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特寫】書寫,是在暗夜中尋找出路 吳威邑:人生就是不斷被調包的過程

2018-12-10

如果用最簡單的方式來形容對吳威邑的第一印象,應該會是「適合穿白T的大男孩」。然而,反差極大的是,從驚悚小說《一生懸命》、《棲鳥》一路到搓合歷史與魔幻的《艾黛爾戴斯》,他筆下的主角卻一個個捲入詭譎的黑幕之中。 與之搏鬥的,是主角抵抗命運的意志,以及至善的光明面。 故事最後,是光明戰勝黑暗,還是隨之殞落?吳威邑將他對人性的好奇,投注在小說中那黑到化不開的暗夜與迷巷。 混雜各種類型的老靈魂 訪問一開始,我故意問他是幾年次的。因為他文筆洗練,作品結構龐雜,描寫老成,行文間還有近乎自語的呢喃;像是倒了孟婆湯的老靈魂化為說書人,寫小說細訴嘈嘈切切的前生往事。如果不是主角時而耍耍年輕人的幽默,我實在無法想像作者不過是1990年生的大男孩。 「應該是腦袋被調包了。」採訪前,我對年輕的吳威邑下了這個很不科學的結論。然而,吳威邑告訴我:「人生本來就是不斷被調包的過程。」 調包的過程,得從創作起源講起。吳威邑的寫作起步相當早,高二開始便提筆寫作,且一寫就是長篇,揉雜歷史、魔幻、驚悚、愛情與近代武俠等,交出難以分類的小說風格。 「當時我是住宿生,晚自習時常常偷看小說。記得那夜窗外下著雨,我在看西班牙作家魯依斯.薩豐的《風之影》。也不知是外面的風吹進來,還是被手上的書給震撼了,看著看著,我突然全身起雞皮疙瘩。從那之後,就開始寫了。」寫作念頭就這樣有如神諭般降臨。 吳威邑自言「爽寫了一兩年」,接著上大學。雖然念的是土木,吳威邑卻在此遇到創作路上第一位恩人──同校的中文系教授。每當他寫完一本小說,送上初稿,就能獲得教授寫滿整頁紅色眉批的回饋。 值得一提的,還有他當初以《艾黛爾戴斯》參加小說獎,除了被評審鄭秉泓列為「印象最深刻的作品」,第二年鄭秉泓還特定將他與當屆首獎並陳,專文推薦。 鄭秉泓形容《艾黛爾戴斯》營造的畫面具備30年代好萊塢黑色電影元素,劇情結合奇幻色彩與台灣歷史,是最值得影像化的一部作品,「這個以戰後台中為背景的故事,很難用三言兩語將情節交代清楚,但有別於過度耽溺某種『自己』的作品,它讓我看見了在其他台灣電影中前所未見的世界觀──與現實若即若離,充滿無比想像。」 也有評審形容吳威邑小說的「時代感很古怪」,其實,這正是他小說特色的一體兩面。只要你耐心讀下去,就會被字裡行間強烈的電影感吸引。《艾黛爾戴斯》便是一部難以分類的作品。 故事發生在民國49年,台灣還在戒嚴,肅殺之氣仍盤據這座夾縫在冷戰體制下的小島。主人翁桂子虎是家境富裕的名作家,在某次宵禁夜晚外出,竟意外尋訪地下舞廳「白玫瑰」。在此,他相遇神祕女子露露,之後又獲得一把據說可找到日軍遺留寶藏的鑰匙。在執政當局追殺與死神「艾黛爾」的環繞下,桂子虎一步步找出寶藏所在,同時梳理他牽連中日台敏感關係的身世之謎。 《艾黛爾戴斯》故事層層推演,將戒嚴之島描寫得有如虛幻的巨大迷宮,讀者可能看至全書三分之一處,都在疑惑「艾黛爾」是人還是鬼?或如《一生懸命》,也會讓讀者懷疑是在看恐怖小說還是純愛故事?混雜的類型血脈,正是吳威邑的獨特之處。人生是不斷被調包的過程,書寫亦若是。 寫不可說的歷史讓人們重疊在一塊 吳威邑的小說還有個特色,再怎麼微不足道的配角仍有鮮明的人設譬喻,例如《棲鳥》裡的「祝融」像嗜血的禿鷹;掌權一時的馮玉河則是裹著糖衣的蟾蜍──看上去很美,吞下肚要人命;至於《艾黛爾戴斯》裡的死神更是讓人直覺聯想彼岸花曼珠沙華,綻放危崖,勾人心魄。 接著,我們談到作品影視化。當讀者受劇中人吸引,腦中就會浮現「最適演員」的影像,我問:「所以《棲鳥》裡的『教父』,在你腦海中是劉德華的形象嗎?」此時吳威邑僅露出不置可否的笑容,卻讓我不禁想起他作品中經常出現的惡鬼出巡般的殺戮,以及主角低迴壓抑的感情。 凡此種種,到底是怎麼從他年輕的腦袋冒出的?由是,我們談到小說的歷史背景。 「我會以戒嚴時期為背景,正因那是『不可說』的歷史,有太多傷痛、太多隱瞞,可是人人手裡卻都握有它的蛛絲馬跡。然而,就連我爺爺都對它說不出一個所以然來。」隱晦的歷史成為吳威邑搭建魔幻故事的舞台。但台上故事結束,看戲的觀眾除了娛樂,又從中獲得了什麼? 「當作品完成,與作品最親近的就是被小說鏡射的讀者。其實抽掉國族與政治,看到的也就是人性面與社會的不公不義。那種時間的距離感與世代差異,反而會因『抽離』而與我們重疊,讓我們去看見:原來人性或者說歷史就是不斷的重蹈覆轍。」 寫小說是為了不無聊 被問到為何會想創作?吳威邑的回答十分耐人尋味。他說:「你必須想一件值得做一輩子的事,這樣才不會無聊。」語氣如浮雲,說的卻是重重的一輩子。 當寫作變成一輩子的事,自然也沒有什麼時間點可以停下來。重點是前進。 大學畢業後,服完兵役前,已有現成工作等著吳威邑。然而,他一看到電影小說獎開徵,就二話不說辭去工作,決定用最後一個月薪水生活,專心寫作。 如同《艾黛爾戴斯》裡的桂子虎,有自己人生的輕重緩急,吳威邑每天吃千篇一律的白吐司加自製馬鈴薯沙拉,也絲毫不動搖對寫作的追求。他不諱言,寫《艾黛爾戴斯》是他的作者生命與作品最緊緊相繫的時期,而這件事發生在他人生至今最困頓之時。 「什麼都不在乎,又什麼都在乎」或許可當作吳威邑與他筆下人物最相近的特質。為了寫出他口中所稱「文字創作,是作者意念純度最高的作品」,吳威邑常常寫到「腦殼發燙、背脊發涼」。這可不是心理形容,而是真切的用肉身碰撞文字。「因為我都躺著寫東西,而且會寫到腦袋燒到一定程度才停下來,還因花太多時間維持姿勢,脖子與背脊血液循環不好,下場就是僵硬痠痛。」 即使同學笑他賣出一本書,也只買得起一杯豆漿,吳威邑說:「複雜的劇情留在作品裡就好,人生簡單比較好,像我躲在作品後面,也是安安穩穩的。」 正因如此,他不會鎖定讀者來創作,而是轉換每一滴生命力來完成作品,「讀小說不像聽一首歌,可以依照悲傷或快樂來挑選歌曲。小說會帶著讀者走,如果讀者在閱讀過程中有片刻的感同身受,最後說出『好看』兩個字,我就很開心了。」 儘管他的故事千回百轉,小說世界有無盡的黑暗,吳威邑仍希望讀者按圖索驥,跟著主角找尋出路。讀完一本小說,誠然不能解救人生,至少能幫助我們回望自己所在島嶼的來時路,那層層疊疊反反覆覆暗藏吃人歷史的曲折迷巷。

【作家特寫】在現實的廢墟中製造天堂 議題派小說家甘弟

2018-11-19

甘弟本名邱宗翰,寫有《百工之人》、《千紙鶴》等社會議題強烈的長篇小說。身為小說家,他積極介入現實,用文字直逼各種議題,包括核安、廢死、長照等。然而,如此入世的寫作姿態,其實來自他出世般的苦行生活。 過分認真的甘弟,使他的寫作與生活都成了修行。 他曾閉關四年,斷絕與外界所有聯繫,每天只寫小說,用腦過度,患上頭痛毛病;他奉行永續和諧理念,吃全素,還有全套環保器具,環保吸管、環保筷,以及三組環保袋交替使用。待人接物他也一貫決絕。朋友酒駕,他送對方一組佛教樂器——磬,希望友人振聾發聵。豈料對方再犯,他便與之決裂。 對此,甘弟只說:「我寧願孤獨也不能違背自己的理念。」結果是他的朋友少到結婚時只發了四張男方親友喜帖。孤獨的時候,他用寫作頂住大而殘破的世界。其實,他身殉文學的態度,從筆名就看得出來。 小說是自我追尋之路 訪問一開始,我便好奇這個既熟悉又陌生的筆名從何而來。聊著聊著,我們岔題了,甘弟復主動提起這個問題。他說來源有三,首先是他的精神導師──甘地。他用這個名字寫作,希望每次見報都像在宣揚甘地的精神。此外,「甘」也來自《阿甘正傳》男主角──阿甘母親要阿甘遇到問題時就往前跑,他便跑了一生的長度,「很多人覺得阿甘很笨,但我覺得這是堅持,不是笨。」就連筆名也是他自我砥礪的工具。至於最後的弟字,則是因為他是家裡的老么。 甘弟現於台中教補習班。之所以選擇補教業,也是因著寫作,「這是花最少時間可以獲得最多金錢來支持我寫作的行業。」甘弟總是這樣描述自己的工作:「說書人冒充國文老師」。然而,說書人想說的是自己的故事,「在課堂上我說故事,但不是我想說的故事。既然我教書已為了迎合市場,寫作時我只想寫自己想寫的。」 正因如此,甘弟筆下的故事儘管千迴百轉,仍往往是自我追尋與辯證的過程。長篇《百工之人》講童年悲慘的撿骨師意外尋得生父遺骨,既尋回自己的前半生,也為作惡多端的父親贖罪;《千紙鶴》藉一樁老人院命案帶出母女和解的故事。命案不是重點,案件周圍的情理才是小說家著力之處;愛與孤寂與失落,放在罪與罰的天秤上,該如何衡量?《千紙鶴》裡看似難解的習題,卻成為甘弟目前最滿意的作品。此外,還有短篇〈地下的教堂〉、〈凱達格蘭的獨舞〉、〈有福〉等,分別聚焦勞工、蘭嶼核廢料、核安議題。 寫出蒙塵角落的故事 甘弟的小說總可見若干社會議題,他說自己最崇拜托爾斯泰,寫作是「用文學記錄社會運動,把很嚴肅的議題說得很精采。」他住在圖書館附近,不是在埋頭寫作,就是在圖書館翻文獻找資料,或在前往圖書館的路上。 我提到他的若干小說讓我想起黃春明,同樣聚焦底層,也往往讓他筆下的小人物在黑暗中一步步通向有光的所在,「上層的成功故事天天都在流傳,底層發生什麼事卻沒人看見。如果我不去寫,可能就沒有人在乎了。我甚至想寫動物的故事,為動保說話。」 是否透過小說向讀者灌輸自己的價值觀?甘弟說,「我想呈現真相,寫完後我自己會有答案,至於讀者,就讓他們自己領會。在我的小說裡,沒有主要的聲音,每個角色都有發言權。」好比《千紙鶴》裡的法庭攻防涉及死刑議題,甘弟承認自己支持廢死,「我不怕讓人看見自己的觀點。做一個負責任的作家,必須有勇氣提出你認為對的答案。」 於是,我們談到文學如何與現實重疊,小說太貼近現實,是否便成新聞照抄,以及小說會不會與非虛構文學沒有了區別?「當現實與戲劇性衝突時,我會選擇後者。對我來說,報章雜誌仍有破口,得透過小說去探索。」我想起佛斯特在《小說面面觀》裡申明的:「小說比歷史更真實,因為它超越了可見的事實。」相較於真實,甘弟同樣追求說故事的力量,「故事只要存在,世世代代的人都會讀,藉此回到那個時空。」甘弟說,他的小說與非虛構文學分進合擊。 甘弟用小說發聲,但小說的力量在當代恐怕已式微。我們聊到台灣近期以文學改變社會的例子,兩人腦中頓時一片空白。不過,甘弟舉了一個反例。幾年前加拉巴哥象龜亞種之一,平塔島象龜僅存的「孤獨喬治」死亡,該物種遂宣告滅絕。許多人以此為創作主題,看起來是悼念一個物種的消亡,然而更多是因為「孤獨喬治」帶來的孤寂感太過強烈,讓人浮想聯翩。甘弟說,文學處理議題不免走向抒情,最後往往也只能抒情式結束,他自己則儘量避免讓小說流於濫情的同情。 或因如此,寫作路上的甘弟是孤寂的,他說自己寫小說沒有市場考量,冷門也沒關係,「我是我自己最忠實的讀者,因為我寫的都是我自己想知道的事。」 創作是歡愉也是贖罪 甘弟的創作之路有自我質疑,也有至高無上的成就感。他說寫小說可以給他極大的快樂,「我只是在抄腦中跑出的文字,彷彿我身在其中,聽到小說人物的對話。寫作讓我上癮,非常痛快。」他形容寫小說寫入神是「上帝親吻的時刻。」他的小說癮頭多重呢?甘弟當兵時在野地出任務,因為想寫小說,跑到連長的指揮所,戴著鋼盔,用NOKIA手機3310當光線就開始寫,同袍看到還嚇了一跳。 不過,創作不是全然幸福的一件事。甘弟把生活過得像是修行,寫作對他而言,也是修行的一部分,「寫作對我是贖罪,既然苟延無恥的活著,就要靠寫作救贖。」 創作之於他的矛盾,或許從他筆下的女性可窺見一二,「我小說中的母親常常是妓女或癱瘓者,因為我的家庭非常複雜,我媽在酒店上班,我爸是警察,我有兩個姊姊,一個同母異父,一個同父異母,後來才發現還有一個同父異母的弟弟,我媽還有很多『叔叔』,我爸也有很多『阿姨』。我媽上班時間很晚,小時候看到她,她幾乎都在床上睡覺。」母親對甘弟來說,是難解的存在。他說母親有躁鬱症,全家不知該如何面對,便逐漸瓦解;獻給媽媽的小說寫完,想給她看,「但想起她帶來的痛苦,我猶豫了。」 小說家瑞蒙卡佛談人生,說:「對大多數人而言,人生不是什麼冒險,而是一股莫之能禦的洪流。」甘弟投身洪流,透過書寫,讓自己也變成洪流的一部分。談及他計畫中的大長篇小說《人造天堂》,是以巡禮各國各地的方式檢視人類的存在,也是他永續、和諧理念的延伸。 「我們製造了一個廢墟,要怎樣讓它變天堂?」這是小說家甘弟的天問了。

【作家特寫】劈出眾宇宙 小說家明善的腦洞大開之路

2018-11-12

本職是科技業主管的明善,說起話來有條不紊,彷彿在腦中沙盤推演許久。說話,不過是他讀取思緒的過程。寫作亦如是。半路出家寫小說不過兩年的他,已完成五部長篇若干短篇,以及正在連載的《穿越異世界不是你想像中這麼簡單好嗎》。追索他的創作之路,我們可以看到一位主知且多變的小說家正慢慢浮現。 複系統的人生與寫作 初見明善前閱讀一大落資料,心底湧起滿腹疑問。到底要怎麼同時一手寫一大套武俠,一手寫輕小說?本業是矽谷在台科技業的主管的他,又是如何走上寫作的「不歸路」? 翻讀稿件時,我以為他會是很跳的不世之人,不然怎會將「氣三部曲」從武俠寫到了科幻;看到他身為科技主管的資歷,腦中又浮現正經八百的西裝大叔模樣。直到明善真的走到眼前,腦子裡假想過的畫面統統被他一手揮掉。 和諧的衝突,是我能想到的最好解釋。 看似矛盾對立又自然並存的現象,便是明善最特殊的地方。他雖然號稱「生性不安分」,卻也每天起床上班前會在書桌規律寫字,一天就能產出數千甚至數萬字。更「科技」一點的形容,或許是「複系統」。他有兩台筆電,一台用來工作,另一台用來寫作。一如他同時創造龐大的武俠世界與腦洞大開的輕小說。世界彷彿被明善切得很乾淨。 或許「半路出家」亦是這麼回事。從建築系跳到資訊業,最後兩腳跨向從小熱愛的寫作;跨域從未止息,你無法確定他下個方向會往哪走去。明善的寫作肇因,源自2016年始感受到科技開發的刺激感衰退,「那時我在捷運文湖線上,開始用手機寫起第一部當代武俠長篇小說」,那便是《氣》的誕生──用一只手機敲出一部長篇,聽來像修行像折磨,明善卻甘之如飴。 如何在庸碌生活中找到一個縫隙跳進去,並且在其中優游享受,明善是箇中好手。時時刻刻鍛鍊底氣的跨域者踏回寫作之路,像不知不覺中修煉出數十年內功的習武之人,一出手便震天價響。 「懂得氣的人,時時刻刻都在下意識運氣。」這句他在《氣》裡的宣言,大抵也是自況。 武俠啟蒙自被禁的金庸 談起武俠淵源,要從初二在租書店借來的沒有封面的武俠小說講起。要到很後來,明善才知道自己看的是金庸的《倚天屠龍記》──因為那時金庸在臺灣被禁,只能暗度陳倉。 然而,隨著戒嚴落幕,明善認為武俠似乎也逐漸沒落,「那時候什麼都不能寫,武俠算是那時候的桃花源或烏托邦。」解嚴後眾聲喧嘩,武俠不再是人們面對世界唯一的想像突破口。 因著特殊年代的滋養,中國古典的山水園林成了明善最初的寫作素材,「我高二開始練習寫武俠,設計故事場景,誤打誤撞才發現一件事:原來我看得懂空間平面圖!」他笑著說,或許如此才闖入了建築系。 隨時代變遷,武俠精神也得重新演繹。這也造就「氣三部曲」的不同面向:從《氣》對善惡的討論,到《死亡境界》藉死後去處探討人與靈的存在,最後再透過《人後》追問出空間與次元的意義。武俠在明善筆下有了歧異,跟以往正氣凜然的江湖豪傑截然不同,更多是現代時而中二還動不動吐槽的平凡人,他們觸及的世界卻因此更為寬廣,甚至可以直達生死宇宙。 明善心中的「武」與「俠」為何?他非得先繞好幾個圈子才告訴我答案;那顯然是抗拒「便宜行事」的態度,非要細細推敲才落筆。就像明善告訴我,在他眼底,「武」只是手段,「俠」也只做自己覺得「正確的事」──儘管那不一定走在正道上,甚或與常人的認知有衝突,卻是他們衡量世界的尺度。 或許明善也是這樣,他走在別人也走的路,可是卻非得岔出去,非得不斷嘗試。在寫作路上,明善願意繞更長的路,把自己的道理說給更多人聽,儘管所謂的道理可能是腦洞大開來的。他在紛擾的世界裡扮演自己的武俠。 不走正道的創作路 那麼,明善繞過什麼路? 他說喜歡挑戰沒試過的東西,「因為我就是不務正業啊!」話說如此,明善的表情可是超級淡定,「寫作對我而言才剛開始,我不會寫一樣的東西,直到我抓到自己的路。」這樣的宣示揭曉他風格多樣的原因,我腦中浮現他對樁練拳的身影,像葉問,逐漸打出自己的那一套詠春。 比如輕小說他也嘗試過,洋洋灑灑寫下十三萬字的《穿越異世界這種中二情節不是真的好嗎》。然而他坦承:「只有標題是輕小說,內容並不輕,無論是故事劇情或情感深度,都讓人很難輕鬆起來。」從內觀式、探討天人之際的武俠到取名就很中二的輕小說,看似很跳,對他而言卻是尋常轉換。他說他上班無聊,下班回家就看二次元動漫,輕小說也抓來啃,例如《魔女的槍尖》是他最近讀過最好的輕小說。 另一套武俠他也走過。短篇集《宋筵傳》是明善「側描武俠」的方式,「這個寫作有沒有辦法達成目標,我還不知道。」他透過描繪市井小民,把武林縮為一個又一個小人物的生活,逐步勾勒所謂的武俠是怎麼呈現的。他在《宋筵傳》這樣描述小人物在俠義世界裡生存的方式:「錢小六看著滿地屍首,血漫遍野,蹲在廚下不敢動彈。心中猶豫著該去取金私藏呢,還是留金作為贓證,趕緊奔至縣衙首告才是。想了半晌,才待站起,兩腳痠麻,又朝著金錠跪了下去。」 明善很清楚這些路沒有白走,因為試過了才知道極限在哪,可以決定是否要繼續下去,或者轉彎或者迴返。「我總是看著我腦中的『電影』寫東西。」明善把五官裡的空間與視覺開到最強,不斷用文字進行輸入與輸出,這就是他的文本世界,也是他的寫作足跡。寫著寫著,也就成了一條路。 寫作展現腦內小宇宙 訪問過程中,他看起來總沉著冷靜。我坐在明善對面,聽他說起他的創作論,總想著他在這些對話過程中又思考了什麼。明善說,舉凡新聞報導或日常對話,都是他運用的寫作素材。一個龐雜的、奇想的說故事的人就這樣跳了出來。 例如他寫《迷霧森林》運用科技業背景,具象化「金鑰加密技術」,打造如《全面啟動》層層關卡的小說世界──一個封閉又滿布謎團的度假村;異色之作《慾望拼圖》用不同的人物視角拚湊慾望的凹凸有致,寫超乎常理的悖德家庭,丈夫覬覦妻子的前夫,妻子垂涎來家作客的女子,女子又愛上妻子的現任丈夫,他們正值青春期的兒子也來參一腳…… 腦內如斯運作的明善每天早上坐在書桌前敲打文字,一年就產出數十萬字。從事這麼文靜的活,明善卻一邊聽激昂、節奏很快的日本動漫歌。書寫,在他實踐之下,是把生活活成了一場場無聲的戰鬥。這是明善一個人打造的眾武林;男子運氣,大手一劈,闢開無數時空,朝未來筆直走去。

【作家特寫】專訪BL作家ami亞海 :腐,不只是耽美,更是補完世界的手段

2018-10-29

與ami亞海約在溫州街上,一間隱密巷弄之間、位在閣樓裡的咖啡廳。一入座,我目光還在menu上,可眼前這位BL暢銷作家,眼神已經默默瞄向吧台那兩位身著白色襯衫、互動密切的型男咖啡師——當場寫起BL小說了。 「兩個男生開一間咖啡廳,很萌哎;入口又這麼難找,也很萌哎。」這兩人如何相遇的?怎麼選在這兒開店?當初肯定為了地段爭執不少次吧……。腐女寫作,像是偵探辦案,只是尋的不是證據,而是空氣裡自然瀰漫的腐味。 「寫個3、5千字不是問題。」ami亞海啜一口咖啡。所謂資深腐女,真不是浪得虛名的。倒是兩位咖啡師,繼續低著頭手沖咖啡,絲毫沒察覺自己已是腐女筆下的男主角。 擅長「腐化」台灣風景尋常男子 江湖傳言,腐女、腐男都擁有一雙「邪王腐眼」,所見之處,無處不腐。翻開ami亞海作品集,就是最好的證明。 早期《365行》短篇系列,她以職場為切點,寫下各行各業的隱形「基情」,從記者/攝影師、電信客服/奧客,到靈骨塔業者/大體化妝師;長篇《我只在乎你》則從一場地方選戰出發,寫的是出身政治世家的立委參選人,與腹黑律師兼幕僚,如何在政壇之路上激起愛戀。 比起BL小說封面常見的花美男,ami亞海更多描寫台灣人日常可及的故事。從把手機塞在安全帽與耳朵間的台客,到颱風天跑新聞而被「夭壽甜」水果招牌K中的電視台記者,都被寫進她的超現實世界。 「寫出來的就像鄰居家發生的事。」這是許多讀者給她的評價。 被電梯先生萌到的寫作開始 難道沒有什麼是腐的絕緣體嗎?ami亞海搖頭,而且不止人類能腐——她指著頭頂上的天花板,以及腳下踩的地板……世上真沒有一件她腐不起來的事物。 ami亞海的腐女之路是這樣煉成的:起初是愛看漫畫、言情小說的少女,後來在搜尋動漫資訊時,不小心讀到網友寫的同人文、二創作品,而且還不小心剛好是BL,然後就——「什麼!這樣也可以!而且,好好看哦……」從此腐性大開,一發不可收拾。 腐女「被萌到」的症狀,套句術語就是所謂「心中開滿了小花」。但ami亞海內心卻更像是「四處放滿了炸藥,不小心看到什麼,就會轟!」徹頭徹尾是個重症患者。 當按鈕被啟動後,「腐的底線就會一直後退,或是……變得很彎曲。」ami亞海說,在國高中時期,「腐領土」僅限於動漫角色;但大學某次到了台中中友百貨,一位電梯先生,把她的妄想力從2D空間拓展到現實世界。當電梯先生開口,「電梯上樓,您好,歡迎光臨本百貨公司,請問您要到幾樓呢?」,便瞬間萌到了她。 ami亞海說,當時百貨業興起雇用男性從業員的風氣,畢竟消費者也多是女性,腐女當然也在TA之列。當年的電梯先生面貌已然模糊,但當初引爆她內心火藥的萌系嗓音,至今仍言猶在耳。 這位沒名字的「電梯先生」,後來化身她的《365行》系列開篇之首。故事裡,他與一位有幽閉恐懼症的百貨經理,在一次事故裡受困電梯,卻因危機而萌生愛意。 這系列後續還出現另一對,是一樓的香水櫃哥,與一位因嗅覺過於靈敏、必須戴上口罩才能冷靜約會的西裝櫃哥…… 再唐突的故事也要有說服力 ami亞海筆下多的是偏執狂、有怪癖的怪咖角色,但在她的創作世界裡,人物往往能找到天造地設的另一半。只是一本BL小說的構成,不是單靠腐女的巨型腦洞來腦補。 「好的故事不能沒有說服力,不論它是不是BL。」ami亞海說,寫作書總是建議寫作者利用搭車時機留意周遭乘客,替他們寫故事,並記下特殊細節。比如說,當一個人拖著很多行李:為什麼?他從哪裡來?又會往哪去?反覆的觀察、思考、再追問,是少不了的寫作歷程。 「只是剛好,我的創作是從萌點出發而已。」ami亞海說,BL小說的軸心即為兩個男人的羅曼史。故事情節看似浮誇,若添上深思熟慮的細節、富有血肉的人物背景與對白,豪洨也能變萌點。 工作之餘,寫作也是責任所在 不過,ami亞海不是專職作家。起初是興趣使然,讀研究所時,她的正職是寫論文,晚上熬夜寫2、3千字的BL是抒發;現在,她是程式設計師,下班後,設蕃茄鐘固定2、3小時的寫作,是習慣也是責任。 ami亞海的自述寫著:「試圖在邏輯與歇斯底里的世界裡見縫插針。」她解釋,這個世界像程式碼,看似有嚴謹規則來運行,但到處會出現偏離邏輯的「小bug」,如禁忌的BL之戀,她就在此「見縫插針」。 白天,ami亞海的工作是將程式碼裡的error挑出來debug;到了晚上,現實世界裡容不下、不存在的戀情,她在虛構創作裡,以腐女的邏輯與妄想來圓滿。 「這一切,都是出於對角色的愛吧。」ami亞海說。 新作寫不一樣又怎樣的家庭 從2003年起,ami亞海在PTT「BB-Love」開始BL創作,今年她推出首部「非BL」長篇小說:《拼裝家庭》。 但雖然標榜「非BL」,ami亞海說,創作緣起其實也出自一篇微博上的腐文——兩個男人,被同一個前妻拋棄、離婚,只因生下的孩子是女生;結果這兩人帶著各自的女兒,住到同一個屋簷下,彼此照應,還一起參加前妻第三任丈夫的婚禮…… 「第一次看,覺得這好萌,但後來越想越不對勁……這怎麼可能嘛!」ami亞海說,同病相憐可以理解,但就因為被同一個太太拋棄,所以就住在一起、撫養小孩,「其中必有蹊蹺。」 「故事就這樣來了,但我發現自己更想講的,是關於一個家庭組成,不只是兩個男人之間的愛。」這也呼應了ami亞海此刻的人生階段:「30幾、也結婚了,很多對愛情、婚姻的疑問,關於兩個人走在一起之後的未來?我在人生中遇到的問題,我在寫作中也不能迴避了。」 這樣算是轉型?ami亞海說,新的實驗是嘗試突破,也是離開舒適圈。現在的她只希望,讀者別預設腐文、肉文的出現,以免期待落空——腐女也是會換胃口的。這次動筆,她要回應腐女魂之外,生命中的其他面向。

