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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徐淑卿維吉尼亞·吳爾夫過了十年來最不快樂的一晚，這是1926年6月的末尾，原因是一頂帽子。那天原本一切都很美好，直到到了藝評家克萊夫·貝爾家裡，貝爾大喊，你戴的帽子真驚人，是在哪買的？她試圖轉移話題，卻無濟於事，吳爾夫說：「他們聯手把我撲倒，像對付一隻野兔，我從未感到如此屈辱。」《白牙》作者莎娣·史密斯（Zadie Smith）看了吳爾夫所有日記，對這段印象特別深刻。她後來寫了一篇文章〈既能嚴肅認真，也能光彩照人嗎？〉，她說我們永遠不會知道吳爾夫的帽子究竟糟在哪裡，但讓吳爾夫產生「衣著意識」（frock consciousness）困擾的，遠不止這頂帽子。史密斯說：「可憐的維吉尼亞，一生都困在覺得自己穿得太隆重與穿得不夠正式兩極之間。無論出席上流社交派對，或在市政廳講授文學，她都同樣無所適從。」史密斯對於這種「穿搭出糗後，一路向下盤旋的羞恥感」，頗有共鳴，因為她也曾焦慮「如何穿得像個作家」。她在波士頓教書時，如果希望學生接受她作為老師，穿著就不能離黑襯衫黑牛仔褲黑西裝外套太遠。但是到了紐約，那是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童妮·摩里森都會穿著幾乎透明的金屬光澤紗衣服，出現在迪斯可舞廳的城市，足以讓她盡情展現自我。因為，你不論穿什麼衣服走在曼哈頓街上，都不會有人多看你一眼。史密斯說，在曼哈頓幾乎人人都穿得像個角色。她也因此明白，在這樣的情境裡，作家或許還稍占優勢，畢竟塑造角色，正是她們的本行。不過回到英格蘭後，她又大致回到黑色，且出席任何場合都仔細看請帖上的服裝說明，以避免焦慮產生。寫作《美國佬》的阿迪契（Chimamanda Ngozi Adichie），也寫過一篇關於服裝的文章〈聰明的女人，為什麼不能熱愛時尚？〉，這篇也提到她開始寫作時，經歷過嚴肅女作家應該如何穿著的苦惱。在一場寫作工作坊中，她和其他尚未出版作品的寫作者坐在一起，一位授課作家翩然而過。她的同學說，看看那件洋裝，還有那個妝，你怎麼可能認真看待她？於是阿迪契學到了關於西方文化的一課。「希望受到認真看待的女性，理應以一種刻意營造的，不在乎外表的態度，來證明自己的嚴肅認真。尤其對嚴肅的女作家而言，最好根本不要穿得好看，如果穿得好看，那就最好假裝自己並沒有花多少心思。」但是在阿迪契來自的奈及利亞，講究穿著，不僅關乎美學，或許還涉及道德。她說，中產階級的伊博族女性，會購置金飾與好鞋，尋找最好的裁縫，為自己與孩子做衣服。「她們談論儀容，幾乎是在談一種道德標準。偶爾有女性衣著不得體，或沒有好好塗乳液保養肌膚，便會受到非議，彷彿她的外表反映了品格上的缺失。」她曾任職奈及利亞大學行政主管的母親會說，這真是不像樣。阿迪契在青少年時期，有時會展現自己的服裝創意，雖然她母親未必贊同，但可堪告慰的是可以看出阿迪契的用心。阿迪契說，在奈及利亞，重視外表而且讓人看出你有用心，是一種跨越階級的特質。美國著名的報導文學作家蓋伊·塔利斯（Gay Talese），向來以穿著講究著稱，他們家族來自義大利南部，到父親為止，至少有五代都是裁縫。對他來說，訂製手工精製服裝，既是拯救這瀕危產業，也是投自己所好。他有篇文章寫到，義大利南部對服裝的重視，也已跨越階級。他說，二十世紀初的傍晚散步場景，也是當地裁縫相互競爭，各自展示製衣才華的機會。在當時義大利這個普遍貧困的地區，人們極其在意外表，盛裝打扮是提升個人公共形象的一種策略。請一位技藝高超的裁縫製作衣服，就是讓人注意到自己最簡單的方法之一。何謂穿著得體，固然不同社會有其約定俗成的標準，比如阿迪契所寫奈及利亞與在西方社會成為一個作家的差別。也有各自對美學的偏好，對是否合乎禮儀的審度，這其實更牽涉衣服展現的自我，如何被別人認同。