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顏一立／圖．皇冠提供《父後七日》原著暨金馬獎最佳改編劇本獎得主劉梓潔，睽違十二年交出全新短篇小說集《再生》，書封上大字叩問「你想要怎麼活？」的此書，收錄葉石濤短篇小說獎首獎〈再生，涼子，以及與幽靈共度的熱海〉，描述一名失去旅伴的男子，自己去了和旅伴約好的日本熱海旅行，卻在按下遙控器的「再生（さいせい，日文的播放）」鍵後，復活了旅伴的幽靈，一起看廣末涼子的不倫消息。對此設計，劉梓潔受訪時表示自己也如小說所言，去了與已故作家摯友張經宏約好的日本四國八十八所，但把她和好友連接起來的靈，卻不在參拜的寺廟裡，而是電視上播放著記者在渋谷測試從廣末涼子工作室走到情夫鳥羽周作餐廳只要一百步的新聞裡⋯⋯。劉梓潔曾在Openbook的「編劇書簡」單元上，寫過自己和張經宏的非典型交情，始於她在京都念語言學校時，張經宏來旅遊，還告訴她一個超現實主義的旅遊心得：「你去過柳月堂嗎？一定要去！我上次一直在聽它音響的聲音從哪裡發出來，最後發現，是從心裡。」回到臺中後，兩人成了瘟疫蔓延時的京都同鄉會，散步、觀葉、上法會，整整三年，無話不談，直到約定「回」京的旅行到來前，張經宏在睡夢中遠行了。劉梓潔便自己一副肉體，踏上了大病初癒的日本，以為去約定好的寺廟、靈場、菊池寬紀念館，就可以如柳月堂音響那般聽見某種聲音，結果卻六天五夜全浸在哀悼好友的情緒裡，忘了開電視練日文聽力。按下遙控器上的「再生」鍵後，電視播出了廣末涼子工作室走路到外遇對象米其林一星餐廳的距離，記者實測是一百步，荒謬之中，劉梓潔想起了同是日劇迷的好友，想起了他們都一起討論日本女星，當下想對空氣中的想像朋友說：「好搞笑喔，你也在看嗎？」心情浮上心頭，如身體通過電流，再生張經宏的葉石濤短篇小說獎首獎〈再生，涼子，以及與幽靈共度的熱海〉便從天而降。問劉梓潔，《再生》收錄的九部短篇小說多見於各誌各刊，為什麼主題和主角眾星連成一線，以死連結了起來？她回答，自己是有意識在疫情那年開始用死亡為題書寫的，這些年送走了太多人，從自己的外公，《父後七日》金馬獎最佳男配角的吳朋奉，再到張經宏，還有很多很多。她不禁想，四十多歲就該告別與悼亡嗎？這些先離去的朋友，彷彿都在問我：「你要怎麼活？」《再生》的後記裡，其實有劉梓潔給自己的回答：「每送走一個朋友，我就再問自己一次，你要怎麼活？《再生》就是我交出的答案，我就是要這麼寫，要這麼活的。」再問劉梓潔，後記這話聽起來簡直像奧嘟嘟般的賭氣？劉梓潔答，有一點被留下之人的賭氣也好，寫作者的骨氣、決心與宣言也好。「就是寫或者活都『不裝』吧，明天可能就會死，我沒有時間裝模作樣了。」《再生》封面上還有個此書之核心概念，寫著「向死而生」，本書的閱讀經驗會告訴你，我們沒死過的人，不知道做一個活人多好，所以你必須進劉梓潔的小說裡死，死完了，你就再生了。

在臺北的城市記憶裡，曾有一群默默維繫地方秩序的「聞人」。他們遊走於民間與政府之間，既是地方運作的重要角色，也見證了臺灣社會在不同時代下的變動與轉折，卻隨著時間逐漸淡出歷史視野。 曾獲 Openbook 好書獎、入圍金鼎獎的紀實作家鄭進耀新作《臺北聞人蔡金塗》，便以這樣一位橫跨日治至戒嚴年代的地方頭人蔡金塗為起點，追尋臺北地方社會的歷史紋理。本次明星讀書會更邀請到書中的重要角色——「蔡金塗之子」福田桂良——進行對談，帶領讀者回到威權時代下的臺灣，看見那些沒被記載在歷史中的故事。 鄭進耀：在我們進入對談之前，我想先介紹一下這個地方。這裡是郭怡美書店，前身是大稻埕很重要的商行——郭怡美商行。這棟老宅後來由郭重興先生重新承租，整理成現在的書店；後方原本的住宅，如今也成為咖啡廳與私廚空間。 這一帶其實非常有意思，再往前走就是共樂軒，臺北重要的北管軒社據點。整個大稻埕，幾乎轉個彎就會遇到老建築，每一棟都有說不完的故事。我寫《臺北聞人蔡金塗》時，一直在想：這樣一個曾經活躍於這片土地的人物，為什麼知道他的人越來越少？很多受訪者不是記憶模糊就是已經離世，非常可惜。 這本書能完成，其實要特別感謝福田先生。他提供了非常多第一手資料。以現在來說，真正長期、近距離接觸蔡金塗的人，可能也只剩他了。我寫這本書的目的很單純，是想重新梳理：這樣一位在大稻埕舉足輕重的人物，當年經歷了什麼？他又是如何走過那個時代？所以我想先問問福田先生，在你的眼中，蔡金塗是一個怎麼樣的父親？ 福田桂良：我從小在國外長大，和父親相處多半是小時候的記憶。這次因為要出這本書，重新回想過去，其實有一種難以用言語形容的感覺。他小時候並不是一個常在身邊照顧孩子的父親。反而是外面的人有事情拜託，他都很樂意幫忙。後來到了日本，從日本人和華僑口中，才慢慢知道我父親做過的事情，理解他在別人眼中的樣子。所以你要我說他有多偉大，其實我講不出來。那應該留給社會去評價。 ▲1970年代因蔣經國為拉攏右翼政治家福田進，讓蔡金塗將福田桂良過繼給福田進當養子。回憶起父親，福田桂良有許多無法言說的感慨。（圖／鏡文學） 鄭進耀：我記得你曾提過，小時候常跟父親去爬山，那是一段什麼樣的經驗？ 福田桂良：這其實跟一件很大的事件有關。我父親39歲那年，因為地方上的糾紛——迪化街與承德路一帶的勢力衝突——他原本希望大家能出來談一談，把事情和平化解。 但對方表面答應，實際上卻設局，最後他在前往談判的途中遭到暗殺，身上大概有四、五十處傷。因為這件事之後他需要復健，才開始到郊外走動。對他來說是復健，但對當時還是孩子的我來說，就是每個禮拜可以出去玩，還有便當可以吃。那段記憶其實是很單純、很快樂的。 鄭進耀：福田先生提到的那個事件，就是大橋頭庄和下厝庄，後續造成非常大的治安事件，也牽動整個地方勢力的變化。 福田桂良：是，但我比較佩服我父親的一點是他後來的處理方式。當時參與行動的其中兩個人，跑到醫院來跪著求他原諒。我父親跟他們說：「我知道你們不是自願的，是被指使的。」最後選擇原諒他們，甚至還給他們錢，讓他們去避風頭。