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淑卿

 

2014年，吳明益小說《複眼人》被藍燈書屋旗下出版社買下版權。這是台灣文學外譯首次進入英語商業出版市場，這年也是台灣外譯政策重要的轉折點。

 

之前的政策較接近海外推廣，等到文化部在2014年啟動「臺灣版權國際行銷計畫（Books from Taiwan，簡稱BFT）」；2015年推出「文化部翻譯出版補助作業要點」，這才正式進入產業扶持階段。

 

BFT是聘請外部評審，挑選適合對外行銷的本土創作書籍，製作成譯本、書訊推薦，促進海外版權銷售。「文化部翻譯出版補助作業要點」，則是希望提供海外出版社翻譯補助。

 

曾任文化部人文司長，現任臺文館館長陳瑩芳說，這些外譯板塊在組織的挪動，與採行BFT與海外翻譯出版補助兩個政策工具，都是從產業促進來思考。

 

要參與世界，就必須讓台灣作品進入商業市場並通過其考驗。這是政府改變策略，以補助或獎助方式，促進民間達成此目標的原因。

 

經過十年之後，也許可以討論BFT實行的現況與挑戰。比如能否精確挑選有銷售版權潛力的出版品，是否建立績效追蹤機制，甚至對台灣內部出版有何影響。

 

曾執行BFT專案，也曾擔任評審的台灣推理作家協會顧問冬陽說，BFT的關鍵是提供了一個「格式」。

 

因為海外版權行銷，過去在台灣出版端或政府端的思考中並不存在，或說鮮少存在。現在則是架構BFT這個平台，將台灣出版品做競爭挑選，以全譯本或摘譯本的外文格式，和海外市場做銜接。

 

之所以說，這個思考過去在出版端不存在，主要原因是台灣出版社主要都是在看自己的市場，尋找自己市場的內容。

 

民間力所未及的事情，就由政府來做。BFT就是用政府補助的方式，提高全譯本與摘譯的質量與數量，也提升出版社向外銷售版權的意願，將台灣作品介紹到海外出版市場。

 

 但是效果如何？也許應該繼續追問。因為這是必須要做，且要在做中不斷檢討，以求做得更好的事。韓國也是在數據中檢驗政策，解決問題。

 

 2022年底韓國出版文化振興院的機關刊物，曾刊出一篇文章，檢討韓國當下外譯政策的盲點。認為在高呼韓國文學全球化口號的同時，卻忽略最關鍵的問題：「版權的海外輸出，其目的究竟為何？」

 

作者批評韓國海外版權輸出政策長期只關注版權交易量，但對作品在市場的銷量，合約狀況與延伸產值卻毫無關注。根據2020年研究，所有版權輸出到國外的作品，僅有10%的案例在海外市場出版後產生實際稅收，90%不是海外譯本未產生版稅收入，就是資料難以取得無法追蹤。而出口到歐美市場產生版稅收入的，甚至不到1%。

 

BFT目前可見資料是，自2014至2020年為止，共計選書342部，其中成人書193部、童書86部、漫畫63部。成功售出版權的有165部，總交易量達331筆。其中以童書版權成功率最高，達60%，成人書則為45.6%、漫畫40%。

關於累積經驗追蹤績效，在擔任BFT的評審後，冬陽也有許多想法。包括希望知道過去所選的書有多少成交？海外讀者對這些書的看法如何？評審是否需要經過培訓等。

 

他認為沒有開頭幾年的累積經驗，我們不知道國外對我們所選出的出版品的看法，也無法累積評選的經驗值。

 

冬陽對評審角色的省思是非常一針見血的。大家都知道，任何文學獎的獲獎名單，與評審的組成非常有關，如果換了不同的評審，可能就有不同的結果。

 

不論是韓國或日本，都有優先外譯的作家與作品推薦書單。而台灣在瞄準海外出版市場，挑選具有銷售版權潛力的作品時，又有哪些參考座標？

 

冬陽說，海外訊息非常重要。通常他擔任評審時，不會只看當年台灣的出版品，也會參考海外的出版趨勢，知道哪些書更有可能性。

 

