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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條｜本週焦點莎莉．魯尼力挺巴勒斯坦行動組織 英國出版社停止供應作品愛爾蘭暢銷小說家莎莉．魯尼（Sally Rooney）因公開支持親巴勒斯坦組織「巴勒斯坦行動」（Palestine Action），如今她的英國出版社已停止在當地供應其作品。10月14日，英國出版社Faber宣布，由於英國現行反恐法律，使出版社無法合法將英國市場的版稅支付給魯尼，雙方經協商後，同意停止在英國供應她的所有作品。魯尼以《聊天紀錄》、《正常人》等小說聞名。2025年7月，英國政府將以直接行動抗議軍火產業的「巴勒斯坦行動」列為恐怖組織；隔月，魯尼公開表示，將繼續以作品收入支持該組織。她指出，相關組織在愛爾蘭並未遭到禁止，但英國法律可能使她的出版合約涉及刑事責任。她先前也曾因擔憂遭逮捕，取消赴英領獎行程。出版社Faber在聲明中表示，由於無法接受「銷售作家作品，卻不能支付應得報酬」的情況，因此在魯尼同意下做出這項決定；她的作品仍將在其他國家銷售。英國書店則可繼續出售現有庫存。 圖／翻攝自Tatler.com 圖／翻攝自Hartford Courant 三件事｜文化短訊1.吳明益《單車失竊記》西文版巡迴西班牙三城臺灣作家吳明益的長篇小說《單車失竊記》推出西班牙文版，日前赴馬德里、巴塞隆納、薩拉戈沙三座城市，完成新書巡迴活動，與當地讀者交流。這本小說以父親一輛失竊的腳踏車為線索，牽引出家族往事，以及臺灣與第二次世界大戰交錯的歷史，曾入圍2018年國際布克獎。此次由西班牙譯者阿美（Amelia Pérez）翻譯，當地獨立出版社「向東出版社」（Más al Este）出版。 圖／翻攝自Editorial Más al Este IG 2.《臺灣漫遊錄》英譯者金翎提告侵權 跨國「接力翻譯」引發爭議今年以《臺灣漫遊錄》英譯本榮獲國際布克獎的譯者金翎，10月6日發表聲明，指控一家歐洲出版社未經授權，以她的英譯本轉譯成第三種語言出版，連原創註解及後記也遭使用。金翎已於9月底及10月2日，分別在歐洲當地與臺灣提出司法告訴。這種透過其它語言譯本轉譯的方式，稱為「接力翻譯」，除原著授權外，出版社也須取得中介譯本的合法授權。金翎強調，翻譯具有獨立創作性，盼透過訴訟建立法律先例，保障其他譯者的權益。 圖／翻攝自自由時報（法新社） 3.安．卡森新作〈變焦〉（Zoom）刊於《紐約書評》2026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加拿大詩人安‧卡森，最新發表的短詩〈Zoom〉於8月20日刊於《紐約書評》（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詩從一通沒有打來的電話開始。以下附上中譯，以及原作連結。變焦 ◎安‧卡森（蕭宇翔譯）等著一通沒有打來的電話我坐在後廊帶了一本奧哈拉（詩全集）當一隻金翅雀落在我頭邊的欄杆上落得那麼伶俐，迅疾，唰帶著他全身的黃如此輝煌帶著全副的他，滿滿是他一陣清涼掠過我的左頰，像驚喜又像一個詞彙我們難以言傳讓我的左頰染上了藍Zoom Anne CarsonWaiting for a call that didn’t happenI am sitting on the back porch with Frank O’Hara (Collected)when a goldfinch lands beside my head on the porch rail,lands so neatly so instantly so whooshwith all his yellowness yellowingand all his himness packed to the brim of himthat a wave of coolnesscomes past my left cheek as surprise cool asa word we don’t have a word foror my left cheek brieflyblue.圖／翻攝自 Lannan Foundation(Photo by Don J. Usner)《紐約書評》原作連結安‧卡森詩集《淺談》在臺譯本 最後一頁｜人物訃聞《陳年往事話朱家》作者蔡烈光辭世 享壽88歲《陳年往事話朱家》作者蔡烈光於9月5日晚間在美國辭世，享壽88歲。消息近日由家屬透過社群媒體公布。蔡烈光1938年出生於臺灣桃園，1957年畢業於桃園高中，曾任小學代課教師、幼稚園教師，並長期投入奧福音樂教學法推廣工作。1959年，她與日治時期小說家朱點人的長子朱筆岫結婚。朱點人於1951年遭國民黨政府槍決，此後朱家長期承受政治監控、社會歧視與生活困境。蔡烈光晚年回憶，當初願意嫁入朱家，其實有一部分是出於對二二八事件的好奇，想藉此理解大人們不願談論的歷史。1983年，蔡烈光舉家移民美國，曾籌辦芝加哥士林書局，負責《中報》芝加哥版，晚年則移居北卡羅來納州，從事繪畫、陶藝與園藝。退休後，她透過臉書分享家族往事，並出版回憶錄《陳年往事話朱家》，記錄政治迫害下的家庭生活與人情。2023年，她與丈夫、女兒返臺參與公開座談，談起艱辛往事，依舊爽朗幽默。家屬表示，她十分珍惜晚年寫作獲得的讀者支持。蔡烈光《陳年往事話朱家》書訊連結圖／翻攝自Openbook閱讀誌（廖振富提供） 臺灣首位女記者 楊千鶴逝世15週年10月16日是臺灣首位女性記者、日語作家楊千鶴逝世15週年。楊千鶴1921年出生於臺北，畢業於臺北女子高等學院。1941年，她在《文藝臺灣》發表〈哭婆〉，從臺灣人的立場反駁殖民者對本土喪葬習俗的偏見，受到作家西川滿賞識，受邀進入《臺灣日日新報》擔任婦人版記者。她堅持與日本籍員工同工同酬，並在報社採訪賴和、郭雪湖等文化人物。楊千鶴也以小說〈花開時節〉描寫年輕女性對婚姻與自我實現的掙扎。1943年結婚後，她長期中斷文學創作，直到晚年才重新執筆，1993年出版日文自傳《人生のプリズム》，其後推出中譯本《人生的三稜鏡》。2011年10月16日，她在美國辭世，享壽90歲。她的書寫也啟發了今年獲得國際布克獎的小說家楊双子。楊双子的長篇小說《花開時節》刻意沿用其同名作品，更在《臺灣漫遊錄》中，以青山千鶴子與王千鶴兩位女主角的名字，共同向楊千鶴致敬。楊千鶴《花開時節》書訊楊双子《花開時節》書訊 圖／翻攝自民視新聞網（林智美教授提供）

作者／徐淑卿前幾天在Threads看到一則帶影片的貼文。有位女士在洋流車隊通過時，雙手比倒讚，親友拉她也不肯走，口中說，一群毒瘤，一群白癡。在社群媒體上，也可以看到不同立場者的憤怒與鄙夷。比如，為什麼有人會相信，在社區發放毒品這等缺乏常識的事情？為什麼有人看不到現任市長的施政能力堪憂？不論哪個立場，似乎都感受到一種邊界。難以了解對方所思所想，甚至懷疑他們受到蒙蔽。這是因為政治立場極化？還是「真理越辯越明」在現代已行不通？所謂事實似乎變成碎片，每個人都可以捏出自己想要的形狀。曾經在台灣出版《第六次大滅絕》的《紐約客》作家伊麗莎白·寇伯特（Elizabeth Kolbert），她在2017年曾博引群書寫過一篇文章〈為什麼事實改變不了我們的想法〉（Why Facts Don’t Change Our Minds），提出的論點是，人類備受推崇的推理能力，或許更多是用來贏得爭論，而非合乎邏輯地思考。她引述認知科學家雨果‧梅西耶（Hugo Mercier）與丹‧斯珀伯（Dan Sperber）在《理性之謎》（The Enigma of Reason）一書的說法，理性是演化而來的特徵，它的發展不是為了讓我們解決抽象的邏輯問題，也不是幫助我們從陌生的資料中得到結論，而是為了解決在群體生活中產生的問題。他們以大家熟知的「確認偏誤」為例，人們傾向接受支持自身信念的資訊，排斥與自身信念矛盾的資訊。但如果我們想像自己是一隻老鼠，確認偏誤使我們堅持周圍沒有貓，那這樣的老鼠早就成為盤中餐。也就是如果我們忽視威脅我們的證據，而遭致危險，那麼確認偏誤理應在天擇中被淘汰。但是，確認偏誤存在至今，證明它仍具有某種功能，而這個功能與我們的「高度社會性」有關。相對於確認偏誤，梅西耶與斯珀伯更喜歡「己方偏誤」（myside bias）一詞。他們指出，人類不是對什麼都輕信，面對別人的論點，我們相當善於找出其中的弱點，我們看不見的，幾乎總是自己的立場。這種不對稱，反映了理性在演化過程中形成的功能：防止我們被群體中的其他成員坑騙。梅西耶與斯珀伯認為，我們的祖先生活在小型狩獵採集群體中，主要關心的是自己的社會地位，以及確保不會只有自己冒著生命危險外出狩獵，其他人卻在洞穴裡遊手好閒。清晰推理並沒有多少好處，贏得爭論卻能帶來許多利益。如果「己方偏誤」有利於我們祖先的生存，那麼現在又有利於我們什麼？畢竟排斥自己不認同的資訊，不是只有批評的爽快，也有隨之而來的心情耗損。就像那位面對洋流堅持比倒讚的女士，她必然有她所相信的，也有因為這麼多人與她所想不同，而感受到的憤怒，她比倒讚的堅持指數，或許就是她的痛苦指數。但是，即使我們可以同理不同立場者的感受，這樣就可以改變彼此的想法嗎？或者，如果我們相信只要呈現「客觀事實」，大家就可以獲得共識，但若大家對事實其實並不在意，而仍堅持己見，這種結果是否反而會刺傷我們呢？因為，「事實」可能沒有我們想像的那麼重要。2021年記者馬克斯·費雪（Max Fisher）在《紐約時報》發表文章〈「歸屬感比事實更強大」：錯誤資訊的時代〉。作者指出，我們身處在錯誤資訊普遍蔓延的時代，而且許多不懷好意的人正在助長這種趨勢。但有些專家認為，真正推動這種趨勢的，是使人容易分享並相信錯誤資訊的社會與心理因素。「問題並不在於缺乏可靠資訊，因為這類資訊隨處可見。」他歸納三種使人容易受到錯誤資訊影響的因素。第一或許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是，社會情勢使人更加需要社會科學研究所說的「內團體認同」，相信自己的社會身分是力量與優越感的來源，而且可以把自身問題歸咎於其他群體。費雪說，儘管我們喜歡把自己想成追求真相至上的理性存在，但我們其實是天生以生存為導向的社會性動物。當我們感受到衝突或社會變遷時，就會從群體中尋求安全感。這使我們急於接收某些資訊，不論真假，只要能讓我們把世界看成一場衝突，正義的我方，對抗邪惡的外部群體。其次是一些備受矚目的政治人物崛起，他們鼓勵追隨者迎合自身的渴望，接受那些強化身分認同的錯誤訊息。第三個因素是社群媒體。它不僅為蓄意造假者提供強大的傳播管道，也讓錯誤資訊廣泛流通，並進一步放大其他風險因素。費雪引用學者說法指出，當錯誤資訊比真相更能迎合人們的社會性衝動時，它就會在網路上得到更多關注。這意味著，人會因為散播它而受到獎勵。如果因為發布煽動性言論或不實說法而得到正面回饋，日後再做的可能性就會大增。如果證據確鑿的「事實」，都可能無用，那麼還有什麼途徑可以改變人們的想法？或許病因也是解方，有人躲在歸屬感的思想舒適圈，而昧於事實，但是和人建立關係的接觸理論，卻也提供改變他人成見的機會。曾出版《別談政治：如何改變二十一世紀人們的想法》（Don’t Talk About Politics: How to Change 21st-Century Minds）一書的莎拉‧史坦‧盧布拉諾（Sarah Stein Lubrano）認為，單靠論證或者辯論，不會對人的信念產生實質影響，但是我們的社會關係，以及我們的行動和經驗，卻可能會。她說，當人們有機會建立友誼，彼此合作，就會減少對新朋友所屬群體的偏見。這種現象，或許可以解釋過去幾十年同志權利的進展。當人們出櫃，他們的朋友也改變了對同志的看法，促成有史以來速度最快的民意轉變之一。也因此，她對於政治彷彿只靠言語談論便已足夠的傳統作法抱持懷疑。她認為任何希望推廣進步理念的人，需要的不是論證，而是一套能促成新關係與新經驗的基礎設施。比如學校放學前交流的家長等候區、公園等，這些基礎設施，可以讓人以新的方式建立關係，培養友誼和信任，並鼓勵人們付諸行動，而這些行動最終能讓人們改變對政治的看法。認為只有自己才掌握到事實，別人則是愚蠢或被矇騙，其實傷人傷己，使得溝通幾無可能。尤其有研究指出，立場偏向中間的人，其實不太願意在社群媒體表達政治立場，如此，極化的言論，以及與自己想法相似的言論，所形成的過濾泡泡，就更容易鞏固一個人原有的想法。所以，先覺察自己認為「他人更容易受騙」本身就是偏見，可能是第一步。其次，「事實」在現代或許忽遠忽近難以捉摸，但終究還是有可能造成改變。按照2018年出席「全球資訊網大會」的卡達資訊研究中心工程師莫拉萊斯（Gianmarco De Francisci Morales）的看法，雖然「反效果」研究指出，選民接觸到與其理念相近候選人的負面資訊時，一開始，反而會增加他們對這人的好感。「但是，當負面資訊累積到一定數量後，他們最終會改變看法。」 也許帶有演化特徵的理性，讓我們以為別人更容易受騙，而自己更清楚事實。但這樣輕視他人的心態，在政治趨於極化的現在，將使溝通更不可能。圖／陳克宇

