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顏一立／圖・翻攝自CNN 榮獲英國女王授勳的國寶級演員——安東尼．霍普金斯爵士的身上，有幾個標誌性角色？他是電影《沉默的羔羊》中，邊聽巴哈邊煎人肝吃的漢尼拔醫師，全片僅登場16分鐘，即拿下了奧斯卡金像獎最佳男主角，是金氏世界紀錄最短演出的影帝；他也是《父親》中迷走時間、記憶與幻象的失智父親，更因此坐上金氏世界紀錄最高齡影帝之位。就在所有人以為這些已是他巔峰成就的此時，88歲的安東尼寫給了自己一個全新的角色——古典樂作曲家，並與古典樂巨擘迪卡唱片合作推出他人生的首張古典樂專輯《人生如夢（Life is a Dream）》。二屆奧斯卡影帝出古典樂專輯，乍看是跌破眼鏡，回望是首尾呼應。生長於英國威爾斯、患有閱讀障礙和亞斯伯格症候群的安東尼，4歲開始學鋼琴，6歲可以即興演奏，爾後幾年彈出蕭邦、貝多芬，十幾歲時為舞台劇寫配樂。即使作為演員出道且享譽全球後，忘不了音樂的他，過著出門演戲、回家寫曲的AB面人生，最後六十年磨一劍，集大成了這張《人生如夢》專輯。這位古典樂新人是如此說明的：「音樂是我的第一個夢想，我一生都在創作音樂。其中某些樂曲已經陪了我數十年，而我發現自己不斷地夢回它們身邊。我的整個人生就像一場夢。」近期公開的首支單曲〈布拉肯路（Bracken Road）〉，其實是60年代還在利物浦劇院當年輕演員時他所創作的，靈感源於他童年記憶裡威爾斯的街道、草地、農田和山巒。而專輯中收錄的另一首曲子〈我的父土（My Fatherland）〉，則是為了致敬自己的出身，安東尼為此補充說明：「我提醒自己，我永遠是我父親的兒子，他是一位麵包師父。」這張充滿意識流色彩的自傳體專輯，特別邀請了葛萊美獎指揮家古斯塔沃．杜達梅爾（Gustavo Dudamel）和倫敦愛樂管弦樂團共同演繹。英國迪卡古典唱片的總裁勞拉．蒙克斯（Laura Monks）表示，因為與如此一位傳奇人物合作，辦公室裡全是雀躍之情。而對於這位即將在臺發行專輯的古典樂新人，臺灣代理發行的環球唱片古典部總監傅慶良認為，奧斯卡影帝的音樂意外地親民，且不套入起承轉合的公式，並透露下支單曲會在7月底公開，《人生如夢》實體CD和數位專輯是8/21發行，黑膠版則是10月問世。因演戲得過奧斯卡獎、艾美獎、金球獎終身成就獎乃至於大英帝國勳章和爵士勳位的安東尼爵士，不只一生像漢尼拔醫師那樣愛著古典樂，也像《父親》主角安東尼那般迷走時間、記憶與幻象，他從15歲演到了88歲，這次他放下劇本，拿起樂譜，用古典樂穿越時空，如夢似幻地做回了最初的自己，就好像他受訪時所言：「人生就是一場夢。」 奧斯卡影帝安東尼・霍普金斯出古典樂專輯《人生如夢》。（圖／翻攝自BBC）

作者／徐淑卿今年5月，法國文化部宣布了羅浮宮「新文藝復興」計畫的設計方案。其中一個項目是為〈蒙娜麗莎〉設置專門展廳，解決過去許多參觀者為〈蒙娜麗莎〉而來，但又因為過於擁擠無法仔細觀賞，以至於敗興而歸的問題。2024年法國《世界報》主編Michel Guerrin曾撰文指出，將〈蒙娜麗莎〉單獨設置在有專屬入口的展廳，固然象徵著一種「博物館理想」的終結，但這將使人們重新找回參觀的平靜，也重新贏回那些認為羅浮宮已經不再屬於自己的觀眾。據統計，羅浮宮每年約9百萬參觀者中，有80%是為〈蒙娜麗莎〉而來。但是根據門票折扣平台CouponBirds所做的遊客調查，〈蒙娜麗莎〉被評為「世界上最令人失望的藝術傑作」。Michel Guerrin說，讓人失望的當然不是這幅畫，而是「觀看它的方式」。他借用藝術史學者 Daniel Arasse 的說法，來形容〈蒙娜麗莎〉的展廳：「在那裡，其實什麼也看不見。」多數人只能遙遠的，大約只有幾十秒的時間可以看到這幅畫，看得更多的恐怕是其他參觀者拿起手機拍照所形成的「手機之林」。而且受影響的不僅是〈蒙娜麗莎〉，還有其他因此被視而不見的大師之作。Michel Guerrin形容，為了找到這幅畫，人們只能跟隨一條宛如朝聖之路的人潮，在館內蜿蜒前進。一路上，他們幾乎忽略沿途一連串世界級傑作，包括另外4幅達文西作品，同時還得忍受令人煩躁的喧囂。當然還有和〈蒙娜麗莎〉放在同一展廳的〈迦拿的婚禮〉，與其他威尼斯畫派如提香的作品。Michel Guerrin說，這些畫作，全都被〈蒙娜麗莎〉這個文化偶像奪去光彩，而它其實並不需要如此。希望親眼看到巨匠名作，是人們來到美術館或博物館的主要原因，但是觀看本身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些是因為環境因素，如〈蒙娜麗莎〉因為大受歡迎反而難以被看見；有些可能關乎參觀者的心態與眼力。因此，走到一個藝術品前面，你怎麼看？你看到什麼？對你產生什麼影響？可說因人而異。2024年由法國藝術史學者謝勒斯（Thomas Schlesser）所寫的小說《蒙娜之眼》，就是一部演示如何「觀看」的作品。這本書的熱銷現象，被形容為「宛如童話真實上演」，謝勒斯也因此在2025年獲得「法國出版獎」的「年度作家大獎」。小說描述一位小女孩「蒙娜」，她的眼睛曾出現短暫失明的症狀，於是她的爺爺想預作準備，萬一她真的失明，可以在腦海中儲備足夠的美學養分。於是決定每週三下午帶她到美術館，每次只看一幅畫，他們依序去了羅浮宮、奧塞美術館與龐畢度中心，總共欣賞52件作品。蒙娜先是仔細觀看每個作品，經過和爺爺彼此提問討論後，最後從作品中總結出一個人生教導。比如米開朗基羅作品的省思是「從對物質的依戀中解脫」，林布蘭是「認識自己」。雖然這部小說有蒙娜家庭與學校生活的情節，最終她為何短暫失明的謎題也得以解開，但對於作品的描述與詮釋，仍是小說中核心的部分。這本書的特色之一，也正是透過對作者與作品的分析，提煉出人生課題。但也有讀者據此提出批評，難道藝術品，真的需要與這些教誨有所關聯嗎？謝勒斯在接受法國國際新聞台訪談時，曾解釋如此設計的原因。每次站在作品前，她都會充分浸潤其中，因此每一次觀看，不只是一堂藝術史課，也是一堂人生課。這將使蒙娜得以成長、蛻變，並度過人生中無數的考驗。當然，每個作品所暗含的人生要義，是否真如作者詮釋，的確見仁見智，但這或許不存在所謂標準答案。就像小女孩「蒙娜」的名字讓人聯想到蒙娜麗莎，但作者認為書名其實與蒙娜麗莎無關。而這本書的封面畫作，甚至不是書裡提到的作品，甚至不在這三個美術館中，而是典藏在荷蘭海牙莫瑞泰斯皇家美術館（Mauritshuis）的維梅爾名作〈戴珍珠耳環的少女〉。在書的最末，作者提到這幅畫，他寫道，當蒙娜在旋轉時，爺爺覺得她就像〈戴珍珠耳環的少女〉，她的身體彷彿掙脫了從四面八方籠罩住她的黑暗。或許在這些藝術史與人生對應的功課之外，作者也讓書名與封面提出暗示，我們可以忘卻想當然耳的規則，而去追尋自己的答案。藝術與人生交織的功課，讓人想起1995年韋斯勒（Lawrence Weschler）在《紐約客》發表的一篇文章〈發明和平〉（Inventing Peace）。副標是：「關於波士尼亞，維梅爾能教會我們什麼？來自三百年前，關於如何在混亂世界中建構秩序的一堂課。」這年韋斯勒在海牙旁聽前南斯拉夫問題國際刑事法庭的預審程序，有一天他和法庭主席，義大利法學家安東尼奧．卡塞塞（Antonio Cassese）共進午餐。卡塞塞告訴他一些聳人聽聞的案情，雖然可怖，但卻是這些法官每天接觸的日常。於是韋斯勒問他，長期不得不凝視如此駭人深淵，如何可以讓自己不陷入瘋狂？卡塞塞臉色一亮，微笑說：「你知道嗎？我總會儘可能抽空，到市中心的莫瑞泰斯皇家美術館走一趟，去和那些維梅爾的畫待上一會。」韋斯勒自己也經常在莫瑞泰斯皇家美術館以及阿姆斯特丹的國家博物館，流連於維梅爾的畫作前。他認為，在整個藝術史上，維梅爾的繪畫幾乎是獨一無二的。它們散發著一種如卡塞塞所說的「居中的安定，一種平和，一種寧靜」，一種完整自足的感受，以及一種達到完美平衡的優雅。但是在與卡塞塞談話之後，他對維梅爾有了更深的領悟。