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廖書逸/圖・翻攝自Yahoo英國作家瑞秋・卡斯克(Rachel Cusk)即將於下週在英美兩地出版新書《M的一生》(The Life of M,暫譯),講述一名個性虛假冷血的女演員的故事,書籍還未推出,已經引起大量討論,因為根據目前媒體揭露的故事情節,大眾普遍認定書中的女演員「M」,正是奧斯卡影后娜塔莉・波曼(Natalie Portman)。由於書中對女演員M的描寫陰暗且深具批判性,英國《每日電訊報》(The Telegraph)甚至以「殘忍」來形容這本書,並將其描述為一場卡斯克對波曼進行的「文學刺殺」。在《M的一生》小說開頭,故事的敘事者是一名作家,正準備替一位與她相識的女演員M撰寫一本「自傳」。在現實生活中,卡斯克與波曼確實小有交情:2022年,波曼曾因為卡斯克的小說《第二順位》(Second Place,暫譯)對她進行了一場專訪,而2024年,波曼又將卡斯克的小說《遊行》(Parade,暫譯)選入她的讀書會推薦。此外,她們都居住在巴黎,因此就像《M的一生》裡的敘事者所說,她們「擁有幾個共同朋友」,也十分合理。書中描寫,女演員M小小年紀就在一部歐洲電影中,以一個帶有蘿莉塔風格的角色出道,她的母親對這個被過度性化的角色相當不滿,這次經驗也「立即結束了M的童年」。這段過程,與波曼11歲就參與出道作《終極追殺令》(Léon)演出的經歷十分雷同,而當時她的母親,也曾出面要求刪除片中幾個不恰當的場景。接著,卡斯克寫到,女演員M一直都「對書籍頗感興趣」,而在童年就被貼上「蕩婦」標籤後,M「決定努力學習和工作;她決定要變得聰明,因為聰明正是『蕩婦』的反義詞。」這似乎呼應了波曼在1999年暫別影壇,前往哈佛大學就讀的過程。而M的職業生涯,在她飾演了一位「脆弱且自我折磨的芭蕾舞者」後達到了「全新程度的輝煌」,這場演出「被大眾一致公認為出類拔萃」,這也與波曼主演的電影《黑天鵝》(Black Swan)完全吻合。讀到這裡,只要是對流行文化稍有理解的人,應該都無法不把女演員M聯想成娜塔莉・波曼。在《M的一生》中,並沒有太多八卦類型的爆料,但瑞秋・卡斯克替女演員M描繪出的冰冷形象、對她的性格剖析,才是大眾認為這本書「殘忍」的原因。卡斯克強調,雖然M對遇到的每個人都非常有禮貌且笑臉迎人,但這全都是在假裝。在內心深處,M缺乏感情,甚至到了反社會人格的程度。書中沒有任何M與小孩子互動、或她與任何人共享溫暖時刻的場面。她永遠只想到自己、關心自己的形象,以及自己的演出是否具有說服力。書中描寫,當M的一位年長親戚發生車禍,M「抓住了幾個『展示情感的有用時機』⋯⋯而她內心中的某個人,則冷眼旁觀這一切。」根據《每日電訊報》與媒體《InTouch》的報導,某位接近娜塔莉・波曼的消息人士指出,波曼與卡斯克不過是點頭之交,不可能了解彼此的內心世界,書中的女演員M,根本就只是卡斯克自己內心的投射。該消息人士也強調,波曼對這場書籍八卦毫不在意,最近主要在關注法國大火的災情、全球局勢以及自己的孕期。這場爭議的主角瑞秋・卡斯克,是當代英美文壇深具代表性的作家之一,不過目前尚未有繁體中文譯本出版。她最著名的作品,以《輪廓》(Outline,暫譯)、《過境》(Transit,暫譯)與《榮譽》(Kudos,暫譯)三部小說組成的「輪廓三部曲」,用冷酷、精準、犀利的文字,解構了傳統小說中的情節與第一人稱敘事,全書都以大段大段的對話形式構成,透過旁人向敘事者傾訴的內容,這些看似不著邊際的長篇大論,來反面呈現出那些沒有被說出口的、有如「負空間」一般存在的敘事者的處境,框定出主角生命的「輪廓」,開創了當代自傳小說的全新形式。