文‧廖書逸／圖・翻攝自維基百科、寶瓶文化提供2026年諾貝爾文學獎剛剛於上週公布，由加拿大詩人、古典學者安・卡森（Anne Carson）獲獎。諾貝爾委員會常務秘書在宣布得獎者的致辭中，表示剛與卡森通過電話，卡森聽起來很開心，說自己「正在聽風的聲音」。在獎項宣布後不久，諾貝爾委員會發布了與卡森的電話訪問片段，同時在當天稍晚，也有一段卡森在路邊接受記者採訪的片段曝光。這位新科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在兩段對話中，展露出她特有的幽默，談到了獲獎當下的情境、獎金運用的計劃，提及詩歌對當代世界的意義，也分享了她對寫作與閱讀的建議。卡森自2022年獲得冰島籍後，便與丈夫一同定居在冰島首都雷克雅維克至今，只偶爾往返美國。獲獎後，她在路邊接受冰島公共廣播公司的記者採訪，四周大風呼嘯，卡森穿著顏色鮮艷的針織毛衣和灰色羽絨外套，頭戴一頂印有「現實（Reality）」字樣的棒球帽。「聽說得知獲獎的當下，你正在聽風的聲音？」記者問。「在這裡，你沒辦法不聽風的聲音⋯⋯」卡森一邊用手按住頭上的帽子，一邊笑著說。諾貝爾文學獎近年來很少頒發給詩人，卡森在訪談中被問到，她對於詩歌在當前世界中的角色是否有什麼看法？她先快速回答「沒有什麼看法」，想了一想後說，「詩現在或許比散文有用（useful）一點，因為它比較快，而大家都在趕時間。所以基本上，我覺得詩好在簡短（brief），」接著又補充，「除了荷馬（Homer）。荷馬不短。」談到獲獎的感想，卡森說「我覺得他們全都瘋了」，同時也提到，從此以後她的書封上將會多出一張「貼紙」，而貼紙總是會幫助銷售，這應該是出版社很期待的。記者詢問，近年來長居冰島的卡森，是否有與當地的詩歌圈相互交流？卡森表示，冰島的詩歌寫作圈發展相當蓬勃，自己從2008年開始頻繁造訪冰島，至今認識的冰島人，幾乎每一個都是詩人，「起碼他們是這麼說的」。不過，在談到冰島文學是否有帶給她創作上的啟發時，卡森表示她「會被真正的語言（actual language）啟發」，但因為她閱讀的冰島文學是翻譯本，而「靈感會被翻譯過的句子給偏離（deviate）」，所以那是很不一樣的情況。而在由諾貝爾委員會所發布的電話訪談片段中，卡森一開頭就提到，因為還是早晨，她本來只在吃餅乾、喝茶，一邊閱讀《倫敦書評》（London Review of Books）。就在她剛跳起身來掃地的時候，電話就響了起來，而她也只是按照過往的習慣，不斷地按掉這些電話，不願接聽。這時，卡森的丈夫、視覺藝術家羅伯特・柯里（Robert Currie）插話進來説，「你們要感謝我，因為是我接了電話，並要求她回撥的。」卡森表示，自己還沒有思考獲獎的意義，但已經開始和丈夫討論，該如何把獎金給捐贈出去。「我們有個朋友好像需要房子，」卡森說，「另外我們本來就常常捐錢給無國界醫生（Doctors without Borders）之類的組織。」在被要求描述自己的寫作風格時，卡森不假思索地回答「不經意的（inadvertent）」，表示自己的創作，總是在想著要做其他事情的時候發生。而關於建議讀者可以從何開始閱讀她的作品、描述她個人的寫作過程，以及提供給年輕寫作者的建議時，卡森都給了一個相同的答案，表示這是她唯一的規則：「從中間開始」。諾貝爾委員會的人請她多作解釋，她表示大家可以自由解讀，自己去定義所謂的「中間」，然後就從那裡開始。當被問到獲獎後是否有什麼樣的慶祝計劃，卡森表示，她要和丈夫去森林裡走走，然後，去聽聽寂靜（hear the quiet）。至於臺灣讀者何時能在書店買到卡森的作品，目前出版臺灣唯一一本卡森作品《淺談》的寶瓶文化總編輯朱亞君表示，在得知獲獎訊息後，上週五已經先將所有庫存出貨，正在緊急再版中，再版的《淺談》預計週四就能入庫，希望讓讀者最快在週六就能買到書。至於卡森預測得獎後可能會貼在書上宣傳用的「貼紙」，朱亞君表示，因為《淺談》的黑色書封很美，不會做貼紙貼上，但會在書封上加上一行字，說明是「2026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安．卡森在台唯一譯作」。有趣的是，作家曹馭博曾在一篇2022年的臉書貼文中提及，寶瓶文化已經在臺灣出版了四位諾貝爾文學獎女詩人的詩集譯作，包含1945年獲獎的密絲特拉兒（Gabriela Mistral）、1966年獲獎的奈莉‧沙克絲（Nelly Sachs）、1996年獲獎的辛波絲卡（Wislawa Szymborska），以及2020年獲獎的露伊絲‧葛綠珂（Louise Gluck），因此很期待安‧卡森也獲獎，成為第五位。如今在2026年終於成真。

文・洪瑋其／圖・翻攝自 escape.id 官網日本解謎遊戲創作者角谷進之介，9月底推出他的首部小說《0號月台的留言板》（0番ホ－ムの掲示板，暫譯），主打結合短片、戶外實境解謎活動，串聯紙本、影音媒體與東京都內的城市地景，打造成一道巨大的謎題。角谷進之介曾為由東京大學學生組成的日本解謎遊戲製作團隊「AnotherVision」、「RIDDLER」成員，，目前擔任密室逃脫與實境解謎遊戲公司「ESCAPE」創意總監，並曾參與恐怖電影《8號出口》（8番出口）延伸的實境解謎遊戲設計與製作，是解謎遊戲領域的知名人物。他平常在自己的X上，就會以「#這則謎題是虛構的」（#この謎解きはフィクションです）為標籤，發布圖、文謎題，讓追蹤者參與破解密碼。《0號月台的留言板》的故事起源於一句都市傳說：「如果有不尋常的煩惱，就來神守車站的0號月台諮詢吧！」小說中，日鷹高中的學生稻城怜在0號月台遇見了對「研究異常」充滿興趣的占卜師湯神恭史郎，兩人組成團隊，一起解開留在0號月台的留言板上的異常事件。湯神如此解釋「異常」：異常是「與日常不一致，是一種常識與科學解決不了，超越人類智慧的現象」，也就是一般所謂的靈異、超自然現象。角谷進之介自言，這本書的組成比例大約是「恐怖2：解謎4：推理4」，恐怖只占百分之20，就算不敢讀恐怖小說的人也可以放心投入動腦。與常見的推理小說不同的是，《0號月台的留言板》書中收錄60多張圖表和照片，讓讀者能夠從這些「證據」找出解答。這些關卡有照片分析、文字重組、諧音或音樂旋律判讀等等，成為包裹在靈異事件裡的腦力激盪。儘管有讀者認為小說情節不夠嚴謹、難以名之為「推理小說」，但大部分讀者仍給予書中的謎題相當高的評價。有趣的是，這場遊戲不只存在於小說中。從8月起，在小說上市之前，《0號月台的留言板》陸續推出多部短片，於平日晚上11點上線，由桐谷健太飾演占卜師「湯神恭史郎」、八村倫太郎飾演高中生「稻城怜」。短片劇情有小說中的故事，也有專屬於短片的篇章。搭配情境與真人解說，恐怖氛圍與分析謎題的過程都更加清晰。官方特別強調，小說和短片的不同視角，能讓讀者對同一則謎題的故事有更深入的體會。在小說上市後，10月2日起，ESCAPE公司更推出「0號月台的留言板──請幫忙調查異常」實境解謎遊戲，讓玩家幫忙兩位主角一起解謎。整個遊戲場域沿著東京電車「東急線」開展，每一站有不同謎題，玩家穿梭在東京市區的街道、商場、公園等地，解謎的過程推動著劇情發展，所有伏筆在最後達到完整解答。當完成主線所有關卡後，還有必須結合小說、短片、實境遊戲等三種媒介的資訊才能解開的彩蛋，整個「0號月台的留言板」的完整宇宙在此完全展開。不只是謎題本身高水準，串聯三種媒介的整體設定也相當完整，有玩家讚嘆表示：「這是我今年玩過最精彩的解謎體驗前三名！」作為角谷進之介的第一本小說，《0號月台的留言板》或許對一般讀者來說有點「異常」，但在神守車站0號月台的世界觀裡，「閱讀小說」本身也是解謎的「體驗」之一。小說、短片、實境遊戲各自成立，但又能組成一個更大而完整的宇宙，這場龐大的企劃，名符其實「異常」而豐盛。

去哪裡｜本週展演活動精選1. 2026臺北美術獎自1983年臺北市立美術館開館以來，「臺北美術獎」持續見證臺灣當代藝術的變化。今年10組入圍決審的藝術家將在北美館展出作品，從陳柏欣《南國的未確認生物：被想像的遷徙者》、楊健生《落水》，到郭柏彥《萬事宇宙》，作品題目已透露出各自截然不同的想像與問題意識。臺北美術獎走過40餘年，讓新銳藝術家獲得登壇亮相，也提供民眾觀察當代藝術現場的窗口。時間｜10月24日至2027年2月14日地點｜臺北市立美術館地址｜臺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三段181號更多資訊：2026臺北美術獎圖／翻攝自臺北市立美術館 2. 跳出來的地圖：那些身體走過的臺灣路一部臺灣舞蹈史，除了舞臺上的演出，竟也有政治宣傳、民間藝陣、遷徙與勞動所留下的身體記憶。衛武營「臺灣舞蹈記憶地圖」年度展覽，從1950至1970年代的「民族舞蹈」談起，觀看李惠美、簡子愛、江明珠等前輩舞蹈家與民間藝陣，如何在國家規訓下保存自己的技藝與情感；解嚴後，臺灣舞蹈界如何透過「東方身體」的實驗尋找自身的文化位置？展覽以遷徙路徑重新編織舞蹈史，讓那些難以留下痕跡，卻曾在無數人身上流傳的動作，講述臺灣真實發生的歷史。時間｜10月10日至2027年1月24日地點｜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3樓樹冠大廳西側展區地址｜高雄市鳳山區三多一路1號 更多資訊：跳出來的地圖 圖／翻攝自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 3. 當未來不再被紀念當一個社會進入超高齡時代，誰來記住那些已經離開的人？臺北當代藝術館與釜山文化財團共同推出「當未來不再被紀念」，從臺灣、韓國相繼進入超高齡社會的現實出發，探討人口結構變化下的生命經驗、照護關係與集體記憶。老年不再只是少數人的生命階段，而成為整個社會必須共同面對的處境，此後，人類的記憶該如何延續？展覽由黃羿瑄、金鼎訓策畫，邀請邱瑋祥、金德喜、孫惠慜、郭俞平、鄭琬蒨與鄭鉉寯等臺韓藝術家參與。時間｜10月3日至11月22日地點｜臺北當代藝術館 MoCA STUDIO地址｜臺北市大同區長安西路39號 更多資訊：當未來不再被紀念 圖／翻攝自臺北當代藝術館 下一本｜本週文學新書快報1. 駱以軍《小房子》一方壽山石印章有六個面，彼此相連，卻又各自隔絕。駱以軍新作《小房子》從這個意象出發，書寫一個不斷錯置的混亂世界：高鐵誤點、孩子走失、咖啡館裡的舊友與陌生人輪番登場，談話間又通往塞滿舊物的老家客廳、與妻兒共居的高樓，以及目睹生命消逝的篆刻教室。不同時空的房間相互穿透，記憶也在一次次轉身間翻轉。駱以軍擅長將日常生活裡的瑣碎細節，擴延成龐大而迂迴的敘事；這次他以「小房子」為名，試著從微小的尺寸，收攏那些難以歸類的奇妙稜角。◎作者｜駱以軍◎出版社｜印刻文學◎出版日期｜10月15日圖／翻攝自博客來 2. 查爾斯．布考斯基《郵局》美國作家查爾斯．布考斯基曾在郵局工作十餘年，每天都想逃走，卻到50歲才離職，花約三週寫成1971年出版的首部長篇小說《郵局》。書中以他的自我肖像亨利．區塔瑪德斯基為主角，寫一個酗酒、賭博、對體制滿懷不屑的郵差，如何在暴躁主管、沉重郵袋、惡犬與永無止境的勞動中掙扎。布考斯基把自己的底層經驗寫得粗俗、荒誕又充滿黑色幽默，既沒有將勞動者塑造成高尚英雄，更拒絕提供勵志答案。