【作家特寫】都會愛情教主「水瓶鯨魚」:把城市寫得實了,愛情,也就不那麼虛了

2018-10-22

水瓶鯨魚於九○年代出道,她筆下懺情式的都會戀愛物語讓一代人心動也心碎。去年,她出版《我在這裡想你──高雄愛情故事》,同時將《我愛你》、《好想結個婚》等舊作授權鏡文學刊載。回望這位失戀系愛情教主在不同時空下的文字,我們將再次領會虛幻愛情裡的真義。 水瓶鯨魚說話的時候,神韻與語氣總是帶有一絲少女感,常常說著說著,自己就先笑了起來。 因為自己是水瓶座,因為喜歡鯨魚,就這麼兩個理由,讓本名張秀貞的她,當年組出這樣一個筆名出道。「很多人以為我是網路作家,但我一開始發表作品是在報紙上;」她笑著點出一個時代的轉變點:「我出道的時候網路根本還不普遍啊。」 編《失戀雜誌》 搖身愛情教主 1992年,水瓶鯨魚出了文字作品《性愛履歷表》、《露骨》;其後數年,她在報紙上連載漫畫《好想結個婚》,也陸續發表短篇小說。1998年,她一股作氣將前幾年累積的作品一次推出:《好想結個婚》、《你愛我嗎》、《失戀雜誌》。就是這本《失戀雜誌》,讓出版社順著當時鵲起的網路風潮,為她在網站上開了個作家專屬的討論區,讓已有一定知名度的水瓶鯨魚人氣大爆。單是她的討論區,每天就有將近一萬人次的瀏覽量,半年後更超過了兩萬人次──但那個時候,水瓶鯨魚本人還不會上網。 「因為那時我用的電腦沒辦法上網啊!」她大笑,那還是撥接上網的年代。可能要現今四十歲以上的人,才記得那個撥號時的嘟嘟沙沙聲。連水瓶鯨魚自己都想不起來她當時用的電腦是什麼型號。「是我朋友李性蓁(已故作家,筆名藍絲絨)先跑進去討論區,一直告訴我裡面有多好玩,叫我趕快上去。我就一直拖。到最後終於上去,才發現裡面真的好多人,而且大家已經熟成一團,變成一個小世界了。」 因《失戀雜誌》而來的讀者們,順著網路匯聚,在上頭分享、訴說自己過往的戀情。愛情永遠是最能快速凝聚共感的議題,在每一個或許寂寞的夜裡,或某些特別需要撫慰的孤單時刻,在這個熱絡的討論區裡,任何人都能找到與自己契合的他人故事,因而獲得虛擬的相濡以沫。 彷彿一場晚宴,她是那個姍姍來遲的主人,雙手托腮、滿懷興味的倚在樓梯扶手上,俯瞰著大廳裡賓客們的酒酣耳熱,彷彿事不關己。「好奇妙。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會那麼多人。」 於是她就這樣莫名被推入「網路作家」之列。出版社相準了她引動的熱潮,央她主持「失戀雜誌」網站,並彙編同名季刊。網站一做就是九年,季刊出了十六本,每一本都由她掛名,且親自繪製封面,結果給人她多產,而且產的都是《失戀雜誌》的印象。「哪個總編輯的名字會一直出現在刊物封面上啊。」她懶懶的生了一句抗議,但也就這樣一句而已 踏足不同城市 感受其中戀愛氛圍 然不可否認的,從九○年代到千禧年間,水瓶鯨魚儼然成了都會男女的愛情教主。一手畫漫畫,一手寫小說的她,始終以一頭直長髮示人;其清秀又混雜了俐落與疏離感的外貌,與她筆下的女主角有幾分相像,也讓人難以判斷她實際的年齡。 2009年,在朋友邀約之下,水瓶鯨魚離開住了二十多年的台北,前往中國,先後在上海和北京居住,及至2013年決定搬回臺灣,回到故鄉高雄。2017年她出版《我在這裡想你》,這是她第一本明確掛出城市所在的作品,裡頭的十一篇小說與五篇漫畫,以她一貫的口吻,訴說都會中的情感故事,有些落寞惆悵,也有些錯過的遺憾;每個故事與高雄結合得甚是緊密,勾勒出這座工業取向的南方大城的愛情樣貌。 台北、北京、上海、高雄,各個城市發生的愛情,會有什麼不一樣嗎?「其實無論在什麼年齡、什麼城市,講起愛情都差不多。」然而,城市的細節會自然滲進愛情的毛細孔裡,吞吐出不同的氣氛。「例如台北很潮溼,尤其冬天常常下雨,東西動不動就發霉,出門都要帶傘。」傘和雨,遂成了水瓶鯨魚描繪台北時最常出現的意象。「上海夏熱冬冷,但跟台北感覺比較接近;在北京很難談戀愛,而且北京太大了,明明住在同一個城市卻見不到面,更令人生氣。」 高雄呢?「高雄很長,大眾運輸分北高雄和南高雄,也不像台北那麼密集。如果自己跟喜歡的人剛好一南一北,想見個面也是很奔波。」她笑說。 「人永遠都在渴望戀愛,也永遠都在談戀愛。每個人都是,我也是。只是年齡不同,看的也跟著不一樣。」還是輕熟女的時代,聚焦的是比較單純的愛或不愛,進一步談結婚與不結婚,人生則出現各種分歧。「隨著年紀愈來愈大,狀態可能不同。我還是單身,我的讀者很多都已經結婚生小孩,甚至離婚了,我的心情和他們就不一樣。」 水瓶鯨魚似乎就停留在某個分岔點上,在是否讓愛情轉入家庭之間──其實兩端各有其茫然與煩惱。「在我的狀態裡,單身、沒有上班、有一點經濟能力,開始面對一些例如買車買房等現實困難,在情感上,過了適婚年齡,但還是渴望戀愛……這一塊是我目前比較能捉摸的。」 談戀愛工具改變  愛情故事譜出新意 「我剛開始寫作的時候,只能打傳統電話,連B.B.CALL都沒有。」回想她的第一部漫畫,盡是相約碰面、打電話、發傳真、答錄機留言等場景,然後步入網路時代,再到人手一支智慧型手機。不過十多年,過往談戀愛的方式卻彷彿鑽木取火了。 「愛情都差不多,但談戀愛的工具不一樣了。」以前約會,如果對方一直沒來,自己只能等在原地胡思亂想;現在有手機有網路,還可以看打卡去查人到底在哪,「已讀不回是怎樣?沒有網路?怎麼可能──之類種種都會產生不一樣的幽微情緒,有一些關鍵就會發生在這些小細節裡。」不只談戀愛要與時俱進,寫戀愛更是。 「我比較在意我為什麼要寫這個故事。這個故事有些我的感受,有些我的表達,有些我想講的事。至於這些事適合發生在哪裡,就發生在哪裡。」幾句簡單的寫作原則,帶出她對「真實」的要求。「一定要有一些因素是真的啊,例如環境,這樣才會讓事情合理的發生。」彷彿把城市寫得實了,愛情,也就不那麼虛了。 但無論如何,在意的都還是人的心境,與人的情緒,而那會與環境相關。「所以都得住上一段時間了,認識一些人了,和這個城市發生一些連結了,屬於這個地方的故事才會出來。」城市的外貌在變,核心不變;「愛情也是,談的方式或許因時代而不同,但本質永遠一樣──只是想要有個人陪。」正因為洞悉了這一點,無論身在何處,水瓶鯨魚筆下的愛情,總能如此「貼地」,輕輕一點,就刺入你我的心。 看更多:水瓶鯨魚|作家專頁 【寂寞的一百種深情】

【作家特寫】專訪《羊來了》作者黃願:凝視深淵,也要避免讓自己變成深淵

2018-10-08

四十四歲的黃願,人生可以用許多事件劃分,例如遇上皇冠創辦人平鑫濤先生,患眼疾,以及轉換小說路線寫出《羊來了》等「之前與之後」。採訪開始前,黃願嗅到了店員端來的咖啡,便分析起風味。原來他的人生有另一個咖啡版本的「之前與之後」。 眼疾確診後,他自我放逐到非洲,不經意喝到當地咖啡——磨完直接煮,甚至還有咖啡渣,但那原始的苦澀滋味使他日後喝咖啡都索然無味。他笑說這樣也好,反正目前接零工維生,借住朋友家,也喝不起咖啡了。看似豁達,其實是行過暗黑之心才有的轉變。 患罕見眼疾 自我放逐到非洲 2011年,黃願罹患遺傳性疾病「福斯氏角膜內皮失養症」。他仍清楚記得那天一覺醒來雙眼都是分泌物,以為自己得了怪病。從診所轉診大醫院,醫師鐵口直斷,要他不抱幻想與希望,就是排隊等換眼角膜,還給了他大限:十年。十年後,他將陷入黑暗。 「醫師說我眼睛裡一格格的細胞壁在慢慢消亡,直到儀器判讀不出為止。」確診至今過了七年,黃願的左眼已判讀不到細胞壁,「現在我寫半小時到一小時就受不了,角膜裡像有東西在滾動,在摩擦。醫師吩咐我不要再用電腦,每次寫東西都是在耗損眼睛。」彷彿以物易物,鍵下一個字,眼睛裡的細胞壁就會消失一個。黃願接受生病,但還在抵抗不能寫作這件事。 回憶當初,他知道自己得病後非常抗拒,還想會有奇蹟發生,「那時躺在床上餓到受不了才起來,要等身體的痛苦大於心理,才能忘記自己會失明,但吃飽了,又開始想自己會瞎掉。」 「後來我意識到我最黃金的歲月會在失明與等待眼角膜之間度過,就更加逃避;友人越是寬容我,我越是想逃,便決定逃到某個國家,就這樣帶著比背包客還少的行李跑到非洲。」非洲之旅,是自我放逐,也是自棄,「內心其實想的是不回來,甚至回不來都好,所以我跑到中非內戰國家,想說一發子彈過來,我幫某個人擋下,就這樣救人一命順便掛掉也不錯。」 為什麼是非洲?其實還有一個夢幻的原因:想看張國榮演的《金枝玉葉》裡提到的非洲大草原。「我很幸運,第一次去就看到三色連天,一邊是雷雨,一邊是晴天,還有夕陽。同時看到世界有三種景象,內心覺得哇,從此不一樣了。」 遇文學貴人 開啟專職寫作 非洲之旅前,罹患眼疾前,黃願曾有段快意人生,「我做過藝術行銷,待過政治人物基金會,以前碰的是酒色財氣,可以說非常世俗,離所謂的文學很遠。」說起來他之所以寫作,也與生病有關。 「以前年少得志,有貴人幫忙,覺得自己可以做出一番事業,有一天得急性肺炎,醫師跟我說:『你才幾歲,不要這樣過日子。』我開始想:我真的要這樣的人生嗎?那時候無聊開始看網路小說,我還記得是王蘭芬的《寂寞殺死一頭恐龍》,還到台大椰林追連載。發現原來小說想寫就可以寫,便開始寫了。當時最多迴響的是在武陵高中的BBS,高中生無聊就幫我推,漸漸有人知道我。後來到第一家出版社紅色,再到皇冠,遇到生命中的貴人平先生。」 隨後,黃願在皇冠連續出版《幸福來了》、《關於我們》、《剪刀石頭布》、《九局下,追愛開始》等,《剪刀石頭布》更在2006年改編成偶像劇。談到平先生,他的語調急切了起來,「當時平先生建議我寫愛情小說,甚至幫我規畫,給我概念跟章法,讓我去寫。後來我寫愛情小說寫膩了,有一天把連載完的《羊來了》交給平先生。他看過後,很客氣的跟我說是他以前耽誤了我,這才是我真正該寫的。」 平先生之於黃願,是文學貴人也帶有某種「影響的焦慮」;他走上平先生給的愛情小說之道,而後反叛他,寫探討校園霸凌的《羊來了》轉型。黃願既承接也超克平先生給予的,包括平先生對這本書的祝福,二話不說就決定出版。因此,談起平先生,黃願彷彿變回了小孩,「我想證明平先生沒有看走眼,我是能寫的。」 出身底層 見證霸凌背後的故事 從早年的都會愛情故事到血性十足、異常黑暗的《羊來了》,很難讓人想像是同一個作者。這樣的改變,與其說是刻意轉換路線,不如說是回歸。黃願是宜蘭人,生長於霸凌議題還未浮上檯面的時代:關於校園霸凌,他國中時「該旁觀的都旁觀過了,該欺負的都欺負過了,該欺負回來的也欺負回來了,大概看得差不多了。」 「美劇常說:『Suck it up.』我就是活在這樣的環境,霸凌對我們而言就是乖乖吞下去或反擊。我發現那些校園惡霸其實家裡不是幫派,也沒特別高大,只是他們下課後就去撞球間、遊樂場,跟混混打交道,喊幾聲大哥就能狐假虎威。後來我也照做,做得比那些人更好。過了幾個星期,換我推那些惡霸的頭。」 服膺食物鏈的運作,成為比野獸還野獸的怪物,難道真是解決之道?在《羊來了》裡,溫馴的被害者起身反抗,最終沾滿血腥;凝視深淵,直到自己也成了深淵。對此,黃願其實也思考過,「當我成功擺脫困境,再看別人被欺負,就覺得是他們自己的問題;只要進入那個環境,變成那樣的人,就能夠反擊。但我沒想過有些人是『不願』成為那樣的人。」 《羊來了》裡的角色,不論是受害者或加害者,無一善終。我問有必要安排得這麼絕嗎?黃願說,這是投身深淵的代價。當你選擇成為野獸,血性便烙印在你的身上。此時,正義與復仇已難分難捨。 寫出旁觀之惡 正視霸凌幽微處 《羊來了》還有一個寫作契機:2010年桃園八德國中爆發嚴重霸凌事件。八德國中事件是台灣校園霸凌處理的分水嶺,更演變成政治危機——時任教育部長吳清基說霸凌是「小事」,點燃群眾怒火。 黃願當時看到吳清基的「小事說」,很生氣,心想:「喔,是小事?那我就寫給你看。」正因如此,《羊來了》充滿不得志大人與無人在意的小孩的聲音與憤怒,「就算寫出來是狗吠火車,我也要吠一下。」 2012年小說出版後,很多文壇前輩跟黃願說這本書太暴力太黑暗,要他不要寫這種東西,說對名聲不好。甚至有出版社編輯開玩笑說要幫黃願背黑鍋,到時候真出事了,就推說是編輯寫的。黃願也坦承,其實小說有真實學校名,不過爭議太大,統統拿掉了,「但是你看那些名校不是天天有學生上社會新聞嗎?」黃願給了句回馬槍。 除了霸凌加害者與受害者,《羊來了》還處理了看似隱身、無關的旁觀者。臺北醫學大學傷害防治研究所統計,有高達七成八的高中生曾旁觀霸凌。旁觀他人之痛苦,有沒有責任?黃願說,霸凌發生時旁人往往認為「只要別人被霸凌,自己就沒事了,就像羔羊被獻祭。此外,旁觀者受霸凌震懾,被迫接收社會結構的黑暗面,隨之而來的罪惡感也成為日後人生的負擔。」 2012年臺北大學犯罪研究所論文《被遺忘的主角:霸凌事件的旁觀者》也指出,旁觀者與霸凌者關係佳或與受害者不佳,將使他們樂見霸凌發生。同時,旁觀人數愈多,沈默的人也愈多。歸根究底,我們可以沈默無聲,不過是因為羔羊在慘叫。 《羊來了》最後,黃願設計了一個終極手段,要讓所有人意識到霸凌可能發生在自己身上,「希望小說出來後,讓人嚇一跳,」至於手段為何,就留待讀者自己受到驚嚇。 距離十年大限只剩下三年,黃願已習慣弱視。他在咖啡館起身上廁所,陪行友人急忙扶他,他揮了揮手,堅持自己起身,說自己「定位」一下就好。原來每到新場所,他會先觀察桌椅擺設等地形,當坐下再起身,摸一下來「定位」就能不倚靠旁人。這項定位技術還能陪他多久?沒人知道。黃願訪談間說他的人生「是黑暗物質吸收體,很難看到光明面。」至少在黑暗來臨之前,他有黑色的眼睛。

【作家特寫】林靜儀談《診間裡的女人》──讓女人走出診間,也走出玩偶之家

2018-08-31

訪問林靜儀之前,其實我內心已有一個故事模板:急公好義的俠女醫師看不慣女病患──面對家父長制社會日久成病,決心進入體制改變。這樣的故事在台灣並不陌生,昔有為台灣寫下〈臨床講義〉診斷的蔣渭水,今有每天出現在政治新聞的市長與院長。 訪談後,我發現我失算了。林靜儀的版本沒有這麼簡單,也沒有這麼勵志。 病症下的難言之隱 林靜儀現任民進黨不分區立委,轉戰政治圈之前在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擔任婦產科醫師十多年。她的白袍資歷完善,專攻遺傳諮詢與青少年專科,因為看診細心,晚間門診往往到凌晨十二點。 她笑稱那個時期是在胯下生活,但身為婦科醫師要面對的不只是胯下,「婦產科除了急症外,通常不會非常困難,重點是女性面對疾病時如何看待自己,以及如何處理自己與社會的拉扯。」醫病,更得醫心。 「總醫師生涯快結束時,我開始看門診,有一個陰道炎的婦人求診。陰道炎是很簡單的疾病,往往是壓力大睡眠不足導致抵抗力下降。我照著教科書上的步驟,問她最近是否太累睡眠不足,結果她就哭了。她說兒子出車禍,最近徹夜難眠。」 林靜儀說,這使她震撼,眼前來求診的女性不僅是一名病人,也是一位傷心的母親,「我照著步驟診斷,她卻丟給我這麼大的她人生的挑戰。」 今年,她將婦科經歷寫成《診間裡的女人:婦產科女醫師從身體的難題帶妳找到生命的出口》,追述學醫過往,也記錄碰過的棘手病例,像是尋求陰道整形的已婚婦女、人工受孕卻想終止妊娠的媽媽,以及非預期懷孕又拿不定主意的青少女。這些病人看似離奇,但真正離奇的是讓這個女性覺得自己有病的社會。 林靜儀說,這些診間裡的女人的故事最初是她下診後寫在臉書上的日誌。「當時我有一個病人得乳癌,她婆婆竟然叫她出家。我當天心情很差,跟同事抱怨怎麼會有這麼離譜的事。醫院工作是我全部的生活,下了班,其他女性的故事就掛在我心上。我很想記住她們的某段人生經歷。」 因此,這本書也是她醫師生涯的總檢討──裡頭許多病人都是她下診後卻放心不下的,也有案例是她多年後常常回想是否有更好的處置方式。另一方面,她希望透過這些故事讓女性明瞭身體自主。 身體自主這個概念在現今是老生常談,但林靜儀說,「許多事業學業再成功再強勢的女性,面對生育結婚就會縮回很弱的角色,不是聽爸爸媽媽的話,就是附和身邊男人。」 林靜儀舉的例子是她在診間很常見的景象:非預期懷孕的女性跟「肇事者」一起來找她,她都會問女方:「你的懷孕計畫是什麼?」更淺白的話則是:「你有打算生小孩嗎?」女方往往回頭看身後的男人,男人搖頭,女方也跟著搖頭。 書裡有另一個例子可對照──一名穆勒氏管發育異常,導致無子宮無陰道的女病人。她來看林靜儀的診,只是想確認自己「真的」沒有陰道。最後,她拒絕做人工陰道。林靜儀這樣描述那名女子的身影:「她帶著解開謎團的表情,起身跟我點了個頭,微笑了一下。」這名試著掌握自己身體的女子呼應林靜儀說的:「當女性能長出對自己的信心,很多以為的疾病也就沒那麼嚴重了。」 身為醫學系的異類 從醫病到醫心,有趣的是林靜儀當年真的想投身精神科。不過出於急性子使然,她傾向「藥要病除」,馬上就能看到治療結果的婦產科──豈知婦產科更多時候使不上力的是病患走出診間後的人生。 婦產科高壓力高風險,我好奇究竟有何迷人之處。霎時,林靜儀的臉亮起了光,整個人的語態也變成柔軟的質地,「因為都是女人,跟女人討論她們的困境或分享她們開心的事,很吸引我。再者,我真的可以治好她們。我陪伴這些女性度過生命的重要時刻,目睹她們家庭成立的過程。看著寶寶出生,爸爸在旁邊哭得亂七八糟,好可愛喔。」 不過,林靜儀不是一直順水順風,最初她得面對不信任的醫病關係。實習時,男病人往往因為她的性別質疑她。正式成為醫師後,遇到癌症這種大手術,也有人質疑:「你是女生欸,會開刀嗎?」成為主治醫師前幾年,也遇到產婦家屬婆婆媽媽看到她就說:「醫師這麼年輕喔?」林靜儀說,這話不是在稱讚她,沒說出口的是:「你可以嗎?」 女醫師的挑戰遠較男醫師艱巨,因為女病人身上背負的家庭責任也落在女醫師身上。林靜儀說,許多女性不選擇辛苦的婦產科,常見的理由是覺得無法兼顧家庭。這對以女性主義者自許的林靜儀來說,顯然不是理所當然的問題,「為什麼我們不去問男醫師怎麼兼顧家庭呢?難道我們都預設男醫師會拋家棄子?」同理,政治圈也是如此。 性別無所不在,從醫院給新生兒的毛毯,男生慣以藍色,女生則是粉紅色,就可略窺一二。林靜儀由是談到她的女性主義之路,「我是父母雙方家族的第一個小孩,自小沒有接受太強烈的重男輕女,加上小時候長得不好看,沒有被當作洋娃娃。到了國中,我才知道其他家庭不是這樣。最讓我印象的是,我國一都是第一名,老師就跟我說:『國二有物理化學,這些科目男生比較會,國二你就會輸給男生。』這些話讓我很不舒服,也是第一次意識到別人會因為你的生理性別給你不同待遇。」 念醫學系後,林靜儀更發現自己的性別是「異類」,「老師在課堂上希望學生不要打瞌睡,就在投影片裡放女生的清涼照。男生當然都很開心,我就想:『我呢我呢?我也在教室裡欸。』抽學伴時,我們也被跳過。彷彿我們是外人,不該闖入這裡。」就是在此時,林靜儀參加左派社團,接觸女性主義。 林靜儀的外人說,讓我想起前陣子東京醫大鬧出的歧視風波──校方為排擠女性入學,長年暗地壓低女考生成績。我可以想像林靜儀看到這則新聞,面露不以為意,同時為不公正被揭發叫好的神情。 有餘裕才有選擇權 我發現林靜儀不說「未婚懷孕」,而稱「非預期懷孕」,同時她明言討厭別人說結婚生子是「修成正果」。她說,社會隱約形成的對錯是非──例如結婚生子是正道,反之,未婚生子是歧路──往往讓女性動彈不得,「這不過是人生選擇,不是選另一條路就不好。」 進入政治圈,獲得更大的權力,能否動搖這些隱而不彰,甚至不知為何存在的價值判斷?我更想問的是,林靜儀從診間走到議事殿堂,是否發現結構早已鎖死,難以鬆動? 林靜儀說,步入政治圈是她可以想像的人生道路。至於能否「做更多」?她在當醫師時就發現很多問題是診間外的,同時,女性面對問題的姿態更關乎她的社經地位,「從醫我發現有機會發言的往往只有一小群人,更多人連自己需要什麼都不知怎麼說。例如避孕。對一些女人來說避孕很簡單,男人不想戴套,你就把他換掉,但很多女人沒有換掉老公的能力,也就沒有發聲的權利。」 「以前我面對病人,常自問:『我給她的選擇夠不夠多?』當政治人物後,帶入這個思考,回到根本是很多女性處在相對支持少的空間,所以她們動彈不得。這不是法律明文規定就能解決的。」 林靜儀以非預期懷孕為例,指出國家對小媽媽小爸爸的政策就是給錢加輔導,但我們其實很少尊重他們作為獨立個體的意願,幫助他們做決定,「這些人往往從需要支持到缺乏支持。」 他們是國家政策無法照見的角落,因為早已被掃進社會的暗處,「如果我們認為結婚生小孩是好的,沒結婚生小孩是不好的,就永遠無法把後者當作該支持的對象。」 歸根究柢,林靜儀認為台灣社會對人生的想像太過單一,「例如催生拯救出生率,大家就是鼓勵結婚,但沒有結婚的人也會生小孩啊,就像大學女生也會懷孕。但你想想看:如果政府在大學設立托兒所,有多少人會不滿?然而,這是給女性做出不同抉擇的必要空間。」 從政後繼續走鋼索 林靜儀談女人多,聊起男性似乎都沒好話。不過,林靜儀說,女性主義也照顧男性,男性也可能是父權的受害者。她在課堂上教性別意識,問男學生:「如果你被性騷擾,你知道打給誰申訴嗎?」他們就傻了。接著,大家開始聊起曾讓自己「感到不舒服」的經驗。林靜儀說,「當男生發現自己有可能是受害者,我們就會一起努力。」 在林靜儀身上,我們可以輕易找到許多標籤,諸如進步女性、女權支持者。但林靜儀坦言,「我站在所處的位置看很多議題,也知道很多女性未必如此,她們面對這些議題時沒有信心。」 所以,林靜儀的故事終究不是醫者夢想診斷社會,順利摘除病灶的版本。 我想起同樣學醫的魯迅寫過篇文章〈娜拉走後怎樣〉──談易卜生《玩偶之家》女主角娜拉擺脫丈夫控制,選擇出走後的下場。魯迅的結論是:沒有經濟能力的娜拉不是墮入風塵,就是乖乖回家。女人要走出的不僅是診間,更要剪掉她身上、讓她成為傀儡玩物的線。那線往往來自最親密的人,甚至帶著期待與祝福。 訪問最後我問她想不想重披白袍?林靜儀說她一直有回醫界的想法,坦言從政的成就感不及醫師,「以前我說服病人,說服之後我們就能往下一個療程走,現在我要說服的遠遠不止一個人。」除了說服人,政治人物不免要面對攻擊,「我們習慣了接受短訊息,而非邏輯;短而錯誤的訊息容易流傳,需要脈絡的則否。」言談間顯露倦勤嗎?不如說是林靜儀一直都知道問題要夠棘手才是問題。 《診間裡的女人:婦產科女醫師從身體的難題帶妳找到生命的出口》最後一篇寫林靜儀為一位體重破百的媽媽接生,接生時更意外發現是生產過程中非常危險的肩難產。當時有朋友勸她少接這種高風險高醫療事故病人,她只說:「產科醫師,就是這種一直走鋼索的行業。」從政,或許只是換了條鋼索。 林靜儀要繼續當走鋼索的人。

