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洪郁萱／圖・翻攝自Baseball Czechia Instagram奧運比賽取消棒球項目後，2006年WBC世界棒球經典賽應運而生，成為全世界職業棒球員所追求的最高級殿堂。舉凡日本的大谷翔平、山本由伸、美國強打「法官」亞倫．賈吉（Aaron Judge）、委內瑞拉終結者丹尼爾．帕倫西亞（Daniel Palencia）、波多黎各守護神狄亞茲（Edwin Díaz）、臺灣好手張育成、陳傑憲，每次比賽各個國家隊精銳盡出。在這個華麗的舞臺，2023年首次打進經典賽的捷克隊伍迅速吸引大家目光。有別於全職業陣容，這個隊伍幾乎都是非職業的選手，卻出了一位三振大谷翔平的投手翁德熱．薩多里亞（Ondřej Satoria），他的正職是一名工程行政管理員。2026年經典賽最終戰對陣日本隊時宣布退休，整個東京巨蛋都向他致意。MLB（美國職棒大聯盟）記者麥可．克雷（Michael Clair），在2023年世界棒球經典賽全程陪伴捷克隊，今年4月推出新書《我們為棒球犧牲一切》（WeSacrifice Everything to Baseball，書名為本文暫譯），呈現由多數業餘球員組成的捷克隊（職業從銷售員、司機、老師、行政人員、會計審計員到學生，而總教練是一名神經專科醫生），面對世界各國職業好手，儘管面臨重重困難和資金短缺，仍在經典賽上震驚世界的故事。捷克的棒球運動開始於1921年。但在二戰後的共產政權時期，被視為「美國帝國主義」的象徵遭到排擠。1980年代，捷克棒球才逐漸開始走向專業化，透過與美國大學校隊比賽，增進整體實力，2016年竟在WBC資格賽打敗擁有職業隊實力的德國。不過，即便如此，至今捷克大部分的棒球員仍然是業餘性質。雖然這支隊伍比不上星光熠熠的日本、韓國、美國等隊伍，但臺灣人卻對捷克隊情有獨鍾。2024年，世界 12 強棒球賽前，捷克隊來臺參與交流賽，除了場上運動家精神的的表現，場外經常在IG上發球員在大街小巷走動、臺味十足的照片，也吸引不少臺灣粉絲。或許正是因此，在《我們為棒球犧牲一切》書訊公開後，長期經營運動題材的堡壘出版社立刻買下版權，甚至比捷克版更早，是全球在美國市場外第一個買下國際版權的國家。堡壘文化過去出版過許多運動明星的傳記，如NBA球星詹皇詹姆斯、黑曼巴科比．布萊恩、柯瑞、魔術強森，足球明星梅西，日本棒球代表隊總教練栗山英樹的《栗山筆記》、二刀流大谷翔平，網球明星費德勒、納達爾。本身也是棒球迷的堡壘文化編輯簡伯儒表示，捷克隊代表的是另一種運動精神：沒有龐大的資源，也不是職業球員，許多人白天有自己的工作，晚上才訓練，卻一步一步站上世界最高層級的棒球舞臺。一群普通人因為共同的熱愛而完成看似不可能的夢想，最後「平凡的人完成了不平凡的事」。簡伯儒也認為，臺灣與捷克有相同的遭遇，即使資源有限、即使外界不看好，仍然願意持續努力，並且相信自己有一天能站上世界舞臺，這點也是臺灣讀者對捷克隊特別有共鳴的原因。捷克棒球仍在持續創造奇蹟，經典賽後政府運動補助不減增加、國內觀看棒球的球迷增加。而球員旅外方面也傳來捷報，外野手 Marek Chlup 在 2025 年正式加入日職讀賣巨人隊，成為首位進入日本職棒的捷克本土球員。堡壘文化目前正著手翻譯此書，預計於今年底或明年初出版。

文・許文貞／圖・翻攝自The Bookseller官網就像《後室》（Backrooms）從網路迷因變成賣座鉅片，好的影視作品不一定來自暢銷書，有時是來自不知名的網路角落，只待有緣的慧眼發現。美國媒體研究者、小說家亞莉安娜・雷契（Arianna Reiche）決定要幫影視製作公司挖掘好作品，發布電子報《Bo-Sco》，擔任製作公司的「出版轉影視」書探（book-to-screen scout），每個月向影視製作人介紹七部有改編潛力的好故事。雷契挑選的作品類型，並非來自熱門出版品或市場主流IP，主要來自四個方向：一是已經出版許久的陳年舊作（The Deep Archives），二是小出版社或小型國際市場的作品（The International Fringe），三是未發表的潛力之作（Early Buzz），四是獨特構想和數位IP（Unusual & Digital IP）。七部作品會由雷契和研究員團隊合作，寫好故事梗概（log line）、改編潛力（adaption rationale），並且列出對標作品（comparables）和版權紀錄（rights notes）等。雷契會針對影視製作方說明推薦的原因，也會提出改編上的優勢或可能做法。訂戶每個月付39.99英鎊（約為台幣1,693元），也能選擇年費方案，就能收到每月一期的書探電子報。雷契在出版媒體《出版觀點》（Publishing Perspectives）的投書中寫到，她在出版和影視產業來回工作15年，出版方面包含擔任文學雜誌編輯、在大出版公司出版一本小說、在倫敦大學城市學院教創意寫作，以及小出版社的編輯工作；影視端則是幫Netflix開發原創IP、處理改編授權、擔任遊戲的敘事設計等。因為這些經驗，讓她深感目前出版到影視端之間仍然有巨大的鴻溝。「我對於一個IP如何從出版端銜接到影視端，有很大的興趣。」雷契表示，多數的書探只會關注已經有熱度的知名暢銷作，但這跟影視製作端的需求不一樣。這些影視人喜歡讀書，但沒有時間廣泛閱讀；他們想要冒險嘗試，但也希望能先獲得一定的保證或背書；他們喜歡獨特的原創概念，但也需要很好的對標作為參照，才能跟公司提出有力的開發計畫。例如《Bo-Sco》第一期首刊中選擇的2019年小說《你企求的一切》（Everyting You Ever Wanted），梗概描述一個在地球過著無聊日子的女主角，決定參與一項100人移居外星生活的實驗計畫，計畫會妥善提供充分的食衣住行和娛樂需求，條件是移居者再也不能回到地球，且實驗計畫全程不間斷錄影跟拍，播放給全地球的人觀賞，彷彿外星版楚門的世界。在雷契的推薦中，《你企求的一切》小說有明確的情感核心，但情節有足夠空間讓編劇自行發揮，且場景單純，幾乎都在室內，不用花錢做浩瀚的宇宙場景，可以讓劇組在有限的預算下拍攝。