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洪瑋其／圖・翻攝自Yahoo! JAPAN改編自日本推理小說《繡球花之下》的同名電視劇，由讀賣電視製作、偶像團體Hey! Say! Jump成員山田涼介主演，將於7月5日播出。電視劇尚未播出，就在日本重新帶動了書籍銷量，讓《繡球花之下》重回排行榜。《繡球花之下》是本在各方面來說都相當驚人的作品。首先，這是作者松下龍之介初試啼聲的第一本作品，一出手即獲得第23回「這本推理小說真厲害！」大賞文庫獎。其次，本書銷量不凡，自2025年2月出版後，發行量達65萬本，甚至位居2026年上半年文庫本銷售排行第一名。《繡球花之下》在今年5月才官方正式宣布影視化，七月就播出，名列「這本推理小說真厲害！」大賞中，最快速被改編為影視作品的得獎小說之一。《繡球花之下》的劇情，也如同它的成績一般驚人。本書開篇以考古學界尚未解開的謎團切入：喜馬拉雅山的路普康湖湖畔，埋葬著近800具人骨，基因祖源來自南亞、地中海，死因至今成謎。小說主角七瀨悠是個遺傳學研究生，他在對出土的人骨進行DNA鑑定時，赫然發現人骨的DNA和他四年前失蹤的、同母異父的妹妹七瀨紫陽完全相同。光是這個開頭，就夠讓讀者嚇掉下巴。七瀨悠的尋妹之路謎團不斷，解謎過程牽涉生物學知識與科學技術，讓這本推理小說包裹著濃濃的科幻色彩，而結局也絕對出人意料。無怪乎本作被大賞評審評為「壓倒性的寫作功力、極具魅力的謎團呈現、在最好的時機出現的誤導線索，讓人驚豔！」在影視化的消息公布之前，讀者們就不約而同的提及本書「畫面感強烈」、「場景如電影」，而期待著作品被改編。主演山田涼介表示他非常興奮可以參與演出這部作品，也對劇情的多重轉折充滿期待，「誰是盟友、誰是敵人，觀眾可以一邊推理一邊看劇」，但是「絕對猜不到答案」。作者松下龍之介坦言，曾有一段時間為小說的出版、風行，感受到強烈的孤獨和愧疚感，「但看見製作團隊如此熱情的投入其中，我漸漸感到作品不只屬於自己，也開始覺得，尊重每一位讀者和未來的觀眾心中的《繡球花之下》，才是作為職業作家的真正意義。」螢幕上的《繡球花之下》，將如何呈現這個多重反轉、科幻感十足的劇情，而其中關於科技與道德間的拉扯又將掀起什麼討論，週日晚間即將在日本見真章。《繡球花之下》在臺灣由曾翻譯《我們的箱根驛傳》等小說的藍云辰翻譯，尖端出版，戲劇將在LINE TV平台上播出。

作者／徐淑卿走路和故事有各種巧妙關連，已非新鮮話題。在19世紀的小說中，花園或田野散步是女性少有的私密談話空間，也是心理流動和情節推進的重要場景。走路也是一種記憶方式，故事和空間特徵結合成歌之版圖，讓行人有所憑依，不至於迷路。走路也是閱讀的方法。著名的例子是小說家納博科夫在康乃爾大學教授文學課程時，將喬伊斯小說《尤利西斯》的主角利奧波德·布魯姆和史蒂芬·迪達勒斯，在1904年6月16日這一天在都柏林行走的路線畫成地圖。講課內容後來收錄在納博科夫《文學講稿》一書中。他告誡學生，不要把布魯姆在都柏林某一夏日無聊的閒逛和小小的冒險，看作是對《奧德賽》的準確的滑稽的模仿，把廣告推銷員布魯姆看成是足智多謀的尤利西斯。他認為這部作品的主題是：布魯姆和命運。如果從空中俯瞰布魯姆和史蒂芬那天行走的路線，納博科夫認為，這就像是一場命運之舞。他說，在都柏林某日的旅行中，這些人物不斷地聚集在一起。喬伊斯從未失去對他們的控制。他們來來去去，相遇分離，又再度相遇，就像命運慢舞中精心編排的鮮活角色。納博科夫的地圖解讀，吸引一些人實地體驗，包括挪威探險家與作家厄凌·卡格。他在《就是走路》書中說，他研究過這個地圖，也走過故事展開的街道。他認為納博科夫說得沒錯，一旦你沿著布魯姆走過的路，來到小說中的戴維拜恩酒吧，喝一杯喬伊斯午餐愛喝的勃根地紅酒，你對小說家描寫的酒吧會有全然不同的感受。喬伊斯對自己描繪的都柏林之真確寫實也頗有信心。他說，如果有一天都柏林全毀，可以依照他的小說將城市重建起來。維吉尼亞·吳爾夫的《戴洛維夫人》也很適合此類走讀。2014年Ferris Jabr在《紐約客》發表文章〈為什麼走路有助於思考〉（Why Walking Helps Us Think）便說，波士頓學院英文系教授Joseph Nugent，曾和同事製作一個附有註解的Google地圖，追隨《尤利西斯》兩位主角的足跡。英國維吉尼亞·吳爾夫學會和喬治亞理工學院的學生，也以同樣方法重建《戴洛維夫人》小說人物，在倫敦漫步時行走的路徑。走路和旅行讓思想泉湧創意迸發，在眾多隨筆散文中屢見不鮮。但是Ferris Jabr進一步引用科學佐證。2014年史丹佛大學研究人員發表一項實驗結果，這也許是第一個測量步行如何直接改變創造力的研究。Marily Oppezzo和Daniel Schwartz在4項實驗中，要求176位大學生在不同情況下完成各種創造性思考測驗：坐著、在跑步機上行走，或是在史丹佛校園裡漫步。結果顯示，散步有助於發散性的創意或聯想。學生在走路時能夠比坐著，為日常物品（像是鈕扣），想到更多新穎用途。而且也有助於創造出獨特但意義相等的隱喻，例如從「即將綻開的繭」，想到「正在孵化的蛋」。但若需要專注的活動，例如從3個詞語中找到唯一可以連結的單字時，步行卻會讓測試者表現變差。Oppezzo推論，步行會讓心靈漂流在一片翻騰洶湧的思想之海中，因此對於需要高度聚焦的思考反而有害。今年奧地利格拉茲大學健康心理學研究者Christian Rominger帶領的團隊，則嘗試回答新問題，也就是步行可能會影響創造力，但要需時多久，效果才會更為顯著。他們採用「生態瞬時評估」（Ecological Momentary Assessment），不是在實驗室，而是在人們真實的生活動態中測試。他們將「活動」分成三等：輕度身體活動包括在屋內隨意走動之類的輕鬆動作。中等強度身體活動涵蓋快走、休閒運動或較吃力的家務。劇烈活動則是跑步、游泳或騎車等高強度動作。結果顯示，一場20分鐘的快走，很可能在1小時後帶來更好的語文問題解決能力。但對圖像問題則毫無幫助。不過研究者對此結果也有所保留，認為這些發現是探索性質，且高度仰賴觀察性的方法，因此不能斷然宣稱，中等強度的身體活動，「直接造成」創造力的變化。走路還有一個重要的作用，就是讓故事的場景得以現形。從納博科夫1969年接受《Vogue》採訪中，我們可以了解，對他來說，知曉《尤利西斯》兩位主角的行走路線，意義不在走路本身，而是透過走路，空間場景可以被更清晰的想像。