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廖書逸/圖・翻攝自 CNews 官網法國小說家、編劇、前龔固爾學院(Académie Goncourt)主席迪迪耶・德官(Didier Decoin),於8月5日在巴黎附近的維勒瑞夫(Villejuif)病逝,享壽81歲。德官一生出版40餘部著作、多部影視劇本,晚年生活雖長期與癌症對抗,依然筆耕不輟,才剛剛在今年四月出版了一本小說,而在病榻上的最後幾天,他也手捧著新書在閱讀,體現一位終生熱愛文字的故事大師風範。德官於1945年出生於法國中北部的城市「布洛涅-比揚古」(Boulogne-Billancourt),父親是法國著名電影導演昂利・德官(Henri Decoin)。從小就在影視與文學氛圍中長大的他,最早是以新聞記者的身分展開職涯,曾任職於《法蘭西晚報》與《費加洛報》等媒體。1965年,任職於《費加洛報》的德官剛滿20歲,因為一場失戀,他開始撰寫一封抒發心情的長信,並漸漸開始將這封長信發展為一部小說。他在《費加洛報》的同事無意間發現了這份手稿,感到驚為天人,便私自代替德官,將其投稿給法國歷史悠久的出版社瑟伊(Le Seuil),就這樣促成這部名為《愛的審判》(Le procès à l'amour)的小說於隔年出版,開啟德官長達60年的輝煌文學生涯。1971年,德官以19世紀紐約布魯克林大橋的建造工程為背景、描繪移民生活的小說《布魯克林的亞伯拉罕》(Abraham de Brooklyn)榮獲「法國書店店員文學獎」(Prix des Libraires),1977年更憑藉小說《地獄約翰》(John l'Enfer)奪下了法國文學界的最高榮譽「龔固爾文學獎」。《地獄約翰》同樣以美國紐約作為背景,描述一名具有夏安族血統的美洲原住民窗戶清潔工人「約翰」,每天都在數百公尺高的洗窗吊籃上俯瞰一切,呈現出1970年代這座城市的繁華與混亂。在故事中段以後,隨著約翰的失業,他也從高空返還地面,並與城市中的失明女子、猶太老人等角色相遇。在不斷出現的末日徵兆中,一群社會中的邊緣人物互相扶持,一同尋求救贖。《地獄約翰》出版後震撼文壇,被譽為「紐約的啟示錄」,曾任龔固爾獎評審的法國小說家保勒・康斯坦(Paule Constant)稱德官在這部小說中「以現實滋養幻想,化身成為一位美國作家,寫下了這代人中最有力、最具悲劇色彩的小說。」為了在文學創作中保有自由,德官很早就確立了他「以編劇養寫作」的職涯策略。他的劇本創作在影視界同樣成就斐然,曾以改編自大仲馬(Alexandre Dumas)的經典小說、由著名演員傑拉爾・德帕迪約(Gérard Depardieu)主演的《基督山恩仇記》(Le Comte de Monte-Cristo)影集榮獲法國電視「7 d'Or最佳劇本獎」,並執筆《悲慘世界》(Les Misérables)、《我⋯就像伊卡洛斯》(I...comme Icare),以及曾獲坎城影展評審團特別獎的電影《生命之外》(Hors la vie)等名作劇本。2020年至2024年,德官於百年機構龔固爾學院擔任主席。在任期間,他推動創立「獄中人龔固爾獎」(Prix Goncourt des Détenus),讓法國數百位正在監獄服刑的人也能夠閱讀龔固爾獎入圍作品,並參與文學評選。這項創舉延續了他在《地獄約翰》與曾改編為電影的《鐵達尼號的女侍》(la femme de chambre du titanic)等作品中,始終將目光投向社會邊緣人與被遺忘者的人道主義關懷。