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淑卿記者鄭進耀即將出版的《臺北聞人蔡金塗》,是一部鑲嵌在複雜時代背景的傳記。「聞人」言雖敬重實則語義多重,以色彩形容宛若黑白兩道皆有往來的灰色。他出身戲班,直到相當年歲仍有可以上台亮相的身手,也是大稻埕傳統戲曲軒社的重要人物,在地方宮廟也有其影響力。在他的葬禮,出席者有日本政界人士與山口組,二兒子早年過繼給日本右翼政治世家,也顯示他與日本關係密切。出生於1914年的蔡金塗,年輕時仍在日治時期,他曾到中國福州、廈門等地,身涉兩岸江湖,可能與福建浪人組織有關。經由這本書,可以了解的不僅是多元身分的聞人蔡金塗,而是與之相連的行業和組織。比如一個從過去到現在始終存在的群體,他們在不同時代有著不同名稱,但相同的是,他們或者替白道做暴力犯罪等事,或者扮演白手套,或者管轄約束地方流氓,雖然隱身幕後,卻可能改變歷史進程。蔡金塗在福建可能接觸的「大陸浪人」(鄭進耀書中稱為「日本浪人」),就是明顯的例子。不論是朝鮮明成皇后在景福宮被刺殺,軍閥張作霖於皇姑屯被炸身亡,都有「大陸浪人」身影。以現代來說,就像竹聯幫在「江南案」中扮演的角色。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教授Danny Orbach,他曾在以色列軍方體系擔任情報分析工作,也在哈佛大學受教於外交史權威入江昭,則將大陸浪人形容為「權力外包」的代理人。可以利用他們執行特殊任務,試探外界反應,同時避免承擔責任,在政治上保留「可否認性」。而這幾乎是各種不同型態代理人的功能。以明成皇后與張作霖案件為例,駐朝鮮公使三浦梧樓和日本軍人河本大作可能是基於自己的獨斷,希望測試日本進一步擴張勢力的可能性,但又要顧及與政府的微妙關係,以及外交上的審慎考量,於是和大陸浪人合作,發動這兩起事件。那麼,什麼是「大陸浪人」?學者趙軍在《辛亥革命與大陸浪人》書中曾經定義:「大陸浪人,亦稱支那浪人,日本近代史上以所謂『經營大陸』(主要指中國、朝鮮)為志的民間及一部分政界、軍界人物的統稱。其成員大部分為軍國主義、擴張主義者,是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亞洲地區的尖兵和特別行動隊(突擊隊)。」他們的活動約始於1870年代,結束於1940年代。Danny Orbach將這些在亞洲大陸追求「愛國冒險人生」的人,又稱為「大陸冒險者」。他認為,這些大陸冒險者是明治維新後快速現代化過程中,感到被邊緣化的多個群體之一。他們不願或無法在工業化社會中發展平凡的職業,於是拋下家庭與責任,前往日本海外不斷擴張的帝國邊疆尋找機會。從趙軍的定義中,可以知道「大陸浪人」的身分非常多元,既不同於失去領地主君和俸祿的流浪武士,也未必是底層無賴。他曾按照《東亞先覺志士記傳》中的998位日本人,將「志士」或廣義的「大陸浪人」分成幾個類別,雖然有些官員、貴族、學者,嚴格說來未必屬於「大陸浪人」,但可以讓我們更完整掌握這個群體的面貌。趙軍的分類有:政府官員、貴族、國會議員等;現役軍人(不包含已退役或與軍隊有關係者);博士、教授、漢學家、詩人、畫家等學術界人士;新聞、出版界人士;經濟界人士(包括「滿鐵」、對外拓殖會社工作人員等);僧侶、回教徒、天主教徒等;軍事偵探、隨軍翻譯及「特別行動班」成員;玄洋社、黑龍會、東亞同文會成員及其他浪人團體成員或浪人界主要對外活動參加者。Danny Orbach的大陸冒險者,範圍則更為縮小。他認為,這些人有一種獨特的身分認同,雖然與同樣活動於中國與滿洲的日本移民、軍人與官僚彼此關聯,卻又有所區別。與定居者不同,他們通常沒有固定居所,而是在各地遊走,尋求刺激與賺錢的機會。許多人從事需要不斷移動的工作。例如成衣與書籍的販售、皮條客、婦女販運、鴉片交易、新聞採訪、公路搶劫,以及自由身分的間諜活動。有些人兼職為日本效力,但與軍人、官僚或外交人員不同的是,他們是獨立或半獨立的行動者,行事動機來自各自的政治、意識形態與個人目的。