容必須標識時，直接將中國AI生成書籍，拿到台灣上架的出版品，尤其是有聲書，會保留還是設法免除標識呢？ 當AI使用越來越普及，區別並標明「人類創作」或「AI生成合成」，更屬必要。（圖／顏一立）

鏡文學再傳捷報！10部作品入選文化部 文化黑潮之拓展臺流文本外譯 Books from Taiwan 2.0 計畫 文學/非文學全譯本 ✨《死了一個娛樂女記者之後》 文學/非文學摘譯本 ✨《親愛的共犯》 ✨《無線人生》 亞洲專刊 ✨《乩童警探三部曲》 ✨《惡願清除居酒屋》 漫畫類 ✨《最後的魔術家族》 ✨《流氓書店》 ✨《我在詐騙公司上班》 感謝文化部辦理文化黑潮計畫，幫助更多優秀的台灣作品登上國際舞台，提升台灣出版的國際能見度！

作者／徐淑卿 在馬太鞍和太巴塱這一帶的阿美族部落，送別亡者有兩個習俗。一是，如果一位男性去世，在下一次祭典時，與他同一年齡階層的同儕會從祭場一路歌舞到他家中，懷念亡者也慰問家屬。 還有一個非強制性的習俗。一個人過世了，在他喪禮過後，走一遍故人曾經去過的重要的地方，以示送別。走的人可能是家屬或是年齡階層或是朋友，只要心裡想要送別這個人，他就會去。 2021年Nakao Eki Pacidal的父親去世，當時她在荷蘭感染新冠肺炎，上不了飛機。她的姑姑在喪禮過後，去走他父親生前工作過的地方，幾乎走遍全台，每到一個地方，就拍照片給她。Nakao說，這是為人子女都會想做的事，但是她當時沒辦法。隔著視訊螢幕說起這件事，Nakao仍語帶哽咽。 這個遺憾，卻在她最新一本小說《蕉葉與樹的約定》中，成為貫穿故事的核心。 《蕉葉與樹的約定》是以台灣第一個棒球隊「能高團」為背景的小說。大約十年前，講述嘉農棒球隊的電影《KANO》上映時，Nakao在花蓮太巴塱拍紀錄片的弟弟就說，KANO不是台灣第一個有本島人的棒球隊，「能高團」才是，而且全部球員都是花蓮的阿美族人。 Nakao想，既然嘉農棒球隊有人拍成電影，會不會也有人想寫能高團呢？雖然她是太巴塱人，但是很多親戚都是馬太鞍人，現在她的家也在馬太鞍，所以相較於非原住民，也許這故事由她處理比較好。只是這個題目不容易碰觸，所以一放多年，兩年前才開始著手。 能高團的由來是，1921年花蓮港廳廳長江口良三郎與被視為東台灣地下總督的朝日組經理梅野清太，想要組成棒球隊，來為花蓮築港宣傳。他們請在賀田組（後改名朝日組）工作的林桂興在海灘苦力中尋找適合人選，成立高砂棒球隊，並安排這批原住民選手到花蓮農業補習學校就讀，1923年高砂棒球隊改名為「能高團」。 1924年能高團到台灣西部舉行比賽，1925年遠征日本。後來有幾位球員，在西本願寺住持的安排下，留在日本平安中學繼續打球唸書，還有幾位到法政大學深造，其中一位紀薩（西村嘉造）在1928年因為急病在日本去世。 《蕉葉與樹的約定》以這段歷史為背景。小說一開始是現代時空，一位名叫「其朗」的從花蓮到日本打棒球的選手，有一天在京都西本願寺看到一顆石頭，上面以阿美語刻著一行字「樹，平安回家吧。」因而召喚出1928年在日本去世的「樹」的鬼魂。 阿美族語「其朗（Kilang）」，就是「樹」的意思。既然召喚了樹的鬼魂，同名的其朗便同意鬼魂請求，帶著祂棲息在石頭上的靈魂回花蓮。按照阿美族的習俗，走一遍亡者生前走過的路，讓他的心可以回家。 刻意採用同樣的名字，是因為Nakao相信名字如同咒語，會呈現一個人的特質。