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淑卿1945年發生的三叉山事件，在2020年之後，誕生了以這個事件為題材的兩部小說，分別是甘耀明《成為真正的人》與朱和之《當太陽墜毀在哈因沙山》。本來還有第三部。作家楊双子說，在與何敬堯、陳又津、瀟湘神、盛浩偉合著《華麗島軼聞：鍵》之後，他們原本計畫第二部《華麗島軼聞：魔山》，就是以三叉山事件為題，可惜沒有實現，否則等於在差不多時間，台灣有三部與三叉山有關的小說。為什麼大家不約而同想到這個事件？或者該問，為什麼現在有這麼多小說以台灣歷史為背景？尤其是日治時代？而且越來越多元豐富，僅是去年就有兩部以日治時期原住民為題材的小說《猩猩輝夫》和《蕉葉與樹的約定》。這種共時性，或許不僅是台灣文學發展的趨勢，也是一個時代共有的創作潮流。除了小說以外，影視的開發，從之前的《賽德克·巴萊》、《紫色大稻埕》、《日曜日式散步者》，到正在進行的《藏畫》、《甘露水》、《臺灣漫遊錄》等，可說不勝枚舉。如果思及《不朽的青春—臺灣美術再發現》等展覽的風靡，日治時期許多重要事件不但被重新認識，而且也成為各領域激發創意的泉源。作家朱宥勳2021年有篇文章〈從負債，變成資產：重回「台灣」的新世代文學創作〉，他引述中興大學教授邱貴芬的觀察，「臺灣文學」在過去十年左右，歷經了「從負債變成資產」的過程，成為新世代小說家主動繼承的文學傳統。朱宥勳指出，在1920年代、1970年代兩波現實主義浪潮之後，2020年代的台灣作家正經歷「第三波現實主義」。這波現實主義的特色之一，就是對「歷史」，特別是對「本土歷史」有強烈的興趣。同時他也提出一個重要觀點，認為在「第三波現實主義」中，逐漸泯滅嚴肅文學與類型文學的界線，特別是嚴肅文學大舉吸納類型文學的書寫模式。因此，若聚焦在文學的領域，除了可以討論，為什麼這麼多作家對台灣歷史感興趣外，也可以討論這樣的書寫正經歷了怎樣的變化？改變了什麼？以楊双子為例，她說，從大學時代，她就希望尋找一個日本人不會寫，許多西洋翻譯文學不會寫，只有台灣人能寫，而且可以寫贏的具有新意的題材。後來她發現，日治時期的台灣，對創作者來說，是如同寶庫般的時代，那時各種族群居住在這塊土地上，長出了新的東西。但這個發現需要經過一段時間的醞釀，或者說，需要一個時代視野的轉換。大約在2010年前後，不論是影像或是小說，以及文學史、美術史，許多創作者和研究者，不約而同讓日治時期重要事件重新出土，形成一個新世界，讓急於尋找新素材的創作者聚攏過來。她認為，2014年318運動是許多人在創作上回歸台灣的關鍵。朱宥勳在前文也有類似看法。他指出，在318運動之後活躍的作家們，大多數都樂意繼承「臺灣文學」的旗號，並且以台灣的社會現實、歷史題材為核心來構思作品。「從而也讓『臺灣』的相關知識，成為創作的素材與靈感，理解、繼承臺灣文學不但不再是污名，反而會擴大文學創作者的資源庫...。」除了創作者對歷史的興趣與運用，書寫的形式也經歷各種嘗試。如此，過去深受現代主義影響的純文學評價標準，是否已成窠臼，無法體現當今的變化？朱宥勳在提到第三波現實主義時曾指出，許多創作養分早就不只來自文學，更包含電影、漫畫、動畫、遊戲等不同媒介，高度內化了許多類型公式，從而漸變了文壇的主流品味。楊双子則以「典範轉移」來形容台灣文學正在經歷的轉變。這種轉變既牽涉思潮的更迭，也牽涉小說技藝的追求。她認為，以前純文學的書寫方式，有現實中文化與政治的背景因素存在。因為在解嚴以前，不可能真的去談社會中遭遇到的困境，或者針砭時事，因此很長一段時間，都在講文字的美學或文字的技巧。這一開始是很多人不敢直接揭露，因此諱莫如深隱藏深刻的東西，但後來的人，不知緣由卻依樣畫葫蘆，就變成裝神弄鬼。所以這條路不是真的能走下去。到了解嚴可以直接觸碰現實時，文學的風格與評價也不是立刻可以改變。有時直白的文字，會被視為粗俗，所以典範的轉移，其實是經過漫長的時間。除了思潮之外，文學技術的典範轉移也在進行。楊双子說，現代主義式的創作，情節比較少。但讀文學作品的人，除了詩歌之外，還是想讀故事。我們有故事的需求，也有想知道事情真相的需求。不管是追求閱讀的快感，或是要了解這個世界怎麼運作，這個需求勢必會出現。所以，在思潮的典範轉移時，同時也在對形式有典範的轉移。回頭追求每個人都可以享受的故事。它不是純文學或者通俗大眾兩個陣營的對抗，而是在內裡進行轉變，重點在於我們用什麼手法，來處理嚴肅的命題。台灣文學典範的確立與轉移，可以討論的面向非常多，其中必然涉及文學獎的品評標準。過去被高舉為「純文學」的作品，不是僅依恃其文學風格的辨認歸納，而是有文學獎的機制作為助力，所以未來文學獎與圖書獎的書單，可以作為典範是否轉移的探測。2018年OPENBOOK年度好書獎評選時，評審曾針對楊双子《花開時節》，提出「大眾文學的時代小說，仍難以取代書寫歷史事件的正統歷史小說」的看法。這個評語當時引起許多討論，現在回頭來看，這個評語本身就成了一個「時代的印記」，它預設正統與大眾小說的高下之別，可以說是代表台灣長期以來的一種看法。但是這個預設不必然如此。日本將運用歷史素材的小說約略分成四種。分別是以歷史上真實存在的人物和事件為題材，幾乎依照史實展開故事的「歷史小說」；以過去時代為舞台，但以架空人物或事件為主，虛構性更強，娛樂性優先於史實的「時代小說」；也有大幅改變歷史走向的「架空戰記」，像是「如果織田信長沒有死在本能寺？」等假設；最後則是將歷史改寫或加上魔法怪物等奇幻元素的「傳奇小說」，如《陰陽師》。但是這些都歸類為大眾小說，以寫作歷史小說具有崇高地位的司馬遼太郎，當年獲得的也是直木賞。什麼是「歷史小說」或許已有清楚定義，但它的界線真是如此分明嗎？以《花開時節》而論，雖然它有著「穿越」的奇幻入口，但其實它對當時的生活細節做了相當的考證，讓這個故事可以成立。而對生活細節的講究與還原，是否也是忠於「史實」呢？楊双子認為，現在許多的「歷史小說」其實是歷史的故事化，但她認為歷史小說的本質在於「詮釋」。比如在描寫鄭成功時，過去和現在，台灣、日本、中國，可能都會有不同角度。同時，歷史小說也不是只有重大事件或是大人物，還有常民生活，甚至許多物件的登場，都含有歷史的縮影。從《花開時節》、《花開少女華麗島》到《臺灣漫遊錄》，楊双子的作品非常明顯的是以小說來呈現日治時代女性生活史。她關注女性關係的成長曲線，因為對象是女性，所以出現許多與男性書寫不同的細節與物品。