另一部作品是小說《獨角獸》（The Unicorn），雖然是1963年出版的小說，卻很適合當下市場對哥德風潮需求，也有獨特的女性角色觀點，可以想像類似導演尤格·藍西莫的電影。第三個IP則是猶如《後室》的網路趨勢「現實轉移」（Shifting），源自COVID-19疫情造成全球多數地區限制外出、居家生活的期間的青少年流行。許多少女在社群網路上分享自己如何藉由儀式，讓意識轉移到虛擬世界裡生活。執行儀式的人必須呈大字躺在地上，從100開始倒數，並且努力想像自己意識要轉移過去的虛擬世界。雷契提議故事可以這樣發展：「如果有人真的很擅長『轉移』，卻在回來的時候，把『什麼東西』也轉移回來了，該怎麼辦呢？」在疫情隔離的時候，「現實轉移」的網路流行帶來17億的點閱，甚至讓心理學、精神醫學學界撰文提醒，擔心過度沈迷上癮的隱憂。雷契表示，這些當年玩過「現實轉移」的少女們，如今都已經長大成人，一定會對以「現實轉移」為題材的作品感興趣。雷契表示，她希望從平常少有人會注意的隱藏角落，找到值得開發的題材，介紹給影視製作人。「有些人會覺得這很違反市場直覺，應該要找原本就有銷量的作品，但作品『自帶讀者』，不一定代表能成功改編，而是為改編指引方向，告訴製作方『觀眾對什麼有興趣』。」《Bo-Sco》目前已經發布兩期，共介紹14部作品，7月即將發佈第三期。

文・蕭宇翔／圖・鏡文學文學如何成為人生重要的思考材料？為了回答這個問題，雅言文化創辦人顏擇雅揹了一摞書來見我。我將採訪約在臺北東門一間咖啡館，未料一進門昏暗嘈雜，磨豆機嘶鳴不歇，周遭還有大嗓門閒談。顏擇雅已經到了，她立刻認出我，體貼地找了張大桌子，招呼我坐近一些。她的眼鏡看來材質輕巧，說話前，把眼鏡摺起，收進一只小圓罐。另一旁的背包裡裝滿了書。她有備而來，只要談到複雜處，便從包裡抽出書，翻到出處。只見上頭寫滿筆記，字跡簡潔遒勁，書本保存良好，一律是索引便利貼，沒有摺頁。顏擇雅創辦出版社雅言文化已24年，以一人之姿，她出版新思潮書種本本暢銷，《中國即將崩潰》、《魔鬼詩篇》、《正義：一場思辨之旅》都曾風靡全臺，建立新知。她因出版《中國即將崩潰》而與史學家余英時結緣，當年，聽余英時談起臺灣民主品質的培養，必須「提升人文素養」，她透過出版工作也逐漸了解，所謂人文素養，是各種知識的集合，能使一個人理解他人、判斷現實、明辨是非。近年，她更多以政論、社會觀察與推廣閱讀的文章為人所見。最近，她寫的新書《如何減少孤獨一點點：讀懂村上春樹短篇，身心更自在》，則從村上春樹短篇小說切入，回答這個她長年關心的問題：文學如何成為人生重要的思考材料？問起小時候的閱讀經驗，才發現對顏擇雅而言，閱讀從來不是純粹典雅的事，而是很早就與駁雜的知識、家庭管教、威權時代的氣氛糾纏在一起。她有次把東方出版社的注音版《紅樓夢》夾在課本裡躺在床上看，母親進來把書抽起，發現裡面果然是小說，不但當場巴了她的頭、罵她不老實，還把書拿去鎖起來。多年後雅言文化成績豐碩，母親語帶驕傲地說起她從小就愛讀書，她提醒母親自己曾因為讀課外書而被教訓，母親非常驚訝，顯然全忘了。「當然我現在不會怪我媽，這是人之常情。我也沒有因為被沒收就不喜歡那本小說，暑假發還回來，還是開開心心讀下去。」父親是開業醫生，顏擇雅家中從不缺書，70年代臺灣剛開始有大套書，醫生通常是被推銷的主要對象，所以她家什麼書都有。《世界博物館全集》、美國《生活》雜誌世界經典攝影全集……。爸爸房間擺不下，都放她房間，「那一代士紳看的書，對我也幫助很大。」原只是一代中產家庭的文化擺設，卻讓她從小接觸世界藝術、希臘神話、博物館知識。當時或許未必都能看懂，但她還是喜歡看。年輕時讀托爾斯泰《伊凡‧伊里奇之死》，她曾對十九世紀布爾喬亞家庭講究家具、維持體面感到鄙夷，發誓自己絕不要變成那樣的人。但中年的她歷經人世折衝，反過來思考才發現，家具或許不只是物質擺設，而是一個家庭提供安全感的來源。「家具是重要的。」她說，當年父母努力賺錢，維護一個家的生活水平，讓她能夠安心學習，如今回想起來很不容易。說完，她又若有所思了一陣子，並提出一個反向思考：「不過太有安全感，對小孩子可能也不太好。」她立刻舉村上春樹的短篇〈Yesterday〉為例。小說男主角鎮日自省人生太過安逸，卻一步步喪失了與女友的真實連結，分手多年，他仍不斷寄送明信片給前女友，想表達自己沒有忘記對方，卻不願收到對方的回信。「他生長在太有安全感的家庭，從小不懂什麼是失去。所以，一旦失去了安全感，他的人生就停滯不前，再也無法翻頁了。」原來小說故事，果真是顏擇雅思考人生、反覆辯證的材料。而這正是她新書《如何減少孤獨一點點：讀懂村上春樹短篇，身心更自在》中談到的作品。村上春樹並不是顏擇雅最愛的作家，但她認為，村上作品普及、好入口，尤其那些冰山式的精悍短作，正適合用來示範小說如何解析。解析文學有助於人生的回望與咀嚼，顏擇雅說，這是一件被忽略的事。「最早是花花綠綠的圖案刺激小孩子的想像，後來是對故事的熱愛；上學後學習語文，產生對美好文字的敏感和渴望。」文藝青年大抵如此養成，但她問：「為什麼沒有文藝中年呢？流失的文青人口，都去哪了？」顏擇雅提到，她接觸的人文書籍讀者，高中大學時都愛讀小說。男生一定讀金庸，女性則喜歡張曼娟《海水正藍》、張愛玲《半生緣》。而昆德拉《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輕》、村上春樹《挪威的森林》則是五年級不分男女最多人都讀過的書。這些人長大後仍然閱讀，閱讀品類卻逐漸聚焦在財經、政治、歷史或實用書。曾幾何時，文學只是青春期的記憶，而不再是中年以後理解世界的工具？●顏擇雅年少時曾被視作天才，她連忙否認，「我不是天才！誰會想買天才的書勒？」與其說顏擇雅自謙，或許她更掛心的是：若閱讀只是少數人的天賦，推廣閱讀便失去意義了。但顏擇雅的確曾被稱為神童好一陣子。小學六年級，她被學校送去參加兒童益智節目，做為挑戰者，一對一按鈴搶答。她總是答對最多題，不斷晉級後來拿到最高獎金，家人很有面子。從此，她可以光明正大讀課外書，精神生活大有改善。（顏擇雅小學六年級時參加兒童益智節目，拿下最高獎金。左一為母親。圖／顏擇雅提供）11、12歲時，顏擇雅覺得文學比社會現實更有趣。