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許文貞／圖・翻攝自 Prime Video繼馬奎斯《百年孤寂》在2024年由Netflix改編影集之後，當代拉丁美洲文壇最重要的智利女性作家伊莎貝・阿言德著名小說《精靈之屋》（The House of the Spirits），也被改編為以全西語製作的影集。影集中譯名稱為《幽靈之家》， 於今年初柏林影展「特別影集」單元首映後，近日4月29日正式上架Amazon Prime Video串流平台。83歲的小說家阿言德本人也參與監製和影集的宣傳，相當活躍。《精靈之屋》融合家族故事與魔幻寫實，以智利現代史上的軍事政變、社會動盪為背景，描述楚巴（Trueba）家的三代女性在父權暴力陰影下橫跨半世紀的家族傳奇。小說中，克拉拉從小就會通靈，她預言姊姊羅莎的死亡，也預言自己將與羅莎的追求者艾斯特班・楚巴結婚。然而艾斯特班追求金錢與權力的過程，充斥著性侵、暴力脅迫和控制，種下三代家族創傷的惡果。從克拉拉、女兒布蘭卡到孫女艾爾芭，都在這些因果之中受創，卻也勇敢追尋自我。克拉拉在日記裡記錄生活的瑣碎小事，在她過世後，成為她的孫女艾爾芭回溯家族故事的起點。曾改編好萊塢電影失利，此次由拉美團隊拍成影集《精靈之屋》小說1982年在西班牙巴賽隆納出版後，大受歡迎，翻譯成多國語言，全球熱銷7,000萬本，伊莎貝・阿言德也成為拉美魔幻寫實最代表性的作家之一。1993年，《精靈之屋》曾被改編成電影《金色豪門》，由梅莉・史翠普飾演克拉拉、維諾娜・瑞德飾演克拉拉的女兒布蘭卡，卡司更囊括安東尼奧・班德拉斯、葛倫・克蘿絲、傑瑞米・艾朗等知名演員，但卻不叫好也不叫座。當時主要的批評是，故事發生在拉丁美洲，卻由一眾歐美白人演員演出，以及電影結構鬆散宛如影集，就算演技精湛也無法挽救。如今時隔33年，終於有了《精靈之屋》的西語影集，這次，主要演員和主創團隊均是拉美裔，多來自智利、阿根廷。阿言德本人也擔任監製。由曾演出《超感8人組》的墨西哥知名演員阿方索・埃雷拉（Alfonso Herrera）飾演男主角艾斯特班。阿言德很早就參與這部影集宣傳，常被問到對於兩次改編的心得。雖然1993年版的電影備受批評，她仍表示很感激當時小說能被改編。她在2025年的記者會中表示，在1990年代初期，電影想取得商業成果，就需要知名演員擔綱演出，當時觀眾也不習慣看字幕，近年國際化的內容已養成了觀眾看字幕的習慣，「如今影視作品可以講西語、馬雅語、克丘亞語或任何語言，而且也不一定要大明星，只要有好演員就可以。」83歲傳奇作家仍活躍，參與影集與動畫製片伊莎貝・阿言德是一位極富傳奇色彩的作家。她早年曾任記者，在採訪詩人聶魯達時，被他評為「會編造謊言的糟糕記者」，但聶魯達看出她的創作天分，建議她不要寫新聞，應該寫自己的作品。她的叔叔薩爾瓦多・阿言德是前智利總統，1973年智利軍事政變，薩爾瓦多・阿言德被右派獨裁者皮諾契特推翻政權後，她幫助和收留被迫害的政治犯，最後也因為政治迫害離開智利。39歲時，舉家流亡到委內瑞拉的阿言德在特殊學校擔任老師，回到家則擔任妻子與母親的角色，她覺得自己被困住，一事無成，也感覺疏離。當她收到消息，遠在智利的祖父即將不久於世，她決定寫信給祖父。這封信後來融入了阿言德對昔日智利的美好追憶，成為小說《精靈之屋》：「這本書就像拿把刀深深切開我的血管，把我擁有的一切都隨著血液流淌出來。」伊莎貝・阿言德現與家人住在美國，仍然創作不輟。阿言德也是很願意公開談論自身經歷和感受的作家，她的個人網站詳細整理生平經歷、作品、個人照片，甚至是「常被記者採訪的問題」，她都仔細列出答覆。有關她的小故事和傳聞不勝枚舉，包含她如果要寫新作品，只會在當年的1月8日開始新創作，以及她的多段婚姻情史，她生病早逝的女兒等等。在《精靈之屋》的改編之後，伊莎貝・阿言德現正與加拿大的動畫製作公司合作，將短篇小說《兩個字》（Dos Palabras）改編為動畫短片，並擔任執行製作人。

作者／徐淑卿當勒卡雷的作品因為版權到期而面臨絕版時，引起喜愛者的驚嘆，以及深怕再也看不到的恐慌性購買。但是這些年，消失或正在消失的不只是勒卡雷，還有保羅·奧斯特，還有伊恩·麥克尤恩，還有只剩一部小說的安·泰勒，還有幸好重出《可恥》但也只有這本小說的柯慈，還有目前只有《回憶的餘燼》、《時代的噪音》的朱利安·巴恩斯；還有其他書都已絕版，雖然有出版社已經購買《2666》版權，但尚未推出的羅貝托·博拉紐。被視為大師級的作家在台灣消失，有各種原因，有時不是出版社沒有意識到作家的重要性，而是的確有實際上的困難。這些困難，映照了台灣出版環境目前的問題，以及，當出版的土壤逐漸貧瘠，多樣性的養分逐漸消失時，我們將遭遇什麼？木馬出版副社長陳瀅如說，「留住作家的商業及情感成本」有時外界難以想像。例如，勒卡雷的版權人要求必須簽下全套作品共27部，不能拆開。考量作品篇幅及經濟效益，如果要在一年到一年半間出齊，出版社可能需要出動3位編輯專做勒卡雷，這在實務上不太可能。而且每次續約大概是3到5年的期限，不能及早上市，也就失去更多銷售的時間。勒卡雷的第一版，木馬尚有3冊未出版，近年修訂的第二版也只完成了9本。社方曾詢問是否能只續約部分作品或只買電子書版權，但因為版權方不同意，只能忍痛放棄。作家涉入性別相關爭議，則是另一個例子。陳瀅如表示，出版社不是要當法官，而是讀者和作品之間需要有信任，需要有交代。出版社有責任與讀者共同討論如何從新的觀點去認識作品的意義與價值，但若國外版權方在這點沒有共識，拒絕台灣出版社想要與讀者溝通的努力，有些作品也無法繼續。曾經有段時間，台灣翻譯文學占有出版與銷售的相當比例，因為相比自製書的開發，翻譯文學存在優勢。比如這些作家或作品，有得獎、書評、銷售排行榜等訊息，既可為作品背書，也讓編輯有參照數據做選書考量，而且讀者也可能耳聞這些作家或作品，早已引領期待。雖然出版社必須付出版權金和翻譯費用，但相較於自製書的寫作與製作時間，且銷售較難預估，翻譯文學似乎更容易經營。但以目前書市衰退的情况，版權金和翻譯費形成高牆。平均而言一本翻譯書若沒有賣出3000本以上，幾乎難以回收，但目前一本書可以賣出3000本的又有多少？劉虹風是小小書房、小寫出版的創辦人，從書店成立開始，她就舉辦翻譯文學讀書會，如今已經有20年的時間。