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導／賴亭妤臺北國際書展大獎《一位女性殺人犯的素描》得主胡慕情，從過去報導環境議題，再到前作處理生死案件，近日交出了集大成之作《河人：一場山難，自由、暴水與生命的流向》，她上山下河，走回2023年飛龍瀑布山難的公共事件還原，並以此書入選了行政院副院長鄭麗君的推薦書單。今晚上百名讀者到場的博客來 Dream Plaza 旗艦店《河人》新書分享會，幾名讀者身負登山裝備入席，此書在戶外運動界引發的矚目肉眼可見。作者胡慕情特邀了同以山難主題紀錄片《雪水消融的季節》入圍金馬獎的導演羅苡珊對談，但因戶外極限運動「溪降」間接造成的此事件，題材敏感，輿論兩極，甚至倖存者至今未開口，非當事人的紀錄者本身，該站在湍流之上的什麼地方書寫？又該走入峭壁之下的什麼角度而寫？成為二位紀錄者今日對談山中生死的重中之重。 在《河人》新書分享會，作者胡慕情與導演羅苡珊與現場讀者大合照。（圖／鏡文學） 鏡文學文化組記者胡慕情耗時兩年，以紮實田調、多方採訪，更甚親身成為溪降者，只為重構飛龍瀑布重大山難的救援過程。（圖／鏡文學） 時間是2026年1月，美國傳奇攀岩家艾力克斯．霍諾德，在無繩索、無安全防護並Netflix全球直播的壓力下，徒手爬上了臺北101大樓，全程90分鐘，創下690萬人次觀看。再倒回2023年5月，十名臺灣的溪降者背著繩索，走入屏東飛龍峽谷的瀑布之中，卻因意外的大雷雨與暴漲的溪水，五人罹難、五人倖存，歷經了屏東縣特搜隊整整八天的搜救，才將十人全數救出。「為什麼明知危險還要去？」的聲音，在新聞報出當下，便如大水而降，淹沒了飛龍溪降團成員乃至戶外極限運動者的公眾形象，也因此，鏡文學文化組記者胡慕情完成了臺灣首部女性連續殺人犯的罪案書寫《一位女性殺人犯的素描》後，耗時兩年，以紮實田調、多方採訪，更甚親身成為溪降者，只為重構飛龍瀑布重大山難的救援過程。「沒有一場死亡比另一場死亡容易書寫。」既是作者胡慕情的書寫經歷，也是與羅苡珊導演的相互對照。二位紀錄者皆從事件的不在場，步步重返意外現場。 作者胡慕情特邀以山難主題紀錄片《雪水消融的季節》入圍金馬獎的導演羅苡珊對談，今晚上百名讀者到場博客來 Dream Plaza 旗艦店《河人》新書分享會。（圖／鏡文學） 胡慕情因此學習了溪降，「我是個有身體感才有辦法寫的人。」爬升至瀑布頂端，善用繩索技術，穿梭溪谷、垂降而下，然而易寒且瘦弱的身體，無法對抗溪降的低溫和所需的負重，「只有當身體確實感受到瀑布帶來的衝擊，我才能做為翻譯的橋，讓社會大眾透過我的文字去理解這些冒險者。」。受罹難摯友遺言所託的羅苡珊，將其友人罹難的喜馬拉雅山暴風雪山難事件編輯成書後，持攝影機與倖存友人同行，再獨身以雙腳重回岩洞現場，完成紀錄片《雪水消融的季節》，「我們的作品都面臨了自己『不在場』的空缺處境」。直面殘酷的真實事件，兩位紀錄者不免深陷矛盾的天平：寫了，恐成倖存者的二次傷害；不寫，事實就永遭冰封。對於書中倖存者的缺席，胡慕情坦言實為缺憾與不安，但也重申書寫的初衷：「我想要做的，不是撫平死亡帶來的第一層傷害，而是去淡化不理解製造出來的第二層傷害。」胡慕情抱持著「說出來永遠比不說好」的立場，《河人》出版至今，她持續觀察讀者回饋，也仍隱盼日後倖存者開口的可能。 臺北國際書展大獎《一位女性殺人犯的素描》得主胡慕情，從過去報導環境議題，再到前作處理生死案件，近日交出了集大成之作《河人：一場山難，自由、暴水與生命的流向》。（圖／鏡文學） 細究國外與臺灣對待山難的文化差異，可知臺灣大眾仍對深山與溪谷抱持恐懼。羅苡珊說明：「我對『山難』這個詞有很多的困惑，強調災難的部分，好像就窄化了『人為何要爬山？』一個更複雜、更幽微、更情感面的某個東西。」。胡慕情補充，我們與山之間並非單一關係，國家、原住民、冒險者、旁觀者之於山，應以「群像」的視角去看待，「對親近自然的冒險者而言，他們很知道自然的樣貌，花費很多努力和時間增進技術，因此山難者需要去汙名化，也不該被貼上有勇無謀的單一標籤。」逝者遠行，生者目送。既然永遠也不可能會有所謂「圓滿」的書寫，也罔論需時隔多久才是合宜的書寫時機，若目前尚未能觸及答案，那何不從現在出發？死亡的陰影從未遠離這座小小多山的島嶼，必須談，也不得不談。自艾力克斯．霍諾德徒手爬上臺北101大樓的成功，臺灣社會看見了戶外冒險者並非「玩命」，而是具有「風險評估」的極限精神，對現今成長中的臺灣戶外運動界而言，仍需要更多的理解與接納。戶外冒險者為什麼愛上山水？為何明知風險，卻一次次走向群山、降入溪谷？《河人》一書透過追尋罹難者生前的腳步、救援者的生命故事，開闢出一條應答的小徑，供讀者踏足；而本場涉及自由、生命和矛盾的深度對談，宛如溪水流向裂隙的聲響，種種發聲，讀者於會後仍徘徊群聚、相互分享經驗，幾位讀者背起裝備，說要入山。人類一次次走向自然，我們接近，也往遠方探尋。 作者胡慕情為讀者簽名新書《河人》。（圖／鏡文學）

作者／徐淑卿自轉星球文化社長黃俊隆第一份工作是從唱片企劃做起。創立自轉星球後，在兩岸交流最密切時期，有天他跟當時魔岩唱片帶他一起做楊乃文、陳綺貞等歌手的主管說，可不可能有天我們在台灣談「全球化」時，是可以「去中國化」市場的全球化？而不是僅仰賴中國市場的全球化？ 當李佳穎《進烤箱的好日子》確定將由企鵝藍燈集團購買全球英文版權時，黃俊隆發了一個簡訊給主管：「這就是我當年說的事情。」中國的華文文學市場與世界文學市場，也許原本只是區域與世界的差異。但是在台灣，從華文市場走向世界市場，有其必然性，而在這樣的移轉中，也必然可見其中的張力。這樣的張力，必然是政治的。一方面中國的審查制度，勢必會壓縮台灣的創作與言論自由，即使它們有廣大的人口紅利。但是當台灣要減少對中國市場的依賴時，不論是更鼓勵台灣本土創作，或是在外譯、展會的獎勵補助更偏向走向世界，依然會遇到以中國為主要銷售市場者的質疑。同時，為了避免台灣將文化資源更多的投入在發展自己的敘事與觀點，將文化補助醜化為政治收買是最取巧的方法。這固然有感覺資源被排擠者的不甘，同時也具有將台灣文化場域維繫在華文秩序中的目的。很長一段時間台灣銷售版權主要是簡中版。根據2021年OPENBOOK刊載一篇文章，從2014年至2020年，文化部BFT計畫（Books From Taiwan）共計選書342部，成功售出版權的有165部，總交易量331筆。而在已經售出的26個語種中，簡中版數量最多，占交易總量35%，其次是日文版、韓文版。 而根據文化部2022年5月臺書外譯彙整表，去除簡中版後，外譯成果為26種語文，348冊。 主要版權銷售為簡中版，固然可以視為當時中國市場對台灣作品的需求，但更該考量當時台灣文學作品銷售外譯版權極為不易。 但是，既然現在的政治局勢，勢必要減少對中國市場的依賴。加以台灣文學作品現在在世界，尤其是歐美市場等所謂的文學優勢空間，不論是李昂、白先勇、吳明益（台灣首位入圍國際布克獎）、陳思宏、郭強生、楊双子與金翎（台灣首位獲得美國國家圖書獎翻譯文學獎、第二位入圍國際布克獎）、李佳穎等等，已經形成一個星光熠熠的可行路徑。 台灣市場小，中國市場不可依賴，走向世界是必然的選擇。文化資源的「脫中入世」，不僅是基於更希望被世界看見的情感與尊嚴，也是因為現實的不得不然。而且當我們從「世界文學」的角度來看待台灣文學時，會浮現一個新的圖像。這與僅是將繁體中文轉成簡體中文進入中國市場，有著不同的權力結構；而且當台灣文學從區域性的華文文學市場，走入具有世界文學優勢空間的倫敦、巴黎、紐約時，這對台灣文學的發展有什麼正面的影響？尤其在台灣文學圖書市場令人感覺低迷的時刻，更值得注意。法國文學評論家帕斯卡．卡薩諾瓦（Pascale Casanova）在〈文學作為一個世界〉（Literature as a World）文章中，認為世界文學的空間有其中央與邊緣地區的不平等，也有一個文學時間的「格林威治子午線」，來為文學作品定義時間，何者屬於現在，何者是落伍過時。卡薩諾瓦認為，在文學宇宙中「聲望」是權力最典型的形式。而在文學場域存在最久的古老區域如倫敦、巴黎，在這個意義上是最「富有」的，因而被賦予最多的權力。 而這最富有區域的權力之所以能夠持續，是因為它具有真實且可衡量的效果。其中一個機制，就是「聲望的轉移」。透過中介者，如知名作家為尚未被承認的書籍，或來自中心之外的作品，撰寫評論或序言。同時還存在著一種透過翻譯獲得承認的複雜機制。 她也提到，文學的不平等以及其支配關係，會引發各種形式的鬥爭、競逐與競爭。處於從屬地位的一方也會發展出一些特定策略。這些策略只能在文學的框架中被理解，儘管它們可能產生政治上的後果。各種形式、創新、運動以及敘事秩序的革命，都可能被轉用、攫取、挪用或併吞，以試圖顛覆既有的文學權力關係。 