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淑卿泰國電影《金孫爆富攻略》裡,孫子對來自華裔潮州人家庭,仍恪守華人傳統習俗的阿嬤說,雖然我有華人血統,但我是泰國人喔。這段台詞輕盈拆解血脈與國家認同之間,並非絕對。既有其偶然性,也非一成不變。比如,1949年左右離開中國的人,有些到台灣,有些到韓國,有些到泰國等,即使是同一家族,也可能分散不同國家,雖然血脈依舊相連,傳統習俗也隨身遷徙,甚至鄉音未改,但國籍與認同各有不同,應該是可以理解的。同樣可以理解的,是故土之思不是說拋就可以拋棄的情感。泰國華裔小說家威拉蓬.尼迪巴帕第二部小說《佛曆西沉與黑玫瑰貓的記憶的記憶》,在「曾祖父忠」這個角色,就處理了移動在兩個國家,既屬於又不屬於的身分困惑。他覺得自己寄居在別人的地方,希望有天可以將在泰國繁衍的家族帶回潮汕家鄉。他還在家鄉另娶一妻,以便有人打理家鄉財產。但是隨著中國的戰爭與政局變動,不但他的母親在1938年武漢會戰前夕的花園口決堤事件被大水吞沒,他在家鄉的財產在1949年後也收歸國有,妻兒遭受迫害,返鄉願望終成空,他最後體認到他將埋骨於泰國這個土地上。但是這部小說要處理的不僅是返鄉的不可能,而是即使安身於此,家族也可能消解於諸種變故,最後徒留零碎不堪的記憶的記憶。在今年台北國際書展,威拉蓬與吳明益的對談中,威拉蓬說,她想藉由小說提出疑問,像是:身分認同是什麼?2025年泰國法政大學教授孔帕娜(Kornphanat Tungkeunkunt)發表一篇文章〈當代泰國文學中的華裔泰國人身分:世代差異與延續〉(Sino-Thai Identity in Contemporary Thai Literature: Generational Divides and Continuity)。她以三部文學作品:《泰國來鴻》(Letters from Thailand)、《穿越龍紋》(Through the Dragon Pattern)與《家人第一》(Family Comes First),討論不同世代華裔泰國人,各有不同的歸屬與文化記憶課題。作者指出,華裔泰國人的研究取徑,從早期「同化理論」,到近年更強調混雜性、協商性與族群身分流動性。她的看法是,華裔泰國人身分並非靜態,而是在歷史脈絡與世代更迭中不斷演變,呈現融合華人與泰國元素的動態混合體。《泰國來鴻》對應嬰兒潮世代經驗(約1946-1964年出生),核心問題的是國家壓力下的同化與文化流失。《穿越龍紋》描繪的 X–Y 世代(約1965-1996年出生),則是在對族群多樣性更為包容的社會中成長,並藉由經濟成就,在蓬勃發展的都市中產階級框架裡,重新界定兼容華人傳統與融入泰國社會的混合身分。《家人第一》所代表的 Z 世代(約1997-2012年出生),也就是《金孫爆富攻略》孫子的世代,則是一個重要轉折。他們一方面遭遇經濟挑戰,一方面承襲祖輩文化遺產,另一面又受跨國青年文化影響,強調個體性、全球連結與自我表達。他們對傳統與身分展開批判性的再詮釋,挑戰既有規範的權威,並重新界定日常生活中的「華人性」意涵。這部作品獲得 2024 年東南亞文學獎,評審之一塔涅(Thanet Vespada)指出,《家人第一》對長久以來的華人價值、習俗與信念提出批判性反思。那些曾為家庭制度奠定道德基礎的文化規範,已愈發與現實社會脫節;這些承襲而來的期待非但未能維繫家庭和諧,反而可能對家庭成員造成情感創傷,導向令人心痛、甚至帶有悲劇性的後果。