就像她的名字也是二十歲時被阿公改過的，因為阿公覺得現在的名字更適合她。在這部小說裡，同名的兩人都是來自阿美族的棒球選手，雖然乍看個性不完全一樣，但是因為年齡差距的緣故。 這個鬼魂剛被喚醒時，幾乎什麼都不記得了。我們在閱讀這部小說時，也跟幾乎什麼都不記得的「樹」一樣。當「其朗」帶著他走一遍回家之路時，我們也跟著走一遍歷史之路。一百年前的東台灣、梅野清太、能高團，以及當時阿美族人的生活，也躍然紙上。 這是一部虛構的小說，但作者Nakao以她生為阿美族人的了解與專業的史學訓練，建構了一個非常扎實的歷史圖景。 Nakao的父親是阿美族人，母親是「外省人」，她與父母一樣都是台大法律系畢業。在工作幾年之後，她有種被掏空的感覺，因為中學時喜歡數學物理，但自認不是學得很好，所以在聯考壓力下，沒有選擇自然組，這時她決定到哈佛讀科學史，也算是回歸興趣。 拿到碩士後，到荷蘭萊頓大學讀歷史博士學位，自此長居荷蘭。除了寫小說外，她也從事翻譯，翻譯了羅伯特．麥克法倫的《故道》、《野性之境》、《大地之下》等書。Nakao與鏡文學簽約，在鏡文學網站已經發表十多部作品，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她的不拘一格。 雖然她是原住民，也從事國際原住民運動，但她的寫作題材不限於此，而是一如她廣泛的興趣那樣，非常多元。包括結合歷史與科幻的《巡台御史六十七與來自遠方的科學家》，結合歷史與音樂的《韋瓦第的密信》，也寫過與相聲為背景的小說《一個沒聽說過的燕雲舊夢》，甚至到西安拜師學相聲。 同時她也出入純文學與大眾文學之間，不以純文學為依歸。 在訪談過程中最讓我驚訝的是，她紙上造景的技藝。她寫故事發生在京都與東京的《蕉葉與樹的約定》，但是她從未去過日本；寫以納蘭性德為模型的《天為誰春》也沒去過北京。但是如果你熟悉京都，在看《蕉葉與樹的約定》時，你甚至都可以感受鴨川的寒風刺痛你皮膚的感覺。 Nakao說，她題材廣泛可能有兩個原因。一是她興趣與涉獵都算廣，不論她寫什麼都需要做功課，就像做研究一樣。 其次，有些原住民作家，專注寫原住民題材，可能是因為生活環境或者是性格，或者是志趣，有一種責任感，覺得這是應該要做的事。但是她對很多事物都感興趣，如果要她一直寫同樣的東西，她會受不了，必須換題材，才能喘口氣。既然寫作是她最喜歡的工作，她就希望能做得愉快，才會長久。 況且，Nakao說：「如果一直寫原住民相關題材，別人可能說，原住民只能寫原住民；如果你不寫原住民題材，可能又被認為不關心不認同原住民。與其夾在中間，不如寫自己想寫的東西。」 Nakao認為，小說沒有純文學或大眾文學的區別，只有好和不好。也有朋友問她，那好跟不好由誰定義？她認為這是由「時間」決定。「如果抽離當下時空，還是有讀者覺得好看，這就是好小說，所以我們有生之年不必去擔心這件事，只要全力以赴把小說就好寫好。」 說來有趣，一開始在鏡文學發表作品時，她揣摩鏡文學可能需要通俗一點的「輕小說」，雖然這不是她最喜歡的風格，但也不排斥，認為這就是一種寫作技能的鍛鍊。嘗試兩部作品後，編輯跟她說，其實她可以寫自己想寫的東西。後來她寫了《巡台御史六十七與來自遠方的科學家》，她喜歡把不同元素放在一起，這部小說就有原住民有滿洲官員還有科幻。 有人曾問Nakao對什麼東西感興趣？