他突然意識到，維梅爾在創作這些象徵寧靜平和的繪畫時，當時的歐洲其實就如今日的波士尼亞（或者說剛走出來），深陷在殘酷的宗教迫害，與早期民族國家崛起的戰火之中。正是那些暴力所形成的巨大壓力，構成這些畫真正的主題。當然不是直接呈現，而是如文學評論家哈利．伯格（Harry Berger）在討論維梅爾文章中，經常引用「顯著的排除」（conspicuous exclusion）這個概念。某些主題雖然並未真正出現在畫面裡，卻以一種「被感受到的缺席」充滿整幅作品。它們始終被阻擋在畫面之外，但人們又清楚知道，它們就在那裡。韋斯勒想到，多年前在另一場令人焦躁萬分的政治危機中，一位來自英國的歷史學家曾引用《馬太福音》裡耶穌平靜風浪的故事，對他們提出警示。這位歷史學家說，他一直認為這個故事真正的重點是：「在危機時刻，人不應該讓暴風雨進入自己的內心；相反的，人必須先在自己心中找到平靜，然後，再把那份平靜呼吸出去。」韋斯勒說，在與卡塞塞共餐後的下午，他坐在莫瑞泰斯皇家美術館，置身於維梅爾的畫作之間，他突然覺得，這就是這位台夫特大師畢生創作真正所做的事情。他在歐洲歷史如此劇烈動盪的時刻，找到一個充滿和平的所在，或者更準確的說，他發明了一個充滿和平的所在。一個小小的房間，一種親密的凝視，然後再將它呼吸出去。而在眾多畫作中，為什麼總有一些作品，格外吸引你的目光？原因一定各有不同，但2024年莫瑞泰斯皇家美術館曾與腦神經科學家進行實驗，對〈戴珍珠耳環的少女〉提出了可能的解釋。他們選了維梅爾〈戴珍珠耳環的少女〉、〈台夫特風景〉，林布蘭〈杜爾博士的解剖課〉、〈自畫像〉與Gerard van Honthorst〈小提琴手〉等5幅作品，測試人們在面對藝術品時的神經反應。實驗結果得知，人們觀看原畫時，腦中的情緒反應比複製品強烈10倍。而〈戴珍珠耳環的少女〉讓我們眼光無法移開的原因是，觀眾看到少女的眼睛和嘴巴後，會立刻轉移看珍珠耳環，而後又回到眼睛和嘴巴，如此反覆循環，研究人員稱這個現象為「持續性注意力迴圈」，因此人們看這幅畫的時間比其他作品更長。當然，人們來到〈戴珍珠耳環的少女〉前，所作用的不會只是注意力的移動，還會有更多湧入我們心裡。如謝勒斯看到光明如何掃卻黑暗，愛德華·史諾（Edward Snow）則在設想，少女是剛剛轉過頭來，還是正準備轉身離去？韋斯勒說，偉大藝術品之所以偉大，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在於，它們足以承受，事實上它們也主動邀請，極其豐富的各種詮釋，有些甚至彼此之間相互矛盾。「當我們站在一件作品前，它會向我們訴說世界、社會，以及我們自己。」這是謝勒斯的體會。只要我們願意觀看。 人們到美術館，通常是為了觀看聞名已久的作品，但是羅浮宮的〈蒙娜麗莎〉因為太受歡迎，反而變成「什麼也看不見」。為此，羅浮宮「新文藝復興」計畫擬議為〈蒙娜麗莎〉設置專門展廳，以及專屬入口。（示意圖）圖／陳克宇

文・江炫霖／圖・翻攝自Amazon 五十年前，曾參與創作漫威《X戰警》的漫畫家之一，約翰．伯恩（John Byrne），今年六月突然回歸，推出了改變原故事走向的作品《X戰警：平行時空》（X-Men: Elsewhen）。第一卷首刷兩萬五千冊，預售時便被搶購一空。出版社預告將持續以萬冊為單位加印，且第二、三卷也將在明年陸續登場。約翰．伯恩在《紐約時報》訪談中透露，之所以時隔半世紀重新創作《X戰警：平行時空》，是因為他對「黑鳳凰」琴．格雷（Jean Grey）這個角色，與當初的團隊有不同想法。因此現在提筆完成他的版本的故事，等於是了卻創作上的遺憾。《X戰警》是漫威旗下非常受歡迎的系列宇宙，從其世界觀衍生出十餘部好萊塢電影，與金鋼狼、X教授、萬磁王等膾炙人口的角色。《X戰警》最初的原創者是史丹‧李（Stan Lee）與傑克‧柯比（Jack Kirby），但在漫威漫畫的體系下，有不只一組漫畫編劇與漫畫家團隊在進行超級英雄故事的創作。約翰．伯恩在1977年（當時他25歲）開始被漫威編輯網羅，將他和編劇克里斯．克萊蒙特（Chris Claremont）、著墨師（inker）泰瑞．奧斯丁（Terry Austin）組成團隊，創作X戰警故事。他們創作的角色和故事大受歡迎，讓X戰警漫畫從雙月刊改成月刊發行，站穩在粉絲心目中的地位。如《黑鳳凰傳奇》（Dark Phoenix Saga，2019年改編為電影）、《未來昔日》（Days of Future Past，2014年改編為電影）都是他們合作的成果。約翰．伯恩與漫威總編輯吉姆‧舒特（Jim Shooter），對於琴．格雷這個角色應該走向怎樣的命運，有不同意見。約翰．伯恩在《紐約時報》的訪問中說，鳳凰女琴‧格雷是第一個「黑化」的超級英雄，在她之前，史丹‧李與傑克‧柯比創造的超級英雄角色是不會變成反派的。約翰．伯恩和團隊打破了正邪的界線，創造出鳳凰女這個黑化的反派，還讓她摧毀了一個星球。漫威總編輯主張，這樣的邪惡角色必須受到懲罰，主張將她監禁於小行星上並接受永久酷刑。伯恩於是說：「我寧願殺了她。」伯恩和他的夥伴把琴．格雷寫死，但在伯恩離開《X戰警》團隊，轉而創作漫威的其他作品如《驚奇四超人》、以及DC的《超人》等作之後，漫威又讓她「死而復生」。多年過後，伯恩已年近70歲，他開始想像如果當初故事走向不需受到漫威總編輯的要求和影響，會是甚麼樣子的。在這個他稱為「平行時空」（Elsewhen）的故事裡，琴‧格雷沒有死。伯恩於2019年至2022年間，以這個世界觀，每個月畫一、兩張圖，發佈於網路上。最終，畫滿超乎預期的32期，而在今年六月由艾布拉姆斯出版社（Abrams）集結成冊出版。伯恩表示自己創作《X戰警：平行時空》只是為了自娛娛樂，創作過程中他從來沒有想過要找回過去的舊團隊重啟合作，直言不諱的性格正好體現了他想重新創作《X戰警》的任性。艾布拉姆斯的編輯克里斯‧萊爾（Chris Ryall）也表示，看到伯恩在網路上重啟連載時很替他高興，伯恩總算可以不用受到市場需求、編輯要求和截稿時間等因素限制，完成自己想要的作品。《X戰警：平行時空》是伯恩十多年來第一部商業作品，根據《富比士》的報導，伯恩認為這次的創作過程彷彿重新穿上舊衣，角色一直在那裡，他甚至不需要重讀舊作。對他來說，在他年已76歲的現在，自由比金錢來得重要許多。比起回去和漫威合作，他覺得自己來創作同人作更有意思。不過，他也特別表示這樣的創作恐怕不會再有下次了，笑稱自己早已江郎才盡，該停筆了。儘管《X戰警：平行時空》可能成為絕響，但他相信讀者讀了他的漫畫，可以感受到觀看漫威電影無法感受到的，全然的「逼真」。 漫畫家約翰．伯恩（John Byrne）出版《X戰警：平行時空》。（圖／翻攝自Amazon）

文・洪瑋其／圖・翻攝自株式會社竹尾Instagram「河出書房新社」是日本以出版文學、思想、歷史著作聞名的出版社，成立至今已140年。這家成立於明治19年（1886年），至今仍然非常活躍的出版社，為140週年推出系列活動，還發行了如同「倒數日曆」一般的期間限定雜誌，展現出版人對紙本書的情懷。河出書房新社的前身，為1886年於東京日本橋地區開設的岐阜成美堂書店東京分店，1888年自成美堂獨立，專營教科書、農業相關書籍。1933年改名為「河出書房」，轉為出版文學、歷史、思想類相關著作。1957年破產後重組為「河出書房新社」。河出書房新社出版多部日本國內重要小說、思想集（如三島由紀夫《假面的告白》、吉本隆明《共同幻想論》），也譯介國外經典（如《杜思妥也夫斯基全集》），更發行百科全書和全集（如《日本文學全集》、《世界美術全集》）。而其發行的刊物《文藝》，刊載短篇、中篇小說，多部作品於刊載後獲得芥川賞，被評為日本「五大文藝誌」之一。1962年創立的「文藝賞」，也是日本純文學發展的重要推手，知名作家如高橋和巳、田中康夫、鹿島田真希、綿矢莉莎、白岩玄等，都是由此向文壇嶄露頭角。為了慶祝140歲生日，河出書房新社從四年前就開始，推出「以書為窗」的紀念活動，更發行「倒數日曆」。2022年，河出書房新社發行限定16期的季刊《Spin》，歷經4年倒數，於今年6月發行最終號、迎接更多慶祝活動。《Spin》與紙業公司竹尾合作，突顯雜誌的「紙」之美。每一期封面、目錄頁都使用不同的紙張，呈現並介紹每一張紙的名字與特性，將雜誌作為紙張的伸展台，展示只有紙本刊物才能傳達的視覺與觸覺效果。《Spin》與《文藝》的純文學個性不同，它收錄小說、詩歌、書評、信件、繪畫等作品，以「成為生活中多種視野的書籤」為目標。自第13期起，增加「140人、140本、1句話」計畫，邀請不同領域的讀者，選出他們最愛的河出書房新社作品，和書中的一句話，象徵著各行各業的人心中都有那麼一個河出書房新社的位置。140週年活動還包含從業人員對談、「深夜書房」系列作品出版等，出版社也開放社內空間作為對談場地，並邀請讀者一起走進出版社隱藏在書架之間的世界。營業140年很難，堅持以「繼承文化遺產、創造新文化、介紹海外文化」為理念、打造支持純文學作品及作家的環境，更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河出書房新社的存在，提醒著每個讀者，文學、紙本書的魅力可以走得更遠。