這部美國地下文學代表作，如今推出繁體中文版。◎作者｜查爾斯．布考斯基◎譯者｜陳榮彬◎出版社｜啟明出版◎出版日期｜10月2日圖／翻攝自博客來3. 三毛《撒哈拉的故事＋雨季不再來》50週年紀念版《雨季不再來》收錄三毛17歲至22歲間的早期創作；《撒哈拉的故事》則將鏡頭帶往沙漠，寫她與荷西的異國婚姻，以及在陌生土地上與鄰居相處、經營日常的種種經歷。兩部作品相隔數年，恰好呈現一個年輕女子從內心世界走向遠方的生命軌跡。適逢出版50週年，皇冠重新推出紀念版：《雨季不再來》首次公開〈化蝶〉手稿，並收錄全彩照片；《撒哈拉的故事》則收錄〈撒哈拉之心〉手稿、三毛手繪地圖等資料。◎作者｜三毛◎出版社｜皇冠文化◎出版日期｜10月11日（兩冊合售組）圖／翻攝自博客來4. 瑪格麗特．愛特伍《潘妮洛普》20週年增訂版荷馬史詩《奧德賽》裡，英雄奧迪修斯漂泊十年才返鄉，妻子潘妮洛普則留在家中，抵擋求婚者，忠貞地等待丈夫歸來。但如果讓這位被歌頌了數千年的妻子自己開口，故事又會變成什麼模樣？加拿大作家瑪格麗特．愛特伍在《潘妮洛普》中，讓死後的潘妮洛普重新講述自己的婚姻、丈夫的冒險，以及十二名遭到處死的侍女。小說以戲謔、諷刺與女性視角，翻轉古典史詩裡習以為常的英雄敘事。在新的視角下，誰有權說故事？誰又長久被迫沉默？適逢原著問世20週年，愛特伍特別撰寫新序，將這部神話改寫小說再次帶到讀者面前。◎作者｜瑪格麗特．愛特伍◎譯者｜田含章、張芸禎◎出版社｜大塊文化◎出版日期｜10月1日圖／翻攝自博客來5. 黃毛《半油半水》香港詩人黃毛以《半油半水》獲得紅樓詩社第十屆「拾佰仟萬出版贊助計畫」首獎。這部收錄78首詩的作品，記錄她十年間往返香港與臺灣的生活經驗：離開故鄉、跨越邊境，在另一座城市重新辨認自己的身分和語言。她的詩混合古典語感、網路口語與青春的戲謔，既有異鄉生活的孤獨，也有對日常秩序的嘲弄與反抗。詩人楊智傑以「新種的語言之妖」形容她的作品，香港詩人鄧小樺則從中讀出青年移居臺灣的複雜處境。如今，港臺之間不再只是一段航程，而這本詩集寫出了語言的遷徙、變形，在陌生異地持續生長的姿態。◎作者｜黃毛◎出版社｜時報文化◎出版日期｜10月9日圖／翻攝自博客來6. 早坂吝《○○○○殺人事件》一部推理小說，連書名也是謎題。日本作家早坂吝2014年以《○○○○殺人事件》獲得第50屆梅菲斯特獎，正式出道。時隔12年，這部出道作終於推出臺灣繁體中文版。故事從一群網友前往私人孤島聚會開始：戴著面具的島主、突然加入的紅髮女高中生，以及隔天接連發生的失蹤與殺人事件，構成一場典型的孤島密室推理。然而這本小說不只邀請讀者猜出兇手，還在開篇發出另一封挑戰書：書名中的四個圓圈，究竟應該填入什麼？早坂吝將本格推理的解謎遊戲延伸到小說標題，讓讀者在追查案件之餘，也必須重新思考書中的每一條線索。◎作者｜早坂吝◎譯者｜王綺◎出版社｜尖端出版◎出版日期｜10月8日圖／翻攝自博客來 聽一集｜好聽Podcast《博物珍奇櫃——徐振輔生態人文筆記》#4｜戰爭前線的彩虹鳥——金門軍事地景如何孕育生態奇觀？ feat. 張瀚柏戰爭除了摧毀生命，有時竟也意外創造出適合野生動物繁衍的環境。每年4月，色彩鮮豔、被稱為「夏日精靈」的栗喉蜂虎，便會成群飛抵金門，在陡峭的沙土壁面挖掘巢穴、繁殖育雛，直到8、9月才南遷度冬。而牠們選擇金門作為繁殖地的原因，竟與國共內戰留下的軍事設施及特殊地景有關。本集《博物珍奇櫃》，主持人徐振輔邀請長期研究金門鳥類的臺灣大學森林系博士生張瀚柏，從栗喉蜂虎的築巢習性、繁殖行為與族群變化談起，進一步探索近年受到關注的「戰爭生態學」：當軍事活動改變土地、人類活動受到限制，其他物種又如何在其中尋找生存空間？節目也談及金門田野調查的特殊經驗，包括戰地遺跡、兩岸議題，以及研究人員可能誤觸地雷的風險。從一隻美麗的候鳥出發，重新理解戰爭、歷史與自然之間意想不到的關係。▌本集人物徐振輔｜《博物珍奇櫃——徐振輔生態人文筆記》主持人，長期關注自然生態與人文歷史。張瀚柏｜臺灣大學森林系博士生，長期在金門從事鳥類生態研究。▌節目精彩內容01:49｜認識栗喉蜂虎07:24｜金門鳥類研究的起點12:37｜什麼是戰爭生態學？19:56｜戰地風景中的田野經驗34:57｜栗喉蜂虎與兩岸議題40:16｜族群數量下降的原因43:43｜金門賞鳥指南收聽：戰爭前線的彩虹鳥 圖／翻攝自鏡好聽

記者・鍾岳明 前言：今年，停格動畫導演黃勻弦創作的動畫劇集《我是陳派派》入圍金鐘獎四項大獎。停格動畫在台灣極為罕見，因為這是一門極度耗費時間的技藝，年過三十歲才投身停格動畫的她，一路在與時間賽跑。更難得的是，她以捏麵技法製偶做動畫堪稱世界唯一，她的創作養分源自於童年，從小就和父親四處擺攤賣捏麵人；然而憤怒的悲慘童年差點吞噬了她，她創作《我是陳派派》，以幽默的方式處理情緒問題，也是一格一格地回看原生家庭，和憤怒的童年和解。 宜蘭一棟三層透天的民宅裡，藏著一座「兔子洞」。當我們踏入洞口，眼前躍出眼花撩亂的奇幻景象：迎面的牆上有數十尊人偶對著我招手，一座玄天上帝廟坐落於地板中間，四周層架上有歐式洋房和天后宮，旁邊有中式墓園與野台戲，桌上擺著巨大的資源回收廠，後面是台灣大戲院，還有懷舊文具店和傳統柑仔店，裡頭的王子麵、黑松汽水、和大同寶寶公仔，讓我瞬間返回童年。這裡是停格動畫導演黃勻弦的工作室。我們初次見面，她很熱情地招呼我們，但在我們開口前，她先拋出了連環問：「要先帶你們介紹工作室環境嗎？」「要在這裡訪嗎？還是另一間工作室？」「你們訪談內容想跟其他媒體一樣？還是想要不一樣的？」她的語速很快，彷彿深怕時間不夠用。圖：工作室架上全是一座一座的精美佈景，宛如小人國 今年，黃勻弦執導的電視停格動畫劇集《我是陳派派》透過幽默童趣的視角，講述發生在憤怒的小學生陳派派周遭的故事，一口氣入圍金鐘獎最佳動畫節目獎、節目類創新獎、節目類美術設計獎、節目類聲音設計獎等四項大獎。但什麼是停格動畫呢？又有何稀奇呢？停格動畫，又稱定格動畫或逐格動畫，動畫師將人偶或日常用品等實物擺好位置後，以相機進行拍攝，再手動將物件做細微的調整，或改變其表情、肢體，再拍下一張，最後將拍好的一連串照片連續快速播放，以達到動畫的效果。「停格動畫結合了實拍片與動畫片的兩大缺點，」黃勻弦解釋：「一般2D或3D動畫只要有桌子和電腦就能工作，但我們製偶和場景需要空間囤放立體物，動畫師仔細微調人偶需要時間，有時不小心碰到桌子，一切都要重來。」四十四歲的她看起來樸質可愛，但開口卻是連珠炮，像有股旋風掃過。通常，一秒鐘的停格動畫需要拍攝十到十二張照片，「一天能拍攝完成三到五秒就算很順利了。」黃勻弦說：「之前新聞稿說《我是陳派派》拍了八萬多張，我就說一定不只啦，那是有效照片，實際上可能拍了十萬多張或九萬多張。」停格動畫耗費極高的時間成本，難以被商業化，她只能靠偶爾接廣告案來維生；卻也因此具有獨一無二的藝術性，難以被其他動畫取代。黃勻弦為存放大量道具與佈景，在宜蘭、新店和台南都租有倉庫，光是《我是陳派派》一戲的佈景就佔滿了宜蘭工作室的三層樓空間。在不斷追求效率的科技潮流下，這門動畫技術簡直是不合時宜的遠古手工藝，這也難怪台灣電視史上上一回出現本土自製的停格動畫劇集，已經要追溯到三十五年前的《阿公講古》了。 圖：《我是陳派派》劇照。（黃勻弦提供） 圖：光是陳派派的人偶就有好幾隻，以便同時在不同攝影棚拍攝 負責「小公視」徵案計劃的公視兒少中心主任林瓊芬說：「黃勻弦覺得這樣的動畫工業已經很凋零了，於是有股雄心壯志，想要拚一把，因此在《我是陳派派》的計劃中說明，她要利用自己的小工作室，把對停格動畫有興趣的人組在一起，用母雞帶小雞的方式，推動停格動畫產業，這理想非常動人。」確實，為了讓這座奇幻樂園裡滿坑滿谷的人偶動起來，黃勻弦聘僱了六位年輕動畫師，同時在工作室裡六間攝影棚拍攝。此刻，他們正在進行《我是陳派派》第二季的拍攝，我們看到動畫師們在窄小的空間裡，用極緩慢的速度細調人物嘴型，深怕一個不小心，前面拍攝的心血全都白費了。儘管動畫拍攝有人接力，但我們眼前所見的大量美術道具、微型實景與人偶，全都出自黃勻弦一人之手。「她最厲害的是不用任何草稿，就可以直接做出整個場景的東西。」與黃勻弦合作的動畫師駱昱晨說：「所以她的速度是正常人的五倍以上，我們每個人下去幫她做東西時，她都覺得我們好慢，我們只能努力趕上她的速度。」和她相識多年的旋轉犀牛工作室IP營運總監吳彥杰也說：「她沒有在休息的，而且做得速度很快，這工作室裡所有的人偶和場景，都是她一個人做，基本上沒有其他製偶師能幫得上忙。」黃勻弦能有這樣的巧手與速度，全因父親是彰化的捏麵人師傅，「我們家從小就在做捏麵人，我以前以為是六歲開始，後來我姊說我是三歲就在廟口了，難怪我一直都沒有過年的印象，因為每次過年，我們家都要去伸港廟口做生意、賣捏麵人，大概到我國、高中的時候。」黃勻弦說。 圖：貼在牆上的動畫分鏡表做得非常仔細 停格動畫已屬難得，黃勻弦以捏麵技法製作人偶的方式更是世界僅有了。吳彥杰解釋，傳統停格動畫是，「從製模開始，先雕塑製模，然後翻模，國外也都是這樣做，這種製程是比較久的。但她是直接捏塑，從零到有做加法，加完就做出來了。而且她有一種超能力，能在平凡的東西裡去做組合，所以她做得特別快，啪啪啪，加點裝飾就出來了，這非常難。」黃勻弦進一步解釋捏麵技法與西方雕塑的不同，「他們雕塑是一團土，拿很多工具來刮、削、加，是一個重複塑型的過程，一個作品要做好幾週，甚至好幾個月或年。可是捏麵是直接塑型，它只有手跟麵團而已，而且我們是街頭藝人，那個訓練是十五、二十分鐘要捏出一支東西，甚至一分鐘，把一個形狀像拍照這樣拍下來，然後做出來插在桿子上賣，因為客人不會等你。」她在我們面前排開捏麵工具，只有一把小剪刀和一支牛角尖，她拿起蒸騰的各色麵糰，揉捏混色後，不一分鐘就捏出玫瑰花、金魚，再一分鐘又雕出一隻小豬；即便是她口中最困難的臉部開面，也是三、五分鐘就俐落完成。然而，捏麵人這項傳統手工藝，早已隨著時代漸漸褪去。黃勻弦和哥哥姊姊們在離家唸書後，都再沒接觸捏麵，然而捏麵的技法早已刻在他們的骨子裡。二ＯＯ六年台灣開始流行創意市集，黃勻弦的哥哥忽然辭掉科技公司的工作，找她重拾捏麵人手藝，去創意市集擺攤，賣自己手做的公仔和飾品，如同當年父親四處擺攤的生活，一做八年。有次她做捏麵時，手指忽然勾起來，再也打不開，「我那時就很緊張，想說完了，一定是使用過度，然後我就想不能再這樣捏一個、賣一個，一定要想辦法。」她心想捏麵製偶她都會，如果再加上自學拍攝，就可以變成停格動畫。 圖：黃勻弦正在介紹工作室環境 「我決定做動畫時，就知道比起本科出身的人已經起步太慢，所以我很趕時間。」 三十歲才投身停格動畫的黃勻弦，為自己的動畫人生按下快轉鍵。 她花三年時間土法煉鋼做實驗，二Ｏ一六年創作第一部停格動畫短片《巴特》就入圍金馬獎最佳動畫短片，兩年後短片《當一個人》二度入圍金馬獎，終獲最佳動畫短片獎肯定。「我們的創作周期是兩年一部短片，可能別人會覺得『蛤？兩年才做十分鐘，這麼少！』但因為我們每天只有（完成）幾秒鐘，所以已經是在飆速，很像烏龜努力地跑，但在別人眼中看起來還是很慢。」她的語速驚人，就像在和時間賽跑。 圖：黃勻弦（左五）參加金馬獎頒獎典禮（黃勻弦提供） 在黃勻弦身上，「趕時間」和「耐心做」兩個不搭嘎的元素同時並存著。黃勻弦解釋：「我樂意做（停格動畫），這也是一個強項。有時候技術不如人，但是你耐力頂到一個高點時，也會突破一些盲點。」她繼續補充：「所以我的選擇標準只有一個，這件事有價值的我才會投入，沒有價值的，時間再短對我來說都是浪費。」我以為越做越有經驗、越純熟，她的製作速度就會變快；但她告訴我：「創作者本身會一直離開舒適圈，我們光是改偶的材質，從之前的樹脂土到後來的矽橡膠加玉米粉，例如一個偶的關節要彎幾百、幾千次，材質要調到怎樣才不會斷，也許觀眾不會有感覺，但我們的工法和材質一直在改變。」因此，她在工作室立下一個座右銘：「快做，快錯，快改，再做。」這套「快快快」的流程看似笨拙，卻也讓她有自信不怕被AI潮流取代，「AI可以抓結果，可以仿出結果，但至少它沒有手下去做實驗，這個過程發生了什麼事情，它不可能比我清楚，因為它不是下去做的那個人。」 圖：動畫師正在仔細調整人偶的動作 我回看她親手打造的小人國樂園，突然想到陳派派的偶，有張大大的圓臉，搭上大眼睛、大鼻子、大嘴巴，以及綁著沖天炮的蓬鬆捲髮，簡直和導演本人長相如出一轍。