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顏一立／圖・翻攝自皇冠讀樂網時間是2022年7月8日上午11點30分，地點在日本奈良縣大和西大寺站前的街頭競選演講，一把由乾電池、鋼管、木板、膠帶等簡易材料自製的雙管霰彈槍，擊出了第一發子彈，沒有擊中任何物體，正在為自家自民黨候選人站台的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67歲）好奇地轉身，但也什麼都沒看到，三秒後，第二發子彈穿過他此時面向了槍手的胸頸部，半天後的下午5點，日本全國新聞頭版頭播放幾個超現實的大字：「安倍前首相遭槍擊身亡」。現場逮捕的嫌疑人山上徹也（41歲），為案發時無業的退役日本海上自衛隊隊員，此事件第一時間被認為是對民主主義的孤狼式恐怖攻擊，各界人士譴責及各家媒體皆下標：「這是對民主主義的挑戰」，然而隨著案件調查的進行，一個和民主主義零聯想並涉及「巨額募款」、「集體配婚」、「靈感商法」等大型爭議的韓國宗教團體「統一教」，卻從山上徹也的嘴裡說了出來。他的母親瘋魔於奉獻，父親和哥哥因而自殺，自己也自殺未遂，絕望之際的山上，發現了安倍晉三及其父安倍晉太郎、外公岸信介與統一教之間的自民黨票倉共生關係……，刺殺事件後，日本東京高等法院下令解散在日統一教，自民黨內閣支持率暴跌，被政治評論家認為是「近代史上最成功達成行刺者動機的刺殺事件」。時隔三年的2025年11月，推理女王湊佳苗交出了受此事件啟發的小說－－《曉星》。臺灣讀者期待的繁體中文版，也將在7月27日出版（皇冠文化出版）。湊佳苗在日本素有「嫌惡系」（イヤミス，指讀來不快卻越讀越快的類型）作家之稱，擅長描寫人性的黑暗面。她的作品是影視改編的寵兒，計有過24部電影和電視劇集改編，松隆子、小泉今日子、長澤雅美、西島秀俊、藤原龍也等演員都曾主演她的作品。《曉星》以雙主線的結構，描述如山上徹也般身為「宗教二世（指信仰新興宗教家庭的第二代）」的主角所面臨的人倫困境。去年底於日本出版後，大受好評，進入今年本屋大賞決選前五名。湊佳苗也在此作中，從過往排斥有聲書、並說過「小說這種東西不是自己讀就好了嗎？」的有聲書反對派立場，進化成了和日本亞馬遜聲音平台「Amazon Audible」合作「Audio First（オーディオファースト）」企劃的有聲書進步派。事情的緣起，是日本亞馬遜聲音平台曾主動向湊佳苗提案，請她寫一部以考量聲音聽覺體驗，為有聲書而寫的小說。但湊佳苗沒有專為亞馬遜而改變寫作習慣，仍然按自己的方式完成《曉星》這部作品。在Amazon的官方專訪中，湊佳苗提到了一個自己最個人的作家習性：「其實我從出道作開始，寫完的東西，我自己一定會大聲朗讀一遍。因為當你把對白唸出來時，你就會發現：『啊，這句話沒辦法一口氣說完呢。』或是『人在走投無路的時候，是不可能講出這麼長的一串話的。』也因為每寫完一段就會大聲唸出來，我想如果半夜有人從我家門前經過，大概會覺得這間屋子很怪吧（笑）。」雖然沒有為亞馬遜量身訂做，但雙方的合作仍然順利進行。《曉星》打破紙本書先行的出版傳統，讓有聲書比紙本書更早一步上市。並且，亞馬遜為《曉星》的有聲書找來了星光閃閃的陣容：由《鬼滅之刃》的聲優櫻井孝宏、與《間諜家家酒》的聲優早見沙織，聲音演出有聲書版的雙主角。湊佳苗也親自到場，監督聲優演出，參與了有聲書的製作過程。湊佳苗說，當她第一次聽到自己作品的有聲書，她才發現聲優並沒有注入過多的抑揚頓挫，但文字裡的情感卻清晰地傳達過來，那刻的她由衷佩服：「原來聲優真的是『朗讀』的頂級專家。」延續了日文版對有聲書的重視，湊佳苗也在中文版有聲書中獻聲，錄製了親自解說作品的〈創作契機〉，和朗誦小說精華段落。在〈創作契機〉中，湊佳苗親自說明了此回給讀者的挑戰書：「這個故事是從兇手的手札開始的。各位聽到手札時，會聯想到什麼呢？是否會認為裡面所呈現的一切都是真相？但各位有沒有想像過，當你只是把別人給予的這些片段拼湊起來時，其實有沒有可能只會拼湊出一幅扭曲的畫面呢？」其中的謎底，就留待讀者閱讀之後解開了。從出道作《告白》辯論「少年犯罪者該不該受到報復？」，到《母性》叩問「母愛真的天生存在嗎？」，一路以來，經常在小說中處理爭議議題的湊佳苗，在出版《曉星》後，也再次於讀者間引起了「是不是在幫山上徹也寫辯護書？」的討論。但湊佳苗認為，她想探討的是「當信仰、愛和家庭捆綁在一起時，人該如何從中獲得自由？」她表示，她是從「自己現在最想思考什麼問題？」來決定主題。當初接到亞馬遜提出「聲音先行」的創作企劃時，她腦海中第一個浮現的就是「宗教」，最想描繪所謂的「宗教二世」——那些與宗教綑綁、或是回過神來發現自己早就困在宗教內的人。她說：我們可能會覺得這些人離自己很遠，「但當我回顧自己的人生時，我總覺得在我所走過的道路旁，似乎隨時都存在著一條通往那個世界的岔路或一扇門。」湊佳苗《曉星》繁體中文版，由皇冠文化出版，將於7月27日紙電聲同步上市。有聲書除由湊佳苗親自錄製〈創作契機〉、朗誦精華段落外，全書由《天橋上的魔術師》聲音主播——徐壽柏、與《祕密》聲音主播——楊雅淳，雙主線聲音演出，鏡好聽製作發行。

