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淑卿前幾天在Threads看到一則帶影片的貼文。有位女士在洋流車隊通過時,雙手比倒讚,親友拉她也不肯走,口中說,一群毒瘤,一群白癡。在社群媒體上,也可以看到不同立場者的憤怒與鄙夷。比如,為什麼有人會相信,在社區發放毒品這等缺乏常識的事情?為什麼有人看不到現任市長的施政能力堪憂?不論哪個立場,似乎都感受到一種邊界。難以了解對方所思所想,甚至懷疑他們受到蒙蔽。這是因為政治立場極化?還是「真理越辯越明」在現代已行不通?所謂事實似乎變成碎片,每個人都可以捏出自己想要的形狀。曾經在台灣出版《第六次大滅絕》的《紐約客》作家伊麗莎白·寇伯特(Elizabeth Kolbert),她在2017年曾博引群書寫過一篇文章〈為什麼事實改變不了我們的想法〉(Why Facts Don’t Change Our Minds),提出的論點是,人類備受推崇的推理能力,或許更多是用來贏得爭論,而非合乎邏輯地思考。她引述認知科學家雨果‧梅西耶(Hugo Mercier)與丹‧斯珀伯(Dan Sperber)在《理性之謎》(The Enigma of Reason)一書的說法,理性是演化而來的特徵,它的發展不是為了讓我們解決抽象的邏輯問題,也不是幫助我們從陌生的資料中得到結論,而是為了解決在群體生活中產生的問題。他們以大家熟知的「確認偏誤」為例,人們傾向接受支持自身信念的資訊,排斥與自身信念矛盾的資訊。但如果我們想像自己是一隻老鼠,確認偏誤使我們堅持周圍沒有貓,那這樣的老鼠早就成為盤中餐。也就是如果我們忽視威脅我們的證據,而遭致危險,那麼確認偏誤理應在天擇中被淘汰。但是,確認偏誤存在至今,證明它仍具有某種功能,而這個功能與我們的「高度社會性」有關。相對於確認偏誤,梅西耶與斯珀伯更喜歡「己方偏誤」(myside bias)一詞。他們指出,人類不是對什麼都輕信,面對別人的論點,我們相當善於找出其中的弱點,我們看不見的,幾乎總是自己的立場。這種不對稱,反映了理性在演化過程中形成的功能:防止我們被群體中的其他成員坑騙。梅西耶與斯珀伯認為,我們的祖先生活在小型狩獵採集群體中,主要關心的是自己的社會地位,以及確保不會只有自己冒著生命危險外出狩獵,其他人卻在洞穴裡遊手好閒。清晰推理並沒有多少好處,贏得爭論卻能帶來許多利益。如果「己方偏誤」有利於我們祖先的生存,那麼現在又有利於我們什麼?畢竟排斥自己不認同的資訊,不是只有批評的爽快,也有隨之而來的心情耗損。就像那位面對洋流堅持比倒讚的女士,她必然有她所相信的,也有因為這麼多人與她所想不同,而感受到的憤怒,她比倒讚的堅持指數,或許就是她的痛苦指數。但是,即使我們可以同理不同立場者的感受,這樣就可以改變彼此的想法嗎?或者,如果我們相信只要呈現「客觀事實」,大家就可以獲得共識,但若大家對事實其實並不在意,而仍堅持己見,這種結果是否反而會刺傷我們呢?因為,「事實」可能沒有我們想像的那麼重要。2021年記者馬克斯·費雪(Max Fisher)在《紐約時報》發表文章〈「歸屬感比事實更強大」:錯誤資訊的時代〉。作者指出,我們身處在錯誤資訊普遍蔓延的時代,而且許多不懷好意的人正在助長這種趨勢。但有些專家認為,真正推動這種趨勢的,是使人容易分享並相信錯誤資訊的社會與心理因素。「問題並不在於缺乏可靠資訊,因為這類資訊隨處可見。」他歸納三種使人容易受到錯誤資訊影響的因素。第一或許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是,社會情勢使人更加需要社會科學研究所說的「內團體認同」,相信自己的社會身分是力量與優越感的來源,而且可以把自身問題歸咎於其他群體。費雪說,儘管我們喜歡把自己想成追求真相至上的理性存在,但我們其實是天生以生存為導向的社會性動物。