吳爾夫的惶惑，原因之一可能在於，她所想像的自己，是否也是別人欣賞的自己。不過，同樣需要受到評斷的也包括評價別人的人。這更像一個雙面刃，說者揮舞的不僅是某種社會標準，同時也暴露出自己的識見。比如，當立法委員要求101董事長穿著跟她們一樣純樸時，她所顯露的問題就是莎娣·史密斯的疑問，光彩照人和嚴肅認真是抵觸而不能合而為一的嗎？國際上女性政治人物講究穿著者比比皆是，服裝不但是禮儀也是在傳達各種訊息，比如美國前眾議院議長裴洛西在許多場合的穿著，都是媒體解讀的線索。前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也熱愛服裝，她的母親本身就是裁縫，所以她對製作服裝的每個環節都很清楚，也曾親手為自己和小孩做衣服，經常閱讀時尚雜誌，也非常支持英國服裝週與服裝產業。她說，遇到重要場合，如果對穿什麼衣服沒有頭緒時，她通常不會穿新衣服，而是會選擇一套熟悉，完全經典，而且總是很好看的衣服。選擇熟悉的服裝，就是讓自己感覺安全，能夠放心投入角色的方法。這也是服裝的另一層重要意義。除了關乎別人對自己的凝視，還幫助我們成為一個我們想成為的人，讓我們進入一個「角色」，也活在逝者之中。今年剛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安·卡森（Anne Carson），就是鮮明的例子。她高中時就非常喜歡王爾德，尤其喜歡他的穿著和談話方式，甚至和同學們裝扮成王爾德和他的朋友們。她喜歡希臘文等古典文學，有著種種原因，其中之一是，古典文學是王爾德那個世代知識分子的基本素養。她曾有一套王爾德裝，也曾在她演出的戲劇中穿過王爾德裝。2000年《紐約時報雜誌》對安·卡森有篇專訪〈事物聚攏成形〉（Things Fall Together），文章一開始就說：「安·卡森是喜歡鑽進別人皮膚裡的詩人。」她潛入許多人的心智與身體中，最大膽的一次，是化身為凱薩琳·丹妮芙。卡森看了她演的電影《夜夜夜賊》，片中飾演一位哲學教授，穿了件和卡森一樣的毛衣。於是卡森回家就想，成為凱薩琳是什麼感覺？而後她寫了一首散文詩〈反諷還不夠：論我作為凱薩琳·丹妮芙的人生〉。「毛衣是關鍵」，卡森的說法是：「你透過一個人的毛衣，棲居在那個人之中。」關於毛衣還有另一個例子，她逝去父親的藍色毛衣，她冬天時還會穿著它，也在《紐約客》發表過一首詩〈父親的舊開襟藍色毛衣〉（Father’s Old Blue Cardigan）。而她對跟母親一起上教堂的唯一美好記憶是，靠在母親身上，聞著她人造毛皮衣服的味道。2004年《巴黎評論》有一篇對安·卡森的訪談，其中有個題目是請她談談自己「作為男同志的人生」，她的作品裡，如《紅的自傳》，主角不乏同性戀男孩。她在這裡回顧了王爾德給予她的影響，雖然她不太記得自己為什麼會如此迷戀王爾德。但她確實覺得，那讓她接受了美學感受的教育，也讓她學會以某種反諷看待自己，許多男同志身上都有這種保護殼，好讓自己度過社交與私人生活，她發現這對自己也有用。卡森曾說她希望能成為像她父親一樣的人，但這未必可以理解為，她想成為一個男人。在這篇訪談裡，她說，自己在生命的不同階段都處於不同的性別位置，像是她整個三十多歲那段時間，她覺得自己跟女性沒什麼關聯，但也不會確切的說，感覺自己是個男人，也不覺得自己是中性的。她說，那種我們都想安歇其中的「漂浮性別」，並沒有一個詞可以稱呼。但是我們可以發現，這無以名之的漂浮性別，卻是可以透過服裝展現多種變化。就像她藉由服裝，進入許多角色之中。這與畫家歐姬芙或許有些類似。歐姬芙曾有一些穿著男性西裝拍攝的照片，在她去世後，博物館整理她的衣櫃，發現她曾向Knize訂製一些衣服。這個從維也納起家的著名手工訂製服裝店，主要都是做男性衣飾，經常以男裝入鏡的影星瑪琳·黛德麗也是他們的客戶，直到1990年代他們才推出全系列女裝。這或許顯現歐姬芙穿著這些服裝有雌雄同體或不受性別規範的嘗試。