同時，也因為要呈現女性的生活與關係，也使得她目前的小說必須從日治時代發端，因為直到這個時候，台灣女性才因為受教育等，有公領域的生活，可以群體性的被看見，而這在清代是不太可能發生的。而從對細節的考究而讓故事得以成立這一角度，楊双子的小說有著很強的「歷史性」。這是以台灣歷史為素材創作的一例。近年還有許多描寫妖怪、吸血鬼或魔物的類型小說，多以日治時期為背景。鏡文學就曾出版日治時期的吸血鬼故事《牡丹》和仕紳文人以詩除魔的《降魔詩社》。日治時代幻化為群魔亂舞的想像空間。寫過許多以日治時期為背景的小說，如《臺北城裡妖魔跋扈》的作家瀟湘神，曾改寫1930年代島田謹二以殖民者視角所說的「外地文學」，而提出「後外地文學」的說法。他主張將自己當成「旅行者」，以陌生化，甚至幻想化的方式處理台灣歷史。不同於島田從空間上看待與日本不同的台灣景觀，他是從時間上回返台灣的日治時代，而提出「異國情調、實際地景、鄉愁」三元素。而所謂的異國情調，並非空間的他鄉異國，「而是台灣元素的浪漫化、幻想化、誇大非日常，甚至鬼影幢幢，魔魅叢生。」楊双子也認為，類型小說需要陌生化，跟讀者保持一種「若即若離」的關係。這個距離感有幾種製造方式。第一是空間，將故事設定在異世界。第二是時間，把時間拉遠，時間距離本身就製造了一種異質空間。第三是精神性，如超能力等元素加入，製造異質感。其實，「陌生化」或許不僅是寫作上的方法，也曾經是我們真實的處境。日治時代對我們並不遙遠，可能就是我們祖父母或曾祖父母生活的時間。但在過去的教育之下，我們對他們的生活樣態可能一無所知，許多重要事件也未能浮出歷史地表。因此，曾經被壓抑的日治時期，如同新物般被再次發現。不但讓我們有強烈的情感連結，成為不同創作領域煥發靈感的寶庫，同時也轉化成一個馳騁想像力的舞台，而催生出台灣故事的魔法時代。 曾經被壓抑的日治時期，如同新物般被再次發現。不但成為不同創作領域煥發靈感的寶庫，同時也轉化成馳騁想像力的舞台，催生出台灣故事的魔法時代。圖／陳克宇

文．許文貞／圖．目宿媒體提供2025年奪得金漫大獎的漫畫家狼七作品《黎明前的回聲》，23日入選法國「Shoot the Book! Cannes」提案，是這次八部入選作品中唯一一本亞洲作品，更是台灣參與「Shoot the Book! Cannes」活動以來第一本入選的台灣漫畫。獨家代理本作影視改編權利的叁思影視開發有限公司執行長林珊珊透露，本作在來自全球60多部提案作品中拿到評審最高分，而她也應主辦單位之邀將在五月中親赴法國坎城，在坎城影展市場展中發表提案。「Shoot the Book! 」由法語人出版協會SCELF在2014年創立，徵選適合影視改編的出版作品，於影展舉辦提案活動。《黎明前的回聲》由目宿媒體出版，講述兩位因為音樂成為摯友的迷途青少年，在染上毒癮後人生大轉彎，更在關鍵時刻錯過陪伴彼此的時機。兩位主角走上截然不同的道路，直到命運安排讓兩人再度相逢，但這次的相遇，能挽回對方的人生嗎？是結合許多真實故事創作的虛構作品。林珊珊表示，一開始她對這部漫畫的影視改編沒有特別的想法，但因緣際會下，看到2025年的日本電影《那個女孩》，取材自真實事件，描述深陷入毒癮無法脫身的少女；以及英國BBC關於俄羅斯青少年沉淪毒品「喵喵」（甲氧麻黃酮）的新聞專題，特別是其中毒販馬克沁的生命經驗，讓她意識到《黎明前的回聲》的改編潛力，遂簽下獨家代理權。林珊珊表示，她本來就很喜歡成長故事（coming-of-age），「兩個主角在生命的交會點，一個好轉，一個卻沉淪，但沉淪到最深處，故事迎來一個反轉。這個故事提供了很真實的想像，體現了人性的幽微，角色也非常有張力。」雖然漫畫篇幅有限，只有鋪陳兩位主角最重要的幾段故事，但中間還有很多空間可提供影視轉譯的團隊改編和發揮。林珊珊表示，原先本作是報名2026年「Shoot the Book!」與安古蘭國際漫畫節合作的漫畫轉影視單元「Shoot the Book! Angoulême」，評審甚至來信請她提供全本漫畫試閱，十分看好，但2026年安古蘭國際漫畫節後來因性醜聞引發爭議停辦，活動取消。在評估後，由於《黎明前的回聲》不只金漫大獎加持，銷售上也達到五刷，已經出版德文版，她決定將本作改投「Shoot the Book! Cannes」，最終獲得九位國際影視製作評審青睞，獲選成為提案作品。漫畫家狼七笑說，當她聽到《黎明前的回聲》要去坎城影展提案，第一個直覺反應是疑問：「坎城影展跟台灣漫畫有什麼關係？」她表示，作品能走到這一步，已經遠超過她的期待，很榮幸也非常感謝。狼七在2025年獲得16屆金漫大獎時的致詞，引用世界棒球經典賽12強的名言「你不能在只有贏球的時候才愛他」，表達漫畫家堅持創作台灣漫畫的心聲，當時感動不少創作者和讀者，在網路社群引發熱烈討論。「Shoot the Book! 」最早是SCELF和坎城影展合作舉辦，後來擴大進入世界各大影展或市場展，包含德國柏林影展、法國坎城影展、法國安錫國際動畫影展，以及台灣文化內容策進院的TCCF 創意內容大會等。據《出版觀點》（Publishing Perspectives）報導，法國出版業與影視製作單位每年約有2000場會議，其中30％的會議能成功簽約合作，出版品改編影視帶來的後續獲利和效應，對法國的出版產業十分重要。

當山難成為新聞事件，人們最常討論的是事故如何發生、誰該負責，或為何有人仍執意走進危險之中。但這些人走進山中、降入溪谷的真正動機，並非單一標籤可以定義的。 本次明星讀書會邀請曾獲得臺北國際書展大獎與金鼎獎，帶著新書《河人：一場山難，自由、暴水與生命的流向》回歸的作者胡慕情，與以紀錄片《雪水消融的季節》入圍金馬獎的導演羅苡珊進行對談。 皆以「山難」為作品主軸的兩人，從非虛構創作中的倫理、重返現場的必要，聊到創作者如何在田野調查與實踐作品中被事件改變，並試圖回到最深層的提問——當創作者面臨死亡、缺席與無法完整重現的現場時，究竟該如何書寫？又為何而書寫？ 兩位創作者一邊分享自己的創作歷程一邊彼此提問，引領觀眾一起重新思考人與人之間的愛、信任和死亡，展開一場關於理解、靠近、凝視他人與自我生命的討論。 胡慕情：我先簡單說一下這場對談的背景。一方面是臺灣近年關於山難的作品其實不多，我和苡珊都不是事件當事人，並且同樣身為女性創作者，這樣的身份在進入田野、做訪問，或面對倫理問題時，其實會有很多限制，也因此影響作品最後的樣貌。另一方面是苡珊在2024年推出紀錄片《雪水消融的季節》有邀請我去看，但當時的我因為正在撰寫新書，家裡同時有長照需求，沒能好好回應她，於是有了這次對談。 