整理・洪郁萱／圖・文策院提供曾獲臺北國際書展大獎的《一位女性殺人犯的素描》，今年5月在韓國出版。6月，作者胡慕情在文策院安排下，前往首爾國際書展，與韓國資深記者李多慧對談。以下是講座的摘錄。撰寫《一位女性殺人犯的素描》的契機《一位女性殺人犯的素描》描述臺灣目前唯一仍在服刑的女性死刑犯林于如，因涉嫌殺害親生母親、婆婆和丈夫而被起訴，在2013年判決死刑定讞，是臺灣時隔20多年再次出現的女性死刑判決案例。講座一開始，主持人李多慧說，她在搭捷運來到書展會場的路上，拿著韓文版《一位女性殺人犯的素描》閱讀，車裡有一位長者一直盯著她手上的書看。後來她想，大概是因為韓文版書封上的文案吧！文案寫著：「林于如，1981年出生，臭豆腐店媳婦，因涉嫌殺害親生母親、婆婆、丈夫而被判處死刑……」、「臺灣第一位女性連環殺人及殺害親屬者，監獄中目前唯一在世的女性死刑犯」，可能是這些文字，引起了長者的注意。當李多慧詢問胡慕情，書寫《一位女性殺人犯的素描》的契機，胡慕情表示2014年鄭捷在捷運犯下隨機殺人案，是她想要理解隨機殺人犯罪的契機。當時她進行採訪，陸續寫出一系列與鄭捷案、湯姆熊割喉案、鐵路殺警案有關的報導。這些隨機殺人事件的加害者都是男性。之後她開始接觸女性殺人犯的議題，發現女性殺人往往與情感、家庭有關，遂開始研究林于如這位已被判處死刑定讞，但尚未執行的女性殺人犯。記者的前提：所有人說的話你都不能信，都要查證李多慧表示，韓文中有「法律感情」這個詞，法律本身看似沒有感情、只是照法條判決，但社會大眾特定事件的看法，會影響判決。韓國過去曾發生「江南站隨機殺人事件」，這起事件激起韓國社會很大的輿論關注。而她認為，《一位女性殺人犯的素描》提供給韓國讀者，一個看待犯罪截然不同的視角。李多慧詢問，作為採訪者，胡慕情是怎麼與受訪者林于如建立起信任關係的。胡慕情表示，最初是因為廢死聯盟的協助建立起基本關係，但信任的過程，是長時間互動而來。過程雖然長，但沒有特別辛苦，因為最初就是想要去除原本社會的眼光，把林于如當成一個正常的人去對待和認識。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林于如才慢慢願意相信。胡慕情說，記者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前提，就是「所有人講的話你都不能相信，都要懷疑，都要再次去進行查證」。其實司法也應該是如此，司法要立基於證據，要有明確的證據，才能判斷給什麼樣的刑罰，但是在林于如的案件上，法律證據跟道德判斷是被混在一起的。胡慕情說，在書寫時，對素材的處理上，她儘可能將兩者分開處理。對於林于如自身的說詞、檢方卷宗、警察筆錄、甚至所訪問到的相關人士（如鄰居）的說詞，她都會交叉比對查證。胡慕情用手指著桌子說，所有發生過的事件並不像「這就是一張桌子」有著所有人都能共同認可的絕對標準。記者針對犯罪事件背後模糊不清、充滿灰色地帶的部分，進行更深入的採訪，可以幫助釐清犯罪背後的原因。而理解犯罪原因與審判罪刑也是不同的兩回事，她在書中也盡可能分開梳理。糾正道德判決的盲點，是寫作的初衷李多慧提出，過去韓國新聞裡，只要加害者、被害者其中有女性，就一定會出現「〇〇女」等煽動性的標題。在書中，她讀到林于如與丈夫劉宇航因為賭六合彩而相遇，新聞似乎不會探討「為什麼這位男性去賭博？」，而是放大「這名女性為什麼會去賭博場所？」，這性別要素如何影響了這個案件？胡慕情說，必須先從人們對於性別往往有既定的印象來理解，「女性應該展現出什麼樣的面貌」、「男性應該展現出什麼樣的面貌」等，為了符合這種社會期待，往往會形成「女性不能這樣做、男性不能那樣做」的觀念。媒體是為了應和社會期盼，才會用那種聳動方式來下標。在這個事件中，林于如作為一個妻子、媳婦、女兒，卻殺害了自己的丈夫、婆婆，甚至親生母親。這樣的違逆印象下，加上愛賭、愛錢，以及眾多間接證據，使她被判處死刑。但這些描述，胡慕情認為，比較像是對林于如的道德審判，不能作為犯罪證據。糾正這種道德判決的盲點，正是《一位女性殺人犯的素描》的初衷。糾正盲點為何重要？胡慕情舉了一個發生在臺灣的例子，說明如果警方受到盲點蒙蔽，做出欠缺事實證據的推論，可能會錯失蒐集證據的黃金時間、甚至讓案件充滿更多疑慮。例如胡慕情曾報導過的華山殺人案。在這起事件中，一名男性被指控強姦了參加華山草原藝術活動的女性，並將其殺害、分屍，甚至棄屍。因案發地點在臺北市中心，激起民眾恐慌，警方在僅有自白的情況下逮捕嫌犯後，就將案發現場夷平、恢復原本樣貌以讓周邊民眾安心。然而後來這名嫌犯翻供，宣稱自己不是主謀、還有共犯；從證據來看，被警方指稱是嫌犯用來裝死者頭顱的包包，沒有採證出受害者的DNA、也無法證明死者體內的精子是嫌犯的。這起案件後來僅有這名嫌犯被判刑，但他沒有因為這麼多可怕的罪行被判死刑，因為證據不夠完整。而是不是真的有另一名真兇在外？也成為無解的謎。不斷去思考：「我們其實沒有辦法得知真相」李多慧表示，她從閱讀《一位女性殺人犯的素描》了解到，沒有一起犯罪事件是獨立存在的，犯罪的發生必然與社會、歷史背景有極為密切的關聯。書的後半部梳理了臺灣移民社會的背景、歷史、與特徵，例如「賭博」。胡慕情表示，她之所以花許多時間梳理這些時代背景，是因為好奇：為什麼林于如會深陷於賭博之中？賭博可能確實對林于如造成極大的影響，但是賭博真的會讓想殺人嗎？她表示自己的家人也喜歡賭博，但並沒有陷入林于如所選擇的道路，警方因林于如賭博，便推論她殺人，顯然是有瑕疵的。最後，李多慧也詢問這本書從開始到完成，胡慕情最大的轉變是什麼。胡慕情說，一開始她對做犯罪案子的調查，想像很單純：描述一個人是怎麼長大的、她犯罪的原因，大概就是這樣的結構，這本書就可以完成了。但是真正去調查林于如這個殺人犯之後，才發現非常複雜。除了警方跟檢方的證詞矛盾，還有林于如這個人說話的不可信，種種讓胡慕情無法相信的地方，導致這本書最後沒有辦法用如一般讀者所想像、常見的犯罪書寫的方式去進行。胡慕情說：「這讓我不斷重新去思考說，『我們其實沒有辦法得知真相』這件事，才是犯罪案件的本質。」因為所謂的真相，只有在一個人被殺的那一刻，被殺的人心中、與殺人者的心中，才有真正的真相。而那個真相，有時候不見得是能被問出來的，更不用說有人已經被殺死了。「這樣子的過程，讓我開始去思考：真相到底是什麼？」胡慕情說：「我們說一個故事，要表達的是什麼？當每個人站在他的立場，所說出來的陳述相互矛盾時，它背後代表的社會意義又是什麼？」換句話說，胡慕情不能只面對每個人狹義的陳述，而必須將這些陳述的動機、背後更大的社會圖像，也納入思考，視為真相圖像的一部分，認知到：「當我們講述事情，會因為目的不同，做出不同的敘述。例如警方敘述事情，是為了審判。案件發生之後，有些人敘述案件，是為了討論死刑應不應該廢除，有些人是為了知道社會可不可能更安全。每個人的說法看起來互相矛盾，可是也有相互交集的地方。」對於這些，複雜而矛盾、無法簡單化約的聲音，胡慕情說：「我試圖在書寫中做的處理，是讓這些聲音可以互相碰撞，等於是透過我的敘事，去讓這些不同的意見，有互相討論跟被看見的可能。」 （胡慕情與韓國資深記者李多慧進行對談，圖／文策院提供） （胡慕情幫讀者簽書，圖／文策院提供） （韓文版《一位女性殺人犯的素描》，圖／文策院提供）