身兼通路、出版、選書顧問與讀書會領讀人多重視角，她對台灣翻譯文學的萎縮格外感同身受，也曾在《報導者》寫過系列【遺忘之書】專欄。從市場面來看，她認為現在銷售已經形成一個結構性的困境。因為書籍銷量持續下滑，出版社必須壓低印量，使得單書成本上升，而必須抬高售價。現在一本小說要進入6、700元已經不是難事，這也造成購買意願下降。也因為銷售如此，但海外授權金仍居高不下，使得許多作家新作難以進入台灣。她之前出版了朱利安·巴恩斯的《回憶的餘燼》和《時代的噪音》，本來也想出他最新作品，但相對於銷售，授權金實在太高了，讓她深感猶豫。為什麼現在讀者對翻譯文學逐漸失去興趣？劉虹風的觀察是，一方面是同質資訊的麻痺，讀者每天被餵很多同樣的內容，覺得飽和疲乏，不知道新的刺激要去哪裡找？但與此同時產生的另一個現象就是好奇心的消失，讀者逐漸習慣被這些資訊餵養，所以遇到陌生事物也失去想一探究竟的好奇心。她在書店現場，經常可以看到讀者在書架走一圈，看到很多陌生的作者，陌生的題材，但缺乏伸手取書嘗試去了解的慾望。這讓她產生危機感，因為慾望是由好奇心產生的，這是一切的開端。不過產生了慾望之後呢？也許要面臨的就是無以為繼，如此慾望能維持多久？當然很短。劉虹風帶讀書會的經驗是，很多人對一個國家產生興趣，可能是因為他讀了一本小說，因此想去那個國家，也可能因此想讀更多這位作家的書，但現實可能就是，沒有更多了。她曾帶讀書會讀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庸·佛瑟的《三部曲》。在讀這本書之前，她跟學員介紹作者其他簡體版書籍，學員興趣缺缺，可是讀完這本書之後，因為作者的繁體版只有這本與《閃光》，所以就有更多人去買了簡體版。這也是台灣的現况，當想要讀的翻譯作品沒有繁體版時，讀者只能轉而買簡體版。時報出版是台灣翻譯小說的重鎮之一，【大師名作坊】和【藍小說】書系都至少有30年的歷史。曾任時報出版文學線總編輯的嘉世強認為，文學大師作品在台灣逐漸消失，是因為在國外成熟的出版系統脫穎而出的作品，在翻譯引介到台灣時，需要幾個專業支撐，但現在這些專業在台灣同時面臨考驗。首先必須要有經驗的編輯和優秀的譯者，不能因為某本書得獎了就重金搶下卻不把書做好。他擔心的是，「你做壞了一本普立茲獎的小說，就會影響到後面得普立茲獎的小說。」過去他曾經手安東尼·杜爾《呼喚奇蹟的光》、理查‧費納根《行過地獄之路》、喬治·桑德斯《林肯在中陰》、理察·鮑爾斯《樹冠上》等。其次，這些翻譯文學作品，需要書評做深度解讀或專文引介，但台灣書評媒體越來越少。若要依靠KOL在自媒體介紹，但KOL也有其難處。為了流量，他可能不敢介紹難讀的作品，否則底下的按讚數就寥寥無幾。嘉世強說，即使KOL喜歡某一本書，願意介紹某一本書，也可能遇到幾種反應。如果說得大家聽不懂，可能被說成腦補；如果講的東西沒流量，可能被譏評為過氣；如果說得很好，又被說成業配。這些都影響KOL在自媒體介紹的意願。最後則是書店願不願意給這些作品更長的時間與更多的空間？過去連鎖書店有自身的品味，願意引導讀者，但現在這個功能也逐漸失去，而以銷售數字作為考量依據。嘉世強說，有人說台灣的書店應該像邦諾書店學習，但是邦諾書店與獨立書店是互相制衡的關係，獨立書店的存在反向逼迫大書店不能完全向商業妥協。這些是屬於產製端，而在讀者端，嘉世強引用卡爾維諾讀經典的觀點，大師的經典作品，需要有想像力的閱讀。而現在的讀者，被視覺符號與影音媒體包圍，已經難以長時間專注，並帶著想像力閱讀，如此閱讀的能力與審美的能力可能衰退。種種因素加起來的結果就是，表面上是文學翻譯小說銷售數字的衰退，但會影響到台灣優秀譯者的養成是否出現斷層？喜歡嚴肅翻譯文學的讀者是否只能購買簡體書？或者只能買原文版而用AI速成翻譯，失去優秀譯者所掌握的文化轉譯的神髓？而原本藉由這些作品所打開的世界之窗，人性之窗，創新敘事之窗，種種幽微繁複需要像訓練肌肉那樣訓練你閱讀與品味能力的管道，都半開半闔，即使沒有全部關上，也已拉上沈重的暗影。當這些大師之作在台灣逐漸消失時，我們會失去什麼？劉虹風認為，我們會失去自由。她說：「集權主義是政府來管控你看得到什麼書；資本主義是用商業市場來決定你能不能看到什麼書；我們的數位霸權資本主義是用演算法來決定你可不可以看到什麼書。這一切都不自由，書店就是擁有在這個世界上很稀有的自由，但是當可以選擇的書越來越少時，我們就失去了這個自由。」2023年《衛報》有篇文章〈「令人興奮，而且充滿力量」：翻譯小說如何擄獲新世代讀者〉，作者John Self寫道，國際布克獎得獎作品的成功，逐漸修正過去翻譯作品有點艱澀難讀的印象。而且正好相反的，現在有部分讀者就是想閱讀那些正在突破邊界的東西。而這可能是因為脫歐，讓年輕人意識到必須保留對國際世界開放的心態。And Other Stories出版社創辦人Stefan Tobler認為：「年輕讀者顯然不像年長世代那樣存在著各種障礙與偏見。這不僅適用於翻譯文學，也適用於酷兒寫作，或那些過去被邊緣化的作家。這種想要跨越障礙去閱讀的心理，確實讓人感覺像是在對抗上一代透過脫歐投票所建立起來的那些邊界。」日本翻譯家鴻巢友季子在《為什麼日本文學在英美受歡迎？》（なぜ日本文学は英米で人気があるのか）書中，認為美國也是如此。她說，年輕世代對翻譯小說的偏好，某種程度上是對21世紀以來全球保守化、排外主義與內向化的一種反抗。也許有人認為，西方大師之作或嚴肅翻譯文學作品消減，不代表台灣翻譯文學數量變少，因為它可能換位引進奇幻或懸疑推理等類型小說，也可能往日韓小說位移。這些都有可能，不過即便如此，過去年輕讀者搶讀【哈利波特】、【飢餓遊戲】、【暮光之城】的榮景，也未必仍然存在。當英美年輕讀者因為想要更了解外面世界，而大量閱讀翻譯文學時，原本在台灣存在的大師悄悄隱沒，新的作家作品也可能曇花一現。如此，我們可能會面臨一種，說無所謂可能也無所謂，但若覺得可惜就的確非常可惜的事。我們可能減少透過書本理解外面世界的管道，我們可能會失去自由，也可能失去在平凡人世間領略「神聖體驗」的機會。嘉世強說，能讓人產生「神聖體驗」的書，需要讀者有足夠的想像力和閲讀積累才能抵達，而今，這樣的機會卻越來越少了。 閱讀可以讓我們獲得稀有的自由。但當可以選擇的書越來越少時，我們也就逐漸失去了自由。圖／陳克宇

