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淑卿1965年美國作家詹姆斯·洛德（JamesLord）出版了《AGiacomettiPortrait》，描述自己在巴黎擔任賈科梅蒂（AlbertoGiacometti）模特兒18天的過程。這是首部作家以模特兒視角所寫的書，後來拍成電影《寂寞大師》。電影許多場景在賈科梅蒂工作室，所以我們看到周圍散布他創作中的如〈行走的人〉那樣人體頎長的塑像。賈科梅蒂想為洛德畫肖像，他說，你正面看起來像惡棍，警察看到一定很感興趣。「但還好，我看到的跟我畫的不會一樣。」在這本書裡，洛德描述賈科梅蒂不斷塗抹修改，自我懷疑，認為自己永遠無法忠實呈現他所見之物。也許「忠實呈現」注定就是無法抵達的徒勞，因為人始終在變動中。就像英國當代最重要肖像畫家盧西安·佛洛伊德（LucianMichaelFreud）也曾對他的模特兒，英國藝評家馬丁·蓋福特（MartinGayford）說：「你每天看起來都不一樣。」既然不可能所畫如所見，重要的也許是藝術家賦予人物的生命氣息。賈科梅蒂的作法是：「要讓頭像看起來真正逼真是不可能的。你越努力讓他像真的，反而會越不像真的。但既然藝術作品本來就是一種幻象，那麼你若強化這種幻象，就能更接近生命的效果。」馬丁·蓋福特在2003年擔任佛洛伊德模特兒近兩年，完成一幅油畫〈藍圍巾的男人〉和一幅版畫〈頭像〉。在佛洛伊德去世前一年，2010年他出版《藍圍巾的男人》，這是繼《AGiacomettiPortrait》之後，第二部作家以模特兒親身經歷所寫的書。這部以日記體書寫的作品，不僅是畫家對模特兒的觀察，也是模特兒兼藝評家對這位著名肖像畫家的觀察，還有對於模特兒這個身份與畫作之間關係的思考。就像延續半世紀前賈科梅蒂與洛德的對話。在這本書裡，肖像畫是否要寫實，一開始就被否定。佛洛伊德早年就說過：「與真人完全相像，不是、也不能是創作肖像畫的目的。試圖把自然的東西畫出來的畫家，只是依樣畫葫蘆的畫家。」雖然「像」模特兒不可行也沒必要，但畫家在「變動不居」的模特兒身上想看到什麼？卻是始終縈繞在畫家與模特兒之間的問題。畫家有其想要趨近的「真實」，這與像不像未必有關；而模特兒也必然會在畫家的凝視中，忐忑不安，出現自我的縫隙。蓋福特說，對於畫家的凝視，與其說不安，更像是疏離感。「它帶出了一個我們每個人在童年時期想到過，後來也不斷重複想到過的問題，就是這個叫作『我』的東西究竟是什麼？當然，這也就是肖像畫的核心之謎。」還有，是否如「格雷畫像」那樣，揭示他不想為人所知的秘密？「不管是好是壞，我原來想隱藏的那些部分也許會就此展現在人前。」「佛洛伊德身上兼具一個小說家的敏感和一個畫家兼容並蓄的觀察力。」蓋福特所感知的特質，他日後用了另一個形容「巫師」。這是這本書非常有趣的地方。佛洛伊德與蓋福特不像一般畫家與模特兒那樣權力失衡，佛洛伊德在凝視蓋福特，蓋福特也在凝視他，佛洛伊德描繪蓋福特時，蓋福特也在書寫他，只是一個用畫一個用文字。但是看這本書時，你會覺得佛洛伊德掌握全局。蓋福特所描寫的佛洛伊德非常有趣，他對佛洛伊德的個性、特質觀察入微，而且基於佛洛伊德對模特兒所喜歡的互動交流，蓋福特也記錄了許多佛洛伊德的故事。但這更像福爾摩斯身邊的華生，佛洛伊德是唯一的創造者，是那個吹一口氣讓人物活過來的人。為什麼會讓人有這種感覺？也許是因為佛洛伊德強大的自我，使他的存在感格外分明。也許佛洛伊德以非凡的天賦，讓我們看到他如何「造就一個模特兒」的過程。蓋福特說：「對於佛洛伊德來說，他畫的所有作品都是肖像畫。他在藝術史上留下的與眾不同之處，就在於他對一切事物的個性的認識。」但更有可能的是，蓋福特臣服於佛洛伊德的凝視之中。一方面欣然體驗作為模特兒這種「介於超覺靜坐和髮廊理髮之間」的過程，一方面也身歷其境思考「肖像畫」為何物？畫家如何創造出一個連模特兒自身也未能察覺的自己？這的確有如面對巫師的神力。蓋福特說：「〈藍圍巾的男人〉有部分可以說是一幅畫出我為整個創作過程著迷的作品。我能從照片裡看出那種強烈充滿著興趣的神情。我看見畫裡的他正在看我。正如一幅好的作品可以同時表達多層意義，佛洛伊德本人的視角也在裡面。」畫家與模特兒，常被視作凝視與被凝視的主、客體（蓋福特的用語是「被動的主體」），模特兒有時像是「物品」一般。