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訪、攝影・許文貞/翻譯・張惠菁義大利翻譯家傅雪蓮近期受臺灣文學基地邀請,來臺駐村。她的行程相當緊湊,我們提出採訪邀約後,將題目寄給她,非常感謝她在百忙中抽空,以英文書面詳細回覆了所有問題。傅雪蓮在訪問中,談到她對翻譯的想法,也談到翻譯陳思宏《鬼地方》的經驗,她如何為陳思宏獨特風格的語言、和他小說中的臺語對話、臺語罵人的話,選擇義大利文的翻譯策略。她也談到翻譯過的其他臺灣作者:吳明益、邱妙津,她評價臺灣文學多元、新穎,其「情感的力量、形式的自由,以及想像力的新穎」特別與義大利讀者產生共鳴。此行還有一趟別具意義的行程,作為邱妙津的譯者,她和紀大偉一同去了臺大,重訪《鱷魚手記》故事發生的背景地。傅雪蓮此刻正在翻譯的作品,是楊双子的《臺灣漫遊錄》,預計明年初在義大利出版。以下是傅雪蓮的專訪:中文給我的不是答案,而是更好的提問問:您是怎麼開始接觸和學習中文的?答:最初吸引我接觸中文的,可能是一種智識與存在上的不安分(intellectual and existential restlessness)。在我年輕的時候,我所尋找的比較不是答案,而是一種不同的思考世界的方式。我在義大利上的是一所古典中學,沈浸在希臘與拉丁文學、哲學與歷史之中,但是我感到自己需要走到我所繼承的這些知識架構之外。對我而言,中文代表一種徹底的異質性,不是膚淺的異國情調,而是有機會接觸一種完全不同的,結構思想、語言、以及事物間關係的方式。尤其最吸引我的,是書寫系統。中文字似乎容納著一種不同的觀念空間(conceptual space),不是不精確,而是不同。西方語言經常是每一步都要有明確的分類與文法連結,但中文,至少以我經驗它的方式,似乎留下更多空間給共鳴、關係,以及觀念之間豐富的開放性,反而更接近活生生的現實(lived reality),因為現實很少是像語言有時候給人的印象那麽清晰劃分的。中文給我的不是答案,而是更好的提問。(Chinese did not give me answers. It gave me better questions.)學習這個語言,成了一種非比尋常的知識催化劑。而文學又再為我加上了同等重要的養分。如果說,語言吸引我是因為它極端不同,文學則是逐漸地揭露出我們之間共同的深刻人性。跨越巨大的文化、歷史、語言鴻溝,人類持續在愛著、哀悼著、渴望著、恐懼著、記憶著,以及希望著。表現的形式可能千差萬別,但是在情感結構中,存留著我們能夠辨認出來的人性。對我而言,這就是文學的最偉大的奇蹟之一。我一直都很愛文字——愛它們的起源、它們的質地,它們組合而創造出來的韻律、情感、意象、整個世界。所有這些熱愛自然匯聚在一起的地方,就是文學。幫助「美」旅行,抵達新的讀者身邊問:您提到您過去長年擔任口譯,您是如何開始投入文學作品翻譯的?答:其實,我的口譯和翻譯工作是同時並行發展,而不是一前一後的。我在1990年代後期開始擔任口譯,一開始是為了很實際的理由——賺生活費。但同時,我也已經開始翻譯:我為我的博士研究進行文學翻譯,也以華語文學學者的身份為義大利(甚至還有法國)出版社寫審書報告(reader’s report)。翻譯一直都是我的最愛。反而是口譯方面,我漸漸地更精選,只挑選對我真正有意義的場合:文學、電影、文化交流。我會在威尼斯和盧卡諾影展擔任口譯,也會為作家、電影人、導演擔任口譯。無論是做口譯,還是文學翻譯,最吸引我的,不是單純的意義轉譯,而是那種讓某個事物,在另一個地方、再活一次的可能性。