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廖書逸／圖・翻攝自PCMag官網維基百科在五月底無預警開除了一組總共六人的社群技術團隊，他們是一群負責直接面對社群、處理志願貢獻者們需求的工程師。由於今年春天，維基百科的員工們剛剛宣布希望成立工會，目前正在籌組階段，而這次遭開除的六人團隊恰好是工會運動中的核心成員，因此消息傳出後，引發許多貢獻者們的巨大反彈，質疑這次開除乃是在藉機報復，試圖削弱工會運動。目前，已經有將近一千位維基百科的資深貢獻者們連署要求讓此團隊復職，否則便要發動「罷工」，使維基百科停擺。維基百科是一個線上百科全書、一個去中心化的資料庫，因此網站中的內容撰寫編輯與條目的審查，都是由來自世界各地的「志願貢獻者」主動進行。而相對於處理網站內容的貢獻者，在背後支撐此系統運作的非營利組織「維基媒體基金會」則扮演後勤角色，目前全球已經有將近八百個正式員工，負責維持伺服器的穩定、處理版權與法務事宜，以及替組織募款。在這八百人的組織中，這次遭到解散並全數開除的「社群技術團隊」，編制僅有五名工程師與一名經理，卻是整個基金會中相當特殊並深受愛戴的一個靈魂小組。與其他埋首於代碼的工程師不同，該團隊主導著維基百科每年的「社群願望清單」，負責在論壇上搜集意見、與網友溝通，並將網友們期待能夠在網站上推出的功能與工具付諸現實，例如現在已經被廣泛使用的抄襲檢測器、深色網頁模式與數據圖表工具等等，可說是維基百科與外部貢獻者之間的聯繫橋樑。因此，當五月底這個團隊遭到解散的消息傳出，便引發了社群網友們的劇烈反彈。一群志願貢獻者立即在維基百科上發起了代號「WP:SOLIDARITY」的集體連署，要求基金會正視內部員工的權益，並讓遭到不公平解僱的社群技術團隊全員復職，否則，便要發動史上首次的「維基百科大罷工」，停止更新與維護網站上的內容。這項連署目前已經有將近一千位志願者的參與，其中許多都是大量參與網站運作的資深編輯，合計在維基百科上已經累積了數萬筆條目的撰寫，以及超過一千萬次的修改紀錄。如果這場前所未見的大罷工真的發生，維基百科不但將無法延續他們引以為傲的「重大新聞事件即時更新」傳統，也將失去防範惡意修改、機器人垃圾廣告、企業置入性行銷與政治宣傳等情況的能力，其內容可信度將面臨嚴重挑戰。此外，因為有些參與罷工連署的資深貢獻者們具有修改網站介面的權限，他們也揚言將對網站上的廣告投放進行限制與封鎖，直接衝擊基金會的重要經費來源。並且，由於當前世代流行的許多AI工具，都極度仰賴維基百科作為資訊搜集與查核的重要來源，若維基百科上的內容崩潰，將間接從許多層面影響到整個社會。這次的開除事件之所以讓網友們群情激憤，還有另外一塊重要拼圖，那就是在事件發生前十天，同樣也收到了解僱通知的維基傳奇工程師布魯克・維伯（Brooke Vibber）。維伯是基金會在2005年聘用的歷史上第一位正職工程師，過去二十年來，都負責開發與維護支撐著維基百科運作的核心軟體MediaWiki當中的許多程式代碼。今年二月中旬，由於不滿高層決策日益官僚化、缺乏勞工保障，以及員工在面對高壓網路環境時的心理健康深受忽視，維伯與許多基金會員工決定團結起來，公開宣布籌組名為「維基工作者聯盟」（Wiki Workers United, WWU）的工會，並開始在內部迅速擴張，準備在累積到足夠票數以後，向美國勞工關係委員會發起成立工會的正式投票。這也是五月兩起解僱事件被串聯在一起的原因：除了身為工會運動發起人之一的維伯，這次遭到開除的六人社群技術團隊，同樣也是工會運動中的核心成員。此外，由於維基媒體基金會的總部位於加州，根據加州勞工法規，為了防止企業對試圖籌組工會的員工進行懲罰或報復，若是員工在參與合法工會活動之後的90天內遭到解僱，法律上將會強烈傾向於認定這個舉動具有違法的報復性質。而這次發生在五月中下旬的兩起解僱事件，時間點正好越過二月中旬工會運動公開宣布之後的90天期限，巧妙避開了勞工法規中的保護措施。在種種線索加總之下，才讓這次罷工連署的發起人一口咬定，這兩起解僱事件不可能與工會運動毫無關聯。面對即將失控的局勢，維基百科共同創辦人吉米・威爾斯（Jimmy Wales）親上火線，在網路上與憤怒的志願者展開論戰。威爾斯極力安撫社群，宣稱「現在是認真對待並滿足社群需求的時候了」，並一再保證未來仍會有專責人員處理技術願望清單，這些裁員都是「為了更好地服務社群」，是在「傾聽社群的聲音」。基金會幕僚長納迪・古納塞納（Nadee Gunasena）也在聲明中極力否認打壓工會的指控，強調這次組織重組是基於自去年九月展開的內部評估，目的在將技術需求分散處理，解決過往將任務集中於單一團隊導致的瓶頸。然而，官方這套說法，第一線的抗議者顯然並不買單。罷工發起人塔姆辛・凱利（Tamzin Kelly）表示，「我們不想作秀，也不想擴大社群與官方之間的鬥爭，只是想要把權力交到真正需要它的人手中，也就是工會。」而資深志願編輯、前「年度維基人」獲獎者漢娜・克洛佛（Hannah Clover）則提到，「如果這真的無關金錢，也無關工會，那現在為什麼不趕快收回成命？吉米竟然還想把這件事包裝成是在傾聽社群的聲音，真的讓人超級火大。」維基百科在這二十多年間，倚靠全球志願者的力量，建立起深具公信力的資訊平台，但近年來隨著組織的擴張，逐漸引起各種官僚化的批判聲浪。這次解僱事件遭質疑是在對工會進行打壓，卻意外將維基的工會運動推向了大眾的視野；維伯在五月底公開發布的離職聲明中，也順勢再次號召所有維基員工們加入工會運動，積極捍衛自己的權益。罷工是否真的會發生？基金會這邊是否會有進一步的行動或回應？此事件的發展不但將牽動維基百科的命運，在勞工權益、網路資訊可信度等方面的影響，也值得持續留意與觀察。