我好奇問她，是否「如神造人」，也以自己的形象創造出陳派派？她哈哈大笑說：「我沒有意識到，沒有特別做，特別做有點變態。」然而，黃勻弦確實就是陳派派。《我是陳派派》雖然雖然是闔家觀賞的輕喜劇，然而主角陳派派卻是脾氣不好，帶有一股憤怒的女孩，透過她如何與周遭人事物相處磨合，也教導兒童觀眾如何面對自己的情緒。而黃勻弦的童年的確存有一股憤怒，製作《我是陳派派》的過程也是她和童年和解的過程。黃勻弦出生在彰化市，爸爸原本在工廠做工頭，後來學了捏麵人的技術，開始擺攤賣捏麵，有藝術家的性格；媽媽是童養媳，經營小生意維生。「其實我們家應該有六個小孩，可是死了三個。那年代如果是男胎就不會被墮掉，女胎就會，那時醫生給我媽吃墮胎藥，因為養不起，一定要墮掉，醫生說這種藥吃一帖就見效，我媽吃了三包，結果我還是生下來了。」她說完放聲大笑，然後再繼續加碼：「更好笑的是，我媽為了避孕，有裝T字針（避孕器），後來我生出來時，她還看一看我頭上有沒有插著一根T字針！」三個倖存的孩子中，仍有兩個女孩。因為家裡貧困，只有姊姊是在醫院生的，她和哥哥都是在家裡破布上生的，「你很難想像那時候的鄉下人有多殘忍，真的跟古代人一樣，孩子生了他們不會第一時間去抱，等你活了才抱。」雖然她頑強地活了下來，但從小到大沒有被爸媽抱過的記憶。 圖：工作室裡的動畫師駱昱晨 她比了比額頭上的疤，繼續說，她兩歲時有一次爬樓梯，被彈簧門彈下來，滾到地上躺在血泊裡，「我媽就說，『啊死了』，然後一群鄰居來看，只有隔壁一個外省伯伯開始罵，『搞什麼鬼？為什麼不趕快送醫院？』結果我媽就跟他說，『我老公在工廠，沒辦法聯絡他，然後我也沒有錢，如果你要救這孩子，要先借我錢，然後載我們去醫院。』」黃勻弦哈哈大笑地說完，然後補上一句：「你知道爛命一條就是這樣子。」她把悲慘的童年當成一則則笑話講，聽不出怨恨與憤怒，但大笑背後盡是陰暗的故事。我想到歐美國家常有導演以停格動畫形式講述暗黑悲慘的故事，例如《聖誕夜驚魂》、《蝸牛少女回憶錄》等，黃勻弦認為，做停格動畫的創作者都有固執、自虐的體質，宛如修行者，這樣的人生通常也比較辛苦。果不其然，她接著又說了一個關於童工的故事。「我們不只過年賣捏麵喔，我做過的手工有十幾種，剪過日曆紙，會綁雨傘的骨架，還有裝模型車車。我媽一直很怕我們不曉得賺錢很辛苦，所以就故意找很辛苦的手工給我們做，以前手工都是算『件』的，你做慢就是在跟自己過不去，而且還會被罵。」吃苦的童年也帶來養分，如今她手工做偶的速度簡直無人能及。 圖：所有的美術設計與佈景道具全都是黃勻弦一手包辦。（黃勻弦提供） 然而，當年的女孩哪裡知道什麼是未來的養分，只有滿滿的悲憤。還有一次，她讀幼稚園時，「我記得我拿了一塊方布，拿了我唯一的故事書、一個娃娃、幾塊錢，那是我全部的財產，像電視演的那樣把它對綁，我很悲愴地要離開這個家。我從樓上躡手躡腳地下來，然後翻過家後院的紅磚牆出去，走到我們家十公尺外的一間柑仔店。」結果，她以為沒人知曉的逃家計畫，就在全家眾目睽睽下發生，立刻就被姊姊叫了回去。她說，哥哥姊姊長她好幾歲，過得也不好，於是她沒人可以說話，從小學一年級就開始寫日記；但憤怒的情緒有時還是難以按捺，國二時甚至有厭世的念頭，所幸她即時轉念，改變在家裡的生存策略，用爸媽喜歡的樣子和他們相處，「所以我一到高中，考上（彰化高商）廣告設計科就立刻搬出去了，然後我們家也很快就沒有我的房間，變成倉庫了。」類似的悲慘童年故事，她源源不絕輸出，簡直可以出一本回憶錄了。她做了總結：「如果不認識我們，你一定覺得我們家（感情）超好。但我們不能討論任何敏感話題，只要講到誰當初怎樣，大家馬上就變臉。那個恨根本就沒消掉，所以我才會做情緒的東西（動畫），因為隱藏根本沒有用，時間過了也沒有用，你不去面對它，它就是永遠在那裡。」 圖：旋轉犀牛工作室IP營運總監吳彥杰 問她又如何面對恨的情緒？她說，年輕時讀了很多與家庭相關的書，來了解自己的家是怎麼回事；二十幾歲時，她靠著大量閱讀腦神經科學、非暴力溝通、薩提爾心理治療等書籍，認識自己的情緒並療癒自己；而三十歲之後開始做動畫，她就把之前所學系統化，將憤怒情緒轉化成能面向觀眾的訊息。「我做陳派派是想解決家庭的問題，尤其是憤怒的情緒來得最急，也最難消。」原來停格動畫這樣需要精細耐性的手藝，也是在磨自己的脾氣，一格一格的拍攝，也是一幕一幕和過去的自己對話。《我是陳派派》以幽默處理憤怒，正如黃勻弦以一則又一則笑話講述自己的悲劇童年。她語速放慢、溫柔地說：「孩子十二歲以前的大腦如果顧好，真的會省掉後面一大堆麻煩，等於是國一、小六之前，父母辛苦一點，把愛與合作、關懷跟接納種在孩子的腦裡，先用滿滿的愛把他罩住，他以後會很有底氣。」黃勻弦突然想起國二那一年，「我可以花這麼多力氣，幾乎沒有休息，好像很趕時間的在做這些東西，就是覺得我活著的每一天都是賺到的，不然我應該在國二那時就消失才對。所以我唯一的貪求大概只有時間，我想要更多時間，所以我捨不得休息。」她說完停頓了一下，又說：「我知道我這年紀不可以這樣，身體會受不了，我現在有在改了。」 圖：為了存放大量的停格動畫佈景與人偶，黃勻弦將工作室搬到了租金較便宜的宜蘭 黃勻弦小檔案● 出生：1982年生於彰化市● 學歷：朝陽科技大學視覺傳達設計系● 作品：動畫短片《巴特》、《當一個人》、《山川壯麗》、《眾生相》；動畫劇集《我是陳派派》● 獎項：2018年金馬獎最佳動畫短片、2019年台北電影獎最佳動畫片、最佳美術設計黃勻弦年表● 1982 出生於彰化市，父親是傳統捏麵人師傅● 2004 朝陽科技大學視覺傳達設計系畢業● 2006 創辦旋轉犀牛原創設計工作室● 2006-2013 開始在創意市集擺攤賣捏麵人與飾品● 2013 開始創作停格動畫短片● 2016 首部動畫短片《巴特》，入圍金馬獎最佳動畫短片● 2018 動畫短片《當一個人》，金馬獎最佳動畫短片，台北電影獎最佳動畫片、最佳美術設計● 2020 動畫短片《山川壯麗》● 2023 動畫短片《眾生相》● 2025 動畫劇集《我是陳派派》，入圍金鐘獎最佳動畫節目獎、節目類創新獎、節目類美術設計獎、節目類聲音設計獎

作者／徐淑卿知道《共時的星叢》今年9月將在東京都現代美術館展覽時，我就決定為此去一趟東京。一方面，既然關心台灣文化如何走向世界，展覽可說是面向世界的第一線。其次，我有雙重好奇。既好奇台灣策展人黃亞歷如何向日本觀眾，呈現屬於台灣以及個人的視角；同時也好奇日本觀眾如何看待這個展覽。展覽源自2015年的紀錄片《日曜日式散步者》。影片以1930年代成立於台南的「風車詩社」為主題，呈現一個未必有很多人知曉的台灣。當時台灣透過日本的轉譯，與發端於法國的超現實主義，以及其他現代主義思潮產生共振，這樣的共振也許如星星之間的距離那樣，有著時差，看見時已將消失，或是看見時已經不同，但這樣的振動，也足以讓遠處的蝴蝶展翅。更重要的是，這不是法國影響日本，日本影響台灣的單一取徑，而是一旦開始，變化就隨之而來。台灣在多重折射的影響下，又展現出哪些屬於台灣獨特的色彩？2020年人山人海的展覽《不朽的青春》，副標是「臺灣美術再發現」。這是一個如同為台灣前輩藝術家集體安魂的儀式，在多年的文化斷裂與掩埋中，讓年輕的台灣觀眾重新認識台灣美術的發展歷程，以及日本藝術家在台灣留下的痕跡。不過，或許重要的意義不僅是重新出土，同時也是校正位置。也就是當我們把台灣的位置從大陸邊陲，回放到世界航線的交匯處時，曾經被掩藏的台灣與世界的交流網絡，就會再次浮現。文化的航線也是如此。也因此，好奇日本觀眾如何看待這個展覽的同時，我心裡也排斥著一種目光。雖然統治台灣的五十年間，日本將現代化帶到台灣，但不希望日本觀眾只看到昔日日本施加於殖民地的影響，而看不到，即便如此，台灣也有其文化的主體性。不過，置身位於清澄白河的東京都現代美術館，我的顧慮一開始就煙消雲散。入口處菱形鏡面浮現創作者的影像，當你移動位置時，你可以看到浮出的人像，或者影像消失殘留的黑暗，你也會看到自己，自己也時而清晰或隨著走動而扭曲。換言之，這裡不會只有一種目光，不會只有一種敘事。近200件從台灣各美術館博物館帶來的藝術品，500餘件資料文獻，還有100件日本美術館提供的作品，在六個主題與相應的空間設計上，讓人不僅看到當時的藝術家創作了什麼，同時也感受到他們的心靈所朝向的世界，那裡似乎殘存畫面之外視角的餘光。展場的設計，彷彿一再提醒我們餘光的存在。當我們看著一幅作品，或者幾幅作品彼此的關係時，我們也會不經意瞥見，他處鏡面倒映其他作品，也因此我們知道，自己身處的只是一縷視線所及的局部，或發現自己的身體隨鏡面而變化。這些讓我們猜測，或許策展的意圖，固然呈現一種時代的樣貌，以及時代對創作的影響。但這個樣貌框架了星叢的共時，卻無意框架星叢之間的折射，以及不同折射所變換的各種目光與詮釋。展覽的六個主題分別是：1.翻譯與創造之間；2.包裹在幻想中的都市；3.超現實主義的時差；4.何謂故鄉、何謂自我；5.由誰而畫、為誰而畫；6.白色長夜。主持藝術部落格「青い日記帳」的評論家中村剛士認為，這是他心目中2026年日本十佳展覽之一。他說，這是日本有史以來首次舉辦如此大規模的台灣近代美術展。這些收藏和資料因為散居各處，要一次看到並不容易。「而且這並非單純的名品展，是將作品背後的人們，他們的移動、交流，乃至與政治、社會的關係一同呈現在眼前。首先，這個機會本身就極不尋常。」一位署名なかた的出版社網路媒體記者，他在note網站發表的觀後感，則回答了我對於日本觀眾怎麼看這個展的疑問。之前在東京都現代美術館看坂本龍一展時，同時看了另一個展覽，其中有些作品是拍攝今日中國東北昔日滿洲國的一些建築遺址。而與《共時的星叢》同時展出的則是日本藝術家多田美波的作品，她在戰前出生於台灣高雄，而後移居現在韓國首爾，戰後才回到日本長期居住。這些巧合讓我感覺始終存在一種策展角度，就是日本與前殖民地的關係。なかた在文章開始便說，過去曾看過包括橫濱美術館的「因為總是在身邊：日本與韓國，藝術的80年」，以及福岡亞洲美術館的「亞洲美術漫步指南」等，似乎近年重新探問日本與亞洲各國關係與歷史的展覽越來越多。對於這類展覽，他始終留意一個問題：「日本在定位亞洲美術或他者時，往往會強行將其收束於源自西方的衡量尺度，或雙邊關係的框架之中。」而在《共時的星叢》展覽，他卻看到一種不同的表現形式。將曾經受到殖民統治的歷史，連同日本與西方這些衡量尺度，一併加以相對化。它不落入「日本的影響如何如何」或「受害的歷史如何如何」這類固定論述，也不以日本或西方作為具有特權的衡量標準。比如，第五個主題「由誰而畫、為誰而畫」，討論的是走向戰爭的日本，如何將台灣美術與文學納入戰時體制，創作者也不得不配合國策的處境。なかた說，這些作品被放置在以黑色隔板區隔，連觀看順序也不明確的空間裡，是否意在使時間順序失效，也不明示一種評斷加害與受害、影響與被影響的觀看目光呢？這些展示安排，讓他深有所感。因為展覽在觸及劇烈社會變動的影響之際，也如實呈現這些影響的顯現方式絕非整齊劃一。每位創作者的矛盾掙扎，曲折心境，以及靈活而堅韌的接受與轉化，都呈現在眼前，沒有被刻意抹平差異。令人意外，也令人格外動容的是，なかた從展覽的表現樣態，看到與台灣一路走來的歷程是相互共鳴的。他說，最終台灣成為亞洲屈指可數的成熟民主國家。例如率先在亞洲承認同性婚姻。支撐這一發展的，是不再將歐美中心主義與漢族中心主義作為唯一基準，平等承認多樣文化根源的多元文化共存理念，也是對多樣認同的重新建構，使其不被收束進單一敘事。不依照單一順序排列，也不按國籍歸類作品的展牆，可說正呈現了這種思考方式。這種貫穿台灣這個國家的思考方式，也構成了這場在「日本」介紹「台灣美術」的展覽的根基。或許，なかた的詮釋，未必是策展人的想法，但展覽本來就可能衍生不同的思考。另一位觀展後同樣在note發表文章的作者りょうすけ，他看展的方式是走一圈之後，回頭在每個單元中找兩個作品，從它們的差異來了解主題。例如第一個主題，他想將陳澄波《嘉義公園一景》和呂基正的《商品櫥窗》放在一起，公園中的動物園與商品櫥窗都是都市新出現的場景，但一幅作品中有背對觀者的人物，另一幅作品中的商店則是空無一人，當兩幅畫並置，他看到的是人物有無所顯現的差別。而在「白色長夜」這1945年後，台灣逐漸走向白色恐怖統治的主題。作者挑選了兩幅畫，分別是李石樵《田園樂》，與同樣是創作於1946年麻生豐的《戰後廢墟熱鬧風景2》。他認為前者雖名為「樂」，但畫中沒有一個人物的表情是明亮的，而後者雖然身處殘破的廢墟，神情卻更為開朗。在這兩幅畫之外，他特別挑選黃榮燦的版畫《恐怖的檢查——台灣二二八事件》。他說，首先吸引目光的是，士兵與民眾的鎮定程度完全不同。卡車上的士兵若無其事，下方的民眾則驚慌失措。卡車上下，彷彿分屬不同的世界。他也留意到，這個作品與《田園樂》創作時間只差一年。而作為台灣觀眾的我，雖然遠道而來，心存希望台灣的創作被放在世界的脈絡中被日本觀眾看到的期待，但在現場更真實的卻是流連於一個個美的瞬間，包括展場也如同藝術的裝置。我最喜歡的是第三個主題「超現實主義的時差」這個展間，像是三岸好太郎的作品《飛渡海洋的蝴蝶》，這幅畫的靈感來自安西冬衛的短詩：「一隻蝴蝶飛渡韃靼海峽」，這時我彷彿也感受到一種共時，略微了解風車詩社所追尋的，可能是什麼。 正在日本東京都現代美術館舉行的展覽《共時的星叢》，被藝術評論家中村剛士稱為日本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台灣近代美術展，也是他心目中2026年日本十佳展覽之一。攝影／徐淑卿、圖／陳克宇