除了閱讀與寫作,花園與大海是德官的兩樣熱情所在,他的遺願是希望能夠被埋葬在海岸小鎮奧代爾維爾(Auderville),一處能夠遙望大海的墓地。德官熱愛親自駕駛帆船航行,對航海技術、氣象、海岸地貌與航道都有非常專業的理解,長期為航海雜誌撰寫專欄,也曾擔任「海軍作家協會」(Association des écrivains de Marine)主席。這份對大海的深情,也如潮汐般傳承給他的兒子朱利安・德官(Julien Decoin)。朱利安追隨父親的腳步成為導演與小說家,並於2017年,在父親首次出版作品的同一家出版社瑟伊,出版了備受好評的海洋小說《出海的瞬間》(Soudain le large),寫下父子兩代與海洋緊密牽連的佳話。與大海相互輝映的,則是德官對庭園與自然萬物的迷戀。他曾出版過隨筆集《到處都是花園》(Je vois des jardins partout),談論植物、園藝帶給他的種種啟發,而他唯一有繁體中文譯本的小說《林園水塘部》(Le Bureau des jardins et des étangs,繁體中文由啟明出版),也體現出他對於自然的敬畏之情。《林園水塘部》原文直譯為「庭園與池塘的辦公室」,指的是在12世紀平安時代為日本天皇服務、管理京城景物的一個單位。故事描述京城皇宮裡一座飼養著鯉魚的池塘,其中的鯉魚長年都由一位來自偏鄉村落的厲害漁夫供應。在這名漁夫於故事的開頭意外過世以後,他的年輕寡婦必須接替他的任務,帶著珍貴的錦鯉隻身徒步數百公里,遠赴京城的「林園水塘部」交差。《林園水塘部》出版後隨即成為暢銷書,翻譯為多國語言出版,也替逐漸步入晚年的德官帶起一波新的讀者與關注。令人驚嘆的是,德官在撰寫這部考據極其講究、充滿東方幽玄美學的小說時,竟從未踏上過日本土地,而是花費了十多年的時間研讀《源氏物語》等日本文學、古代地圖與歷史文獻,透過想像力與感官筆觸,建構出一座栩栩如生的平安京。迪迪耶・德官用81年的歲月,在新聞、文學、影視、海洋與花園之間穿梭,為世人留下無數動人的故事。他在隨筆集《到處都是花園》裡寫到,「也許我會在花園裡漸漸老去,我希望如此。但我在這裡,永遠不會感到衰老。」如今,這位故事大師的人生已畫下句點,但他的著作與留下的影響力,相信將永遠在大海與花園的記憶中,常保年輕。
作者/徐淑卿2019年,因為擔憂匈牙利總理奧班領導的政黨,對藝術補助所施加的影響,索羅斯開放社會基金會宣布提供110萬歐元,支持在當時政治環境下,難以取得公共資金支持的藝術和文化計畫。開放社會基金會主席Patrick Gaspard指出,匈牙利政府對藝術的資助相當慷慨。不幸的是,這些支持往往附帶政治條件。推動一國文化發展,政府理當扮演關鍵角色。但是文化通常也很難脫離政治與意識形態的算計,尤其是這幾年,政府文化預算充滿各種變數,於是亟需思考的是,在政治干擾下,有哪些可行的因應之道。這兩年,許多國家都遭遇文化預算被刪除或削減的情况,原因各有不同。始終堅持「文化例外」的法國,是因為政府財政壓力;台灣則是因為在野黨對文化部提出大幅刪減與凍結案,使得文化創作、傳播與國際推廣,均受到實質影響。美國則是在川普第二次上台後,將文化領域當作意識形態角力的戰場。推動廢除一些機構,甚至一度指示只受理不推廣「多元化、公平與包容」或性別意識形態的申請。而約莫同時,國家人文基金會(NEH)與國家藝術贊助基金會(NEA),提供3400萬美元協助打造川普提出的「美國英雄國家花園」(National Garden of American Heroes)。去年5月川普政府提出的預算草案,提議廢除美國博物館與圖書館服務研究院(IMLS)、國家藝術贊助基金會和國家人文基金會。