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許文貞／圖．翻攝自《美麗青年全泰壹》Wikipedia韓國勞工運動家全泰壹，在1970年11月13日，為抗議當時韓國惡劣的勞動環境、與形同虛設的勞動法規，抱著南韓的《勞動基準法》自焚身亡，時年22歲。他的故事曾在1995年由導演朴光洙改編為電影《美麗青年全泰壹》，知名導演李滄東是這部電影的編劇之一。《美麗青年全泰壹》上映後，獲得1995年青龍獎最佳影片，並入圍柏林影展競賽片，不過該年度的柏林金熊獎由李安《理性與感性》奪得。在全泰壹過世後56年的今天，首度有關於全泰壹的書籍在臺灣問世。《我們不是機器：美麗青年全泰壹》由春山出版，春山在4月19日舉辦了全天的電影放映會與新書發表會，不但全泰壹的妹妹、全泰壹紀念館館長全順玉專程來臺參與新書活動並致詞，韓國保健醫療產業工會政策研究院院長姜燕培、木雞身體實驗室（Namoodak Movement Lab）張笑翼導演等人來臺與談，臺灣方面則有臺灣聲援Hydis連線/臺灣國際勞工協會（TIWA）陳秀蓮、臺灣醫療工會聯合會祕書長高若想、臺大社會系副教授劉華真、作家房慧真等人一起進行對話。 春山出版社總編輯莊瑞琳表示，《我們不是機器：美麗青年全泰壹》過去曾有中國和香港出的中文版，但都是翻譯自英文版，這次除了是臺灣首度出版，更是從韓文直譯。「與臺灣的書籍外譯主要由政府資源比較不同的是，韓國不只有官方的外譯資源。像這本談勞動權益的非虛構作品，通常比較難獲得官方資源重視，但這次有韓國保健醫療產業工會協助牽線、公共相生連帶基金會出資，推動外譯，甚至支持書籍的國際行銷活動。除了臺灣版，接下來在越南、泰國也會陸續出版。」全泰壹是南韓首爾和平市場的裁縫工人，因為不滿工時長、工作環境惡劣，雇主又以極低的薪資壓榨勞工，逐漸萌生抗爭之意。他在偶然間接觸到《勞動基準法》，意識到企業違法剝削工人，他嘗試以各種方式改變現況、企圖引起政府重視，卻得不到結果，最後決定「火葬《勞動基準法》」抗爭，高喊著「我們不是機器」自焚身亡。留下一句遺言：「不要讓我的死亡成為枉然！」莊瑞琳表示，全泰壹事件發生的時間點，也正是韓國在資本主義驅使下，追求經濟成長，與臺灣一樣要成為「亞洲四小龍」的時刻，「即使當時南韓已經有《勞基法》，但在實際的工作現場，還是沒有照《勞基法》來做。」底層勞動者的死亡，常會被社會忽視，但全泰壹的自焚，撼動了1970年的南韓社會。和平市場裡過長的工時、惡劣的勞動慘況，也讓當時韓國社會的同情輿論倒向全泰壹與勞工運動。尤其，在全泰壹研讀《勞動基準法》的時候，因為讀漢字比較困難，他多次向他人表達：「要是有個大學生朋友就好了。」這句話深深影響1970年正熱衷投入民主運動的大學生，使得學生開始一起關注勞動權益。當時不只大學校園的學生自發追悼全泰壹，首爾大學甚至無限期停課抗爭，連宗教界也加入抗議示威。1972年，韓國朴正熙更加強化獨裁，停止政治活動，加強對社會監視控制，曾使得這股正要匯集起來的社會運動能量暫時受到打擊。但社運能量最終並卻沒有潰散，而是與韓國的民主化運動合流。全泰壹的事蹟在當時雖被極權噤聲，但卻有人不惜冒險將他的故事流傳下來。《我們不是機器：美麗青年全泰壹》的作者、人權律師趙英來，便是投入學生運動的一員，他在躲避獨裁政府追查的三年期間，冒險出入在和平市場，蒐集全泰壹所遺留的事跡，在1976年寫成《全泰壹評傳》手稿，秘密流傳，直到1983年才終於以隱去人物和作者姓名的方式出版。臺大社會系副教授劉華真分析臺灣與韓國勞工運動的差異：臺灣的勞工運動在1970年代逐漸受到國民黨工會滲透和分化，難以凝聚成大型抗爭，因此後來的勞工運動必須努力脫離政黨的影響；韓國的勞工運動則直接受到獨裁政權嚴厲打壓，勞工反而更加團結，抗爭規模大，到1987年，更形成為期長達三個月的大規模罷工潮。近年不少臺灣觀眾透過《1987：等待黎明的那一天》等影視作品，認識韓國民主化的歷程。《我們不是機器：美麗青年全泰壹》在臺灣出版，以及新書所帶來的臺韓兩地社運、工運的交流，或許能更為加深讀者的認識。

作者／徐淑卿4月初在維也納燦爛陽光下，我隔街看著幾乎占一個街區的伊弗魯西大宅。這個發跡於奧德薩，而後分別居住在維也納、巴黎的龐大家族，在戰爭中幾乎失去所有，只有根付與幾幅畫作保留念想，其他藏品各自奔赴不同的流轉之途。而這個大宅，將比許多人的人生更長久。這讓我想到東京上野國立西洋美術館。20世紀初期，藝術收藏家松方幸次郎在倫敦、巴黎購買的西洋藝術品，其中約三分之一毀於1939年倫敦倉庫大火，僅有部分在漫長的等待後，終於在西洋美術館有了安棲之所。這兩個歷劫歸來的故事，因為同於2019年在東京和維也納舉行展覽，而彷彿進行一場命運交織的對話。東京國立西洋美術館是為了慶祝開館60年舉辦的「松方收藏展：百年奧德賽」(The Matsukata Collection: A One-Hundred-Year Odyssey)。其中特別展出松方幸次郎當年在巴黎購買莫內的畫作〈睡蓮：柳樹倒影〉。這幅畫失蹤許久，直到2016年在羅浮宮某個角落被發現，上半部已經嚴重毀損，這次展出時，也是保留缺損狀態展出。在維也納猶太博物館的展覽則是「伊弗魯西家族：時光中的旅行」(The Ephrussis. Travel in Time)。