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徐淑卿維吉尼亞·吳爾夫過了十年來最不快樂的一晚,這是1926年6月的末尾,原因是一頂帽子。那天原本一切都很美好,直到到了藝評家克萊夫·貝爾家裡,貝爾大喊,你戴的帽子真驚人,是在哪買的?她試圖轉移話題,卻無濟於事,吳爾夫說:「他們聯手把我撲倒,像對付一隻野兔,我從未感到如此屈辱。」《白牙》作者莎娣·史密斯(Zadie Smith)看了吳爾夫所有日記,對這段印象特別深刻。她後來寫了一篇文章〈既能嚴肅認真,也能光彩照人嗎?〉,她說我們永遠不會知道吳爾夫的帽子究竟糟在哪裡,但讓吳爾夫產生「衣著意識」(frock consciousness)困擾的,遠不止這頂帽子。史密斯說:「可憐的維吉尼亞,一生都困在覺得自己穿得太隆重與穿得不夠正式兩極之間。無論出席上流社交派對,或在市政廳講授文學,她都同樣無所適從。」史密斯對於這種「穿搭出糗後,一路向下盤旋的羞恥感」,頗有共鳴,因為她也曾焦慮「如何穿得像個作家」。她在波士頓教書時,如果希望學生接受她作為老師,穿著就不能離黑襯衫黑牛仔褲黑西裝外套太遠。但是到了紐約,那是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童妮·摩里森都會穿著幾乎透明的金屬光澤紗衣服,出現在迪斯可舞廳的城市,足以讓她盡情展現自我。因為,你不論穿什麼衣服走在曼哈頓街上,都不會有人多看你一眼。史密斯說,在曼哈頓幾乎人人都穿得像個角色。她也因此明白,在這樣的情境裡,作家或許還稍占優勢,畢竟塑造角色,正是她們的本行。不過回到英格蘭後,她又大致回到黑色,且出席任何場合都仔細看請帖上的服裝說明,以避免焦慮產生。寫作《美國佬》的阿迪契(Chimamanda Ngozi Adichie),也寫過一篇關於服裝的文章〈聰明的女人,為什麼不能熱愛時尚?〉,這篇也提到她開始寫作時,經歷過嚴肅女作家應該如何穿著的苦惱。在一場寫作工作坊中,她和其他尚未出版作品的寫作者坐在一起,一位授課作家翩然而過。她的同學說,看看那件洋裝,還有那個妝,你怎麼可能認真看待她?於是阿迪契學到了關於西方文化的一課。「希望受到認真看待的女性,理應以一種刻意營造的,不在乎外表的態度,來證明自己的嚴肅認真。尤其對嚴肅的女作家而言,最好根本不要穿得好看,如果穿得好看,那就最好假裝自己並沒有花多少心思。」但是在阿迪契來自的奈及利亞,講究穿著,不僅關乎美學,或許還涉及道德。她說,中產階級的伊博族女性,會購置金飾與好鞋,尋找最好的裁縫,為自己與孩子做衣服。「她們談論儀容,幾乎是在談一種道德標準。偶爾有女性衣著不得體,或沒有好好塗乳液保養肌膚,便會受到非議,彷彿她的外表反映了品格上的缺失。」她曾任職奈及利亞大學行政主管的母親會說,這真是不像樣。阿迪契在青少年時期,有時會展現自己的服裝創意,雖然她母親未必贊同,但可堪告慰的是可以看出阿迪契的用心。阿迪契說,在奈及利亞,重視外表而且讓人看出你有用心,是一種跨越階級的特質。美國著名的報導文學作家蓋伊·塔利斯(Gay Talese),向來以穿著講究著稱,他們家族來自義大利南部,到父親為止,至少有五代都是裁縫。對他來說,訂製手工精製服裝,既是拯救這瀕危產業,也是投自己所好。他有篇文章寫到,義大利南部對服裝的重視,也已跨越階級。他說,二十世紀初的傍晚散步場景,也是當地裁縫相互競爭,各自展示製衣才華的機會。在當時義大利這個普遍貧困的地區,人們極其在意外表,盛裝打扮是提升個人公共形象的一種策略。請一位技藝高超的裁縫製作衣服,就是讓人注意到自己最簡單的方法之一。何謂穿著得體,固然不同社會有其約定俗成的標準,比如阿迪契所寫奈及利亞與在西方社會成為一個作家的差別。