所以我從我父親身上看到的並不是以德報怨，人沒有那麼偉大，但能放人一馬的時候，就該讓一步，這樣社會才能更安定、更和諧。 鄭進耀：其實我們從這些故事可以看到，那個年代的「江湖」，跟現在很不一樣，當時更強調義理與協調。 我在訪談中也聽到一個故事：歌仔戲演員呂福祿提到，蔡金塗不只是經營戲班，還會親自上台演戲，而且是演武生，身手非常好。 這也讓人好奇，他為什麼跟日本的關係這麼深？ 福田桂良：這要從他很小的時候講起。 我父親七歲時，家裡經營的醬油店生意不好，沒錢讓他繼續念書。有日本老師甚至主動表示願意出錢讓他讀書，但當時家人沒有接受。 雖然沒有繼續就學，但他一直記得這些日本老師、醫生在困難時幫助過他。於是到了戰後日本人要離開臺灣時，他就出面協助，把日僑安全送到基隆港回國，後來也有幫助一些日本企業。這些事情讓日本人對他產生很深的信任。那種不是表面上的，而是發自內心的信任。 鄭進耀：《臺北聞人蔡金塗》除了提到很多臺日交流的部分，還有蔡金塗與田中角榮之間的互動，可以請福田先生和我們說說這段故事嗎？ 福田桂良：當時田中角榮還是自民黨幹事長，準備競選總裁（也就是未來的日本首相）。透過關係，他請我父親到東京新橋一間高級料亭「金田中」吃飯。 席間他對我父親說：「如果我當上首相，絕對不會背叛臺灣。」同時也希望我父親提供資金支持，但後來的發展大家都知道了。（編按：在田中角榮上任後，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正式外交關係，與中華民國斷交） 所以他送我父親的東西，包括很名貴的手錶，我父親全部丟掉。我自己到現在也不戴那個牌子的錶。 ▲鄭進耀在撰寫《臺北聞人蔡金塗》的過程中，從福田桂良口中聽聞許多史料文獻中找不到的故事，在分享會中也請福田桂良親自講述，為讀者補足鮮為人知的臺灣歷史片段。（圖／鏡文學） 鄭進耀：接下來談一段關鍵歷史。當年蔡金塗被送往綠島，長期以來外界並不清楚原因。 我在訪談與史料比對後，發現很可能與1960年代臺北市長選舉有關——當時他支持高玉樹，因此得罪當局，這個背後又有怎麼樣的故事呢？ 福田桂良：國民黨希望我父親協助選舉，但父親表示不幫任何一方。剛好有一天，高玉樹的宣傳車經過我們家，我母親出於禮貌招待他們，送客時說了一句「祝高票當選」。 第二天，我父親就被帶走送到綠島。 隔天報紙標題就是「臺灣首惡蔡金塗為非作歹」，各種罪名都出現，但也有許多地方報社很快地出來反擊，提出不同聲音質疑這些說法。 過了一段時間，終於可以把父親接回來，他甚至開玩笑說，在那邊有人照顧、有人幫我洗衣服，其實日子也不錯（笑）。 那件事情發生之後，每到選舉我父親還是會被找出來，因此他開始刻意遠離政治，有一段時間不是躲在陽明山、楊梅，就是跑到臺東，甚至乾脆出國。 鄭進耀：這其實不是個案。我在其他訪談中也發現，許多地方頭人在選舉期間都面臨類似的壓力與追捕，甚至形成彼此互相庇護的網絡。這些歷史幾乎都沒有被正式記錄，只能透過口述慢慢拼湊。 回到個人層面，福田先生覺得父親對你最大的影響是什麼？ 福田桂良：不是什麼大道理，也不是做生意的技巧，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人要做好事。他一輩子做了很多好事。我覺得在兄弟姊妹裡，我可能是受到這一點影響最多的人。 鄭進耀：我一直覺得，蔡金塗是一個很特別的存在。 雖然他曾被政治整肅，但後來反而在政治與民間之間，扮演一種「協調者」的角色。像共樂軒、法主公廟等民間活動，在那個高壓年代能夠運作，其實都跟他的斡旋有關。他不是完全順從權力，而是在夾縫中找到一種折衷與平衡。 今天非常謝謝福田先生。每一次和你談，都會多聽到一些新的故事。這些故事，讓我們得以重新理解一段幾乎被遺忘的歷史。也希望大家，能透過這本書看見那個時代，以及那個時代裡的人。 ▲ 鄭進耀Ｘ福田桂良《臺北聞人蔡金塗》對談活動大合照。（圖／鏡文學） 延伸閱讀：在消逝之前寫下地方聞人的名字 —— 專訪《臺北聞人蔡金塗》作者鄭進耀 編輯／巫昱昕 影音／范祐禎、陳虹汝 《臺北聞人蔡金塗》鄭進耀 著 ★ 紀實作家鄭進耀 穿透歷史煙塵的時代觀察之作！★ 從地方頭人的一生 看見臺灣歷史鮮為人知的另一面 臺灣首部研究臺北聞人蔡金塗生平的著作！ 人生橫越 日治Ｘ戰後Ｘ戒嚴足跡遍及 臺灣Ｘ日本Ｘ中國 從「城哥」到臺北市第一屆民選議員，蔡金塗是理解戰前戰後臺日地下社會的關鍵，也是老派江湖的最後身影。 他的喪禮，國內外政商名流、江湖人士到場悼念他的名號，可以為歌仔戲名角楊麗花．葉青鎮場他的故事，能看見蔣介石父子、田中角榮和辜寬敏 他是地方頭人、是藝陣推手也是民間社會與政權間的重要協商者橫跨日治、戒嚴年代他的一生既深入臺日關係，也常仲裁複雜的江湖事務媒體無法定位他，只能以他的聲望稱之為「臺北聞人」—— 他是老派江湖最後的仲裁者：蔡金塗

跨國灰姑娘：當東南亞幫傭遇上臺灣新富家庭（新版） 藍佩嘉 著 ＊國內外獎項背書 × 可讀性強國內外社科最佳書籍等肯定；更易讀、像小說一樣好看，兼具學術嚴謹與報導文學張力。 ＊第一手田野 × 真實群像橫跨家中「前臺／後臺」到城市「週末聚落」的深描：訪談58位菲籍、35位印尼家務移工與51位臺灣雇主，移工能動性與雇主焦慮都躍然紙上。 ＊臺灣家內政治 × 實務解方直面「家務移工」、契約束縛、族群刻板印象與性別權力；讀後能反思親子與夫妻關係、雇傭互動，並附行動方向與政策建議。 獲頒國際學術大獎的社會報導巨作從馬尼拉到臺北 揭開超過二十二萬個家庭屋簷下的跨國照顧鏈 呈現家務移工在多重限制中的生活與情感，看見雇主在「照顧外包」與「傳統孝道」之間的兩難與拉扯 穿透學術框架的動人敘事，捕捉女性移工在異鄉的勞動身影 本書是來自田野現場的深入觀察與社會紀實，同時也是一本論述嚴謹、深具國際聲望的學術巨作。由臺大社會系教授藍佩嘉撰寫，將生硬的社會學研究轉化為如電影般生動的敘事，讓藏匿在臺灣日常生活背後的移工故事躍然紙上。 書中聚焦於目前已超過二十二萬人的女性家務移工。來自菲律賓與印尼的她們，以短期契約過客的身分，在臺灣社會的邊緣角落默默支撐著許多家庭的舒適生活與孝親照顧。