文・張惠菁／圖・翻攝自Red Lion Books官網《心向群山》、《故道》的作者羅伯特・麥克法倫（Robert Macfarlane），和畫家賈姬・莫里斯（Jackie Morris）合作的新書：《鳥之書》（The Book of Birds），即將在六月出版。這是他們的第二次合作。前次合作是2017年的《失落的字》（The Lost Words），全書由20個動植物的名字構成，麥克法倫為每個名字寫一篇詩文，莫里斯則為這些動植物作畫。《失落的字》出版後，創下全球銷售50萬冊的紀錄。這次的《鳥之書》，除了麥克法倫的文、莫里斯的畫，還將有與環境錄音師和環境錄音師克里斯・華生（Chris Watson）合作的有聲書，收錄49種鳥的叫聲。要理解這個合作企劃的意義，則要回溯到2015年。2015年，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的《牛津兒童辭典》（Oxford Junior Dictionary）改版，收錄大量科技新詞如「寬頻」（broadband）、電腦操作定義如「剪下貼上」（cut and paste），相對地，字典刪掉了50個自然界的名詞，如「橡實」（acorn）、蒲公英（dandelion）、雲雀（lark）等等。這些動植物，在英國鄉間相當常見，甚至可說是鄉間生活重要的部分，卻被從兒童字典除名，彷彿事先認定，兒童即便看到它們，也不需要學會它們的名字。這點引發了許多人的憂心。有28位作家發起抗議，其中包括《使女的故事》作者瑪格麗特・愛特伍（Margaret Atwood），麥克法倫也在其中。作家們表示，戶外玩耍和探索是兒童福祉很重要的一部分，辭典的編纂者不鼓勵兒童去觀察四季、認識身邊動植物的名字，取而代之的是數位時代名詞，幾乎等於鼓勵著一種待在室內、孤獨的童年，他們對這種趨勢感到憂心。身為自然寫作者、也是英國文學學者，麥克法倫當然更是如此。當時大約也是他的作品《地標》（Landmark）即將出版前，他在《衛報》發表一篇長文，談語言與自然的關係，回顧他在英格蘭各地搜集到的，對自然多樣、優美、充滿文化特色的表達方式，直指為什麼人們應該在意：「因為語言的缺失，會導致注意力的缺失。如果我們用來表達、理解我們所在的地方、某些特定面向的能力枯竭，那麼我們理解和想像自己與非人類自然之間可能關係的能力，也會隨之枯竭。」接下來，他推出的下一本書，就是和莫里斯合作的《失落的字》。這本書雖然沒有特別說是針對《牛津兒童辭典》，但書名《失落的字》，的確讓人聯想到被牛津刪掉的那50個字。《失落的字》選了20個動植物的名字，確實也和牛津刪掉的名字重疊。麥克法倫沒有停留在抗議，而是採取了行動：文字的事用文字解決，他編寫了一本「名字之書」，20個動植物的名字，從「橡實」到「鷦鷯」，他為每個名字寫一篇「藏頭」的詩文，搭配莫里斯的畫作。書出版後，引起非常大的反響。有讀者發起由下而上的募資，幫各地圖書館、養老院購入這本書，甚至發展成展覽，和一部2025年紀錄片電影「Lost for Words」，由漢娜・哈波（Hannah Papacek Harper）執導。目前書的銷量，在全世界已達50萬冊。從這個脈絡理解，麥克法倫和莫里斯最新合作的《鳥之書》，也有同樣一種和失落、和時代的逆流對話，希望引導年輕讀者走向自然、去看見、去認識的意味。全名為《鳥之書：往奇跡與失落的野地探索指南》（The Book of Birds: A Field Guide to Wonder and Loss），帶讀者認識49種鳥類的名字和特點。更用心的是有聲書，特別和環境錄音師克里斯・華生（Chris Watson）合作，將書中每種鳥類的叫聲都收錄在內。雖然當發生像2015年《牛津兒童辭典》這樣的事件時，人們常感嘆科技取代自然。但是有時這樣的危機也是契機，催生了兩本提醒我們自然的重要、重新認識自然界中的物種與它們的名字的書。

文・洪郁萱／圖・翻攝自The Hollywood Reporter官網從《紐約時報》有關當代愛情專欄中的一篇文章，到《紐約時報》書籍暢銷榜上的一本作品，非虛構回憶錄《陌生人：我的婚姻回憶錄》（Strangers: A Memoir of Marriage，書名為本文暫譯》成為美國上半年最受關注的作品，六家公司激烈競標影視改編，最終由Netflix搶下，葛妮絲．派特洛（Gwyneth Paltrow），將主演並監製。《紐約時報》著名當代愛情專欄「現代愛情」（Modern Love），是2004年由專欄編輯丹尼爾．瓊斯（Daniel Jones）發起的專欄，徵集關於尋找愛、失去愛、以及如何維繫愛的真實故事，每周日刊登。由於廣受歡迎，過去曾集結數篇精選故事成爲一本單行本的《現代愛情》（新經典出版），2019年更改編成為同名影集，由蒂娜‧費（Tina Fey）、安‧海瑟薇（Anne Hathaway）等人主演。2023年，一篇投稿〈我是否嫁給了一個陌生人？〉（Was I married to a stranger?）收到了極大的迴響。2020年Covid-19疫情前期，出身望族的移民律師貝兒・波頓（Belle Burdon）一家搬到瑪莎葡萄園島（Martha's Vineyard）的度假別墅，以避開疫情。她原本以為，自己與結縭20年的丈夫婚姻生活幸福美滿，但有一天，她卻收到一通來自丈夫偷情對象伴侶的簡訊。一夜之間，丈夫從保護她與孩子的人，轉身變成一個疏遠又陌生的人。回頭看，她甚至無法追索兩人究竟是從何時開始分離軌道的。許多親友看到投稿後，相當支持她，但也有些人批評她將私人故事公諸於世，傷害她的前夫和他們的孩子。今年初，企鵝藍燈出版集團旗下出版社The Dial Press，出版了貝兒・波頓所撰寫的、從這篇文章延伸而成的回憶錄《陌生人：我的婚姻回憶錄》，一推出便登上《紐約時報》暢銷榜，成為美國上半年最受熱議的作品。書在1月出版，但至今仍可以在暢銷榜上看見它的蹤影。貝兒・波頓接受《Elle》雜誌訪問時，提及自己從未想像到這樣盛況。書出版之前，出版社寄書稿給美國知名的讀書俱樂部，如歐普拉、茱兒．芭莉摩、瑞絲．薇斯朋等人的推薦書單與讀書俱樂部，都沒有入選，原以為這本書不會紅。但實際上推出後，不僅霸榜數月，甚至吸引六家公司競標影視改編權。最終由Netflix買下。