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淑卿 漢娜·塞內什(Hannah Szenes)是一位詩人,受過訓練的傘兵,1921年出生於匈牙利布達佩斯一個猶太家庭。她跟早逝的詩人與劇作家父親一樣喜歡寫作。1937年她在學校當選文學社幹部,但同學卻要求重選,她知道這是因為她是猶太人的緣故。1938年開始,匈牙利通過一系列立法,將猶太人排除在許多職業之外,並禁止與非猶太人通婚。但早在1920年前奧匈帝國海軍上將米克洛什·霍爾蒂(Miklós Horthy )執政之初,他就立法限制猶太人進入大學的名額,甚至早於納粹德國。霍爾蒂統治匈牙利長達24年,直到1944年10月被德國人強迫下台。因為學校的經歷,漢娜更認同自己的猶太身分,開始學習希伯來語。她在1938年的日記中寫道,她成為一個錫安主義者:「它意味著我現在有意識地、強烈地感覺到自己是一個猶太人,並為此感到驕傲。我的首要目標是去巴勒斯坦,為它工作。」1939年9月,她抵達了當時在英國統治下的巴勒斯坦。這段時間,她寫下被譜成歌曲傳唱的詩作〈前往凱撒利亞〉。1943年初,她產生前往匈牙利的念頭,希望回去幫助居住在匈牙利的猶太人,也將母親帶離歐洲。她加入一個英國特別小組,被選為傘兵,執行搜集情報,營救墜機盟軍飛行員,以及設法拯救猶太人的任務。但受訓結束,1944年她空降到南斯拉夫靠近匈牙利的邊境,卻得知德軍已經入侵並占領匈牙利。與當地游擊隊合作幾個月,漢娜準備以非猶太人假身分進入匈牙利,雖然極具風險,但她和隊友說:「即使他們抓到我,至少猶太人會知道有人曾試圖來找他們。至少他們會知道,他們並沒有完全被遺棄。」1944年6月,她交給隊友一首詩〈有福了,那燃盡自身點燃火焰的火柴〉,穿過匈牙利邊境,不到幾個小時就被發現。11月她以叛國罪被執行槍決。這一年她23歲。現在,如果你走到布達佩斯自由廣場官方的「德國占領受害者紀念碑」(Memorial for Victims of the German Occupation)前,你會發現漢娜的照片和生平,與其他猶太受難者的照片、生活用品,綁在木樁鐵絲網中作為陳列與見證,底下則是猶太習俗的悼念石頭。這是民間自發的「生命紀念碑」(Living Memorial),來抗議官方紀念碑的謊言。「德國占領受害者紀念碑」雕塑著一隻象徵德國的老鷹,鷹爪繫著「1944」德國入侵匈牙利年分的銅環,而被老鷹威脅的大天使加百列,則是匈牙利的受害象徵。這個設計引起匈牙利歷史學界與猶太社群反彈,因為匈牙利政府不是真正無辜。當時執政的霍爾蒂政權本身就是加害者,嚴厲的反猶法律、驅逐與大規模屠殺,都是霍爾蒂政權批准,這些早在德國入侵之前就已經開始。漢娜的故事就是明證,因為逮捕她的是匈牙利憲兵,審訊她的是匈牙利軍事情報機構,只有審判與執行槍決時過渡到納粹扶持的箭十字黨傀儡政權。因為有這些爭議,所以這座「德國占領受害者紀念碑」,是在2014年7月20日夜間偷偷施工完成。而這不是自2010年起,在匈牙利連續執政16年,直到這週剛在大選中落敗的奧班(Viktor Orbán)政府,用紀念碑來操弄歷史記憶的唯一一座。早在2002年奧班第一次執政期間,他和匈牙利歷史學家瑪莉亞·施密特(Mária Schmidt )規畫成立的「恐怖之屋」(House of Terror ),就可見端倪。問題是,奧班為什麼要這麼做?簡單的說,不斷往右傾斜,靠攏俄羅斯、中國強人政治,並與川普交好,被視為民粹主義、民族主義者,宣稱以「非自由民主」執政的奧班,劍指位於布魯塞爾的歐盟。將現在的歐盟,與歷史上的德國、蘇聯,綑綁成同屬對匈牙利的威脅。以民族主義號召支持者,鞏固他所屬政黨青年民主主義者聯盟(Fidesz)在匈牙利的統治。