然而這次的事件,並非瑞秋・卡斯克第一次因為書寫內容與現實世界中的牽連,而引發爭議。2009年,她出版遊記《最後的晚餐:義大利之夏》(The Last Supper: A Summer in Italy,暫譯),因為被書中描繪的對象以侵犯隱私為由提告,讓出版社不得不將整批的首刷書籍回收銷毀;2012年,她將自己離婚的經歷,以冰冷語調寫成《後果》(Aftermath,暫譯)一書出版,因為坦露許多個人生活,招致大量「自戀」、「自私」的批評,讓她一度崩潰而無法繼續寫作。曾有評論家指出,卡斯克的文風精準冷冽,但個性殘酷,正是那種會「把身邊的人一把火燒光,然後繼續前行」的作家。讓我們回到《M的一生》。M究竟是不是娜塔莉・波曼?瑞秋・卡斯克又為何要給讀者這樣的聯想?在小說的最後幾頁,卡斯克設計了一個巧妙的場景。女演員M閱讀了敘事者替她的自傳寫出的內容,並就這些內容與她對質。「我不喜歡你描述我的方式,」M對作家說,稱這本書充滿了錯誤事實,「很傷人」,讓她感覺自己是個「缺乏人性、無法去愛」的人。有趣的是,敘事者這時候反駁M的說法,非常巧妙的,與所謂「接近娜塔莉・波曼的消息人士」的反應相同,也就是,她所寫下的M,說到底,其實只是在寫她自己。「但你是在扮演一個角色,」敘事者告訴M,「而這個角色是我虛構的。所以如果那是真的,那也只在我的身上成立。」《M的一生》將於8月25日於美國由FSG出版,8月27日由Faber & Faber出版英國版。
作者/徐淑卿8月14日下午,因深陷抄襲與謊言爭議而辭職的劍橋大學教授傑森·阿爾戴(Jason Arday),被發現死於倫敦家中。他選擇辭職時曾說:「接連不斷的指控、臆測與公開評論,已經對我以及我所愛的人造成了極其沉重的影響。」各種批評質疑的確是事實,也有許多人聲援他,認為他是種族主義與公開羞辱行動的受害者。但依然無法迴避引發事件的核心,不僅是抄襲,而是他所自述的人生的確有許多難以被驗證之處。他說小時候曾被診斷為自閉症,在11歲之前不會說話,18歲之前不識字。而在2012年他成為倫敦奧運火炬手,2015年獲得利物浦約翰摩爾斯大學博士學位,2023年成為劍橋有史以來最年輕的黑人教授。這是一個極為激勵人心的生命敘事。但是,從去年開始,各種指控也隨之而來。8月6日英國《衛報》曾整理他所引發的爭議,包括:論文抄襲、學術經歷造假,運動、慈善工作與遭受威脅恐嚇等疑似說謊。比如,他宣稱自己在6天中曾跑了600英里,但其實是在12天完成。他曾宣稱自己在過去20年間為慈善機構募得500萬英鎊,在被追問這個數字是否正確時,他說這是在其他團體協助下完成的,但因為簽了保密協議,不能透露相關資訊。他也聲稱遭受威脅。他在接受《衛報》採訪時說,兩次在學院中遭到蒙面男子恐嚇。但是學院監視器沒有拍到闖入者,學院內也沒有人看到可疑人物。他也說,父母家曾收到一顆豬頭,警方對此展開調查,最後找到一個店家,在豬頭送到他父母家那天,曾賣出一整隻豬。但不論是警方或店家,都否認有此調查行動。傑森·阿爾戴的故事讓人心生疑惑。如果不說謊,他是否能快速獲致今日的成就?或者,以他的能力,即使不能成為劍橋教授,也依然可能成為學術社會出色的一員,那麼他為什麼要說謊?很難想像他會不知道,說謊需要付出代價,以及一個謊言必然招來更多謊言。學術界不乏類似的例子。