她說，不如問她對什麼東西不感興趣。她對知識類的東西都很感興趣，在小說的題材上也儘可能去嘗試，目前她還沒有寫過的是推理小說，她認為推理設計很困難，但希望有一天可以挑戰，因為專業的寫作者，應該要有這個技能。 既然題材多元，小說的場景又分散在不同時空，她要如何解決寫作上的困難？Nakao說，她花了很多時間查資料，現代的科技如google街景，給了她很大的幫助。 有些人寫小說，注重人物刻畫，但她認為背景也同等重要。有具體的場景，人物做什麼也比較逼真。所以她寫小說時，就像編劇一樣，必須在腦海中有具體形象讓她看見，才能寫出來。如果只憑人物，而不需要描述旁邊的東西，她會覺得少了點血肉。 有了場景之後，她會想像人物站在那裡，他們的性格是怎麼在講話。所以也會發生她原先設想的大綱是這樣，但後來發現這幾個角色不可能那樣而做修改的事。 寫《蕉葉與樹的約定》時，花蓮港和馬太鞍她當然很熟，但是對於日治時代與日本，她主要靠搜集資料和科技。還有一種沈浸法，她在寫這本小說時，每天都在聽昭和歌謠，在臉書分享日本版畫，寫到日本戰敗時就聽天皇玉音放送，設法活在那個氛圍裡。還有一點是，家庭的影響。 她的阿公在日本時代擔任警察，一直到九十歲都是穿西裝打領帶，典型日本人的樣子。她們家庭也比較像是日式家庭，她父親的母語是日語，阿美語說得沒有日語好，所以設想那樣的時代對她並不困難。 但也因為她的家族在日本時代境遇較好，反而讓她日後有種反省：不能因此忽略其他原住民所受到的殘暴對待，必須在兩者間取得平衡。甚至她還產生對族群界線的自我要求，也就是既然是阿美族人，就不應該去談論泛泰雅（指賽德克族，泰雅爾族，太魯閣族都屬於泰雅族之意）的事。直到《賽德克．巴萊》電影上映時，她才在《臺大文史哲學報》發表論文，這是她心態的轉變，沈默沒有道德上的意義，因此她在學術上敢去談了。 五年前Nakao接受鏡文學編輯翟翱訪談時曾說，因為原住民加分的問題，她直到取得哈佛碩士學位時，才相信自己沒有比同學差。這次受訪，她又再度提起這件事。她說，幾乎她所認識的加分的原住民朋友，都曾經有自我懷疑的問題，這真是無謂的內耗。 原住民的身份始終如影隨形，不論她定居在哪裡，因為這是政治身份不是文化身份。Nakao從大學畢業就從事原住民運動，直到今天都沒有改變，因為這是自己的責任。但是慢慢她開始理解，不一定要站在街頭，她可以做自己喜歡的事情，就是寫作。用講故事來實踐他們口述的傳統。 當初她在哈佛唸完科學史碩士學位時，她想，到底要繼續唸科學史，還是為了原住民去做早期台灣史的理論研究？最後是責任感打敗興趣。 她說，現在回頭看，這是愚蠢的選擇。因為你應該做自己感興趣的事，然後在那個領域裡找到你可以為原住民貢獻的地方，而不是倒過來。 她的博士論文寫完初稿，同一時間也寫了小說《絕島之咒》。指導教授不會看中文，聽她大概講述內容後，教授說，這個小說就是你博士論文的非學術版，你要不要考慮去寫小說？她掙扎了一段時間，然後決定：「好，我就去寫小說 。」但是當她想要以文字來實現口述傳統時，遇到一個理論問題。那就是，什麼東西都可以寫嗎？ 比方說祖源傳說，可以拿來寫小說嗎？有些民族有他們的禁忌。像太巴塱的祖源傳說，有很清晰的故事線，老人怎麼告訴你，你就怎麼教給下一代，你不可以改編，不可以去操作它的意義。她們的祖源歌，大概幾分鐘可以唱完，若要寫成小說一定要加油添醋，這樣做可以嗎？