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淑卿近日,台北市長候選人蔣萬安以自己不擅長包裝表演,也不會為選舉創造特殊人設,以及不認為反覆改變的人設能獲得信任,暗指另一位候選人沈伯洋的形象並非本來面目。這種攻訐是選舉常用招式,但也讓我們得以藉機思考,「人設」對我們可能造成的負面影響。它不但暴露有些使用者心存否定的前提,更嚴重的問題正在於蔣萬安所演示的,「人設」被視為該一成不變。但我們人生的妙處,卻在於變化。「人設」原本源自日本動漫、遊戲等虛構作品的人物設定,不論個性、遭遇、正派反派,是否經歷英雄旅程的成長等,越清楚詳盡越好。當劇中人物不符合原先設定時,就會產生「人設崩塌」之評語。這個用語而後在華文世界風行,也被用來指稱過去所說的「公眾形象」。這或許是人物設定有著人為操作的意味,更能體現一種大眾的懷疑,公眾人物的形象或許是刻意經營,而非本然如此。一個人原本是什麼樣子?在「人設」背後有沒有我們不知道的事情?是否足夠真實?對政治人物來說,這種揣測始終縈繞不去,現在則更顯重要,一方面必須獲得選民信任;同時,質疑政治對手的「包裝」,也是選戰經常操弄的手法。2008年《衛報》有篇文章〈面具背後〉(Behind the masks),作者David Runciman指出,我們希望政治人物真誠,這樣才能知道,他們沒有向我們隱瞞任何事情。因此,所有政治人物都不斷受到對手的檢視,找出那些顯露虛偽的細微矛盾、雙重標準、隱瞞與含糊其詞。這些對手深知,「偽君子」的標籤能造成多大的傷害。幾乎所有負面政治宣傳,本質上都是試圖證明,競逐公職的對手,並不像他或她假裝的那麼好。這也正是負面宣傳之所以奏效的原因。今年6月,《紐約客》有篇文章〈政治上「真實性」的變貌〉(The Changing Face of “Authenticity” in Politics),藉由一位參議員候選人的故事,再度討論這老套但在選戰依然常用的策略。作者Jon Allsop說,評論者與政治人物認為真實性是政治上的「通行貨幣」,也視為持續爭戰的焦點;人們討論真實性的「落差」,也討論它的「陷阱」。作者認為,許多討論一直圍繞政治人物有多矯揉造作流於表面,但事實上,政治真實性這整個概念,如今本身就顯得膚淺,至少已是陳腔濫調。如果政治真實性是一個陷阱,誘捕他人的同時,有時自己也會掉落其中。為了符合想像中選民對政治人物的期待,有些人試圖在一些場合扮演自己生疏的角色,比如在颱風過後上街掃地等,批評他人包裝的同時,自己更因包裝而受害。這種不熟練所展現的真實之傷,甚至並非來自對手,而是自己在「真實性」的誘惑下,去扮演一個並不真實的形象。強調對手的樣貌僅是「人設」,或者當我們用「人設」衡量任何人時,其實都自帶問題。前者的問題在於,利用「人設」本來就具有的人為意涵,把對手可能是本然的自己,否定為刻意營造的虛矯,這種否定甚且毋須證據,只是丟出無中生有的懷疑,就可能誘使對方窮於自我澄清。對於非公眾人物的一般人來說,「人設」有時是自我希望對外呈現的面貌,但也可能成為受限於此的框架。因為人設意味著一個凝固的標籤,他人可以用這個標籤檢驗你的言行是否有「落差」。但這與真實人生幾可說背道而馳,因為在我們的生命中,落差不一定是破綻,也可能是你追求理想的自己時,所做的種種今是昨非的努力。也因此,不論是選戰的輿論操弄,或對於我們人生之路的思考,也許一開始就要知道這個語言有其局限。我們是否要用「人設」這種原本存在於封閉故事,充滿角色限定的遊戲規則,來定義或評價我們的所作所為?因為在真實人生中,原初設定的崩塌,因崩塌而產生的無法預期的變化,正是珍貴之處。2006年,哈佛大學教授普鳴(Michael Puett)首次開設《中國古典倫理與政治理論》課程,這門課曾是最受學生歡迎的課程之一,僅次於《經濟學原理》和《電腦科學入門》。