一個聲音,一種情感,一種想像,一個故事——這種誕生於一個語言與一個文化世界中的事物——能夠在另一個語言、另一個文化世界中,找到新生命。這一直都讓我深深感動。帶給我最大能量的,是感覺到我在幫助「美」旅行(helping beauty travel):讓有意義的作品和聲音,跨越語言的邊界,抵達新的讀者和聽眾身邊。當然,文學翻譯和口譯,需要非常不同的節奏。文學翻譯可以緩慢,可以修訂,可以深深浸潤在語言之中;口譯則需要立即,在場,以及反應力。但對我而言,口譯與翻譯並非相反的世界。它們都是溝通的管道,由同樣的渴望所驅動:即是,透過語言,讓有意義的相遇成為可能。陳思宏強烈大膽的物質意象,怎樣用義大利文說出來?問:義大利文和華文很不同,翻譯《鬼地方》有哪些地方讓您印象深刻?答:義大利文和華文(Mandarin Chinese)是非常不同的語言,因此兩種語言之間的文學翻譯絕非簡單的等價交換。翻譯《鬼地方》的一個迷人的挑戰是,陳思宏自己就曾經說過,「鬼」這個字幾乎是無法翻譯的,我完全同意。當然,「鬼」可以指幽靈(ghost),或是靈魂(spirit),但是這個字在中文中的語意生命(semantic life),比這還要豐富、還要不穩定。這個字可以激起某種詭異、陰森、怪誕、荒謬、情感扭曲、或單純就是不舒服的感覺。更有趣的是,「鬼」在這本小說中,不只是一個孤立的字:它出現了234次,在整個文本中成了一種不斷出沒作祟的、語意上的在場。這個字出現在書名中,指涉著真實的幽靈和鬼魂信仰,也出現在家族回憶中、在慣用語中。中文也有豐富的日常複合字會使用「鬼」——膽小鬼、愛哭鬼、醉鬼、懶鬼、色鬼,等等——鬼的元素在詞源上徘徊不去,即便使用者沒有清楚意識到。因此挑戰不是如何「解決」這個無法翻譯的問題,因為不可能解決。挑戰是如何讓它在義大利文裡也是那麼地豐富。例如,「鬼話」,字面上的意思是鬼說的話,但是實際上指的是荒謬、無意義的話。我把它翻成「cose dell’altro mondo」(字面上的意思是「來自異界的東西」〔things from beyond〕),這是義大利文中用來表達荒謬、不可信的既有成語,藉此保留對原文鬼魂語意的呼應。一般來說,中文和義大利文之間的翻譯,最大的挑戰之一來自於:中文經常保留語意上的開放性,多重的聯想,與關係上的細微差異,而義大利文則會要求更銳利的名詞定義。但是在翻譯《鬼地方》時,最困難的時刻往往不在於讀懂中文。中文寫得很清楚。真正的問題是:要怎樣翻譯,才能讓義大利文版讀起來也是同樣那麼地活生生(alive)?陳思宏經常使用強烈的物質意象(physical imagery)——有時是從自然界中取來的意象——來形容身體、慾望、羞恥、情緒的脆弱,以及人際關係。有時他使用的意象驚人地大膽。例如有一段描寫,形容一個人臉上的皺紋,「有日光有月色有星辰有雨絲,整張臉像是未經開墾的田地,土地肥沃,草木怒生,蚯蚓翻土,風雨自在循環」。翻譯像這樣的段落,需要很小心:處理得不好,在義大利文裡讀起來就會顯得過度而笨拙。處理得好,就能保有非比尋常的意象的力量。因此,真正的挑戰不是語意精確,而是聲調、情感,以及風格上的精確。臺語對話的張力,怎樣變成義大利文?問:您跟陳思宏在翻譯上有過哪些討論?答:我沒有就翻譯本身和陳思宏討論很多,因為我大部分不確定的地方,並不是在對原文的了解。中文很清楚。我的問題比較是情緒的校準,定調,以及怎樣做出在義大利文中有說服力的選擇。一個比較大的問題是臺灣臺語。一開始,我主要把臺語當成翻譯中的挑戰。後來我發現,臺語是絕對必要的。