文・蕭宇翔／圖・翻攝自 Lannan Foundation(Photo by Don J. Usner) 2026年諾貝爾文學獎今（8）日揭曉，由加拿大詩人、古典學者安．卡森（Anne Carson）榮膺桂冠。授獎理由為：「她大膽而富創造力的整體創作，以充滿遊戲精神的方式與古典傳統展開對話，為當代文學創造了嶄新的形式。」得獎者由諾貝爾文學奬委員會今年新的常務秘書英格麗・卡爾伯格（Ingrid Carlberg）宣布，宣布前幾分鐘，她已與安·卡森取得電話聯繫，並表示：「她很驚訝，我們沒有很多時間通話，但她當下在冰島，正在聽風的聲音。但我能聽得出來她很快樂。」現年76歲的卡森，是當代英語文壇最重要、也最難以歸類的寫作者之一。她既是詩人、散文家、翻譯家，也是研究古希臘文學的學者，在詩、小說、隨筆、評論、戲劇與古典翻譯之間自由穿梭，每本著作都在打破文體的界線。卡森1950年生於多倫多。她對自己的生平向來寡言，作者簡介總是縮減為一句話：「安．卡森出生於加拿大，以教授古希臘文維生。」近年她的專訪也以極簡、扼要，甚至淡漠的方式回應，通常不足千字。她曾表示：「語言是一種隱藏機制。」又說：「沒有什麼比試圖隱藏更讓你引人注目。」少年時期，卡森偶然在書店發現一本希臘文、英文對照的莎芙（Sappho）詩集，自此進入古希臘語的世界。她後來以莎芙與古希臘愛慾觀為博士研究，論文發展成第一部著作《愛慾：苦甜參半》（暫譯：Eros the Bittersweet），如今已成為兼具古典學術影響力與一般讀者知名度的作品。1998年，她以《紅的自傳》（Autobiography of Red）名震文壇。她從古希臘詩人殘存的神話碎片詩篇出發，將被海克力士殺死的紅色怪物革律翁，改寫成一名長著翅膀、拿著相機的同志少年。她將古典神話、同性情愛、攝影與南美旅行混合為一部奇異的詩體小說，並將世紀末時代氛圍下，壓抑而又驚異的情慾，比作秘魯的火山峰群。整本詩集既像一部旅遊筆記，又像古典文學評注本。多位文學名家為之震動。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愛麗絲．孟若讀後說，她已經多年沒有讀到如此「令人驚異地不安」的作品；蘇珊．桑塔格則稱卡森是「大膽、博學而令人不安的作家」。 文學批評家哈洛．布魯姆稱她為「在世諸天才之一」，可與喬哀斯、貝克特比肩。她的另一代表作《丈夫之美》（The Beauty of the Husband），則以29支「探戈」書寫婚姻、出軌與慾望的破敗，並不斷與濟慈的詩互文。此書讓卡森在2001年成為史上第一位獲T. S. Eliot詩歌獎的女性；同年她也以《下班後的男人》（暫譯：Men in the Off Hours）獲首屆格里芬詩歌獎加拿大組大獎。2014年，《紅色續傳>》（暫譯：Red Doc>），讓她第二度抱回格里芬詩歌獎，成為少數兩度獲獎的詩人。她的創作不斷突破既定規格，讓我們改變對一本詩集的想像。近作《夜》（Nox）為少時分離的亡兄而寫，將各種照片、信件、字典詞條與翻譯拼貼成可以拉開的手風琴書；《Float》則由22冊可以任意排列的小冊組成。卡森的詩句冷峻、幽默，看似平實淡漠，實則每句深藏千絲萬縷的關係，機鋒飽滿。詩歌對她而言似乎從來不只是一種文體，而是激盪思考與體悟的遊戲。臺灣讀者對卡森也並不陌生，她的散文詩集《淺談》（Short Talks）已有繁體中文版，由詩人陳育虹翻譯、寶瓶文化出版。她先後獲古根海姆獎、手推車獎、麥克阿瑟「天才獎」，2020年又獲西班牙阿斯圖里亞斯親王文學獎。 新作《不合常規》（暫譯：Wrong Norma）則在2024年入圍美國國家圖書獎詩歌類決選，隔年獲美國國家書評人協會詩歌獎，年逾七旬的詩人仍持續改變人們對「詩」的想像。卡森的詩經常滿布古典文學、哲學與藝術典故，這位「以教授古希臘文維生」的學者，卻寫著最前衛、破格、叛逆的詩；背後支撐它們的，又往往是人類最古老的情感：愛、死亡、嫉妒及慾望。

《跨國灰姑娘》出版20年來，臺灣社會對移工的需求只增不減，而現今有著超缺工、高齡化、少子化三重夾擊的臺灣，我們該如何面對「長期照護」與「逐漸變老」的人生必修課 ？臺灣社會又該如何與移工相處、建立更完善的制度與觀念？本次明星讀書會邀請到著有《跨國灰姑娘：當東南亞幫傭遇上臺灣新富家庭》與《拚教養》兩本得獎暢銷著作的前臺大社會學系特聘教授、現為美國史丹佛大學資深研究員兼任史丹佛亞太研究中心台灣計畫主任藍佩嘉，與曾以《一位女性殺人犯的素描：她如何謀弒母親、婆婆與丈夫》獲得臺北國際書展大獎與金鼎獎，今年以新書《河人：一場山難，自由、暴水與生命的流向》入圍2026臺灣文學獎金典獎（非虛構寫作類）的作者胡慕情，進行對談。藍佩嘉與胡慕情緊扣「長照」、「聘僱移工」的切身經驗，勾勒出照護者家庭、外籍移工與勞動現況的立體面貌，也深入探討二十年來全球照顧鏈的變化，梳理臺灣現行的制度跟國外實際的照護政策，也與現場觀眾交流討論，引領大眾對於相互扶持、共存共榮社會的更多想像，更期待未來臺灣社會能落實更合理的勞動條件與更完善的制度，讓移工與雇主都能在相對平等的基礎上互動。 胡慕情：現在大家都非常關注「長照」，而它並不是一個單純個人的個別家庭的問題，而是我們這一代都沒有辦法回避的一個社會現實。對我來說，首先我要先謝謝老師寫了《跨國灰姑娘》，這本書幾乎奠定了我對於移工的看法，在我正式成為一個長照的照顧者後，面對很多衝突的時候的一個底線，老師的這本書裡有著很多提醒，它成為了我心中的一把尺。今天想要從三個部分來跟老師做討論，分別是：這二十年來全球照顧鏈的變化、臺灣的制度跟家庭，以及我自己在照顧跟聘僱移工的一些經驗。藍佩嘉：很高興今天有這個機會來和大家聊聊。關於「全球照顧鏈（Global Care Chains）」，這個概念其實是美國學者 Russell Pernas 提出的概念，他觀察到美國和意大利的中產階級的女雇主，聘用了菲律賓人來照顧她們的小孩，而這些菲律賓人又聘用了菲律賓更窮的女性來照顧她們留在菲律賓的小孩，這就像是一個全球照顧鏈，這個照顧的責任其實是一層又一層外包給更弱勢的女性。而我們可以去重新思考這個照顧鏈，全球照顧鏈聽起來比較像是一個單向、線性的，但我曾寫過一篇文章，提出另外一個概念，叫做「全球照顧迴路（Global Care Circuits）」，讓彼此可以互相回饋。我們今天請移工來照顧我們的父母，我們就用其他方式在幫助移工照顧他的父母或小孩，比方說：我們給移工合理的薪資報酬、合理的勞動條件，讓他即使不在場、不在家鄉，但移工仍可以用其他方式扶持到他們的家庭。如果是這樣的一個狀況，我們就不會覺得這個關係一定只能是剝削的、是掠奪的，我們也許可以用「迴路」的角度去思考整個全球照顧鏈，找到大家是可以協力或相挺的方式。 ▲ 藍佩嘉回顧《跨國灰姑娘》二十年再出新版，在原書基礎上，更新了臺灣近年移工政策的變革，全新的作者序更點出臺灣移工二十年來的變與不變。（圖／鏡文學） 胡慕情：就我自己成為雇主以後，我會潛水在臉書的雇主社團裡面，我就看到很多雇主非常可怕的發言，例如：雇主覺得移工吃太多了、移工怎麼可以要求休假，我覺得這好像並不是一個單純的觀念轉換的一個問題，似乎有更多的現實的情況使得雇主沒有辦法產生比較正向的「照顧迴路」，那老師是怎麼樣觀察這種雇主沒有辦法更動的情況？藍佩嘉：《跨國灰姑娘》從英文版出版到現在，真的剛好二十年，這二十年來，我們其實很多相關的制度已經出現了很多的調整和改進。所以，新版裡面有一個目錄，做了這20年來的很多的法規的變化，那你可以看到，在某個程度上對於移工的勞動人權的保障是有在進步的。確實雇主的反彈好像也在上升，因為大家會跟以前比，好像以前我可以這樣做、為什麼我現在不能這樣做？參照點是過去跟的比較，並不是跟聘僱本國勞工比較。所以我以前常說，就是說也許我們可以用一把尺來衡量一一如果你聘一個本國的看護，你會覺得可以這樣做嗎？比方說：如果聘一個本國看護，你可以偷偷裝攝影機嗎？我們心裡可能就會覺得不太OK。但是，話又說回來，聘僱外籍移工確實是一個很特殊化的聘僱關係，我們如果聘的是一個本國人，大家可以用市場機制來調節。但是當我們聘用外國人時，不管是這位移工要付出很多的成本，他才能來臺灣工作，或者現在可能是雇主要付出很多成本去聘外國人，同時國家又有很多的干預；當要轉換的時候，空窗期會造成很多雇主端有很多的困擾，也會造成移工端說很難像一般的本國人可以自由移動。所以我覺得很多是從制度面需要再做一些調整。▲ 胡慕情分享自己的長照經驗，認為「長照」並不是一個單純個人的個別家庭的問題，而是我們這一代都沒有辦法回避的一個社會現實。（圖／鏡文學）胡慕情：我外婆她是非常典型活過那種日本戰爭的那種女性，我自己在照顧經驗裡面觀察到是，也許是她們身處在那個年代，她其實會抗拒死亡，因為她們的整個的生命歷程是我要想著活下去，所以一旦承認我接受幫助，對她們來講好像就是「我必須直面死亡」這件事情。可是這讓我意識到很多的家庭，長輩因為非常抗拒這一些長照系統的幫忙，等到他出事的時候，他才會非不得已必須趕快使用移工，而這會造成後續非常多的情況。所以我想請問老師在實務的經驗上，為什麼這麼多的家庭會在很晚的時候才使用長照的資源？藍佩嘉：也許我可以先分享一下我家的經驗。就我父母當時也是抗拒使用長照或者是聘僱移工，我覺得他們的抗拒可能有兩個部分：一個部分就是很多長輩都覺得當他使用了這些照顧服務，就表示他自己真的很老了、很弱了，像這次新版我用了一個叫「我們都是時間的移民」來描述這個老化，我們其實跟環境的互動可能不一樣了，可是很多時候你是抗拒這個變化的；另一部分就是照顧者也很抗拒，如果外包出去，是不是代表我的能力不好，因為我照顧不好，所以才要去請人來照顧。當時我想要說服我媽媽請居服員來照顧，我媽講一句話讓我很震驚，我媽說：「鄰居如果看到有人來我們家照顧，他會覺得我們家沒有小孩願意照顧。」那你可以看到這是我們還蠻根深蒂固的一個傳統文化，我們一直還是覺得說小孩才是那個最理想的照顧者，孝親勞動才是那個最理想的照顧方式。你如果把爸爸媽媽送去養老院安養院，大家會覺得什麼？好可憐，好像是被遺棄的。在臺灣，大概不到10%的老人是接受機構照顧。在傳統孝道文化的捆綁下，大家還是對於機構照顧有一些很負面的看法，那你不願意去機構，但小孩不見得有能力或有時間或有意願照顧你，於是請了移工在家裡工作，表面上看起來還是三代同堂、還是住在家裡，維持了那個好像孝親照顧的表象。我們都還是依賴這種聘一個移工來家裡照顧的方式。我覺得最好一個對照例子就是日本，日本過去也是一樣很依賴小孩要照顧父母。可是，日本在推動長照保險之後，因為覆蓋率很高、提供很多機構的照顧，透過制度的變化。改變了文化，所以現在日本老人不會覺得要小孩孝順方式是要跟我住在一起。但是臺灣的長照制度，依賴很部分的稅收，覆蓋率有限，某程度上沒有辦法去撼動傳統的文化。我們透過國外市場的勞動力，去支撐傳統文化的框架，即便我們知道，其實很多時候已經已經搖搖欲墜了。很多的長輩，他都還是認為子女是一個最好的照顧者，這件事情真的是很不對，非常非常不對，關係越近其實可能有越來越多的摩擦，畢竟還是有一個階級關係存在。