在對談前我們有稍微聊過，苡珊提到她在讀《河人》時，對我在後記用到的「山難文學」這個詞感到很好奇。所以也許可以從這裡開始，苡珊可以先談談你的想法。 羅苡珊：閱讀這本書時，我一直在想，你過去走進自然，並不是因為單純熱愛登山，而是因為有事件發生你才進入那個場域。所以「因為熱愛而走進山林，最後在山中罹難」這件事，其實不在你原本的關注的脈絡裡。 但山難這個主題，卻同時結合了你過去的兩條路徑：環境與死亡。 也因此，我在後記看到「山難文學」時覺得很有趣，同時也感到困惑，因為我自己完全沒有用這樣的方式思考過。 因為「山難」本身好像強調了「災難」，但同時也可能忽略了人為什麼要走進山林，那些更細微、更情感的動機。包括我在做《雪水消融的季節》，或整理朋友劉宸君的書《我所告訴你關於那座山的一切》，其實都沒有把它們視為「山難作品」。 所以我很好奇，為什麼會用這個詞？ 胡慕情：其實當苡珊這樣問我的時候，我自己也有點困惑。雖然這個詞是我寫的，但它並不是我在創作時真正使用的框架。 對我來說，不管在寫什麼，我都不會用單一概念去理解一個事件，之所以用「山難文學」，比較像是和讀者建立一個入口、一種共識。 但一個事件不可能被一個標籤完整描述。如果只是單一面向，用新聞報導就夠了，不需要寫成一本書。書會存在，是因為它能承載更多複雜的東西。非虛構寫作處理的是現實，而現實由人、事、時、地、物交織而成，彼此碰撞後會產生無數種可能。最後作品會長成什麼樣子，其實取決於創作者在田野中能夠採集到什麼。 所以我並不會把《河人》單純視為山難事件的書。 如果只是討論事件發生的經過，那會比較像調查報告。但在這本書裡，我更關心的是那些走進山裡的人——他們的選擇、他們與自然的關係。當然其中還包含了參與救援的人、罹難者的家屬。透過這些不同的視角，讓讀者看到人與自然之間其實存在很多種關係，而冒險只是其中一種。 羅苡珊：我在閱讀時也有這樣的感覺。整本書的結構，其實像是從事件外部慢慢走進內部：一開始是搜救與輿論，接著進入歷史脈絡，再到人物群像，最後回到事件本身，但已經是不同的觀看位置。而且最後你也寫到自己，從一開始無法真正進入溪谷，到最後真的去做溪降。我很好奇，從一開始決定寫，到真的進入現場，最後完成書寫，這個「重返」對你來說是怎麼發生的？ 胡慕情：我會關注這個事件，其實有很私人的原因。2020年我的貓過世，那對我來說是很大的打擊。後來朋友帶我去東北角散心，回程經過龍洞，有人提議去攀岩，我就答應了。 我完全沒有經驗，但腦中突然想到一個認識十幾年、卻從沒說過話的人。我就在臉書私訊問他能不能教我們攀岩，他答應了，後來也成為我的伴侶。 飛龍瀑布這起山難其中一位罹難者是他的學妹，而我身邊也有人參與救援，因此讓我對這個事件有很強的連結。同時，我的高中同學也在搜救隊裡，他原本要去溪降，後來改去救人。整個過程我一直在關注，也開始思考，如果今天換作是我失去身邊重要的人，我會怎麼面對。 這是一個很私人的起點，但如果要寫別人的故事，它需要具備公共性。 山難之所以會引發討論，是因為它牽涉到資源分配，也常常伴隨對罹難者的批評甚至汙名化，這對我來說是一個需要被釐清的狀態。作為一個喜愛自然的人，我知道這些走進山裡的人，絕對是真心想要親近自然，而他們的動機不是可以用單一標籤去解釋的。 至於為什麼要重返現場，其實很單純——我需要身體經驗。 我很難寫出沒有經歷過的事，像我以前寫農民，我會跟著他們去田裡工作。即使我不覺得那是快樂的，但我會看到他們為什麼喜歡。那個落差，反而讓我更理解他們。 所以最後我還是去做了溪降，為的是更貼近那些人，唯有這麼做，我才能成為他們與讀者之間的橋樑。 ▲ 胡慕情分享自己是一個無法描寫未曾經歷之事的寫作者。為了更貼近走入山裡的這群人，她在撰寫的過程中前往溪降，親身感受在溪谷裡的感覺。（圖／鏡文學） 羅苡珊：我覺得我們在「重返」這件事上情況有點相似，但其實動機不太一樣。 對我來說，「重返」是從缺席開始的。如果看過《雪水消融的季節》就會知道，其實我原本也要跟著好友宸君和聖岳一起去，只是最後沒有成行。這個「不在場」本身，對我來說就是創傷來源。 所以後來我慢慢意識到，我想追求的其實不是事件的「事實」，而是一種我如何與這件事，與朋友的死亡共處的「真實」。 也因此，我會想要回到現場，某種程度上是想讓自己「盡可能在場」。 胡慕情：我想我們確實都在面對一種「缺席」，只是形式不同。 對我來說，所有與死亡有關的事件，都要由死者自己發聲才能還原，但這是不可能的，所以它永遠都不會完整了。 所以問題不是「能不能還原」，而是我們要怎麼詮釋，如何理解，還有怎麼跟社會溝通。在這樣的情況下，我會選擇把自己放進書裡。因為我作為一個溪降小白和戶外新手，既可以理解這群人對山的熱愛，也可以明白大眾對於這類運動的擔心，從這個角度來看，我想我可以成為讀者理解這些人的入口。 同時，我也透過歷史脈絡梳理人為什麼會親近山？為什麼會恐懼山？試圖讓讀者知道這些選擇其實都有各自的背景。 羅苡珊：我其實對書中一段很有感觸，是家屬反問：「為什麼做一件事一定要有理由？」對我來說，創作過程中一直有個疑問是：為什麼一定要賦予行動一個意義？為什麼爬山一定要有理由？ 後來在拍攝、完成作品之後，我跟山的關係改變了。我發現自己好像跨過了一個以前過不去的坎——我不再需要先找到理由，才允許自己去爬山。 胡慕情：我覺得「意義」很多時候只是人與人之間溝通的工具，而不是一個可以被說清楚的答案。 對我來說，比起死亡本身，更重要的是人在活著的過程中如何成為自己。這件事情其實沒有標準答案，甚至可能要到生命結束時才會被回望和定義。 所以我在書寫時，也不是要給出一個宏大的結論。 有些事情是可以保持模糊的、不確定的，甚至不知道答案也沒有關係。人會在經驗中被影響，身體和意識會慢慢留下或篩選那些重要的東西。 羅苡珊：這讓我想到書裡李嘉珊說「事物的含義是包藏在運動當中」，我在讀這句話時停了很久。 因為它某種程度解釋了我自己的轉變——意義並不是先存在於行動之前，而是在行動之中才逐漸浮現。不是先找到理由才去爬山，而是在爬山的過程裡，意義才慢慢生成。 這不只適用於登山或溪降，也適用於創作。無論是紀錄片或寫作，創作者都會在過程中被改變，意義也是在那個過程裡逐漸長出來的。 所以最後，「好玩」這個答案反而變得可以理解，因為那是一種正在發生的狀態，而不是經過論證後的結論。 胡慕情：對，我其實就是想呈現這件事，所以我才把家屬的那句話放在書的最後。 而我最後選擇親自去溪降，也是同樣的邏輯——去經歷、去感受，然後試圖讓讀者也透過我的書感同身受。