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淑卿專欄】總統的閱讀與視野
作者／徐淑卿
幾年前曾聽一位政治學者說，政治是半神半獸。
也許現在我們感受更多的是獸的部分，是馬基維利式的部分，我們可能討論政治給予我們的傷害，失望，不可信任。而更少感受到神性引領我們的希望與救贖。那是相信即使眼前充滿艱難，但我們可以成為一個更好的國家。
這位政治學者也說，偉大的政治家知道要把國家帶到哪裡去。李登輝、蔡英文就是如此。
在近日沈伯洋所捲起的「洋流」中，我再次想起這段對話。我覺得大家對這位政治人物的喜愛，是因為他讓我們看到政治神性的部分，讓我們看到希望，相信可以有更好的未來。
政治的半神半獸也許難以切割分明，再怎麼天真，都必須意識到每位政治人物身上都有雙重成分。但是有些特質，會決定哪些政治人物的神性更為閃耀，這個特質，也許我們可以稱之為「視野」。
視野從何處來？必然與閱讀相關。因為閱讀可以讓你置身歷史長流，將眼界放在千年百年，如此你才知道如何看待過去，著眼未來，選擇現在。而在台灣，政治人物讀書，已經是我們不敢奢望的事，也幾乎僅是少數人的美德。那位學者提到的李登輝、蔡英文，正是兩位喜歡閱讀，並多次公開談論閱讀的總統。
美國前總統歐巴馬從任期開始就公布閱讀書單，是眾所周知喜歡閱讀的總統。在他即將卸任前幾天，當時《紐約時報》首席書評人角谷美智子去採訪他，而後寫成〈歐巴馬安度白宮歲月的祕密：書籍〉（Obama’s Secret to Surviving the White House Years: Books）一文。
歐巴馬說，在這個事件發展迅速，充斥大量資訊的時代，閱讀讓他有能力緩慢下來，取得看待事物的適當視角，也使他能夠設身處地站在別人的立場。
他說：「在非常艱難的時刻，這份工作可能會使人感到非常孤立。因此，有時你得跨越歷史，去尋找那些曾經感受過類似孤立的人。」在白宮林肯臥室放著一份〈蓋茲堡演說〉手抄本。歐巴馬說，有時到了晚上，他會走過去，讀一讀那篇演說。
角谷美智子認為，在林肯、馬丁·路德·金恩與歐巴馬之間，存在一條清晰而耀眼的連線。幾次演說中，他追隨兩人腳步，支撐起一種宏闊的歷史視野。這如同林肯與金恩的視野，將我們今日對抗種族歧視與不公不義的努力，置於一條歷史線路上，藉此衡量我們已經走了多遠，以及前方還有多少路要走。
角谷美智子說，歐巴馬以長遠尺度看待歷史的方式，以及他在告別演說中所表達的樂觀，都是一種信念的組成。這種信念建立在他的閱讀，他對歷史的認識，以及對歷史出人意料的曲折轉向的理解，也建立在他對莎士比亞這類藝術家的接納。
這些藝術家看見了人類處境的全部。其中既有愚行、殘酷與瘋狂的錯誤，也有堅韌、善良與恩典之舉。歐巴馬說，莎士比亞的悲劇「是我理解某些模式如何一再重現，以及在人與人之間反覆上演的根基」。
歐巴馬所崇敬的林肯，領導國家走過內戰，並將解放黑奴作為這場戰爭的道德使命。他不僅喜愛莎士比亞，甚至可說他的生命與莎士比亞的劇作纏繞在一起。他連死亡的方式都很莎士比亞，暗殺者甚至是演過《凱撒大帝》等莎劇的職業演員。一位研究者伊森‧安德森（Ethan Anderson）寫過一篇文章，篇名就是〈林肯：莎士比亞筆下最偉大的角色〉（Lincoln: Shakespeare’s Greatest Character）。
1863年林肯曾寫信給一位莎劇演員。他在信中說，與你們這些專業人士不同，我認為《哈姆雷特》中以「啊！我的罪惡是多麼彰明昭著，它的惡臭直薰天庭！」開頭的那段獨白，勝過以「生存還是毀滅，這是一個值得考慮的問題。」開頭那段。
為什麼林肯更喜歡這段講述罪責與弒兄的獨白？安德森認為，這是因為他在擔任總統那些年裡，總是特別關注這些戲劇如何呼應自己的親身經驗。他在某種程度上藉由這些作品，表達自己身為美國有史以來最血腥戰爭的領導者，內心所產生的罪惡感。
有一件事可以作為佐證。在南北戰爭格外慘烈的時期，林肯曾對一名國會議員說：「你不覺得我坐在這個位置，是一件奇怪的事嗎？你不覺得不可思議嗎？我這個連雞頭都砍不下去，一看見血就會不舒服的人，竟然被拋進一場大戰之中，周遭處處都在流血？」
總統任職期間他最喜歡的作品是《馬克白》。當時參議院秘書長約翰·福尼（John Weiss Forney）曾紀錄，有一晚林肯問他，自己能否背誦《馬克白》中的一段文字？林肯說，這段話今晚來到我心中，宛如一種慰藉。他所背誦的就是以「它是一個愚人所講的故事，充滿著喧譁和騷動，卻找不到一點意義。」做結尾的長段。
