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蕭宇翔／圖・鏡文學
今年七月剛出版《午夜按摩師》的偵探小說家譚端，有次替客人按腳時，他哭了。
2023年，譚端做過一年半的按摩師。他替不少客人按過腳，照著師父教的手法，一寸一寸按，有次按到一半，眼淚卻停不下來。客人們說說笑笑，沒人發現低著頭的他正在哭。想到自己好歹出國唸過書、做過記者，後來還拍紀錄片、得過金鐘獎，「怎麼會在這裡幫大叔按臭腳？」
他倒不認為按摩是低人一等的工作。師父告訴他，按腳很神聖的，能幫人放鬆，這些人都是辛苦討生活的販夫走卒，平日無人撫慰，偶爾才來享受這麼一次，替他們放鬆，就像耶穌幫人洗腳一樣偉大。是啊，他也記得，做按摩師「當初是我自己選的」。
「但我不是耶穌啊！」有時客人的腳繭比他的手繭還厚，捧著一雙犀牛大腳，怎樣都按不進去，感到很無力。「怎麼按？這是一雙寫字的手。」
我看向桌面，那是雙修長的手，骨骼輪廓分明，青筋蜿蜒而過，指甲剪得短而整齊，卻沒有哪一處格外引人注目。
這雙手曾替許多人留下故事。口述歷史《烽火、離亂、老士官》（甯文創），紀錄動亂年代輾轉落腳臺灣的國民黨底層士兵；《天空的情書》（天下文化）追索八年抗戰，抱著必死決心升空的年輕飛行員，以及留在地面的家屬。
從老士官到飛行員，他寫過許多隨時代浪潮漂移的人，卻未曾把自己的故事放入書中。
採訪當天，他和我約在錦州街、林森北路交叉口的麥當勞，就位在過往工作的按摩店附近。我依約抵達，晃了一圈，卻找不到人，直到一名穿著樸素、頭戴鴨舌帽的男子抬起臉，我才發現，這坐在門口最顯眼處的，正是譚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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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下後，我試著從他的身世問起。
明明在臺灣出生，年少時卻住過香港。後來赴英國念新聞學，畢業後又在北京工作十多年，四十歲左右才回到臺灣。我知道譚端的經歷曲折複雜，正如他所說「漂泊兩岸三地」，卻不明白為何如此。
我試探性地問他，這樣的經歷，會不會常被指指點點？譚端笑了。
有次他帶著相機走進北京胡同，想拍一座拆除中的啤酒廠，路邊一個喝醉、打赤膊的「膀爺」忽然抓住他領子，質問：「你別走，是特務吧？」譚端感到荒唐，又有點害怕。他只是下班逛街的臺灣籍記者，但若真有單位關切，該如何證明自己不是？
北京生活十多年，他做過記者、編輯，也曾任職老牌財經雜誌《環球企業家》的品牌推廣部總監。採訪時，他從不表明自己來自臺灣，以免對方多慮。
回臺多年後，當年的老同事仍會半真半假地問：「你到底是不是特務？」譚端倒不十分介意，只是他的身世實在一言難盡。
譚端告訴我，母親是臺灣本省人，母系家族是屏東的地主仕紳，受日本教育，一生都在掌握使用更好的日語，戰後，不少親族也都移居日本；父系家族則來自廣東，後來定居香港。據家族轉述，外曾祖父是孫中山的警衛軍官，「一生忠黨愛國，還在廣東大埔做過縣長。」他說。
（譚端母系家族合照，約攝於1928至1929年的屏東。譚端提供）
一邊是穿和服的臺灣人，一邊則是反共抗日的國民軍，兩套彼此衝突的歷史集結於一身，譚端說，身在自己的家庭「總有一股撕裂感」。
