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淑卿5月21日喜劇演員史蒂芬·柯貝爾 (Stephen Colbert)在CBS主持了11年的節目《深夜秀》(The Late Show with Stephen Colbert),正式畫上句點。第二天,將柯貝爾以及其他嘲諷他的喜劇演員視為宿敵的美國總統川普,在社群媒體發了一個AI影片,把柯貝爾丟進垃圾桶,並大跳招牌的YMCA舞。這個影片,白宮官方推特也轉發了。川普很開心。同時也意味著在當下的美國,當喜劇演員逾越「國家弄臣」嘲諷解憂角色,而成為政府的敵人時,將會遭遇什麼。去年,川普政府指控CBS的節目《六十分鐘》,在2024年10月訪問民主黨候選人賀錦麗時,進行對她有利的剪輯,但該節目只是遵循一般新聞慣例,因此外界並不認為川普會勝訴。但因為CBS母公司派拉蒙(Paramount)正準備與天舞傳媒(Skydance Media)合併,這筆約80億美元的交易需要聯邦通訊委員會(FCC)批准。因此外界認為,派拉蒙與川普的訴訟達成1600萬美元的和解,是為了順利通過之後的出售案。柯貝爾在《深夜秀》中批評公司選擇和解,形同一場「賄賂」。而後派拉蒙決定結束《深夜秀》節目。派拉蒙對外說法是,這是基於財務考量,與和解案無關。但質疑者甚多,《每日秀》節目主持人喬恩·史都華(Jon Stewart)認為CBS是恐懼與預先服從。《深夜秀》節目創始人大衛·萊特曼(David Letterman)則說:「我要正式留下紀錄。他們在說謊。讓我再補充一句,他們是一群說謊的黃鼠狼。」雖然財務原因未必是結束節目的關鍵,但也非徒託空言。因為,即使是深夜談話性節目收視率最高的《深夜秀》,據說每年也要虧損4000萬美元。這裡牽涉到節目製作成本,以及現在閱聽人對節目收視習慣的轉換,這些都侵蝕了過去有利可圖的商業模式。以往大家在家裡收看無線電視台深夜談話性節目,以作為一天的結束,以及第二天的談資。但現在許多人不會守在電視機前面,而是第二天在YouTube或社群平台看精華片段,這些在其他平台收看的收益,不會回到CBS,這是現在生產原創內容的媒體,共同遭遇的問題。但是,作為CBS的品牌門面,以及沿襲美國喜劇演員政治嘲諷傳統的深夜談話節目,本應在營收之外有更多考量,但在這個案例中,政治與企業利益凌駕一切。賓州州立大學教授,也是研究政治諷刺學者索菲亞·A·麥克藍寧(Sophia A. McClennen)在今年5月19日發表一篇文章〈你可以取消柯貝爾,但你取消不了諷刺〉(You can cancel Colbert. But you can’t cancel satire)。她提出一個問題,在川普時代,諷刺面對政治壓力時,究竟有多脆弱?不過,她認為《深夜秀》的結束,結束的並非「諷刺」,而是諷刺所依託的一種特定而強大的形式。她說,我們可能正在見證一種悠久電視傳統的衰退。無線電視網的深夜節目,提供的不只是收視率,也是一種特定的文化權威。它與日常節奏、能見度與共同觀眾群相關。但不論是這種電視傳統的衰退,或是審查與政治壓力,都未必會真正消滅諷刺。「它們也許會讓諷刺轉移位置,迫使它進入新的平台、形式與聲音,但諷刺的批判視角仍會存在。」不過,在政治干預、企業經營壓力與閱聽人習慣改變等角度外,還有一個不可忽略的深層原因:撕裂加劇,言論場域更見萎縮,即使是國家領袖也無需假裝中立。