在《鬼地方》中,臺語不只是一種地方色彩或方言。它乘載著情感的記憶。它是童年的語言、家族親密的語言,也是情緒暴力的語言、羞恥、認同的語言。它可以殘酷直接,粗暴,帶來痛苦——但也可以有深刻的表現性,和充滿情感張力。如果把這些都化約成標準的義大利文,會抹去小說裡非常關鍵的層次。我和陳思宏間有一些討論,是關於臺灣臺語中罵人的話。我不只想要了解它們的含義,我還想要了解它們情緒的強度:有多粗俗,多普遍,多殘酷,多常出現在家庭的日常語言裡。當然,義大利文也有許多罵人的話,但是如果選錯詞彙來翻譯,很可能會完全扭曲一個場景,把它變得太喜劇,或太粗暴,或單純就是情緒上不對勁。比起我們的技術性討論,更讓我印象深刻的,是陳思宏這個人的慷慨。他遠距參加了我們在佛羅倫斯和義大利文譯者協會一起舉辦的一場活動,討論《鬼地方》和文學翻譯,他也參加了在米蘭一家小獨立書店「Libreria del Tempo Ritrovato」舉行的一場閱讀團體的討論活動。這真的很了不起。作家很少會這麼慷慨地付出他們的時間,特別是這樣密切地和讀者互動。讀者都非常驚訝而且深受感動——不只是被書感動,也被他們能夠跟作者直接對話,談他們對作品的閱讀、詮釋,還有被作者的視野所感動。這個經驗對每個參加的人都非常難忘:對讀者,對書店的人,還有我,都是。還有一個經驗,我也永遠難忘。在佛羅倫斯那場活動後,一位已經住在義大利很多年的臺灣女士眼眶含淚地走向我。她告訴我,中文版的《鬼地方》對她而言已經很有意義,但是讀了義大利文《鬼地方》更是徹底改變了她。人生第一次,她感到,原來那些深刻私密的臺灣情感經驗,也能存在於義大利文之中。對一位譯者而言,這樣的時刻是非比尋常的。這些時刻提醒了你,翻譯不只是語言上的轉換;翻譯可以在語言之間,創造出認識情感的空間。臺灣文學與義大利讀者共鳴的點是?問:您覺得臺灣作家的作品,對義大利人來說有什麼特色?答:臺灣文學一直讓我覺得很神奇的,是它的多元、新穎,以及卓越的令人驚訝的能力。作為讀者與譯者,我經常覺得每位臺灣作者都打開一個完全不同的想像世界。例如吳明益,他的寫作能帶領讀者穿過自然、生態、記憶,與非人類的世界,進入驚人的旅程,但在最深處仍是人性。或是陳思宏,他的作品結合了情緒的張力、諷刺、溫柔,以及驚人的心理洞察。翻譯《鬼地方》的時候,我變得和他的角色非常親近,特別是女性角色,這些角色從姿態、對話、情緒張力就栩栩如生,不需要長篇大論的解釋。我也想談談邱妙津,我有榮幸把她的兩本小說翻譯成義大利文——那是我人生中最強烈的文學旅程之一。我認為臺灣文學特別與義大利讀者共鳴的,正是這種情感的力量、形式的自由,以及想像力的新穎。或許,這才是最重要的:真正偉大的文學,超越國家的界線。它不是只屬於一個國家,而是屬於共同的人類經驗。和紀大偉重訪邱妙津《鱷魚手記》場景問:您這次來臺灣的駐村,除了兩場公開講座,還安排哪些行程?是否有對最近要翻譯的作品的田調?答:我在臺灣停留的時間不長,所以我不會把我正在做的事稱作嚴格學術意義上的「田調」。這次來臺時間所帶給我的,同樣可貴:沈浸、相遇,以及讓我能夠從我正在翻譯的書的文化氛圍內部去思考。我非常感謝臺灣文學基地,創造這樣一個可以反思、對話,以及發現的空間。我現在正在翻譯楊双子的《臺灣漫遊錄》,預計2027年初在義大利出版。能在這本小說的國際旅程正來到這麼意義重大的時刻時,翻譯這本書,既是榮幸,也是令人興奮的責任。翻譯這本書之所以特別有意義,並不只是因為它最近獲得的國際肯定,而是它真的是非常棒的文學:表面細緻而輕盈,但在情感、歷史、以及語言的質地上,又是那麼地稠密——深具磁力,能把讀者吸引進去。