2016年普鳴與另一位作者Christine Gross-Loh,將這些內容寫成一本著作《正道:中國哲學家論美好生活》(暫譯,The Path: What Chinese Philosophers Can Teach Us About the Good Life)。普鳴認為,孔孟老子等中國古代哲學家,其實不是僵化的傳統主義者,也沒有教導我們,只有限制在社會角色中,才能達到至善。相反的,他們是激進的思考者,打破當時的社會規範,試圖拓展人類可能性的邊界,藉此讓世界變得更好。在普鳴歸納的觀念法則裡,像是,別再尋找自己、不必忠於「真實的自己」等古老智慧,在現代正是破解「人設」迷思的利器。普鳴說,孔子可能會追問:你以為自己已經發現的那個真實自我,究竟是誰?它只是你在此時此刻的一張「快照」。如果你忠於那個自我,讓它成為你的指引,它就會限制你,使你無法經歷唯有認識自己始終在變動,才可能經歷的成長。當我們認識到自身的複雜性,並學會透過自我修養來應對這份複雜,我們就能茁壯生長。例如,當你明白,自己不會只因為覺得自己脾氣急躁,就注定是個暴躁的人;也不會只因為將自己視為內向,就注定害羞。大多數標籤所指的,不過是我們已經陷入,卻也能夠打破的行為模式。我們不只是自己以為的那種人,我們隨時都可以努力,成為更好的人。以此時此刻的快照,來概括我們的人生,這正是「人設」的缺陷之一。問題不僅在於,暗示此刻的形象並不真實,更在於以現在的自己當作衡量的準繩,而忽略改變才是人生常態,甚至可能是我們所擁有的最好的禮物。作家大衛·布魯克斯(David Brooks)曾將他的著作《成為更好的你》(The Road to Character),改寫成一篇文章〈道德願望清單〉。他說,美德可以分成兩類,履歷上的美德,以及悼詞中的美德。履歷上的美德是你帶進職場參與競爭的技能,悼詞中的美德,則是人們會在你葬禮上談到的那些品質,你是否善良、勇敢、誠實或是忠誠?他認為,雖然我們都知道悼詞的美德更為重要,但我們的文化與教育體系,卻較重視專業技能。我們也耗費更多時間建立外在的事業,卻不清楚如何養成內在的品格。他所獲得的結論是,美好的人是後天養成的,不是天生的。他所敬佩的人,已經培養出一種無法偽裝的內在美德,那是透過一項項具體的道德與精神上的成長,緩慢累積而成的。這些人都極為坦誠地面對自身的弱點。他們認清自己最根本的罪性,不論那是自私、極度渴求認同、怯懦、冷酷,也已經追究,這種根本罪性如何導致自己都感到羞愧的行為。他們也因此養成深切的謙遜,站在以他人為中心的立場上,對自己保持高度的覺察。布魯克斯說,這是為踉蹌前行者所寫的人生哲學。他們拖著腳步走過人生,總有些重心不穩。但毫不掩飾地坦誠面對自己不完美的本性,絲毫不因難堪而退縮。「踉蹌者建立人生的方式,是讓自己比過去更好,而非比別人更好。」面對外在世界,我們可能會戴上面具,也會希望以較完美的形象示人,但弔詭的是,只有在承認我們不完美時,才有機會成為更好的人。因此,否定人設的框架,不是說人應該像變色龍那樣毫無原則或表裡不一,因為這在於德性的選擇,你所做的事,會決定你是誰。這更像是開啟一條不會被定格的成長之路,你不必接受別人認為你是刻意營造而非真誠的標籤,你也努力成為比過去更好的自己,這條路,其實沒有盡頭。 當「人設」一詞更為流行時,它負面的影響也隨之而來。一方面,人設經營操作的意味,暗示人物的形象並非真實。其次,它也成為凝固的標籤,當人物與過去有所不同時,即被攻擊為反覆不一。但在我們的人生中,變化才是常態,也正是人生的妙處。讓我們在踉蹌前行時,有機會改變不完美的自己,成為更好的人。圖/陳克宇