《佛曆西沉與黑玫瑰貓的記憶的記憶》譯者梁震牧在〈譯後記〉中,也引述幾位學者關於華裔泰國人研究的論點。施堅雅(G. William Skinner)在冷戰時期提出的同化理論,認為華裔泰國人展現的同化模式,會讓移民後裔在三至四代之內,完全融入泰國社會,在文化與認同上成為完整泰國人。泰國學者瓦莎娜(Wassana Wongsurawat)則認為所謂的同化,某種程度是為了在冷戰地緣政治中生存的華裔資本家與泰國統治階層(王室與軍方),共謀建構出的政治結盟與神話。為了不被視為共產主義滲透的潛在威脅,華裔泰國人必須抹去自身的記憶,展現出對「民族、宗教、國王」的絕對忠誠。另一位泰國歷史學者洪文發(Sittithep Eaksittipong)則提出「情感體制」,認為華裔泰國人的經驗是一部在「恥辱」與「自豪」之間擺盪的歷史,最終發展出既不完全是泰人,亦非中國人的華裔泰國人身分。但是,《佛曆西沉與黑玫瑰貓的記憶的記憶》似乎自外於世代與理論的演變,而將終局停止在一切不留痕跡的荒蕪。在荒蕪之前,徬徨於故土與他國的身分之謎是虛妄;對於血緣的執著,將能幹的養子視為局外人,認為親生兒子方能繼承家業,更是反諷的導致家族的覆滅。曾祖父忠的母親被決堤的大水淹沒,象徵著無數個為了某些目的可以被犧牲的人,也象徵著所由來的「根」,早已被沖散。她化為濕漉漉的幽魂歸來,從此溺水而亡成為她在泰國幾位男性子孫的宿命,她的命運就是後人的命運,「根」若不存,遺緒緣何而生?只有旁支別裔從這個宿命中逃脫,就是曾祖父忠留在中國的兒子阿弘。當有一天,他終於抵達看了無數遍的地圖所想望的泰國家族宅第時,只看到一個有著悲傷憂鬱顏色的廢墟。這部小說將華人帶著一蓆一枕靠著勤奮就可以在泰國大地枝繁葉茂的神話,變成一切努力終將徒勞的南柯一夢。這些人活著的故事,所有在這片土地上的痕跡都被消除,只剩下黑玫瑰貓與鬼聲啾啾,由女性訴說著那些無法如正統歷史敘事那樣建構完整,而只剩下飄散在幽靈空間的聲響與遲疑破損的記憶。在這裡,記憶有著多重意味。一方面記憶的消失,就是家族的消失,當記憶被抹除,家族也就如同不曾存在。這或許對應著泰國實施嚴厲同化政策時期,華人必須抹除自身記憶顯示對泰國的忠誠。但不僅於此,記憶的消失也可能是被刻意抹除的歷史,以及淹沒於歷史的不被記憶的無名者。一旦被抹除與被遺忘,曾經的存在就如同從來沒有發生過。威拉蓬曾在小說中形容,泰國是失去記憶的國度。也曾在訪談中說,許多事件已被抹除,無法尋得任何相關資訊;華人社群的祖輩為了徹底同化並成為泰國人,不願將所有故事告訴後代。2025年泰國朱拉隆功大學教授帕蘇麗(PASUREE LUESAKUL)發表文章〈《黑玫瑰貓的記憶的記憶》、《佩德羅‧巴拉莫》與《百年孤寂》:泰國、墨西哥與哥倫比亞的幽魅敘事與魔幻寫實〉(Memories of the Memories of the Black Rose Cat, Pedro Páramo and One Hundred Years of Solitude : Haunting Narratives and Magical Realism in Thailand, Mexico and Colombia)。這篇文章討論了威拉蓬這部小說魔幻寫實的寫作手法,以及受到拉丁美洲兩部作品的影響。作者於2021年對威拉蓬做了深度訪談,威拉蓬談及拉丁美洲的魔幻寫實,特別契合泰國讀者,因為對超自然尤其是鬼魂與靈體的信仰,深植於泰國祖先文化中。而且電影產業中電腦生成影像(CGI)日益普及,也促成一種當代「被經驗的」魔幻寫實。