即使在1960、70年代,無線電視網壟斷收視的黃金時代,言論也有其界線。1978年肯尼斯·泰南(Kenneth Tynan)在《紐約客》寫了一篇當時深夜談話性節目的喜劇之王強尼·卡森的人物特寫〈死亡一躍的15年〉(Fifteen Years of the Salto Mortale)。泰南說,1962年卡森接掌《今夜秀》時,美國即將進入其歷史上最黑暗、最撕裂的時期,以甘迺迪兄弟和馬丁·路德·金的遇刺為標誌,還有貧民區騷亂、校園暴動、越戰。有一個帶點諷刺意味的說法,在這段艱難歲月中,卡森成為這個國家選定的「弄臣」,因為用麥迪遜大道的術語說,他比任何競爭品牌的諧星更能快速安全的緩解緊張和焦慮。泰南引述卡森節目製作人德·科多瓦(Fred de Cordova)所言,在節目的獨白片段中,強尼會抨擊瀆職行為、不自由主義的行徑、違憲的濫權。「然後同情心就會湧現」,他是第一個停止說尼克森笑話的人。泰南詢問,獨白是否會受到電視審查?德·科多瓦說,這個問題不會出現,因為強尼有一種內建的感覺,知道他的觀眾能接受什麼。「他是我見過最好的自我編輯者。」值得懷疑的是,即使是卡森弄臣式的分寸,現在還行得通嗎?在大眾媒體時代,無線電視新聞節目需要客觀中立,獲得多數觀眾信任。但現在是分眾時代,如福斯新聞網等有線電視,要追求的未必是客觀的真實,而是他們與自己的受眾共同想像的真實,當越來越多人只想相信自己認為的真相,即使是無線電視台的深夜對話節目,也失去昔日的廣大基礎,而只有和自己立場相近的群體,或者至少不反對自己信念的群體。不同深夜談話節目的主持人,也有不同的風格,有些如柯貝爾對政治嘲諷更趨尖銳。但川普對針對自己的嘲諷毫無幽默感,在他看來,所有不利於政府的報導和批評,未必是基於客觀事實,而是對立甚至是敵人。他甚至不想偽裝對言論自由的尊重,將柯貝爾丟到垃圾桶,他所做一如他所想。但是,為什麼一國總統可以如此赤裸表達對言論自由的藐視,以及對反對者的仇視?這個土壤是如何形成的?2025年10月《紐約客》藝術節中,總編輯大衛·雷姆尼克(David Remnick)和喬恩·史都華有場對談。史都華說,在美國,我們一直以為諷刺是不可撼動的既定事實,就像確立已久的法律判例一樣,沒有人會去推翻它。結果發現,就跟取消聯邦層面的墮胎權保障一樣,那些我們以為永遠不會被重新審視的先例,其實都可以被推翻。史都華認為,這些變化不是從現在開始。而是始於1960年代保守派政治策略家理查·維格里(Richard Viguerie),他系統性地建立一個龐大的保守派郵寄名單,繞過主流媒體直接接觸選民。始於保守派資本家大量購買AM電台,把它們改造成保守派談話電台。也始於尼克森時期的白宮和他的媒體顧問,也是日後福斯新聞網創辦者羅傑·艾爾斯(Roger Ailes),他們認為必須建立自己控制的媒體管道,不再讓共和黨人在媒體戰中挫敗。史都華做了非常生動的比喻,保守派對過去美國的那些制度,教育、媒體、新聞、學術界,以及賴以建立一個體面社會的支柱,不以為然。於是他們建立了一個平行宇宙:智庫、教育體系、媒體。這樣一來,在某個時刻,他們就能像切換開關一樣,把整個國家轉移到那條軌道上。史都華平行宇宙的概念,與文化史學者尼爾·蓋布勒(Neal Gabler)不謀而合。2017年蓋布勒在羅傑·艾爾斯去世時,寫了一篇文章〈羅傑·艾爾斯:摧毀客觀性的男人〉(Roger Ailes: The Man Who Destroyed Objectivity)。