作者/ 徐淑卿維吉尼亞·吳爾夫過了十年來最不快樂的一晚,這是1926年6月的末尾,原因是一頂帽子。那天原本一切都很美好,直到到了藝評家克萊夫·貝爾家裡,貝爾大喊,你戴的帽子真驚人,是在哪買的?她試圖轉移話題,卻無濟於事,吳爾夫說:「他們聯手把我撲倒,像對付一隻野兔,我從未感到如此屈辱。」《白牙》作者莎娣·史密斯(Zadie Smith)看了吳爾夫所有日記,對這段印象特別深刻。她後來寫了一篇文章〈既能嚴肅認真,也能光彩照人嗎?〉,她說我們永遠不會知道吳爾夫的帽子究竟糟在哪裡,但讓吳爾夫產生「衣著意識」(frock consciousness)困擾的,遠不止這頂帽子。史密斯說:「可憐的維吉尼亞,一生都困在覺得自己穿得太隆重與穿得不夠正式兩極之間。無論出席上流社交派對,或在市政廳講授文學,她都同樣無所適從。」史密斯對於這種「穿搭出糗後,一路向下盤旋的羞恥感」,頗有共鳴,因為她也曾焦慮「如何穿得像個作家」。她在波士頓教書時,如果希望學生接受她作為老師,穿著就不能離黑襯衫黑牛仔褲黑西裝外套太遠。但是到了紐約,那是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童妮·摩里森都會穿著幾乎透明的金屬光澤紗衣服,出現在迪斯可舞廳的城市,足以讓她盡情展現自我。因為,你不論穿什麼衣服走在曼哈頓街上,都不會有人多看你一眼。史密斯說,在曼哈頓幾乎人人都穿得像個角色。她也因此明白,在這樣的情境裡,作家或許還稍占優勢,畢竟塑造角色,正是她們的本行。不過回到英格蘭後,她又大致回到黑色,且出席任何場合都仔細看請帖上的服裝說明,以避免焦慮產生。寫作《美國佬》的阿迪契(Chimamanda Ngozi Adichie),也寫過一篇關於服裝的文章〈聰明的女人,為什麼不能熱愛時尚?〉,這篇也提到她開始寫作時,經歷過嚴肅女作家應該如何穿著的苦惱。在一場寫作工作坊中,她和其他尚未出版作品的寫作者坐在一起,一位授課作家翩然而過。她的同學說,看看那件洋裝,還有那個妝,你怎麼可能認真看待她?於是阿迪契學到了關於西方文化的一課。「希望受到認真看待的女性,理應以一種刻意營造的,不在乎外表的態度,來證明自己的嚴肅認真。尤其對嚴肅的女作家而言,最好根本不要穿得好看,如果穿得好看,那就最好假裝自己並沒有花多少心思。」但是在阿迪契來自的奈及利亞,講究穿著,不僅關乎美學,或許還涉及道德。她說,中產階級的伊博族女性,會購置金飾與好鞋,尋找最好的裁縫,為自己與孩子做衣服。「她們談論儀容,幾乎是在談一種道德標準。偶爾有女性衣著不得體,或沒有好好塗乳液保養肌膚,便會受到非議,彷彿她的外表反映了品格上的缺失。」她曾任職奈及利亞大學行政主管的母親會說,這真是不像樣。阿迪契在青少年時期,有時會展現自己的服裝創意,雖然她母親未必贊同,但可堪告慰的是可以看出阿迪契的用心。阿迪契說,在奈及利亞,重視外表而且讓人看出你有用心,是一種跨越階級的特質。美國著名的報導文學作家蓋伊·塔利斯(Gay Talese),向來以穿著講究著稱,他們家族來自義大利南部,到父親為止,至少有五代都是裁縫。對他來說,訂製手工精製服裝,既是拯救這瀕危產業,也是投自己所好。他有篇文章寫到,義大利南部對服裝的重視,也已跨越階級。他說,二十世紀初的傍晚散步場景,也是當地裁縫相互競爭,各自展示製衣才華的機會。在當時義大利這個普遍貧困的地區,人們極其在意外表,盛裝打扮是提升個人公共形象的一種策略。請一位技藝高超的裁縫製作衣服,就是讓人注意到自己最簡單的方法之一。何謂穿著得體,固然不同社會有其約定俗成的標準,比如阿迪契所寫奈及利亞與在西方社會成為一個作家的差別。也有各自對美學的偏好,對是否合乎禮儀的審度,這其實更牽涉衣服展現的自我,如何被別人認同。吳爾夫的惶惑,原因之一可能在於,她所想像的自己,是否也是別人欣賞的自己。不過,同樣需要受到評斷的也包括評價別人的人。這更像一個雙面刃,說者揮舞的不僅是某種社會標準,同時也暴露出自己的識見。比如,當立法委員要求101董事長穿著跟她們一樣純樸時,她所顯露的問題就是莎娣·史密斯的疑問,光彩照人和嚴肅認真是抵觸而不能合而為一的嗎?國際上女性政治人物講究穿著者比比皆是,服裝不但是禮儀也是在傳達各種訊息,比如美國前眾議院議長裴洛西在許多場合的穿著,都是媒體解讀的線索。