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廖書逸／圖・翻攝自企鵝藍燈書屋官網英美兩大出版社費伯（Faber）與克諾夫（Knopf）剛剛於6月16日聯合宣布，將於明年三月推出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石黑一雄的全新著作，一部融合了音樂主題與幽默調性的間諜冒險小說。這部名為《蘭伯特小姐踏入危險》（Miss Lambert Steps Aboard Danger，中文書名為本文暫譯）的新作將是石黑一雄的第九部長篇小說，背景設定在1930年代、二戰爆發前夕的英國倫敦，描述神祕的蘭伯特小姐與一名音樂廳的狂熱愛好者相遇的故事。出版社的公告寫道，「在這個故事裡，所有事情都和表面所見的不同。」費伯出版社的出版總監安格斯・卡吉爾（Angus Cargill）表示，這部作品「融合了石黑一雄對音樂、藝術和電影黃金時代的熱愛，將為他的作品集帶來令人玩味的新轉折。」而克諾夫出版社的總編輯喬丹・帕夫林（Jordan Pavlin）則將這本書形容為間諜小說與伍德豪斯（P.G. Wodehouse）式幽默的完美結合。「讀者將感受到小說人物在故事中所流露的喜悅、他們天生的善良、令人感動的英雄之舉，以及那種甚至會讓他們突然唱起歌來的純真與活力，」帕夫林在聲明中表示，「我相信沒有任何讀者能夠抗拒蘭伯特小姐的魅力。」石黑一雄出生於日本，五歲時移居英國，其所有作品皆是透過英語創作。他是暢銷小說《別讓我走》（Never Let Me Go）的作者，曾以小說《長日將盡》（The Remains of the Day）獲頒1989年的布克獎（Booker Prize），並於2017年因「他充滿強烈情感的小說，揭示出我們與世界連結的錯覺底下的深淵」而獲頒諾貝爾文學獎。《蘭伯特小姐踏入危險》將是石黑一雄自2021年的科幻小說《克拉拉與太陽》（Klara and the Sun）以來，睽違數年推出的第一部長篇小說。他最近期出版的著作，是2024年的歌詞集《那個我們在雨裡跨越了歐洲的夏天》（The Summer We Crossed Europe in the Rain，中文書名為本文暫譯），書中收錄他長期為美國爵士歌手史黛西・肯特（Stacey Kent）所撰寫的歌詞。除了將有全新小說作品問世，全球的石黑一雄書迷們還有另一個值得期待的好消息：由紐西蘭名導泰卡・維迪提（Taika Waititi）執導的《克拉拉與太陽》同名改編電影預計將於今年十月上映，主角克拉拉將由《星期三》主角珍娜・奧特嘉（Jenna Ortega）飾演，母親的角色則由演技派女星艾美・亞當斯（Amy Adams）擔綱，石黑一雄本人也以監製身份參與了製作。

作者／徐淑卿2024年10月韓國文學的英譯者，也是2025年國際布克獎評審Anton Hur，正在線上與評審團開會時，他以為英國發生了地震，因為有一半的人突然跳起來。他靠近鏡頭問，那邊發生了什麼事？有人跟他說，韓江得諾貝爾獎了。這年國際布克獎評審團主席Max Porter，正好是韓江《素食者》英國版編輯，只見他一臉不敢置信的站起來。Anton說，他向Max道賀，因為此刻他想向某人道賀，而Max似乎在邏輯上是離韓江最接近的人。其他人可能也有類似想法，因為他們開始向Anton道賀，雖然Anton沒有翻譯韓江的書，但他是韓國人。Anton Hur出生在瑞典，住過香港、衣索比亞、泰國，而後返回韓國定居。他不僅自己創作，也是申京淑、鄭寶拉、朴相映等作家的英文譯者，2022年鄭寶拉、朴相映同時入圍國際布克獎的作品，都是出自他的手筆。2024年10月30日，他在英國文學雜誌《Wasafiri》發表一篇文章〈我們抵達了：Anton Hur談韓江獲得諾貝爾文學獎〉（We Have Arrived: Anton Hur on Han Kang’s Nobel Win）。難以言說的真相，韓江用文學做到了所謂抵達，不僅是經歷高銀、黃皙暎等一次又一次期待落空後，韓國作家終於得到諾貝爾文學獎。或許，也是因為，文學抵達了他曾以為不可能言說的真相。Anton說，光州事件和濟州四三所有的紀錄和記憶都被迫埋葬。為了掩蓋或淡化這兩個暴行，無數人生被摧毀。許多行動者、作家與普通公民，僅僅因為說出真相就喪失生命。對於1980與1990年代成長於韓國的人來說，向非韓國人解釋這段民族創傷幾乎是不可能的事。