演員葛妮絲‧派特洛將飾演貝兒・波頓並擔任監製，搭配曾入圍東尼獎、普立茲獎的百老匯劇作家海蒂・施萊克（Heidi Schreck），以及曾製作無數經典作品的資深製作人史黛西・舒爾（Stacey Sher）。從投稿專欄到寫成書出版，中間隔了兩年半的時間。貝兒・波頓在訪問中表示，她是刻意等到最小的女兒滿18歲才出書。她沒有特別徵詢孩子們的意願，畢竟這對孩子來說是個太沉重的抉擇，等於要讓她們在支持媽媽和傷害爸爸之間做選擇。但她聽取孩子們的建議，將書中的名字全改成假名。貝兒・波頓出身美國望族范登堡（Vanderbilt）家族，家族是創辦田納西州頂尖私立研究型大學范德堡大學的名門。外祖母貝比・帕利（Babe Paley，1915-1978）是時尚雜誌編輯、也是紐約知名的時尚名媛，曾被《時代雜誌》評選為「世界上最會穿衣服的女人」第二名（第一名是溫莎夫人），Christian Dior推出的一款Dior Paley隱藏版包包即是以她命名。貝比・帕利有過兩段婚姻，第一任丈夫是出身紐約富豪家族的小史丹利莫蒂默（Stanley Mortimer Jr.），第二任丈夫是美國電視公司CBS創辦人威廉・帕利（William Paley）。貝兒・波頓的母親是貝比・帕利與第一任丈夫所生、知名的城市規劃師亞曼達・波頓（Amanda Burden），父親則是紐約市議員卡特・波頓（Carter Burden）。出身名門，但波頓見證外祖母與母親經歷婚姻中的不忠與背叛，在受訪時表示她最初看中的就是前夫不是名人。前夫向她求婚時，表示將代替過世的父親保護貝兒。卻沒想到這份保護，翻過面來其實是控制。離婚後她選擇重回職場，對於現在能夠掌握自己的財務感到安心。面對婚姻的不愉快，她選擇不同於母輩保持沉默的做法，投稿專欄、寫書，將一切開誠布公。茱兒・芭莉摩和歐普拉訪問貝兒・波頓時，都談到這本書裡關於婚姻中的經濟層面的討論，這也是許多人在婚姻中忽略的部分。貝兒・波頓說，她在婚前聽了當時的未婚夫（即前夫）的話，修改家族制式的婚前協議書，並在婚後將財務規劃都託付給丈夫。即使有過不只一個人（包括她的律師）提醒她，這麼做對她不利，她也無視這些警訊。貝兒・波頓希望透過《陌生人》這本回憶錄，喚醒更多人關注自己與配偶的財務狀況，並應該時常思考，若有一天與枕邊人分開，該怎麼處理共同的財產和後面的法律程序。不過，波頓出書也受到許多人的批評，有些甚至是出現在她的回憶錄裡的人。《Elle》問她，是否會害怕被告？波頓回覆，整本書在出版前，經歷過四次法律查核，以確保所有描述不存在法律問題。這樣謹慎的背後，讓人看出哈佛法學院出身的波頓，已不再是書中那位毫無防備遭遇背叛、驚慌失措的受害者。目前《陌生人：我的婚姻回憶錄》已賣出繁中版權，將由時報出版社出版。

文・許文貞／圖・翻攝自JoBlo.com官網全球銷售超過200萬套的圖像小說《茉莉人生》，作者瑪贊．莎塔琵（Marjane Satrapi）於法國時間6月4日過世，享年56歲。《茉莉人生》（Persepolis，舊譯：《茉莉人生：我在伊朗長大》）是她的出道作，也是代表作，以漫畫形式呈現在伊朗政權改革、宗教箝制、兩伊戰爭的動盪之下，一名女子的成長故事，更拍成動畫電影，獲得2007年坎城影展評審團獎。據法國《世界報》（La Monde）報導，法國總統馬克宏發佈聲明表達哀悼：「她是一位將伊朗的童年時光轉化成普世寓言的偉大藝術家。」馬克宏在聲明裡表示，莎塔琵是法國文化的重要代表，更是一位投身自由運動的藝術家。《茉莉人生》系列漫畫獲得巨大的成功，「作者藉由她的孩提視角、她的譏諷、她的溫柔，以及她的心魔，創造出打動世界的作品，更讓讀者從中獲得認同感。」法國《解放報》（Libération）6月5日的報紙頭版，便滿版呈現一幅《茉莉人生》主角瑪贊帶著微笑落淚的圖像，標題寫著「從漫畫到電影、從伊朗到法國，《茉莉人生》作者是自由的象徵」。《解放報》網站更彙整法國各界對莎塔琵的哀悼，除了文化界人士的發言，更有許多法國漫畫家、插畫家和繪本作家也繪製哀悼的插圖，表達悼念之意。據法新社報導，莎塔琵的家人表示，在莎塔琵的先生，製作人、導演、編劇Mattias Ripa於2025年四月過世後，莎塔琵一直無法走出傷痛，如今因悲傷而死亡。《茉莉人生》系列漫畫源自於瑪贊．莎塔琵的真實經歷，2000年出版後陸續獲得包含安古蘭國際漫畫節新人獎（Angoulême Coup de Coeur Award）、劇情獎（Angoulême Prize for Scenario）等獎項。雖然「圖像小說」一般是虛構作品，《茉莉人生》卻是一部融合真實人生經驗與社會寫實的非虛構漫畫，也成為此類作品的重要代表。莎塔琵在1969年出生於伊朗德黑蘭，當時正值巴勒維王朝極權統治時期，1979年伊斯蘭革命後，王朝政權被推翻，人民原本預期能迎來民主，卻在伊斯蘭教的基本教義派掌權後，受到更深的宗教箝制與迫害，1980年的兩伊戰爭爆發後，宗教政權更加深對社會思想的控制。漫畫中，女主角瑪贊來自高社經地位的家族，叔叔投入社會運動，受到政治迫害。她的成長過程受到許多西方世界和思潮的影響，喜歡龐克、搖滾，個性獨立且叛逆。她的父母擔心女兒在伊朗成長會引來麻煩，將她送到奧地利維也納讀中學。她雖在表面上獲得自由，但一想到家人仍然身處戰亂，內心就備受煎熬。由於在奧地利受到種族歧視，又因為幾段感情受創導致憂鬱症，最後選擇回到伊朗，與家人一起生活。然而回到伊朗後，她更深切感受到女性在如此不自由的環境裡面對的各種恐懼。漫畫中呈現咖啡館裡男女分區而坐，女性必須戴頭巾才能出入公共場合，人民的娛樂受到限制，紛紛私下群聚開派對、躲避宗教警察。在好友因為躲避警察墜樓身亡後，她決定離婚，並且又一次遠走他鄉，到法國求學，展開新生活。漫畫的故事停在瑪贊離鄉，但莎塔琵在作品外的人生則開啟新篇章。在萊茵高等藝術學校（Haute école des arts du Rhin）畢業後，她到巴黎加入Vosges藝術工作室，自2000年開始，她以極簡的畫風與黑白色調創作《茉莉人生》漫畫，獲得廣大的迴響，她也陸續出版多部漫畫作品，更以漫畫《雞和李子》（Poulet aux prunes）獲得2003年安古蘭年度漫畫大獎。2007年，莎塔琵的人生又迎來一次轉向。