但如果畫家與模特兒之間，有著多重的關係，這樣的位置就會複雜且多變。2019年英國畫家西莉亞·保羅（CeliaPaul）出版一本傳記《自畫像》（Self-Portrait），她是佛洛伊德畫作〈裸體女孩與蛋〉的模特兒，也是他眾多情人之一，和佛洛伊德生有一子。西莉亞·保羅說，她想寫這本書的原因之一是，「透過用我自己的話寫我自己，我把我的生活變成了自己的故事。特別是盧西安是我故事中的一部分，而不是像通常那樣，我被描繪成他的一部分。」不論是在傳記或者是後來的畫作，你可以感覺在畫家保羅心裡，佛洛伊德的凝視永遠都在。甚至，她用幾十年的時間來準備回應。她描寫第一次當佛洛伊德模特兒時，哭個不停。「裸體的經歷讓我失去防備。」她形容那是一場折磨。佛洛伊德的凝視讓人難以承受。「我覺得自己像是在醫生面前、在醫院裡，甚至是在停屍房裡。」但是，保羅本身就兼具畫家與被畫者兩種身份，她有大部分作品都是肖像畫，模特兒多是與她親近的家人。《自畫像》這本書也被解讀成是一連串與「坐畫」（Sitting，指擔任模特兒）相關的生命歷程。她曾多次擔任佛洛伊德的模特兒，佛洛伊德也曾擔任他的模特兒，她更多的坐畫是她的家人，如她的母親和姊妹。她母親第一次擔任模特兒時也曾哭泣，因為她覺得女兒將她當成物品。保羅和佛洛伊德的關係維持了十年。佛洛伊德為保羅畫的最後一幅畫是〈畫家與模特兒〉，在畫中她正在畫一個裸體男人，她手持畫筆腳踩著顏料，這既是在畫中逆轉傳統的性別角色，也逆轉了〈裸體女孩與蛋〉觀看與被觀看者的位置。只是畫外的佛洛伊德看著她看著裸體男人，這似乎也預示了，保羅始終難以脫離佛洛伊德的注視。關於這幅畫，保羅說，「盧西安願意以藝術家這個強大的位置來描繪我，令我感到榮幸，他的認可對我意義重大。」但她也感到一絲惆悵，因為她已經不再被描繪為慾望的對象。夾雜著情人、孩子的父親母親等多重角色，保羅與佛洛伊德的關係，遠比畫家與模特兒更複雜。對保羅來說，這裡纏繞太多必須經過時間才能言說的情緒。她後來不斷以自己的作品來回應那種被凝視的處境，或說這段回憶。她在2012年也就是佛洛伊德去世後一年畫了同名的〈畫家與模特兒〉，裡面只有一位略有年紀，衣服滿布顏料顯示其畫家身份的模特兒。2022年她畫了〈幽靈女孩與蛋〉來呼應佛洛伊德1980年為她所畫的〈裸體女孩與蛋〉。今年，在西莉亞·保羅於倫敦舉行「鬼魂的殖民地（ColonyofGhosts）」畫展前，挪威作家卡爾·奧韋·克瑙斯高（KarlOveKnausgaard）發表一篇文章，他在2023、24年兩次採訪她。克瑙斯高談到〈幽靈女孩與蛋〉這幅姿勢和構圖一樣，但意涵遠超過「致敬」的重製之作。他說，最令人著迷的差異，在於身體的存在感。「在保羅的畫中，肉體正逐漸消退，好像畫的不是現實，而是對那現實的記憶。」「我們看到的是保羅的凝視，在看著佛洛伊德的凝視——凝視被雙重化了，角色也被反轉，從模特兒變成畫家。而保羅在此畫中，也在以佛洛伊德的筆法作畫——她正沿著他曾走過的筆觸，重走他的路。她成為了他：她是幽靈模特兒，他是幽靈畫家。」也是在這篇精彩的文章中，克瑙斯高提出或許可以當作「畫家與模特兒」關係的洞見。模特兒當然是一種「物」，但在保羅的畫裡，坐在椅子上、躺在沙發上的人，（與畫家）進入了一段關係，那段關係本身，往往才是畫作真正的主題。在《藍圍巾的男人》，蓋福特也有類似看法：「一幅肖像畫的真正主題也許就是畫家與創作對象之間的交流。」而在這樣的交流中，畫家捕捉到模特兒突出的特徵與情緒，而這或許就是肖像畫中成為永恆的一刻。雖然「像」模特兒不可行也沒必要，但畫家在「變動不居」的模特兒身上想看到什麼？卻是始終縈繞在畫家與模特兒之間的問題。圖／顏一立

鏡文學本週人氣選書♕TOP1《鐵皮玫瑰》TOP2《你擱淺了我的韶光》TOP3《獻祭的羔羊》TOP4《青春中的一寸蹉跎》TOP5《緋色無聲》

鏡文學本週人氣選書♕TOP1《你擱淺了我的韶光》TOP2《樂園》TOP3《夏陽下的他》TOP4《第十三區的約定》TOP5《獻給殺人魔的居家清潔指南》