有些東西是禁忌，禁忌不是不能打破，但是打破你要付出代價。太巴塱的祖先是姐弟亂倫才產生的，所以打破禁忌對她來說，就好像是你能不能亂倫？這就是一個很困難的情境。也許外人寫沒有關係，禁忌詛咒不及於外人，但是族人不一樣。 《蕉葉與樹的約定》也牽涉到實際存在的人，他們的家族後代還在那裡。所以Nakao不去碰觸真實的事情，至少清楚擺明就是虛構，否則她覺得自己沒辦法回馬太鞍。因為那是別人家的事，她沒有資格寫。 Nakao說：「我不在乎其他人怎麼看 ，但是我不希望在部落裡讓別人不舒服。我很努力去避免這一點，對我來說過這一關才是真的過關。」 Nakao對文字非常講究，希望「講究」最後能臻於「自然」。雖然，自然反而很容易被忽略，但是她相信這是一個最高標準。如果平順自然，卻能夠打動人，才是最上乘的。 也因為中文是圖像式的文字，所以她寫作的時候會去注意字放在一起的視覺效果，如果兩個字的外形在視覺上看起來不搭，她就會更換。更不用說文字內在的音律和節奏，她寫作時會唸出來，終極目標是讀起來非常順暢。如果讀者感覺到字斟句酌，那就是堆砌，最好是讀者感覺不到，這也是她花最大力氣的地方。 在〈後記〉中，Nakao寫道，說一個回家的故事就等於回家。《蕉葉與樹的約定》原書名是《平安回家吧》，對居住海外的Nakao來說，「平安回家吧」，是不是也有特別的意義？ 「回家」對她這一輩甚至上一輩的原住民，都是辛苦的課題。因為求學和工作，不管你在哪裡，你都不是在家裡。年輕一輩可能在都市出生成長，部落經驗很少 ，回家更是困難。 Nakao說：「這個時候，你就覺得從台北到花蓮的路，不是用長度來計算，是用時間來計算。因為你在外面的時間，心裡已經有那麼多不同的東西了。」 2008年，她拿到《人籟論辯月刊》資助，讓她回家做田調拍紀錄片 。她記得回去的頭三、四個月，每天晚上熄燈後，她就在蚊帳裡偷偷的哭，因為茫然。明明是熟悉的地方，可是為什麼這麼陌生？別人說什麼做什麼，該怎麼反應好像都不對 。幾個月過後，她慢慢能夠重新對焦了。 她算是適應得還不錯。有些人的部落經驗更少，回家的過程更辛苦，甚至有些人回去後就跑了，永遠回不來的人其實很多。 部落裡很多經驗不是來自父母，而是來自祖父母。所以阿公過世時，她有一種時代終結的感覺，阿公對她來說就是日本時代一直延續到現在，他過世了，她感到衝擊與茫然 。 前幾年她父親也過世了，當長輩都過世了，會覺得部落變得不一樣。而且自己也開始被別人當成「長輩」，有年輕的原住民來訪問她，談怎麼做研究或者做田調。確實回家的議題和年輕的時候不一樣。 Nakao說，也許有一天她會像父親一樣落葉歸根吧，他是六十歲的時候回到部落的。也許她這段時間寫的關於家的歷程，其實就等於在為自己回家做準備，心理上的準備。 或許回家就像等待一樣，也是時間的藝術。我問Nakao，為什麼安排樹回到京都西本願寺，而不是在其他地方尋找蕉葉？她說，這樣就不是等待了。這樣的結局，相互承諾彼此一起回家，是她一開始就決定的。也許就像樹再度離家，等待與蕉葉一起回家，Nakao也在小說中，預習著回家之路，然後等待那一天。 《蕉葉與樹的約定》以台灣人第一個棒球隊「能高團」為背景，描繪信守百年的一起平安回家的心願與約定。圖／顏一立