文・許文貞／圖・鏡文學出版巨頭再度槓上AI業者。根據英國衛報等多家媒體報導，阿歇特圖書集團（Hachette Book Group）、聖智集團（Cengage Learning）、期刊出版社愛思唯爾（Elsevier）等三間美國重要出版業者和推理作家史考特・杜羅（Scott Turow），於7月13日在美國紐約聯合控告Google侵權，指控Google違法使用數百萬本受到版權保護的圖書內容，訓練它們的AI工具Gemini的大語言模型，表示這可能是史上最嚴重的侵權案件之一。出版社指出，Google將原本提供給它們用在「Google圖書」、「Google Play 圖書」和「Google學術搜尋」功能的書籍，擅自挪作他用。這些書籍原本只在搜尋結果中局部呈現內容，或者用來製作電子書販售，但Google卻將這些書籍內容拿去訓練自己的AI產品，沒有經過出版社同意，也沒有另外支付權利金給出版社。起訴書中指出，Google內部的討論顯示，他們清楚知道這樣做是違法的，也討論過公司可能因此有要支付1百億到1千億美元的賠償金的風險，卻還是執意這樣做。出版社認為，Google的作法對作家和出版產業造成傷害，因為AI生成的內容會對圖書銷售帶來負面衝擊。舉例來說，如果Gemini的訓練材料中有一部受版權保護的推理小說，它就可以在20分鐘內生成一部新的100頁的推理小說，使用類似的角色和情節，例如同樣描寫在充滿秘密的寂靜海邊小鎮裡發生的兇殺案，並且只賣銅板價。起訴書中說：「沒有任何出版商或作家能跟這樣的東西競爭。」自從生成式AI問世，出版業和作家已經多次控告科技業者侵權，違法使用未經授權的書籍訓練Google、OpenAI、Anthropic和Meta的AI工具，不過判決結果多數對科技公司有利。2025年6月，多位美國作家聯合控告Meta侵權，指控AI生成的相似作品會稀釋掉他們原創作品的銷售市場，但當時法官認為作家沒有提供足夠證據，因此認定屬於「合理使用」，Meta沒有侵犯作家們的著作財產權。然而，在2025年的另一樁類似訴訟中，Anthropic卻與作家們達成和解，賠償作家15億美元，這也是版權史上賠償金額最高的案例。作家控告Anthropic違法使用書籍訓練AI工具Claude，但在判決中，法官認為使用版權保護的書籍訓練AI工具並不違法，真正違法的是Anthropic是從盜版網站取得上百萬本書籍的資料。這是阿歇特圖書集團近期第二度對科技巨頭的AI工具提出告訴。今年五月，阿歇特、麥米倫出版公司（Macmillan）、麥格勞希爾出版社（McGraw Hill）、聖智集團、愛思唯爾等五家出版業者與史考特・杜羅也才以同樣的原因控告Meta和創辦人祖克柏。阿歇特等出版業者指出，Meta的工程師使用盜版書籍和期刊文章訓練AI工具，而且聲稱「祖克柏自己親自允許這樣的侵權行為，更主動鼓勵他們這樣做」。

文・洪瑋其／圖・翻攝自日本共同社官網在日本極具公信力、孕育出無數重要作家的芥川賞與直木賞，於7月15日公布第175屆得獎者。小砂川チト的《殭屍回收婦》獲得純文學的代表獎項芥川賞，朝倉かすみ的《圈外》獲得大眾文學代表獎項直木賞。殭屍、遊戲、VR、NPC……，有著這樣題材的小說，竟然獲得純文學領域的芥川賞？這究竟是個怎樣的故事呢？《殭屍回收婦》以工作被人工智慧取代的婦人為主角，婦人戴上失蹤的丈夫留下的VR眼鏡，投身虛擬世界，成為遊戲裡的NPC，負責回收在遊戲中被打死的殭屍們的屍體。當現實與虛擬難以分別、真人成為遊戲NPC，工作的意義也受到挑戰。這是作者小砂川第三次入圍芥川賞，她的三部入圍三部作品都在討論人與非人（人體模型、猿猴、人工智慧）的界線，而這回《殭屍回收婦》的世界觀更加完整獨特，評審奧泉光表示，這篇小說「跳脫現實與虛構對立的觀點，將兩者融合成一個立體的第三世界」。與《殭屍回收婦》一同進入第二輪投票的還有鈴木涼美的《惡血》、八木詠美的《反‧早安》。《惡血》描寫女主角接納懷孕的身體之際，也接納自己過去的經歷；《反‧早安》透過失眠的女主角，質疑這個凡事都要積極向上的時代。 小砂川チト的《殭屍回收婦》獲得175屆芥川賞。圖／翻攝自講談社官網 而獲得直木賞的《圈外》則是一部歷史小說，以江戶時代的貧困姊妹為主角。兩人在成長過程中遭受各種歧視、性暴力，就要放棄自己人生的掌控權，此時姊姊偶然遇見一位女醫生，喚醒了她掌握個人命運的想像。最終，姊姊也成為了女醫，立志建立一個讓被排除在「圈外」的人也能安心的地方。評審辻村深月表示，「受壓迫的女性」的主題能夠與現代遙相呼應，小說中展現對抗那些壓迫的、使人無能為力的事物的力量，也相當深刻。進入第二輪投票的蟬谷めぐ實《你看到了嗎，保己一？》同樣是一部歷史小說，描寫江戶後期盲眼學者塙保己一的人生，在目明與眼盲之間的描寫下了極大的工夫，展現相當的企圖心。而直木賞入圍名單中，日本搞笑團體「奧黛麗」成員若林正恭的首部小說《青天》，在賽前獲得極大的關注，但未能獲獎。評審認可他的文采，更期待此後的其他創作。 朝倉かすみ的《圈外》獲得175屆直木賞。圖／翻攝自光文社官網 本屆芥川賞、直木賞的完整評審意見，將刊登在《文藝春秋》9月號及《オール讀物》9-10月號，屆時讀者將更清楚《殭屍回收婦》、《圈外》從其他優秀作品之列脫穎而出的原因。

文・廖書逸／圖・翻攝自 Kashmir Hill 官網 最近，《紐約時報》的一名科技記者克什米爾・希爾（Kashmir Hill）驚訝地發現，在全球最大的圖書零售平台亞馬遜（Amazon）上，竟然有在販售一本關於她本人的傳記書籍。這本名叫《克什米爾・希爾傳》（The Biography of Kashmir Hill）、長度僅有90頁的書籍出版於一年多前，定價27美元（約新台幣870元），內容拼湊著一些網路上的公開資訊與模糊見解，同時捏造了許多包括希爾平時沖泡咖啡的習慣等等的虛假事實。該書作者「約翰・克雷恩・米勒」（John Crane Miller）的頁面圖像，是一名白人男性在會議室中發言的圖庫照片，而在《克什米爾・希爾傳》出版的那一週內，他還另外出版了包括CNN主播與來自《大西洋》雜誌的編輯等，總計10本的知名記者傳記。種種跡象都顯示出，這些內容並不只有透過人類的雙手完成。《克什米爾・希爾傳》絕非單一案例。希爾循線深入調查後發現，這類明顯由AI生成式內容所構成、常被稱為「AI垃圾」（AI Slop）的書籍，目前正利用亞馬遜官方的放任態度，大舉入侵並氾濫於線上圖書市場，試圖以量取勝，透過銷售這些書籍來賺取「被動收入」。