1981年，國二的她看到一則社會新聞，是發生在法國的「巴黎人肉事件」，一名日本富二代留學生因為迷戀而殺害荷蘭籍女同學，手段殘忍，震驚全球，兇手受訪時提及自己喜歡讀《馬克白》。一個殺人魔為何愛看莎士比亞？她好奇把書找來讀，後來又讀了更多莎劇，「這些根本就是社會新聞嘛！」這也讓她想起白先勇〈金大班的最後一夜〉、〈孤戀花〉中的酒家女。而當年力推她讀白先勇《臺北人》的小學男老師，因為對某些學生性騷擾，留給學生複雜而不愉快的記憶。一開始無人舉報，直到有同學指控老師是「匪諜」，這位老師才被調查。多年後，顏擇雅以〈我的白色恐怖〉一文記下這個故事，收錄在她的《愛還是錯愛：關於教育與人格養成的思辨》作為開場的第一篇。文章傳回小學同學群組，竟有意外回響──有相似遭遇的後輩，以顏擇雅的文章為證，對那名老師提出性騷擾的告訴，還上了新聞。「這是一個過往不愉快的經歷。但對我自己而言，寫下這篇文章已經夠了。」當年學校教官指定她們讀黨國雜誌《疾風》，其中一篇〈黑幫外史〉把黨外人物呂秀蓮、許信良寫成色情小說，也給她留下深刻印象，後來也都寫進文章，題目就叫〈那年，我讀了超多垃圾〉。顏擇雅的閱讀啟蒙，果真既不單純也不典雅。從小，家裡就有父親訂的黨外雜誌，她15歲赴美讀高中，後進入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那些年她除了課業，也大量看人民日報、香港的左媒，「我對中國的政治一向更有興趣。」這些年她持續在臉書上發表頗具影響力的政治評論，往往能提出眾人忽略的面向與觀點。顏擇雅說，讀者不能只看作者寫了什麼，也要看作者遺漏了什麼。小說如此，政治敘事亦然。她舉近期電影《給阿嬤的情書》為例，片中強調當年到東南亞的華僑與祖國有剪不斷理還亂的感情，但她更在意的是被省略的部分：這些華僑如何在異地奮鬥、深耕，建立自己的制度、民族與政治性格？「中國如果談到臺灣，大概也會忽略這一部份。」她畢業回台後一直在出版社工作，2002年離開工作的出版社，尚在思考未來時，余英時的妻子陳淑平轉給她一則英文書訊，那是美籍華人章家敦剛在美國出版的《中國即將崩潰》。顏擇雅一眼看出這本書的潛力，當時台灣的大出版社紛紛放棄，她便向版權公司提出一個不算太高的offer，「我說可以給我，我開公司來做這本書。」這便是雅言文化的開始。●但美國版權方發現顏擇雅連公司都沒有，起初根本不想賣，是余英時親自打電話說服才談成。剛卸任的李登輝總統，也在余英時協助聯繫下，出席新書發表會。這本書出版後，連上報紙頭版數日，也大大暢銷。翌年SARS期間，顏擇雅邀請作者章家敦和日本經濟評論家大前研一，在臺北進行一場辯論。尚未見過顏擇雅的余英時，對她的出版行銷策略十分驚艷。顏擇雅笑說，自己的第一桶金是余英時幫忙賺的，「余先生幫過很多人的忙，但幫人賺錢，可能是第一次。」2014年太陽花運動，余英時支持學生的公開信，第一個傳給她；余英時與人在北京的表妹張先玲之間不便直接聯繫時，也曾由她居中協助；余過世後，她為他編書、整理遺稿，分毫未取。余英時晚年最後一次公開演講，談到臺灣民主品質，給出的建言竟然是「提升人文素養」。她當時不懂，後來才慢慢理解，所謂人文素養，既包括對當前社會科學、政治經濟的全面理解，也包括透過文學培養同理，看懂人情世故。「現在大家對文化統戰都很敏感。但只要我們對中國共產黨有足夠理解，就不怕統戰。」她說，譬如當習近平說「東升西降」，我們要能判斷這是話術，還是可被檢驗的現實。顏擇雅解析小說時，也主張思想獨立。榮格的「共時性」、馬克思的「異化」這些理論其實可以通通不用，「應該動用的是我們對人情世故的理解，把生命經驗帶入閱讀，來問出對的問題。如果小說的結尾不合理，我們就該把這個『不合理』當作槓桿去發問。」但要怎麼知道不合理呢？她抽出包裡的金聖嘆《水滸傳》評點本，翻開唸給我聽：「驟看之，有如無物，及至細尋，其中便有一條線索，拽之通體俱動。」這就是《如何減少孤獨一點點》中多次出現的「草蛇灰線法」。她說，民國以前的華文讀者，讀小說很講究，都要看評點本。在西方，納博科夫、波赫士、奧登也都有文學講稿，「有一個老師鉅細靡遺地教你怎麼讀。」這是她寫作新書的理由。問她怎麼讀《理性與感性》書名中的理性，也就是 Sense 一詞？她眼睛一亮，說，Sense 不只是抽象理性，也牽涉感官、經驗與判斷。人說一件事「It doesn’t make sense」，不只是說它邏輯錯誤，也是在說它無法被經驗感知、無法讓人信服。「如何運用理性，是受感性影響的。感性也能抵達真理和普世性。」對顏擇雅而言，她的真理是什麼？一開始，顯然不是公理與正義的問題。1980年代末她在柏克萊大學讀書時，學生們以重視社會介入聞名，當時最熱鬧的議題是「要求學校從南非撤資」，「那時我對這個比較無感。」於是她更常躲在圖書館讀書。清朝小說評點本、臺灣地方誌、《紐約客》、村上春樹、拉丁文的18世紀色情小說、《中國古艷稀品叢刊》，無所不讀，「讀色情小說是增進語文的一個起步方法，因為青少年時期對色情的好奇心，是龐大到足以克服一連串單字看不懂的挫折感的。」她說。閱讀使她思維活絡，充滿各種感受。大四那年，她由預醫科轉往比較文學系，事前沒有和父母商量，因為知道一定不准。真正攤牌後，母親徹夜哭泣，父親從臺灣寄來航空信，寫「已四晚無法闔眼睡覺」，在當時，是她難以釋懷的人生低谷。●顏擇雅並不自認天生精明，卻說自己很適合創業，因為「很能和不確定性共存」，另外就是「對羞恥感有很高的包容度」，她說，「怕失敗，其實是怕羞辱。」從小習慣嚴格的母親，讓她從沒養成一丁點自我感覺良好。母親嚴厲、自律，每天清晨六點起床，總讓她覺得自己紀律差勁。「但我很早就知道自己群體性很低，不太在意別人的看法。」說話不看場合、愛講話被罰站、功課很好卻從沒被選過股長，因為大家都知道她不適合，老師的期末評語特別點出她「不合群」。「我上班七年，大概也讓老闆很頭痛。」就是這樣特立獨行的顏擇雅，後來，真的成了一人出版社。「不用出門、跟人講話實在是太好了。」但其實她也並非刻意一人作業。雅言的第二本書是魯西迪的《魔鬼詩篇》，這本小說在西方出版後，被部分伊斯蘭教人士指為褻瀆先知，造成好幾位譯者、出版人遇襲被害。台灣原本已有出版社簽下版權，後來因風險考量解約，而顏擇雅正是當時處理解約的人。