更重要的是,帕蘇麗指出,魔幻寫實的敘事模式,成為威拉蓬描繪海外華人「外來者」經驗的創新載體。他們被迫「遺忘」自身身分,並經歷一種「魔幻」轉化為「他者」的過程,方能被泰國社會接納。此一痛苦旅程,難以透過嚴格寫實的敘事手法充分呈現。為捕捉這些人物在可見與不可見之間的雙重性,作者自幽魅屋宅的空間出發,虛構陳氏家族的故事,屋內僅存依泰國與華人地方信仰塑造的幽靈家族成員,並結合拉丁美洲魔幻寫實的標誌性概念。這種敘事方式,使威拉蓬得以揭示「外來者」那種處於邊界的存在狀態,以及文化被抹除與同化所留下的長久陰影。必須分辨的是,這不是選擇的問題,不是如曾祖父忠那樣希望有一天返回家鄉。而是在作為華裔泰國人的前提下,去探索華人的文化根源在這身分中的意義。嘗試理解曾祖父忠心裡為何依然有返鄉的渴盼,並以被收養的兒子宗沙罔,來形容那種華裔泰國人必須隱藏心事的格格不入。威拉蓬在小說中斷絕了曾祖父忠返鄉的希望,但是他留在中國的兒子阿弘,日後將自己的孩子命名為「忠」,來取代那個離家遠去在家族系譜消失的「忠」。而在泰國落地生根的後人,他們其實已經是局內人。他們的一生將被泰國的歷史攪動,無法置身事外,而在這樣歷史的大洪水裡,個人與家族的存在,如同被沖刷的飄零落花,旋即淹沒。為什麼中國的後裔仍然持續,泰國的家族卻會消失?我們也許可以假設,離家就是走向遺忘的路程,移植而來的記憶最後必定會成為廢墟。不僅是因為被迫同化以及父祖不言讓記憶殘缺,而且經過時間流逝,華裔泰國人祖輩情感之所繫的價值,也會在融合中變化。就如孔帕娜所言,這個身分並非靜態,而是在歷史脈絡與世代更迭中不斷演變。《金孫爆富攻略》中孫子隨口回應,「但是我是泰國人喔」。不管來自哪裡,幾代之後,此地早已是家鄉,那些過去的記憶將隨逝者而去,活著的人只記得斷簡殘篇,就像小說中浮浮沉沉的破碎記憶,以及不知從何而來發出的聲響。 泰國作家威拉蓬在小說《佛曆西沉與黑玫瑰貓的記憶的記憶》中,建構一個漂浮著破碎記憶的幽靈空間。不僅因為有些華裔為融入泰國社會而隱匿自己的故事,也意味著泰國是一個失去記憶的國度。圖/陳克宇
作者/徐淑卿記者鄭進耀即將出版的《臺北聞人蔡金塗》,是一部鑲嵌在複雜時代背景的傳記。「聞人」言雖敬重實則語義多重,以色彩形容宛若黑白兩道皆有往來的灰色。他出身戲班,直到相當年歲仍有可以上台亮相的身手,也是大稻埕傳統戲曲軒社的重要人物,在地方宮廟也有其影響力。在他的葬禮,出席者有日本政界人士與山口組,二兒子早年過繼給日本右翼政治世家,也顯示他與日本關係密切。出生於1914年的蔡金塗,年輕時仍在日治時期,他曾到中國福州、廈門等地,身涉兩岸江湖,可能與福建浪人組織有關。經由這本書,可以了解的不僅是多元身分的聞人蔡金塗,而是與之相連的行業和組織。比如一個從過去到現在始終存在的群體,他們在不同時代有著不同名稱,但相同的是,他們或者替白道做暴力犯罪等事,或者扮演白手套,或者管轄約束地方流氓,雖然隱身幕後,卻可能改變歷史進程。蔡金塗在福建可能接觸的「大陸浪人」(鄭進耀書中稱為「日本浪人」),就是明顯的例子。不論是朝鮮明成皇后在景福宮被刺殺,軍閥張作霖於皇姑屯被炸身亡,都有「大陸浪人」身影。以現代來說,就像竹聯幫在「江南案」中扮演的角色。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教授Danny Orbach,他曾在以色列軍方體系擔任情報分析工作,也在哈佛大學受教於外交史權威入江昭,則將大陸浪人形容為「權力外包」的代理人。