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導／賴亭妤臺北國際書展大獎《一位女性殺人犯的素描》得主胡慕情，從過去報導環境議題，再到前作處理生死案件，近日交出了集大成之作《河人：一場山難，自由、暴水與生命的流向》，她上山下河，走回2023年飛龍瀑布山難的公共事件還原，並以此書入選了行政院副院長鄭麗君的推薦書單。今晚上百名讀者到場的博客來 Dream Plaza 旗艦店《河人》新書分享會，幾名讀者身負登山裝備入席，此書在戶外運動界引發的矚目肉眼可見。作者胡慕情特邀了同以山難主題紀錄片《雪水消融的季節》入圍金馬獎的導演羅苡珊對談，但因戶外極限運動「溪降」間接造成的此事件，題材敏感，輿論兩極，甚至倖存者至今未開口，非當事人的紀錄者本身，該站在湍流之上的什麼地方書寫？又該走入峭壁之下的什麼角度而寫？成為二位紀錄者今日對談山中生死的重中之重。 在《河人》新書分享會，作者胡慕情與導演羅苡珊與現場讀者大合照。（圖／鏡文學） 鏡文學文化組記者胡慕情耗時兩年，以紮實田調、多方採訪，更甚親身成為溪降者，只為重構飛龍瀑布重大山難的救援過程。（圖／鏡文學） 時間是2026年1月，美國傳奇攀岩家艾力克斯．霍諾德，在無繩索、無安全防護並Netflix全球直播的壓力下，徒手爬上了臺北101大樓，全程90分鐘，創下690萬人次觀看。再倒回2023年5月，十名臺灣的溪降者背著繩索，走入屏東飛龍峽谷的瀑布之中，卻因意外的大雷雨與暴漲的溪水，五人罹難、五人倖存，歷經了屏東縣特搜隊整整八天的搜救，才將十人全數救出。「為什麼明知危險還要去？」的聲音，在新聞報出當下，便如大水而降，淹沒了飛龍溪降團成員乃至戶外極限運動者的公眾形象，也因此，鏡文學文化組記者胡慕情完成了臺灣首部女性連續殺人犯的罪案書寫《一位女性殺人犯的素描》後，耗時兩年，以紮實田調、多方採訪，更甚親身成為溪降者，只為重構飛龍瀑布重大山難的救援過程。「沒有一場死亡比另一場死亡容易書寫。」既是作者胡慕情的書寫經歷，也是與羅苡珊導演的相互對照。二位紀錄者皆從事件的不在場，步步重返意外現場。 作者胡慕情特邀以山難主題紀錄片《雪水消融的季節》入圍金馬獎的導演羅苡珊對談，今晚上百名讀者到場博客來 Dream Plaza 旗艦店《河人》新書分享會。（圖／鏡文學） 胡慕情因此學習了溪降，「我是個有身體感才有辦法寫的人。」爬升至瀑布頂端，善用繩索技術，穿梭溪谷、垂降而下，然而易寒且瘦弱的身體，無法對抗溪降的低溫和所需的負重，「只有當身體確實感受到瀑布帶來的衝擊，我才能做為翻譯的橋，讓社會大眾透過我的文字去理解這些冒險者。」。受罹難摯友遺言所託的羅苡珊，將其友人罹難的喜馬拉雅山暴風雪山難事件編輯成書後，持攝影機與倖存友人同行，再獨身以雙腳重回岩洞現場，完成紀錄片《雪水消融的季節》，「我們的作品都面臨了自己『不在場』的空缺處境」。直面殘酷的真實事件，兩位紀錄者不免深陷矛盾的天平：寫了，恐成倖存者的二次傷害；不寫，事實就永遭冰封。對於書中倖存者的缺席，胡慕情坦言實為缺憾與不安，但也重申書寫的初衷：「我想要做的，不是撫平死亡帶來的第一層傷害，而是去淡化不理解製造出來的第二層傷害。」胡慕情抱持著「說出來永遠比不說好」的立場，《河人》出版至今，她持續觀察讀者回饋，也仍隱盼日後倖存者開口的可能。 