也有各自對美學的偏好,對是否合乎禮儀的審度,這其實更牽涉衣服展現的自我,如何被別人認同。吳爾夫的惶惑,原因之一可能在於,她所想像的自己,是否也是別人欣賞的自己。不過,同樣需要受到評斷的也包括評價別人的人。這更像一個雙面刃,說者揮舞的不僅是某種社會標準,同時也暴露出自己的識見。比如,當立法委員要求101董事長穿著跟她們一樣純樸時,她所顯露的問題就是莎娣·史密斯的疑問,光彩照人和嚴肅認真是抵觸而不能合而為一的嗎?國際上女性政治人物講究穿著者比比皆是,服裝不但是禮儀也是在傳達各種訊息,比如美國前眾議院議長裴洛西在許多場合的穿著,都是媒體解讀的線索。前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也熱愛服裝,她的母親本身就是裁縫,所以她對製作服裝的每個環節都很清楚,也曾親手為自己和小孩做衣服,經常閱讀時尚雜誌,也非常支持英國服裝週與服裝產業。她說,遇到重要場合,如果對穿什麼衣服沒有頭緒時,她通常不會穿新衣服,而是會選擇一套熟悉,完全經典,而且總是很好看的衣服。選擇熟悉的服裝,就是讓自己感覺安全,能夠放心投入角色的方法。這也是服裝的另一層重要意義。除了關乎別人對自己的凝視,還幫助我們成為一個我們想成為的人,讓我們進入一個「角色」,也活在逝者之中。今年剛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安·卡森(Anne Carson),就是鮮明的例子。她高中時就非常喜歡王爾德,尤其喜歡他的穿著和談話方式,甚至和同學們裝扮成王爾德和他的朋友們。她喜歡希臘文等古典文學,有著種種原因,其中之一是,古典文學是王爾德那個世代知識分子的基本素養。她曾有一套王爾德裝,也曾在她演出的戲劇中穿過王爾德裝。2000年《紐約時報雜誌》對安·卡森有篇專訪〈事物聚攏成形〉(Things Fall Together),文章一開始就說:「安·卡森是喜歡鑽進別人皮膚裡的詩人。」她潛入許多人的心智與身體中,最大膽的一次,是化身為凱薩琳·丹妮芙。卡森看了她演的電影《夜夜夜賊》,片中飾演一位哲學教授,穿了件和卡森一樣的毛衣。於是卡森回家就想,成為凱薩琳是什麼感覺?而後她寫了一首散文詩〈反諷還不夠:論我作為凱薩琳·丹妮芙的人生〉。「毛衣是關鍵」,卡森的說法是:「你透過一個人的毛衣,棲居在那個人之中。」關於毛衣還有另一個例子,她逝去父親的藍色毛衣,她冬天時還會穿著它,也在《紐約客》發表過一首詩〈父親的舊開襟藍色毛衣〉(Father’s Old Blue Cardigan)。而她對跟母親一起上教堂的唯一美好記憶是,靠在母親身上,聞著她人造毛皮衣服的味道。2004年《巴黎評論》有一篇對安·卡森的訪談,其中有個題目是請她談談自己「作為男同志的人生」,她的作品裡,如《紅的自傳》,主角不乏同性戀男孩。她在這裡回顧了王爾德給予她的影響,雖然她不太記得自己為什麼會如此迷戀王爾德。但她確實覺得,那讓她接受了美學感受的教育,也讓她學會以某種反諷看待自己,許多男同志身上都有這種保護殼,好讓自己度過社交與私人生活,她發現這對自己也有用。卡森曾說她希望能成為像她父親一樣的人,但這未必可以理解為,她想成為一個男人。在這篇訪談裡,她說,自己在生命的不同階段都處於不同的性別位置,像是她整個三十多歲那段時間,她覺得自己跟女性沒什麼關聯,但也不會確切的說,感覺自己是個男人,也不覺得自己是中性的。她說,那種我們都想安歇其中的「漂浮性別」,並沒有一個詞可以稱呼。但是我們可以發現,這無以名之的漂浮性別,卻是可以透過服裝展現多種變化。就像她藉由服裝,進入許多角色之中。這與畫家歐姬芙或許有些類似。歐姬芙曾有一些穿著男性西裝拍攝的照片,在她去世後,博物館整理她的衣櫃,發現她曾向Knize訂製一些衣服。