當年父母是在別人的婚禮上，做伴郎伴娘認識的，那正是一場本省外省聯姻的婚禮。譚端說，母親的家人當時極力反對與外省人結婚，譚端的外公、舅舅甚至帶著武士刀上臺北，想把女兒帶回屏東，卻未能拆散陷入熱戀的兩人。
小學時，譚端的父母身體狀況欠佳，經濟壓力也大，便把他送到香港，由住在粉嶺的奶奶照顧。那時譚端懵懂無知，覺得自己既是香港人，也是臺灣人。直到一次回臺灣，因為不會講臺語，被罵是「外省豬」。
這時的他，開始思考自己難以定義、格格不入的身世。
1996年前後，譚端在金門當兵，日本親戚們調侃他：「不是臺灣兵，你當的是『中國兵』吧。」到太武山公墓時，譚端看見墓碑上列著河南、四川、臺灣籍陣亡者。這時他已經長大了，便開始思索：假如有一天臺灣獨立，這些人的犧牲該如何理解？或者假使臺灣被統一了，這些人當年的抵抗又算什麼？
他漸漸發現，大時代裡的許多人，並不身在集團利益、裙帶關係之中，而是被時代推著走，最後落入社會的縫隙。
帶著這些關於身分的疑問，譚端打工賺錢，獨自赴英國念新聞學，畢業後前往中國工作，卻也始終無法融入、變成一個「中國人」；回到臺灣後，外省朋友不理解他為何立場相異，只好說他是「民進黨的」；如今娶了中國籍太太，又在對岸待過許久，講話難免夾雜口音，偶爾遭人側目。
他既無法接受外省朋友傳給他的「大中華主義敘事」影片；另一方面，他也不能苟同部分極端的臺派朋友對他說「中國人未開化、較低下」的論述。
「到最後，我覺得是哪裡人沒有那麼重要。」他說，「重要的是，你是不是一個好人。」
說起家族歷史時，譚端十分熟稔，甚至拿出舊照片給我看。當我順勢問起三十歲以前的個人經歷時，他卻立刻收住：「其實沒什麼好說的。」
「我是小說家，大可創造一套身分，但我不想說謊。」見我依然困惑，他又說：「不是我犯罪，也有可能是我家人犯罪嘛，是不是？──我只是打個比方。」他趕緊補充，其實沒有那麼精彩，與犯罪無關，跟間諜也無關。
這樣不是更可疑了嗎？我說。
譚端露出笑容，一半是不好意思，一半像是在煩惱。過了一會兒，他提議：「要不要去外面晃晃？可以邊走邊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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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開麥當勞大門，下午三點的林森北，夜裡工作的人們正要上班，這是《午夜按摩師》裡的場景。
譚端帶我沿著眼前這條大路走，小說裡他寫：「一九八〇年代，他不到十歲，那個時代這條路繁花似錦，氛圍與現在完全不同。」那時代彷彿，「吃了興奮劑，瀰漫著一種做什麼都會有希望的氛圍」。
此地屋齡已很老舊、招牌也褪色，「錦新」、「春暉新世界」、「和益金銀」這些老樓如今切成小套房：格局奇異、出入複雜、命案頻傳，被外界形容是全臺密度最高的凶宅區。小說裡則稱之為狹窄、逼仄、混濁、腥羶的「陰陽結界」。
譚端走在前方，帶我彎彎繞繞，似乎非常熟悉這蟻穴般的空間。
2023年，紀錄片工作告一段落，收入進入空窗，家裡卻正需要錢。譚端花了一年左右學習按摩，進入林森北路的按摩店工作，每天下午一、兩點上班，熬到凌晨四點，才走出店門，與酒店小姐們的作息一致。
《午夜按摩師》中的許多片段，正是譚端彼時的人生實況：「小姐剛下班，鶯鶯燕燕聚在早餐店的騎樓吃『宵夜』，吃完再回家睡覺。她們三兩成群，一路排開在騎樓下簡陋的板凳上貓著腰，破桌上有蛋餅、熱豆漿。（……）氣溫很涼，她們瑟瑟發抖，藉著熱豆漿安慰身體。」