也正如在這篇文章中，卡薩諾瓦以亨利．詹姆斯短篇小說〈地毯上的圖案〉說明從一個特定的詮釋角度，地毯會向細心的觀察者呈現出一組有秩序的圖案，它們只能在彼此關係中被理解，而且只有在作為整體被觀看時，在其相互依存與互動之中，才會變得可見。 當台灣文學走向世界時，也必然會更清楚意識到這種彼此相連的權力關係。 這也是今年在台灣出版《文學社會學》的法國文學社會學家夏苾洛（Gisèle Sapiro），在2024年著作《何謂世界作家？跨國文學場域》所提問的：世界文學是透過什麼機制形成的？國際聲望是如何被製造出來的？這本書與卡薩諾瓦的框架相關但更具體揭示中介者的幕後世界：這是由翻譯家、編輯、文學代理人、文學節慶策劃者、文學評審團或機構代理人所組成的。 也因此，如我們現在已經意識到的，版權代理和翻譯家的重要性，將比以往更為顯著。 那麼，「國際聲望」對台灣現在圖書市場的意義是什麼？從《臺灣漫遊錄》獲得美國國家圖書獎翻譯文學獎，以及《進烤箱的好日子》宣布由企鵝蘭登書屋購買全球英文版權後，兩本書的銷售都節節高升，顯示國際聲望的加冕有其助益。但不是每本有國際著名出版社出外譯版的作品，都在銷量上有所體現，所以這可能更像「紅利」而非必然。 這也回到一個老生常談但依舊難解的問題。在想望台灣有更多作家或作品走向世界之前，台灣如何可以確保我們的市場足以養活我們的創作者，以及足以讓他們持續寫出優秀作品？ 今年台北國際書展，會場參與者人潮和各家出版社業績平均成長10%到20%；以及這段時間前後在社群媒體被關注的現象，如夏宇不定時的出沒簽書，溫若喬台語詩集《日花閃爍》熱賣，黃麗群《海邊的房間》復刻版的話題效應。這些讓黃俊隆提出一個觀察。就是過去通路在讀者與出版社之間作為橋梁的重要性與影響力已經衰退。過去通路不論是選書或是在推書所做的各種動作，都可以帶來一定的銷售業績，這也是過去各出版社必須搶奪的資源，但現在的情況是即使擁有資源，可能作用也不大。反而不如出版社與作者在書展會場與讀者的直接溝通，或是作者在社群媒體的經營，以及讀者在社群媒體三言兩語創造的話題，更可以帶動圖書銷售。但這一來可遇不可求，二來也未必可以或需要複製同樣經驗，還是需要設想具有創意的溝通方式。 屬於讀書共和國集團的木馬文化，也有不少作品獲得外譯機會，如郭強生《尋琴者》，以及今年2月企鵝藍燈集團內的美國出版社Riverhead剛推出梁莉姿《日常運動》英文版（法文版則於2025年中由隸屬Hachette集團的Fayard出版）。 木馬副社長陳瀅如指出，台灣出版社推外譯時，主要會有組織編制的問題，因為很難有獨立編制的版權人員，可以做引進、輸出，同時又具備多語能力，因此銷售版權通常會變成由編輯兼著做。雖然也可以交給版權經紀公司，但是版權代理也有自己的考量，不見得每本書都獲得青睞。 而編輯同事想要銷售版權，必須在編輯工作外撰寫外文書介，同時也需要與外國出版社編輯建立信任度，這些都是有著實際辛苦的地方。 但最困難的還是，縱然有著將作家作品推出外譯版的願望，一切仍無法脫離商業邏輯。就國外出版社來說，如果推出日、韓作品可以賣得更好，又何必一定要出台灣作品？而台灣出版社對是否有外譯也不是一定這麼重視，除非可以帶來更好的營收，提升這本書的銷售。 因此，以目前的現況，台灣出版社要推出外譯版，沒有文化部的翻譯與出版補助，將會是非常困難的。尤其要賣出義大利、西班牙、土耳其、拉丁美洲等其他國家版權時，他們都會把是否有英文版書稿以供審閱甚至翻譯，作為版權評估的首要條件，因為繁體中文譯者或審閱者畢竟較少，他們必須仰賴英文版資料。或者如果已經出了法文版，也有助於在歐洲其他國家的銷售，因為他們的編輯很多具有閱讀法文的能力。 此外，陳瀅如也建議增加英文摘譯本的補助數量。相較於全譯本通常需要耗時一年左右，摘譯本可縮短出版資訊的時差，幫助國外出版社編輯快速評估。 與黃俊隆橋梁消失看法異曲同工的是，陳瀅如認為，現在如何把書籍的訊息送到讀者眼前，而不要被其他消費或娛樂訊息淹沒，確實有其難度。出版社過去常用的行銷方法，逐漸失去效力，廣告式的行銷也受限於預算。有時，一位普通讀者真誠的感想反而更能帶起口碑效應。 從通路橋樑作用的流失，書籍訊息傳播經常被演算法掩藏，如此國際聲望的加持，能否克服這些阻礙，讓書籍的生命可以延長？ 過去一本書的生命，大概三個月定生死。如果銷售不好，作者幾年的努力，出版社幾個月的辛苦，就會因為銷售數字而獲得不見得公平的評斷。之所以一再以《進烤箱的好日子》為例，是因為它在剛推出時銷售也屬普通，但在口碑效應，得獎與銷售外譯版權接連發酵後，有了起色，出版社也一反常態在出書大半年後才舉行新書發表會。這種不尋常的作法，其意義在於如何打破以通路初期銷售成績決定一本書生命的舊習，而讓作品的價值更為彰顯。但這也是特例。 在橋樑消失、台灣書籍評價系統仍在浮動之時，藉由國際聲望來增加台灣內部的銷售，似乎有其正面助益，雖然這也弔詭的證實了世界文學中心的影響力。但是以韓江在接連得了布克獎與諾貝爾文學獎之後，在韓國引發的閱讀文學風潮，這應該也是我們樂於期待的事。 台灣文學走向世界文學，有其必然性；同時也會產生張力與不同的權力結構。圖／陳克宇

報導／賴亭妤鏡文學《臺北聞人蔡金塗》一上市即受到各界矚目，先是行政院副院長鄭麗君在臺北國際書展選入推薦書單，再獲選博客來2月選書。作為首本研究大稻埕地方頭人蔡金塗並貫穿臺灣江湖史的著作，本月7日下午特別選在大稻埕的郭怡美書店舉辦新書分享會，由作者鄭進耀擔任主講人，並遠邀蔡金塗之子福田桂良回臺擔任與談嘉賓，福田夫人、共樂軒理事長王崑文、知名作家譚端，以及鏡文學執行總編輯張惠菁均到場表示支持，現場讀者滿座，回應熱烈。福田桂良亦提及自己12歲被蔣經國當成政治籌碼送養至日本右翼政治家福田進的「質子」歲月，再憶父親蔡金塗，他數度哽咽地講述蔡金塗周旋於動盪的政界、商界、戲曲界與老派江湖裡，仲裁協商、講求公道的傳奇身影。 鄭進耀《臺北聞人蔡金塗》鏡文學出版，首本研究大稻埕地方頭人蔡金塗生平的著作。（圖／鏡文學） 蔡金塗之子福田桂良、作者鄭進耀和現場讀者合影。（圖／鏡文學） 媒體多以「臺北聞人」稱呼這位背景複雜的江湖大哥，細究該詞，教育部辭典解釋為「有名望的人」，無形之中，有以中性敬稱迴避人物複雜定位之實，而該如何超越江湖與社會的評價，去重新定義蔡金塗？便成了本書與今日對談的核心叩問。作者鄭進耀開場時，即點出本次新書分享會具備獨特的歷史意義，大稻埕為蔡金塗發跡之地，承載著蔡金塗生前苦心經營的共樂軒，與分享會場地郭怡美書店僅一街之隔。重回大稻埕出席活動的蔡金塗之子福田桂良，作為書中重要受訪者、現存最接近蔡金塗的人，再憶父親多有感概，第一句便語帶哽咽地說：「他有多偉大我講不出來，還是留給社會的大家去評。」。 大稻埕為蔡金塗發跡之地，新書分享會場地郭怡美書店與承載著蔡金塗生前苦心的共樂軒，僅一街之隔，現場讀者滿座，回應熱烈。（圖／鏡文學） 蔡金塗之子福田桂良親身見證了1970年代臺日幽微的政治關係，當時的總統蔣經國，為了拉攏日本右翼政治家福田進，要求蔡金塗將最喜歡的兒子蔡桂良過繼給福田進當養子，而12歲即離鄉背井，經歷異地霸凌，改姓換國的福田桂良，於是笑稱自己彷彿春秋戰國時代的「質子」。鄭進耀強調：「要認識蔡金塗，必須還原當時的江湖背景，那江湖和現在的江湖完全不一樣，當時的法律沒有規範太多，是必須要有地方頭人出來喬事情的世界，也勢必遇到很多政治上的打壓。」在1960年代兩蔣接班之際，即使如「臺北城哥」蔡金塗備受敬重，也會因受到國民黨內部勢力鬥爭的波及，從參選人積極爭取支持的大哥，一夕之間變成被媒體點名「罪大惡極的流氓」、送至綠島管訓的政治犧牲品。福田桂良證實，父親蔡金塗自從被政治迫害後，每逢選舉就需暫避風頭，先搬至陽明山上、再移至楊梅鄉下，但連到了台東都會被找到，最後只好飛往國外，只為避免被迫公開表態。「城哥是個特殊的例子，雖然曾被政治整肅，但其實他在政治裡有著討價還價的過程。」鄭進耀補充。 （左）蔡金塗之子福田桂良、（右）Openbook好書獎紀實作家鄭進耀，於新書分享會對談臺灣百年江湖史。（圖／鏡文學） 蔡金塗在軒社、民俗文化上，都花費很大力氣去化解政治打壓。以法主公繞境為例，法主公廟因位臨二二八爆發衝突起點「天馬茶房」對街，地處敏感，當局以鋪張浪費、反迷信為由，特立明文限制廟會活動，是蔡金塗居中協調，包裝為「慶祝臺灣光復節」的愛國遊行，用效忠的態度，巧妙轉圜出文化活動的生存空間。鄭進耀詢問福田桂良：「從旁見證蔡金塗跌宕起伏的一生，父親對你最大的影響為何？」福田桂良輕撫手腕上父親留下的錶，沉思片刻說道：「我覺得是『人一定要做好事』。」福田桂良眼中的蔡金塗，是一位站在頂點上的大人物，如同小時候父親常帶他去看的戲碼，英雄好漢總是不多抱怨、平定紛爭，一生也一身堅守了「忠」、「義」二字。《臺北聞人蔡金塗》書中也給出相近的觀看角度，鄭進耀將敘事的鏡頭一切再切，看似於時代變動裡建功立業、風光無限，實則諸多隱忍、屢受反噬，最終聚焦於蔡金塗於歌仔戲裡喜愛扮演的英雄身姿——「現實的上岸如此困難，最終他們只能暫且把這個願望放在虛構的戲曲舞臺，當一個人人仰慕的英雄⋯⋯。」同樣身處動盪時代下的臺灣讀者細讀，必能從中瞥見為了生存而拚搏的自己。 （左）蔡金塗之子福田桂良、（右）作者鄭進耀會後為讀者簽書。（圖／鏡文學）