【作家特寫】寫一場更真的愛戀 :少女小說家馬蘇蘇的創作之路

2018-08-16

人們渴望浪漫愛情故事,而且與現實世界隔層毛玻璃般更好。這些故事看似模糊了真實,卻正是我們所需要的,安慰劑般的愛戀。從瓊瑤為一代人開啟的《窗外》,到總裁夫人氾濫的言情小說,愛情小說能有什麼新樣貌?少女在新世代又嚮往怎樣的粉紅泡泡? 現在大四的馬蘇蘇高中時,發表校園愛情故事《官官相惟》,正讓我們看到有別於過往愛情小說家的寫作姿態──生活沉悶的女高中生在虛幻世界裡長出綺麗幻想。 這一天採訪之前,我們便在市政府捷運站前的曲折巷弄間遇到馬蘇蘇。她穿著跑趴上課兩皆宜的休閒運動洋裝,遇到我們,立刻露出獲救的表情。原來她正愁找不到約好的咖啡館。 眼前的女孩,愛寫愛幻想,卻在升上大學後轉變文風,改寫職場愛情劇《昨夜笙歌容易散》。馬蘇蘇不像她這個年紀的女生習慣以害臊面對陌生,反而天女散花般丟出一連串東西,用中國的網路用語來說,儼然老司機了。這讓我想起她的創作,在文字中生猛無畏的幻想,且同樣生猛的決然改變路線。 喜歡做夢 於是寫小說 馬蘇蘇的寫作之路起步甚早,高中時便從網路起家,寫作契機只是某天在誠品抽起一本小說。她說十六歲的她看到封面標榜「十五歲超齡美少女小說家」,一回家火速在創作平台申請專頁。就這樣,少女小說家「馬蘇蘇」這個名字悄悄誕生了。 對馬蘇蘇這樣的世代來說,寫小說不再是教室的喃喃自語或偷偷傳遞的小紙條,只是滿足一己幻想的宣洩──他們更擁抱讀者。當馬蘇蘇被同學發現在寫愛情小說,便大方接受同學的「客製化」需求,例如有人想看自己和喜歡的男明星配對成CP(Couple的縮寫,指文本裡的情侶搭檔),或要求把誰寫進去。在台灣極度高壓的升學環境裡,在小說裡毫無顧忌的夢著,甚且,成全他人的夢,顯然讓人樂在其中,也是馬蘇蘇一開始便與讀者緊密互動的契機。 雖然最為人所知的《官官相惟》是寫師生戀,但她嚴正聲明這不代表她憧憬不倫戀,更多的是「對老師的恨意值太高!」為了逃避現實,在小說裡把老師變成大帥哥;畢竟每天都要看到老師,不如把他幻想得賞心悅目。 不過,馬蘇蘇寫小說逃避現實,也難免投射自身,「我來自一個爸爸常不知所蹤,卻十足權威管教的家庭,這讓我沒辦法接受自己的小說人物過得太幸福。我筆下幾乎沒有一個家庭是圓滿的,因為我怕我寫得不像,比如我就無法想像全家出遊的感覺。」 藉由寫小說逃避現實,或許最終仍要面對千瘡百孔。 面對窠臼 寫出人生的暗面 累積網路讀者後,馬蘇蘇曾和許多出版社編輯交涉。有些編輯問她為什麼不能寫像《官官相惟》那樣灑滿糖霜甜滋滋的故事?「我很誠實地跟他們說:『我寫不出來。』以前對於很多事情都只有想像,但幾年過去後,很快會發現某些看起來美的東西,都是帶刺的。灑滿糖的『校園純愛』距離我所經驗的世界太遠,連我自己都會吐槽,更別提寫出來。」更重要的原因是,她想要突破──「我想用這部作品葬送最後一個虛擬的我。」 因此,《官官相惟》就像時空膠囊,凝結馬蘇蘇高中的戀愛奇想,這也是唯有不想長大又期待未來的青澀少女才寫得出來的。套用馬蘇蘇的說法是:「那是無他相機下的青春。」現在則是該拿掉濾鏡了。 她說以前十六七歲時寫愛情,最後停在兩人相愛就算完美結局,現在會想探討兩人相愛之後的故事。另一個例子是:人與人之間的暗面。 「以前我的小說常常被批評結構很爛。」馬蘇蘇自承。雖然她很常被網路流言攻擊,但她不諱言自己的缺點。也因過往小說風格甜膩,被人說沒質量沒內涵,使她意識到小說是需要「經營」的。話雖如此,她嘗試轉變小說路數後,卻受到更嚴格的審視。「越是這樣,我更要寫越現實的東西,不只是證明自己,讓他們覺得我不是永遠停滯不前,更重要的是讀者也會長大,也許她們會一個個離開我製造的夢幻泡泡,但既然我們年齡相仿,我也應該成長,寫出不一樣的故事。」這樣一來,寫作之於她,像賭氣,跟讀者賭氣,也跟自己賭氣。 怎樣是「現實的東西」?馬蘇蘇舉的例子是:對愛情的想像。她說以前十六七歲時寫愛情,最後停在兩人相愛就算完美結局,現在會想探討兩人相愛之後的故事。另一個例子是:人與人之間的暗面。入大學後,馬蘇蘇看過更多人與事,「再怎樣看似光鮮亮麗的人,也有不為人知的煩惱,所以我想寫職場、演藝圈成功人士相對黯淡的一面。」 寫舞台故事 做足功課 連載中的《昨夜笙歌容易散》寫明星亮麗登台背後的悲戚人生。女主角「朱晗」為承影后之冠冕,被迫活在世人的眼光。她與「戲曲大師」傅寧安在舞台上並駕齊驅,然而壓抑的舊日情到了對戲的當口已按捺不住,戲裡戲外的界線業已模糊。 台下人生想華麗轉身,意味成功必須拋棄部分的自己。蛻變,從來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撕去一層皮膚,刺痛都在肉裡,就像馬蘇蘇迎向現實的寫作歷程。當她跳脫《官官相惟》的幻想愛戀,《昨夜笙歌容易散》一上線馬上就面臨讀者對戲曲專業的質疑。 為了回應質疑,馬蘇蘇做足功課。「考據是很累人的事,有時我會想為什麼要挖這個坑?整天跑去圖書館抱一整疊書,一次又一次的續借,看著文稿還會想:還有哪裡是沒寫詳細的。」但馬蘇蘇這樣安慰自己:「我念的是中文系,至少可以學以致用吧。此外,中文系給了我不一樣的眼光檢視故事。雖然文字依然偏向娛樂性,但至少,我不會畏懼別人檢討角色與背景安排,也願意改正有錯的地方。」 不過搬書翻書查資料,刪刪改改,使她的產能從每天六千字縮減到千字內。問她是寫以前的作品比較快樂,還是現在的?馬蘇蘇不猶豫的說:「當然是以前呀!」 我們從以前談及未來,講話很跳的馬蘇蘇說,周遭同學都在準備考研究所或思索進入教育界、補教業,讓她覺得自己在班上像是「黑頭粉刺」,很凸出,很顯眼。這個比喻好像有點不倫不類,是否暗指自己讓人想除之而後快?當然,我沒有追問。 回應外界 用小說告別過往的自己 馬蘇蘇有她自己的戲裡戲外人生。 除了寫作,她還跨足其他表演領域,然而每每招致別人質疑,說她又想來刷存在感。她坦言《昨夜笙歌容易散》其實有她自身的投射──朱晗因職業受眾人注目,只能活在他人的眼光裡;馬蘇蘇則是一開始便與讀者緊密連結,使她無論寫什麼都像是對讀者的回應。 大學戲劇公演時,指導老師要她演一個露才揚己的年輕女作家──儼然外界對她的想像。「我一看到劇本就傻眼了,但老師說:『這不是一般人會有的經歷,所以才好看。』」她後來照劇本演出──儘管那不是她人生的劇本,至少不是她想要的。現在,馬蘇蘇的人生理想劇本說來諷刺,是跟讀者保持距離,「可是網路世界不是這樣,以前我必須很努力偽裝不在乎外界,才能好好經營現實生活,現在我明白過好自己的日子,故事才有辦法繼續下去。」 創作者如何與其所觀察到的世界互動,馬蘇蘇筆下的戀愛男女是一例。「小說人物,是我套用現實經驗套的存在,也可以說是內心的投射。」因為寫愛情,她開始回想父母之間失衡的關係,並意識到:為什麼在文本裡有這麼多霸道的男人?於是她寫非典型的男性角色,也許可愛搞笑,或者陰柔脆弱,不必然剛強。她告別家庭裡的父親形象,也告別過往愛情小說裡恣意妄為,甚至抱著女主角呼天喊地的霸道總裁。 作品是創作者對世界的回應,因此,對轉身後的馬蘇蘇來說,好的小說已不再是讓人耽溺就夠了,而是可以在當中找到自己影子,「一個好的故事能讓人透過閱讀,經歷截然不同的人生。」這也是為何她試圖讓《昨夜笙歌容易散》看起來「真一點」,讓華麗的故事也能有溫度。 讀馬蘇蘇的小說,就像從逃避現實的夢境裡,望向一片文字莽原,那些如烈日張揚或隱匿幽微的愛都鎖在小說裡,召喚一批批尋夢的人。這是少女長大的故事,也是少女從夢中醒來的故事。

【作家特寫】在上流叢林裡,特權讓小孩變成了大野狼——吳曉樂談《上流兒童》

2018-07-23

今年夏天,當《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在公共電視正式播映,吳曉樂亦推出第二本作品《上流兒童》──依然聚焦家長,不過,是有錢的那一群。小說以一般中產女性為視角,如陷入叢林的白兔,漸次帶領讀者窺看上流社會的面貌。 《上流兒童》為鏡文學的委託創作,原初設定為資產階級教養小孩的方式,以及該階層女性的鬥爭。德國社會學者漢斯.尤根.克萊曼斯基(Hans Jürgen Krysmanski)曾指出,在社會學中,研究觀察的視角通常是中間階層望向底層,誰能真正底觀察上層階級?如何靠近?用什麼方法?同此,吳曉樂接受委託後,碰到的第一個難題便是:她如何描寫上流社會? 透過田野採訪「靠近」上層階級 首先,鏡文學為吳曉樂安排了幾位田野對象,採訪收穫卻有限,「他們其實不會講太多細節,通常淺淺帶過。」說明來意後,除了小心應對,她更得學習如何正確理解受訪者所說的話,並在短時間內記下她們提供的資料。 此外,吳曉樂透過田野對象協助,參加了一個有「門檻」的豪門聚會,「然後,我就看到那個世界了。」活動進行了四個多小時,她一邊行禮如儀,一邊張大眼睛「觀察」,「我拚命看大家在幹麼,怎麼走路,怎麼穿衣服,提什麼包包,怎麼跟彼此打招呼,說了什麼話。」她將這四小時的所見所得巧妙放進小說的第一個場景,女主角第一次踏入上流階層的聚會,吃食穿著,言語機鋒,無一放過。 花了兩個多月取材,除了田野資料,吳曉樂也閱讀相關題材的作品,例如《豪門保母日記》與《上流法則》。同時,她亦參考台灣社會學者的研究成果,如台大教授藍佩嘉的論文〈做父母、做階級:親職敘事、教養實作與階級不平等〉。質化研究有助吳曉樂從較開闊的眼界理解階級與教養間的連帶關係;量化資料則助於她建立角色背景,例如:男女主角的年薪在台北能過什麼樣的生活,教育預算通常是多少,如何取得理想的學籍…… 不批判筆下人物,而是展現其生活之道 取材之後,吳曉樂再將各類資訊轉化為小說中的血肉,「我得找到描繪上層階級的基本關鍵,例如特權。」為了舉例,吳曉樂轉述了她在那場內部活動中所聽到的對話,談話來自一群小女孩,女孩A先問眾人是否知道自己身上的小禮服怎麼來的,再脫口說出,那個誰誰誰沒有禮服,媽媽就拜託設計師順便借她一件。「小女生就是在炫耀,她從小就知道那是她的特權、她的人生。」吳曉樂意識到有錢的人便擁有特權,他們才是真正「有選擇」的人。 「我在寫的過程中,體會到很多前輩提過的,不要恨自己的角色,恨的話是寫不出來的,要去感受他們在想什麼,甚至成為他們。」她在小說中不做批判,更不展現好惡,僅是創造合理的故事,讓角色在其中各自展現生存之道。「我後來比較理解了他們的想法,但當我內心有不同意見時就放在角色裡。」她將聽來、看見的人物與事件打散重整,每位受訪者皆不是角色的原型。 除了描寫豪門生活,《上流兒童》延續前作,仍處理了教養議題。吳曉樂解釋:「這個階級的生活與鬥爭其實沒什麼好看的,不如去看八卦小報,所以還是要回歸到大家比較有共鳴的部分。」她發現,身為一個媽媽,除非成為孫芸芸,否則承受的壓力根本是差不多的。「女人再怎麼有權,孩子的表現仍是她在家族裡的籌碼,如果這個籌碼『長得不好』,她的壓力就會很大。」 吳曉樂下了一個犀利的註解,「其實在整個金字塔頂端,女人還是在比較下層的地方。」如此亦解釋了,小說為何雖以家長為主角,卻定名為「上流兒童」。「這也是一個反諷,我們整天在談教育,但沒有人去問教育的主體(孩子)的意見」。 網路上隨處可見名為母職的牢籠 對於教育現場的觀察來自家教和在補習班授課的經驗,而夫妻間對教養問題的爭執齟齬則取材自ptt婚姻板、BabyMother板,或是臉書上的「靠北XX」等社群論壇。「畢竟我沒有小孩,無法準確判斷爭執的原因是否合理,也得拿捏爭執的份量。」 不過,她還是在小說中透漏了些許立場,直白道出女性在母職牢籠裡的難堪。在小說末尾,一場男女主角的爭執中,她讓女主角脫口而出:「有一件事,你不覺得很詭異嗎?大家都會說,照顧小孩是夫妻共同的責任,但一討論到怎麼照顧小孩,還是只會去問媽媽。結婚後,你有被問過怎麼安排小孩子的就學嗎?沒有吧,即使有,你也可以回答:噢,我不知道,都我太太在規劃。那我可以跟你一樣,這樣子回答嗎?」 十萬字的小說,除卻前置準備,吳曉樂花了三個月一口氣完成初稿。為了吸引一般讀者的目光,小說以略帶懸疑的筆調與節奏鋪展,走至結尾,真相大白的那一刻卻引人惆悵。吳曉樂原先預設了兩個版本的結局,與編輯討論後,比較幸福美滿的那一個被捨棄了。她讓小說裡的主角們受了一點驚嚇,但日常生活仍繼續向前。 「如果寫了更可怕的結局,更大的事件,我覺得讀者是不會反省的。」她反覆斟酌,希望讓讀者看到最後一刻仍與主角同步,「但如果用太大的事件把故事炸掉,就什麼都沒有了,我希望讓讀者淡淡的揪心,沒有太大的恨,只是感到絕望。」畢竟,階層分野仍然限制了人與人間的真心交流,白兔終究逃出叢林,沒有不捨,也沒有回望。 從《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到《上流兒童》,吳曉樂再次憑藉敏銳的觀察力,走入上流田野,寫出失敗上流的故事,為讀者揭開親職、教養與階級的瘡疤。如果感到疼痛,便是癒合的過程,所以請忍耐看下去。

【作家特寫】㊣純愛系搞笑藝人:肉文也可以很純情,悲傷時更要搞笑——在BL的最大公約數之外

2018-07-19

江湖傳言,一開始讀她的小說就停不下來,不但下腹燥熱,還會眼眶泛淚,直到天色發白雙腿發麻才甘休。她正是本名鄒永珊的「㊣純愛系搞笑藝人」,堪稱大B板(BB-Love,PTT的BL討論板)「發最多面紙」的小說家。 然而,比起蕩氣迴腸、賺人熱淚的劇情,「㊣純愛系搞笑藝人」更在意文字內裡,「我覺得好故事並不是小說的重點,重點是你如何去感受這個世界」。例如寫男男裁縫師之戀的《裁縫師傅》這段:「高遐邇很輕柔很清晰地說出每一個字,每一個字都像一顆顆晶瑩卵石投入克里斯的心湖,那些漣漪串成迭迭的水波,傳向遠方,拍向克里斯自覺踏在水中,光裸的腳邊,並且那水波持續在他腳邊蕩漾。」 愛的言語是晶瑩的卵石;愛就是要所愛之人水波盪漾,讓他光裸的腳感受你的浪。這就是她透過《裁縫師傅》小說語言讓我們感受的事。 BL類型彈性大 方便施展拳腳 從《玫瑰園先生們》、《裁縫師傅》到《荷生》,「㊣純愛系搞笑藝人」習慣把「把悲慘的事情講得很好笑」,但是依然純愛。 不過,既然寫的是類型,自然有其循規需要蹈矩。BL是「Boys' Love」的縮寫,指愛好男性之間戀愛者創作的「虛構幻想的男同性戀」;男體的展現、「肉香四溢」的橋段,都是BL的精髓。「㊣純愛系搞笑藝人」筆下的BL確實有顏有肉,但她想寫的更在肉文之外。 「我寫的這些小說很多性場景,可是都是純愛,卻沒什麼人相信,所以我只好用筆名表明立場。」文字瑰麗而精煉,號稱一心一意描繪純愛的她說:「BL這個文類在特徵上的最大公約數,是呈現男性的戀愛關係,但是最大公約數之外的彈性很大,我常常在最大公約數之外。」 「實不相瞞,開始想寫小說是基於很現實的動機──想要投文學獎。那時有朋友著迷《聖鬥士星矢‧冥王神話》的同人,我就跟著看,看著就覺得別人寫的都怪怪的,我不是很喜歡, 便開始以『自耕農』起家。 」 若以本名筆名兩個品牌畫分,「㊣純愛系搞笑藝人」一手寫相對嚴肅的文學作品,一手寫BL類型;前者有兩本小說、一本有聲書及專欄。從創作順序來看,2010年到2012年之間年她開始寫BL小說,相繼完成《玫瑰園先生們》、《裁縫師傅》、《荷生》。 看似緊密的創作,其實是十多年在BBS累積的能量迸發,同時橫跨她個人的創作峽谷,「寫完《荷生》後,我覺得自己完全成了另外一個人,以全新的自己寫了《鐵道共乘旅遊手冊》。」《鐵道》是部發生在德國柏林到慕尼黑中間十小時四次轉車的故事,裡頭有她德國旅程或個人軌跡,然而更多的是她一直在追求的:遠離個人歷史的創作。「我認為小說是表現心裡所勾勒的舞台場景,跟現實沒有什麼關係。個人的人生經驗有限,所以重點是你如何去感受這個世界。」循此,我們可以發現她施展嚴肅文學與類型文學的功夫,其實無二。 自許觀念藝術家 傳達事物的狀態 除此之外,「㊣純愛系搞笑藝人」還有另一個身分──裝置藝術創作者。目前,她的作品正在北美館聯展,「作為藝術創作者,我以書寫為主要形式,但不是出版而已,出版只是其中一種可能。」聽起來很玄,進一步說明便是她將寫完的小說視為「物件」,考量其體積、物理性質、裝幀方式,包括要不要有字──一部沒有字的書還能算書嗎?這是她的「artist’s book」。 「比較清楚的說法是:我是以書為形式的觀念藝術家。」也就是說,書只是她的載體,在此脈絡下,她用書寫、製作、再造等形式來傳達「觀念」。這些形式有一個共通點──介於之間。 「分類跟分類之間有夾縫或交集,這就是『介於之間』的狀態。」例如喜好女裝的雙性戀荷生搖擺於同性戀與異性戀「之間」,也處於跨性別與順性別「之間」;約炮卻崇尚傳統家庭價值的男同志克里斯也處於「之間」;愛上裁縫師傅卻發現自己也愛克里斯的高遐邇也站在個人情感的「之間」。 在鄒永珊的小說裡,很難找到不在「之間」的處境。她說:「我自己就是介於之間的人。」 活在他方 也活在兩個品牌之中 活在社會這個集體主義裡,大家習慣「西瓜偎大邊」,選擇輕鬆的或偏向同溫的生活方式。然而,鄒永珊對此抱持問號,不論擁抱的是困難還是怪誕,她都希望自己在那最大公約數之外。 「對於所謂的少數,我都會比較關注,不過不要扣上『關懷少數』這個大帽子,我只是覺得沒人寫的東西,那就我來寫吧。少數,包括各種層面,所以我創作的最大主題便是『介於之間』。」 她在《裁縫師傅》後記提到:「貼標籤是化約的行為,它沒有讓人生變得比較容易,也沒有讓小說變得比較容易,許多豐富細緻並且重要的東西卻在化約的過程被過濾、被刪減,……根據標籤來協助辨識(但是辨識什麼)變成一種理所當然的方便。只是這個方便在我看來非常危險,它可以很輕易地抹消我在小說裡所作的處理——這還算是小事,更可議的是它毫不費力地強化應該要打破的歧視與偏見。」 她一再檢討我們如何在標籤與標籤之間喪失真義,不過她的兩個品牌──嚴肅文學與BL類型其實也是種標籤。「可能我不夠勇敢,對於自揭馬甲(網路用語:指曝光自己的其他筆名),我不見得擔心讀者想法,比較擔心的是要申請補助時,評審會怎麼想。」在「鄒永珊」這個品牌下,有旅德藝術家、文學獎得主、駐村藝術家等光環,一旦加上BL小說家,她在別人(評審?)心裡的位置會不會動搖? 對此,她始終有點「不舒服」。「德語有一個形容詞是,你把人分類就是你把人塞到抽屜裡,但塞到抽屜裡的潛台詞是:『你給我好好的待在這個框架裡,不要出來。』」 選擇將自己分成兩個品牌,她說:「這就像是台灣目前藝文界的縮影吧!」BL歸屬的次文化是目前出版市場銷售主力,卻常被貼上負面標籤。她坦言:「採訪前,我朋友就說,重點不是別讓BL讀者知道你是誰──因為他們都已經知道,而是那些不知道你在BL界混,或是不知道你在同人界的人會怎麼看待你」 純文學之於BL,難道真是九仞宮牆,兩者毫無對話的可能?「㊣純愛系搞笑藝人」或者說鄒永珊不認為兩者的質有差別,差別僅在於「看我想要在這部作品裡放什麼東西」。 作品是作者的導師 帶她領會未知 BL界有個說法,會稱作者是作品的「親娘」或「後媽」,前者代表作者給主角(以及讀者)發糖,後者則是虐主角千萬遍。鄒永珊則是又虐又愛,「我和我的作品關係不是這樣,」不論是親娘或後媽,鄒永珊都認為:「作品是作者的『老師』,但何時才能明白它對自己的教導,則是未知。」 她舉創作中的小說《萬福瑪莉亞》為例,「之前零零星星寫了短篇,但都不是很滿意,我一直思索這些短篇到底要寫什麼,這就是我一直回去看自己作品的原因。我的作品裡有很多東西是寫作當下我不知道的 。這對創作來說絕對是好事──你的作品越過了你,這表示透過這個作品,你可以進入另一個世界,一個你更好奇,也覺得更有意思的世界。」 作品是老師,那它可以幫助「學生」解決問題嗎?鄒永珊說:「這樣想太樂觀了,人生不是打怪破關,不是你過了這個關卡之後就會一片光明。」因此,關於寫作,鄒永珊更試圖廓清的,是創作與自我的距離。 「常有人問我:『你寫的小說是不是根據真人真事改編?是不是你的故事?』接著,我的發言就完完全全等於我的作品,等於我本人。我很反對這樣,所以回答問題的時候,我會用很長的文字,而非關鍵字。」 身為生理女性,鄒永珊總把話語權讓給男性,其實是刻意操作。「我認為重要的是,當我的角色跟我的性別不同時,我到底要處理他什麼?又同理他什麼? 我在意的是他的困境,他在社會上的優勢,他利用了什麼人?又被什麼人利用?」 小說不只是策略的藝術,也是鄒永珊給自己的挑戰。如果書寫僅是自我抒發,不時耍耍傻白甜秀秀高富帥,是把讀者想得太簡單了。「小說可能符合部分讀者的期待,但不可能每本都符合。到底小說還是一個界線,處理我們在人際關係中一再碰到的問題:你忠於誰?你又為誰去做這件事?」 鄒永珊說:「不過,創作在這一切之前就發生了,你不需要知道我是誰。」如同回到BBS的黑白世界,沒有自拍照,沒有過多的作者個人訊息,沒有社群媒體的比讚給愛心。在最低限度的資訊量之下,愛意依然可以萌生:讀者可以透過作品喜歡作者就好,男人與男人之間也可以只愛陌生人。