作者／徐淑卿 6月中旬舉辦的韓國首爾書展，今年的主題國是台灣，據說台灣出版界參加人數超過200人。近年韓國文化力的提升有傲人成果，台灣文化界不論是取經也好、拓展也好，都更關心台灣文化在韓國受重視的程度。 本文的焦點在於：台灣文學未來在韓國發展機會如何？我們因此訪問了韓國著名華語翻譯家金泰成。 1959年生的金泰成，是韓國外國語大學博士，目前已經翻譯超過150部華語文學作品。包括中國作家閻連科、劉震雲、遲子建、虹影、余華、莫言、金宇澄等，也擔任《人民文學》雜誌韓文版總監。台灣文學則翻譯過李昂《看得見的鬼》、高陽【胡雪巖】系列、朱天文《荒人手記》、陳思宏《鬼地方》等，最近剛譯完張嘉祥《夜官巡場》。他是少數對韓國、台灣、中國文學都有深入了解的人，也堪稱華語文學走進韓國重要推手。 雖然大學讀中文系，但金泰成當時的閱讀養分幾乎都是西方文學。因為那時韓國關於中國文學的書都是如《三國演義》、《水滸傳》等古典文學。直到碩士畢業後，他才閱讀中國現當代文學。 不過，雖然主要閱讀西方文學，但對他未來的翻譯還是很重要。他認為閱讀是翻譯的基礎，因為翻譯是基於對文本的了解。 由於在研究生院表現不錯，他開始在一些大學兼課。但當時在大學中文系教書的教授，多是從台灣或中國留學回來，他在韓國讀的博士班，在學院中似乎低人一等。這讓他思考，學者和教授是不一樣的，學者的本質是閱讀思考寫作，教授只是學者狀態中最好的職業，那他就將重心放在翻譯好了。 他開始翻譯中文書。他說，韓國出版界不懂中文書，主要是依靠版權公司，看得獎名單。而他則是從了解作家與文本著手。 在翻譯生涯前期，他有段「奇遇」。韓國出版界知道他是比較懂中國書的。有個從來沒出過中文書出版社，請他推薦商業書。當時他在大連的書店看到一本，就寫了簡單推薦，翻譯成書，結果首印3千冊不到一週就賣光，後來追加1萬本訂單。出版社請他再推薦，當時韓國對中國古代人物的看法是固定的，如曹操和諸葛亮就善惡分明。他認為應該重新整理，於是又策劃了一本《辯經》，據媒體報導，剛當上大統領的盧武鉉去北京前，就看了這本書。 從來沒有出過中國書的出版社，在金泰成策劃翻譯下，兩本都成了暢銷書，很多大出版社就開始找他了。 那年他大約45歲左右，開始集中翻譯中國當代文學，幾乎現在中國重要作家，他都譯過他們作品。而在合作過的中國作家中，和他最為要好的是閻連科，他翻譯閻連科的第一本書是《為人民服務》，當時在韓國銷售非常好。 他會知道這本書跟台灣還有點淵源。 有一年他帶學生團到台灣訪問，聽說劉再復在中央大學客座。他曾經翻譯劉再復《告別革命》等書，於是決定到中央大學拜訪他。他至今記得那是一個雨天，中央大學校園比較大，他花費較久的時間才找到劉再復宿舍，看到劉再復在門口撐著傘等他，金泰成說，當時的感覺就像他是我父親一樣。 他跟劉再復報告最近翻譯了哪些書，尤其是劉再復很看重的虹影《飢餓的女兒》。這時劉再復說，到這裡該翻譯的下一本書就是閻連科的《為人民服務》了。這本書剛好出了台灣版。 當時在韓國，大家都知道莫言、蘇童、余華，但沒人知道閻連科。他回到韓國後先找一家願意出書的出版社，再打電話給閻連科談翻譯授權等。從那時起，閻連科已經在韓國出了14本書，其中11本是他翻譯的。 中國作家作品現在在韓國已經有一定知名度，但金泰成在大學時，幾乎沒有中國現當代文學作品，只有部分台灣作家作品，1992年中韓建交後是轉折點。 但1992年前韓國與台灣有邦交時，也不意味台灣文學作品在韓國就普遍為人所知。雖然韓國的《中央日報》曾編選中文作家全集，選入白先勇《台北人》，但因為翻譯品質，所以沒有引起廣泛注意。