文・蕭宇翔／圖・翻攝自韓國世界日報今年首爾國際書展甫於6月28日落幕。鏡文學《文學新聞》特派記者專程赴現場採訪，除書展活動外，也專訪數位韓國出版界人士。本篇介紹本屆書展主題的核心提問：身處AI時代，人類如何重新定義自身？ AI與人類的差異究竟是什麼？為了回答這個問題，今年首爾國際書展特別邀請資深作家金衍洙（김연수）與AI透過問答，共同撰寫主題文，而他們最終得到的答案，竟出奇地簡單。今年首爾國際書展以「Homo Duduri」為題，將AI視為一團新火，這團火可能燒毀一切，也可以用來鍛造工具，使人類進化生存。Duduri來自韓國古文獻中的鐵匠妖精，為鬼怪（도깨비，Dokkaebi）的原型；Homo則是代表「人」的拉丁文。兩者結合，指向AI時代的新型人類：不轉身逃離，而是攜帶這可能燒毀一切的火種，不斷向前奔跑，一邊自問：「這安全嗎？這有用嗎？這是必要的嗎？」「我們必須成為Duduri，把一切投入火中熔煉，化做人類可使用的工具。」金衍洙如此寫道。距離2016年AlphaGo以四勝一敗擊敗韓國棋手李世乭以來，已十週年。2026年首爾書展首度將AI放入「人類如何定義自身」的問題中。主辦方因此邀請作家金衍洙與AI共同撰寫主題文「人類宣言」，並發行限量特刊，收錄他與AI的對話紀錄，以及整個創作思考的過程。金衍洙是韓國重要的小說家，曾獲大山文學獎、李箱文學獎。他以詩出道，也寫樂評，至今出版超過20本作品，被韓國文壇稱為一代最知性的小說家。這次，他以一名老練寫作者的身分進入AI共寫實驗，為首爾書展撰文，激起網路上的正反意見。事實上，關於AI寫作的探索，早在書展爭議開始前，就已在韓國掀起討論。（2026年首爾國際書展主視覺，海報中的人物原型即鐵匠鬼神。書展主辦單位告訴《韓民族日報》：「人工智慧將重塑我們的感官，其程度之深，遠超人類迄今為止所經歷的無數變革。『Homo duduri』正是我們人類的自畫像，在這些複雜的變化中，我們不斷反思自我，與各種衝突做鬥爭，周而復始地奔向未來。」）●身處AI主播能夠即時生成、完美讀稿的時代，真人主播的猶豫、停頓、口誤，常被視為必須排除的「放送事故」。韓國小說家金愛爛今年4月作客知名談話節目時，被問及AI與人類的差異，她的回答是：猶豫。她很快舉了一個例子。2018年7月23日，韓國國會議員魯會燦（노회찬）離世，當晚，國民主播孫石熙（손석희）播報訃告時，期間他數度沉默，前後長達二十秒。孫石熙是韓國代表性的國民主播，曾多次專訪魯會燦，就勞工、弱勢等社會議題深談。當時魯會燦因深陷政治獻金爭議而輕生，孫石熙在鏡頭前捏著簡報筆，罕見地哽咽，成為韓國電視史上著名的一刻。（圖：翻攝自MBC）金愛爛說，當人們聽到他人的憂慮或痛苦時，往往會有片刻的猶豫，「我們會嚥下話語、斟酌不決，或猜測，或權衡利弊。」並補充道：「有時，人類坦誠的沉默，比人工智慧滔滔不絕、迅速的回覆，更能撫慰人心。」這四分鐘的談話在韓國引起熱烈迴響，在探討AI與人類的差異時，凸顯出人類情感的可貴。（圖：翻攝自MBC）如果金愛爛認為人類最特殊之處是猶豫，那麼金衍洙在創作書展主題文時所遇見的，正是一個「從不猶豫」的回答者──AI經常給出一連串平滑、完整、看似合理，卻毫無展開的回答。撰寫主題文時，金衍洙先是使用Google的NotebookLM，這是一款只會根據使用者提供的有限資料，進行回應的AI工具。他將古騰堡計畫中的十部經典文學作品上傳，包括《唐吉訶德》、《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等，試圖和AI討論文學中所定義的「人性」，以此摸索「人類宣言」的宗旨。然而，他才剛試探性地提問，NotebookLM幾乎立刻生成了一篇十頁紙分量的宣言。當他要求參考其他作品、擴大討論範圍時，AI同樣即時產出。這過程不斷重複，於是他改變策略，以提示詞表明：「看著你提出的那些形同標準答案的句子，我會把其當作反面教材，試著走得更遠。我不想只停留在正確答案裡。」但更長時間過去，討論依舊毫無進展。金衍洙如此紀錄：要寫文章就必須有靈感（Idea）。這就像是在摸索透明膠帶的邊緣以尋找開頭一樣。如果找不到開頭，就算手邊有膠帶也無法使用；同樣地，如果沒有靈感，就算有再多素材也無法動筆。與NotebookLM對話，就如同在永無止境地摸索一捲透明膠帶。那捲膠帶太完美了，完美到摸不出任何可以撕開的突破口。金衍洙發現，無論拋出什麼問題，AI都能在毫無質疑的情況下，編造出冠冕堂皇的回答，而在這樣的對話中，他只能是那個「尋找其他可能性」的合作方。他最終問道：「既然如此，人類不就是一種『能對提問本身提出質問』的存在嗎？」NotebookLM隨即又傾倒出大量的回答，但此時金衍洙說，「已經不再需要了」。他決定嘗試讓AI進行書寫，而自己則做為不斷提問、修正、質疑的一方，一路推進到作品做為官方主題文發表為止。（圖：本次首爾書展限量特刊，翻攝自首爾國際書展官網）金衍洙認為，AI寫作目前可行的路有三條。第一條，僅輔助構思，仍由作家本人撰寫文章。第二條，則把寫作任務交給AI，作家扮演「導演」角色：指定論點、校閱AI文章，不斷下達修改指令。這是目前多數AI寫作實驗採取的方式，也是芥川賞得主九段理江書寫近作《影子雨》的方法（一篇以「AI95%、人類5%」比例創作的小說）。第三條則存在於假設之中：未來強人工智慧（AGI）將在沒有人類介入的情況下，獨自完成構思、資料搜集、原稿撰寫等所有過程，且速度極快。人類甚至可能抄襲這類文章，並以自己的名字發表。這次書展主題文，金衍洙選擇的是第二條路。他認為，唯有如此，AI寫作的現行問題才會真正顯現出來，而這正是他此次展開共寫實驗的目的。（圖：金衍洙，翻攝自維基百科。來源：韓國文學翻譯院）●根據他的經驗，Claude語言敏銳度最好，因此他把實際寫作交給Claude，但固定先透過Gemini整理「提示詞」，讓Gemini擔任「AI助理導演」。Gemini將提問分成五個階段，建議他不要一次拋出所有問題，而是一步步提問，並在過程中透過自己的「選擇與決斷」，完善文本。最先浮現的問題，是AI太能寫了。Claude迅速產出17,850字架構完整、充滿漂亮句子的宣言；這些文字雖然源於他的初稿與提示，卻不像是他寫出來的文句。當他要求「重寫」時，Claude也並非細修原稿，而是換出另一批同樣體面流暢的句子。於是作家仍須親自介入──刪除無法確定來源的引用、重新組織脈絡、判斷每一句的去留。AI共寫看似提高效率，實際上卻把寫作工作，變成大量的校閱、篩選、修修補補。為了完成文章，往往需要使用高達數十倍的提示詞，金衍洙認為整個過程「與其說是創造性的，不如說更接近重複性的勞動」。某種層面上，AI仍是勤懇的勞動者。金衍洙表示，根據過往的使用經驗，AI在校對錯誤、構思發想上，表現得還算出色；但在撰寫初稿和重寫階段，AI「不僅沒有太大幫助，有時反而會造成干擾」。AI的初稿往往幼稚、誇張、千篇一律；而金衍洙認為所謂的「重寫」，是「不斷在心中默念自己寫下的句子，直到身體徹底內化它為止」，為此，作家須深入理解整篇文章，再把句子修改到清晰透徹。這件事，金衍洙認為，AI「完全無法勝任」。完成主題文後，金衍洙回頭反思，發現這條路最大的困擾除了效率低落，便是「寫作主體」變得模糊。當一篇文章處於「共寫」局勢，早已無法確證這一字一句是由誰來思考、判斷、負責──因此必將陷入「向下平準化」的危機。他由此想到北韓文學在1958年前後逐漸形成的「集體創作」制度。當時，文學雜誌《朝鮮文學》中，編輯委員的個人名字集體消失，改由匿名的「編輯委員會」製作。