然而，在現行的制度與偏見下，她們往往被視為廉價勞動力或沈默異鄉人。透過作者的筆觸，我們得以用移工的視角重新觀察世界：中正機場成了探索不確定未來的旅程起點、臺北火車站是灰姑娘翻轉角色的假日後臺，而寄回家鄉的一瓶Qoo果汁則託付了母親給遠方子女的補償性愛意。 藍佩嘉透過訪談九十三位菲、印籍移工與五十一位臺灣雇主，立體呈現家務移工在多重限制下的生活、情感與能動性，以及雇主在孝道倫理、性別分工與勞雇關係之間的掙扎與兩難。這本書不僅讓我們理解移工的命運，更像一面鏡子，反映出臺灣雇主家庭內部脆弱的親子、夫妻與婆媳關係。本書最初於二○○六年由杜克大學出版英文版，隨後作者以返璞歸真的母語重新改寫，用淺白易懂的文字與真實故事，試圖跨越理論的藩籬，以最深刻的生命感動喚起讀者的共鳴與省思。本書獲得美國社會學會、國際亞洲學者會議、台北書展大獎、金鼎獎、開卷好書獎等獎項肯定。 新版在原書基礎上，增添新版作者序及臺灣移工政策二十年來的變革。 作者簡介： 藍佩嘉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系特聘教授，曾於史丹佛、哈佛、柏克萊、早稻田、京都、紐約大學等校擔任訪問學者，研究領域為國際遷移、性別與家庭，擅於從日常生活考察結構性的社會不平等。著有兩本英文專書Global Cinderellas: Migrant Domestics and Newly Rich Employers in Taiwan（Duke 2006）、Raising Global Families: Parenting, Immigration, and Class in Taiwan and the US （Stanford 2018）及三本中文專書《跨國灰姑娘：當東南亞幫傭遇上臺灣新富雇主》（行人，2008）、《拼教養：全球化、親職焦慮與不平等童年》（春山，2019）、《成為「新二代」：多元文化與地緣政治下的跨國婚姻子女》（春山，2025）。 個人網頁：www.lanpeichia.com 購書連結： ●《跨國灰姑娘：當東南亞幫傭遇上臺灣新富家庭（新版）》■博客來∣https://bookstw.link/8z7amg■誠品∣https://pse.is/8z7aqt■金石堂∣https://pse.is/8z7as3■讀冊∣https://pse.is/8z7asq■MOMO∣https://pse.is/8z7atw■鏡文學線上看∣

文・廖書逸／圖・翻攝自 en.ara.cat 每年四月的西班牙，人們總是沉浸在塞萬提斯獎（The Cervantes Prize）與聖喬治節（Sant Jordi）的文學熱潮中，然而，2026年的四月卻多出一聲撼動了整個西語世界、甚至全球文學地景的巨響：由西班牙國家持股超過一半的機場管理界龍頭企業Aena所贊助創辦，獎金高達100萬歐元（約新台幣3700萬元）的全新文學獎「Aena敘事獎」（Aena Narrative Prize）公布首屆得主，阿根廷作家薩曼塔・舒維林（Samanta Schweblin）以短篇小說集《好與壞》（El buen mal，中文書名為本文暫譯）成為首位得獎者。現年48歲的舒維林一向以其超現實且充滿不確定感的敘事風格聞名，曾多次被媒體稱為作家卡夫卡（Franz Kafka）的當代傳人，也是國際布克獎的入圍常客。這次，舒維林憑藉短篇集《好與壞》擊敗了包含西班牙大師級作家恩瑞克・維拉－馬塔斯（Enrique Vila-Matas）在內的四位前輩獲獎，成為此天價獎金的首位得主。Aena敘事獎的評審團主席羅莎・蒙特羅（Rosa Montero）盛讚舒維林這部作品「將驚悚故事的張力與深邃的哲學層次罕見地融為一體，帶有一種『縈繞心頭之美』（”belleza inquietante”），不僅展現了敘事的精確，更將短篇小說的傳統推向了當代的最高點。」並且，她強調將首屆獎項頒給短篇集的這個決定是一次「原則性的聲明」，旨在推動短篇小說這種講求極致精準、創作難度極高且擁有悠久歷史，卻長期在商業市場中遭到忽視的文類。在頒獎典禮上，舒維林直言100萬歐元是一個「大到無法想像的數字」，並感嘆對許多作家來說，創作總是只能發生在各類兼職、稿費延遲與不穩定的經濟狀況中那些「偷來的時間」裡，因此這筆獎金對她而言不是奢侈品，而更像是「一份永恆的月薪」，讓她可以「僅僅作為一名作家而存在」。接著她話鋒一轉，透過感謝她的母校——「我那破敗、被忽視、被遺棄的布宜諾斯艾利斯大學」——來將矛頭指向她的母國阿根廷，批評現任總統米萊（Javier Milei）對文化與教育經費的大幅削減。她以此替謝詞收尾：「或許有人會問，在這個世界似乎正逐漸分崩離析的時刻，我們為何還在這裡慶祝文學？我的答案是，正因為世界如此不安，我們才更需要故事來指認那些難以言喻的恐懼。」然而，在頒獎典禮的掌聲過後，關於此獎從公布以來所引發的諸多爭議，仍在持續蔓延。這次Aena敘事獎的100萬歐元，是歷史上頒發給已出版作品的最高文學獎金，甚至超越了諾貝爾文學獎，因此，自從今年二月此獎項的消息首次公布以來，便引發了文學出版圈各種考量與立場之間的激烈辯論。爭議的核心在於：這筆錢是否真的能夠促進閱讀？西班牙出版人路易斯・索拉諾（Luis Solano）形容這樣一筆誇張的獎金就像「闖進瓷器店裡的大象」，並表示「百萬獎金是個嚴重的錯誤，因為我們再次混淆了價值與價格，而且我們不知道這樣的獎項能夠維持運作多久⋯⋯百萬獎金中有某種扭曲的東西，它讓一切都變了調，讓那些本不該在場的因素介入了。」作為對比，西班牙語文學界中最具聲望的獎項塞萬提斯獎頒給的是一生的創作成就，獎金為12.5萬歐元；英國的布克獎獎金約5.7萬歐元；美國國家圖書獎獎金約9千歐元；法國龔固爾獎則是僅有象徵性值的10歐元獎金。除了頒發給獎項得主的百萬歐元，Aena還計畫再投入額外100萬歐元，購買五部決選作品，分發給員工與機構。