因此他建議，台灣參加海外書展等活動時，應該要有回饋機制。有人負責把消息帶回來，讓大家知道海外市場各種值得關注的現象，這樣方向就可以更為精準。

 

此外，許多版權人員都共同提到一個問題，雖然近年「文化黑潮之拓展臺流文本外譯Books from Taiwan（BFT）2.0 計畫」，提高BFT外譯補助的數量，但是真正有幫助的是全譯本，摘譯只能略知梗概作爲參考。

 

尤其是長篇小說。海外出版社編輯非常關注小說的結構和故事如何推進，摘譯本其實不能解答他們的問題。更何況增加數量後，我們真的有足夠多的作品和譯者嗎？因此究竟要求精還是求廣？也許見仁見智。

 

冬陽同意這個看法，但覺得需要補充一個版權現場的前提。因為等到對方需要全譯本時，表示他對這個作品已經產生興趣，而興趣是如何產生呢？他認為版權或編輯在不同展會中，和海外出版社或書探的開會甚至聊天非常重要，有時是在閒聊中某個話題引起出版社興趣，而給某本書帶來機會。

 

BFT的目的是希望提供台灣出版品向外銷售的機會，但畢竟作品是從出版社而來，所以也可以藉此了解是否對台灣出版產生影響？但這可能並不明顯。

 

台灣出版社至今還是更看重台灣市場，呈現內縮狀態。因此雖然BFT的評選目的，和其他文學獎不同，但出版社送書參選時，可能選擇書單甚至書介都是一樣的，並沒有嘗試去說服評審。

 

更現實的是，得到文學獎或是選上BFT，對他們的銷售未必有幫助。在各種衡量下，他們可能更願意將資源放在台灣通路的銷售上，海外版權銷售，有則可喜，無則也罷。

 

但是，現在情況可能不同了。這還不是因為台灣作品走出去的宏大理想，而是相對台灣書籍銷量的下跌，海外市場越來越有利可圖。冬陽說，像張國立《炒飯狙擊手》，在日本平裝本銷售破萬，法國首刷破萬，跟台灣的銷售是有差距的。

 

也因此現在有些出版社就選擇，除了台灣市場，也要全球市場。如自轉星球的黃俊隆做《進烤箱的好日子》，就有這個考量。黃俊隆說，在跟李佳穎簽這本書時，也不僅鎖定出版，而是希望全面的IP化經營，也希望布局全球市場。

 

而這會牽涉到出版社的營運方式與資源分配的選擇，這樣的選擇也必須由出版社負責人拍板，一般的編輯或版權是不太可能決定的。

 

要談外譯，必須要有作品的內容力，作品又牽涉到作家與出版社。而台灣的文學出版品因為銷量逐漸減少，所以也影響到文學編輯的養成。有些出版社因為文學書不賣錢，而將文學編輯調去編非文學書，加上錢少事多等，現在台灣出版社的文學編輯要不非常資深，要不然就是相對資淺，這對台灣文學出版樣貌會有什麼影響？他們是否足以幫助作者走出台灣市場？也許日後可以再作討論。

 

台灣作品走向世界是漫漫長路，外譯政策是非常重要的一環。牽動著作品的選擇，譯者的養成，海外市場的觀察等，這些有些需要積累，有些則需要精準的市場嗅覺。

 

比如說，不論是《臺灣漫遊錄》或是《進烤箱的好日子》，都引發海外出版社詢問，你們是否還有類似作品？而如何解讀這些作品何以受到海外重視的點，也是學習了解海外市場的機會。

 

更重要的是，當一位作家走出去時，就會給更多作家機會。比如韓國民音社在《鬼地方》之後，陸續簽下更多台灣作家作品。

 

台灣作家也因為海外出版，進入國際作家之林。比如吳明益《複眼人》在瑞典出版時，瑞典媒體就提到他經常與愛特伍(Margaret Atwood)相提並論。也因為海外出版，吳明益有機會與愛特伍(Margaret Atwood)、史蒂芬‧金(Stephen Edwin King)，參與同一個文學節活動。

 

BFT就是打開這一切可能的敲門磚。

 

BFT是台灣作品走向世界的敲門磚。圖／陳克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