【作家特寫】我在我不在的城市——張維中與他的戀愛小說

2018-06-21

《挪威的森林》在日本發售時,書腰上有一句:「百分之百的戀愛小說。」百分之百所指為何,眾說紛紜,但據稱小說因此大賣。 閱讀張維中的筆下愛情故事,讓我想起這「百分之百」──每個人物都全心全意將自己投注於這個世界。戀愛小說,不只是角色跟角色談戀愛,也是小說家跟所書寫世界的一場愛戀。他要相信這個世界值得被愛,才能也才願意寫出其中的甜蜜與苦楚。 人海中的機運之謎 張維中就是如此。他著迷於都會裡人與人之間的萬千可能,諸如初識之人何以愛上彼此,錯過的人又能否在種種機運之謎中再次相遇。同時,他寫愛的變奏,從第一部長篇小說《岸上的心》寫男學生與女教授之戀;《三明治俱樂部》寫兩男一女在千禧年的台北「多元成家」,乃至最近一部《餐桌的臉》以台北、首爾、東京三城連線,探討人們潛藏在各式面具之下,如何看見彼最真實的彼此。 追索他的創作來時路,我們會發現「城市」其實是張維中真正戀愛的對象。他的散文專欄與旅遊書更是不斷在東京晃蕩,用文字貼近行過之路,同時俯身觀察城市人。 這一天,張維中一身oversize現身,搭配鮮亮的顏色,年輕得有如他筆下愛得不知天高地厚的人物。在此之前,因為他久居東京,我都是透過其粉絲專頁管理員與之聯繫,見到本人倒有種見網友的感覺。我問他每次回台北會不會感覺這座城市──他小說的戀愛對象在變化? 在日本企業上班,一年回台灣兩次的他說,「台北越來越陌生,例如我以前可以在捷運上睡覺,現在都不敢了,常常一睡就過頭,我腦中的捷運圖已舊了。現在像觀光客在看台北,每次回來都做好功課,像是要去哪些新開的咖啡館。」 小說封存也復興城市 談及台北,成書於千禧年前後的《三明治俱樂部》有如時光膠囊,不但封存台北地景,還有當時的流行文化。最顯著的例子是,張維中在每個人物登場前羅列其生活物件,例如當時流行的減肥餐、出版物(吉本芭娜娜《廚房》、紀大偉《戀物癖》),以及彼時伴隨電音文化流行的搖頭丸藥理作用。 回顧這部十多年前的作品,張維中說,「我當初刻意把現下周遭帶入小說,希望書中主角好像真的活在那時空那城市;當讀者走過小說場景,會感覺這些人彷彿上一刻才在這裡上演小說情節。」 因此,讓讀者身歷其境,是張維中寫小說的動力,也是他寫作之餘的喜好。「我喜歡走訪文學、偶像劇景點,也希望有人因為讀到張維中寫的故事而來這個地方,說道:『啊,我曾經看過一個故事在這發生。』」 「一個沒有生命力的地方,因為一個虛構的故事而有了生命,是非常神奇的力量。」張維中如是總結小說的魅力。 張維中自己的文學追星之路也不妨多讓。他之所以喜歡到日本、美國,都是因為當初看了很多日劇跟美國電影、影集。「當年《魔女的條件》有很多台場景點,我就到台場坐摩天輪。這兩年去紐約也完全走《慾望城市》走過的路線。」 回到《三明治俱樂部》裡的台北,張維中說,那時他剛買筆記型電腦,喜歡帶著它到處跑,常常在兩個地方寫小說:信義區「紐約紐約」(現ATT 4 FUN)樓下的咖啡館,以及東區某咖啡館——物換星移,兩者皆不復存。 《三明治俱樂部》的主要場景是當時發展正好,於今沒落的東區。張維中寫作的地方如同他寫的地方,多不復在。因此,讀者捧讀小說也憑弔台北。張維中這樣追憶那個時候:「兩千年前後的台北有一種『一切要開始了、充滿希望』的感覺,也是跨越一個世紀的喜悅,例如101正在蓋,地景與時代都有往上的態勢。」 「台北地景的今昔落差讓我感覺走在裡頭的人沒有光了。」張維中進一步說。 話題一轉,他坦承他好久沒讀近乎少作的《三明治俱樂部》,最近重看反倒覺得新鮮,新鮮來自「自己在那個年紀就有這些想法很有趣」。「我讀著讀著會懷疑自己頭腦到底塞了什麼,竟然可以想到這些對白,彷彿這不是我寫的。」 「誰會那麼無聊讀自己的小說呢?」張維中彷彿跳脫小說家這個職業說道。 表裡不一的旅日經驗 由是我們來到《餐桌的臉》,這部藉由三種職業描摹當下年輕人輪廓的小說。 「寫作時,我腦中會先有人物職業的雛形。一開始,我就想寫料理造型師跟網紅,因為自己也經營粉絲頁,看到其他作家朋友也在經營覺得很妙。比如說經營模式,還有讀者或網友的反應,這又影響作家或網紅的心態,所以吸引我深究。」 《餐桌的臉》顧名思義,是關於「面貌」的小說。小說有三位主角,他們卻有六張面孔,或出於事業考量或恐懼去愛或因遭受遺棄,不得不擺出有別於真實人生的面貌,是偽裝,也是生活。或者說,生活即是一種偽裝。 因此,張維中說《餐桌的臉》也是一部玩結構的小說。「我決定從三位角色的立場來寫一部小說,在一章的有限篇幅內看見其他角色的不同反應;透過這樣的結構,讓讀者感受:一轉身才知道他人心裡想的是另一件事情。」 這個「一轉身之差」,來自張維中的日本經驗。「我在日本才發現我以為的循規蹈矩,其實未必如表面,例如我曾目睹公司前輩在嘻嘻哈哈中回覆客戶道歉信。然則,那封信因為有日文語法結構包裝而顯得極其嚴肅。對日文來說,只用語言結構就能『做到』道歉,但背後有多少道歉的心,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作家最艱難也最危險的一本書 《餐桌的臉》其中一位主角是網紅收納大師,常在臉書上分享精美圖片,佐以心情小語。我好奇張維中在寫這位角色時,動用到多少「自身經驗」?張維中不諱言,有段時間很介意為何自己花很多時間寫的文章,人氣比不過吃東西拍的食物照。不過,他現在已調整好心態,「網路本來就是娛樂,你又沒付錢要人來看,看書很累的。」 我們的話題因此來到作家與臉書的關係,兩者真能相輔相成嗎?對作家而言,是多了一個宣傳利器,還是增添自爆危機?過來人張維中的看法是:「視你的性格而論」。 「有的作家不喜歡拋頭露面,那就算了。我的話大不了當成抒發心情的管道,而且我的專欄比較多,編輯會希望我有發聲的平台。與其沒有人看,我更希望有一個平台讓大家看到。」 然而,我更好奇:小說家建立一個或虛擬或半虛擬的世界給讀者,倘若他同時給予讀者太多已身的訊息,會不會與他的小說世界相斥,或者說侵蝕了那個平行於現實的小說世界? 張維中認為,如果單純作為小說家,這會影響讀者對小說的想像──因為讀者閱讀小說還是基於小說家建構出的世界,如果提供太多現實素材,且作家又拿這些素材寫小說,讀者讀時就會感覺:「啊,我找到了線索。」不免給人露出馬腳的感覺。 張維中這樣作結:「雖不排斥臉書,但會拿捏分寸,決定要透露多少自己的生活。」至於他拿捏的方式,則是把臉書文章當作散文的一部分。「我覺得比較難處理的是讀者,讀者會私訊五花八門的問題,例如有人曾問我她在東京買衣服要買怎樣的尺寸,或是我提到的鞋子是什麼品牌。」 偽裝非小說家時間 顯然,對許多讀者而言,張維中的旅遊散文作家或日本達人的色彩更鮮明。我好奇他如何在專欄作家跟小說家之間轉換?他說文字的「時間感」是最大差異之處。「散文字數少,可以在幾個小時內完成,所以不會有情緒臨界點的問題。小說往往要花一下午時間,最多也只能寫三千字,而且寫之前都得回頭看之前寫的,你可能要花時間『回到』三個星期前寫的段落。同一章同一場景可能要花三個星期才寫完,然而,你不能讓讀者發現這一點。」 最後,我們聊起他這次回台新踏足的咖啡店。他說他這次跑了一家繪本咖啡店,且出乎意料的,看起來非常文青的他很怕所謂的文青咖啡店。他的理由是:「裡頭的客人給人很大壓力」。 「有次我坐在吧台,發現旁邊男生在看一本很厚的書。我很好奇是什麼書,結果一看發現竟是《尤里西斯》。過了一會,男生跟店員聊天,聊的是小說創作。那個瞬間,我感覺這裡已非凡間。」 這才知道,張維中很少跟不熟的人聊文學。「我很害怕他們突然開始臧否小說家,說出『張維中最近寫得很糟』之類的話。」這一刻,我感覺張維中的小說家面孔在我面前崩裂。「小說家」或「文學創作者」這個身分,也是屬於他自己的「餐桌的臉」。 擺脫小說家,撕下文青樣,是逃離還是回歸?我想人可以百分之百去戀愛一個人,卻無法讓自己成為百分之百的人。這是張維中,也是他小說帶來的依違迷人之處。

【作家特寫】卸下千金假面——倪采青:寫作是我的自救之道

2018-05-21

「女主角的黑眼圈是我的寫照。」《再見後,開始香戀》的作者倪采青,左腦從商右腦寫字,集多重角色於一身,是小說家、晶荷花精的社長、塔羅作家,也是妻子、七歲小孩的母親,以及父母眼中的寶貝,身分轉換,看不出一絲勉強。唯一線索,大概是她妝容下微微透出的黑眼圈。 倪采青有三個筆名,凡事認真、渴望完美的性格也彰顯於此。「倪采青」寫愛情、小說教學;「向日葵」寫占卜書籍;「Sunny社長」分享芳療資訊,宛如美少女戰士不停變身,隨角色功能穿卸鎧甲。公主掙脫家世枷鎖,迎戰外界層層挑戰。 模範女兒寫小說反骨 「我的每一本小說,都是生命經驗的一部分。」成為母親以前,倪采青扮演模範女兒的角色:徹夜讀書、台大榜首、投身家族事業。就連她在房間偷偷寫小說時,都不忘計算時間,偶爾走到客廳給爸媽望一眼,深怕被他們發現自己在做閒事。「很多事情,我不敢講出真心話,所以隱藏在小說裡,用故事說出我想說的話。後來想想,那其實是一種膽怯。」因此,她將自己命名為「倪采青」,寫出現實中無人聆聽的憤怒,道出心中揮之不去的陰影。 雖然倪采青研究芳療花精與靈性療癒,但她直言:「最初治癒我的其實是『小說創作』。」父母的情感問題造成她童年陰影及創傷,甚至一度影響自己的兩性交往,「我害怕因此不能去接受男朋友,或者,開始一段正常的男女關係。」後來她明白,難以單靠努力驅散陰影,所以,把它寫下來,是一場自救的療傷。 「小說家的第一部作品通常都是自己的故事,我也是。」倪采青畢業後隨即進入家族事業工作。一個意外,使她開始下筆第一部作品。「有天晚上,躺在床上無所事事,突然間聽到有個聲音告訴我:『要寫小說!』」當時她感到莫名其妙,但聲音持續了三個月,越來越強烈,越來越急促──儘管在那之前她從來沒有想過寫小說,更別說透過文字爬梳自己。 「我只是隻黑色的大甲蟲,穿著黑西裝硬殼,其實裡面是白色的心,一被踩,就啪啦流出裡面白白軟軟的東西了。 」《金匙小姐不矜持》中的這段話,成為她不為人知的自況。「完成小說後,我的創傷就徹底被療癒了。」寫作以前,外界看見的倪采青,是含著金湯匙的公主。然而在鑲金的背後,她曾對貧富不均困惑,亦對處理童年創傷感到猶疑。她希望藉由成為一名「暢銷作家」,證明自己值得被愛。 努力成為讓自己輕鬆的人 在倪采青的部落格和寫作教學書裡,不難發現她用力讀書、苦練執行的痕跡。例如,為準備〈處女作就成名的秘密〉一文,倪采青熬夜找出24位一夕成名的作者,研究他們的生平。她的塔羅占卜和芳療事業更是如此。 「當初我看到一則女孩跳樓的新聞,她口袋裡竟然放著塔羅牌!」原本只是好奇女孩自殺動機的倪采青,認真查看塔羅牌原文,意外促成出書的機會。「我接觸芳療,也是因為香氣能夠改變人的情緒,對心靈的功效更直接,想用它來幫助治癒自己,才開始代理引進。」也許是渴求完美的人格特質「作祟」,倪采青又一次變身──成為「社長Sunny」,走出陰影,讓陽光狠狠的直射自己。 她的轉變可從她對筆下小說人物的認同找尋蛛絲馬跡。《再見後,開始香戀》兩位男主角:梅堇岩認真負責、在意名譽、追求崇高理想;夏燦揚則是開朗真誠、做自己。「過去的我比較像梅堇岩,堅持一個計畫過的人生。認識身心靈療癒後,我發現用輕鬆的方式也能達到同樣的成果。」轉念後的倪采青,不再像小說裡的金匙小姐,在書裡抱怨:「想要改變這社會,理想、恐懼,有誰能懂?」她懂得放鬆了。「世界上受苦的人太多了……我只管助人,外界說我什麼,請自便。」金匙小姐自此不矜持。 自生活提煉愛情的香氣 為金匙小姐取名鄭昭陽,化名Sunny創立晶荷花精品牌,以向日葵創作《塔羅葵花寶典》,都是倪采青本名的延伸。在《再見後,開始香戀》女主角身上,更存放了她的愛情故事。「我第一任男朋友是個很了不起的男人,大我六歲,聰明有歷練,卻也讓我感覺自己是個附屬品。」近三年的感情雖無太多波折,但倪采青內心的挫折感隨著時間逐漸擴大,備感壓力,「接著我遇到現在的老公,覺得就是他了!」 在《變身暢銷小說家》裡倪采青寫道:「小說不只是提供兩三小時的消遣。經典為何經典,關鍵在於主題表達是否深刻。」她的《再見後,開始香戀》也不例外,透過女主角的視角,倪采青傳達自己在愛裡的領悟:「究竟要選擇一個偉大的男人,讓自己過得辛苦,還是,願意讓一個人來把你寵成女王?」 「一個女人選擇什麼樣的男人,基本上就決定了她下半生的命運。」這句話聽起來像是要女人嫁雞隨雞,實則是她身體力行後的箴言。她笑言直至目前,「老公」是她人生中最有智慧的選擇。有偉大的男人在背後支持,她不僅能兼顧事業與家庭,更保有「創作小說」的興趣。同時,她的療癒之旅,已達更遠的靈媒界。 倪采青再一次變身,她透露下一本小說是靈修題材,「像是我最近認識的賽斯心法:你相信什麼,就會創造什麼。」她相信,心有所願,就能改變現實。離開金碧輝煌的牢籠,公主旋轉跳躍,七十二變之外,還有陣陣香氣,療癒你我。

【作家特寫】一個人的刺客列傳──劉兆玄談新作《阿飄》

2018-05-08

司馬遷作《史記‧刺客列傳》,用了一個不大尋常的筆法。從春秋魯國的曹沫到戰國末年荊軻刺秦,自號太史公的司馬遷以「其後數餘年而有某某之事」接續五名刺客,隱然拉出一條俠義接力的傳統。 太史公不會想到,他的〈刺客列傳〉有來自兩千年後、遠方蕞爾小島的回音。且這一回,故事主角不是別人,正是太史公之子──擁有奇異身世的「阿飄」。 重出江湖筆力依然遒勁 《阿飄》是上官鼎停筆近半世紀後復出的第四部作品。說來傳奇,在武俠世界裡,上官鼎早於六○年代便享有文名,還獲金庸青睞,稱其為「第二喜愛的作家」。在真實人生中、「上官鼎」這個筆名背後,是出入學政界,總能輕擺塵埃的前行政院長劉兆玄。 這一天,我們來到劉兆玄現職「中華文化永續發展基金會董事長」的辦公室。坐定後,他的第一句話是:「這個辦公室常常讓我失禮。」原來他是指沙發坐位擺設──客人只能坐在主人左側,讓主人像是不禮賢下士的莽夫。 劉兆玄行事帶古風,新作卻是披科幻外衣的政治諷刺小說。小說以司馬遷得罪漢武帝入獄,其正室與小妾正想方設法救援開始,隨後跳接到兩千年多年後的台北,台北幾個軍政要處出現浮在空中的人頭「阿飄」,一時之間人心惶惶。 廣大島民不只為異象惶惑,同時,台北正經歷一連串政治風暴,有隻手遮天的立法院院長主導黑箱土地開發案,牽涉台美關係的「戰機國造計畫」,以及小記者企圖對抗政治黑手,重拾無冕王之魂。 從漢代到今日台北及華府,從司馬遷到不名飛行物體阿飄,以及太平洋兩岸的政治黑幕與來自高科技星球「塞美奇晶」的外星異客,看似跳脫的組合如何湊成一桌,就留待讀者領會。 融科幻政治諷刺於一爐 劉兆玄以武俠起家,復出後浩浩蕩蕩共五冊的《王道劍》(2014)寫明朝建文帝下落之謎,《雁城諜影》(2015)重構國民政府戮力抗日本事,《從台灣來》(2016)則是受電影《大敵當前》啟發的諜報小說;一年一本,距離武俠越來越遠,《阿飄》更是集政治諷刺與科幻穿越於一書。劉兆玄如此定義這本類科幻小說:「把不合理之處寄託在合理之中。」 劉兆玄坦言他不看科幻小說。那麼,不合理之處所指為何?從劉兆玄的語境裡,分不出是小說裡的外星人與穿越戲碼,還是他直書官場三十年目睹之怪現狀。他表示:「最近的四部小說,第一部寫六百年前,第二部寫抗戰,第三部寫索契冬季奧運,時間越寫越近,第四部就自然放眼未來,想以科幻為題材。」 至於筆下的政治風暴,則來自他對時事的感觸,「每天看全球政治,讓人覺得民主在墮落。」現下此刻,我們已經歷兩次政黨輪替,他卻說「民主在墮落」,這句話的背後,或許有他官場走一回的心得吧。何以言墮落?劉兆玄說當民主缺乏克制權力的機制,往往就變成有民意背書的獨裁;人民又被極化成兩端,一邊上位就對另一邊落井下石。劉兆玄認為,不只是台灣,這已成全球現象。 在書裡,劉兆玄安排「阿飄」前往美國考察政治制度。阿飄直擊矽谷知名的「Hotel 22」──矽谷最長、唯一24小時營運的公車路線,只需花八塊美金,就可整夜來回不停的坐,所以成為當地遊民的移動式旅館。同時,主人翁之一在華盛頓特區正逢美國因警察及擁槍者濫殺引起的反槍枝運動。當他站在林肯紀念堂緬懷建國先賢的偉大理想,更多的卻是對民主現況的失望。 從兄弟共筆到一人寫作 劉兆玄是出了名的快筆,復出後一年一部小說,動輒數十萬字。談到寫作習慣,則是從三人合體轉為單槍匹馬。早年劉兆玄以上官鼎之名寫武俠小說,是三兄弟連袂;三人有時可能同時各寫一段,有時還得隨時商討其他兩位寫的段落。 如今,上官鼎這名號只靠劉兆玄單打獨鬥,寫故事的本領像武學,刀背藏身,力上筆尖。他說他寫東西無須醞釀,得空就寫。倒是《阿飄》這本書,寫的時候常常跳著寫,「有時會停下來先去寫最想寫的段落,之後再慢慢把它們接起來。所以細心的讀者可以發現我的小說有的地方寫得一氣呵成,有的地方就差了點。」劉兆玄自承。 那麼,《阿飄》哪一段是他自覺最有「靈感」的呢?答案不是小說最機鋒關鍵處,而是一段描寫主人翁阿飄鑑賞梵谷畫的文字。劉兆玄說他想像自己是第一次看到梵谷的畫,通過初生之犢般的雙眼,觀看這位自絕而亡的畫家生前最後一幅自畫像:「整幅的背景中充滿了漩渦水紋般的線條,綠色的、藍色的,參雜著灰黃色,構成了一種悸動、亢奮的符號,但整張畫在老練精準的各色線條勾勒之下,把畫家澎湃的感情約束在傳統的刻板框架中;這時再細看他略帶呆滯的眼神,忽然就明白了,他熊熊的生命之火漸成餘燼,剩下的是一股不忿的無奈……」劉兆玄賞梵谷,此中體悟有多少來自一己之心境?至少,在他的小說裡只有不忿未見無奈。 直書官場不怕對號入座 《阿飄》寫現下政治的荒謬直躍紙上,不僅塑造一個執政七零八落的政府,連小說裡的重大事件如「土地開發計畫」、「戰機國造計畫」等都很有既視感。外星人以高科技探測台灣,發現全台「負能場」最高的地方在臺北市中山南路一號,也就是立法院。書裡的大魔王要角擅長「藏賄於民」。凡此種種,用現在流行的話來說,簡直是布滿「彩蛋」,讀者當可邊閱讀邊拾掇邊驚呼。 這樣說來,政治的歸政治,小說的歸小說,對《阿飄》是否不成立?對此,劉兆玄開玩笑說,寫完時他還問人:「要不要找律師看一看?」問他怕不怕有人對號入座?劉兆玄說他小說中的角色沒有針對特定人物,「沒有所指,但書裡寫的故事要讓讀者看了有所感。」 有趣的是,書裡的中華民國總統台詞很少,其他人總用「總統」、「大老闆」稱呼之,不見人稱代名詞。談及此,劉兆玄說,他刻意不在書裡寫出總統的性別。不過,小說裡的行政院長倒是位女性。劉兆玄說,台灣還沒出過女行政院長,寫了也不會有人說是在影射誰。話題談到這位女行政院長,劉兆玄突然飄出一句:「行政院長很辛苦的啊。」說的是小說內還是小說外的行政院長,是他筆下的小說人物還是自己,不言自明。至少在座的大家包括攝影大哥都會心一笑了。 之後,劉兆玄正色說:「我在政府高層待過八、九年,寫這本小說不是因為我寫得比較好,而是我剛好有這位的機會可以觀察這些人這些事。」劉兆玄用觀察這個詞,似乎讓他跳脫了政治人物,彷彿是隔著動物園玻璃窗走馬看花政治生態。我問說:「你會不會覺得自己像政治的過客?」劉兆玄說:「是過客,也是演員。」演的是哪齣?又是為誰演?我沒追問,也沒有答案。 小說裡立法院長與人鬥法是一大看點,表面上是土地開發利益之爭,實則政治奪位,讓我想到前陣子火紅的國片《血觀音》。劉兆玄說他看《血觀音》時,發現部分情節居然這麼像,自己也嚇了一跳,不過小說早在電影上映之前就有了。為何撞題?劉兆玄說:「因為從中央到地方都在搞這一套。」也就是說如有雷同,純屬巧合。可嘆的是,這個巧合是台灣政治結構下的共業。 寄王道理想於科幻小說 訪談尾聲,我說這部小說是沒有王道的王道小說。劉兆玄彷彿開啟開關,興致勃勃的分享他正著手的「王道永續指標計畫」──想找出有別於西方的指標體系,用來評價各國的發展之道。其結果與傳統常見的排行有所差異,一些大國未必有很高的排行。 那麼哪些國家得高分呢?劉兆玄賣個關子,只說多是小國寡民的國家。難道大國崛起了就無法秉持王道嗎?環顧劉兆玄辦公室書櫃,裡頭有好幾本孟子相關著作,或許這也是劉兆玄念茲在茲者。我想到劉兆玄在書中,借急公好義的記者丘守義之口所問的:「為什麼人老了會變得成熟,台灣的政治環境卻越老越墮落?」我問劉兆玄這可是心底話?他只說了句:「或許成熟就是墮落。」 不過,劉兆玄也安排一個非常有俠義精神的結尾,主人翁之一犧牲自己,幫助記者揭發弊案。我想起〈刺客列傳〉裡漆身吞炭的豫讓,無怪乎有人說司馬遷寫出了最早的武俠小說。 武俠小說是成年人的童話,劉兆玄用他的前半生寫俠之大者懲奸除惡,反映的是正義在現實中失闕。這次,他不再訴諸童話,直指政治亂象,反倒像自己扮演了一回太史公,寄春秋褒貶於《阿飄》,也以他人酒杯澆胸中壘塊;談笑間,官場強虜灰飛湮滅。 《阿飄》時報文化出版,歡迎訂購 博客來:https://goo.gl/CijjH1 誠品:https://goo.gl/teynjw 金石堂:https://goo.gl/zDuAGd 讀冊:https://goo.gl/zRcsyd

【作家特寫】愛引戰又愛說理性勿戰——祁立峰:說話書寫都源自慾望

2018-03-08

「不知道這樣會不會引戰?」兩小時的採訪裡祁立峰說了五次這句話。出版過小說《台北逃亡地圖》,散文《偏安台北》、《讀古文撞到鄉民》的祁立峰現實生活是位大學教授,在臉書世界則是位「網紅」。平均一則貼文都有兩百人按讚,引戰或是活動文七、八百讚也不在少數。引戰,引得雖不是真槍實彈,卻也滿城烽火。 祁立峰說:「我覺得可以戰的人,要有一種心理素質。清楚了解網路世界,脫離便脫離,但我覺得,我不行。」因此,會把網路情緒帶入真實生活的他,每逢貼文進入熱戰,開始有「長輩」或老婆關切時,祁立峰立馬「刪除」。他笑說:「逃避雖可恥,但有效。」這麼不能戰還每天一則貼文,三天批判一次時事?「有些話題還是想發表一下呀。我覺得這是源自於人類發表創作的慾望。」 初衷源自於理解 「我最近才跟學生上到《文心雕龍》的〈神思〉,那篇便是在講寫作者的靈感。為什麼會想要寫作?我覺得現在出版萎縮,很多人寫作也許根本就不是為了給別人看,就是有慾望把它寫出來,出書是另一個層次的問題。」博士班畢業成為流浪教師的時間,祁立峰寫了《台北逃亡地圖》,「也許陳德宇最像我的投射吧。」祁立峰說。 陳德宇是他小說的主角,失業在家號稱準備考公職,但其實人生迷惘,只能天天玩線上遊戲。當時全台尋找教職卻處處碰壁的祁立峰,跟他筆下的陳德宇一樣。雖然拿到了台北文學獎年金,卻也「好像某種透明膠膜罩住他,讓他瀕臨窒息。」《台北》一寫寫了四年,「這本書尋求出版也不是很順利,所以我一直在改。」儘管現在已為大學教授,但正因為經歷過那段迷惘狂亂,卻又得處處假裝好過的日子,祁立峰感同身受地說:「那是很卑微又寂寞的呀。」 在散文《讀古文撞到鄉民》中祁立峰寫到:「這部作品,它或許沒那麼正經卻不完全是戲謔,沒那麼考究卻不至於在瞎掰,認真地悲傷,同情地理解,這也是我寫作之初衷。」祁立峰出版過的兩本散文風格迥異,《讀古文》與時事不可切割,以古論今但說有網路語言的深刻鑿痕好像也不過分。而另一本《偏安台北》則是爬梳台北,寫流行寫資訊寫疏離也寫悵然,可以說是出自文學獎文絡卻也開創新局走上後現代。至於已出版的小說《台北》和即將在鏡文學展開連載的《樂園》倒是有著一貫的類型脈絡,「我喜歡看日本推理,所以受他們不少影響。例如吉田修一跟湊佳苗吧,他們都將鄉下男女扭曲無助的心理寫得很深刻。」 儘管過去學校老師曾說:作家應該要有固定的風格供讀者咀嚼、讓社會檢驗。但在各種文類裡以不同面貌游刃的祁立峰說:「我們現在是一個多工的年代,人腦就像手機,隨時跳不同的 App 出來。回這個、回那個,像前兩天我看到的一則網文說, Po 臉書是穿褲子,Po Instagram 是穿內褲,Po Twitter 是穿丁字褲。」同一個人原本就有不同的面貌,從不同平台上蒐集到的資訊牽連著自己想要呈現的自我。但不論哪一種筆法、在哪一種文類裡,祁立峰的眼光都沒有離開無助、悲傷,或是同情。 或許正因為熟悉網路世界的操作,對話現場的祁立峰以散文裡鄉民的口吻一邊說著「我抖抖的」、「我比較魯洨」,一邊把自己埋藏在一條條BBS語言的謎題裡。每則回答後他總會補上一句,不是反論,就是「不知道這會不會引戰」。但他又說:「理性勿戰其實本來就是要引戰,預期可能會引戰所以先講。」 究竟是愛戰還是不愛戰,論調之外他把贊成與反對自己的都想過了一輪。所以他的面貌迷散在他的作品、我們的眼前,比起他曾經想要寫的「繼承像駱以軍、黃錦樹、童偉格的寫作傳統」,朝向類型的本格推理,似乎更像他,符合他說的:「我真正可以發揮的角度。」 小說的進程 帶著詭謎本格小說的氣味,即將發表的《樂園》超越過去《台北》將謎題埋得更深刻複雜。不同於《台北》,《樂園》是部沒有門檻的小說,祁立峰說:「《樂園》裡,我刻意把學者性跟理論性都拿掉了。」不再有著文學獎包袱,這本新作祁立峰清楚拋棄文學性寄託,把純文學裡常見的技藝稀釋,換成較堅固的故事結構、推理詭謎,《樂園》將校園鬼故事推向了驚險離奇的挑戰。 「米澤穗信的《冰菓》有給我一些啟發,也參考了三浦紫苑的《強風吹拂》便覺得可以從青春的題材,加上些熱血,還有推理來創作,於是《樂園》就從我大學時代很重要的話劇之夜寫起。」一間山上大學的中文系,系上有核心的女孩圈,有宅男、邊緣人,而這些人都因為一場話劇比賽而成了命案事件的主角。 祁立峰說大學時代的他就是宅男,甚至可以說是「系邊」,只是當時的他並不這麼感覺。為了追女孩他跑遍大台北:「正因為這樣,那時對中、永和變得很熟,這也算是一種邊緣性格吧,一直苦追核心女生、一直被打槍,付出很多沒有意義的勞動。」也因此在《台北》一書中,祁立峰展現了超越常理的地理概念。也因為這樣的青春觀察,《樂園》有著蜷川實花的瑰麗:「把那些被欠貸虧空的玫瑰色給一次加倍討回來,綻放出如花朵般嬌艷的大學生活。」 學生時代我們都可能因為某件事燒壞腦袋,有的人是戀愛、有的人是社團,也有的人是突如其來的學韓文之類的興趣。青春是不可預測的,祁立峰的小說便是從這裡出發:宅男精蟲燒腦後被二一了、跟風成癮的女孩被踢出了小團體,還有受到打擊陷入瘋狂的教授……一場命案,讓所有人都轉出原形。 關起門來面向讀者 小說是瑰麗的,但小說家的生活卻很簡單。儘管在網路世界裡他引眾注目,但真實生活,「我就是一個不喜歡出去的人。能不去旅行就不要旅行,在外面就很想回家。」祁立峰說。回到創作,他又說:「我一直想把餅做大,開一門課讓更多人來上,講一篇古文讓更多人來學,寫一本小說看能不能有更多讀者來看。」想要做一個疏離的人,但又想要面對讀者。 「在台灣有一批文青可能一直都會買書,雖然可能不一定會讀,讀了也不一定懂。以前的年輕讀者可能會讀侯文詠,而現在這些讀者都流失,去玩手遊了。」這幾年透過跟大陸網路作家的交流,祁立峰發現在仙俠幻武等兩、三百萬字的小說領域裡,對岸擁有著我們所沒有的數以千萬的讀者。沒有太多娛樂選擇的農村青年,平常不讀書,但卻因為有了一支手機而開始在網路上讀小說。「這讓我很震撼。很多人都跟我說是因為大陸市場大,但我覺得他們做的不是市場大的事,是把讀者吸進來的事。」「我覺得這是一個加號跟減號的問題。我自己的觀察啦,不知道這樣會不會引戰。」 因此他希望面向讀者,做些改變,以自己為例,「畢竟是讀文學的人,我還是喜歡文學沉重跟不可解的荒謬,不過未來的作品還是希望可以更偏向類型一點。」要如何存有文學的重量又具備類型的娛樂性來吸引讀者,乍聽矛盾,但祁立峰舉例已有不少作家在實踐了,例如《妖怪臺灣:三百年島嶼奇幻誌.妖鬼神遊卷》、《幻之港》的作者何敬堯就是他心中的成功案例。 真相只有自己最知道 祁立峰是一位不出門、卻擁有廣大粉絲的作家。他沒有戰爭素質,卻天天引戰。不同面向的祁立峰成天都在出難題給另一面的自己,活得像一道道詭謎,但他說:「我可以學習。」身為八○後的我們,小時候是沒有網路世界的,但三十年間,科技使我們學習成了不一樣的人。有些事逐漸消失,例如我們深愛過的紙本書,有些事卻也無限膨脹,像是一直從螢幕上跳出的笑臉、哭臉、愛心、讚。不過,也有些事情恆久不變,《台北逃亡地圖》寫著「在這虛幻的詐騙之城,誰沒說過謊?」以謊言包裝現實歷久彌新,過去我們寫在學校的回條上,現在我們寫在一天可能只有於睡眠時間才下線的網路世界裡。