故事的主角是一名刑警，因失去兄長而性情孤僻，在一次調查命案的過程中，為了追尋已逝兄長的死因，竟越陷越深，「我們這種工作就是走在懸崖峭壁，你必須沿著一條細線走，一個失足就掉下去了。」
譚端寫的是警察、罪犯在社會邊緣的墜落。但沿著細線行走、隨時可能踩空的感覺，他並不陌生。
譚端剛到中國做記者，那是二〇〇〇年初期，中國剛加入WTO、私有財產合法化、辦奧運，北京前所未有地朝向全球化和經濟開放。然而，後來習近平上台、政治環境收緊、身邊媒體人也相繼被捕；但真正使他離開的，是一段以結婚為目標的感情走到了盡頭──再離開中國，他已年屆四十。他將北京的房子留給前任，自己回到臺灣，一切重新開始。
2012年回臺後他轉進影像工作，第一部紀錄片《最後島嶼：臺灣防衛戰1950-1955》（中天電視）便得了金鐘獎「文化教育類節目獎」。但影像工作從來都不容易，一部紀錄片要與資方、團隊、行政程序漫長協商，任何一個環節卡住，都可能拖上數年，結不了案。他反覆遇到了幾次──
「我好像跟任何集體都格格不入。」譚端說，他不懂得怎樣把自己塞入體制，當一顆快樂運轉的齒輪。幾次碰壁、長期卡關後，他漸漸受夠了。
「我不想再沿著履歷往上爬了。」他說。
我們來到錦新大樓前混亂的停車場。平地上豎起一座冷氣機滿佈、滴答滲水的小塔，那是通往地下的樓梯口，掛著「浪漫屋視聽歌唱城」的招牌布幕。
走下樓梯，推開鐵門，燈光與歌聲從門縫湧出。舞池裡滿是老人，一對男女正合唱演歌版的〈First Love〉，螢幕輪播著植物風景和泳裝美女。
坐在老舊的紅色皮革沙發裡，譚端看向舞池，談起五十歲以後的人生。
離開片場，他先是在大稻埕開了獨立書店「偵探書屋」，開張時身上只剩五千塊，書店仍撐了四年半。和現任妻子就是在書店認識的，「她是中國的藝評人，來臺灣文化交流。」兩人相戀、結婚、生下孩子後，果斷關掉了書店，搬進一間位在南投、海拔七百公尺、月租七千元的鐵皮小屋。
他開始辨認植物、昆蟲與鳥獸，也萌生寫一部博物學偵探小說的念頭。
（譚端與幼子合照，攝於當時南投國姓鄉家門口。譚端提供）
後來妻子意外生病、孩子就醫不便，老母親也需要照護，一家人才離開南投，搬往宜蘭。此時一部紀錄片工作剛結案，工作進入空窗，家裡卻正需要錢。按摩不需太多前期成本，也可能較快換得收入，「我也想，多聽更多別人的故事，探索一下人生的邊界。」
哪有人五十多歲還在探索人生邊界？他回答：「只要還能往外跑，我都想再多探索一些。我還想去當無國界推拿師，幫士兵按摩。」
譚端一方面是自己走進按摩店的，另一方面，卻也是被生存壓力推入其中。
譚端說自己是「拋妻別子」，從宜蘭來到臺北，一邊照料老母親，一邊繳學費、當學徒、考取整復執照，花了一年走進林森北的按摩店。但菜鳥師傅沒有固定客源，白天坐了一下午也沒人，真正忙起來往往到了深夜；若提早離開，便賺不到足以維持生活的收入。
日夜顛倒大半年後，他得了帶狀皰疹，但仍繼續做下去，直到遭遇兩次車禍──都是為了閃避都市裡的快車。
第一次是上班途中，摔車後衣服全破了，腳傷嚴重，他回家擦藥、換過衣服，繼續上班；第二次則是凌晨四點，他才剛駛離店門口，一輛停在路邊的計程車，突然發動、大迴轉，譚端的機車打滑，手肘和手腕都扭傷了。
「現在還是會麻欸。」他伸出右手，動了動指頭。
深夜摔車的譚端站不起來，幸好那時有人來幫忙攙扶，「是一個酒店老闆的司機，年輕機靈，在等老闆喝酒應酬。」譚端全身是傷，仍忍不住好奇的天性，趁機訪問，了解對方老闆的工作類型、酒店如何運作。