他在採訪中說，他致力於為學生提供細節的確切資訊，尤其是那些可以產生感官火花的細節組合，缺少它們，書便會死去。抽象觀念在此可說無關緊要。不僅《尤利西斯》，閱讀其他作品也是如此。比如，他認為任何人都能吸收托爾斯泰對通姦態度的要點，但要享受托爾斯泰的藝術，好的讀者必須願意去想像，百年前莫斯科到彼得堡夜車上火車車廂的布置。他也說，若不對珍·奧斯汀《曼斯菲爾德莊園》中那座落葉松迷宮有視覺上的感知，小說便會失去它部分的立體魅力；而除非傑基爾醫生宅邸的正面在學生心中被清晰重建，否則對史蒂文生《化身博士》那篇故事的享受便無法完美。可以進一步追問的是，走路除了能夠讓我們身歷其境認識故事場景外，對我們在腦海中想像場景、建構場景，是否也有實際助益？Ferris Jabr在文章中曾提到，規律步行能促進腦細胞之間形成新的連結，延緩伴隨年齡增長而出現的腦組織萎縮，增加海馬迴（對記憶至關重要的一個腦區）的體積，並提高某些分子的濃度；這些分子既能刺激新神經元的生長，也能在神經元之間傳遞訊息。近20年的神經科學研究則提出一個新見解：海馬迴及其相關神經系統，功能似乎不僅是和記憶有關。2014年神經科學家Sinéad L. Mullally和Eleanor A. Maguire發表一篇文章〈記憶、想像與預測未來：一個共同的大腦機制？〉（Memory, Imagination, and Predicting the Future: A Common Brain Mechanism？）。這篇文章梳理過去相關的實證研究，並試圖對一個仍在演進中的理論框架提出解釋：「一個共同的神經系統如何同時支撐我們對往昔的回憶、想像以及預測未來的嘗試。」文章中以「場景建構理論」主張，情節記憶、空間導航、想像虛構場景和想像未來，都包含許多並非海馬迴主要關切的認知歷程。但儘管如此，它們都各自仰賴海馬迴提供一個關鍵成分，那就是空間連貫場景的建構。也就是說，海馬迴過去被認為與情節記憶有關，但或許有關的並非記憶本身，而是「場景建構」，它為記憶、想像與預測未來提供了共同的基礎。甚至，海馬迴在觀看場景時，還會自動推估視野之外的空間，因此可能預測眼前環境接下來的樣貌。舉例來說，在2007年針對「選擇性雙側海馬迴受損病患之想像能力」的系統性研究，發現這些深度失憶的病患，無法建構非時間性的虛構場景(即不帶過去或未來時間意涵的場景)，也無法想像涉及自身的未來事件。例如，當被要求想像簡單的虛構場景，如「想像你正躺在一片美麗熱帶海灣的白色沙灘上」時，他們可以說出個別元素，卻無法把這些元素整合成一個空間連貫的完整場景。規律步行可以增加海馬迴的體積，而海馬迴或許關乎場景建構的認知功能，這是屬於仍在進行的科學推論。但就像走路與創意的關聯，早在實驗進行之前，許多作家就親身體驗了走路的益處。納博科夫的經驗，和場景建構理論所描述的認知歷程，也頗為相似。他不僅在寫作中建構場景，甚至在生活中預見場景。納博科夫回答《Vogue》編輯的提問：「據說你曾表示，你活在未來，多過活在當下或過去，儘管你如此專注於記憶。能說說為什麼嗎？」他的回答是，在創作時，他向前看，而非向後看。他會試著「預見」正在進行中的作品將如何發展，試著在水晶墨水瓶裡，看見已經謄清完成的定稿，試著在校樣尚未印出之前，就已經把它讀過...。於是，當我們相信走路對於浮想聯翩的發散性思考有所助益時，也許它也在幫助你，增加閱讀或寫作時對於故事場景的想像，你也因此更能體會故事架構其上的深意。 走路會激發創意，也可能增加場景的想像能力。就像小說家納博科夫建議繪製《尤利西斯》中兩位主角的行走路線來解讀小說，其目的也不僅在於走路，而是透過走路來想像更清晰的場景細節。圖／陳克宇

文・廖書逸／圖・翻攝自Olivia Laing Instagram 曾經橫掃各大媒體年度推薦書單、入圍多項國際大獎決選，並從此奠定英國作家奧莉維亞・萊恩（Olivia Laing）地位的非虛構名作《藝術的孤獨》（The Lonely City），在2026年迎來了出版後的十週年。為了紀念這本深入探索城市孤獨感的獨特書籍，英美出版方共同策劃了十週年紀念版本的發行，而全新推出的有聲書版本，更邀請到奧斯卡影后、當代傳奇演員蒂妲・史雲頓（Tilda Swinton）獻聲，擔綱整本書籍的朗讀者。「雖然人在任何地方都可能感到寂寞，但在都市裡生活、被好幾百萬人包圍的寂寞，卻有它獨特的味道。」《藝術的孤獨》原文書名直譯為「寂寞的城市」，誕生自作者的親身經歷，奧莉維亞・萊恩在三十多歲時因為一場毫無預警的失戀，被孤身滯留在異鄉紐約，體驗到身處人群與繁華都市中的寂寞與孤獨那種難以言說的複雜處境，因此轉而向藝術尋求慰藉，開始探索那些擅長描繪孤獨、或在作品中體現著孤獨的藝術家。最終，《藝術的孤獨》透過美國畫家愛德華・霍普（Edward Hopper）的寡言特質與他沉默的餐廳與街景、藝術家安迪・沃荷（Andy Warhol）與大衛・瓦納羅維奇（David Wojnarowicz）等人獨特的創作途徑與生平故事，不但創造出一本混合了個人回憶錄與藝術評論的獨特書籍，也隱隱帶出孤獨與寂寞並非個人的失敗，而更是一種人類生存本質這樣的觀點。書籍出版後大獲好評，在當年同時入圍美國國家書評人協會獎與Goodreads讀者票選獎的決選，叫好又叫座。本次的十週年紀念版，除了有英國出版社特別選用大衛・瓦納羅維奇著名的「蘭波在紐約」攝影照片作為封面、讓作者萊恩表示「美夢成真」的全新精裝版推出，更有奧斯卡影后蒂妲・史雲頓獻聲朗讀的有聲書版本同步上市，讓讀者們十分驚喜。在有聲書於今年六月初上市後，隨即獲得各大媒體的高度讚揚，英國《衛報》在專文評論中表示，「史雲頓的聲音表現敏銳又充滿沉思，音調中帶著一股好奇與淡淡的憂鬱，完美呈現出這部揉合了回憶錄、歷史與文化評論的獨特作品。」而大西洋對岸的《紐約時報》則稱史雲頓「不只在朗讀文本，而是沉浸於字句中沒有說出來的『負空間』，用聲音精準捕捉到午夜紐約的建築會散發出的那種冰冷感。」這並非史雲頓首次參與有聲書的錄製，她曾在2021年錄製過作家維吉妮雅・伍爾夫（Virginia Woolf）有關女性自主的名篇《自己的房間》（A Room of One’s Own），以及2025年錄製了作家娜恩・雪柏德（Nan Shepherd）的自然書寫經典《山之生》（The Living Mountain），不過前兩次嘗試都是朗讀中短篇章或是與他人協作，這次《藝術的孤獨》是她首次獨挑大梁，演繹這本全長近十小時的有聲書。這次史雲頓與作家萊恩的合作，還有另一層獨特意義，那就是兩人在性別認同下的幽微共鳴。奧莉維亞・萊恩是一名公開的非二元性別認同者，長期關注性少數群體，在《藝術的孤獨》中也使用不少篇幅探討這些群體在社會中必須承擔的「體制性孤獨」；而蒂妲・史雲頓自從在1992年主演了主角性別不停變換的電影《美麗佳人歐蘭朵》（Orlando）以來，便一直是好萊塢中性別流動、「雌雄同體」的代表性人物。兩人對於性別框架所共享的非傳統觀點，或許也是促成本次合作、並讓成果呈現出極佳效果的原因之一。《藝術的孤獨》在臺灣曾由張家綺翻譯，商周出版，全書名為《藝術的孤獨：給居住在孤寂城市中的你，和偶爾寂寞、獨特的所在，以及想要得到慰藉的心情》（2016年出版），現已絕版。