他在〈軍事—冒險複合體:軍官、冒險家與日本在東亞的擴張,1884-1937〉(The military-adventurous complex:Officers, adventurers and Japanese expansion in East Asia, 1884-1937)論文中,將大陸浪人與日本軍方或政治人物合作的機制稱為「軍事—冒險複合體」。這是由軍官、大陸冒險家、商人、政治人物、犯罪分子,以及中國、滿洲與蒙古的革命者組成的遊說網絡。這些群體的利益各不相同,卻彼此交織。儘管其運作並非由單一指揮中心主導,軍事—冒險複合體仍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對日本的對外政策產生重大影響。而在這個複合體的最底層,大陸冒險者還與形形色色的中日犯罪組織保持聯繫。這個複合體早期的例子是日本軍人荒尾精在漢口「樂善堂」建立的間諜網。荒尾精1884 年抵達中國,與經營藥房的商人暨新聞工作者岸田吟香(畫家岸田劉生的父親)合作,在漢口設立「樂善堂」分店,招募了數十名大陸浪人,讓他們以流動藥販的身分活動。這家店鋪,實際上是間諜活動的掩護所。這些間諜,全數由大陸浪人構成,被要求自行負擔開銷,並被派往中國各省蒐集情報,同時與土匪、部族首領及地方士紳建立聯繫,以備日後之用。間諜獲得的情報,由荒尾精彙整成長篇報告,按時送交參謀本部,並在第一次中日戰爭(1894–1895)期間為日軍所用。軍官、冒險者與商業利益三者的結合,日後成為「軍事—冒險複合體」的典型特徵。而在刺殺明成皇后的「乙未事變」,權力外包的對象則是《漢城新報》的記者和職員,他們中有些人是真正衝進景福宮的暗殺者。《漢城新報》是由日本外務省資助在漢城發行的日文報紙,社長安達謙藏本身就是出身熊本的政治活動家,也是當時在漢城組織大陸浪人的首腦人物。在事變之前,公使三浦梧樓多次與報社成員會晤。他們利用記者身分,在漢城各處收集王宮情報,暗殺成功後,則製造輿論將責任推給高宗的父親大院君和若干朝鮮人,宣稱日本人只是受邀維護秩序。這個事件引起國際譴責,日本將這些人遣送回國接受審判。其中被分類為民間人士的有32人,基本上屬於熊本國權黨右翼團體和玄洋社。這些人中除了記者、主編,也有政府官員和學者。他們不但被判無罪,有些人如安達謙藏後來還進入內閣。在《臺北聞人蔡金塗》中,鄭進耀描述的是台灣籍民成為「日本浪人」的李爐己,以及他所策畫的「水戶案」。李爐己是台灣芝蘭二堡(今北投一帶)人,原任公學校訓導,因賭博被革職,偷渡到中國,他曾任福建報社記者,離職後無固定職業。日本軍方與他接觸,希望他效法滿洲的日本浪人,為日本做出「貢獻」。滿洲模式就是在當地製造動亂,讓日本有出兵藉口。李爐己在福建的配合者則是台灣籍民黑幫。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福建各地掀起反日浪潮,日本商店被砸,日本官員及住民遭到毆打。於是日台居民召開會議,要求日本領事館對中國提出抗議,並保護他們的人身與財產安全。李爐己也是這場會議發起人之一。但反日運動沒有因此止息。甚至在福州日本人學校擔任訓導主任與老師的水戶參雄夫妻,在動亂中遭到殺害。原本以為這是反日分子所為。調查後卻發現,是兩名台灣人前往水戶住所,水戶妻子開門時,慘遭殺害,水戶身受數刀,逃離住宅,最後送醫不治身亡。而逃亡的凶手最後竟被李爐己收留。於是整個案件方向逆轉,被認為是台灣籍民借台灣黑幫力量殺人,讓日本軍方能師出有名。日本領事發現後,將李爐己等人送回台灣受審。他們回台後全部獲釋。李爐己之後還參與天津的日本特務機關,活躍華北、上海。到1943年被政敵毒死時,已是滿洲國中將。1930年,當時只有16歲的蔡金塗到福州討債,他非常有可能是台灣籍民所屬的日本浪人組織成員。這也是《臺北聞人蔡金塗》的特色。一個人,既可以呈現其人生的特寫,也可以將鏡頭拉遠,觀照一個時代的斑斕圖卷。而這個圖卷,可能是曾經在近代史上扮演重要角色的大陸浪人,也可以是台灣傳統戲曲,或是戰後涉足政治的台灣幫派與日本政界及黑道組織的往來。不論往哪個方向,這本書都是一個很好的起點。 《臺北聞人蔡金塗》可以讓我們了解的不僅是這個人,也有與之相連的行業和組織。比如一個從過去到現在始終存在的群體,他們在不同時代有著不同名稱,遊走於情報、暴力犯罪與灰色地帶之間,雖然隱身幕後,卻可能改變歷史進程。圖/陳克宇