如果這些書寫能讓更多人理解，這些進入山林的人並不是魯莽或無知，而是基於某種選擇與熱愛，也許有一天，大家會願意靠近一點，甚至親自嘗試看看。 ▲ 胡慕情Ｘ羅苡珊《河人》對談活動大合照。（圖／鏡文學） 延伸閱讀：理解選擇的重量 —— 胡慕情談《河人：一場山難，自由、暴水與生命的流向》如何書寫自由、死亡與走入群山的人 編輯／巫昱昕 影音／范祐禎、陳虹汝 《河人：一場山難，自由、暴水與生命的流向》胡慕情 著 ★ 臺北國際書展大獎得主 胡慕情最新力作！ ★ 細膩訪談Ｘ爬梳歷史 試圖重構 2023 年飛龍峽谷山難的始末 2023年5月，十名溪降者背著繩索走入飛龍峽谷的瀑布 因預料外的急降雨與暴漲的溪水，使其中五人罹難 水的結界，讓他們曾一次次直面幽暗、漩渦、湍急 卻也迎接過明亮、自由與輕盈 當責難、輿論與標籤席捲而來 胡慕情試圖帶讀者越過「為什麽要去？」的單一追問 走向實際繫上繩索、裝備的人，與那些在岸上等待的人。 因一場生命告別而開始攀岩 胡慕情親身經驗自然帶來的撫慰與解離哀傷的力量 她以細腻的田調與採訪 重構整起山難從預備進入、受困到搜救的時間 追索罹難者生前的腳步： 他們如何愛上山與水？為何一次次回到峽谷？ 這是一本關於生與死、自由與渴望的書 每個走向群山、降入溪谷的人 都有無法被簡化為一句話的理由 縱然死亡的陰影從未遠離，人類仍持續走向邊界與荒野 而多山的臺灣，也持續以壯麗與莫測 回應這份執著的呼喚

文・廖書逸／圖・翻攝自前衛出版 4月26日的週日下午，在台北「左轉有書」書店裡，台語唸歌達人周定邦與他的女兒、同時也是「台南妹仔教你講台語」YouTube頻道的創辦人ayo聯袂登場，兩人一搭一唱，將西方經典文學與台語文化巧妙融合，分享關於本月稍早《台語搬世界名劇》套書的出版消息，回溯這套台語劇本書歷時二十多年的翻譯出版歷程，以及轉譯及製作過程中的諸多巧思。這次出版的《台語搬世界名劇》套書，收錄了由周定邦轉譯為台文的兩部西方經典劇本：莎士比亞的悲劇《馬克白》（台文版書名為《神姊奏鳴曲：Macbeth詩篇》），以及古希臘劇作家亞里斯多芬尼茲（Aristophanes）描寫女性為了終止戰爭，聯合起來向男人們發起「性罷工」的反戰喜劇經典《利西翠妲》（台文版書名為《Lysistrata：查埔人kah查某人ê戰爭》）。兩部劇本書也同步製作成有聲書，周定邦與ayo都作為聲音演員上陣參與錄製，親自以台語演繹這兩齣經典劇作。這兩部作品的出版並非一朝一夕之功，而是建立在長達二十多年的挑戰與實踐之上。周定邦憶述，在2001年初，台南人劇團藝術總監許瑞芳發起了「西方經典劇作台語翻譯演出計畫」，當時第一部嘗試的作品是希臘悲劇《安蒂岡妮》（Antigone），他受託以台語「七字仔」文體撰寫歌隊唱詩，並結合恆春民謠自彈自唱演出。《安蒂岡妮》的搬演在當時獲得極高評價，希臘悲劇學者呂建忠盛讚其演出水準超越了國際知名的日本蜷川劇場，因此，台南人劇團隨後又繼續推動第二部劇作《馬克白》的改編，這次直接邀請了周定邦來進行劇本的台文翻譯，期望在韻文體格律的詩劇表現上，創造出更貼近莎士比亞原味的台語版本，藉此開拓本土文學劇場的新局面，打造出一個現代且具有異國文化色彩的「台灣製莎士比亞」。在翻譯過程中，周定邦始終堅持不任意更動情節內容。他在將原著轉譯為道地的台語用詞（例如劇中的三位「女巫」，轉譯為台語的「神姊」）後，仍保留詩學與格律，化作具備台灣聲腔美感的文體。原著中所有細節，甚至包括劇中罵人話語的強度等等，都細膩地呈現出來。為了幫助劇團演出，周定邦在完成翻譯後，親自錄製了整部劇本的朗讀演繹，供劇團參考練習。結果，《神姊奏鳴曲》在2003年首演後轟動全台，隨後更於2007年代表台灣前往法國亞維儂外圍藝術節（Avignon OFF）連演23場，轟動國際，並入圍了第六屆的台新藝術獎。因為這幾次嘗試的成功，台南人劇團持續與周定邦合作，陸續推動了近十部西方經典劇作的翻譯演出，包括諾貝爾獎得主、愛爾蘭作家山繆・貝克特（Samuel Beckett）的《終局》（Endgame，台語譯名《Soah局》）、《落腳聲》（Footfalls，台語譯名《Kha步聲》），以及本次出版套書中的另一部作品《利西翠妲》等劇。如今，將近二十年過後，在文化部與前衛出版社支持下，總算促成了這兩部劇本書的實體出版。兩冊劇本也被同步製作成了有聲書，不但周定邦與ayo都作為聲音演員上陣錄製，更找來音樂製作人章羣合作，替有聲書製作配樂與錄音，打造出彷若實際劇場演出的完整體驗。發表會現場，章羣親自上台導聆了多個書中的精彩片段，並解析其中的製作巧思，例如在喜劇《Lysistrata：查埔人kah查某人ê戰爭》中，他在處理男性與女性角色的鬥爭時，刻意在男性段落配上如軍隊行軍般的規律鼓聲與旋律，表現男性的直線條與剛硬；而輪到女性時，則襯以更為靈動跳躍的非洲節奏，展現出女性的機智與生命力。章羣補充說明，有聲書中的演員唸歌皆採自由拍，而非跟著固定的節拍器演出，雖然提升了製作上的難度，卻也讓劇中出現的「江湖調」、「乞食調」，與聲音演員們因各自出身而帶來的腔口，都在音樂中自然展現，讓全劇語言富有韻味的變化。「我們推廣台語，並非僅是為了保存歷史記憶。」周定邦在講座最後感性表示，持續推廣與試圖保存台語文化的原因，是因為台語擁有的複雜變化與天然音樂性，以及豐富有趣的語言內涵，本身就充滿了藝術表現的無限可能。在發表會的QA環節，一位讀者語帶感謝地分享到，在日常生活中，西方經典文學往往讓台語使用者感到有隔閡，但透過這樣的翻譯計畫，讓她第一次覺得世界名著可以如此親近。近年來，陸續有包括《小王子》、《都柏林人》等世界經典小說被翻譯為台文版本上市，這次這套有聲劇本書的出版，不但是周定邦二十年來持續透過文化交流來推動台語之美的見證與結晶，同時，無疑也為台語作為一種成熟的文學語言再次立下一柱現代的標竿。