如曾任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副教授潔西卡·克魯格(Jessica Krug),她的研究領域是非洲離散史。在她的學術生涯中,她曾自稱是阿爾及利亞人、非裔美國人、黑人波多黎各人等,但其實她是來自堪薩斯城的猶太人,祖上都是白人血統。2020年當克魯格公開承認說謊後,羅倫·傑克森(Lauren Michele Jackson)在《紐約客》發表文章〈層層疊疊的欺瞞:隱瞞自己是白人的黑人研究教授潔西卡·克魯格〉(The Layered Deceptions of Jessica Krug, the Black-Studies Professor Who Hid That She Is White)。她說,這些身分有一個共同之處:在克魯格一路穿行於學術界的過程中,她始終把「黑人性」(Blackness)當作一種真實性的工具。「黑人性」或許讓她的研究更具「正當性」,但這是加分題,若被質疑其誠信,則毫無疑問將在學術界無法立足。她的研究成果不但獲得肯定,甚至懷疑她身分的學者,也對此表達尊敬,因此她為什麼要在非必要的情況下虛構身世?有些人說謊,是工具性的想要獲取某些東西。而在心理學上,對於未必有實際利益而更多是出於心理因素的持續性虛構與謊言,稱為幻想性虛構(pseudologia fantastica)或病態說謊(pathological lying)或幻謊(mythomania)。常見的動機是自我誇大,尋求注意,以及「扮演病人角色」(sick-role assumption),希望自己被視為非凡的人,或值得被他人同情的人。一個人何以如此的心理狀態,或許無法清楚歸因於某種或某些症狀,人心的深淵也許複雜到連當事人都難以識別。但是同樣難以解釋的是,為什麼說謊者身邊的人,經常也無法察覺?在克魯格承認自己說謊的幾個月前,她曾參加一場線上聽證會,影片中她以非裔拉丁裔姿態現身,使用一種斷續不連貫的口音。而在已知克魯格身分造假後,《紐約時報》依然不經意的將這種口音形容為「拉丁裔口音」。傑克森以這個例子指出:「這個隨手寫下的描述,只是一個很小的例子,卻反映了克魯格整個學術生涯中始終獲得的那種配合與認可,來自指導教授、論文委員會成員、編輯與同事。他們沒有辨識出來的,與其說是『真』與『假』之間的差距,不如說是,某種臨時披掛在身上的東西,與某種真正生活於其中的東西之間的差距。正是這種疏忽,成為克魯格得以逃脫識破的出口。」所謂臨時披掛在身上的東西,或許可以理解為一種「表演」,就像她在聽證會刻意造作的口音。而在克魯格不斷變換出身的說法中,她的同事沒有分辨出這種不斷更動角色的表演與真正生活的差別。1993年,法國發生令人震驚的尚克勞德·侯蒙(Jean-Claude Romand)案件。他假冒醫生十餘年,用親人信任他而交付他代為理財的資金維持生計,在騙局即將拆穿時,他殺害了妻子兒女以及自己的父母,而在這段漫長的時間裡,沒有人懷疑過他。後來法國作家艾曼紐·卡黑爾(Emmanuel Carrère)以此為題材,寫了一本書《敵人》。與阿爾戴、克魯格這種編造部分經歷,在真實中穿插虛構的例子不同。侯蒙除了沒有從醫學院畢業,沒有成為醫生,沒有在世界衛生組織工作之外,他所有的生活都是圍繞在「侯蒙醫生」這個假身分之下,充滿細節的真實的活著。對此卡黑爾寫道:「正常的情況下,一個謊言是用來掩飾一個真相,一個羞愧但是真實的真相。但是他的謊言卻什麼都沒有掩飾。在偽裝的侯蒙醫生之下,並沒有一個真實的尚克勞德·侯蒙。」在法庭審理時,侯蒙曾說:「有時候,人會為了討別人開心而說謊,為了看見對方眼中的喜悅。