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淑卿在地下的人,不一定是死去的人。也可能是被歷史遺忘的人,或是被社會遺棄的人;或是自己把自己困住,不想走出來的人。韓國小說家鄭昭峴出生於1975年,2008年透過《文化日報》新春文藝出道。她曾獲得多項韓國文學獎,小說集《像你一樣的人》曾被改編成影集《你的倒影》;《餘燼裡的尊嚴》(原書名《體面人生—110歲保險》)2019年由韓國創批出版社出版,並於該年獲得韓國日報文學獎。這本書收錄的六個短篇,都牽涉重要的社會議題,如失智、霸凌、住民遷徙、大樓倒塌與入室搶劫。有些我們可以從首爾近幾十年發生的事件如三豐百貨倒塌、清溪川復原工程等,找到小說的背景。但是,小說並不停留在這裡,而是走向一個個的問題:人在這樣意外頻仍的世界如何活下去?死者的靈魂為什麼無法離開地下室?人為什麼始終停留在記憶的地獄裡?死亡可以讓一切一筆勾消嗎?2019年,也就是這部小說集在韓國出版的這一年,鄭昭峴接受訪問,談到自己對時間流逝,死亡必定降臨的恐懼。她說,自己不是一個特別敏感的人,唯獨對時間,她一直非常敏感。曾經有一個瞬間,她真切地用身體感受時間正在流逝。那時她想:「我們終究都是會死去的存在,終究都會分離,而所有事情都再也無法挽回。」這份恐懼始終在她生命最深處。她開始寫小說,其中一個原因就是,想設法掌控這樣的時間。如是,在閱讀鄭昭峴的小說時,我們或可這樣設想。既然無法逃脫時間流逝與死亡的必然,那麼是否可以用故事創造不同的世界?在那裡,生死可以自由穿梭,時間可以逆流或停止,人的回憶也可以虛構與真實並陳,命運終將如此但也可以不必然如此。而這些非線性的情節展開,自我意識的惶惑挪移,故事反轉又反轉,也構成了鄭昭峴的小說藝術。評論家申新星在小說集附錄的〈解說:在孤獨中思索〉中指出,鄭昭峴的小說有一個獨特的「敘事時鐘」,打破了線性時間的限制,在她的故事裡,記憶被逆溯,或被截取片段,書中角色常常面臨時間的錯亂...。「人陷入孤獨泥沼中最大的共同點,就是嚴重的時間錯亂。」申新星認為,這時有的人會執著於過去,有的人則陷入自我懲罰式的無休止回想,試圖揣測人生究竟是從哪裡開始陷入不幸的境地。而當人開始思考究竟是哪裡出了差錯時,心裡的時間,也就很難再往前走了。雖然,時間與記憶是許多人提及的理解這部作品的角度,但是同樣,甚至更難以忽略的是空間,尤其是「地下」,在小說中反覆呈現的意義。甚至可以說,時間是鄭昭峴恐懼的根源,但是空間,才是恐懼所展示的形狀。在〈那下面,那旁邊〉小說裡,主角堅兒和收養她的奶奶,在清溪川仍是高架道路時,住在道路下方如同螞蟻村的破落小屋裡,出入必須經由一個洞口通往商場的地下樓層,如果沒有人鑿出這個洞口,他們就必須從人孔蓋出入,從地下走到地上。〈睡魔入侵〉的主角智秀和志勳,是一棟大樓倒塌唯二的倖存者,她們在黑暗的廢墟中互相鼓勵,智秀的朋友後來沒了聲息,而她們存活了下來。〈咕咕嚕舅舅〉的場景,則始終是在地下室裡,主角無法離開這個地下室,因為他的夢想還沒有完成,最後他明白一切而終於走上樓梯,也走向明亮但不屬於他的世界。小說未必是現實的縮影,但當現實壓迫人心,有時就只能用小說來表達。在〈睡魔入侵〉裡,大樓本來就要拆了,但是地下室影音廳的老闆,因為捨不得頂讓金,執意繼續營業,而後大樓倒塌釀成災禍。現實中的三豐百貨也是一樣,發現裂縫越來越嚴重時,因為捨不得當天的營業額而未能及早疏散人群,導致500多人死亡。死亡如此讓人驚懼,或許並非因為死亡本身,而是理由可以如此荒謬,人命懸浮在貪念的一線之間。〈那下面,那旁邊〉則是描繪2003年清溪川復原工程開始前,原本生活在當地的人。過去影視作品如《Moving異能》,也曾呈現清溪川攤販商家因為復原工程被迫拆遷搬離的抗爭,而在這篇小說裡,則是讓這些已被埋在歷史地下的人重現生活的痕跡。