文・洪郁萱／圖・慢工文化提供臺灣漫畫外推版權傳來捷報，李尚喬、葉長青的《蜉蝣之島》剛在今年2月出版了本傳第一集，全部作品3集，後兩集將陸續推出，預計於2028年完結。不過，即使後兩集尚未問世，從前傳到本傳第1集已在國際出版市場上引起矚目，目前已確定全套賣出美國版權。《蜉蝣之島》前傳，是在2020年由慢工文化出版。最初是Studio REALS的動畫電影企畫，但預估製作成本過高而懸宕，因此由編劇李尚喬、漫畫家葉長青先推出前傳漫畫。沒想到出版後，受到國際各大漫畫節重視，作品遠至法國安古蘭國際漫畫節、義大利盧卡漫畫節等地展出。故事描述在地球生態嚴重毀損的近未來，氣候變遷導致海平面上升，殘存下來的世界逐漸形成獨立的島嶼城邦。漂流島「蜉蝣」是這個世界僅存的淨土之一，然而能夠召喚暴風雨的傳說，讓它被視為帶來厄運的不祥徵兆。《蜉蝣之島》前傳賣出多國版權。法國版由出版過多本臺漫《婚禮大作戰》（Jiji吉吉著）、《1661國姓來襲》（李隆杰著）的出版社NAZCA EDITIONS簽下。義大利則由IF Edizioni簽下，IF是義大利國內大型出版集團出版社，出版過臺漫《守娘》（小峱峱著）、《閻鐵花》（常勝著）等。至於西班牙和美國的出版社，則是首次出版臺漫作品。西班牙出版社是漫畫家葉長青在西班牙駐村時接觸到的本地出版社Nuevo Nueve，而美國出版社則是TOKYOPOP出版社。慢工文化總編輯黃珮珊接受採訪表示，由於《蜉蝣之島》前傳受到各方矚目，尤其義大利出版社IF Edizioni對這部作品非常看好，因此黃珮珊原本預測，賣出全集版權的第一個地方可能是前傳銷量最好的義大利。沒想到，美國出版社TOKYOPOP率先提出報價。而且，TOKYOPOP出版社過往從未出版過臺漫，是以出版日本漫畫的英文與德文譯本為主。黃珮珊表示，慢工文化不是第一次有作品尚未完整出版就賣出國外版權。周見信、游珮芸的《來自清水的孩子》，就是在第二集即將出版之前，由岩波書店買下全系列的日本版權。岩波書店的編輯懂中文，他看見這套橫跨30到70年代臺灣歷史的漫畫，認為在日本市場非常有機會，便有信心地簽下。黃珮珊補充道，慢工一直以來深信作品特色適合國際市場，因此會在出版前便準備好部分英譯稿與摘要。代理《蜉蝣之島》的博達版權公司謝孟穎也表示，此優勢讓他們在尋求國外版權時，可以更快速找到適合的出版社。謝孟穎分享和外方接觸、及與各地代理團隊合作的經驗，發現美國市場在作品涉及特定議題時，會偏向能在具體現實生活之中產生聯想、建立脈絡連結的內容。TOKYOPOP對《蜉蝣之島》世界觀背後的設定相當好奇，深入了解後，決定以「太平洋島嶼文化（Pacific Island cultures）」為這部作品做定位。可見，即便是虛構的作品，找到反映現實的文化關聯與定位，更有利於抓住美國讀者的眼球。謝孟穎表示，她近年推動臺漫的作品，可以感受到臺漫的多元主題正接軌上國際對亞洲文化好奇的浪潮。只要創作者出版頻率穩定，便能在這波的外推熱潮中，持續長紅。

文．張惠菁／圖．翻攝自harpercollins.com美國華裔小說家匡靈秀，自從2022年出版長篇小說《巴別塔學院》、暢銷全球以來，接下來的作品《黃色臉孔》、《地獄修業旅行》也都是話題與暢銷之作。去年4月4日，匡靈秀在IG上貼出一張她坐在電腦前的拍立得照片，寫著她的第7本小說《臺北故事》（Taipei Story）初稿已完成。今年3月，哈潑・柯林斯出版社公開了《臺北故事》的封面，由臺灣畫家陳狐狸繪製，畫面中有臺北101、國家音樂廳、臺大總圖書館、公車、野柳女王頭等元素，預告將於9月8日上市。不過，距離新書正式上市還有4個月，最近卻傳出有關小說內容的爭議。社群媒體上有先讀到書稿的人透露，小說中有個以色列鋼琴家角色，出現的時候被以正面的方式描寫，因而質疑匡靈秀是否「正常化」（normalize）以色列對巴勒斯坦的屠殺。根據目前公布的資訊，《臺北故事》是一本幽默成長小說，處理語言、文化衝擊、與傷逝的主題。主角陳莉莉（Lily Chen）是一個在美國剛上大學的新鮮人，趁暑假來到臺北上密集的中文課。她想學好中文的動機之一，是因為她想了解祖父的故事。然而就在她還在努力學語言的時候，祖父卻過世了，這表示她即便學會了語言，也永遠無法問到答案。她開始探究家族的歷史，踏上一段自我認識的旅程。匡靈秀自己在IG上說，多年前她祖父在她上語言課程時過世，促使她開始寫這個故事。光磊國際版權的創辦人譚光磊去年在社群媒體上說，匡靈秀告訴他：這本書是臺北版的《沒有媽媽的超市》。哈潑・柯林斯出版社則在書介上說，《臺北故事》提出了這些問題：萬一離散者歸鄉是一種永遠無法實現的幻想；萬一學習語言也無法讓你靠近想靠近的人；萬一你想要了解家族歷史、但家族卻不想告訴你；萬一當你終於問出對的問題，卻已經太遲，那你該怎麼辦？匡靈秀的《黃色臉孔》是一本有關身分政治的小說，從《黃色臉孔》的處處機鋒可看出她對身份的敏銳。當來到《臺北故事》這樣的主題，我們似乎會想像，當中會不會觸及臺灣的臺灣人、華裔的美國人之間，各種認同與不同，會不會觸及一種語言的各種錯譯？不過令人意外的是，首先引起爭議的是書中一段關於世界知名的以色列鋼琴家來到臺北，在臺北國家音樂廳演出的描述，說這位鋼琴家是個大人物，在歐美到處演出，這是他第一次到台北，國家音樂廳感覺蓬蓽生輝。有人將包含有這段文字的電子書頁截圖，貼在社群媒體上。不過光看這一頁的內容，與其說是正面讚頌這位鋼琴家，似乎也能解讀為微微帶著諷刺的意味？由於小說尚未上市，這曝光的一頁帶給讀者的只能是猜測。《臺北故事》觸及了以色列這條神經，已有讀者在匡靈秀的IG留言抗議。截至目前為止，匡靈秀沒有做出回應。不過匡靈秀去年底退出在杜拜舉行的阿聯酋航空文學節（Emirates Airline Festival of Literature）的舊聞，也在此時被翻出討論。當時匡靈秀表示，她支持由「杯葛、撤資、制裁運動組織」（Boycott, Divestment and Sanctions Movement，簡稱BDS）發起的行動，抗議阿拉伯聯合大公國與蘇丹的屠殺有關，因此拒絕赴杜拜參加文學節。BDS是一個巴勒斯坦的非暴力組織。在《臺北故事》中的以色列鋼琴家角色帶來爭議的此時，匡靈秀之前支持BDS的行動也被提及，在社群媒體上引發更多對於匡靈秀立場的爭議。