作者／徐淑卿看到六月底公布的《文策院2025年第一季臺灣出版市場動態》，中文電子書目比上一季增加1219種。出版量排名前十的出版社，有些應是來自對岸簡中轉繁體出版，但不管來自哪裡，都讓人不免好奇：這裡有多少書是AI生成的？我想像一種出版旅程。若有人在亞馬遜的自助出版（KDP）上架以AI生成的英文書籍，作者可能假借真實人物或虛構，再以AI翻譯成幾種語言，製作成電子書、有聲書，上架到不同語種的大型圖書銷售平台。這應該輕而易舉。當然，在台灣出中文電子書，毋須繞道亞馬遜，我只是以此假設AI生成書籍來源包含但不限本地製造。尤其若有英文版，有基本訊息的作者資料，有譯者，看起來就像正規的翻譯書了。這種作法可以為出版品的可信度「加值」。假若AI生成書籍確實充斥銷售通路，但這是台灣目前需要在意的問題嗎？不論電子書或有聲書，現在台灣大平台上都有看似出自AI的出版品，但銷售未必佳。既然賣得不好，就讓它們放著墊底，充實書量，又有什麼關係？但是，既然AI生成的出版品已經出現在銷售通路，這就是遲早必須面對的問題。有些國家今年已經開始進行規範，像是中國。現在網路稍作搜尋，就可見教人如何用AI製作電子書的影片。根據《商業內幕》報導，今年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對一家公司展開調查。這家公司教客戶如何用AI生成書籍和電子書，在2022年賺了5千萬美元。被調查的原因是，他們對亞馬遜氾濫大量AI生成書籍推波助瀾，而且顧客投訴，這2千美元的課程，若退訂，難以取得退款。這麼多人趨之若鶩，意味這不是無利可圖，即使銷售不佳，但它以低成本大量生產，一旦上架，就可能被不知情的讀者購買，從而獲得收入。正因為讀者可能購買，就產生許多問題。一，讀者可能從書中獲得錯誤訊息；二，當讀者發現內容有問題時，受騙的感覺使他們對平台與其他出版品失去信任；三，AI大量生成的書籍與人類的創作，價值可以等同嗎？如果沒有清楚標示，價值就會被混淆。最後，AI生成的書籍更容易造假與侵權。最為人所知且影響深遠的例子就是，美國出版評論家JaneFriedman在2023年8月發表的文章〈IWouldRatherSeeMyBooksGetPiratedThanThis(Or:WhyGoodreadsandAmazonAreBecomingDumpsterFires)〉。有人使用她的名字用AI生成「垃圾書」在亞馬遜出售。這些書名包括：《從零開始打造吸引人的電子書、建立作者平台，並實現利潤最大化》、《如何快速撰寫與出版電子書並賺錢》等。JaneFriedman憤怒的是，這些人利用讀者對她的信任，誤導他們以為這是她的著作，但一旦讀者買了讀了這些書，「卻可能永遠失去對真正作者的信任」。荒謬的是，要把這些假書從作者資訊中刪除或下架，必須由作者申請，但是誰會有空花這麼多時間監控以你為名的假書上架？JaneFriedman說，當她在推特說這件事時，有位作家跟她說，過去一週，她就申報了29本不實書籍。JaneFriedman的文章促成一些改變。當年9月，亞馬遜發布新規定，區分AI生成與用AI輔助書籍，若是用AI生成必須告知，但這訊息僅供後台管理，讀者閱覽的前台是看不到的。亞馬遜的態度說明電商平台的被動。有更多內容上架是首要之務，至於是否有責任或必要性，將AI生成的出版品予以標識，讓讀者作為購買判準，則是另一件事。平台態度如此，但改變仍在發生。美國作家協會於2023年10月宣布將進行「HumanAuthored」方案，這是一個表明「非AI創作」的作者身份認證系統，可以讓讀者有所識別。2025年美國作家協會開始實施這個方案，並提供官方標誌，證明作者的身份是人類，而不是AI。作家協會執行長MaryRasenberger說，這項認證不是拒絕人工智慧技術，而是幫助讀者信任人類作者的情感和原創性。即使使用人工智慧的拼寫檢查或研究工具，但確保創造本質來自人類智力也很重要。今年1月韓國文體部發布2025年工作計畫，表示將對人工智慧的快速發展和普及預作準備。今年上半年將修訂《版權法》和頒布《宣傳權法》。首先是推動《版權法》的修訂，包括披露用於人工智慧學習的資料列表的要求。今年3月中國發布《人工智慧生成合成內容標識辦法》，9月起實施。該辦法提出AI生成合成內容，包含文字、圖片、音訊、視頻、虛擬場景等，必須標識，且從生成階段到平台發布均涵蓋在內。這些行動與其說是抗拒AI，反而是更清楚認知，未來AI會更大量出現在人們的工作中，因此訂立標識辦法是當務之急。這既可以減少濫竽充數，讓人類的創意和AI生成的產品有所區別。