她很清楚，這個版權很難再有人接手。立法委員曾召開記者會抨擊該書在台簽約，海外通路也拒絕進書。對一般出版社而言，這些都是風險；但對剛創業、沒有辦公室、獨自一人的顏擇雅而言，反而成了一種優勢。「既然是我解約的，那就我來出吧。」問她不害怕嗎，「我只有一個人，躲起來很容易。」好多電視台要訪她，她拒不回應。書做出來後，也沒有辦公室地址可以寄恐嚇信，「反正木已成舟。」她說。後來合約到期，餘書依約銷毀。2022年魯西迪在美國紐約演講時遇襲重傷，她仍覺得奇怪：「這是大新聞欸，好奇怪，怎麼都沒人再出版呢？」從事出版三十二年，她說的話看似理智，語氣裡卻滿是激情。後來雅言做出更多包括《正義：一場思辨之旅》等暢銷好書，但她回想起來，最快樂的仍是創業初期：一個無名小卒，歷經百般挫折，不知自己能為一本被遺漏的好書做多少事。不停摸索、尋找方位的日子，她說：「那是我一輩子最開心的時期。」●顏擇雅似乎很喜歡給自己找麻煩。她喜歡對著一邊改考卷、一邊聽講的學校老師演講，「他們抬頭時我就知道哪裡最吸引人。」常在臉書發文試水溫的她，也樂於猜錯，「讓我更知道大家現在關注的焦點。」「喜歡文學的人已經很內向了，多用社群媒體，學習社會的真實，是滿必要的。」但社群媒體不會很不真實、太情緒化嗎？顏擇雅搖搖頭，「《易經》裡有句『情偽相感而利害生』，情是相對於偽的，也就是說，情即是真。」原來我們常講案情、隱情、實情，都是以情為真。「張愛玲喜歡引用《論語》裡一句：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因為她最理解人性幽微的真相，是複雜糾葛的情感——情是真相，網路也是如此。」我們看到麻花般情感的糾結，而這竟然就是真實。「理解這個，你才能展開同理。」說到同理，她談起對父母的回望，有一種遲來的理解。起初他們不懂她為何熱愛文學，卻依舊從小給她讀文學所需的安全感、餘裕與秩序。父親那一代開業醫生工作時間長、任勞任怨，三更半夜有人敲門，也要下樓看診。往後出了社會即使工時漫長，她也不太覺得特別值得抱怨。母親則是另一種複雜的安全感。顏擇雅曾在文章裡寫，中學時代的自己常對母親大吼大叫，母親也常對她說：「我好倒楣生到你。」但她高一追星時（她不肯說是哪位偶像），母親雖然罵她浪費金錢與時間，卻還是替她要到簽名海報，陪她到臺北看餐廳秀。多年後，她早已對當年崇拜的偶像失去感覺，CD、海報也不知扔哪裡去了，真正留下來的，反而是母親曾陪她追星的感念。她考試表現好也少有獎品，只有幾次，母親提議去吃平時捨不得吃的昂貴冰淇淋。明明是母親掏錢，卻說是託她的福，看母親吃得有滋有味，小顏擇雅感到加倍光榮。「溺愛就算有種種缺點，為孩子營造幸福感與安全感的功效依然勝過所有的身教與言教。」多年後她如此寫道。母親過世後，她每逢出國時還是會帶著母親的證件，「比較有安全感。」母親在世時，母女倆甚至會互穿衣服，包括鞋子。（顏擇雅曾在臉書分享與母親合照，照片攝於母親80歲那年母親節。圖／翻攝顏擇雅臉書）最後我問她，有沒有什麼話要對喜愛文學、熟讀文學，卻對人生、就業、文學都感到迷惘的學子們講。「努力賺錢對一個人的成長幫助很大。」她說。為何有幫助？她舉例，村上春樹曾自述因為早年開咖啡廳的經歷，才認識了各式各樣的人，加速增進了他對人情世故的理解。「因為了解到別人的腦袋瓜跟我的不太一樣。」而有了社會經驗、人生體會，也會反過來促進、擴大，對文學的理解和想像。所以她說：「不要以熱愛文學，做為『不想進入社會』的理由。」採訪過了許久，我才發現她的左胸別著一枚不尋常的金色花形胸針。看得出是老物件了，但是保養良好，黃燈下泛著霧色光澤，是山茶的造型，花瓣層層收攏，看起來飽滿而端整。「這是母親留給我的。」真是好看。「對啊，她很重視體面，因為是醫師娘嘛。」她忽然反過來問我：「這條佛珠是媽媽送你的嗎？」她指指我的左手。「是的，您怎麼知道？」奇怪，她為什麼會知道呢？

文・廖書逸／圖・翻攝自 Kveller 官網美國兒童文學、奇幻小說傳奇作家珍・尤倫（Jane Yolen）於6月11日在麻薩諸塞州海特菲爾德的家中辭世，享壽87歲。她一生中出版了450本著作，類型橫跨繪本、小說、詩歌與非虛構文學等多種領域，且在各領域中都有傑出成就，曾獲頒包括兒童繪本界最高榮譽「凱迪克金牌獎」、科幻大獎「星雲獎」及「達蒙・奈特紀念大師獎」、「世界奇幻獎終身成就獎」等無數獎項，被譽為「美國安徒生」與「現代伊索」。六月中旬，尤倫的女兒海蒂・史坦波（Heidi Stemple）在社群上發布貼文，表示母親已在家中安詳離去，當時房間內播放著尤倫的音樂家兒子亞當・史坦波（Adam Stemple）所創作的音樂，而與母親同為作家的海蒂則在尤倫的床邊朗讀她最經典的兒童繪本《月下看貓頭鷹》（Owl Moon），替她的傳奇生涯畫下句點。尤倫於1939年出生於紐約曼哈頓一個人文氣息濃厚的家庭，父親是一名記者，母親是社工，並會在閒暇時創作短篇小說。她曾笑稱：「小時候，我以為所有大人都是作家，以為他們白天做完不論是警察、消防員、老師還是肉販的工作之後，晚上回家都會聚精會神地寫作。」耳濡目染之下，她在五歲寫出第一首詩、二十二歲出版第一本書《穿裙子的海盜》（Pirates in Petticoats），這是一本介紹了十二位女性海盜故事的歷史書，展開了她著作等身的創作人生。在尤倫的450本著作當中，於1988年榮獲凱迪克金牌獎的兒童繪本《月下看貓頭鷹》，與探討猶太人大屠殺的小說《魔數》（The Devil's Arithmetic），無疑是其中兩座深具代表性的里程碑。《月下看貓頭鷹》描述一對父女在冰天雪地的黑夜中尋找貓頭鷹的故事，以簡單的生活日常帶出耐心、希望與勇氣等主題，感動無數讀者，尤倫在日後表示，故事中的父女原型，正是她熱愛賞鳥的丈夫與女兒海蒂。尤倫時常自家庭生活中取材創作，不只保留溫馨，也記錄傷痛：當她的丈夫在2000年初罹癌，她開始在丈夫接受治療的每一天都寫下一首十四行詩，並最終集結成《放射線十四行詩》（The Radiation Sonnets）一書出版。另一方面，由於她的父親出生於現今的烏克蘭，尤倫的創作深受兒時聽聞的東歐猶太民間故事影響，從不避諱向兒童講述現實與歷史的殘酷。