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語的人，問起公理與正義的問題──專訪唐福睿《八尺門的辯護人》
《八尺門的辯護人》是第二屆鏡文學百萬影視小說首獎作品，講述來自三個族群的三位陌生人，同為一個不能發聲的異鄉客死刑犯請命，直球對決廢死議題；獲評審一致同意給予首獎，且得獎後已開啟影視化。作者唐福睿法律系畢業，曾任律師五年，轉換跑道來創作順風順水，因為他從律師訓練悟出創作之道，同時抱持「要寫，就要寫最爭議題材」的決心。他表示這部作品寫來就是要拍的，先是劇本概念才寫成小說。創作欲望強烈，是當過律師對法律失望，發現正義只能在文字中實現嗎？他的答案很直觀，影像文本就是要接手現實難以處理的議題。當人們看不見或不願看見，那就拍給他們看。社會有其形狀，層層疊疊的網，篩掉某些想往上爬的人，同時有人自大小不一的孔洞間墜落——墜到最底粉碎時，人們一邊收拾自己，才一邊發現原來這就是社會具體的樣子。名為安全的網，卻總是有缺口的結構。唐福睿曾是結構裡的人。法律系畢業的他，曾任律師五年，之後考上公費留學，赴美國加州藝術學院讀電影導演碩士學位。回台後，他拍了第一部長片《童話世界》（2022年上映），之後交出小說《最刑島》（後改名《八尺門的辯護人》），獲第二屆鏡文學百萬影視小說首獎，並將親自改編影集。《八尺門的辯護人》唐福睿 著出版日期：2021/12/10從律師轉創作，唐福睿不諱言過程很順利，「一方面我從小就有創作夢，學生時代會拿V8拍東西，一方面是因為有法律訓練。律師訓練其實有助創作，寫訴狀陳述事實很重要，必須在矛盾的資訊中盡力找出合理的說詞，然後將它寫得很真實很具說服力，再來是幫助我找資料與整理。」「寫劇本甚至小說，都需要有條理，大眾化的故事尤其需要條理。」唐福睿點出一般人對創作抱持天馬行空的迷思。從披著律師袍的人到持攝影機的人——還當了幾回拿筆的人，出入法律建構的的世界，唐福睿看見了結構，並且要其他人一起看見。唐福睿談創作的動力，「就是看見了有趣的事，心想啊居然是這樣，不能只有我知道。」把不被看見的，拍給你看。看見了什麼？當過律師，卻總是在文字裡挑戰法律，是因為走過一遭才發現正義只能在虛構中實現嗎？唐福睿「哇」了一聲說：「你這個問題很好。」以虎口托著下巴沉思了一會，接著說：「理想跟現實當然有落差，但我不是鑽牛角尖的人，所以不會絕望。」儘管如此，從《童話世界》到《八尺門的辯護人》，唐福睿持續塑造被現實絕殺又奮力一搏的律師主角。他曾在《童話世界》獲「拍台北銀劇本獎」的感言提到，「如果真實發生的事件都無法改變這個社會，那麼電影就該從那邊接手。」照見現實不見之處如何接手？唐福睿說：「要寫，就要寫最爭議的。」首先是《童話世界》。電影劇本於2018年完成，聚焦補習班師生戀，探討法律體系中殘存的父權，「最初我想寫一個跟權勢性侵議題有關的作品，於是開始胡思亂想，想說那就來寫『法律三部曲』。接著，我想到死刑。」「死刑存廢是法律系都碰到的議題，而且社會歧見很大。」於是我們迎來《八尺門的辯護人》——至今最直球對決死刑的本土創作，質問且撼動每一派人馬對死刑的立場。小說講述基隆八尺門部落出身的阿美族律師佟寶駒，以公設辯護人身分為一起移工殺人案辯護——印尼漁工Abdul-Adl於八尺門持刀殺害前船長一家三口，包括一名幼兒。不幸的巧合是，被害者正是佟寶駒的族人。背負鄉親的憤怒與新聞炒作，佟寶駒一度想放棄，接連遇到即將當法官的替代役男連晉平與印尼看護Leena；前者助攻，幫佟寶駒找出法律死角，後者擔任被告的印尼方言通譯。一個奇妙的組合於焉誕生：年過五十的原住民公設辯護人與法官世家出身的替代役青年，加上篤信伊斯蘭，試圖從信仰中找尋自我的印尼少女。三個陌生人，三個族群，為一個不能發聲的異鄉人請命。▲唐福睿（左二）帶領《八尺門的辯護人》劇組讀本。小說得獎後旋即啟動影視化改編，評審一致認同小說完成度高，角色有挑戰性，議題具急迫性，更是台灣少見的法庭類型。（圖／鏡文學）掙扎且迷人的角色這組合看來突兀，卻有不得不的使命。唐福睿說自己創作最先想到角色，「讓角色在故事中對照，既衝突又相互成長。」佟寶駒跟連晉平的父執輩便是其一，前者背棄、逃離自己的出生地，才獲得相對不錯的社經地位，卻因不認同自己的原住民身分而掙扎；後者連晉平的爸爸是法官，還有一票法官叔伯，回家就坐擁法律男孩俱樂部，並且很輕易的晉身其中。這樣的階級不對等，透過佟寶駒，便成為鏗鏘有力的陳詞：「一個人要有多幸運，才能像諸位一樣，坐在舒服的位置上，認定這世界十分溫柔，而我們擁有絕對的權力，對罪犯殘忍？」然而，唐福睿說：「他們很不同，卻有相同要對抗的東西——父執輩加諸他們身上的。」佟寶駒面對的是父親那邊部落的不諒解，為什麼要幫一個殺死自己族人的外人辯護，為什麼不認同自己的出身；連晉平則要對抗「像父親一樣」的期待，要他乖乖順著法律男孩俱樂部指引，成為一樣平庸的優秀大人，「先是幻滅，而後成長。」同樣來自印尼的Leena與Abdul-Adl也是一組對照，同樣漂流異鄉，卻面臨截然不同的命運。Leena或許是小說中最振奮人的角色，因為她是一個被喚醒的靈魂；從怯懦到堅毅，從對信仰動搖到藉由反省教義，獲得更強大的信仰。值得注意的是，一別總是被人拯救的女性角色，小說裡的Leena能夠自救——不用被男人，也不用被台灣人拯救，反倒看見了佟寶駒與連晉平都未能察覺的自我優越，「我想要有一個非台灣人角色在看著台灣人，帶出第三方的想法，從自我懷疑到長出自己的力量。」小說還有許多組對照，其中最終極的，或許是書裡的角色與讀者。面對無力申辯的罪人，你會如何選擇？是轉頭檢視法律——思考他為何這樣？還是闔上書本關掉電視，讓他或她的遭遇留在小說或新聞裡。不過是又一個倒霉鬼，反正不是我，你告訴自己。當小說不止於虛構真是如此嗎？這關乎小說的創作起源。「構想階段我還在美國讀書，有次遇到駐洛杉磯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的官員，他跟我提到台灣有所謂的黑戶寶寶——失聯移工所生子女。因為她曾處理領務，所以有這方面的經驗。這些黑戶寶寶總有一天會長大，也就是說會有更多不被看見的族群。」據移民署統計，截至109年6月止，有超過5萬名失聯移工，其中生理女性有3萬多人。若其中三分之一女性懷孕，就有將近1萬名黑戶寶寶誕生。最近，失聯移工議題也因疫苗政策浮上檯面。唐福睿表示，寫《八尺門的辯護人》時想到以前家裡的外籍看護，「我自認不是一個冷漠的人，回想起來卻完全不認識她。我們同在一個空間那麼久，卻完全不了解彼此。這讓我想，這會不會是一個普遍的現象？」如果是，會造成怎樣的後果？這便是《八尺門的辯護人》的終極叩問：一個無法幫自己辯護的人，一再落進台灣法律的未盡之處，除了被這個有缺漏的司法系統判死刑，還能如何？其中的諷刺是，那個不曾接住他的網，最終卻不放過他。「最可怕的是，小說裡的案例真的有可能發生。」唐福睿說。