從朝鮮時代,清溪川就作為排放生活污水所用,所以它並沒有一個風景如畫的往昔。2016年《衛報》有篇文章〈城市故事 #50:重現的溪流,如何為首爾市中心重新注入生命〉(Story of cities #50: the reclaimed stream bringing life to the heart of Seoul)。作者Colin Marshall引述1890年代英國旅行家所見的清溪川:「那是一條寬闊,兩旁築有護牆的露天水道。一股深色腐敗發臭的污水緩緩流過,沿途散發惡臭;糞肥與垃圾堆幾乎覆蓋了原本鋪滿礫石的河床。」到了1950年代末期,隨著經濟成長和都市發展,清溪川被覆蓋成暗渠,1967年又在其上興建高架道路。2003年則由當時首爾市長李明博啟動清溪川復原工程,也是我們今日所見清溪川的樣貌。現在,清溪川一方面是市民與觀光客的休閒勝地,也是進步首爾的標誌,但爭議也始終不斷。其中與這篇小說息息相關的,就是《韓國時報》記者Jon Dunbar在《衛報》採訪中所言:「毫無疑問,清溪川是一項工程與都市規劃上的奇蹟。但是,我始終無法百分之百接受它,原因在於,當地居民為此付出了極高的代價。如果人們享受東大門設計廣場或清溪川,卻忘記建造這些虛榮工程所付出的人的代價,在我看來,是一件不道德的事。」〈那下面,那旁邊〉裡的奶奶,從平壤一路來到首爾,韓戰時又逃往釜山,在路上跟丈夫失散。戰爭結束後她回到首爾,跟許多因為韓戰逃難的人一樣,居住在清溪川兩旁的棚屋中,她辛勤工作,逐漸可以買幾個棚屋租人。但後來政府決定將清溪川覆蓋為暗渠,棚屋也被拆除,之前的辛苦化為烏有。奶奶曾經搬到其他地方,因為住不慣,又回到清溪川,跟其他城市拆遷戶和流浪者一樣,在清溪高架道路底下砌了像盒子一樣的水泥磚房居住。她平日在清溪川旁的小攤上賣二手衣,也撿拾廢紙,與堅兒相依為命。這些在小說中生活於地下的人,也許就像首爾在都市更新中亟欲抹除的過去。如同清溪川「復原工程」,也曾被批評只看到朝鮮時代的王朝歷史,而忽略當代曾經生活在這裡的人,以及他們對韓國工商發展所帶來的貢獻。但小說描述這裡的生活時,沒有因此而賦予懷舊式的溫暖和美好,底層生活或許競爭更為激烈,奶奶經常因為被欺負而傷痕累累。所以小說呈現的,不是如同被政府博物館化的棚戶生活體驗,而是勿忘曾經有人那樣的活著。當堅兒有機會居住在新式住宅時,她選擇回到地下,在大多數人因為拆遷而搬走的地方,她躺在去世的奶奶旁邊,就像一個最後還記得的人。鄭昭峴在受訪時說,〈那下面,那旁邊〉與其說是她特別偏愛,不如說是她特別放不下的小說。她認為:「一個人可以寫自己沒有經歷過的故事,卻無法寫出自己從未感受過的情感。」所以在這個意義上,這篇是「自傳小說」。寫時,撫養她的外祖母還在,現在已經過世了。韓國曾被形容為「地獄朝鮮」,活著卻如在地獄中,這或許也可以說是鄭昭峴小說中出現的圖像。但她卻像刻意盯著讓自己恐懼的事物,直到終於不再感到害怕那樣,創造出時間與空間,生與死,不斷翻轉交錯甚至可以繼續對話的世界,死亡並不因此而停止了什麼。雖然,也許看似矛盾的是,鄭昭峴在當時的訪談中說,直到現在,她才終於明白,我們每一個人都是終將死去,脆弱而令人憐惜的存在。也明白了:「人不是為了過去,也不是為了未來,而是要活在現在。」駐足在恐懼的指尖,而變幻出紙上的魔術,這或許也正是她活在現在的方式。 時間與記憶,是許多人理解鄭昭峴這部小說集的角度。但是同樣難以忽略的是空間,尤其是「地下」,在小說中呈現的意義。甚至可以說,時間是鄭昭峴恐懼的根源,但是空間,才是恐懼所展示的形狀。圖/陳克宇