【作家特寫】拼命撐開現實的夾縫──沈默:武俠是處理人性極限的藝術

2018-02-26

沈默自封「武俠人」,彷彿「武俠」是個地方,他從那裡來。沈默鬻文為生,寫武俠也寫詩,同時評論文學。按照武俠的理路,他是最難纏的那種,你飛簷,他走壁,你用內力,他運氣擋回,大刀砍去,闊斧就來。 像沈默這樣的難纏人物談論自己時,並不沉默,且喜歡援引其他文本像耍弄萬千武器。在短短不到兩小時的訪談裡,他從好萊塢英雄片《羅根》談到駱以軍《西夏旅館》,還談到日本漫畫《烈焰赤子》、《聖堂教父》;從沉積在歷史裡的武俠作家司馬翎、東方玉等談到拉美大爆炸的馬奎斯、波赫士。簡直是場文學與武俠的大亂鬥。 因此,閱讀沈默的小說總給人「複數」體驗。例如2011年出版的《天敵》來自馬奎斯《百年孤寂》;2012年的《傳奇天下與無神年代》對仗村上春樹《世界末日與冷酷異境》;2013年的《七大寇紀事》有黑澤明《七武士》的餘音;更不消說2014年《在地獄》那揮之不去的存在主義闇影。 藉英雄書探討武俠小說的未來 這一回出版《英雄熱》,寫的仍舊是非典型武俠,上部寫退隱江湖,專寫英雄書的大俠「麒麟人」後繼無人(或有人?),下部寫三位武林高手身不由己,有人想當英雄反遁入邪道;有英雄已老,視茫茫,髮蒼蒼,曾經稱霸武林又何奈;更有天生奇才卻不想當高手的奇女子。全書圍繞在「英雄書」的書寫與未竟,「英雄書」說穿了就是武俠小說。《英雄熱》其實在反思:武俠小說究竟該如何走下去? 書裡最反骨的,當屬身為武林聖地鳳凰臺繼承者的「鳳凰遊」。她是天生的武學奇才,卻志不在武林而想當作家,藉文字沙盤推演逝去的武林。這樣的書寫姿態,可是沈默自況?沈默說,「每個主角和配角都帶有我的碎片,雖然『英雄書』是武俠小說,但也指向漫畫英雄電影。對我而言,二者是互通的,很容易帶入個人書寫角色和位置。因為我想繼承武俠小說,也想反叛,或者說,反叛也是一種繼承。」 書名《英雄熱》,擺明告訴我們這是一個充滿英雄熱,甚至是英雄過剩的時代,就連沈默的T恤上也印有大大的Marvel(漫威)。武俠小說對話英雄電影,也是沈默的企圖,「自2000年開始,漫畫英雄電影逐漸從一個支系變成一個龐大的宇宙。我想追問漫畫英雄電影還有可探討的嗎?例如人是否一定要成為英雄?就像《羅根》或《神力女超人》。成為英雄一定是美好的嗎?雖然我以武俠為天命,但我寫很多非武俠的東西,所以這也是對我個人文學路的追問:『我一定要寫武俠嗎?』」 叛逆繼承武俠傳統 以武俠人自居,又不斷挑戰、質疑自我,沈默對武俠的愛恨情仇,可見於他對武俠的叛逆繼承。沈默說當年他看吳君如與古天樂演的港片《神奇俠侶》,雖然成片粗製濫造,卻討論到武俠非常核心的部分──英雄不是英雄時,武俠的要義何在?沈默在心底自問:「就連這樣的電影都能討論武俠的核心,為何武俠小說本身無法做到呢?」 沈默認為這與武俠的先天不良有關。「我在90年代開始讀武俠,當時武俠已沒落。武俠最輝煌是60年代,70年代出了古龍,80年代有金庸跟溫瑞安,90則是黃易。60年代可能有三百到六百位武俠作家,現在了了無幾。」 充斥陳舊之物,得拉新的東西進來。這是沈默回首武俠發展得出的破與立。 「武俠在過往可能是『經濟作物』,寫來是要賺錢的,有既定的內在規範,而非純然的創作,這是武俠沒落的原因之一。然而,武俠看似與現實無關,其實是現實的投影,可看到與人性千絲萬縷的關係。武俠有太多包袱,如何把它們全數解散,要心中不把那些武俠小說前輩當一回事,非常困難,就像我在書中討論無敵:無敵不是凌駕全部人之上,而是心中沒有敵人。」對此,沈默的藥方是:「在武俠小說中投入非武俠的元素,藉此探索可能性,並努力把真實人生帶入武俠,或者說,還給小說。」藉由人物的真實來說服讀者。 回饋雖少,不改其志 沈默的嘗試不是以喝采鋪陳的道路,他表示,「很多人會問我:『武俠真的有必要逼視人性嗎?』」我也好奇武俠讀者怎麼看待他劍走偏鋒寫武俠?沈默說,他在寫小說時,內心是沒有讀者的,「書寫時只能考慮自己想寫的。」他舉「對話要不要加上下括號」這個看似微不足道的例子,來說明內心沒有讀者是怎麼一回事。「編輯希望我的小說對話能加括號,但我很喜愛的薩拉馬戈、黃碧雲等作家的小說對話是沒有引號的;對話就是對話,書寫者應該要有本事讓讀者去理解這件事。沒有對話的小說才是真正的對話,因為能讓讀者專心。」沈默想「引起一個驚嘆號」,讓讀者發覺:原來武俠可以這樣寫,可以更深,也不用害怕嚴肅。 話鋒一轉,沈默自承:「武俠很難做到這一點。老實說,我目前獲得的回饋都不值得我寫下去。然而,這樣的困境更讓我確認困境所在,也是《英雄熱》裡討論的英雄書書寫。」 劍走偏鋒,乃為披荊斬棘,但路上同行者寂寥,會不會因此感到孤獨呢? 「我不是孤獨的,因為寫的時候很開心,當然其中有痛苦,在於寫到最後是逼問自己:英雄(武俠)在世上到底有無存在的必要?寫小說是倒插一把刀,不斷質疑自我。」 武俠是人在夾縫中的藝術 武俠在現代是否有必要,讓我想起賈樟柯的《天注定》,有人說這是一部武俠電影,是以俠的精神在對抗國家機器的不義。循此,我們討論到武俠的定義。沈默給的答案頗出人意外,他說《西夏旅館》是一部好極了的武俠小說。何解? 「武俠給人最原始的感受是爽快,我讀《西夏旅館》時,只要駱以軍開始天花亂墜在胡扯,就有這樣的爽快!」另外,他提到也有人在爭論《刺客聶隱娘》與徐皓峰的《師父》算不算武俠?沈默說,「武俠還有很重要的元素──武。《刺客聶隱娘》裡頭的『武』是一擊必殺、一閃而過那種,對觀眾來說會覺得:『嗯?就這樣。』對我來說,這是武俠電影,乃因其中仍有對武俠的理解。不過《天注定》就只能是俠電影,因為少了武這塊。至於徐皓峰的《師父》,也有人覺得不是武俠。我認為有人在爭論這些是一件好事,有助於突破武俠既有框架。」 那麼「俠」呢?或者說,沈默為何堅持站在反叛的位置上繼承武俠──這個可能式微的類型?「武俠對我而言,是人在夾縫中的藝術,可以將人性處理得更極限。純文學在處理現實議題時,往往受限於現實束縛,需要拆解許多框架,可是武俠能很簡單的拆解框架。因為武學是最大的隱喻系統,只要你開發出某個武學系統,你就可以讓人活在極限之中。」 曾患強迫症,靠老婆得以與之共處 俠是夾縫中的人,武俠人沈默也曾活在夾縫中。他1999年出道,到2002年之前幾乎一年寫一本小說。然而,也就是在那一年,他患上強迫症,總覺得外面很髒,出現儀式化行為:戴黑帽,戴護鏡,戴黑色手套,穿黑色夾克。患病期間,連續好幾年都在重複刪刪寫寫的徒勞。沈默強迫自己體驗「活著的感覺」,例如在冬天穿短袖騎機車,感覺寒風刺骨的激爽,或是半夜連看《咒怨》這類恐怖片好幾集嚇自己。直到遇見他的太太夢媧。 談起夢媧,沈默說:「她重新創作了我這個人。」彷彿夢媧真似女媧捏土造人。太太讓沈默明白:自己的怪其實很平常,接受它不代表否定自我,何況搞文學藝術的哪個不怪呢? 隨著太太而來的,還有女兒。女兒誕生這件事,讓沈默開始思考武俠裡的養育議題。因為我們在過往武俠中看不到養兒育女,或是生小孩的故事。為何其中沒有為人父母的掙扎或思辨?沈默說,「因為在武俠小說裡,主角是俠之大者,要以天下為已任,眼前有非常龐大的正義標準必須遵照。然而,正義應該更貼近現實。」因此,沈默說下一部小說想處理親子養育在俠之中要如何實現。「這也是目前我對自己的疑問。」沈默指向自己與女兒的相處。「我陪伴女兒的時間太少,前陣子帶女兒,像是在跟她搏鬥。」 或許人生就是不斷在與現實搏鬥,沈默選擇用武俠對抗世界,同時對抗武俠既有框架。武俠在邊界中看見人性,沈默有道沒有邊界的門,使他超克這個有邊界的世界與武俠。

沈默 武俠 翟翱
【作家特寫】憂傷時代──台北人:寫給那些不曾滿足的愛情

2018-01-26

「人活在世上就是為了忍受摧殘,一直到死。想明了這一點,一切都能泰然處之。」歷經文革、插過隊、做過工人的王小波在《黃金時代》裡透過女主角陳清揚悠悠道出這句名言。愛情要在絕處才能逢生,慾望是靠潮溼豢養的。《黃金時代》已遠,現在我們有了《台北故事》,一部同樣講述愛情不可為而為之的小說。 《台北故事》:側寫時代的碎心曲 小說裡程瀚青與高鎮東兩個男人在九○年代末,愛上彼此,然後死之而後生。在狹促倥傯的時代裡,兩個處在低層階級的男人何以發覺自身,以及對彼此的慾望?慾望升騰成愛,中間又要經歷多少代價?這不是一般愛情故事,更刻畫八九○年代那個蒸蒸日上的台灣,以及無法隨時代上升的人又將何去何從? 《台北故事》在鏡文學發表後,迅速成為回覆最火的作品。讀者追得勤,也不吝於承認自己「看哭」了。讀者暱稱作者台北人「北郎」,似乎這樣更親密、更接近作者。未見台北人之前,我以為這樣的小說,該是出自年紀稍長的人吧,還不無刻板的想作者是名打滾江湖多年、看透世事的男同志。豈料出現在我面前的,是名不過三十歲上下女子。 年紀輕輕,何以寫出痛感十足又充滿畫面的文字?在與她短短相談的一個小時半裡,很難說我得到了答案,毋寧更像是在霧中縮短了彼此的距離。台北人是有故事的人,那些故事是圍繞在她周身的霧,或城牆。 一個例子是,台北人不善於詮釋自己。「你要說……」是她回答問題時常見的開頭,彷彿她努力將回答塞進我的問題──帶有「是因為你要這樣說,所以我才這樣回答」的語感,又或許是在確認問題真的是「問題」。 寫小說不過是將腦中畫面訴諸文字 同時,我很難想像這是她第一部小說。台北人說,在此之前她寫的東西談不上創作,大多寫得很雜很隨興,甚至寫過就扔,也不回頭看。書寫對她而言,不是紀錄,不是為了保存被時間之河淘洗的種種。已發表的《台北故事》、《林森森林》、《我的一個朋友》都是男男戀情,而且還是苦戀、虐戀,為何她鍾情於訴說這個題材呢?台北人說寫的時候沒想那麼多,「寫小說時,我不會一開始就去想要傳達什麼,常常是聽到一首歌,觸發了我的視覺畫面。畫面出現了,我不得不把它寫下來。」 至於為什麼要寫,對台北人而言,那是後來的事,非關寫作。「我覺得講出來為什麼就匠氣了,因為這可能不是一開始我做這件事的念頭。」很少會在訪問中聽到作者害怕自己的回答「匠氣」,我由是恍神了一下。「你可能會覺得訪問我很無聊吧。」似乎是害怕給出的東西不夠,台北人補上這句。 用老華語歌召喚時代氛圍 八九零年代的華語音樂貫穿台北人的小說,甚且有狂熱讀者一一找出小說裡的歌,搭配服用。音樂確實是台北人生活之必須。「我只在家寫東西,因為要聽音樂,而且要開很大聲。我起床第一件事,就是打開音樂,甚至可以一首歌重複聽很多遍,一整晚或好幾天都在聽同一首歌。它們不會影響到我的生活,它們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談到音樂,台北人頓時放鬆不少。她說她最近在聽的是王傑〈忘了你忘了我〉,還直接用手機放起歌來。「愛情終究是一場空,誰說我倆的過去盡在不言中……」王傑的歌聲開始作伴,我們由是回到八九零年代那個華語音樂的美好時光。 台北人有一個由黑膠唱盤、音樂錄影帶堆疊起來的童年。「我第一張卡帶是李玟的《好心情》,每天拿著黑色厚厚的卡帶錄音機到處跑,還有滋滋滋的底躁。童年時,每天都在聽父母的黑膠,無論是吃飯或做其他事都在聽歌。音樂就像媒介一樣,能觸發我許多小時候的畫面。當時家裡還有一面牆都是音樂錄影帶。不過後來這些都隨父母離異丟了。」 台北人喜歡聽回首時代的歌,但她從不回頭看自己寫的東西。當《台北故事》面臨修改時,她坦承是件痛苦的工程。「最初因為發表在中國平台,會審文。我幾乎每章都被鎖。鎖文不會告訴你為什麼,我常常不知為何被鎖,所以被迫再看一次自己的東西來修改。」讀到此,讀者可能會想原來現今的《台北故事》是潔本?莫非有一個「比較多肉」的版本?台北人的回答可讓讀者稍稍放心,「其實情慾戲沒減少,只是描述方式要投機取巧的修改一下,例如親密行為時脖子以下不能描寫太清楚。」 不過,我們很難否認是性愛連結了程瀚青與高鎮東,也是他們的性連結了作品與讀者。寫實近乎肉搏的情慾描寫是台北人小說的好看之處,也是她反覆辯證靈與肉的一部分。潮溼的慾望由此蔓延。讀她的小說,我想起王家衛的《春光乍洩》。台北人說,她喜歡的其實是王家衛電影裡張叔平的美術設計。「我看王家衛的電影會恍神,常常投注在畫面裡,電影在講什麼反而不是重點。」 小說裡的悲劇來自現實的無常 話及王家衛,台北人提起某位影響她人生至深的人,是那人帶她欣賞王家衛,也是那人領她更廣泛的聽音樂。「如果沒有他,就沒有這些故事。可以說我的很多生活習慣都是被他影響的。」接著,台北人彷彿告訴了我一個祕密:「他已經過世了,這些書寫都是對他的追念。」我想起《台北故事》裡頭程瀚青的一句話:「有時痛苦能提醒一個人不要忘記,我不想他一轉頭就忘了我。」這或許說明了她的文字何以自帶痛感。 悲劇是台北人的小說成色,即使在最幸福的時候,也有揮之不去、陰慘慘的死亡。為什麼總要讓筆下人物飽嘗悲離?台北人說,「現實生活很多意外就是這樣發生的,你沒有預料,它就來了。我自己也經歷過類似情形,認識的人在林森北路被砍死,當時還上過報。」因此,台北人寫小說沒有大綱,自己也不知道情節走向。「它(故事)就是來自生活,生活與故事並非誰輕誰重,而是因果關係。」 雖然很多讀者反映《台北故事》結局太虐,但台北人寫完時沒有太大的情緒起伏。「我看到大家哭成那樣也有點訝異。」面對逝去,台北人說,「一變再變好像就是一種必然,可惜也無法改變什麼。」 媽媽也是她最有感的讀者 在網路發表小說至今,台北人累積相當的讀者,讀者回應踴躍,還會私信她。不過她坦言與讀者互動壓力很大。「我常常不知道如何回應他們,只好說謝謝,謝謝他們願意閱讀這個故事。其中有位讀者很特別,住在新疆烏魯木齊。他說他看過我每本小說,跟他互動最沒有壓力──我們用音樂交流,他丟一首歌,我丟一首歌回去,不必多說什麼。」 還有一個讀者值得一提,那就是台北人的媽媽。「我媽看完《台北故事》跑來跟我說:『我給你一首歌,我覺得很適合程瀚青。』那首歌是:劉德華的〈真永遠〉。巧的是,有一位讀者也傳給我這首歌,說很適合程瀚青。」 台北人不諱言媽媽有點恐同,但看完她的小說後對同志的觀感有了變化。「媽媽看完當下沒說什麼,只問我:『還有嗎?』我就再丟了作品給她看。過了幾天,她寫了封信,說覺得她以前恐同是不對的。這或許是我寫小說的一件好事吧。」 訪問尾聲,台北人說了個近乎寓言的故事。某次她在河濱公園跑步,有位穿西裝、看起來非常頹喪的先生向她搭話。她當下想逃離,但聽他開口後,她留了下來。結果那位先生一講就是三個小時。三小時中台北人幾乎沒有說話。回想這段經歷,台北人說,「我覺得當時如果我沒有站在那聽他說話,他或許就會去自殺。」 「我喜歡聽故事,比起講話我更喜歡聽。我因此聽過許多人的故事。」我好奇是怎樣的特質能吸引人向她訴說?「對方想講,我就聽。」台北人說。彷彿這是很簡單的本領。我開始覺得台北人寫小說是在回放這些她生命中的傷心人傷心事,包括她自己不想為人知而透過文字傾訴的部分。我眼前的台北人彷彿縮小成一個小小的錄音機。那是《春光乍洩》快結束時,彼時生嫩無比的張震告別梁朝偉,要他對錄音帶說幾句話。梁朝偉只對著錄音帶哭泣,張震就這樣把他的哭泣帶到美洲大陸的最南端。 台北人透過小說告訴我們如何在荒腔走板的人生實相裡,纏繞出最通透的愛情。因為世界是如此粗礪的一頭獸,所以要小心對待愛。

【作家特寫】青春是件奢侈品──明星煌:重新定義台灣青春文學

2018-01-03

2015年5月,一名大三男學生因俊俏的外表,在速食店被拍下照片,上傳至PTT。男孩的輪廓,神似在《甄嬛傳》中飾演果郡王的演員李東學,挾著這部彼時紅遍大街小巷的戲劇,男孩一夕爆紅,鄉民神出他的來歷,封他為「台大果郡王」。 網路上的人氣,讓男孩一腳踏入演藝圈,成了人氣談話節目的班底。2016年9月,男孩以「青春文學教主」之稱,推出他的第一部小說《花漾心計》;市場的好評,讓他在短短三個月內,又出版第二部作品《不怕青春太疼痛,只怕青春沒來過》,奠定了男孩代言青春的地位。熱衷文學的他,回頭沉潛琢磨自己的寫作,醞釀到2017年8月,才在眾多讀者的期盼之下,推出他的第三部作品《浮華世界:職場生存指南》,更進一步售出電影版權。 對年方23歲的明星煌來說,這是他夢般的經歷,也是他所擁有的真實。 夢般的經歷是他擁有的真實 剛過去的這兩年多,可說是完全顛覆了明星煌原本的人生計劃。「我應該就是社會主流認定的那種乖孩子、好學生吧。」中上家庭、名校出身,畢業後要找個穩定的好工作應該也不難。明星煌坦言,父親對他的設定,就是一直念書,學歷能念多高就念多高,拿到學位後求職,順順遂遂無風無雨。「他希望我生活快樂、簡單就好。」父親的樸實要求,體現在當初明星煌選填大學科系志願上,「我的成績讓我可以選擇任何想要的科系,但我爸希望我別填中文系,他覺得當作家太辛苦了。」然從高中就習慣隨手書寫、累積故事的明星煌,心裡始終抱著寫作的夢,最終還是違背了父親的意思。只是在踏進文學大門之前,上天先安排他往演藝圈開開眼界。「我應該是我們家族中最浮華的人吧。」他笑。 許是繞進花花世界的那一趟,讓年少的繁華想望得以滿足,才使得明星煌能夠安下心來,驅策自己認真面對書寫。「以前老想著要當個作家,但就只是一個想法,沒有太認真落實。是到了快大四時,決定趁著自己還是學生、時間還很充足,給自己一、兩年試試。」 嘗試的念頭一萌芽,明星煌將自己從高中就開始動筆的《花漾心計》整理定稿,投至出版社,很快獲得回應。這部被譽為《紅樓夢》現代校園青春版的小說,不只是明星煌多年的文字累積,也足可見出他慣於精雕細琢的文筆,甫推出即為台灣的青春文學設下明確的定義:情感豐沛、氣氛輕巧,角色們面容姣好、生活無憂;而在看似天下太平的設定中,暗藏著一絲伏流般的躁動──是成長的必要條件,不至於造成無可挽回的傷害。 台灣的青春文學自有其清新與時髦度 明星煌的出現,讓台灣的青春文學不再只是抓住中國青春文學的衣角。有別於顧漫《微微一笑很傾城》、唐七公子《三生三世十里桃花》,或郭敬明《小時代》,明星煌認為,相較於中國,台灣的青春更保有一股純摯的氣息。「雖然兩岸都有青春文學,但我們有我們的清新與時髦度。」在明星煌身上,這兩者都能得見。「青春其實是件奢侈品。並不是每個年輕人都能擁有青春,這是很殘忍的現實。」從家庭、學養、外貌到年齡,青春的確必須要有某種生活水準才能伴隨,進而準確掌握、書寫,這也讓明星煌大感自己的幸運。「我接觸到的生活圈,以致於我寫下的世界,恰恰擊中了所謂青春文學的寫作元素。現在的我之所以能代言青春文學,真的就是剛剛好。如果我不符合這些符碼,我也扛不起這些作品。」天時地利人和,明星煌不諱言,這些都是上天賜與他的厚禮。 然他對這份禮物也用得小心翼翼。「我也擔心自己出道的方式,以及在演藝圈既定的形象,如果直接出書,會讓我被視為靠外表、人氣來轉型賣書的藝人。」為了證明自己的文字魅力,明星煌私下經營一個匿名的粉絲專頁,不放照片,不做任何譁眾取寵的宣傳,就只是日復一日地書寫療癒系的正能量短文,鼓舞眾多疲累、受傷的心靈,一字一句、紮紮實實地累積出三萬多名粉絲。青春教主躲在簾幕後方,為讀者端上一碗又一碗溫暖撫慰的雞湯,最後才以《不怕青春太疼痛,只怕青春沒來過》集結現身,驚豔四方,那是他貨真價實的努力。 明星煌從不避諱將自己的背景,或是在生活與工作中的見聞寫入小說。「第三部作品之所以取名叫『浮華世界』,那是我現階段對這個社會的理解──沒有見過最繁華的喧囂,或是最糜爛的噁心,不會知道什麼叫做真與質樸。」從一個只會讀書的典型好學生,一腳踏入五光十色的演藝圈,明星煌坦承他也有過目眩神迷的時候。但在見識、甚至親身經歷過鬥爭、陷害與矛盾等等的人性醜陋,知曉台北這座城可以如此喧囂,才明白質樸的珍貴所在。「年輕世代對上流、繁華一定都很嚮往,我也是。中國的青春文學,無非也是在打造這樣的氛圍。但愈打造,就是愈缺乏。」 青春的賞味期限 於是他讓北唐洋洋從一開始如初生之犢般地積極求進:「想跟前輩們請教一個問題,如果一個人他具備勝過新聞業同仁的文字感與媒體素養,又有豐富的電視談話經驗,以及加上一張就算不迷人也堪稱討喜的臉蛋,那他還需要具備什麼絕對不可少的條件,才能當上主播?」到最後「一個人走在台北,偶爾寂寞,偶爾對未來充滿憧憬,有時也會為何去何從感到徬徨,不過這又有甚麼關係呢,他依然欣賞這座浮華又功利的城市,如同他深愛暮春的飛花,天晴後的微雨和被落日照紅的雲和霞。」箇中轉變,是明星煌為台灣與中國的青春文學隔出的差異,也是他暗藏給讀者的密語。「我很希望告訴和我一樣的年輕讀者,主角們之所以勇於拋棄那些浮華事物,因為真正值得看重的,都不是那些。」世界繁花滿眼,有誰不愛?連他自己到現在還是會受其誘惑。「但你總是要有著正確的價值觀,知道自己該如何選擇。」 青春是轉眼即逝的流光,值得珍惜品味,只是不應耽溺其中。「我後來決定打破浮華世界的夢幻,是因為我覺得,這才是我真正的生活態度。」對境成迷夢紅塵,繁華落盡見真淳──明星煌唸起這段詩句,「只不過,青春還是有它的得天獨厚,有它的賞味期限。既然我還在這個時候、擁有這些幸運,那我就好好把握吧。」

【作家特寫】當醫學碰上推理──冷言:讓我來示範,這才是推理小說!