臺北國際書展大獎《一位女性殺人犯的素描》得主胡慕情，從過去報導環境議題，再到前作處理生死案件，近日交出了集大成之作《河人：一場山難，自由、暴水與生命的流向》。（圖／鏡文學） 細究國外與臺灣對待山難的文化差異，可知臺灣大眾仍對深山與溪谷抱持恐懼。羅苡珊說明：「我對『山難』這個詞有很多的困惑，強調災難的部分，好像就窄化了『人為何要爬山？』一個更複雜、更幽微、更情感面的某個東西。」。胡慕情補充，我們與山之間並非單一關係，國家、原住民、冒險者、旁觀者之於山，應以「群像」的視角去看待，「對親近自然的冒險者而言，他們很知道自然的樣貌，花費很多努力和時間增進技術，因此山難者需要去汙名化，也不該被貼上有勇無謀的單一標籤。」逝者遠行，生者目送。既然永遠也不可能會有所謂「圓滿」的書寫，也罔論需時隔多久才是合宜的書寫時機，若目前尚未能觸及答案，那何不從現在出發？死亡的陰影從未遠離這座小小多山的島嶼，必須談，也不得不談。自艾力克斯．霍諾德徒手爬上臺北101大樓的成功，臺灣社會看見了戶外冒險者並非「玩命」，而是具有「風險評估」的極限精神，對現今成長中的臺灣戶外運動界而言，仍需要更多的理解與接納。戶外冒險者為什麼愛上山水？為何明知風險，卻一次次走向群山、降入溪谷？《河人》一書透過追尋罹難者生前的腳步、救援者的生命故事，開闢出一條應答的小徑，供讀者踏足；而本場涉及自由、生命和矛盾的深度對談，宛如溪水流向裂隙的聲響，種種發聲，讀者於會後仍徘徊群聚、相互分享經驗，幾位讀者背起裝備，說要入山。人類一次次走向自然，我們接近，也往遠方探尋。 作者胡慕情為讀者簽名新書《河人》。（圖／鏡文學）

作者／徐淑卿 除非刻意尋死，否則每個人出發之時，都希望活著且平安回來。既然有生之欲望，為什麼又有這麼多人渴望置身險境？1999年在登山界，死亡與活著的繩索反覆交叉。或者不僅是這一年，而是每一年都如此，任何一種運動都可能在死亡邊界滑行，差別在於你會不會被機率命中。這年5月，登山家康拉德·安克（Conrad Anker）在聖母峰北坡發現英國登山家喬治．馬洛里（George Mallory）遺體，馬洛里1924年與安德魯．歐文（Andrew Comyn Irvine）嘗試攀登聖母峰，卻消失在風雪裡。直到75年後，安克終於找到他。同年10月，安克與好友也是世界頂尖的高山攀登者亞歷克斯‧洛（Alex Lowe）、攝影師大衛‧布里吉斯（David Bridges），一起攀登喜馬拉雅山脈希夏邦馬峰（Shishapangma），遭遇雪崩，洛與布里吉斯被埋在冰雪下，安克則往另一方向逃離，等到大雪散去，他發現自己在已經改變的地貌中孤身一人。後來，安克娶了洛的遺孀珍妮佛，撫養他留下的孩子。2016年被稱為「瑞士機器」的登山家烏里·斯特克（Ueli Steck），與夥伴在希夏邦馬峰訓練時，在冰川中尋獲洛與布里吉斯的遺體。第二年差不多同一時間，斯特克在喜馬拉雅山脈努子峰壁（Nuptse Face）獨攀時墜落離世。曾在《紐約客》撰寫多篇登山與登山者文章的撰稿人尼克‧鮑姆加滕（Nick Paumgarten）在追悼斯特克的文章中說，如今斯特克和洛在登山者的死亡之環中，永遠連結在一起。