在《魔數》這本後來成為美國學童必讀作品的小說中，她透過一名現代猶太女孩穿越時空回到納粹集中營的故事，以容易同理的情節，替青少年建構出那段沉痛歷史的實際樣貌。此書出版後隨即獲頒多個猶太文學大獎，並於1999年被翻拍成由克絲汀・鄧斯特（Kirsten Dunst）主演的同名電影。尤倫曾在訪談裡表示，「故事不單單存在於紙頁上或話語中，而是存在於『兩者之間』——存在於作者與讀者之間、說故事的人與聽故事的人之間。」然而，在當前充滿分化與審查的美國社會，尤倫試著透過故事來串聯「兩者之間」的理念卻面臨考驗：2025年，美國部分學區在進行近年來越發嚴重的書籍審查時，曾一度將《魔數》因涉及「多元包容」（DEI）與敏感歷史內容而列為「禁書」，後來在多方抗議之下，禁令才逐步撤除。這次禁書事件，不但意外重新引發許多人對此書的關注，更恰巧諷刺地呼應了尤倫在《魔數》的後記中，談及歷史傷痛與文學的意義時，曾寫下的一段話：「每當我們想到大屠殺，我們就會想到要記住、永不忘記。但很快地，所有親身參與的人都會消失，我們所能擁有的，將只剩下故事。」大師雖逝，但她所留下的450個故事，將繼續在所有人的心中傳唱，繼續對抗遺忘。

鏡文學將於2026/7/10出版韓國小說家鄭昭峴短篇小說集《餘燼裡的尊嚴》，歡迎讀者報名試讀活動！還有機會得到獎金以及贈書乙本。 報名時間：即日起~2026/6/29（一）中午12:00止報名網址：https://forms.gle/cDgh3otWbzzyjbDQ6 【新書介紹】 ．以手術刀般精確的文字，剖析失智、霸凌與孤獨、死亡等人性深層焦慮．揭開現代人孤獨的雙重面貌，帶領讀者看見現代人渴望連結卻又封閉靈魂的真實處境。．六篇作品風格多變且充滿驚奇，在流暢敘事中透過情節翻轉，縫補生與死、記憶與遺忘間的裂痕，留下深遠餘韻。 橫掃韓國各大文學獎——現代文學獎、韓國日報文學獎、金俊成文學獎、年輕作家獎得主。鄭昭峴當代韓國最具代表性的冷冽筆觸，首度登台。精準捕捉現代人靈魂中的徬徨被社會遺棄卻又無比真實的生存狀態 有尊嚴的人生究竟是什麼？而這樣的人生真的可能存在嗎？ 本書收錄包含入圍二○一九年「李孝石文學獎」決選作品〈體面人生——一一○歲保險〉在內的六篇短篇小說。精確描繪出當代人的深層恐懼：老年失智、霸凌、背叛、遺忘與記憶、孤獨與疏離，以及邁向死亡的各種樣貌。這些作品以多樣的故事情節與反轉的魅力吸引讀者，並在結尾留下沉重而深遠的餘韻。 〈體面人生——一一○歲保險〉當「體面」被量化為一份昂貴的保險合約，晚年的尊嚴是否真能被買斷？ 〈那些昨天〉當失散多年的同學與老師帶著「真相」與「歉意」叩門時，那些被遺忘的霸凌與醜聞，究竟是記憶的陷阱，還是痛苦遲來的出口？ 〈地獄之狀〉一名女子死後受困於意識的牢籠，是幸福瞬間的永恆回歸？還是不斷走向清醒地受苦的煉獄之路？ 〈那下面，那旁邊〉在清溪川地下的黑暗角落，女孩發現相依為命的奶奶冰冷的遺體。隨著奶奶的離去，關於她身世的巨大謊言逐漸被揭開……。 〈睡魔入侵〉一場倒塌災難，在智秀與志勳的靈魂深處留下了永不熄滅的黑暗。在崩塌的世界碎片裡，究竟哪一個版本的生活，才是可以被相信的真實？ 〈咕咕嚕舅舅〉縮在地下室生活的肥胖青年，與突然現身的落魄舅舅，兩個靈魂在音樂與瑣事中重逢，揭開了臃腫背後的祕密……。 ．以平滑流暢的文字，書寫出粗糙刺人的現實。．剖析現代人自願的孤獨（Solitude）與非自願的疏離（Loneliness）。．以極致地冷靜，縫補了生與死之間的半透明帷幕。 ◎這是一本關於「不在場」之物的書……讀者必須帶著覺悟開始閱讀：你將精確地感受到周遭世界，甚至感到痛苦。——鄭世朗（小說家）◎韓國網友盛讚：一部讀後令人背脊發涼、卻又無法移開視線的傑作。 【關於作者】 鄭昭峴 정소현鄭昭峴，一九七五年生於首爾。畢業于弘益大學藝術學系、首爾藝術大學文藝創作系，二○○八年透過《文化日報》新春文藝出道。此後相繼獲得青年作家獎、韓國日報文學獎、現代文學獎等多項重要文學獎項。著有小說集《像你一樣的人》（影集《你的倒影》原著）及中篇小說《加害者們》。其作品以冷靜、犀利的筆觸深入剖析人性中的心理與矛盾，在讀者中引發廣泛共鳴與深層思考。 【活動參加方式】 開放報名：即日起至2026/6/29（一）中午12:00止填寫報名表單：https://forms.gle/cDgh3otWbzzyjbDQ6寄出試讀電子檔：2026/6/29（一）18:00前，統一寄至報名者信箱心得繳交期限：2026/7/26（日）23:59前，將200-1000字心得寄至指定信箱，並完成以下三步驟：1. 試讀心得需分享於個人社群上（FB、IG、YT、Blog等），不限任何形式（限時動態、貼文、直播、影片皆可），並不限公開或私人帳號，截圖證明即可。2. 至《餘燼裡的尊嚴》博客來網頁中留下試讀心得。3. 完成上面步驟，並將分享連結或畫面，及試讀心得寄至電子信箱：weichenlan@mirrorfiction.com，主旨註明：「繳交《餘燼裡的尊嚴》試讀心得＿【報名者姓名或暱稱】」。 鏡文學將於2026/8/7（五）在臉書粉專公布得獎名單！ 【獎項說明】 ●第一名／獎金1000元 +《餘燼裡的尊嚴》贈書一本●第二名／獎金800元 +《餘燼裡的尊嚴》贈書一本●第三名／獎金500元 +《餘燼裡的尊嚴》贈書一本●佳作（兩名）／《餘燼裡的尊嚴》贈書一本