不過也有人認為，歐姬芙喜歡這個品牌，未必是因為其中的性別意涵，而更在於契合她的服裝美學，她考慮更多的是這些衣物所具有的視覺吸引力。衣著是一種語言，關乎自己的表達，也是人對生命各種形式的探索，體現自己的美學與品味。雖然服裝的選擇要看場合，也要尊重主辦單位的要求，就像蔡康永在回覆某一陣營邀請時，提到會配合主人希望的服裝方向。但是，當我們對別人提出穿衣規範時，其實暴露更多的是，我們到底知道多少。 我們的衣著暴露在他人的審度當中，衡量是否合禮得體。但這是雙向凝視的深淵，評價他人的人，也將暴露自己知道多少。圖／陳克宇

作者／徐淑卿在台中疑似出現非洲豬瘟時，市長不出席記者會，反而在另一購物節場合高呼「拚經濟」，這令人感到一種錯亂。一是，如果重視「經濟」，就該知道若是非洲豬瘟，不知道將重創台灣經濟幾何？二是，只有購物節才是「拚經濟」嗎？這是否意味著對現代「經濟生活」只有刻板印象而無想像力呢？這反映一種守舊，與現在趨勢脫節的城市治理思維。這種反差可以首爾為對照。2017年韓國建築學者Jieheerah Yun 在《全球化的首爾》（Globalizing Seoul）即提出，首爾從講究速度與效率的工業化「硬城市」，轉變為「軟城市」，基於一個看似「抽象」的理念：「重視『對無形事物的欣賞，例如文化與情感的福祉』，將美學與經濟放在優先位置。」美感之有無會影響政治經濟。早在1950年，當時《生活手帖》總編輯花森安治就有此洞見。他曾寫道：「一群對『美』麻木不仁的人，正在推動日本政治和經濟的發展，這是時代的不幸。」過了75年，美感與城市治理的關係，藝術如何推動經濟的發展，早已有無數文章、書籍闡述，也在許多城市實踐。但在台灣，卻未形成政治人物的共識。一方面，早在2008年馬英九主政時期，當時文建會就推動「臺灣生活美學運動」計畫，似乎意識到「美學」的重要。但直至今日在國家慶典，或是在某些城市的節日盛會上，被戲稱為「華國美學」的設計，依然並未退場。這種對美的缺乏感知，不是好看或不好看的差別而已，更意味著主事者治理思維的落後。對於我們要有一個什麼樣的城市，我們要有一個什麼樣的國家，缺乏想像力。諾貝爾文學獎布羅茨基在受獎演說中說：「人首先是一種美學的生物，其次才是倫理的生物。因此，藝術，特別是文學，並非人類發展的副產品，而是恰恰相反。」這是一位詩人對自己所行業的自負之言嗎？不是的，美學並非虛無飄渺，而是事物的核心。人會相信「美」的均衡與尺度，而抗拒極權體制所使用的辭彙與視覺，因為它意味著陳腐與脅迫。人也會選擇與「美」趨近，對美產生情感的連結與依附。「華國美學」之所以成為一個帶有負面意味的辭彙，不僅因為它承載意識形態或是展現黨國體制權力符號，而是即使如此，設計也有好壞之別。徒有政治訴求，但忽略美感，既無法打動人心，也完全失去意義。更糟糕的是，當審美已經成為城市治理或經濟基礎建設一環的時代，缺乏審美，不但會成為笑柄，而且會不斷浪費行銷城市，甚至國家品牌的機會。這個月舉辦韓國女團BLACKPINK演唱會的高雄是正面的例子。可以看到市府如何以BLACKPINK官方的粉紅色，在高雄重要地標進行燈光展演，以壯闊華麗的影像，跟BLACKPINK產生連結，在她們全世界的粉絲中行銷高雄。這帶來的效果，不僅是演唱會人潮、粉絲停留在高雄消費等短期經濟效益而已。將美與人的尺度，放在城市治理的思維中，可以讓城市脫胎換骨，而轉換成各種有形無形的價值。《衛報》在2017年有篇文章〈Lacking Seoul? Why South Korea's thriving capital is having an identity crisis〉，說明「美學」在首爾轉型的重要性。一如標題的雙關語，文章也表達「首爾」的轉變是否失去靈魂的疑慮。但作者Colin Marshall在引述韓國建築學者Jieheerah Yun的看法後，提出首爾一些受到都市學界讚譽的項目陸續出現，正是「基於這些看似抽象的理念」。