正是這個謊言,造成5個人的死亡。」法國《世界報》的記者Maurice Peyrot說,表面上看來,害怕讓人失望似乎具有某種邏輯,但這並不是充分的答案。「因為一個謊言,無論這個謊言多麽巨大,在正常的推理下,都不會導向殺人。」在審理侯蒙案期間,司法機關曾出動三組精神科醫生為侯蒙進行診斷。這三組專家都在侯蒙身上看到一種自戀型人格特質。第三組專家Denis Toutenu 與 Daniel Settelen,後來出版了《侯蒙案:犯罪型自戀,心理學取徑》(L’affaire Romand : le narcissisme criminel. Approche psychologique)一書。根據精神分析學家Dominique Bourdin為這本書寫的書評,這兩位專家認為,侯蒙把自己放在受害者的位置,他不是一個犯下駭人罪行的人,而是一個遭遇了可怕事情的人。他談論那些事件以及談論自己時,都表現出高度的情感疏離;而且他常常試圖表現得比鑑定專家更專業,更像專家。Denis Toutenu 與 Daniel Settelen試圖重新建構可以理解案件的脈絡,從中可以看出這種自戀病理出現裂隙的時刻,以及它所造成的主觀扭曲。幾個讓侯蒙「全能幻想」破裂的時刻清楚浮現出來。兩位作者尤其強調兩點:一是那種「彷彿如此」(comme si)的人生所形成的分裂;二是他與親近之人之間缺乏分化,在這種狀態下,妻子與孩子被他視為自身的延伸。所謂「彷彿如此」(as if)是將明知不實的想像,如同事實那樣實踐。侯蒙在不實的基礎上建構了自己想要的人生,而後就如同他所希望的那樣的活著,成為一個情感空洞的模仿者。直到偽裝即將被識破,他不是選擇自殺,而是先殺了所有家人。最後服下過期10年的藥丸,在消防人員上班的凌晨4點,在高度最容易被看見的閣樓引火。他是否確有自殺之意,檢方和辯護律師有一番爭辯。是否有可能知道,人為什麼會因為毫無必要的原因而說謊,最後卻傷害自己?是否有可能了解,為什麼侯蒙在醫學院錯過一次考試後,他有許多機會可以彌補,但卻寧願選擇不復返的歧路,而在這個歧路上建構他原本憑藉努力就可以過的人生?這些都未必有答案,但是在自然界中,欺騙或許不如我們想像的那樣不尋常。演化生物學家羅伯特·崔弗斯(Robert Trivers)在2005年的演講中說,他相信自我欺騙是為了服務欺騙而演化出來的。如果我並未意識到自己說謊,那麼你就無法利用我游移不定的眼神,或害怕被識破而產生的緊張,來發現我的欺騙。其次,說謊並且清楚知道自己正在說謊,本身就是困難而高度耗費心智的事情。當謊言的細節越複雜,你必須維持它的時間越長,所付出的認知成本就越高。因此他相信,自然選擇會偏好讓謊言的一部分或與謊言有關的大部分知識變得無意識,藉此降低即時的認知成本。在自然界,透過欺騙他者以利於自身基因繁衍的機會,多不勝數。但對被欺騙的一方正好相反。於是,我們會形成一種共同演化競爭(co-evolutionary struggle),一方面,自然選擇會提升欺騙能力;另一方面,也會提升辨識欺騙的能力。他認為,自我欺騙不僅可能把你帶進災難性的處境,而等你真的陷入災難後,它會剝奪你面對眼前災難並加以處理的能力。這或許也給予我們啟發,並藉以思考許多欺騙與自我欺騙的人,為何無法中途喊停,而讓悲劇終於發生的原因。 阿爾戴遭受各種批評質疑是事實,也有許多人聲援他,認為他是種族主義與公開羞辱行動的受害者。但依然無法迴避引發事件的核心,不僅是抄襲,而是他所自述的人生的確有許多難以被驗證之處。圖/陳克宇