妖怪五星好評2 謝東霖 著 ＊融合臺灣妖怪與咖啡店日常的喜劇漫畫完結篇＊特別收錄設定集與番外篇 就算是妖怪，父母也會逼婚的！ 「給你五千萬，離開銀九真！」霸總的父母還是霸總，這就是被錢拆散的滋味嗎>////<？ 謝東霖 臺灣妖怪漫畫大完結 特別收錄妖怪五星好評設定特輯番外：打烊後的修羅場 銀九真在鬼市惹到城隍，原以為祂要上門找碴。卻是趁機要求銀九真協助辦案！？山裡的紅衣小女孩暴走了，原來她的真身並非山魅魍魎，而是被眾人遺忘的……。阿包神奇失蹤，調閱監視器後發現最後一位與阿包接觸的客人竟是傳說中惹不得的最強女鬼？蛇郎君夫婦不忍了，打算用最激烈的手段逼迫銀九真關店結婚去，這次，咖啡味道已經不是主戰場了！ 喝膩大熱符了對吧？這次，神明也要奉上五星好評！ 作者簡介： 謝東霖曾為小說家、廣告文案，現為全職漫畫工作者，作品有《妖怪五星好評》《流氓書店》《神明便利商店》《誰怕誰》《殺手的戀愛相談》《我在詐騙公司上班》《入伍吧！魔法少女》等。作品多次入圍博客來年度暢銷榜，入選法國安古蘭漫畫節臺灣館推薦選書，並授權改編成桌遊、遊戲、舞臺劇、影視。另外也受邀至LINE WEBTOON、臺灣漫畫基地、遊戲橘子等單位進行編劇教學。Facebook：@HsiehTungLinInstagram：＠h_t_l_ 購書連結：●《妖怪五星好評2【首刷限定贈品親簽版】》■博客來∣https://bookstw.link/8zdgpv■誠品∣https://pse.is/8zdgzu ●《妖怪五星好評2【首刷限定贈品版】》■金石堂∣https://pse.is/8zdk4j■讀冊∣■MOMO∣https://pse.is/8zdk76 ●《妖怪五星好評2》■鏡文學線上看∣

文．顏一立／圖．皇冠提供《父後七日》原著暨金馬獎最佳改編劇本獎得主劉梓潔，睽違十二年交出全新短篇小說集《再生》，書封上大字叩問「你想要怎麼活？」的此書，收錄葉石濤短篇小說獎首獎〈再生，涼子，以及與幽靈共度的熱海〉，描述一名失去旅伴的男子，自己去了和旅伴約好的日本熱海旅行，卻在按下遙控器的「再生（さいせい，日文的播放）」鍵後，復活了旅伴的幽靈，一起看廣末涼子的不倫消息。對此設計，劉梓潔受訪時表示自己也如小說所言，去了與已故作家摯友張經宏約好的日本四國八十八所，但把她和好友連接起來的靈，卻不在參拜的寺廟裡，而是電視上播放著記者在渋谷測試從廣末涼子工作室走到情夫鳥羽周作餐廳只要一百步的新聞裡⋯⋯。劉梓潔曾在Openbook的「編劇書簡」單元上，寫過自己和張經宏的非典型交情，始於她在京都念語言學校時，張經宏來旅遊，還告訴她一個超現實主義的旅遊心得：「你去過柳月堂嗎？一定要去！我上次一直在聽它音響的聲音從哪裡發出來，最後發現，是從心裡。」回到臺中後，兩人成了瘟疫蔓延時的京都同鄉會，散步、觀葉、上法會，整整三年，無話不談，直到約定「回」京的旅行到來前，張經宏在睡夢中遠行了。劉梓潔便自己一副肉體，踏上了大病初癒的日本，以為去約定好的寺廟、靈場、菊池寬紀念館，就可以如柳月堂音響那般聽見某種聲音，結果卻六天五夜全浸在哀悼好友的情緒裡，忘了開電視練日文聽力。按下遙控器上的「再生」鍵後，電視播出了廣末涼子工作室走路到外遇對象米其林一星餐廳的距離，記者實測是一百步，荒謬之中，劉梓潔想起了同是日劇迷的好友，想起了他們都一起討論日本女星，當下想對空氣中的想像朋友說：「好搞笑喔，你也在看嗎？」心情浮上心頭，如身體通過電流，再生張經宏的葉石濤短篇小說獎首獎〈再生，涼子，以及與幽靈共度的熱海〉便從天而降。問劉梓潔，《再生》收錄的九部短篇小說多見於各誌各刊，為什麼主題和主角眾星連成一線，以死連結了起來？她回答，自己是有意識在疫情那年開始用死亡為題書寫的，這些年送走了太多人，從自己的外公，《父後七日》金馬獎最佳男配角的吳朋奉，再到張經宏，還有很多很多。她不禁想，四十多歲就該告別與悼亡嗎？這些先離去的朋友，彷彿都在問我：「你要怎麼活？」《再生》的後記裡，其實有劉梓潔給自己的回答：「每送走一個朋友，我就再問自己一次，你要怎麼活？《再生》就是我交出的答案，我就是要這麼寫，要這麼活的。」再問劉梓潔，後記這話聽起來簡直像奧嘟嘟般的賭氣？劉梓潔答，有一點被留下之人的賭氣也好，寫作者的骨氣、決心與宣言也好。「就是寫或者活都『不裝』吧，明天可能就會死，我沒有時間裝模作樣了。」《再生》封面上還有個此書之核心概念，寫著「向死而生」，本書的閱讀經驗會告訴你，我們沒死過的人，不知道做一個活人多好，所以你必須進劉梓潔的小說裡死，死完了，你就再生了。

在臺北的城市記憶裡，曾有一群默默維繫地方秩序的「聞人」。他們遊走於民間與政府之間，既是地方運作的重要角色，也見證了臺灣社會在不同時代下的變動與轉折，卻隨著時間逐漸淡出歷史視野。 曾獲 Openbook 好書獎、入圍金鼎獎的紀實作家鄭進耀新作《臺北聞人蔡金塗》，便以這樣一位橫跨日治至戒嚴年代的地方頭人蔡金塗為起點，追尋臺北地方社會的歷史紋理。本次明星讀書會更邀請到書中的重要角色——「蔡金塗之子」福田桂良——進行對談，帶領讀者回到威權時代下的臺灣，看見那些沒被記載在歷史中的故事。 鄭進耀：在我們進入對談之前，我想先介紹一下這個地方。這裡是郭怡美書店，前身是大稻埕很重要的商行——郭怡美商行。這棟老宅後來由郭重興先生重新承租，整理成現在的書店；後方原本的住宅，如今也成為咖啡廳與私廚空間。 這一帶其實非常有意思，再往前走就是共樂軒，臺北重要的北管軒社據點。整個大稻埕，幾乎轉個彎就會遇到老建築，每一棟都有說不完的故事。我寫《臺北聞人蔡金塗》時，一直在想：這樣一個曾經活躍於這片土地的人物，為什麼知道他的人越來越少？很多受訪者不是記憶模糊就是已經離世，非常可惜。 這本書能完成，其實要特別感謝福田先生。他提供了非常多第一手資料。以現在來說，真正長期、近距離接觸蔡金塗的人，可能也只剩他了。我寫這本書的目的很單純，是想重新梳理：這樣一位在大稻埕舉足輕重的人物，當年經歷了什麼？他又是如何走過那個時代？所以我想先問問福田先生，在你的眼中，蔡金塗是一個怎麼樣的父親？ 福田桂良：我從小在國外長大，和父親相處多半是小時候的記憶。這次因為要出這本書，重新回想過去，其實有一種難以用言語形容的感覺。他小時候並不是一個常在身邊照顧孩子的父親。反而是外面的人有事情拜託，他都很樂意幫忙。後來到了日本，從日本人和華僑口中，才慢慢知道我父親做過的事情，理解他在別人眼中的樣子。所以你要我說他有多偉大，其實我講不出來。那應該留給社會去評價。 ▲1970年代因蔣經國為拉攏右翼政治家福田進，讓蔡金塗將福田桂良過繼給福田進當養子。回憶起父親，福田桂良有許多無法言說的感慨。（圖／鏡文學） 鄭進耀：我記得你曾提過，小時候常跟父親去爬山，那是一段什麼樣的經驗？ 福田桂良：這其實跟一件很大的事件有關。我父親39歲那年，因為地方上的糾紛——迪化街與承德路一帶的勢力衝突——他原本希望大家能出來談一談，把事情和平化解。 但對方表面答應，實際上卻設局，最後他在前往談判的途中遭到暗殺，身上大概有四、五十處傷。因為這件事之後他需要復健，才開始到郊外走動。對他來說是復健，但對當時還是孩子的我來說，就是每個禮拜可以出去玩，還有便當可以吃。