這個從維也納起家的著名手工訂製服裝店,主要都是做男性衣飾,經常以男裝入鏡的影星瑪琳·黛德麗也是他們的客戶,直到1990年代他們才推出全系列女裝。這或許顯現歐姬芙穿著這些服裝有雌雄同體或不受性別規範的嘗試。不過也有人認為,歐姬芙喜歡這個品牌,未必是因為其中的性別意涵,而更在於契合她的服裝美學,她考慮更多的是這些衣物所具有的視覺吸引力。衣著是一種語言,關乎自己的表達,也是人對生命各種形式的探索,體現自己的美學與品味。雖然服裝的選擇要看場合,也要尊重主辦單位的要求,就像蔡康永在回覆某一陣營邀請時,提到會配合主人希望的服裝方向。但是,當我們對別人提出穿衣規範時,其實暴露更多的是,我們到底知道多少。 我們的衣著暴露在他人的審度當中,衡量是否合禮得體。但這是雙向凝視的深淵,評價他人的人,也將暴露自己知道多少。圖/陳克宇
頭條|本週焦點莎莉.魯尼力挺巴勒斯坦行動組織 英國出版社停止供應作品愛爾蘭暢銷小說家莎莉.魯尼(Sally Rooney)因公開支持親巴勒斯坦組織「巴勒斯坦行動」(Palestine Action),如今她的英國出版社已停止在當地供應其作品。10月14日,英國出版社Faber宣布,由於英國現行反恐法律,使出版社無法合法將英國市場的版稅支付給魯尼,雙方經協商後,同意停止在英國供應她的所有作品。魯尼以《聊天紀錄》、《正常人》等小說聞名。2025年7月,英國政府將以直接行動抗議軍火產業的「巴勒斯坦行動」列為恐怖組織;隔月,魯尼公開表示,將繼續以作品收入支持該組織。她指出,相關組織在愛爾蘭並未遭到禁止,但英國法律可能使她的出版合約涉及刑事責任。她先前也曾因擔憂遭逮捕,取消赴英領獎行程。出版社Faber在聲明中表示,由於無法接受「銷售作家作品,卻不能支付應得報酬」的情況,因此在魯尼同意下做出這項決定;她的作品仍將在其他國家銷售。英國書店則可繼續出售現有庫存。 圖/翻攝自Tatler.com 圖/翻攝自Hartford Courant 三件事|文化短訊1.吳明益《單車失竊記》西文版巡迴西班牙三城臺灣作家吳明益的長篇小說《單車失竊記》推出西班牙文版,日前赴馬德里、巴塞隆納、薩拉戈沙三座城市,完成新書巡迴活動,與當地讀者交流。這本小說以父親一輛失竊的腳踏車為線索,牽引出家族往事,以及臺灣與第二次世界大戰交錯的歷史,曾入圍2018年國際布克獎。此次由西班牙譯者阿美(Amelia Pérez)翻譯,當地獨立出版社「向東出版社」(Más al Este)出版。 圖/翻攝自Editorial Más al Este IG 2.《臺灣漫遊錄》英譯者金翎提告侵權 跨國「接力翻譯」引發爭議今年以《臺灣漫遊錄》英譯本榮獲國際布克獎的譯者金翎,10月6日發表聲明,指控一家歐洲出版社未經授權,以她的英譯本轉譯成第三種語言出版,連原創註解及後記也遭使用。金翎已於9月底及10月2日,分別在歐洲當地與臺灣提出司法告訴。這種透過其它語言譯本轉譯的方式,稱為「接力翻譯」,除原著授權外,出版社也須取得中介譯本的合法授權。金翎強調,翻譯具有獨立創作性,盼透過訴訟建立法律先例,保障其他譯者的權益。 圖/翻攝自自由時報(法新社) 3.安.卡森新作〈變焦〉(Zoom)刊於《紐約書評》2026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加拿大詩人安‧卡森,最新發表的短詩〈Zoom〉於8月20日刊於《紐約書評》(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詩從一通沒有打來的電話開始。以下附上中譯,以及原作連結。