不諳台灣法律系統與語言的移工，如果有犯罪嫌疑，將沒有資源也缺乏為自己發聲的能力，而這關係到台灣司法有所缺漏的通譯制度。細心的讀者，很快就會發覺《八尺門的辯護人》的案例並不新鮮，其實有所本——1986年的湯英伸案。鄒族少年湯英伸被誘騙到台北工作，遭雇主扣留身分證，還被迫超時工作，酒後與雇主起衝突，殺死其一家三口，最終被判死刑。這是唐福睿有意為之。他也讓小說提到本案與湯英伸案的相似，「三十多年，什麼都改變了，也什麼都沒變。那種對於殺戮的執著，依舊炙熱而濃烈。」為什麼我們還需要重述一遍湯英伸的故事？答案便是唐福睿說的「這一切真的有可能發生。」小說之外，歷史也可能重演，打臉我們自詡的文明。因此，《八尺門的辯護人》看似講了一個戲劇化的故事，其實是台灣社會殘酷的回音。▲唐福睿說自己沒有想當大律師，所以對法律沒有太多失望，然而他筆下的律師主角仍燃燒理想，奮力一搏。他曾用「不施霹靂手段，難顯菩薩心腸」形容角色，我覺得也是他個人的投射。（圖／鏡文學）不要只想說服讀者我好奇，寫死刑，唐福睿是否在寫之前就有個人的價值判斷？「寫之前，我的立場就很清楚，反對死刑，但寫完反而不那麼肯定了。寫小說讓我可以整理想法，寫完更能感受死刑的艱難。而我同時自我要求，小說不能只是在捍衛自己的想法，要有其他見解，不要讓讀者覺得就是在看一部說服他的教科書。」「我不想指責，而是讓各種聲音出現。」唐福睿說。或因如此，《八尺門的辯護人》裡有一位堅定反對死刑的法務部長陳青雪，堪稱全書最複雜最迷人的角色。然而她不鄉愿也不濫情，只有她明白台灣該如何面對死刑的艱難。小說最後，她維護了自己相信的價值，並且成為小說最大爆點。談到陳青雪，唐福睿說，「念法律的大多反對死刑，我想要找出其中的共通點，於是放在陳青雪身上。反對死刑，當然是理想化的東西，而法律是社會進步的下一個階段，引導我們走向更好的世界，直到所有人都可以被保護。只是這個過程，要如何運作？」「不施霹靂手段，難顯菩薩心腸啊。」唐福睿如此形容這角色。最後我問唐福睿，希望讀者看完這個故事，更相信法律還是更勇於質疑？「我希望能讓大家輕輕晃動腦袋裡的想法，哪怕只是心底有個很微弱的聲音說『或許我可以重新思考這件事。』這樣就夠了。」「現實中法律永遠有盲點，但人們努力讓它接近完美，是那個讓它接近完美的衝動，讓我想探究死刑。」唐福睿撿起網破掉的地方，悉心修補，以文字接回現實。以免有人再次掉落，問起公理與正義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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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阿亞梅《喜歡是深深的愛》：寫出百分之百的戀愛小說，才發現最裡面的惡
捕捉愛情夢幻泡影的小說家，會比一般人更懂愛情嗎？還是會因為寫過太多浮世男女，而對愛情產生惶惑？因著偶像劇《我們不能是朋友》原著作者頭銜，一開始我對阿亞梅的想像只有前者。然而阿亞梅比我更察覺創作及討論愛情小說存有怎樣的陷阱——當我們討論愛情，很多時候其實是在掂量愛情的純粹。《喜歡是深深的愛》阿亞梅 著出版日期：2021/9/3阿亞梅身兼編劇，求學期間開始寫作，出版過十四本小說，2002年在BBS發表第一部長篇小說《十七歲的法文課》，2017年發表《我們不能是朋友》，不只是都會男女情愛，還多了逡巡道德邊緣的張力，2019年改編電視劇播出。《我們不能是朋友》大受歡迎，行內的說法是「有中」，或許是因為阿亞梅寫出了很多人心中對愛情的不安想像——這樣，也算是愛嗎？純粹的愛就是幸福嗎？我跟阿亞梅透過視訊訪問，窗外午後陣雨欲來，陣陣雷聲差點蓋過她的回答。「當編劇寫主流愛情故事，讓我意識到我們一直在追求純粹的愛情，包括這段訪問也是。觀眾往往期待女主角不會嫌貧愛富，男主角則必須看到女主角藏在各種偽裝下的真心。」「這種對純度的追求永無止盡。到最後我們會發現，愛情只有在未完成時才最可貴。」訪問未完，阿亞梅便為當我們討論愛情是在討論什麼定音。這時雷聲同步穿越我倆的視訊畫面。愛情的絕對純度是何種面貌？得以觸碰它，就會幸福嗎？這便是阿亞梅新作《喜歡是深深的愛》想回答的。阿亞梅稱這本小說是「一直想寫的題材的完成體。」《喜歡是深深的愛》小說時空回到千禧年前夕。1999年網路發展蠢蠢欲動，台灣偶像劇還等待《流星花園》萌芽，男孩女孩的愛情教養還在《第一次的親密接觸》，就讀保守私校的主角余家睿踏入網路遊戲類型「MUD」，遇到同校學姐米芷姍。男孩在家隔著終端機傾訴愛意——儘管他根本不認識她，回到現實才發現米芷姍另有所愛，對象是學長趙季威。出於妒嫉，余家睿舉發兩人，逼使米芷姍離開校園，也改變了她的一生。十五年後，余家睿相繼重逢米芷姍、趙季威；後兩者藕斷絲連，余家睿則為了贖罪，用盡一切心力給予米芷姍愛。故事梗概看起來不脫校園戀愛，但除了書名《喜歡是深深的愛》的等式，阿亞梅丟出更多看似對立的等號，包括愛與惡、贖罪與諉過、快樂與苦痛的一體兩面。愛的惡意在哪？余家睿出於妒嫉，傷害深愛的人，是最表淺的展現，更殘酷的是，阿亞梅看待愛情如同小說裡引用的〈野玫瑰〉歌詞，「男孩說我要採你，荒地上的野玫瑰，玫瑰說我要刺你，使你常會想起我。」傷害人是不道德的，但如果初衷不是因為想讓對方受傷，而是出於溢滿的愛呢？牽涉愛的小說常常暗示讀者，愛情離不開痛苦，也樂於品嘗痛苦。阿亞梅則是從痛苦中找到解答——因為其中包含了愛的成分。至於小說，是她藉由人性實驗找答案的方式，「寫作，是在釋放心中的惡魔。」惡魔從何而來？這正是阿亞梅寫愛情小說的領悟——愛情不是善良的抉擇，更多時候指向或隱含惡。所以修道不是立地成佛，而是晤見惡魔的存在。「研究所時期，我寫第十一本小說《非法移民》，體會到我們愛一個人很難不傷害對方。那本小說探討的是男女之間有純友誼嗎？男女主角各有對象卻常來往，最後發現彼此都喜歡對方，又都覺得如果交往，感情無法持久，所以選擇當朋友，透過朋友身分相互依賴，保存愛。」「這裡頭蘊藏的是，你知道這樣做對另一半不大好，對當事人雙方可能也不大公平，但還是選擇這樣做。這種選擇，就是惡。可是你說他們不愛彼此嗎？當然愛，只當朋友，就是愛的選擇。」▲〈野玫瑰〉是貫穿《喜歡是深深的愛》的歌曲。男孩與玫瑰相互傷害，卻也相互需要。（圖／鏡文學）愛情無法比較也不等值在《喜歡是深深的愛》，阿亞梅將這個命題延展得更極致。成年的余家睿付出真心，想幫助因為自己而大好前程毀於一旦的女主角，但這未償不是一種自我循環：摧毀女主角是為了拯救她，拯救她又得以說「這就是愛」。余家睿的救贖在此有了更多探討的維度。女主角米芷姍也發現：「她原以為這是愛情，直到這一刻她才恍然，愛情，根本無法推著一個人為另一個人付出這麼多。」余家睿當年在遊戲裡貿然愛上米芷姍，多年後重逢，又把自己全然交付給她。我問阿亞梅這種感情會不會太恐怖？「一廂情願，自取滅亡。」