近期有兩位商學院教授分析了過去五年間，在亞馬遜上架出版的1000萬本書籍，發現自ChatGPT問世以來，每月的電子書出版數量已增加了三倍，從2022年的每月10萬本，暴增至去年底的每月超過30萬本。雖然亞馬遜官方否認有這樣巨大的增長幅度，但也拒絕公開其內部數據。這波「AI寫作」風潮，主要集中於非文學類的作品。例如一位署名「黛安・格雷」（Diane W. Gray）的高產量作者，光是去年夏天就出版了60本的傳記，對象從知名Podcast主持人喬・羅根（Joe Rogen）、歌手席琳・狄翁（Celine Dion）到足球選手保羅・莫迪尼（Paolo Maldini）都有，範圍廣泛。此外，一本關於保守派政治人士查理・柯克（Charlie Kirk）的AI生成傳記，在他去年九月去世後，甚至還一度成為亞馬遜的暢銷書，直到因為被大量負評洗版，稱其為「一場騙局」與「恥辱」後，才遭平台下架。網路上現在甚至已有許多網路名人與意見領袖，都在宣傳「利用AI寫書，賣出任何一本都是淨利」這樣的觀念，並提供教學。為了釐清這個「產業」的實際情況，希爾採訪到一位現年70歲的退休網路安全顧問比爾・瓊斯（Bill Johns）。在退休後的兩年內，瓊斯利用ChatGPT創作並出版了高達445本書籍，主題涵蓋體育故事、天才傳記、著名的橋樑簡介與切薩皮克灣（Chesapeake Bay）地區的歷史等等。瓊斯表示，一筆一劃撰寫的「傳統寫作模式」雖然浪漫，但「不符合經濟效益」。瓊斯的工作模式非常公式化：他利用自己付費訂閱的ChatGPT服務，尋找該主題的歷史與文化框架，接著要求AI逐章生成內容，以避免大段落的生成所更容易產生的AI「幻覺」。完成後，他再利用亞馬遜的Kindle Create應用程式將文稿轉換成電子書格式，並搭配上AI生成的封面後，便能直接上架。他的書籍出版頻率，是亞馬遜網站允許的極限——每週10本。這種工作模式，為他帶來了實質的經濟報酬。光是在去年底的聖誕假期期間，他就售出了821本書，賺取了將近6000美元（約新台幣20萬元）的利潤。這些銷量大多是實體書，由亞馬遜進行「隨需印刷」（print on demand），而購買者很有可能從頭到尾都不知道這些書是出自AI之手。雖然亞馬遜在書籍的上架流程中，會詢問賣家是否使用了AI工具，但並不會將這項資訊公開給消費者。作家協會（The Authors Guild）從2023年起便一直試圖說服亞馬遜，在網站上標示出由AI生成的書籍，但亞馬遜始終不願配合，認為這樣的標示，可能會懲罰到誠實申報的使用者，反而讓說謊隱瞞的人從中獲利。亞馬遜的發言人指出，公司會移除不遵守規範的書籍，但下架的標準，最主要在於它是否造成了「糟糕的顧客體驗」。在調查過程中，希爾打開了《克什米爾・希爾傳》的頁面，並在下方留言，禮貌地表示自己是本書主角，希望能與「作者」聯絡及對話。不久以後，這本傳記，以及該作者名下的所有書籍，便在一夕之間，通通從亞馬遜的平台上消失了。這次的下架究竟是亞馬遜官方的「伸張正義」，還是該名作者心虛的逃逸呢？在平台建立更完善的上架規範與標示機制之前，在意書籍內容的消費者，也只能努力睜大眼睛，試著辨別清楚了。

文・蕭宇翔／圖・Image by Vecteezy7月15日香港書展開幕當天，香港獨立書店「留下書舍」、「田園書屋」遭到警方搜查，共有5人被捕，這已是今年第三波。當日穿著「我是書店店員」上衣遭上銬的「留下書舍」經理Mandy，已在7月17日上午獲准保釋，其他被捕人員也同樣獲保離開。若從今年3月算起，包含「一拳書館」、「獵人書店」等多家獨立書店在內，已有11人被以「煽動罪」罪嫌逮捕。被捕者多獲保釋，但面臨扣押護照、凍結帳戶，並進入漫長的調查與候查期。「這是社會性死亡。」一名熟悉香港政治和文化的知情人士在受訪時表示，「不一定需要定罪，只要讓人無法出境、繼續經營、公開發言，影響力就會慢慢消失。」有時案子已撤控或未入罪，但護照依然扣著未還。雖有書店曾發文要求官方公布禁書名單，但「真正的紅線，絕對不會公布。」該名人士表示，「一旦說出哪裡是紅線，人就不會害怕了；最有效的方式，是製造恐懼，讓每個人自我審查。」例如香港警方曾提供媒體通稿，列出數本香港作者著作，但他認為這幾本書「並不敏感」，是警方的「煙霧彈」，因為「不想承認是臺灣的書」，但又要解釋自身的行動。另一方面，他們擅長精準控制民眾的憤怒值，盡可能不製造「烈士」。隨著民主派議員、NGO、媒體和律師相繼消失，「獨立書店是最後的第三空間。」他表示，在其他公共空間陸續消失後，書店是僅剩的可以見面、交談、建立連結的場所。然而，經過今年以來的書店打壓潮，這位受訪者認為，一年之內，許多2020年後成立的獨立書店，可能因為房東續約意願、供貨、資金壓力與司法風險而關閉。《國安法》生效至今，香港政府已撥款至少180億港元（約新臺幣726億元）以「維護國家安全」，在龐大的經費和人員編制下，「國安已經變成一個產業。」他認為，為了維持自身規模與正當性，它必須持續辨認、創造新的敵人。然而過於龐大的國安編制，可能擠壓到其他警消部門的預算，使人禍的比例提高，也讓事件的後續發展被模糊焦點。譬如去年宏福苑大火後，受災家屬出面抗議，駐港國安公署即警告將嚴懲「以災亂港」行徑。這位受訪者表示：「這是一個惡性循環，像是一個沒有盡頭的，向下的螺旋。」最後，談回「留下書舍」經理Mandy身上的那句「我是書店店員」，受訪者認為這背後是一種選擇，即知道「成為書店店員」意味著什麼，仍然選擇留下。