文・洪瑋其/圖・翻攝自IMDb以《偶然與想像》、《在車上》等作品聞名全球的日本導演濱口龍介,在今年的坎城影展首映其最新作品《一瞬間》(All of a Sudden)。這部長達三小時、討論死亡與臨終照護的電影,獲得觀眾長達5分鐘的掌聲,岡本多緒、維吉妮.艾菲亞(Virginie Efira)兩位女主角雙雙獲得最佳女演員獎。今年6月,電影在日本上映,觀眾一致好評,作為電影靈感來源的原著《突然之間》也登上暢銷榜。本片日文片名「急に具合が悪くなる」,來自2019年出版,哲學家宮野真生子、人類學家磯野真穗的書信集。原文書名有「突然感到不舒服」、「病情突然惡化」之意,這也是初識的兩人開始通信的起點。在一次演講活動前夕,罹癌的宮野表示自己「可能會突然感到不舒服」,詢問磯野是否需要取消活動。之後,兩人之間開啟了書信往來。信件的內容,不知不覺便圍繞著疾病、偶然、關係、生命等主題發展。當通信來回進行到十來封時,兩人決定,將這些書信結集出書。但宮野在開始通信後2個月、寫完本書前言的隔天,被緊急送醫,不久病逝。在總計20封書信往來中,可以看見磯野作為陪伴者的轉變:從謹言慎行,想盡辦法的繞過「死亡」;到認清病人與陪伴者都是動態而多樣的存在,雙方開放的交流,才更具意義。書中也能看見宮野隨著死亡逼近,更確信生命的價值:從只能接受死亡宣判、放棄生活與選擇、做一個不造成旁人困擾的病患;到確定「病」只是「我」的一部分,相信在充滿偶然的世界裡,勇敢的與世界、他人相遇,創造連結,才確立了「我」。書中最動人的場景之一,莫過於磯野終於打破「不要在病人面前提到死亡」的自我設限,而在信裡對宮野說出:「用只有宮野能說出的語言寫吧!在見證它如何傳遍世界之前,絕對不可以死。」而將死的宮野,體悟「活著」便是包含各種未完成的事物前行,「我未能完結的生命,如果能有人為我延續下去的話,那有多麼美好啊!」這場兩人稱之為「共享靈魂」的相遇與交流,讓濱口龍介深受感動。哲學家與人類學家的書信往來,在濱口龍介的電影裡轉變成安養院院長與癌末劇作家的相遇。兩人偶然結識,透過不斷的對話、戲劇語言,揭露了各自的困境(即將死亡、人道照護與資本主義的衝突),也將之轉化為對生命的體會。隨著電影上映,啟發電影創作的這本書再次登上排行榜,其他帶動閱讀的還有濱口龍介與磯野真穗各自的推薦書單。觀眾普遍給予本片極高的評價,有關高齡者、身心障礙者照護,以及維護生命尊嚴的討論,也在社群平台上發酵,可以期待本片在台灣上映時帶起的漣漪。《一瞬間》電影由東昊影業代理,宮野真生子、磯野真穗的書信集《突然之間》由新經典文化出版,預定將於七月底上市。
文・廖書逸/圖・翻攝自Commonwealth Foundation Creatives Facebook在AI代筆爭議的陰影籠罩下,大英國協短篇小說獎(Commonwealth Short Story Prize)於6月30日公布了2026年的最終得主,將今年度的全球總冠軍與5000英鎊獎金頒給了當初引爆整起爭議事件的核心,千里達作家賈米爾・納齊爾(Jamir Nazir)的作品《樹林中的蛇》(The Serpent in the Grove)。評審團盛讚這是一部「原創、詩意且深具感染力的傑作」,但這個決定似乎沒有平息先前的議論,反而還替這次獎項引發的「文學信任危機」增添了更多疑問。在最終冠軍公布的一週前,大英國協基金會剛剛於6月22日,針對五位區域得主中有高達三位涉及的AI代筆指控,發布了一份調查報告。基金會總幹事拉茲米・法魯克(Razmi Farook)在報告中表示,為了守護獎項的完整性,他們已經在過去一個月內,對五件區域性獲獎作品進行了嚴格的審查。他們的審查做法是,要求五位區域得主提供多項創作過程中的實質證據,包括不同階段的草稿、故事大綱、帶有時間戳記的數位文件、創作筆記,甚至是曾經觸發靈感的照片與素材。此外,基金會也與得主們分別進行了深入訪談,要求他們親自闡述創作中的概念演進與心路歷程變化。