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淑卿小說《82年生的金智英》曾有段懷孕中的金智英坐地鐵的描述。一位太太用大家可以聽到的聲音說,這樣很累吧?要是有誰讓座給你就好了。在大家的不自在中,一位女大學生站起來讓座,但是她撞了金智英的肩膀說:「肚子都大成這樣了,竟然還搭地鐵出來賺錢,真不知道在想什麼?」另一部韓國小說《破果》,是題材少見的65歲女性殺手的故事。小說開始的場景也是在地鐵上,坐著的孕婦,被強迫她讓座的男子數落:「最近的年輕人連結婚這種事都自動放棄,也不生孩子,懶得履行義務,只有在想要舒舒服服的時候才會說懷孕。...講白一點,這世上就你一個人懷孕嗎?就你一個人要生孩子?」地鐵如社會的觀景窗,讓讀者看到韓國女性,即使是最能激起大家善意的孕婦,在擁擠的必須爭奪的空間,也成為讓人產生敵意的「特權」。2016年5月,江南地鐵站附近甚至變成祭壇。一位年輕女子在公廁遭到殺害,兇手和被害人毫不相識, 行兇動機是,他長期遭到女性無視,已經再也無法忍受。曾經翻譯《臺灣漫遊錄》的韓國翻譯家也是類型小說作家金依莎說,這件事引起許多女性的危機感。過去大家可能以為韓國治安良好,現在則驚覺這種暴力可能發生在每個女性身上,「她的故事可能也是我的故事,她的結局可能也是我的結局。」「江南站殺人事件」被認為是韓國女性主義再次覺醒的起點。幾個月後,趙南柱《82年生的金智英》出版,這本狂銷超過百萬冊的小說,不但社會學式的呈現韓國女性生命群像,也讓女性過去有所感但未必察覺也未必能言說的痛苦,經由主角之口率直說出。根據統計調查,韓國1982年出生的女性,名字最多的就是「金智英」。這部小說,藉由一位女性,顯影所有韓國女性共同的處境。就像「江南站殺人事件」,顯影的是女性共同面對的「厭女」威脅。揭露韓國女性所受到的性別、父權與社會的暴力,其實2007年韓江《素食者》更為尖銳。韓江接受韓國《東亞日報》採訪時曾說,她在大學時曾被韓國詩人李箱的這句文字吸引:「我相信人類應該成為植物。」她想像這位處於日本殖民時代的詩人,被迫生活在一個充滿暴力的世界,也許正是如此而渴望人類成為植物。所有與暴力相關的詞彙,如攻擊、戰鬥等都是指向動物性的存在,《素食者》是嘗試抵抗這種動物性的本質。韓江說:「我想呈現一個弱肉強食世界最極端的核心。」不過韓江的尖銳,一個在暴力下希望像植物那樣活著的女子,也很容易被「病理化」或代換成一種只會出現在小說的「奇觀」。這種「虛構的孤例」,也許不像「我們都是金智英」那樣,意味著韓國女性共同的呼聲,以及成為對有些韓國男性來說共同的挑釁。2018年韓國Me Too事件已經不再只是隱流,而成為公開的抗議運動時,檢察官徐智賢(Seo Ji-hyeon,暫譯)在電視訪談指控上司性騷擾,就引用《82年生的金智英》。2016年「江南站殺人事件」、《82年生的金智英》出版與2018年MeToo運動,意味著女性覺醒擴大到更多群體的同時,不意外的也面臨反噬。不但涉及女性的書寫與言論,更容易被敵視,而且可能進一步被貼上「厭男」標籤,女性主義甚至被視為一種「精神病」。2018年歌手 Irene 在粉絲簽名會說最近在讀《82年生的金智英》,隨即引來男性粉絲強烈不滿,甚至在社群上燒燬她的照片,剪碎她的海報。一名男性留言說:「她等於公開成為女性主義者,我不再是她的粉絲了。」