而且，若以AI生成來造假，更應該有法律規範。尤其最近在美國幾個判例裡，允許一些科技巨頭可以不經擁有版權的作者同意，抓取他們的作品來訓練大型語言模型系統。因為法官認為，如此產生的結果，不是重複或抄襲，而是新事物的變革。但結果是否如此無害，還需觀察後效。尤其不難想像，未來如果有人使用AI生成內容，卻與某些作家作品高度相似，依然會產生法律問題。AI不僅改變出版生態，而且也在根本上改變寫作的價值。在巴德學院英文系任教的作家徐華，最近在《紐約客》發表文章〈WhatHappensAfterA.I.DestroysCollegeWriting?〉，他提到學生大量使用AI如ChatGPT之後，在大學教授寫作的意義和教育的評量標準都在改變。他說：「教育，特別是在人文領域，建立在一種信念之上：除了學生可能記住的實用知識外，某個課堂上隨口提及的深奧想法，也許會在他們心中扎根，並在多年後開花結果。人工智慧讓我們每個人都能感覺自己像個專家，但真正讓我們成為人類的是，冒險、懷疑與失敗。我經常告訴學生，這可能是你們人生中最後一次，有人必須閱讀你們寫的東西。所以就不如老實告訴我，你們真正的想法。」我們之所以珍視創作，正是因為它無比艱難，猶如穿鑿洞穴，費時良久才能有一絲創見。而且寫作的過程本身就是作家思考的過程，而這麼珍貴的內在旅程，不但在AI的生成中被省略，而且在銷售通路上一視同仁，毫不甄別。倒不是認為人類的創作必屬佳作，也不是否定AI對人類工作的幫助。AI的確是很好的研究工具，現在新聞寫作應用AI技術獲獎的作品也很多。但是，就像過去人們買書，除了書的主題，也會按照對出版社、作者的了解，來判斷是否值得購買，這本身有其「品牌」信任度。因此是否是AI生成的書籍，也應該有清楚透明的標誌，來保障消費者的權益。現在，有越來越多國家正視這個問題，台灣的作法又是什麼？尤其，當今年9月中國施行人工智慧內容必須標識時，直接將中國AI生成書籍，拿到台灣上架的出版品，尤其是有聲書，會保留還是設法免除標識呢？當AI使用越來越普及，區別並標明「人類創作」或「AI生成合成」，更屬必要。（圖／顏一立）

鏡文學本週人氣選書♕TOP1《夏陽下的他》TOP2《第十三區的約定《如果沄知道》》TOP3《薰衣草花海》TOP4《見她色美》TOP5《蕉葉與樹的約定》

鏡文學再傳捷報！10部作品入選文化部文化黑潮之拓展臺流文本外譯BooksfromTaiwan2.0計畫文學/非文學全譯本✨《死了一個娛樂女記者之後》文學/非文學摘譯本✨《親愛的共犯》✨《無線人生》亞洲專刊✨《乩童警探三部曲》✨《惡願清除居酒屋》漫畫類✨《最後的魔術家族》✨《流氓書店》✨《我在詐騙公司上班》感謝文化部辦理文化黑潮計畫，幫助更多優秀的台灣作品登上國際舞台，提升台灣出版的國際能見度！

作者／徐淑卿在馬太鞍和太巴塱這一帶的阿美族部落，送別亡者有兩個習俗。一是，如果一位男性去世，在下一次祭典時，與他同一年齡階層的同儕會從祭場一路歌舞到他家中，懷念亡者也慰問家屬。還有一個非強制性的習俗。一個人過世了，在他喪禮過後，走一遍故人曾經去過的重要的地方，以示送別。走的人可能是家屬或是年齡階層或是朋友，只要心裡想要送別這個人，他就會去。2021年NakaoEkiPacidal的父親去世，當時她在荷蘭感染新冠肺炎，上不了飛機。她的姑姑在喪禮過後，去走他父親生前工作過的地方，幾乎走遍全台，每到一個地方，就拍照片給她。Nakao說，這是為人子女都會想做的事，但是她當時沒辦法。隔著視訊螢幕說起這件事，Nakao仍語帶哽咽。這個遺憾，卻在她最新一本小說《蕉葉與樹的約定》中，成為貫穿故事的核心。《蕉葉與樹的約定》是以台灣第一個棒球隊「能高團」為背景的小說。大約十年前，講述嘉農棒球隊的電影《KANO》上映時，Nakao在花蓮太巴塱拍紀錄片的弟弟就說，KANO不是台灣第一個有本島人的棒球隊，「能高團」才是，而且全部球員都是花蓮的阿美族人。Nakao想，既然嘉農棒球隊有人拍成電影，會不會也有人想寫能高團呢？雖然她是太巴塱人，但是很多親戚都是馬太鞍人，現在她的家也在馬太鞍，所以相較於非原住民，也許這故事由她處理比較好。只是這個題目不容易碰觸，所以一放多年，兩年前才開始著手。能高團的由來是，1921年花蓮港廳廳長江口良三郎與被視為東台灣地下總督的朝日組經理梅野清太，想要組成棒球隊，來為花蓮築港宣傳。