文．顏一立／圖．翻攝自Netflix.jpNetflix爆紅新日劇《地獄占星師》，日文原劇名《地獄に堕ちるわよ（你會下地獄喔）》，取自戶田惠梨香飾演之「六星占術」日本占星師細木數子算命時的暗黑口頭禪，她表面上神蹟般地預言了松田聖子和鄉廣美分手，還是金氏世界紀錄占卜書最高銷量一億冊作家和電視收視率保證，背地裡卻用冰毒控制銀座小姐、剝削歌姬島倉千代子、誘騙首相國師安岡正篤結婚、恐嚇《週刊現代》記者溝口敦禁止出版其真面目之《魔女的履歷書》，劇中黑道一句「她不是黑道的女人，她就是黑道。」更讓伊藤沙莉飾演的記者角色嚇得愣在了原地，甚至《地獄占星師》導演瀧本智行受訪時也自爆超討厭她？如果要說從昭和到平成時代的藝能界之中，有什麼名字像個神秘六芒星浮在空中令日本人又拜又怕，那絕對是以個人獨創「六星占術」、三年不動理論「大殺界」以及口頭禪「你會下地獄喔。」的地表最爭議占星師細木數子。其過激風格，即使是《地獄占星師》導演瀧本智行於日本yahoo受訪時也坦承：「我原本是真的不想拍啊。」瀧本認為，細木數子這種說話咄咄逼人的權威感角色，正是他個人最反感的類型，當年細木的全盛時期，日本人每晚打開電視都看得到細木，但他會立刻轉台，卻是製片人的一句激將法：「正因為你討厭她，拍出來的作品才更有趣」，讓瀧本決定火中取栗，一腳踏入了大殺界。研究資料後的瀧本，越讀越是陷入了細木數子的複雜人性，她從戰後的灰燼中出生，一路爬上了「銀座女王」，卻掉進黑道的泥沼裡，再重生為國民占星師，瀧本意識到，細木數子從頭到尾都不是她自己，而是在演出一個名為「細木數子」的角色，這種人生如戲的表演性，成為了解構作品的導演核心。細木在電視上的口頭禪「你會下地獄喔！」，也彷彿親眼見過地獄之人的經驗談，人人崇拜，台台是她，她便借此恐嚇信眾買千萬墳墓拜祖先，再從中收取高額回扣，但在《週刊現代》連載之〈魔女的履歷書〉專欄及其成書揭發真面目後，如流星般消失在螢光幕前，出了手機占卜程式，又再賺更多的錢。《地獄占星師》影集片頭有句耐人尋味的標註——「基於事實的虛構之作」，或許是導演瀧本對創作倫理設下的防火牆，他感覺劇中伊藤沙莉飾演的小說家「魚澄美乃里」就是自己的分身，透過美乃里與細木的對戰，瀧本完成了自己和已故細木的跨時空對話。「如果這部戲被批評扭曲事實，責任全在我。」瀧本在訪談最後，展現了創作者的覺悟，對他而言，這部作品重點不在真實與否，而是生存本質，就好像劇中小說家魚澄美乃里台詞所言——「創作不是我維生的工具，而是我存在的意義」。

文．廖書逸／圖．翻攝自Amazon、聯經書城近期在法國文化界引爆「格拉塞大地震」的傳奇出版社格拉塞，其百年歷史中最讓人津津樂道的事跡之一，就是在1913年出版了普魯斯特《追憶似水年華》的第一卷，《在斯萬家那邊》。為什麼這本世界名著會落腳格拉塞？又為什麼只出一卷？在格拉塞出版《在斯萬家那邊》以前，普魯斯特已經遭到法國當時多家著名出版社退稿。有人說他只是個「業餘寫作者」，有人說：「我為何要看一名男人花三十頁描寫自己睡不著覺？」唯獨只有格拉塞出版社的創辦人伯納德・格拉塞（Bernard Grasset）獨排眾議，同意替他出版。不過，當時普魯斯特是自己出錢，只是由格拉塞出版社掛名和處理出版事務。而這時的格拉塞出版社才剛剛成立六年而已。《追憶似水年華》第一卷出版後大受好評，引發熱烈討論，讓其他家退稿的出版社都很懊悔。當時負責替伽利瑪出版社審稿、拒絕了普魯斯特的人，是後來在1947年拿到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安德烈・紀德（André Gide）。紀德還因此在隔年撰寫了一封很有名的道歉信給普魯斯特，說當時那個決定是他一生中最大的錯誤。格拉塞出版社出了普魯斯特，按理說社務應該蒸蒸日上。結果在第一卷出版後隔年，就爆發了第一次世界大戰，身強體壯的格拉塞老闆伯納德・格拉塞因此被徵召上戰場打仗去，導致出版業務全面停擺。格拉塞的對手，伽利瑪出版社當時的老闆加斯東・伽利瑪（Gaston Gallimard）同樣也有被徵召入伍，但因為他身體比較不好，有心臟方面的宿疾，所以被指派為輔助役，主要支援護理與文書事宜，讓他在軍中仍然可以寫信回信，維持出版業務。於是伽利瑪便趁這時發動了搶人行動，開始極力說服普魯斯特轉投伽利瑪。雖然伯納德・格拉塞在上戰場兩年後，就因為染上支氣管炎而退往後線，但也因此臥床養病了好一段時間，無法工作，讓普魯斯特毅然決然投奔了伽利瑪。這也就是為什麼《追憶似水年華》在格拉塞出版社打響了名號，往後的六卷卻都是由伽利瑪出版社所出版的原因。

文．廖書逸／圖．翻攝自C ce soir目前，法國出版界正在爆發一場史無前例的抗爭：已有百年歷史，曾經出版普魯斯特《追憶似水年華》第一卷的傳奇出版社格拉塞（Éditions Grasset），於四月中旬無預警解職了在任26年的出版社靈魂人物、總編輯奧利維爾・諾拉（Olivier Nora），引發強烈反彈。截至4月29日，已有超過230位在格拉塞出書的作家連署要求終止合作，收回作品版權。這場被稱作「格拉塞大地震」（Séisme chez Grasset）的作家出走事件如今已席捲全法，演變為一場守護法國文化良心、抵禦資本霸權的靈魂戰役。2026年4月14日，隸屬於阿歇特（Hachette）出版集團的格拉塞出版社召開臨時董事會，宣布即刻撤換已執掌該社26年的社長兼總編輯諾拉，並由母公司維旺迪集團（Vivendi）指派過去主掌電視業務、缺乏文學出版背景的尚－克里斯多夫・提里（Jean-Christophe Thiery）接任。導致諾拉遭到解職的最後導火線，是集團高層要求格拉塞配合特定的政治日程，調整因批判政府而遭監禁的阿爾及利亞作家布阿萊姆・桑薩爾（Boualem Sansal）新書的出版日期，諾拉以編輯自主為由拒絕，引爆了後續事件。4月16日，在諾拉遭解職後兩天，由格拉塞旗下的文壇巨星、以書寫性別權力與社會邊緣人議題而聲名大噪，並曾擔任過龔固爾學院評審的維吉妮・德龐特（Virginie Despentes）領軍，正式發起作者連署，以「無法在失去編輯獨立性的環境下繼續創作」為由，要求終止與格拉塞的合作，收回作品版權。短短幾小時內，這場抗爭便受到作者們的熱烈響應，法蘭西學術院院士丹尼・拉費里耶（Dany Laferrière），與曾以《同意》（Le Consentement）一書促成社會變革與國會修法的凡妮莎・斯普林格拉（Vanessa Springora）等，超過百位指標性作家加入簽署。