可以利用他們執行特殊任務,試探外界反應,同時避免承擔責任,在政治上保留「可否認性」。而這幾乎是各種不同型態代理人的功能。以明成皇后與張作霖案件為例,駐朝鮮公使三浦梧樓和日本軍人河本大作可能是基於自己的獨斷,希望測試日本進一步擴張勢力的可能性,但又要顧及與政府的微妙關係,以及外交上的審慎考量,於是和大陸浪人合作,發動這兩起事件。那麼,什麼是「大陸浪人」?學者趙軍在《辛亥革命與大陸浪人》書中曾經定義:「大陸浪人,亦稱支那浪人,日本近代史上以所謂『經營大陸』(主要指中國、朝鮮)為志的民間及一部分政界、軍界人物的統稱。其成員大部分為軍國主義、擴張主義者,是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亞洲地區的尖兵和特別行動隊(突擊隊)。」他們的活動約始於1870年代,結束於1940年代。Danny Orbach將這些在亞洲大陸追求「愛國冒險人生」的人,又稱為「大陸冒險者」。他認為,這些大陸冒險者是明治維新後快速現代化過程中,感到被邊緣化的多個群體之一。他們不願或無法在工業化社會中發展平凡的職業,於是拋下家庭與責任,前往日本海外不斷擴張的帝國邊疆尋找機會。從趙軍的定義中,可以知道「大陸浪人」的身分非常多元,既不同於失去領地主君和俸祿的流浪武士,也未必是底層無賴。他曾按照《東亞先覺志士記傳》中的998位日本人,將「志士」或廣義的「大陸浪人」分成幾個類別,雖然有些官員、貴族、學者,嚴格說來未必屬於「大陸浪人」,但可以讓我們更完整掌握這個群體的面貌。趙軍的分類有:政府官員、貴族、國會議員等;現役軍人(不包含已退役或與軍隊有關係者);博士、教授、漢學家、詩人、畫家等學術界人士;新聞、出版界人士;經濟界人士(包括「滿鐵」、對外拓殖會社工作人員等);僧侶、回教徒、天主教徒等;軍事偵探、隨軍翻譯及「特別行動班」成員;玄洋社、黑龍會、東亞同文會成員及其他浪人團體成員或浪人界主要對外活動參加者。Danny Orbach的大陸冒險者,範圍則更為縮小。他認為,這些人有一種獨特的身分認同,雖然與同樣活動於中國與滿洲的日本移民、軍人與官僚彼此關聯,卻又有所區別。與定居者不同,他們通常沒有固定居所,而是在各地遊走,尋求刺激與賺錢的機會。許多人從事需要不斷移動的工作。例如成衣與書籍的販售、皮條客、婦女販運、鴉片交易、新聞採訪、公路搶劫,以及自由身分的間諜活動。有些人兼職為日本效力,但與軍人、官僚或外交人員不同的是,他們是獨立或半獨立的行動者,行事動機來自各自的政治、意識形態與個人目的。他在〈軍事—冒險複合體:軍官、冒險家與日本在東亞的擴張,1884-1937〉(The military-adventurous complex:Officers, adventurers and Japanese expansion in East Asia, 1884-1937)論文中,將大陸浪人與日本軍方或政治人物合作的機制稱為「軍事—冒險複合體」。這是由軍官、大陸冒險家、商人、政治人物、犯罪分子,以及中國、滿洲與蒙古的革命者組成的遊說網絡。這些群體的利益各不相同,卻彼此交織。儘管其運作並非由單一指揮中心主導,軍事—冒險複合體仍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對日本的對外政策產生重大影響。而在這個複合體的最底層,大陸冒險者還與形形色色的中日犯罪組織保持聯繫。這個複合體早期的例子是日本軍人荒尾精在漢口「樂善堂」建立的間諜網。