奧班選擇的主要戰場之一,就是歷史和文化。2018年《衛報》訪問維也納人文科學研究所政治學家Ivan Krastev時,他說:「民族主義過去關乎你的軍隊或你的經濟。現在它很大程度上是關於文化政治,這就是為什麼像瑪莉亞·施密特這樣的人對奧班如此重要。」2025年《The Baffler》有篇文章〈匈人崛起之屋:奧班統治下匈牙利的歷史記憶操弄〉(House of the Rising Hun: Manipulations of historical memory in Orbán’s Hungary),作者亞歷山大·威爾斯(Alexander Wells)引述奧班在2018年一場演講的內容:「要將政治體制嵌入一個文化時代之中。」威爾斯認為,從一開始青民盟就已明確表示,其目標不僅止於在選舉政治中取得成功,而且希望真正改造匈牙利文化。威爾斯指出,這場運動的一個重要面向,是歷史的神話化建構。奧班與其盟友,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瑪莉亞·施密特,她是恐怖之屋的館長,同時也是教授與媒體大亨。她被任命為「首席歷史詮釋者」,動用公私資源,試圖壟斷關於歷史與記憶的公共話語。為了達成這一目標,青民盟將專業歷史學家與博物館工作者邊緣化,同時將大量資源投入由政治任命者主導的研究機構與建設計畫,這些人樂於配合奧班的政治議程,即使其成果在歷史上具有誤導性,在象徵上流於粗暴亦在所不惜。雕像被更換;布達佩斯的城市廣場被重新塑造;歷史學家失去工作;新的、缺乏學術基礎的博物館被建立,這一切都旨在傳遞一種以受害者意識、失落榮光,以及帶有戰鬥性的反左翼民族主義為核心的匈牙利身分敘事。2018年12月,同樣是在夜色掩護中,原本矗立在國會大廈附近的納吉(Imre Nagy)雕像被移往他處,取而代之的是1919年紅色恐怖殉難者紀念碑。納吉是1956年反蘇起義期間的匈牙利總理,後來被親蘇聯的匈牙利政權處決,納吉雕像曾是民主轉型的象徵,被移除的原因之一,可能是他的左翼改革者形象,正是奧班政府攻擊的目標。曾任美國資深外交官、現為國家安全戰略教授的薇薇安·沃克(Vivian S. Walker),2019年在一篇文章中,以「磚石為形式的歷史修正主義」,來稱呼奧班政府興建紀念碑的作法,並以資訊戰的角度解釋其意圖。她說,在官方「德國占領受害者紀念碑」豎立後,即使有民間張貼受害者生平與照片的展覽形成「反敘事」,但傷害已經造成。奧班政府成功的將匈牙利在大屠殺中的共犯角色,從一個既定事實轉變為一個可以辯論的問題。「這是蓄意資訊操弄的極致。」移除納吉雕像,以紅色恐怖殉難者紀念碑來取代,看似在紀念「真正的」共產主義受害者,但沃克認為,這個歷史版本忽略了匈牙利極右翼思想家在反共清洗中的角色。更糟的是,這座「新」紀念碑實際上是重建了一座1934年的紀念碑,而這正是在霍爾蒂執政時期。沃克說,為特定政權或意識形態豎立紀念碑的作法並不新鮮,但匈牙利卻格外特殊,而且格外令人不安。因為它明顯否定民主價值,並隱含為威權統治辯護。「事實上,它類似一場典型的蓄意資訊操弄行動,包括對既定歷史事實的直接否認,以及將自身塑造成受妖魔化侵略者迫害的受害者。」4月12日匈牙利大選中,奧班的青民盟在執政16年後大敗,由馬格雅(Péter Magyar)領導的尊重與自由黨(Tisza)以壓倒性勝利,取得執政機會。這次選舉結果,讓匈牙利人欣喜若狂,他們高喊1956年反蘇聯時的口號:「俄國人滾回去。」也有人說:「我們終於可以改變這個黑手黨國家。」但是,馬格雅上台後,是否會改變奧班的文化政策?威爾斯在去年的文章中抱持懷疑。他說,奧班政府最近宣布,將42個博物館機構強制整合到青民盟領導下,如果青民盟繼續贏得國會絕對多數,很難想像文化政策會有實質改變。