阿亞梅為余家睿的救贖與尋愛下了這八個字註解，不過她隨即說，「我們沒有立場質疑這種愛，因為愛情無法比較。」阿亞梅寫愛的犯忌，小說中除了這一對，米芷姍與男二趙季威的多年糾葛亦是。趙季威對質問他跟米芷姍情感的余家睿說：「你有沒有想過，她之所以無法動彈，就是因為她需要那個狀態？而不是無法逃脫？」在關係中被困住，不是出於動彈不得，而是因為「就是想要」。愛的痛苦此時也是快樂。愛情無法比較，因為我們不知道他或她的痛苦是否也是快樂。▲阿亞梅求學期間開始寫作，已出版十四本小說，最初在BBS上發表作品，新作《喜歡是深深的愛》重回千禧年前的網路時代，寫一段長達十五年，橫跨線上與線下的悲劇愛情。（圖／阿亞梅提供）用正確的方式打開故事從《我們不能是朋友》到《喜歡是深深的愛》，作品被改編有沒有影響阿亞梅的寫作方向？她的回答是，「讓我更確信故事一直在那，只是等待被正確的方式打開。」阿亞梅說了一個「故事的故事」。2014年她寫了一個影視企畫案，提案給業主，對方說「這有點髒」，意思是放到商業上不大OK，不夠讓觀眾感覺主角的真心。2017年底她協助改編《我們不能是朋友》。電視劇播完，她重看之前寫的東西，發現當年那個被打槍，連她自己都忘記的故事出現在《我們不能是朋友》電視劇版本，「這讓我很震驚，一方面我享受故事一直在那，往往殊途同歸，一方面又體悟創作不是在寫完小說就結束了。」「真正想說的故事是一道潛流，匯集又暗伏，等待有一天你有勇氣面對它。」《喜歡是深深的愛》也是如此，這故事本是阿亞梅幾年前的棄案之一，「原本寫一寫我卡住了，後來重新打開檔案，我才明白這個故事應該這樣寫。」「故事從提案成立到執行劇本都是很危險的，因為可能丟失你真正想寫的部分。創造故事時有很多阻礙，包括來自自己——沒有自信，覺得不該這樣寫，下意識想套入商業邏輯，趨吉避凶。」阿亞梅以自身為例，如果故事一直都在，那其中必然有某個核心是創作者念茲在茲的。阿亞梅的答案是，「出於惡的愛。那是很美的景觀。」「以前我寫的故事都很純愛，雖然以都會情愛當框架，但都很狹窄。大學時我發現這些已無法滿足我，所以想往框架的邊邊角角去寫。真正在創作時，我不想考慮商業。」「如果一開始就想著影視化，你的故事就會壞掉。」阿亞梅這樣結論。之所以不斷試探愛讓人不安這件事，是不是表示她對愛情悲觀？阿亞梅說，「可以這樣說，愛情走入生活，一定會變調，所以大家才一直想看從複雜回望純粹的青春懷舊故事。」可是阿亞梅的小說偏偏不如此。她對愛情的純粹想像本身就是複雜的。愛人的真諦是傷害人；戀愛的痛苦與快樂都是各取所需；愛不能讓你免於被拯救，反而更加深陷。回到我最初的疑問，寫了那麼多愛情故事，有比較了解愛情嗎？阿亞梅說，「每寫完一本，都覺得應該比較懂愛情了吧，結果卻沒有。小說可以處理很幽微的東西，回到現實，還是會很直觀，付出真心就不想受傷。」小說家用文字試煉愛，現實中愛卻不容試煉。這樣的反諷或許正是阿亞梅樂此不疲書寫的原因。📖購書連結：博客來：https://bit.ly/3zFonIM誠品：https://bit.ly/3jtka5G金石堂：https://bit.ly/2WEf4KU（#獨家限量親簽版）momo：https://bit.ly/3mFB0A9readmoo：https://bit.ly/2WPqhZ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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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路上相會——宴平樂談《起駕，回家》
去年六月，宴平樂第九次走完大甲媽祖遶境，並將這些年的經驗寫為小說《起駕，回家》。起駕是出發，回家則是為了再出發。參加九天八夜的遶境，耗盡體力又得餐風露宿。有志者如他，年復一年參加，想必有很強烈的動機吧？然而宴平樂說，「每年都沒特別為什麼而走，還能走本身就是一件幸福的事。」《起駕，回家》宴平樂 著出版日期：2021/7/30融合遶境與浪子的故事宴平樂國中開始創作，之前多寫奇幻武俠。《起駕，回家》是現實中的現實題材，不但以大甲媽祖遶境為背景，更融合小時候回台中海線外婆家的經歷——海線人靠捕魚為生，每次出海都是拚搏，正如小說開篇寫的「一個浪頭打來，說翻就翻，早上出門，下午可能就回不了家的魚寮。」海的豐饒與無情，讓宴平樂體會到生命的衝突與諷刺，「小時候我常聽長輩用台語說『誰誰流走了』，表示在海上出事了。海不會管你是好人壞人或老弱婦孺，流走就是流走了。習以為常後，死亡就變成很淡的哀傷，再來是無奈。長大後我發現靠海生活的人，生命很有韌性，可是生命又很不值錢。」大海，也像酷刑，「老一輩不愛吃牡蠣，因為小時候他們都要赤手挖，傷口遇到海水會很痛。牡蠣對他們而言，不是美味，而是鮮血的記憶。」宴平樂談起海，像遙遠而沉澱的回憶。生長於此的人們不免受其影響。生命的意義在凶險的環境裡，不是與天逞凶鬥狠，就是看透生死，變得很輕很輕，「出海跟拿槍一樣危險，反過來說，一船回來也像幹一票大的，要發家致富，」也就不難想像為何海線不缺道上兄弟。這成為《起駕，回家》連結遶境與浪子的原因。《起駕，回家》講述一對好友陳肇仁、蔡正國，一個為還願一個要跑路，走上大甲媽遶境，一路上是鬼使神差的際遇，也是江湖恩怨的縮影。在路上，終究要告別，此後陳肇仁與蔡正國走上不同的人生道路，如同現實中人們走遶境，「儘管路是一樣的，每個人上路的方式卻不同。」因此，這是關於回家的故事，也是無法回家的故事。「我看到很多人浪子回頭，但也有很多人不想回頭，認為自己走的是成功之道。這之間的衝突很有趣，因為媽祖是穩定人的力量，但兄弟拜的是關公；海線出生的他們，原生家庭拜媽祖，長大後自己改拜關公。然而在江湖闖盪，回到家還是想追求安定，重新拜起媽祖婆。」落實在小說，便是一開始陳肇仁、蔡正國在關公面前結拜。▲宴平樂的進香旗（左）與父親幫他做的遶境推車（右）。（圖／宴平樂提供）遶境改變對生命的看法小說中血氣少年的江湖壯遊看似要展開，實則卻是走向自省的旅程。這點跟宴平樂開始走遶境的轉變有關，「以前我對陌生人比較冷漠，走媽祖遶境後，理解到每個人都有他的位置跟意義，開始比較認真看待人與人之間的相處。」他對死亡的態度，也有了不同，「小時候死亡很日常，是淡淡的，走媽祖後才發覺生命有它的重量，開始覺得為何人命就這樣沒了？一樣是生命，為何有的人要與海爭？」走遶境如何改變宴平樂？他表示，第一年完全沒準備，走得很痛苦，燒襠（跨下內側皮膚互相摩擦，引起皮膚腫痛甚至破皮）、腳起水泡都遇上，「我爸請一位72歲走了29年的老先生帶我走，我看著他的背影一直走，只感到痛苦，沒有其他。完成後，我就想是我能力不足，所以沒能感受到別的。第二年我做了體能訓練，才有餘力體會路上風景跟人情味。走了兩年後，前輩就建議走完三年，無三不成禮。」於今已走完三個三年，宴平樂也從菜鳥階段有了些許心得，一路上的種種奇遇，讓他相信力量是人走出來的。