他認為艾爾斯不只創造了一個另類媒體,甚至不只是一套事實。他創造的是「一個另類宇宙」,而這個宇宙已經壓過現實世界。那是一個充滿怨恨、陰謀論與捏造內容的怪異世界。蓋布勒曾在福斯新聞擔任評論員,對這個媒體有置身其中的觀察。他認為尼克森是曾遭受同樣輕蔑與羞辱之人的化身,也把共和主義轉變成一場「社會復仇的治療運動」。而仇恨也同樣塑造了艾爾斯。他們不只是共享怨恨,也共享群眾基礎。保守主義的基本盤,後來也成為福斯新聞的觀眾。如果要把福斯新聞濃縮成一個理念,那就是:白人正在失去這個世界,世界因此正在墮落,自由派精英包括自由派媒體,必須因此付出代價。蓋布勒認為,艾爾斯是以「媒體客觀性」之名,摧毀了媒體客觀性的概念,就像一個假福音傳道者以「德性」之名摧毀德性。他說,過去從未有任何政黨,擁有一個偽裝成媒體機構的大型全國宣傳機器。艾爾斯給了共和黨這樣的東西,而作爲交換,他拿走共和黨的靈魂。艾爾斯是散播病毒的人,川普只是結果。若說福斯新聞是鑄就今日美國的唯一原因,或許過於單一,但若說它的核心是基於怨恨,那麼在這個數位時代,它則是適得其所,有著恣意蔓延的溫床。因為現在籠罩多數人的社群媒體,為了讓大家留在平台,它的激勵機制並非彼此連結,而是鼓動仇恨。史都華在與大衛·雷姆尼克對談時說,美國的政治制度是一套「類比式」設計,但卻放在數位時代的巨大不滿中。參議院是民主的冷卻碟,推特卻是那種讓你想把別人眼睛挖出來的東西。於是川普成功利用這種憤怒與災難化情緒,把它轉化成奪取我們另一套制度的工具。不過,史都華雖然批評川普,但也批評川普的批評者。公信力並非被奪走,也是自己流失的。他說,不管你怎麼看川普,他確實向支持者提出一個清晰的願景,雖然那不是我想生活的世界。也不是我認為能讓美國偉大的世界。甚至不是我認為真正屬於美國歷史傳統的世界。所以,為什麼川普可以把一位喜劇演員丟到垃圾桶,而不必擔心批評?這固然是因為他的性格,也是因為對立撕裂早已成形,這種對言論自由的輕蔑,變成讓支持者哈哈大笑的演出,已經不是執政者需要捍衛的價值了。 川普為什麼可以製作AI影片將喜劇演員丟到垃圾桶?更深層的原因是對立撕裂早已成形,輕蔑不同立場者,成為讓支持者哈哈大笑的演出,面對諷刺的容忍,已不是執政者需要在意的價值了。圖/陳克宇
文・洪瑋其/圖・翻攝自ddnavi.com日本書籍情報月刊雜誌《達文西》(ダ・ヴィンチ),5月26日於官網及X官方帳號發表聲明,表示將於今年10月發行11月號後停刊,結束刊物32年的歷史。發行《達文西》的角川集團表示,《達文西》始終秉持著「傳遞閱讀的樂趣」、「創造作品與讀者邂逅的場域」的理念,然而隨著出版市場劇烈變化,以及讀者取得資訊的來源越發多元,雜誌決定卸下紙本媒體的任務,開啟下一個階段。《達文西》由Recruit創刊於1994年,之後經營權轉移至Media Factory,並在2013年改由角川出版發行迄今,目前已發行950期。1994年5月創刊號,以演員本木雅宏手持《惡童日記》為封面,揭示雜誌路線:串聯生活與娛樂的閱讀情報誌。《達文西》以書評書介、當月專題、名人專欄、訪問與對談、作品連載等方式,有主題和系統地介紹經典和知名作品。其內容涵蓋多樣的文本(文學作品、漫畫、輕小說、動畫、電影、音樂),訪談對象包含作家、導演、演員、聲優。演員宮澤理惠、木村拓哉、福山雅治、綾瀨遙、乃木坂46等,聲優櫻井孝宏、津田健次郎等,都曾登上雜誌封面,分享他們關於閱讀的大小事。