但這些提議被參眾兩院以跨黨派多數聯手擋下,最後NEA和NEH都維持跟2025年一樣的2.07億美元預算,IMLS則稍有減少,保有2.918億美元。其實這三個單位的預算加起來約7億美元,在聯邦預算中所占比例可說微乎其微,因此重點不在省錢,而是在表達「政府的態度」。川普的作法並非沒有前例。去年4月,《紐約客》有篇文章〈演出無法繼續〉(The Show Can’t Go On),分析基金會贊助方向改變,以及川普政府文化政策的壓力,如何疊加衝擊紐約的表演藝術生態。文中就提到1990 年代「文化戰爭」期間,以傑西·赫姆斯( Jesse Helms )為代表的保守派政治人物曾發起運動,希望在國家藝術贊助基金會的補助規範中加入道德條款,例如禁止資助涉及「同性情色」作品。作者海倫·蕭(Helen Shaw)說,雖然赫姆斯的具體文字沒有在後續訴訟中保留下來,但這場爭議卻永久削弱了NEA。預算此後始終未能跟上通膨,也一直淪為政治攻防的工具。如同海倫·蕭所言,在美國,私人慈善基金會每年必須提撥淨投資資產的 5% 用於公益支出,這不僅長期建立整個藝術體系的支撐架構,也扮演著防止藝術遭到政治化的重要屏障。舉例而言,去年上半年,美國政府效率部曾突然取消6500萬美元補助。影響範圍涵蓋博物館、歷史遺址、退伍軍人識字計畫、書展,以及數以千計的文化計畫。這時梅隆基金會(Mellon)宣布,將向全美各州人文委員會聯盟提供1500萬美元的緊急資金,來因應政府突然取消補助所造成的影響。除了梅隆基金會,過去一年多以來,像是普雷比斯基金會(Prebys)、沃荷基金會(Warhol)等都挺身而出,為受到聯邦預算影響的藝術與人文團體提供緊急援助。但是私人基金會,這一美國長期架構起來的屏障,在川普對藝文補助動作頻頻的同時,也面臨各種轉型與調整,使得藝文團體遭受的衝擊雪上加霜。如過去紐約藝術界的長期捐助者聯合愛迪生公司,在2023年宣布,將使命轉為因應氣候變遷與推動社會正義。有些基金會或個人捐助,則是選擇資助那些失去聯邦資金,且被許多人認為提供更關鍵服務的組織,擠壓了對藝術的支持。有些企業與捐助者,則是忌憚川普政府報復,因此對於性別多元等藝術創作的支持漸趨保守。有些基金會則是結束過去穩定的長期合作,調整補助對象,讓資助體系更顯公平。2017年藝術與文化顧問公司Helicon Collaborative曾發表一份報告,指出所有捐助收入中,58%流向2%的藝術機構,顯示資源長期集中在少數大型機構。這也是有些基金會希望調整的原因。政府撤回補助,基金會調整補助,海倫·蕭認為,過去五年間,支撐紐約表演藝術的這套錯綜複雜的支持體系,已有多個層級遭到摧毀。她說,曾經,在紐約從事表演藝術工作,即使談不上擁有穩定保障,至少仍有一條可以循序前進的道路。一位剛起步的劇作家、導演或編舞家,可以在獲得補助的排練空間磨練自己的創作,申請位於紐約市內或周邊的駐村計畫,或加入專門發展原創作品的創作實驗室。只要獲得一項經由同儕評審的補助,即使金額很小,也往往能成為取得其他補助的敲門磚,每一項獎助都會進一步賦予藝術家更多專業認可,使其受到演出場館與大型基金會的注意。因此,獲得補助的意義,不僅在於物質的支持,也是藝術工作者得以展開職業生涯的「認可標章」。在面臨這些變動後,今年6月《慈善內幕》(Inside Philanthropy)刊出一篇文章〈 聯邦預算削減衝擊下,藝術資助生態系統值得關注的趨勢〉(Trends to Watch in an Arts Funding Ecosystem Beset by Federal Cuts),其中之一是,當藝術團體無法如過去那樣長期依賴私人基金會,藝文活動尋求贊助的焦點,還是必須回到聯邦政府和州政府。