這看似慷慨的配套，卻被業內人士批評為有將文學簡化為一場消費奇觀的風險，同時也有人擔憂，這份百萬歐元的採購合約是否會涉及不透明的招標，或是變相成為提供給大型出版集團的補貼，而非流向真正需要支持的獨立書店與圖書館系統。也有評論家指出，一個獎項是一個品牌，需要時間來站穩腳跟，而這筆高達200萬歐元的預算，本可以支撐一個中型文學獎或數十家獨立書店穩定運行十年，但大型企業卻選擇將之投入為一場塑造明星與建立公司形象的行銷煙火，即便燦爛奪目，卻恐怕將稍縱即逝。此外，本屆決選入圍名單中的五部作品，全數是來自企鵝蘭登書屋（Penguin Random House）與星球出版集團（Grupo Planeta）兩大出版巨頭，也進一步引發了「大獎助長壟斷」的疑慮，認為這讓文學獎成為大型企業之間相互拉抬的手段，混淆了文學的內在價值與商業標價之間的關係。然而對Aena執行長莫里奇・盧塞納（Maurici Lucena）而言，這一切批評全都在預期之內。他在採訪中表示，這是一場有關「社會永續發展」的投資，承襲自歷史悠久的藝術家贊助傳統，目的在為西班牙語世界建立一個像布克獎或龔固爾獎那樣具備全球權威的指標性獎項，並提升西班牙整體的閱讀與文化風氣。「一百萬歐元對個人而言是很大的數目，但對我們這樣規模的企業來說並非如此，」他解釋，並補充說在他最近與美國投資人的會面中，沒有任何人詢問到關於這筆支出的事；一般普遍認為只有在商業或體育世界中才能存在高額報酬的想法開啟了他們的討論，並最終促成了這個獎金規模的誕生。薩曼塔・舒維林在得獎感言中表示，阿根廷的文學傳統之一是懂得「在不尋常之中發現美」，而Aena敘事獎本身正是一個極度不尋常的存在：它既是大型企業對藝術場景的介入，將徹底改變起碼一位作家的生命，同時也是西班牙對於西語世界文化發言權的一次出手搶奪；它一方面試圖抬高文學作品的價值，一方面卻也體現出文學界與商業世界之間對於價值的迥異觀點。這100萬歐元最終將會是一記打響了西班牙文學振興的禮炮，又或者只是一場昂貴而炫目的煙火？答案或許正如舒維林筆下那些迷離且迂迴的故事，將留待人們慢慢地去品味與思索。

文．許文貞／圖．翻攝自《美麗青年全泰壹》Wikipedia韓國勞工運動家全泰壹，在1970年11月13日，為抗議當時韓國惡劣的勞動環境、與形同虛設的勞動法規，抱著南韓的《勞動基準法》自焚身亡，時年22歲。他的故事曾在1995年由導演朴光洙改編為電影《美麗青年全泰壹》，知名導演李滄東是這部電影的編劇之一。《美麗青年全泰壹》上映後，獲得1995年青龍獎最佳影片，並入圍柏林影展競賽片，不過該年度的柏林金熊獎由李安《理性與感性》奪得。在全泰壹過世後56年的今天，首度有關於全泰壹的書籍在臺灣問世。《我們不是機器：美麗青年全泰壹》由春山出版，春山在4月19日舉辦了全天的電影放映會與新書發表會，不但全泰壹的妹妹、全泰壹紀念館館長全順玉專程來臺參與新書活動並致詞，韓國保健醫療產業工會政策研究院院長姜燕培、木雞身體實驗室（Namoodak Movement Lab）張笑翼導演等人來臺與談，臺灣方面則有臺灣聲援Hydis連線/臺灣國際勞工協會（TIWA）陳秀蓮、臺灣醫療工會聯合會祕書長高若想、臺大社會系副教授劉華真、作家房慧真等人一起進行對話。春山出版社總編輯莊瑞琳表示，《我們不是機器：美麗青年全泰壹》過去曾有中國和香港出的中文版，但都是翻譯自英文版，這次除了是臺灣首度出版，更是從韓文直譯。「與臺灣的書籍外譯主要由政府資源比較不同的是，韓國不只有官方的外譯資源。像這本談勞動權益的非虛構作品，通常比較難獲得官方資源重視，但這次有韓國保健醫療產業工會協助牽線、公共相生連帶基金會出資，推動外譯，甚至支持書籍的國際行銷活動。除了臺灣版，越南、泰國版也已經出版。」全泰壹是南韓首爾和平市場的裁縫工人，因為不滿工時長、工作環境惡劣，雇主又以極低的薪資壓榨勞工，逐漸萌生抗爭之意。他在偶然間接觸到《勞動基準法》，意識到企業違法剝削工人，他嘗試以各種方式改變現況、企圖引起政府重視，卻得不到結果，最後決定「火葬《勞動基準法》」抗爭，高喊著「我們不是機器」自焚身亡。留下一句遺言：「不要讓我的死亡成為枉然！」莊瑞琳表示，全泰壹事件發生的時間點，也正是韓國在資本主義驅使下，追求經濟成長，與臺灣一樣要成為「亞洲四小龍」的時刻，「即使當時南韓已經有《勞基法》，但在實際的工作現場，還是沒有照《勞基法》來做。」底層勞動者的死亡，常會被社會忽視，但全泰壹的自焚，撼動了1970年的南韓社會。和平市場裡過長的工時、惡劣的勞動慘況，也讓當時韓國社會的同情輿論倒向全泰壹與勞工運動。尤其，在全泰壹研讀《勞動基準法》的時候，因為讀漢字比較困難，他多次向他人表達：「要是有個大學生朋友就好了。」這句話深深影響1970年正熱衷投入民主運動的大學生，使得學生開始一起關注勞動權益。當時不只大學校園的學生自發追悼全泰壹，首爾大學甚至無限期停課抗爭，連宗教界也加入抗議示威。1972年，韓國朴正熙更加強化獨裁，停止政治活動，加強對社會監視控制，曾使得這股正要匯集起來的社會運動能量暫時受到打擊。但社運能量最終並卻沒有潰散，而是與韓國的民主化運動合流。全泰壹的事蹟在當時雖被極權噤聲，但卻有人不惜冒險將他的故事流傳下來。《我們不是機器：美麗青年全泰壹》的作者、人權律師趙英來，便是投入學生運動的一員，他在躲避獨裁政府追查的三年期間，冒險出入在和平市場，蒐集全泰壹所遺留的事跡，在1976年寫成《全泰壹評傳》手稿，秘密流傳，直到1983年才終於以隱去人物和作者姓名的方式出版。臺大社會系副教授劉華真分析臺灣與韓國勞工運動的差異：臺灣的勞工運動在1970年代逐漸受到國民黨工會滲透和分化，難以凝聚成大型抗爭，因此後來的勞工運動必須努力脫離政黨的影響；韓國的勞工運動則直接受到獨裁政權嚴厲打壓，勞工反而更加團結，抗爭規模大，到1987年，更形成為期長達三個月的大規模罷工潮。近年不少臺灣觀眾透過《1987：等待黎明的那一天》等影視作品，認識韓國民主化的歷程。《我們不是機器：美麗青年全泰壹》在臺灣出版，以及新書所帶來的臺韓兩地社運、工運的交流，或許能更為加深讀者的認識。