而如《航海王》、《NANA》、《咒術迴戰》、《名偵探柯南》等知名動漫,也都曾以當月專題深入分析,並刊登於封面。這些高人氣偶像明星和作品不只吸引粉絲目光,同時也以提供不同的創作者視角,引領讀者以輕鬆娛樂的方式貼近作品。《達文西》在每年年末公布的年度之書(Book Of The Year),更是代表性專題,此排行榜由書評家、書店店員、讀者共同票選,往往帶動書籍又一波的宣傳熱潮,對日本出版市場具有一定的市場指標和影響力。停刊訊息發表後,讀者、作家、漫畫家、藝術家、書店店員、出版從業人員紛紛分享與《達文西》一同度過的歲月和遺憾。曾在雜誌上連載小說的動畫導演新海誠也在X表達不捨:「對於像我這樣往往需要花上數年時間製作一部作品的動畫導演來說,有一個能夠每個月向讀者說故事的地方,是非常珍貴的。非常不捨,謝謝你們。」《達文西》雜誌以長達32年的時間,搭建起多樣的讀者與多樣的文本相會的場域,在紙本刊物休止之後,什麼樣的載體能夠在市場急遽變遷之下,在各種媒介環伺之中,為讀者與文本、文化之間,建立下一塊交流往來的說書之處,仍是一大考驗。
文・廖書逸/圖・翻攝自wikipedia總部位於英國倫敦、在古書收藏與拍賣領域佔有舉足輕重地位的「彼得哈靈頓珍本書店」(Peter Harrington Rare Books),近期公開了一批沙林傑(J.D. Salinger)在1950年代初期撰寫的私人信件。內容是他在《麥田捕手》出版前夕,與小布朗出版社(Little, Brown and Co.)編輯約翰・伍德本(John Woodburn)之間的溝通。在一封信中,沙林傑希望刪掉《麥田捕手》作者簡介中,關於「猶太與愛爾蘭天主教血統」的描述。另一封信,則討論了一本後來被他親手封印、2060年才能出版,也因此使得無數沙林傑迷翹首盼望的小說——傳說中的《麥田捕手》前傳。拒絕「猶太與愛爾蘭天主教血統」標籤彼得哈靈頓珍本書店這次公布的信件,包含兩封沙林傑的打字信,以及一張親筆明信片,在五月初結束的紐約國際古籍書展上,標價4.75萬美元(約新台幣150萬元)展出。不過,至今尚未有關於最終買家、或確切成交金額的資訊。當中的第一封信件,是關於沙林傑希望能夠避免遭到標籤化的要求。他在信中明確指示他的編輯伍德本,將《麥田捕手》書衣上的作者簡介中,提及他具有「猶太與愛爾蘭天主教血統」的描述移除。他稱這些資訊只是「噱頭」,要是被不恰當地公開,將會提供「二流評論家」誤用與濫用的機會,導致他開始被期待、要在公眾場合中背負宗教或種族的標籤。最終,1951年的初版《麥田捕手》書衣上,伍德本確實按照沙林傑的要求,僅說明他出生於紐約市,而沒有提到任何宗教或文化背景。另一封信件,對沙林傑迷意義更為重大。信中沙林傑提及他的短篇小說《滿是保齡球的海洋》(The Ocean Full of Bowling Balls,中文篇名為本文暫譯)。這部作品被視為是《麥田捕手》的前傳,描寫《麥田捕手》主角霍爾頓・考菲爾德的弟弟肯尼斯的死亡經過。「關於那個還沒出版、涉及到三兄弟的故事,」沙林傑在信中向編輯伍德本說明,雖然霍爾頓並未在這個故事中直接現身,但因為「他的名字被提及的頻率如此之高,且具有重要意義,以至他確實存在於故事中。」被沙林傑親手「封印」的《麥田捕手》前傳《滿是保齡球的海洋》在沙林傑迷心目中,究竟有何地位?關鍵就在:這是一本被沙林傑親手「封印」50年,禁止出版的書。