文．顏一立／圖・翻攝自CNN 榮獲英國女王授勳的國寶級演員——安東尼．霍普金斯爵士的身上，有幾個標誌性角色？他是電影《沉默的羔羊》中，邊聽巴哈邊煎人肝吃的漢尼拔醫師，全片僅登場16分鐘，即拿下了奧斯卡金像獎最佳男主角，是金氏世界紀錄最短演出的影帝；他也是《父親》中迷走時間、記憶與幻象的失智父親，更因此坐上金氏世界紀錄最高齡影帝之位。就在所有人以為這些已是他巔峰成就的此時，88歲的安東尼寫給了自己一個全新的角色——古典樂作曲家，並與古典樂巨擘迪卡唱片合作推出他人生的首張古典樂專輯《人生如夢（Life is a Dream）》。二屆奧斯卡影帝出古典樂專輯，乍看是跌破眼鏡，回望是首尾呼應。生長於英國威爾斯、患有閱讀障礙和亞斯伯格症候群的安東尼，4歲開始學鋼琴，6歲可以即興演奏，爾後幾年彈出蕭邦、貝多芬，十幾歲時為舞台劇寫配樂。即使作為演員出道且享譽全球後，忘不了音樂的他，過著出門演戲、回家寫曲的AB面人生，最後六十年磨一劍，集大成了這張《人生如夢》專輯。這位古典樂新人是如此說明的：「音樂是我的第一個夢想，我一生都在創作音樂。其中某些樂曲已經陪了我數十年，而我發現自己不斷地夢回它們身邊。我的整個人生就像一場夢。」近期公開的首支單曲〈布拉肯路（Bracken Road）〉，其實是60年代還在利物浦劇院當年輕演員時他所創作的，靈感源於他童年記憶裡威爾斯的街道、草地、農田和山巒。而專輯中收錄的另一首曲子〈我的父土（My Fatherland）〉，則是為了致敬自己的出身，安東尼為此補充說明：「我提醒自己，我永遠是我父親的兒子，他是一位麵包師父。」這張充滿意識流色彩的自傳體專輯，特別邀請了葛萊美獎指揮家古斯塔沃．杜達梅爾（Gustavo Dudamel）和倫敦愛樂管弦樂團共同演繹。英國迪卡古典唱片的總裁勞拉．蒙克斯（Laura Monks）表示，因為與如此一位傳奇人物合作，辦公室裡全是雀躍之情。而對於這位即將在臺發行專輯的古典樂新人，臺灣代理發行的環球唱片古典部總監傅慶良認為，奧斯卡影帝的音樂意外地親民，且不套入起承轉合的公式，並透露下支單曲會在7月底公開，《人生如夢》實體CD和數位專輯是8/21發行，黑膠版則是10月問世。因演戲得過奧斯卡獎、艾美獎、金球獎終身成就獎乃至於大英帝國勳章和爵士勳位的安東尼爵士，不只一生像漢尼拔醫師那樣愛著古典樂，也像《父親》主角安東尼那般迷走時間、記憶與幻象，他從15歲演到了88歲，這次他放下劇本，拿起樂譜，用古典樂穿越時空，如夢似幻地做回了最初的自己，就好像他受訪時所言：「人生就是一場夢。」 奧斯卡影帝安東尼・霍普金斯出古典樂專輯《人生如夢》。（圖／翻攝自BBC）

文・洪瑋其／圖・翻攝自株式會社竹尾Instagram「河出書房新社」是日本以出版文學、思想、歷史著作聞名的出版社，成立至今已140年。這家成立於明治19年（1886年），至今仍然非常活躍的出版社，為140週年推出系列活動，還發行了如同「倒數日曆」一般的期間限定雜誌，展現出版人對紙本書的情懷。河出書房新社的前身，為1886年於東京日本橋地區開設的岐阜成美堂書店東京分店，1888年自成美堂獨立，專營教科書、農業相關書籍。1933年改名為「河出書房」，轉為出版文學、歷史、思想類相關著作。1957年破產後重組為「河出書房新社」。河出書房新社出版多部日本國內重要小說、思想集（如三島由紀夫《假面的告白》、吉本隆明《共同幻想論》），也譯介國外經典（如《杜思妥也夫斯基全集》），更發行百科全書和全集（如《日本文學全集》、《世界美術全集》）。而其發行的刊物《文藝》，刊載短篇、中篇小說，多部作品於刊載後獲得芥川賞，被評為日本「五大文藝誌」之一。1962年創立的「文藝賞」，也是日本純文學發展的重要推手，知名作家如高橋和巳、田中康夫、鹿島田真希、綿矢莉莎、白岩玄等，都是由此向文壇嶄露頭角。為了慶祝140歲生日，河出書房新社從四年前就開始，推出「以書為窗」的紀念活動，更發行「倒數日曆」。2022年，河出書房新社發行限定16期的季刊《Spin》，歷經4年倒數，於今年6月發行最終號、迎接更多慶祝活動。《Spin》與紙業公司竹尾合作，突顯雜誌的「紙」之美。每一期封面、目錄頁都使用不同的紙張，呈現並介紹每一張紙的名字與特性，將雜誌作為紙張的伸展台，展示只有紙本刊物才能傳達的視覺與觸覺效果。《Spin》與《文藝》的純文學個性不同，它收錄小說、詩歌、書評、信件、繪畫等作品，以「成為生活中多種視野的書籤」為目標。自第13期起，增加「140人、140本、1句話」計畫，邀請不同領域的讀者，選出他們最愛的河出書房新社作品，和書中的一句話，象徵著各行各業的人心中都有那麼一個河出書房新社的位置。140週年活動還包含從業人員對談、「深夜書房」系列作品出版等，出版社也開放社內空間作為對談場地，並邀請讀者一起走進出版社隱藏在書架之間的世界。營業140年很難，堅持以「繼承文化遺產、創造新文化、介紹海外文化」為理念、打造支持純文學作品及作家的環境，更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河出書房新社的存在，提醒著每個讀者，文學、紙本書的魅力可以走得更遠。

整理・洪郁萱／圖・文策院提供曾獲臺北國際書展大獎的《一位女性殺人犯的素描》，今年5月在韓國出版。6月，作者胡慕情在文策院安排下，前往首爾國際書展，與韓國資深記者李多慧對談。以下是講座的摘錄。撰寫《一位女性殺人犯的素描》的契機《一位女性殺人犯的素描》描述臺灣目前唯一仍在服刑的女性死刑犯林于如，因涉嫌殺害親生母親、婆婆和丈夫而被起訴，在2013年判決死刑定讞，是臺灣時隔20多年再次出現的女性死刑判決案例。講座一開始，主持人李多慧說，她在搭捷運來到書展會場的路上，拿著韓文版《一位女性殺人犯的素描》閱讀，車裡有一位長者一直盯著她手上的書看。後來她想，大概是因為韓文版書封上的文案吧！文案寫著：「林于如，1981年出生，臭豆腐店媳婦，因涉嫌殺害親生母親、婆婆、丈夫而被判處死刑……」、「臺灣第一位女性連環殺人及殺害親屬者，監獄中目前唯一在世的女性死刑犯」，可能是這些文字，引起了長者的注意。