同一年,饒舌歌手 San E 發表歌曲〈Feminist〉,歌詞被認為有厭女意味。他也在一場演唱會反擊抗議他的聽眾:「Womad是毒藥。女性主義?不,你們是精神病。」Womad是2016年從另一個以強調「鏡像反擊」聞名的論壇Megalia分裂出來的社群,強烈反父權,公開使用仇男語言與主張對男性全面拒斥。但是,這種較為激進的立場,其實不能代表韓國所有女性主義者,甚至她們也不見得自認是女性主義者。不過,對於反對女性主義的人,他們未必想釐清其中的區別,甚至刻意模糊其中的區別,將Womad的主張變成女性主義共同的標籤,也賦予自己仇視女性主義的正當性。2021年《The Diplomat》曾刊登一篇文章〈女性主義如何在韓國成為貶義詞〉(How Feminism Became a Dirty Word in South Korea),分析女性主義在韓國被妖魔化的複雜原因。這不僅是男性擔心女性將動搖其過去優勢的反彈,也不僅是自以為被無差別「厭男」所感受到的被歧視的憤怒。文章中引述律師S. Nathan Park 的看法,一種相信成敗全憑個人努力的菁英績效主義(meritocratic ideology),構成韓國年輕男性反對女性主義的思想基礎。他們在嚴苛而競爭激烈的教育與就業環境中,受個人主義追求與資本主義壓力所形塑,因而形成一種「扭曲的道德感」。在這樣的觀點之下,系統性的性別不平等被削弱甚至否認。S. Nathan Park認為,當前這股厭女浪潮的動機,源自韓國年輕男性將女性視為「持續獲得優惠待遇的威脅」,而將自己視為女性主義的受害者。在《82年生的金智英》與《破果》中描繪的孕婦在地鐵上的被歧視,何嘗不是將她們視為獲得優惠待遇而讓自己受害的威脅?充滿貶義的網路流行用語「媽蟲」,又何嘗不是刻意忽略母親在家庭中承擔更多育兒的辛勞,而將她們扭曲成依靠丈夫和小孩得以悠哉度日的人?文章還引述一位韓國女性主義者的說法:「女性主義者正被描繪成仇男者,以便被噤聲,並使她們為性別平等所做的努力遭到污名化。」一些受訪者認為,現在韓國公開稱自己是女性主義者仍是危險的。而對名人展現女性主義立場的仇視,也助長一種文化氛圍,女性主義意識形態遭到排斥,當事人必須為此不斷辯解或道歉。這種對女性主義的憤怒情緒,也被政治人物收割。2024年愛丁堡大學韓國研究資深講師Youngmi Kim,有一篇文章〈4B:韓國女性如何領導一場對抗厭女的激進運動〉(4B: how South Korean women are leading a radical movement against misogyny)便指出,韓國政治人物已將這股日益增長的怨懟情緒武器化,並利用性別歧視與厭女情緒來獲取選舉利益。她認為,韓國前總統尹錫悅2022年贏得總統大選,部分原因正是他成功鞏固心懷不滿的年輕男性選民支持。在競選期間,他承諾要廢除性別平等與家庭部,並指控該部會將男性視為「潛在的性犯罪者」。不過,在部分男性妖魔化女性主義者,試圖否認韓國性別不平等的事實,以及抹煞女性爭取平等的努力時,作為韓國文化消費主力的年輕女性,對於現在仍有政治不正確的厭女等文字也格外醒覺。金依莎說,其實韓國文學界對於性別的看法已經達成共識,現在的問題是,如何擴散到更多讀者群,讓他們可以接受?她選擇寫類型小說,也有著希望觸及更多讀者的想法。