這個展覽的內容是《琥珀眼睛的兔子》一書作者艾德蒙·德瓦爾（Edmund de Waal)將伊弗魯西家族遺物，包括戰爭中倖存的日本根付，捐贈與長期借展給維也納猶太博物館。這兩個看似毫不相關的展覽，卻有著驚人相似的旅程：戰火中藝術品的命運；幾乎不為人知的守護者；最後進入博物館典藏；而且各有記錄其故事的書。伊弗魯西家族是非虛構家族回憶錄《琥珀眼睛的兔子》。松方幸次郎的收藏是西洋美術館得以建立的基礎，其中有非常坎坷的遭遇，擅長以美術史典故寫小說的日本作家原田舞葉，在史實的基礎上寫了這部作品，而且特別選擇在展覽前出版。不僅如此，這兩個展覽也如同在19世紀後半至20世紀初，日本與西歐文化互望的縮影。這段時間，西歐受日本文化和藝術影響，如浮世繪、工藝品甚至服裝等，從而產生出一種嶄新的文化現象，這個現象被稱為「日本主義」(Japonisme)。東京國立西洋美術館前館長馬渕明子曾撰文指出，「日本主義」一詞是法國評論家Philippe Burty於1872年所創，當時僅單純表達「日本熱」的意思。一開始是有人純粹收藏與欣賞日本藝術品，後來有藝術家開始模仿其造型及部分圖樣，之後甚至有人理解設計原理後進行創作，這些不同層次的展現，當時皆稱為「日本主義」。在「日本主義」風潮中，居住在巴黎的伊弗魯西家族成員查爾斯，他是藝術收藏家與評論家，據說也是普魯斯特《追憶似水年華》中「斯萬」的原型，購買了264個日本根付。而後他將這些根付送給居住在維也納的堂弟維克多當作新婚禮物。因為伊弗魯西家族是猶太人，納粹在占領維也納時，不但家產和收藏盡皆充公，成員也各自星散。唯有這些根付，被還居住在大宅，奉納粹之命整理前任主人財產的女僕「安娜」，藏在自己的床墊下得以保全。戰後，這些根付隨著伊弗魯西後人來到東京，最後由艾德蒙·德瓦爾保管，他決定讓這些根付回到維也納，而寄贈給維也納猶太博物館。在猶太博物館的說明中寫著，沒有找到歷史證據可以佐證安娜的事蹟。安娜是德瓦爾外曾祖母的貼身女僕，不論是德瓦爾的祖母伊莉莎白或是舅公伊吉都對她很熟悉，所以這個人物必定是存在的。只是她保存根付的過程是透過轉述，作者也很遺憾沒有在相關人物生前，多詢問安娜的故事。不過這些轉述的對話，卻是書中極為感人的部分。安娜對戰後才回到故居的伊莉莎白說，她無法為他們帶走任何珍貴的物品，所以她每次從更衣間偷偷帶走三到四件小東西，「你們小時候玩的小東西，你記得嗎？」她花了兩個星期才把東西從大玻璃櫃裡取出，納粹完全沒有發現。安娜說：「所以我拿了這些東西。我把它們放在我的床墊裡，而我睡在上面。現在你回來了，我可以把這些東西還給你。」德瓦爾寫道：「對安娜來說，每個根付都是對記憶流失的抗拒。」相較查爾斯在日本熱時買下根付，而後作為家族禮物送出去。松方幸次郎購買歐洲當代美術作品，就有更明確的目的。出生於1866年的松方幸次郎，是明治時期內閣總理松方正義之子，也是川崎造船所首任社長。因為經常到歐洲工作，逐漸讓他意識到藝術的重要。在一次大戰期間，歐美到處可以看到喚起愛國主義的海報，將這些海報和日本的海報相比，松方意識到日本在藝術設施方面落後許多。當時的日本，學習美術的學生與畫家，除了數量極少的雜誌外，若要看到西洋畫作，必須要出國，但是貧窮的畫家怎麼能負擔得起旅費？於是他萌生將當代西方藝術傑作帶回日本，成立美術館讓大家欣賞的心願。藝術史學家矢代幸雄在他的《藝術的贊助者》一書中，曾引述松方的話：「日本有成千上萬的人在畫油畫，卻沒有人能看到真正的西洋原作，我要蒐集歐洲名畫帶回日本，讓大家大開眼界。」自稱對繪畫一竅不通的松方，有幾位購買藝術品的顧問。如畫家Frank Brangwyn，松方的第一件收藏就是他的畫。還有矢代幸雄。在1910至20年代的十餘年間，松方大約購買3000件西洋藝術品。其中不乏羅丹、莫內、雷諾瓦、塞尚、梵谷、庫爾貝等重要藝術家之作。但是松方成立「共樂美術館」的心願終究沒有達成。一方面是經濟問題。1927年昭和金融危機給川崎造船所帶來致命打擊，同年貸款給造船所的銀行倒閉，雖然公司免於破產，但松方為了承擔經營責任而辭去所有職務。其次是因為戰爭關係。松方的收藏保存在三個地方，在日本的藏品，因為應付債務有些只得出售，藏於倫敦倉庫估計有900多件作品，則因為1939年倉庫失火，幾乎所有作品付之一炬。但在巴黎還有400多件作品。一開始這些作品放在羅丹博物館的倉庫，松方幸次郎離開巴黎時，交代他的秘書日置釭三郎好好保管，但若遇到生活困難，可以出售一些。在納粹即將占領巴黎時， 日置釭三郎將這些作品轉移到巴黎郊外阿朋丹（Abondant）的農舍。因為收不到薪資，日置和妻子過著窘迫的生活，但他始終守護著這些畫，即使在妻子過世後，生活更為艱難，也曾不得已出售幾件作品，但他依然遵守對松方的承諾，照顧這些畫作。戰後，法國政府將這批作品視為敵國資產而予以扣留。經過松方的好友，當時日本首相吉田茂與法方交涉，法國願意歸還大部分，條件是日本必須蓋一間美術館來收藏這些作品，這也是1959年東京國立西洋美術館成立的由來，這個美術館是由法國建築師柯比意設計。但是有些松方收藏的重要作品，如梵谷的〈在亞爾的臥室〉、塞尚的〈聖維克多山〉等約20件，法國就以這些作品不宜離開法國為由，拒絕歸還。