即使它沒有繼續執政,反對黨的馬格雅是一個前青民盟人,他幾乎沒有對歷史問題表現出任何興趣。不過政治上的選擇,也幾乎無法逃脫背後所暗藏的歷史訊息。馬格雅勝選活動選擇在與國會大廈隔著多瑙河遙遙相望的巴札尼廣場(Batthyány tér),這座廣場是為了紀念拉約什·巴札尼 (Lajos Batthyány),他是1848年革命時期第一任匈牙利總理,而後在匈牙利對抗奧地利的戰爭中,匈牙利被擊敗,巴札尼1849年在布達佩斯被執行槍決。馬格雅在勝選演說中說:「以巴札尼的椅子來領導這個國家,是最大的榮耀。」如果巴札尼代表的是匈牙利首屆尋求自治的憲政內閣政府,也是對抗奧地利外來統治的象徵,那麼馬格雅的訴求也清晰可見。奧班政府曾被外界批評為「竊盜政治」與「國家俘獲」的貪腐政權,形同對憲政體制的背叛,而馬格雅訴求的是,該是「解放匈牙利,重新奪回我們家園」,回歸正軌的時候了。
文.許文貞/圖.Reiko Toyama 【前言】從沒沒無聞的歌手,轉職成國際知名的作家。日本芥川獎小說家川上未映子的長篇小說《所有深夜的戀人們》(暫譯,すべて真夜中の恋人たち,英文版:All the Lovers in the Night),改編的同名電影入圍今年坎城影展「一種注目」單元。她自2006年開始成為作家,作品包含小說、散文集和詩集,但受到國際出版市場矚目,是近10年內的事。自2020年起,川上的小說開始受到國際矚目。以《乳與卵》延伸創作的《夏的故事》,翻譯成40種語言在全球出版,2009年的小說《天堂》,2021年英譯出版,入選2022年國際布克獎決選;2011年的長篇小說《所有深夜的戀人們》,2022年英譯出版,入選2023年美國國家書評人協會獎決選。根據《紐約時報雜誌》2023年的採訪,雖然川上的確很常從女性角色出發,但她更關注的是階級,她用寫實筆法書寫日本當代的困境,也成為在村上春樹之後,少數以寫實風格打入歐美出版市場的日本作家。在台灣,出版川上未映子小說《夏的故事》、《天堂》與《黃房子》的時報出版文史社科編輯事業部副總編輯羅珊珊表示,她是從《乳與卵》(木馬文化出版,已絕版)開始接觸川上的作品。後來更是在《貓頭鷹在黃昏飛翔》這本村上春樹與川上未映子的訪談集中,認識到這位聰明有膽識、言詞犀利、態度真誠的年輕女作家。羅珊珊表示,尤其川上關注弱勢角色,無論是男是女,題材從女性身體、校園霸凌到犯罪刑案都有,除了故事本身,議題性也能獲得台灣讀者共鳴。雖然《所有深夜的戀人們》目前台灣沒有出版,但很期待看到改編電影上映。坎城影展將於2026年5月16日到5月23日在法國坎城節慶宮舉辦,入圍平行單元「一種注目」的《所有深夜的戀人們》也將於影展期間舉行世界首映。這也是該片導演岨手由貴子、主演岸井雪乃第一次入圍坎城影展,將有機會與其他14部來自世界各國的電影,一同競爭最佳影片等獎項。
文.許文貞/圖.Reiko Toyama 【前言】從沒沒無聞的歌手,轉職成國際知名的作家。日本芥川獎小說家川上未映子的長篇小說《所有深夜的戀人們》(暫譯,すべて真夜中の恋人たち,英文版:All the Lovers in the Night),改編的同名電影入圍今年坎城影展「一種注目」單元。在她光鮮亮麗的作家表象背後,有著一段出身弱勢貧困家庭的過去。川上未映子的小說關注弱勢和邊緣的人物,例如在成名作《乳與卵》寫到酒吧女、《所有深夜的戀人們》寫到被社會主流排擠的單身女性。這樣的關懷來自她出身貧寒的過去。川上成長自勞工階級的貧困單親家庭,從小住在日本「團地」廉價集中住宅區,童年的娛樂就是盯著窗戶看天空雲朵的變化。才14歲,她就謊報年紀去工廠當女工,幫忙賺錢養家,後來更為了支應弟弟的大學學費去高級酒吧工作,陪白領上班族喝酒,也練就了長袖善舞的社交能力。