變焦 ◎安‧卡森(蕭宇翔譯)等著一通沒有打來的電話我坐在後廊帶了一本奧哈拉(詩全集)當一隻金翅雀落在我頭邊的欄杆上落得那麼伶俐,迅疾,唰帶著他全身的黃如此輝煌帶著全副的他,滿滿是他一陣清涼掠過我的左頰,像驚喜又像一個詞彙我們難以言傳讓我的左頰染上了藍Zoom Anne CarsonWaiting for a call that didn’t happenI am sitting on the back porch with Frank O’Hara (Collected)when a goldfinch lands beside my head on the porch rail,lands so neatly so instantly so whooshwith all his yellowness yellowingand all his himness packed to the brim of himthat a wave of coolnesscomes past my left cheek as surprise cool asa word we don’t have a word foror my left cheek brieflyblue.圖/翻攝自 Lannan Foundation(Photo by Don J. Usner)《紐約書評》原作連結安‧卡森詩集《淺談》在臺譯本 最後一頁|人物訃聞《陳年往事話朱家》作者蔡烈光辭世 享壽88歲《陳年往事話朱家》作者蔡烈光於9月5日晚間在美國辭世,享壽88歲。消息近日由家屬透過社群媒體公布。蔡烈光1938年出生於臺灣桃園,1957年畢業於桃園高中,曾任小學代課教師、幼稚園教師,並長期投入奧福音樂教學法推廣工作。1959年,她與日治時期小說家朱點人的長子朱筆岫結婚。朱點人於1951年遭國民黨政府槍決,此後朱家長期承受政治監控、社會歧視與生活困境。蔡烈光晚年回憶,當初願意嫁入朱家,其實有一部分是出於對二二八事件的好奇,想藉此理解大人們不願談論的歷史。1983年,蔡烈光舉家移民美國,曾籌辦芝加哥士林書局,負責《中報》芝加哥版,晚年則移居北卡羅來納州,從事繪畫、陶藝與園藝。退休後,她透過臉書分享家族往事,並出版回憶錄《陳年往事話朱家》,記錄政治迫害下的家庭生活與人情。2023年,她與丈夫、女兒返臺參與公開座談,談起艱辛往事,依舊爽朗幽默。家屬表示,她十分珍惜晚年寫作獲得的讀者支持。蔡烈光《陳年往事話朱家》書訊連結圖/翻攝自Openbook閱讀誌(廖振富提供) 臺灣首位女記者 楊千鶴逝世15週年10月16日是臺灣首位女性記者、日語作家楊千鶴逝世15週年。楊千鶴1921年出生於臺北,畢業於臺北女子高等學院。1941年,她在《文藝臺灣》發表〈哭婆〉,從臺灣人的立場反駁殖民者對本土喪葬習俗的偏見,受到作家西川滿賞識,受邀進入《臺灣日日新報》擔任婦人版記者。她堅持與日本籍員工同工同酬,並在報社採訪賴和、郭雪湖等文化人物。楊千鶴也以小說〈花開時節〉描寫年輕女性對婚姻與自我實現的掙扎。1943年結婚後,她長期中斷文學創作,直到晚年才重新執筆,1993年出版日文自傳《人生のプリズム》,其後推出中譯本《人生的三稜鏡》。2011年10月16日,她在美國辭世,享壽90歲。她的書寫也啟發了今年獲得國際布克獎的小說家楊双子。楊双子的長篇小說《花開時節》刻意沿用其同名作品,更在《臺灣漫遊錄》中,以青山千鶴子與王千鶴兩位女主角的名字,共同向楊千鶴致敬。楊千鶴《花開時節》書訊楊双子《花開時節》書訊 圖/翻攝自民視新聞網(林智美教授提供)