文・蕭宇翔／圖・鏡文學 今年首爾國際書展甫於6月28日落幕。鏡文學《文學新聞》特派記者專程赴現場採訪，除書展活動外，也專訪數位韓國出版界人士。系列報導今天起陸續刊出。 「我本來拒絕了《一位女性殺人犯的素描》的出版企畫。」李恩惠說。她是文罈子的總編輯，年輕時曾是學術記者，在報刊上主導過《尋找最佳經典譯作》、《韓國之美：尋找最佳藝術作品》等深度專題。2007 年投入創立文罈子出版社，長年出版厚重的人文社科經典著作，從皮凱提《21世紀資本論》、史奈德《血色大地》、余英時《朱熹的歷史世界》，到《三國演義》、《水滸傳》、莎士比亞戲劇等經典，以及重要的傳記作品《桑塔格傳》、《班雅明傳》，都在文罈子的出版譜系，使文罈子被讀者們稱為「磚頭書專門戶」。她也是閱讀的狂熱者，白天提早兩、三小時到公司讀工作上的稿件，下班後更大量閱讀自己想讀的書。問她成為一位編輯要做些什麼工作，她答，「所有事！」但最重要的是精細的校對，提煉出作品的情感與節奏。「我們不應將資深編輯視為落伍者，而應視他們為文本潤飾的專家。」雖然最常出版的是人文社科類的經典著作，但她一直渴望出版文學作品。近年，文罈子陸續推出莫言、閻連科、雙雪濤等中國作家作品；臺灣作品則包括白先勇《孽子》、唐諾《在馬奎斯的書房裡》、陳雪《惡女書》、鄧九雲《女二》。李恩惠說，譯者有兩種，通常是出版社委託適合該書的譯者；也有時，是譯者主動向出版社提案請纓，今年6月韓譯出版的《一位女性殺人犯的素描》便屬後者。與李恩惠素有往來的譯者金珠熙在讀過胡慕情的前作《黏土：灣寶，一段人與土地的簡史》後便記住了這個名字，懷抱著有朝一日將胡慕情引介到韓國的願望。然而《一位女性殺人犯的素描》的寫作構成相當奇特，第一部分是作者胡慕情與死刑犯林于如的信件往來，呈現了獄中採訪的困難；第二部分則收入林于如漫長、主觀、未必可靠的自傳；最後則是對所有素材的反思，辨析自傳的真偽、回應司法媒體，並自我詰問。每一部分都體現出書寫的艱辛，且最終也無明示案件的動機與真相，一點也不大快人心。以韓國的社會風氣來說，探討「加害者」幾乎是倫理禁忌。首爾書展期間，韓國先驅商業報（Herald Business）的採訪記者金賢京便向胡慕情提到，韓國社會並不太願意傾聽加害者的聲音，至於「女性加害者」做為核心的書，在韓國也極為少見。 （胡慕情，與韓國記者李多惠於臺灣館進行座談。圖片來源：文策院） 同時間，韓國日報（Hankook Ilbo）曾任職犯罪及法律事務組的文化記者崔多苑，也特別向胡慕情提到，在韓國，無論是新聞報導或書籍，對於犯罪者敘事的過度關注，往往都會引發很大疑慮，可能被用來為其罪刑辯護，或淡化其應付的責任。並說，「韓國讀者們可能會感到困惑，那就是這本書最終沒有客觀的真相。」李恩惠最初收到韓國經紀公司的提案資料，感受到的也是深深困惑，不知如何定義與理解。那為什麼最終還是出版了呢？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李恩惠把我帶出熱鬧的展場，「去別的地方談吧，比較安靜。」她說。●李恩惠步伐從容，但速度很快，原來她事先找好了附近飯店的接待大廳。藍寶石耳墜、蕾絲頸飾，一身飄逸的黑色長裙。走了一會兒，我才發現她腳上穿的是Nike運動鞋。說話時，她的英語一字字吐露，帶著渾厚胸音，且語調聽起來審慎斟酌。我問她為何對這本書感到憂慮重重。「書的第二部份，也就是林于如的自傳，我讀得毛骨悚然。在幾乎完全以加害者為中心去發掘故事的情況下，我擔心人們對此提出責難。」胡慕情的書會盡可能讓讀者感到不舒服，把讀者帶離既定說法，李恩惠說，對於沒有掌握事件細節的讀者而言，要他們先把核心公權力提供的資訊與判斷擱置在一旁，去重新思考，是具有極大挑戰性的邀請。「脫離『框架』的讀者，會很快置身於一片廣闊的思考空間裡，不知不覺，承擔起與作者相似的責任感。」她說。而這是韓國讀者並不熟悉的。李恩惠說，韓國女性一旦犯罪，就會格外顯眼，也會被媒體聳動地、扁平化地報導，一直都是如此。但近幾年，幾起備受矚目的女性犯罪案，已難只用「抵抗家庭暴力」、「怨恨」等舊有框架理解。她舉例，2019年，高有貞為了守住現在的再婚家庭，展現出極端的控制慾，不惜殺害前夫；2023年，鄭有貞透過家教App尋找目標，殺害同齡女性，並竊取自己所羨慕的身分，用以解除自卑、滿足好奇。這些案件顯示出女性犯人的處境頗為複雜，但卻面臨主流媒體更嚴重的消費。只因為同樣是女性重大犯罪，鄭有貞事件發生時，媒體就冠上「第二個高有貞」，或用「鄭有貞不同於縝密的高有貞」這樣的方式報導，藉此經營聳動標題。這彷彿製造出一種「邪惡女性的譜系」，以此消費她們。事實上這兩人的動機與背景完全不同，但韓國民眾大多無意理解。韓國讀者一方面高度重視受害者敘事，擔心加害者的故事會淡化責任；另一方面，女性加害者又往往被媒體以殘酷、私密的方式審判，外貌、戀愛史、是否整形刺青，都可能被放大檢視。《一位女性殺人犯的素描》若要進入韓國，面對的將不是單純的市場問題，而是一連串的倫理問題。李恩惠可以想像，多數人會先問：「為什麼我要去了解一個殺人犯的內心呢？」「但胡慕情書寫的可貴之處正在於，不把殺人犯簡化為怪物，也不把她重新包裝成單純的受害者，而是要求讀者在不赦免罪行的前提下，暫緩判斷，去看一個女性如何在龐大的社會結構下，被推向最終難以回頭的位置。」書稿擱放一年後，譯者又傳來一份更詳細的評估報告，以及《一位女性殺人犯的素描》獲臺北國際書展大獎的消息，李恩惠因此重拾這本令她掙扎的書。「文學獎與國際能見度是風險評估的重要環節。作家首先必須在母國有知名度，海外才有可能形成知名度。」李恩惠重讀《一位女性殺人犯的素描》，但不是把它當做一本典型的犯罪類型書寫來考量，而是以文學性、公共性、能否引導韓國讀者，來重新衡量出版價值。