2002年,川上搬到東京,以本名川上三枝子當歌手出道,後來改藝名「川上未映子」,發行過三張專輯,但銷量不佳,也短暫當過演員,做過各式各樣的工作。那是個網路部落格興盛的年代,為了宣傳自己的音樂專輯,川上未映子開始在名為「純粋悲性批判」的個人部落格發表詩和散文,反而引起廣泛關注,2006年部落格文章集結成散文集。2007年便正式出版第一本小說,2008年更以中篇小說《乳與卵》獲得日本文學界最高榮譽芥川獎。根據當時的報導,芥川獎發布當天,她的部落格一天湧入20萬人次點閱,「美女歌手作家」的稱號,與她筆下前衛地討論女性乳房、卵子和離婚議題的角色們,讓川上一下子就被視為「女權作家」,被也曾獲得芥川獎的時任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批評。但這些批評並未影響川上的創作,成為作家後,陸續出版了10本小說集、16本散文集、兩本詩集,也讓她成為年輕一代日本女性作家的理想典範。
文.許文貞/圖.Reiko Toyama 曾經是沒沒無聞的歌手,卻在20年後成為享譽國際文壇的知名作家。芥川獎小說家川上未映子是日本作家中的異數,曾被冠上「美女歌手作家」稱號、作品被保守派批評,但近年她的小說陸續英譯,打入歐美出版市場,更入圍國際布克獎決選等獎項。她在15年前出版的長篇小說《所有深夜的戀人們》(暫譯,すべて真夜中の恋人たち,英文版:All the Lovers in the Night),今年更改編成同名電影,入圍2026年第79屆坎城影展「一種注目」(Un Certain Regard)單元,即將於坎城世界首映。《所有深夜的戀人們》由新銳導演岨手由貴子執導,岸井雪乃、淺野忠信主演。小說在2011年出版,2022年出版英文版,隔年入圍美國國家書評人協會獎決選。故事描述保守內向的女主角入江冬子(岸井雪乃飾),原本是出版社校對,因為無法忍受其他女同事的排擠,決定辭職獨立接案。孤獨的冬子,某天在路上看到玻璃反射出自己「悲慘」的倒影,決定改變生活,試著走出去,也遇到了新的對象,但只要有愛,就會得到救贖嗎?對川上未映子而言,孤獨、邊緣、弱勢的人,是她筆下常見的角色,雖然她的外貌姣好,衣著時尚,形象光鮮亮麗,但她非常擅長刻劃這類底層角色的處境。一個原因是,她自己就出身自一個邊緣、貧苦而弱勢的家庭。川上未映子來自大阪,童年環境貧困,父親長期缺席,由在雜貨店工作的母親獨自扶養長大。由於家裡沒有閒錢買書,她能看的書就是學校的國語課本,可以在一天內就讀完全年度的教材。覺得辛苦的時候,她會看著水滴從水龍頭滴落,盯著天空,看雲在陽光照射下各種形狀的輪廓,讓她深刻體驗到「美」的感覺。即使那些東西無法填飽肚子,但她意識到那是屬於自己的美的經驗,是非常強大的連結。川上曾在一場講座中說:「我覺得自己體驗到的感覺已經超越了貧窮、悲傷和人生種種問題,像是發現了這個世界的秘密一樣。我後來常常在我創作的時候,記起那樣的時刻。」
文.廖書逸/圖.翻攝自The Paris Review 總獎金高達140萬美元(約新台幣4500萬元)的「溫德姆-坎貝爾文學獎」(Windham-Campbell Literature Prizes),於台灣時間4月9日凌晨公布了2026年度的獲獎名單,但是作家海倫・德威特(Helen DeWitt)揭露,自己曾獲主辦單位通知獲頒此獎,卻因其無法配合獲獎作者所需進行的「大量宣傳活動」,只好婉拒獎項與獎金,引發了獎項是否讓作者過度「社交勞動」的爭議。溫德姆-坎貝爾文學獎設立於2011年,由耶魯大學拜內克珍本與手稿圖書館(Beinecke Rare Book and Manuscript Library)管理,並於2013年首度頒發。