最終,基金會得出了結論,他們對搜集到的證據以及調查結果感到「滿意」,認定這些故事完全是由人類作家所創作,並不涉及生成式AI的介入。法魯克強調:「我們有責任尊重專業評審團的選擇,同時也有義務支持在輿論風暴中遭受打擊的新銳作家。」基金會在調查報告中也再次嚴正強調,他們拒絕使用第三方AI檢測工具來判定作品的原創性。首先,將尚未發表的原創小說餵給AI檢測器,將會引發嚴重的著作權疑慮,損害作家權益;而更深層的技術風險,法魯克指出,則在於AI模型中可能具有的「語言偏見」。現有的AI檢測軟體與大型語言模型,多半都以大量的「大都會」(metropolitan)或標準西方英語來進行訓練,而大英國協短篇小說獎這類涵蓋了廣大非西方國家的獎項,其中常會出現充滿大量地域方言或特殊詞彙的作品,面對這類創作,AI很有可能會因為其「不熟悉」的語法結構,而得出並非由真人撰寫的結論。此外,針對本次爭議的核心作家賈米爾・納齊爾,調查報告也揭露了一些他獨特的背景與寫作習慣。納齊爾患有某種慢性疾病,導致他無法長時間坐在桌前打字,因此他長期仰賴一台安卓手機中的「語音轉文字」功能來進行創作。由於手機螢幕狹小,他一次只能看見三到四行文字,這迫使他養成了「完成下一行前,必須將上一行修飾到完美」的寫作習慣,或許也連帶導致他作品中獨特的文法與行文節奏。法魯克語重心長地表示:「一個來自牙買加、印度或馬來西亞的年輕作家,有可能因為其驚人的原創才華或獨特的創作環境,而寫出不符合西方慣例的文字。如果他因此就必須持續被貼上機器人的標籤,那將是另一種對人性的霸凌。這些作家的原創性與天才,不該成為被科技審判的理由。」然而,並非所有人都接受基金會的這套說法。就在基金會公布調查報告的前幾天,已經與大英國協短篇小說獎合作超過十年、固定會於網站上刊登其獲獎作品的著名文學雜誌《Granta》無預警發表聲明,宣布將終止雙方的合作關係。《Granta》的態度相當明確:該雜誌的信託董事會表示,儘管調查結果尚未出爐,且獲獎作家們皆極力否認,但這起爭議已經危害到了雜誌本身的「編輯誠信」(editorial integrity);為了從根本上杜絕類似爭議,不只針對大英國協短篇小說獎,《Granta》從此以後將不再接受或刊登任何他們「無法掌控創作來源」的外部合作稿件。雜誌發行人西格麗德・勞辛(Sigrid Rausing)在先前爭議爆發之初,就曾脫口而出表示,「或許評審們已經把獎項頒給了一個由AI代筆的作品,我不知道。我們可能永遠不會知道真相。」而如今的這項強硬舉動,自然也更加被視為是在對大英國協短篇小說獎的評審機制投下不信任票。在美國社群Reddit論壇的文學版上,讀者們也紛紛諷刺這是一場「演算法的勝利」,認為評審團的最終決定,只是在爭議中「加倍下注」,以維護自己的面子與權威性。儘管風波未平,大英國協基金會已經宣布將會如期舉辦2027年的獎項,並將於今年9月開放報名。法魯克表示,2026年的事件是一次「重要的學習過程」,主辦方正在與相關機構討論,在不侵犯參賽者權利的前提下,是否有可能將AI檢測工具適當地融入評選流程中。對於未來的所有文學獎參與者而言,只是完成作品、如期繳交或許已經不再足夠,還必須在過程中承擔留下創作證據的責任,以便在必要時刻對抗機器的懷疑、捍衛自己的人性。在最終得主公布後,這次的事件將暫時告一段落,但文學界中的各種單位與角色,該以怎麼樣的態度與做法來因應AI的介入,在短期內依然會是難以迴避的重要課題。