作者/徐淑卿前幾天在Threads看到一則帶影片的貼文。有位女士在洋流車隊通過時,雙手比倒讚,親友拉她也不肯走,口中說,一群毒瘤,一群白癡。在社群媒體上,也可以看到不同立場者的憤怒與鄙夷。比如,為什麼有人會相信,在社區發放毒品這等缺乏常識的事情?為什麼有人看不到現任市長的施政能力堪憂?不論哪個立場,似乎都感受到一種邊界。難以了解對方所思所想,甚至懷疑他們受到蒙蔽。這是因為政治立場極化?還是「真理越辯越明」在現代已行不通?所謂事實似乎變成碎片,每個人都可以捏出自己想要的形狀。曾經在台灣出版《第六次大滅絕》的《紐約客》作家伊麗莎白·寇伯特(Elizabeth Kolbert),她在2017年曾博引群書寫過一篇文章〈為什麼事實改變不了我們的想法〉(Why Facts Don’t Change Our Minds),提出的論點是,人類備受推崇的推理能力,或許更多是用來贏得爭論,而非合乎邏輯地思考。她引述認知科學家雨果‧梅西耶(Hugo Mercier)與丹‧斯珀伯(Dan Sperber)在《理性之謎》(The Enigma of Reason)一書的說法,理性是演化而來的特徵,它的發展不是為了讓我們解決抽象的邏輯問題,也不是幫助我們從陌生的資料中得到結論,而是為了解決在群體生活中產生的問題。他們以大家熟知的「確認偏誤」為例,人們傾向接受支持自身信念的資訊,排斥與自身信念矛盾的資訊。但如果我們想像自己是一隻老鼠,確認偏誤使我們堅持周圍沒有貓,那這樣的老鼠早就成為盤中餐。也就是如果我們忽視威脅我們的證據,而遭致危險,那麼確認偏誤理應在天擇中被淘汰。但是,確認偏誤存在至今,證明它仍具有某種功能,而這個功能與我們的「高度社會性」有關。相對於確認偏誤,梅西耶與斯珀伯更喜歡「己方偏誤」(myside bias)一詞。他們指出,人類不是對什麼都輕信,面對別人的論點,我們相當善於找出其中的弱點,我們看不見的,幾乎總是自己的立場。這種不對稱,反映了理性在演化過程中形成的功能:防止我們被群體中的其他成員坑騙。梅西耶與斯珀伯認為,我們的祖先生活在小型狩獵採集群體中,主要關心的是自己的社會地位,以及確保不會只有自己冒著生命危險外出狩獵,其他人卻在洞穴裡遊手好閒。清晰推理並沒有多少好處,贏得爭論卻能帶來許多利益。如果「己方偏誤」有利於我們祖先的生存,那麼現在又有利於我們什麼?畢竟排斥自己不認同的資訊,不是只有批評的爽快,也有隨之而來的心情耗損。就像那位面對洋流堅持比倒讚的女士,她必然有她所相信的,也有因為這麼多人與她所想不同,而感受到的憤怒,她比倒讚的堅持指數,或許就是她的痛苦指數。但是,即使我們可以同理不同立場者的感受,這樣就可以改變彼此的想法嗎?或者,如果我們相信只要呈現「客觀事實」,大家就可以獲得共識,但若大家對事實其實並不在意,而仍堅持己見,這種結果是否反而會刺傷我們呢?因為,「事實」可能沒有我們想像的那麼重要。2021年記者馬克斯·費雪(Max Fisher)在《紐約時報》發表文章〈「歸屬感比事實更強大」:錯誤資訊的時代〉。作者指出,我們身處在錯誤資訊普遍蔓延的時代,而且許多不懷好意的人正在助長這種趨勢。但有些專家認為,真正推動這種趨勢的,是使人容易分享並相信錯誤資訊的社會與心理因素。「問題並不在於缺乏可靠資訊,因為這類資訊隨處可見。」他歸納三種使人容易受到錯誤資訊影響的因素。第一或許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是,社會情勢使人更加需要社會科學研究所說的「內團體認同」,相信自己的社會身分是力量與優越感的來源,而且可以把自身問題歸咎於其他群體。費雪說,儘管我們喜歡把自己想成追求真相至上的理性存在,但我們其實是天生以生存為導向的社會性動物。當我們感受到衝突或社會變遷時,就會從群體中尋求安全感。這使我們急於接收某些資訊,不論真假,只要能讓我們把世界看成一場衝突,正義的我方,對抗邪惡的外部群體。