與保管伊弗魯西家族根付的安娜一樣， 守護松方收藏的日置釭三郎除了知道他是川崎造船所的技師、松方的秘書等職業資料外，因為他沒有留下紀錄，所以他在阿朋丹如何保管這些作品的經過不得而知，原田舞葉寫《美麗的愚者》時曾親自到阿朋丹採訪，希望盡可能貼近真實，寫出她心目中版本的藝術守護者的故事。藝術品與人一樣，各有不同命運。人的心願也是如此，有些輕易達成，有些則曲折難盡。20世紀初，希望在日本成立西洋美術館的實業家不是只有松方幸次郎，至少還有岡山倉敷地區的大原孫三郎。他委託畫家兒島虎次郎數次到歐洲選購藝術品，其中包括葛雷柯(El Greco)的〈受胎告知〉與莫內、高更、塞尚、馬蒂斯、畢卡索等畫作。1929年兒島虎次郎去世，大原孫三郎為了紀念他，於第二年成立大原美術館，這是日本第一個收藏西洋藝術作品的美術館，整整早了國立西洋美術館近30年，而且躲過戰火，所有作品都得以保存。戰爭如時代的浪濤，人與物在搖晃中難有立足之地。但也有像安娜和日置釭三郎這樣未必被歷史紀錄的人，保存著伊弗魯西家族過去的記憶，護持著松方幸次郎的心願。2019年的兩個展覽，如同經歷時間的奇幻旅程後，終於從命運手中奪回的倖存珍品，而這也是因為這些人，在不知盡頭的暗夜中，默默守護的結果。 在戰爭中，藝術品與人一樣，各有不同命運。有些毀於大火，有些被劫掠後流轉各地，但也有藝術品，在一些人的守護下，躲過命運索討，而得以倖存。圖／陳克宇

文．廖書逸／圖．翻攝自paramount.com曾發行過《不可能的任務》、《變形金剛》等著名系列電影，並手握海綿寶寶、忍者龜與星際爭霸戰等經典IP版權的影視巨頭派拉蒙全球（Paramount Global），在本月稍早正式宣布成立新出版社「派拉蒙全球出版」（Paramount Global Publishing, PGP），將致力於「開發以其標誌性品牌與影視系列為靈感的互補性出版內容，並透過原創故事的創作來產出新IP」。這個舉動乍看之下是替書籍出版市場新添一股活水，但若將時間軸拉長一點，從2020年看起，其峰迴路轉的情節發展更是可以嗅出圖書出版產業在好萊塢巨頭心中的價值變化。對許多出版業界的資深人士而言，派拉蒙此舉無疑飄散著諷刺的氣息。時間倒轉回到2020年，當時的派拉蒙正深陷於串流平台大戰的資金泥沼之中，為了籌措推動Paramount+運行的巨額經費，公司高層決定將旗下已經有著48年合作歷史的全球第四大出版社「賽門與舒斯特」（Simon & Schuster, S&S）視為「非核心資產」，並急於出售變現。這段「分手」的過程可謂波折不斷：派拉蒙原本已經談定要以21.8億美元的價格將S&S出售給全球出版龍頭「企鵝蘭登書屋」（Penguin Random House, PRH），這項交易案卻遭美國司法部提起反壟斷訴訟，主張全球第一大與第四大出版社的合併將導致壟斷，嚴重降低作者在爭取預付版稅時的談判競爭力。知名作家史蒂芬・金（Stephen King）當時也主動出庭作證反對此項合併，說明其將會對作者權力造成的威脅。在經歷超過一年的審判後，法院最終判決禁止了該項合併，導致派拉蒙被迫於2023年8月改為以較低的價格（16.2 億美元）將S&S出售給了私募股權巨頭KKR。當時業界普遍認為，派拉蒙已徹底放棄紙本媒介，將專注於其影視產業與串流服務的經營，沒想到在短短三年後，就傳出派拉蒙即將創辦新出版社的消息。隨著如今PGP的成立，派拉蒙似乎在用行動表示，圖書出版在現代傳媒版圖中仍然具有價值，不過其角色定位已非僅是過去的授權出版對象、或單純的圖書零售事業，而是作為一具能夠推動其整體內容發展的重要引擎。PGP的誕生並非偶然或意外，而是自從2025年派拉蒙與Skydance媒體集團完成合併後的一項重要策略核心。Skydance創辦人、同時也是合併後的派拉蒙新任董事長大衛・艾利森（David Ellison）一向致力於其「由科技與IP驅動」的經營邏輯，因此在「新派拉蒙」的未來藍圖中，出版作為影視IP的開發起點與後續延伸，便扮演了重要角色。有別於過去S&S時代的出版社獨立運作模式，PGP將被歸屬在派拉蒙的「產品與體驗部門」之下，該部門主要負責授權、周邊商品及體驗式娛樂，這意味著未來PGP出版的每一本書，從企劃階段就會與玩具、主題樂園與商品進行高度串聯。顯然，派拉蒙正試圖從一家傳統製片廠與影視發行商，逐步轉型為一個掌握了內容開發源頭的全方位生態系統。隨著近期的另一則大新聞，也就是派拉蒙與華納兄弟（Warner Bros. Discovery, WBD）高達千億美元的合併案預計將在今年結案，未來PGP的開發名單上或許還會出現《哈利波特》、《權力遊戲》或者DC超級英雄的身影，使它們成為掌握全球半數流行文化源頭的超級出版實驗室。當影視巨頭不再滿足於購買版權，而是回頭透過成立出版社來開發故事，這場從螢幕燒回紙本的IP大戰，或許正在翻開一頁全新的篇章；而這樣的發展，又將對文學與出版產業造成怎麼樣的長期影響，也值得持續的追蹤與觀察。