作者/徐淑卿小說《82年生的金智英》曾有段懷孕中的金智英坐地鐵的描述。一位太太用大家可以聽到的聲音說,這樣很累吧?要是有誰讓座給你就好了。在大家的不自在中,一位女大學生站起來讓座,但是她撞了金智英的肩膀說:「肚子都大成這樣了,竟然還搭地鐵出來賺錢,真不知道在想什麼?」另一部韓國小說《破果》,是題材少見的65歲女性殺手的故事。小說開始的場景也是在地鐵上,坐著的孕婦,被強迫她讓座的男子數落:「最近的年輕人連結婚這種事都自動放棄,也不生孩子,懶得履行義務,只有在想要舒舒服服的時候才會說懷孕。...講白一點,這世上就你一個人懷孕嗎?就你一個人要生孩子?」地鐵如社會的觀景窗,讓讀者看到韓國女性,即使是最能激起大家善意的孕婦,在擁擠的必須爭奪的空間,也成為讓人產生敵意的「特權」。2016年5月,江南地鐵站附近甚至變成祭壇。一位年輕女子在公廁遭到殺害,兇手和被害人毫不相識, 行兇動機是,他長期遭到女性無視,已經再也無法忍受。曾經翻譯《臺灣漫遊錄》的韓國翻譯家也是類型小說作家金依莎說,這件事引起許多女性的危機感。過去大家可能以為韓國治安良好,現在則驚覺這種暴力可能發生在每個女性身上,「她的故事可能也是我的故事,她的結局可能也是我的結局。」「江南站殺人事件」被認為是韓國女性主義再次覺醒的起點。幾個月後,趙南柱《82年生的金智英》出版,這本狂銷超過百萬冊的小說,不但社會學式的呈現韓國女性生命群像,也讓女性過去有所感但未必察覺也未必能言說的痛苦,經由主角之口率直說出。根據統計調查,韓國1982年出生的女性,名字最多的就是「金智英」。這部小說,藉由一位女性,顯影所有韓國女性共同的處境。就像「江南站殺人事件」,顯影的是女性共同面對的「厭女」威脅。揭露韓國女性所受到的性別、父權與社會的暴力,其實2007年韓江《素食者》更為尖銳。韓江接受韓國《東亞日報》採訪時曾說,她在大學時曾被韓國詩人李箱的這句文字吸引:「我相信人類應該成為植物。」她想像這位處於日本殖民時代的詩人,被迫生活在一個充滿暴力的世界,也許正是如此而渴望人類成為植物。所有與暴力相關的詞彙,如攻擊、戰鬥等都是指向動物性的存在,《素食者》是嘗試抵抗這種動物性的本質。韓江說:「我想呈現一個弱肉強食世界最極端的核心。」不過韓江的尖銳,一個在暴力下希望像植物那樣活著的女子,也很容易被「病理化」或代換成一種只會出現在小說的「奇觀」。這種「虛構的孤例」,也許不像「我們都是金智英」那樣,意味著韓國女性共同的呼聲,以及成為對有些韓國男性來說共同的挑釁。2018年韓國Me Too事件已經不再只是隱流,而成為公開的抗議運動時,檢察官徐智賢(Seo Ji-hyeon,暫譯)在電視訪談指控上司性騷擾,就引用《82年生的金智英》。2016年「江南站殺人事件」、《82年生的金智英》出版與2018年MeToo運動,意味著女性覺醒擴大到更多群體的同時,不意外的也面臨反噬。不但涉及女性的書寫與言論,更容易被敵視,而且可能進一步被貼上「厭男」標籤,女性主義甚至被視為一種「精神病」。2018年歌手 Irene 在粉絲簽名會說最近在讀《82年生的金智英》,隨即引來男性粉絲強烈不滿,甚至在社群上燒燬她的照片,剪碎她的海報。一名男性留言說:「她等於公開成為女性主義者,我不再是她的粉絲了。」同一年,饒舌歌手 San E 發表歌曲〈Feminist〉,歌詞被認為有厭女意味。他也在一場演唱會反擊抗議他的聽眾:「Womad是毒藥。女性主義?不,你們是精神病。」Womad是2016年從另一個以強調「鏡像反擊」聞名的論壇Megalia分裂出來的社群,強烈反父權,公開使用仇男語言與主張對男性全面拒斥。但是,這種較為激進的立場,其實不能代表韓國所有女性主義者,甚至她們也不見得自認是女性主義者。不過,對於反對女性主義的人,他們未必想釐清其中的區別,甚至刻意模糊其中的區別,將Womad的主張變成女性主義共同的標籤,也賦予自己仇視女性主義的正當性。2021年《The Diplomat》曾刊登一篇文章〈女性主義如何在韓國成為貶義詞〉(How Feminism Became a Dirty Word in South Korea),分析女性主義在韓國被妖魔化的複雜原因。