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淑卿
5月21日喜劇演員史蒂芬·柯貝爾 (Stephen Colbert)在CBS主持了11年的節目《深夜秀》（The Late Show with Stephen Colbert），正式畫上句點。第二天，將柯貝爾以及其他嘲諷他的喜劇演員視為宿敵的美國總統川普，在社群媒體發了一個AI影片，把柯貝爾丟進垃圾桶，並大跳招牌的YMCA舞。這個影片，白宮官方推特也轉發了。
川普很開心。同時也意味著在當下的美國，當喜劇演員逾越「國家弄臣」嘲諷解憂角色，而成為政府的敵人時，將會遭遇什麼。
去年，川普政府指控CBS的節目《六十分鐘》，在2024年10月訪問民主黨候選人賀錦麗時，進行對她有利的剪輯，但該節目只是遵循一般新聞慣例，因此外界並不認為川普會勝訴。但因為CBS母公司派拉蒙（Paramount）正準備與天舞傳媒（Skydance Media）合併，這筆約80億美元的交易需要聯邦通訊委員會（FCC）批准。因此外界認為，派拉蒙與川普的訴訟達成1600萬美元的和解，是為了順利通過之後的出售案。
柯貝爾在《深夜秀》中批評公司選擇和解，形同一場「賄賂」。而後派拉蒙決定結束《深夜秀》節目。
派拉蒙對外說法是，這是基於財務考量，與和解案無關。但質疑者甚多，《每日秀》節目主持人喬恩·史都華（Jon Stewart）認為CBS是恐懼與預先服從。《深夜秀》節目創始人大衛·萊特曼（David Letterman）則說：「我要正式留下紀錄。他們在說謊。讓我再補充一句，他們是一群說謊的黃鼠狼。」
雖然財務原因未必是結束節目的關鍵，但也非徒託空言。因為，即使是深夜談話性節目收視率最高的《深夜秀》，據說每年也要虧損4000萬美元。這裡牽涉到節目製作成本，以及現在閱聽人對節目收視習慣的轉換，這些都侵蝕了過去有利可圖的商業模式。
以往大家在家裡收看無線電視台深夜談話性節目，以作為一天的結束，以及第二天的談資。但現在許多人不會守在電視機前面，而是第二天在YouTube或社群平台看精華片段，這些在其他平台收看的收益，不會回到CBS，這是現在生產原創內容的媒體，共同遭遇的問題。
但是，作為CBS的品牌門面，以及沿襲美國喜劇演員政治嘲諷傳統的深夜談話節目，本應在營收之外有更多考量，但在這個案例中，政治與企業利益凌駕一切。
賓州州立大學教授，也是研究政治諷刺學者索菲亞·A·麥克藍寧（Sophia A. McClennen）在今年5月19日發表一篇文章〈你可以取消柯貝爾，但你取消不了諷刺〉（You can cancel Colbert. But you can’t cancel satire）。她提出一個問題，在川普時代，諷刺面對政治壓力時，究竟有多脆弱？
不過，她認為《深夜秀》的結束，結束的並非「諷刺」，而是諷刺所依託的一種特定而強大的形式。
她說，我們可能正在見證一種悠久電視傳統的衰退。無線電視網的深夜節目，提供的不只是收視率，也是一種特定的文化權威。它與日常節奏、能見度與共同觀眾群相關。
但不論是這種電視傳統的衰退，或是審查與政治壓力，都未必會真正消滅諷刺。「它們也許會讓諷刺轉移位置，迫使它進入新的平台、形式與聲音，但諷刺的批判視角仍會存在。」
不過，在政治干預、企業經營壓力與閱聽人習慣改變等角度外，還有一個不可忽略的深層原因：撕裂加劇，言論場域更見萎縮，即使是國家領袖也無需假裝中立。
即使在1960、70年代，無線電視網壟斷收視的黃金時代，言論也有其界線。1978年肯尼斯·泰南（Kenneth Tynan）在《紐約客》寫了一篇當時深夜談話性節目的喜劇之王強尼·卡森的人物特寫〈死亡一躍的15年〉（Fifteen Years of the Salto Mortale）。
泰南說，1962年卡森接掌《今夜秀》時，美國即將進入其歷史上最黑暗、最撕裂的時期，以甘迺迪兄弟和馬丁·路德·金的遇刺為標誌，還有貧民區騷亂、校園暴動、越戰。有一個帶點諷刺意味的說法，在這段艱難歲月中，卡森成為這個國家選定的「弄臣」，因為用麥迪遜大道的術語說，他比任何競爭品牌的諧星更能快速安全的緩解緊張和焦慮。
泰南引述卡森節目製作人德·科多瓦（Fred de Cordova）所言，在節目的獨白片段中，強尼會抨擊瀆職行為、不自由主義的行徑、違憲的濫權。「然後同情心就會湧現」，他是第一個停止說尼克森笑話的人。
泰南詢問，獨白是否會受到電視審查？德·科多瓦說，這個問題不會出現，因為強尼有一種內建的感覺，知道他的觀眾能接受什麼。「他是我見過最好的自我編輯者。」