「有一年我走到龍井還大肚，已經半夜兩點多，天氣很冷。想到廟睡覺，結果擠滿人。正當我摸摸鼻子走出來，忽然一個大叔跑向我——打扮像農夫，彷彿剛從田裡走出來——塞了兩顆地瓜給我。很神奇，他沒有要給別人，而是直接鎖定我。後來我邊走邊吃邊哭。」▲席地而睡的人們。（圖／宴平樂提供）最難熬的一次，是宴平樂感冒。「即使天氣冷，因為一直走會流很多汗，我走到吳厝時沒注意體溫掉太快，不小心感冒了。頭暈到天搖地晃，走著走著，看到一個大姐遠遠走過來，手中拿著一杯薑茶，遞給我說『喝一點會比較好。』我就沿路喝薑茶，走到了新港奉天宮。」「路上總會有人在你不行時推你一把。」宴平樂說。「參加遶境前要先『起馬』，擲筊問媽祖能不能讓你加入，聖杯的話，只要你自己不放棄，媽祖會派天兵天將保佑你走完。」在《起駕，回家》裡，這成為主角得以遇到天外救星的機關。「你可以選擇相信是遇到貴人，也可以相信是媽祖顯靈，前提是你想繼續走下去，自助才可能天助。」之後宴平樂走遶境，看到有人走路姿勢怪怪的，疑似燒襠或起水泡，都會主動幫忙，例如向燒襠的人遞上免洗三角褲，「很多人不好意思接受幫助，我們就說沒關係你收著，給它一次機會試試看。」或許信仰並非形而上的東西，走完這條路的力量，就是信仰；在不知不覺之間，成為他人的天兵天將。有趣的是，宴平樂的父親是民俗攝影師，頗有名氣。然而，以前他只覺得這個拿著相機追遶境、燒王船、炸寒單、蜂炮的爸爸，常常不在家，不過是回家時帶了個獎盃而已。這幾年父親反倒跟隨他的腳步，從拿攝影機的人變成攝影機裡的人一起走遶境，父子間的話變多了。小說裡陳肇仁母親幫他做的遶境推車，現實中其實是宴平樂父親做給他的。我好奇，宴平樂走遶境是受到愛好民俗活動的父親影響嗎？宴平樂不這麼認為，「老實說，我不知道他為何喜歡民俗，他也不知道我為何走遶境，我們就莫名其妙走在同一條路上。」帶著心願踏上遶境的人。（圖／宴平樂提供）信仰在荒蕪中是存是滅《起駕，回家》最終也觸碰到信仰的存否：當你所相信的不如你意，信仰還存在嗎？小說裡有人物向媽祖許願，祈求病榻中的母親康復，因而走上遶境，最終卻不如所願。宴平樂說，這其實來自遶境路上遇到的經驗，「有位船長跟他太太走了好幾年，某年船長跟太太都沒出現，只見他兒子。兒子跟我們說他媽媽重病在醫院，他向神明祈求走完媽媽就能出院。然而他出發時擲筊沒過，要過大甲溪橋時就接到爸爸打來的電話，說媽媽走了。」這該是萬念俱灰的時刻，然而宴平樂說，「他爸爸在電話裡告訴他『承諾了，就要完成。』就這樣，他待在大甲溪橋，等過了子時，一個人走進鎮瀾宮。」是信仰推動人們，還是人推動自己的力量成為了信仰？或者，這本是一體兩面，無從追究因果。我問宴平樂還會繼續走嗎？他說每年大家分別時都會說明年見，但他總不敢說出口，因為說了就是承諾。儘管如此，宴平樂隔年都會現身，「這些年我的體會是，遶境很神奇，這麼多人朝同一個方向一起走，在這條路上全心全意。儘管我們只是在這短暫相會，等等就會分開。」然而分開仍會在路上相見。「同隊裡有個老先生對我說過『你們要把這條路傳下去，以後我投胎還要來走。』」生命本是無路的，走著走著，也就成了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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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饗宴流動——裴偉與他的《裴社長廚房手記》
▲裴偉家的迴廊一邊是塞得滿滿的書櫃，一邊外頭掛著〈心經〉和〈蘭亭集序〉。（圖／鏡週刊提供）去年四月開始，裴偉在《鏡週刊》網站連載「裴社長廚房手記」，一開始只有一兩句文字搭配食譜，到後來文字變長了，開始記人敘事。八月初更將專欄集結成書，篇幅拉長，用饗宴記錄故事，有食譜，更有家族往事、商賈軼聞。大家都說裴偉懂吃，裴偉稱自己「不是美食家，只是記下一道菜的過程。」所謂述而不作。懂這個字，也在《裴社長廚房手記》裡輻射出更多意義，懂得餐桌上的規矩與美學，餐桌下的人情與政治；懂得過世父親教給他的一道道菜；懂得成為父親是怎麼一回事。《裴社長廚房手記：名菜復刻及大廚祕方，還有父子記憶中的家常滋味》裴偉 著吃過那麼多好料，本來我想像裴偉寫食譜有如普羅米修斯，小心翼翼從名廚那取走秘傳的食譜。怎知沒那麼戲劇化，裴偉說，「我從來不記食譜，為了寫書才回頭問廚師，他們都很大方的給我。」傳承美味與故事裴偉是《鏡週刊》社長，海洋大學航海系畢業後當過一年水手周遊列國，之後在《工商時報》當記者，一開始跑休閒產業線，當年台灣好幾家大飯店開張，裴偉都去試菜；中國大陸開放旅遊，他也是最早一批去的。「當記者一年多，我就胖了二十公斤。」穿著招牌藏藍色西裝的裴偉笑吟吟的說。裴偉最近出版《裴社長廚房手記》，書中常用「精彩」形容他遇過的好手藝。怎樣的食物稱得上「精彩」？翻開書，一開始是磅礴的宴客菜，山海樓、華國大飯店、明福台菜、漢來名人坊；還有從辜濂松到邱復生等政商名流的私房菜，盡是大開大闔餐桌氣象。裴偉卻自認「不是美食家，只是記下一道菜的過程。」怎樣記下、為何記下，關乎他書中的八個字「故事遷延，味道嬗遞」。不同的人做起相同的菜，味道因為傳承而有變化，過程中也有了更多故事。其實華麗的饗宴來自裴偉樸實的心願——教兩個兒子做菜。「前年冬天，那時台灣疫情還沒爆發，他們準備出國念書。我說留學自己做菜比較省，不如利用週末回家吃飯時我做菜你們跟著學。從煎牛排開始，怎麼化凍，怎麼撒鹽，何時翻面，我把過程po在臉書上讓他們看。慢慢的，我開始教家裡常吃的菜。剛好接近過年，就把過年吃的燻魚、十全如意菜一併教給他們。」▲裴偉進廚房仍不時穿著招牌西裝。（圖／鏡週刊提供）寫食譜接棒記憶隨著越教越多家中記憶的味道，裴偉發現時間被折疊在廚房裡了。「我爸爸在我當兵時因為癌症過世，兒子們沒見過他，對他完全不了解。家裡常煮的菜都是我爸教我的，我教給兒子，兒子也更靠近他們的祖父。」寫〈麻油香煎野生鱸鰻〉時，裴偉想起父親帶他走進家鄉基隆暖暖的溪流，「用燈光照溪中洞穴，鱸鰻被光線嚇到僵住，父親再用魚叉叉一尾手臂粗的鱸鰻。」兒子跟著裴偉將鱸鰻從中間切段，老薑切薄片，加入大火熱過的麻油，煎香薑片後取出，換煎鱸鰻，煎至焦黃再磨入岩鹽，麻油的香氣鎖入飽滿的魚肉裡，裴偉稱這味道有「滿滿的元氣與童年回憶」。他與兩個兒子循著童年的味道，在暖暖的溪水裡遇見祖父。 ▲麻油香煎野生鱸鰻傳承自裴偉父親，幼時父親都會帶他到故鄉基隆暖暖的溪流抓鱸鰻。（圖／鏡文學）兒子們學會裴偉的廚藝了嗎？「大致會了。過程中一定有失敗，可是你會慢慢在腦海中形成那個味道。人說富三代才懂得吃，因為長期在吃的環境下才懂得原來味道是有記憶的。我們家雖然不是大家庭，但我很注重吃，因為餐桌能維繫家庭。」怎麼維繫？「吃到屬於你的味道，很多東西就會打開，或是傳承下去。」因此裴偉招待客人時不喜歡在廚房一直忙，而是會設計好烹煮時間剛好或交錯的菜單，好有空跟人聊天。