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導／賴亭妤鏡文學《臺北聞人蔡金塗》一上市即受到各界矚目，先是行政院副院長鄭麗君在臺北國際書展選入推薦書單，再獲選博客來2月選書。作為首本研究大稻埕地方頭人蔡金塗並貫穿臺灣江湖史的著作，本月7日下午特別選在大稻埕的郭怡美書店舉辦新書分享會，由作者鄭進耀擔任主講人，並遠邀蔡金塗之子福田桂良回臺擔任與談嘉賓，福田夫人、共樂軒理事長王崑文、知名作家譚端，以及鏡文學執行總編輯張惠菁均到場表示支持，現場讀者滿座，回應熱烈。福田桂良亦提及自己12歲被蔣經國當成政治籌碼送養至日本右翼政治家福田進的「質子」歲月，再憶父親蔡金塗，他數度哽咽地講述蔡金塗周旋於動盪的政界、商界、戲曲界與老派江湖裡，仲裁協商、講求公道的傳奇身影。 鄭進耀《臺北聞人蔡金塗》鏡文學出版，首本研究大稻埕地方頭人蔡金塗生平的著作。（圖／鏡文學） 蔡金塗之子福田桂良、作者鄭進耀和現場讀者合影。（圖／鏡文學） 媒體多以「臺北聞人」稱呼這位背景複雜的江湖大哥，細究該詞，教育部辭典解釋為「有名望的人」，無形之中，有以中性敬稱迴避人物複雜定位之實，而該如何超越江湖與社會的評價，去重新定義蔡金塗？便成了本書與今日對談的核心叩問。作者鄭進耀開場時，即點出本次新書分享會具備獨特的歷史意義，大稻埕為蔡金塗發跡之地，承載著蔡金塗生前苦心經營的共樂軒，與分享會場地郭怡美書店僅一街之隔。重回大稻埕出席活動的蔡金塗之子福田桂良，作為書中重要受訪者、現存最接近蔡金塗的人，再憶父親多有感概，第一句便語帶哽咽地說：「他有多偉大我講不出來，還是留給社會的大家去評。」。 大稻埕為蔡金塗發跡之地，新書分享會場地郭怡美書店與承載著蔡金塗生前苦心的共樂軒，僅一街之隔，現場讀者滿座，回應熱烈。（圖／鏡文學） 蔡金塗之子福田桂良親身見證了1970年代臺日幽微的政治關係，當時的總統蔣經國，為了拉攏日本右翼政治家福田進，要求蔡金塗將最喜歡的兒子蔡桂良過繼給福田進當養子，而12歲即離鄉背井，經歷異地霸凌，改姓換國的福田桂良，於是笑稱自己彷彿春秋戰國時代的「質子」。鄭進耀強調：「要認識蔡金塗，必須還原當時的江湖背景，那江湖和現在的江湖完全不一樣，當時的法律沒有規範太多，是必須要有地方頭人出來喬事情的世界，也勢必遇到很多政治上的打壓。」在1960年代兩蔣接班之際，即使如「臺北城哥」蔡金塗備受敬重，也會因受到國民黨內部勢力鬥爭的波及，從參選人積極爭取支持的大哥，一夕之間變成被媒體點名「罪大惡極的流氓」、送至綠島管訓的政治犧牲品。福田桂良證實，父親蔡金塗自從被政治迫害後，每逢選舉就需暫避風頭，先搬至陽明山上、再移至楊梅鄉下，但連到了台東都會被找到，最後只好飛往國外，只為避免被迫公開表態。「城哥是個特殊的例子，雖然曾被政治整肅，但其實他在政治裡有著討價還價的過程。」鄭進耀補充。 （左）蔡金塗之子福田桂良、（右）Openbook好書獎紀實作家鄭進耀，於新書分享會對談臺灣百年江湖史。（圖／鏡文學） 蔡金塗在軒社、民俗文化上，都花費很大力氣去化解政治打壓。以法主公繞境為例，法主公廟因位臨二二八爆發衝突起點「天馬茶房」對街，地處敏感，當局以鋪張浪費、反迷信為由，特立明文限制廟會活動，是蔡金塗居中協調，包裝為「慶祝臺灣光復節」的愛國遊行，用效忠的態度，巧妙轉圜出文化活動的生存空間。鄭進耀詢問福田桂良：「從旁見證蔡金塗跌宕起伏的一生，父親對你最大的影響為何？」福田桂良輕撫手腕上父親留下的錶，沉思片刻說道：「我覺得是『人一定要做好事』。」福田桂良眼中的蔡金塗，是一位站在頂點上的大人物，如同小時候父親常帶他去看的戲碼，英雄好漢總是不多抱怨、平定紛爭，一生也一身堅守了「忠」、「義」二字。《臺北聞人蔡金塗》書中也給出相近的觀看角度，鄭進耀將敘事的鏡頭一切再切，看似於時代變動裡建功立業、風光無限，實則諸多隱忍、屢受反噬，最終聚焦於蔡金塗於歌仔戲裡喜愛扮演的英雄身姿——「現實的上岸如此困難，最終他們只能暫且把這個願望放在虛構的戲曲舞臺，當一個人人仰慕的英雄⋯⋯。」同樣身處動盪時代下的臺灣讀者細讀，必能從中瞥見為了生存而拚搏的自己。 （左）蔡金塗之子福田桂良、（右）作者鄭進耀會後為讀者簽書。（圖／鏡文學）