如此便產生一個連帶效應,向國會以及大眾,說明藝術文化對社會何以重要的倡議與遊說,更顯迫切。於是有些贊助並非用來支持創作,而是「投資提升各組織的倡議能力,使其能為藝術家及其他從業者發聲,也為藝術本身進行倡議。」例如在美國主要藝術倡議非營利組織之一Americans for the Arts,旗下有負責遊說與政治倡議的藝術行動基金(Arts Action Fund),他們負責教育倡議者跟決策者了解藝術的多種價值,並提供實際可用的遊說工具,像是怎麼寫信給民意代表、怎麼投書媒體、跟民代見面該準備什麼。從他們網站可以找到2025年版「支持藝術的十大理由」,來說明投資藝術家、創意工作者及藝術組織,對於國家的健康與繁榮至關重要。這些綜合整理的論述,可以作為倡議團體或個人的說帖與工具。而今年1月美國國會並未接受川普政府廢除三個聯邦層級藝文補助機構的提議,並大致維持與2025年的預算水準,或可反映團體與個人請願遊說與倡議的成果。美國對藝文補助和贊助的往例,可以作為台灣的借鏡。一方面,台灣需要更多企業捐助藝文活動,形成政府補助因為各種原因無法照顧周至的第二道屏障,這也有《文化藝術獎助及促進條例》稅務減免的法律支持,雖然也有與其他稅法抵觸等需要解決的問題。企業家對藝文活動的支持,對於文化普及與提升一個社會的美學素養,功莫大焉。如日前去世的力積電董事長黃崇仁長期贊助音樂活動,不僅支持了音樂家的演出,也使更多愛樂人受惠。其次,在鼓勵財團支持藝文發展的同時,還是需要強調「以公共資金支持藝術是一項政府責任」。這是兩年前《衛報》首席文化記者夏洛特.希金斯(Charlotte Higgins),認為英國在保守黨連續執政14年後,英國政府對藝術的資助已經崩塌,她建議工黨可以如何改革時,所作的結論。她認為相對於整體公共支出,藝術補助金額微不足道。不管是堅持「以公共資金支持藝術是政府責任」,還是遭遇了如同許多國家曾遭遇的將文化預算「武器化」,台灣也許也需要如美國那樣,累積並傳授更多倡議與遊說的基本知識和技巧,鼓勵民眾與團體對民意代表溝通,讓其感受到壓力。或許並不容易,但是對於台灣藝文活動的支持,應該成為跨黨派共識,而不是作為政治打擊的對象。過去藝文團體經常被貼上政黨標籤,因此一旦要為自己發聲,很容易陷入不同黨派支持者的爭論中,有時藝術團體都產生是否因為自己的政治色彩而被排擠的揣測。如果有更多團體或個人願意不分黨派為整體藝術文化發聲,支持台灣應有足夠的文化預算,也許是建立共好的機會。其實各國的文化補助預算都占總預算非常小的部分,但這麼小的部分卻可以支撐一國文化的基礎設施與創作能量,所費甚微,成效可觀,動輒喊刪喊凍的立委們,若非對台灣的文化發展無動於衷,也或許就是刻意展現權力的傲慢。 文化預算占國家總預算很小比例,所費甚微,卻可以支持文化基礎設施與創作能量。但各國文化預算經常面臨政治與意識形態的算計,於是亟需思考的是,在政治干擾下,有哪些可行的因應之道。圖/顏一立