像是「清溪川」的復原；札哈·哈蒂德設計的「東大門設計廣場」（DPP）；還有改造高架道路的城市公園「首爾路7017」。城市的遠見，必須拉長時間審視。以清溪川為例，自朝鮮時代即存在的清溪川，1960年代曾覆蓋為暗渠，1968年更在其上建設高架道路。而在2002年李明博以「復原清溪川」為政見，贏得首爾市長選舉後，在27個月內完成這個工程，耗資3860億韓元。這個復原計畫不是沒有反對意見。理由之一是：「韓國人引以為傲的首爾市清溪川其實是一條沒有生命的人工排水道」。原因在於，清溪川本是一條季節性溪流，除了雨季以外便會乾涸。現在的清溪川需要市府每年花費 29 億韓元持續維修。因此，它更像一條昂貴的人工都市水道，而非真正被「復原」的溪流。雖說如此，清溪川現在卻是首爾地標，到清溪川取景的影視不知凡幾，成為城市行銷的重點之一，每年吸引1200萬遊客。而且也是市民休閒所在，如果你實地到清溪川，可以看到河邊散步，喝啤酒聊天，夏天傍晚把腳放在河水休憩的人們。清溪川的自然環境也獲得改善。根據首爾研究院2022年的調查，一些野生動物也回來了，這個區域目前棲息著 666 種生物，包括 174 種動物與 492 種植物。重要的是你必須先創造令人動容的標的，一種令人心嚮往之的生活型態，或是文化內容，如此才有行銷的素材，而「美學」就是素材何以具有吸引力的關鍵。即使在Netflix《世界小吃》首爾篇，介紹廣藏市場一個店家的故事，也會出現店主走過清溪川的影像。創造可行銷的內核，不斷藉由強勢影視將首爾帶到全世界，這是首爾城市行銷的重要手法，而且現在更為積極。根據Haps Magazine Korea今年5月報導，首爾市政府與CJ ENM展開合作，透過文化內容與週邊商品，把城市品牌「SEOUL MY SOUL」推向全球市場。其中一個亮點是「將首爾城市品牌IP應用於主流媒體」，5月上線的影集《未知的首爾》，就是首爾市政府與 CJ ENM首個合作企畫作品。城市行銷的重點是城市，而非政治人物。有時弄錯重點，不僅帶來宣傳的災難，而且暴露治理認知的貧乏。國立台灣美術館台中州廳園區計畫擱置也是同樣問題，背後都意味著無法了解藝術和文化能夠為城市帶來的價值，但這已經是落後於時代的思維了。這個月《富比士》有篇文章〈Why Culture Is The Next Frontier Of Economic Infrastructure〉（為什麼文化是經濟基礎設施的下一個關鍵領域），作者費莉西亞‧傑克森（Felicia Jackson）認為，藝術與文化經常被視為奢侈品，在經濟成長時期可有可無，在預算減縮時首先被削減。但這已經脫離現在的經濟現實。這篇文章大致可以濃縮成幾個重點。1.在今日世界中，文化形塑社會對可能性的想像，就像1919年包浩斯重新定義工業設計與現代生活的關係。2.文化投資的運作方式不同，因為它具有複利效應。一座博物館或一場藝術節或許能帶動當地就業，但隨著時間推移，它也培養公民自豪感，強化社會網絡，並吸引長期投資。這些效應是循環且累積的，逐步型塑人們對自己在經濟中角色的理解。3.過去我們以GDP乘數、觀光收益、創意產業或體驗經濟等指標，證明文化支出的正當性。但卻忽略更深層的外溢效應：信任、凝聚與創造力，是這些使文化成為經濟生命力的關鍵。4.現在許多國家已經依照這些洞見採取行動，如此就要有新的估值模型和指標。也許討論「審美」，會陷於一種迷惑：何謂美？何謂醜？也許這見仁見智，各有不同看法。但不論回到花森安治所指稱「對『美』麻木不仁的人」，或許如首爾「重視『對無形事物的欣賞，例如文化與情感的福祉』」，這裡牽涉的都是「美意識」的有無，而不是個人對美的偏好。只是，當你對美學有更深層的理解，就能對我們應有怎樣的城市，應有怎樣的社會有更動人的想像。政治不是只有機關算盡，也有無用之用，正是後者，讓城市更具光彩。 美學與城市治理的關係、文化與藝術是經濟發展的基礎設施，已是全球共識。圖／陳克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