文・洪瑋其／圖・翻攝自 Mission: SPACE COMIC 官網小山宙哉創作的漫畫《宇宙兄弟》，6月11日於《Morning》雜誌中發表最終話，結束長達19年的連載。《宇宙兄弟》自2007年開始連載，共432話，由講談社發行單行本45卷，最終卷將於7月發行。《宇宙兄弟》主角南波六太與南波日日人兄弟檔，年幼時立志要一起成為太空人。多年後日日人即將成為第一個登上月球的日本太空人，六太卻是被資遣的失意上班族。一切的轉機，起於日日人為六太送出宇宙航空研究開發機構（JAXA）的太空人申請，南波兄弟與《宇宙兄弟》登上太空之路，從此開始。《宇宙兄弟》曾登上「這本漫畫真厲害！」排行榜，也在2009、2010年連續獲「漫畫大賞」第二名，總銷量迄今已達3400萬冊。《宇宙兄弟》改編的真人電影，在2012年上映，由小栗旬、岡田將生主演，英國樂團Coldplay演唱主題曲。2014年更有前傳動畫電影上映。不過，《宇宙兄弟》的成就不止於此。講談社在刊出最終話的同時宣布，將與日本國家單位「宇宙航空開發機構」（JAXA）、初創公司Space Entry等共同合作一項「Mission: SPACE COMIC」計畫，完成人類史上第一篇在宇宙中作畫的漫畫。而最適合這個任務的，非《宇宙兄弟》莫屬。該計畫預計先將小山宙哉的作畫過程數據化，再把資料傳送到國際太空站的日本研究室「希望號」中，藉由機械手臂繪製尚未公開的《宇宙兄弟》第425.5話。本次任務將在離地400公里、微重力的狀態下，以繪製漫畫的過程，實證自動化實驗、遠端操作、機械手臂精密度的能力。有趣的是，研究室的機械手臂名為「韋羅基奧Verrocchio」，靈感來自於《宇宙兄弟》的遠端操作機械手臂「達文西」。在《宇宙兄弟》漫畫裡的世界，達文西手臂於2029年為宇宙任務帶來重大的貢獻；而在2026年的現實宇宙，JAXA、Space Entry研究團隊將手臂以達文西的老師韋羅基奧命名，期待為即將到來的那個時刻帶來啟發。小山宙哉對於「漫畫的近未來科技成為現實」感到不可思議，也相當期待「和所有人一起迎接這個虛構變為現實的瞬間」。有讀者在X上分享著：「每當我又要做些不可能的任務時，就是六太鼓勵著自己的那句話：It’s a piece of cake，才讓我一路來到這裡。」《宇宙兄弟》最終話沒有激烈的大場面，也沒有感人肺腑的橋段，卻被讀者評為最適合《宇宙兄弟》的小人物結尾。南波兄弟克服身體的磨練與心理的難關，而這本漫畫也將連結漫畫家與科學家的想像與挑戰，在太空中被繪製出來、再回歸地球。珍貴的既是實現夢想、前往遙遠彼方，也是與所有珍貴之人並肩成就的歸屬。

作者／徐淑卿 台灣一直面臨中共武力犯台威脅，許多人對中共與持親中立場的政治人物，始終充滿警戒與不信任。這是基於對台灣歷史與政治處境的判斷，但若以同樣眼光，衡量他國歷史與政治事務，是否同樣適切？ 以韓國為例，為什麼主張強化與美國同盟關係的總統，如李明博、朴槿惠、尹錫悅會被歸類為保守派？而支持與中國合作的總統金大中、盧武鉉、文在寅、李在明會被視為進步派？ 為什麼在美中兩大強權中間，韓國不論是保守派或進步派，不論是親美或親中，其實都只是在光譜兩端之間挪動，而無法真正選擇一邊而與另一邊敵對？ 為什麼在台灣，親中常與「賣台」連結，而在韓國，與中國尋求合作，反而是在經歷對美國長期依賴後，尋求更多「外交自主」的嘗試？ 事實上，韓國不論哪一黨派當選，不論原先立場如何，都只能在目前既有的外交架構中，靈活的維持與雙方的關係。因為他們既不能放棄韓美同盟的安全保障，也不能放棄中國的經濟市場，與承受交惡可能產生的危機；若要與北韓和解或統一，也必須尋求中國的支持。 安全、經濟繁榮、南北統一，不論哪個黨派執政，都是韓國外交政策的優先事項。 只是在目前美中關係敵對加深的情況下，以及韓國年輕人普遍厭中的輿論觀感下，韓國政治人物希望在美中之間雙重避險，保持不選邊的戰略模糊作法，也越來越困難。因此，李在明希望以「最大彈性」周旋美中之間，也被觀察家認為，這是同時考驗華盛頓與北京的耐性，未來可能遭致危險，學者甚至形容這種外交處境是「走在鋼索上」。 回顧韓國歷史，可以更了解他們為何希望從依賴走向自主，因為他們很長一段時間必須依賴強國，這種關係被稱為「事大字小」。 在朝鮮與明朝「事大字小」關係中，比較接近以儒家思想為中心的文明與朝貢體系。朝鮮傾慕中華文明，認為自己是小中華，他們以明朝為宗主國「事大」，而明朝也必須照顧屬國是謂「字小」，這是彼此具有的雙向義務。朝鮮維持與明朝的關係，不僅在外交上有益，同時明朝皇帝的冊封，也有助於朝鮮王室鞏固自己在國內的政治勢力。同時朝鮮也可以在朝貢體系中獲得經濟上的好處。 因此，韓國全北大學國際學部教授Young Chul Cho與倫敦政經學院國際關係系教授William A. Callahan共同發表的論文〈透過「事大」概念理解韓國的中等強國外交論述〉（Understanding South Korean middle power diplomacy discourses through the concept of Sadae ）便認為，事大是一種「與強者共處」的藝術，這其實是相對弱小國家普遍且實用的技藝。它揭示了半邊陲或邊陲地區相對於中心權力時，仍然具有自身的能動性、角色與利益。 但是，「事大」的基礎，是在文明的認同上。因此日後建立清朝的女真在滿洲崛起，朝鮮便視之為「蠻夷」。當1636年女真強迫與朝鮮建立「君臣」關係時，雙方發生衝突，女真軍隊直逼今日的首爾，朝鮮國王仁祖逃到南漢山城，這也是電影《南漢山城》的故事背景，最後仁祖被迫在三田渡這個地方向皇太極稱臣，行三跪九叩之禮。 1639年因為清朝的強迫，朝鮮不得已在三田渡設立「大清皇帝功德碑」，對朝鮮來說，這是恥辱的象徵。因此1895年日本打敗清國，朝鮮也與清國脫離藩屬關係後，朝鮮開化黨人將石碑推倒棄置。 但石碑的命運一如韓半島的命運。在日本殖民時期，日本將石碑當作文物進行調查，但在韓國人眼中，這是日本想要以「事大」來證明韓國人具有奴性，需要依靠大國的歷史實據。等到二戰結束後，韓國政府將這個恥辱之碑埋入地下。1960年代因為大洪水，石碑又重見天日。這時對石碑的看法已有不同，將之視為歷史文物保存，現在設置於原來的三田渡，也就是現在首爾的松坡區。 在明朝時，「事大」本身並無貶義。但是到了清代，朝鮮尊崇明朝但不得已成為清的屬國，而到了日本統治時期，殖民史學將這段歷史作為朝鮮無法獨立自主必須依附強國的證據。現在在韓國，「事大」是極為負面的詞彙，不論親中或親美，都會被另一方指責為事大。 因此，我們可以了解，即使韓國需要依賴美國的安全保障，但在韓美同盟框架之內，他們也希望和中國合作，這一方面固然有經濟發展需求，所謂「安美經中」策略，以及因為地理的鄰近，必須維持友好關係以策安全。同時作為獨立的國家，他們也希望擺脫「事大」的宿命，尋求自主的外交空間。 若從這個角度來看，試圖調整對美國的依賴，希望與中國保有合作關係的韓國親中政治人物所代表的意義，可能與台灣所想像的親中人物的意涵不同。 