那段記憶其實是很單純、很快樂的。 鄭進耀：福田先生提到的那個事件，就是大橋頭庄和下厝庄，後續造成非常大的治安事件，也牽動整個地方勢力的變化。 福田桂良：是，但我比較佩服我父親的一點是他後來的處理方式。當時參與行動的其中兩個人，跑到醫院來跪著求他原諒。我父親跟他們說：「我知道你們不是自願的，是被指使的。」最後選擇原諒他們，甚至還給他們錢，讓他們去避風頭。所以我從我父親身上看到的並不是以德報怨，人沒有那麼偉大，但能放人一馬的時候，就該讓一步，這樣社會才能更安定、更和諧。 鄭進耀：其實我們從這些故事可以看到，那個年代的「江湖」，跟現在很不一樣，當時更強調義理與協調。 我在訪談中也聽到一個故事：歌仔戲演員呂福祿提到，蔡金塗不只是經營戲班，還會親自上台演戲，而且是演武生，身手非常好。 這也讓人好奇，他為什麼跟日本的關係這麼深？ 福田桂良：這要從他很小的時候講起。 我父親七歲時，家裡經營的醬油店生意不好，沒錢讓他繼續念書。有日本老師甚至主動表示願意出錢讓他讀書，但當時家人沒有接受。 雖然沒有繼續就學，但他一直記得這些日本老師、醫生在困難時幫助過他。於是到了戰後日本人要離開臺灣時，他就出面協助，把日僑安全送到基隆港回國，後來也有幫助一些日本企業。這些事情讓日本人對他產生很深的信任。那種不是表面上的，而是發自內心的信任。 鄭進耀：《臺北聞人蔡金塗》除了提到很多臺日交流的部分，還有蔡金塗與田中角榮之間的互動，可以請福田先生和我們說說這段故事嗎？ 福田桂良：當時田中角榮還是自民黨幹事長，準備競選總裁（也就是未來的日本首相）。透過關係，他請我父親到東京新橋一間高級料亭「金田中」吃飯。 席間他對我父親說：「如果我當上首相，絕對不會背叛臺灣。」同時也希望我父親提供資金支持，但後來的發展大家都知道了。（編按：在田中角榮上任後，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正式外交關係，與中華民國斷交） 所以他送我父親的東西，包括很名貴的手錶，我父親全部丟掉。我自己到現在也不戴那個牌子的錶。 ▲鄭進耀在撰寫《臺北聞人蔡金塗》的過程中，從福田桂良口中聽聞許多史料文獻中找不到的故事，在分享會中也請福田桂良親自講述，為讀者補足鮮為人知的臺灣歷史片段。（圖／鏡文學） 鄭進耀：接下來談一段關鍵歷史。當年蔡金塗被送往綠島，長期以來外界並不清楚原因。 我在訪談與史料比對後，發現很可能與1960年代臺北市長選舉有關——當時他支持高玉樹，因此得罪當局，這個背後又有怎麼樣的故事呢？ 福田桂良：國民黨希望我父親協助選舉，但父親表示不幫任何一方。剛好有一天，高玉樹的宣傳車經過我們家，我母親出於禮貌招待他們，送客時說了一句「祝高票當選」。 第二天，我父親就被帶走送到綠島。 隔天報紙標題就是「臺灣首惡蔡金塗為非作歹」，各種罪名都出現，但也有許多地方報社很快地出來反擊，提出不同聲音質疑這些說法。 過了一段時間，終於可以把父親接回來，他甚至開玩笑說，在那邊有人照顧、有人幫我洗衣服，其實日子也不錯（笑）。 那件事情發生之後，每到選舉我父親還是會被找出來，因此他開始刻意遠離政治，有一段時間不是躲在陽明山、楊梅，就是跑到臺東，甚至乾脆出國。 鄭進耀：這其實不是個案。我在其他訪談中也發現，許多地方頭人在選舉期間都面臨類似的壓力與追捕，甚至形成彼此互相庇護的網絡。這些歷史幾乎都沒有被正式記錄，只能透過口述慢慢拼湊。 回到個人層面，福田先生覺得父親對你最大的影響是什麼？ 福田桂良：不是什麼大道理，也不是做生意的技巧，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人要做好事。他一輩子做了很多好事。我覺得在兄弟姊妹裡，我可能是受到這一點影響最多的人。 鄭進耀：我一直覺得，蔡金塗是一個很特別的存在。 雖然他曾被政治整肅，但後來反而在政治與民間之間，扮演一種「協調者」的角色。像共樂軒、法主公廟等民間活動，在那個高壓年代能夠運作，其實都跟他的斡旋有關。他不是完全順從權力，而是在夾縫中找到一種折衷與平衡。 今天非常謝謝福田先生。每一次和你談，都會多聽到一些新的故事。這些故事，讓我們得以重新理解一段幾乎被遺忘的歷史。也希望大家，能透過這本書看見那個時代，以及那個時代裡的人。 ▲ 鄭進耀Ｘ福田桂良《臺北聞人蔡金塗》對談活動大合照。（圖／鏡文學） 延伸閱讀：在消逝之前寫下地方聞人的名字 —— 專訪《臺北聞人蔡金塗》作者鄭進耀 編輯／巫昱昕 影音／范祐禎、陳虹汝 《臺北聞人蔡金塗》鄭進耀 著 ★ 紀實作家鄭進耀 穿透歷史煙塵的時代觀察之作！★ 從地方頭人的一生 看見臺灣歷史鮮為人知的另一面 臺灣首部研究臺北聞人蔡金塗生平的著作！ 人生橫越 日治Ｘ戰後Ｘ戒嚴足跡遍及 臺灣Ｘ日本Ｘ中國 從「城哥」到臺北市第一屆民選議員，蔡金塗是理解戰前戰後臺日地下社會的關鍵，也是老派江湖的最後身影。 他的喪禮，國內外政商名流、江湖人士到場悼念他的名號，可以為歌仔戲名角楊麗花．葉青鎮場他的故事，能看見蔣介石父子、田中角榮和辜寬敏 他是地方頭人、是藝陣推手也是民間社會與政權間的重要協商者橫跨日治、戒嚴年代他的一生既深入臺日關係，也常仲裁複雜的江湖事務媒體無法定位他，只能以他的聲望稱之為「臺北聞人」—— 他是老派江湖最後的仲裁者：蔡金塗

跨國灰姑娘：當東南亞幫傭遇上臺灣新富家庭（新版） 藍佩嘉 著 ＊國內外獎項背書 × 可讀性強國內外社科最佳書籍等肯定；更易讀、像小說一樣好看，兼具學術嚴謹與報導文學張力。 ＊第一手田野 × 真實群像橫跨家中「前臺／後臺」到城市「週末聚落」的深描：訪談58位菲籍、35位印尼家務移工與51位臺灣雇主，移工能動性與雇主焦慮都躍然紙上。 ＊臺灣家內政治 × 實務解方直面「家務移工」、契約束縛、族群刻板印象與性別權力；讀後能反思親子與夫妻關係、雇傭互動，並附行動方向與政策建議。 獲頒國際學術大獎的社會報導巨作從馬尼拉到臺北 揭開超過二十二萬個家庭屋簷下的跨國照顧鏈 呈現家務移工在多重限制中的生活與情感，看見雇主在「照顧外包」與「傳統孝道」之間的兩難與拉扯 穿透學術框架的動人敘事，捕捉女性移工在異鄉的勞動身影 本書是來自田野現場的深入觀察與社會紀實，同時也是一本論述嚴謹、深具國際聲望的學術巨作。由臺大社會系教授藍佩嘉撰寫，將生硬的社會學研究轉化為如電影般生動的敘事，讓藏匿在臺灣日常生活背後的移工故事躍然紙上。 書中聚焦於目前已超過二十二萬人的女性家務移工。