這趟來到這裡,已經給了我很大的幫助,讓我能做出重要決定,怎樣能為義大利讀者保留作品的豐富,而不會過度簡化。除了兩場公開講座,我在臺灣的這段時間充滿了文學對話、相遇、以及發現。其中一個特別有意義的經驗是,和紀大偉一起去臺大,重訪構成《鱷魚手記》背景的那些地方。我也很高興和吳明益談論文學,吳明益是我特別欽佩的一位作者,我翻譯了他的作品。今天,拜一個美妙的巧合之賜,我會去臺大參與一堂「全球酷兒文學」的課,課堂上會討論邱妙津的作品。也有一些個人的意想不到的感動時刻:找到一位我在米蘭比科卡大學的從前的學生,他現在在臺北學中文,以及和一位畢業了12年、現在生活在臺灣的學生重新連絡上。像這樣的相遇,讓世界感覺既廣大遼闊,又出人意料地親密。更有一些比較安靜,但同樣重要的經驗:分享餐點,發現味道,在淡水看日落,就是單純地讓一個地方進入想像之中。我非常喜歡中文裡的「緣分」的概念,賦予有意義的連結和意料之外的相遇一種神祕感。這次駐村帶給我非常豐富的養分--不只是在翻譯上,也是在深刻的人性的層面上。
作者/徐淑卿5月21日喜劇演員史蒂芬·柯貝爾 (Stephen Colbert)在CBS主持了11年的節目《深夜秀》(The Late Show with Stephen Colbert),正式畫上句點。第二天,將柯貝爾以及其他嘲諷他的喜劇演員視為宿敵的美國總統川普,在社群媒體發了一個AI影片,把柯貝爾丟進垃圾桶,並大跳招牌的YMCA舞。這個影片,白宮官方推特也轉發了。川普很開心。同時也意味著在當下的美國,當喜劇演員逾越「國家弄臣」嘲諷解憂角色,而成為政府的敵人時,將會遭遇什麼。去年,川普政府指控CBS的節目《六十分鐘》,在2024年10月訪問民主黨候選人賀錦麗時,進行對她有利的剪輯,但該節目只是遵循一般新聞慣例,因此外界並不認為川普會勝訴。但因為CBS母公司派拉蒙(Paramount)正準備與天舞傳媒(Skydance Media)合併,這筆約80億美元的交易需要聯邦通訊委員會(FCC)批准。因此外界認為,派拉蒙與川普的訴訟達成1600萬美元的和解,是為了順利通過之後的出售案。柯貝爾在《深夜秀》中批評公司選擇和解,形同一場「賄賂」。而後派拉蒙決定結束《深夜秀》節目。派拉蒙對外說法是,這是基於財務考量,與和解案無關。但質疑者甚多,《每日秀》節目主持人喬恩·史都華(Jon Stewart)認為CBS是恐懼與預先服從。《深夜秀》節目創始人大衛·萊特曼(David Letterman)則說:「我要正式留下紀錄。他們在說謊。讓我再補充一句,他們是一群說謊的黃鼠狼。」雖然財務原因未必是結束節目的關鍵,但也非徒託空言。因為,即使是深夜談話性節目收視率最高的《深夜秀》,據說每年也要虧損4000萬美元。這裡牽涉到節目製作成本,以及現在閱聽人對節目收視習慣的轉換,這些都侵蝕了過去有利可圖的商業模式。以往大家在家裡收看無線電視台深夜談話性節目,以作為一天的結束,以及第二天的談資。但現在許多人不會守在電視機前面,而是第二天在YouTube或社群平台看精華片段,這些在其他平台收看的收益,不會回到CBS,這是現在生產原創內容的媒體,共同遭遇的問題。但是,作為CBS的品牌門面,以及沿襲美國喜劇演員政治嘲諷傳統的深夜談話節目,本應在營收之外有更多考量,但在這個案例中,政治與企業利益凌駕一切。賓州州立大學教授,也是研究政治諷刺學者索菲亞·A·麥克藍寧(Sophia A. McClennen)在今年5月19日發表一篇文章〈你可以取消柯貝爾,但你取消不了諷刺〉(You can cancel Colbert. But you can’t cancel satire)。