比較流行的是瓊瑤、三毛等作品。 在翻譯多本中國當代文學後，金泰成遺憾台灣文學誰都不太了解。那時他看了《荒人手記》，便向一個也出單行本的亞洲文學雜誌推薦這本書。 金泰成說，台灣文學作品比較有思考性，比較講究修辭，相較中國文學作品更不容易翻譯，但他覺得值得翻譯。當時在韓國國際性的文學交流活動，只關注中國不太注意台灣作家。有一年準備在浦項舉行亞洲文學論壇時，他向主辦單位抗議說，難道台灣不屬於亞洲嗎？主辦單位想想也有道理，要他推薦作家，他推薦朱天文和閻連科一起與會。 但是這幾年，台灣文學在韓國的發展有了轉變，吳明益、陳思宏都受到注意。吳明益在韓國出版第一本書銷售就不錯，後來陳思宏《鬼地方》更是賣了2萬多本，這在韓國的外國文學出版來說，是非常好的成績。 金泰成認為，外國作家作品要在韓國受到注意，首先是翻譯品質，其次是知名度，但非常現實的是，有好的銷售，才會有下一步。金泰成認為，台灣文學在韓國活躍的高峰，現在才開始，目前最重要的是培養穩固的讀者群。 其實，華語文學引進韓國的作品數量仍非常有限。以目前韓國引進的外國作品來說，日本佔40%，美、英約佔50%，歐洲等其他地區約佔10%，台灣作品還有很大的成長空間。 很多人都注意到，海外出版社對華語文學的關注，已經從獨鍾中國文學而有焦點擴散的趨勢，台灣文學近年也越來越受重視。金泰成認為這個現象很明顯。 他說，全世界各個書展為什麼邀請這麼多中國作家，展開各種活動？這現象的背景是通過文學了解中國。卡謬說，我們的人生不是由理論來理解與記憶，而是經由風景來理解與記憶。為什麼我們要讀小說？因為小說就是人生的風景。 這也是在海外推廣文學最重要的目的。台灣出版韓國小說，遠比韓劇更可以了解韓國人的思考與生活。現在國際上也是透過文學，來了解台灣社會。 他最近剛搬到台灣，打算長住一年。他給自己設定在台灣的生活主題是「孤獨」與「自由」。他坦言，對台灣年輕一代的創作者認識還有限，希望趁這個機會，多了解他們。 對現在韓國、台灣、中國三地的創作趨勢，他提出一個有趣的觀察。他說，創作源自生活，這三個地方年輕人的生活環境不同，在創作上應該也很不一樣才對，但現在卻看到他們對創作科幻奇幻有同樣的興趣。他原本對這類小說不太重視，但在香港書展看到劉宇昆的小說，尤其是獲得雨果獎、星雲獎、世界奇幻獎的短篇小說〈摺紙動物園〉後，印象大為改觀。他說，這些小說家的想像力，非常驚人。 許多人提出譯者不受重視的問題。金泰成做了一個玩笑似的比喻，就像《紅樓夢》金陵十二釵，在又副冊中有襲人等丫鬟。十二釵的身份有貴族有丫鬟，但她們的文化教養和水平是一樣的。作者和譯者也是如此，譯者的本質是為文學服務。 尤其是要讓作品走向世界，譯者絕對是關鍵，因為翻譯品質可以決定一本書在他國市場的命運。但什麼是好的翻譯品質？金泰成曾說，他在翻譯過程會根據韓國讀者的閱讀習慣，適當調整語序詞彙，使譯文自然流暢，同時保留原文的風格與情感。 或許可以用金泰成很喜歡使用的「風景」一詞來說明。他說純粹以情節說故事，和以美麗的方式說故事，最重要的差別就是，能否在讀者心中產生讓人感動的風景。這也正是他的翻譯理念：「譯文不只是正確，而是要能打動人。」 韓國翻譯家金泰成 圖/顏一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