作者／徐淑卿京都北野天滿宮祭祀的是學問之神菅原道真。其中有個神秘的三光門，橫梁上雕刻了日與月，獨缺星辰。傳説天皇從大內裏宮中望向北野天滿宮，北極星正好落在這個門的上方，而北極星與天神菅原道真有所關聯，因此不需要再雕刻星辰。菅原道真被稱為平安時代三大怨靈之一。他的故事以及從怨靈傳說到學問之神的轉化，可以看到日本歷史上如何處理政治上的含冤而死者，除了恢復生前官職與名譽外，透過祭祀將復仇的怨靈，轉換為保護蒼生的神明，則是更高明的安撫。根據伊文·莫里斯《高貴的失敗者》書中對菅原道真的敘述，他的悲劇在於打破當時藤原北家一族與天皇聯姻獨攬大權的模式，而以一學者身份深獲宇多天皇信任，對藤原氏家族利益產生威脅。等到宇多天皇退位給醍醐天皇，藤原氏領袖藤原時平與其他貴族發動攻擊。他秘密警告醍醐天皇，菅原道真將聯合宇多太上皇，罷黜醍醐天皇，讓太上皇另一子齊世親王即位，齊世親王的妻子就是菅原道真的女兒。藤原時平還以數週前的日蝕現象，認為這是月亮遮蔽太陽的預兆。十七歲的醍醐天皇相信危機已近，於是將菅原道真從太政官貶為大宰權帥，流放到九州太宰府，兩年之後去世。菅原道真流放後有幾個傳說，後來都成為典故。一是，流放前他和自己珍愛的梅樹道別，而在太宰府時，他寫的詩句提到同一株梅樹：「東風若吹起，務使庭香乘風來。吾梅縱失主，亦勿忘春日。」於是這株梅樹連根拔起飛往九州，伴隨被貶的主人。現在不論在太宰府的天滿宮或京都的北野天滿宮，都可以看到名為「飛梅」的梅樹。另一個傳說是，當菅原道真的棺木要運到墳場時，馱運遺體的牛因為過於悲傷而躺在路中間，於是大家決定將菅原道真葬於該處。現在北野天滿宮內，還有著各式各樣的牛的造像。伊文·莫里斯認為菅原道真死後名聲更為顯揚，是因為日本人對於失敗的悲劇英雄，有種美學式的同情。他說，菅原道真生前，特別是其死後，所代表的悲劇英雄迷思，展現了日本版本的墜落人間的神祇，他在重生以後進入完美的世界，也就是他在人間所嚮往之處。不過值得探究的恐怕不僅於此。菅原道真死後發生一連串詭異事件，這在相信怨靈與御靈信仰的平安時代，被認為是菅原道真的雷霆之怒，要向政敵復仇。這些事件包括，909年政敵之一藤原時平突然猝死，913年另一政敵源光狩獵時溺死泥沼。923年醍醐天皇皇子保明親王薨逝。最著名的是930年清涼殿落雷事件，朝議中落雷擊中宮殿，大納言藤原清貫當場死亡，醍醐天皇也受到驚嚇，三個月後崩逝。在山下克明所寫的《發現陰陽道：平安貴族與陰陽師》一書裡，他提到日本古代的災害觀，是指鬼神之所為。神明一方面為人民帶來種種福利，但也會因為震怒帶給人們危害。而與神明作祟相似的是，對怨靈的恐懼。785年桓武天皇的心腹重臣藤原種繼遭到暗殺，皇太子早良親王受到連坐而被廢，在流放到淡路國途中絕食而死。而後桓武天皇的親近之人接連死亡，在早良親王之後被任命爲皇太子的安殿親王病重，占卜的結果是早良親王的怨靈作祟，於是幾度舉行鎮魂儀式，追贈「崇道天皇」。在菅原道真的案例裡，也是以追贈官職與祭祀，作為平反與鎮魂的方式。923年保明親王去世後，開始恢復他的右大臣官職，追贈正二位。993年追贈正一位左大臣，同年追贈太政大臣。也是在923年，醍醐天皇下令將所有與菅原道真受誣陷有關的資料付之一炬。至於祭祀菅原道真的北野天滿宮。根據林屋辰三郎《京都》一書，在祭祀菅原道真之前，北野祭祀的是農業社會關係密切的雷神，古人通過雷鳴，才知道神在天上。如果伴隨雷鳴，同時又獲得甘霖，那麼天神就是雷神了。不過雷神也有其雙面性，一方面能給苦於乾旱的農民帶來瑞雨，另一方面也帶來雷擊等恐怖現象。如果加上政治失敗者的怨靈，人們對雷神的看法就從農業神轉變成可怕的怨靈。947年祭祀菅原道真的北野天滿宮開始建立。因為火雷天神而被稱為「天神」的菅原道真，神格也很快轉換，從農業神轉為如他生前形象的學問、文化與藝術之神。從故事線來看，這是受政治迫害者，生前含冤莫白，死後獲得靈力報復政敵，而後統治者為了安撫具有破壞性的亡靈，將祂視為神祇予以供奉，而後轉化為守護者的過程。但是就如曾寫過怨靈、忍者等書的學者山田雄司所言，怨靈在現代的感覺是充滿神秘主義的，但是在歷史上和精神上，是「人們的心靈所創造出來的」。從信仰的角度，平安時代御靈信仰，相信怨靈必須鎮魂祭祀，以免災害繼續發生。但從統治技術來看，在天有異象災害不斷發生之時，一方面是神明的示警與憤怒，這主要針對的是統治者；而對含冤而死的怨靈，其報復對象是構陷他的人，這些政敵紛紛死於非命，而政府則以恢復與追贈官職來彌補當時的錯誤，這在人心不穩政局動盪之時，提供了明確的理由與解決之道。而這樣的彌補，其實並非現代所想像的，冤屈得雪正義伸張後，一切真相大白。醍醐天皇在恢復菅原道真官職時，同時將所有密告資料燒毀。這個動作頗引人遐思，這是認為菅原道真過去的罪名是錯誤的？還是隱藏參與誣陷菅原道真的群體？問題是誰有可能去追究當年真相？所以也許這更近於對怨靈的恐懼，而回收導致這一連串不幸的前因。也許不是有意為之，但後來形成這樣的結果。御靈信仰的背後，也是人為造神的過程，統治者將恐怖的怨靈賦予神格安棲在神社之中，接受人們崇敬禮拜，如此馴化祂原初的憤怒與恐怖，而成為穩定社會的力量。現在京都人親切的稱呼菅原道真為「天神桑」，像是家中長輩一樣。北野天滿宮的御神籤，也跟其他寺廟論斷吉凶的風格不同，充滿著諄諄教誨。這次在北野天滿宮我抽了一支籤，上面寫著「心中所燃的燈火，往往反而灼傷自己。」這裡的燈火並非光明的象徵，而更像執著之火。在鎌倉時代的「北野天神緣起繪卷」裡，曾描繪天神桑在流放地獨坐在綴有菊花紋章漆器前，看著紅色宮廷官袍的畫面。這應該是來自他的詩歌：「去年今夜侍清涼，秋思詩篇獨斷腸。恩賜御衣今在此，捧持每日拜餘香。」天神桑也許在流放時也曾被執著之火所傷，如今他體驗過的心緒，反而轉變為教化世人的警世格言。現在的菅原道真如同具有多重寓意的文化符號。他能引起人們對於高貴失敗者的憐惜，同時也是希望精進學問與藝文者的護佑之神，他傳說中的咒術，則可以給他所護佑的創作者如《咒術迴戰》許多啟發。面對政治暴力的冤死者，現在許多國家依然採取壓制方式，假裝不曾發生。平安時代對怨靈的看法，則是承認冤屈與憤怒，並相信怨恨具有復仇的力量，如此統治者必須解決，以避免災禍持續。但是醍醐天皇燒毀秘密檔案的手法，則是古今一致。 日本平安時代菅原道真的故事，以及他從怨靈傳說到學問之神的轉化，可以看到日本歷史上曾經如何處理政治上的含冤而死者。圖／陳克宇

在臺北的城市記憶裡，曾有一群維繫地方運作的「聞人」，卻隨時間逐漸淡出歷史視野。紀實作者鄭進耀以《臺北聞人蔡金塗》為起點，重新追尋一位橫跨日治到戒嚴年代的地方頭人，深刻描繪威權時代下，江湖與政府的折衝與角力，並從中一睹北管軒社與戲曲的璀璨年華。 本次訪談中，鄭進耀回顧寫作契機與考證過程，分享研究過程中的發現與取捨，也談及身份認同如何成為跨越時空的百年命題，透過一位地方聞人的生命軌跡，展現複雜多元的時代樣貌，向讀者娓娓道來那段在臺灣歷史中尚未完整的故事。 Q：從《臺北聞人蔡金塗》一書中可以發現在當時還有許多「聞人」（例如書中提到的蚊哥許海清），想問問選擇蔡金塗的契機是什麼？ 鄭進耀：起初是和一位學者聊到政治和江湖的關係，他提到第一屆臺北市議員裡有些江湖背景的人，其中一位就是蔡金塗。我完全沒聽過這個名字，之後這位學者還說蔡金塗是演歌仔戲的，這完全挑起了我的好奇心，心想怎麼會有大哥去演歌仔戲（笑） 除了自己的好奇之外，當然還有他過去在臺北的影響力，以及在做這個題目的時候，我深深感受到歷史和記憶逐漸消逝的感慨。 因為像許海清活到九十幾歲，後續還有很多報導可以認識這個重要人物，但同樣在當時佔有重要地位的蔡金塗比較早離開人世，沒有留下太多資料，儘管他的人脈非常綿密，知道這號人物的長輩很多不是失智就是過世了，這讓我不禁想如果提早一兩年寫這本書，也許能問到更多不一樣的東西，所以會有一種此時不寫更待何時的感覺。 ▲「雖然每個人對有趣的定義不同，但一定要選自己想知道為什麼的題材」提到如何選題，進耀強調要挑選感興趣的題目，才有繼續書寫的動力（圖／鏡文學） Q：蔡金塗作為一位大哥，原本預期會看到許多幫派生態的描寫，但實際閱讀上比想像得少，這樣分配比重的考量是什麼？ 