2023年，時任蘇黎世聯邦理工學院安全研究中心研究員，現為日內瓦安全政策中心亞洲事務主管琳達·馬杜斯(Linda Maduz)，曾發表文章〈韓國在美中戰略競爭中的定位〉（Explaining Korea’s Positioning in the US–China Strategic Competition）。 文章中指出，保守派是朴正熙威權反共政權的政治繼承者，他們代表精英利益，長期主導韓國政治與軍事事務。傳統上，保守派主張強化韓美同盟，支持對北韓採取強硬政策。 相對而言，進步派的重要領袖多數出身於民主化運動，其中左傾學生運動是重要組成部分。進步派通常較傾向採取對北韓和解的政策，支持與中國進行全面合作，同時對韓美同盟以及昔日殖民宗主國日本抱持較為批判的態度。 當然，即使同屬某一陣營，也不代表政治人物都站在光譜的同一點上。李在明在總統大選前的言論，尤其是在2024年3月國會選舉期間，他以「輕佻」的口吻說，台海危機與韓國無關，只要兩邊說謝謝即可，讓他被視為親中政治人物代表。但是成均館大學政治系副教授趙成珉（Sungmin Cho）認為，相較於尹錫悅，李在明的確對中國更為友善，但相較於文在寅的中國政策，李在明其實更為務實。 不過，即使李在明比之前想像的審慎，但他現在的處境，也與2017年擔任總統的文在寅不同。現在年輕世代反中比例很高，這也使他對中國的立場，會被更嚴苛的檢視。 琳達·馬杜斯綜合各家說法指出，韓國20、30歲年輕世代反中有幾個原因。他們認為2016年韓國決定部署美國終端高空防禦系統的薩德（THAAD）爭議中，中國祭出限韓令等經濟制裁，是對韓國主權與國家安全的侵犯。其他負面觀感還包括，2019年中國鎮壓香港民主運動，北京對新冠疫情的處理方式，2020年以來宣稱韓國服飾和飲食文化屬於中國的「文化帝國主義」。 而且，身為民主制度下成長的一代，他們對中國在香港、新疆、西藏的高壓作為，以及對台灣的威脅，都抱持高度懷疑與批判態度。 趙成珉在〈最大彈性:解釋李在明政府的對中政策〉（Maximum Flexibility: Explaining the Lee Jae Myung Administration’s China Policy）一文中也引述韓國東亞研究院(EAI)2025年的調查。 66.3%的受訪者表示對中國持負面看法。導致這種情緒的因素，包括對2016年中國因薩德部署而進行經濟報復的揮之不去的記憶，習近平強硬的威權統治，以及中國空氣污染外溢至韓國。 隨著中國好感度下滑，支持強化與美國同盟的聲音則上升。在同一調查中顯示，90.7%的受訪者認為美國是對韓國最重要的國家，較2024年增加了15.6個百分點。相比之下，有43.2%認為韓中關係重要，不到對美國正面看法的一半。 趙成珉這篇發表於2025年的文章，也提出對李在明政府更為棘手的問題是，右翼團體將對中國的負面觀感用於政治目的。網路評論者藉此散播，中國勢力試圖透過參與反政府示威，並暗中干預選舉的說法，來加深韓國的社會分裂。 最近韓國選舉發生選票短少的問題，逐漸演變成繼2024年尹錫悅宣布戒嚴以來，規模最大的示威。對執政黨產生的信任危機，年輕世代的反中，右翼團體的推波助瀾，以及李在明的親中標籤，多少驗證了趙成珉之前的觀察，同時也考驗著李在明的最大彈性策略，必須更多考量韓國民眾對中國的負面疑慮。 雖然親美或親中，會被政敵辱罵為「事大」，但從韓國走向民主化，中國成為更強的經濟體後，韓國的處境，其實更像走鋼索一樣，無從「事大」，因為不可能真正選擇某一邊，或放棄某一邊。但以目前的美中關係，以及韓國人對中國負面觀感越來越強烈，韓國是否會從戰略模糊走向戰略清晰，也許決定的時間也越來越緊迫了。 不論哪一黨派當選，不論原先被認為親美或親中，韓國總統都必須同時與美中維持友好關係。所謂「安美經中」，他們既不能放棄美國安全保障，也不能放棄中國經濟市場；若希望與北韓和解或統一，也必須尋求中國支持。 只是目前在美中關係敵對加深的情況下，以及韓國年輕人普遍厭中的輿論觀感下，要維持戰略模糊不選邊的作法，越來越困難。因此，李在明希望以「最大彈性」周旋美中之間，也被觀察家認為，這是考驗華盛頓與北京的耐性，形同「走在鋼索上」。圖／陳克宇

文・江炫霖／圖・翻攝自臉譜 Instagram 今年六月，臉譜出版了伊坂幸太郎《SOS之猿》的「競作」——五十嵐大介長篇奇幻漫畫《SARU》。兩部作品皆以《西遊記》裡的孫悟空與「驅魔」的概念結合為原點，各自發展出截然不同的故事。SARU是日文猿猴的意思，故事畫面以穿越各時代與國度展開，定錨在著了魔且自稱「齊天大聖」的法國少女與驅魔師相遇之際，逐步揭開魔與猿猴微妙的關係，並面臨猿猴之力由各方宗教勢力跨時空制衡的極限與背後謎團。 在日本文壇，競作是相當熱門的創作形式，經常由出版社發起，邀請作者針對相同主題或「起頭句」展開不同創作，帶給讀者對比迥異風格的樂趣。《SARU》與《SOS之猿》成為競作的契機即是來自於小學館編輯的牽線，特別的是，這是一次漫畫家與小說家的跨界合作。 根據中央公論新社邀請兩人對談的紀錄，小學館編輯在向伊坂幸太郎提出競作企劃之前，孫悟空與驅魔師結合的概念其實是由五十嵐大介發想。起因得從近二十年前說起，五十嵐大介深受NHK一集由中野美代子主講《西遊記》的節目所吸引，便開始著迷於這部作品裡的角色與宗教觀。 後來某日，他在岩手縣圖書館翻看中野美代子的研究著作《孫悟空的誕生》（孫悟空の誕生，暫譯，台灣尚未出版），正一邊思索東方魔法陣由來與西方魔法的關聯時，轉身便看見島村菜津的《與驅魔師的對話》（エクソシストとの對話，暫譯，台灣尚未出版）一書。這本書訪問了一位真正的驅魔師，當五十嵐大介讀到驅魔過程中詢問被驅魔者的環節時，他感受到了兩者的「連結」，接著便畫下故事草圖。 五十嵐大介的草圖經過編輯牽線，便分享了給初次見面的伊坂幸太郎。伊坂幸太郎當初看到其中一張草圖，畫了一位女孩在驅魔師面前自稱齊天大聖孫悟空時，便下定決心展開合作，以此為原點琢磨出一個新的故事。 相較於五十嵐大介使用漫畫構思孫悟空和驅魔師的故事必須花費較長的時間，伊坂幸太郎的小說《SOS之猿》進展快速。五十嵐大介在對談中笑稱，他不太懂怎麼有人能夠把股票交易失敗的故事和孫悟空、西遊記連結起來。