胡慕情：在老師的書裡面，提到一個「前臺」、「後臺」的概念。移工在雇主家必須扮演一個非常乖的角色、很多東西必須隱藏，等到他休假的時候，他才一個恢復一個人的狀態，但現在隨著科技、觀念、政策的進步，我自己的觀察是，很多移工在僱主家裡面，不見得真的有那麼大的前後臺的差別了，那老師怎麼樣觀察這件事情的改變？尤其是當這個前後臺慢慢模糊的時候，移工跟雇主的衝突為什麼還會存在？我們要怎麼面對或處理這樣的困境？藍佩嘉：二十年前大家都還在用Nokia，當時書裡面講的前後臺，就是地理上的前後臺，基本上就是以空間來說，前臺就是僱主家、後臺就是移工去放假的時候。那現在因為手機的關係，移工的前後臺當然會變得更加的復雜，他就算是周間待在雇主家裡，也可以透過手機，跟他家鄉的家人、朋友聯絡，所以之前不是有一本書，移工為什麼都在直播嗎？他透過這個手機，馬上可以創造一個虛擬的後臺了。對移工來說，我覺得有很多很正面的事情，他跟家人、朋友的情感的聯繫，甚至很多人都在帶貨，提供他很多兼差、賺錢的機會，有經濟上的收入。那當然對雇主來說，可能就覺得很困難了，抱怨移工為什麼都在看手機？我覺得我們也可以很正面看待手機這件事，以前覺得你一定要讓他學會中文，學會臺語，那現在可能甚至不用了，你用AI、你用翻譯軟體，可以做很多及時的溝通。所以，他其實對改善勞工關係、照顧品質是可以有正面的幫助的，或者，像剛剛講的移工能夠得到情緒支持，某個程度上也是好的，因為我們希望他可以健健康康的在臺灣工作和進行照顧，所以有很多新的變化、新的挑戰。▲ 藍佩嘉與胡慕情緊扣「長照」、「聘僱移工」的切身經驗，深入探討二十年來全球照顧鏈的變化，也與現場觀眾交流討論，引領大眾對於相互扶持、共存共榮社會的更多想像。（圖／鏡文學）胡慕情：不管是過去還是現在，我覺得整個國家似乎還是把家庭當成一個最主要的照顧支柱，即使現在已經長照3.0了，可是，我自己在使用上會覺得有幫助，但真的不多，整個照護體系跟移工體系似乎是分離的；而當勞權一直不斷提升，我們以後要找到24小時的看護，也許會越來越困難的事情，所以我們該怎麼樣面對以後的長照？藍佩嘉：我們現行的是衛服部管長照2.0、勞動部管移工。移工除了這個在安養機構工作，其他都是在家庭聘僱，那長照的話基本上就是按照時數，按照你的點數它會給你各種不一樣的這個照護的時數，而在長照的系統裡面，全部都是本國的居服員，所以我們現在完全是兩個不同的系統，彼此也不太往來。那未來我們要面對的趨勢是什麼？第一個是說我們現在很依賴這種私人家戶聘僱的模式，我覺得它並不是一個很永續的系統，或是它也可能並不是一個最理想的照護的模式。移工越來越不便宜、市場的供需也出現了很大的變化，現在勞動力要跟製造業、其他國家競爭，所以今天條件越好的移工，其實可能會選擇其他的國家或者是其他的產業，尤其臺灣的外交關係又比較特殊，所以沒有那麼容易去找到新的來源國來馬上補位。因此，我們勢必要把移工的勞動力整合進未來的這個長照的體系裡面，因為本國的居服員其實也不見得就是有這麼多人願意做這個工作。如果這個系統可以支持日班來一個移工，夜班來一個移工，那當然從移工的角度來說，他的工時能夠受到比較多的保障，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我認為比較理想的模式，那但這種模式就會有個前提啊，就是什麼，我們就必須要投入更多的經費。未來，我們顯然會面對越來越老的一個臺灣人口、越來越缺的勞動力，所以我們要怎麼樣去重新去設計系統、來應對這個未來的挑戰？可能也需要一些新的，新的想像力，去想到一些不同的方式，來安排我們的照顧。胡慕情：像我們這一代會開始覺得進機構是一個好的選擇，可是現在機構還是一個處於天平兩端，不是很貴就是很可怕，這樣子的一個現象，我們又要怎麼樣去面對？藍佩嘉：我覺得現在機構的發展和限制，一部分受到文化概念的捆綁，大家都覺得機構不好，那所以要不然就是高級的養老院，要不然就是真的是被小孩遺棄了你才會去住的地方，但現在要經營一家安養機構其實有蠻多的限制，這個也有很多的辯論，到底該不該讓更多的大資本進入，這有很多的不同的看法。我沒有直接研究這個機構的部分，所以比較細節的困境我恐怕沒有辦法多談，不過我覺得我們現在都比較能夠接受機構照護，很多人也不希望變成小孩的負擔，那未來產業該如何擴張去滿足一個更大的需求，也是未來臺灣要面對的一個新的挑戰，我相信未來應該也會有越來越多有創意的人會投入這個產業來做一些發展。▲ 藍佩嘉Ｘ胡慕情談《跨國灰姑娘》的勞動、移動與流動對談大合照。（圖／鏡文學） 《跨國灰姑娘: 當東南亞幫傭遇上臺灣新富家庭》（新版）🎧有聲書這裡聽🎧 鏡好聽：https://lihi2.me/h7e64🎧 博客來：https://lihi2.me/osWJt🎧 讀墨：https://lihi2.me/xCtGs🎧 kobo：https://lihi1.me/ZW80P【Live Podcast】藍佩嘉Ｘ胡慕情談《跨國灰姑娘》的勞動、移動與流動🏠🏠 有聲書 | 特別收錄🏠 鏡好聽 作家說 Podcast🏠 Apple Podcast🏠 Spotify🏠 Youtube 延伸閱讀專訪文章 「我們都是穿越時間的移民！」 移工研究經典，藍佩嘉《跨國灰姑娘》推出新版 移工政策、社會環境、老年照護， 每個人都需要面對的未來 《拚教養》作者藍佩嘉 《跨國灰姑娘》新版新書發表會 「孝道外包」、居家移工制度能否永續？ 我們如何面對老後的未來？ 《跨國灰姑娘：當東南亞幫傭遇上臺灣新富家庭（新版）》藍佩嘉 著獲頒國際學術大獎的社會報導巨作從馬尼拉到臺北 揭開超過二十二萬個家庭屋簷下的跨國照顧鏈呈現家務移工在多重限制中的生活與情感，看見雇主在「照顧外包」與「傳統孝道」之間的兩難與拉扯穿透學術框架的動人敘事，捕捉女性移工在異鄉的勞動身影本書是來自田野現場的深入觀察與社會紀實，同時也是一本論述嚴謹、深具國際聲望的學術巨作。由臺大社會系教授藍佩嘉撰寫，將生硬的社會學研究轉化為如電影般生動的敘事，讓藏匿在臺灣日常生活背後的移工故事躍然紙上。書中聚焦於目前已超過二十二萬人的女性家務移工。來自菲律賓與印尼的她們，以短期契約過客的身分，在臺灣社會的邊緣角落默默支撐著許多家庭的舒適生活與孝親照顧。然而，在現行的制度與偏見下，她們往往被視為廉價勞動力或沈默異鄉人。透過作者的筆觸，我們得以用移工的視角重新觀察世界：中正機場成了探索不確定未來的旅程起點、臺北火車站是灰姑娘翻轉角色的假日後臺，而寄回家鄉的一瓶Qoo果汁則託付了母親給遠方子女的補償性愛意。藍佩嘉透過訪談九十三位菲、印籍移工與五十一位臺灣雇主，立體呈現家務移工在多重限制下的生活、情感與能動性，以及雇主在孝道倫理、性別分工與勞雇關係之間的掙扎與兩難。這本書不僅讓我們理解移工的命運，更像一面鏡子，反映出臺灣雇主家庭內部脆弱的親子、夫妻與婆媳關係。本書最初於二○○六年由杜克大學出版英文版，隨後作者以返璞歸真的母語重新改寫，用淺白易懂的文字與真實故事，試圖跨越理論的藩籬，以最深刻的生命感動喚起讀者的共鳴與省思。本書獲得美國社會學會、國際亞洲學者會議、台北書展大獎、金鼎獎、開卷好書獎等獎項肯定。新版在原書基礎上，增添新版作者序及臺灣移工政策二十年來的變革。

記者・蕭宇翔 編按：鏡文學《文學新聞》推出「讀書人」系列，每四週一篇，邀訪各領域的重要人物，談談成長、求學到現在，一路影響人生選擇的閱讀經驗。本期「讀書人」是今年五月卸任的最高檢察署檢察總長邢泰釗。四十年檢察官生涯裡，他從地方命案、選舉查賄，一路辦到政商金融大案；任內曾為含冤辭世二十多年的「諸慶恩案」提起非常上訴，這樁冤案最終獲得平反。邢泰釗在司法體系中格外特殊，他不只辦案、寫書，也長年親自組織團隊、編刊物，把散落的案件與知識整理成書；近年又推出法律兒童繪本與桌曆，帶著最高檢察署首次參加臺北國際書展，並親自擔任說書人，與作家對談《卡拉馬助夫兄弟們》這本圍繞著弒父案與錯誤審判所展開的經典小說，探討「罪」的意義。從卷宗、時事雜誌到《聊齋》，他相信閱讀能成為「認定事實」的知識底蘊。問他閱讀如何影響辦案，他主張以想像力提出假設，用聯想力勾稽資料，再以好奇心，與對人情世故的理解追索真相。這位特別的檢察官，為何相信辦刊物能夠影響人？又是如何把閱讀練成辦案的內功？請見本次深入專訪。（特別說明：「讀書人」系列於 9/7刊出臺北市長參選人沈伯洋專訪的同時，已同步邀訪另一位參選人蔣萬安市長，隨後提出平易近人的題綱，只是目前尚未獲得安排。）（最高檢察署在今年臺北書展的攤位吸引眾多人潮。資料照。最高檢察署提供） 邢泰釗小檔案出生：1958年生於宜蘭，1961年搬到高雄大樹鄉無水寮，九歲時遷居鳳山學歷：中興大學法律系學士、文化大學法律研究所碩士、司法官訓練所第24期結業經歷：第12任最高檢察署檢察總長、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長、法務部政務次長、臺北與全臺各地地檢署檢察長，以及內政部警政署政風室主任邢泰釗年表1958 出生1981 國立中興大學法商學院法律系畢業1985 中國文化大學法律研究所碩士畢業、司法官特考及格1987 司法官訓練所司法官班第24期結業、分發彰化地檢候補檢察官1993 任桃園地檢署檢察官，承辦十二起中華民航劫機來臺案，包含黃樹剛、劉保才等案2000-2002 任臺北地檢署主任檢察官，指揮偵辦北市警察擄妓勒贖案，並參與偵辦前立委羅福助相關案件2002-2007 調升高雄高分檢檢察官，借調內政部警政署擔任政風室主任；任內帶隊查獲當時規模最大的百家樂職業賭場，並查辦警察違法經營應召站等重大警紀案件；同時創辦《日新司法年刊》2007 出任雲林地檢署檢察長2008 出任屏東地檢署檢察長2010 出任高雄地檢署檢察長；任內率隊執行五都選舉查賄，績效獲評全國第一2011 調任金門高分檢檢察長，被質疑為「明升暗降」。任內，他研讀外國法學資料，帶領小型團隊編纂司法史與實務出版品，建構臺灣本土法學方法論2015 調任花蓮高分檢檢察長2016 5月出任法務部政務次長，7月接任臺北地檢署檢察長2016-2020 任臺北地檢署檢察長期間，督導偵辦樂陞收購詐欺案、第一銀行ATM盜領案、中信金購地案、遠雄集團大巨蛋收賄案、史上最大量古柯鹼運毒案、馬英九三中案及總統私菸案等重大案件2020 出任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長，整合跨轄區偵查資源，督導毒品、金融、資通與國家安全犯罪案件2022 以歷年最高票獲檢察官協會票選第一名，隨後獲總統提名並經立法院同意，出任最高檢察署檢察總長2026 5月7日任期屆滿卸任，結束近40年的檢察官公職生涯 一、第一件事就是把沙發搬走沒有公開的歡送會，沒有紅布條、致詞和鮮花，今年5月7日退休那天，前檢察總長邢泰釗低調離開最高檢察署，結束了40年的檢察官生涯。辦案素有強悍果決之稱的他，在體制內卻是內斂謹慎、貼壁而行。「我離開每個服務單位，都要求不要舉辦歡送會。首長的工作績效如何，同仁心中自有評價，舉辦歡送會意義不大。何況，這次總統提名接任的檢察總長人選，立法院並沒有通過，此時更不宜舉辦歡送會了。」我們與他約在鏡文學訪談，他的穿著並不因為已經卸任四個月而更悠閒，襯衫打上了領帶，左右肩各揹一只布書袋，裡頭裝滿書籍和資料。兩袋重量相近，垂在身體兩側，像挑著一座隨身攜帶的司法天秤。訪談原訂兩個小時，最後談了五個半小時。臨走前天色還亮，我們問要不要替他叫車，他連忙婉拒。邢泰釗從不讓外人知道住處，連國家派給他的歷任司機也不知道。他只讓送到住家附近，他再自己走回去。檢察官經手的案件牽涉利害，有人可能上門恐嚇、報復，也可能藉送禮行賄；更難防的是，對方故意留下現金或物品，再反過來指控司法官收賄，到時百口莫辯。「檢察官是處理別人是非的職業，也很容易沾染不必要的是非，所以謹慎為要。我都跟孩子說絕對不能帶同學回家。」早期鄰居都不知道他的職業，有次被問急了，他只好說自己是某所小學的老師。今年五月卸任以前，他做了四年的最高檢察署檢察總長，是全國檢察體系最高位置。在此之前，他已在全臺各地的檢察機關工作三十六年，從命案現場、地方犯罪，一路辦到政商與金融大案。