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淑卿小說《82年生的金智英》曾有段懷孕中的金智英坐地鐵的描述。一位太太用大家可以聽到的聲音說，這樣很累吧？要是有誰讓座給你就好了。在大家的不自在中，一位女大學生站起來讓座，但是她撞了金智英的肩膀說：「肚子都大成這樣了，竟然還搭地鐵出來賺錢，真不知道在想什麼？」另一部韓國小說《破果》，是題材少見的65歲女性殺手的故事。小說開始的場景也是在地鐵上，坐著的孕婦，被強迫她讓座的男子數落：「最近的年輕人連結婚這種事都自動放棄，也不生孩子，懶得履行義務，只有在想要舒舒服服的時候才會說懷孕。...講白一點，這世上就你一個人懷孕嗎？就你一個人要生孩子？」地鐵如社會的觀景窗，讓讀者看到韓國女性，即使是最能激起大家善意的孕婦，在擁擠的必須爭奪的空間，也成為讓人產生敵意的「特權」。2016年5月，江南地鐵站附近甚至變成祭壇。一位年輕女子在公廁遭到殺害，兇手和被害人毫不相識，行兇動機是，他長期遭到女性無視，已經再也無法忍受。曾經翻譯《臺灣漫遊錄》的韓國翻譯家也是類型小說作家金依莎說，這件事引起許多女性的危機感。過去大家可能以為韓國治安良好，現在則驚覺這種暴力可能發生在每個女性身上，「她的故事可能也是我的故事，她的結局可能也是我的結局。」「江南站殺人事件」被認為是韓國女性主義再次覺醒的起點。幾個月後，趙南柱《82年生的金智英》出版，這本狂銷超過百萬冊的小說，不但社會學式的呈現韓國女性生命群像，也讓女性過去有所感但未必察覺也未必能言說的痛苦，經由主角之口率直說出。根據統計調查，韓國1982年出生的女性，名字最多的就是「金智英」。這部小說，藉由一位女性，顯影所有韓國女性共同的處境。就像「江南站殺人事件」，顯影的是女性共同面對的「厭女」威脅。揭露韓國女性所受到的性別、父權與社會的暴力，其實2007年韓江《素食者》更為尖銳。韓江接受韓國《東亞日報》採訪時曾說，她在大學時曾被韓國詩人李箱的這句文字吸引：「我相信人類應該成為植物。」她想像這位處於日本殖民時代的詩人，被迫生活在一個充滿暴力的世界，也許正是如此而渴望人類成為植物。所有與暴力相關的詞彙，如攻擊、戰鬥等都是指向動物性的存在，《素食者》是嘗試抵抗這種動物性的本質。韓江說：「我想呈現一個弱肉強食世界最極端的核心。」不過韓江的尖銳，一個在暴力下希望像植物那樣活著的女子，也很容易被「病理化」或代換成一種只會出現在小說的「奇觀」。這種「虛構的孤例」，也許不像「我們都是金智英」那樣，意味著韓國女性共同的呼聲，以及成為對有些韓國男性來說共同的挑釁。2018年韓國MeToo事件已經不再只是隱流，而成為公開的抗議運動時，檢察官徐智賢（SeoJi-hyeon，暫譯）在電視訪談指控上司性騷擾，就引用《82年生的金智英》。2016年「江南站殺人事件」、《82年生的金智英》出版與2018年MeToo運動，意味著女性覺醒擴大到更多群體的同時，不意外的也面臨反噬。不但涉及女性的書寫與言論，更容易被敵視，而且可能進一步被貼上「厭男」標籤，女性主義甚至被視為一種「精神病」。2018年歌手Irene在粉絲簽名會說最近在讀《82年生的金智英》，隨即引來男性粉絲強烈不滿，甚至在社群上燒燬她的照片，剪碎她的海報。一名男性留言說：「她等於公開成為女性主義者，我不再是她的粉絲了。」同一年，饒舌歌手SanE發表歌曲〈Feminist〉，歌詞被認為有厭女意味。他也在一場演唱會反擊抗議他的聽眾：「Womad是毒藥。女性主義？不，你們是精神病。」