作者／徐淑卿4月初在維也納燦爛陽光下，我隔街看著幾乎占一個街區的伊弗魯西大宅。這個發跡於奧德薩，而後分別居住在維也納、巴黎的龐大家族，在戰爭中幾乎失去所有，只有根付與幾幅畫作保留念想，其他藏品各自奔赴不同的流轉之途。而這個大宅，將比許多人的人生更長久。這讓我想到東京上野國立西洋美術館。20世紀初期，藝術收藏家松方幸次郎在倫敦、巴黎購買的西洋藝術品，其中約三分之一毀於1939年倫敦倉庫大火，僅有部分在漫長的等待後，終於在西洋美術館有了安棲之所。這兩個歷劫歸來的故事，因為同於2019年在東京和維也納舉行展覽，而彷彿進行一場命運交織的對話。東京國立西洋美術館是為了慶祝開館60年舉辦的「松方收藏展：百年奧德賽」(The Matsukata Collection: A One-Hundred-Year Odyssey)。其中特別展出松方幸次郎當年在巴黎購買莫內的畫作〈睡蓮：柳樹倒影〉。這幅畫失蹤許久，直到2016年在羅浮宮某個角落被發現，上半部已經嚴重毀損，這次展出時，也是保留缺損狀態展出。在維也納猶太博物館的展覽則是「伊弗魯西家族：時光中的旅行」(The Ephrussis. Travel in Time)。這個展覽的內容是《琥珀眼睛的兔子》一書作者艾德蒙·德瓦爾（Edmund de Waal)將伊弗魯西家族遺物，包括戰爭中倖存的日本根付，捐贈與長期借展給維也納猶太博物館。這兩個看似毫不相關的展覽，卻有著驚人相似的旅程：戰火中藝術品的命運；幾乎不為人知的守護者；最後進入博物館典藏；而且各有記錄其故事的書。伊弗魯西家族是非虛構家族回憶錄《琥珀眼睛的兔子》。松方幸次郎的收藏是西洋美術館得以建立的基礎，其中有非常坎坷的遭遇，擅長以美術史典故寫小說的日本作家原田舞葉，在史實的基礎上寫了這部作品，而且特別選擇在展覽前出版。不僅如此，這兩個展覽也如同在19世紀後半至20世紀初，日本與西歐文化互望的縮影。這段時間，西歐受日本文化和藝術影響，如浮世繪、工藝品甚至服裝等，從而產生出一種嶄新的文化現象，這個現象被稱為「日本主義」(Japonisme)。東京國立西洋美術館前館長馬渕明子曾撰文指出，「日本主義」一詞是法國評論家Philippe Burty於1872年所創，當時僅單純表達「日本熱」的意思。一開始是有人純粹收藏與欣賞日本藝術品，後來有藝術家開始模仿其造型及部分圖樣，之後甚至有人理解設計原理後進行創作，這些不同層次的展現，當時皆稱為「日本主義」。在「日本主義」風潮中，居住在巴黎的伊弗魯西家族成員查爾斯，他是藝術收藏家與評論家，據說也是普魯斯特《追憶似水年華》中「斯萬」的原型，購買了264個日本根付。而後他將這些根付送給居住在維也納的堂弟維克多當作新婚禮物。因為伊弗魯西家族是猶太人，納粹在占領維也納時，不但家產和收藏盡皆充公，成員也各自星散。唯有這些根付，被還居住在大宅，奉納粹之命整理前任主人財產的女僕「安娜」，藏在自己的床墊下得以保全。戰後，這些根付隨著伊弗魯西後人來到東京，最後由艾德蒙·德瓦爾保管，他決定讓這些根付回到維也納，而寄贈給維也納猶太博物館。在猶太博物館的說明中寫著，沒有找到歷史證據可以佐證安娜的事蹟。安娜是德瓦爾外曾祖母的貼身女僕，不論是德瓦爾的祖母伊莉莎白或是舅公伊吉都對她很熟悉，所以這個人物必定是存在的。只是她保存根付的過程是透過轉述，作者也很遺憾沒有在相關人物生前，多詢問安娜的故事。不過這些轉述的對話，卻是書中極為感人的部分。安娜對戰後才回到故居的伊莉莎白說，她無法為他們帶走任何珍貴的物品，所以她每次從更衣間偷偷帶走三到四件小東西，「你們小時候玩的小東西，你記得嗎？」她花了兩個星期才把東西從大玻璃櫃裡取出，納粹完全沒有發現。安娜說：「所以我拿了這些東西。我把它們放在我的床墊裡，而我睡在上面。現在你回來了，我可以把這些東西還給你。」德瓦爾寫道：「對安娜來說，每個根付都是對記憶流失的抗拒。」相較查爾斯在日本熱時買下根付，而後作為家族禮物送出去。松方幸次郎購買歐洲當代美術作品，就有更明確的目的。出生於1866年的松方幸次郎，是明治時期內閣總理松方正義之子，也是川崎造船所首任社長。因為經常到歐洲工作，逐漸讓他意識到藝術的重要。在一次大戰期間，歐美到處可以看到喚起愛國主義的海報，將這些海報和日本的海報相比，松方意識到日本在藝術設施方面落後許多。當時的日本，學習美術的學生與畫家，除了數量極少的雜誌外，若要看到西洋畫作，必須要出國，但是貧窮的畫家怎麼能負擔得起旅費？於是他萌生將當代西方藝術傑作帶回日本，成立美術館讓大家欣賞的心願。藝術史學家矢代幸雄在他的《藝術的贊助者》一書中，曾引述松方的話：「日本有成千上萬的人在畫油畫，卻沒有人能看到真正的西洋原作，我要蒐集歐洲名畫帶回日本，讓大家大開眼界。」自稱對繪畫一竅不通的松方，有幾位購買藝術品的顧問。如畫家Frank Brangwyn，松方的第一件收藏就是他的畫。還有矢代幸雄。在1910至20年代的十餘年間，松方大約購買3000件西洋藝術品。其中不乏羅丹、莫內、雷諾瓦、塞尚、梵谷、庫爾貝等重要藝術家之作。但是松方成立「共樂美術館」的心願終究沒有達成。一方面是經濟問題。1927年昭和金融危機給川崎造船所帶來致命打擊，同年貸款給造船所的銀行倒閉，雖然公司免於破產，但松方為了承擔經營責任而辭去所有職務。其次是因為戰爭關係。松方的收藏保存在三個地方，在日本的藏品，因為應付債務有些只得出售，藏於倫敦倉庫估計有900多件作品，則因為1939年倉庫失火，幾乎所有作品付之一炬。但在巴黎還有400多件作品。一開始這些作品放在羅丹博物館的倉庫，松方幸次郎離開巴黎時，交代他的秘書日置釭三郎好好保管，但若遇到生活困難，可以出售一些。在納粹即將占領巴黎時， 日置釭三郎將這些作品轉移到巴黎郊外阿朋丹（Abondant）的農舍。因為收不到薪資，日置和妻子過著窘迫的生活，但他始終守護著這些畫，即使在妻子過世後，生活更為艱難，也曾不得已出售幾件作品，但他依然遵守對松方的承諾，照顧這些畫作。戰後，法國政府將這批作品視為敵國資產而予以扣留。