他們請在賀田組（後改名朝日組）工作的林桂興在海灘苦力中尋找適合人選，成立高砂棒球隊，並安排這批原住民選手到花蓮農業補習學校就讀，1923年高砂棒球隊改名為「能高團」。1924年能高團到台灣西部舉行比賽，1925年遠征日本。後來有幾位球員，在西本願寺住持的安排下，留在日本平安中學繼續打球唸書，還有幾位到法政大學深造，其中一位紀薩（西村嘉造）在1928年因為急病在日本去世。《蕉葉與樹的約定》以這段歷史為背景。小說一開始是現代時空，一位名叫「其朗」的從花蓮到日本打棒球的選手，有一天在京都西本願寺看到一顆石頭，上面以阿美語刻著一行字「樹，平安回家吧。」因而召喚出1928年在日本去世的「樹」的鬼魂。阿美族語「其朗（Kilang）」，就是「樹」的意思。既然召喚了樹的鬼魂，同名的其朗便同意鬼魂請求，帶著祂棲息在石頭上的靈魂回花蓮。按照阿美族的習俗，走一遍亡者生前走過的路，讓他的心可以回家。刻意採用同樣的名字，是因為Nakao相信名字如同咒語，會呈現一個人的特質。就像她的名字也是二十歲時被阿公改過的，因為阿公覺得現在的名字更適合她。在這部小說裡，同名的兩人都是來自阿美族的棒球選手，雖然乍看個性不完全一樣，但是因為年齡差距的緣故。這個鬼魂剛被喚醒時，幾乎什麼都不記得了。我們在閱讀這部小說時，也跟幾乎什麼都不記得的「樹」一樣。當「其朗」帶著他走一遍回家之路時，我們也跟著走一遍歷史之路。一百年前的東台灣、梅野清太、能高團，以及當時阿美族人的生活，也躍然紙上。這是一部虛構的小說，但作者Nakao以她生為阿美族人的了解與專業的史學訓練，建構了一個非常扎實的歷史圖景。Nakao的父親是阿美族人，母親是「外省人」，她與父母一樣都是台大法律系畢業。在工作幾年之後，她有種被掏空的感覺，因為中學時喜歡數學物理，但自認不是學得很好，所以在聯考壓力下，沒有選擇自然組，這時她決定到哈佛讀科學史，也算是回歸興趣。拿到碩士後，到荷蘭萊頓大學讀歷史博士學位，自此長居荷蘭。除了寫小說外，她也從事翻譯，翻譯了羅伯特．麥克法倫的《故道》、《野性之境》、《大地之下》等書。Nakao與鏡文學簽約，在鏡文學網站已經發表十多部作品，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她的不拘一格。雖然她是原住民，也從事國際原住民運動，但她的寫作題材不限於此，而是一如她廣泛的興趣那樣，非常多元。包括結合歷史與科幻的《巡台御史六十七與來自遠方的科學家》，結合歷史與音樂的《韋瓦第的密信》，也寫過與相聲為背景的小說《一個沒聽說過的燕雲舊夢》，甚至到西安拜師學相聲。同時她也出入純文學與大眾文學之間，不以純文學為依歸。在訪談過程中最讓我驚訝的是，她紙上造景的技藝。她寫故事發生在京都與東京的《蕉葉與樹的約定》，但是她從未去過日本；寫以納蘭性德為模型的《天為誰春》也沒去過北京。但是如果你熟悉京都，在看《蕉葉與樹的約定》時，你甚至都可以感受鴨川的寒風刺痛你皮膚的感覺。Nakao說，她題材廣泛可能有兩個原因。一是她興趣與涉獵都算廣，不論她寫什麼都需要做功課，就像做研究一樣。其次，有些原住民作家，專注寫原住民題材，可能是因為生活環境或者是性格，或者是志趣，有一種責任感，覺得這是應該要做的事。但是她對很多事物都感興趣，如果要她一直寫同樣的東西，她會受不了，必須換題材，才能喘口氣。既然寫作是她最喜歡的工作，她就希望能做得愉快，才會長久。況且，Nakao說：「如果一直寫原住民相關題材，別人可能說，原住民只能寫原住民；如果你不寫原住民題材，可能又被認為不關心不認同原住民。與其夾在中間，不如寫自己想寫的東西。」Nakao認為，小說沒有純文學或大眾文學的區別，只有好和不好。也有朋友問她，那好跟不好由誰定義？她認為這是由「時間」決定。「如果抽離當下時空，還是有讀者覺得好看，這就是好小說，所以我們有生之年不必去擔心這件事，只要全力以赴把小說就好寫好。」說來有趣，一開始在鏡文學發表作品時，她揣摩鏡文學可能需要通俗一點的「輕小說」，雖然這不是她最喜歡的風格，但也不排斥，認為這就是一種寫作技能的鍛鍊。嘗試兩部作品後，編輯跟她說，其實她可以寫自己想寫的東西。後來她寫了《巡台御史六十七與來自遠方的科學家》，她喜歡把不同元素放在一起，這部小說就有原住民有滿洲官員還有科幻。