文・廖書逸/圖・翻攝自The Southern Methodist University website七月底,美國出版界又爆發一件因遭懷疑有AI涉入寫作過程,導致書籍出版合約遭到撤銷的事件。目前就讀於美國南衛理公會大學(SMU)的奈及利亞籍英文系博士生傑瑞・法拉德(Jerry Falade),他的第一部小說手稿《打給我,我來藏屍體》(暫譯,原名:Call me, I’ll hide the body)今年7月在國際版權市場引發激烈競價,最終,在英國由出版巨頭哈波柯林斯(HarperCollins)以超過6位數英鎊的金額奪得出版權,美國地區則由麥克米倫(Macmillan)集團旗下的米諾陶爾出版社(Minotaur Books)以超過200萬美元(約新台幣6,500萬元)的天價預付金搶下。然而,在談判過程中,傑瑞・法拉德的經紀人、也就是負責代理《打給我,我來藏屍體》的經紀公司「Europa Content」創辦人馬克・傑拉德(Marc Gerald),卻突然寫信告知所有參與競標的出版社,表示由於他們「不再能夠證實這份手稿從開始創作到完成的演進過程」,也無法確保作品完全是由法拉德親手撰寫,因此決定撤回書稿、退出所有版權的談判,同時全面終止與法拉德的經紀合約。由於這次事件牽涉到的合約金額極高,且該作品在過程中歷經了10家經紀公司爭奪作品代理權、14家出版社參與稿件競標的複雜流程,這樣一份牽涉到數百萬美元、在過程中有大量人員參與評估審核的稿件,最終卻是在合約簽訂前夕,才由經紀人主動提出因作品具有AI爭議,進而宣布放棄起碼30萬美元(約新台幣955萬元)佣金、退出代理並撤銷整筆交易,這樣曲折的發展,也讓整個事件更加引人好奇。巨大商業潛力一夕破局《打給我,我來藏屍體》是一個黑色幽默犯罪故事,背景設定於美國德州,講述一名奈及利亞籍的化學系學生,如何利用他的化學知識與冷靜縝密的處事手段,協助販毒集團處理屍體、逃避警方追捕,被譽為「德州版《絕命毒師》(Breaking Bad)」。最終決定退出的經紀人馬克・傑拉德曾經公開表示,他在六月初第一次閱讀這份書稿時,反應就和後來所有讀過這份書稿的人一樣:「非常震撼,這個故事好得不可思議,所有人都愛上了它。我可以向你保證,這是那種任何人都會喜歡的書。」當時,各大出版社除了競爭紙本書籍的出版權以外,全球翻譯權與影視改編權的洽談也同時如火如荼展開。正是因為這個故事具有影視改編的巨大商業潛力,才進一步讓它的權利金在短時間內飆高到超過兩百萬美元的行情。稍早,在競標進行到一半時,其實已經有某位參與書稿審閱的出版社編輯,對手稿部分段落的句型結構和語感表達疑慮,懷疑是否有AI介入寫作。當時,經紀人傑拉德曾向法拉德求證,法拉德第一時間便堅決否認,最後,經紀人選擇信任作者,並繼續推進談判。不過隨著質疑聲浪發酵,7月30日,經紀人馬克・傑拉德與作者再度針對AI使用的問題,進行了一場一小時的會議。根據報導,在這次會議中,傑瑞・法拉德對創作歷程與稿件修改紀錄的說明出現了前後矛盾,導致經紀人認為雙方的合作「已經失去最基本的信任基礎」。在會議結束後6小時,經紀公司便宣布全面撤回稿件、退出談判,這起天價交易也正式破局。作者堅稱僅用AI輔助隨著交易破局與整起爭議事件的全面爆發,傑瑞・法拉德隨後也公開他的創作細節,並說明稿件中的AI使用情況。傑瑞・法拉德表示,自己在寫作過程中確實使用了AI,但僅僅作為「資料查詢和校訂修正」的輔助,而非代筆創作。他解釋,由於在小說寫作過程中,他必須調查有關如何溶解屍體等等犯罪行為的資料,為了避免引起執法機關的注意,他特別在個人電腦安裝「本地端(Local)」的AI模型,這種模型完全離線運作,不會將任何查詢紀錄上傳至雲端。