因為必須先釐清的錯誤資訊太多，需要回答的疲憊問題太多，試圖扭曲歷史真相的西方利益也太多。但這些他曾經深信不可能完成的事，韓江只用一本書《少年來了》就做到了。Anton寫道：「真正令人動容的，不只是這本書本身，而是某種我以為永遠無法成為文學的東西，竟然被寫成文學。這使我作為一個讀者、一個譯者、一個寫作者，都得到釋放。它讓我看到：真相，儘管看似我們所擁有的最微弱、最脆弱的東西，卻也是最持久的。因此，也是最強大的。」在這篇文章中，Anton提到一個問題，西方世界是怎麼理解韓江作品的？他說，隨著韓江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韓國這場歷時數十年的歷史修正，似乎接近完成。但是這個歷史意涵，在西方媒體中大多被忽略，這可能是出自無知與種族主義。因為將韓江得獎解讀為在一個厭女社會中的女性主義勝利，當然更為容易，雖然這確實也是其中一個面向，但也讓人懷疑白人得以藉此掩蓋自身的反女性與殖民暴力。如何與為何，邊陲與中心的不同視角2025年喬治城大學學術期刊《Gnovis Journal》有一篇文章〈邊陲的晉升：韓江諾貝爾獎與文學承認的政治〉（Scaling the Periphery: Han Kang’s Nobel Prize and the Politics of Literary Recognition），則看到另一角度，為什麼韓國媒體迴避韓江作品中的女性主義？作者崔智秀（Jisoo Choi，暫譯）以法國文學評論家帕斯卡．卡薩諾瓦（Pascale Casanova）世界文學「中心和邊陲」的理論框架，選擇2024年10月10日至31日韓國《朝鮮日報》、美國《紐約時報》、英國《衛報》三家媒體關於韓江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文章，進行分析。崔智秀認為，作為邊陲，韓國媒體關心的是，我們是如何走到那裡的？中心關心的則是，韓江的作品為何在這裡占有一席之地？因此，韓國媒體主要聚焦於韓江如何取得這一成就，將其獲得諾貝爾獎呈現為一項民族勝利。由文化中介者、翻譯基礎設施和機構支持的協調努力共同促成，使她得以在全球文學場域「晉升」。相較之下，美國和英國媒體聚焦於韓江的作品為何被認為值得諾貝爾獎，將她塑造為一個「局外人」，其「奇異」而「實驗性」的寫作為她進入全球文學正典提供了正當性。在論文中，崔智秀指出，韓江作品中富含女性主義的批評，尤其是《素食者》，被認為擄獲全球讀者的心；但韓國媒體相比之下，則聚焦在其寫作的歷史和政治角度，主要是《少年來了》。作者認為，《朝鮮日報》將她的獲獎定調為「因歷史意義和文學價值而獲得認可」，對女性主義隻字未提。這反映了一個父權仍然濃厚的韓國社會，似乎不願意面對韓江寫作中顯而易見的女性主義意涵。翻譯文學要在國際性的文學獎獲得肯定，必須經過繁複的過程。需要譯者，需要版權代理，需要國外出版社的慧眼，最後則是經過文學獎評審的考驗。因此韓國媒體的核心問題是：在實現如此里程碑式的成功中，發揮關鍵作用的策略是什麼？在韓國翻譯基礎設施的機構中，如果官方缺席，私人贊助仍然可以讓優秀作品保有機會。如在朴槿惠主政時期，韓江曾被列為黑名單，沒有獲得官方翻譯補助支持，當時補助《素食者》翻譯成英文的，是與教保文庫有關的大山文化財團。中國當代文學何以逐漸邊緣？或許我們可以依此思考，中國文學的翻譯作品，越來越被視為邊緣，是否與他們的作品必須逃避政治與敏感議題，因此被視為馴服或過濾，而不被信任其文學價值有關？香港一家英文網站RADII，2020年曾刊登一篇文章〈中國文學翻譯出了什麼問題？〉（What’s Going Wrong with Chinese Literature in Translation?），作者Dylan Levi King一開始便問，為什麼中國讀者閱讀的書，和在國際上被閱讀的中國文學翻譯作品，有如此大的不同？關鍵可能在於，國際社會對中國文學期待的功能是「解釋中國」，中國文學應該講述什麼故事？而這是現在的中國，無法提供的。Dylan Levi King說，典型的閻連科新作評論，主要是剖析他的政治立場，他受到國際評論界歡迎，似乎更多源於溫和的異見立場，而非他的文學成就。而莫言即使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仍引起黨員身分是否抹煞他作品中可能具有的文學價值的爭論。