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當山難成為新聞事件,人們最常討論的是事故如何發生、誰該負責,或為何有人仍執意走進危險之中。但這些人走進山中、降入溪谷的真正動機,並非單一標籤可以定義的。
本次明星讀書會邀請曾獲得臺北國際書展大獎與金鼎獎,帶著新書《河人:一場山難,自由、暴水與生命的流向》回歸的作者胡慕情,與以紀錄片《雪水消融的季節》入圍金馬獎的導演羅苡珊進行對談。
皆以「山難」為作品主軸的兩人,從非虛構創作中的倫理、重返現場的必要,聊到創作者如何在田野調查與實踐作品中被事件改變,並試圖回到最深層的提問——當創作者面臨死亡、缺席與無法完整重現的現場時,究竟該如何書寫?又為何而書寫?
兩位創作者一邊分享自己的創作歷程一邊彼此提問,引領觀眾一起重新思考人與人之間的愛、信任和死亡,展開一場關於理解、靠近、凝視他人與自我生命的討論。
胡慕情:我先簡單說一下這場對談的背景。一方面是臺灣近年關於山難的作品其實不多,我和苡珊都不是事件當事人,並且同樣身為女性創作者,這樣的身份在進入田野、做訪問,或面對倫理問題時,其實會有很多限制,也因此影響作品最後的樣貌。另一方面是苡珊在2024年推出紀錄片《雪水消融的季節》有邀請我去看,但當時的我因為正在撰寫新書,家裡同時有長照需求,沒能好好回應她,於是有了這次對談。
在對談前我們有稍微聊過,苡珊提到她在讀《河人》時,對我在後記用到的「山難文學」這個詞感到很好奇。所以也許可以從這裡開始,苡珊可以先談談你的想法。
羅苡珊:閱讀這本書時,我一直在想,你過去走進自然,並不是因為單純熱愛登山,而是因為有事件發生你才進入那個場域。所以「因為熱愛而走進山林,最後在山中罹難」這件事,其實不在你原本的關注的脈絡裡。
但山難這個主題,卻同時結合了你過去的兩條路徑:環境與死亡。
也因此,我在後記看到「山難文學」時覺得很有趣,同時也感到困惑,因為我自己完全沒有用這樣的方式思考過。
因為「山難」本身好像強調了「災難」,但同時也可能忽略了人為什麼要走進山林,那些更細微、更情感的動機。包括我在做《雪水消融的季節》,或整理朋友劉宸君的書《我所告訴你關於那座山的一切》,其實都沒有把它們視為「山難作品」。
所以我很好奇,為什麼會用這個詞?
胡慕情:其實當苡珊這樣問我的時候,我自己也有點困惑。雖然這個詞是我寫的,但它並不是我在創作時真正使用的框架。
對我來說,不管在寫什麼,我都不會用單一概念去理解一個事件,之所以用「山難文學」,比較像是和讀者建立一個入口、一種共識。
但一個事件不可能被一個標籤完整描述。如果只是單一面向,用新聞報導就夠了,不需要寫成一本書。書會存在,是因為它能承載更多複雜的東西。非虛構寫作處理的是現實,而現實由人、事、時、地、物交織而成,彼此碰撞後會產生無數種可能。最後作品會長成什麼樣子,其實取決於創作者在田野中能夠採集到什麼。
所以我並不會把《河人》單純視為山難事件的書。
如果只是討論事件發生的經過,那會比較像調查報告。但在這本書裡,我更關心的是那些走進山裡的人——他們的選擇、他們與自然的關係。當然其中還包含了參與救援的人、罹難者的家屬。透過這些不同的視角,讓讀者看到人與自然之間其實存在很多種關係,而冒險只是其中一種。
羅苡珊:我在閱讀時也有這樣的感覺。整本書的結構,其實像是從事件外部慢慢走進內部:一開始是搜救與輿論,接著進入歷史脈絡,再到人物群像,最後回到事件本身,但已經是不同的觀看位置。
而且最後你也寫到自己,從一開始無法真正進入溪谷,到最後真的去做溪降。
我很好奇,從一開始決定寫,到真的進入現場,最後完成書寫,這個「重返」對你來說是怎麼發生的?