文・許文貞/圖・翻攝自Universal Pictures官網自導演克里斯多福‧諾蘭的《奧德賽》在7月17日上映後,全球票房已逼近10億美金,話題也帶動譯本銷售。在英國,《奧德賽》譯本銷量大增,尤其學者艾蜜莉.威爾森(Emily Wilson)在2017年翻譯的譯本,由於諾蘭曾在雜誌採訪中提及是他參考的版本之一,而在一週內賣出5,518本,使得已作古近三千年的荷馬打敗丹布朗等當代作家,首度登上尼爾森(NielsenIQ BookData)市場研究的當週暢銷作家排行第一名。但在《奧德賽》譯本銷售受惠之際,卻有節外生枝的爭議。威爾森因譯本被諾蘭引用,又是第一位翻譯《奧德賽》的女性譯者,而備受關注。沒想到威爾森在看過電影之後,卻在《倫敦書評》發表評論,直言「如果劇本有任何部分出自我手,我會覺得非常羞愧」。逆風言論立刻炎上,流量甚至一度灌爆《倫敦書評》,讓網站當機。在上映前,威爾森原本很期待電影版,她接受《紐約時報》採訪時表示:「很多人覺得古典文學很無聊、很難讀,不適合自己。但看了電影,他們會發現這是個很吸引人的故事,一部分觀眾甚至可能回頭翻讀史詩原作。我覺得這很棒!」她也認為諾蘭若在電影版中展現自己的觀點和詮釋,是完全合理的。但在觀影後,威爾森卻認為諾蘭的電影版少了讓原作史詩之所以偉大的關鍵因素,也就是缺乏精神、情感、政治和道德上的深度,重視形式更勝於內容,就像適合闔家觀賞的盛大國慶煙火秀,只有煙花般一閃即逝的敘事和情感層次。她也直言,其他非白人演員演出的配角,彷彿都落入「黑人幫襯」(Black best friend)的樣板,在電影中唯一的功用就是幫助白人主角達成目標。評論被炎上後,威爾森又公開回應批評表示,她對於有色人種演員演出部分的寫法,的確不妥當,因為演員都是一時之選,但她認為這些演員並沒有在電影中得到充分發揮。諾蘭自己並未對威爾森的批評提出看法,不過以小說《他們》獲得美國圖書獎的作家喬伊斯.卡洛.奧茲(Joyce Carol Oates)則譴責威爾森,認為威爾森自己是譯者,對於別人對作品的詮釋應該要更加寬容,但她提出異議的遣詞用字卻像某些政治狂熱支持者的言論一樣粗鄙。在這些紛擾之外,威爾森在2017年推出的《奧德賽》譯作,除了是首度由女性翻譯,也的確是目前英譯本之中最具現代感的版本。《紐約時報》書評安東尼·奧利佛·史考特( A.O.Scott)舉例,威爾森的譯本開宗明義說英雄是複雜的(complicated),除了象徵英雄本身精神的複雜性,也表達其道德觀念可能曖昧模糊,部分行為甚至是「反英雄」的,是很有現代意義的文字選擇。因此威爾森的譯本雖然簡化了語言,卻也讓文字對現代讀者來說更為清楚俐落。但許多評論者認為威爾森的譯本又更獨樹一格的地方,是她不採用過去譯作普遍強調陽剛男性觀點的詮釋方式去美化敘述,而是選用較為中性的文字呈現,例如將過去譯為「女僕」(maid)的文字改譯為「奴隸」(slave),表達其並非單純的勞雇關係。這些選擇也為威爾森引來褒貶不一的批評,有些意見認為她刻意強調弱勢多元共融的觀點反而背離原作,有些人則贊同她的作法,認為她只是修正了過去男性譯者造成的隱性偏誤。雖然威爾森版普遍被認為是適合當代讀者接觸的第一本《奧德賽》英譯本,但還有其他值得參考閱讀的經典的英譯本。企鵝出版的網站就推薦讀者,最適合第一次讀《奧德賽》的讀者的譯本,是美國翻譯家羅伯特·費格斯(Robert Fagles)1996年的版本,根據《出版者週刊》(Publishers Weekly)報導,也是近期熱銷僅次於威爾森譯本的版本。銷量排行第三的則是藝術家蓋瑞斯.海因茲(Gareth Hinds)在2010年出版的圖像小說版。企鵝出版推薦最經典的英譯本是由艾米爾.維克多.瑞歐(E. V. Rieu)在1946年翻譯的版本,不只是「企鵝經典」系列的第一本書,也長久以來都是企鵝出版的暢銷作品。瑞歐譯本的文體選擇,也讓《奧德賽》讀來像一部小說,而非原本的詩歌體裁。瑞歐的英譯本也是由聯經出版的台灣繁體中文版《奧德賽》的原作,為翻譯家曹鴻昭的譯作。