4月20日，格拉塞旗下另一位明星，以書寫網路自由與社會監控聞名的記者作家大衛・杜弗雷納（David Dufresne），在社群媒體上公開撕毀他與格拉塞的出版合約，該影片在一天內累積超過200萬次觀看，近一步推動了此抗爭的熱度。截至目前，參與連署的作家已超過230位。曾出版普魯斯特，招牌米黃色書封是品質保證若要理解此事件對法國社會的衝擊，必須回溯格拉塞這家出版社在法國人心目中的地位。格拉塞創立於1907年，與伽里瑪（Gallimard）、瑟伊（Le Seuil）並列為法國最頂尖的三大出版社。格拉塞於1913年獨排眾議，出版了被多家出版社退稿的馬塞爾・普魯斯特（Marcel Proust）《追憶似水年華》第一卷，從此奠定了其在現代文學史上的領導地位。如今，除純文學以外，格拉塞亦發展出強大的散文與評論路線，曾出版如安德烈．馬勒侯（André Malraux）的早期傑作，以及當代思想名家貝爾納－亨利・萊維（Bernard-Henri Lévy）等深刻影響社會輿論的經典作品。因此，其標誌性的米黃色書封，在法國社會中不僅是高品質文學的保證，更是優秀思想與經典文化的鮮明象徵。作為本次事件的引爆點，自然也必須認識一下位於風暴核心的格拉塞前總編輯奧利維爾・諾拉。諾拉出身於法國顯赫的知識份子家庭，其父親皮耶・諾拉（Pierre Nora）是法國教科書等級的歷史學家。自從諾拉在2000年接掌格拉塞總編輯以來，在他的慧眼發掘和推動下，格拉塞旗下有多位作家獲頒龔固爾獎，此外他長期與貝爾納－亨利・萊維等知識份子緊密合作，使得格拉塞擁有獎項常勝軍與公共意見堡壘的地位。作為出版社與其母公司阿歇特集團之間的橋樑與防火牆，諾拉也以其專業且優雅的形象深獲作家信任，維持著兩造的微妙平衡。極右派億萬富翁插手經營，對作者大放狠話不過，這一切都在由法國億萬富翁文森・波洛萊（Vincent Bolloré）所領導的維旺迪集團，於2023年全面併購阿歇特出版集團以後，開始變調。波洛萊是在法國極具爭議的資本大亨，他目前透過維旺迪集團，掌控了包括電視台、報紙、電台、廣告公司與出版社在內的全面性媒體版圖。近年來，他對媒體事業的介入方式甚至在法國媒體間創造了「波洛萊化」（Bollorisation）一詞，用來描述媒體在被他收購後，原有團隊遭到清洗、換上親信領導，內容大幅轉向為極右翼立場的效應。 近期最顯著的案例，便是發生在2023年的「《星期日報》（JDD）危機」。波洛萊指派曾任極右翼雜誌主編的吉奧弗瓦・勒瓊（Geoffroy Lejeune）接掌該報，引發編輯部的強烈抗議，並發動了在法國新聞史上為期最久、長達 40 天的罷工。然而，波洛萊拒絕妥協，此事件最終以高達九成的記者集體離職收尾。這場JDD危機不僅震驚了法國社會，也為今日格拉塞出版社的崩解埋下了預言式的伏筆。在這次的格拉塞事件中，波洛萊的立場同樣極為強硬。他在4月19日接受採訪時表示：「出版社不應由作家或編輯治理，而是由股東治理。」並將作家們的抗議定義為「對市場邏輯的抗拒」，稱其為「一群過時菁英最後的掙扎」。而在四月底維旺迪集團的股東大會上，他更表示：「人們看到的是作家的出走，我看到的則是『舊庫存的清理』⋯⋯格拉塞的招牌比任何單一作家的名字都更有價值，而法國從來不缺好作家。」並指出，這些作家的離去所帶來的空缺，「將由更有活力、更符合法國多數價值觀的作家取代。」作家組律師團自救，打官司收回版權雖然波洛萊大放狠話，但是對一家百年出版社而言，最寶貴的資產無疑就是在漫長時間中累積的作品版權。目前，這兩百餘位參與連署的作家正在啟動法律手段，試圖將原本僅適用於新聞業的「良知條款」（Clause de conscience），應用在書籍出版合約中。法國勞動法規定，若媒體的所有權變更導致編輯方針發生重大改變，記者有權在不喪失補償的情況下離職。如今，連署作家的律師團主張，格拉塞在諾拉離職後已喪失了原有的中立編輯立場，因此構成合約違約，作家應有權無償收回他們所有舊作的版權。如果這場官司勝訴，這兩百餘位作家的舊作版權真的集體撤離了格拉塞，法國文壇將出現史上最大規模的「版權難民潮」，不僅將使這家百年出版社淪為空殼，更將引發伽利瑪等其他出版社的版權重整與接收大戰，重塑整個法文出版版圖。參與連署的作家丹尼・拉費里耶在四月底的一篇社論中表示：「我們離開的並非一間出版社，而是一個正在崩塌的信念。」這場「格拉塞大地震」所引發的作家出走潮，顯然已經超越了版權糾紛，成為一場關於法國文化尊嚴對抗資本入侵的靈魂保衛戰。接下來，就等著看法律層面的攻防將如何牽引這個劃時代事件的後續發展了。

作者／徐淑卿1945年發生的三叉山事件，在2020年之後，誕生了以這個事件為題材的兩部小說，分別是甘耀明《成為真正的人》與朱和之《當太陽墜毀在哈因沙山》。本來還有第三部。作家楊双子說，在與何敬堯、陳又津、瀟湘神、盛浩偉合著《華麗島軼聞：鍵》之後，他們原本計畫第二部《華麗島軼聞：魔山》，就是以三叉山事件為題，可惜沒有實現，否則等於在差不多時間，台灣有三部與三叉山有關的小說。為什麼大家不約而同想到這個事件？或者該問，為什麼現在有這麼多小說以台灣歷史為背景？尤其是日治時代？而且越來越多元豐富，僅是去年就有兩部以日治時期原住民為題材的小說《猩猩輝夫》和《蕉葉與樹的約定》。這種共時性，或許不僅是台灣文學發展的趨勢，也是一個時代共有的創作潮流。除了小說以外，影視的開發，從之前的《賽德克·巴萊》、《紫色大稻埕》、《日曜日式散步者》，到正在進行的《藏畫》、《甘露水》、《臺灣漫遊錄》等，可說不勝枚舉。如果思及《不朽的青春—臺灣美術再發現》等展覽的風靡，日治時期許多重要事件不但被重新認識，而且也成為各領域激發創意的泉源。作家朱宥勳2021年有篇文章〈從負債，變成資產：重回「台灣」的新世代文學創作〉，他引述中興大學教授邱貴芬的觀察，「臺灣文學」在過去十年左右，歷經了「從負債變成資產」的過程，成為新世代小說家主動繼承的文學傳統。朱宥勳指出，在1920年代、1970年代兩波現實主義浪潮之後，2020年代的台灣作家正經歷「第三波現實主義」。這波現實主義的特色之一，就是對「歷史」，特別是對「本土歷史」有強烈的興趣。同時他也提出一個重要觀點，認為在「第三波現實主義」中，逐漸泯滅嚴肅文學與類型文學的界線，特別是嚴肅文學大舉吸納類型文學的書寫模式。因此，若聚焦在文學的領域，除了可以討論，為什麼這麼多作家對台灣歷史感興趣外，也可以討論這樣的書寫正經歷了怎樣的變化？