前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也熱愛服裝,她的母親本身就是裁縫,所以她對製作服裝的每個環節都很清楚,也曾親手為自己和小孩做衣服,經常閱讀時尚雜誌,也非常支持英國服裝週與服裝產業。她說,遇到重要場合,如果對穿什麼衣服沒有頭緒時,她通常不會穿新衣服,而是會選擇一套熟悉,完全經典,而且總是很好看的衣服。選擇熟悉的服裝,就是讓自己感覺安全,能夠放心投入角色的方法。這也是服裝的另一層重要意義。除了關乎別人對自己的凝視,還幫助我們成為一個我們想成為的人,讓我們進入一個「角色」,也活在逝者之中。今年剛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安·卡森(Anne Carson),就是鮮明的例子。她高中時就非常喜歡王爾德,尤其喜歡他的穿著和談話方式,甚至和同學們裝扮成王爾德和他的朋友們。她喜歡希臘文等古典文學,有著種種原因,其中之一是,古典文學是王爾德那個世代知識分子的基本素養。她曾有一套王爾德裝,也曾在她演出的戲劇中穿過王爾德裝。2000年《紐約時報雜誌》對安·卡森有篇專訪〈事物聚攏成形〉(Things Fall Together),文章一開始就說:「安·卡森是喜歡鑽進別人皮膚裡的詩人。」她潛入許多人的心智與身體中,最大膽的一次,是化身為凱薩琳·丹妮芙。卡森看了她演的電影《夜夜夜賊》,片中飾演一位哲學教授,穿了件和卡森一樣的毛衣。於是卡森回家就想,成為凱薩琳是什麼感覺?而後她寫了一首散文詩〈反諷還不夠:論我作為凱薩琳·丹妮芙的人生〉。「毛衣是關鍵」,卡森的說法是:「你透過一個人的毛衣,棲居在那個人之中。」關於毛衣還有另一個例子,她逝去父親的藍色毛衣,她冬天時還會穿著它,也在《紐約客》發表過一首詩〈父親的舊開襟藍色毛衣〉(Father’s Old Blue Cardigan)。而她對跟母親一起上教堂的唯一美好記憶是,靠在母親身上,聞著她人造毛皮衣服的味道。2004年《巴黎評論》有一篇對安·卡森的訪談,其中有個題目是請她談談自己「作為男同志的人生」,她的作品裡,如《紅的自傳》,主角不乏同性戀男孩。她在這裡回顧了王爾德給予她的影響,雖然她不太記得自己為什麼會如此迷戀王爾德。但她確實覺得,那讓她接受了美學感受的教育,也讓她學會以某種反諷看待自己,許多男同志身上都有這種保護殼,好讓自己度過社交與私人生活,她發現這對自己也有用。卡森曾說她希望能成為像她父親一樣的人,但這未必可以理解為,她想成為一個男人。在這篇訪談裡,她說,自己在生命的不同階段都處於不同的性別位置,像是她整個三十多歲那段時間,她覺得自己跟女性沒什麼關聯,但也不會確切的說,感覺自己是個男人,也不覺得自己是中性的。她說,那種我們都想安歇其中的「漂浮性別」,並沒有一個詞可以稱呼。但是我們可以發現,這無以名之的漂浮性別,卻是可以透過服裝展現多種變化。就像她藉由服裝,進入許多角色之中。這與畫家歐姬芙或許有些類似。歐姬芙曾有一些穿著男性西裝拍攝的照片,在她去世後,博物館整理她的衣櫃,發現她曾向Knize訂製一些衣服。這個從維也納起家的著名手工訂製服裝店,主要都是做男性衣飾,經常以男裝入鏡的影星瑪琳·黛德麗也是他們的客戶,直到1990年代他們才推出全系列女裝。這或許顯現歐姬芙穿著這些服裝有雌雄同體或不受性別規範的嘗試。不過也有人認為,歐姬芙喜歡這個品牌,未必是因為其中的性別意涵,而更在於契合她的服裝美學,她考慮更多的是這些衣物所具有的視覺吸引力。衣著是一種語言,關乎自己的表達,也是人對生命各種形式的探索,體現自己的美學與品味。雖然服裝的選擇要看場合,也要尊重主辦單位的要求,就像蔡康永在回覆某一陣營邀請時,提到會配合主人希望的服裝方向。但是,當我們對別人提出穿衣規範時,其實暴露更多的是,我們到底知道多少。 我們的衣著暴露在他人的審度當中,衡量是否合禮得體。但這是雙向凝視的深淵,評價他人的人,也將暴露自己知道多少。圖/陳克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