文．黃昱哲／圖．翻攝自《向流星許願的我們》FB近期上映的臺灣BL劇《向流星許願的我們》，改編自林榮三文學獎短篇小說首獎最年輕得主——鍾旻瑞的小說集《觀看流星的正確方式》同名篇章，該劇由《八尺門的辯護人》主演初孟軒擔綱主角，新銳演員鍾岳軒、余杰恩、各務孝太出演。劇情講述主角返鄉後與高中戀人重逢，在流星雨下許願後，展開尋找自我的奇幻與療癒旅程，在普遍以編劇原創故事為主的臺灣BL劇市場中，又多了一部文學IP轉譯影集的作品。臺灣BL劇在2016年開始蓬勃發展，從《HIStory》系列（共五季）、《深藍與月光》、《WBL》系列、《默默的我，不默默的我們》、《某某》、《奇蹟》到《VBL》系列等，至今持續產出。早期以原創劇本為故事的做法，近年逐漸開始鬆動。BL劇倚賴OTT影音串流平台播映，兩者發展高度相關。隨著影音串流平台的盛行，對小說故事的需求變大。2023年《奇蹟》出自同名小說；2024年《某某》、《關於未知的我們》皆改編自晉江文學城的連載小說；後續還有2025年《靈魂約定》，以及今年播出的《向流星許願的我們》等，連續幾年都有小說改編成影視的作品問世，文學IP在臺灣BL劇市場中的比重悄然提升。小說文本眾如星群，為何選擇它改編？2023年，《向流星許願的我們》入選文策院TCCF創意內容大會「Project to Screen：Series」單元，是這個小說走向影視的第一步，但市場上小說文本眾如星群，為何選擇它改編？身為該劇的監製與製作人，潘心慧認為，BL小說改編影視，確實已經成為近年亞洲市場一個很重要的開發方向。為何選擇它改編，潘心慧受訪時表示：「我們看到原作中兩個關鍵點：『貼近現實的失落』以及『從男孩到男人的青春成長故事』是改編的契機。」站在製作端的角度，一開始不會先預設「改編」或「原創」，而是考量故事的核心概念。此外，就改編而言，重點在於如何把文學中的情感與意象，轉化為觀眾可以看見與感受到的影像敘事；而原創則相反，有更高的自由度，可以完全為影像與市場需求設計，但需要花更多時間去建立世界觀與觀眾連結。製作團隊初始成員、編劇之一的王慈華說到：「小說的整體氛圍和主題，在當時的人生中很有共感——以為長大會成為很好的人，但終究沒有成為什麼；以為很愛某個人，絕對不能分開，但終究分開了；有想許的願望，但不再相信會實現。」除了這份個人式的情感共鳴外，故事中的民宿、海邊、許願等元素，也跳脫過往BL劇常見的校園、咖啡廳場域。而原著小說作者鍾旻瑞是這樣看待改編過程：「我知道因為小說篇幅只有幾千字的內容，所以影視化的時候，主要是擷取故事核心的畫面或情感，並增加其他元素。」他認為，作者參與授權改編的程度，不是100就是0，事前已先建立共識，過程中就很放心讓影視團隊改編。實際上，細數從亞洲到歐美，小說改編BL影視的趨勢相當明顯，且行之有年。IP改編乘以CP營業乘以粉絲經濟商業模式泰國作為耽美BL的濫觴，比臺灣早十多年「腐」味蔓延。根據泰國政府公布的數據，BL劇市場至少創造10億泰銖的產值。泰國BL劇有成熟的CP營業、粉絲經濟商業模式，回到戲劇故事的源頭，可以發現清一色是文學小說，不勝枚舉。例如《不期而愛》（บังเอิญรัก）改編自MAME12938（Nampaka）的小說、《只因我們天生一對》（2gether: The Series）由JittiRain同名作品改編、《Bad Buddy》（แค่เพื่อนครับเพื่อน）改編自afterday小說《Behind the Scenes》、《黑幫少爺愛上我》（รักโคตรร้ายสุดท้ายโคตรรัก）從Daemi的同名網路小說轉化而來。題材非常多元，橫跨純愛校園、歡喜冤家、黑幫少主與保鑣等，都是風靡全球市場，觀看次數破億，好故事與流量雙收的現象級作品。今年初的臺北國際書展以泰國為主題，請來泰國BL文學界人氣作家MTRD.S與Cali分享小說影視化的過程。她們的作品《靈魂重生》（เขมจิราต้องรอด）、《死亡使者》（สิงสาลาตาย）也已改編為影集，全球熱播，並陸續在泰國本地、日本、澳門、新加坡等舉行粉絲見面會。地圖拖曳到東北亞，以BL漫畫改編見長的日本，同樣也有文學底蘊的影集，如《美麗的他》（美しい彼）、《相遇驟雨中》（ふったらどしゃぶり）、《if的世界開始戀愛》（ifの世界で恋がはじまる）等。遲至2020年才開始發展BL劇的韓國，兩年後推出爆紅的《語意錯誤》（시맨틱 에러），故事出自RidiBooks上連載的網路小說。而西方的男男愛情故事裡，美國電影《王室緋聞守則》（Red, White & Royal Blue）和去年風靡一時的加拿大影集《烈愛對決》（Heated Rivalry）也都是小說改編之作。臺灣內容輸出海外的新突破整體而言，小說文本已成為國際BL影視內容的重要來源，蔚然成風。BL故事角色設定鮮明，受眾明確，社群黏著度高，具備跨地域擴散的條件，從前述各國成功的案例即可得到印證，而臺灣的BL劇也逐漸開始和文學IP接軌。小說具有一定的故事基礎，擁有既有的讀者群，有機會成為影集的基本受眾，降低開發風險。從文字到影像的最短距離，自文學IP啟動，成為一種可行的發展路徑。文策院TCCF創意內容大會在推動出版與影視產業交流不遺餘力，期望促成多元IP的跨域發展。在這個媒合的場域，與BL相關的題材中，作家顏瑜讓人有無限遐想空間的Bromance小說《七十號，你的鳥歪了》，以及BL漫畫家花宥的《狗血耽美劇的攻略技巧》都曾入選「Story to Screen 故事專場」單元。臺灣其實有非常豐富的BL文本創作能量，未來若有更多文學IP與BL影集的結合，或許可成為臺灣內容輸出海外的新突破。