「羅蘭・巴特曾說，寫作是要動搖這個世界，向它提出疑問，但作者要拒絕給出直接回答──我認為胡慕情的書寫正實踐了這句話，用文學問出更進一步的問題，並交由讀者回答。」「是什麼樣的社會，使犯罪不得不發生？」以這道問題為出發點，李恩惠最終決定出版這本書。「我們覺得，或許是時候一點一點聽見加害者的聲音了。」但是，該用什麼方式來「聽」呢？●「我們最在意的是封面設計。」李恩惠說，臺灣版封面在韓國無法照用，首先，她認為「插畫」會削弱非虛構作品的強烈感，所以她選擇去除所有形象；其次，在顏色上她也刻意去除性別。另外她最想避免的，是讓這本書看起來像犯罪書或犯罪小說。「因為這根本不是一本關於殺人的書。」設計師一開始做出典型謀殺類型的提案，她立刻退回，要求重做。在標題上，由於林于如事件完全不為韓國人所知，胡慕情也是第一次被介紹進來的作家。因此，為了讓讀者記住這本書中年齡相近的兩位主角，李恩惠並置了二人的簡介文案在封面上，營造出一種對立的張力，「這本書是兩人的協奏曲。」她說。 （韓國版封面並列兩人的簡介：林于如，1981年出生，臭豆腐店媳婦，因謀殺娘家母親、婆婆與丈夫被判死刑，是臺灣第一位女性連續殺人案犯、弒親者，也是監獄中現存的唯一女性死刑犯；胡慕情，1983年出生，傑出新聞獎得主、非虛構作家，橫跨3年採訪，為加害者，同時也是受害者的林于如完成肖像。） 「我們沒有強調它是聳動的犯罪文學。韓國已經過度消費犯罪題材，所以，我們在宣傳上聚焦的是『加害者故事』這一點。」她尤其佩服這本書既運作冷冽的節制力，同時又包裹溫暖的文學性，「處理犯罪的作家，若不急著分辨光與影，而是克制判斷，這樣一來，閱讀這本書的讀者，就會握有將黑暗轉換為光明的可能。」她提到，書中的留白，預告了一種巨大的轉換力量。翻譯上，也努力維持一種接近「紀錄片旁白」的冷調，「開篇〈謀殺〉一章就是代表。描寫準備殺人這種最可怕的場景時，越是要排除感情，淡然追隨行動本身。譯者極力保留了原文的呼吸。」與其配合韓國市場改變內容，李恩惠表示，他們更集中精神於「不破壞原文那種『暫緩判斷』的態度」，「原文本身非常優秀，所以我們所做的，就是忠實移植它，守住它固有的節奏，並讓韓國讀者沉浸在韓文中最自然貼切的詞語。」她說，最長時間思考的，是標題「素描」。作者並不斷定林于如，而是小心翼翼勾勒出她的輪廓，這態度就包含在這個絕妙的詞裡。可是，在韓文標題中直接使用「素描」，會讓人覺得有點輕盈，像未完成的習作。長時間思考後，李恩惠選擇了「肖像」（초상）這個詞。「肖像」不只是單純的圖畫，而帶有長時間凝視一張臉、一段人生的感覺。因此，在原文的「素描」，以及這本書的「重量」之間，他們找到最適當的平衡，就是「肖像」。選詞之所以困難，與整本書的態度密切相連，決定了要以什麼面孔，將這本書交給韓國讀者。問她有沒有什麼「文化差異」是難以解釋的。李恩惠回答：「韓國和臺灣社會其實沒有太大差異。不過，韓國同婚尚未合法，所以林于如向胡慕情求婚這件事，讓我們感到很衝擊。」而令李恩惠百般深思，真正的文化差異，或許是臺韓的出版環境，以及非虛構書寫的現況。●在她看來，韓國並非沒有社會議題，也不是沒有記者。問題是，像胡慕情這樣長時間接近現場、承受倫理風險，並把受訪者自傳、司法判決、媒體報導與自我位置全部融入創作的非虛構書寫，在韓國仍相當難以得見。韓國也有突出的非虛構作家，例如韓勝泰長期親身進入勞動現場，完全以勞動者身分生活並寫作；近年書市也出現殯葬、遺物整理等死亡勞動相關作品，成為暢銷書。但整體而言，韓國仍以散文為主，專門寫非虛構的作者群極少，且主題主要突顯在勞動。文罈子近年出版「傑作非虛構」系列，反應不錯，但許多作品其實更接近歷史書或社會科學書，且至今沒有韓國作者入列。「我們真的只把傑作收入這個系列。若放到全世界比較，韓國的非虛構還不太發達。」一大原因是，「韓國還沒辦法讓作者像胡慕情那樣，獲得制度性支持，與持續寫作的條件。記者偶爾會嘗試，但無法做為長期計畫進行。」為了促進深入報導的可能性，幾年前，文罈子參與了《韓民族21》（한겨레21）與多間出版社共創的報導文學獎，希望鼓勵長篇非虛構寫作。但第一屆以企劃書當選的作者，實際進入採訪時便遭遇重重難關：直面巨大的創傷事件、與受訪者建立關係、同意與信任的拉扯、自我質疑，許多實務問題接踵而來。「企劃書雖然雄心壯志，作者們卻缺乏這方面的實際經驗與膽識。」第一屆當選的四名作家，皆遲遲無法完成採訪，獎項最終廢止。「我們尚未具備能夠突破採訪現場的問題意識。」李恩惠說。她提到，由於若詳細報導此事，恐怕會對《韓民族21》及當年的入選者造成困擾，所以針對獎項的無疾而終，韓國媒體沒有進行太多報導。但她仍然向我分享了當時的案例。比如有一位作家想報導MeToo事件，但當意識到許多受訪者害怕被告、被害者不敢講述，他表示自己無法承擔，便退了一步。這是柳雲貞（류운정）的報導計畫《「연희단거리패」（暫譯：演戲團街牌）的藝術為何邪惡》，揭露的是韓國戲劇界教父李潤澤的劇團性暴力事件。另一位作家想要調查韓國大規模的基督教剝削、性侵教徒事件，但由於擔憂可能遭到人口龐大的信眾圍剿，最後也作罷。這是朴道亨（박도형）的〈萬民中央教會 1999–2019：受傷者的排他性連結，以及其中的偶像與暴力〉企劃。由於各方面的擔憂，以上兩案的作者，都是以筆名參賽。因此《一位女性殺人犯的素描》的出版在韓國顯得特殊。比起市場反應，媒體反應顯得相當熱烈。李恩惠接到好幾通記者的電話，同為記者的他們，被這樣的書寫迷住了，書籍也被主要日報在重點版面報導。胡慕情的書寫承受住，並示範了非虛構寫作相當困難的部分：長期訪談、反覆懷疑、查證失敗、與受訪者建立誠實的關係，而即便最終無法抵達真相，仍把這個『無法』本身寫出來。●「你的問題太難了。」這是那天李恩惠對我說的第一句話。途中，碰到比較複雜的回答，有口譯在旁，李恩惠便放心地以韓文回應，不過明明知道我聽不懂韓文，講話時，她的眼神仍直截地看著我的眼睛。 現在訪問結束了，她露出笑容，表示剛剛答得不確實的地方，會再寄信給我說明。我們來到飯店外，尋找著拍照的地點。艷陽高照的街上滿是行人與車潮，好不容易站定一棵松柏下，一輛外送機車突然駛上人行道，停在李恩惠身後，騎士很快下車走入展場送餐。「去星空圖書館吧，你應該還沒去過。」她提議，就在書展同一棟的COEX商場裡。我的確還沒拜訪過這間知名的大圖書館，「不過要趕快，五點得趕回去。」她說。於是我們又跑了起來，這次是在室內。星空圖書館果然十分壯觀，龐大的書牆如波浪般流過整個空間，五萬本藏書層層築壘，和流動的手扶梯鑲嵌在一起。「二樓風景比較好，不過我們沒時間了。」拍完照片，趕回展場的途中，我才注意到，她的鞋帶沒有綁好，像是臨時收束、塞進了鞋面，暫時維持住不鬆落。她是何時鬆脫了鞋帶，又是何時臨時綁好了呢？我完全沒有察覺。「出版社總編輯是世界上最忙碌的工作，我已經習慣凡事迅速解決。」她說。臨走前，我感謝她在書展期間還特地抽空受訪，最後又問了她最喜歡《一位女性殺人犯的素描》裡的哪一句，她思緒停頓，說喜歡書裡的最後一句：「幸好來過。」