當李多慧詢問胡慕情，書寫《一位女性殺人犯的素描》的契機，胡慕情表示2014年鄭捷在捷運犯下隨機殺人案，是她想要理解隨機殺人犯罪的契機。當時她進行採訪，陸續寫出一系列與鄭捷案、湯姆熊割喉案、鐵路殺警案有關的報導。這些隨機殺人事件的加害者都是男性。之後她開始接觸女性殺人犯的議題，發現女性殺人往往與情感、家庭有關，遂開始研究林于如這位已被判處死刑定讞，但尚未執行的女性殺人犯。記者的前提：所有人說的話你都不能信，都要查證李多慧表示，韓文中有「法律感情」這個詞，法律本身看似沒有感情、只是照法條判決，但社會大眾特定事件的看法，會影響判決。韓國過去曾發生「江南站隨機殺人事件」，這起事件激起韓國社會很大的輿論關注。而她認為，《一位女性殺人犯的素描》提供給韓國讀者，一個看待犯罪截然不同的視角。李多慧詢問，作為採訪者，胡慕情是怎麼與受訪者林于如建立起信任關係的。胡慕情表示，最初是因為廢死聯盟的協助建立起基本關係，但信任的過程，是長時間互動而來。過程雖然長，但沒有特別辛苦，因為最初就是想要去除原本社會的眼光，把林于如當成一個正常的人去對待和認識。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林于如才慢慢願意相信。胡慕情說，記者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前提，就是「所有人講的話你都不能相信，都要懷疑，都要再次去進行查證」。其實司法也應該是如此，司法要立基於證據，要有明確的證據，才能判斷給什麼樣的刑罰，但是在林于如的案件上，法律證據跟道德判斷是被混在一起的。胡慕情說，在書寫時，對素材的處理上，她儘可能將兩者分開處理。對於林于如自身的說詞、檢方卷宗、警察筆錄、甚至所訪問到的相關人士（如鄰居）的說詞，她都會交叉比對查證。胡慕情用手指著桌子說，所有發生過的事件並不像「這就是一張桌子」有著所有人都能共同認可的絕對標準。記者針對犯罪事件背後模糊不清、充滿灰色地帶的部分，進行更深入的採訪，可以幫助釐清犯罪背後的原因。而理解犯罪原因與審判罪刑也是不同的兩回事，她在書中也盡可能分開梳理。糾正道德判決的盲點，是寫作的初衷李多慧提出，過去韓國新聞裡，只要加害者、被害者其中有女性，就一定會出現「〇〇女」等煽動性的標題。在書中，她讀到林于如與丈夫劉宇航因為賭六合彩而相遇，新聞似乎不會探討「為什麼這位男性去賭博？」，而是放大「這名女性為什麼會去賭博場所？」，這性別要素如何影響了這個案件？胡慕情說，必須先從人們對於性別往往有既定的印象來理解，「女性應該展現出什麼樣的面貌」、「男性應該展現出什麼樣的面貌」等，為了符合這種社會期待，往往會形成「女性不能這樣做、男性不能那樣做」的觀念。媒體是為了應和社會期盼，才會用那種聳動方式來下標。在這個事件中，林于如作為一個妻子、媳婦、女兒，卻殺害了自己的丈夫、婆婆，甚至親生母親。這樣的違逆印象下，加上愛賭、愛錢，以及眾多間接證據，使她被判處死刑。但這些描述，胡慕情認為，比較像是對林于如的道德審判，不能作為犯罪證據。糾正這種道德判決的盲點，正是《一位女性殺人犯的素描》的初衷。糾正盲點為何重要？胡慕情舉了一個發生在臺灣的例子，說明如果警方受到盲點蒙蔽，做出欠缺事實證據的推論，可能會錯失蒐集證據的黃金時間、甚至讓案件充滿更多疑慮。例如胡慕情曾報導過的華山殺人案。在這起事件中，一名男性被指控強姦了參加華山草原藝術活動的女性，並將其殺害、分屍，甚至棄屍。因案發地點在臺北市中心，激起民眾恐慌，警方在僅有自白的情況下逮捕嫌犯後，就將案發現場夷平、恢復原本樣貌以讓周邊民眾安心。然而後來這名嫌犯翻供，宣稱自己不是主謀、還有共犯；從證據來看，被警方指稱是嫌犯用來裝死者頭顱的包包，沒有採證出受害者的DNA、也無法證明死者體內的精子是嫌犯的。這起案件後來僅有這名嫌犯被判刑，但他沒有因為這麼多可怕的罪行被判死刑，因為證據不夠完整。而是不是真的有另一名真兇在外？也成為無解的謎。不斷去思考：「我們其實沒有辦法得知真相」李多慧表示，她從閱讀《一位女性殺人犯的素描》了解到，沒有一起犯罪事件是獨立存在的，犯罪的發生必然與社會、歷史背景有極為密切的關聯。書的後半部梳理了臺灣移民社會的背景、歷史、與特徵，例如「賭博」。胡慕情表示，她之所以花許多時間梳理這些時代背景，是因為好奇：為什麼林于如會深陷於賭博之中？賭博可能確實對林于如造成極大的影響，但是賭博真的會讓想殺人嗎？她表示自己的家人也喜歡賭博，但並沒有陷入林于如所選擇的道路，警方因林于如賭博，便推論她殺人，顯然是有瑕疵的。最後，李多慧也詢問這本書從開始到完成，胡慕情最大的轉變是什麼。胡慕情說，一開始她對做犯罪案子的調查，想像很單純：描述一個人是怎麼長大的、她犯罪的原因，大概就是這樣的結構，這本書就可以完成了。但是真正去調查林于如這個殺人犯之後，才發現非常複雜。除了警方跟檢方的證詞矛盾，還有林于如這個人說話的不可信，種種讓胡慕情無法相信的地方，導致這本書最後沒有辦法用如一般讀者所想像、常見的犯罪書寫的方式去進行。胡慕情說：「這讓我不斷重新去思考說，『我們其實沒有辦法得知真相』這件事，才是犯罪案件的本質。」因為所謂的真相，只有在一個人被殺的那一刻，被殺的人心中、與殺人者的心中，才有真正的真相。而那個真相，有時候不見得是能被問出來的，更不用說有人已經被殺死了。「這樣子的過程，讓我開始去思考：真相到底是什麼？」胡慕情說：「我們說一個故事，要表達的是什麼？當每個人站在他的立場，所說出來的陳述相互矛盾時，它背後代表的社會意義又是什麼？」換句話說，胡慕情不能只面對每個人狹義的陳述，而必須將這些陳述的動機、背後更大的社會圖像，也納入思考，視為真相圖像的一部分，認知到：「當我們講述事情，會因為目的不同，做出不同的敘述。例如警方敘述事情，是為了審判。案件發生之後，有些人敘述案件，是為了討論死刑應不應該廢除，有些人是為了知道社會可不可能更安全。每個人的說法看起來互相矛盾，可是也有相互交集的地方。」對於這些，複雜而矛盾、無法簡單化約的聲音，胡慕情說：「我試圖在書寫中做的處理，是讓這些聲音可以互相碰撞，等於是透過我的敘事，去讓這些不同的意見，有互相討論跟被看見的可能。」 （胡慕情與韓國資深記者李多慧進行對談，圖／文策院提供） （胡慕情幫讀者簽書，圖／文策院提供） （韓文版《一位女性殺人犯的素描》，圖／文策院提供）