改變了什麼？以楊双子為例，她說，從大學時代，她就希望尋找一個日本人不會寫，許多西洋翻譯文學不會寫，只有台灣人能寫，而且可以寫贏的具有新意的題材。後來她發現，日治時期的台灣，對創作者來說，是如同寶庫般的時代，那時各種族群居住在這塊土地上，長出了新的東西。但這個發現需要經過一段時間的醞釀，或者說，需要一個時代視野的轉換。大約在2010年前後，不論是影像或是小說，以及文學史、美術史，許多創作者和研究者，不約而同讓日治時期重要事件重新出土，形成一個新世界，讓急於尋找新素材的創作者聚攏過來。她認為，2014年318運動是許多人在創作上回歸台灣的關鍵。朱宥勳在前文也有類似看法。他指出，在318運動之後活躍的作家們，大多數都樂意繼承「臺灣文學」的旗號，並且以台灣的社會現實、歷史題材為核心來構思作品。「從而也讓『臺灣』的相關知識，成為創作的素材與靈感，理解、繼承臺灣文學不但不再是污名，反而會擴大文學創作者的資源庫...。」除了創作者對歷史的興趣與運用，書寫的形式也經歷各種嘗試。如此，過去深受現代主義影響的純文學評價標準，是否已成窠臼，無法體現當今的變化？朱宥勳在提到第三波現實主義時曾指出，許多創作養分早就不只來自文學，更包含電影、漫畫、動畫、遊戲等不同媒介，高度內化了許多類型公式，從而漸變了文壇的主流品味。楊双子則以「典範轉移」來形容台灣文學正在經歷的轉變。這種轉變既牽涉思潮的更迭，也牽涉小說技藝的追求。她認為，以前純文學的書寫方式，有現實中文化與政治的背景因素存在。因為在解嚴以前，不可能真的去談社會中遭遇到的困境，或者針砭時事，因此很長一段時間，都在講文字的美學或文字的技巧。這一開始是很多人不敢直接揭露，因此諱莫如深隱藏深刻的東西，但後來的人，不知緣由卻依樣畫葫蘆，就變成裝神弄鬼。所以這條路不是真的能走下去。到了解嚴可以直接觸碰現實時，文學的風格與評價也不是立刻可以改變。有時直白的文字，會被視為粗俗，所以典範的轉移，其實是經過漫長的時間。除了思潮之外，文學技術的典範轉移也在進行。楊双子說，現代主義式的創作，情節比較少。但讀文學作品的人，除了詩歌之外，還是想讀故事。我們有故事的需求，也有想知道事情真相的需求。不管是追求閱讀的快感，或是要了解這個世界怎麼運作，這個需求勢必會出現。所以，在思潮的典範轉移時，同時也在對形式有典範的轉移。回頭追求每個人都可以享受的故事。它不是純文學或者通俗大眾兩個陣營的對抗，而是在內裡進行轉變，重點在於我們用什麼手法，來處理嚴肅的命題。台灣文學典範的確立與轉移，可以討論的面向非常多，其中必然涉及文學獎的品評標準。過去被高舉為「純文學」的作品，不是僅依恃其文學風格的辨認歸納，而是有文學獎的機制作為助力，所以未來文學獎與圖書獎的書單，可以作為典範是否轉移的探測。2018年OPENBOOK年度好書獎評選時，評審曾針對楊双子《花開時節》，提出「大眾文學的時代小說，仍難以取代書寫歷史事件的正統歷史小說」的看法。這個評語當時引起許多討論，現在回頭來看，這個評語本身就成了一個「時代的印記」，它預設正統與大眾小說的高下之別，可以說是代表台灣長期以來的一種看法。但是這個預設不必然如此。日本將運用歷史素材的小說約略分成四種。分別是以歷史上真實存在的人物和事件為題材，幾乎依照史實展開故事的「歷史小說」；以過去時代為舞台，但以架空人物或事件為主，虛構性更強，娛樂性優先於史實的「時代小說」；也有大幅改變歷史走向的「架空戰記」，像是「如果織田信長沒有死在本能寺？」等假設；最後則是將歷史改寫或加上魔法怪物等奇幻元素的「傳奇小說」，如《陰陽師》。但是這些都歸類為大眾小說，以寫作歷史小說具有崇高地位的司馬遼太郎，當年獲得的也是直木賞。什麼是「歷史小說」或許已有清楚定義，但它的界線真是如此分明嗎？以《花開時節》而論，雖然它有著「穿越」的奇幻入口，但其實它對當時的生活細節做了相當的考證，讓這個故事可以成立。而對生活細節的講究與還原，是否也是忠於「史實」呢？楊双子認為，現在許多的「歷史小說」其實是歷史的故事化，但她認為歷史小說的本質在於「詮釋」。比如在描寫鄭成功時，過去和現在，台灣、日本、中國，可能都會有不同角度。同時，歷史小說也不是只有重大事件或是大人物，還有常民生活，甚至許多物件的登場，都含有歷史的縮影。從《花開時節》、《花開少女華麗島》到《臺灣漫遊錄》，楊双子的作品非常明顯的是以小說來呈現日治時代女性生活史。她關注女性關係的成長曲線，因為對象是女性，所以出現許多與男性書寫不同的細節與物品。同時，也因為要呈現女性的生活與關係，也使得她目前的小說必須從日治時代發端，因為直到這個時候，台灣女性才因為受教育等，有公領域的生活，可以群體性的被看見，而這在清代是不太可能發生的。而從對細節的考究而讓故事得以成立這一角度，楊双子的小說有著很強的「歷史性」。這是以台灣歷史為素材創作的一例。近年還有許多描寫妖怪、吸血鬼或魔物的類型小說，多以日治時期為背景。鏡文學就曾出版日治時期的吸血鬼故事《牡丹》和仕紳文人以詩除魔的《降魔詩社》。日治時代幻化為群魔亂舞的想像空間。寫過許多以日治時期為背景的小說，如《臺北城裡妖魔跋扈》的作家瀟湘神，曾改寫1930年代島田謹二以殖民者視角所說的「外地文學」，而提出「後外地文學」的說法。他主張將自己當成「旅行者」，以陌生化，甚至幻想化的方式處理台灣歷史。不同於島田從空間上看待與日本不同的台灣景觀，他是從時間上回返台灣的日治時代，而提出「異國情調、實際地景、鄉愁」三元素。而所謂的異國情調，並非空間的他鄉異國，「而是台灣元素的浪漫化、幻想化、誇大非日常，甚至鬼影幢幢，魔魅叢生。」楊双子也認為，類型小說需要陌生化，跟讀者保持一種「若即若離」的關係。這個距離感有幾種製造方式。第一是空間，將故事設定在異世界。第二是時間，把時間拉遠，時間距離本身就製造了一種異質空間。第三是精神性，如超能力等元素加入，製造異質感。其實，「陌生化」或許不僅是寫作上的方法，也曾經是我們真實的處境。日治時代對我們並不遙遠，可能就是我們祖父母或曾祖父母生活的時間。但在過去的教育之下，我們對他們的生活樣態可能一無所知，許多重要事件也未能浮出歷史地表。因此，曾經被壓抑的日治時期，如同新物般被再次發現。不但讓我們有強烈的情感連結，成為不同創作領域煥發靈感的寶庫，同時也轉化成一個馳騁想像力的舞台，而催生出台灣故事的魔法時代。 曾經被壓抑的日治時期，如同新物般被再次發現。不但成為不同創作領域煥發靈感的寶庫，同時也轉化成馳騁想像力的舞台，催生出台灣故事的魔法時代。圖／陳克宇