Womad是2016年從另一個以強調「鏡像反擊」聞名的論壇Megalia分裂出來的社群，強烈反父權，公開使用仇男語言與主張對男性全面拒斥。但是，這種較為激進的立場，其實不能代表韓國所有女性主義者，甚至她們也不見得自認是女性主義者。不過，對於反對女性主義的人，他們未必想釐清其中的區別，甚至刻意模糊其中的區別，將Womad的主張變成女性主義共同的標籤，也賦予自己仇視女性主義的正當性。2021年《TheDiplomat》曾刊登一篇文章〈女性主義如何在韓國成為貶義詞〉（HowFeminismBecameaDirtyWordinSouthKorea），分析女性主義在韓國被妖魔化的複雜原因。這不僅是男性擔心女性將動搖其過去優勢的反彈，也不僅是自以為被無差別「厭男」所感受到的被歧視的憤怒。文章中引述律師S.NathanPark的看法，一種相信成敗全憑個人努力的菁英績效主義（meritocraticideology），構成韓國年輕男性反對女性主義的思想基礎。他們在嚴苛而競爭激烈的教育與就業環境中，受個人主義追求與資本主義壓力所形塑，因而形成一種「扭曲的道德感」。在這樣的觀點之下，系統性的性別不平等被削弱甚至否認。S.NathanPark認為，當前這股厭女浪潮的動機，源自韓國年輕男性將女性視為「持續獲得優惠待遇的威脅」，而將自己視為女性主義的受害者。在《82年生的金智英》與《破果》中描繪的孕婦在地鐵上的被歧視，何嘗不是將她們視為獲得優惠待遇而讓自己受害的威脅？充滿貶義的網路流行用語「媽蟲」，又何嘗不是刻意忽略母親在家庭中承擔更多育兒的辛勞，而將她們扭曲成依靠丈夫和小孩得以悠哉度日的人？文章還引述一位韓國女性主義者的說法：「女性主義者正被描繪成仇男者，以便被噤聲，並使她們為性別平等所做的努力遭到污名化。」一些受訪者認為，現在韓國公開稱自己是女性主義者仍是危險的。而對名人展現女性主義立場的仇視，也助長一種文化氛圍，女性主義意識形態遭到排斥，當事人必須為此不斷辯解或道歉。這種對女性主義的憤怒情緒，也被政治人物收割。2024年愛丁堡大學韓國研究資深講師YoungmiKim，有一篇文章〈4B：韓國女性如何領導一場對抗厭女的激進運動〉（4B:howSouthKoreanwomenareleadingaradicalmovementagainstmisogyny）便指出，韓國政治人物已將這股日益增長的怨懟情緒武器化，並利用性別歧視與厭女情緒來獲取選舉利益。她認為，韓國前總統尹錫悅2022年贏得總統大選，部分原因正是他成功鞏固心懷不滿的年輕男性選民支持。在競選期間，他承諾要廢除性別平等與家庭部，並指控該部會將男性視為「潛在的性犯罪者」。不過，在部分男性妖魔化女性主義者，試圖否認韓國性別不平等的事實，以及抹煞女性爭取平等的努力時，作為韓國文化消費主力的年輕女性，對於現在仍有政治不正確的厭女等文字也格外醒覺。金依莎說，其實韓國文學界對於性別的看法已經達成共識，現在的問題是，如何擴散到更多讀者群，讓他們可以接受？她選擇寫類型小說，也有著希望觸及更多讀者的想法。金依莎所寫的第一部長篇小說《漢城府，明月夜》是一部以朝鮮時代「產婆」為主角的推理小說，因為這個時代男性仵作無法檢驗女性屍體，民間產婆就有機會代為驗屍，而從這樣的職業設定中，讓女性成為可以觀察推理的「偵探」。這部小說獲得相當不錯的評價，被視為是「成功將性別議題植入類型框架」的佳作，目前已有法文與俄文版，也售出電視版權。在讀者的反應中，金依莎也發現對於女性角色更為敏感的現象。有些人對女性身份產生質疑，比如說朝鮮時代女性不能出門，產婆可以去驗屍或追查案件嗎？