作者/徐淑卿走路和故事有各種巧妙關連,已非新鮮話題。在19世紀的小說中,花園或田野散步是女性少有的私密談話空間,也是心理流動和情節推進的重要場景。走路也是一種記憶方式,故事和空間特徵結合成歌之版圖,讓行人有所憑依,不至於迷路。走路也是閱讀的方法。著名的例子是小說家納博科夫在康乃爾大學教授文學課程時,將喬伊斯小說《尤利西斯》的主角利奧波德·布魯姆和史蒂芬·迪達勒斯,在1904年6月16日這一天在都柏林行走的路線畫成地圖。講課內容後來收錄在納博科夫《文學講稿》一書中。他告誡學生,不要把布魯姆在都柏林某一夏日無聊的閒逛和小小的冒險,看作是對《奧德賽》的準確的滑稽的模仿,把廣告推銷員布魯姆看成是足智多謀的尤利西斯。他認為這部作品的主題是:布魯姆和命運。如果從空中俯瞰布魯姆和史蒂芬那天行走的路線,納博科夫認為,這就像是一場命運之舞。他說,在都柏林某日的旅行中,這些人物不斷地聚集在一起。喬伊斯從未失去對他們的控制。他們來來去去,相遇分離,又再度相遇,就像命運慢舞中精心編排的鮮活角色。納博科夫的地圖解讀,吸引一些人實地體驗,包括挪威探險家與作家厄凌·卡格。他在《就是走路》書中說,他研究過這個地圖,也走過故事展開的街道。他認為納博科夫說得沒錯,一旦你沿著布魯姆走過的路,來到小說中的戴維拜恩酒吧,喝一杯喬伊斯午餐愛喝的勃根地紅酒,你對小說家描寫的酒吧會有全然不同的感受。喬伊斯對自己描繪的都柏林之真確寫實也頗有信心。他說,如果有一天都柏林全毀,可以依照他的小說將城市重建起來。維吉尼亞·吳爾夫的《戴洛維夫人》也很適合此類走讀。2014年Ferris Jabr在《紐約客》發表文章〈為什麼走路有助於思考〉(Why Walking Helps Us Think)便說,波士頓學院英文系教授Joseph Nugent,曾和同事製作一個附有註解的Google地圖,追隨《尤利西斯》兩位主角的足跡。英國維吉尼亞·吳爾夫學會和喬治亞理工學院的學生,也以同樣方法重建《戴洛維夫人》小說人物,在倫敦漫步時行走的路徑。走路和旅行讓思想泉湧創意迸發,在眾多隨筆散文中屢見不鮮。但是Ferris Jabr進一步引用科學佐證。2014年史丹佛大學研究人員發表一項實驗結果,這也許是第一個測量步行如何直接改變創造力的研究。Marily Oppezzo和Daniel Schwartz在4項實驗中,要求176位大學生在不同情況下完成各種創造性思考測驗:坐著、在跑步機上行走,或是在史丹佛校園裡漫步。結果顯示,散步有助於發散性的創意或聯想。學生在走路時能夠比坐著,為日常物品(像是鈕扣),想到更多新穎用途。而且也有助於創造出獨特但意義相等的隱喻,例如從「即將綻開的繭」,想到「正在孵化的蛋」。但若需要專注的活動,例如從3個詞語中找到唯一可以連結的單字時,步行卻會讓測試者表現變差。Oppezzo推論,步行會讓心靈漂流在一片翻騰洶湧的思想之海中,因此對於需要高度聚焦的思考反而有害。今年奧地利格拉茲大學健康心理學研究者Christian Rominger帶領的團隊,則嘗試回答新問題,也就是步行可能會影響創造力,但要需時多久,效果才會更為顯著。他們採用「生態瞬時評估」(Ecological Momentary Assessment),不是在實驗室,而是在人們真實的生活動態中測試。他們將「活動」分成三等:輕度身體活動包括在屋內隨意走動之類的輕鬆動作。中等強度身體活動涵蓋快走、休閒運動或較吃力的家務。劇烈活動則是跑步、游泳或騎車等高強度動作。結果顯示,一場20分鐘的快走,很可能在1小時後帶來更好的語文問題解決能力。但對圖像問題則毫無幫助。不過研究者對此結果也有所保留,認為這些發現是探索性質,且高度仰賴觀察性的方法,因此不能斷然宣稱,中等強度的身體活動,「直接造成」創造力的變化。走路還有一個重要的作用,就是讓故事的場景得以現形。從納博科夫1969年接受《Vogue》採訪中,我們可以了解,對他來說,知曉《尤利西斯》兩位主角的行走路線,意義不在走路本身,而是透過走路,空間場景可以被更清晰的想像。