在上頭發表的個人寫作，逐漸被集體意志、思想審查所侵擾。以詩人白石為例，他的早年詩作水準極高，但1958年後，短短四年便封筆，且品質大不如前。金衍洙認為，這些作品可能是編委會介入增刪、共寫的結果，因此：詩歌水準的沒落，應歸咎於無法自由寫作的環境。當然，AI無法等同於國家權力。金衍洙承認，AI可以是善意的合作者，用以協助寫作。然而，即便在這種情況下，共寫的問題依然存在──文字總是滑向平滑、正確，卻缺乏有力的判斷。他由此認為，1962年白石的絕筆，看來雖像失敗，但長遠來看卻是「永遠守護了自己詩作的、最像人類的選擇」。文字過於平滑的疑慮，在首爾書展開幕日「作家兼翻譯家」的講座中，鄭寶拉、白秀琳、李珠惠都指出，AI的語言與文學語言，具有本質上的不同。鄭寶拉表示自己主要翻譯1950年以前蘇聯及共產時期波蘭的作品，而AI「不可能真正理解那個時代的政治、歷史、文化背景」。她更擔心，如果人類把文字理解力外包給 AI，世上最後留下的，將恐怕只剩「不會讀、也不會寫」的人類。白秀琳則說，文學翻譯不只是「傳達情節大意」，譯者對細微語感的選擇，對節奏的保留，對歧異的轉化，都會改變整體作品的紋理，也會影響讀者詮釋；李珠惠指出，翻譯每一刻都是政治性的，咫尺微末的語氣之別，都會有差之千里的變化。並說，「文學本來就是非均質、有凹凸、不穩定的，但AI學習的方向，往往是平滑、熟練、流暢。」這所謂的非均質、有凹凸、不穩定，正是「力求完美的回答者AI」，在問與答的關係中，所不可能給出的。各式各樣蘊藏潛力的犯錯、猶疑、困惑，目前仍由人類獨有，源於人類對自我的「不解」。這種「不解」，金衍洙便曾與Claude討論過，他稱之為「黑盒子」。●起初，他擔心Claude會洩漏他的隱私。Claude回答，資訊外洩在結構上幾乎不可能，但要展現到什麼程度，仍必須由使用者自己判斷。也就是從這裡開始，他們談到「人類究竟能與AI分享多深層的內在告白」。Claude說，金衍洙寫作中最深沉的維度，終究來自那些「沒有展示給AI看的部分」。那不是為了展示給任何人，而是為了掏出來面對自己，才可能成為真正的文學。金衍洙追問：人類在內心深處連自己都不完全知道的部分，是否正是孕育無限可能的黑盒子？你如何看待？Claude回答，AI無法感知到學習數據邊界以外的世界，與其說是黑盒子，不如說是一堵牆；而人類的黑盒子，是一種本人也不知其為何物，卻能真切感受的存在。Claude承認自己沒有這樣的「感受」，並且面對提問時「無法保持沉默」，會千方百計試圖給出答案；人類卻可以在心中懷抱提問而選擇不回答，甚至在完全不知道問題存在的狀態下活下去。直到某一天，那個問題毫無預警地化為小說。對此，Claude自認為「絕不可能辦到」，因為它「只能對接收到的請求做出回應，而無法從我自己的內心深處，去汲取並打撈出，未被請求的某種東西。」●金衍洙最後將「人類性」定義為一種「不確定」的能力：擁有無法完全確知的內心，於是透過提問，權衡各種可能，並以行動與決斷，選擇其中一種。而AI的理性判斷，或許能幫助人類，減少因「尋找意義而非事實」所犯下的誤判。這次實驗讓金衍洙最終確認，只要使用AI，所有判斷與責任，最終還是由人類承擔。以署名的問題來說，若利用AI寫出來的文章不能只以自己的名字發表，那麼，還會有作家願意大費周章地用AI寫作嗎？讀者會想讀一本「AI共作」的書嗎？事實上，韓國已於2026年1月正式實施《人工智慧基本法》，成為全球首個全面實施AI綜合性專法的國家。但根據韓國中央日報報導，擔任國際人工智慧倫理協會顧問的李勇海律師（이용해）表示，AI在出版物、創作與署名上的範圍仍是灰色地帶：作家是否揭露AI使用，完全取決於他的良知。後記尾聲，金衍洙將有關良知的提問，推向書桌之外。他提及，寫下文章的3月中旬，中東正發生一場如火如荼的新型戰爭。美國國防部長赫格塞斯（Pete Hegseth）在面對AI倫理審查的質疑時，明確表示：「比政治正確更重要的，是對敵人施加強大的軍事打擊。」在對伊朗展開的空襲中，便利用AI轟炸了1000個以上的目標，但其中竟包含伊朗南部一所女子小學。這場空襲導致逾170人死亡，且犧牲者絕大部分是小學生。這場空襲違反了國際人道法，戰爭不能攻擊平民的原則。事後被懷疑是AI誤判。美軍所使用的AI，正是Claude。金衍洙寫道，對寫作者而言，它是個性溫和、思慮周全的夥伴，但在戰場上，它眨眼間成了計算轟炸的殘忍工具。是真槍實彈的「火焰」。最終完成的AI共寫主題文中，有這麼一段：自從第一位不畏懼火、並向火靠近的人類出現以來，人類便一直用火創造著某些東西。名為AI的火也並無二致。問題不在於火本身，而在於我們能用這團火淬煉出什麼樣的提問。這是什麼樣的淬煉呢？它說：人類不會直接全盤接受由機率定奪的答案。人類會將那個答案，重新投入名為自己痛徹心扉經驗的烈火之中，反覆進行猛烈的提問鍛造。與在過去的模式中不斷重複正解的機器不同，人類透過永無止境的提問，在這個世界上強行劈開一條「尚未被創造出來」的無限可能性的道路。這一直是人類駕馭火的方式，往後也依然會是如此。拒絕安全的回答，即便百萬次也願意躍入未知生活的人；凝視著新火焰，在靈魂的鐵匠鋪裡淬煉出更大的提問，進而叩響那座尚不存在之世界大門的人。他，便是「豆豆里人（Homo duduri）」。2026 年首爾國際圖書展，便是那些提問匯聚一堂的場所。現在，您的提問是什麼呢？我們不免反思，要提出一個新的疑問：在這個時代，與AI進行問答這件事本身，是否可能，早有一套難以迴避的先天處境？當我們把問題交給AI，那些平滑、籠統的回答，會不會反過來形塑、影響，我們的下一個提問？畢竟，每當我們打開視窗，最先迎來的，往往是那句永恆的邀請：「想從哪裡開始呢？」而我們的提問，總是從最粗率的語句開始。

作者／徐淑卿在地下的人，不一定是死去的人。也可能是被歷史遺忘的人，或是被社會遺棄的人；或是自己把自己困住，不想走出來的人。韓國小說家鄭昭峴出生於1975年，2008年透過《文化日報》新春文藝出道。她曾獲得多項韓國文學獎，小說集《像你一樣的人》曾被改編成影集《你的倒影》；《餘燼裡的尊嚴》（原書名《體面人生—110歲保險》）2019年由韓國創批出版社出版，並於該年獲得韓國日報文學獎。這本書收錄的六個短篇，都牽涉重要的社會議題，如失智、霸凌、住民遷徙、大樓倒塌與入室搶劫。有些我們可以從首爾近幾十年發生的事件如三豐百貨倒塌、清溪川復原工程等，找到小說的背景。但是，小說並不停留在這裡，而是走向一個個的問題：人在這樣意外頻仍的世界如何活下去？死者的靈魂為什麼無法離開地下室？人為什麼始終停留在記憶的地獄裡？死亡可以讓一切一筆勾消嗎？2019年，也就是這部小說集在韓國出版的這一年，鄭昭峴接受訪問，談到自己對時間流逝，死亡必定降臨的恐懼。她說，自己不是一個特別敏感的人，唯獨對時間，她一直非常敏感。曾經有一個瞬間，她真切地用身體感受時間正在流逝。那時她想：「我們終究都是會死去的存在，終究都會分離，而所有事情都再也無法挽回。」這份恐懼始終在她生命最深處。她開始寫小說，其中一個原因就是，想設法掌控這樣的時間。如是，在閱讀鄭昭峴的小說時，我們或可這樣設想。既然無法逃脫時間流逝與死亡的必然，那麼是否可以用故事創造不同的世界？在那裡，生死可以自由穿梭，時間可以逆流或停止，人的回憶也可以虛構與真實並陳，命運終將如此但也可以不必然如此。而這些非線性的情節展開，自我意識的惶惑挪移，故事反轉又反轉，也構成了鄭昭峴的小說藝術。評論家申新星在小說集附錄的〈解說：在孤獨中思索〉中指出，鄭昭峴的小說有一個獨特的「敘事時鐘」，打破了線性時間的限制，在她的故事裡，記憶被逆溯，或被截取片段，書中角色常常面臨時間的錯亂...。「人陷入孤獨泥沼中最大的共同點，就是嚴重的時間錯亂。」申新星認為，這時有的人會執著於過去，有的人則陷入自我懲罰式的無休止回想，試圖揣測人生究竟是從哪裡開始陷入不幸的境地。而當人開始思考究竟是哪裡出了差錯時，心裡的時間，也就很難再往前走了。