沙林傑大多數未出版的作品,版權都是由其後代家族管理的「沙林傑文學信託」所掌握,也將會陸續整理出版,《滿是保齡球的海洋》除外。這個作品遠在1940年代就已經完成,卻遲遲沒有出版。1965年,沙林傑宣布將《滿是保齡球的海洋》手稿捐贈給母校普林斯頓大學圖書館,同時立下規範,明定該作品在他過世後五十年內皆不得出版,只有學者基於研究需要,才能在嚴格的限制條件下申請入館閱讀。隨著這部作品被沙林傑本人「封印」,加上《麥田捕手》已成經典,這個前傳故事也因此成為沙林傑迷苦苦期盼能夠一睹其內容的「聖杯」。沙林傑在2010年過世,這個故事本該在2060年才有機會「解封」,沒想到在2013年,一名匿名網友突然在當時最大的BitTorrent分享網站「what.cd」上傳了一份PDF檔,內容是三篇沙林傑從未公開的短篇故事,其中一篇就是《滿是保齡球的海洋》。隨後,曾出版過一本沙林傑傳記的傳記作家肯尼斯・史拉汶斯基(Kenneth Slawenski)出面向媒體證實,這些內容與他過去獲准進入圖書館閱讀的正版手稿內容相同,確實是正本沒錯。這個事件立即引發軒然大波,一方面是書迷的瘋狂朝聖與討論,另一方面自然是對於手稿外洩的來源追查以及道德爭議。普林斯頓大學調查後發現,外洩的手稿並非出自該校圖書館檔案,而是可能要追溯至1990年代在英國倫敦流通的一小批私印盜版書。因此沙林傑文學信託最終選擇了冷處理,不多做回應,此次外洩事件就此成為一樁懸案。這次不明所以的手稿外洩事件,讓讀者們終於確認了文學界流傳多年的傳說,《滿是保齡球的海洋》與《麥田捕手》之間確實有前後傳的血緣關係。但是以這種方式得到的答案,多少還是帶著一絲尷尬的遺憾。如今從剛公開的信件中可以看到,早在1950年代,沙林傑不但親口談及小說中的三兄弟,更主動向編輯解析霍爾頓如何以「缺席」的方式縈繞於《滿是保齡球的海洋》整個故事中,總算證實了他在當年《麥田捕手》出版之前,便已經有意識地在進行這個文學宇宙的創作。隱士沙林傑,堅定捍衛個人隱私值得額外一提的是,沙林傑生前嚴格捍衛個人隱私與權利。他一向以其近乎極端的「隱士」行徑著稱,成名前便不喜與人來往,《麥田捕手》爆紅後更是變本加厲。《麥田捕手》出版隔年,他因不堪書迷騷擾,要求出版社移除書衣上的作者照片。再隔年更是直接搬離了家鄉紐約,遷往新罕布夏州山上的小木屋,從此幾乎切斷所有與外界的聯繫。關於沙林傑捍衛個人隱私的堅定意志,其中一次著名的案例發生在1980年代,並在美國司法史上留下判例。當時,傳記作家伊恩・漢米爾頓(Ian Hamilton)撰寫了史上第一本沙林傑傳記。他在書中引用了幾封在圖書館檔案中找到的沙林傑私人信件,被沙林傑將他告上法庭,官司一路打到最高法院。漢米爾頓引用的沙林傑信件屬於圖書館所有,不過沙林傑主張,即便該信件已經寄出,但因從未公開發表,其公開表達形式的選擇權利仍應屬於作者。最終,法院判決沙林傑勝訴,從此在美國司法史上留下一個有關「未公開文獻的保護」以及「合理使用」的重要判例。這次首度面世的沙林傑信件,是透過私人收藏家流入彼得哈靈頓珍本書店手中,途徑與當年的情況不同。雖然透過這些信件,沙林傑迷得以一窺他在1950年代、《麥田捕手》尚未出版前就已經在進行的創作宇宙,但倘若沙林傑在世,可能又有人要被告上法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