文・蕭宇翔／圖・翻攝自韓國世界日報今年首爾國際書展甫於6月28日落幕。鏡文學《文學新聞》特派記者專程赴現場採訪，除書展活動外，也專訪數位韓國出版界人士。本篇介紹本屆書展主題的核心提問：身處AI時代，人類如何重新定義自身？ AI與人類的差異究竟是什麼？為了回答這個問題，今年首爾國際書展特別邀請資深作家金衍洙（김연수）與AI透過問答，共同撰寫主題文，而他們最終得到的答案，竟出奇地簡單。今年首爾國際書展以「Homo Duduri」為題，將AI視為一團新火，這團火可能燒毀一切，也可以用來鍛造工具，使人類進化生存。Duduri來自韓國古文獻中的鐵匠妖精，為鬼怪（도깨비，Dokkaebi）的原型；Homo則是代表「人」的拉丁文。兩者結合，指向AI時代的新型人類：不轉身逃離，而是攜帶這可能燒毀一切的火種，不斷向前奔跑，一邊自問：「這安全嗎？這有用嗎？這是必要的嗎？」「我們必須成為Duduri，把一切投入火中熔煉，化做人類可使用的工具。」金衍洙如此寫道。距離2016年AlphaGo以四勝一敗擊敗韓國棋手李世乭以來，已十週年。2026年首爾書展首度將AI放入「人類如何定義自身」的問題中。主辦方因此邀請作家金衍洙與AI共同撰寫主題文「人類宣言」，並發行限量特刊，收錄他與AI的對話紀錄，以及整個創作思考的過程。金衍洙是韓國重要的小說家，曾獲大山文學獎、李箱文學獎。他以詩出道，也寫樂評，至今出版超過20本作品，被韓國文壇稱為一代最知性的小說家。這次，他以一名老練寫作者的身分進入AI共寫實驗，為首爾書展撰文，激起網路上的正反意見。事實上，關於AI寫作的探索，早在書展爭議開始前，就已在韓國掀起討論。（2026年首爾國際書展主視覺，海報中的人物原型即鐵匠鬼神。書展主辦單位告訴《韓民族日報》：「人工智慧將重塑我們的感官，其程度之深，遠超人類迄今為止所經歷的無數變革。『Homo duduri』正是我們人類的自畫像，在這些複雜的變化中，我們不斷反思自我，與各種衝突做鬥爭，周而復始地奔向未來。」）●身處AI主播能夠即時生成、完美讀稿的時代，真人主播的猶豫、停頓、口誤，常被視為必須排除的「放送事故」。韓國小說家金愛爛今年4月作客知名談話節目時，被問及AI與人類的差異，她的回答是：猶豫。她很快舉了一個例子。2018年7月23日，韓國國會議員魯會燦（노회찬）離世，當晚，國民主播孫石熙（손석희）播報訃告時，期間他數度沉默，前後長達二十秒。孫石熙是韓國代表性的國民主播，曾多次專訪魯會燦，就勞工、弱勢等社會議題深談。當時魯會燦因深陷政治獻金爭議而輕生，孫石熙在鏡頭前捏著簡報筆，罕見地哽咽，成為韓國電視史上著名的一刻。（圖：翻攝自MBC）金愛爛說，當人們聽到他人的憂慮或痛苦時，往往會有片刻的猶豫，「我們會嚥下話語、斟酌不決，或猜測，或權衡利弊。」並補充道：「有時，人類坦誠的沉默，比人工智慧滔滔不絕、迅速的回覆，更能撫慰人心。」這四分鐘的談話在韓國引起熱烈迴響，在探討AI與人類的差異時，凸顯出人類情感的可貴。（圖：翻攝自MBC）如果金愛爛認為人類最特殊之處是猶豫，那麼金衍洙在創作書展主題文時所遇見的，正是一個「從不猶豫」的回答者──AI經常給出一連串平滑、完整、看似合理，卻毫無展開的回答。撰寫主題文時，金衍洙先是使用Google的NotebookLM，這是一款只會根據使用者提供的有限資料，進行回應的AI工具。他將古騰堡計畫中的十部經典文學作品上傳，包括《唐吉訶德》、《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等，試圖和AI討論文學中所定義的「人性」，以此摸索「人類宣言」的宗旨。然而，他才剛試探性地提問，NotebookLM幾乎立刻生成了一篇十頁紙分量的宣言。當他要求參考其他作品、擴大討論範圍時，AI同樣即時產出。這過程不斷重複，於是他改變策略，以提示詞表明：「看著你提出的那些形同標準答案的句子，我會把其當作反面教材，試著走得更遠。我不想只停留在正確答案裡。」但更長時間過去，討論依舊毫無進展。金衍洙如此紀錄：要寫文章就必須有靈感（Idea）。這就像是在摸索透明膠帶的邊緣以尋找開頭一樣。如果找不到開頭，就算手邊有膠帶也無法使用；同樣地，如果沒有靈感，就算有再多素材也無法動筆。與NotebookLM對話，就如同在永無止境地摸索一捲透明膠帶。那捲膠帶太完美了，完美到摸不出任何可以撕開的突破口。金衍洙發現，無論拋出什麼問題，AI都能在毫無質疑的情況下，編造出冠冕堂皇的回答，而在這樣的對話中，他只能是那個「尋找其他可能性」的合作方。他最終問道：「既然如此，人類不就是一種『能對提問本身提出質問』的存在嗎？」NotebookLM隨即又傾倒出大量的回答，但此時金衍洙說，「已經不再需要了」。他決定嘗試讓AI進行書寫，而自己則做為不斷提問、修正、質疑的一方，一路推進到作品做為官方主題文發表為止。（圖：本次首爾書展限量特刊，翻攝自首爾國際書展官網）金衍洙認為，AI寫作目前可行的路有三條。第一條，僅輔助構思，仍由作家本人撰寫文章。第二條，則把寫作任務交給AI，作家扮演「導演」角色：指定論點、校閱AI文章，不斷下達修改指令。