文．許文貞／圖．目宿媒體提供2025年奪得金漫大獎的漫畫家狼七作品《黎明前的回聲》，23日入選法國「Shoot the Book! Cannes」提案，是這次八部入選作品中唯一一本亞洲作品，更是台灣參與「Shoot the Book! Cannes」活動以來第一本入選的台灣漫畫。獨家代理本作影視改編權利的叁思影視開發有限公司執行長林珊珊透露，本作在來自全球60多部提案作品中拿到評審最高分，而她也應主辦單位之邀將在五月中親赴法國坎城，在坎城影展市場展中發表提案。「Shoot the Book! 」由法語人出版協會SCELF在2014年創立，徵選適合影視改編的出版作品，於影展舉辦提案活動。《黎明前的回聲》由目宿媒體出版，講述兩位因為音樂成為摯友的迷途青少年，在染上毒癮後人生大轉彎，更在關鍵時刻錯過陪伴彼此的時機。兩位主角走上截然不同的道路，直到命運安排讓兩人再度相逢，但這次的相遇，能挽回對方的人生嗎？是結合許多真實故事創作的虛構作品。林珊珊表示，一開始她對這部漫畫的影視改編沒有特別的想法，但因緣際會下，看到2025年的日本電影《那個女孩》，取材自真實事件，描述深陷入毒癮無法脫身的少女；以及英國BBC關於俄羅斯青少年沉淪毒品「喵喵」（甲氧麻黃酮）的新聞專題，特別是其中毒販馬克沁的生命經驗，讓她意識到《黎明前的回聲》的改編潛力，遂簽下獨家代理權。林珊珊表示，她本來就很喜歡成長故事（coming-of-age），「兩個主角在生命的交會點，一個好轉，一個卻沉淪，但沉淪到最深處，故事迎來一個反轉。這個故事提供了很真實的想像，體現了人性的幽微，角色也非常有張力。」雖然漫畫篇幅有限，只有鋪陳兩位主角最重要的幾段故事，但中間還有很多空間可提供影視轉譯的團隊改編和發揮。林珊珊表示，原先本作是報名2026年「Shoot the Book!」與安古蘭國際漫畫節合作的漫畫轉影視單元「Shoot the Book! Angoulême」，評審甚至來信請她提供全本漫畫試閱，十分看好，但2026年安古蘭國際漫畫節後來因性醜聞引發爭議停辦，活動取消。在評估後，由於《黎明前的回聲》不只金漫大獎加持，銷售上也達到五刷，已經出版德文版，她決定將本作改投「Shoot the Book! Cannes」，最終獲得九位國際影視製作評審青睞，獲選成為提案作品。漫畫家狼七笑說，當她聽到《黎明前的回聲》要去坎城影展提案，第一個直覺反應是疑問：「坎城影展跟台灣漫畫有什麼關係？」她表示，作品能走到這一步，已經遠超過她的期待，很榮幸也非常感謝。狼七在2025年獲得16屆金漫大獎時的致詞，引用世界棒球經典賽12強的名言「你不能在只有贏球的時候才愛他」，表達漫畫家堅持創作台灣漫畫的心聲，當時感動不少創作者和讀者，在網路社群引發熱烈討論。「Shoot the Book! 」最早是SCELF和坎城影展合作舉辦，後來擴大進入世界各大影展或市場展，包含德國柏林影展、法國坎城影展、法國安錫國際動畫影展，以及台灣文化內容策進院的TCCF 創意內容大會等。據《出版觀點》（Publishing Perspectives）報導，法國出版業與影視製作單位每年約有2000場會議，其中30％的會議能成功簽約合作，出版品改編影視帶來的後續獲利和效應，對法國的出版產業十分重要。

當山難成為新聞事件，人們最常討論的是事故如何發生、誰該負責，或為何有人仍執意走進危險之中。但這些人走進山中、降入溪谷的真正動機，並非單一標籤可以定義的。 本次明星讀書會邀請曾獲得臺北國際書展大獎與金鼎獎，帶著新書《河人：一場山難，自由、暴水與生命的流向》回歸的作者胡慕情，與以紀錄片《雪水消融的季節》入圍金馬獎的導演羅苡珊進行對談。 皆以「山難」為作品主軸的兩人，從非虛構創作中的倫理、重返現場的必要，聊到創作者如何在田野調查與實踐作品中被事件改變，並試圖回到最深層的提問——當創作者面臨死亡、缺席與無法完整重現的現場時，究竟該如何書寫？又為何而書寫？ 兩位創作者一邊分享自己的創作歷程一邊彼此提問，引領觀眾一起重新思考人與人之間的愛、信任和死亡，展開一場關於理解、靠近、凝視他人與自我生命的討論。 胡慕情：我先簡單說一下這場對談的背景。一方面是臺灣近年關於山難的作品其實不多，我和苡珊都不是事件當事人，並且同樣身為女性創作者，這樣的身份在進入田野、做訪問，或面對倫理問題時，其實會有很多限制，也因此影響作品最後的樣貌。另一方面是苡珊在2024年推出紀錄片《雪水消融的季節》有邀請我去看，但當時的我因為正在撰寫新書，家裡同時有長照需求，沒能好好回應她，於是有了這次對談。 在對談前我們有稍微聊過，苡珊提到她在讀《河人》時，對我在後記用到的「山難文學」這個詞感到很好奇。所以也許可以從這裡開始，苡珊可以先談談你的想法。 羅苡珊：閱讀這本書時，我一直在想，你過去走進自然，並不是因為單純熱愛登山，而是因為有事件發生你才進入那個場域。所以「因為熱愛而走進山林，最後在山中罹難」這件事，其實不在你原本的關注的脈絡裡。 但山難這個主題，卻同時結合了你過去的兩條路徑：環境與死亡。 也因此，我在後記看到「山難文學」時覺得很有趣，同時也感到困惑，因為我自己完全沒有用這樣的方式思考過。 因為「山難」本身好像強調了「災難」，但同時也可能忽略了人為什麼要走進山林，那些更細微、更情感的動機。包括我在做《雪水消融的季節》，或整理朋友劉宸君的書《我所告訴你關於那座山的一切》，其實都沒有把它們視為「山難作品」。 所以我很好奇，為什麼會用這個詞？ 胡慕情：其實當苡珊這樣問我的時候，我自己也有點困惑。雖然這個詞是我寫的，但它並不是我在創作時真正使用的框架。 對我來說，不管在寫什麼，我都不會用單一概念去理解一個事件，之所以用「山難文學」，比較像是和讀者建立一個入口、一種共識。 但一個事件不可能被一個標籤完整描述。如果只是單一面向，用新聞報導就夠了，不需要寫成一本書。書會存在，是因為它能承載更多複雜的東西。非虛構寫作處理的是現實，而現實由人、事、時、地、物交織而成，彼此碰撞後會產生無數種可能。最後作品會長成什麼樣子，其實取決於創作者在田野中能夠採集到什麼。 所以我並不會把《河人》單純視為山難事件的書。 如果只是討論事件發生的經過，那會比較像調查報告。但在這本書裡，我更關心的是那些走進山裡的人——他們的選擇、他們與自然的關係。