所以食物的精彩，來自做菜的人的故事，牽引吃到的、一起做的人重返舊記憶，摩挲新滋味。《裴社長廚房手記》讓饗宴伴隨記憶流動。▲裴偉喜歡一邊做菜一邊跟客人聊天，所以菜單設計得有餘裕，幾道菜之間還能出來招呼客人。（圖／鏡週刊提供）也因此，《裴社長廚房手記》有了更深層的前世今生，已逝父親的手藝。「我爸爸很愛宴客，做的都是宴客菜，我們家是山東魯菜系統，我印象最深的是燴海參。有次他請客，打算做這道菜，發現家裡盤子不夠美，就帶我去買盤子，那盤子現在還在我們家。」在廚房聆聽父親在裴偉印象裡，父親是個頗有雅興，注重生活的人，講究吃飯與餐桌禮儀。「以前我被教育筷子只能拿靠近你的，夾菜不能挑，夾起來又放回去會立刻被打。在外面吃飯，再好吃的東西，也不要去拿第二塊。」為何？「因為你覺得好吃，別人也會覺得好吃，多吃一塊就有人少吃。」▲回故鄉基隆的裴偉。（圖／鏡週刊提供）父親興趣廣泛，會釣魚打獵，喜歡做菜也愛養魚賞鳥，裴偉長大後也不知不覺複製了過往父親的環境。「我媽媽是教師，婚後被分配到暖暖國小教書，我們家因此搬到暖暖。到暖暖的第一個中秋節，我爸爸看上一對文鳥，就把買月餅的錢拿去買文鳥，所以他們那一年中秋是看文鳥過的。後來我也開始習慣家裡有魚在游，有鳥在叫。」現在裴偉家陽台有一整排鳴禽，頂樓還有一塊花園，做菜到一半缺什麼花擺盤，直接到頂樓去剪。用做菜貼近過往，可過往不完全美好，裴偉坦言寫家裡的菜心情很複雜，有些菜不大想碰，例如滷牛腱。「因為我爸爸跟哥哥都是肝癌過世，滷牛腱是我哥哥教我的。他在病中坐在床上指揮我怎麼滷，沒多久就走了，一寫就會想起那畫面。」此外，還有書中收錄的鯉魚掛麵。高三時裴偉面臨升學壓力，一回家父親就釣鯉魚烹鯉魚，求他聯考鯉躍龍門。「那時候年輕，不大能體會父母的愛心，總覺得這魚味道是好，但每一口都被期待，滋味太重了。」食物之所以精彩，或許也包含了回憶的苦澀。▲燴海參（左）是裴偉父親過去常做的宴客菜。滷牛腱（右）這道菜讓裴偉心情複雜，因為是病榻中的哥哥教他做的，沒多久哥哥就過世了。（圖／鏡週刊提供、鏡文學）從餐桌領悟人生裴偉常跟大人物吃飯，《裴社長廚房手記》收錄了許多政商名流的食物脾性。他們在餐桌上有何不同，是否人如其食？「懂得吃的人家，跟突然有錢的人很不一樣，像辜振甫宴客喜歡剛剛好，精緻而不過，味道不會太重，餐桌不會擺滿，或許是吃多山珍海味，反過來留心尋常食材能變出怎樣的滋味，把每一項食材都發揮到最好。辜家還有一個特別的地方，坐下來旁邊一定有片酒精棉片，供客人消毒。辜仲諒一吃完，還會立刻去跟廚師說今天這頓飯哪裡好哪裡不好，說這樣廚師才會有印象。」▲（左圖）裴偉喜歡到市場買菜，「剛好買到今天要的食材，讓人感覺一整天都會很幸福，跟攤販聊天，他們都會教我處理的小方法。」（鏡週刊提供）。（右圖）裴偉（中）老家在基隆暖暖，父親（左）是公路局技師，母親（右）是小學老師。（裴偉提供）談到政治人物，裴偉想了一下說不方便舉例，但他看過那麼多總統在吃這件事上，歸納出一個道理：「懂不懂得吃，對施政很重要。我通常覺得一個不在乎每天吃什麼人，他的能力一定不大好。」道理很簡單，連生活中吃了些什麼這麼小的事都不顧，怎麼在意更龐大的事物？反之，拿捏妥當這些小事，大抵能更細膩的處理國家大事。▲裴偉喜歡跟攤販討論，例如豬肚怎麼洗，豬肝怎樣處理才會嫩，「好吃的東西我會記住，希望這味道回到我的餐桌。」（圖／鏡週刊提供）種花做菜雙哲學裴偉常舉老子說的「治大國，若烹小鮮」當作治理的標準。「時間是美食的必備條件，時間到，味自美。管理也是一樣，忌諱翻攪，要有耐心。」他把管理分成兩種，種花跟做菜。「老闆如果是用種花心態來管理，員工會很痛苦。你知道蓮霧為何甜嗎？因為農民在蓮霧周圍畫出一圈鏟斷根系，又用水淹果樹，讓蓮霧以為生命受威脅，得開出最甜的果實來繁衍。又如種花，也需要剪枝，才能開得漂亮。所以種花哲學是殘酷的。如果老闆的管理心態是做菜，就會懂得等待有潛力的人。」那麼裴偉管理鏡週刊，是依循哪種哲學？裴偉說，「我會做菜，家裡還有一個花園。」▲裴偉家的頂樓花園。（圖／鏡週刊提供）《裴社長廚房手記》除了出書，目前已在網上連載一百多篇。我好奇，一年多來父子齊進廚房，感情有因此更好嗎？裴偉老實的說，「不知道。」「跟父親一起做一件事，感情會進步嗎？對我來說，是否定的。因為在我記憶裡，我爸爸帶我從事他的嗜好，我都是不愉快的。例如以前他養魚，那時設備不像現在先進，我跟哥哥每週都要去山邊挑水，很辛苦。爸爸的喜好變成我們的負擔。我發現我也有這傾向，教兒子做菜就變得很嚴格，我怕重蹈我爸爸覆轍。」我想起裴偉一再說的，他不是美食家，他只是記下父親做菜的樣子。關於父親的記憶，有美好的，也有不那麼愉快的，有想成為的，也有害怕成為的。▲一身藏藍色西裝是裴偉的招牌打扮。（圖／鏡週刊提供）（本文受訪者裴偉為《鏡週刊》社長、精鏡傳媒董事長）購書連結博客來｜【已完售】https://bit.ly/3hSPBFm（獨家作者親簽+德國WMF料理剪刀黑色款贈品特別版）https://bit.ly/3hOPavN （一般版）金石堂｜https://bit.ly/3zxx1ZG讀冊｜https://bit.ly/3y2n0TH誠品｜https://bit.ly/3rBYYwrmomo｜https://bit.ly/3kWBbW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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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害者死了，正義一息尚存——天地無限談新作《滯留結界的無辜者》
失卻的正義，如何討索？推理小說已為我們演繹過無數遍，天地無限亦是。2012年，他寫〈舉手之勞的正義〉談恐龍法官與私刑；2015年《第四名被害者》描寫台灣記者「成為加害人」，被改編成影集《誰是被害者》。影集熱播，續訂第二季，「被害者宇宙」擴張，天地無限仍在問：被害者死了，正義究竟要如何贖回？還可以贖回嗎？《滯留結界的無辜者》天地無限 著出版日期：2021/3/26於是我們來到天地無限新作《滯留結界的無辜者》。《無辜者》敘述台灣一項嶄新的除鬼方式——無憾行動——藉由化解靈體的執念，讓盤據作祟的死者離開我執構成的「結界」，才能重入輪迴。死而無憾，方能超脫。人鬼因此雙贏。雙重類型框架講故事「小說靈感來自我看到的一則新聞，有人上吊自殺留下一張紙寫『誰動我屋，必索誰命。』我想，之後處理的人要怎麼辦。對死者來說，他也很可憐，他只是留在那裡。」天地無限說道。無憾行動的領隊者吳Ｐ因為幼時父親意外死亡，靈體因道士符咒而魂飛魄散，永不得超生，所以想以無憾行動取代傳統除鬼，卻在一次化解殘忍凶案現場怨靈的過程中，團員「趙薇芝」無意間滯留結界，成為人不人鬼不鬼的存在；肉身則被神祕的凶靈占據。這個凶靈在人間的種種行動，看似作惡，也是控訴。