文．廖書逸／圖．翻攝自www.jodipicoult.com今年四月，美國出版界與教育體系接連迎來法律與行政層面的多重震盪。從愛荷華州的校園書籍審查，到聯邦政府對文化機構的預算封殺，這場關於閱讀自由與資訊獲取權的生存保衛戰，一幅攻防地圖正清晰浮現。大出版集團與知名作者紛紛加入，《姊姊的守護者》作者茱蒂・皮考特（Jodi Picoult）等暢銷作家為了募款資助受到圖書審查影響的出版從業人員，甚至發起了拍賣新書角色命名權的活動。在地方層級，聯邦上訴法院於2026年4月9日裁定，撤銷先前阻止愛荷華州「第496號參議院法案」（SF 496）執行的禁令。SF 496法案規定：教師禁止對幼兒園至六年級（K-6）的學生談論LGBTQ+的相關話題，內容包含「性描寫」的書籍也必須全面從校園圖書館下架。法案公布後，家長、教育工作者與出版集團聯手提出抗告，法院因此初步對此法案頒行了禁令，但現在禁令又被上訴法院撤銷，意味著SF 496法案將重新恢復執行。在聯邦層級，圖書館社群則在上週迎來了階段性的法律勝利。羅德地方法院在2025年春天禁制了川普政府試圖瓦解博物館與圖書館服務署（IMLS）的一系列措施，川普政府原打算上訴，但已於4月8日撤回上訴。隨後在4月9日，美國圖書館協會（ALA）與美國州公職人員工會（AFSCME）也宣布與聯邦政府達成了自願撤訴的和解協議，根據協議內容，IMLS必須在國會撥款範圍內繼續發放補助金並遵守各項法定要求，意指IMLS將暫時擁有繼續維持運作的權利。儘管法律訴訟暫時保住了機構的存續，但川普政府在最新公布的2027財政年度預算中，轉而採取更為激進的資金封鎖策略。該預算案計畫將IMLS來年的經費全數歸零，並同步終止政府專門用來支持圖書館與提升學生識字能力的「創新識字法」（IAL）計畫，試圖在實質運作上切斷圖書館的資金來源。這種預算的全面削減亦延伸至其他文化機構，例如國家人文藝術基金會（NEH）的預算預計將從1.92億美元暴跌至3,900萬美元，國家藝術基金會（NEA）的預算也將從2.08億美元降至2,900萬美元。在文化經費面臨洗劫的同時，政府則為國防支出編列了高達1.5兆美元的巨額預算。ALA主席薩姆・赫爾米克（Sam Helmick）警告，一旦IMLS的預算歸零，全美超過十一萬所圖書館賴以維繫的數位資源、偏鄉服務與教育補助將面臨全面癱瘓的危機。在預算角力的背後，全美的書籍審查危機也正以前所未有的規模持續蔓延。根據美國筆會（PEN America）的最新報告，自2021年7月至2025年6月為止，全美已有超過22,180起書籍下架事件，影響範圍橫跨了四十五州；而單單在2024至2025這一年中，便記錄有超過6,870本書籍遭到下架。報告指出，包括史蒂芬・金（Stephen King）與茱蒂・皮考特在內的多位作家作品皆已成為審查的主要目標，而更令外界擔憂的是，許多過去頻繁遭禁的作品，如描寫性別認同與性取向探索的《Gender Queer: A memoir》等書，目前已在全美圖書館中徹底消失，這種經典著作遭到永久「取消」的現象，已成為比禁書名單持續拉長更為嚴峻的警訊。面對逐漸升溫的威脅，出版界正從被動防守轉為主動反擊。2026年4月13日，三家出版業巨頭阿歇特（Hachette Book Group）、麥克米蘭（Macmillan Publishers）與企鵝蘭登書屋（Penguin Random House）聯合美國筆會共同發起了「美國作者安全計畫」（U.S. Author Safety Program），旨在為因圖書審查事件而遭到騷擾或恐嚇的作家、譯者及教育工作者提供專業資源協助與相關培訓。為了募款資助此計畫，著有《姊姊的守護者》的暢銷書作者茱蒂・皮考特與《地獄藍調》作者李・查德（Lee Child）等知名作家，甚至發起了拍賣新書角色命名權的活動，目前已成功籌募到將近 100 萬美元的資金。這些橫跨法庭、教室與圖書館的多方較量，已成為一場關於誰能定義知識與誰能獲取資源的長期抗戰。出版界與圖書館社群正透過法律行動與社會支援計畫進行防守與反擊，試圖在行政命令與預算編列的雙重圍剿下，守住下一代自由閱讀與獲取資訊的權利。隨著預算審議的展開與地方訴訟的重啟，這場捍衛知識自由的生存保衛戰，預計將在2026下半年持續延燒。

文．何文君／圖．翻攝自哆啦A夢中文網 經典漫畫藤子．F．不二雄作品《哆啦A夢》陪伴無數世代的大小朋友成長，是大家心中的童年夥伴，也是全球超人氣的IP角色，而最新發售的《快樂快樂月刊》於本月15日宣布《哆啦A夢》正式迎來「最終回」，結束長達49年的連載。這部自1977年創刊以來便與雜誌共生、跨越近半世紀的國民級作品，特別選用單行本第31集中的經典篇章〈用時間閘門度過最長的一天〉（時門で長～～い一日）作為最終回，其背後的象徵意義引發日本粉絲熱烈討論。國民IP《哆啦A夢》自1969年誕生，1977年開始在由日本小學館發行的漫畫雜誌《快樂快樂月刊》連載，雖然原著漫畫隨著作者藤子．F．不二雄1996年逝世後便停止新增內容，但為了延續這部經典作品的生命力，自2002年起，《快樂快樂月刊》以創刊25週年紀念特別開設「藤子．F．不二雄名作劇場 哆啦A夢」單元，精選單行本中的經典回數並再刊連載，讓年輕世代的讀者仍能感受哆啦A夢的魅力。