她與文森．帕宏諾（Vincent Paronnaud）共同執導的《茉莉人生》動畫電影問世，先是於坎城影展首映，獲得主競賽單元的評審團獎，後又入圍2008年奧斯卡最佳動畫獎項。由於口碑大獲成功，在曼谷國際影展甚至受到伊朗政府杯葛。在那之後，莎塔琵主要在影視圈工作，除了改編自己的漫畫作品，也曾參與美國好萊塢的影視製作，與萊恩・雷諾斯、羅莎蒙・派克等知名演員合作。由於創作《茉莉人生》，莎塔琵被視為伊朗自由運動的象徵。她在漫畫中自述：「致我純真的革命童年，當我選擇說出這個故事時，我就知道再也回不去了。我的故鄉，波斯波利斯（Persepolis），有座覆蓋著藹藹白雪的阿爾伯茲山、還有奶奶身上迷人的茉莉花香……這個故事，訴說的是從古波斯文明的波斯波利斯，到現代伊斯蘭下的神祕面紗。我永遠記得奶奶說過的一句話：『你要永遠對得起自己，永遠誠實面對自己。』這是我純真的革命童年，我青春的愛情流浪。我的伊朗，我的家鄉。這是我的「波斯波利斯」（Persepolis）。」莎塔琵曾在採訪中表示，她聽到別人談及伊朗時，會在心裡想：我知道的伊朗不是這樣的。「電視新聞播出的那些的確存在，但關於伊朗，還有很多大家不曉得的面向。我提供了自己的私人觀點，而非從政治、歷史或社會議題層面詮釋。因為無論在世界上的任何角落，人都是一樣的，有權力活下去。」在2025年，莎塔琵更拒絕了法國榮譽軍團勳章表揚，表示她無法忽視法國的虛偽態度，尤其當伊朗人民正在面臨更嚴峻的政治控制與迫害：「伊朗的權貴子弟可以像沒事一樣獲得簽證，到法國度假，但年輕異議人士卻連想拿旅遊簽證，來這個人權和啟蒙運動發源地的國家看看，都非常困難。」《茉莉人生》漫畫在2000年出版後，第一次在中文世界出版是2005年的香港三聯版，但台灣版要到2019年，才首度由出版人莊靜君的愛米莉出版社引進。版權到期後，2025年再由尖端出版25週年紀念版。《茉莉人生》電影版的英文配音版，目前台灣觀眾則可以透過串流平台Hami Video收看。

作者／徐淑卿5月，有位穿梭兩岸並頗獲對岸器重的政治人物，到國家音樂廳欣賞音樂會，入場時有人對他喊了一聲：「賣國賊」。這件事有許多角度可以討論。比如，與對岸交好的親中行為，有人視為「賣國」，但一定有人不作此想。或是，每個人不管其身分背景如何，是否應有聽音樂會的自由與權利？但或許還有一個角度：為什麼我們對在「德性」上不認同的人，即使只是置身同一空間，也會有穿透身心的不潔感？這種厭惡，也可以從另外一本音樂家傳記看出。因為有人在序中提到這位政治人物，喜歡音樂家但不喜歡這位政治人物的讀者只好各自發揮創意，「隔絕」這個人的名字進入視線。有人把這頁摺起來，有人把這頁撕掉，有人則乾脆用釘書機把整篇序釘起來，連序都不想看到。這是一種大驚小怪的情緒嗎？這是一種不容異己的冒犯嗎？這是在台灣當下處境的偶發事件嗎？其實不是，這是為時許久，且永遠不會終結的論辯。因為，音樂固然被視為純淨聖域，但終究是活在人的世界中。美與善能各自獨立嗎？美與善必然會彼此促進嗎？為什麼存在於邪惡世界的美，格外讓人感到痛苦？1967年喬治·史坦納（George Steiner）出版《語言與沈默》（Language and Silence）時，他在序言寫了著名的一段話：「如今我們知道，一個人可以在夜晚閱讀歌德或里爾克，可以演奏巴赫與舒伯特，然後在第二天早晨前往奧斯威辛工作。若說他閱讀而不理解，或說他的音樂感受力遲鈍不堪，那不過是空洞的陳腔濫調。」一個人可以欣賞音樂與文學之美，卻也可以同時無視集中營的暴行。史坦納震撼於文明之中竟會開出惡之花。他說，自己的意識之所以被現代歐洲野蠻主義以及對猶太人大屠殺等占據，是因為「這種黑暗並非從戈壁沙漠或亞馬遜雨林中冒出來的。它從歐洲文明的內部升起。而且是從其核心升起。被殺害者的呼喊聲，就響在大學聽得見的範圍之內；施虐行為，就發生在距離劇院與博物館僅一街之外的地方。」黑暗為什麼會出自文明之中？閱讀歌德聆聽巴赫的人，為什麼同時可以執行將猶太人送進毒氣室的「日常工作」？我們在欣賞音樂時，真的可以藝術歸藝術，政治歸政治，而無視背後的世界發生了什麼，而無視一個人在影響眾人之事上，所做的「選擇」嗎？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之後，與普丁交好的指揮家葛濟夫（Valery Gergiev），在歐美希望他對俄羅斯侵略行為表態時，他始終保持沈默，也因此接連失去歐洲一些職務。這引起許多討論，比如，如果一位藝術家和「有毒」政權往來密切，或支持令人反感的政策，把他排除在舞台之外是否合理？音樂真的超越政治嗎？他不是第一位遇到這種兩難困境的指揮家，另一位或許更為知名的是生活在納粹德國，並擔任柏林愛樂指揮的威廉·福特萬格勒（Wilhelm Furtwängler）。他1936年、1948年都曾接到赴美演出的邀請，但都因強大反彈而沒有成行。1936年威廉·福特萬格勒取消赴美時曾說：「我不是政治人物，而是德國音樂的傳播者。德國音樂屬於全人類，不受政治影響。」戰後，他也說，自己之所以留在納粹德國工作，是因為他希望可以保留那個更高貴、更古老的德國文化傳統，留給未來世代。無論福特萬格勒的說法是否讓人信服，但他至少都不是葛濟夫。2022年《洛杉磯時報》在一篇藝術與政治是否應該分離的評論中（A Putin supporter's Carnegie Hall appearance was canceled. Should art be separated from politics?）就指出，葛濟夫與普丁的關係長達30年，他出現在普丁競選總統的影片中，他獲頒「俄羅斯聯邦勞動英雄獎」，他拒絕公開譴責普丁打壓同性戀者的立法，他公開支持普丁占領克里米亞。他沒真正把音樂和政治分開，所以他也無法躲在「政治和藝術分開」的觀念背後。曾出版《華格納主義》（Wagnerism）一書的亞歷克斯·羅斯（Alex Ross），更早之前就提出類似看法。他認為，葛濟夫既涉足政治，卻又堅稱政治必須止步於藝術之門外，是一種古老的幻覺。