鄭進耀：說蔡金塗是「江湖大哥」其實是比較簡便的說法，在學術上的幫派、黑道、角頭、江湖都有不同的定義，只是現在我們都混在一起講。那個時代的大哥和現代那種黑道老大是完全不一樣的，我在書中想呈現的是早期地方頭人的樣貌，比較像地方 KOL 那樣（笑） 所以儘管蔡金塗多少帶有江湖色彩，但他還有很多不同的面向，比方說戲班出身、晚期支持軒社（編按：軒社為由民間自發性組成、負責廟會迎神賽會的音樂表演團體，多以北管演奏為主要技藝。）發展等等，讓這個人物更複雜、更有趣，也更能立體地描繪那個時候的地方頭人。 Q：在研究蔡金塗對軒社文化的貢獻時，讓進耀覺得最驚艷的部分是什麼？ 鄭進耀：其實在做這個題目之前，我對宮廟和民俗文化是很不熟悉的，我不曉得當時軒社的政治和江湖色彩這麼濃厚。 讓我最印象深刻的是，當時正要開始關於軒社的研究，有位學者跟我說可以去問基隆的軒社，因為那邊的軒社「兄弟氣」比較重。之後進行訪談才知道，不只基隆，整個大臺北地區的軒社以及早期的醒獅團很多成員都是道上兄弟，所以都有一點江湖味存在。 另外，我在研究過程發現現在有好多年輕人熱衷參與宮廟活動，而且他們不只是參加，還對宮廟文化有很深入的了解，這也是讓我驚訝的地方。 Q：書中有許多資料來自蔡金塗兒子福田桂良，採訪過程中如何判斷其說法的真實性？在撰寫過程中如何讓論述維持客觀的角度？ 鄭進耀：福田桂良是現在可以找到最親近蔡金塗的人，所以他提供很多關於蔡金塗生活上的事，比如說爸爸脫下衣服後可見背上有許多傷痕，這樣的細節我相信只有他知道。 但很多東西我還是會透過史料反覆驗證。 像訪談中他說到他記得爸爸只有去過福州，沒有去過廈門，但我在其他資料中卻看到相反的內容，這明顯是需要去查證的部分。之後我找到一個中央研究院的資料庫，可以找到日治時代的出入境資料，結果查出蔡金塗兩個地方都去了。我大概會用這樣的方式來確保內容的真實性，同時也有意識地呈現那些我可以從不同資料來源、不同人身上驗證的東西，所以很多蔡金塗的傳說我都沒有放，不然那些東西更精彩！ Q：可以請進耀和我們透露一點覺得沒放很可惜的內容嗎？ 鄭進耀：雖然可能沒辦法完整回答這個問題，但可以小小分享，因為初稿我寫得很粗糙，當時的編輯比較年輕，問了很多歷史相關的問題，我就寫了一些註釋，結果一發不可收拾，把所有基於聚焦考量不能寫進書裡的內容全部寫在註釋裡（笑） 那些政壇故事真的好精彩！但因為很多都是岔題出去的，和這本書的關聯性沒有那麼強，那時候也沒有太多時間可以追查，只好用註釋滿足自己的欲望。 ▲進耀與我們分享在撰寫《臺北聞人蔡金塗》的過程，又重新認識了一次臺灣歷史，並且從採訪中聽到許多有趣的地方軼聞（圖／鏡文學） Q：從書中的描述可見臺灣島民一直處於身份多元的狀態，進而帶出身份認同的議題。但身份認同在不同世代、不同族群的感受上差異頗大，進耀選定這個議題時有過什麼樣的思考呢？ 鄭進耀：應該說，我覺得要處理這個時代的人，勢必要去觸碰身份認同的議題。 過去我曾經採訪過李登輝和史明，我在他們身上看到很多認同上的掙扎，我想蔡金塗也會面臨同樣的問題，這是那個時代每個人的共同命運。 在《臺北聞人蔡金塗》裡探討身份認同的另一個意義是，就算是現在的臺灣人，其實還是被「我是誰」所困擾。 書中有寫到當時的一些臺灣人，不管是去中國做生意或是當流氓，為了自保都會利用身份的曖昧，一下說自己是中國人，一下說自己是日本人，這和現代臺灣人的處境很類似，有些到中國工作的臺灣人，也會基於一些考量，表現出不同的政治立場，這個問題百年來都持續存在。 Q：最後，想請進耀說一段話邀請大家來閱讀《臺北聞人蔡金塗》 鄭進耀：如果說這本書有什麼小小的功用，大概就是提醒大家回頭看看過去的歷史，讓大家知道在臺北地區曾經發生這麼精彩的故事，而這些故事不見得與現在的你無關，就如同我前面提到的，當年那些臺灣人遇到的問題，很有可能只是轉變了一個形式，同樣困擾著現在的我們。推薦給所有喜歡歷史故事、喜歡民俗文化，或是單純想從書中找到一些跨時代共鳴的讀者們。 企劃／巫昱昕、黃昱哲 訪談／巫昱昕 編輯／巫昱昕 影音／范祐禎、陳虹汝 《臺北聞人蔡金塗》鄭進耀 著 ★ 紀實作家鄭進耀 穿透歷史煙塵的時代觀察之作！ ★ 從地方頭人的一生 看見臺灣歷史鮮為人知的另一面 臺灣首部研究臺北聞人蔡金塗生平的著作！ 人生橫越 日治Ｘ戰後Ｘ戒嚴 足跡遍及 臺灣Ｘ日本Ｘ中國 從「城哥」到臺北市第一屆民選議員， 蔡金塗是理解戰前戰後臺日地下社會的關鍵， 也是老派江湖的最後身影。 他的喪禮，國內外政商名流、江湖人士到場悼念 他的名號，可以為歌仔戲名角楊麗花．葉青鎮場 他的故事，能看見蔣介石父子、田中角榮和辜寬敏 他是地方頭人、是藝陣推手 也是民間社會與政權間的重要協商者 橫跨日治、戒嚴年代 他的一生既深入臺日關係，也常仲裁複雜的江湖事務 媒體無法定位他，只能以他的聲望稱之為「臺北聞人」—— 他是老派江湖最後的仲裁者：蔡金塗

作者／徐淑卿2023年，世界衛生組織（WHO）宣布「孤獨」為全球公共衛生緊急議題。2024年10月，首爾市政府首次將「孤獨」列為城市治理項目。預計以5年的時間，投入4513億韓元（約100億台幣），推動「沒有孤獨的首爾（Seoul Without Loneliness）」計畫。首爾市長吳世勳認為，孤獨與孤立並非個人問題，而是整個社會必須共同面對與解決的課題。這個政策的背景是，首爾單人家庭數量持續增加，2023年已占首爾全部家庭的40%，其中有62.1%的居民表示感到孤獨。其次，首爾約有13萬孤立或隱居的年輕人；同時，人口高齡化使獨居長者的人數持續上升，進一步加深孤獨與社會隔離的問題。過去，英國、日本等國都已針對「孤獨」提出因應對策。「沒有孤獨的首爾」從過去以福利為中心的模式，轉向跨部門整合合作，依照不同生命階段與領域，建立全面性的支持體系。這個龐大的計畫，預防更重於治療。不但設法使長久隱匿家中的人有出門的誘因，也透過各種活動讓人與外界有不具壓迫性的低度連結。像是在首爾設立4個可以檢測孤獨指數、吃碗泡麵和工作人員聊天的「心靈便利店」；以及學習英國的連線處方箋，不是透過藥物，而是經由藝文等各種活動，突破個體繭居的孤立狀態。值得注意的是，「沒有孤獨的首爾」許多作法並非疊床架屋另起爐灶，而是將之前已有的活動賦予新意和目標，整合到新計畫之中。如實行數年在首爾廣場、光化門、清溪川等地舉行的戶外圖書館。原本是推廣閱讀的文化項目，但在廣大戶外空間中，每個人可以坐在一個懶骨頭沙發上看書，或聽作家分享，既不必與他人多做溝通，也達到個人走出孤立而共同參與的目的，因此也成了「沒有孤獨的首爾」活動項目之一。還有與9家民間企業合作。比如在「365首爾挑戰」中，其中一項就是和教保文庫合作的「心靈之旅閱讀挑戰」。只要在教保文庫ReadLog App提出申請，之後定期打卡分享自己喜歡的句子、閱讀感想，就可以獲得分數，累積足夠的分數可以獲得市政府提供的獎品，而在你分享句子時，也會隨機獲得另一個人所提供的句子。這樣的合作可以透過民間企業帶入更具吸引力的活動形式，將社會流行的脈動與政府推行的政策合流。教保文庫「心靈之旅閱讀挑戰」的作法，明顯取經於韓國年輕族群中流行的「Text Hip」（將閱讀視為一種時髦生活風格的文化現象）。Text Hip 是先從社群媒體產生的現象。閱讀紙本書，在書上畫線，手寫心得，拍攝書店或是書封，上傳到社交媒體。根據韓國國立中央圖書館的術語解說，「Text Hip」這個新造語意指「閱讀行為被認知為一種時尚且精緻的活動現象」。這在MZ世代（千禧世代和Z世代合稱，年齡約在20至40之間）中尤為明顯。閱讀不再只是單純的嗜好活動，而被運用為自我表達與溝通的手段。嚴格說來，這並非韓國獨有的現象。韓國中央圖書館在背景說明時，也提到2024年英國《衛報》報導英國青少年與20多歲族群之間興起的「閱讀紙本書熱潮」，以及模特兒Kaia Jordan Gerber成立讀書俱樂部時說：「閱讀真的很性感（Reading is so sexy）」，雖未直接使用「Text Hip」一詞，但以相似脈絡說明此一現象。而隨著2024年韓江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這個回歸文學回歸紙本，以手寫傳達心情溫度，以閱讀展現自我的方式，在韓國年輕世代更有推波助瀾之勢。韓國許多媒體都曾報導，首爾大學圖書館過去借閱的書籍前面排名都是學術或專業書，但在2024年這個傳統被打破。前8名借閱的書都是文學，第1名是韓江的《永不告別》。不僅首爾大學，高麗大學、梨花女子大學、西江大學也有類似現象。《朝鮮日報》因為這個現象而訪問幾位大學生，有人說一開始的確帶有做樣子的成分，但與以短篇內容為主的社群媒體不同，在細細品味具有深度的文本後，逐漸體會到閱讀的樂趣。