經過松方的好友，當時日本首相吉田茂與法方交涉，法國願意歸還大部分，條件是日本必須蓋一間美術館來收藏這些作品，這也是1959年東京國立西洋美術館成立的由來，這個美術館是由法國建築師柯比意設計。但是有些松方收藏的重要作品，如梵谷的〈在亞爾的臥室〉、塞尚的〈聖維克多山〉等約20件，法國就以這些作品不宜離開法國為由，拒絕歸還。與保管伊弗魯西家族根付的安娜一樣， 守護松方收藏的日置釭三郎除了知道他是川崎造船所的技師、松方的秘書等職業資料外，因為他沒有留下紀錄，所以他在阿朋丹如何保管這些作品的經過不得而知，原田舞葉寫《美麗的愚者》時曾親自到阿朋丹採訪，希望盡可能貼近真實，寫出她心目中版本的藝術守護者的故事。藝術品與人一樣，各有不同命運。人的心願也是如此，有些輕易達成，有些則曲折難盡。20世紀初，希望在日本成立西洋美術館的實業家不是只有松方幸次郎，至少還有岡山倉敷地區的大原孫三郎。他委託畫家兒島虎次郎數次到歐洲選購藝術品，其中包括葛雷柯(El Greco)的〈受胎告知〉與莫內、高更、塞尚、馬蒂斯、畢卡索等畫作。1929年兒島虎次郎去世，大原孫三郎為了紀念他，於第二年成立大原美術館，這是日本第一個收藏西洋藝術作品的美術館，整整早了國立西洋美術館近30年，而且躲過戰火，所有作品都得以保存。戰爭如時代的浪濤，人與物在搖晃中難有立足之地。但也有像安娜和日置釭三郎這樣未必被歷史紀錄的人，保存著伊弗魯西家族過去的記憶，護持著松方幸次郎的心願。2019年的兩個展覽，如同經歷時間的奇幻旅程後，終於從命運手中奪回的倖存珍品，而這也是因為這些人，在不知盡頭的暗夜中，默默守護的結果。 在戰爭中，藝術品與人一樣，各有不同命運。有些毀於大火，有些被劫掠後流轉各地，但也有藝術品，在一些人的守護下，躲過命運索討，而得以倖存。圖／陳克宇

文．廖書逸／圖．翻攝自paramount.com曾發行過《不可能的任務》、《變形金剛》等著名系列電影，並手握海綿寶寶、忍者龜與星際爭霸戰等經典IP版權的影視巨頭派拉蒙全球（Paramount Global），在本月稍早正式宣布成立新出版社「派拉蒙全球出版」（Paramount Global Publishing, PGP），將致力於「開發以其標誌性品牌與影視系列為靈感的互補性出版內容，並透過原創故事的創作來產出新IP」。這個舉動乍看之下是替書籍出版市場新添一股活水，但若將時間軸拉長一點，從2020年看起，其峰迴路轉的情節發展更是可以嗅出圖書出版產業在好萊塢巨頭心中的價值變化。對許多出版業界的資深人士而言，派拉蒙此舉無疑飄散著諷刺的氣息。時間倒轉回到2020年，當時的派拉蒙正深陷於串流平台大戰的資金泥沼之中，為了籌措推動Paramount+運行的巨額經費，公司高層決定將旗下已經有著48年合作歷史的全球第四大出版社「賽門與舒斯特」（Simon & Schuster, S&S）視為「非核心資產」，並急於出售變現。這段「分手」的過程可謂波折不斷：派拉蒙原本已經談定要以21.8億美元的價格將S&S出售給全球出版龍頭「企鵝蘭登書屋」（Penguin Random House, PRH），這項交易案卻遭美國司法部提起反壟斷訴訟，主張全球第一大與第四大出版社的合併將導致壟斷，嚴重降低作者在爭取預付版稅時的談判競爭力。知名作家史蒂芬・金（Stephen King）當時也主動出庭作證反對此項合併，說明其將會對作者權力造成的威脅。在經歷超過一年的審判後，法院最終判決禁止了該項合併，導致派拉蒙被迫於2023年8月改為以較低的價格（16.2 億美元）將S&S出售給了私募股權巨頭KKR。當時業界普遍認為，派拉蒙已徹底放棄紙本媒介，將專注於其影視產業與串流服務的經營，沒想到在短短三年後，就傳出派拉蒙即將創辦新出版社的消息。隨著如今PGP的成立，派拉蒙似乎在用行動表示，圖書出版在現代傳媒版圖中仍然具有價值，不過其角色定位已非僅是過去的授權出版對象、或單純的圖書零售事業，而是作為一具能夠推動其整體內容發展的重要引擎。PGP的誕生並非偶然或意外，而是自從2025年派拉蒙與Skydance媒體集團完成合併後的一項重要策略核心。Skydance創辦人、同時也是合併後的派拉蒙新任董事長大衛・艾利森（David Ellison）一向致力於其「由科技與IP驅動」的經營邏輯，因此在「新派拉蒙」的未來藍圖中，出版作為影視IP的開發起點與後續延伸，便扮演了重要角色。有別於過去S&S時代的出版社獨立運作模式，PGP將被歸屬在派拉蒙的「產品與體驗部門」之下，該部門主要負責授權、周邊商品及體驗式娛樂，這意味著未來PGP出版的每一本書，從企劃階段就會與玩具、主題樂園與商品進行高度串聯。顯然，派拉蒙正試圖從一家傳統製片廠與影視發行商，逐步轉型為一個掌握了內容開發源頭的全方位生態系統。隨著近期的另一則大新聞，也就是派拉蒙與華納兄弟（Warner Bros. Discovery, WBD）高達千億美元的合併案預計將在今年結案，未來PGP的開發名單上或許還會出現《哈利波特》、《權力遊戲》或者DC超級英雄的身影，使它們成為掌握全球半數流行文化源頭的超級出版實驗室。當影視巨頭不再滿足於購買版權，而是回頭透過成立出版社來開發故事，這場從螢幕燒回紙本的IP大戰，或許正在翻開一頁全新的篇章；而這樣的發展，又將對文學與出版產業造成怎麼樣的長期影響，也值得持續的追蹤與觀察。