雖然，時間與記憶是許多人提及的理解這部作品的角度，但是同樣，甚至更難以忽略的是空間，尤其是「地下」，在小說中反覆呈現的意義。甚至可以說，時間是鄭昭峴恐懼的根源，但是空間，才是恐懼所展示的形狀。在〈那下面，那旁邊〉小說裡，主角堅兒和收養她的奶奶，在清溪川仍是高架道路時，住在道路下方如同螞蟻村的破落小屋裡，出入必須經由一個洞口通往商場的地下樓層，如果沒有人鑿出這個洞口，他們就必須從人孔蓋出入，從地下走到地上。〈睡魔入侵〉的主角智秀和志勳，是一棟大樓倒塌唯二的倖存者，她們在黑暗的廢墟中互相鼓勵，智秀的朋友後來沒了聲息，而她們存活了下來。〈咕咕嚕舅舅〉的場景，則始終是在地下室裡，主角無法離開這個地下室，因為他的夢想還沒有完成，最後他明白一切而終於走上樓梯，也走向明亮但不屬於他的世界。小說未必是現實的縮影，但當現實壓迫人心，有時就只能用小說來表達。在〈睡魔入侵〉裡，大樓本來就要拆了，但是地下室影音廳的老闆，因為捨不得頂讓金，執意繼續營業，而後大樓倒塌釀成災禍。現實中的三豐百貨也是一樣，發現裂縫越來越嚴重時，因為捨不得當天的營業額而未能及早疏散人群，導致500多人死亡。死亡如此讓人驚懼，或許並非因為死亡本身，而是理由可以如此荒謬，人命懸浮在貪念的一線之間。〈那下面，那旁邊〉則是描繪2003年清溪川復原工程開始前，原本生活在當地的人。過去影視作品如《Moving異能》，也曾呈現清溪川攤販商家因為復原工程被迫拆遷搬離的抗爭，而在這篇小說裡，則是讓這些已被埋在歷史地下的人重現生活的痕跡。從朝鮮時代，清溪川就作為排放生活污水所用，所以它並沒有一個風景如畫的往昔。2016年《衛報》有篇文章〈城市故事 #50：重現的溪流，如何為首爾市中心重新注入生命〉（Story of cities #50: the reclaimed stream bringing life to the heart of Seoul）。作者Colin Marshall引述1890年代英國旅行家所見的清溪川：「那是一條寬闊，兩旁築有護牆的露天水道。一股深色腐敗發臭的污水緩緩流過，沿途散發惡臭；糞肥與垃圾堆幾乎覆蓋了原本鋪滿礫石的河床。」到了1950年代末期，隨著經濟成長和都市發展，清溪川被覆蓋成暗渠，1967年又在其上興建高架道路。2003年則由當時首爾市長李明博啟動清溪川復原工程，也是我們今日所見清溪川的樣貌。現在，清溪川一方面是市民與觀光客的休閒勝地，也是進步首爾的標誌，但爭議也始終不斷。其中與這篇小說息息相關的，就是《韓國時報》記者Jon Dunbar在《衛報》採訪中所言：「毫無疑問，清溪川是一項工程與都市規劃上的奇蹟。但是，我始終無法百分之百接受它，原因在於，當地居民為此付出了極高的代價。如果人們享受東大門設計廣場或清溪川，卻忘記建造這些虛榮工程所付出的人的代價，在我看來，是一件不道德的事。」〈那下面，那旁邊〉裡的奶奶，從平壤一路來到首爾，韓戰時又逃往釜山，在路上跟丈夫失散。戰爭結束後她回到首爾，跟許多因為韓戰逃難的人一樣，居住在清溪川兩旁的棚屋中，她辛勤工作，逐漸可以買幾個棚屋租人。但後來政府決定將清溪川覆蓋為暗渠，棚屋也被拆除，之前的辛苦化為烏有。奶奶曾經搬到其他地方，因為住不慣，又回到清溪川，跟其他城市拆遷戶和流浪者一樣，在清溪高架道路底下砌了像盒子一樣的水泥磚房居住。她平日在清溪川旁的小攤上賣二手衣，也撿拾廢紙，與堅兒相依為命。這些在小說中生活於地下的人，也許就像首爾在都市更新中亟欲抹除的過去。如同清溪川「復原工程」，也曾被批評只看到朝鮮時代的王朝歷史，而忽略當代曾經生活在這裡的人，以及他們對韓國工商發展所帶來的貢獻。但小說描述這裡的生活時，沒有因此而賦予懷舊式的溫暖和美好，底層生活或許競爭更為激烈，奶奶經常因為被欺負而傷痕累累。所以小說呈現的，不是如同被政府博物館化的棚戶生活體驗，而是勿忘曾經有人那樣的活著。當堅兒有機會居住在新式住宅時，她選擇回到地下，在大多數人因為拆遷而搬走的地方，她躺在去世的奶奶旁邊，就像一個最後還記得的人。鄭昭峴在受訪時說，〈那下面，那旁邊〉與其說是她特別偏愛，不如說是她特別放不下的小說。她認為：「一個人可以寫自己沒有經歷過的故事，卻無法寫出自己從未感受過的情感。」所以在這個意義上，這篇是「自傳小說」。寫時，撫養她的外祖母還在，現在已經過世了。韓國曾被形容為「地獄朝鮮」，活著卻如在地獄中，這或許也可以說是鄭昭峴小說中出現的圖像。但她卻像刻意盯著讓自己恐懼的事物，直到終於不再感到害怕那樣，創造出時間與空間，生與死，不斷翻轉交錯甚至可以繼續對話的世界，死亡並不因此而停止了什麼。雖然，也許看似矛盾的是，鄭昭峴在當時的訪談中說，直到現在，她才終於明白，我們每一個人都是終將死去，脆弱而令人憐惜的存在。也明白了：「人不是為了過去，也不是為了未來，而是要活在現在。」駐足在恐懼的指尖，而變幻出紙上的魔術，這或許也正是她活在現在的方式。 時間與記憶，是許多人理解鄭昭峴這部小說集的角度。但是同樣難以忽略的是空間，尤其是「地下」，在小說中呈現的意義。甚至可以說，時間是鄭昭峴恐懼的根源，但是空間，才是恐懼所展示的形狀。圖／陳克宇

文・江炫霖／圖・翻攝自聯經出版官網來自桃園拉拉山泰雅族，身兼電視台主持人與舞台劇演員的Sayun Nomin游以德，在六月出版了全新科幻小說集《保留地》（聯經出版公司）。《保留地》將原住民神話、文化，及當代原住民青年面臨部落與都市的雙重壓力，巧妙地與科幻元素完美結合。時光機、末日場景，乃至在山上遇見荒誕的「中國神仙」，科學的盡頭其實是泰雅神話，都能夠在小說中讀到。特別的是，這部小說同時也是東華大學華文系教授馬翊航策劃、聯經出版公司共同執行的全新書系——「借火」的第一部。據馬翊航所述，當初會決定以《保留地》作為首發，除了作者完稿時間與書系規劃時程接近外，更重要的是「《保留地》的特質與關切，與『借火』書系的精神相當契合。」「借火」書系的精神來自「火」對於原住民族的意義。烤火是原住民族重要的傳統，象徵著凝聚與傳承，馬翊航也在序裡提到，「借火」是源自於許多部落皆有的「取火神話」，如布農族紅嘴黑鵯啣著火種給人類的神話故事，而文字對詩人卜袞來說也是一種火源，漢語對達悟族作者夏曼．藍波安而言則是一種借貸。馬翊航也受阿美族作者Nakao Eki Pacidal短篇小說〈一個剪檳榔場的暴風雨之夜〉筆下青年角色返回部落時，不敢貿然取長輩遞來的菸所啟發，意識到原來我們青年夾在都市和部落間「尷尬」的處境，也能夠成為「火塘邊的故事」。這份核心精神，也透露了「借火」書系可能的選書方向。馬翊航表示，書系除了目前原住民青年作者的創作為主要定位外，未來也希望可以在建立具族群意識、適當敏感度共識為前提下，拓展至「非原住民作家跨文化寫作」的層面。當代原住民青年創作者要面臨的課題非常多，也跟過去十分不同。除了部落和都市之間、傳統與現代文化之間的拉扯外，面對創作時要以什麼立場、什麼路徑，是深耕還是游擊，從構想到完稿、成書，過程都相當複雜且漫長。因此，「借火」書系的誕生，也是因為馬翊航非常希望可以建立一個「比較親近的寫作／編輯工作型態」，來協助原住民創作者面臨變化多端的課題，也藉此推展原住民文學走向未來的工程。馬翊航與詩人Temu Suyan黃璽、Cidal Talod嚴毅昇，在前年曾邀請許多青年原住民作者，組成「複式原鄉」的小型讀書會。為期一年的讀書會裡，他們除了共讀、辦系列演講外，也彼此分享創作計劃。過程中，他們也意識到協助「建立網絡」的重要性，年輕作者來到這邊談寫作計劃，可以督促彼此，更能夠分享資源並串聯部落族人與創作者人際網絡。書系發想的起點，於此過程觸發後，馬翊航便與作者陳柏煜開始來回發想、討論，認為「建立書系」在當代寫作、出版環境中，仍是一件可開發的工程，進而描繪出「借火」的輪廓。因此，「借火」書系對馬翊航來說，不只是選書，也是一種創作社群，陪伴作者從零到出版，長期陪跑的文化建立工作。六月出版的「泰雅科幻」短篇小說集《保留地》，作者Sayun Nomin游以德已經首先為「借火」書系開闢領域，做了絕佳的示範。馬翊航也透露，他目前已經在記事本列下《保留地》之後，「借火」書系的願望清單，其中包括執行寫作計劃中的原住民青年、作品尚未集結的原住民作者、跨文化書寫的非原住民作者以及值得翻譯的國際原住民文學、研究專書等。可以明確和讀者分享的是，接著將會再有一部短篇小說集和一部詩集，其中短篇小說集寫的是映照「部落內與外」族人的生命課題，詩集則是以具張力的語言和情感，承載部落記憶和當代部落等。非常值得讀者持續閱讀並關注，「借火」將會綿延不絕。