「斯特克的死再次提醒我們（彷彿還需要提醒似的），登山是一項極度危險的活動，即便是其中最強壯、最有天賦的實踐者，即便是那些因職業所需而精通風險評估的人，也仍然需要極大的運氣，才能活到老年。」登山者可以活到老年並不容易，即使可以存活下來，也可能被倖存的負疚擊潰。2021年洛的長子Max Lowe在父親遺體被尋獲後，拍了一部紀錄片《撕心之痛：世紀山難》（Torn）。尼克‧鮑姆加滕說，遺體發現對珍妮佛與孩子們來說，是某種程度的告別與了解，但是安克再度與長年潛伏的倖存者愧疚感與冒牌者症候群交戰，他曾出現自殺的念頭。2020年《紐約客》，尼克‧鮑姆加滕以此為題發表一篇長文《山難倖存者的內疚》（Survivor’s Guilt in the Mountains）。文章中提到一位年輕的登山者海登．甘迺迪（Hayden Kennedy），曾因首攀巴基斯坦「食人魔峰」（Ogre）南壁，而獲得年度登山大獎「金冰鎬獎」（Piolet d’Or）。2017年他與女友攀登「小惡魔峰」（Imp Peak）時，發生雪崩，女友不見蹤影。他知道被雪掩埋的人，不可能在20分鐘後還能存活，搜尋幾小時後他放棄了，當晚他在住處，寫了一封15頁長信後自殺。而在這件事發生前一週，海登曾發表一篇文章，談到幾位攀登夥伴喪生事件。他提到一個長久困擾倖存者的問題：「為什麼有些人活了下來，而有些人沒有？」活著與死亡，這是一個問題。但就如尼克‧鮑姆加滕在哀悼斯特克的文章所言，不管你的專業技能如何使你精通風險評估，輕盈的生命依然可能被風險擊中。在他幾年前遇見斯特克時，斯特克還跟他說自己新的座右銘：「慢下來，活下去。」最重要的是，對登山者來說，山就在那裡，你必須要去。安克的心理治療師提姆．泰特（Tim Tate）說，「運動員有一種必須被正視的召喚。那不是一種證明自我的神話，而是一種他們無法拒絕的呼喚。那聲音像擴音器一樣在他們腦中響起。他們無法不去做他們所做的事。」尼克‧鮑姆加滕說，這些看起來或許瘋狂、愚蠢，甚至毫無意義，但對許多人來說，它象徵人類努力的必要的極端。「他們為自己製造危險。在遠離戰爭、飢荒、大規模暴力與壓迫之後，這些人長途跋涉，付出巨大代價，只為了測試身體與心智，與美相遇，體驗存在的脆弱與恐懼，以及由此可能浮現的啟示，無論那啟示多麼短暫。」記者胡慕情近期出版的《河人：一場山難，自由、暴水與生命的流向》，是以2023年5月，10名到屏東飛龍峽谷的溪降者，因為突然的急降雨與暴漲溪水，而導致其中5名溪降者罹難所寫的非虛構作品。但這本書不只是敘述這場災難，而是以此事件，梳理了部分台灣登山史、氣象與環境問題導致天候變化的極端與更不可測，以及這些罹難者不同生命軌跡的流動，最後推動他們匯集走向飛龍峽谷。這是逝者家屬期待捕捉的他們所未知的空白，而作者顯然不會視此為偶發或孤例，而會探討牽涉其中的結構性問題。以及，除去氣候、機率等，還有哪些個別因素使得災難發生？作者提到寫作過程遇到的挫折之一是，存活者的噤聲。因為沈默，所以任何猜測推論都顯得過於粗率。但的確在事件發生後，網路上有些不友善的批評，質疑為什麼要在天氣變化如此劇烈的時間去？這些或許也阻礙活下來的人，在處理自己的心理創傷時，還能有發聲的勇氣。這本書的〈後記〉，胡慕情曾請教台灣登山家張元植，關於飛龍巨瀑事故可能的視角，理解沈默的發生，也談及風險。張元植的回答是：「其實滿矛盾的。客觀上，風險的確無法掌控。