一般檢察長的辦公室都擺著會客沙發，他每到一個新的機關履任，第一件事就是請人把沙發搬走，換一張大長桌，方便與人討論、攤開資料。卸任前，再把沙發搬回來。「我只不過是恢復原狀，讓後來的人自己選擇。我不想讓人家覺得我很霸道，胡亂改變環境。」我們沒有告訴他，這次在鏡文學的錄音室訪談，攝影團隊為了讓畫面乾淨，原本撤走了桌子，放了沙發；臨到採訪前，想到他的習慣，又搬了一張大桌回來。桌子很快就派上用場。我們在訪綱裡提到，聽說他愛讀《聊齋誌異》，他便帶來兩種版本，連同自己參與籌畫的司法刊物和主題桌曆，擺滿一桌。過去40年來，邢泰釗常常一天待在辦公室16個小時，早上大約8點進去，晚上11點左右才離開。他的生活很樸素。一名資深司法記者記得，「邢泰釗的辦公室總放著一壺檸檬水，檸檬片從早泡到晚。他辦案忙，常常顧不上吃飯，就叫麥當勞。」邢泰釗聽了回答：「那是因為有記者來，才叫麥當勞一起吃。麥當勞還滿貴的。」待在辦公室不全在辦案，他也讀讀書、編刊物，構想下一本書。他編的《日新司法年刊》聽來枯燥，其實有趣。2003年，他在警政署擔任政風室主任，單位只有十幾人，卻要面向全臺七、八萬名警察。除了公文和法令宣導，還能用什麼方式影響警政風氣？他的直覺就是辦刊物。一辦11年的《日新》，以法律推廣為定位，內容五花八門，有名人專訪、法理學、法醫常識、社會案件的探討，還有英文練習、面相學和笑話。邢泰釗自己發想主題、邀稿、校對，對字體、排版、用字都非常要求，送印後還派一位警察同仁到印刷廠看印，以防任何閃失。受訪的資深司法記者也提到，邢泰釗很重視美感：臺北地檢署的走廊過去曾堆滿電腦主機、螢幕等雜物，他上任以後全部請人清理，改掛畫作。「這些藝術品也不是說多名貴，都是矯正署、監獄受刑人做的。他就拿來，幫它打燈。」邢泰釗帶團隊採訪的名人，並不限於法界，反而是他自己好奇、想學習的跨界人物，包括：企業家嚴長壽、名探李昌鈺、布袋戲大師黃俊雄、詩人余光中等。當年為了採訪臺積電董事長張忠謀，他足足準備了兩個月，通讀資料、規劃提問，紮實一如辦案。2010年，他帶著幾位檢察官、司法官同仁到高雄大樹的佛光山寺，專訪星雲法師。當時佛光山因為大規格迎奉佛牙，引發社會上一些討論。他準備了困難的問題，想好好向星雲法師請教，例如，「韓愈在〈諫迎佛骨表〉裡談過，這有費力耗財的問題。到了21世紀，我們還要盛大地迎佛牙嗎？」未料邢泰釗率眾來到佛光山的客堂時，星雲法師氣場強大，身邊眾人都不自主地跪下，邢泰釗微微掙扎後仍堅持站著，「我很尊敬他。但我那天是想去做學術研討的，必要時還準備辯論。我一跪，後面怎麼跟他討論？」後來確實頗有「小扣小鳴，大扣大鳴」的效果，邢泰釗說，在他的一番刨根問底之下，雖然氣氛無法以融洽形容，但星雲法師仍耐煩地回答釋疑，訪談結束後，還送給他「青天白雲」的親筆書法，並稀罕地蓋了四個印，「我也不以為意。後來有人跟我說，捐款一百萬都未必有幅墨寶，我嚇一跳。」一千多年前，韓愈因為那篇反對迎佛骨的文章而觸怒皇帝，險些被處死，最後遭貶潮州。採訪星雲一年後，邢泰釗從高雄地檢署，被調往金門高分檢。外界認為這是因為他在高雄大力查賄，才遭「流放外島」。檢察官協會還為此發表公開聲明，質疑法務部。「金門天氣冷，我一個人，朋友也少，有天突然收到一大箱泡麵、餅乾和書，原來是星雲法師看到電視新聞，託人寄東西來。我就一邊吃他寄來的泡麵，一邊看他的著作。我曾當眾與他辯駁，他不但沒有懷恨，還關心我。我們訪問一個人不只是得到一篇稿子，還能看見一個人的胸襟、行事和氣度。」職務每隔幾年就調動，編刊的習慣卻始終跟著他。到雲林、屏東、金門就任，便在不同地方繼續發想《日新》；到了最高檢察署，又以《最高檢察論壇》的形式延續。受訪的資深司法記者說，編書並不只是邢泰釗的興趣，更可以看出貫穿他整個司法生涯的志向。他反覆整理案件實錄與偵查要領，希望幫助同行辦案更有方法；也推出童書、公仔、訪談錄，為的就是想讓外界更了解檢察官的工作。「不管被貶官，還是在高位，他都沒有放棄。」辦刊物辛苦，還有人說他「不務正業」，他幾度想過放棄。就在他準備放棄時，臺大圖書館打來電話，詢問新一期為何還沒寄到；館內早已替《日新》留了一個專區。多年後，現任警政署長張榮興又告訴他，2006年考分局長班時，《日新》內容紮實，給他很大助益。「他跟我講過幾次這件事，可能是客氣話，但他確實有讀。」這兩年，邢泰釗更把司法讀物編成《2026神探公益桌曆》，選取十二部經典作品，每月介紹一個故事：從俄國的《卡拉馬助夫兄弟們》、英國的《時間的女兒》，到北歐的《龍紋身的女孩》、日本的《嫌疑犯Ｘ的獻身》，也收進討論人工智慧審判的電影《人造正義》。每頁搭配插圖、故事情節和法律觀點，最後再連結回檢察實務，他希望小孩和大人都能讀出樂趣。 （邢泰釗出席臺北國際書展，推動最高檢察署與臺灣犯罪作家聯會合作，規劃8位檢察官與12位犯罪推理作家對談，跨越北中南辦理講座。最高檢察署提供）邢泰釗1958年生於宜蘭，三歲時隨教書的父母搬到高雄縣大樹鄉無水寮（今稱「水寮」），顧名思義，那是偏僻的旱田，只種得出地瓜、樹薯和鳳梨。或許是出身鄉間，升學壓力不大，邢泰釗滿滿的好奇心得以發揮。「我天天到泥巴地玩，什麼都不懂。到九歲，父親帶我們搬到鳳山，住進教師宿舍，我才開始接觸到有趣的書。」教師宿舍的鄰家孩子們喜愛閱讀，常常傳閱刊物。當時鄰居幾位小孩流行閱讀青少年雜誌《王子》，他借看後回家便吵著要父親訂閱；後來小朋友又介紹他看東方出版社的《叢林奇談》，講一個小孩毛克利，從小被狼群收養，長大後帶領狼群，去對抗叢林裡的野獸，「小時候因為鄰居小孩介紹，讀這些才開了眼界，發現原來有那麽多書，世界是那麼精彩。」十餘年後，已是大學生的他在台北火車站附近補習日語時，才知道站在桌前的這位台灣日語補習界鼎鼎大名的劉元孝先生，正是這本《叢林奇談》的譯者。如果沒被告知，譯者都不知自己譯的書對一個孩子的影響有多大。父親畢業於開封師範學院，曾創辦一所小學，母親則畢業於臺北女師（今日的臺北教育大學），兩人都是教師，卻很少管他讀什麼。同學、鄰居的影響反而更大。「鄰居小孩都很有各自的性情風格，也都愛閱讀，同儕間互相感染，讓我嚮往，也開始好奇：為什麼別人說的，很多我都不知道？」二、周遊列國，坐在別人教室的第一排愛上閱讀後，邢泰釗不只培養出好奇心，還做出了違背眾人期待的決定。1970年代，南部學生缺乏學習英文的環境，升學要靠數學爭取機會。當時成績好的男生大多讀理工組，邢泰釗的數學成績不錯，卻選擇念法商。「不要說我父親，連同學都擔心，甚至覺得我有些可憐。怎麼跑去念社會組？以後可能窮困潦倒。」但他看見班上真正有物理天分的同學，知道自己再怎麼努力也很難超越。「如果去念工科，將來可能只是個二流工程師；不如走自己喜歡的路。」那時的他甚至有些文學式的浪漫想像：「潦倒了，就看看《聊齋》，淒苦一點也不錯。」後來他考進了中興大學法商學院法律系，也就是今日臺北大學法律系的前身。當時律師高考錄取的名額很少，曾有一年只錄取不到十人；臺灣前途未卜，社會對兩岸戰爭仍有恐懼，家境較好的學生往往準備英文、出國留學，到了美國便不再回來。相較之下，法律只適用於本地制度，來念的多半是中南部學生。來到臺北，他才真正感受到南北差距。北部學生更早規劃好人生路，南部學生連世界怎麼運作，都還在摸索。「離家以後，分分秒秒都是錢。吃飯要錢，搭車要錢，住人家的鐵皮屋也要錢。時間就是成本，所以我們可能比較用功。既然花了這麼大的代價來，總不能什麼都沒有學到。」中興法商的課不能滿足他，他開始打聽臺北各校有哪些名師。臺大、政大、東吳、輔仁，他都旁聽過。「既然來這裡念書，當然就要學最好的、聽最好的。我幹嘛被綁在一間教室？」偏偏中興法商點名嚴格。曠課到一定時數，該科就要掛零，兩科零分就不能畢業。有些老師習慣下課前點名，邢泰釗和幾名同學摸清規律，先到外校聽課，算準時間，再一起搭計程車趕回。「那時候計程車還算便宜，一個人出十塊，趕回來點名。後來我看到，當年一起湊錢、坐計程車的那幾個，發展都不錯。」他尤其常去臺大旁聽。當時日間部一大早來上課的人不多，班代表看見有人願意來聽課，還招呼他們坐到第一排。洪遜欣、韓忠謨、王澤鑑等名師都在臺大授課，「為什麼是名師？名在什麼地方？」他不只聽課，也觀察不同學校、師生的風氣。有些女同學的筆記又快又好，字跡工整，像印好的書，他鼓起勇氣借來影印，沒想到對方大方交給他。「我問什麼時候要還，她說隔天再給她就好，連我的名字都沒有問。我那時候覺得，臺大學生真有度量，因為有自信。」大學四年，他幾乎都在各校旁聽。服完海軍預備軍官役、考上法律研究所後，他又繼續聽了一、兩年。前後五、六年間，他在臺北「周遊列國」。課堂之外，他也讀《論語》、《戰國策》、《文心雕龍》等國學經典。「當時沒有什麼目的，只是愛讀。可是事後回想，對我影響最深的，反而是這些。」（邢泰釗帶來的《聊齋》，上頭充滿劃線與筆記） 古書文字精煉，特別令他著迷。邢泰釗曾看過一名日本人在中國長住二十幾年，接受電視台訪問，說感觸最深的便是讀到《論語》，並當場用日語讀了一段：「廄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孔子退朝回來，人家說馬廄燒起來了，他先問人有沒有受傷，沒有問馬。「比如說你開一部保時捷，車子撞到了，很多人下來先看車怎麼樣，才看人。一場火災下來，孔子是先問人命，不看財物。這麼一件事情，十二個字便寫完了。」馬在當時被視為財物，也許不能怪孔子，因為今日的臺灣，即使是家中寵物在法律上仍被視為財物。不過對於邢泰釗來說，儒家擅長化繁為簡、微言大義，又主張「物有本末、知所先後」，這些都帶給他深刻的影響。檢察官雖靠法律入行，但到了工作現場，大部分在做的卻是「認定事實」。邢泰釗說，「尤其一審法官、檢察官的工作，八、九成都是查明事實。法律只占一、二成。」查明事實，需要對金錢、職業、人情和地方社會有所了解。他說，「一個社會線記者來當檢察官，說不定比一個初出茅廬的法律系畢業生做得更好。記者經驗多、資料多、眼線多，可以諮詢的管道也多。只拿一本六法全書，對辦案幫助有限。」邢泰釗剛畢業，被分發到彰化地檢署，第一天報到就碰到一件命案：1987年，員林一名媳婦教唆兒子與同學殺害公公。死者是地方上的大地主，名下有上億元不動產，家族龐大。「到了現場，訓練所教過什麼，幾乎都想不起來。教得愈複雜，臨場愈不可能照本宣科。」他初到彰化，雖會講臺語，訊問時仍不夠精準。嫌疑人一概否認，死者周遭親友和關係人也說不出個所以然。「否認以後，你要怎麼繼續談、突破人家心防，才是真正的考驗。」面對龐大財產，警方最初懷疑命案與竊盜或財務糾紛有關。眾人反覆推敲、討論，反而一度迷失方向；最後，邢泰釗回到最初的直覺，沿著大家族遺產的分配追查，才找到突破口。「有時反覆深思、與人討論後的方向，反而不對，這時候就要回到直覺。」多年後回看，他說所謂直覺也並不神祕，其實就是大量閱讀、觀察，累積人生經驗後，現場形成的反應。然而，留在心中最久的，往往不是順利破獲的大案，而是沒有找到兇手的案件。1995年，臺北夜店文化方興未艾。一名二十歲的女學生從臺中北上租屋打工，一邊學英文，一邊存錢準備出國。一天夜裡，她在夜店搭計程車返家時，遭人嚴重毆打、侵害，身體以棉被包裹，由計程車載到臺北市撫遠街路橋下棄屍。邢泰釗到現場相驗，遺體面目全非，法醫根據外觀初步研判，誤判死者為三十歲，且曾經生育。解剖後不久，死者的母親從臺中跑到臺北陳情，在臺北地檢署五樓，手上拿著數本雜誌哭訴，上頭不僅刊出了女兒的遺體照片，還把她寫成不檢點的女孩。案件沒有偵破，死者的隱私卻外流了。邢泰釗至今記得那哭聲。三、可以預見，不能有成見大學時，邢泰釗在臺北各校「周遊列國」聽課；成為檢察官後，他又在各地檢察署之間移動。回憶起各地案件，邢泰釗簡直是行走的犯罪地理學資料庫。桃園有盜採砂石、賭博性電玩，還有人寄來炸彈賀卡恐嚇檢察官；彰化的中小企業密集，早年出現大量的仿冒皮包、衣服與鞋帽；雲林有病死豬、病死牛流入市場。苗栗違法開採矽礦、屏東有野生動物的保護、金門則有小三通、海關與兩岸貿易的灰色地帶。到了臺北，則充斥著違反證券交易法、公司法、商業會計法、銀行法等白領犯罪案件。邢泰釗時時刻刻都敦促自己要學習新知，不能懈怠。（民國75到80年間桃園賭博性電玩猖獗，歹徒以炸彈賀卡恐嚇司法人員，此為實物照片。圖出自《桃園地檢署署誌》） 他常讀時事雜誌如《今周刊》、《商業週刊》、《壹週刊》、《鏡週刊》等，不是為了八卦娛樂，而是透過人物與政商動態，來了解人脈關係網、累積社會常識。