作者參與翻譯蔡崇達的作品《皮囊》，這本書雖然是暢銷書，但因為對中國當代政治幾乎隻字未提，因此在2020年尚未找到國外出版商（此書英譯版已在2021年出版）。而當時在西方受到矚目的則是方方在新冠疫情期間所寫的《武漢日記》。作者也提到，現在中國文學能被翻譯成英文的非常少，2019年約20本。「即便是那少數得以譯成英文的書，閱讀量也寥寥無幾。許多書由學術出版社或小出版社出版，沒有任何推廣預算。它們鮮少獲得主要刊物的書評。」Dylan Levi King 點出西方期待與中國作品之間出現的落差，但「邊陲」文學如何可以藉由翻譯流通到世界文學的「中心」，或許遠比這個更為複雜。村上春樹全球聲望的形成日本文學教授也是譯者史蒂芬·史奈德（Stephen Snyder），2017年在《Literary Hub》發表一篇文章〈村上效應：論易於翻譯的文學潛藏的同質化危機〉(The Murakami Effect: On the Homogenizing Dangers of Easily Translated Literature)。他長期關注翻譯出版的運作邏輯，像是什麼被翻譯，如何被翻譯，以及如何在另一個文學語境中被行銷和消費。他認為，翻譯的流通最終受制於出版業更宏觀的經濟利益，而這些利益塑造了一個翻譯文學的正典。這個正典可能與原語言文化中的正典面貌迥異，卻在左右那個文化或國家被外界感知的方式上，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他分析了村上春樹如何作為日本「國民總酷值」（Gross National Cool）最重要的文學代言人，以及他全球聲望的形成。與此成對比的則是水村美苗對翻譯的近乎抵制，後者較為人知的作品是《本格小說》。史奈德認為，村上本人具有多產美國小說譯者的豐富經驗，讓他深諳作品在翻譯中的命運，以及要讓作品對目標文化的讀者清晰易懂且具吸引力，需要做些什麼。他對自身全球事業刻意經營。更換譯者，更換文學經紀人，更換出版社，更換編輯；尤其身為雷蒙·卡佛的譯者，他研究和翻譯了這位長期在《紐約客》發表作品的作家的每一個字，因而在日文中創造出《紐約客》式的文體風格，這也使得他成為最頻繁在這個刊物發表作品的作者之一。而從小生長在國外的水村美苗，擁有極佳外語能力，但或許因為生長在國外，日文成為她精神的居所，因此她在寫作上更追求掌握日文的精細幽微，使得她的作品幾乎是對翻譯的一種抵抗。雖然《本格小說》等作品翻譯成英文後評價不錯，但是她第一部作品《續明暗》，是接續夏目漱石未完成的小說《明暗》，如果對這部作品不夠了解，就幾乎無法閱讀《續明暗》，因此這部小說沒有英文版。史奈德在這篇文章提出的問題是，村上的作品之所以在翻譯中大獲成功、找到全球讀者，正是因為它從誕生之初便是為翻譯而生。如此，國外出版社在日本尋找「下一個村上」，是否會讓被選擇的易於翻譯的日本文學有同質性的危機？這個擔憂在海外出版社尋找類似村上的暢銷書時，也許可以成立，但是若要進入所謂中心的「文學正典」，可能有著不同的邏輯。韓江的作品不是為了翻譯而生，剛進入今年國際布克獎決選名單的《臺灣漫遊錄》雖然一開始看似一部翻譯作品，但它也不是為了易於翻譯而生，甚至國際布克獎評審強力建議閱讀這部小說時，不能錯過注釋。如果聲望加冕可以鬆動創作的障蔽來自「中心」的注視，是一種聲望的加冕，如果僅從「需要這種肯定，才能確立一部作品的文學價值嗎？」來思考，的確令人感覺不適。也早已有人擔憂，現在若沒有英文翻譯版的作品，是否就會被視為失敗之作？但是，聲望的加冕，也可能提供不同視野。比如Anton Hur說，韓國的文學小說和類型小說涇渭分明，在進入國際布克獎短名單後，鄭寶拉的奇幻恐怖小說《詛咒兔子》才被放在韓國書店的文學小說區域。而《臺灣漫遊錄》剛出版時，小說採取的形式也曾引起以為是真實人物回憶錄，卻其實是虛構小說的批評。但是在國際布克獎決選評審的看法中這卻是精妙之處：這部小說巧妙運用了「翻譯回憶錄」常見的格式，像是前言、注腳和後記，為主線故事增添出人意料的層次，甚至還藏了一個打破第四面牆的小彩蛋。如果他人之眼，可以因為提供不同視角，讓創作的障蔽可以鬆動，讓創作者擁有更多實驗空間，這也是一件美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