也有人提到看到韓江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消息，下定決心重新閱讀文學，不但重讀了中學時看過的《素食者》，也久違地走進書店，如今沉浸在文學之中。也因為Text Hip對年輕世代的確有影響力，所以不僅是教保文庫，戶外圖書館也推出「Hip Dok Club」閱讀計畫。1萬個會員名額，不到2小時就額滿，81.5%是MZ世代。這個閱讀計畫獎勵各種與書籍相關的活動，從紀錄標題到釋出引文到分享手寫摘錄。會員可以賺取積分、升級，獲得閱讀燈和限量版商品。韓國媒體形容，它的功能不像讀書俱樂部，而更像文學社交平台。所謂「文學社交平台」不一定是否定用語，而是一個新的提問：現在的「閱讀」是什麼？還與過去一樣嗎？《韓國先驅報》去年7月有篇文章〈韓國「Text Hip」閱讀熱潮，能否超越社群標籤而持續下去？〉（Can Korea's 'text-hip' reading craze outlive the hashtag?）就探討這個問題。比較韓國文化體育觀光部2015和2023年的全國閱讀調查數據，韓國的閱讀相較過去是衰退的。在2015年，20多歲年齡層有91.1%至少讀過一本書（不包含教科書），2023年為74.5％，購買實體書籍也從每人平均11.4本下降到2.5本，但購買電子書數量則有所增加。調查還顯示，20多歲年齡層是韓國閱讀人口最多的群體，而後隨著年齡層上升遞減。2023年，50多歲的人讀過一本書的比例是36.9%，60歲以上的人則是15.7％。雖然2023年的調查報告，與2024年流行的Text Hip無涉，但Text Hip卻讓人重新思考什麼是閱讀行為，只有完整讀完一本書，才是閱讀嗎？文化體育觀光部全國閱讀調查小組成員Kim Nam-young就指出，這個閱讀調查只能呈現部分情況。她說，在統計閱讀率時，我們只計算完整閱讀的書籍。但我們忽略的是，人們如今與書籍互動的各種新方式。 這種情況並非韓國獨有，但也意味著，我們可能低估了實際積極參與閱讀文化的人數。「或許在某個時刻，我們需要重新思考，究竟該如何定義閱讀。」《韓國日報》在討論Text Hip是不是僅是一種知性虛榮的文化展示時，也引述專家的看法，認為即使這含有某種程度的虛榮，也未必是壞事。小說家黃皙暎在孫石熙的節目「Questions」中，回應一位觀眾提問，是否可以僅僅因為名人閱讀經典就盲目跟著閱讀？他說：「很好啊。 總比買迪奧包來得好。」文學評論家Kang Dong-ho說：「在人們試圖確認並表達自我，或展現自己能欣賞精緻事物的慾望中，本來就包含某種虛榮。然而這種虛榮也在文化的擴大、推進與轉變中扮演了角色。」他強調，相較於奢侈品消費，閱讀是一種更具益處，也更為平等的行為。現在Text Hip不僅與閱讀有關連，而且成為可以幫助孤獨者與外界連結的通道。更重要的是，這類活動既吸引潛在隱居者參與，而且不必擔心像其他社會救助那樣，可能有污名化的標籤。協助社會退縮青年的民間組織Dudug創辦人Lee Eun-ae接受媒體採訪時說，人們隱居的原因有很多，但在韓國，我們都受到狹隘成功定義的塑造。如果年輕人覺得未能達到標準，例如學業成績表現不理想，或無法進入好公司，他們就會開始把自己視為失敗者。「反覆經歷失敗會留下深刻的情感創傷，使一些人選擇退縮，作為一種自我保護的方式。」她認為，有些社會退縮的年輕人整天待在圖書館準備求職，卻不與任何人交談。若要接觸到他們，就必須提供更多元的方案，例如文化活動和輕鬆的聚會，創造低壓力的連結機會。Text Hip 將自己喜歡的句子或手寫心得上傳，既可以表達自己的感受，也與外界產生互動。同時，這也必然有著親近書籍的效果。而這或許是「沒有孤獨的首爾」給予的啟發之一。某一部門的業務也許對其他部門也有助益，而這必須在跨部門整合的視野下，才能看得更清楚。比如戶外圖書館，比如和教保文庫的合作，除了具有推廣閱讀的文化意義，也有打破孤獨的社會意義。而如何善用民間資源，整合到政府希望推動的政策中，政府不僅提出願景，還形同策展將所有資源整編，彼此互惠，更是這個計畫的特色。如9家合作的民間企業，深入生活的各種層面。像是原為韓國養樂多的hy，這些昔日稱為養樂多阿姨的配送網路，不但可以配送健康食品給孤獨者，而且也成為觀察與通報協助的網路。韓國作家尹成姬的小說《在那裡的，是你嗎？》，可說是匯集孤獨者的蜉蝣群像。但虛構的小說，往往寫出更真實的人生。就如韓國文學評論家蘇英賢所言，「透過尹成姬的文筆，在經驗喪失的年代裡，個體的孤獨被修復為群體性事件。」而現今的孤獨，也的確成為韓國普遍存在的群體性現象。 Text Hip是近年韓國年輕世代將閱讀視為時髦生活方式的文化現象，但它的意義不僅止於閱讀。在「沒有孤獨的首爾」計畫中，這類活動也讓孤獨者得以沒有壓力的與社會重新連結，同時不必擔心被污名化的風險。圖／陳克宇

2023年5月，十名溪降者降入飛龍峽谷的瀑布，一場預料之外的急降雨和溪水暴漲導致五人罹難。這起山難在台灣戶外圈掀起討論，作者胡慕情最新作品《河人：一場山難，自由、暴水與生命的流向》（以下簡稱《河人》）便以此事件出發，透過細膩的田調與採訪，不僅重構山難如何發生，更帶領讀者越過標籤與責難，走向那群繫上繩索、降入溪谷的人們。 在這次訪談中，慕情談到從社會案件轉向山難題材的契機，也分享她如何投入戶外運動現場，試圖理解極限運動者的語言與感受。面對倖存者留下的空白，她選擇以非虛構寫作者的視角搭起一座橋、開闢一條理解的途徑，重新思考自由、死亡、愛與信任之間複雜而真實的關係。 Q：最初怎麼會想以飛龍瀑布山難為題，撰寫《河人》這部作品？ 胡慕情：其實原本我心中並沒有要做山難事件的想法。 我過去十年參與調查的主要都是社會案件，最初也是要以社會案件為題材進行下一本的寫作，但因為社會案件觸及的傷害面向比較廣，和這些事件的相關人不見得能夠在短時間內就願意接受訪問，或是整理好思緒，說出他們理解和詮釋的內容，這在時間推進上會形成比較大的阻礙。 所以之前在工作進度討論上，開始思考是不是要找其他題材來寫。我在 2020 年左右開始接觸戶外運動，尤其是攀岩，也因此認識我現在的伴侶，並和以前要好的高中同學有了更頻繁的聯繫。 這個圈子很小，所以在事故發生的第一時間就得知其中一個罹難的人是伴侶的學妹，再加上高中同學要參與救援，我也跟著關注這個事件。 隨著一些基礎資訊被揭露，這群人受到了很多社會輿論的責難，這引發了我的好奇：「為什麼我們對於即使具備技術能力的人，還是有那麼多的譴責？」 除此之外也有一些私人情緒，因為我也從事戶外運動，雖然做的都是相對基礎的，但我的好友和伴侶都是高風險玩家，那麼假設有一天他們成為故事裡的人，我怎麼理解這件事？我該用什麼角度去為他們說話？ 所以當時在觀察整個事件的走向以及個人的情感後，我覺得它具有文學性，同時也存在公共性，有成為一本書的可能，所以才決定開始寫《河人》這部作品。 ▲ 因一場生命告別而開始攀岩，慕情親身體驗戶外運動與大自然撫慰悲傷的力量，也成為撰寫《河人》的契機（圖／胡慕情） Q：《河人》開頭描寫山難的情節和畫面很緊湊，彷彿真的置身溪谷中，可以和我們分享如何將手上的資料轉換為故事情節般的敘事嗎？在轉換的過程中有沒有遇到什麼困難或挑戰？ 胡慕情：「覺得很有故事性」並且因此在閱讀上很流暢、很投入，是讀者主觀的感受，我無法確定它從何而來，只能試圖想像形成這個結果的可能原因。 我想有一部分是因為我是個凡事都喜歡追根究柢的人，這也反映在我的調查方式上，我會連同別人可能覺得無關緊要的東西都放進來。 比方說第一部作品《黏土》處理的是土地徵收的議題，裡面提到這個村莊非常窮困，但每個人對「窮困」的想像不同，該怎麼讓讀者感受到我這裡想表達的窮困呢？我需要一些東西來具象化這個窮困，所以我的方式就是去看很多文獻，裡面可能會告訴你當時一斤地瓜賣多少錢，那個錢對照到現在是一個什麼概念，用這樣的方式讓讀者感受我筆下的世界。 在這些調查和訪問的過程，我不是有意識地要讓這些東西更立體，或已經想到要用哪些素材才開始蒐集，只是到了現場把我能看見、能聽見、能跟別人問到的都記錄下來回去整理，開始寫之後再思考要放什麼進來，才能呈現我和讀者共同能夠理解和想像的畫面。 所以好像也不能說有什麼挑戰，這就是我一直以來習慣的工作方式。 Q：那麼《河人》中如何展現慕情這樣追根究柢的性格和細膩的調查方式呢？ 胡慕情：雖然我有在攀岩和爬山，也有溯溪過，但溪降對我來說是一個非常陌生的運動，所以在決定要寫《河人》的時候，我必須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學會溪降。我得要實際做過、知道是怎麼一回事，才有辦法寫，我必須和受訪者具備共通的語言。 