有人曾問Nakao對什麼東西感興趣？她說，不如問她對什麼東西不感興趣。她對知識類的東西都很感興趣，在小說的題材上也儘可能去嘗試，目前她還沒有寫過的是推理小說，她認為推理設計很困難，但希望有一天可以挑戰，因為專業的寫作者，應該要有這個技能。既然題材多元，小說的場景又分散在不同時空，她要如何解決寫作上的困難？Nakao說，她花了很多時間查資料，現代的科技如google街景，給了她很大的幫助。有些人寫小說，注重人物刻畫，但她認為背景也同等重要。有具體的場景，人物做什麼也比較逼真。所以她寫小說時，就像編劇一樣，必須在腦海中有具體形象讓她看見，才能寫出來。如果只憑人物，而不需要描述旁邊的東西，她會覺得少了點血肉。有了場景之後，她會想像人物站在那裡，他們的性格是怎麼在講話。所以也會發生她原先設想的大綱是這樣，但後來發現這幾個角色不可能那樣而做修改的事。寫《蕉葉與樹的約定》時，花蓮港和馬太鞍她當然很熟，但是對於日治時代與日本，她主要靠搜集資料和科技。還有一種沈浸法，她在寫這本小說時，每天都在聽昭和歌謠，在臉書分享日本版畫，寫到日本戰敗時就聽天皇玉音放送，設法活在那個氛圍裡。還有一點是，家庭的影響。她的阿公在日本時代擔任警察，一直到九十歲都是穿西裝打領帶，典型日本人的樣子。她們家庭也比較像是日式家庭，她父親的母語是日語，阿美語說得沒有日語好，所以設想那樣的時代對她並不困難。但也因為她的家族在日本時代境遇較好，反而讓她日後有種反省：不能因此忽略其他原住民所受到的殘暴對待，必須在兩者間取得平衡。甚至她還產生對族群界線的自我要求，也就是既然是阿美族人，就不應該去談論泛泰雅（指賽德克族，泰雅爾族，太魯閣族都屬於泰雅族之意）的事。直到《賽德克．巴萊》電影上映時，她才在《臺大文史哲學報》發表論文，這是她心態的轉變，沈默沒有道德上的意義，因此她在學術上敢去談了。五年前Nakao接受鏡文學編輯翟翱訪談時曾說，因為原住民加分的問題，她直到取得哈佛碩士學位時，才相信自己沒有比同學差。這次受訪，她又再度提起這件事。她說，幾乎她所認識的加分的原住民朋友，都曾經有自我懷疑的問題，這真是無謂的內耗。原住民的身份始終如影隨形，不論她定居在哪裡，因為這是政治身份不是文化身份。Nakao從大學畢業就從事原住民運動，直到今天都沒有改變，因為這是自己的責任。但是慢慢她開始理解，不一定要站在街頭，她可以做自己喜歡的事情，就是寫作。用講故事來實踐他們口述的傳統。當初她在哈佛唸完科學史碩士學位時，她想，到底要繼續唸科學史，還是為了原住民去做早期台灣史的理論研究？最後是責任感打敗興趣。她說，現在回頭看，這是愚蠢的選擇。因為你應該做自己感興趣的事，然後在那個領域裡找到你可以為原住民貢獻的地方，而不是倒過來。她的博士論文寫完初稿，同一時間也寫了小說《絕島之咒》。指導教授不會看中文，聽她大概講述內容後，教授說，這個小說就是你博士論文的非學術版，你要不要考慮去寫小說？她掙扎了一段時間，然後決定：「好，我就去寫小說。」但是當她想要以文字來實現口述傳統時，遇到一個理論問題。那就是，什麼東西都可以寫嗎？比方說祖源傳說，可以拿來寫小說嗎？有些民族有他們的禁忌。像太巴塱的祖源傳說，有很清晰的故事線，老人怎麼告訴你，你就怎麼教給下一代，你不可以改編，不可以去操作它的意義。她們的祖源歌，大概幾分鐘可以唱完，若要寫成小說一定要加油添醋，這樣做可以嗎？有些東西是禁忌，禁忌不是不能打破，但是打破你要付出代價。太巴塱的祖先是姐弟亂倫才產生的，所以打破禁忌對她來說，就好像是你能不能亂倫？這就是一個很困難的情境。也許外人寫沒有關係，禁忌詛咒不及於外人，但是族人不一樣。《蕉葉與樹的約定》也牽涉到實際存在的人，他們的家族後代還在那裡。所以Nakao不去碰觸真實的事情，至少清楚擺明就是虛構，否則她覺得自己沒辦法回馬太鞍。因為那是別人家的事，她沒有資格寫。Nakao說：「我不在乎其他人怎麼看，但是我不希望在部落裡讓別人不舒服。我很努力去避免這一點，對我來說過這一關才是真的過關。」Nakao對文字非常講究，希望「講究」最後能臻於「自然」。雖然，自然反而很容易被忽略，但是她相信這是一個最高標準。如果平順自然，卻能夠打動人，才是最上乘的。也因為中文是圖像式的文字，所以她寫作的時候會去注意字放在一起的視覺效果，如果兩個字的外形在視覺上看起來不搭，她就會更換。