2014年他在《紐約客》發表文章〈彷彿音樂完全不會造成傷害〉（As If Music Could Do No Harm），討論音樂與政治的關係。他認為，面對有些作品時，我們可以同時以兩種方式思考，一種是審美的，另一種則是歷史與政治的。他在回應傑德·佩爾（Jed Perl）的質疑：理查·史特勞斯的《隨想曲》在1942年慕尼黑首演，那時正是希特勒權勢如日中天之際，難道我們不能認為這部傑作與正在發生的事情毫無關係嗎？羅斯的回答是，當然可以，但若有人反對這種清晰甚至武斷的區分，也不應該讓人意外。因為，《隨想曲》的首演是在1942年10月28日。就在同一天，超過1800名來自泰雷津（Theresienstadt）集中營的猶太人抵達奧斯威辛，其中大多數人最終被送進了毒氣室。羅斯認為，有些人永遠無法坦然面對一部孕育於這樣一個世界中的歌劇。他們並不是一群執意要監督藝術的自由派意識形態者。相反的，他們只是更直接承受了那段歷史留下的傷痕。而要繼續討論的，或許已經不僅是藝術與政治是否可以分離？而是為什麼有一群人比另一群人更痛苦？他們甚至對無視暴行正在自己身邊發生的人，有一種如同看到不潔的厭惡。1945年托馬斯·曼在大戰結束後曾發表引起激烈反應的文章〈我為什麼不回德國〉。在納粹統治德國期間，托馬斯·曼的書被禁，家族財產被沒收，他們失去祖國被迫流亡，因此對於戰後希望他回到德國貢獻一己之力的呼籲，他疑惑這12年可以一筆勾銷嗎？這不僅是出於自身經受的痛苦，他所描述的那種流亡者的心臟性氣喘，那種被連根拔起的感覺，那種無家可歸所帶來的神經性恐懼。也是對留在德國的，不管是納粹御用的文化工作者，或後來號稱「內在流亡」的知識分子，感到憤怒。托馬斯·曼說，這是一種對團結精神的背叛。「如果當時德國知識界，所有有名望、有世界聲譽的人，醫師、音樂家、教師、作家、藝術家，能夠一起站出來反抗這場恥辱，發動全面罷工，那麼許多事情本來可能不會發展成後來那個樣子。」他說：「凡是在1933年至1945年間，竟然還能夠在德國出版印刷的書籍，其價值不僅是零，甚至比毫無價值還要糟糕。它們根本不適合拿在手裡。一股血與羞恥的氣味附著在它們身上，它們全都應該被打成紙漿。」他也質疑在希姆萊的德國，聆聽貝多芬為德國人民重獲自由而寫的節慶歌劇《費黛里歐》，卻沒有雙手掩面衝出劇場的人，需要何等的麻木遲鈍。如同托馬斯·曼以「血與羞恥的氣味」形容當時在德國出版的著作，史坦納也認為納粹的暴行，「敗壞」了德國語言。沾染著血與羞恥的氣味，被暴行敗壞的語言，這些並非只是激烈的文字形容，而是在心理學上真實產生的厭惡反應。賓州大學心理學教授Paul Rozin等學者在《情緒手冊》中合寫〈厭惡〉（Disgust）一章。文章中提到北美人的厭惡來自9個領域，從食物、身體排出物到人際污染、道德犯行等。作者認為，這些看似分散的「厭惡」的誘發物，有一種發展路徑，從保護身體免於「壞」食物的排斥反應，擴張為保護靈魂的排斥系統。在他們的研究中指出，不同文化與語言的人，顯然在對糞便與對卑劣政客的反應上感到某種相似。在觀看美國新納粹的影像時，也引發厭惡的預期生理反應。研究者認為，這些位於厭惡擴張外緣的道德犯行，不是只有反感，也有污染性。與犯下道德罪行者（如謀殺）的間接接觸極其令人嫌惡，等同與重度傳染病患者的類似接觸。或許在音樂的殿堂裡，冒犯他人的語言會被視為不尊重。但是我們畢竟是生活在這個世界中，有些人可以將音樂與政治分離，有些人不能；有些人會對一些人或事產生厭惡，有些人熟視如常。政治人物的行為本來就會受到公眾檢驗，只是有人將厭惡隱藏在沈默之中，有人忍不住呼喊出來。 理查·史特勞斯的《隨想曲》1942年10月28日首演。就在同一天，超過1800名來自泰雷津集中營的猶太人抵達奧斯威辛，其中大多數人最終被送進毒氣室。有些人認為音樂與政治可以分開，但有些人永遠比另一群人更痛苦，因為他們無法忘記音樂誕生於這樣的世界之中。圖／陳克宇

文・廖書逸／圖・翻攝自The Urbanist官網自三十年前亞馬遜成立以後，隨著人們娛樂與消費習慣的變化，實體書店的經營越發困難，許多店家因此倒閉，人們也普遍認為這個情況將逐漸成為常態。不過，在上個月底，第十三屆的「全美獨立書店日」（Independent Bookstore Day）活動卻寫下了打破紀錄的輝煌一頁：今年參與活動的書店數量是史上最多，有超過2000家的獨立書店同步響應；各大城市街頭滿滿都是參與「書店馬拉松」的排隊人潮，讀者們手持活動護照，用實際的消費與足跡，宣示出實體書店和人與人之間的真實連結，在當前世代依然有著強勁的力道。同時，獨立書店的線上盟友、近期剛剛公布了最新亮眼財報的購書網站「Bookshop.org」，也在該週末以全站免運費、超過八成利潤回饋獨立書店等措施參與本屆活動，讓無法親自到場或在店內找不到特定書籍的讀者，也能輕鬆將消費轉化為對在地書店的支持，持續深化這場線上線下串聯的「書店大復興」。書店衰退？錯！書店正在增長中！負責主辦獨立書店日活動的美國書商協會，其執行長艾莉森・希爾（Allison Hill）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指出，她早就習慣了每當人們聽說到她的職業，都會流露出一種同情的眼神。「這真的很有趣，」希爾說，「當我告訴他們我負責管理獨立書店的行業協會，他們就會說：『天啊，實體書店正在消失，這真令人難過。』我想他們並沒有真的在追蹤現況，或者只是剛好知道某家書店關門了。」根據美國書商協會的資料，實體書店的數量在千禧年後確實持續下滑，不過，這股衰退其實在幾年前就已經結束。目前，該協會的書商會員數已經突破3400家，並在全美拓展出超過3700個包含書店、書車與各式各樣販售紙本書籍的實體據點，這個數字幾乎是十年前的三倍；而光是在過去一年內，協會的會員規模就成長了500多家。顯然，書店數量不但已經停止衰退，更是以本世紀首見的驚人氣勢，在經歷著爆炸性的成長。