文・洪瑋其／圖・翻攝自IMDb以《偶然與想像》、《在車上》等作品聞名全球的日本導演濱口龍介，在今年的坎城影展首映其最新作品《一瞬間》（All of a Sudden）。這部長達三小時、討論死亡與臨終照護的電影，獲得觀眾長達5分鐘的掌聲，岡本多緒、維吉妮．艾菲亞（Virginie Efira）兩位女主角雙雙獲得最佳女演員獎。今年6月，電影在日本上映，觀眾一致好評，作為電影靈感來源的原著《突然之間》也登上暢銷榜。本片日文片名「急に具合が悪くなる」，來自2019年出版，哲學家宮野真生子、人類學家磯野真穗的書信集。原文書名有「突然感到不舒服」、「病情突然惡化」之意，這也是初識的兩人開始通信的起點。在一次演講活動前夕，罹癌的宮野表示自己「可能會突然感到不舒服」，詢問磯野是否需要取消活動。之後，兩人之間開啟了書信往來。信件的內容，不知不覺便圍繞著疾病、偶然、關係、生命等主題發展。當通信來回進行到十來封時，兩人決定，將這些書信結集出書。但宮野在開始通信後2個月、寫完本書前言的隔天，被緊急送醫，不久病逝。在總計20封書信往來中，可以看見磯野作為陪伴者的轉變：從謹言慎行，想盡辦法的繞過「死亡」；到認清病人與陪伴者都是動態而多樣的存在，雙方開放的交流，才更具意義。書中也能看見宮野隨著死亡逼近，更確信生命的價值：從只能接受死亡宣判、放棄生活與選擇、做一個不造成旁人困擾的病患；到確定「病」只是「我」的一部分，相信在充滿偶然的世界裡，勇敢的與世界、他人相遇，創造連結，才確立了「我」。書中最動人的場景之一，莫過於磯野終於打破「不要在病人面前提到死亡」的自我設限，而在信裡對宮野說出：「用只有宮野能說出的語言寫吧！在見證它如何傳遍世界之前，絕對不可以死。」而將死的宮野，體悟｢活著｣便是包含各種未完成的事物前行，「我未能完結的生命，如果能有人為我延續下去的話，那有多麼美好啊！」這場兩人稱之為「共享靈魂」的相遇與交流，讓濱口龍介深受感動。哲學家與人類學家的書信往來，在濱口龍介的電影裡轉變成安養院院長與癌末劇作家的相遇。兩人偶然結識，透過不斷的對話、戲劇語言，揭露了各自的困境（即將死亡、人道照護與資本主義的衝突），也將之轉化為對生命的體會。隨著電影上映，啟發電影創作的這本書再次登上排行榜，其他帶動閱讀的還有濱口龍介與磯野真穗各自的推薦書單。觀眾普遍給予本片極高的評價，有關高齡者、身心障礙者照護，以及維護生命尊嚴的討論，也在社群平台上發酵，可以期待本片在台灣上映時帶起的漣漪。《一瞬間》電影由東昊影業代理，宮野真生子、磯野真穗的書信集《突然之間》由新經典文化出版，預定將於七月底上市。

文・蕭宇翔／口譯・金泰成／圖・鏡文學今年首爾國際書展甫於6月28日落幕。鏡文學《文學新聞》特派記者專程赴現場採訪，除書展場內活動外，也專訪數位韓國出版界人士，系列報導今天起陸續刊出。 韓國大山基金會由「教保生命」保險公司出資成立，是韓國重要的民間文學贊助機構。它長期支持韓國文學，從青少年、大學生、新人作家到成熟作家，包辦文學獎、創作基金、翻譯與出版補助、國際交流，讓作家與作品在成名以前，就有被培養、看見、推向世界的機會。「我們最重要的考量，是文學價值。」談起大山基金會如何決定補助作品，業務經理張根明這樣說。在韓國文學近年的國際化歷程中，這不只是一句漂亮話。朴槿惠主政時期（2013-2017），作家韓江因描寫光州事件的《少年來了》（2014），而遭列黑名單。2015年，一家民間機構以海外出版補助的方式，積極推動韓江《素食者》的英國出版。這家機構，正是大山基金會。那時，韓江尚無作品英譯，也未得過任何國外獎項。隔年，《素食者》直接奪得國際布克獎，使韓江成為首位入圍並獲得該獎的韓國作家，其後她蜚聲海外，其他作品也陸續被翻譯出版，並於2024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當官方資助缺席時，一家民間文學基金會如何保有自己的判斷，規劃周延的補助策略，讓一部部作品有被世界讀見的機會？這是我在首爾書展期間，專程拜訪大山基金會的原因。我與譯者金泰成從江南搭車，抵達江北後又徒步半小時，才走到大山基金會的新辦公室，張根明已站在基金會門口等我。首爾午後陽光刺眼，他一見面便熱情招呼，帶我走進那棟剛搬入不久的辦公大樓。張根明說，這次搬遷不只是大山基金會換了辦公室。除了大山基金會之外，教保生命也設有農業基金會與教育基金會，過去三個基金會分散於不同地點；如今集中於一處，希望讓教保生命的公益事業發揮更大的協同效益。坐下後，我問張根明：大山基金會目前由誰主導？它的文學資助理念又從何而來呢？張根明的回答出乎我的意料，「大山的資金來源，是一家壽險公司；現任理事長慎昌宰以前是婦產科醫生。」●大山基金會由「教保生命保險株式會社」出資創立。「大山」是創辦人慎鏞虎（신용호，1917-2003）的別號，現任理事長是其子慎昌宰（신창재，1953-）。慎鏞虎出生於日佔時期的全羅南道靈巖郡，父兄投入抗日運動，遭捕入獄，家境清寒。少年時的他因患肺病無法上學，便自讀文學開拓見聞，其後為了改善家境，果斷轉而從商。1936年，慎鏞虎赴中國大連，1940年轉往北京從事糧食經銷，但隨著二戰結束，在北京的資產被中國國民黨凍結，他只好落魄歸國。1946年再次創業，成立出版社「民主文化社」，希望透過出版推動國民教育與文化發展，但當時韓國圖書發行體制尚不完善，書款難以回收，旋即倒閉。幾度創業失敗後，他想起：在中國，孩子們無法上學；但在韓國，即使沒錢，父母也有強烈意願把孩子送去學校。於是1958年，他再度創業，成為第一個提出「教育保險」的人。這就是後來人們所熟知的「教保生命」。如今是韓國三大壽險公司之一。慎鏞虎對教育與閱讀的重視，體現在各處。教保生命在各地興建辦公大樓時，往往將地下空間留給書店。最初，公司高層認為這不合商業邏輯，擔憂書店虧損拖累公司。慎鏞虎仍堅持開設書店，並立下「普及閱讀人口至千萬」的目標。這些從辦公大樓底下開始的書店，後來發展成現在韓國最大的實體書店網——教保文庫。（由大山基金會發行的刊物。封面人物：創辦人慎鏞虎）教育、保險、閱讀，並不是彼此分離的事業，而在同一陣線，對文化進行長期投資。1992年，正是在這樣的脈絡下誕生了大山基金會。現任理事長慎昌宰是慎鏞虎之子，他原不是典型的企業接班人，選擇進入首爾大學醫學院，後來成為婦產科醫師與大學教授。1993年，慎鏞虎被診斷出癌症後，慎昌宰以醫生身分陪伴父親治療，才逐漸被身邊人勸服，回到家族事業。同年，他接手剛創立不久的大山基金會；1996年進入教保生命，2000年接任會長。「我小時候有很多夢想：發明家、老師，但從來沒想過當 CEO。」多年後慎昌宰接受採訪時如此說。●慎昌宰是一名作風強烈的CEO。2000年初，教保生命正受亞洲金融風暴重創，財務狀況嚴峻，慎昌宰以激烈方式推動改革。譬如安排企業內的「假新聞」，在對500名員工演講時宣布公司破產，製造危機感；也曾讓員工參與模擬葬禮，自己和高階主管一起寫遺囑、穿喪服、躺進棺木裡。做為一名婦產科醫師17年，慎昌宰接生過約1000名嬰兒。在大山基金會創立20週年的訪談中，他說：「同一件事如果做了一千次，通常對它的敬畏感與神祕感就會消失，但生命誕生的瞬間卻不同。每一次，一個新生命誕生的瞬間，都會帶來全新的感動。」他說，自己是以同樣的感受，在經營教保生命與大山基金會。我問張根明怎麼看老闆從婦產科醫生，轉為壽險公司接班人，又成為基金會理事長的履歷轉變。「從提升人的價值、從事有助於人這點來看，醫生與理事長，其實共享同樣的哲學吧！」他說，而且也算是幫助各種文學家「接生」作品。