「有時我覺得自己被困在一個會衰老、勞損的身體裡。」他說，「可是我的心裡還是一個小男孩。」
舞池裡，有人緩慢轉圈，有人奮力扭動，也有人站在原地做甩手操。他們交友、跳舞、喝茶，看起來非常自在。「這些人頂多只比我大十歲，但我從來沒想過，自己會有這樣的交際。」
譚端說，過去在人際與工作關係裡，有過太多不愉快的經驗，「我害怕浪漫化別人。建立關係後又失望，那怎麼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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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回到日光下，我們穿過巷子，繞進「春暉新世界」，一間「傑克書店」藏在大樓中，乾淨整齊的書櫃上擺滿教科書、參考書和考卷，幾位年輕女子站在架前翻閱、比較──這就是譚端先前說要帶我逛的「書店」。我們只停留片刻，便又往新興市場公宅走去。
進到「林森雜貨」，店長Nana熱情地招呼我們，並問譚端帶我去過「傑克書店」了嗎，我們說去過了。這時，一名在地客人也加談話，說自己小時候都在那裡買參考書，常遇見獨自養育孩子的酒店小姐們；早晨上學路，也常扶喝醉的她們上樓回家。
外界看林森北往往只看到腥羶色，但「傑克書店」卻讓譚端看見，她們也是替孩子照顧學業的母親。這樣的理解，也滲入《午夜按摩師》的創作中，調查的刑警有時反問：「自己又算什麼乾淨的人？」
「你們一定要認識我們這裡的打掃阿姨！」Nana說。
阿姨長年在這棟超過五十年的大樓工作，新興市場的地下是攤位，樓上是教職員宿舍、社會住宅，近來也有青旅進駐。Nana說，誰曾替人處理來路不明的錢、誰過世、誰的兒女回來收拾，這位阿姨都清清楚楚。
一棟樓的故事無人整理，只在走廊、櫃檯和雜貨店之間流轉。譚端告訴我，《午夜按摩師》正是從這樣的故事集散地長出來的。
（「林森雜貨」陳列有許多在地文化相關書籍、圖鑑、自製雜誌）
「做按摩的時候，沒有客人的空檔，我就在附近散步。」譚端說，他知道警車在什麼時間會停在哪個路口，走得久了，身體甚至能算準前方紅綠燈還有幾秒轉換。
他原本只是來這裡工作、買東西、聊天，後來一個人牽出另一個，一件事又連到另一件，最後像走進一張密織的網。
《午夜按摩師》從一名越南籍按摩師的離奇死亡開始，描述背負祕密與創傷的刑警如何追查命案，逐步捲入色情、詐騙與毒品交織的犯罪網絡。但譚端的小說關心的不只是如何破案、追緝凶手，而是一個又一個人，如何在制度、利益、生存壓力的推擠下，一步步走到未曾預想的境地，最後墜落縫隙，難以掙脫。
「小說要寫出社會的結構。」他說，「讀者透過了解故事、琢磨癥結，就會對社會產生同理心，甚至期許。」對譚端而言，小說是一種手段，不必說理，而是直接讓人進入他人的遭遇。
按摩是否也能感應他人的內心和遭遇？我問。
「我按過一個白領女性，」譚端說，對方聊到自己平時工作壓力大、感情不順，「我技術沒有多好，但按到肩膀時，她就哭了。」譚端形容，那一刻像在和一個「被囚禁的靈魂」對話。
他也發現多數人最有感的地方是小菱形肌，位在肩胛骨和脊椎之間，當手肘沿著縫隙深入、拐彎，某處會特別痠痛，「有的人會深深嘆一口氣，有的會大叫，有的反身防衛，也有人按完就哭。」
「你真的會感覺到人的七情六慾，和他靈魂深處的壓迫。」
譚端似乎總是在理解他人，描繪那些在時代浪潮下被推擠、貼壁而行，甚至掉落縫隙的人們──但是，他自己呢？