她提出一個問題,在川普時代,諷刺面對政治壓力時,究竟有多脆弱?不過,她認為《深夜秀》的結束,結束的並非「諷刺」,而是諷刺所依託的一種特定而強大的形式。她說,我們可能正在見證一種悠久電視傳統的衰退。無線電視網的深夜節目,提供的不只是收視率,也是一種特定的文化權威。它與日常節奏、能見度與共同觀眾群相關。但不論是這種電視傳統的衰退,或是審查與政治壓力,都未必會真正消滅諷刺。「它們也許會讓諷刺轉移位置,迫使它進入新的平台、形式與聲音,但諷刺的批判視角仍會存在。」不過,在政治干預、企業經營壓力與閱聽人習慣改變等角度外,還有一個不可忽略的深層原因:撕裂加劇,言論場域更見萎縮,即使是國家領袖也無需假裝中立。即使在1960、70年代,無線電視網壟斷收視的黃金時代,言論也有其界線。1978年肯尼斯·泰南(Kenneth Tynan)在《紐約客》寫了一篇當時深夜談話性節目的喜劇之王強尼·卡森的人物特寫〈死亡一躍的15年〉(Fifteen Years of the Salto Mortale)。泰南說,1962年卡森接掌《今夜秀》時,美國即將進入其歷史上最黑暗、最撕裂的時期,以甘迺迪兄弟和馬丁·路德·金的遇刺為標誌,還有貧民區騷亂、校園暴動、越戰。有一個帶點諷刺意味的說法,在這段艱難歲月中,卡森成為這個國家選定的「弄臣」,因為用麥迪遜大道的術語說,他比任何競爭品牌的諧星更能快速安全的緩解緊張和焦慮。泰南引述卡森節目製作人德·科多瓦(Fred de Cordova)所言,在節目的獨白片段中,強尼會抨擊瀆職行為、不自由主義的行徑、違憲的濫權。「然後同情心就會湧現」,他是第一個停止說尼克森笑話的人。泰南詢問,獨白是否會受到電視審查?德·科多瓦說,這個問題不會出現,因為強尼有一種內建的感覺,知道他的觀眾能接受什麼。「他是我見過最好的自我編輯者。」值得懷疑的是,即使是卡森弄臣式的分寸,現在還行得通嗎?在大眾媒體時代,無線電視新聞節目需要客觀中立,獲得多數觀眾信任。但現在是分眾時代,如福斯新聞網等有線電視,要追求的未必是客觀的真實,而是他們與自己的受眾共同想像的真實,當越來越多人只想相信自己認為的真相,即使是無線電視台的深夜對話節目,也失去昔日的廣大基礎,而只有和自己立場相近的群體,或者至少不反對自己信念的群體。不同深夜談話節目的主持人,也有不同的風格,有些如柯貝爾對政治嘲諷更趨尖銳。但川普對針對自己的嘲諷毫無幽默感,在他看來,所有不利於政府的報導和批評,未必是基於客觀事實,而是對立甚至是敵人。他甚至不想偽裝對言論自由的尊重,將柯貝爾丟到垃圾桶,他所做一如他所想。但是,為什麼一國總統可以如此赤裸表達對言論自由的藐視,以及對反對者的仇視?這個土壤是如何形成的?2025年10月《紐約客》藝術節中,總編輯大衛·雷姆尼克(David Remnick)和喬恩·史都華有場對談。史都華說,在美國,我們一直以為諷刺是不可撼動的既定事實,就像確立已久的法律判例一樣,沒有人會去推翻它。結果發現,就跟取消聯邦層面的墮胎權保障一樣,那些我們以為永遠不會被重新審視的先例,其實都可以被推翻。史都華認為,這些變化不是從現在開始。而是始於1960年代保守派政治策略家理查·維格里(Richard Viguerie),他系統性地建立一個龐大的保守派郵寄名單,繞過主流媒體直接接觸選民。始於保守派資本家大量購買AM電台,把它們改造成保守派談話電台。