文・許文貞／圖・翻攝自Yahoo，《校園戀曲》劇照 小說改編的愛情故事，如今又重新成為歐美串流影視觀眾收看的熱門首選。在2022年左右，包含Netflix、Amazon Prime Video等歐美串流平台曾掀起一陣「戀愛實境秀」風潮，捧紅包含《盲婚試愛》（Love is Blind）、《慾罷不能》（Too Hot to Handle），或長壽節目《戀愛島》（Love Island）等以愛情為主題，並加上其他遊戲和心理實驗機制的戀愛實境節目。但不過四年時間，觀眾的口味就劇烈變化。如今若想在串流平台上尋找浪漫題材，受觀眾歡迎的選擇變成《柏捷頓家族》（Bridgerton）、《烈愛對決》（Heated Rivalry）和《校園戀曲》（Off Campus）等有劇本的愛情故事，尤其是源自於小說、由出版品改編的影視劇集。根據《綜藝》（Variety）、《Deadline》等各家娛樂媒體報導，英國分析公司Ampere Analyis的研究調查指出，在2026年上半年，有83%的戀愛主題節目是有劇本的影視劇集，而非無劇本的實境節目或紀錄片，此外在這些影視劇集中，有40%的劇本是改編自出版品。尤其歐美國家在疫情後，逐漸在短影音平台TikTok上發展出「BookTok」的潮流，帶動閱讀風氣，讓2025年起，小說或出版品改編的影視作品比例大幅增加，相較2023年成長超過75%。根據調查，2022年時，觀眾對於戀愛劇集和戀愛實境秀的喜好相當，沒有特別偏愛哪一種，但從2023年起，對戀愛劇集的偏好顯著增加，尤其是對18到24歲、容易受到社群BookTok風潮影響的年輕觀眾而言格外有吸引力。如果比較其他類型的影視節目，對照2020年與2026年上半年的調查數據，對戀愛主題的劇集有興趣的18到24歲年輕觀眾，比例維持在49％，喜劇和動作冒險類別的關注比例下降9%，懸疑驚悚類型則下降5％，代表戀愛劇集無論過去或現在都受到近半年輕觀眾的喜愛。英國分析公司Ampere Analyis的資深分析師Mariana Enriquez Denton Bustinza指出，《烈愛對決》等熱門戀愛影集的成功，會讓未來的串流平台和影視製作公司重新思考布局，將資源從戀愛實境秀轉往成本較高的影視劇集發展。尤其是改編自小說出版品的戀愛劇集，更因為原本就擁有不少讀者，容易在社群上引起話題，或藉由與粉絲之間的社群互動，帶動更多年輕觀眾注意。

文・許文貞／圖・前景娛樂提供改編自日本作家吉本芭娜娜小說的台日合製電影《鼠一般的你》（シンシン アンド ザ マウス）於6月26日在日本上映，也將於7月4日於臺北電影節舉行臺灣首映。原作是收錄在吉本芭娜娜2022年獲谷崎潤一郎獎的短篇小說集《手套與憐憫》的一篇〈SINSIN and the Mouse〉，電影由日本演員岸井雪乃和臺灣演員曾敬驊擔綱演出。日本上映後，曾敬驊近日赴日宣傳，岸井雪乃也將於7月來台參與臺北電影節，並出席臺灣首映的映後座談。《鼠一般的你》描述剛剛經歷母喪的日本女子千澄（岸井雪乃飾），在朋友邀請下到臺北看演唱會，認識了台日混血的新朋友SINSIN（曾敬驊飾）。千澄嬌小的個子，讓SINSIN聯想到幼年時想像中的小老鼠朋友，十分有好感。在看演唱會之前的短短時光，兩人吃著小籠包、水果，走訪咖啡店、喝臺灣茶、聽黑膠唱片，猶如《愛在黎明破曉時》的男女主角般在城市裡漫遊，SINSIN直率純真的對話，療癒了還未走出傷痛的千澄。由於故事主要場景發生在臺北，全片有73％的場景在臺北拍攝，包含The Wall、河岸留言、迪化街、富錦街等場景，是臺灣與日本深度合作的作品。日本方資金約占三成，由曾製作《哥吉拉-1.0》、《今際之國的闖關者》的Robot Communications負責企劃與製作，籌組日本方面的製作委員會，前期的原作授權、劇本改編等，選擇演員岸井雪乃和曾敬驊演出，以及片名，主要是日本方面主導，也都與原作者吉本芭娜娜充分溝通。臺灣方資金約佔六成，其中包含文化內容策進院、臺北市電影委員會、八大電視股份有限公司、內容物數位電影製作有限公司的投資，並由有豐富國際合資合製經驗的前景娛樂製作。2024年10月來台拍攝約15天，日本拍攝約6天，整個製作期間導演來台至少20、30次，包含演員、場景、美術和視覺呈現、現場執行和後期製作等等，都在臺灣完成。尤其片中幾個關鍵的臺灣元素呈現，都是由前景娛樂主導。本作監製、前景娛樂負責人黃茂昌表示，會接觸到這個企劃，是在2022年的金馬創投，Robot Communications與導演真壁幸紀來台提案，企劃原名為《Sense of Loss》。由於原作本身故事就在臺灣，日本製作方想來臺灣拍攝，因此來台尋求資源，在多方洽詢後與前景娛樂展開合作。「Robot Communications是大公司，故事是知名作家的作品改編，又是發生在臺北的故事，加上有日本和臺灣的明星演出，兩邊都有市場，是很好的合作機會。當時也是前景娛樂第一部與日本合製的電影。」黃茂昌表示。雖然是改編作品，故事梗概和對話大致忠於原作，但黃茂昌指出，導演導演真壁幸紀透過「聲音」在片中的呈現，記憶了拍攝當時2024年的臺北樣貌。在朝日新聞書評網站「好書好日」的採訪中，岸井雪乃也表示，女主角千澄原先因為喪母而鬱鬱寡歡、彷彿陷入自己的世界，聽不到身邊的各種聲響，但片中對日常聲音的清晰呈現，就像在提醒千澄「它們還在那裡」。尤其是導演加入一段原作中沒有的台詞，描述「活著的人會先忘記聲音，但人在臨終前最後能感覺到的也是聲音」，尊重原作的世界觀，又豐富了其中的含意。曾敬驊也在演出時加入自己的巧思。由於原作設定SINSIN的角色個子很高、手也很大，正好拍攝期遇到雨天，曾敬驊便即興發揮，讓SINSIN直接伸手為千澄擋雨。在27日於日本吉祥寺的映後座談中，岸井雪乃表示，當曾敬驊伸手遮住雨水，不讓她的臉被淋濕，當下真的很感動。曾敬驊則解釋：「我覺得SINSIN會這樣做，所以就這麼演了。也請大家留意他帶著一點點猶豫、伸出手的那個瞬間。」黃茂昌表示，臺灣很多編劇都比較喜歡做原創，但改編IP是很值得做的。「除了原本就發生在臺灣的故事，我也會去看國外的故事，像是各種類型作品，有沒有機會在地化，融入臺灣的元素、改成臺灣的故事。」改編IP帶來的好處是能合作拓展市場，也增加獲得投資的機會，是思考作品商業可行性的重要考量。《鼠一般的你》7月4日在臺北電影節首映之後，將於9月在臺灣院線上映。 左至右：男主角曾敬驊、小說原作吉本芭娜娜、女主角岸井雪乃、導演真壁幸紀