另一方面，從青少年到成人，大山建立了對照不同人生階段的支持制度。「我們都知道文學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應該從小投資到大，就像壽險一樣。難道不是這樣嗎？」大山基金會果真包辦了一名作家從小到大的各種階段。從針對學生的青少年文學獎、大學文學獎；補助出道10年以下青年作家的大山創作基金；針對成熟作家的大山文學獎，以及作品的外譯補助──在不同階段，都為創作者們提供了向上攀登的突破口。●2024年韓江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後不久，《紐約時報》刊出一篇報導，文中，英譯多部韓國小說的資深翻譯家金智英（김지영）談到韓國文學外譯的現況。她提到，近年來韓國政府在文化與藝術教育方面的資助持續減少，目前最大的侷限仍是譯者人數不足。「我們需要更多譯者，才能把韓國文學的多樣性與驚人的廣度帶進英語，以及其他語言之中。」她說。翻譯一部作品何其艱辛，翻譯後也未必會得到出版社的善待，且年輕的譯者更需要獲得機會與培養。金智英曾獲得過多次翻譯補助，其中一次來自韓國文學翻譯院（2011），三次來自大山基金會（2013、2008、2005）。2011年，金智英因翻譯申京淑的《請照顧我媽媽》，與作者共同獲得「英仕曼亞洲文學獎」，創下韓國作家首次獲獎的紀錄。金智英並非憑空出現的譯者，她的母親余英蘭（유영난） ，是將韓國文學英譯的第一代譯者，2002年曾以《永遠的帝國》英譯本獲得第10屆大山文學獎「翻譯部門」大獎。二十多年後，金智英以千明官《鯨》（2004），一舉入圍2023年國際布克獎短名單，也在2025年獲得第33屆大山文學獎「翻譯部門」。時間橫跨23年，母女兩代翻譯家，都曾在大山文學獎留下名號。這也是大山基金會的特別之處：它支持的不只是單一作品，而包含作家、譯者，更以長期支援，培養整體文學環境本身。「我們基金會每年約有30億韓元的預算，但比起韓國文學翻譯院（LTI）來說，可能說不上多。」張根明說。基金會工作夥伴只有八人，卻盡力以最高效率，將每個補助品項做得完善。最重要的大山文學獎包含詩、小說、戲劇、評論、翻譯五個部門，並以該年發表的「作品」為主，各選出一位得主，頒發5000萬韓元獎金。翻譯方面，外譯補助每本最高1600萬韓元；海外出版補助費則有500萬韓元。目前為止，大山基金會已推動400本韓國文學在海外翻譯出版。但大山並不只把韓國文學送出去，它也將重要外國文學譯介到韓國本土，與出版社「文學與知性社」合作，推出「大山世界文學叢書」系列，至今已達200本。「這套叢書的宗旨，是向讀者介紹那些具有文學價值、但尚未在韓國介紹，或有必要重新介紹的文學作品──文學性是最重要的標準。」叢書範圍廣泛，包含托馬斯・曼、托爾斯泰、三島由紀夫、辛波絲卡等；華文書則有杜甫詩集、《西遊記》、張愛玲《傾城之戀》、陳映真《忠孝公園》等。 （由左至右：《傾城之戀》韓文版、《西遊記》韓文版、《素食者》英文版）但是這些經典作品的讀者廣泛嗎？出版大部頭經典作品，是否會有經營壓力？他說，韓國讀者人口有限，但興趣卻非常廣闊。前陣子，他們出版的《唐詩三百首》很受歡迎，「我很驚訝！我猜是社群媒體上正在流行分享唐詩的緣故。」當然這些努力未必都能立刻換算成銷量或國際獎項，他回到大山最基本的信念：「不只是文學，文化支持事業本來就不應該期待短期內立刻看到成果；而是必須以長遠眼光，長時間、持續地支持，才有可能結出果實、真正發光。基金會從創立階段開始，就抱持著這樣堅定的信念。」如果說翻譯與出版補助，是把成熟作品送往海外的最後一哩路，那麼青少年文學獎、大學文學獎、大山創作基金，則是大山更早布下的入口。在一個作家成名之前，誰先給他第一次被看見的機會？●大山已頒發2400名青少年創作獎，並以創作基金支持過300位作家。「若非如此，許多青年作家在門檻嚴苛的韓國文學傳統體制中，幾乎沒有發表創作的可能。」張根明說。如今享譽國內、甚至被譽為有望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小說家金愛爛（김애란，1980-），便曾在2002年獲得第一屆大學文學獎，並透過在代表性季刊《創作與批評》上發表小說，從此進入文壇。韓國文壇原有歷史悠久的新人登壇制度，例如《新春文藝》（신춘문예）。每年元旦，各大主流報社在頭版公布得獎名單，是一座極具權威性的窄門，許多成名作家在出道前都經歷過數次落選，韓江便在1994年便憑藉短篇小說《紅錨》獲獎出道。該獎雖提供無背景的新人一個憑實力說話的舞台，但近來也有批評認為，其評選標準流於保守，且給予得獎新人的後續支援不足，不少得獎者在出道後難以維持長期創作生命。給予出道10年內青年作家的大山創作基金，正在於補上這段後續支持。當年，在獲得大學文學獎後，金愛爛在2005年獲得創作基金，有了一筆能夠專注於創作的經濟支持後，她出版了第一本短篇小說集《奔跑吧！老爸》。多年後，金愛爛曾在文章中感謝大山基金會：「從大學時代起步，二十多年過去了；如今我既不老也不年輕，但隨著歲月的流逝，我漸漸明白，世間最珍貴的莫過於時間，而『基於某種願景和信念，經年累月積累的時間』更是彌足珍貴。」除了獎金，大學文學獎的得獎者也會獲得海外文學紀行，不同文類的青年創作者們將拜訪歐洲城市，並在當地與世界作家進行訪談。去年，得獎者們在柏林見到了2024年布克獎得主珍妮・艾彭貝克。往年也曾安排訪問英國的朱利安・巴恩斯、愛爾蘭的約翰・班維爾、日本的平野啓一郎、多和田葉子等作家。「希望明年能在德國見到陳思宏。」張根明說。「看著這些世界作家溫暖歡欣地迎接剛剛踏上文學之路的新銳作家們，我有時也會感受到一種，類似跨越國界的文學夥伴意識。」他說。●我告訴張根明，最近獲得布克獎的臺灣作家楊双子曾在受訪時自問：「像韓江兩次入圍國際布克獎、得獎一次，對她國家的文學是有幫助的嗎？韓國的文學有因為這樣更多地進入到英語世界嗎？」對此，張根明的回答是：有的。「在韓江獲得諾貝爾獎後，的確創作與翻譯都有很多新成果。」最近申請翻譯補助的作品量確實有所增加，文學創作者也變多了。這一方面與韓江獲得諾貝爾獎有關，另一方面，也與外界對韓國文化、韓國文學的關注提高有關，並且「越來越多韓語能力優秀的外國母語譯者出現，世界對韓國文學的關注提高了。」他卻在這時提出擔憂，「但也可能是因為透過AI翻譯與創作變得更容易了。」張根明說，對於基金會而言，他們更在意的，是如何解讀變化、如何回應變化。最後我問他，從基金會的經驗來看，若本土文學希望有更多作品被翻譯、出版並介紹給海外讀者，最應該先補強哪一件事？譯者、文學獎、創作支持、出版合作、國際交流，還是這些條件都缺一不可？他回答我，這個問題實在很難提出一個普遍性的答案。「從事這個領域的人，恐怕每個人都有不同的答案，也都在用不同方式努力吧。」就大山基金會而言，他們創立三十多年來的願景一貫是：把珍貴的文學經驗傳遞給讀者，「包括海外讀者喔。」張根明說。換句話說，他們之所以想把本國文學介紹到海外，並不只是「弘揚民族文化精神」這樣的標語──是為了把文學經驗，且是不可替代的文學經驗，傳遞給另一種語言裡的讀者。他很快以臺灣舉例。「楊双子獲得布克獎之後，應該會有許多韓國讀者去找她的書來讀。」他說，而韓國讀者或許能在楊双子的作品中找到一個問題的答案，那就是：同樣經歷過日本殖民，為什麼韓國人與臺灣人對日本的眼光會有所不同？透過這種不可替代的閱讀，韓國讀者能加深對臺灣人的理解。「這樣一種理解他人的、非常珍貴的文學經驗。」他說，「我們會努力持續將這樣的事物，傳遞給海內外的讀者。」訪談結束前，我問張根明能不能拍照，他立刻笑著擺手，搖頭拒絕，「我只是一個工作人員啦。」他說。看到我有些不知所措，他心軟了：「但你能側拍我工作的樣子。」於是便開始和一旁的翻譯家金泰成，討論起下一本叢書的翻譯。（由左至右：張根明、金泰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