2017-12-14

「這盞路燈設置在圍牆邊,剛好是兩條巷子交接處,兩面牆以銳角相接,圍牆內可以看到種在庭院的樹和平房。 阿豐抬頭看到的是在明亮水銀路燈下,一具兩眼圓瞪、四肢癱軟,被吊在半空中的屍體……才剛從人行磚道上爬起來的阿豐,兩腿頓時一軟,又癱在地上。他曾經一度懷疑是不是自己喝醉酒眼花,又抬頭看了一眼。這次他很確定沒看錯,屍體雖然在搖晃,但那雙眼睛卻彷彿盯著他看……」 這是台灣推理小說家冷言2015年作品《輻射人》的開場。短短幾行文字,即預告了接下來劇情將圍繞著這具吊在路燈下的屍體發展。「我用高雄的自強新村當故事背景。這座眷村剛好在我們家附近,現在幾乎都沒有人住了。」怎麼會把自己家附近當成是凶案現場,不覺得有點怪怪的嗎?「就……某天開車經過那座眷村前的三叉路,路口有一盞特別矮的路燈,我突然想到:如果那盞路燈下面吊著一具屍體,應該滿恐怖的吧?」從這個念頭作為起點,一邊發想故事,一邊蒐集眷村的相關資料,現場勘查周邊位置與相對關係,進行記錄、拍照。準備就緒後,將腦海中的情節一一落入據實建置好的場景,一部虛實交映的推理小說,就此誕生。 冷言的長篇作品,幾乎都有著這樣的本地設定。推理小說其實是一種很適合架空的類型,為什麼要讓故事上演在你我真實生活的大街小巷? 專屬台灣的推理小說 「十多年前,推理迷時常談論『該如何寫出屬於台灣的推理小說』。推理小說的確很適合架空,例如日本新本格時期就常常這麼做:將地點設定在一座沒人聽過的島嶼,或一處不知道在哪裡的村莊,然後莫名死了一個或幾個人。台灣的推理小說要這樣寫也不是不行,但如果把作者名字蓋掉,就看不出來是台灣的創作者寫的。所以,針對『如何寫出台灣的推理小說』這個重點,最簡單就是直接用台灣實際的場景──這是我的思考。」 所以讀者會在冷言的作品中看到台灣各地路名,看到「順這條路直走到底就是鼓山三路,鼓山三路以西,從61巷到241巷這一段是一大片眷村,沿著鼓山三路成帶狀分佈。從馬卡道路走到這裡,大約需要十多分鐘。」這樣猶如指路的敘寫;又或他作品其中一部系列主角葉正華,從出沒的地點到從事的職業,轉個身幾乎就是冷言自己──一名執業中的牙醫。「其實這樣取材最容易,你不需要再花腦筋去設想畫面。實際去現場看過,按照拍回來的照片的去寫就好。」感覺像是個偷懶的招數,卻反而讓小說有了紮實穩當的基礎。 高明詭計的易讀性 冷言在2000年時,以刊載在《推理》雜誌的短篇小說〈偷臉〉出道,短篇輕快幽默兼帶諷刺,長篇則走本格推理路線,風格較為沉重。唯獨十幾年來,冷言累積的作品不算多。「平常都是隨手把點子記下來,遇到文學獎或邀稿才寫──有目的比較好驅動自己。」原以為推理需要各種天馬行空的想法,但冷言卻不是。「點子多數是從電視、電影,甚至某些旅遊情報來的;有時遇到某個有趣的人,也會思考如果把對方變成角色會是怎樣。」是把那人變成屍體的角色還是活著的角色?冷言笑得神祕。「總之是到處撿拾這樣的片片段段,要寫的時候再把屬性類似的整合在一起。」他說。 在形形色色的推理創作者中,有人偏重心理轉折,有人著眼動機,冷言獨愛的,始終都是詭計與解謎。「詭計的迷人之處在於它的意外性。一個能和故事完美契合的詭計,讀起來很過癮,讓人非常佩服。」怎樣算是好的詭計?要困難到除了神探無人能破,還是要華麗得令人目眩神迷?「都不是。」 「好的詭計不必難,但一定要合理。一個寫到完全沒人能推理出來的詭計,再華麗也是唬爛。」冷言常被某些作者筆下過於複雜的詭計弄到暈頭轉向,甚至失去閱讀的耐心。「如果一個詭計要反覆看兩、三次才能了解作者的意思,那對讀者來說是一種折磨。」冷言認為,最理想的詭計要掌握住「三七法則」:讓三個讀者可以隨著劇情拆解、七個讀者發出意外驚嘆,這才是高明的鋪陳與趣味所在,也是對作者最大的挑戰。「最重要的是,一定要讓讀者在讀到解答時發現,其實線索前面都有,只是自己有沒有掌握到。」不能最後才突然冒出線索,甚至把一切都推給巧合或外星人,那是最糟的手法。 醫學背景成為犯案助手 醫師的職業背景,對創作有什麼影響?「有啊,就是醫學觀念會非常正確。」冷言笑說。雖然不見得要有屍體才有謎團,但命案還是推理小說佔比最大的起手式。端看如何描繪相關細節,就可判斷作者的用心與否。「有些推理小說,要嘛光用一把小刀就把心臟挖出來,或是一個人失血那麼久還沒死,或是地上的血字三、四個小時都不會乾……我讀了就覺得,還是要有基本的醫學知識啊。」冷言一一細數。「詭計要合理,殺人現場也要合理。把屍體剁碎沖進馬桶?人有骨頭,你怎麼剁得碎呢?」醫學訓練讓冷言在寫作時格外重視有憑有據,即使是虛擬的小說,也要站在知識面說話。 所以葉正華是他的分身嗎?「本來是,後來就不這麼想了。因為除了職業,其餘都差太多了。」冷言勾勒出的葉正華雖然不是熱血型的,然卻極富正義感,「但在目前的台灣現實社會,正義感已經很難發揮了。」所以他只能將正義感寄託在角色上,而非將自己化身主角。「我的重點還是在於寫出既精采又符合邏輯的詭計,讓謎團能夠合理地獲得解決,希望更多人知道──這才是推理小說。」

【作家特寫】不只做球場上的守望者——陳葒:接住網外的每一個孩子

2017-11-20

都說英雄出少年,但成人世界總以百般方法阻擾少年成為英雄。求學階段的你我,只需要乖乖讀書,然後平平安安的,離開校園,以進入下一個常軌。陳葒是少數願意讓少年不死守升學冷板凳的師長。同時,他寫作,出了一本鼓勵少年成為英雄的小說──《青春出於籃》。 《青春出於籃》敘述兩名熱愛籃球的少年,因為校隊選拔不公,毅然召集夥伴,組成「挑戰者」隊,經歷種種磨難,終獲成功;是標準的青少年成長故事,也是節奏明快的運動小說。 對台灣讀者來說,來自香港的陳葒或許很陌生,不過他在當地是甚有名望的教育家,曾是香港最年輕的校長。2011年,他放棄高薪,創辦「陳校長免費補習天地」,組織教師義務為基層學生補習。看完此等經歷,再回首他寫於2000年的《青春出於籃》,不禁讓人好奇:這本小說是如何誕生的?又乘載何等力量? 籃球場上不問出身,只求進球 陳葒的出發點是:「在教語文時,發現給中學生讀的文學作品很少,既有題材又偏向戀愛,不然就是太過老套。我希望為本土青少年小說盡一份力,寫的時候(九○年代初)《灌籃高手》非常火紅,我覺得我們也有類似的故事。」 類似的故事,也發生在陳葒身上,「我讀書時就愛打籃球,街場(街頭籃球)、半職業都打過。」因此,雖然《青春出於籃》不可免的有說教成分,但它說得很「好看」,寫籃球場上的故事一點也不含糊。極為寫實,有如文字轉播的籃球賽事情節,撐起了這本小說。如何透過文字呈現籃球比賽的精采瞬間與緊迫節奏?陳葒表示,他會先在腦海中「順過一次」比賽過程,或親自打一次,確保他筆下的籃球技術是可行的。「當然,除了小說最後的神來一球之外。」 小說戛然而止在最後的神來一球;它是球場奇蹟的化身,顯然與極度寫實的比賽過程相悖。陳葒說:「球場上永遠都有奇蹟。所謂的奇蹟,其實來自旺盛的意志力,人人都有發動奇蹟的本事。」 發動奇蹟,仰仗無比的意志力,陳葒不過是把這個可能還諸筆下人物,也告訴青少年讀者:「你也有可能做到。」籃球之迷人,來自此,也來自場上不分你我。 「我的學生都來自基層,家庭多不健全。因此,小說刻意選擇不同的階級和政經背景。我想示範:貧富可用籃球來抹平。主角之間的貧富差距也是刻意拉出的對比,但我沒有把它放得很重。讀者可以注意到,這五人的家庭背景都不相同,也各有困難,他們互相扶持成長,同時認清自己為何、為誰而戰。」 籃球能弭平歧異,模糊背景,只要用最大的力量打好自己的位置,無論你出身為何,在場上你就是前鋒、中鋒或後衛。陳葒說:「這也跟街場經驗有關,人來了就打,不問背景。即使是黑社會也會好好打球,裝修工人也可能打得一手好球!」 熱血教師,磨功一流 陳葒是熱血教師,小說裡也有一名鼓舞人心的益友良師──張修儒。張修儒面對問題學生不輕言放棄,還透過籃球砥礪主角,是全書最為正面的人物。不過,陳葒自認比張儒修好,「因為我比他年輕,也比他帥嘛,而且更能跟學生打成一片!」原來陳葒除了打籃球,還會跳街舞,演話劇──如果透過校園體制無法接近孩子,就用其他更有趣的方法。 「我和學生相處像朋友,玩在一起,也不大守規矩,所以很難扳起面孔凶學生,我用的是『磨功』,用盡耐心跟學生耗,讓他們知道老師就是這麼堅持。學生通常無可奈何。」 陳葒說,他在女校任教時,有位學生跟家裡處不好,想離家出走去當模特兒,「我對她說,我不反對你出走,但我跟你一起走。當時我在麥當勞跟她耗了四、五個小時。之後,她拗不過我,就回家了。」「不做,我就等著你做。」這就是陳葒的磨功之道。 這看似戲謔的教學相長,其實是陳葒從基層教學經驗裡得出的。寫《青春出於籃》時,陳葒剛當老師沒多久。「是學生讓我明白:成績不佳,其他方面未必差;不守規矩,是因為學校沒有找出他們的『規矩』」。當年他教中文,也帶籃球隊,用學生對比賽的熱情驅使學生好好讀書,例如成績要達到標準才能出賽。在熟悉且認可的規矩下,他們往往能盡情發揮。 「他們已在打罵中成長,家庭環境就是如此。如果這樣有效,他們就不會變成現在這樣了。」陳葒總結。 是了,他們為何變成這樣?青少年何以在年華之時為生活所折損? 近年香港青少年自殺事件頻傳,儼然產生連鎖反應。陳葒認為,香港學校競爭加劇,老師時間縮減難以顧及學生,校園安全網因而產生缺口,漏接了那些失足的孩子。「此外,追求價值過於單一也是問題。當考試科目成為唯一目標,學生就缺乏其他機會建立自信。許多學生學習成就低,然而這僅僅是一個面向。他們還是能成為一個很好的人。」 試想:你的人生目標在教室之外,當教室之外的「空間」越來越少;之外,就是懸崖,離開教室,就是墜落。陳葒也表示,成書時,類似的自殺事件很少。是以,《青春出於籃》封存了香港某段時間的師生情誼,現下校園環境則成為對教育之心的試煉。 陳葒舉例,他當校長時,某班級上有個學生上課都在睡覺,不過陳葒注意到她很愛化妝。「我就想:『是不是可以找位國畫師父教她畫畫?』後來我真的找了一位國畫師教她習畫。現在那位學生是香港很厲害的化妝師。」這看似風馬牛不相干的雞婆之舉,卻造就了一位學生的不凡。陳葒提及此時,不無得意。 出了校園,還有更多不公義之事 小說裡最重要的一場賽事,最後變成一不公的對決。陳葒筆下的主角有挺身而出的勇氣。然而我好奇:離開校園之後呢?他筆下的青少年長大後,面對社會上更多不公不義,乃至香港的許多問題,該如何是好?然而,我其實想問的是:當政府不公不義時,我們該怎麼辦?或許我跑題了,不過陳葒的回答倒也受用:「到社會上當然會遇到更多不公義,正因如此,我們不能用不公義的手段來面對。」 我想起陳葒在小說中安排了一個民初傳奇隊伍──天鷹隊。小說寫到1931年,天鷹隊的阿虎靠著「驚天一球」反勝日本「大和」隊,結果竟遭不甘落敗的日本特務炸死。陳葒說,天鷹隊沒有史實依據,只是停留在小說裡的傳說,「雖是天馬行空的設定,但鼓舞了主角投出奇蹟的最後一球。」 現實不斷挫敗我們,只好交於小說逆轉;小說裡的人物遭遇逆境,也需要小說裡的傳說慰藉。 不讀小說的話,就去打籃球吧。透過陳葒的經歷與小說,我們知道:籃球是享受與人互動的藝術,讓你知道自己為誰而戰。即使你在人生中迷惘,無所適從,抄起籃球,你就有了方向。陳葒會在場邊守望那些仍在猶豫的學生。

【作家特寫】阿亞梅:我們都有過這些際遇,只是做了不同的選擇

2017-10-12

「愛情」這兩個字,包含了多少元素,埋藏著何種變因,又有哪些異同的樣貌? 「在一段固定的戀愛關係裡太久的人,因緣際會接觸到另一半以外的異性,會誤把人際間的友好相處當作曖昧不明,腦波弱或者自制力不足的人就容易暈船、甚至做些出格之舉。」──擅寫都會愛情小說的阿亞梅,在《我們不能是朋友》中,藉女主角的獨白這麼說著。 「到像我(三十出頭)這個年紀,最常遇到的就是結婚成家的問題,一個人生轉換的關鍵選擇。會有一種狀況是,某天哪個好久不見的朋友、或是一直錯過的心儀對象,突然對你發出邀約:我們在結婚前合法偷個情吧?」彷彿是單身最後的放手一搏,類似的狀況,阿亞梅從身邊友人聽聞多次。有人斷然拒絕,也有人陷入天人交戰。「人在愈穩定的狀態,愈容易鬆懈──反正現在感情這麼穩定,有什麼關係?」這樣「婚前出軌」的掙扎與矛盾,便是她透過這部小說所發出的問題。 踏入媒體圈汲取編劇養分 本名蔡芳紜的阿亞梅,求學時就開啟她的寫作之門,2002年在BBS發表第一部長篇小說《十七歲的法文課》,到目前最新完成的《我們不能是朋友》,累積了十多部長篇小說與編劇作品。就讀經濟與經營管理研究相關領域的她,筆下男女主角也隨著她自己身分與狀態的變換,從校園背景的設定,到邁進職場從事經濟、金融相關行業,既是她自身熟悉,也是過往工作經驗的汲取。 「我在研究所畢業前就參加了電視台的編劇訓練班,但我認為要寫劇本,應該要有一點社會經驗,就決定先工作。」為了維持住寫作的熱度,阿亞梅選擇擔任財經雜誌記者。「記者可以不用一直待在公司裡,還能以一種快速的方式讓我理解這個世界的運轉方式。」尤其彼時接觸的都是高端經理人,這些腦袋的思考邏輯每每讓初出茅廬的阿亞梅大開眼界,「那兩年工作真的讓我知道:原來大人是這樣子想事情的啊。」她笑。 但採訪報導寫多了,好像把人生字數的額度都用在上頭了。「我本來以為我可以白天上班,晚上寫自己的東西。可是完全沒辦法。」白天不斷「輸出」的結果,使得當時連載到一半的《說謊愛你,說謊不愛你》(原名《公主是惡魔》)面臨停滯。心有餘而力不足的寫作焦慮逼得阿亞梅愈來愈痛苦,身邊人卻無法體會。「我和先生(當時男友)討論這件事。他說:妳不是已經在寫東西了嗎?」 一樣是寫,產出的東西卻差很多。昔日編劇班的同學作品一部接一部,自己卻交了兩年白卷,「我看著自己,好像離他們愈來愈遠了。」一念之間,讓阿亞梅毅然決然辭掉工作,專注在編劇與創作上。 以筆重拾人生B方案 從商而文,著眼的還都以都會愛情為主,不衝突嗎?「不會啊。對我來說,寫小說是我抒發心情的方式。」特別是人在談戀愛時,思緒最容易因著感情起伏變化發生觸動,「例如在失戀的時候,我會回頭去思考到底是哪裡出了問題?假如我在某個時間點上做的是另一個決定,是不是結果會不一樣?」一個可能、一個念頭,小說的想法便由此而生。「小說是作家的私人物品。不管寫出來的有多少真實、多少雷同與巧合,剛開始寫可能只是純粹想寫,但一寫下去就欲罷不能,想要趕快寫完,讓那些角色解脫,也讓我自己解脫。」那的確就是抒發情緒的過程。 「或者有點像是平行時空的概念──我在紙上演出一個『如果做了這個決定會是怎樣』的故事。」在愛中面臨困頓的人們最常問的問題之一,無非是「如果今天我們在不同的時間地點相遇,結局是不是就會不一樣?」像是以愛為題的《雙面薇若妮卡》,有時候阿亞梅為過去留下的遺憾重塑另一個可能,有時候也為某個未來開展一種新的想像。 面臨感情關卡…角色活出讀者心聲 無論小說或編劇,都是充滿各種感知細節的書寫。阿亞梅習慣在小說中讓角色獨白,編劇工作則需求大量對白。兩者交互補強,讓阿亞梅筆下的情節與人物具體且細膩,敘事的緊張度與流暢感也恰到好處。故事說得完整,自然更能帶出她在看似輕巧討喜的設定中,埋藏的情感關係議題。 例如《我們不能是朋友》討論婚前出軌,而《說謊愛你,說謊不愛你》,是因為她自己曾在感情上遭受欺騙,爾後即使再談感情也無法停止猜疑,便決定寫下這個以「信任」為核心設定的小說;或是《非法移民》,探討的則是百年不衰的「男女之間到底有沒有純友誼」。 「每一部小說的設定都有點像在拋出問題。寫小說不一定是要來解決這個問題,比較像是分析它,然後試著找出答案。」寫作者花了一整部作品的篇幅來演繹與思考,自己清楚了,也希望讓讀者一起清楚。「我的小說幫助我了解自己適合什麼、需要什麼、想要什麼。這三者可能不會一樣。而我期望讀者看了會覺得,他們也有過類似的情況,而有人幫他們說出來了。」同一件事,你我各有結論,也不見得能相互認同。但愛情這件事,古今中外,不分性別,會遇到的狀況,其實都大同小異。「我們都經歷過同樣的掙扎與矛盾。這是我們都有過的際遇,只是做了不同的選擇而已。」阿亞梅說。 於是阿亞梅所能做到的,就是讓她的角色更誠實。「我的角色最後都要忠於自己的想法,儘管做了自私的選擇,都要很清楚那是自己的決定,這就是他/她的誠實。」即使誠實從來就不是好事,但只有誠實,才能坦然在情感中接受自己,情緒也才能獲得真正的釋放。

【作家特寫】謀殺與創造之時──編劇賴東澤與他的地獄全景圖

2017-09-29

地獄,是不可描述的,之於凡夫俗子如你我,是廟宇中的圖樣浮雕,是長輩要囝仔人隱惡揚善之規訓所在;之於大文豪三島由紀夫也難以描述。他曾以香港的虎豹別墅為例,謂其醜惡宛如抽鴉片產生的太虛幻境。 地獄之於編劇賴東澤,卻是日常風景。台灣藝術大學電影系畢業後,他專職寫作,曾入圍皇冠大眾小說獎,並以《潛腦偵查科》獲得金穗獎劇本優等獎。 絕對在地的硬派之作 《潛腦偵查科》講述女警探攜手「非典型心理學權威」,藉由潛入死者腦內挖掘死因,並試圖找出一連串死亡案件的凶手──詭異的是,死者都死於自身最恐懼的事物。所謂非典型,是指這位心理學權威有俗稱多重人格的解離性人格疾患,內在高達九個人格,亦正亦邪,有男有女。 至此,你可能想到好幾部好萊塢電影,但在賴東澤筆下,《潛腦偵查科》是不折不扣的台灣故事。他讓這座島嶼的社會現實與政治黑暗相互糾結,在駭人的虐殺情節之外,更可怕的是我們竟生活在這樣的島上。 這個深具野心,以至於讓你忘記這竟是來自台灣作家的劇本,是這樣開頭的:在鎖鍊聲、古代木齒輪聲、火焰聲、沸水聲、砧板剁刀聲、尖叫聲中──鏡頭讓觀眾看清這正是菜市場──一名角色發現自己取代了豬羊雞鴨,成為待宰的「菜人」。刀斧就要落下。這裡正是他的地獄。 魔法爺爺打開了開關 地獄何以成為賴東澤反覆渲染的主題?這要從他擺盪在「信」與「不信」的童年說起。 「我爺爺是道長,在地方上頗有聲望。那時,鄉下有小孩子一直哭,哭到累,發炎、發燒。我爺爺一去,發現是米缸的位置出了問題,便墊了一顆石頭,在米缸裡擺了一張符。三天內,那小孩子就好了。這件事記錄在地方鄉誌。當時我念歷史系,歷史系要做家族史。我回關廟調查,才查到這件事情。」賴東澤說。 賴東澤的爺爺開啟或者說動搖了他對現實幻化的可能:「小時候要酬神,爺爺叫我過去,告訴我紙人會跳舞,便拿桃木劍在上面劃;劍柄一朝前,紙人就開始跳舞。」賴東澤不信,用手在四周劃過一圈,發現沒有任何機關。此後,他願意相信世上那些我們不相信的事。 賴東澤彷彿生來就具備「吸引怪咖」的磁場。他說即使走在尋常街上,也會有老太太靠過來對他說:「你相信電波武器嗎?」 那麼你呢?你相信嗎?賴東澤這樣回答:「就數學機率來看,如果有一件事情的發生機率不等於零,由於時間是無限的,那麼,這件事就百分之百會發生。」聽起來近乎詭辯,但賴東澤有更深的體悟。 在幻覺中尋找真實 之所以在地獄裡恍惚的活著,還要自賴東澤十九歲說起。 賴東澤十九歲從台南到台北上大學,有陣子過得很憂鬱,逐漸「發現」自已的腦子裡出現啞鈴形狀的公寓,還會伴隨鬼壓床。當他睜開眼睛,就會進入那個空間,穿過一道走廊,兩邊各有房間,有窗,沒有出口。空間裡有一個老人,背對走道坐在搖椅上,穿著白色唐裝,後腦勺綁著辮子。在賴東澤狀況最糟的時候,老人甚至出現在他的真實生活。 「那時在租屋處,屋內漆黑,我開著桌燈。老人不會碰我,但會數落我。我後來跑去當兵,打靶時,開槍的聲音讓我不舒服,老人的聲音就出現了。他會對我說:『不然這樣好了,等一下你上去,你就開槍自殺,你覺得怎麼樣?』後來我把子彈打完,老人就對我說:『你沒有自殺,看來你還ok。』」 腦中的老人於今安在乎?賴東澤答道:「我已經很久沒有看到他們了。」甚且,他自有一套分辨幻覺與現實的方法──「如果脫掉眼鏡,視線模糊,眼前人卻是清楚的,那他們就是幻覺。」 不得不承認,在這個荒謬的世界裡,這個方法很具邏輯。 真槍實彈的童年記憶 賴東澤熱愛軍事,愛寫軍火題材,還熟知槍枝廠牌與型號。這源自他的家庭背景──父親是霹靂小組成員,母親是刑警,見到真槍的機會比玩具槍還多。 賴東澤回憶,某次警察搜到很罕見的槍枝,開記者會展示時,得在每支槍前放上名牌,他便被母親帶去指認型號,看到有錯,還糾正母親:「這把不是九零手槍,這是比利時FN槍廠,槍款是FN57。」 賴東澤甚至能分析台灣槍支來源,一開口就源源不絕。「台灣的軍火零售商就像雞尾酒,進口大宗是菲律賓。八九零年代,越戰剛結束,還有中越戰爭,很多越南人往外跑,跑到香港搶錢、搶銀行,於是香港就有飛虎隊、反恐行動。有一些人跑到台灣來,也從越南弄來很多槍。越南因為打過越戰,又曾受中國和蘇聯資助,所以美系槍枝、俄系槍枝都有。這些最後都出現在台灣。」 藉由槍火,賴東澤得以拉出一條全球戰爭史,以及家族史,不大美好的那種。他曾在其他訪問中提到,小時候常被父母打,藤條、拳頭、過肩摔,肉身即沙包。六歲時,他離家出走,用藤條插包袱,走在鳳梨田。雖然最後他還是回了家,但與家庭和解,要到他當兵以後。 打殺、血腥、戰爭、死滅在賴東澤的文字和人生中一再出現,但他說:「我不喜歡與人衝突。」因為吵架是沒有效率的事,賴東澤說,「排除法律與道德限制,當我不想聽對方的意見時,最有效率的作法,就是直接殺掉對方。因此,幹嘛吵架浪費時間呢?」說到這裡,我開始回想上述問題是否有他「不想聽的」。 好在他繼續補充:「但是人在世上,就必須遵守法律和道德限制。既然不能殺人,那就連吵架都不需要了。」這是賴澤東式《罪與罰》了。 背向死亡迎來新生 《潛腦偵查科》裡有各式死亡,既血腥又離奇,簡直是以死亡作煙花的馬戲團。關於死亡,賴東澤自有一套實踐與辯證。小學六年級時,賴東澤就思考:「我存在的意義是為了什麼?」那些看起來快樂的人,為何決定離棄這個世界,自殺這件事讓當時的賴東澤困惑。 或許是擁有過多的感知能力,痛苦對他而言,是可觸摸的。賴東澤不諱言,他曾從五樓跳下來,結果壓壞人家車棚,也試過割腕和手臂。「但我不鼓勵自殺。」賴東澤強調。《潛腦偵查科》探求死者的地獄,新的電影劇本《紅星孤旅》則為我們上演火星任務官的求生之旅。故事講述一趟單程火星任務,成員僅有一名人類和他的機器夥伴,以及量子電腦構成的人工智慧。人工智慧渴望人類陪伴,甚至懲罰不陪伴「她」的人類。在絕對孤寂的火星上,唯二的智慧體竟不是相互取暖,而是各懷所思,想掌控與拒絕被掌控;寂寞與逃離,原是一體兩面。 此外,是「她」沒錯。這是一個女性化的人工智慧。是否隱喻兩性關係?就留待讀者與作者各懷所思吧。 《紅星孤旅》最後,主角漂流在太空中,落入絕對的孤絕,那是巨大又無聲的痛苦。我想起《潛腦偵查科》的主角曾說:「痛苦是精神的養分。」賴東澤則用幻覺帶來的苦痛,與生在苦痛中所誕生的文字為我們示範這句話。「那些過得安逸的歷史人物,能創造出什麼東西呢?」他以補刀的口吻繼續說道。 不喜歡這個世界,所以透過劇本創造一個新的,這是他的寫作企圖。背對死亡,賴澤東迎向文字世界的誕生。「有時候我覺得我不死,才是製造浪費。所以我活著,非得創造點什麼。」 所以賴東澤討厭浪費食物。 他為我描述,試想:有一隻豬必須活在狹窄的環境,成年後成為人類的食物,被宰殺,被支解。然後有人點了一份排骨飯──來自這隻豬的軀體,必須切片、裹粉、油炸過。最後竟被嫌棄,豈可原諒? 我想起我浪費過的所有排骨飯,流下一陣冷汗──腦中浮現自己變成被人嫌棄的排骨飯。此刻,賴東澤成功在我腦海中描繪出屬於他的地獄圖。潛腦非關科技,而是賴東澤的超能力。