文・蕭宇翔／圖・鏡文學今年首爾國際書展甫於6月28日落幕。鏡文學《文學新聞》特派記者專程赴現場採訪，除書展場內活動外，也專訪數位韓國出版界人士，系列報導今天起陸續刊出。 「陳思宏的《鬼地方》，是我多年來一次重要的閱讀體驗。」民音社的資深編輯朴麗瑛這樣說，她長期負責英美文學的韓譯作品出版，也參與民音社近年引介臺灣文學的工作。民音社近年出版多本臺灣文學作品，包括郭強生《尋琴者》（木馬文化）、張嘉祥《夜官巡場》（九歌），陳慧《弟弟》、《焚香紀‧拾香紀》（木馬），劉芷妤《女神自助餐》（逗點文創結社），陳思宏多本小說以及最新韓譯的自傳散文《第九個身體》（九歌）。朴麗瑛大學時讀的是英美文學系，言談間可以發現，她是一名小說狂熱者。高一時，電影社的學長姐推薦她看侯孝賢的《悲情城市》，也讓她第一次對臺灣歷史產生具體的好奇。「我知道蔣介石是戰後臺灣重要的政治人物，卻不清楚國民黨為何遷往臺灣，也不清楚臺灣究竟經歷過什麼。」她回憶電影中，侯孝賢不用誇張的手段，而是用平凡、節制的方式，讓她深深感受到臺灣人當時的痛苦與辛酸。那是她第一次透過藝術作品深入認識臺灣，也才發現：原來臺灣和韓國一樣，曾經是日本的殖民地，也有自己的政治創傷。多年後，她讀到陳思宏的《鬼地方》（鏡文學），那種感覺再次回來。小說寫的是鬼魂般如影隨形的壓迫記憶：重男輕女、性向歧視、威權歷史。有了《悲情城市》的觀影經驗，這次她讀到的不只是異國風情，而是韓國人也熟悉的歷史陰影。正如臺灣的二二八，韓國現代史裡也有相近的時代創傷。1979年朴正熙遭暗殺後，社會氛圍緊繃，全國進入一種集體哀悼的情緒。不久後，全斗煥透過軍事政變掌權，軍事統治延續；1980年，光州事件爆發，成為韓國民主化歷史中難以抹去的傷口。朴麗瑛說，自己當時還小，卻已能感受到那個時代的緊張。到了八○年代中後期，學生運動在韓國越來越活躍，她國小六年級時，已經看見許多大學生投入抗爭。她還記得，小時候住處樓下是一間米店，老闆家中的長子是大學生，在軍事統治仍然緊張的年代，穿制服的警察常四處搜查，控管言論。有次遇到查緝，米店老闆便把可能惹禍上身的禁書，暫時放到樓上她家，請她們代為保管。這樣的記憶也成了她日後閱讀臺灣文學的底色。另一方面，她認為臺灣和韓國過去都有強烈的重男輕女觀念，例如一定要生兒子、女兒被視為「賠錢貨」。近年因MeToo、女性主義、性別意識興起，韓國社會也正在改變。對朴麗瑛而言，臺灣與韓國相近，卻又保留了一層「外國的距離」，韓國讀者反而能從另一個社會的故事取鏡，重新觀看自身正在經歷的變化。她尤其驚訝於陳思宏描寫姐姐們爭吵的段落。她說，一位男性作家要如此貼切地寫出姐姐們之間那種細碎、尖銳、彼此熟悉又互相傷害的語氣，令她相當佩服。也猜想，這或許與陳思宏的少數者位置有關：正因為曾站在家庭與社會的邊緣地帶，才能聽見那些未曾被正面捕捉的聲音。「《鬼地方》的結尾雖然不是Happy Ending，但讀完之後有種豁然開朗的感覺，我才意識到這個故事其實非常深奧。」她形容，這是多年來一次特別的閱讀體驗，也是一次重要的編輯經驗，她平常不太主動分享自己的書摘，但讀《鬼地方》時，她畫下許多印象深刻的段落，並分享給身邊許多人。當讀到陳慧的《弟弟》，她也停不下來，「本來不是我負責的，只是借來看看，沒想到一下就讀完了。」書中一個片段令她印象深刻，當罹患憂鬱症的弟弟，說出自己「很想活下去」時，她原先不太能理解小說中，姊弟之間近乎命運共同體的親密，但在那一刻，這種親密忽然變為一種可以理解的共同求生。《弟弟》裡的香港，也喚起她高中觀看香港電影的記憶。九七之後，她觀察香港文化人的離散與選擇：移民加拿大、搬遷來臺，或留在原地。在歷史變局中，大家都被迫做出各自的選擇。也因此，她讀香港作品時，心中常常有惋惜、悲傷和欣慰，幾種情緒同時交錯。為什麼韓國讀者能夠理解，甚至特別關注帶有歷史與政治性的臺灣文學作品呢？朴麗瑛提到，韓國五十世代，也就是50至59歲這一批讀者，人數相當多，他們經歷過軍事統治，也經歷過八○年代民主化運動，所以對文藝作品、廣播電視、影劇，和相關的政治議題都非常關注。如今，這批帶有民主化記憶的韓國讀者與作家，都希望能看到更多作品回望過往的時代傷口，「這大概就是為什麼像韓江這樣的作家，會在小說中書寫如此強烈的政治與歷史記憶。」她也指出，韓國的整體閱讀人口在減少。因此，願意閱讀外國書籍，尤其是願意閱讀外國文學作品的讀者，在出版業者眼中相當珍稀。今天一本臺灣作品若要被韓國讀者注意，通常與特定議題相連，例如女性主義、少數群體、歷史創傷、國際獎項，或能與韓國社會共鳴的當代問題。過往80、90年代到2000年初，韓國對美國文化尚有一種憧憬，認為那是進步資訊的中心。但如今網路資訊已很發達，朴麗瑛說，加上美國自身的毒品、移民、政治問題，美國做為進步世界的中心，這樣的想像已大不如前。在她的觀察裡，近年美國暢銷書引入韓國，也未必本本暢銷。外國文學市場正在收縮、英美文學不再天然地占據想像中心，但韓國對臺灣文學的認識，或許才剛剛開始。民音社自家出版、很有影響力的雙月刊文學雜誌《Littor》，2025年2-3月號的主題正是「臺灣小說崛起」，收錄了大篇幅的臺灣詩、小說、散文，與作家訪談，也包含對臺灣文學趨勢的觀察、臺灣文化特性的解析。長年翻譯吳明益等臺灣作家的譯者許裕暎，也在專號中介紹臺灣文學，是如何在高速變動、曲折的歷史之中，透過物件作為象徵，重新勾勒記憶，以抵達「曾經錯過」的哀悼。對朴麗瑛而言，臺灣文學的重要性並不在於「異國性」，而在於，臺韓之間看似相像，細節卻處處不同，正是這些相似與差異，使韓國讀者得以透過臺灣作品，重新理解亞洲社會共同面對的歷史陰影、性別意識、家庭困境，以及人在壓抑中如何活下去。