因為作為一個非虛構寫作者，我把自己定義為一個翻譯者，我要做的是把這些議題轉譯成大眾能夠理解的語言，所以這次我做戶外運動的題材，就要知道他們使用的專業術語，所以我就跟老闆說我要去學溪降。 這邊也可以小小分享，當時想像我學完溪降，再加上同學的支援，應該就可以去降飛龍巨瀑了吧！但沒想到三月還是超級冷，我特別怕冷，那時候又剛從車禍康復，評估自身狀態之後我覺得自己沒辦法，但我還是得知道實際的溪降是什麼感覺，所以最終去降了一條比較簡單的路線，幫助自己有那個身體感覺可以進行書寫。 Q：後記中有提到原先想像會有倖存者願意現身說法的書寫架構，但最後因為倖存者始終不願受訪而調整，成為現在大家看到的這個版本。慕情是否可以和我們分享原先對這個架構的想像，以及如果能取得倖存者的論述，哪個部分可以更完整？ 胡慕情：先不論最後會產出什麼，對一個記者出身的人來說，能夠蒐集到第一手資料是最好的，所以我都會想盡辦法「煩」事件第一線的人，取得他們的說法。 我最初想像倖存者願意說的原因，第一是我們有一些戶外圈的共同朋友，所以我覺得比起其他社會案件，取得基本信任不至於太困難；第二是我原本認為活下來的人可能會更願意為死去的人說點什麼，因為他們當時遭受很多責罵和批評。 所以當時，我的想像是如果我可以取得倖存者的現身說法，第一時間就能非常明確地得到這個事件最核心的解答：「為什麼你們那個時候仍選擇前往？」 書中有提到其中一位救援者阿寶，他當天原本也要帶一個商業團去，可是在前一天經過風險評估後，他決定取消。我並不是質疑「阿寶取消了，發生事故的團隊為什麼還要去？」，商業團和具備技術能力的自組隊本來就有不同的風險承受值，但他們一定會有自己的考量，我想把這個東西釐清楚。 因為對我來說，說永遠比不說好。這麼說好像有點武斷，但這是過去處理社會案件累積的經驗，當你不說，得到的永遠會是別人不明就裡的責罵，這不會讓事情變好，所以不管會不會遭受到批評、讀者接不接受，至少說出來就會有一個理解的途徑。我想要做的不是撫平死亡帶來的第一層傷害，而是去淡化不理解製造出來的第二層傷害。 所以只要倖存者願意說，我就能設法回答大眾的疑問。雖然最後這個答案是空白的，但我試圖讓其他救援者、專業者提供看待這件事的角度，或他們對風險評估的想法。 至於如果倖存者有所回應這本書會是什麼樣子，這個問題我無法回答，因為素材不在，我就不會去想像它的樣貌。但這些沒有被回答的問題，我把它當成另一個可能 —— 在《河人》出版後或許有一天倖存者願意講了，它就有變成另一本書、另一次對話的可能。 ▲「這次回答不出來也沒關係，我下一次再回答」面對無法取得倖存者的說法，慕情將其視為下一次對話的可能（圖／鏡文學） Q：生命必須要存在才能追尋自我價值，在已知極限運動存在很多不可控因素的前提下，極限運動者還能做什麼去更加確保自己的生命安全，同時也讓身邊的親友更理解、更放心？ 胡慕情：你就是要一直精進自己的技術，沒有別的。 你要讓這些技巧變成身體的一部分，要讓它像你走在路上踢到石頭就知道怎麼穩住自己的反射能力，在戶外遇到風險的時候才能有所應變，最大程度確保自己的安全。 但如何讓擔心他們的人不要擔心，某種程度上來說，我不認為這是他們的責任。 如果我們只是單方面地要求戶外運動者替擔心的人負責，這個負擔也太大了吧！每個人都是一個個體，我為了你的擔心想辦法強化自己的技術、確保自己的安全，這是我能為你做到的事，你也需要為自己的情緒負責，而不是因為你的擔心就不要我去。 即使沒有從事戶外運動生命仍舊會消逝，失去隨時都有可能發生，如果你很愛這個人、很珍惜這段關係，就是把握每一天相處的時間、支援他做喜歡的事情。 但你說有沒有擔心，當然還是會啊！可是正因為我獲得你的支持，也知道你的擔心，所以更會在每一次執行時小心翼翼，因為我知道一旦失去生命就會傷害到你，但我不會因此就不去做，這樣的話我就不是我了。 Q：在《河人》中如何定位自己（作者）的角色？把自己放在哪種視角與讀者溝通？ 胡慕情：我覺得處理不同題材，作者「我」都會有不一樣的敘事聲音。 在《河人》裡，我的角色比較像前面提到的翻譯者的概念，或是一個導遊，基於對戶外運動的認識，試圖告訴讀者這裡發生了什麼事、那是什麼感覺。 我希望可以做到讓不曾參與冒險或不明白為何要從事高風險活動的人，透過閱讀稍微理解這群人的選擇。身為一個戶外運動新手，我知道一般人的擔心所在，也知道戶外運動者的嚮往，所以我在這本書把自己定義成翻譯、嚮導的角色，希望有一天這些戶外運動玩家從事他們所愛的活動時，可以不要遭受那麼多批評，即使他們最後面臨死亡，我們也可以信任和尊重他們作為一個獨立個體的選擇。 企劃／巫昱昕、黃昱哲 訪談／巫昱昕 編輯／巫昱昕 影音／范祐禎、陳虹汝 《河人：一場山難，自由、暴水與生命的流向》胡慕情 著 ★ 臺北國際書展大獎得主 胡慕情最新力作！ ★ 細膩訪談Ｘ爬梳歷史 試圖重構 2023 年飛龍峽谷山難的始末 2023年5月，十名溪降者背著繩索走入飛龍峽谷的瀑布 因預料外的急降雨與暴漲的溪水，使其中五人罹難 水的結界，讓他們曾一次次直面幽暗、漩渦、湍急 卻也迎接過明亮、自由與輕盈 當責難、輿論與標籤席捲而來 胡慕情試圖帶讀者越過「為什麽要去？」的單一追問 走向實際繫上繩索、裝備的人，與那些在岸上等待的人。 因一場生命告別而開始攀岩 胡慕情親身經驗自然帶來的撫慰與解離哀傷的力量 她以細腻的田調與採訪 重構整起山難從預備進入、受困到搜救的時間 追索罹難者生前的腳步： 他們如何愛上山與水？為何一次次回到峽谷？ 這是一本關於生與死、自由與渴望的書 每個走向群山、降入溪谷的人 都有無法被簡化為一句話的理由 縱然死亡的陰影從未遠離，人類仍持續走向邊界與荒野 而多山的臺灣，也持續以壯麗與莫測 回應這份執著的呼喚

作者／徐淑卿泰國電影《金孫爆富攻略》裡，孫子對來自華裔潮州人家庭，仍恪守華人傳統習俗的阿嬤說，雖然我有華人血統，但我是泰國人喔。這段台詞輕盈拆解血脈與國家認同之間，並非絕對。既有其偶然性，也非一成不變。比如，1949年左右離開中國的人，有些到台灣，有些到韓國，有些到泰國等，即使是同一家族，也可能分散不同國家，雖然血脈依舊相連，傳統習俗也隨身遷徙，甚至鄉音未改，但國籍與認同各有不同，應該是可以理解的。同樣可以理解的，是故土之思不是說拋就可以拋棄的情感。泰國華裔小說家威拉蓬．尼迪巴帕第二部小說《佛曆西沉與黑玫瑰貓的記憶的記憶》，在「曾祖父忠」這個角色，就處理了移動在兩個國家，既屬於又不屬於的身分困惑。他覺得自己寄居在別人的地方，希望有天可以將在泰國繁衍的家族帶回潮汕家鄉。他還在家鄉另娶一妻，以便有人打理家鄉財產。但是隨著中國的戰爭與政局變動，不但他的母親在1938年武漢會戰前夕的花園口決堤事件被大水吞沒，他在家鄉的財產在1949年後也收歸國有，妻兒遭受迫害，返鄉願望終成空，他最後體認到他將埋骨於泰國這個土地上。但是這部小說要處理的不僅是返鄉的不可能，而是即使安身於此，家族也可能消解於諸種變故，最後徒留零碎不堪的記憶的記憶。在今年台北國際書展，威拉蓬與吳明益的對談中，威拉蓬說，她想藉由小說提出疑問，像是：身分認同是什麼？2025年泰國法政大學教授孔帕娜（Kornphanat Tungkeunkunt）發表一篇文章〈當代泰國文學中的華裔泰國人身分：世代差異與延續〉（Sino-Thai Identity in Contemporary Thai Literature: Generational Divides and Continuity）。她以三部文學作品：《泰國來鴻》（Letters from Thailand）、《穿越龍紋》（Through the Dragon Pattern）與《家人第一》（Family Comes First），討論不同世代華裔泰國人，各有不同的歸屬與文化記憶課題。作者指出，華裔泰國人的研究取徑，從早期「同化理論」，到近年更強調混雜性、協商性與族群身分流動性。她的看法是，華裔泰國人身分並非靜態，而是在歷史脈絡與世代更迭中不斷演變，呈現融合華人與泰國元素的動態混合體。《泰國來鴻》對應嬰兒潮世代經驗（約1946-1964年出生），核心問題的是國家壓力下的同化與文化流失。《穿越龍紋》描繪的 X–Y 世代（約1965-1996年出生），則是在對族群多樣性更為包容的社會中成長，並藉由經濟成就，在蓬勃發展的都市中產階級框架裡，重新界定兼容華人傳統與融入泰國社會的混合身分。《家人第一》所代表的 Z 世代（約1997-2012年出生），也就是《金孫爆富攻略》孫子的世代，則是一個重要轉折。他們一方面遭遇經濟挑戰，一方面承襲祖輩文化遺產，另一面又受跨國青年文化影響，強調個體性、全球連結與自我表達。他們對傳統與身分展開批判性的再詮釋，挑戰既有規範的權威，並重新界定日常生活中的「華人性」意涵。