就是你不可能真的完全掌控一切外在的因素，但是我們會以為可以掌控。儘管如此，那不是玩命。那個當下，我們的心理狀態，並不是對生命的不珍惜。而是我們永遠都會覺得，我們是知道，確定能夠做得到，我們才去做。」在這段對話之後，作者希望可以創造社會大眾理解「活著」與「選擇」之間的關聯。當然，有些「活著」的方式，必然比其他活著的方式更容易遭致危險。這些活著的方式，會矛盾的減少活著的機率。但選擇這樣活著，是一種追尋自我實現的途徑，如泰特所說的永恆召喚，逝者則是渴望自我完成的殉道者。2024年6月張元植在阿爾卑斯山訓練時，在南針峰北壁「佛蘭多尖塔」意外失足去世。2015年11月，55歲的英國退役軍人亨利·沃斯利（Henry Worsley）從南極洲海岸出發，希望做到歐內斯特·沙克爾頓（Ernest Shackleton）一百年前沒有做到的事情，橫越南極洲，而且這次他是獨自穿越，沒有支援，沿路沒有存糧，必須自己用雪橇拖帶所有物資。他在中學時讀了沙克爾頓所寫的《南極之心》（The Heart of the Antarctic），以及其他極地探險家所有書籍，發現沙克爾頓探險隊的成員法蘭克·沃斯利是自己的遠房親戚。而後他就讀皇家軍事學院，與自己的父親一樣從軍。畢業後他重溫沙克爾頓的故事，「被這些人甘願承受的非凡苦難深深震懾」，他曾寫道，沙克爾頓對他而言不僅是英雄，也是導師。之後每當他面臨危險時，都會自問：「沙克爾頓會怎麼做？」在進行2015年獨自橫越南極洲計畫之前，2008年沃斯利就有一次向沙克爾頓致敬的冒險。三位沙克爾頓探險隊成員後代，Will Gow、Henry Adams和沃斯利，決定重走沙克爾頓1908年帶領遠征隊到南極點的路線，當時沙克爾頓在距離南極點只有97英里時，因為糧食耗盡決定撤退，對於放棄的決定，他對太太說了一句名言：「活著的驢子總是比死去的獅子好。」2008年這三位抵達沙克爾頓撤退的地點拍了和當年一樣的照片，而後成功到達南極點。2015年沃斯利獨自橫越南極洲，幸運之神卻沒有再度降臨。他在走了71天約1469公里後，在只剩下最後48公里的地方，因為體力耗盡而按了求救按鈕。他在廣播中說：「我的英雄歐內斯特．沙克爾頓在1909年1月9日的早晨，距離南極點97英里時，曾說他已經『射盡最後一支箭』。那麼今天，我也必須帶著些許遺憾告訴各位，我同樣已經射盡最後一支箭…我的旅程已經結束。我耗盡了時間與體力，簡單說，就是再也無法把一隻滑雪板滑到另一隻前面…我的頂峰就在觸手可及之外。」跟他的英雄一樣，目標幾乎觸手可及，卻必須放棄。但是，雖然他也像沙克爾頓那樣曾對自己的妻子說：「活著的驢總是比死去的獅子好」，但是沃斯利在兩天後因為細菌性腹膜炎於醫院去世。在拚盡全力與死亡與目標之間，有個永遠無法探測的三角未知地，不知何時會越過界線。以沃斯利的例子，既然最終無法達到目標，及早放棄似乎才是明智之舉，但是如果沒有竭盡全力，又如何彰顯「活著」的意義，與觸手可及的目標對峙的尊嚴？即使知道只要按下按鈕，活著的機率就會大增，但是在追尋活著的意義時，這個按鈕卻可能在太遲的時候，才會或者永遠不會按下。 極限運動者有著無法拒絕的召喚，他們必須走向那裡，即使因此置身險境。圖／陳克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