這是目前多數AI寫作實驗採取的方式，也是芥川賞得主九段理江書寫近作《影子雨》的方法（一篇以「AI95%、人類5%」比例創作的小說）。第三條則存在於假設之中：未來強人工智慧（AGI）將在沒有人類介入的情況下，獨自完成構思、資料搜集、原稿撰寫等所有過程，且速度極快。人類甚至可能抄襲這類文章，並以自己的名字發表。這次書展主題文，金衍洙選擇的是第二條路。他認為，唯有如此，AI寫作的現行問題才會真正顯現出來，而這正是他此次展開共寫實驗的目的。（圖：金衍洙，翻攝自維基百科。來源：韓國文學翻譯院）●根據他的經驗，Claude語言敏銳度最好，因此他把實際寫作交給Claude，但固定先透過Gemini整理「提示詞」，讓Gemini擔任「AI助理導演」。Gemini將提問分成五個階段，建議他不要一次拋出所有問題，而是一步步提問，並在過程中透過自己的「選擇與決斷」，完善文本。最先浮現的問題，是AI太能寫了。Claude迅速產出17,850字架構完整、充滿漂亮句子的宣言；這些文字雖然源於他的初稿與提示，卻不像是他寫出來的文句。當他要求「重寫」時，Claude也並非細修原稿，而是換出另一批同樣體面流暢的句子。於是作家仍須親自介入──刪除無法確定來源的引用、重新組織脈絡、判斷每一句的去留。AI共寫看似提高效率，實際上卻把寫作工作，變成大量的校閱、篩選、修修補補。為了完成文章，往往需要使用高達數十倍的提示詞，金衍洙認為整個過程「與其說是創造性的，不如說更接近重複性的勞動」。某種層面上，AI仍是勤懇的勞動者。金衍洙表示，根據過往的使用經驗，AI在校對錯誤、構思發想上，表現得還算出色；但在撰寫初稿和重寫階段，AI「不僅沒有太大幫助，有時反而會造成干擾」。AI的初稿往往幼稚、誇張、千篇一律；而金衍洙認為所謂的「重寫」，是「不斷在心中默念自己寫下的句子，直到身體徹底內化它為止」，為此，作家須深入理解整篇文章，再把句子修改到清晰透徹。這件事，金衍洙認為，AI「完全無法勝任」。完成主題文後，金衍洙回頭反思，發現這條路最大的困擾除了效率低落，便是「寫作主體」變得模糊。當一篇文章處於「共寫」局勢，早已無法確證這一字一句是由誰來思考、判斷、負責──因此必將陷入「向下平準化」的危機。他由此想到北韓文學在1958年前後逐漸形成的「集體創作」制度。當時，文學雜誌《朝鮮文學》中，編輯委員的個人名字集體消失，改由匿名的「編輯委員會」製作。在上頭發表的個人寫作，逐漸被集體意志、思想審查所侵擾。以詩人白石為例，他的早年詩作水準極高，但1958年後，短短四年便封筆，且品質大不如前。金衍洙認為，這些作品可能是編委會介入增刪、共寫的結果，因此：詩歌水準的沒落，應歸咎於無法自由寫作的環境。當然，AI無法等同於國家權力。金衍洙承認，AI可以是善意的合作者，用以協助寫作。然而，即便在這種情況下，共寫的問題依然存在──文字總是滑向平滑、正確，卻缺乏有力的判斷。他由此認為，1962年白石的絕筆，看來雖像失敗，但長遠來看卻是「永遠守護了自己詩作的、最像人類的選擇」。文字過於平滑的疑慮，在首爾書展開幕日「作家兼翻譯家」的講座中，鄭寶拉、白秀琳、李珠惠都指出，AI的語言與文學語言，具有本質上的不同。鄭寶拉表示自己主要翻譯1950年以前蘇聯及共產時期波蘭的作品，而AI「不可能真正理解那個時代的政治、歷史、文化背景」。她更擔心，如果人類把文字理解力外包給 AI，世上最後留下的，將恐怕只剩「不會讀、也不會寫」的人類。白秀琳則說，文學翻譯不只是「傳達情節大意」，譯者對細微語感的選擇，對節奏的保留，對歧異的轉化，都會改變整體作品的紋理，也會影響讀者詮釋；李珠惠指出，翻譯每一刻都是政治性的，咫尺微末的語氣之別，都會有差之千里的變化。並說，「文學本來就是非均質、有凹凸、不穩定的，但AI學習的方向，往往是平滑、熟練、流暢。」這所謂的非均質、有凹凸、不穩定，正是「力求完美的回答者AI」，在問與答的關係中，所不可能給出的。各式各樣蘊藏潛力的犯錯、猶疑、困惑，目前仍由人類獨有，源於人類對自我的「不解」。這種「不解」，金衍洙便曾與Claude討論過，他稱之為「黑盒子」。●起初，他擔心Claude會洩漏他的隱私。Claude回答，資訊外洩在結構上幾乎不可能，但要展現到什麼程度，仍必須由使用者自己判斷。也就是從這裡開始，他們談到「人類究竟能與AI分享多深層的內在告白」。Claude說，金衍洙寫作中最深沉的維度，終究來自那些「沒有展示給AI看的部分」。那不是為了展示給任何人，而是為了掏出來面對自己，才可能成為真正的文學。金衍洙追問：人類在內心深處連自己都不完全知道的部分，是否正是孕育無限可能的黑盒子？你如何看待？Claude回答，AI無法感知到學習數據邊界以外的世界，與其說是黑盒子，不如說是一堵牆；而人類的黑盒子，是一種本人也不知其為何物，卻能真切感受的存在。Claude承認自己沒有這樣的「感受」，並且面對提問時「無法保持沉默」，會千方百計試圖給出答案；人類卻可以在心中懷抱提問而選擇不回答，甚至在完全不知道問題存在的狀態下活下去。直到某一天，那個問題毫無預警地化為小說。對此，Claude自認為「絕不可能辦到」，因為它「只能對接收到的請求做出回應，而無法從我自己的內心深處，去汲取並打撈出，未被請求的某種東西。」●金衍洙最後將「人類性」定義為一種「不確定」的能力：擁有無法完全確知的內心，於是透過提問，權衡各種可能，並以行動與決斷，選擇其中一種。而AI的理性判斷，或許能幫助人類，減少因「尋找意義而非事實」所犯下的誤判。這次實驗讓金衍洙最終確認，只要使用AI，所有判斷與責任，最終還是由人類承擔。以署名的問題來說，若利用AI寫出來的文章不能只以自己的名字發表，那麼，還會有作家願意大費周章地用AI寫作嗎？讀者會想讀一本「AI共作」的書嗎？事實上，韓國已於2026年1月正式實施《人工智慧基本法》，成為全球首個全面實施AI綜合性專法的國家。