荒尾精1884 年抵達中國,與經營藥房的商人暨新聞工作者岸田吟香(畫家岸田劉生的父親)合作,在漢口設立「樂善堂」分店,招募了數十名大陸浪人,讓他們以流動藥販的身分活動。這家店鋪,實際上是間諜活動的掩護所。這些間諜,全數由大陸浪人構成,被要求自行負擔開銷,並被派往中國各省蒐集情報,同時與土匪、部族首領及地方士紳建立聯繫,以備日後之用。間諜獲得的情報,由荒尾精彙整成長篇報告,按時送交參謀本部,並在第一次中日戰爭(1894–1895)期間為日軍所用。軍官、冒險者與商業利益三者的結合,日後成為「軍事—冒險複合體」的典型特徵。而在刺殺明成皇后的「乙未事變」,權力外包的對象則是《漢城新報》的記者和職員,他們中有些人是真正衝進景福宮的暗殺者。《漢城新報》是由日本外務省資助在漢城發行的日文報紙,社長安達謙藏本身就是出身熊本的政治活動家,也是當時在漢城組織大陸浪人的首腦人物。在事變之前,公使三浦梧樓多次與報社成員會晤。他們利用記者身分,在漢城各處收集王宮情報,暗殺成功後,則製造輿論將責任推給高宗的父親大院君和若干朝鮮人,宣稱日本人只是受邀維護秩序。這個事件引起國際譴責,日本將這些人遣送回國接受審判。其中被分類為民間人士的有32人,基本上屬於熊本國權黨右翼團體和玄洋社。這些人中除了記者、主編,也有政府官員和學者。他們不但被判無罪,有些人如安達謙藏後來還進入內閣。在《臺北聞人蔡金塗》中,鄭進耀描述的是台灣籍民成為「日本浪人」的李爐己,以及他所策畫的「水戶案」。李爐己是台灣芝蘭二堡(今北投一帶)人,原任公學校訓導,因賭博被革職,偷渡到中國,他曾任福建報社記者,離職後無固定職業。日本軍方與他接觸,希望他效法滿洲的日本浪人,為日本做出「貢獻」。滿洲模式就是在當地製造動亂,讓日本有出兵藉口。李爐己在福建的配合者則是台灣籍民黑幫。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福建各地掀起反日浪潮,日本商店被砸,日本官員及住民遭到毆打。於是日台居民召開會議,要求日本領事館對中國提出抗議,並保護他們的人身與財產安全。李爐己也是這場會議發起人之一。但反日運動沒有因此止息。甚至在福州日本人學校擔任訓導主任與老師的水戶參雄夫妻,在動亂中遭到殺害。原本以為這是反日分子所為。調查後卻發現,是兩名台灣人前往水戶住所,水戶妻子開門時,慘遭殺害,水戶身受數刀,逃離住宅,最後送醫不治身亡。而逃亡的凶手最後竟被李爐己收留。於是整個案件方向逆轉,被認為是台灣籍民借台灣黑幫力量殺人,讓日本軍方能師出有名。日本領事發現後,將李爐己等人送回台灣受審。他們回台後全部獲釋。李爐己之後還參與天津的日本特務機關,活躍華北、上海。到1943年被政敵毒死時,已是滿洲國中將。1930年,當時只有16歲的蔡金塗到福州討債,他非常有可能是台灣籍民所屬的日本浪人組織成員。這也是《臺北聞人蔡金塗》的特色。一個人,既可以呈現其人生的特寫,也可以將鏡頭拉遠,觀照一個時代的斑斕圖卷。而這個圖卷,可能是曾經在近代史上扮演重要角色的大陸浪人,也可以是台灣傳統戲曲,或是戰後涉足政治的台灣幫派與日本政界及黑道組織的往來。不論往哪個方向,這本書都是一個很好的起點。 《臺北聞人蔡金塗》可以讓我們了解的不僅是這個人,也有與之相連的行業和組織。比如一個從過去到現在始終存在的群體,他們在不同時代有著不同名稱,遊走於情報、暴力犯罪與灰色地帶之間,雖然隱身幕後,卻可能改變歷史進程。圖/陳克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