當然其中還包含了參與救援的人、罹難者的家屬。透過這些不同的視角，讓讀者看到人與自然之間其實存在很多種關係，而冒險只是其中一種。 羅苡珊：我在閱讀時也有這樣的感覺。整本書的結構，其實像是從事件外部慢慢走進內部：一開始是搜救與輿論，接著進入歷史脈絡，再到人物群像，最後回到事件本身，但已經是不同的觀看位置。而且最後你也寫到自己，從一開始無法真正進入溪谷，到最後真的去做溪降。我很好奇，從一開始決定寫，到真的進入現場，最後完成書寫，這個「重返」對你來說是怎麼發生的？ 胡慕情：我會關注這個事件，其實有很私人的原因。2020年我的貓過世，那對我來說是很大的打擊。後來朋友帶我去東北角散心，回程經過龍洞，有人提議去攀岩，我就答應了。 我完全沒有經驗，但腦中突然想到一個認識十幾年、卻從沒說過話的人。我就在臉書私訊問他能不能教我們攀岩，他答應了，後來也成為我的伴侶。 飛龍瀑布這起山難其中一位罹難者是他的學妹，而我身邊也有人參與救援，因此讓我對這個事件有很強的連結。同時，我的高中同學也在搜救隊裡，他原本要去溪降，後來改去救人。整個過程我一直在關注，也開始思考，如果今天換作是我失去身邊重要的人，我會怎麼面對。 這是一個很私人的起點，但如果要寫別人的故事，它需要具備公共性。 山難之所以會引發討論，是因為它牽涉到資源分配，也常常伴隨對罹難者的批評甚至汙名化，這對我來說是一個需要被釐清的狀態。作為一個喜愛自然的人，我知道這些走進山裡的人，絕對是真心想要親近自然，而他們的動機不是可以用單一標籤去解釋的。 至於為什麼要重返現場，其實很單純——我需要身體經驗。 我很難寫出沒有經歷過的事，像我以前寫農民，我會跟著他們去田裡工作。即使我不覺得那是快樂的，但我會看到他們為什麼喜歡。那個落差，反而讓我更理解他們。 所以最後我還是去做了溪降，為的是更貼近那些人，唯有這麼做，我才能成為他們與讀者之間的橋樑。 ▲ 胡慕情分享自己是一個無法描寫未曾經歷之事的寫作者。為了更貼近走入山裡的這群人，她在撰寫的過程中前往溪降，親身感受在溪谷裡的感覺。（圖／鏡文學） 羅苡珊：我覺得我們在「重返」這件事上情況有點相似，但其實動機不太一樣。 對我來說，「重返」是從缺席開始的。如果看過《雪水消融的季節》就會知道，其實我原本也要跟著好友宸君和聖岳一起去，只是最後沒有成行。這個「不在場」本身，對我來說就是創傷來源。 所以後來我慢慢意識到，我想追求的其實不是事件的「事實」，而是一種我如何與這件事，與朋友的死亡共處的「真實」。 也因此，我會想要回到現場，某種程度上是想讓自己「盡可能在場」。 胡慕情：我想我們確實都在面對一種「缺席」，只是形式不同。 對我來說，所有與死亡有關的事件，都要由死者自己發聲才能還原，但這是不可能的，所以它永遠都不會完整了。 所以問題不是「能不能還原」，而是我們要怎麼詮釋，如何理解，還有怎麼跟社會溝通。在這樣的情況下，我會選擇把自己放進書裡。因為我作為一個溪降小白和戶外新手，既可以理解這群人對山的熱愛，也可以明白大眾對於這類運動的擔心，從這個角度來看，我想我可以成為讀者理解這些人的入口。 同時，我也透過歷史脈絡梳理人為什麼會親近山？為什麼會恐懼山？試圖讓讀者知道這些選擇其實都有各自的背景。 羅苡珊：我其實對書中一段很有感觸，是家屬反問：「為什麼做一件事一定要有理由？」對我來說，創作過程中一直有個疑問是：為什麼一定要賦予行動一個意義？為什麼爬山一定要有理由？ 後來在拍攝、完成作品之後，我跟山的關係改變了。我發現自己好像跨過了一個以前過不去的坎——我不再需要先找到理由，才允許自己去爬山。 胡慕情：我覺得「意義」很多時候只是人與人之間溝通的工具，而不是一個可以被說清楚的答案。 對我來說，比起死亡本身，更重要的是人在活著的過程中如何成為自己。這件事情其實沒有標準答案，甚至可能要到生命結束時才會被回望和定義。 所以我在書寫時，也不是要給出一個宏大的結論。 有些事情是可以保持模糊的、不確定的，甚至不知道答案也沒有關係。人會在經驗中被影響，身體和意識會慢慢留下或篩選那些重要的東西。 羅苡珊：這讓我想到書裡李嘉珊說「事物的含義是包藏在運動當中」，我在讀這句話時停了很久。 因為它某種程度解釋了我自己的轉變——意義並不是先存在於行動之前，而是在行動之中才逐漸浮現。不是先找到理由才去爬山，而是在爬山的過程裡，意義才慢慢生成。 這不只適用於登山或溪降，也適用於創作。無論是紀錄片或寫作，創作者都會在過程中被改變，意義也是在那個過程裡逐漸長出來的。 所以最後，「好玩」這個答案反而變得可以理解，因為那是一種正在發生的狀態，而不是經過論證後的結論。 胡慕情：對，我其實就是想呈現這件事，所以我才把家屬的那句話放在書的最後。 而我最後選擇親自去溪降，也是同樣的邏輯——去經歷、去感受，然後試圖讓讀者也透過我的書感同身受。如果這些書寫能讓更多人理解，這些進入山林的人並不是魯莽或無知，而是基於某種選擇與熱愛，也許有一天，大家會願意靠近一點，甚至親自嘗試看看。 ▲ 胡慕情Ｘ羅苡珊《河人》對談活動大合照。（圖／鏡文學） 延伸閱讀：理解選擇的重量 —— 胡慕情談《河人：一場山難，自由、暴水與生命的流向》如何書寫自由、死亡與走入群山的人 編輯／巫昱昕 影音／范祐禎、陳虹汝 《河人：一場山難，自由、暴水與生命的流向》胡慕情 著 ★ 臺北國際書展大獎得主 胡慕情最新力作！ ★ 細膩訪談Ｘ爬梳歷史 試圖重構 2023 年飛龍峽谷山難的始末 2023年5月，十名溪降者背著繩索走入飛龍峽谷的瀑布 因預料外的急降雨與暴漲的溪水，使其中五人罹難 水的結界，讓他們曾一次次直面幽暗、漩渦、湍急 卻也迎接過明亮、自由與輕盈 當責難、輿論與標籤席捲而來 胡慕情試圖帶讀者越過「為什麽要去？」的單一追問 走向實際繫上繩索、裝備的人，與那些在岸上等待的人。 因一場生命告別而開始攀岩 胡慕情親身經驗自然帶來的撫慰與解離哀傷的力量 她以細腻的田調與採訪 重構整起山難從預備進入、受困到搜救的時間 追索罹難者生前的腳步： 他們如何愛上山與水？為何一次次回到峽谷？ 這是一本關於生與死、自由與渴望的書 每個走向群山、降入溪谷的人 都有無法被簡化為一句話的理由 縱然死亡的陰影從未遠離，人類仍持續走向邊界與荒野 而多山的臺灣，也持續以壯麗與莫測 回應這份執著的呼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