金依莎所寫的第一部長篇小說《漢城府,明月夜》是一部以朝鮮時代「產婆」為主角的推理小說,因為這個時代男性仵作無法檢驗女性屍體,民間產婆就有機會代為驗屍,而從這樣的職業設定中,讓女性成為可以觀察推理的「偵探」。這部小說獲得相當不錯的評價,被視為是「成功將性別議題植入類型框架」的佳作,目前已有法文與俄文版,也售出電視版權。在讀者的反應中,金依莎也發現對於女性角色更為敏感的現象。有些人對女性身份產生質疑,比如說朝鮮時代女性不能出門,產婆可以去驗屍或追查案件嗎?金依莎說,女性不能自由拋頭露面是朝鮮時代晚期的規定,但小說背景是較早時代,還沒有禁止女性出門。不過小說中的確有個角色和史實有出入,也就是世宗大王的弟弟,這個人物其實很早就去世了,但這點反而沒有人提出質疑。《洛杉磯書評》撰稿人Colin Marshall曾說,即使在韓國,《82年生的金智英》一度也帶有社會政治「高壓線」的性質:讚美它,你就是女性主義陰謀的一分子;批評它,你就是父權體制的一員。...這使得要讓文本從藝術性的優缺點來進行批判性討論,面臨的可能不是反駁,而是一道石牆。石牆意味著在對立的情況下,有意義的溝通幾乎不可能。但是這樣固體的形容,反而讓人有種石牆或許有一天可以打破的樂觀。而爭取性別平等的努力,可能更像液體,在政治動員的情緒挑動下,如逆水行舟,退步往往比進步還快。這不僅是政治人物以厭女言論吸引同樣厭女的支持者來鞏固選票,而且也顯示女性議題的脆弱性,在政治對立之前,我們曾經以為的進步,或許只是幻覺。 韓江《素食者》,承襲韓國詩人李箱「人類應該成為植物」的想像,尖銳描繪韓國女性所受到的性別、父權與社會的暴力。圖/陳克宇
作者/徐淑卿2019年為了即將來臨的東京奧運,NHK製作由宮藤官九郎編劇的大河劇《韋馱天:東京奧運故事》,其中一位主角是代表日本參加1912年斯德哥爾摩奧運的馬拉松選手金栗四三。 當時天氣酷熱,那場比賽68名選手,完賽者僅34位,其他未能完賽者,包括一位因熱衰竭去世的葡萄牙選手,以及金栗四三。他在路途中昏倒,幸被一戶農家照料,第二天醒來,比賽已經結束,在沒有告知主辦單位情況下,他回到日本。在數十年的時間裡,瑞典奧委會以為他下落不明,直到後來才知道他住在日本,且參加過其他奧運的馬拉松比賽。1966年瑞典提供他再次參加比賽的機會,1967年他跑完當年賽程,瑞典奧委會宣布金栗四三以54年8個月6天5小時32分20.379秒完成比賽,創下奧林匹克最慢的馬拉松比賽紀錄。除了這個故事,被稱為日本馬拉松之父的金栗四三,另一為人熟知的身份是,他是著名的箱根驛傳的推動者。為了培養日本的馬拉松選手,他與幾位朋友於1920年首度舉辦箱根驛傳,直至如今已經有一百多年歷史。路線從東京讀賣新聞社門口到箱根蘆之湖往返,共有10個區間,全程217.1公里,每年有21隊參加,參加者均為關東地區的大學生。現在每年1月2、3日舉行的箱根驛傳,已是日本開年盛事。不但比賽時兩旁有民眾聚集的啦啦隊,還有數以百萬計的觀眾收看全程轉播。作家三浦紫苑以此題材寫了一部小說《強風吹拂》,並改編成電影、動畫等。2014年《衛報》曾形容這堪稱是「地球上最偉大的賽跑」,該年比賽結束後,記者訪問一位落淚的女性觀眾,為什麼這麼喜歡箱根驛傳?她說,真的是太感人了,而後再也說不出話來。記者也認為,自己剛剛見證了史詩般的事情。