文．黃昱哲／圖．翻攝自《向流星許願的我們》FB近期上映的臺灣BL劇《向流星許願的我們》，改編自林榮三文學獎短篇小說首獎最年輕得主——鍾旻瑞的小說集《觀看流星的正確方式》同名篇章，該劇由《八尺門的辯護人》主演初孟軒擔綱主角，新銳演員鍾岳軒、余杰恩、各務孝太出演。劇情講述主角返鄉後與高中戀人重逢，在流星雨下許願後，展開尋找自我的奇幻與療癒旅程，在普遍以編劇原創故事為主的臺灣BL劇市場中，又多了一部文學IP轉譯影集的作品。臺灣BL劇在2016年開始蓬勃發展，從《HIStory》系列（共五季）、《深藍與月光》、《WBL》系列、《默默的我，不默默的我們》、《某某》、《奇蹟》到《VBL》系列等，至今持續產出。早期以原創劇本為故事的做法，近年逐漸開始鬆動。BL劇倚賴OTT影音串流平台播映，兩者發展高度相關。隨著影音串流平台的盛行，對小說故事的需求變大。2023年《奇蹟》出自同名小說；2024年《某某》、《關於未知的我們》皆改編自晉江文學城的連載小說；後續還有2025年《靈魂約定》，以及今年播出的《向流星許願的我們》等，連續幾年都有小說改編成影視的作品問世，文學IP在臺灣BL劇市場中的比重悄然提升。小說文本眾如星群，為何選擇它改編？2023年，《向流星許願的我們》入選文策院TCCF創意內容大會「Project to Screen：Series」單元，是這個小說走向影視的第一步，但市場上小說文本眾如星群，為何選擇它改編？身為該劇的監製與製作人，潘心慧認為，BL小說改編影視，確實已經成為近年亞洲市場一個很重要的開發方向。為何選擇它改編，潘心慧受訪時表示：「我們看到原作中兩個關鍵點：『貼近現實的失落』以及『從男孩到男人的青春成長故事』是改編的契機。」站在製作端的角度，一開始不會先預設「改編」或「原創」，而是考量故事的核心概念。此外，就改編而言，重點在於如何把文學中的情感與意象，轉化為觀眾可以看見與感受到的影像敘事；而原創則相反，有更高的自由度，可以完全為影像與市場需求設計，但需要花更多時間去建立世界觀與觀眾連結。製作團隊初始成員、編劇之一的王慈華說到：「小說的整體氛圍和主題，在當時的人生中很有共感——以為長大會成為很好的人，但終究沒有成為什麼；以為很愛某個人，絕對不能分開，但終究分開了；有想許的願望，但不再相信會實現。」除了這份個人式的情感共鳴外，故事中的民宿、海邊、許願等元素，也跳脫過往BL劇常見的校園、咖啡廳場域。而原著小說作者鍾旻瑞是這樣看待改編過程：「我知道因為小說篇幅只有幾千字的內容，所以影視化的時候，主要是擷取故事核心的畫面或情感，並增加其他元素。」他認為，作者參與授權改編的程度，不是100就是0，事前已先建立共識，過程中就很放心讓影視團隊改編。實際上，細數從亞洲到歐美，小說改編BL影視的趨勢相當明顯，且行之有年。IP改編乘以CP營業乘以粉絲經濟商業模式泰國作為耽美BL的濫觴，比臺灣早十多年「腐」味蔓延。根據泰國政府公布的數據，BL劇市場至少創造10億泰銖的產值。泰國BL劇有成熟的CP營業、粉絲經濟商業模式，回到戲劇故事的源頭，可以發現清一色是文學小說，不勝枚舉。例如《不期而愛》（บังเอิญรัก）改編自MAME12938（Nampaka）的小說、《只因我們天生一對》（2gether: The Series）由JittiRain同名作品改編、《Bad Buddy》（แค่เพื่อนครับเพื่อน）改編自afterday小說《Behind the Scenes》、《黑幫少爺愛上我》（รักโคตรร้ายสุดท้ายโคตรรัก）從Daemi的同名網路小說轉化而來。題材非常多元，橫跨純愛校園、歡喜冤家、黑幫少主與保鑣等，都是風靡全球市場，觀看次數破億，好故事與流量雙收的現象級作品。今年初的臺北國際書展以泰國為主題，請來泰國BL文學界人氣作家MTRD.S與Cali分享小說影視化的過程。她們的作品《靈魂重生》（เขมจิราต้องรอด）、《死亡使者》（สิงสาลาตาย）也已改編為影集，全球熱播，並陸續在泰國本地、日本、澳門、新加坡等舉行粉絲見面會。地圖拖曳到東北亞，以BL漫畫改編見長的日本，同樣也有文學底蘊的影集，如《美麗的他》（美しい彼）、《相遇驟雨中》（ふったらどしゃぶり）、《if的世界開始戀愛》（ifの世界で恋がはじまる）等。遲至2020年才開始發展BL劇的韓國，兩年後推出爆紅的《語意錯誤》（시맨틱 에러），故事出自RidiBooks上連載的網路小說。而西方的男男愛情故事裡，美國電影《王室緋聞守則》（Red, White & Royal Blue）和去年風靡一時的加拿大影集《烈愛對決》（Heated Rivalry）也都是小說改編之作。臺灣內容輸出海外的新突破整體而言，小說文本已成為國際BL影視內容的重要來源，蔚然成風。BL故事角色設定鮮明，受眾明確，社群黏著度高，具備跨地域擴散的條件，從前述各國成功的案例即可得到印證，而臺灣的BL劇也逐漸開始和文學IP接軌。小說具有一定的故事基礎，擁有既有的讀者群，有機會成為影集的基本受眾，降低開發風險。從文字到影像的最短距離，自文學IP啟動，成為一種可行的發展路徑。文策院TCCF創意內容大會在推動出版與影視產業交流不遺餘力，期望促成多元IP的跨域發展。在這個媒合的場域，與BL相關的題材中，作家顏瑜讓人有無限遐想空間的Bromance小說《七十號，你的鳥歪了》，以及BL漫畫家花宥的《狗血耽美劇的攻略技巧》都曾入選「Story to Screen 故事專場」單元。臺灣其實有非常豐富的BL文本創作能量，未來若有更多文學IP與BL影集的結合，或許可成為臺灣內容輸出海外的新突破。

文．廖書逸／圖．翻攝自www.jodipicoult.com今年四月，美國出版界與教育體系接連迎來法律與行政層面的多重震盪。從愛荷華州的校園書籍審查，到聯邦政府對文化機構的預算封殺，這場關於閱讀自由與資訊獲取權的生存保衛戰，一幅攻防地圖正清晰浮現。大出版集團與知名作者紛紛加入，《姊姊的守護者》作者茱蒂・皮考特（Jodi Picoult）等暢銷作家為了募款資助受到圖書審查影響的出版從業人員，甚至發起了拍賣新書角色命名權的活動。在地方層級，聯邦上訴法院於2026年4月9日裁定，撤銷先前阻止愛荷華州「第496號參議院法案」（SF 496）執行的禁令。SF 496法案規定：教師禁止對幼兒園至六年級（K-6）的學生談論LGBTQ+的相關話題，內容包含「性描寫」的書籍也必須全面從校園圖書館下架。法案公布後，家長、教育工作者與出版集團聯手提出抗告，法院因此初步對此法案頒行了禁令，但現在禁令又被上訴法院撤銷，意味著SF 496法案將重新恢復執行。在聯邦層級，圖書館社群則在上週迎來了階段性的法律勝利。