目前市面上能買到的繁體中文版《奧德賽》有四個版本,分別是前述曹鴻昭翻譯的聯經版,譯者劉大維譯自19世紀英國作家山繆·巴特勒(Samuel Butler)英譯版的好人出版版本、譯者羅祁譯自19世紀英國學者阿爾弗雷德.約翰.丘奇(Alfred John Church)英譯本的有理出版版本,以及翻譯家呂健忠以希臘文直譯的書林版。根據譯者賴慈芸的《譯難忘:遇見美好的老譯本》,中文世界最早的譯本是1929年傅東華的譯本,是以1791年威廉‧古柏(William Cowper)英文版翻譯的韻文體,有押韻、對仗,通俗易讀,有說書的味道,當時由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文・江炫霖/圖・翻攝自IMDb四年前席捲歐美各國,銷售突破二十萬冊的暢銷犯罪小說《幸運女神》(Lucky),今年七月正式改編成影集,於Apple TV每週三獨家更新,由飾演《后翼棄兵》女主角的安雅.泰勒–喬伊(Anya Taylor-Joy)領銜主演。有趣的是,根據《ELLE》的採訪,在更早之前,原著作者瑪麗莎.斯特普利(Marissa Stapley)完成《幸運女神》初稿不久後,於家中欣賞影集《后翼棄兵》,看到安雅.泰勒–喬伊完美演繹一名孤兒從自身的創傷,到蛻變成極具魅力的世界西洋棋冠軍,她馬上轉身對丈夫堅定表示:「那就是福星(Lucky)」正是她筆下的女主角。《幸運女神》講述一名詐欺犯女子福星,從小接受單親爸爸指導「詐欺學」。儘管她成長過程累積了許多詐騙實績,卻開始對自己的身世產生質疑、感到空洞。福星長大後,與男友凱瑞(Cary)聯手,在某次大幹一筆預計金盆洗手後,隔天一早卻發現男友搬空鉅款、人間蒸發,而自己成了被通緝的人。但就在這個關頭,她竟然簽中獎金四億美元的樂透。身為通緝犯無法出面兌獎,走頭無路又無人可相信的她,迫於形勢想要尋找素未謀面的母親。不只斯特普利認為安雅.泰勒–喬伊是這部影集女主角的唯一人選,安雅.泰勒–喬伊讀完小說時,也表示福星的經歷與心境和自己非常接近,自此兩人便一拍即合,安雅.泰勒–喬伊甚至擔任了這部影集的製片之一。據《People》的報導,《幸運女神》的靈感來源是斯特普利自身對母親的觀察。她的母親長期獨自扶養兩個孩子長大,就在斯特普利十歲時,母親遭詐騙騙走了當時全部積蓄的四萬美元。儘管斯特普利對於母親獨自在樓梯上崩潰哭泣的記憶印象深刻,卻也注意到,母親是那種能夠快速放下過去、理解他人,繼續前行的人。許多年後,她與母親聊到此事,得知了母親對那場詐騙的看法:母親雖然認為這一切都非常不公平,卻又相信對方可能經歷過更難以想像的遭遇,才做出這些事。母親這種大度的性格,啟發了斯特普利去相信:「這個世界不必公平也能夠美麗。」多年後,就在小說《幸運女神》展開創作的前夕,斯特普利的母親罹患了大腸癌,這讓斯特普利意識到,應該要以母親的經歷為靈感,完成一部小說。某次在車裡隨意聆聽廣播時,電台主持人正探究起當時一筆巨額樂透獎金無人認領的原因,玩笑道:「也許中獎人是被通緝犯,所以不敢自首。」斯特普利當時便感覺,福星這個角色迎面向她走來,馬上決定停下原先正寫到一半的作品,優先完成《幸運女神》。2021年底小說出版以後,改編權很快就被製片公司買下。去年這齣劇拍攝結束以後,斯特普利非常滿意,尤其是結局的處理象徵著自由和新的開始這點。也在這之後,斯特普利提交了《幸運女神》續集的初稿,暫名為《世間並無幸運女神》(No Such Thing as Lucky),預計明年秋天登場。作為觀眾、讀者則相當「幸運」,有源源不絕的好故事能夠欣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