我又想起採訪最初的問題：那天，他為什麼按著按著，忽然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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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候我一直想到我爸。」譚端說。
父親總是望子成龍。譚端曾出國念書、做記者、拍片得獎；五十多歲後，卻坐在按摩店裡，低頭捧著陌生人的腳，算著家裡的開銷。
「人生非你計畫，如果是你呢？會不會突然掉下去？」他說。
譚端所謂的「掉下去」，或許不是按人臭腳，而是明知身體撐不住、收入也不足，卻一時沒有選擇、無法停下。
「我看過很多掉下去、再也爬不上來的人。他們沒有被接住。」譚端說，「我一度也覺得，自己可能不會被接住。」
出了兩次車禍後，譚端無法繼續做按摩，只能另尋出路。原想轉行應徵「鏡文學」的編輯，卻在面試時被說服，成為簽約作者，「對啊，做了一年多的按摩師，不是有很多故事嗎？」轉念之後，譚端便開始全職寫作：每天清晨三點半起床，四點開始寫作，往返於臺北、宜蘭之間，一邊照顧媽媽、陪伴妻兒，一邊為小說進行田調。
「我一輩子都在寫，寫報導、廣告文案、劇本、小說，我始終沒有放棄寫字。」偶爾與老友見面，對方會喊他小名：「端兒真不容易，走這條路。」
走在路上，我們穿過市場與老樓，穿過幽暗漫長的廊道和形形色色的人影，來到錦州橋邊。
在《午夜按摩師》裡，錦州橋被比喻為一座奈何橋。有的人過得了橋，重回人間；有的卻過不了橋，留在彼岸。
「也許去另一個世界，也不是什麼壞事？」譚端說，「我聽過一句話，詛咒別人時，就祝對方再投胎一次。」為什麼這麼說？「對一生命苦的人來說，輪迴只是來受罪吧？」他回答。
這時飄起一陣小雨，我望向天空，四周是層層包圍的老樓，內部藏著無數的房間與廊道。看不見的深處裡，誰會掉到哪條裂縫？
「好險有文學。」譚端對我說，是文學告訴了他，什麼是「人」，他才能比較從容面對人生的搖擺起伏。
今年四月，他開始信基督教。曾有教友問他，小說能表達什麼，他說，希望可以寫出人生中的灰暗冷硬，但最後也寫出愛──正是那一丁點的愛，驅動我們大多數人「在黑暗中匍匐，撐過艱難」。
鑽過錦州橋下，雨漸漸大了起來。我不斷塗寫的筆記本，字跡開始暈開。而採訪時間早已超時，譚端走到停放機車的路口。
面對身世的探詢，他始終小心翼翼。訪問到了最後，他才不再以玩笑帶過，而是說明了自己的顧慮：過去在中國工作，有些家族身世不便多說，「他們一旦摸清你，就能掌握你。」回臺之後，又不願突然改變別人長年對他的理解，只好沉默。
沉默久了，也就不知道該從何說起了。
過去做記者、製片、開書店，譚端總得周旋於複雜的人際和制度；但按摩不同，客人趴下，臉埋孔洞，一雙手只需專注於眼前的肌肉與筋膜。「客人想說話就說話，有時候一句話不說，也很好。」他說。
幾天後，我打電話給譚端，問他：按摩對他而言，究竟是一段怎樣的經歷、是否特別。
「按摩是人生凸出來的一格，」他回答，「我只是不想浪費掉這段經歷。」
掛斷電話後，我才注意到，譚端的「LINE」頭像裡看不到臉，只露出一隻手，擱在深褐色的按摩床皮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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