羅德地方法院在2025年春天禁制了川普政府試圖瓦解博物館與圖書館服務署（IMLS）的一系列措施，川普政府原打算上訴，但已於4月8日撤回上訴。隨後在4月9日，美國圖書館協會（ALA）與美國州公職人員工會（AFSCME）也宣布與聯邦政府達成了自願撤訴的和解協議，根據協議內容，IMLS必須在國會撥款範圍內繼續發放補助金並遵守各項法定要求，意指IMLS將暫時擁有繼續維持運作的權利。儘管法律訴訟暫時保住了機構的存續，但川普政府在最新公布的2027財政年度預算中，轉而採取更為激進的資金封鎖策略。該預算案計畫將IMLS來年的經費全數歸零，並同步終止政府專門用來支持圖書館與提升學生識字能力的「創新識字法」（IAL）計畫，試圖在實質運作上切斷圖書館的資金來源。這種預算的全面削減亦延伸至其他文化機構，例如國家人文藝術基金會（NEH）的預算預計將從1.92億美元暴跌至3,900萬美元，國家藝術基金會（NEA）的預算也將從2.08億美元降至2,900萬美元。在文化經費面臨洗劫的同時，政府則為國防支出編列了高達1.5兆美元的巨額預算。ALA主席薩姆・赫爾米克（Sam Helmick）警告，一旦IMLS的預算歸零，全美超過十一萬所圖書館賴以維繫的數位資源、偏鄉服務與教育補助將面臨全面癱瘓的危機。在預算角力的背後，全美的書籍審查危機也正以前所未有的規模持續蔓延。根據美國筆會（PEN America）的最新報告，自2021年7月至2025年6月為止，全美已有超過22,180起書籍下架事件，影響範圍橫跨了四十五州；而單單在2024至2025這一年中，便記錄有超過6,870本書籍遭到下架。報告指出，包括史蒂芬・金（Stephen King）與茱蒂・皮考特在內的多位作家作品皆已成為審查的主要目標，而更令外界擔憂的是，許多過去頻繁遭禁的作品，如描寫性別認同與性取向探索的《Gender Queer: A memoir》等書，目前已在全美圖書館中徹底消失，這種經典著作遭到永久「取消」的現象，已成為比禁書名單持續拉長更為嚴峻的警訊。面對逐漸升溫的威脅，出版界正從被動防守轉為主動反擊。2026年4月13日，三家出版業巨頭阿歇特（Hachette Book Group）、麥克米蘭（Macmillan Publishers）與企鵝蘭登書屋（Penguin Random House）聯合美國筆會共同發起了「美國作者安全計畫」（U.S. Author Safety Program），旨在為因圖書審查事件而遭到騷擾或恐嚇的作家、譯者及教育工作者提供專業資源協助與相關培訓。為了募款資助此計畫，著有《姊姊的守護者》的暢銷書作者茱蒂・皮考特與《地獄藍調》作者李・查德（Lee Child）等知名作家，甚至發起了拍賣新書角色命名權的活動，目前已成功籌募到將近 100 萬美元的資金。這些橫跨法庭、教室與圖書館的多方較量，已成為一場關於誰能定義知識與誰能獲取資源的長期抗戰。出版界與圖書館社群正透過法律行動與社會支援計畫進行防守與反擊，試圖在行政命令與預算編列的雙重圍剿下，守住下一代自由閱讀與獲取資訊的權利。隨著預算審議的展開與地方訴訟的重啟，這場捍衛知識自由的生存保衛戰，預計將在2026下半年持續延燒。

文．何文君／圖．翻攝自哆啦A夢中文網 經典漫畫藤子．F．不二雄作品《哆啦A夢》陪伴無數世代的大小朋友成長，是大家心中的童年夥伴，也是全球超人氣的IP角色，而最新發售的《快樂快樂月刊》於本月15日宣布《哆啦A夢》正式迎來「最終回」，結束長達49年的連載。這部自1977年創刊以來便與雜誌共生、跨越近半世紀的國民級作品，特別選用單行本第31集中的經典篇章〈用時間閘門度過最長的一天〉（時門で長～～い一日）作為最終回，其背後的象徵意義引發日本粉絲熱烈討論。國民IP《哆啦A夢》自1969年誕生，1977年開始在由日本小學館發行的漫畫雜誌《快樂快樂月刊》連載，雖然原著漫畫隨著作者藤子．F．不二雄1996年逝世後便停止新增內容，但為了延續這部經典作品的生命力，自2002年起，《快樂快樂月刊》以創刊25週年紀念特別開設「藤子．F．不二雄名作劇場 哆啦A夢」單元，精選單行本中的經典回數並再刊連載，讓年輕世代的讀者仍能感受哆啦A夢的魅力。在最新發行的2026年5月號（4月15日發售）最終回連載中，特別收錄單行本第31集中的經典篇章〈用時間閘門度過最長的一天〉，劇情描述大雄因不捨快樂的假日即將結束，要求哆啦A夢用道具延長時間，因此哆啦A夢拿出名為「時間閘門」的道具，讓時間流逝的速度變得極其緩慢。雖然結尾帶著藤子老師一貫的幽默——大雄因時間過得太慢而感到無聊，但選用此篇作為長達49年連載的最終篇，被視為官方對廣大讀者最溫柔的道別：即便雜誌連載必須結束，但與哆啦A夢相處的快樂時光，將如同被閘門留住的流水，永遠停留在讀者的心中。這場長達近半世紀的連載結束，正值作者藤子．F．不二雄逝世30週年前夕，令許多資深粉絲與創作者感慨萬分。選用〈用時間閘門度過最長的一天〉的篇章作為連載的結束，寓意深遠，有讀者表示，官方用時間道具來畫下句點，是對原作最好的致敬，雖然雜誌連載停了，但哆啦A夢帶給我們的夢想時光會永遠過不完。雜誌也在漫畫的最後一頁感性寫道：「本作將於本期完結，長期以來承蒙支持，誠摯感謝大家。」不只讓讀者內心感到衝擊，也象徵一個時代的感傷謝幕。長達49 年的陪伴，《哆啦A夢》紙本漫畫連載已成為跨越世代的共同回憶。知名漫畫家能田達規也感慨發文表示，自己從1977年創刊號就開始買這本雜誌，當時創刊號封面上的「哆啦A夢」字體比雜誌LOGO還大，可見當時《哆啦A夢》的高人氣！更直言當年《哆啦A夢》是雜誌的絕對核心，也是許多人購買雜誌的唯一理由。雖然傳統雜誌連載正式落幕，但在數位轉型浪潮下，《哆啦A夢》的 IP 生命力依舊持續，未來內容重心將全面移轉至數位版、精裝單行本及每年固定推出的劇場版電影，讓這份跨越半世紀的夢想，在數位時代依然燦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