也始於尼克森時期的白宮和他的媒體顧問,也是日後福斯新聞網創辦者羅傑·艾爾斯(Roger Ailes),他們認為必須建立自己控制的媒體管道,不再讓共和黨人在媒體戰中挫敗。史都華做了非常生動的比喻,保守派對過去美國的那些制度,教育、媒體、新聞、學術界,以及賴以建立一個體面社會的支柱,不以為然。於是他們建立了一個平行宇宙:智庫、教育體系、媒體。這樣一來,在某個時刻,他們就能像切換開關一樣,把整個國家轉移到那條軌道上。史都華平行宇宙的概念,與文化史學者尼爾·蓋布勒(Neal Gabler)不謀而合。2017年蓋布勒在羅傑·艾爾斯去世時,寫了一篇文章〈羅傑·艾爾斯:摧毀客觀性的男人〉(Roger Ailes: The Man Who Destroyed Objectivity)。他認為艾爾斯不只創造了一個另類媒體,甚至不只是一套事實。他創造的是「一個另類宇宙」,而這個宇宙已經壓過現實世界。那是一個充滿怨恨、陰謀論與捏造內容的怪異世界。蓋布勒曾在福斯新聞擔任評論員,對這個媒體有置身其中的觀察。他認為尼克森是曾遭受同樣輕蔑與羞辱之人的化身,也把共和主義轉變成一場「社會復仇的治療運動」。而仇恨也同樣塑造了艾爾斯。他們不只是共享怨恨,也共享群眾基礎。保守主義的基本盤,後來也成為福斯新聞的觀眾。如果要把福斯新聞濃縮成一個理念,那就是:白人正在失去這個世界,世界因此正在墮落,自由派精英包括自由派媒體,必須因此付出代價。蓋布勒認為,艾爾斯是以「媒體客觀性」之名,摧毀了媒體客觀性的概念,就像一個假福音傳道者以「德性」之名摧毀德性。他說,過去從未有任何政黨,擁有一個偽裝成媒體機構的大型全國宣傳機器。艾爾斯給了共和黨這樣的東西,而作爲交換,他拿走共和黨的靈魂。艾爾斯是散播病毒的人,川普只是結果。若說福斯新聞是鑄就今日美國的唯一原因,或許過於單一,但若說它的核心是基於怨恨,那麼在這個數位時代,它則是適得其所,有著恣意蔓延的溫床。因為現在籠罩多數人的社群媒體,為了讓大家留在平台,它的激勵機制並非彼此連結,而是鼓動仇恨。史都華在與大衛·雷姆尼克對談時說,美國的政治制度是一套「類比式」設計,但卻放在數位時代的巨大不滿中。參議院是民主的冷卻碟,推特卻是那種讓你想把別人眼睛挖出來的東西。於是川普成功利用這種憤怒與災難化情緒,把它轉化成奪取我們另一套制度的工具。不過,史都華雖然批評川普,但也批評川普的批評者。公信力並非被奪走,也是自己流失的。他說,不管你怎麼看川普,他確實向支持者提出一個清晰的願景,雖然那不是我想生活的世界。也不是我認為能讓美國偉大的世界。甚至不是我認為真正屬於美國歷史傳統的世界。所以,為什麼川普可以把一位喜劇演員丟到垃圾桶,而不必擔心批評?這固然是因為他的性格,也是因為對立撕裂早已成形,這種對言論自由的輕蔑,變成讓支持者哈哈大笑的演出,已經不是執政者需要捍衛的價值了。
文・洪瑋其/圖・翻攝自ddnavi.com日本書籍情報月刊雜誌《達文西》(ダ・ヴィンチ),5月26日於官網及X官方帳號發表聲明,表示將於今年10月發行11月號後停刊,結束刊物32年的歷史。發行《達文西》的角川集團表示,《達文西》始終秉持著「傳遞閱讀的樂趣」、「創造作品與讀者邂逅的場域」的理念,然而隨著出版市場劇烈變化,以及讀者取得資訊的來源越發多元,雜誌決定卸下紙本媒體的任務,開啟下一個階段。《達文西》由Recruit創刊於1994年,之後經營權轉移至Media Factory,並在2013年改由角川出版發行迄今,目前已發行950期。1994年5月創刊號,以演員本木雅宏手持《惡童日記》為封面,揭示雜誌路線:串聯生活與娛樂的閱讀情報誌。