安德森認為，帶領國家度過一場大規模內戰，彷彿還不夠艱難，與此同時，他失去了孩子與所愛友人，而他為之奉獻的國家，又有許多人對他的評價極其惡劣。正是馬克白面對命運力量時的絕望，使林肯感受到自己與這段獨白的關連。身負重大責任的人，往往會受到一種近乎存在性的無力感折磨，莎士比亞對這種感受至高無上的洞察，帶給林肯深刻的安慰。
對於擁有職權的政治人物，閱讀不僅是幫助自身，更重要的是如何透過鼓勵閱讀，讓知識向所有人開放，來增進人民尋求自己福祉與國家福祉的能力，這是政治人物的責任。
1988年密特朗第二度當選法國總統時，他提出在舊黎塞留國家圖書館之外，另外興建一個超大型國家圖書館。《世界報》說，在推動巴士底歌劇院、羅浮宮金字塔與拉德芳斯新凱旋門等公共建設後，密特朗宣布要興建這個圖書館，這是他最後一項，也是宛如政治遺囑般的工程。
1995年3月，密特朗參加了新圖書館的落成典禮。《世界報》寫道，那是一個面色蒼白形容枯槁的密特朗。他身患重病，卻不願讓人看出來，仍走過一間間寬闊的閱覽室。沿途必須數度停下休息，一支醫療團隊隨侍在側，隨時準備介入。幾個月後，密特朗與世長辭。
1988年密特朗在巴黎舉行的「國際檔案大會」發表演講，內容提到興建這個圖書館的用意。從中可以看出他思考的是如何因應新的科技，為歷史悠久的法國，在未來留下更多的記憶，而記憶是一個公民與國家與歷史連結的方式，他也強調，文化是人類面對自身種種疑問時的一種答案，或許還是最重要的答案。
他認為，過去的檔案可能僅是由紙張留存下來的記載，但現在科技發達，很多由口述及新興資訊載體等生成的內容，也必須保存。因此未來的檔案不再只是時間流逝後偶然留下的東西，而是人們事先規畫好，準備留給後世使用的資料。「在採取行動的當下，就必須想到未來的記憶。」
其次，當時舊黎塞留國家圖書館，主要是提供給專家學者使用，而新國家圖書館則是涵蓋所有知識領域，向所有人開放，並運用新的科技進行資料傳輸、保存、傳播與遠距查閱等。總之，這是一個「民主化」的知識殿堂。
他在演講中也提到政治人物的使命。他說，我不認為一個治理國家、承擔民族重任並肩負人民命運之人，可以完全不去思考圖書館、各類檔案，以及歷史各階段之間的連結。正是透過這些，我們才配得上輪到我們時所應承擔的公共責任。
《世界報》也敘述了一件令人感動的事。在密特朗去世後的悼念集會上，新國家圖書館的館員Pascale Issartel在弔唁簿上寫下了一段話，她感謝密特朗留下這座圖書館，感謝他留下這座「一切知識的聖母院」，一座屬於「共和國黑衣驃騎兵」的後現代大教堂。
在法蘭西第三共和時期（約1870至1940年），人們正是以「共和國黑衣驃騎兵」稱呼那一代又一代的教師，他們使教育成為民主的武器。
也許有人會提出一個疑問，閱讀只能使人為善嗎？難道不能使人為惡？許多獨裁者，難道不也熱愛讀書？像是有兩萬多本藏書的史達林？
也許其中的差別在於，閱讀的動機，是使人廣闊，還是使人封閉。
閱讀讓一些政治人物感覺自己只是歷史的一部分，他未來將交棒給其他人，但他要留下怎樣的國家？也讓一些政治人物透過故事去了解他所未曾經歷的生命，去同理他人。如歐巴馬非常喜歡《遺愛基列》的作者瑪麗蓮·羅賓遜，她長期居住在愛荷華，他本以為閱讀她的小說只會讓他更了解愛荷華，但卻深受觸動，甚而更了解美國。
歐巴馬說，她的政治觀反映出一種我也認同的看法。美國的理想與價值，在最美好的狀態下，承諾我們有能力跨越彼此的差異，共同生活。如果我們未能實踐這些價值與理想，並不會使它們失去正當性，只是表示，我們必須更加努力。
相對有些政治人物希望透過閱讀跨越彼此的差異，獨裁者的閱讀則是建立自己的權威，以自己作為衡量事物的基礎。
2022年《外交事務》有篇書評評論《史達林的圖書館：一名獨裁者及其書籍》這本書。書評作者Maria Lipman提到，史達林主要感興趣的領域包括歷史、馬克思主義革命思想及外交。至於小說，他的品味則「保守而傳統」。史達林會向出版者提出建議，與作家見面討論他們的作品，並編改他們的草稿。他深入參與學校歷史教科書的編寫，也積極干預蘇聯文學與電影的意識形態監管。
而這種唯我獨尊，以自身作為一切準繩的閱讀，或許也正是民主與獨裁的差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