更不用說文字內在的音律和節奏，她寫作時會唸出來，終極目標是讀起來非常順暢。如果讀者感覺到字斟句酌，那就是堆砌，最好是讀者感覺不到，這也是她花最大力氣的地方。在〈後記〉中，Nakao寫道，說一個回家的故事就等於回家。《蕉葉與樹的約定》原書名是《平安回家吧》，對居住海外的Nakao來說，「平安回家吧」，是不是也有特別的意義？「回家」對她這一輩甚至上一輩的原住民，都是辛苦的課題。因為求學和工作，不管你在哪裡，你都不是在家裡。年輕一輩可能在都市出生成長，部落經驗很少，回家更是困難。Nakao說：「這個時候，你就覺得從台北到花蓮的路，不是用長度來計算，是用時間來計算。因為你在外面的時間，心裡已經有那麼多不同的東西了。」2008年，她拿到《人籟論辯月刊》資助，讓她回家做田調拍紀錄片。她記得回去的頭三、四個月，每天晚上熄燈後，她就在蚊帳裡偷偷的哭，因為茫然。明明是熟悉的地方，可是為什麼這麼陌生？別人說什麼做什麼，該怎麼反應好像都不對。幾個月過後，她慢慢能夠重新對焦了。她算是適應得還不錯。有些人的部落經驗更少，回家的過程更辛苦，甚至有些人回去後就跑了，永遠回不來的人其實很多。部落裡很多經驗不是來自父母，而是來自祖父母。所以阿公過世時，她有一種時代終結的感覺，阿公對她來說就是日本時代一直延續到現在，他過世了，她感到衝擊與茫然。前幾年她父親也過世了，當長輩都過世了，會覺得部落變得不一樣。而且自己也開始被別人當成「長輩」，有年輕的原住民來訪問她，談怎麼做研究或者做田調。確實回家的議題和年輕的時候不一樣。Nakao說，也許有一天她會像父親一樣落葉歸根吧，他是六十歲的時候回到部落的。也許她這段時間寫的關於家的歷程，其實就等於在為自己回家做準備，心理上的準備。或許回家就像等待一樣，也是時間的藝術。我問Nakao，為什麼安排樹回到京都西本願寺，而不是在其他地方尋找蕉葉？她說，這樣就不是等待了。這樣的結局，相互承諾彼此一起回家，是她一開始就決定的。也許就像樹再度離家，等待與蕉葉一起回家，Nakao也在小說中，預習著回家之路，然後等待那一天。《蕉葉與樹的約定》以台灣人第一個棒球隊「能高團」為背景，描繪信守百年的一起平安回家的心願與約定。圖／顏一立

鏡文學本週人氣選書♕TOP1《萬道仙途》TOP2《銀河爭霸錄》TOP3《降神》TOP4《操縱我心》TOP5《見鬼的法醫事件簿》

作者／徐淑卿1992年韓國延世大學教授馬光洙，因為所寫的小說《快樂莎拉》，被視為「淫穢作品」，在授課過程中被逮捕。《快樂莎拉》描寫大學女生莎拉追求性快樂，並以此挑戰社會規範，宣示女性身體主權，與教授及多位情人發生各種性關係。因此也有人將此書和《查泰萊夫人的情人》相提並論。馬光洙當時遭到拘留並被判刑，後來獲得緩刑，但仍被延世大學解聘。直到1998年，馬光洙獲得韓國政府赦免並復職，但《快樂莎拉》至今仍是禁書。2017年，這位研究韓國詩人尹東柱與象徵詩學的學者，在住所自殺身亡。根據韓國東亞日報的報導，馬光洙生前最痛苦的一件事就是：「他只是因為想像了沒有發生的事件，就受到懲罰。」在去世前一年，他因為「文字恐懼症」而無法閱讀文章，最後只能依靠童話書。在日前閉幕的首爾國際書展攤位中，聽到出版邱妙津《鱷魚手記》、《蒙馬特遺書》韓文版的動詞出版總編輯魯柔多（YudaRoh）說起馬光洙事件，我突然感受到台灣作為這次首爾國際書展主題國，在性別政治上，有特別的意義。陳思宏在書展期間說過好幾次：「韓國有奧斯卡獎，有諾貝爾文學獎，但是我們有同婚。」這看似玩笑，卻表達了台灣值得驕傲的價值。不僅是在創作上台灣有出色的酷兒書寫，同時也有生命的解封與自由，這或許可以給身處在對性別議題相對保守的韓國社會的讀者，帶來希望和支持。這樣的價值，也是這次台灣主題國所想要強調的。除了策劃台灣館的許多講座與活動外，在大會舞台最大的一場對談，是由動詞出版總編輯魯柔多主持，陳思宏與陳雪對談的「逃家到返家：臺灣的酷兒文學」。毫不意外，這場對談所有座位爆滿，場外還有許多人站著聽講。或許可以說，這場座談出席的台灣作家有三位，除了陳思宏和陳雪，還有不在現場卻始終都在的邱妙津。這次臺灣文學館也帶來邱妙津的「生活週記」和「求職履歷表」等文物的數位輸出，與對談主題互為呼應。邱妙津去世是1995年，幾個月後陳雪出版了她的第一本書《惡女書》。