這不僅是男性擔心女性將動搖其過去優勢的反彈,也不僅是自以為被無差別「厭男」所感受到的被歧視的憤怒。文章中引述律師S. Nathan Park 的看法,一種相信成敗全憑個人努力的菁英績效主義(meritocratic ideology),構成韓國年輕男性反對女性主義的思想基礎。他們在嚴苛而競爭激烈的教育與就業環境中,受個人主義追求與資本主義壓力所形塑,因而形成一種「扭曲的道德感」。在這樣的觀點之下,系統性的性別不平等被削弱甚至否認。S. Nathan Park認為,當前這股厭女浪潮的動機,源自韓國年輕男性將女性視為「持續獲得優惠待遇的威脅」,而將自己視為女性主義的受害者。在《82年生的金智英》與《破果》中描繪的孕婦在地鐵上的被歧視,何嘗不是將她們視為獲得優惠待遇而讓自己受害的威脅?充滿貶義的網路流行用語「媽蟲」,又何嘗不是刻意忽略母親在家庭中承擔更多育兒的辛勞,而將她們扭曲成依靠丈夫和小孩得以悠哉度日的人?文章還引述一位韓國女性主義者的說法:「女性主義者正被描繪成仇男者,以便被噤聲,並使她們為性別平等所做的努力遭到污名化。」一些受訪者認為,現在韓國公開稱自己是女性主義者仍是危險的。而對名人展現女性主義立場的仇視,也助長一種文化氛圍,女性主義意識形態遭到排斥,當事人必須為此不斷辯解或道歉。這種對女性主義的憤怒情緒,也被政治人物收割。2024年愛丁堡大學韓國研究資深講師Youngmi Kim,有一篇文章〈4B:韓國女性如何領導一場對抗厭女的激進運動〉(4B: how South Korean women are leading a radical movement against misogyny)便指出,韓國政治人物已將這股日益增長的怨懟情緒武器化,並利用性別歧視與厭女情緒來獲取選舉利益。她認為,韓國前總統尹錫悅2022年贏得總統大選,部分原因正是他成功鞏固心懷不滿的年輕男性選民支持。在競選期間,他承諾要廢除性別平等與家庭部,並指控該部會將男性視為「潛在的性犯罪者」。不過,在部分男性妖魔化女性主義者,試圖否認韓國性別不平等的事實,以及抹煞女性爭取平等的努力時,作為韓國文化消費主力的年輕女性,對於現在仍有政治不正確的厭女等文字也格外醒覺。金依莎說,其實韓國文學界對於性別的看法已經達成共識,現在的問題是,如何擴散到更多讀者群,讓他們可以接受?她選擇寫類型小說,也有著希望觸及更多讀者的想法。金依莎所寫的第一部長篇小說《漢城府,明月夜》是一部以朝鮮時代「產婆」為主角的推理小說,因為這個時代男性仵作無法檢驗女性屍體,民間產婆就有機會代為驗屍,而從這樣的職業設定中,讓女性成為可以觀察推理的「偵探」。這部小說獲得相當不錯的評價,被視為是「成功將性別議題植入類型框架」的佳作,目前已有法文與俄文版,也售出電視版權。在讀者的反應中,金依莎也發現對於女性角色更為敏感的現象。有些人對女性身份產生質疑,比如說朝鮮時代女性不能出門,產婆可以去驗屍或追查案件嗎?金依莎說,女性不能自由拋頭露面是朝鮮時代晚期的規定,但小說背景是較早時代,還沒有禁止女性出門。不過小說中的確有個角色和史實有出入,也就是世宗大王的弟弟,這個人物其實很早就去世了,但這點反而沒有人提出質疑。《洛杉磯書評》撰稿人Colin Marshall曾說,即使在韓國,《82年生的金智英》一度也帶有社會政治「高壓線」的性質:讚美它,你就是女性主義陰謀的一分子;批評它,你就是父權體制的一員。...這使得要讓文本從藝術性的優缺點來進行批判性討論,面臨的可能不是反駁,而是一道石牆。石牆意味著在對立的情況下,有意義的溝通幾乎不可能。但是這樣固體的形容,反而讓人有種石牆或許有一天可以打破的樂觀。而爭取性別平等的努力,可能更像液體,在政治動員的情緒挑動下,如逆水行舟,退步往往比進步還快。這不僅是政治人物以厭女言論吸引同樣厭女的支持者來鞏固選票,而且也顯示女性議題的脆弱性,在政治對立之前,我們曾經以為的進步,或許只是幻覺。 韓江《素食者》,承襲韓國詩人李箱「人類應該成為植物」的想像,尖銳描繪韓國女性所受到的性別、父權與社會的暴力。圖/陳克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