看似嶄新的科技除鬼，到最後要探問的，仍是正義的天人之際。倘若天道好還，為何無辜者會滯留結界？死去的人如果得以還陽，是不是表示天道昭顯，讓「祂」了卻未完心事？二者看似衝突，天地無限卻在《無辜者》靈異加推理的框架中找到了解答。從《被害者》到《無辜者》，天地無限更尖銳的逼問正義的準則，以及它是否一體適用——從人到鬼，從陰間到陽界。用歸納法創造世界觀選擇以靈異題材切入，天地無限透露很愛看靈異故事，還會看鬼屋探險直播。他正是從普遍觀測的現象來歸納、創造小說的世界觀，「很多靈異經驗古今中外都很類似，例如鬼壓床、鬼附身、靈騷現象。有沒有可能這就是真正人死後會發生的事？我把它們搜集起來，依照這些原則設計故事核心。很多人會問為什麼房子會鬧鬼？一般會說死者怨念太深。」有死者就有命案，因此天地無限能理所當然的套上推理框架，「然而我們看到的套路通常是房子鬧鬼，主角開始尋找以前發生了什麼事。我想要玩不一樣的，就設計了所謂的『結界』。」所以《無辜者》的故事線一分為二，一邊是結界裡，一邊是結界之外，「前者像密室逃脫，後者是現實案件的推理。」《無辜者》有推理有靈異，兩個類型框架得以並存運作，世界觀的設定因此非常重要。天地無限表示，設定細節要豐富，又不能違背讀者的既有想像，太過背離常情或科學。此外，雖然有龐大的世界觀，但小說不會一次寫全部，「例如我選擇寫一兩個結界，而不是一整個陰間，就是因為比較小的規模創作上較容易，之後也可推展更多更大的結界作為小說舞台。」▲天地無限自認對作品沒有堅持，不過細數過往之作都是對正義的追問。說他像柯南嗎？倒不如說是公道伯。我問他對正義的想像是什麼？他答「受害者有沒有獲得公道。」《滯留結界的無辜者》便展示了公道伯主角如何幫鬼討正義。（圖／鏡文學）IP導向寫作掌握情節天地無限的寫作可調可控，一步步都精算過。此外，「簽約鏡文學後，可以更大膽，這是我第一次寫靈異題材，上一本《辦公室風雲》也是以前沒寫過的情境喜劇。」至於下一本小說，天地無限透露預計是科幻加推理題材。此前訪問，天地無限認為在大IP時代，寫作者需要掌握「越在地越國際」。隨《第四名被害者》改編影集播出，寫作上有受到什麼影響嗎？天地無限的回答是：「只有銷量上有影響，影集播出後效益大概有四倍之多。」一如之前的訪問我問他的「被改編心得」，天地無限對作品被改動沒有太多抗拒。「當然《誰是被害者》影集跟小說有很大不同，本來我覺得被改得體無完膚，不過後來發現改編就是魚幫水水幫魚。」因此，原著跟改編之間沒有誰主誰從。「我的寫作就是IP導向，把握情節緊湊跟人物立體。」天地無限說。不過我好奇天地無限看待自己的作品改編，真的沒有某個核心是他會堅持的嗎？天地無限說「真的沒有。」天地無限為我講了一則佛家公案。「有一個人被老虎追到懸崖邊。他拉住藤蔓跳下懸崖，旁邊突然冒出一條蛇要咬他，這時他的藤蔓也快斷了。他剛好看到旁邊有一顆小果實，就順手摘來吃說『好甜啊。』故事在此結束。當年我讀這個故事以為書沒印好，成年才明白這就是告訴人要活在當下，把握一瞬間的美好。」《無辜者》加入因果業報探討正義，「民間常常說遭遇不幸是因為上輩子怎樣。小說裡有角色上輩子被殺害，變成鬼覺醒了想復仇，你說這是正義的追求嗎？對不知道因果的人來說，祂就是一個作惡的鬼。」如果追回正義，在旁人眼中是讓自己變成厲鬼，值得嗎？追回的正義，還是正義嗎？「個人的正義跟群體的利益其實是衝突的，這正是推理小說可以發揮的空間。」天地無限說。用佛家公案化解遺憾正義在《無辜者》中看似變得消極，天地無限卻說「反過來想，也是那則公案給人的啟示，生前把握當下，及時行樂行善行孝，死後才不會不得安寧。」這大概是天人之際的極致了——好好活著，讓自己不會變成厲鬼，利人又利己。天地無限看似灑脫，每回提案寫新作前都會用《易經》卜卦。我問這次寫《無辜者》，他得到了什麼卦？「第十八山風蠱，事業上表示面臨破敗，需要壯士斷腕、振衰起敝。」「我還在想這個卦象是什麼意思。」天地無限說。或許要活成公案那般灑脫，畢竟不是那麼容易。從《被害者》到《無辜者》，正是因為人們對公道與正義的想像時而齊一時而相異。「人的遺憾不能被一筆勾消，鬼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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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僻小說家與他的青春致幻物語 ——賈彞倫談新作《延平北路十段再進去的李姓人家》
「我寫作就是為了取悅讀者，看他們爽我就爽。」賈彞倫說。賈彞倫以肉文出道，出道原因頗有當文字肉身菩薩的況味。2008年左右，他常逛的男同志情色文學論壇遭警察以違反「刑法235條」掃蕩（註1），許多創作者嚇到不敢寫，網站收攤，便索性下海，「我發現台灣人寫的東西變很少，就想不如我來寫吧。」也因此，賈彞倫的小說從情慾禁忌到青春校園、家庭想像，還多了一份「台灣味」。《延平北路十段再進去的李姓人家》賈彞倫著台灣同志情慾文學第一品牌2015年，賈彞倫出版《Twins－我和他》，寫一對成長於南台灣、天差地別的雙胞胎，陰錯陽差在台北重逢後相互吸引。遊走在亂倫犯禁邊緣固然引人側目，更稀奇的是，賈彞倫在小說中使用台語文，還堅持用台語文「正字」。此外，他將主角設定為平埔族，談性說愛之餘，也鋪展台灣文化。「後來編輯要我把主角的衣服穿回去，這讓我很掙扎。我沒有要以作家這名號跟人自我介紹，也沒想在文壇混，為何不能成為台灣同志情慾文學第一品牌？」話雖如此，16年賈彞倫出版《迴家／17.34.51》，故事畢竟有了更多向度，開始臨摹家的可能。其後自行出版《夜行列車》，依然是「穿起衣服比不穿衣服多的故事」。對此，賈彞倫說，「我發現我可以讓讀者的大頭小頭都感動到。」小說風格從肉慾到清水，讀者不會反彈嗎？「如果有人不爽，那我就再寫肉文給他們看，然而，讀者其實是會跟作者一起成長的。」賈彞倫表示，很多老讀者像他的朋友，「我大概知道一百多個讀者的年紀，所以知道他們真的跟著我一起變老，人生也漸漸有不同的煩腦。」新作像青春同志版《孤味》新作《延平北路十段再進去的李姓人家》，正是集結賈彞倫拿手的青春校園與家庭變奏的大成之作。小說以住在社子島的「李勤」自述他熱鬧又混亂的大家庭開場。李家男弱女強，從阿嬤到李勤母親都是雖然傳統但強悍的女性，此外還有兩個姊姊兩個妹妹。小說一開始，李勤母親正懷著最小的妹妹，大姊卻也未婚懷孕——一場家庭風暴正要上演，李勤則誤打誤撞進入學校棒球隊。李家人仰馬翻之際，青春蒸騰的熱氣與色氣也到來，李勤發現他有一個神祕仰慕者，隊上其他男孩也與他產生似夥伴又若情人的遐想。因此，《延平北路十段再進去的李姓人家》既是同志故事，也是成長小說。尤其，李家突然冒出一位多年不見的「黃姓阿公」，則讓《李姓人家》變成對家庭想像更前衛的同志版《孤味》。社子島是小說舞台，也讓《李姓人家》有了些許階級與同志的矛盾。