因為邱妙津自殺的刺激，當時陳雪就公開出櫃了。她說，聽到她去世時，我有一個心願，希望透過我們的努力，讓台灣成為不會再有同志自殺的地方。「這麼多年來，我開心的時候就會想到她。像是同婚通過的時候，或者是像今天這個場合，希望她可以活到現在。」陳思宏說，《鬼地方》寫的是自己的家鄉永靖，他前陣子才得知，邱妙津也來自永靖。但在她的作品中看不到永靖，而是台北和巴黎，形同在文字中把家鄉給殺了。如果她可以活到現在，也許她現在也會在台上，和大家討論她的家鄉。就在這個場合，陳思宏公開出櫃。他說，其實看他的小說，看他的穿著就可以知道他是同志，但他還是要在這裡說：「我是Gay。」現場聽到這句話，有點意外，因為這似乎是不說自明的事。後來詢問陳思宏，他說，在書展大出櫃，雖然很多餘，誰不知道呢？但因為在首爾，很多性少數都很辛苦，我這個外國作家就來喊聲一下。韓國類型小說作家，也是劉芷妤《女神自助餐》、楊双子《臺灣漫遊錄》譯者金依莎說，同志文學在幾年前就已經是韓國文學的主流之一，但出櫃的同志作家非常少，尤其在演講、媒體訪談等公開場合，主動揭露自己同志身份的作家幾乎沒有。這在保守的韓國社會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來自台灣的作家，尤其《鬼地方》在韓國大受歡迎，就產生了一種「緩衝效應」，讓他的聲音能更廣泛傳播開來。去年陳思宏到首爾舉辦記者會時，也正好由她擔任翻譯，後來她查閱相關報導，發現就連一些保守的媒體也如實刊登陳思宏表明自己是同志作家那段話。如果是韓國作家的話，恐怕早就引來恐同勢力的大量惡評，而感受到生存的威脅。金依莎說，台灣公開出櫃的作家所發表的言論，對許多讀者，特別是同志讀者來說，是很大的支持力量。同志文學不一定只能由同志作家來書寫，但公開出櫃的同志作家所創作的同志文學，確實有獨特的影響力。尤其，台灣雖然是外國，但從歷史層面看，台韓有許多相似之處，西方的故事讓人覺得遙遠，但台灣卻不一樣。台灣能夠實現同性婚姻合法，也讓人相信韓國有可能做到。《惡女書》1995年出版，距離馬光洙1992年出版《快樂莎拉》只有三年時間。台灣當年出版《惡女書》時，也必須上膠膜，限制十八歲以下不能購買。現在韓國可以出版這本書，陳雪覺得挺意外的。三十年前的台灣，這本書甚至成了某種通關密語。有些人在還沒有出櫃時，若遇到喜歡的同性，就送這本書，隱微表明自己是同志。動詞在2019年出版邱妙津《鱷魚手記》時，正好是台灣同婚通過的時候，所以這本書在沒有怎麼宣傳的情況下，在韓國引起很多迴響，銷售了五千本，許多人開始以「鱷魚族」自稱。動詞出版更像是以出版從事「運動」，推動同婚的合法化。在《做書的人》這本書中，魯柔多有一段話：「同婚合法牽涉到的不僅是婚禮，更是葬禮。彼此相愛的關係裡，能哀悼是非常重要的。對於這件事可能無法達成的恐懼，我們是用大量工作來克服的——持續出版好作品，持續活動。」但是，酷兒書寫不僅對同志具有意義，作品中孤獨、邊緣、被歧視的處境，即使並非同志也有很多共鳴。在韓國社會中，年輕女性讀者更是同志作家的重要盟友。2021年首爾大學白鍾倫（暫譯）與延世大學的任東賢（暫譯）在《女性文學研究》共同發表一篇文章〈誰是酷兒文學/批評的讀者？〉，對朴相映《大都市的愛情法》(台灣版書名為《在熙，燒酒，我，還有冰箱裡的藍莓與菸》)的12位讀者進行深度訪談。有一位男同志說：「我以前從沒在韓國文學裡看過一個像我這樣愛得狼狽又小心的同性戀角色。那種一邊自嘲、一邊想要愛人但又怕被拒絕的情境，我讀的時候一直掉眼淚。」不論在越南、韓國或台灣，都有讀者跟陳思宏說：「幸好讀了你的小說，我才沒有自殺。」這已經不僅是在小說中對他者的同理或身在其中的共鳴，而是真的在文學中獲得活下去的力量。這就像通過同婚的台灣對韓國讀者所表達的，誰也不能保證，通過同婚就意味傷痕會消失，但至少說明，幸福是有可能的，你並不孤單。韓國社會對性別議題仍然相當保守。同志作家不敢在公開場合承認身份，就連馬光洙的《快樂莎拉》至今仍是禁書。(繪圖∕顏一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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