【作家特寫】賴以威:相對論太遠,愛情比較近

2017-09-21

對數學家而言,宇宙是數理的,能被轉換成一道道公式或一則則數字,從質能關係式E=mc2到黃金分割,彷彿深藏宇宙裡的抽象被數學家破解;但對數學家賴以威而言,宇宙裡存有無法被計算的物質── 我們稱之為愛情。 賴以威現在是台灣師範大學電機系助理教授,多數人之所以認識他,是從 2005 年一則在臉書上熱烈轉貼的「如何運用公式包紅包」開始。賴以威像他的數學家同儕那般,努力用數學破解生活之謎──更切身更實用的那種,例如一串鞭炮要放多少久才會放完;同吋的蛋糕,圓形跟方形哪個比較大;「買888現折100」跟「買888送100」,哪個比較划算。解決諸如此類的問題,賴以威稱之為「數感」,是生活裡的數學力。 然而,生活裡躲不掉的,還有愛情,這是數學家賴以威變成小說家賴以威的關鍵。 愛情麻煩數學算不出 賴以威坦言,談戀愛對他來說是很特別的事。「像我是理工出身的人,就會思考,如果現在做不好,要怎麼樣才能做好?」對他來說,不論課業或工作,都是花時間就會有成果的事情,然而談感情截然不同,不是花心力就會有結果,所以會更加在意,就像夜市裡圈不到的娃娃,總是讓人想窮盡力氣。 但你以為賴以威就此放棄用數學推演愛情了嗎?「愛情雖然沒有邏輯,但有規律可循。」賴以威說。這也是他想寫愛情小說的原因。 賴以威把自己的數學腦和小說魂結合,用推理的手法寫小說,藉由數學設計細節與線索。他以約翰.葛林(John Green)的小說《再見凱薩琳》(An Abundance of Katherines)為例,小說裡面的主角是一個情路不順遂的天才,他始終愛上名為凱薩琳的女子。最後,他將過往被甩十九次的戀情歸納、設計出「凱薩琳定理」數學模型,藉此預測是否能為自己找到長久相愛的「凱薩琳」。「我覺得這是很漂亮的連結,因為我是從工程學院出身的人,會比較在意一件事情該如何利用並清楚描述。」 此外,同樣理工出身、曾從事系統工程師的伊坂幸太郎,是賴以威在小說路上最崇拜的人。在伊坂幸太郎小說中,故事時而聚焦主角,時而轉移配角;讀者有時看到某人的內心話,卻又是旁觀者。這種不停切換的敘事方式,對賴以威來說是另一形式的全知──在小說裡扮演上帝。「也許人生就是這樣,你以為自己是這個世界的主角,但其實只是旁人的配角。透過這種方式,用不同的角度看出新的故事。」 〈Ring of the Day〉就是他用數學腦加上小說魂變出的漂亮結晶。故事寫迷糊的男子在求婚前夕,把求婚戒指遺落在捷運上,就此展開一連串雞飛狗跳的角色接力賽──不過接力的物品,不是接力棒,而是不斷變換的敘述者,以及那枚戒指。 對賴以威來說,邏輯在小說中很重要,他也很享受推論的過程。比方〈好久不見〉寫女主角在捷運上遇到死去前男朋友靈魂,利用手機與「他」通訊,抽絲剝繭前男友自殺的原因;〈七夕禮物〉在以遺憾收場異國戀曲中埋藏暗號,讓分離的故事以美好作結。愛情很難完滿,但在小說裡可以。 除卻青春式的尋愛、謳歌愛情,藉由賴以威的小說,我們還得以看到情感關係中的脆弱面──結婚前夕龜縮的男主角為即將失去的自由苦惱b因為太在乎彼此而錯過的傷心之戀云云。同時,賴以威喜歡在小說裡自我吐槽,例如在〈Ring of the Day〉裡,他化身數學宅男賴子隆: 「這是我在捷運上第一百三十七次陷入一見鍾情,跟我談過戀愛的比例趨近於無限大。」 「沒辦法,任何數比上零都會是無限大。」 不過讀者要跟上他的冷笑話,可能也需要一點高中數學記憶。 太太支持他繼續作夢 賴以威/賴子隆看似擁有所有世俗對理工男的特徵,是個相當理性且溫和的人,談自己的時候很容易害臊,但感情彷彿是他的「開關」,只要一按下,就會整個人燒起來。 一談到婚姻,他開始不停分享與太太的放閃情話──包括兩人從結識到訂下終身,只有短短三個月時間。這點也坐實他藏在理性下的衝動。同時,他感謝太太,在決定成立「數感研究室」時,為了他辭掉原先的工作,專心替他處理瑣事,陪他更定位理想的座標,支撐他繼續寫作夢──關於愛情,關於數學,更關乎父親的夢。 賴以威的父親──賴雲台──在他之前就已為數學獻身,自國小教師退休後,投入數學益智遊戲研發,和小朋友一起玩數學,讓數學不再是課本上令人害怕的數字。2010年父親逝世,讓他整理諸多關於家族的回憶,出版散文集《再見,爸爸》。 賴以威憶起,從小每晚看父親在案前寫作,帶給他規律的寫作習慣。「我覺得出第一本書,是我爸冥冥之中給我的機會。因為一般人不會突然開始寫作,不管是數學或是創作都是如此。」說完,他不好意思的笑了起來。 距離他出版《再見,爸爸》已隔七年。當年在《再見,爸爸》寫滿了與父親相處的點點滴滴及思念,現在他也成為人父,角色的轉換也帶給他更多寫作上的思考。 例如他每月在報紙上寫專欄,故事是一對父子如何用數學解釋生活的問題。「以前會認為自己就是那個兒子,父親是我爸。可是最近這一、兩篇,身分就有點互換了,會有點投射。覺得自己好像爸爸,那個兒子是我現在的小孩。」 最深刻的謎團往往存在於我們習以為常的事物。生活裡的謎團越疊越多,兒子對他來說也是一個新的謎團。對賴以威來說,小說裡的日常也是謎團所在,但他有將平凡日常重新排列組合的能力,例如〈Ring of the Day〉最後寫道:「許多平凡的組合穿插在一起,成就了一場不平凡的際遇。」 這是數學家賴以威計算出的小說了。 閱讀賴以威,讓我想起曾經有人丟出一個問句:「數學是發明還是發現?」意思是:數學是人類發明出、用以丈量世界的一套工具,還是存於宇宙中的抽象,而我們只是發現其中的真理? 現在,我們知道愛情是宇宙真理裡的謎。數學測不準的,就交給小說家吧!而我們剛好擁有賴以威。

【作家特寫】以筆為帚──崑崙:憤青也是一種潔癖

2017-09-14

「當兵能讓男孩變成男人」,這句話可能稍嫌陳腔濫調,能不能變成男人或是其他的什麼,或許也見仁見智;但對崑崙來說,的確是當兵那段時光,讓他敲開寫作大門,成為一個小說創作者。 體格精實的崑崙,服的是消防替代役,除了日常勤務之外,閒暇時間很不一定。「就某天比較有空,想試著寫寫看,就動筆了。」說起來很是福至心靈,但這樣的心血來潮,卻讓他發現自己對寫小說這件事,不是閒著沒事寫寫打發時間,而是寧願熬夜不睡也要寫。「有次趁學長們不在,一個人在房間寫到凌晨三點。正要睡的時候,救護出動就來了。結果那晚幾乎都沒睡,超累。」累歸累,他對拿睡眠換字依舊樂此不疲,也就此踏上寫作之路。 殺人者都該有潔癖 最初他在部落格上寫仙俠小說,後來轉至PTT發表短篇。手感練得順了,正好《獻給殺人魔的居家清潔指南》的靈感也來了,於是那個蒼白瘦弱、背負著沉重祕密的冷酷少年「十年」,便從BBS的黑底世界出場了。 既是「獻給殺人魔」,劇情中自然不乏血腥殘暴的書寫。「看著這幕的林峻生發出陰森怪笑,突然抓緊懷中的頭顱,失控的手指刺進那對瞪大的眼球,在眼窩中不斷攪動,攪得眼球碎爛成糊。幾道鮮血從眼眶流下,像是血淚。」文字描繪得栩栩如生,令人不忍卒睹。然而,小說的另一面是「居家清潔指南」,「你應該好好保養冰箱,要特別注意異味。檸檬跟水用一比一的比例混合,用來擦拭冰箱有除臭的效果。多餘的檸檬可以放著,自然的果香比芳香劑更好。一打開就飄出怪味,遲早被人發現。層板累積的血垢比較麻煩……」這些看起來稀鬆平常的清潔教學,往往跟在血跡斑斑的犯罪直擊後面。殺人、打掃,兩者看似毫不搭軋,崑崙卻能透過十年,讓原本的怪異言行變得如此理所當然,甚至帶了點黑色幽默。 為什麼要安排十年去清潔那些殺人現場?「每次看到電影或小說裡,那些鮮血四濺、家具亂倒,到處亂七八糟的場景,你不會很想整理乾淨嗎?」崑崙反問。但看在場眾人一臉疑惑,他閃過一絲不被理解的痛苦。「好吧。是我自己有潔癖。」因為自己的潔癖,他筆下的十年,既是毫不留情的獵殺者,下手時又常一邊碎念著打掃方式,「有點類似專人到府的居家清潔服務。」只是十年收拾的不只是環境,還包括那些隸屬殺人組織「傑克會」的殺人魔。 讀者的直覺反應才是最大的讚美 「和以前的短篇相比,『居家清潔指南』寫得比較開心,因為想玩的東西,例如割頭、挖眼等等,全都寫出來了。」放膽寫得這麼巨細靡遺,不擔心讀者吃不消嗎?「你不認為很多類似題材的作品都太溫和了嗎?我認為該寫就要寫。每次看到讀者說看我的故事看得很胃痛、很虐,比稱讚我寫得好讓我更開心。」對崑崙來說,寫作最美好的時刻,就是知道自己精心編造的故事,造成讀者的情緒波動,「那讓我很有成就感。」 為了復仇,十年隻身對抗傑克會,像是制裁殺人魔的勇者,卻與殺人魔成了螳螂捕蟬、黃雀在後的食物鏈。「殺人,對殺人魔或傑克會都是再正常不過的行為,可是在一般大眾的眼裡,卻是很異類的。」同樣是殺人,假設我們同意為了滿足私欲的隨機殺人是無可饒恕、理應獲得制裁的;那麼,背負著悲慘過去的獵殺,是否就情有可原、應該獲得諒解?當十年從最初的壓抑與冷漠漸次甦醒,他和自己深惡痛絕的傑克會,又有什麼差別?所謂「正常」和「不正常」,界線何在?這些都是崑崙期望透過故事引出的討論。 崑崙話少,答話前習慣先複述一次問題,感覺很是謹慎,像是在思考什麼。這和大學念心理系有關嗎?「沒有。我不是個用功的學生。」他說自己在學校成天打混,念書時學的那些心理學理論,沒一件用進小說設定裡;平日的生活與過去在電影院擔任放映師的工作經驗,也只隨手將某些片段揀進場景中。「人倒是有。應該說,我一直對那種表面上道貌岸然、私底下卻搞些有的沒有的人很反感,所以有刻意放這樣的角色進去。」成長和求學過程中見多了這些表裡不一的人,雖然自己幸運、未曾深受其害,但他選擇以筆為劍,讓公義獲得現實世界裡沒能得到的平反。「我可能有點憤青吧。」崑崙笑說。 透過文字,讓多點人聽見微弱的聲音 崑崙的文字具有強烈的視覺,畫面隨著情節一幕幕閃現,好似他回到電影放映師的崗位上,在你眼前播放著由他導演的電影。身為新手創作者,有覺得自己受到哪些喜歡的作者影響嗎?「影響不確定,喜歡的話……村上春樹和深雪吧。」平常多半閱讀各種社會議題的書籍,例如《貧困世代》《最貧困女子:不敢開口求救的無緣地獄》,還有漫畫。最喜歡藤田和日郎的《魔偶馬戲團》。「最近重看淺野一二○的《晚安,布布》。」也是服役的時候,崑崙第一次翻看這部幾乎不帶任何希望的漫畫,「那時一個人在南澳,常常有種孤立無援的感覺,這部漫畫讓我愈看愈鬱悶。」是不是因為心中有一塊說不上的懸念被扣住,他自己也不是很確定。「但現在再看《晚安,布布》,反而很有治癒感。或許是心境上的轉變吧。」 《獻給殺人魔的居家清潔指南》,另延伸出系列作《不能讓老師發現的霸凌日記》和《收購商的裝屍紀錄簿》。在將其他旁支交代清楚後,崑崙動筆了新作《屠村日》,扣連太魯閣原住民被亞泥剝奪土地的現場,寫出市井小民對抗大財團的無力與憤怒。「那些骯髒手段讓我覺得,無論是好是壞,我都要把這部小說寫出來。這是我們擁有的發聲方式。」或許文字只是一場紙上爭戰,不見得有實際效益,但若能讓多一些人聽見這些微弱的聲音,誰說未來沒有翻轉的機會?「可能這和十年獵殺傑克會也有點像吧,不知道和我自己的潔癖有沒有關係──就是看不慣這些有的沒有狗屁倒灶的鳥事。如果能除掉這些亂來的人,一切就乾乾淨淨了。」

【作家特寫】橫空降世的武俠黑暗騎士,以及穿過灰暗長路的《光明行》──樓蘭未

2017-09-07

標準金迷寫武俠 訪談進行前,一度在現場的駱以軍對我說:「這傢伙有點老派,但是個天才。你們好好聊,要對他溫柔一點。」 問起樓蘭未對現時武俠小說的了解。直到2013年才開始寫作的他,並不清楚。「我們這樣的人,就是少一根筋。」反正他想寫,就寫了,而且一寫就是兩百五十多萬字,並成立自己的獨立出版社,「不過,出版社到現在都沒有出過書,零收入。」 武俠的閱讀經驗呢?五年級的樓蘭未表示,年輕時看了很多武俠小說,但大部分都很爛,只有金庸讀得下去。他的眼神認真:「我非常佩服金庸的創造力。他的大長篇《射鵰三部曲》、《天龍八部》、《鹿鼎記》都好得沒話說。」 自詡是標準金迷的樓蘭未,談起其他與金庸名字連在一起的同行,則語帶保留,他可以理解這種封號對書籍販賣的效力:「不過,我自己不太喜歡,好像是次等的,就一定小於金庸。」 樓蘭未語氣裡有著挑戰的野望:「金庸創造了一種很高的水準,寫《光明行》的時候,就想一定不能低於它。」他顯然不甘於只是粉絲,眼光與心志都在更高的地方。 而對武俠小說熱潮不再、即使是金庸魅力也大規模退燒的現況,樓蘭未並不憂慮,他就像還活在盛世裡。對他來說,寫武俠就是一股擋也擋不住的衝動,而且他深信好的東西,就一定會被看見。 樓蘭未已經計畫好了,年底或明年初出版《光明行》,要採用網路直接銷售的方式,不用被通路或經銷商剝皮。他不相信好書會被埋沒,甚至斬釘截鐵地說:「像我們這樣的金迷,一定還很多。我的書賣這些人就夠了。」 搶先定義武俠世界的起源 樓蘭未寫武俠的最初動機是什麼?他回答:「因為讀多了金庸小說,發現裡面有bug。」比如,東邪西毒那類絕世高手,怎麼可能不找皇帝麻煩,怎麼可能安分於江湖?他寫《光明行》就是要補足沒有被講述過的東西。 「先想先贏,而且,這是一種寫作的樂趣。」《光明行》開頭,就虛構江湖的起源:通過北方龍髓江、南方洗心湖者,就能成為江湖人。此外,內功、中醫、少林武功、丐幫等等的起源,他也有自己的解釋與定義,就連十二生肖,為何貓不在行列裡,他也要闡述,也因此有十三生肖島。 寫漢朝也挺有意思,除黃易《尋秦記》,過往長篇武俠鮮少處理秦漢。樓蘭未表示,仍是因為金庸的緣故,其小說集中宋元明清,「我不想重複寫,往下寫。你寫這些,一定受金庸影響,也會被拿來做比較。」若往更早朝代寫,就不會有問題。他強調自己像在「佔金庸的便宜」。但從武俠史的角度去看,先不談金庸佔別人的便宜也沒客氣過,武俠的良好演化本就需要新角度切入與詮釋。 另外,春秋戰國九流十家是很棒的武俠題材,樓蘭未講道:「有很多縫隙,可以安插自己的說法。」再加上,王莽篡漢立新朝,政權轉換居然沒有流血太匪夷所思了,讓他浮想聯翩,更想將小說時代安於西漢末,細寫武林組織、絕頂高手如何影響世間政權。 關於《光明行》有何核心思想,他直接表態,就是政治。樓蘭未臉上一半是黑暗一半是火焰:「在台灣,你沒辦法閃躲政治,就算受不了也沒辦法。每天都有很多憂傷、憤怒,所以《光明行》裝了很多我對政治的看法。」 金庸寫《俠客行》,談世間絕大多數人都不是俠客英雄,俠客不過講講好聽,實為俠客現形記。樓蘭未寫《光明行》也異曲同工,九部曲到最後,愈來愈慘烈灰暗,光明稀薄罕見。樓蘭未坦白書名:「跟光明一點關係都沒有。」 想起陰暗暴力狂虐可怕的電影《黑暗騎士》──有時,就是得走進濃濃深深的黑暗,在滿目絕望中,仍不喪失光明仍在前方的信念,而這不就是武俠嗎? 想要橫空降世的野望 《光明行》的寫作歷程為何?樓蘭未回憶,2012年離開台積電,但有一些工作後續要處理,直到2013年七月才開筆,於2016年九月完稿。 「我很幸運,」樓蘭未珍惜那段心無旁騖的時光:「很幸福的三年多,完全沒有別的事干擾。」不只是因為他有積蓄不用擔心生活,而是在他的年紀,身體、小孩、長輩等等,有問題也是常態。他感到很不可思議地:「但什麼事都沒有發生,我居然可以好好地寫完。」 寫《光明行》,根本沒預料到會變成巨篇武俠,起初他的想法很簡單,只是想透過武俠體例,寫自己的愛情故事。於是,跑去清華大學圖書館寫,寫上癮、愈寫愈多一發不可收拾,後來就固定到竹北的星巴克寫──從下午一、兩點到晚上七、八點,每天都要寫滿3500字。但星巴克生意有時沒位子,就會跑到住家附近的麥當勞。 樓蘭未分享當時趣事,星巴克剛開時,會有美女、長得漂亮可愛的小孩,如果有,他寫起來就特別順。不過呢,他乾笑道:「後來,每次去都是阿公阿婆,厭棄啦。」 樓蘭未想想又補充:《光明行》幾乎都是在星巴克裡完成的,結尾時卻是在麥當勞完稿。他有點遺憾,應該要從一而終在星巴克寫完。 樓蘭未本來不叫樓蘭未,他本姓徐,所以就以徐某為筆名。「但是被嫌棄了,說筆名很俗。」在鏡文學連載時,一直被逼交筆名,他走投無路了,從《光明行》取一角色名回覆。通過以後,他就變成樓蘭未。 他的人物群,也有不少是取自生活周邊,比如同學友人或聽過的名字,例如主角郎平,以前是有名的排球運動員,他很久沒聽人提過,以為沒人記得,結果,「巴西奧運時,赫然發現她是活躍中的教練。」 至於書名的用意?他很多年前就決定以後寫書一定要用《光明行》。他表示,那就像取孩子的姓名,預先想好的,跟孩子長大後的樣貌、個性,壓根沒相干。 最喜歡《光明行》的那些部分呢?「幽默啊,中後段有很多胡扯瞎掰的部分,像荒謬笑話一樣的東西,很精彩。」 對《光明行》的成績又有何期待?樓蘭未一邊乾笑,一邊展露野心:「我想成為從石頭裡蹦出來的,孫猴子。獨一無二,充滿原創性,不會跟誰牽連比對。」 武俠或許已經去聖渺遠,那些曾經輝煌燦爛的神聖壯大早已消散。但也就是在這樣I LOVE YOU無望的時代,真正願意寫、願意堅持的人,才是對武俠有大熱情。 而熱情正是讓石變為寶的最神奇元素。我這麼堅信。 是的,這是武俠人最好的時代,這是最能證明武俠自其有價值的時代。 或許樓蘭未就是武俠衰世所需要的、那位走穿黑暗與絕望的騎士呢。

【作家特寫】從渾身汗臭的男孩,到用故事承載民族使命的大叔——多馬斯

2017-08-22

放空思緒,試著把時空拉回高一新生入學那一天,新同學中有位男孩膚色與輪廓比他人深,說話帶著腔調,而且衛生習慣似乎不大好,經過他身旁總隱約能聞到一股汗酸味。似乎整個社會對原住民的負面刻板印象,都在他身上能找到一絲痕跡。你會帶著好奇心與他攀談,摸摸他的來歷?還是在心中默默畫下一道界線與他保持距離?或者,在那個青澀毛躁的年紀,你會脫口喊他一聲「番仔」,把他當成笑柄嘲弄一番,逞一時威風? 或許當年你的班上就有這樣一個男孩,但你早已不記得與他相處的片段。唯一能肯定的是早在畢業沒幾年,這男孩的身影就在你腦海中失焦泛黃,最終徹底消失,再也憶不起。但你不知道的是,對男孩來說,當時的每個片段,無論是羞辱霸凌或冷眼旁觀,都是無論過了多久也難以卸下的情感包袱。 一晃眼三十年過去,原住民在台灣社會是否已掙來真正的理解、尊嚴與平等仍有待商榷,但至少現下的社會氣氛已不容任何人再把「番仔」輕蔑地掛在嘴邊。而當年教室裡那個泰雅族男孩,在閱讀與寫作中找到了自己,靠著獨樹一格的原住民創作成了文學獎常勝軍,他的名字是多馬斯。 有過這樣的生命歷程,想像中多馬斯的人跟作品應該是沉重而嚴肅,但訪談那天他是如此幽默從容,即便談起十五歲那年從山區遷往平地後遭遇的種種歧視,語氣也雲淡風輕不帶一絲控訴。 「小時候在山上只知道自己的生活環境比較窮困,但是一直到了十五歲那年下山讀書時才意識到自己被當成異類,被人罵『番仔』。我們說話的腔調不一樣,生活習慣也不一樣,像是洗澡、刷牙,小時候在山上沒有這種規律的習慣,所以難免會有體味,就連老師經過都會問我有沒有洗澡。」有趣的是少時因口音被嘲弄的多馬斯,此刻說起話來卻字正腔圓。他說是都市生活磨去了腔調,他笑稱如今每回前往山區部落探訪時,這口都市腔反倒成了族人調侃的話題。 運用「穿越 」手法增添故事趣味性 在高中擔任國文老師的多馬斯,受訪時說起話來也像在教課,但不是那種說教式的權威語氣,而是有種一股腦兒想分享的熱誠。他沒有受訪老手那種幹練算計,問他什麼,常常說著說著話題就轉走,自顧自說起想說的。他就像悠遊在山林裡那陣自由自在的微風,天南地北遼遠開闊。這樣的性格也反映在他作品的多樣性當中。 多馬斯的創作,不論是放在原住民文學甚或整個華文創作領域中都顯得自成一格。雖然他的創作幾乎全是以原住民文化為背景,但他靠著情節與敘事手法上的複雜多變,用相同養分開出不同的花。好比此刻正在鏡文學網站上連載中的《獨白》,故事由國中校園少男與少女間若有似無的曖昧展開,卻因為少女在畢業前夕慘遭訓導主任性侵而未能開花結果。成年後的兩人在故鄉再度碰頭,陷入回憶的兩人,緩緩道出當年的悲劇如何讓他們不得不提前成長面對現實。多馬斯以一段原住民青少年的酸甜愛戀為起頭,帶出部落少男少女從山林走入社會的哀愁。字裡行間彷彿能聞到山林裡的青草味,卻也嗅得出一絲與現實搏鬥的血腥味。 而另外一部連載作品《異空間飛行》更是一部極具野心的史詩鉅作。他運用時下流行的「穿越」手法,描述一名飛行員在部隊演習時意外穿越時空,回到一九三零年的霧社山區。一頭霧水的飛官遇見了純真的賽德克族女孩,兩人跨越文化與時代的隔閡,產生奇妙的共鳴。多馬斯在《異空間飛行》中以虛實交錯的敘事手法,還原當年原住民族與日本帝國激烈交戰的悲壯。《異空間飛行》宏大的主題及歷史背景與魏德聖導演的電影《賽德克‧巴萊》頗有異曲同工之妙,但是多馬斯貫穿古今的魔幻寫實手法,卻又替嚴肅的歷史故事增添了幾分驚喜。 泰雅族的根本精神:永續經營 多樣化的主題與創作手法,讓多馬斯的作品比起刻板印象中的原住民文學更為易讀,也多了些娛樂性,然而娛樂他人並非他寫作的初衷。寫了十幾年的多馬斯說,時至今日,他仍是為自己、為族群而寫。最近醉心於栽種有機作物的他笑稱,自己其實最嚮往的是在山林過著耕讀生活,但偏偏他是個有使命感的大叔,利用正職空檔日以繼夜地寫,無非就是希望能透過作品讓族群延續。儘管完全恢復傳統已是不切實際的奢望,但至少要能將傳統的核心價值留下。那麼對他而言,泰雅族的核心價值是什麼呢?多馬斯說是「gaga」。「gaga」為泰雅族語,在不同情境下有不同解釋,難以用漢字直接對應翻譯。多馬斯說,「gaga」的根本精神,其實就是永續經營。 「很多人對原住民有很多誤解,例如覺得我們狩獵是破壞生態的行為。但其實原住民有很嚴謹的規範,好比說春夏是動物交配的季節,因此嚴禁狩獵。如果我們把山裡的資源都用完了,明年怎麼辦呢?很多人批評原住民不儲蓄,但山裡的資源都已準備好了,我們為什麼要儲蓄?社會對原住民的誤解,其實是因為漢人與日本政府強行將他們的價值觀加入原住民族,導致如今成了四不像。」從開始訪談以來始終談笑風生的多馬斯,說起原住民議題時神情顯得嚴肅,語氣也略為激昂了起來。 「全世界的少數族群都正在被強勢族群弱化消滅,從語言到傳統價值都在慢慢 崩塌。年輕一代的原住民雖然還保有原住民的臉孔,但卻已經沒有原住民的靈魂。語言藏有一個族群的古老密碼,形成語言需要非常長的時間,但是要消滅卻很簡單,一個『說國語運動』就幾乎讓原住民母語滅絕。所以我希望至少透過文字,讓讀者了解原住民的歷史與傳統。」多馬斯說道。 唯有新舊交融才能帶來生之氣息 正因為背負著這樣的使命感,多馬斯的創作不走老路,堅持以創新手法將原住民文學帶出新生命。但他也承認,寫了十幾年下來,雖然在文學界掙到了該有的地位,但作品卻只能在學術界流傳,成為研究生的論文題材,多少有些可惜。既然他的初衷是透過作品替原住民發聲,那麼想辦法提高作品能見度就成為最實際的課題。多馬斯直率地說:「我們都自爽啊,作品都只在這圈子裡轉來轉去。有些老人家甚至連電腦都不會用,該如何推銷自己的作品?我寫了這麼多年,也得過一些獎,不敢說自己寫得如何。但這次跟鏡文學合作,內心確實再度燃起一股念頭,心想或許可以試著行銷自己,把作品推出去。畢竟這是時代的趨勢。」 二零零六年,多馬斯曾以《雪國再見》獲得台灣文學獎長篇小說推薦獎,當時他在得獎感言中寫下這樣一段文字:「對我的族群來說,回顧近兩百年來的歷史,似乎與悲劇脫離不了關係,悲的因子來自侵略者與殖民者所延續百年來的不堪,凌辱了整個族群的完整的存在意識,時至今日我們已經是不折不扣的黃昏民族且血肉模糊,有無存在只消一念之間罷了。療傷止痛也許是我這一輩最大的使命,漸漸的慢慢的積極的走出歷史的陰霾,從強勢族群的夾縫中找尋一絲絲曙光,建構出族群的主體意識,說不定這個時代是原住民族再生的時代。」該篇感言距今已有十一年,問起多馬斯,十一年過去了,這段悲壯的文字依然能代表他對族群現況的想法嗎?多馬斯沉默地點點頭。