Bookshop.org成獨立書店最強援軍然而，無論是今年非常成功的獨立書店日活動，或是近年來實體書店的數量暴增，背後其實都有一個非常關鍵的重要推手，那就是從創立之初就致力於成為獨立書店最強後盾的線上購書平台「Bookshop.org」，他們最近剛剛公布了亮眼的最新財報，其創辦人兼執行長安迪・亨特（Andy Hunter）也在媒體採訪中談論了促成公司成長的原因。Bookshop.org誕生於COVID疫情正要全面爆發的2020年1月，其營運模式除了一般的線上書籍零售，也邀請獨立書店上來開設自己的「線上書店」，書店方只需要推薦書籍與策展，其他一切營運皆由Bookshop.org負責，書籍則會直接由經銷商出貨到顧客手中。安迪・亨特當初成立公司的初衷，原本只是希望能在由亞馬遜壟斷的電商社會裡，為實體獨立書店建構出一道相互支持的防禦陣線，沒想到意外在疫情封城期間，成為書店們的救命稻草。根據他們今年五月剛剛公開的最新財報，Bookshop.org在2025年營收將近7000萬美元（約新台幣22.5億元），相較於2024年有著驚人的55%成長，亨特更是預估，2026年平台應能保持15%到30%的成長，朝年營收一億美元的目標邁進。共享利潤，與讀者心中的熱愛連結為什麼一個網路書店的成功，能具有帶動實體書店復甦的潛力？Bookshop.org最獨特的商業核心，就在於其大量利潤回饋、不與實體書店搶生意的共生系統。讀者在平台上購書時，可以主動指定要將消費與某間特定的實體書店連結，該書店即可獲得該筆訂單高達三成定價的利潤回饋；若讀者未指定書店，銷售利潤的回饋則會全數被撥入一個「共享利潤池」，定期平均分配給所有參與的書店。光是2025年，平台發出給書店的分潤就高達950萬美元（約新台幣3億元），創下歷史新高；自成立以來，累計撥款已經超過4600萬美元。「書店不是一個高利潤的行業。它是一個『高熱愛』（high-love）的行業。」亨特提到，他認為，促使Bookshop.org成長的主要原因，在於他們持續接觸到更廣泛的讀者群，並成功與讀者心中的「熱愛」創造了連結。越來越多讀者希望透過消費來支持認同的理念，而無論是近幾年「奇幻羅曼史」（Romantasy）小說的熱賣、與自出版電子書平台Draft2Digital合作引進超過一百萬本電子書販售、與音樂串流巨頭Spotify合作推動有聲書與紙本書的串聯等等，都是Bookshop.org在試圖提供給更多類型的讀者，一個既便利又能支持到實體書店的購書選擇。今年獨立書店日的年度大使、傳奇閱讀節目主持人勒瓦爾・伯頓（LeVar Burton），在活動典禮上感性宣告：「慶祝獨立書店所代表的精神，就是慶祝人類的連結、多元包容與獨立思考。書店是一座充滿可能性的殿堂，在那裡，一個故事就能改變人的一生。」從書店日活動的大成功，與bookshop.org的成長趨勢看來，人們依然相信實體書店與在地商家的價值。這場美國的書店大復興，或許才剛剛揭開了序幕而已。

文・許文貞／圖・翻攝自IMDb2019年，網路論壇上一張看起來有點奇怪的室內空間照片，加上詭異的描述文字，掀起了「後室」風潮的迷因。七年後，由這個網路迷因衍生的懸疑恐怖片《後室》（Backrooms），在北美上映第一個週末即收入8,200萬美元票房，站穩冠軍寶座，並有86％票房來自35歲以下的年輕人，被媒體譽為「吸引年輕觀眾走回戲院」的一大功臣。「後室」這個網路迷因，緣自2019年有人在網路論壇「4chan」上發表貼文，徵求「看起來令人不安的照片」。一位匿名網友回貼了一張因正在整修而閒置、空無一物的玩具賣場照片，僅有泛黃的壁紙、陳舊的地毯、帶點歪斜感的牆壁，和慘白的日光燈。一位16歲的年輕人Chris Frewerd看到照片，借用網路遊戲的「穿牆模式」（noclip）概念，為照片加上一段文字：如果人不小心在奇怪的地方「穿牆」，就會進入「後室」——一個單調、無盡的隨機分割空間，空無一人，卻感覺有什麼詭異的存在，在四處遊蕩。2022年，另一位16歲的年輕人凱恩・帕森斯（Kane Parsons），從「後室」概念得到靈感，創作了一系列VHS風格的影片，奠定「後室」成為網路迷因的地位：主角帶著手持攝影機正在拍片，只是摔了一跤，卻突然墜入「愛麗絲的兔子洞」，掉進一個超現實的巨大空間——被牆壁畸零分割的奇怪角落，角度不自然的斜坡，方向錯置的門與不知通往何處的通道，錯落堆放著結構歪斜扭曲的傢俱，就像迷失在超現實畫作裡，無法逃離。最可怕的是，這個空曠的空間裡，還藏著不知名的怪物，一路追逐。誤闖「後室」的人，不一定能找到方式平安離開。主角被怪物追殺時，攝影機最終再次「穿牆」，墜回現實世界，留下了一段「紀實影像」。「後室」迷因因此在網路爆紅，有17萬人在Reddit論壇上創造各自不同的版本，衍生出許多不同的「後室」：結構毫無意義的空間，綿延無盡；更結合「夢核」（Dreamcore）的概念，場景帶著朦朧懷舊感，彷彿夢境般單調、缺乏細節背景；甚至衍生出不同「層」（level）的關卡。自發參與創作的人們，從同一個概念起點，發展出各自不同的設定。在眾多創作中，被視為經典的「真正的後室」（True Backrooms），還是凱恩・帕森斯陸續製作的那20幾支「後室」VHS風格短片，奠定了一個「有人掉入後室，被不知名的研究機構探索觀察」的世界觀。這個系列一發布就在網路上爆紅，截至今日為止，已累積超過八千萬觀看數。凱恩・帕森斯更因此在高中最後一年，得到來自影視公司的邀約。之後在獨立製片公司A24支持下，他首度持導演筒，將《後室》拍攝成電影，而成為A24有史以來最年輕的導演（現年20歲），而《後室》目前也已成A24史上第五高票房的電影。這種從一個概念開始，衍生出多人集體創作，掀起風潮，最終發展出自己的世界觀、「逆襲」成為流行文本的案例，除了「後室」，作家H. P. Lovecraft的「克蘇魯」世界觀也是經典。從H. P. Lovecraft在1928年於雜誌發表《克蘇魯的呼喚》開始，許多作家紛紛投入，在同個世界觀裡創作，產生各自不同的作品。臺灣也有運用克蘇魯世界觀、結合臺灣本地元素的創作者，像洪碩鴻的《湖底村異聞錄》正是一例。另一個案例則是「SCP基金會」，同樣是一個網路多人集體創作的文本，近年也被許多遊戲沿用其世界觀，甚至出版成書。