這部作品獲得 2024 年東南亞文學獎，評審之一塔涅（Thanet Vespada）指出，《家人第一》對長久以來的華人價值、習俗與信念提出批判性反思。那些曾為家庭制度奠定道德基礎的文化規範，已愈發與現實社會脫節；這些承襲而來的期待非但未能維繫家庭和諧，反而可能對家庭成員造成情感創傷，導向令人心痛、甚至帶有悲劇性的後果。《佛曆西沉與黑玫瑰貓的記憶的記憶》譯者梁震牧在〈譯後記〉中，也引述幾位學者關於華裔泰國人研究的論點。施堅雅（G. William Skinner）在冷戰時期提出的同化理論，認為華裔泰國人展現的同化模式，會讓移民後裔在三至四代之內，完全融入泰國社會，在文化與認同上成為完整泰國人。泰國學者瓦莎娜（Wassana Wongsurawat）則認為所謂的同化，某種程度是為了在冷戰地緣政治中生存的華裔資本家與泰國統治階層（王室與軍方），共謀建構出的政治結盟與神話。為了不被視為共產主義滲透的潛在威脅，華裔泰國人必須抹去自身的記憶，展現出對「民族、宗教、國王」的絕對忠誠。另一位泰國歷史學者洪文發（Sittithep Eaksittipong）則提出「情感體制」，認為華裔泰國人的經驗是一部在「恥辱」與「自豪」之間擺盪的歷史，最終發展出既不完全是泰人，亦非中國人的華裔泰國人身分。但是，《佛曆西沉與黑玫瑰貓的記憶的記憶》似乎自外於世代與理論的演變，而將終局停止在一切不留痕跡的荒蕪。在荒蕪之前，徬徨於故土與他國的身分之謎是虛妄；對於血緣的執著，將能幹的養子視為局外人，認為親生兒子方能繼承家業，更是反諷的導致家族的覆滅。曾祖父忠的母親被決堤的大水淹沒，象徵著無數個為了某些目的可以被犧牲的人，也象徵著所由來的「根」，早已被沖散。她化為濕漉漉的幽魂歸來，從此溺水而亡成為她在泰國幾位男性子孫的宿命，她的命運就是後人的命運，「根」若不存，遺緒緣何而生？只有旁支別裔從這個宿命中逃脫，就是曾祖父忠留在中國的兒子阿弘。當有一天，他終於抵達看了無數遍的地圖所想望的泰國家族宅第時，只看到一個有著悲傷憂鬱顏色的廢墟。這部小說將華人帶著一蓆一枕靠著勤奮就可以在泰國大地枝繁葉茂的神話，變成一切努力終將徒勞的南柯一夢。這些人活著的故事，所有在這片土地上的痕跡都被消除，只剩下黑玫瑰貓與鬼聲啾啾，由女性訴說著那些無法如正統歷史敘事那樣建構完整，而只剩下飄散在幽靈空間的聲響與遲疑破損的記憶。在這裡，記憶有著多重意味。一方面記憶的消失，就是家族的消失，當記憶被抹除，家族也就如同不曾存在。這或許對應著泰國實施嚴厲同化政策時期，華人必須抹除自身記憶顯示對泰國的忠誠。但不僅於此，記憶的消失也可能是被刻意抹除的歷史，以及淹沒於歷史的不被記憶的無名者。一旦被抹除與被遺忘，曾經的存在就如同從來沒有發生過。威拉蓬曾在小說中形容，泰國是失去記憶的國度。也曾在訪談中說，許多事件已被抹除，無法尋得任何相關資訊；華人社群的祖輩為了徹底同化並成為泰國人，不願將所有故事告訴後代。2025年泰國朱拉隆功大學教授帕蘇麗（PASUREE LUESAKUL）發表文章〈《黑玫瑰貓的記憶的記憶》、《佩德羅‧巴拉莫》與《百年孤寂》：泰國、墨西哥與哥倫比亞的幽魅敘事與魔幻寫實〉（Memories of the Memories of the Black Rose Cat, Pedro Páramo and One Hundred Years of Solitude : Haunting Narratives and Magical Realism in Thailand, Mexico and Colombia）。這篇文章討論了威拉蓬這部小說魔幻寫實的寫作手法，以及受到拉丁美洲兩部作品的影響。作者於2021年對威拉蓬做了深度訪談，威拉蓬談及拉丁美洲的魔幻寫實，特別契合泰國讀者，因為對超自然尤其是鬼魂與靈體的信仰，深植於泰國祖先文化中。而且電影產業中電腦生成影像（CGI）日益普及，也促成一種當代「被經驗的」魔幻寫實。更重要的是，帕蘇麗指出，魔幻寫實的敘事模式，成為威拉蓬描繪海外華人「外來者」經驗的創新載體。他們被迫「遺忘」自身身分，並經歷一種「魔幻」轉化為「他者」的過程，方能被泰國社會接納。此一痛苦旅程，難以透過嚴格寫實的敘事手法充分呈現。為捕捉這些人物在可見與不可見之間的雙重性，作者自幽魅屋宅的空間出發，虛構陳氏家族的故事，屋內僅存依泰國與華人地方信仰塑造的幽靈家族成員，並結合拉丁美洲魔幻寫實的標誌性概念。這種敘事方式，使威拉蓬得以揭示「外來者」那種處於邊界的存在狀態，以及文化被抹除與同化所留下的長久陰影。必須分辨的是，這不是選擇的問題，不是如曾祖父忠那樣希望有一天返回家鄉。而是在作為華裔泰國人的前提下，去探索華人的文化根源在這身分中的意義。嘗試理解曾祖父忠心裡為何依然有返鄉的渴盼，並以被收養的兒子宗沙罔，來形容那種華裔泰國人必須隱藏心事的格格不入。威拉蓬在小說中斷絕了曾祖父忠返鄉的希望，但是他留在中國的兒子阿弘，日後將自己的孩子命名為「忠」，來取代那個離家遠去在家族系譜消失的「忠」。而在泰國落地生根的後人，他們其實已經是局內人。他們的一生將被泰國的歷史攪動，無法置身事外，而在這樣歷史的大洪水裡，個人與家族的存在，如同被沖刷的飄零落花，旋即淹沒。為什麼中國的後裔仍然持續，泰國的家族卻會消失？我們也許可以假設，離家就是走向遺忘的路程，移植而來的記憶最後必定會成為廢墟。不僅是因為被迫同化以及父祖不言讓記憶殘缺，而且經過時間流逝，華裔泰國人祖輩情感之所繫的價值，也會在融合中變化。就如孔帕娜所言，這個身分並非靜態，而是在歷史脈絡與世代更迭中不斷演變。《金孫爆富攻略》中孫子隨口回應，「但是我是泰國人喔」。不管來自哪裡，幾代之後，此地早已是家鄉，那些過去的記憶將隨逝者而去，活著的人只記得斷簡殘篇，就像小說中浮浮沉沉的破碎記憶，以及不知從何而來發出的聲響。 泰國作家威拉蓬在小說《佛曆西沉與黑玫瑰貓的記憶的記憶》中，建構一個漂浮著破碎記憶的幽靈空間。不僅因為有些華裔為融入泰國社會而隱匿自己的故事，也意味著泰國是一個失去記憶的國度。圖／陳克宇

作者／徐淑卿 除非刻意尋死，否則每個人出發之時，都希望活著且平安回來。既然有生之欲望，為什麼又有這麼多人渴望置身險境？1999年在登山界，死亡與活著的繩索反覆交叉。或者不僅是這一年，而是每一年都如此，任何一種運動都可能在死亡邊界滑行，差別在於你會不會被機率命中。這年5月，登山家康拉德·安克（Conrad Anker）在聖母峰北坡發現英國登山家喬治．馬洛里（George Mallory）遺體，馬洛里1924年與安德魯．歐文（Andrew Comyn Irvine）嘗試攀登聖母峰，卻消失在風雪裡。直到75年後，安克終於找到他。同年10月，安克與好友也是世界頂尖的高山攀登者亞歷克斯‧洛（Alex Lowe）、攝影師大衛‧布里吉斯（David Bridges），一起攀登喜馬拉雅山脈希夏邦馬峰（Shishapangma），遭遇雪崩，洛與布里吉斯被埋在冰雪下，安克則往另一方向逃離，等到大雪散去，他發現自己在已經改變的地貌中孤身一人。後來，安克娶了洛的遺孀珍妮佛，撫養他留下的孩子。2016年被稱為「瑞士機器」的登山家烏里·斯特克（Ueli Steck），與夥伴在希夏邦馬峰訓練時，在冰川中尋獲洛與布里吉斯的遺體。第二年差不多同一時間，斯特克在喜馬拉雅山脈努子峰壁（Nuptse Face）獨攀時墜落離世。曾在《紐約客》撰寫多篇登山與登山者文章的撰稿人尼克‧鮑姆加滕（Nick Paumgarten）在追悼斯特克的文章中說，如今斯特克和洛在登山者的死亡之環中，永遠連結在一起。「斯特克的死再次提醒我們（彷彿還需要提醒似的），登山是一項極度危險的活動，即便是其中最強壯、最有天賦的實踐者，即便是那些因職業所需而精通風險評估的人，也仍然需要極大的運氣，才能活到老年。」登山者可以活到老年並不容易，即使可以存活下來，也可能被倖存的負疚擊潰。2021年洛的長子Max Lowe在父親遺體被尋獲後，拍了一部紀錄片《撕心之痛：世紀山難》（Torn）。尼克‧鮑姆加滕說，遺體發現對珍妮佛與孩子們來說，是某種程度的告別與了解，但是安克再度與長年潛伏的倖存者愧疚感與冒牌者症候群交戰，他曾出現自殺的念頭。2020年《紐約客》，尼克‧鮑姆加滕以此為題發表一篇長文《山難倖存者的內疚》（Survivor’s Guilt in the Mountains）。文章中提到一位年輕的登山者海登．甘迺迪（Hayden Kennedy），曾因首攀巴基斯坦「食人魔峰」（Ogre）南壁，而獲得年度登山大獎「金冰鎬獎」（Piolet d’Or）。2017年他與女友攀登「小惡魔峰」（Imp Peak）時，發生雪崩，女友不見蹤影。他知道被雪掩埋的人，不可能在20分鐘後還能存活，搜尋幾小時後他放棄了，當晚他在住處，寫了一封15頁長信後自殺。