伊坂幸太郎也沒想到，最初以為編輯只是想改編自己的作品成漫畫，原本輕鬆的合作，最終卻完全超乎自己的想像。 兩人當初決定以《西遊記》的孫悟空為題時，都早有意識到過去不少創作者畫過類似的題材，比如鳥山明的《七龍珠》，但態度卻有所不同。伊坂幸太郎認為如果單純是自己發想孫悟空為題的故事，恐怕完全做不到，所幸這次有了驅魔師的結合，才使他動力十足；五十嵐大介卻相當仰賴自認為「沒有邏輯思考」的直覺創作，致力將他看見的風景，以超脫人類想像的力量，透過漫畫語言來呈現當下的心情、溫度與抵達的過程。 五十嵐大介與伊坂幸太郎透過《SARU》與《SOS之猿》這兩部作品的創作，都給了彼此意想不到的啟發。過程中，五十嵐大介意識到從視覺汲取靈感的限制，而伊坂幸太郎則驚艷於五十嵐大介筆下故事超乎想像的規模。距離日本首發《SARU》相隔十六年，台灣讀者終於幸運地能將競作的另一半拼起，享受兩部作品融入彼此的過程，並一窺故事裡的猿猴如何甦醒。

文・廖書逸／圖・翻攝自企鵝藍燈書屋官網英美兩大出版社費伯（Faber）與克諾夫（Knopf）剛剛於6月16日聯合宣布，將於明年三月推出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石黑一雄的全新著作，一部融合了音樂主題與幽默調性的間諜冒險小說。這部名為《蘭伯特小姐踏入危險》（Miss Lambert Steps Aboard Danger，中文書名為本文暫譯）的新作將是石黑一雄的第九部長篇小說，背景設定在1930年代、二戰爆發前夕的英國倫敦，描述神祕的蘭伯特小姐與一名音樂廳的狂熱愛好者相遇的故事。出版社的公告寫道，「在這個故事裡，所有事情都和表面所見的不同。」費伯出版社的出版總監安格斯・卡吉爾（Angus Cargill）表示，這部作品「融合了石黑一雄對音樂、藝術和電影黃金時代的熱愛，將為他的作品集帶來令人玩味的新轉折。」而克諾夫出版社的總編輯喬丹・帕夫林（Jordan Pavlin）則將這本書形容為間諜小說與伍德豪斯（P.G. Wodehouse）式幽默的完美結合。「讀者將感受到小說人物在故事中所流露的喜悅、他們天生的善良、令人感動的英雄之舉，以及那種甚至會讓他們突然唱起歌來的純真與活力，」帕夫林在聲明中表示，「我相信沒有任何讀者能夠抗拒蘭伯特小姐的魅力。」石黑一雄出生於日本，五歲時移居英國，其所有作品皆是透過英語創作。他是暢銷小說《別讓我走》（Never Let Me Go）的作者，曾以小說《長日將盡》（The Remains of the Day）獲頒1989年的布克獎（Booker Prize），並於2017年因「他充滿強烈情感的小說，揭示出我們與世界連結的錯覺底下的深淵」而獲頒諾貝爾文學獎。《蘭伯特小姐踏入危險》將是石黑一雄自2021年的科幻小說《克拉拉與太陽》（Klara and the Sun）以來，睽違數年推出的第一部長篇小說。他最近期出版的著作，是2024年的歌詞集《那個我們在雨裡跨越了歐洲的夏天》（The Summer We Crossed Europe in the Rain，中文書名為本文暫譯），書中收錄他長期為美國爵士歌手史黛西・肯特（Stacey Kent）所撰寫的歌詞。除了將有全新小說作品問世，全球的石黑一雄書迷們還有另一個值得期待的好消息：由紐西蘭名導泰卡・維迪提（Taika Waititi）執導的《克拉拉與太陽》同名改編電影預計將於今年十月上映，主角克拉拉將由《星期三》主角珍娜・奧特嘉（Jenna Ortega）飾演，母親的角色則由演技派女星艾美・亞當斯（Amy Adams）擔綱，石黑一雄本人也以監製身份參與了製作。

文・洪瑋其／圖・翻攝自日本出版販售公司官網成立於1949年、日本規模最大的圖書經銷商「日本出版販售公司」（簡稱「日販」），近期發表了2026年3月期的收支結算。由於經銷部門持續虧損，日販社長富樫建在記者會上發表了極為嚴重的聲明：「不得不考慮結束經銷事業的可能性。」雖說出版業界虧損不是新聞，但像日販這樣有80年歷史的大規模公司，公開進行如此宣告，卻相當罕見。消息一出，出版業的存續再次引起討論。其中被認為是這波對日販營運造成最大負面影響的因素，竟是日本新頒布的《貨車新法》（トラック新法）。《貨車新法》全稱為《貨車適正化二法》（トラック適正化二法），主要是為了改善貨運司機的勞動條件、確保全國物流的穩定性、提升貨運業的品質。法案於去年6月公布，自今年起至2028年逐步施行。其中，影響出版業最劇的是「適正原價」制度，意指使運費合理反映實際成本，以保障貨運業。然而對於長期建立在低運費結構上的出版物流體系來說，新法等於是巨大的財務負擔。根據「日本出版經銷協會」估算，新法將增加約370億日圓的運輸成本，比之前的成本多出一倍。《貨車新法》帶來的衝擊，可說是突顯了日本出版產業的脆弱。出版業是日本社會整體的一環，當然不能自外於《貨車新法》這樣的勞動改革，但在此過渡時期，出版業所承受的衝擊也是極為現實的。由於運輸費用上升，加上書店數量減少、配送量下降、銷售量降低、退貨率過高等影響，日販的經銷業務收益持續下滑。早在《貨車新法》實施前，為了替經銷部門的虧損止血，自2025年年初，日販已停止向LAWSON和全家等兩家便利商店配送雜誌，但赤字仍持續擴大。日本另一圖書經銷公司東販，也面臨同樣的財務虧損。《貨車新法》的通過，等於是駱駝背上的又一根稻草。在此情況下，日本出版業界已意識到，必須對現有物流、產業模式進行改革。經銷商協會、出版方、書店方，都加入討論，提出解套方案：短期緊急改善方案集中在如何降低退貨產生的支出；長期調整則以調整圖書價格、出版業上中下游共同分擔運費等，為主要解方。業界人士也強調，整個出版業的維繫需要政府提供更強力的支援。舉凡《貨車新法》「適正原價」全面上路前的補助方案，到支援在地書店、便利商店等銷售點的生存，都需要政府的協助。《貨車新法》不只影響物流產業，也牽動著整個出版業界的生存。在新法全面實施之前，出版業界如何從出版、發行、銷售等各方面，止住全面性的虧損，維繫整體產業運作，將是一大考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