當我們感受到衝突或社會變遷時,就會從群體中尋求安全感。這使我們急於接收某些資訊,不論真假,只要能讓我們把世界看成一場衝突,正義的我方,對抗邪惡的外部群體。其次是一些備受矚目的政治人物崛起,他們鼓勵追隨者迎合自身的渴望,接受那些強化身分認同的錯誤訊息。第三個因素是社群媒體。它不僅為蓄意造假者提供強大的傳播管道,也讓錯誤資訊廣泛流通,並進一步放大其他風險因素。費雪引用學者說法指出,當錯誤資訊比真相更能迎合人們的社會性衝動時,它就會在網路上得到更多關注。這意味著,人會因為散播它而受到獎勵。如果因為發布煽動性言論或不實說法而得到正面回饋,日後再做的可能性就會大增。如果證據確鑿的「事實」,都可能無用,那麼還有什麼途徑可以改變人們的想法?或許病因也是解方,有人躲在歸屬感的思想舒適圈,而昧於事實,但是和人建立關係的接觸理論,卻也提供改變他人成見的機會。曾出版《別談政治:如何改變二十一世紀人們的想法》(Don’t Talk About Politics: How to Change 21st-Century Minds)一書的莎拉‧史坦‧盧布拉諾(Sarah Stein Lubrano)認為,單靠論證或者辯論,不會對人的信念產生實質影響,但是我們的社會關係,以及我們的行動和經驗,卻可能會。她說,當人們有機會建立友誼,彼此合作,就會減少對新朋友所屬群體的偏見。這種現象,或許可以解釋過去幾十年同志權利的進展。當人們出櫃,他們的朋友也改變了對同志的看法,促成有史以來速度最快的民意轉變之一。也因此,她對於政治彷彿只靠言語談論便已足夠的傳統作法抱持懷疑。她認為任何希望推廣進步理念的人,需要的不是論證,而是一套能促成新關係與新經驗的基礎設施。比如學校放學前交流的家長等候區、公園等,這些基礎設施,可以讓人以新的方式建立關係,培養友誼和信任,並鼓勵人們付諸行動,而這些行動最終能讓人們改變對政治的看法。認為只有自己才掌握到事實,別人則是愚蠢或被矇騙,其實傷人傷己,使得溝通幾無可能。尤其有研究指出,立場偏向中間的人,其實不太願意在社群媒體表達政治立場,如此,極化的言論,以及與自己想法相似的言論,所形成的過濾泡泡,就更容易鞏固一個人原有的想法。所以,先覺察自己認為「他人更容易受騙」本身就是偏見,可能是第一步。其次,「事實」在現代或許忽遠忽近難以捉摸,但終究還是有可能造成改變。按照2018年出席「全球資訊網大會」的卡達資訊研究中心工程師莫拉萊斯(Gianmarco De Francisci Morales)的看法,雖然「反效果」研究指出,選民接觸到與其理念相近候選人的負面資訊時,一開始,反而會增加他們對這人的好感。「但是,當負面資訊累積到一定數量後,他們最終會改變看法。」 也許帶有演化特徵的理性,讓我們以為別人更容易受騙,而自己更清楚事實。但這樣輕視他人的心態,在政治趨於極化的現在,將使溝通更不可能。圖/陳克宇
文‧廖書逸/圖・翻攝自維基百科、寶瓶文化提供2026年諾貝爾文學獎剛剛於上週公布,由加拿大詩人、古典學者安・卡森(Anne Carson)獲獎。諾貝爾委員會常務秘書在宣布得獎者的致辭中,表示剛與卡森通過電話,卡森聽起來很開心,說自己「正在聽風的聲音」。在獎項宣布後不久,諾貝爾委員會發布了與卡森的電話訪問片段,同時在當天稍晚,也有一段卡森在路邊接受記者採訪的片段曝光。這位新科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在兩段對話中,展露出她特有的幽默,談到了獲獎當下的情境、獎金運用的計劃,提及詩歌對當代世界的意義,也分享了她對寫作與閱讀的建議。卡森自2022年獲得冰島籍後,便與丈夫一同定居在冰島首都雷克雅維克至今,只偶爾往返美國。獲獎後,她在路邊接受冰島公共廣播公司的記者採訪,四周大風呼嘯,卡森穿著顏色鮮艷的針織毛衣和灰色羽絨外套,頭戴一頂印有「現實(Reality)」字樣的棒球帽。