他在採訪中說,他致力於為學生提供細節的確切資訊,尤其是那些可以產生感官火花的細節組合,缺少它們,書便會死去。抽象觀念在此可說無關緊要。不僅《尤利西斯》,閱讀其他作品也是如此。比如,他認為任何人都能吸收托爾斯泰對通姦態度的要點,但要享受托爾斯泰的藝術,好的讀者必須願意去想像,百年前莫斯科到彼得堡夜車上火車車廂的布置。他也說,若不對珍·奧斯汀《曼斯菲爾德莊園》中那座落葉松迷宮有視覺上的感知,小說便會失去它部分的立體魅力;而除非傑基爾醫生宅邸的正面在學生心中被清晰重建,否則對史蒂文生《化身博士》那篇故事的享受便無法完美。可以進一步追問的是,走路除了能夠讓我們身歷其境認識故事場景外,對我們在腦海中想像場景、建構場景,是否也有實際助益?Ferris Jabr在文章中曾提到,規律步行能促進腦細胞之間形成新的連結,延緩伴隨年齡增長而出現的腦組織萎縮,增加海馬迴(對記憶至關重要的一個腦區)的體積,並提高某些分子的濃度;這些分子既能刺激新神經元的生長,也能在神經元之間傳遞訊息。近20年的神經科學研究則提出一個新見解:海馬迴及其相關神經系統,功能似乎不僅是和記憶有關。2014年神經科學家Sinéad L. Mullally和Eleanor A. Maguire發表一篇文章〈記憶、想像與預測未來:一個共同的大腦機制?〉(Memory, Imagination, and Predicting the Future: A Common Brain Mechanism?)。這篇文章梳理過去相關的實證研究,並試圖對一個仍在演進中的理論框架提出解釋:「一個共同的神經系統如何同時支撐我們對往昔的回憶、想像以及預測未來的嘗試。」文章中以「場景建構理論」主張,情節記憶、空間導航、想像虛構場景和想像未來,都包含許多並非海馬迴主要關切的認知歷程。但儘管如此,它們都各自仰賴海馬迴提供一個關鍵成分,那就是空間連貫場景的建構。也就是說,海馬迴過去被認為與情節記憶有關,但或許有關的並非記憶本身,而是「場景建構」,它為記憶、想像與預測未來提供了共同的基礎。甚至,海馬迴在觀看場景時,還會自動推估視野之外的空間,因此可能預測眼前環境接下來的樣貌。舉例來說,在2007年針對「選擇性雙側海馬迴受損病患之想像能力」的系統性研究,發現這些深度失憶的病患,無法建構非時間性的虛構場景(即不帶過去或未來時間意涵的場景),也無法想像涉及自身的未來事件。例如,當被要求想像簡單的虛構場景,如「想像你正躺在一片美麗熱帶海灣的白色沙灘上」時,他們可以說出個別元素,卻無法把這些元素整合成一個空間連貫的完整場景。規律步行可以增加海馬迴的體積,而海馬迴或許關乎場景建構的認知功能,這是屬於仍在進行的科學推論。但就像走路與創意的關聯,早在實驗進行之前,許多作家就親身體驗了走路的益處。納博科夫的經驗,和場景建構理論所描述的認知歷程,也頗為相似。他不僅在寫作中建構場景,甚至在生活中預見場景。納博科夫回答《Vogue》編輯的提問:「據說你曾表示,你活在未來,多過活在當下或過去,儘管你如此專注於記憶。能說說為什麼嗎?」他的回答是,在創作時,他向前看,而非向後看。他會試著「預見」正在進行中的作品將如何發展,試著在水晶墨水瓶裡,看見已經謄清完成的定稿,試著在校樣尚未印出之前,就已經把它讀過...。於是,當我們相信走路對於浮想聯翩的發散性思考有所助益時,也許它也在幫助你,增加閱讀或寫作時對於故事場景的想像,你也因此更能體會故事架構其上的深意。 走路會激發創意,也可能增加場景的想像能力。就像小說家納博科夫建議繪製《尤利西斯》中兩位主角的行走路線來解讀小說,其目的也不僅在於走路,而是透過走路來想像更清晰的場景細節。圖/陳克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