在最新發行的2026年5月號（4月15日發售）最終回連載中，特別收錄單行本第31集中的經典篇章〈用時間閘門度過最長的一天〉，劇情描述大雄因不捨快樂的假日即將結束，要求哆啦A夢用道具延長時間，因此哆啦A夢拿出名為「時間閘門」的道具，讓時間流逝的速度變得極其緩慢。雖然結尾帶著藤子老師一貫的幽默——大雄因時間過得太慢而感到無聊，但選用此篇作為長達49年連載的最終篇，被視為官方對廣大讀者最溫柔的道別：即便雜誌連載必須結束，但與哆啦A夢相處的快樂時光，將如同被閘門留住的流水，永遠停留在讀者的心中。這場長達近半世紀的連載結束，正值作者藤子．F．不二雄逝世30週年前夕，令許多資深粉絲與創作者感慨萬分。選用〈用時間閘門度過最長的一天〉的篇章作為連載的結束，寓意深遠，有讀者表示，官方用時間道具來畫下句點，是對原作最好的致敬，雖然雜誌連載停了，但哆啦A夢帶給我們的夢想時光會永遠過不完。雜誌也在漫畫的最後一頁感性寫道：「本作將於本期完結，長期以來承蒙支持，誠摯感謝大家。」不只讓讀者內心感到衝擊，也象徵一個時代的感傷謝幕。長達49 年的陪伴，《哆啦A夢》紙本漫畫連載已成為跨越世代的共同回憶。知名漫畫家能田達規也感慨發文表示，自己從1977年創刊號就開始買這本雜誌，當時創刊號封面上的「哆啦A夢」字體比雜誌LOGO還大，可見當時《哆啦A夢》的高人氣！更直言當年《哆啦A夢》是雜誌的絕對核心，也是許多人購買雜誌的唯一理由。雖然傳統雜誌連載正式落幕，但在數位轉型浪潮下，《哆啦A夢》的 IP 生命力依舊持續，未來內容重心將全面移轉至數位版、精裝單行本及每年固定推出的劇場版電影，讓這份跨越半世紀的夢想，在數位時代依然燦爛。

作者／徐淑卿 漢娜·塞內什（Hannah Szenes）是一位詩人，受過訓練的傘兵，1921年出生於匈牙利布達佩斯一個猶太家庭。她跟早逝的詩人與劇作家父親一樣喜歡寫作。1937年她在學校當選文學社幹部，但同學卻要求重選，她知道這是因為她是猶太人的緣故。1938年開始，匈牙利通過一系列立法，將猶太人排除在許多職業之外，並禁止與非猶太人通婚。但早在1920年前奧匈帝國海軍上將米克洛什·霍爾蒂(Miklós Horthy )執政之初，他就立法限制猶太人進入大學的名額，甚至早於納粹德國。霍爾蒂統治匈牙利長達24年，直到1944年10月被德國人強迫下台。因為學校的經歷，漢娜更認同自己的猶太身分，開始學習希伯來語。她在1938年的日記中寫道，她成為一個錫安主義者：「它意味著我現在有意識地、強烈地感覺到自己是一個猶太人，並為此感到驕傲。我的首要目標是去巴勒斯坦，為它工作。」1939年9月，她抵達了當時在英國統治下的巴勒斯坦。這段時間，她寫下被譜成歌曲傳唱的詩作〈前往凱撒利亞〉。1943年初，她產生前往匈牙利的念頭，希望回去幫助居住在匈牙利的猶太人，也將母親帶離歐洲。她加入一個英國特別小組，被選為傘兵，執行搜集情報，營救墜機盟軍飛行員，以及設法拯救猶太人的任務。但受訓結束，1944年她空降到南斯拉夫靠近匈牙利的邊境，卻得知德軍已經入侵並占領匈牙利。與當地游擊隊合作幾個月，漢娜準備以非猶太人假身分進入匈牙利，雖然極具風險，但她和隊友說：「即使他們抓到我，至少猶太人會知道有人曾試圖來找他們。至少他們會知道，他們並沒有完全被遺棄。」1944年6月，她交給隊友一首詩〈有福了，那燃盡自身點燃火焰的火柴〉，穿過匈牙利邊境，不到幾個小時就被發現。11月她以叛國罪被執行槍決。這一年她23歲。現在，如果你走到布達佩斯自由廣場官方的「德國占領受害者紀念碑」（Memorial for Victims of the German Occupation）前，你會發現漢娜的照片和生平，與其他猶太受難者的照片、生活用品，綁在木樁鐵絲網中作為陳列與見證，底下則是猶太習俗的悼念石頭。這是民間自發的「生命紀念碑」（Living Memorial），來抗議官方紀念碑的謊言。「德國占領受害者紀念碑」雕塑著一隻象徵德國的老鷹，鷹爪繫著「1944」德國入侵匈牙利年分的銅環，而被老鷹威脅的大天使加百列，則是匈牙利的受害象徵。這個設計引起匈牙利歷史學界與猶太社群反彈，因為匈牙利政府不是真正無辜。當時執政的霍爾蒂政權本身就是加害者，嚴厲的反猶法律、驅逐與大規模屠殺，都是霍爾蒂政權批准，這些早在德國入侵之前就已經開始。漢娜的故事就是明證，因為逮捕她的是匈牙利憲兵，審訊她的是匈牙利軍事情報機構，只有審判與執行槍決時過渡到納粹扶持的箭十字黨傀儡政權。因為有這些爭議，所以這座「德國占領受害者紀念碑」，是在2014年7月20日夜間偷偷施工完成。而這不是自2010年起，在匈牙利連續執政16年，直到這週剛在大選中落敗的奧班（Viktor Orbán)政府，用紀念碑來操弄歷史記憶的唯一一座。早在2002年奧班第一次執政期間，他和匈牙利歷史學家瑪莉亞·施密特（Mária Schmidt ）規畫成立的「恐怖之屋」（House of Terror ），就可見端倪。問題是，奧班為什麼要這麼做？簡單的說，不斷往右傾斜，靠攏俄羅斯、中國強人政治，並與川普交好，被視為民粹主義、民族主義者，宣稱以「非自由民主」執政的奧班，劍指位於布魯塞爾的歐盟。將現在的歐盟，與歷史上的德國、蘇聯，綑綁成同屬對匈牙利的威脅。以民族主義號召支持者，鞏固他所屬政黨青年民主主義者聯盟（Fidesz）在匈牙利的統治。奧班選擇的主要戰場之一，就是歷史和文化。