來自菲律賓與印尼的她們，以短期契約過客的身分，在臺灣社會的邊緣角落默默支撐著許多家庭的舒適生活與孝親照顧。然而，在現行的制度與偏見下，她們往往被視為廉價勞動力或沈默異鄉人。透過作者的筆觸，我們得以用移工的視角重新觀察世界：中正機場成了探索不確定未來的旅程起點、臺北火車站是灰姑娘翻轉角色的假日後臺，而寄回家鄉的一瓶Qoo果汁則託付了母親給遠方子女的補償性愛意。 藍佩嘉透過訪談九十三位菲、印籍移工與五十一位臺灣雇主，立體呈現家務移工在多重限制下的生活、情感與能動性，以及雇主在孝道倫理、性別分工與勞雇關係之間的掙扎與兩難。這本書不僅讓我們理解移工的命運，更像一面鏡子，反映出臺灣雇主家庭內部脆弱的親子、夫妻與婆媳關係。本書最初於二○○六年由杜克大學出版英文版，隨後作者以返璞歸真的母語重新改寫，用淺白易懂的文字與真實故事，試圖跨越理論的藩籬，以最深刻的生命感動喚起讀者的共鳴與省思。本書獲得美國社會學會、國際亞洲學者會議、台北書展大獎、金鼎獎、開卷好書獎等獎項肯定。 新版在原書基礎上，增添新版作者序及臺灣移工政策二十年來的變革。 作者簡介： 藍佩嘉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系特聘教授，曾於史丹佛、哈佛、柏克萊、早稻田、京都、紐約大學等校擔任訪問學者，研究領域為國際遷移、性別與家庭，擅於從日常生活考察結構性的社會不平等。著有兩本英文專書Global Cinderellas: Migrant Domestics and Newly Rich Employers in Taiwan（Duke 2006）、Raising Global Families: Parenting, Immigration, and Class in Taiwan and the US （Stanford 2018）及三本中文專書《跨國灰姑娘：當東南亞幫傭遇上臺灣新富雇主》（行人，2008）、《拼教養：全球化、親職焦慮與不平等童年》（春山，2019）、《成為「新二代」：多元文化與地緣政治下的跨國婚姻子女》（春山，2025）。 個人網頁：www.lanpeichia.com 購書連結： ●《跨國灰姑娘：當東南亞幫傭遇上臺灣新富家庭（新版）》■博客來∣https://bookstw.link/8z7amg■誠品∣https://pse.is/8z7aqt■金石堂∣https://pse.is/8z7as3■讀冊∣https://pse.is/8z7asq■MOMO∣https://pse.is/8z7atw 電子書：●《跨國灰姑娘：當東南亞幫傭遇上臺灣新富家庭（新版）》電子書■Readmoo∣https://moo.im/a/cmnBHP■Kobo∣https://pse.is/8zj8t6■博客來電子書∣https://bookstw.link/8zj8xm■讀冊電子書∣https://pse.is/8zj94j■Pubu∣https://pse.is/8znxpz■誠品電子書∣https://pse.is/8znxwe■台灣漫讀∣https://pse.is/8znxzj■琅琅悅讀∣https://pse.is/8zny9d■Amazon∣https://pse.is/8zny72■Hami∣https://pse.is/8znybq■鏡文學線上看∣

文・廖書逸／圖・翻攝自 en.ara.cat 每年四月的西班牙，人們總是沉浸在塞萬提斯獎（The Cervantes Prize）與聖喬治節（Sant Jordi）的文學熱潮中，然而，2026年的四月卻多出一聲撼動了整個西語世界、甚至全球文學地景的巨響：由西班牙國家持股超過一半的機場管理界龍頭企業Aena所贊助創辦，獎金高達100萬歐元（約新台幣3700萬元）的全新文學獎「Aena敘事獎」（Aena Narrative Prize）公布首屆得主，阿根廷作家薩曼塔・舒維林（Samanta Schweblin）以短篇小說集《好與壞》（El buen mal，中文書名為本文暫譯）成為首位得獎者。現年48歲的舒維林一向以其超現實且充滿不確定感的敘事風格聞名，曾多次被媒體稱為作家卡夫卡（Franz Kafka）的當代傳人，也是國際布克獎的入圍常客。這次，舒維林憑藉短篇集《好與壞》擊敗了包含西班牙大師級作家恩瑞克・維拉－馬塔斯（Enrique Vila-Matas）在內的四位前輩獲獎，成為此天價獎金的首位得主。Aena敘事獎的評審團主席羅莎・蒙特羅（Rosa Montero）盛讚舒維林這部作品「將驚悚故事的張力與深邃的哲學層次罕見地融為一體，帶有一種『縈繞心頭之美』（”belleza inquietante”），不僅展現了敘事的精確，更將短篇小說的傳統推向了當代的最高點。」並且，她強調將首屆獎項頒給短篇集的這個決定是一次「原則性的聲明」，旨在推動短篇小說這種講求極致精準、創作難度極高且擁有悠久歷史，卻長期在商業市場中遭到忽視的文類。在頒獎典禮上，舒維林直言100萬歐元是一個「大到無法想像的數字」，並感嘆對許多作家來說，創作總是只能發生在各類兼職、稿費延遲與不穩定的經濟狀況中那些「偷來的時間」裡，因此這筆獎金對她而言不是奢侈品，而更像是「一份永恆的月薪」，讓她可以「僅僅作為一名作家而存在」。接著她話鋒一轉，透過感謝她的母校——「我那破敗、被忽視、被遺棄的布宜諾斯艾利斯大學」——來將矛頭指向她的母國阿根廷，批評現任總統米萊（Javier Milei）對文化與教育經費的大幅削減。她以此替謝詞收尾：「或許有人會問，在這個世界似乎正逐漸分崩離析的時刻，我們為何還在這裡慶祝文學？我的答案是，正因為世界如此不安，我們才更需要故事來指認那些難以言喻的恐懼。」然而，在頒獎典禮的掌聲過後，關於此獎從公布以來所引發的諸多爭議，仍在持續蔓延。這次Aena敘事獎的100萬歐元，是歷史上頒發給已出版作品的最高文學獎金，甚至超越了諾貝爾文學獎，因此，自從今年二月此獎項的消息首次公布以來，便引發了文學出版圈各種考量與立場之間的激烈辯論。爭議的核心在於：這筆錢是否真的能夠促進閱讀？西班牙出版人路易斯・索拉諾（Luis Solano）形容這樣一筆誇張的獎金就像「闖進瓷器店裡的大象」，並表示「百萬獎金是個嚴重的錯誤，因為我們再次混淆了價值與價格，而且我們不知道這樣的獎項能夠維持運作多久⋯⋯百萬獎金中有某種扭曲的東西，它讓一切都變了調，讓那些本不該在場的因素介入了。」