作者／徐淑卿記者鄭進耀即將出版的《臺北聞人蔡金塗》，是一部鑲嵌在複雜時代背景的傳記。「聞人」言雖敬重實則語義多重，以色彩形容宛若黑白兩道皆有往來的灰色。他出身戲班，直到相當年歲仍有可以上台亮相的身手，也是大稻埕傳統戲曲軒社的重要人物，在地方宮廟也有其影響力。在他的葬禮，出席者有日本政界人士與山口組，二兒子早年過繼給日本右翼政治世家，也顯示他與日本關係密切。出生於1914年的蔡金塗，年輕時仍在日治時期，他曾到中國福州、廈門等地，身涉兩岸江湖，可能與福建浪人組織有關。經由這本書，可以了解的不僅是多元身分的聞人蔡金塗，而是與之相連的行業和組織。比如一個從過去到現在始終存在的群體，他們在不同時代有著不同名稱，但相同的是，他們或者替白道做暴力犯罪等事，或者扮演白手套，或者管轄約束地方流氓，雖然隱身幕後，卻可能改變歷史進程。蔡金塗在福建可能接觸的「大陸浪人」（鄭進耀書中稱為「日本浪人」），就是明顯的例子。不論是朝鮮明成皇后在景福宮被刺殺，軍閥張作霖於皇姑屯被炸身亡，都有「大陸浪人」身影。以現代來說，就像竹聯幫在「江南案」中扮演的角色。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教授Danny Orbach，他曾在以色列軍方體系擔任情報分析工作，也在哈佛大學受教於外交史權威入江昭，則將大陸浪人形容為「權力外包」的代理人。可以利用他們執行特殊任務，試探外界反應，同時避免承擔責任，在政治上保留「可否認性」。而這幾乎是各種不同型態代理人的功能。以明成皇后與張作霖案件為例，駐朝鮮公使三浦梧樓和日本軍人河本大作可能是基於自己的獨斷，希望測試日本進一步擴張勢力的可能性，但又要顧及與政府的微妙關係，以及外交上的審慎考量，於是和大陸浪人合作，發動這兩起事件。那麼，什麼是「大陸浪人」？學者趙軍在《辛亥革命與大陸浪人》書中曾經定義：「大陸浪人，亦稱支那浪人，日本近代史上以所謂『經營大陸』（主要指中國、朝鮮）為志的民間及一部分政界、軍界人物的統稱。其成員大部分為軍國主義、擴張主義者，是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亞洲地區的尖兵和特別行動隊（突擊隊）。」他們的活動約始於1870年代，結束於1940年代。Danny Orbach將這些在亞洲大陸追求「愛國冒險人生」的人，又稱為「大陸冒險者」。他認為，這些大陸冒險者是明治維新後快速現代化過程中，感到被邊緣化的多個群體之一。他們不願或無法在工業化社會中發展平凡的職業，於是拋下家庭與責任，前往日本海外不斷擴張的帝國邊疆尋找機會。從趙軍的定義中，可以知道「大陸浪人」的身分非常多元，既不同於失去領地主君和俸祿的流浪武士，也未必是底層無賴。他曾按照《東亞先覺志士記傳》中的998位日本人，將「志士」或廣義的「大陸浪人」分成幾個類別，雖然有些官員、貴族、學者，嚴格說來未必屬於「大陸浪人」，但可以讓我們更完整掌握這個群體的面貌。趙軍的分類有：政府官員、貴族、國會議員等；現役軍人（不包含已退役或與軍隊有關係者）；博士、教授、漢學家、詩人、畫家等學術界人士；新聞、出版界人士；經濟界人士（包括「滿鐵」、對外拓殖會社工作人員等）；僧侶、回教徒、天主教徒等；軍事偵探、隨軍翻譯及「特別行動班」成員；玄洋社、黑龍會、東亞同文會成員及其他浪人團體成員或浪人界主要對外活動參加者。Danny Orbach的大陸冒險者，範圍則更為縮小。他認為，這些人有一種獨特的身分認同，雖然與同樣活動於中國與滿洲的日本移民、軍人與官僚彼此關聯，卻又有所區別。與定居者不同，他們通常沒有固定居所，而是在各地遊走，尋求刺激與賺錢的機會。許多人從事需要不斷移動的工作。例如成衣與書籍的販售、皮條客、婦女販運、鴉片交易、新聞採訪、公路搶劫，以及自由身分的間諜活動。有些人兼職為日本效力，但與軍人、官僚或外交人員不同的是，他們是獨立或半獨立的行動者，行事動機來自各自的政治、意識形態與個人目的。他在〈軍事—冒險複合體：軍官、冒險家與日本在東亞的擴張，1884-1937〉（The military-adventurous complex：Officers, adventurers and Japanese expansion in East Asia, 1884-1937）論文中，將大陸浪人與日本軍方或政治人物合作的機制稱為「軍事—冒險複合體」。