2018年《衛報》訪問維也納人文科學研究所政治學家Ivan Krastev時，他說：「民族主義過去關乎你的軍隊或你的經濟。現在它很大程度上是關於文化政治，這就是為什麼像瑪莉亞·施密特這樣的人對奧班如此重要。」2025年《The Baffler》有篇文章〈匈人崛起之屋：奧班統治下匈牙利的歷史記憶操弄〉(House of the Rising Hun: Manipulations of historical memory in Orbán’s Hungary)，作者亞歷山大·威爾斯(Alexander Wells)引述奧班在2018年一場演講的內容：「要將政治體制嵌入一個文化時代之中。」威爾斯認為，從一開始青民盟就已明確表示，其目標不僅止於在選舉政治中取得成功，而且希望真正改造匈牙利文化。威爾斯指出，這場運動的一個重要面向，是歷史的神話化建構。奧班與其盟友，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瑪莉亞·施密特，她是恐怖之屋的館長，同時也是教授與媒體大亨。她被任命為「首席歷史詮釋者」，動用公私資源，試圖壟斷關於歷史與記憶的公共話語。為了達成這一目標，青民盟將專業歷史學家與博物館工作者邊緣化，同時將大量資源投入由政治任命者主導的研究機構與建設計畫，這些人樂於配合奧班的政治議程，即使其成果在歷史上具有誤導性，在象徵上流於粗暴亦在所不惜。雕像被更換；布達佩斯的城市廣場被重新塑造；歷史學家失去工作；新的、缺乏學術基礎的博物館被建立，這一切都旨在傳遞一種以受害者意識、失落榮光，以及帶有戰鬥性的反左翼民族主義為核心的匈牙利身分敘事。2018年12月，同樣是在夜色掩護中，原本矗立在國會大廈附近的納吉（Imre Nagy）雕像被移往他處，取而代之的是1919年紅色恐怖殉難者紀念碑。納吉是1956年反蘇起義期間的匈牙利總理，後來被親蘇聯的匈牙利政權處決，納吉雕像曾是民主轉型的象徵，被移除的原因之一，可能是他的左翼改革者形象，正是奧班政府攻擊的目標。曾任美國資深外交官、現為國家安全戰略教授的薇薇安·沃克(Vivian S. Walker)，2019年在一篇文章中，以「磚石為形式的歷史修正主義」，來稱呼奧班政府興建紀念碑的作法，並以資訊戰的角度解釋其意圖。她說，在官方「德國占領受害者紀念碑」豎立後，即使有民間張貼受害者生平與照片的展覽形成「反敘事」，但傷害已經造成。奧班政府成功的將匈牙利在大屠殺中的共犯角色，從一個既定事實轉變為一個可以辯論的問題。「這是蓄意資訊操弄的極致。」移除納吉雕像，以紅色恐怖殉難者紀念碑來取代，看似在紀念「真正的」共產主義受害者，但沃克認為，這個歷史版本忽略了匈牙利極右翼思想家在反共清洗中的角色。更糟的是，這座「新」紀念碑實際上是重建了一座1934年的紀念碑，而這正是在霍爾蒂執政時期。沃克說，為特定政權或意識形態豎立紀念碑的作法並不新鮮，但匈牙利卻格外特殊，而且格外令人不安。因為它明顯否定民主價值，並隱含為威權統治辯護。「事實上，它類似一場典型的蓄意資訊操弄行動，包括對既定歷史事實的直接否認，以及將自身塑造成受妖魔化侵略者迫害的受害者。」4月12日匈牙利大選中，奧班的青民盟在執政16年後大敗，由馬格雅(Péter Magyar)領導的尊重與自由黨（Tisza）以壓倒性勝利，取得執政機會。這次選舉結果，讓匈牙利人欣喜若狂，他們高喊1956年反蘇聯時的口號：「俄國人滾回去。」也有人說：「我們終於可以改變這個黑手黨國家。」但是，馬格雅上台後，是否會改變奧班的文化政策？威爾斯在去年的文章中抱持懷疑。他說，奧班政府最近宣布，將42個博物館機構強制整合到青民盟領導下，如果青民盟繼續贏得國會絕對多數，很難想像文化政策會有實質改變。即使它沒有繼續執政，反對黨的馬格雅是一個前青民盟人，他幾乎沒有對歷史問題表現出任何興趣。不過政治上的選擇，也幾乎無法逃脫背後所暗藏的歷史訊息。馬格雅勝選活動選擇在與國會大廈隔著多瑙河遙遙相望的巴札尼廣場(Batthyány tér)，這座廣場是為了紀念拉約什·巴札尼 (Lajos Batthyány)，他是1848年革命時期第一任匈牙利總理，而後在匈牙利對抗奧地利的戰爭中，匈牙利被擊敗，巴札尼1849年在布達佩斯被執行槍決。馬格雅在勝選演說中說：「以巴札尼的椅子來領導這個國家，是最大的榮耀。」如果巴札尼代表的是匈牙利首屆尋求自治的憲政內閣政府，也是對抗奧地利外來統治的象徵，那麼馬格雅的訴求也清晰可見。奧班政府曾被外界批評為「竊盜政治」與「國家俘獲」的貪腐政權，形同對憲政體制的背叛，而馬格雅訴求的是，該是「解放匈牙利，重新奪回我們家園」，回歸正軌的時候了。