其次是一些備受矚目的政治人物崛起,他們鼓勵追隨者迎合自身的渴望,接受那些強化身分認同的錯誤訊息。第三個因素是社群媒體。它不僅為蓄意造假者提供強大的傳播管道,也讓錯誤資訊廣泛流通,並進一步放大其他風險因素。費雪引用學者說法指出,當錯誤資訊比真相更能迎合人們的社會性衝動時,它就會在網路上得到更多關注。這意味著,人會因為散播它而受到獎勵。如果因為發布煽動性言論或不實說法而得到正面回饋,日後再做的可能性就會大增。如果證據確鑿的「事實」,都可能無用,那麼還有什麼途徑可以改變人們的想法?或許病因也是解方,有人躲在歸屬感的思想舒適圈,而昧於事實,但是和人建立關係的接觸理論,卻也提供改變他人成見的機會。曾出版《別談政治:如何改變二十一世紀人們的想法》(Don’t Talk About Politics: How to Change 21st-Century Minds)一書的莎拉‧史坦‧盧布拉諾(Sarah Stein Lubrano)認為,單靠論證或者辯論,不會對人的信念產生實質影響,但是我們的社會關係,以及我們的行動和經驗,卻可能會。她說,當人們有機會建立友誼,彼此合作,就會減少對新朋友所屬群體的偏見。這種現象,或許可以解釋過去幾十年同志權利的進展。當人們出櫃,他們的朋友也改變了對同志的看法,促成有史以來速度最快的民意轉變之一。也因此,她對於政治彷彿只靠言語談論便已足夠的傳統作法抱持懷疑。她認為任何希望推廣進步理念的人,需要的不是論證,而是一套能促成新關係與新經驗的基礎設施。比如學校放學前交流的家長等候區、公園等,這些基礎設施,可以讓人以新的方式建立關係,培養友誼和信任,並鼓勵人們付諸行動,而這些行動最終能讓人們改變對政治的看法。認為只有自己才掌握到事實,別人則是愚蠢或被矇騙,其實傷人傷己,使得溝通幾無可能。尤其有研究指出,立場偏向中間的人,其實不太願意在社群媒體表達政治立場,如此,極化的言論,以及與自己想法相似的言論,所形成的過濾泡泡,就更容易鞏固一個人原有的想法。所以,先覺察自己認為「他人更容易受騙」本身就是偏見,可能是第一步。其次,「事實」在現代或許忽遠忽近難以捉摸,但終究還是有可能造成改變。按照2018年出席「全球資訊網大會」的卡達資訊研究中心工程師莫拉萊斯(Gianmarco De Francisci Morales)的看法,雖然「反效果」研究指出,選民接觸到與其理念相近候選人的負面資訊時,一開始,反而會增加他們對這人的好感。「但是,當負面資訊累積到一定數量後,他們最終會改變看法。」 也許帶有演化特徵的理性,讓我們以為別人更容易受騙,而自己更清楚事實。但這樣輕視他人的心態,在政治趨於極化的現在,將使溝通更不可能。圖/陳克宇
文‧廖書逸/圖・翻攝自維基百科、寶瓶文化提供2026年諾貝爾文學獎剛剛於上週公布,由加拿大詩人、古典學者安・卡森(Anne Carson)獲獎。諾貝爾委員會常務秘書在宣布得獎者的致辭中,表示剛與卡森通過電話,卡森聽起來很開心,說自己「正在聽風的聲音」。在獎項宣布後不久,諾貝爾委員會發布了與卡森的電話訪問片段,同時在當天稍晚,也有一段卡森在路邊接受記者採訪的片段曝光。這位新科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在兩段對話中,展露出她特有的幽默,談到了獲獎當下的情境、獎金運用的計劃,提及詩歌對當代世界的意義,也分享了她對寫作與閱讀的建議。卡森自2022年獲得冰島籍後,便與丈夫一同定居在冰島首都雷克雅維克至今,只偶爾往返美國。獲獎後,她在路邊接受冰島公共廣播公司的記者採訪,四周大風呼嘯,卡森穿著顏色鮮艷的針織毛衣和灰色羽絨外套,頭戴一頂印有「現實(Reality)」字樣的棒球帽。「聽說得知獲獎的當下,你正在聽風的聲音?」