「聽說得知獲獎的當下,你正在聽風的聲音?」記者問。「在這裡,你沒辦法不聽風的聲音⋯⋯」卡森一邊用手按住頭上的帽子,一邊笑著說。諾貝爾文學獎近年來很少頒發給詩人,卡森在訪談中被問到,她對於詩歌在當前世界中的角色是否有什麼看法?她先快速回答「沒有什麼看法」,想了一想後說,「詩現在或許比散文有用(useful)一點,因為它比較快,而大家都在趕時間。所以基本上,我覺得詩好在簡短(brief),」接著又補充,「除了荷馬(Homer)。荷馬不短。」談到獲獎的感想,卡森說「我覺得他們全都瘋了」,同時也提到,從此以後她的書封上將會多出一張「貼紙」,而貼紙總是會幫助銷售,這應該是出版社很期待的。記者詢問,近年來長居冰島的卡森,是否有與當地的詩歌圈相互交流?卡森表示,冰島的詩歌寫作圈發展相當蓬勃,自己從2008年開始頻繁造訪冰島,至今認識的冰島人,幾乎每一個都是詩人,「起碼他們是這麼說的」。不過,在談到冰島文學是否有帶給她創作上的啟發時,卡森表示她「會被真正的語言(actual language)啟發」,但因為她閱讀的冰島文學是翻譯本,而「靈感會被翻譯過的句子給偏離(deviate)」,所以那是很不一樣的情況。而在由諾貝爾委員會所發布的電話訪談片段中,卡森一開頭就提到,因為還是早晨,她本來只在吃餅乾、喝茶,一邊閱讀《倫敦書評》(London Review of Books)。就在她剛跳起身來掃地的時候,電話就響了起來,而她也只是按照過往的習慣,不斷地按掉這些電話,不願接聽。這時,卡森的丈夫、視覺藝術家羅伯特・柯里(Robert Currie)插話進來説,「你們要感謝我,因為是我接了電話,並要求她回撥的。」卡森表示,自己還沒有思考獲獎的意義,但已經開始和丈夫討論,該如何把獎金給捐贈出去。「我們有個朋友好像需要房子,」卡森說,「另外我們本來就常常捐錢給無國界醫生(Doctors without Borders)之類的組織。」在被要求描述自己的寫作風格時,卡森不假思索地回答「不經意的(inadvertent)」,表示自己的創作,總是在想著要做其他事情的時候發生。而關於建議讀者可以從何開始閱讀她的作品、描述她個人的寫作過程,以及提供給年輕寫作者的建議時,卡森都給了一個相同的答案,表示這是她唯一的規則:「從中間開始」。諾貝爾委員會的人請她多作解釋,她表示大家可以自由解讀,自己去定義所謂的「中間」,然後就從那裡開始。當被問到獲獎後是否有什麼樣的慶祝計劃,卡森表示,她要和丈夫去森林裡走走,然後,去聽聽寂靜(hear the quiet)。至於臺灣讀者何時能在書店買到卡森的作品,目前出版臺灣唯一一本卡森作品《淺談》的寶瓶文化總編輯朱亞君表示,在得知獲獎訊息後,上週五已經先將所有庫存出貨,正在緊急再版中,再版的《淺談》預計週四就能入庫,希望讓讀者最快在週六就能買到書。至於卡森預測得獎後可能會貼在書上宣傳用的「貼紙」,朱亞君表示,因為《淺談》的黑色書封很美,不會做貼紙貼上,但會在書封上加上一行字,說明是「2026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安.卡森在台唯一譯作」。有趣的是,作家曹馭博曾在一篇2022年的臉書貼文中提及,寶瓶文化已經在臺灣出版了四位諾貝爾文學獎女詩人的詩集譯作,包含1945年獲獎的密絲特拉兒(Gabriela Mistral)、1966年獲獎的奈莉‧沙克絲(Nelly Sachs)、1996年獲獎的辛波絲卡(Wislawa Szymborska),以及2020年獲獎的露伊絲‧葛綠珂(Louise Gluck),因此很期待安‧卡森也獲獎,成為第五位。如今在2026年終於成真。