箱根驛傳如同悲欣交織的人生縮影。既是青春燃燒的產物,也在每個區間重新排列成功或失敗的各種可能,讓選手必須全力以赴;每場賽事可能造就明星,但要勝出就需要集體成就,包括教練、10名上場選手,還有給水等其他隊友。如同今年冠軍青山學院大學,在第1區間是第16位,而後逐步往前,在第5區間的黑田朝日超越幾位選手後,已經來到第一。而感人的不僅是這種扭轉局面的激勵故事,黑田在腿上畫著星星和7的圖樣,表示去年因病去世的隊友皆渡星七與自己同行,在最後一個區間的折田壯太,則是右手伸出3指,左手伸出4指,似乎與皆渡星七一起衝向終點線。箱根驛傳的精神,展現了運動中的日本美學。除了不計勝負竭盡所能,每一區間的跑者將代表各校的斜肩揹帶(襷たすき),傳給下一區間跑者,是如同儀式般,將之前選手的努力背負在自己身上,努力往前獲取集體榮耀的象徵。如果斷帶,多少意味之前的努力在此中斷。箱根驛傳的規則是,每一個區間的跑者在第1位跑者開跑20分鐘後,即使上個區間的隊友還沒有抵達交付揹帶,也必須帶著另一個臨時布帶開跑。相較於獲勝等熱血場面,「斷帶」的悲傷同樣吸引民眾。今年立教大學和大東文化大學兩位大四學生只差幾百公尺而發生斷帶,不僅是只差一點的惋惜,也因為他們已經不可能再參加箱根驛傳,讓這種滋味更是苦澀。也一如人生,有時「斷帶」的發生,與自己跑多快沒有關係,而是要看對手,因為20分鐘的起點是跑最快的對手決定的。金栗四三沒有完成的比賽,轉變成世界最慢的奧運馬拉松紀錄;皆渡星七病逝以及他在治療時說:「能夠跑步並不是一件理所當然的事,大家在箱根驛傳要好好加油。」成為隊友強風吹拂拚命往前的動力。同樣,箱根驛傳的斷帶,也許是失敗,但喚起的哀惜之情,卻連結日本美學的根底。日本所說的「物哀」,強調的不僅是一種哀感,也是對失敗的不同度量,在無常面前,所有人都是失敗者。這不僅是對失敗以及落難英雄,他者的同情,而且感同身受的是,人有生老病死,自然有四季變化,櫻花有極盛,也有衰落時,人在時間之前,終究只有朽壞一途。日本有個詞彙「判官贔屓」,是指對弱者偏愛的心理。判官是「源義經」,他在源平之戰,尤其是壇之浦決戰打敗平家,但這榮耀的頂端也是悲劇的開始,他不見容於哥哥源賴朝,最後切腹而死。17世紀俳句詩人松江重賴,用「判官贔屓」形容櫻花吹落所顯示的失敗之美。研究日本的學者伊文·莫里斯(Ivan Morris)寫過一部名著《高貴的失敗者:日本史上十個悲劇英雄的殞落》(The Nobility of Failure: Tragic Heroes in the History of Japan),人物包括有間皇子、菅原道真、源義經、西鄉隆盛、神風特攻隊等。這本書推薦序作者茱麗葉·溫特斯·卡本特寫道,莫里斯認為日本偏愛悲劇或「失敗」的英雄,他們因真誠而純潔的目的奉獻生命,並且無法得到成功的冠冕。同時她也提醒,莫里斯寫這本書的另一個原因是,為其摯友三島由紀夫所作。閱讀這本書時,除了正文外,不能忽略莫里斯所寫的大量注釋,這裡延伸了更多他的想法。比如源義經切腹段落,他在注釋更多闡述切腹的意義,也引用三島由紀夫的看法,「真誠」藏於臟腑,若要展露真誠必得切開肚腹。切腹也顯示武士的意志。莫里斯認為,日本同情失敗者與英雄的墜落,與無常和物哀有關,也與真誠有關。