金依莎說，女性不能自由拋頭露面是朝鮮時代晚期的規定，但小說背景是較早時代，還沒有禁止女性出門。不過小說中的確有個角色和史實有出入，也就是世宗大王的弟弟，這個人物其實很早就去世了，但這點反而沒有人提出質疑。《洛杉磯書評》撰稿人ColinMarshall曾說，即使在韓國，《82年生的金智英》一度也帶有社會政治「高壓線」的性質：讚美它，你就是女性主義陰謀的一分子；批評它，你就是父權體制的一員。...這使得要讓文本從藝術性的優缺點來進行批判性討論，面臨的可能不是反駁，而是一道石牆。石牆意味著在對立的情況下，有意義的溝通幾乎不可能。但是這樣固體的形容，反而讓人有種石牆或許有一天可以打破的樂觀。而爭取性別平等的努力，可能更像液體，在政治動員的情緒挑動下，如逆水行舟，退步往往比進步還快。這不僅是政治人物以厭女言論吸引同樣厭女的支持者來鞏固選票，而且也顯示女性議題的脆弱性，在政治對立之前，我們曾經以為的進步，或許只是幻覺。韓江《素食者》，承襲韓國詩人李箱「人類應該成為植物」的想像，尖銳描繪韓國女性所受到的性別、父權與社會的暴力。圖／陳克宇

作者／徐淑卿1992年韓國延世大學教授馬光洙，因為所寫的小說《快樂莎拉》，被視為「淫穢作品」，在授課過程中被逮捕。《快樂莎拉》描寫大學女生莎拉追求性快樂，並以此挑戰社會規範，宣示女性身體主權，與教授及多位情人發生各種性關係。因此也有人將此書和《查泰萊夫人的情人》相提並論。馬光洙當時遭到拘留並被判刑，後來獲得緩刑，但仍被延世大學解聘。直到1998年，馬光洙獲得韓國政府赦免並復職，但《快樂莎拉》至今仍是禁書。2017年，這位研究韓國詩人尹東柱與象徵詩學的學者，在住所自殺身亡。根據韓國東亞日報的報導，馬光洙生前最痛苦的一件事就是：「他只是因為想像了沒有發生的事件，就受到懲罰。」在去世前一年，他因為「文字恐懼症」而無法閱讀文章，最後只能依靠童話書。在日前閉幕的首爾國際書展攤位中，聽到出版邱妙津《鱷魚手記》、《蒙馬特遺書》韓文版的動詞出版總編輯魯柔多（YudaRoh）說起馬光洙事件，我突然感受到台灣作為這次首爾國際書展主題國，在性別政治上，有特別的意義。陳思宏在書展期間說過好幾次：「韓國有奧斯卡獎，有諾貝爾文學獎，但是我們有同婚。」這看似玩笑，卻表達了台灣值得驕傲的價值。不僅是在創作上台灣有出色的酷兒書寫，同時也有生命的解封與自由，這或許可以給身處在對性別議題相對保守的韓國社會的讀者，帶來希望和支持。這樣的價值，也是這次台灣主題國所想要強調的。除了策劃台灣館的許多講座與活動外，在大會舞台最大的一場對談，是由動詞出版總編輯魯柔多主持，陳思宏與陳雪對談的「逃家到返家：臺灣的酷兒文學」。毫不意外，這場對談所有座位爆滿，場外還有許多人站著聽講。或許可以說，這場座談出席的台灣作家有三位，除了陳思宏和陳雪，還有不在現場卻始終都在的邱妙津。這次臺灣文學館也帶來邱妙津的「生活週記」和「求職履歷表」等文物的數位輸出，與對談主題互為呼應。邱妙津去世是1995年，幾個月後陳雪出版了她的第一本書《惡女書》。因為邱妙津自殺的刺激，當時陳雪就公開出櫃了。她說，聽到她去世時，我有一個心願，希望透過我們的努力，讓台灣成為不會再有同志自殺的地方。「這麼多年來，我開心的時候就會想到她。像是同婚通過的時候，或者是像今天這個場合，希望她可以活到現在。」陳思宏說，《鬼地方》寫的是自己的家鄉永靖，他前陣子才得知，邱妙津也來自永靖。但在她的作品中看不到永靖，而是台北和巴黎，形同在文字中把家鄉給殺了。如果她可以活到現在，也許她現在也會在台上，和大家討論她的家鄉。就在這個場合，陳思宏公開出櫃。