文・蕭宇翔/圖・翻攝自 Lannan Foundation(Photo by Don J. Usner) 2026年諾貝爾文學獎今(8)日揭曉,由加拿大詩人、古典學者安.卡森(Anne Carson)榮膺桂冠。授獎理由為:「她大膽而富創造力的整體創作,以充滿遊戲精神的方式與古典傳統展開對話,為當代文學創造了嶄新的形式。」得獎者由諾貝爾文學奬委員會今年新的常務秘書英格麗・卡爾伯格(Ingrid Carlberg)宣布,宣布前幾分鐘,她已與安·卡森取得電話聯繫,並表示:「她很驚訝,我們沒有很多時間通話,但她當下在冰島,正在聽風的聲音。但我能聽得出來她很快樂。」現年76歲的卡森,是當代英語文壇最重要、也最難以歸類的寫作者之一。她既是詩人、散文家、翻譯家,也是研究古希臘文學的學者,在詩、小說、隨筆、評論、戲劇與古典翻譯之間自由穿梭,每本著作都在打破文體的界線。卡森1950年生於多倫多。她對自己的生平向來寡言,作者簡介總是縮減為一句話:「安.卡森出生於加拿大,以教授古希臘文維生。」近年她的專訪也以極簡、扼要,甚至淡漠的方式回應,通常不足千字。她曾表示:「語言是一種隱藏機制。」又說:「沒有什麼比試圖隱藏更讓你引人注目。」少年時期,卡森偶然在書店發現一本希臘文、英文對照的莎芙(Sappho)詩集,自此進入古希臘語的世界。她後來以莎芙與古希臘愛慾觀為博士研究,論文發展成第一部著作《愛慾:苦甜參半》(暫譯:Eros the Bittersweet),如今已成為兼具古典學術影響力與一般讀者知名度的作品。1998年,她以《紅的自傳》(Autobiography of Red)名震文壇。她從古希臘詩人殘存的神話碎片詩篇出發,將被海克力士殺死的紅色怪物革律翁,改寫成一名長著翅膀、拿著相機的同志少年。她將古典神話、同性情愛、攝影與南美旅行混合為一部奇異的詩體小說,並將世紀末時代氛圍下,壓抑而又驚異的情慾,比作秘魯的火山峰群。整本詩集既像一部旅遊筆記,又像古典文學評注本。多位文學名家為之震動。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愛麗絲.孟若讀後說,她已經多年沒有讀到如此「令人驚異地不安」的作品;蘇珊.桑塔格則稱卡森是「大膽、博學而令人不安的作家」。 文學批評家哈洛.布魯姆稱她為「在世諸天才之一」,可與喬哀斯、貝克特比肩。她的另一代表作《丈夫之美》(The Beauty of the Husband),則以29支「探戈」書寫婚姻、出軌與慾望的破敗,並不斷與濟慈的詩互文。此書讓卡森在2001年成為史上第一位獲T. S. Eliot詩歌獎的女性;同年她也以《下班後的男人》(暫譯:Men in the Off Hours)獲首屆格里芬詩歌獎加拿大組大獎。2014年,《紅色續傳>》(暫譯:Red Doc>),讓她第二度抱回格里芬詩歌獎,成為少數兩度獲獎的詩人。她的創作不斷突破既定規格,讓我們改變對一本詩集的想像。近作《夜》(Nox)為少時分離的亡兄而寫,將各種照片、信件、字典詞條與翻譯拼貼成可以拉開的手風琴書;《Float》則由22冊可以任意排列的小冊組成。卡森的詩句冷峻、幽默,看似平實淡漠,實則每句深藏千絲萬縷的關係,機鋒飽滿。詩歌對她而言似乎從來不只是一種文體,而是激盪思考與體悟的遊戲。臺灣讀者對卡森也並不陌生,她的散文詩集《淺談》(Short Talks)已有繁體中文版,由詩人陳育虹翻譯、寶瓶文化出版。她先後獲古根海姆獎、手推車獎、麥克阿瑟「天才獎」,2020年又獲西班牙阿斯圖里亞斯親王文學獎。 新作《不合常規》(暫譯:Wrong Norma)則在2024年入圍美國國家圖書獎詩歌類決選,隔年獲美國國家書評人協會詩歌獎,年逾七旬的詩人仍持續改變人們對「詩」的想像。卡森的詩經常滿布古典文學、哲學與藝術典故,這位「以教授古希臘文維生」的學者,卻寫著最前衛、破格、叛逆的詩;背後支撐它們的,又往往是人類最古老的情感:愛、死亡、嫉妒及慾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