他在〈有間皇子〉篇章中指出,儘管日本向來充滿活力地蓬勃發展,但是他們對自然懷抱著強烈的消極主義,深信不管我們多努力面對艱險,失敗的一日總是會來臨。總有一日,所有人將嘗到失敗的滋味;就算克服了險惡社會所設下的陷阱,仍會受到年齡、疾病與死亡等自然力量的羈絆。「然而儘管世間充滿了無常與苦痛,日本人仍舊擁有積極的特質。他們認識消逝、世間的不幸以及物哀之中所縈繞的美,以此取代西方信念中對於『幸福』的汲汲追求。」18世紀日本學者本居宣長將「哀」改造成「物哀」。他的貢獻是以此概括《源氏物語》的主題情感,將這本書從儒教的勸善懲惡與佛教的教訓意圖鬆綁,強調「物哀」是其創作宗旨與基本精神。本居宣長的物哀不僅是哀傷哀憐等情緒,還有更上一層的對事物之心的感知。而1930年後在東京大學擔任美學教職的大西克禮,則進一步將「物哀」分解其層次。他其中一個觀點是,平安朝的女性,與其說是通過對人生和世界的沉思,對「存在」產生了一種懷疑的虛無感,還不如說是將生活感受中最深處的漠然哀愁,直接投影到自然現象,從眼前不斷變化的大自然,看到人生的無常。之所以特別強調這個觀點,是從不變中感受短暫絢爛的物哀與無常,會將生命的意義定錨在生死或成敗之外的他處。莫里斯在注釋中引用了奧瑞根·海瑞格在《箭藝與禪心》的話:「武士選擇脆弱的櫻花作為他們的象徵不是沒有原因的。就像一片花瓣在朝陽中寧靜地飄落地面,那無畏者也如此超然於生命之外,寂靜無聲而內心不動。」在日本的跑者裡,有一種被稱為「比叡山的馬拉松僧侶」,這個名稱來自美國佛教僧侶約翰‧史蒂文斯(John Stevens)的書名。他所寫的是比叡山延曆寺的嚴酷修行「千日回峰行」。參加者必須連續7年約1000天在山中行走,每天要拜超過250處的寺廟和神社。前3年每年走100天,每天30公里,第4、5年每年走200天。完成700天的行走後,要進行最困難的「入堂」,在不動堂內連續9天斷食斷水不睡不卧,誦念不動真言。完成後,第6年必須走百日,每天60公里,第7年的前100天,每天約84公里,後100天每天30公里。如此7年共約4萬公里。因延曆寺曾遭遇大火,從現有紀錄,1585年至2017年只有51人完成這個修行。2014年曾經將箱根驛傳形容為世界上最偉大賽跑的撰稿人Adharanand Finn ,採訪了完成「千日回峰行」的僧侶,而於2015年在《衛報》發表一篇文章〈當我遇見那位跑過1000場馬拉松的僧侶,我學到了什麼〉(What I learned when I met the monk who ran 1,000 marathons),所謂1000場馬拉松,是因為即使最少的每天30公里,也超過半馬(約21公里)的距離。當記者問道:「你完成之後,是否找到那個答案:我們為什麼活著?」僧侶的回答應該並不意外。他說,不存在某一理解的瞬間,好像在那之後一切都停止,而你就成就了。學習會持續下去,「1000天的挑戰不是終點,真正的挑戰是繼續下去,享受生活,並學習新的事物。」在極盛時想到將逝的時間長流,在完成時想到生命仍在如常持續。如此不論勝負都以觀照之心品嚐其滋味,失敗也有其高貴的美。 物哀是對失敗的不同度量。在自然生老病死中,人最終都是失敗者。然而儘管充滿無常苦痛,日本人仍具有積極特質,在消逝、不幸與物哀中,欣賞縈繞其中的美。圖/陳克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