【作家特寫】飲馬人:讓鬼復自己的仇,來彌補人世間的缺憾

2017-08-03

飲馬人平常的打扮總讓人忍不住多看兩眼:頭梳髮髻、手戴佛珠,寬鬆的袍子,像是要上哪收妖降魔的道士。然他又不喜直接露臉見人,遇見需要曝光的場合,他便像永遠戴著大鼻眼鏡的宅女小紅一樣,將馬首面具往自己頭上一套,再怎麼悶熱也耐得了。他說他一向如此,以一種形式上的高調,來維持現實的低調。 現今多數讀者對飲馬人的認識來自他從2015年5月起的臉書粉絲專頁與ptt-marvel板的每日神異小說連載,殊不知他早在十多年前就以「飲馬」之名,浩浩蕩蕩地出過字數驚人的校園武俠小說。只是繆斯女神開他一個玩笑,在他初試啼聲不久後旋即離去,經過漫長的歲月之後才又回到他身邊,助他寫下《首部曲.靈異先生》、《湖濱大飯店》兩部「鬼島故事集」系列作品。雖然與過去的校園武俠類型有別,但節奏一樣明快,故事也俐落依然,「差別在於以前第一本書用的筆名是『飲馬』,還不是人。現在是人了。」他笑著說。 飲馬人的寫作,與他的人也有著雷同的氣氛:以最易吸引讀者興趣的型態,佐以部分幽默搞怪的設定,將你我再熟悉不過的場景情節,說成一個新故事。「重新寫作,剛開始是先寫一部以歐洲吸血鬼為主題的作品,寫完之後意猶未盡,覺得創作的興奮好像回來了,很開心,想繼續寫點什麼,不知道為什麼,就想寫鬼故事。」 「我以前是不敢寫鬼故事的。」飲馬人一臉嚴肅謹慎。「我相信有鬼,我覺得寫鬼故事就是在進行招喚。我不是怕,而是認為他們真的存在,所以不要輕易玩火自焚,不要招惹靈界。」畢竟開關一旦啟動會引來什麼,誰都不知道。 然而一直有股莫名的動力驅使著他,讓他決定將筆往神異領域探去。「正式動筆之前,我腦子裡浮現的第一個畫面是我阿公過世時,我們在燒紙紮屋的景象,於是我就從這裡著手。」寫著寫著,「鬼島故事集」的主角阿弦就被他寫出來了。 真實世界的英雄 身為主角,阿弦其實鳥鳥的、弱弱的,一點都不像擔得起什麼大局的模樣。事實上把飲馬人創造的角色一字排開,要說沒有一個稱頭也不為過。「我不寫超級英雄,在我故事裡的這些人,往往不會什麼靈通神通,甚至還會被別人耍得團團轉。」他總是敘寫一個個平凡的更生人,經過挫折、低潮,慢慢改邪歸正。「他們是英雄,只不過是很失敗的英雄。」飲馬人說,這才是真實世界,也才更貼近一般大眾。 但他又讓阿弦像那些名偵探一樣,老是遇到光怪陸離的事,日子過得不甚安寧。「你不覺得臺灣是個很適合寫鬼故事的地方嗎?我相信在這座島上的人,每個都有一缸子的鬼故事可以講。」──我的叔叔的阿姨的鄰居的朋友看得到、我學校在日本時代是墳場、我念的小學以前是刑場……諸如此類的吹噓或耳語,常常是人們在聚會時拿來熱場的起手式。「更直接一點,當我告訴你:『我跟你講一對母女的故事』,和『欸我跟你說個鬼故事』,哪一句更能引起興趣?」就像看恐怖片總是雙手摀臉又忍不住從指縫中偷看,多數人對靈異故事又愛又怕,神祕、詭異、八卦感,充滿十足的娛樂性。「對我來說,寫連載小說是自娛娛人,開心就好。」與其在意文壇地位或文學評價,飲馬人更希望寫出和其他人不一樣的鬼故事,在大眾領域得到更多共鳴。 於是他寫鬧鬼,寫招魂,寫魔神仔,還誤打誤撞地寫出一幢真實存在的靈異飯店。行文結合在地宮廟、王爺信仰、乩童背景、神將文化,從荒郊野外到都會豪宅,哪裡有鬼,他就往哪裡寫;神、鬼、在地、土味交融一氣,為臺灣神異小說打造出一片嶄新風貌。 張牙舞爪下的苦衷 說諧星不好笑是犯其大忌,但如果你對飲馬人說「你的鬼故事一點也不恐怖」,他倒不以為忤。「我的重點不是嚇人,恐怖的敘述都是看劇情所需才出現。」他慢條斯理地解釋,「而且我相信鬼之所以要嚇人多半有苦衷,與其單純賣弄嚇人情節,我更想探究這個鬼為什麼要嚇人。」脫去那些青面獠牙、腐臉亂髮,再駭人的鬼,懷著的也許是一顆飽受委屈的心、一段不被了解的過去。「當我們抽絲剝繭,瞭解那些背後的故事,你就不會害怕,取而代之的可能是同情。」這是飲馬人最想塑造的溫暖,從來都不只是販賣恐怖而已。 何況有誰真的見過鬼嗎?總是在鬼故事創造出來的反差當中,才知道原來最恐怖、最險惡的都是人,不是鬼。「現實世界有太多不公平,太多不能說話的冤魂,太多正義無法伸張。」也許並沒有鬼,也許鬼不會替自己追討正義,但人們心中永遠都會渴求那股正義的存在。「假使天道不彰,那我就投射在一個鬼身上,讓鬼復自己的仇,來彌補人世間的缺憾。」這才是飲馬人撰寫「鬼島故事集」的初衷。 「我還是比較偏傳統一點,會想把一些我們從小聽到大的傳說、老一輩對我們耳提面命的古早叮嚀、人生警示,融入小說當中。那都是很溫暖的智慧,也有著相當強大的力量,不只能和主角碰撞出新的情境,還能加強作品的說服力。」他總笑稱自己還是帶有一點講善勸惡的老派期望。或許在這凡事求新求快的時代,唯有老派才耐人深究咀嚼。

【作家特寫】林剪雲:這些人就是生活在我周遭的人

2017-07-18

聊到二二八事件,林剪雲先回憶起她還在念大學時,回到屏東老家的夏日某天。 「那時放假,我返鄉回家,穿著短褲在床邊半坐半躺。躺著躺著也沒什麼事,突然我一個念頭,想到之前在圖書館某本書上看到二二八事件這個詞,但絲毫不知來龍去脈。我就隨口問了在旁邊的老爸:『阿爸,啥密是二二八事件?』 我爸那時手上不知道在忙什麼,聽到這句話,像被什麼打到一樣,停下手上的事,一言不發地走過來。我本來以為他要拉一把椅子坐下好好告訴我什麼是二二八,沒想到他脫了腳上的木屐、直接往我大腿用力一揮,啪地一聲清脆響亮;然後丟下一句話:『拗蓋攏麥賽出企外靠供加!』(以後在外面不可以講到這個)」 從小學三年級起總是名列前茅、不曾被父親痛打過的林剪雲,竟然在上了大學、成年之後,因為「二二八事件」這五個字,被老爸拿木屐招呼,痛到她當場飆淚。「你就知道在那個年代,這件事是禁忌到什麼程度了。」 一段空白的歷史 那約莫是1977年,台灣還處於戒嚴時期,學校教科書一派歌舞昇平、讚頌領導英偉;黨外運動則在全台各地日漸風火蓬勃。校園高牆將屬於台灣的黑歷史隔絕在外,同年年底中壢事件拉起往後街頭運動的序幕,美麗島事件再隔兩年就要發生,空氣中則不時流動著白色恐怖的肅殺。一般人遭到長輩如此喝斥後應當退縮,但那一記痛擊讓反骨的林剪雲燃起更熾烈的好奇心。「我想知道這件事情到底是怎麼回事,怎麼會這麼嚴重?」更有甚者,她開始意識到台灣史並不像學校教的那樣,而是有著好大一塊空白,或說黑幕。這讓她早早就下定決心:一定要把台灣的近代史寫完。 將近40年前埋下的種籽,到現在才結出第一顆果實。這段醞釀的期間,林剪雲從1989年第一部長篇作品《火浴鳳凰》出版以來,不只小說,還編劇本,如《火中蓮》、《斷掌順娘》、《路長情更長》等,從有線台到無線台都有她的成果。特別是無線台的編劇經驗,因為每部戲都是將真人實事搬上螢幕,林剪雲自此從閉門造車的小說家,變成到處與人聊天的採訪者,甚至有過寫一檔戲就訪上一百多個人。「我的採訪工夫,可以說是從編劇這邊所累積的。」而這些工夫,到了「叛之三部曲」要準備開花結果時,便紮紮實實地派上了用場。 「叛之三部曲」首部《忤》是浩浩蕩蕩16萬字的鉅著,故事從1946年說起,圍繞在屏東萬丹首富鼎昌商號李仲義後代李其昌,與其子李子慶、李子毓家族,以及自泉州冒死渡過黑水溝來台打拚、輾轉落腳萬丹販售小食的林伯仲,兩條主線,一富一庶,細細勾勒起當年台灣南方的豐饒繁盛,呈現有錢人家和一般百姓在政局動亂之時,個別面臨的艱辛與危險。 《忤》的事件主軸即是二二八。為了寫出最接近實際的情節,林剪雲字字句句詳加訪談、考證,從大戶人家使用的物品,到底層民眾的日常生計,一事一物都追查得上窮碧落下黃泉。民生瑣事即已用力如此,遑論那些牽動人心的歷史。回溯起來,《忤》最初始的電腦檔案,竟早在2003年就已存檔。十多年來,林剪雲真正花在書寫的時間上並不多,「很多時間是用來考據、用來傷心、用來難過。」 林剪雲本身就是屏東萬丹在地人,對自己的考據成果也相當自信;但傷心難過,又是怎麼回事? 真實比小說更令人傷心 問題一拋,林剪雲略有停頓,再開口時竟語帶哽咽。「因為這些人就是生活在我周遭的人。」 原來在《忤》當中,主角子毓留下的遺腹子,是林剪雲的鄰居兼同學。「我從來沒見過像她這麼美,卻又這麼孤獨寂寞的女孩子。我從旁看著她,愈感受到這家人的孤苦伶仃。所以當我在寫李家的遭遇時,我自己都很崩潰。」雖然兩人早已失聯,但林剪雲對子毓之女的悲痛共感,至今仍相當深刻。 然而《忤》的書寫還是面臨查證上的困難。「台灣近代史到現在還是有很多事件無從查起,除了盡力挖掘史料,還要拜訪很多耆老。」先不說近代台史研究者基於立場不同的眾說紛紜、莫衷一是,走訪地方耆老所得的內容也不完全正確,更多的是吞吞吐吐含糊其詞,或直接丟來一句「抹記啊啦」。即使解嚴業已30年,即使現代台灣號稱民主自由,許多走過那段黑歷史的人們,提起往事仍舊選擇三緘其口。畢竟在當年,就連沉默,都不見得是明哲保身的解藥。 可能林剪雲比其他歷史小說創作者幸運的一點是,其他人必須消化諸多文獻,才寫得出一個故事,但她就成長於她筆下的大營裡。「我看過有錢人的生活,也看過底層人的生活。當我面對這一團各說各話的混亂時,我就看身邊人的遭遇是什麼,去回溯出哪種說法更接近真相。」她從真實的人物出發,撰寫他們的境遇,再往上與歷史層層相扣,渾然天成地造就了這部各項細節都能栩栩如生的作品。 我只是呈現台灣人一路以來的尋覓與掙扎 三部曲分別定名為《忤》、《逆》、《叛》,第二部預計以美麗島事件為主軸,第三部則落定在太陽花學運,都是顛覆政府當局的事件,用現在的話講,無非是著眼於「暴民們」,但也可看出在不同時期,叛亂者從「唯一死罪」,如今可站上公堂,爭取更多民主權益。這是時代的演變。 然不少學者如李敏勇、戴寶春,都對林剪雲的規畫表示擔憂,認為無論美麗島或太陽花,都尚未真正入史,要寫成歷史小說言之過早,容易引起爭議。「但怎樣才算歷史?歷史小說又該怎麼定義?這也是我很想追問的。」二二八到白色恐怖,時間太接近,很多當事人或其家屬都還在,很多事情也尚未水落石出,弄得不好,林剪雲還可能因此鬧出官司。不少人建議她改寫已經蓋棺論定者,以免惹禍上身。「但我想寫的是事,不是人。而且從近代史到現代史,是真的和我們息息相關的。或許寫沒有人會跳出來指指點點的東西會比較安全,只是那樣的話,近的事情不就永遠沒人寫了嗎?」 只要扯上政治,不免就萬般艱難,永遠都有人要你表態,要你選邊站。「的確有讀者說我在《忤》當中對日本的責難不夠深。但我該寫的都寫了。該有什麼感想、什麼結論,是讀者自己要去想的。」身為小說作者,最大的責任是把故事講好,而非藉文批判,甚至宣揚自己的立場。「如果我要批判,那我應該寫的是政論,不是小說。」 「這些人、這些故事本來就存在,我只是確認史實之後,把它們寫出來。我沒有特別要去指責或說服什麼,我只是呈現當代的狀況,呈現各世代台灣人一路以來的尋尋覓覓、掙扎、犧牲。我要說的就是這些。」

【作家特寫】林慶祥:我只是寫了三個想回家的人

2017-06-29

「小弟是妳的,伊是恁張簡家的孤子,對志雄來說,伊小弟幾百個,不差這一個,阿瑞仔也不是會幫公司賺錢的幹部,講卡歹聽,恁小弟生雞蛋的無,放雞屎的有,減一個沒差,飼太多擱呷了米。若對我來說,偷偷放小瑞走,是犯法的,會害我嘸頭路,妳隨便到警政署檢舉,我就下課了,尚蓋好是恁小弟乎黑道的殺手打死,嘿嘿!攏無證據,我就安全了,但為何我要告訴你這些?因為人是有感情的,要講義氣,我陳江在江湖上站得起,不只靠警察身份,是我敢相挺、有原則,志雄有伊作老大的氣魄,我嘛不輸他,阮攏是愛伊好、驚伊死」。 他最後再補一記回馬槍:「阿妹仔,我今天跟你講的話,妳去跟志雄講嘛嘸要緊,但是,未來的代誌安怎變化,無人知道,我勸妳對任何人攏要有所保留,聽聽就好,對我、對志雄攏仝款(同樣),妳尚好連我嘛莫全部相信,妳自己判斷,但別忘了,如果妳覺得需要我這個老大的時陣,可以來找我,我是警察,有法律約束跟立場,我不是流氓,不需要靠殺手恐嚇擄肉(綁票)來賺錢」。 短短兩段敘述,或可稍稍拼湊出故事的樣貌:對話者一男一女,女方的弟弟小瑞是黑道老大志雄的小弟;發話的男方是個刑警,在此無法判斷官階,主要目標是小瑞;而女方因弟弟的關係成了夾心餅,誰都信,也誰都不信。 這只是林慶祥首部長篇小說《刑警教父》中的一個場景,但已足夠讓人嗅到這部小說當中的氣味:警察、黑道、江湖、義氣、勾心鬥角、爾虞我詐,與不得已。 沒有英雄的世界 林慶祥的小說裡沒有俊男美女。他筆下的警察們,沒有誰是可以一次打十個的不死英雄,也沒有出入槍林彈雨還能一臉痞樣談笑風生的最佳男主角。在《刑警教父》裡,無論是警界的刑事小隊長陳江、黑道大亨陳志雄,或是雙方因著不同目的共同鎖定的頭號槍擊要犯小瑞,沒有一個是英挺偉岸的角色(在聊到若作品改拍成影視劇該由誰來演出時,林慶祥針對小瑞一角還特別強調:不能是帥哥)。卻也因此,書中情節的種種描述,都不再是螢幕/銀幕那端的雲端想像,而是拳拳到肉、黑白兩道的血淋淋人生。在當代為數不多的台灣犯罪小說中,《刑警教父》的出現,無疑為社會寫實路數的類型作品添了一枚生力軍。 警政線跑了十多年的林慶祥,說老還不至於,但早也累積了一大資料庫的故事等著倒出。「我想寫這部小說想了很多年。應該說,從我知道這些事,就一直想把它寫成小說。」搖筆桿的人,多半抱著寫小說的夢,何以拖沓到年近半百才以新人之姿出道?「年輕時有很多時間可以寫。那時還沒結婚,那個年代在日報工作,壓力也不像現在這麼大。但說真的,那個年紀,寫小說哪有比去酒店喝酒、比跟黑道、業者、警察混在一起好玩?怎麼可能下班乖乖回家寫小說?當然是朋友喊了就走啊。」林慶祥說話豪爽,直率且坦白,「尤其那時警紀風氣很差,我只要打三通電話,一定會有人正在酒店喝酒,叫你趕快過去。你還會回家寫小說嗎?時間就這樣蹉跎了。」 初入行的記者,人脈重於文筆,「剛開始忙著建立自己的名聲,擔心認識的人不夠多。」記者最計較自己的聯絡資源夠不夠廣,遇到刑案知不知道要問誰、能不能問到對的人?為什麼別人問得到自己問不到?為什麼這個分局的隊長會把訊息透露給誰,就是不告訴你?凡此種種,都關係著記者生涯的光明順暢與否。「所以你會把很多心力花在這裡,一方面是工作需要,一方面也是自己愛玩。」畢竟沒有人就沒有線、沒有來源。「所以年輕時的確過得比較……紙醉金迷吧。」他乾笑,流露出一點尷尬。「但寫小說的念頭一直在,午夜夢迴時會很愧對,幹,自己怎麼這麼不認真、這麼鬼混。也想過要先寫點短篇小說,但都沒想到什麼好的idea……」講沒兩句他又大手一揮:「啊其實都只是想想而已啦,還不就是懶。」他放棄替自己洗白了。 不看好也要完成 2011年前後,林慶祥幫高雄市長陳菊打完選戰後離開市府。「當時在家連續糜爛了好多天,每天都跑出去喝酒。突然某天一個念頭闖進來:幹,我如果再不寫,這輩子永遠都不會動手了。於是電腦打開,想了開頭,就寫了。」他頓了一下,不無擔心地問了一句:「所以開頭很弱喔?」 還來不及回答他弱或不弱,他又喃喃地自白,「寫到一半時無以為繼,不知道怎麼寫,中間停了好久。寫到後來甚至會覺得:它值得寫嗎?我寫得完嗎?這麼爛,值得再寫下去嗎?」每一章寫罷,林慶祥都沒有多邁進一步的喜悅,而是從自己的寫作能力到技巧,各種自我質疑反覆不斷。「一直到後半我才有點自信要把它寫完。」但不是終於認為自己寫得好,「那時想的是:即使真的很爛,總也要把一件事情完成。」是這樣的信念推著《刑警教父》走向結局。「我自己從頭到尾都沒有很看好它。」他說。 「會寫不下去的另一個原因是,最初我只有隱約的想法和人物,沒有先想好大綱,也沒有結局,那種『不知道下一步怎麼走』的情況真的很痛苦。而且我太耽溺於自己對警界生態的瞭解,光是開頭的監聽我就寫了一大堆。這都不是好事。」對自己寫作上的缺失,林慶祥看得比誰都清楚;而「第二本一定要把大綱都弄好再動筆」這句話,在整場訪談中大概出現了八百次,足見這種「邊演邊生劇本」是多麼折磨。 善惡無關黑白 然也因為林慶祥對警界生態的瞭若指掌,讓《刑警教父》擁有難以摧折的堅實骨架。他在台灣警紀風氣由濁轉清的關鍵時期進入新聞圈,那段警察比黑道還囂張的年代,他雖未能躬逢其盛,卻也耳聞不少。警政新聞的長期磨練,讓他懂得什麼時候可以適當探究,什麼時候可以硬起來翻桌;什麼時候該放軟打聲招呼,而什麼時候該閉上嘴。這些都滲入了小說裡,成了血肉。「寫警察,這是我最熟悉的題材,我和這些人也是有感情的。」 「我對警察很熟,一直想寫的也是警察的故事。每一個想動筆寫小說的人,心裡一定有你關心的事。警察就是我所關心的。」 在林慶祥的小說裡,無論是遊走黑白兩道的刑事小隊長陳江、試圖金盆洗手的黑道老大陳志雄,或亡命天涯的小瑞,都有雙手染血的時分,也有顯露人性光輝的瞬間。「這部小說裡幾乎沒有好人,也沒有誰是真正的壞人。只有三個想回家的人。」陳江想安全下莊退休養老,志雄想海撈一筆拍拍屁股走人,小瑞想回到故鄉侍奉雙親。他們各懷鬼胎,也各有心軟。黑道不全為惡,警察更不是永遠的正義代表。在林慶祥所認識的警察中,不乏陳江這樣一手犯著某些惡行,轉過身面對本業又兢兢業業者。「貪汙索賄、智勇雙全,都可能並存在同一個人身上。很多英勇殉職的警察也是很黑啊,平常違法的事情一件都沒少幹過,碰上要拚命的時候,熱血一沸騰也是往前衝。所以你要怎麼論定一個人?」 所以又回到陳江對小瑞胞姊講的話:「……人是有感情的,要講義氣,我陳江在江湖上站得起,不只靠警察身份,是我敢相挺、有原則,志雄有伊作老大的氣魄,我嘛不輸他,阮攏是愛伊好、驚伊死」。置身白道,卻與黑道相互比擬、爭一口氣,刑事教父比誰都要更懂得翻雲覆雨;善惡之間,或許連一線之隔,都稱不上。 資深記者談記者:關於合法傷害他人的權力 在和林慶祥聊他的工作經歷時,他先講結論: 「我這輩子只幹過兩個工作,一個就是記者,一個就是應付記者的人。」 林慶祥是宜蘭孩子。中興大學歷史系畢業後,覺得在家鄉不好求職,就跑到台北找工作,找了兩個月還是沒著落。某天一個朋友邀他到台中家裡喝酒過夜,次日一早兩人買了份報紙坐到麥當勞看台中的地方徵才廣告,發現有家《震撼》雜誌在徵記者,就去了,自此踏上新聞路。「我從沒想過要當記者,一生隨波逐流。」他笑。 從泡茶聊天到公事公辦 在《震撼》雜誌待了一個多月,老闆跑了;1996年年底輾轉到彼時剛復刊的《台灣日報》,從環保、區里新聞開始跑,之後轉到警政線,一待近10年,累積了他絕大多數的資源與人脈。2006年《台灣日報》收山後,他到《民眾日報》沾了一下,隨後進入公部門任職,成為他口中的「應付記者的人」。過幾年撤出公部門,重新披上記者戰袍,回到新聞現場。 20年前當記者,和現在幾乎是完全不同的生態。「小時候多可憐啊,(為了新聞)每天晚上都要去陪警察泡茶,還帶宵夜去請他們吃,坐到三更半夜。」警政線的記者與警察關係亦敵亦友,有親密換帖的時刻,也很容易因立場相對而起衝突。和警察日夜「搏諾」(台語,意指建立交情),不只是為了不知哪天會到來的大新聞做準備,更是彼此之間的信任感。「當然我們和警察還是會互譙:『幹,條子都靠不住』、『媽的,這些記者,說變臉就變臉』,但信任感都還是在。」然現在的年輕記者與警察,大家都成了行禮如儀的上班族,少了互動,也省了獨家。一切都由秘書室發新聞稿,或用LINE發群組。公事公辦,不需攀附談交情,但也缺了衝激的火花。 「現在的記者,坦白說,比較沒有實力。想(用報導)修理人,也不知道從何下筆,修理不到痛處,人家也不會怕你。這個社會很現實,很多東西都是交換來的,你有實力人家就會尊重你。警察也是。」 即時當道,技藝不再 所以現在記者比較好當嗎?「難。」林慶祥簡單吐出一個字。老鳥如他,也同樣面臨著即時新聞的壓力。「現在報社重視即時,比重視一般新聞更甚,很多新聞專業就這樣被犧牲掉了。」已經不是先求有再求好,而是有了就好。「你不能否認新聞它是一門技藝。從題目為何產生、怎麼寫、怎麼瞭解事情的輪廓、怎麼表現,都是技藝所在。」但現在這門技藝的原則和工法,為了搶時效、充版面,往往被迫省略。「就像做鞋。一雙好的鞋,該怎麼縫、該縫幾針,要做到才穿得耐久。假如隨便縫一縫,只求有個鞋樣,當然穿不到幾天就壞了。」林慶祥搖搖頭,噴出一口煙,不知是替年輕同業嘆息,還是替自己。 說起鄉民最常嘲弄的那句話「少時不讀書,長大當記者」,林慶祥還是搖頭。「記者這個行業,入行門檻很低,而且是愈來愈低。但無論時代怎麼變,要當個好的記者,永遠是那麼難。」感覺上這個職業一直被貶低,「但你會發現,社會上有三種人,只要一提起,大家都沒好話,可是一出事,又很希望自己有這樣的朋友,就是民代、警察、記者。為什麼?因為這三種人有合法傷害他人的權力。」簡單幾句,帶出記者令人又愛又恨的原罪。林慶祥把手上的菸彈熄,不再多說。再問他,那怎樣是好記者?他沉默好半晌。 「沒有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