「SCP基金會」最初源自4chan論壇上的一篇文章「SCP-173」，描述一個石頭雕像，只要沒有被人的視線看著，就會扭斷人的脖子將人殺害。這個詭異的故事衍生出「SCP基金會」的設定：一個控制（Secure）、收容（Contain）、保護（Protect）全球異常事物的組織。如今，「SCP基金會」甚至有自己完整的維基網站，網友會在網站上寫下異常事物的「收容檔案」，給予不同的編號和設定，以及相關的短篇故事。這些短篇故事會被眾多網友評分，分數達標的就能被正式列入SCP檔案。網站還會定期會舉辦活動，徵選特殊編號的SCP檔案，不同的檔案彼此互文，衍生出更龐大的創作。2023年，美國有出版社將前1000編號的SCP檔案，以及相關的衍生故事、圖像創作收集成冊，出版成《SCP基金會》套書，讓粉絲有實體書能收藏。2025年，讀書共和國集團的好人出版曾以群眾募資方式在臺灣出版繁體中文版《SCP基金會》，每套書盒有獨一無二流水號，當時成功募得超過58萬臺幣並順利推出。

文・廖書逸／圖・鏡文學今年度的「大英國協短篇小說獎」（Commonwealth Short Story Prize）剛剛於五月中旬公布了2026年的五位區域得主，這五部作品從超過7800件的參賽作品中脫穎而出，代表著大英國協當代短篇小說新銳的最高水準，將共同角逐訂於六月底公布的一位最終得主。在名單公布後，依據傳統，五部獲獎作品亦同步刊登於英國權威文學雜誌《Granta》網站上，供讀者閱讀，同時等候最終得主的誕生。沒想到，得獎作品才公開不到幾天，來自千里達及托巴哥的加勒比海區獎項得主賈米爾・納齊爾（Jamir Nazir），其獲獎小說便遭到許多讀者質疑，似乎利用了生成式 AI 來代筆產出；緊接著，歐洲區與亞洲區的得獎作品也被爆出有 AI 涉入的跡象。由千里達詩人賈米爾・納齊爾所提交的獲獎小說《樹林中的蛇》（The Serpent in the Grove），講述一名農夫對一位女性的苦澀渴望，故事充滿大量隱喻，並在散文、詩歌與加勒比海方言之間來回切換，被評審盛讚為一部「具有安靜權威感的優美傑作」。不過，在小說發佈不久後，前喬治梅森大學AI學者納比爾・庫雷希（Nabeel S. Qureshi）便在社群媒體上公開提出質疑，表示這篇獲獎小說有極大機率是由AI生成，宣稱他在內文中發現了大量的科技足跡。「如果你讀過夠多的ChatGPT文本，你就能像認出熟人的聲音一樣認出它。」庫雷希列舉出作品中的種種AI跡象：首先是句型結構，文中大量出現「不是X，不是Y，而是Z」的句型，這是大型語言模型用來產生論點權威感的習慣用法；其次是有關選用的詞彙，包括在開頭第一句話就被提及、並在整個故事中頻繁出現的「嗡嗡聲」（hum），以及後來由論壇網友補充提出的「酸澀強烈味」（sour tang）這類的感官描寫，都是AI在描寫環境時的常見用語。更讓人起疑的是納齊爾神祕的個人檔案。他在大英國協基金會官網上的獲獎者頭像看起來完美得不可思議，而且最近一年內，他的LinkedIn頁面上張貼了十幾篇關於「AI將如何增強人類能力」的貼文。有讀者往回追溯，發現在他2018年自費出版詩集《夜月愛》那時期的貼文中，充滿了人類常見的拼寫與文法錯誤，但近年卻文風丕變，標點符號的使用也變得完美，讓AI代筆嫌疑甚囂塵上。「ChatGPT贏得了它的第一個重要文學獎⋯⋯可說是AI發展的一大里程碑。」庫雷希在他的文章中語帶諷刺地作結。隨後，風暴進一步擴大，歐洲區馬爾他作家德米科利（John Edward DeMicoli）的作品《堡壘之影》（The Bastion’s Shadow），與亞洲區印度作家阿魯帕拉伊（Sharon Aruparayil）的《曼海蒂之夜》（Mehendi Nights），也被檢測出有AI涉入創作的嫌疑。不過，目前種種爭議的根據，除了讀者拼湊出的蛛絲馬跡，就是第三方AI工具的檢驗。然而，有媒體利用目前較知名的幾個檢測工具進行實測，發現雖然Pangram與Grammarly兩大檢測工具都判定納齊爾的作品為「100%AI生成」，但另外兩款知名平台GPTZero與QuillBot卻又給出「完全由人類撰寫」的相反結果。受限於技術，目前這類型的AI爭議仍然沒有一個公正明確的辦法來進行判定與確認，使得處理起來又更加棘手。大英國協短篇小說獎的前身為大英國協作家獎，在歷史上極具份量，包括《使女的故事》作者瑪格麗特・愛特伍（Margaret Atwood）、《可恥》作者柯慈（J.M. Coetzee）等文學巨擘皆曾獲選為區域得主。此獎於2012年改制後，專注於鼓勵未發表過的全新短篇小說作品，逐漸發展為對文壇新秀而言深具影響力的國際跳板。其賽制將全球國家依地理位置劃分為五大區域，先各自選出一位區域得主，再從五名區域得主中選出一位最終得主。雖然只有大英國協56個成員國的公民才具有參賽資格，但參賽作品卻不侷限於英語創作，而包含有法文、孟加拉文、希臘文等，甚至還有中文；若是作品通過初選，主辦方會出資將這些作品翻譯為英文，再轉交給評審團進行後續評選。面對這場信任危機，涉及的作家們皆沒有做出回應，而主辦方大英國協基金會則是在官網上發表了一份由總幹事拉茲米・法魯克（Razmi Farook）簽署的回應聲明，內容提及不但所有參賽者都需簽署保證作品為自身原創的切結書，所有的決選入圍者更是皆有親口承諾，其創作過程中並沒有AI的涉入。聲明中強調，主辦方極其重視評審過程的完整性，但也解釋了為何不將AI檢測納入其中的原因：「將未發表的原創小說餵給AI檢測器，將會引發有關知情同意與藝術所有權等議題的嚴重疑慮。因此，在完美工具出現前，我們必須基於『信任原則』運作。」目前，負責刊登得獎作品的《Granta》雜誌網站，已在五部獲獎小說的上方都加註了一條免責聲明，表示他們有留意到近期的爭議，同時也承諾，在進一步的審查結果出爐前，故事都將持續保留在網站上。