《達文西》以書評書介、當月專題、名人專欄、訪問與對談、作品連載等方式,有主題和系統地介紹經典和知名作品。其內容涵蓋多樣的文本(文學作品、漫畫、輕小說、動畫、電影、音樂),訪談對象包含作家、導演、演員、聲優。演員宮澤理惠、木村拓哉、福山雅治、綾瀨遙、乃木坂46等,聲優櫻井孝宏、津田健次郎等,都曾登上雜誌封面,分享他們關於閱讀的大小事。而如《航海王》、《NANA》、《咒術迴戰》、《名偵探柯南》等知名動漫,也都曾以當月專題深入分析,並刊登於封面。這些高人氣偶像明星和作品不只吸引粉絲目光,同時也以提供不同的創作者視角,引領讀者以輕鬆娛樂的方式貼近作品。《達文西》在每年年末公布的年度之書(Book Of The Year),更是代表性專題,此排行榜由書評家、書店店員、讀者共同票選,往往帶動書籍又一波的宣傳熱潮,對日本出版市場具有一定的市場指標和影響力。停刊訊息發表後,讀者、作家、漫畫家、藝術家、書店店員、出版從業人員紛紛分享與《達文西》一同度過的歲月和遺憾。曾在雜誌上連載小說的動畫導演新海誠也在X表達不捨:「對於像我這樣往往需要花上數年時間製作一部作品的動畫導演來說,有一個能夠每個月向讀者說故事的地方,是非常珍貴的。非常不捨,謝謝你們。」《達文西》雜誌以長達32年的時間,搭建起多樣的讀者與多樣的文本相會的場域,在紙本刊物休止之後,什麼樣的載體能夠在市場急遽變遷之下,在各種媒介環伺之中,為讀者與文本、文化之間,建立下一塊交流往來的說書之處,仍是一大考驗。
文・廖書逸/圖・翻攝自wikipedia總部位於英國倫敦、在古書收藏與拍賣領域佔有舉足輕重地位的「彼得哈靈頓珍本書店」(Peter Harrington Rare Books),近期公開了一批沙林傑(J.D. Salinger)在1950年代初期撰寫的私人信件。內容是他在《麥田捕手》出版前夕,與小布朗出版社(Little, Brown and Co.)編輯約翰・伍德本(John Woodburn)之間的溝通。在一封信中,沙林傑希望刪掉《麥田捕手》作者簡介中,關於「猶太與愛爾蘭天主教血統」的描述。另一封信,則討論了一本後來被他親手封印、2060年才能出版,也因此使得無數沙林傑迷翹首盼望的小說——傳說中的《麥田捕手》前傳。拒絕「猶太與愛爾蘭天主教血統」標籤彼得哈靈頓珍本書店這次公布的信件,包含兩封沙林傑的打字信,以及一張親筆明信片,在五月初結束的紐約國際古籍書展上,標價4.75萬美元(約新台幣150萬元)展出。不過,至今尚未有關於最終買家、或確切成交金額的資訊。當中的第一封信件,是關於沙林傑希望能夠避免遭到標籤化的要求。他在信中明確指示他的編輯伍德本,將《麥田捕手》書衣上的作者簡介中,提及他具有「猶太與愛爾蘭天主教血統」的描述移除。他稱這些資訊只是「噱頭」,要是被不恰當地公開,將會提供「二流評論家」誤用與濫用的機會,導致他開始被期待、要在公眾場合中背負宗教或種族的標籤。最終,1951年的初版《麥田捕手》書衣上,伍德本確實按照沙林傑的要求,僅說明他出生於紐約市,而沒有提到任何宗教或文化背景。另一封信件,對沙林傑迷意義更為重大。信中沙林傑提及他的短篇小說《滿是保齡球的海洋》(The Ocean Full of Bowling Balls,中文篇名為本文暫譯)。這部作品被視為是《麥田捕手》的前傳,描寫《麥田捕手》主角霍爾頓・考菲爾德的弟弟肯尼斯的死亡經過。「關於那個還沒出版、涉及到三兄弟的故事,」沙林傑在信中向編輯伍德本說明,雖然霍爾頓並未在這個故事中直接現身,但因為「他的名字被提及的頻率如此之高,且具有重要意義,以至他確實存在於故事中。」