「卷宗裡講到某人負責收錢，是個容易被忽略的名字；但如果你知道，這是議員的弟弟或司機，就可能爬梳出背後的關係。」他常以土地比喻資料，一定要經過開發才有價值。「土地不開發，就是荒山野嶺；資料也一樣，卷宗一定要詳讀、整理、分析。」三十多年前，邢泰釗在桃園擔任內勤檢察官。警方從八德移送一名經營賭博性電玩的男子，卷上記載現場只有十幾臺機器。男子繳不出兩萬元交保金，過了兩天才由朋友出面保釋。「我覺得奇怪，為什麼只辦這麼小一家？怎麼不辦大的？如果是老闆怎麽可能兩萬元都拿不出來，這個人可能根本不是老闆。」他把男子找來訊問，果然只是受命頂罪的人頭。現場實際擺放的電玩也不只十幾臺，警方移送這件小案，僅為應付上級。真正的老闆要他頂罪，出事後卻沒有立刻保他，害他多關了兩天；男子心生不滿，反而成為案情的突破口。沿線追查，竟牽出警察貪瀆。「檢察官手上的事情那麼多，這種小案很容易就結掉。你願不願意晚上十一、二點到派出所，把卷仔細看完，把人親自找來問？當然大部分嫌犯不會承認，但你不問，怎麼會知道？」辦案需要想像力，先從可疑的跡象，猜測拼圖大致的方向。也需要聯想力，把分散的人名、日期與金流串起來；最後還要有好奇心，追問那些看似尋常之處。「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邢泰釗談偵查，幾次引用《論語》的這段話：不要預先認定別人要欺騙自己，也不要憑空猜測別人不守信用；但若對方真的存心欺瞞，又能預先察覺，這才是高明的人。「辦案也是一樣，檢察官尊重被告，讓他把話說完，不羞辱或逼迫他；但證據要準備周全。等他陳述完，再把錄音、帳冊拿來仔細核對。」「有的人還會生氣，說：『你有錄音，怎麼不早點拿出來？』害他說了一番謊話。可是假如一開始就把錄音摔在桌上，他也可能說你威脅他。辦案的困難就在這裡。」因此他說：「可以有預見，但不能有成見。」偵辦重大案件時，邢泰釗會先安排一名「魔鬼代言人」（The Devil's Advocate)，專門站在被告或辯護人的立場，攻擊團隊已經相信的結論。愈多人認為答案顯而易見，愈需要有人提出反對意見。他最近又從同仁分享的重量訓練經驗裡學到「肌肉代償」一詞：做臀肌的肌肉訓練時，因為臀肌本身無力，身體便調動其它部位來幫忙，久而久之，反而造成小腿外側的肌肉緊繃，引起新的痠痛。「檢察官辦案也是一樣。原來的問題沒有精準處理，就不斷找其他方法代償，最後在完全想不到的地方引爆危機。基本功沒有練好，迴避一個問題，往往會製造更多問題。」一次討論案件，辦案團隊看見影像中被交付的禮盒，有人斷言裡面一定是贓款。邢泰釗反問：「你怎麼知道是錢？」對方說，一看就知道，如果不是錢，雙方何必相約見面？邢泰釗卻認為，在眾目睽睽之下交付贓款，反而有違常理。然而對方意見堅決，他便再問：「一百萬元的千元鈔票，大概有多重？」對方答不出來。邢泰釗告訴他，新鈔是1.01到1.05公斤，自己多年前曾在郵局秤過。「既然認為是錢，就必須有所根據。因為接下來可能要搜索、扣押人家的東西，不能只憑『一看就知道』。」檢察官必須與警察、調查官、證人及各行業專家合作。若只用職權壓人，對方表面服從，心裡並不信服。「所以要通曉人情，光靠威逼沒有用。萬事要靠溝通，也要靠專業。」如此縝密周延的辦案風格，替邢泰釗帶來強悍的名聲。他督導高雄地檢署查察2010年五都選舉賄選，選前數月，雄檢便率先查獲七件市議員、里長買票案件，聲押兩人。邢泰釗在高雄任內一年多，共起訴26名涉及賄選的南部立委、議員與鄉鎮長，查賄績效名列全國第一。隔年，他從高雄地檢署檢察長調任金門高分檢檢察長。表面上，職位從一審上升到二審，管轄範圍卻只剩金門、連江。外界將前一年的查賄與這次調動聯想在一起，稱之為「明升暗降、政治流放」；法務部則否認調動涉及政治力量。邢泰釗到了金門，一待就是三年九個月，堪稱在地服務任期最久的檢察長。在金門編了四本書之後，他覺得可做之事已不多，一度想掛冠求去，離開檢方去編書、研究法理學，結果遠在臺灣本島的妻子朱富美（目前為大法官），聞訊立刻搭機趕往金門，與他徹夜長談，提醒他莫忘當初決定做檢察官的初心，他才打消去意。「2011年初到金門時，島上還留著一點古味，有許多廢棄老屋，牆垣傾塌。南洋、日本運來的瓷磚散落一地，百年風吹雨打，紅磚仍紅得發亮，感覺就好像到了《聊齋誌異》的現場。」他拿著書，在現場讀，也許是感受到蒲松齡當年困頓失意的心情，想著自己是不是應該寫一本《金門誌異》？邢泰釗尤其喜歡聊齋裡的〈黃英〉。菊花精與酒友暢飲，醉倒在菊畦，性情所至，竟變回一株高及人身、搖著十餘朵大花的菊花。後來人類朋友不慎將它拔起，竟枯萎而死。「《聊齋》寫出一種淒美，它講人心之惡，也講人性的美；有時還寫出一種信賴，跨越種族之間的友誼。那些鬼怪與人交好，甚至讓你覺得，妖怪比人可愛。」原是人生低谷的金門歲月，他帶領全署只有12人的小隊伍──包括司機與工友──研讀法學資料，整理司法實務，陸續編纂四本書。他發覺臺灣法學長期仰賴翻譯外國理論，卻缺乏從自身案件出發所建立的方法論。今年四月，他終於出版了《臺灣法學方法論壇精粹》，結合學界與實務界的觀點，為這條本土法學之路打了頭陣。離開金門後，他又被派到花蓮高分檢，前後沉澱五年。2016年政黨輪替，他進入法務部擔任政務次長，不久接任臺北地檢署檢察長。2018年地方選舉期間，北檢又創下轄區查賄紀錄，選後提起八件當選無效之訴，最後八件全數勝訴確定。其後，樂陞案、遠雄與大巨蛋相關案、馬英九三中案與總統私菸案，不分藍綠，相繼進入北檢。辦到最後，國民黨指責他是民進黨的，民進黨指責他是國民黨的；媒體稱他「拚命三郎」、「辦案悍將」；也有人以「邢家軍」質疑他的用人與權力。邢泰釗總結那段時期，「不要因為一審有罪就得意，也不要因為無罪就沮喪。很多案件多年後回頭看，會有不同評價。我能做的是把起訴書、判決、答辯等資料盡量公開，讓歷史裁判。」 四、世界已經夠黑白了有些案件，等了二十多年的歷史，才有重新裁判的機會。1997年，臺南富商翁茂鍾家族的「怡華實業」因投資失利，積欠法國巴黎銀行946萬美元，銀行經理諸慶恩負責替銀行追討債務，卻反遭指控以不實定存單追債，2002年二審被判有罪。諸慶恩始終主張清白，隔年在官司與鉅額求償的壓力下過世，年僅37歲，留下妻子和兩名年幼女兒。諸慶恩死後，翁茂鍾在訴狀中，將求償金額擴大至五億多元，主張諸慶恩嚴重敗壞了「怡華」的商業信譽。諸慶恩的妻子在承受巨大打擊下，為了不拖垮家庭，依法辦理了拋棄繼承。後來，法律上的繼承順位又轉移到當時年僅小學及幼稚園的兩個女兒身上。2004年，歷經纏訟後，法院才判決諸慶恩的女兒免賠確定。邢泰釗看過諸慶恩留下的資料，「他這個人最重視的是名譽，以我辦刑案多年的經驗判斷，如果沒有此案，他不會那麼早過世。」2018年，邢泰釗擔任臺北地檢署檢察長，因偵辦翁茂鍾所涉嫌的「應華炒股案」，派出檢察官到臺南搜索翁茂鍾住處，查扣了自1996年至2013年留下的27本筆記。翁茂鍾為了經營、盤點人脈，將自己與司法官員見面、飲宴及送禮的日期，乃至花費多少錢，都寫得一清二楚。辦案人員將這些飲宴紀錄與諸慶恩案的搜索、起訴、裁判的時間軸相互勾稽，逐漸看見背後綿密的關係。當年，《鏡週刊》揭發時任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委員長、有「法官中的法官」之稱的石木欽，與翁茂鍾長期不當往來，並曝光那多本筆記。許多涉及翁茂鍾官司的法官、檢察官及調查官，都赫然出現在飯局名單裡。隨著法務部與高檢署重啟全面徹查，最後有多達數十名司法與檢調高層被認定有違失行為，其中多位情節重大者，更被移送監察院審查、遭到彈劾。受訪的資深司法記者仍記得當年情景，石木欽案牽連大量司法公務員，被稱為「臺灣最大司法醜聞」，正是邢泰釗擔任臺北地檢署檢察長任內，一路堅持追查的。然而平反並不順利。2021年，第一次聲請再審，遭法院駁回。2023年，邢泰釗任檢察總長期間，最高檢察署提起非常上訴成功，高檢署才取得第二次再審的機會。2025年，高等法院裁定再審，高檢署撤回檢察官於2001年提出的上訴，使諸慶恩回復一審的無罪判決確定。諸慶恩過世22年後，終於在法律上回復清白。受訪的資深司法記者認為，諸慶恩案最能看出邢泰釗與一般官僚不同的地方，「很多法律人都覺得，人已經死了，案子也就到此為止。但他一直不肯放掉，儘管面對非常多的阻礙。可見他是勇於突破傳統的檢察官，也很有承擔。」說起此次平反，邢泰釗反而把功勞歸於後來承審案件的年輕法官：「後來的法官要推翻司法前輩的判斷，會承受很大的內部壓力。他們願意摒除人情障礙，依證據和法律處理，需要道德勇氣。」諸慶恩的妻子得知結果後說：「今天的我終於可以挺直腰桿，大聲對女兒說：你們爸爸的人格尊嚴不容冤屈，他值得尊敬。」邢泰釗卸任檢察總長前三天，又針對高雄劉志明殺害退休女教師案提起非常上訴。最高法院原已將死刑改判無期徒刑確定，他卻認為，無差別殺人造成的社會恐懼，以及被害人家屬終身承受的傷害，不容輕視。「大家常要求家屬原諒，接受修復式司法，但很多原諒是心不甘、情不願。嘴上說原諒，晚上睡覺還是會流淚。你叫他放下，哪有那麼簡單？」邢泰釗曾在〈偵查之藝〉中寫道，從相驗屍體開始，檢察官與被害人、被告便「互成生命的一部分」；被害人家屬的悲泣，午夜夢迴仍會縈繞耳際。他還寫到，作家林文月歷時六年譯完《源氏物語》後，擲筆時感受到千年前的作者紫式部終於離去，既滿足又淒涼。有時案件偵查終結，邢泰釗也有這種感覺：不必所有人理解，被害人家屬如能瞭解，也就夠了。他曾撰文自許，要以「明是非之目」，來「凝望深淵」。深淵的盡頭，有時是現代人的孤獨。他談到2025年犯下無差別殺人案的張文，犯案前，已與父母、朋友斷絕往來，幾乎完全孤立，「他就是不想活了，死之前還要找人陪葬。」「現在的人不快樂。去旅行、拍照片，回來還是空虛。人還是要回到家庭，回到手足鄉親之間友善的關心。夜深人靜時，縱使自由，但無人關心，還是會感到寂寞。」他認為檢察官的工作心理壓力大，如何維持身、心、靈的健康，避免職業傷害，除了自己要注意調適外，機關也應投入資源配合因應，可惜目前並沒有整套的身心保健機制。邢泰釗一直以為自己睡眠很好，卸任後醫師卻告訴他，他的睡眠淺眠佔了很大比例。「壓力會在無形中侵蝕健康，不要過度逞強。」他看過一位優秀的檢察官，因爲健康因素，逐漸失去正常作息，白天不敢進辦公室，等所有人下班後，才在深夜回辦公室處理案件。最後不得不停職、離開司法界，大家都感到惋惜。檢察官在辦案時的敏銳與執著，回到家，就得全收拾起來。問他檢察官的凡事懷疑、事事偵測的習性，會否也無意中用在自己的孩子身上？「水至清則無魚，察見淵魚者不祥。你把小孩看得太透，小孩不會快樂。做父母有時候要糊里糊塗地愛小孩才好。」他過去工作忙碌，女兒年幼時，對她的補償就是休假日帶她到臺北101的Page One書店，「那是她的童年，也是我的中年。她看她的恐怖故事、鬼怪童書，我也看我的，最後負責全部結帳。」有時女兒買了恐怖故事自己讀了太害怕，便趕緊交給他保管。後來Page One結束，他悵然若失。多年後，女兒也已在美國工作生活，「我問她那些書要不要丟掉，她急著說不能丟，說那些都是絕版書。」他臉上浮現欣慰之情，看起來他自己更捨不得那段時光，不像是真的要丟書，倒像是藉此向女兒探詢心意。年輕時，邢泰釗曾反覆閱讀一本基督教靈修書《荒漠甘泉》。每次讀不到十分鐘，他就把書闔上。「我覺得這本書怎麼都是廢話，實在看不下去。」後來，他在法務部到立法院接受質詢、等待預算審查，現場不能離開，也不方便處理公務，便把《荒漠甘泉》帶去讀。「有一天我忽然讀懂，整本書就在談一件事：知止。人碰到困難，腎上腺素一來，就想趕快做什麼補救，常常是過度反應。知道什麼時候停下來，也是一種智慧。」到了後來，他常提醒年輕檢察官：「小智惟謀，大智知止。辦案要謙遜、謹慎，不要用自己有限的智慧，輕率衡量複雜的人和事。」訪談結束，攝影器材收起來時，桌上仍攤著兩本的《聊齋》。他說自己收藏有六種版本，曾比較過各版差異。隨後，他把書一本本收回袋中，揹上左肩右肩，站了起來。問他要不要幫忙叫車，他婉謝：「今天運動量不夠，我想去附近走一走。」後來電話補訪，才問起他那天下午去了哪裡。他說，去花市逛逛，「世界已經夠黑白了，有些繽紛的花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