賈彞倫說小說主角原型來自他的一位讀者。「幾年前我到台北辦讀者見面會，有一個身形瘦小面容清秀的大學生到現場。我們聊了一下，知道他住在社子島，就請他帶到我社子島晃。社子島不同於台北市其他地區，因為禁止開發，是一個只有遷出沒有遷入的地方，所以人跟人之間很緊密，鄉里的氛圍可能更像中南部鄉村，隨便就會撞上親戚。到了之後，他急忙要我走小巷，因為很怕被親戚或鄰居看到。」「畢竟一個不認識的大叔配大學生，看起來很醒目。」賈彞倫開玩笑說。小說以住在社子島的男同志切入，讓主角李勤成為邊緣中的邊緣；他之於其他同學，就像社子島之於台北市，表面上一樣，內裡卻不同。然而，李勤的階級出身小說中僅點到為止。賈彞倫表示，球隊的向心力與制服其實會弭平彼此的差異，「不過對李勤來說，社子島這個故鄉多少有點像『原罪』，讓他缺乏自信，也綁住了他。」面對喜歡的人，李勤糾結這樣的出身讓他跟不上別人的生命節奏，同時自嘆「別人生來就是要跑、要逃，要飛翔的，而我卻無法切斷與家庭、土地之間緊密的關係。」故土、家庭是羈絆也是牽繩，帶給人自信與自卑，使《李姓人家》的男男校園情有了更複雜的討論——當愛情讓人飛翔，卻有可能選擇留在原地。（圖／鏡文學）返還家族女性被遺忘的能量《李姓人家》寫盡家族、土地與人之間的複雜情感，賈彞倫其實來自小家庭，「我家只有三個人，所以常常想像大家庭會是怎樣。這也讓我體會到人生就是有得有失，孤僻也有好處，我就是比較孤僻的人。」因此，「寫這本小說多少也是我嚮往那樣熱鬧的家吧。」至於《李姓人家》女強男弱，賈彞倫的原生家庭卻是以父親為主。「去年我母親過世，我回南部的家，發現少了母親，變得一團亂。過年我花了好幾天整理，半個月後再回家，又是一團亂。」「這讓我意識到原來我們家是靠我媽撐起的。女性其實是很強大的力量，只是我們通常太過習慣而忽視，只是很多時候她們都被男人綁住了。她們之於丈夫乃至家庭，就像一個結與另一個結，相互拉扯。尤其我媽那一輩的女性更辛苦，於上她們面對的是再傳統不過、過去靠威權管教的長輩，於下又要面對可能已不甩規則的新世代。」「她們就像夾在不同材質的板塊間，不斷被擠壓，同時動彈不得。」賈彞倫結論。寫著寫著也把自己織進小說我本以為《李姓人家》看似過分青春浪漫的同志愛情是幻想，怎知小說的家庭模樣其實也是——來自賈彞倫撐開自身現實的逼仄。賈彞倫透露母親生前常常為父親煩惱，甚至得恐慌症，後來才知道父親可能有亞斯伯格傾向，「我爸跟我媽就像兩個不同星球的人，無法溝通，然而直到她過世前幾個月，她才發現這件事。」言談間，稱不上為母親抱屈，而是看透世事的語氣。因為賈彞倫發現自己跟父親與母親越來越像。「我爸是理工宅男，當年我要讀歷史，他出動全家人阻止我。以前我總覺得我們南轅北轍，連政黨傾向都完全不同。他買很多書，家裡有一整排電子工程書籍，我也買很多書，有哲學有文學的。這兩三年我才驚覺，我跟我爸其實很像，只是各在兩端。我們都愛買書，也都很固執。我媽生前常把『歹勢』、『失禮』掛嘴邊，很怕麻煩人，我現在的口頭禪也是『歹勢』、『麻煩你了』。到頭來，我們常常複製父母的樣子，只是我們一直不願意相信。」這或許解釋了《李姓人家》中李勤感到被家庭綁住的無奈。飛行，對習慣走在地上的人來說，仍是想像。訪談間，賈彞倫透露自己是投手，帶領一個業餘野球隊，「真的是『野球』，因為我們都不是專業出身，而我莫名成了類似教練的角色，還負責投球。」「這讓我想，為何我筆下的主角通常很沒主見？是不是因為現實中的我是控制狂？然而，那些看似很有主見的自信，是不是為了遮掩我內在的不自信？」從實到虛，又從虛到實；小說是人生的幻影，人生也是小說的一部分。訪問最後，我好奇賈彞倫擅長什麼球路？他回答「快速球」，不知為何他天生投球就是比一般人快。因此，賈彞倫是三振型投手，靠直球解決打者。我問，這樣不會很耗球數，很容易受傷嗎？「會啊，但就是爽。」投手丘的直球與小說裡彎彎曲曲的生命折射，都是賈彞倫。寫小說既是逃避也是直球對決自己的人生。註1：「刑法235條」是警察取締所謂「猥褻」圖文、影像之法源。民國95年大法官釋憲「釋字第617號」，認定具「適當安全隔絕措施」者，如加封套、警告標示等，可使「一般人無法得以見聞」便不在此法範圍。此後，法院在實務判決上才納入是否具「適當安全隔絕措施」衡量。如成人網站的「你是否達18歲」、「是否知悉網站內容是給成人看的」等設計，可作為「適當安全隔絕措施」，因此不成立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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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以為家的人——專訪陳雪《親愛的共犯》
陳雪一直在浪頭上。從90年代開始，她是弄潮兒也是酷兒，時代迎面而來，便理所當然的用盡生命書寫。我問陳雪，「現在還有人用『酷兒文學』稱呼你嗎？」她回答，「很久沒聽到了，大概很少人知道那是什麼。」2019年陳雪隨同婚法制化結婚成家。看起來，90年代那個披酷兒文學先鋒標誌上陣的陳雪已遠。然而要到新作《親愛的共犯》，我們才發現成家後的她成了潛行者，矗立一座家，悄悄從內引爆。「如果沒有原生家庭，只能自己去尋找家的話，這個可能性是什麼？」陳雪說。這或許可從她在小說前引用的電影《新橋戀人》台詞「天空是白的／但雲是黑的」看出端倪。盲女與流浪漢在廢棄的橋上相遇，不見於社會的愛只能在不是家也非一般人棲身之所的橋上滋長。當愛始自荒蕪，家的意義便同步塌縮。《親愛的共犯》陳雪 著出版日期：2021/1/29亮麗的家埋藏著什麼過去陳雪創作出一個個罷家女孩（藉逃離原生家庭，反省親密關係），現在她一手寫戀愛課散文，一手搭起《摩天大樓》，具象化社會結構與受困其中的人；再來她搭建《無父之城》，搬演終極的暴力——白色恐怖。《親愛的共犯》以一樁富二代綁架案開始，自幼失父的女警「周小詠」進入豪門調查，卻發現侯門似海之外，受害者與加害者的位置也開始混淆不清，最終成為《白夜行》式愛與惡的辯證。我們到最後才明瞭愛是救贖，也是諉過。陳雪在《親愛的共犯》裡搭建一個整潔美滿又安康的家，裡頭的人卻不幸福。再明亮宜人的家對不幸的人來說，也只是有屋頂的天葬。《親愛的共犯》觸及不同階級對家的想像，來自陳雪過去對家的不滿及憧憬，「小時候我很討厭家裡的巧拼跟三層櫃，心想為何大人都買這種東西。後來我認識一對夫妻，他們家充滿廉價家具，毫無美感可言，我卻感到家的感覺。漸漸的，我發現你去很高級的地方，即使像飯店美好，但你不會稱為家。」「現在大家常常談斷捨離，想要乾淨清爽的家，更好的生活，然而裡面的人的狀態是什麼？當我們期望乾淨整齊的美感，就很容易不自覺的高人一等。使用美的東西，其實不會讓人心裡變美，更多時候是為了隔開混亂與骯髒，同時畫地自限。」因此，《親愛的共犯》開篇便是富豪「張大安」蓋的「白樓」。