記者問。「在這裡,你沒辦法不聽風的聲音⋯⋯」卡森一邊用手按住頭上的帽子,一邊笑著說。諾貝爾文學獎近年來很少頒發給詩人,卡森在訪談中被問到,她對於詩歌在當前世界中的角色是否有什麼看法?她先快速回答「沒有什麼看法」,想了一想後說,「詩現在或許比散文有用(useful)一點,因為它比較快,而大家都在趕時間。所以基本上,我覺得詩好在簡短(brief),」接著又補充,「除了荷馬(Homer)。荷馬不短。」談到獲獎的感想,卡森說「我覺得他們全都瘋了」,同時也提到,從此以後她的書封上將會多出一張「貼紙」,而貼紙總是會幫助銷售,這應該是出版社很期待的。記者詢問,近年來長居冰島的卡森,是否有與當地的詩歌圈相互交流?卡森表示,冰島的詩歌寫作圈發展相當蓬勃,自己從2008年開始頻繁造訪冰島,至今認識的冰島人,幾乎每一個都是詩人,「起碼他們是這麼說的」。不過,在談到冰島文學是否有帶給她創作上的啟發時,卡森表示她「會被真正的語言(actual language)啟發」,但因為她閱讀的冰島文學是翻譯本,而「靈感會被翻譯過的句子給偏離(deviate)」,所以那是很不一樣的情況。而在由諾貝爾委員會所發布的電話訪談片段中,卡森一開頭就提到,因為還是早晨,她本來只在吃餅乾、喝茶,一邊閱讀《倫敦書評》(London Review of Books)。就在她剛跳起身來掃地的時候,電話就響了起來,而她也只是按照過往的習慣,不斷地按掉這些電話,不願接聽。這時,卡森的丈夫、視覺藝術家羅伯特・柯里(Robert Currie)插話進來説,「你們要感謝我,因為是我接了電話,並要求她回撥的。」卡森表示,自己還沒有思考獲獎的意義,但已經開始和丈夫討論,該如何把獎金給捐贈出去。「我們有個朋友好像需要房子,」卡森說,「另外我們本來就常常捐錢給無國界醫生(Doctors without Borders)之類的組織。」在被要求描述自己的寫作風格時,卡森不假思索地回答「不經意的(inadvertent)」,表示自己的創作,總是在想著要做其他事情的時候發生。而關於建議讀者可以從何開始閱讀她的作品、描述她個人的寫作過程,以及提供給年輕寫作者的建議時,卡森都給了一個相同的答案,表示這是她唯一的規則:「從中間開始」。諾貝爾委員會的人請她多作解釋,她表示大家可以自由解讀,自己去定義所謂的「中間」,然後就從那裡開始。當被問到獲獎後是否有什麼樣的慶祝計劃,卡森表示,她要和丈夫去森林裡走走,然後,去聽聽寂靜(hear the quiet)。至於臺灣讀者何時能在書店買到卡森的作品,目前出版臺灣唯一一本卡森作品《淺談》的寶瓶文化總編輯朱亞君表示,在得知獲獎訊息後,上週五已經先將所有庫存出貨,正在緊急再版中,再版的《淺談》預計週四就能入庫,希望讓讀者最快在週六就能買到書。至於卡森預測得獎後可能會貼在書上宣傳用的「貼紙」,朱亞君表示,因為《淺談》的黑色書封很美,不會做貼紙貼上,但會在書封上加上一行字,說明是「2026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安.卡森在台唯一譯作」。有趣的是,作家曹馭博曾在一篇2022年的臉書貼文中提及,寶瓶文化已經在臺灣出版了四位諾貝爾文學獎女詩人的詩集譯作,包含1945年獲獎的密絲特拉兒(Gabriela Mistral)、1966年獲獎的奈莉‧沙克絲(Nelly Sachs)、1996年獲獎的辛波絲卡(Wislawa Szymborska),以及2020年獲獎的露伊絲‧葛綠珂(Louise Gluck),因此很期待安‧卡森也獲獎,成為第五位。如今在2026年終於成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