值得懷疑的是，即使是卡森弄臣式的分寸，現在還行得通嗎？
在大眾媒體時代，無線電視新聞節目需要客觀中立，獲得多數觀眾信任。但現在是分眾時代，如福斯新聞網等有線電視，要追求的未必是客觀的真實，而是他們與自己的受眾共同想像的真實，當越來越多人只想相信自己認為的真相，即使是無線電視台的深夜對話節目，也失去昔日的廣大基礎，而只有和自己立場相近的群體，或者至少不反對自己信念的群體。
不同深夜談話節目的主持人，也有不同的風格，有些如柯貝爾對政治嘲諷更趨尖銳。但川普對針對自己的嘲諷毫無幽默感，在他看來，所有不利於政府的報導和批評，未必是基於客觀事實，而是對立甚至是敵人。他甚至不想偽裝對言論自由的尊重，將柯貝爾丟到垃圾桶，他所做一如他所想。
但是，為什麼一國總統可以如此赤裸表達對言論自由的藐視，以及對反對者的仇視？這個土壤是如何形成的？
2025年10月《紐約客》藝術節中，總編輯大衛·雷姆尼克(David Remnick)和喬恩·史都華有場對談。史都華說，在美國，我們一直以為諷刺是不可撼動的既定事實，就像確立已久的法律判例一樣，沒有人會去推翻它。結果發現，就跟取消聯邦層面的墮胎權保障一樣，那些我們以為永遠不會被重新審視的先例，其實都可以被推翻。
史都華認為，這些變化不是從現在開始。而是始於1960年代保守派政治策略家理查·維格里（Richard Viguerie），他系統性地建立一個龐大的保守派郵寄名單，繞過主流媒體直接接觸選民。始於保守派資本家大量購買AM電台，把它們改造成保守派談話電台。也始於尼克森時期的白宮和他的媒體顧問，也是日後福斯新聞網創辦者羅傑·艾爾斯（Roger Ailes），他們認為必須建立自己控制的媒體管道，不再讓共和黨人在媒體戰中挫敗。
史都華做了非常生動的比喻，保守派對過去美國的那些制度，教育、媒體、新聞、學術界，以及賴以建立一個體面社會的支柱，不以為然。於是他們建立了一個平行宇宙：智庫、教育體系、媒體。這樣一來，在某個時刻，他們就能像切換開關一樣，把整個國家轉移到那條軌道上。
史都華平行宇宙的概念，與文化史學者尼爾·蓋布勒（Neal Gabler）不謀而合。2017年蓋布勒在羅傑·艾爾斯去世時，寫了一篇文章〈羅傑·艾爾斯：摧毀客觀性的男人〉（Roger Ailes: The Man Who Destroyed Objectivity）。他認為艾爾斯不只創造了一個另類媒體，甚至不只是一套事實。他創造的是「一個另類宇宙」，而這個宇宙已經壓過現實世界。那是一個充滿怨恨、陰謀論與捏造內容的怪異世界。
蓋布勒曾在福斯新聞擔任評論員，對這個媒體有置身其中的觀察。他認為尼克森是曾遭受同樣輕蔑與羞辱之人的化身，也把共和主義轉變成一場「社會復仇的治療運動」。而仇恨也同樣塑造了艾爾斯。
他們不只是共享怨恨，也共享群眾基礎。保守主義的基本盤，後來也成為福斯新聞的觀眾。如果要把福斯新聞濃縮成一個理念，那就是：白人正在失去這個世界，世界因此正在墮落，自由派精英包括自由派媒體，必須因此付出代價。
蓋布勒認為，艾爾斯是以「媒體客觀性」之名，摧毀了媒體客觀性的概念，就像一個假福音傳道者以「德性」之名摧毀德性。
他說，過去從未有任何政黨，擁有一個偽裝成媒體機構的大型全國宣傳機器。艾爾斯給了共和黨這樣的東西，而作爲交換，他拿走共和黨的靈魂。艾爾斯是散播病毒的人，川普只是結果。
若說福斯新聞是鑄就今日美國的唯一原因，或許過於單一，但若說它的核心是基於怨恨，那麼在這個數位時代，它則是適得其所，有著恣意蔓延的溫床。因為現在籠罩多數人的社群媒體，為了讓大家留在平台，它的激勵機制並非彼此連結，而是鼓動仇恨。
史都華在與大衛·雷姆尼克對談時說，美國的政治制度是一套「類比式」設計，但卻放在數位時代的巨大不滿中。
參議院是民主的冷卻碟，推特卻是那種讓你想把別人眼睛挖出來的東西。於是川普成功利用這種憤怒與災難化情緒，把它轉化成奪取我們另一套制度的工具。
不過，史都華雖然批評川普，但也批評川普的批評者。公信力並非被奪走，也是自己流失的。他說，不管你怎麼看川普，他確實向支持者提出一個清晰的願景，雖然那不是我想生活的世界。也不是我認為能讓美國偉大的世界。甚至不是我認為真正屬於美國歷史傳統的世界。
所以，為什麼川普可以把一位喜劇演員丟到垃圾桶，而不必擔心批評？這固然是因為他的性格，也是因為對立撕裂早已成形，這種對言論自由的輕蔑，變成讓支持者哈哈大笑的演出，已經不是執政者需要捍衛的價值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