作為對比，西班牙語文學界中最具聲望的獎項塞萬提斯獎頒給的是一生的創作成就，獎金為12.5萬歐元；英國的布克獎獎金約5.7萬歐元；美國國家圖書獎獎金約9千歐元；法國龔固爾獎則是僅有象徵性值的10歐元獎金。除了頒發給獎項得主的百萬歐元，Aena還計畫再投入額外100萬歐元，購買五部決選作品，分發給員工與機構。這看似慷慨的配套，卻被業內人士批評為有將文學簡化為一場消費奇觀的風險，同時也有人擔憂，這份百萬歐元的採購合約是否會涉及不透明的招標，或是變相成為提供給大型出版集團的補貼，而非流向真正需要支持的獨立書店與圖書館系統。也有評論家指出，一個獎項是一個品牌，需要時間來站穩腳跟，而這筆高達200萬歐元的預算，本可以支撐一個中型文學獎或數十家獨立書店穩定運行十年，但大型企業卻選擇將之投入為一場塑造明星與建立公司形象的行銷煙火，即便燦爛奪目，卻恐怕將稍縱即逝。此外，本屆決選入圍名單中的五部作品，全數是來自企鵝蘭登書屋（Penguin Random House）與星球出版集團（Grupo Planeta）兩大出版巨頭，也進一步引發了「大獎助長壟斷」的疑慮，認為這讓文學獎成為大型企業之間相互拉抬的手段，混淆了文學的內在價值與商業標價之間的關係。然而對Aena執行長莫里奇・盧塞納（Maurici Lucena）而言，這一切批評全都在預期之內。他在採訪中表示，這是一場有關「社會永續發展」的投資，承襲自歷史悠久的藝術家贊助傳統，目的在為西班牙語世界建立一個像布克獎或龔固爾獎那樣具備全球權威的指標性獎項，並提升西班牙整體的閱讀與文化風氣。「一百萬歐元對個人而言是很大的數目，但對我們這樣規模的企業來說並非如此，」他解釋，並補充說在他最近與美國投資人的會面中，沒有任何人詢問到關於這筆支出的事；一般普遍認為只有在商業或體育世界中才能存在高額報酬的想法開啟了他們的討論，並最終促成了這個獎金規模的誕生。薩曼塔・舒維林在得獎感言中表示，阿根廷的文學傳統之一是懂得「在不尋常之中發現美」，而Aena敘事獎本身正是一個極度不尋常的存在：它既是大型企業對藝術場景的介入，將徹底改變起碼一位作家的生命，同時也是西班牙對於西語世界文化發言權的一次出手搶奪；它一方面試圖抬高文學作品的價值，一方面卻也體現出文學界與商業世界之間對於價值的迥異觀點。這100萬歐元最終將會是一記打響了西班牙文學振興的禮炮，又或者只是一場昂貴而炫目的煙火？答案或許正如舒維林筆下那些迷離且迂迴的故事，將留待人們慢慢地去品味與思索。

文．許文貞／圖．翻攝自《美麗青年全泰壹》Wikipedia韓國勞工運動家全泰壹，在1970年11月13日，為抗議當時韓國惡劣的勞動環境、與形同虛設的勞動法規，抱著南韓的《勞動基準法》自焚身亡，時年22歲。他的故事曾在1995年由導演朴光洙改編為電影《美麗青年全泰壹》，知名導演李滄東是這部電影的編劇之一。《美麗青年全泰壹》上映後，獲得1995年青龍獎最佳影片，並入圍柏林影展競賽片，不過該年度的柏林金熊獎由李安《理性與感性》奪得。在全泰壹過世後56年的今天，首度有關於全泰壹的書籍在臺灣問世。《我們不是機器：美麗青年全泰壹》由春山出版，春山在4月19日舉辦了全天的電影放映會與新書發表會，不但全泰壹的妹妹、全泰壹紀念館館長全順玉專程來臺參與新書活動並致詞，韓國保健醫療產業工會政策研究院院長姜燕培、木雞身體實驗室（Namoodak Movement Lab）張笑翼導演等人來臺與談，臺灣方面則有臺灣聲援Hydis連線/臺灣國際勞工協會（TIWA）陳秀蓮、臺灣醫療工會聯合會祕書長高若想、臺大社會系副教授劉華真、作家房慧真等人一起進行對話。春山出版社總編輯莊瑞琳表示，《我們不是機器：美麗青年全泰壹》過去曾有中國和香港出的中文版，但都是翻譯自英文版，這次除了是臺灣首度出版，更是從韓文直譯。「與臺灣的書籍外譯主要由政府資源比較不同的是，韓國不只有官方的外譯資源。像這本談勞動權益的非虛構作品，通常比較難獲得官方資源重視，但這次有韓國保健醫療產業工會協助牽線、公共相生連帶基金會出資，推動外譯，甚至支持書籍的國際行銷活動。除了臺灣版，越南、泰國版也已經出版。」全泰壹是南韓首爾和平市場的裁縫工人，因為不滿工時長、工作環境惡劣，雇主又以極低的薪資壓榨勞工，逐漸萌生抗爭之意。他在偶然間接觸到《勞動基準法》，意識到企業違法剝削工人，他嘗試以各種方式改變現況、企圖引起政府重視，卻得不到結果，最後決定「火葬《勞動基準法》」抗爭，高喊著「我們不是機器」自焚身亡。留下一句遺言：「不要讓我的死亡成為枉然！」莊瑞琳表示，全泰壹事件發生的時間點，也正是韓國在資本主義驅使下，追求經濟成長，與臺灣一樣要成為「亞洲四小龍」的時刻，「即使當時南韓已經有《勞基法》，但在實際的工作現場，還是沒有照《勞基法》來做。」底層勞動者的死亡，常會被社會忽視，但全泰壹的自焚，撼動了1970年的南韓社會。和平市場裡過長的工時、惡劣的勞動慘況，也讓當時韓國社會的同情輿論倒向全泰壹與勞工運動。尤其，在全泰壹研讀《勞動基準法》的時候，因為讀漢字比較困難，他多次向他人表達：「要是有個大學生朋友就好了。」這句話深深影響1970年正熱衷投入民主運動的大學生，使得學生開始一起關注勞動權益。當時不只大學校園的學生自發追悼全泰壹，首爾大學甚至無限期停課抗爭，連宗教界也加入抗議示威。1972年，韓國朴正熙更加強化獨裁，停止政治活動，加強對社會監視控制，曾使得這股正要匯集起來的社會運動能量暫時受到打擊。但社運能量最終並卻沒有潰散，而是與韓國的民主化運動合流。全泰壹的事蹟在當時雖被極權噤聲，但卻有人不惜冒險將他的故事流傳下來。《我們不是機器：美麗青年全泰壹》的作者、人權律師趙英來，便是投入學生運動的一員，他在躲避獨裁政府追查的三年期間，冒險出入在和平市場，蒐集全泰壹所遺留的事跡，在1976年寫成《全泰壹評傳》手稿，秘密流傳，直到1983年才終於以隱去人物和作者姓名的方式出版。臺大社會系副教授劉華真分析臺灣與韓國勞工運動的差異：臺灣的勞工運動在1970年代逐漸受到國民黨工會滲透和分化，難以凝聚成大型抗爭，因此後來的勞工運動必須努力脫離政黨的影響；韓國的勞工運動則直接受到獨裁政權嚴厲打壓，勞工反而更加團結，抗爭規模大，到1987年，更形成為期長達三個月的大規模罷工潮。近年不少臺灣觀眾透過《1987：等待黎明的那一天》等影視作品，認識韓國民主化的歷程。《我們不是機器：美麗青年全泰壹》在臺灣出版，以及新書所帶來的臺韓兩地社運、工運的交流，或許能更為加深讀者的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