胡慕情:我會關注這個事件,其實有很私人的原因。2020年我的貓過世,那對我來說是很大的打擊。後來朋友帶我去東北角散心,回程經過龍洞,有人提議去攀岩,我就答應了。
我完全沒有經驗,但腦中突然想到一個認識十幾年、卻從沒說過話的人。我就在臉書私訊問他能不能教我們攀岩,他答應了,後來也成為我的伴侶。
飛龍瀑布這起山難其中一位罹難者是他的學妹,而我身邊也有人參與救援,因此讓我對這個事件有很強的連結。同時,我的高中同學也在搜救隊裡,他原本要去溪降,後來改去救人。整個過程我一直在關注,也開始思考,如果今天換作是我失去身邊重要的人,我會怎麼面對。
這是一個很私人的起點,但如果要寫別人的故事,它需要具備公共性。
山難之所以會引發討論,是因為它牽涉到資源分配,也常常伴隨對罹難者的批評甚至汙名化,這對我來說是一個需要被釐清的狀態。作為一個喜愛自然的人,我知道這些走進山裡的人,絕對是真心想要親近自然,而他們的動機不是可以用單一標籤去解釋的。
至於為什麼要重返現場,其實很單純——我需要身體經驗。
我很難寫出沒有經歷過的事,像我以前寫農民,我會跟著他們去田裡工作。即使我不覺得那是快樂的,但我會看到他們為什麼喜歡。那個落差,反而讓我更理解他們。
所以最後我還是去做了溪降,為的是更貼近那些人,唯有這麼做,我才能成為他們與讀者之間的橋樑。

▲ 胡慕情分享自己是一個無法描寫未曾經歷之事的寫作者。為了更貼近走入山裡的這群人,她在撰寫的過程中前往溪降,親身感受在溪谷裡的感覺。(圖/鏡文學)
羅苡珊:我覺得我們在「重返」這件事上情況有點相似,但其實動機不太一樣。
對我來說,「重返」是從缺席開始的。如果看過《雪水消融的季節》就會知道,其實我原本也要跟著好友宸君和聖岳一起去,只是最後沒有成行。這個「不在場」本身,對我來說就是創傷來源。
所以後來我慢慢意識到,我想追求的其實不是事件的「事實」,而是一種我如何與這件事,與朋友的死亡共處的「真實」。
也因此,我會想要回到現場,某種程度上是想讓自己「盡可能在場」。
胡慕情:我想我們確實都在面對一種「缺席」,只是形式不同。
對我來說,所有與死亡有關的事件,都要由死者自己發聲才能還原,但這是不可能的,所以它永遠都不會完整了。
所以問題不是「能不能還原」,而是我們要怎麼詮釋,如何理解,還有怎麼跟社會溝通。
在這樣的情況下,我會選擇把自己放進書裡。因為我作為一個溪降小白和戶外新手,既可以理解這群人對山的熱愛,也可以明白大眾對於這類運動的擔心,從這個角度來看,我想我可以成為讀者理解這些人的入口。
同時,我也透過歷史脈絡梳理人為什麼會親近山?為什麼會恐懼山?試圖讓讀者知道這些選擇其實都有各自的背景。
羅苡珊:我其實對書中一段很有感觸,是家屬反問:「為什麼做一件事一定要有理由?」
對我來說,創作過程中一直有個疑問是:為什麼一定要賦予行動一個意義?為什麼爬山一定要有理由?
後來在拍攝、完成作品之後,我跟山的關係改變了。我發現自己好像跨過了一個以前過不去的坎——我不再需要先找到理由,才允許自己去爬山。
胡慕情:我覺得「意義」很多時候只是人與人之間溝通的工具,而不是一個可以被說清楚的答案。
對我來說,比起死亡本身,更重要的是人在活著的過程中如何成為自己。這件事情其實沒有標準答案,甚至可能要到生命結束時才會被回望和定義。
所以我在書寫時,也不是要給出一個宏大的結論。
有些事情是可以保持模糊的、不確定的,甚至不知道答案也沒有關係。人會在經驗中被影響,身體和意識會慢慢留下或篩選那些重要的東西。
羅苡珊:這讓我想到書裡李嘉珊說「事物的含義是包藏在運動當中」,我在讀這句話時停了很久。
因為它某種程度解釋了我自己的轉變——意義並不是先存在於行動之前,而是在行動之中才逐漸浮現。不是先找到理由才去爬山,而是在爬山的過程裡,意義才慢慢生成。
這不只適用於登山或溪降,也適用於創作。無論是紀錄片或寫作,創作者都會在過程中被改變,意義也是在那個過程裡逐漸長出來的。
所以最後,「好玩」這個答案反而變得可以理解,因為那是一種正在發生的狀態,而不是經過論證後的結論。
胡慕情:對,我其實就是想呈現這件事,所以我才把家屬的那句話放在書的最後。
而我最後選擇親自去溪降,也是同樣的邏輯——去經歷、去感受,然後試圖讓讀者也透過我的書感同身受。如果這些書寫能讓更多人理解,這些進入山林的人並不是魯莽或無知,而是基於某種選擇與熱愛,也許有一天,大家會願意靠近一點,甚至親自嘗試看看。

▲ 胡慕情X羅苡珊《河人》對談活動大合照。(圖/鏡文學)
延伸閱讀:理解選擇的重量 —— 胡慕情談《河人:一場山難,自由、暴水與生命的流向》如何書寫自由、死亡與走入群山的人
編輯/巫昱昕
影音/范祐禎、陳虹汝
《河人:一場山難,自由、暴水與生命的流向》胡慕情 著
★ 臺北國際書展大獎得主 胡慕情最新力作!
★ 細膩訪談X爬梳歷史 試圖重構 2023 年飛龍峽谷山難的始末
2023年5月,十名溪降者背著繩索走入飛龍峽谷的瀑布
因預料外的急降雨與暴漲的溪水,使其中五人罹難
水的結界,讓他們曾一次次直面幽暗、漩渦、湍急
卻也迎接過明亮、自由與輕盈
當責難、輿論與標籤席捲而來
胡慕情試圖帶讀者越過「為什麽要去?」的單一追問
走向實際繫上繩索、裝備的人,與那些在岸上等待的人。
因一場生命告別而開始攀岩
胡慕情親身經驗自然帶來的撫慰與解離哀傷的力量
她以細腻的田調與採訪
重構整起山難從預備進入、受困到搜救的時間
追索罹難者生前的腳步:
他們如何愛上山與水?為何一次次回到峽谷?
這是一本關於生與死、自由與渴望的書
每個走向群山、降入溪谷的人
都有無法被簡化為一句話的理由
縱然死亡的陰影從未遠離,人類仍持續走向邊界與荒野
而多山的臺灣,也持續以壯麗與莫測
回應這份執著的呼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