這是由軍官、大陸冒險家、商人、政治人物、犯罪分子，以及中國、滿洲與蒙古的革命者組成的遊說網絡。這些群體的利益各不相同，卻彼此交織。儘管其運作並非由單一指揮中心主導，軍事—冒險複合體仍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對日本的對外政策產生重大影響。而在這個複合體的最底層，大陸冒險者還與形形色色的中日犯罪組織保持聯繫。這個複合體早期的例子是日本軍人荒尾精在漢口「樂善堂」建立的間諜網。荒尾精1884 年抵達中國，與經營藥房的商人暨新聞工作者岸田吟香（畫家岸田劉生的父親）合作，在漢口設立「樂善堂」分店，招募了數十名大陸浪人，讓他們以流動藥販的身分活動。這家店鋪，實際上是間諜活動的掩護所。這些間諜，全數由大陸浪人構成，被要求自行負擔開銷，並被派往中國各省蒐集情報，同時與土匪、部族首領及地方士紳建立聯繫，以備日後之用。間諜獲得的情報，由荒尾精彙整成長篇報告，按時送交參謀本部，並在第一次中日戰爭（1894–1895）期間為日軍所用。軍官、冒險者與商業利益三者的結合，日後成為「軍事—冒險複合體」的典型特徵。而在刺殺明成皇后的「乙未事變」，權力外包的對象則是《漢城新報》的記者和職員，他們中有些人是真正衝進景福宮的暗殺者。《漢城新報》是由日本外務省資助在漢城發行的日文報紙，社長安達謙藏本身就是出身熊本的政治活動家，也是當時在漢城組織大陸浪人的首腦人物。在事變之前，公使三浦梧樓多次與報社成員會晤。他們利用記者身分，在漢城各處收集王宮情報，暗殺成功後，則製造輿論將責任推給高宗的父親大院君和若干朝鮮人，宣稱日本人只是受邀維護秩序。這個事件引起國際譴責，日本將這些人遣送回國接受審判。其中被分類為民間人士的有32人，基本上屬於熊本國權黨右翼團體和玄洋社。這些人中除了記者、主編，也有政府官員和學者。他們不但被判無罪，有些人如安達謙藏後來還進入內閣。在《臺北聞人蔡金塗》中，鄭進耀描述的是台灣籍民成為「日本浪人」的李爐己，以及他所策畫的「水戶案」。李爐己是台灣芝蘭二堡（今北投一帶）人，原任公學校訓導，因賭博被革職，偷渡到中國，他曾任福建報社記者，離職後無固定職業。日本軍方與他接觸，希望他效法滿洲的日本浪人，為日本做出「貢獻」。滿洲模式就是在當地製造動亂，讓日本有出兵藉口。李爐己在福建的配合者則是台灣籍民黑幫。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福建各地掀起反日浪潮，日本商店被砸，日本官員及住民遭到毆打。於是日台居民召開會議，要求日本領事館對中國提出抗議，並保護他們的人身與財產安全。李爐己也是這場會議發起人之一。但反日運動沒有因此止息。甚至在福州日本人學校擔任訓導主任與老師的水戶參雄夫妻，在動亂中遭到殺害。原本以為這是反日分子所為。調查後卻發現，是兩名台灣人前往水戶住所，水戶妻子開門時，慘遭殺害，水戶身受數刀，逃離住宅，最後送醫不治身亡。而逃亡的凶手最後竟被李爐己收留。於是整個案件方向逆轉，被認為是台灣籍民借台灣黑幫力量殺人，讓日本軍方能師出有名。日本領事發現後，將李爐己等人送回台灣受審。他們回台後全部獲釋。李爐己之後還參與天津的日本特務機關，活躍華北、上海。到1943年被政敵毒死時，已是滿洲國中將。1930年，當時只有16歲的蔡金塗到福州討債，他非常有可能是台灣籍民所屬的日本浪人組織成員。這也是《臺北聞人蔡金塗》的特色。一個人，既可以呈現其人生的特寫，也可以將鏡頭拉遠，觀照一個時代的斑斕圖卷。而這個圖卷，可能是曾經在近代史上扮演重要角色的大陸浪人，也可以是台灣傳統戲曲，或是戰後涉足政治的台灣幫派與日本政界及黑道組織的往來。不論往哪個方向，這本書都是一個很好的起點。 《臺北聞人蔡金塗》可以讓我們了解的不僅是這個人，也有與之相連的行業和組織。比如一個從過去到現在始終存在的群體，他們在不同時代有著不同名稱，遊走於情報、暴力犯罪與灰色地帶之間，雖然隱身幕後，卻可能改變歷史進程。圖／陳克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