他說，其實看他的小說，看他的穿著就可以知道他是同志，但他還是要在這裡說：「我是Gay。」現場聽到這句話，有點意外，因為這似乎是不說自明的事。後來詢問陳思宏，他說，在書展大出櫃，雖然很多餘，誰不知道呢？但因為在首爾，很多性少數都很辛苦，我這個外國作家就來喊聲一下。韓國類型小說作家，也是劉芷妤《女神自助餐》、楊双子《臺灣漫遊錄》譯者金依莎說，同志文學在幾年前就已經是韓國文學的主流之一，但出櫃的同志作家非常少，尤其在演講、媒體訪談等公開場合，主動揭露自己同志身份的作家幾乎沒有。這在保守的韓國社會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來自台灣的作家，尤其《鬼地方》在韓國大受歡迎，就產生了一種「緩衝效應」，讓他的聲音能更廣泛傳播開來。去年陳思宏到首爾舉辦記者會時，也正好由她擔任翻譯，後來她查閱相關報導，發現就連一些保守的媒體也如實刊登陳思宏表明自己是同志作家那段話。如果是韓國作家的話，恐怕早就引來恐同勢力的大量惡評，而感受到生存的威脅。金依莎說，台灣公開出櫃的作家所發表的言論，對許多讀者，特別是同志讀者來說，是很大的支持力量。同志文學不一定只能由同志作家來書寫，但公開出櫃的同志作家所創作的同志文學，確實有獨特的影響力。尤其，台灣雖然是外國，但從歷史層面看，台韓有許多相似之處，西方的故事讓人覺得遙遠，但台灣卻不一樣。台灣能夠實現同性婚姻合法，也讓人相信韓國有可能做到。《惡女書》1995年出版，距離馬光洙1992年出版《快樂莎拉》只有三年時間。台灣當年出版《惡女書》時，也必須上膠膜，限制十八歲以下不能購買。現在韓國可以出版這本書，陳雪覺得挺意外的。三十年前的台灣，這本書甚至成了某種通關密語。有些人在還沒有出櫃時，若遇到喜歡的同性，就送這本書，隱微表明自己是同志。動詞在2019年出版邱妙津《鱷魚手記》時，正好是台灣同婚通過的時候，所以這本書在沒有怎麼宣傳的情況下，在韓國引起很多迴響，銷售了五千本，許多人開始以「鱷魚族」自稱。動詞出版更像是以出版從事「運動」，推動同婚的合法化。在《做書的人》這本書中，魯柔多有一段話：「同婚合法牽涉到的不僅是婚禮，更是葬禮。彼此相愛的關係裡，能哀悼是非常重要的。對於這件事可能無法達成的恐懼，我們是用大量工作來克服的——持續出版好作品，持續活動。」但是，酷兒書寫不僅對同志具有意義，作品中孤獨、邊緣、被歧視的處境，即使並非同志也有很多共鳴。在韓國社會中，年輕女性讀者更是同志作家的重要盟友。2021年首爾大學白鍾倫（暫譯）與延世大學的任東賢（暫譯）在《女性文學研究》共同發表一篇文章〈誰是酷兒文學/批評的讀者？〉，對朴相映《大都市的愛情法》(台灣版書名為《在熙，燒酒，我，還有冰箱裡的藍莓與菸》)的12位讀者進行深度訪談。有一位男同志說：「我以前從沒在韓國文學裡看過一個像我這樣愛得狼狽又小心的同性戀角色。那種一邊自嘲、一邊想要愛人但又怕被拒絕的情境，我讀的時候一直掉眼淚。」不論在越南、韓國或台灣，都有讀者跟陳思宏說：「幸好讀了你的小說，我才沒有自殺。」這已經不僅是在小說中對他者的同理或身在其中的共鳴，而是真的在文學中獲得活下去的力量。這就像通過同婚的台灣對韓國讀者所表達的，誰也不能保證，通過同婚就意味傷痕會消失，但至少說明，幸福是有可能的，你並不孤單。韓國社會對性別議題仍然相當保守。同志作家不敢在公開場合承認身份，就連馬光洙的《快樂莎拉》至今仍是禁書。(繪圖∕顏一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