文・洪瑋其／圖・翻攝自講談社官網 日本出版公司講談社宣布與大日本印刷公司、印度IJ Kakehashi Services共同合作，於7月在印度成立出版社Kodansha India（下稱「講談社印度」），並於秋天開始營運。這是日本首個在印度設立公司的出版社，講談社旗下的熱門漫畫如《進擊的巨人》、《藍色監獄》等，將翻譯為英語、印度語，在當地印刷、發行，正式進軍印度市場。「講談社印度」由講談社提供內容、大日本印刷公司負責製造，IJK公司支援當地經驗，以出版紙本書籍為主，預計將推出200部漫畫，同時經營IP活動，並發行繪本、童書等。在印度，書店販售熱門日本漫畫、每年開辦動漫展、熱絡的cosplay等等，已經不是新鮮事。不只日本經典動漫如《哆啦A夢》、《寶可夢》、《蠟筆小新》等受到歡迎，近幾年流行的作品如《進擊的巨人》、《SPY X FAMILY間諜家家酒》，也有不少讀者。2025年《鬼滅之刃》電影版在印度上映，更成為印度史上票房最高的動畫電影。根據預估，印度大約有1.2億動漫愛好者，而串流平台的普及，也使接觸動漫的人口比例逐漸增加。「講談社印度」即是將目標瞄準14億印度人口中近3成的Z世代族群，預期在5年後創造數十億日圓的營收。直接在現地製造、發行漫畫的策略，與印度市場的現況有關。目前講談社的漫畫，是將英譯本直接從美國運往印度，成本高昂，同時難以預測市場的接受程度。此外，進口的英語漫畫價格昂貴，單行本在當地的售價可能是日本版漫畫的二到三倍，不只難以入手，也使得品質不良的盜版漫畫猖獗。相對來說，成立當地公司，可以就地製造漫畫，降低成本、壓低售價，並能快速掌握市場反應、調整銷售策略，還能自行掌握IP經紀，推出優質活動與周邊商品。價格實惠、購買便利、品質優良、活動與商品眾多，透過完整且吸引人的漫畫體驗，以期與盜版漫畫對抗。而成立當地公司也較為容易針對盜版行為採取相應的法律行動。評論認為，「講談社印度」是企業從「商品出口」轉向「IP出口」的重大轉變。在國內市場漸趨飽和的情況下，「內容產業」的外銷，將是未來日本企業的趨勢。講談社的新舉措，勢必將帶起更多日本公司思考前進印度的可能。

作者／徐淑卿有時你覺得生活已到盡頭，再往前就會在繁瑣日常中被活體掩埋。於是你買了一張機票，經過短暫的旅行之後回來，發現原先舉步維艱的黑洞已被填平。這很矛盾也很沒有效率，往前一步的方法居然不是直接跨過去，而是必須繞道遠方，但是，人有時就會遇到一步也跨不過去的時候。於是，我們的世界充滿了形形色色想要上路的人。即使只是在一個冬日黃昏，走過半個倫敦的街道。有一天，維吉尼亞·吳爾夫就以買鉛筆之名，走出家門。她到了一家二手書店，發現眾多的旅人之書，就像一片不平靜的海，在積塵的地板上翻騰。她不禁有感而發，英國人就是這麼坐不住，浪潮就在他們門口。《路：行跡的探索》作者羅伯特·摩爾也想知道人類為什麼坐不住。他到紐芬蘭島看遺跡化石，這可能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路。他想看這些化石是為了解答心裡長久的疑問：「為什麼身為動物的我們要離鄉背井，到別的地方去？為什麼我們要冒險離開出生地，前往自己不屬於的地方？為什麼我們要勇敢走向未知？」科學家對此有過一番討論。2013年《國家地理雜誌》有篇文章〈不安分的基因〉（Restless Genes），作者大衛·道布斯（David Dobbs）訪問了當時德國萊比錫馬克斯·普朗克演化人類學研究所所長斯萬特·帕博（Svante Pääbo）。帕博說，沒有別的哺乳類像我們這樣四處移動。我們跨越邊界。即使已經在原地擁有資源，我們仍然會進入到新的領域。「這裡頭有一種瘋狂。航行進入大海，你根本不知道另一邊有什麼。如今我們又上了火星。我們從不停下。為什麼？」道布斯說，如果探索的衝動是與生俱來地在我們體內，那麼它的基礎或許就藏在我們的基因組裡。像是經常引起討論的DRD4-7R，這是 DRD4 基因的某種變異。DRD4與大腦的多巴胺系統有關，而多巴胺則是在學習與獎賞中扮演重要角色的腦部化學信使。研究者一再把約有20%的人帶有的7R變異，和好奇與不安分連結在一起。數十項研究發現，7R 使人更傾向於冒險；探索新的地方、想法、食物、關係、藥物等。但是，若要認為7R就是所謂的「探險家基因」或是「冒險基因」，科學家認為也沒有這麽簡單。耶魯大學人類演化與族群遺傳學家肯尼斯．基德（Kenneth Kidd）認為這些說法誇大了7R的作用，人類探索是如此複雜的事情，無法化約成一個基因。更好的作法是，去思考多個基因如何共同為這些行為打下基礎。有的基因讓我們有能力探索，有些基因（7R可能就在裡面）則推動我們去探索。換句話說，探索不只關乎衝動，也關乎能力，不只是動機，還有手段。在你衝動行事之前，你得先有工具和特質讓探索成為可能。科技的確會改變冒險的樣貌，連行走也不例外。2014年亞當·高普尼克（Adam Gopnik）在《紐約客》發表〈天堂的步履〉（Heaven’s Gaits）即提到科技對走路的影響。他說，1980年代自己能在城裡四處走動，首先得力於現代運動鞋的發明，即使是扁平足，都彷彿有氣墊托著可以大步行走。其次是隨身聽，它讓每個街區成為你自己的電影。一如最早那批漫遊者（flâneur ）的年代，正是在煤氣燈普及，讓人可以在入夜街道流連，而汽車尚未問世帶來喧鬧；隨身聽則是讓行人在汽車噪音聲中，有著隔音室般的寧靜，而這也是在iphone出現，讓我們陷入焦躁，隨時處於戒備之前。現在，AI的出現，也將改變旅行的型態。不論是一個人的旅行，或是走向未知，都更為便利。新工具帶來新的探索，就像大約3500年前源自台灣的南島語族，駕駛更好的船，來到近大洋洲，他們在當地與原住民通婚混居，形成新的「拉皮塔」（Lapita）族群，而後靠著船與航海技術，再度展開橫越太平洋的遷徙。但有些旅行是刻意捐棄裝備，藉由苦行，來祈求上天降福，或者說是和命運打賭。《阿拉斯加之死》也許是一個悲傷的故事，但也有贏家的例子。著名的德國導演荷索寫過一本著名的書《冰雪紀行》，這個故事是，他決定從慕尼黑走到巴黎，因為一位朋友打電話給他，說電影學者艾斯娜（Lotte Eisner）重病，可能不久於人世。荷索說，不可以，不能在這個時候，德國電影不能沒有她。於是他出門上路，相信他如果可以徒步抵達巴黎，艾斯娜就可以活下來。他抵達了巴黎，艾斯娜後來又活了9年，以87歲高齡去世。雷貝嘉·索爾尼在《浪遊之歌：走路的歷史》一書，將荷索的故事歸類在追求聖寵的朝聖之旅。索爾尼說：「在基督徒的朝聖之旅中，旅行和抵達間有共生關係。旅行而不抵達就像抵達而不旅行一樣不完全。抵達是獲勝，經由辛勞和經由在旅途中產生的轉化。」朝聖之旅是信仰與意志的展現，抵達終點才得以圓滿，但轉化的形成，則是在路上面臨重重考驗之時。美國記者與專欄作家白禮博（Richard Bernstein）曾寫過一本書《究竟之旅》，這是他追尋玄奘到印度取經的近兩萬公里路途，而他決定必須出發是因為，年過四十，再不出發，這個計畫可能永遠不會實現，這也是許多長途健行者逼自己上路的理由。