文・廖書逸／圖・翻攝自 themuse.com美國出版業巨頭「阿歇特圖書集團」（Hachette Book Group）的員工聯盟，在四月底發起了試圖成立工會的連署，並徵集到超過六百位員工的支持，若順利成立，將成為現代出版業史上規模最大的工會。不過，員工的提案在一週內便遭到資方拒絕，工會確定無法直接成立，目前正在等候政府單位核准，預計將在今年六月展開所有員工的匿名投票表決。在等待核准期間，這場勞資僵局在五月中旬有了最新一波進展。資方近日展開高調的反工會宣傳攻勢，除了與勞資關係專家和管理階層的密集會議，更開始全面向員工寄送數位傳單，並在辦公室的公共空間中四處張貼「為什麼我們相信阿歇特在沒有工會的情況下會更強大」及「在工會協商中你可能會失去什麼」等宣傳素材。過去，出版業的工會運動常被侷限在單一總部大樓內，一方面受限於「茶水間串聯」的地理限制，也牽涉到美國勞工法傳統上對於「利益共同體」的認定。但是，這次阿歇特員工聯盟的工會成立連署，透過加密通訊軟體與線上簽署系統，串聯了美國、加拿大辦公室以及遠距工作的員工，加上疫情後法規對職場認定條件的變化，這才打破了以往慣例，締造出破紀錄的連署規模。這次工會運動所提出的核心訴求，除了建立基層員工的最低薪資，拒絕被課「熱情税」、剝削員工對書籍的熱愛；嚴格限制工作時數，拒絕責任制加班；落實多元、平等與包容的承諾，保障遠距工作彈性等條款以外，特別的是，還包括有一系列因應AI時代而生的預防措施。為了趕在AI於出版業中大規模普及之前，建立好防範機制，這次的工會運動特別在談判初期就將AI列為訴求重點之一。工會方預計推動的做法包括有：規定公司不得因引進AI技術而對員工進行裁員或減薪；公司打算引進AI技術時需與員工進行協商；員工有權拒絕使用AI工具，且公司不得因引進AI而強行增加員工工作量；建立一套「AI稿件辨識」的標準流程，並與合作作者簽訂「AI揭露條款」以保障編輯權益等等。面對工會方所施加的壓力，阿歇特資方這兩週也啟動了強硬的資訊戰攻勢。在辦公室裡開始四處可見——同時也有數位版寄送到員工信箱裡——的傳單中，資方詳細列出公司目前提供的各種福利，例如領先業界的平均薪資與無限制的病假等，但隨後就加註警告：「在工會協商的過程中，所有薪資和福利都可能發生變動。一旦協商開始，就沒有任何保障。」並在最後補充，員工「直接與公司談判」將能獲得更好的結果。對此，工會方隨即在社群媒體上反擊，稱資方這種將工會描述為「帶有惡意的第三方」說法是「反工會教戰守則中最老套的論點之一」。工會方強調，他們致力於改善現有條件，任何企圖削減或取消現有福利的舉動，都只會來自資方與管理階層。在接下來的匿名投票表決中，同意票數必須超過有效票數的一半，工會才能夠成立。隨著投票日期即將敲定，這場史上最大規模的出版業工會運動也在逐漸白熱化，其最終結果不但將決定阿歇特六百名員工的未來，更因為它因應AI而生的多項全新條款，若是這些措施順利通過並開啟了傳統出版業的先例，未來或許將成為業界勞動合約的新標竿。

文／圖・鏡文學《拚教養》作者、社會學家藍佩嘉，其研究移工的經典著作《跨國灰姑娘：當東南亞幫傭遇上臺灣新富家庭》最近推出20週年新版，5月30日下午在左轉有書舉行了新書發表會。主持人諶淑婷與作者藍佩嘉，首先從自身經驗開始談起，談到她們觀察到的，各種臺灣移工與雇主的關係、實際案例，也談到臺灣這種依賴居家型移工照護的制度，能否永續？如果不能，臺灣高齡化社會，未來的照護、也就是我們每個人老後的未來，又該走向何方？在開放問答的環節，現場發言的聽眾中，有居服員，有相當熟悉長照制度的人，有曾與移工相處的雇主，也有公部門職員。每個人發言時，幾乎都先談到自身經驗，再提出問題。可見移工與照護已是許多人切身的經驗，也期待這些經驗被公開對話討論。藍佩嘉除了回應每位發言聽眾，也在座談的最後，提出「我們如何安排老後生活」的提案。雖說是「新書發表」，但《跨國灰姑娘》同時也是一本20年前的書——《跨國灰姑娘》英文版出版於2006年，中文版出版於2008年，此次推出的增訂新版，將20年的變化，與當下課題也涵蓋進書裡，座談中討論到的議題相當廣，以下重點摘要部分。藍佩嘉說，當年自己的生命經驗少，透過理論看到的世界，比較黑白分明；如今她有更多人生經驗，也經歷過家人長照，就會知道：現實是坑坑巴巴的，充滿了妥協與協商。臺灣人對家庭、孝道、子女責任的觀念，老年與疾病造成的尊嚴受損，都讓家內照護並不容易。另一方面，20年過去，時代變化、科技進步，讓今天臺灣的家內移工與雇主的關係，有變也有不變。比起20年前，現在的移工人手一支智慧手機，可以上網視訊，也能直播帶貨。從前移工的「前台」（工作）和「後台」（生活）分開，現在卻有可能讓雇主看到他們的另一面生活。雇主能否能看到，移工是立體的人，而非只是個勞動力？雇主與移工之間，有沒有可能以「非掠奪性」的方式來相處？例如，對於為了來臺灣照護我們的家人，而必須將孩子留在家鄉的女性移工，雇主與移工之間是否有可能形成某種協力的網絡：在薪資、年假方面考慮到移工也有回家看孩子的需要，日常也給予較充足的時間讓移工可以上網和孩子通話。藍佩嘉提到，臺灣多年來所走的制度設計，和日韓不同。日韓在長照方面也引進移工，但不是進入家裡，而是進入機構去擔任照護工作。臺灣這種讓移工住家的制度，更像是孝道的延伸，由住在家裡的移工代替子女盡孝。但這樣的制度設計，首先得假設有源源不絕的移工，能夠進入到每個家戶，擔任照護工作。這在現在全球缺工的情況下，招工只會越來越困難，因為臺灣居家型移工的薪資並不具備吸引力。另一方面，居家移工除了照護，往往同時要做家務，這導致照護工作非正式化、非專業化，社會對於照護的專業認識不足，長久以往，本國人更加不想做。從這些方面來看，藍佩嘉表示，現在的制度設計是無法永續的。也有聽眾呼應提出，認為自己將是「被棄養的一代」。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要怎樣安排自己老後的生活？藍佩嘉笑著說：首先要多運動，練核心、練肌力，讓自己身體健康，「active aging」（有活力的老年）。其次，建立起照顧互助的網絡。最後，要關心公共政策，推動更好的制度設計，因為公共制度的走向，將會關係到我們每個人的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