文．許文貞／圖．Reiko Toyama 【前言】從沒沒無聞的歌手，轉職成國際知名的作家。日本芥川獎小說家川上未映子的長篇小說《所有深夜的戀人們》（暫譯，すべて真夜中の恋人たち，英文版：All the Lovers in the Night），改編的同名電影入圍今年坎城影展「一種注目」單元。她自2006年開始成為作家，作品包含小說、散文集和詩集，但受到國際出版市場矚目，是近10年內的事。自2020年起，川上的小說開始受到國際矚目。以《乳與卵》延伸創作的《夏的故事》，翻譯成40種語言在全球出版，2009年的小說《天堂》，2021年英譯出版，入選2022年國際布克獎決選；2011年的長篇小說《所有深夜的戀人們》，2022年英譯出版，入選2023年美國國家書評人協會獎決選。根據《紐約時報雜誌》2023年的採訪，雖然川上的確很常從女性角色出發，但她更關注的是階級，她用寫實筆法書寫日本當代的困境，也成為在村上春樹之後，少數以寫實風格打入歐美出版市場的日本作家。在台灣，出版川上未映子小說《夏的故事》、《天堂》與《黃房子》的時報出版文史社科編輯事業部副總編輯羅珊珊表示，她是從《乳與卵》（木馬文化出版，已絕版）開始接觸川上的作品。後來更是在《貓頭鷹在黃昏飛翔》這本村上春樹與川上未映子的訪談集中，認識到這位聰明有膽識、言詞犀利、態度真誠的年輕女作家。羅珊珊表示，尤其川上關注弱勢角色，無論是男是女，題材從女性身體、校園霸凌到犯罪刑案都有，除了故事本身，議題性也能獲得台灣讀者共鳴。雖然《所有深夜的戀人們》目前台灣沒有出版，但很期待看到改編電影上映。坎城影展將於2026年5月16日到5月23日在法國坎城節慶宮舉辦，入圍平行單元「一種注目」的《所有深夜的戀人們》也將於影展期間舉行世界首映。這也是該片導演岨手由貴子、主演岸井雪乃第一次入圍坎城影展，將有機會與其他14部來自世界各國的電影，一同競爭最佳影片等獎項。

文．許文貞／圖．Reiko Toyama 【前言】從沒沒無聞的歌手，轉職成國際知名的作家。日本芥川獎小說家川上未映子的長篇小說《所有深夜的戀人們》（暫譯，すべて真夜中の恋人たち，英文版：All the Lovers in the Night），改編的同名電影入圍今年坎城影展「一種注目」單元。在她光鮮亮麗的作家表象背後，有著一段出身弱勢貧困家庭的過去。川上未映子的小說關注弱勢和邊緣的人物，例如在成名作《乳與卵》寫到酒吧女、《所有深夜的戀人們》寫到被社會主流排擠的單身女性。這樣的關懷來自她出身貧寒的過去。川上成長自勞工階級的貧困單親家庭，從小住在日本「團地」廉價集中住宅區，童年的娛樂就是盯著窗戶看天空雲朵的變化。才14歲，她就謊報年紀去工廠當女工，幫忙賺錢養家，後來更為了支應弟弟的大學學費去高級酒吧工作，陪白領上班族喝酒，也練就了長袖善舞的社交能力。2002年，川上搬到東京，以本名川上三枝子當歌手出道，後來改藝名「川上未映子」，發行過三張專輯，但銷量不佳，也短暫當過演員，做過各式各樣的工作。那是個網路部落格興盛的年代，為了宣傳自己的音樂專輯，川上未映子開始在名為「純粋悲性批判」的個人部落格發表詩和散文，反而引起廣泛關注，2006年部落格文章集結成散文集。2007年便正式出版第一本小說，2008年更以中篇小說《乳與卵》獲得日本文學界最高榮譽芥川獎。根據當時的報導，芥川獎發布當天，她的部落格一天湧入20萬人次點閱，「美女歌手作家」的稱號，與她筆下前衛地討論女性乳房、卵子和離婚議題的角色們，讓川上一下子就被視為「女權作家」，被也曾獲得芥川獎的時任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批評。但這些批評並未影響川上的創作，成為作家後，陸續出版了10本小說集、16本散文集、兩本詩集，也讓她成為年輕一代日本女性作家的理想典範。

文．許文貞／圖．Reiko Toyama 曾經是沒沒無聞的歌手，卻在20年後成為享譽國際文壇的知名作家。芥川獎小說家川上未映子是日本作家中的異數，曾被冠上「美女歌手作家」稱號、作品被保守派批評，但近年她的小說陸續英譯，打入歐美出版市場，更入圍國際布克獎決選等獎項。她在15年前出版的長篇小說《所有深夜的戀人們》（暫譯，すべて真夜中の恋人たち，英文版：All the Lovers in the Night），今年更改編成同名電影，入圍2026年第79屆坎城影展「一種注目」（Un Certain Regard）單元，即將於坎城世界首映。《所有深夜的戀人們》由新銳導演岨手由貴子執導，岸井雪乃、淺野忠信主演。小說在2011年出版，2022年出版英文版，隔年入圍美國國家書評人協會獎決選。故事描述保守內向的女主角入江冬子（岸井雪乃飾），原本是出版社校對，因為無法忍受其他女同事的排擠，決定辭職獨立接案。孤獨的冬子，某天在路上看到玻璃反射出自己「悲慘」的倒影，決定改變生活，試著走出去，也遇到了新的對象，但只要有愛，就會得到救贖嗎？對川上未映子而言，孤獨、邊緣、弱勢的人，是她筆下常見的角色，雖然她的外貌姣好，衣著時尚，形象光鮮亮麗，但她非常擅長刻劃這類底層角色的處境。一個原因是，她自己就出身自一個邊緣、貧苦而弱勢的家庭。川上未映子來自大阪，童年環境貧困，父親長期缺席，由在雜貨店工作的母親獨自扶養長大。由於家裡沒有閒錢買書，她能看的書就是學校的國語課本，可以在一天內就讀完全年度的教材。覺得辛苦的時候，她會看著水滴從水龍頭滴落，盯著天空，看雲在陽光照射下各種形狀的輪廓，讓她深刻體驗到「美」的感覺。即使那些東西無法填飽肚子，但她意識到那是屬於自己的美的經驗，是非常強大的連結。川上曾在一場講座中說：「我覺得自己體驗到的感覺已經超越了貧窮、悲傷和人生種種問題，像是發現了這個世界的秘密一樣。我後來常常在我創作的時候，記起那樣的時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