但在《究竟之旅》中有一段令人格外印象深刻。他描述玄奘在取經途中，常遇鬼魅魔影干擾，此時玄奘不斷念誦《心經》，以定心神。這或許讓人由此思考我們的人生之路，如果大師尚且遭遇魔障，我們又該如何化解種種煩惱？尤其人生，終究不是朝聖之旅，沒有必須抵達才算「獲勝」的終點，也沒有清楚的路線。6月1日前總統蔡英文在北一女的畢業典禮，以典禮主題「Solivagant」（獨自浪遊者）發表演講。她認為：「一個真正的 solivagant，不是因為已經知道所有答案，所以才出發，而是願意帶著好奇，帶著一些不確定，慢慢去看看世界，也看見自己。」「solivagant」雖是古老的詞，但並非常用字，反而是近些年在社群媒體成為標示獨旅與個人風格的標籤。但是蔡英文在演講中，將這個字與人生聯繫在一起，給予的是不論十八歲出門遠行，或是在生命哪個階段，都受益無窮的贈言。也許可以延伸的意思是，不要被固定成見的框架，捆綁住自己。也不要追求世俗認可的成功，而否定失敗的價值。迷途不是錯誤，而可能是一個出乎意料的開始。所以她說：「人生不是考卷，不需要每一題都有標準答案。」還有：「一次考試，不會決定你的一生；一次失敗，不會否定你的努力；一次轉彎，也不代表你走錯路。」可以成為獨自上路的人，也許意味著你有一個人生活的能力，也欣賞一個人生活的美好。也意味著，當你擺脫一成不變的日常而希求改變想望上路時，就已經知道沒有一個標準答案可以貫穿一生永寶用，每個階段有不同的人生意義，你必須再次尋找，也必須再次選擇，因為你面對的是不同階段的自我。英國旅行文學作家羅伯特·麥克法倫所寫的《故道》，是他【地景與人心】三部曲的第三部。這本書如同我們生活的世界的縮影，每個人現在所看到的人，一百年後都會消失，但現在已經逝去的人，是否仍徘徊在風景中，擁擠吵雜的在我們身邊竊竊私語？我們是活在歷史之中，也是活在漫長演化的自然之中。麥克法倫走在這些古老的道路上，同行的有人類以外的生靈，還有活著以外的死者。甚至他自己也成為一條路，通往遠方與古今，有新的遭遇也有新的容納。每一條路都充滿故事，他的每個步履，都是內心與地景的對話。因而他說，走在這通往追尋過去的道路上，卻一再發現自己被遣回當代。這或許是因為當人的足跡走過，在曠野中沉睡的風景與過去同時甦醒，共同銘刻在旅人心裡，人也因此逐漸感受到自己與過去不同。路的產生，和人走上一個新的旅程，不都是為了想尋找一個新的開始？而基因的啟示在這裡再次凸顯。不論是人類祖先離開非洲，或是現在你要開始一個人的旅行，除了探索的動機，還要有能力與工具。因此，與其去追尋寫好寫滿標準答案的永不犯錯的人生，不如培養自己不怕迷路的能力，甚至在迷路中，發現當下的意義。 「solivagant」（獨自浪遊者）雖是古老的詞，但並非常用字，反而是近些年在社群媒體成為標示獨旅與個人風格的標籤。但是蔡英文在北一女的演講中，將這個字與人生聯繫在一起，認為真正的solivagant，不是因為已經知道所有答案，所以才出發，而是願意帶著好奇，帶著一些不確定，慢慢去看看世界，也看見自己。圖／陳克宇

文・洪郁萱／圖・翻攝自Baseball Czechia Instagram奧運比賽取消棒球項目後，2006年WBC世界棒球經典賽應運而生，成為全世界職業棒球員所追求的最高級殿堂。舉凡日本的大谷翔平、山本由伸、美國強打「法官」亞倫．賈吉（Aaron Judge）、委內瑞拉終結者丹尼爾．帕倫西亞（Daniel Palencia）、波多黎各守護神狄亞茲（Edwin Díaz）、臺灣好手張育成、陳傑憲，每次比賽各個國家隊精銳盡出。在這個華麗的舞臺，2023年首次打進經典賽的捷克隊伍迅速吸引大家目光。有別於全職業陣容，這個隊伍幾乎都是非職業的選手，卻出了一位三振大谷翔平的投手翁德熱．薩多里亞（Ondřej Satoria），他的正職是一名工程行政管理員。2026年經典賽最終戰對陣日本隊時宣布退休，整個東京巨蛋都向他致意。MLB（美國職棒大聯盟）記者麥可．克雷（Michael Clair），在2023年世界棒球經典賽全程陪伴捷克隊，今年4月推出新書《我們為棒球犧牲一切》（WeSacrifice Everything to Baseball，書名為本文暫譯），呈現由多數業餘球員組成的捷克隊（職業從銷售員、司機、老師、行政人員、會計審計員到學生，而總教練是一名神經專科醫生），面對世界各國職業好手，儘管面臨重重困難和資金短缺，仍在經典賽上震驚世界的故事。捷克的棒球運動開始於1921年。但在二戰後的共產政權時期，被視為「美國帝國主義」的象徵遭到排擠。1980年代，捷克棒球才逐漸開始走向專業化，透過與美國大學校隊比賽，增進整體實力，2016年竟在WBC資格賽打敗擁有職業隊實力的德國。不過，即便如此，至今捷克大部分的棒球員仍然是業餘性質。雖然這支隊伍比不上星光熠熠的日本、韓國、美國等隊伍，但臺灣人卻對捷克隊情有獨鍾。2024年，世界 12 強棒球賽前，捷克隊來臺參與交流賽，除了場上運動家精神的的表現，場外經常在IG上發球員在大街小巷走動、臺味十足的照片，也吸引不少臺灣粉絲。或許正是因此，在《我們為棒球犧牲一切》書訊公開後，長期經營運動題材的堡壘出版社立刻買下版權，甚至比捷克版更早，是全球在美國市場外第一個買下國際版權的國家。堡壘文化過去出版過許多運動明星的傳記，如NBA球星詹皇詹姆斯、黑曼巴科比．布萊恩、柯瑞、魔術強森，足球明星梅西，日本棒球代表隊總教練栗山英樹的《栗山筆記2》、二刀流大谷翔平，網球明星費德勒、納達爾。本身也是棒球迷的堡壘文化編輯簡伯儒表示，捷克隊代表的是另一種運動精神：沒有龐大的資源，也不是職業球員，許多人白天有自己的工作，晚上才訓練，卻一步一步站上世界最高層級的棒球舞臺。一群普通人因為共同的熱愛而完成看似不可能的夢想，最後「平凡的人完成了不平凡的事」。簡伯儒也認為，臺灣與捷克有相同的遭遇，即使資源有限、即使外界不看好，仍然願意持續努力，並且相信自己有一天能站上世界舞臺，這點也是臺灣讀者對捷克隊特別有共鳴的原因。捷克棒球仍在持續創造奇蹟，經典賽後政府運動補助不減增加、國內觀看棒球的球迷增加。而球員旅外方面也傳來捷報，外野手 Marek Chlup 在 2025 年正式加入日職讀賣巨人隊，成為首位進入日本職棒的捷克本土球員。堡壘文化目前正著手翻譯此書，預計於今年底或明年初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