被沙林傑親手「封印」的《麥田捕手》前傳《滿是保齡球的海洋》在沙林傑迷心目中,究竟有何地位?關鍵就在:這是一本被沙林傑親手「封印」50年,禁止出版的書。沙林傑大多數未出版的作品,版權都是由其後代家族管理的「沙林傑文學信託」所掌握,也將會陸續整理出版,《滿是保齡球的海洋》除外。這個作品遠在1940年代就已經完成,卻遲遲沒有出版。1965年,沙林傑宣布將《滿是保齡球的海洋》手稿捐贈給母校普林斯頓大學圖書館,同時立下規範,明定該作品在他過世後五十年內皆不得出版,只有學者基於研究需要,才能在嚴格的限制條件下申請入館閱讀。隨著這部作品被沙林傑本人「封印」,加上《麥田捕手》已成經典,這個前傳故事也因此成為沙林傑迷苦苦期盼能夠一睹其內容的「聖杯」。沙林傑在2010年過世,這個故事本該在2060年才有機會「解封」,沒想到在2013年,一名匿名網友突然在當時最大的BitTorrent分享網站「what.cd」上傳了一份PDF檔,內容是三篇沙林傑從未公開的短篇故事,其中一篇就是《滿是保齡球的海洋》。隨後,曾出版過一本沙林傑傳記的傳記作家肯尼斯・史拉汶斯基(Kenneth Slawenski)出面向媒體證實,這些內容與他過去獲准進入圖書館閱讀的正版手稿內容相同,確實是正本沒錯。這個事件立即引發軒然大波,一方面是書迷的瘋狂朝聖與討論,另一方面自然是對於手稿外洩的來源追查以及道德爭議。普林斯頓大學調查後發現,外洩的手稿並非出自該校圖書館檔案,而是可能要追溯至1990年代在英國倫敦流通的一小批私印盜版書。因此沙林傑文學信託最終選擇了冷處理,不多做回應,此次外洩事件就此成為一樁懸案。這次不明所以的手稿外洩事件,讓讀者們終於確認了文學界流傳多年的傳說,《滿是保齡球的海洋》與《麥田捕手》之間確實有前後傳的血緣關係。但是以這種方式得到的答案,多少還是帶著一絲尷尬的遺憾。如今從剛公開的信件中可以看到,早在1950年代,沙林傑不但親口談及小說中的三兄弟,更主動向編輯解析霍爾頓如何以「缺席」的方式縈繞於《滿是保齡球的海洋》整個故事中,總算證實了他在當年《麥田捕手》出版之前,便已經有意識地在進行這個文學宇宙的創作。隱士沙林傑,堅定捍衛個人隱私值得額外一提的是,沙林傑生前嚴格捍衛個人隱私與權利。他一向以其近乎極端的「隱士」行徑著稱,成名前便不喜與人來往,《麥田捕手》爆紅後更是變本加厲。《麥田捕手》出版隔年,他因不堪書迷騷擾,要求出版社移除書衣上的作者照片。再隔年更是直接搬離了家鄉紐約,遷往新罕布夏州山上的小木屋,從此幾乎切斷所有與外界的聯繫。關於沙林傑捍衛個人隱私的堅定意志,其中一次著名的案例發生在1980年代,並在美國司法史上留下判例。當時,傳記作家伊恩・漢米爾頓(Ian Hamilton)撰寫了史上第一本沙林傑傳記。他在書中引用了幾封在圖書館檔案中找到的沙林傑私人信件,被沙林傑將他告上法庭,官司一路打到最高法院。漢米爾頓引用的沙林傑信件屬於圖書館所有,不過沙林傑主張,即便該信件已經寄出,但因從未公開發表,其公開表達形式的選擇權利仍應屬於作者。最終,法院判決沙林傑勝訴,從此在美國司法史上留下一個有關「未公開文獻的保護」以及「合理使用」的重要判例。這次首度面世的沙林傑信件,是透過私人收藏家流入彼得哈靈頓珍本書店手中,途徑與當年的情況不同。雖然透過這些信件,沙林傑迷得以一窺他在1950年代、《麥田捕手》尚未出版前就已經在進行的創作宇宙,但倘若沙林傑在世,可能又有人要被告上法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