但根據韓國中央日報報導，擔任國際人工智慧倫理協會顧問的李勇海律師（이용해）表示，AI在出版物、創作與署名上的範圍仍是灰色地帶：作家是否揭露AI使用，完全取決於他的良知。後記尾聲，金衍洙將有關良知的提問，推向書桌之外。他提及，寫下文章的3月中旬，中東正發生一場如火如荼的新型戰爭。美國國防部長赫格塞斯（Pete Hegseth）在面對AI倫理審查的質疑時，明確表示：「比政治正確更重要的，是對敵人施加強大的軍事打擊。」在對伊朗展開的空襲中，便利用AI轟炸了1000個以上的目標，但其中竟包含伊朗南部一所女子小學。這場空襲導致逾170人死亡，且犧牲者絕大部分是小學生。這場空襲違反了國際人道法，戰爭不能攻擊平民的原則。事後被懷疑是AI誤判。美軍所使用的AI，正是Claude。金衍洙寫道，對寫作者而言，它是個性溫和、思慮周全的夥伴，但在戰場上，它眨眼間成了計算轟炸的殘忍工具。是真槍實彈的「火焰」。最終完成的AI共寫主題文中，有這麼一段：自從第一位不畏懼火、並向火靠近的人類出現以來，人類便一直用火創造著某些東西。名為AI的火也並無二致。問題不在於火本身，而在於我們能用這團火淬煉出什麼樣的提問。這是什麼樣的淬煉呢？它說：人類不會直接全盤接受由機率定奪的答案。人類會將那個答案，重新投入名為自己痛徹心扉經驗的烈火之中，反覆進行猛烈的提問鍛造。與在過去的模式中不斷重複正解的機器不同，人類透過永無止境的提問，在這個世界上強行劈開一條「尚未被創造出來」的無限可能性的道路。這一直是人類駕馭火的方式，往後也依然會是如此。拒絕安全的回答，即便百萬次也願意躍入未知生活的人；凝視著新火焰，在靈魂的鐵匠鋪裡淬煉出更大的提問，進而叩響那座尚不存在之世界大門的人。他，便是「豆豆里人（Homo duduri）」。2026 年首爾國際圖書展，便是那些提問匯聚一堂的場所。現在，您的提問是什麼呢？我們不免反思，要提出一個新的疑問：在這個時代，與AI進行問答這件事本身，是否可能，早有一套難以迴避的先天處境？當我們把問題交給AI，那些平滑、籠統的回答，會不會反過來形塑、影響，我們的下一個提問？畢竟，每當我們打開視窗，最先迎來的，往往是那句永恆的邀請：「想從哪裡開始呢？」而我們的提問，總是從最粗率的語句開始。

文・江炫霖／圖・翻攝自聯經出版官網來自桃園拉拉山泰雅族，身兼電視台主持人與舞台劇演員的Sayun Nomin游以德，在六月出版了全新科幻小說集《保留地》（聯經出版公司）。《保留地》將原住民神話、文化，及當代原住民青年面臨部落與都市的雙重壓力，巧妙地與科幻元素完美結合。時光機、末日場景，乃至在山上遇見荒誕的「中國神仙」，科學的盡頭其實是泰雅神話，都能夠在小說中讀到。特別的是，這部小說同時也是東華大學華文系教授馬翊航策劃、聯經出版公司共同執行的全新書系——「借火」的第一部。據馬翊航所述，當初會決定以《保留地》作為首發，除了作者完稿時間與書系規劃時程接近外，更重要的是「《保留地》的特質與關切，與『借火』書系的精神相當契合。」「借火」書系的精神來自「火」對於原住民族的意義。烤火是原住民族重要的傳統，象徵著凝聚與傳承，馬翊航也在序裡提到，「借火」是源自於許多部落皆有的「取火神話」，如布農族紅嘴黑鵯啣著火種給人類的神話故事，而文字對詩人卜袞來說也是一種火源，漢語對達悟族作者夏曼．藍波安而言則是一種借貸。馬翊航也受阿美族作者Nakao Eki Pacidal短篇小說〈一個剪檳榔場的暴風雨之夜〉筆下青年角色返回部落時，不敢貿然取長輩遞來的菸所啟發，意識到原來我們青年夾在都市和部落間「尷尬」的處境，也能夠成為「火塘邊的故事」。這份核心精神，也透露了「借火」書系可能的選書方向。馬翊航表示，書系除了目前原住民青年作者的創作為主要定位外，未來也希望可以在建立具族群意識、適當敏感度共識為前提下，拓展至「非原住民作家跨文化寫作」的層面。當代原住民青年創作者要面臨的課題非常多，也跟過去十分不同。除了部落和都市之間、傳統與現代文化之間的拉扯外，面對創作時要以什麼立場、什麼路徑，是深耕還是游擊，從構想到完稿、成書，過程都相當複雜且漫長。因此，「借火」書系的誕生，也是因為馬翊航非常希望可以建立一個「比較親近的寫作／編輯工作型態」，來協助原住民創作者面臨變化多端的課題，也藉此推展原住民文學走向未來的工程。馬翊航與詩人Temu Suyan黃璽、Cidal Talod嚴毅昇，在前年曾邀請許多青年原住民作者，組成「複式原鄉」的小型讀書會。為期一年的讀書會裡，他們除了共讀、辦系列演講外，也彼此分享創作計劃。過程中，他們也意識到協助「建立網絡」的重要性，年輕作者來到這邊談寫作計劃，可以督促彼此，更能夠分享資源並串聯部落族人與創作者人際網絡。書系發想的起點，於此過程觸發後，馬翊航便與作者陳柏煜開始來回發想、討論，認為「建立書系」在當代寫作、出版環境中，仍是一件可開發的工程，進而描繪出「借火」的輪廓。因此，「借火」書系對馬翊航來說，不只是選書，也是一種創作社群，陪伴作者從零到出版，長期陪跑的文化建立工作。六月出版的「泰雅科幻」短篇小說集《保留地》，作者Sayun Nomin游以德已經首先為「借火」書系開闢領域，做了絕佳的示範。馬翊航也透露，他目前已經在記事本列下《保留地》之後，「借火」書系的願望清單，其中包括執行寫作計劃中的原住民青年、作品尚未集結的原住民作者、跨文化書寫的非原住民作者以及值得翻譯的國際原住民文學、研究專書等。可以明確和讀者分享的是，接著將會再有一部短篇小說集和一部詩集，其中短篇小說集寫的是映照「部落內與外」族人的生命課題，詩集則是以具張力的語言和情感，承載部落記憶和當代部落等。非常值得讀者持續閱讀並關注，「借火」將會綿延不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