此獎項的資金來自美國作家唐納德・溫德姆(Donald Windham)與其長期伴侶、演員桑迪・坎貝爾(Sandy M. Campbell)的遺產,這對伴侶相守四十五年,在坎貝爾先行離世後,他將遺產留給溫德姆,並約定好要在溫德姆也離世後,用兩人的遺產共同創立一個資助作家的獎項。溫德姆-坎貝爾文學獎最大的特色,便是獎金高,而且不限制用途,也不需承擔任何結案報告或獎金核銷的責任。溫德姆-坎貝爾文學獎每年會選出八位類型涵蓋小說、非虛構文學、詩歌與戲劇四大領域的傑出英語作家,每位得主都將獲頒高達17.5萬美元(約新台幣550萬元)的無條件獎助金。獎項總監麥可・凱勒赫(Michael Kelleher)在獲獎公告中強調,這筆財務保障將能給予作家時間、空間與創作自由去思考與寫作,以培育他們的才華。不過,今年在獲獎名單公布隔天,曾寫作暢銷書《最後的武士》(The Last Samurai,無中文譯本,此書名為本文暫譯)的作者海倫・德威特卻在自己的社群平台上發文表示,她於今年二月時接獲主辦單位通知得獎,但領取獎金的條件包括參與長達八小時的宣傳影片拍攝、Podcast節目錄製及文學節的相關活動出席,這對正處於崩潰邊緣、急需專注寫作的她而言是巨大負擔。海倫・德威特批評此制度排擠了無法承擔社交勞動的創作者,有違該獎項資助作家創作自由的初衷。儘管獎項主辦方曾試圖協商,但仍堅持獲獎作者的某些參與為必要條件,最終導致海倫・德威特對此獎項與獎金的婉拒,也引發文壇對文學贊助與作家自由之間權衡的爭議。雖然有此爭議,不過2026年的八位獲獎者來自六個國家,體現出當前世代英語文學的全球性,而觀察獲獎名單的書寫主題,也延續了溫德姆-坎貝爾文學獎一直以來對探討親密關係、認同、荒誕與真相的承諾。在小說類,英國小說家關多琳・萊利(Gwendoline Riley)以其深入探討關係的破裂、家庭張力與女性內在生活的小說獲獎,如曾入圍英國女性小說獎決選的《First Love》及《My Phantoms》等。小說類另一位得主則是美國作家亞當・埃利希・薩克斯(Adam Ehrlich Sachs),評審盛讚他對知識的歷史當中那些荒謬與奇異之美進行了精彩的探索。戲劇類得主包含澳洲劇作家夏克提達蘭(S. Shakthidharan),他的史詩巨作《Counting and Cracking》追溯了二十世紀斯里蘭卡的家族歷史,以及美國劇作家克里斯蒂娜・安德森(Christina Anderson),評審認為其作品深刻挖掘了私人與政治歷史的交集。在非虛構文學類方面,獲獎的是出生於比利時的美國作家露西・桑特(Lucy Sante),她在2024年出版的回憶錄《 I Heard Her Call My Name》中詳細記錄了其晚年出櫃與進行變性手術的心路歷程。來自牙買加的詩人兼散文家凱伊・米勒(Kei Miller)則以其談論種族與偏見的散文集《Things I Have Withheld》等作品同獲殊榮。詩歌類則頒給了長期關注自然、創傷與生命韌性的美國詩人喬伊爾・麥克斯威尼(Joyelle McSweeney),以及探討著慾望、失落與環境破壞的加拿大詩人凱倫・索里(Karen Solie)。此獎項歷年來提拔了許多文壇名家,得獎名單星光熠熠,包括2007年布克獎得主安妮・恩賴特(Anne Enright)、2024年布克獎決選入圍者珀西瓦爾・埃弗里特(Percival Everett)、席格麗德・努涅斯(Sigrid Nunez)、奧莉維亞・萊恩(Olivia Laing)與華裔美籍作家李翊雲(Yiyun Li)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