此外,作為奈及利亞人,他較熟悉英式英語,因此也利用AI來轉換英式英語和美式英語的用詞。交易破局後,傑瑞・法拉德迅速聘請了律師,表示將繼續尋找書稿版權的買家,同時也在自己的社群媒體上持續發布貼文,聲稱自己「絕對無罪」以及「他們不可能阻擋這個黑人男孩的光芒」,同時也將這次的事件,描述為一場「獵巫行動」。傑瑞・法拉德在公開發布的聲明稿中宣稱,這起事件,反映了出版界行之有年的種族偏見。他指出,僅在2026年,就有驚悚小說《Shy Girl》作者米婭・巴拉德(Mia Ballard)、反烏托邦小說《Daggermouth》作者H.M.沃爾夫(H.M. Wolfe),以及他自己,總共三位獲得了大型出版合約的黑人作者,因為遭公開指控涉嫌使用AI,面臨合約取消或公眾輿論的巨大壓力。傑瑞・法拉德痛批:「業界似乎存在一種令人不安的潛意識——當一位黑人作家寫出具有極大商業潛力的高水準作品時,大家就會直覺認為這不可能完全出自他本人之手;與此同時,有些公開承認使用AI輔助創作的白人作家,卻依然在出版界混得好好的。」他同時也再次強調,目前業界慣用的AI檢測工具,在處理非英語母語者的寫作時,很容易產生誤判。除了出版合約,近期另一樁深受關注的AI文學事件,就是在6月底頒發、有不只一位決選入圍作品遭質疑有AI涉入的大英國協短篇小說獎(Commonwealth Short Story Prize)。今年獎項中爭議最大的作品,也就是最終獲得主辦方力挺、被選為全球總冠軍的作品《樹林中的蛇》(The Serpent in the Grove),該名作者,恰好也是有色人種。這幾個事件的細節與後續發展各有不同,但由於作者的身份皆為有色人種,也因此提供了傑瑞・法拉德「種族偏見說法的基礎。在受訪時,法拉德同時也表示,自己已經開始撰寫下一部小說,並信心十足地宣稱,到時候這部新作的競標情況,將會讓這次的《打給我,我來藏屍體》顯得像是小兒科。出版界面臨信任挑戰不過,在這起如今被指控涉及種族偏見的爭議中,選擇放棄近千萬台幣佣金、喊停交易的經紀人馬克・傑拉德,他的個人職業背景,卻又讓整個事件多了一層耐人尋味的紋理。過去,在投入經紀人事業之前,傑拉德曾創辦過獲獎的獨立出版社The Old School Books(暫譯:老派圖書出版),專門挖掘已經絕版數十年的黑人作家經典著作來重新出版,此外,他還曾與傳奇嘻哈廠牌Def Jam以及知名饒舌歌手五角(50 Cent)合作,創立過好幾個出版品牌,致力於將嘻哈文化、音樂產業與書籍出版結合,推廣更粗獷、暴力、寫實的黑人街頭文學。一位長期致力於推廣黑人文化與文學的經紀人,最終卻因無法確認稿件的真實性,而選擇撤回黑人新秀作家的天價合約,並因此而被放入了種族偏見的脈絡下進行討論。這種種多層面的混亂,反映出如今出版界面對AI來襲的複雜景況。AI技術的滲透已是不可逆的既定事實。歐盟最近剛剛通過法案,要求未來所有AI生成內容都必須進行明確標示,而Anthropic等AI巨頭也正在陸續推出數位文字浮水印等做法,試圖從技術面來追蹤AI生成內容的痕跡。當所謂「親手完成」稿件的界線日益模糊,出版業如今正面臨的課題,或許已從該如何全面防堵AI,轉變成該如何建立一套公開、透明的驗證機制與審查標準。否則,當前世代的讀者們對於文學奬、出版界,甚至對書與文學的信任感,都正在面臨嚴重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