而在這件事發生前一週，海登曾發表一篇文章，談到幾位攀登夥伴喪生事件。他提到一個長久困擾倖存者的問題：「為什麼有些人活了下來，而有些人沒有？」活著與死亡，這是一個問題。但就如尼克‧鮑姆加滕在哀悼斯特克的文章所言，不管你的專業技能如何使你精通風險評估，輕盈的生命依然可能被風險擊中。在他幾年前遇見斯特克時，斯特克還跟他說自己新的座右銘：「慢下來，活下去。」最重要的是，對登山者來說，山就在那裡，你必須要去。安克的心理治療師提姆．泰特（Tim Tate）說，「運動員有一種必須被正視的召喚。那不是一種證明自我的神話，而是一種他們無法拒絕的呼喚。那聲音像擴音器一樣在他們腦中響起。他們無法不去做他們所做的事。」尼克‧鮑姆加滕說，這些看起來或許瘋狂、愚蠢，甚至毫無意義，但對許多人來說，它象徵人類努力的必要的極端。「他們為自己製造危險。在遠離戰爭、飢荒、大規模暴力與壓迫之後，這些人長途跋涉，付出巨大代價，只為了測試身體與心智，與美相遇，體驗存在的脆弱與恐懼，以及由此可能浮現的啟示，無論那啟示多麼短暫。」記者胡慕情近期出版的《河人：一場山難，自由、暴水與生命的流向》，是以2023年5月，10名到屏東飛龍峽谷的溪降者，因為突然的急降雨與暴漲溪水，而導致其中5名溪降者罹難所寫的非虛構作品。但這本書不只是敘述這場災難，而是以此事件，梳理了部分台灣登山史、氣象與環境問題導致天候變化的極端與更不可測，以及這些罹難者不同生命軌跡的流動，最後推動他們匯集走向飛龍峽谷。這是逝者家屬期待捕捉的他們所未知的空白，而作者顯然不會視此為偶發或孤例，而會探討牽涉其中的結構性問題。以及，除去氣候、機率等，還有哪些個別因素使得災難發生？作者提到寫作過程遇到的挫折之一是，存活者的噤聲。因為沈默，所以任何猜測推論都顯得過於粗率。但的確在事件發生後，網路上有些不友善的批評，質疑為什麼要在天氣變化如此劇烈的時間去？這些或許也阻礙活下來的人，在處理自己的心理創傷時，還能有發聲的勇氣。這本書的〈後記〉，胡慕情曾請教台灣登山家張元植，關於飛龍巨瀑事故可能的視角，理解沈默的發生，也談及風險。張元植的回答是：「其實滿矛盾的。客觀上，風險的確無法掌控。就是你不可能真的完全掌控一切外在的因素，但是我們會以為可以掌控。儘管如此，那不是玩命。那個當下，我們的心理狀態，並不是對生命的不珍惜。而是我們永遠都會覺得，我們是知道，確定能夠做得到，我們才去做。」在這段對話之後，作者希望可以創造社會大眾理解「活著」與「選擇」之間的關聯。當然，有些「活著」的方式，必然比其他活著的方式更容易遭致危險。這些活著的方式，會矛盾的減少活著的機率。但選擇這樣活著，是一種追尋自我實現的途徑，如泰特所說的永恆召喚，逝者則是渴望自我完成的殉道者。2024年6月張元植在阿爾卑斯山訓練時，在南針峰北壁「佛蘭多尖塔」意外失足去世。2015年11月，55歲的英國退役軍人亨利·沃斯利（Henry Worsley）從南極洲海岸出發，希望做到歐內斯特·沙克爾頓（Ernest Shackleton）一百年前沒有做到的事情，橫越南極洲，而且這次他是獨自穿越，沒有支援，沿路沒有存糧，必須自己用雪橇拖帶所有物資。他在中學時讀了沙克爾頓所寫的《南極之心》（The Heart of the Antarctic），以及其他極地探險家所有書籍，發現沙克爾頓探險隊的成員法蘭克·沃斯利是自己的遠房親戚。而後他就讀皇家軍事學院，與自己的父親一樣從軍。畢業後他重溫沙克爾頓的故事，「被這些人甘願承受的非凡苦難深深震懾」，他曾寫道，沙克爾頓對他而言不僅是英雄，也是導師。之後每當他面臨危險時，都會自問：「沙克爾頓會怎麼做？」在進行2015年獨自橫越南極洲計畫之前，2008年沃斯利就有一次向沙克爾頓致敬的冒險。三位沙克爾頓探險隊成員後代，Will Gow、Henry Adams和沃斯利，決定重走沙克爾頓1908年帶領遠征隊到南極點的路線，當時沙克爾頓在距離南極點只有97英里時，因為糧食耗盡決定撤退，對於放棄的決定，他對太太說了一句名言：「活著的驢子總是比死去的獅子好。」2008年這三位抵達沙克爾頓撤退的地點拍了和當年一樣的照片，而後成功到達南極點。2015年沃斯利獨自橫越南極洲，幸運之神卻沒有再度降臨。他在走了71天約1469公里後，在只剩下最後48公里的地方，因為體力耗盡而按了求救按鈕。他在廣播中說：「我的英雄歐內斯特．沙克爾頓在1909年1月9日的早晨，距離南極點97英里時，曾說他已經『射盡最後一支箭』。那麼今天，我也必須帶著些許遺憾告訴各位，我同樣已經射盡最後一支箭…我的旅程已經結束。我耗盡了時間與體力，簡單說，就是再也無法把一隻滑雪板滑到另一隻前面…我的頂峰就在觸手可及之外。」跟他的英雄一樣，目標幾乎觸手可及，卻必須放棄。但是，雖然他也像沙克爾頓那樣曾對自己的妻子說：「活著的驢總是比死去的獅子好」，但是沃斯利在兩天後因為細菌性腹膜炎於醫院去世。在拚盡全力與死亡與目標之間，有個永遠無法探測的三角未知地，不知何時會越過界線。以沃斯利的例子，既然最終無法達到目標，及早放棄似乎才是明智之舉，但是如果沒有竭盡全力，又如何彰顯「活著」的意義，與觸手可及的目標對峙的尊嚴？即使知道只要按下按鈕，活著的機率就會大增，但是在追尋活著的意義時，這個按鈕卻可能在太遲的時候，才會或者永遠不會按下。 極限運動者有著無法拒絕的召喚，他們必須走向那裡，即使因此置身險境。圖／陳克宇

報導／顏一立 鏡文學年度代表作《蕉葉與樹的約定》，繼日前獲得OPENBOOK好書獎年度中文創作、博客來華文創作類年度選書後，昨日在臺北國際書展中又因同時入選總統賴清德、副總統蕭美琴的書單，且是正副總統共同選書裡唯一一本小說，再次成了出版界焦點。而小說中那個日本時代客死他鄉的阿美族青年鬼魂「樹」，從令和穿越了百年時空想回到的大正故鄉花蓮馬太鞍部落，正是去年發生嚴重堰塞湖潰壩事件的光復鄉二大部落之一 ⋯⋯。 Nakao Eki Pacidal《蕉葉與樹的約定》鏡文學出版 馬太鞍(Fata'an)，又名阿美族的首都、阿美族運動員的搖籃，常住人口不到五千人，卻出過臺灣首位美國職棒大聯盟投手曹錦輝、九次進軍甲子園紀錄保持人岡村俊昭(葉天 送)等球星。至於馬太鞍一名的由來，是傳說遙遠的天上住著日神與月神夫妻及一對兒女，一家子過著零煩惱的神仙生活，卻被大海中一個珠子般的美麗小島所吸引，下凡後發現，這小島滿地都是食物「樹豆(阿美族語:Fata'an)」，因而得名「馬太鞍」。 《蕉葉與樹的約定》便來自在荷蘭主攻歷史學博士研究的阿美族作家Nakao Eki Pacidal 這樣一個原民式的浪漫史觀。 阿美族作家Nakao Eki Pacidal 「蕉葉」與「樹」二個名詞，寫人更寫意，在臺灣萬物命名皆我大華人之忠孝仁愛信義和平還光復的前提下，二位主角的名字就像馬太鞍的樹豆傳說般，完全是部落的大自然元素。小說始於令和時代一名從花蓮到京都打棒球的選手「其朗(Kilang)」，無意中在西本願寺的石頭上召喚出百年前赴京打球而因病逝世的鬼魂「樹(阿美族語:Kilang)」，相隔了百年同名的人與鬼，就此踏上了阿美族習俗裡走一次亡者生前路、帶一個靈魂回家的鎮魂之旅。 從部落到花蓮，從花蓮到京都;追尋棒球與愛情，歷經溫柔與殘酷。他們能否守住約定，帶彼此回家? 作者Nakao在Okapi的專訪上提過，《蕉葉與樹的約定》雖然皮相上是日本時代「高砂棒球隊」(後名為能高團)的歷史，但骨子裡是用這些角色去抒某個情，因為Nakao自己就是做歷史研究的，她認為，歷史這個東西，有強烈的殖民性，所以她最想抒的那個情，是蕉葉和樹說好要一起回家的約定。 「因為在那個文化背景，他們應該沒有想過可以打破自己的承諾。」Nakao說。 再打開一次總統和副總統的書單，有人說連續二年選入BL和GL作品的賴清德總統，是聞到了蕉葉與樹之間微微的腐味，還有人說，蕭美琴副總統選了這個馬太鞍的故事，是放不下花蓮，但或許我們可以這樣推理，在這個滿地都是食物的美麗小島上，選了六十三本書的總統賴清德、選了二十五本書的副總統蕭美琴，卻神仙打架似地共同選入了《蕉葉與樹的約定》這本穿越百年的承諾之書，彷彿他們與小島一個百年後的約定。 賴清德總統書單、蕭美琴副總統書單 同場加映的是，賴清德總統也選了一本鏡文學與客委會合作「客語文學作家創作計畫」之中張郅忻的《覓蜆仔》客語散文集(鏡文學副品牌——鏡萬象出版)，該書靈魂扣問當客庄的傳統生活在時間裡淡去，「何以為客？何處為家？」，如果把《覓蜆仔》和同樣講述「家」的《蕉葉與樹的約定》放在一起看，臺灣大家長的總統書單就變得更多隱喻了。 張郅忻《覓蜆仔》鏡萬象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