陳雪這樣描述：「一棟白色的建築在夕陽映照中，呈現出幾近金色的光輝，倘若有一雙眼睛從空中俯瞰，將會看到那一棟市區巷弄裡的獨棟樓房，在一片灰色樂高玩具堆起的矮矮樓房中，站立著白色的龐然大物。」▲「我一直想寫育幼院，思考這題材可以放什麼東西。有次在台北市逛街，小小的巷弄有一個工地，正在蓋一個獨棟的樓。不久再去，發現是一個獨棟的豪宅，跟週遭格格不入。我就想：這樣的人為何不去住帝寶？家這個殼會給人帶來什麼？」（圖／鏡文學）在不成家的地方守望陳雪寫家，是顛覆，同時也小心呵護另一種家的可能。《親愛的共犯》另一個重要場景是育幼院。陳雪說她一直對育幼院很感興趣，小時候常覺得自己會被送到那，「因為我父母曾經分開，我始終有種不安全感。那時候《小甜甜》正紅，我跟小甜甜一樣有雀斑，大家就叫我小甜甜。可是卡通裡小甜甜待的孤兒院很溫馨，我的家卻不成家了。」「我對特定空間著迷，總想著這裡面住著怎樣的人？」從《摩天大樓》到《無父之城》，陳雪在封閉的空間中試驗人性。在《親愛的共犯》裡，人物則被放到兩個極端——白樓與育幼院。育幼院培育沒有家的人，那些人長大後會是什麼樣子，會是犯罪者的面貌嗎？答案當然絕非如此簡單。這便碰觸到小說另一個主題——愛與惡的等值。「愛一個人何時會變成惡或罪？」陳雪問道。《親愛的共犯》以綁架案開篇，然而陳雪志不在寫複雜的犯罪，「我不是寫推理，小說裡的殺人都來自人性，而非一個哏，只是想讓人猜不到。」《親愛的共犯》之前，她其實想改寫真實刑案，但發現這些案件原因看起來都很簡單，「可是人是這麼複雜，這些簡單或許有他們無法言說的部分，我想知道人在怎樣的情形下會殺人。」「透過小說，我補足真實案件我看不到的複雜面，更千絲萬縷的看待犯罪，試著找出一個人的生命在何時產生分歧。」因此，《親愛的共犯》看似是偵案故事，到頭來卻展示——陳雪習慣用「展示」描述小說裡的道德困境——令人怵目驚心的悲劇，「我們總以為自己可以改變，活得很小心，往往還是被命運拉了過去。你想擺脫過去的惡，可是掙扎的同時也沾染了惡。」▲《親愛的共犯》延續陳雪前面幾本小說的犯罪題材，不過陳雪說她關注的其實是暴行，以及暴行施加於人後如何與為何不能逃脫。儘管《親愛的共犯》呈現不同的暴行，仍是非常溫柔的小說。或許是陳雪對「家」擁有更多不同想像的自信了吧。（圖／鏡文學）當暴力散發甜膩滋味如何書寫惡，涉及陳雪近年關注的議題——暴行。「這幾年，我一直想寫暴行，施加於人卻無形的暴力，例如控制與剝奪。弔詭的是，這其中有個反覆的模式，傷害之後又呵護。施暴者都有一套說詞，『我是為你好』、『連你都不相信我』等。我想展示這種暴力的形成，以及它如何黏著人。」大至國家機器，小至親密關係。暴力深入脊髓，甚至散發甜膩的滋味，教人錯覺是愛。《親愛的共犯》裡的許多人物正是透過家這個結構，用愛去實行錯。陳雪透露，她曾經歷一段有言語暴力的親密關係，「對方一下貶低自己，一下貶低我，讓我處在是非對錯難分的處境。我一直不願相信自己是受害者，直到對方動手。」「很多時候，愛是只有一個信徒的邪教，對方成為你的教主。」過去陳雪小說常出現青春女孩獻祭的模式——女孩受了傷，用自身的不幸見證社會的殘酷。然而陳雪說，「這一次我的小說人物的愛沒有荒蕪，還有能力並努力去愛。」「不健全的生命，不會去愛。然而我們從小到大會受到各種傷害，因此我們怎樣通過傷害反過來肯定自己，而不是懷著負罪感。」《親愛的共犯》一方面毀家廢婚，一方面展現了最純淨的愛。陳雪寫戀愛課散文，幫助讀者經營親密關係，自認寫散文跟寫小說的人格不同，我好奇兩者差在哪？「寫散文比較接近我自己，寫小說的『我』很淡；寫小說比較能把人放到極端，寫散文是中間值。」不過《親愛的共犯》最後其實帶著異常溫柔的質地。對此，陳雪說或許是自己有了家庭後，對家的想像更有自信。「我發現家未必要在一個房子裡，也可以有照顧與歸屬感。」《親愛的共犯》是橋上的孩子長大了，曾經無以為家的人回頭探望現在無以為家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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純真可以如此凶猛的幻滅——陳思宏談新作《佛羅里達變形記》
陳思宏像催化劑。觸發一切，卻不會消耗自身能量。在安靜空間裡，他是最具活力的拔尖。訪問前，他說回台行程多，先應了一場VR電影試映。別人看VR有各種論述，他則好奇：「看到哭怎麼辦？戴上VR眼鏡，眼淚要流到哪？」他在威尼斯影展看完一系列VR電影這樣問設計眼鏡的工程師，對方語塞。 陳思宏也是不甘低迷的詠嘆調。無論寫景還是寫人，他的文字都像有節奏的歌唱與花式抒情。「我這個人就是不懂得節制。」陳思宏自承。所以，絲毫的情感或觸動都能被他放到最大，本來默默無名的故鄉永靖成為人何寥落鬼何多的《鬼地方》。新作《佛羅里達變形記》則將場景搬到美國，將七名男孩女孩的成長痛寫成了絢爛明豔又驚駭懾人的夏日煙火。《佛羅里達變形記》陳思宏 著出版日期：2020/12/29美國與青春的夢醒時分《佛羅里達變形記》敘述同是龍年出生的十六歲三男三女參加宗教團體舉辦的美國遊學團，來到燠熱生猛的佛羅里達。其中五人來自上流社會，含金湯匙出生，也帶原生家庭的不幸。其中一名男孩想找住在海明威故居所在「基韋斯特」小鎮的父親，計畫逃亡。於是，男孩拉著其他男孩女孩，逃離遊學團也逃離家庭自太平洋另一邊延伸而來的陰影。他們以為來到一個乾淨明亮的地方，最終卻遭受青春最無情的曝曬，各自變形，不成人形。因此，美國之於主角，不是電影裡的都會風情或好萊塢印象，而是一場永無止盡的莽林大暑。為何寫美國？陳思宏說，一方面這其實來自他真實經驗，「1991年，我十六歲真的參加了一場美國遊學團到佛羅里達。我們宿舍前有棵大樹，上面有條大蟒蛇，我的美國同學看牠像看天上的雲，完全不驚訝。」另一方面，則是他對美國——「一個能在大賣場同時買到槍枝跟肉的國家。」——的好奇使然。佛州的美國經驗帶給陳思宏觀看美國非常不同的切入點，三十年後寫這段美國經驗，他為此又到了佛州兩次，再次感受那裡的風土。回到定居的柏林後，因為疫情封城，陳思宏關在家寫小說，《佛羅里達變形記》於是成為他最痛苦的寫作過程，因為「寫小說時我需要聽見看見人們的聲音跟顏色。」上一本《鬼地方》是陳思宏在異鄉柏林寫故鄉永靖，這次《佛羅里達變形記》則是在異鄉寫異鄉。比起《鬼地方》不畏懼於翻開家族內裡，《佛羅里達變形記》是陳思宏一次更翻天覆地的坦露，那劇烈來自他對1991年美國經驗的遲來回應與想像——如催化劑的他遇見一個瘋狂的國度。「美國的一切都很大，天大地大，連人都很巨大。我們來自小島小國，對美國一直以來都有憧憬跟幻想。」然而，陳思宏在巨大的美國夢中看見了孤絕，「在美國開車的風景就是麥當勞、漢堡王、麥當勞，再漢堡王、麥當勞、漢堡王，不然就是無境的黃沙紅土。」就連草莽與熱鬧並存的佛州，在陳思宏看來都是「憂鬱的熱帶」，「不那麼完美，也不那麼剔透。」「人在美國變得很渺小，彷彿會被吃掉。」陳思宏說。《佛羅里達變形記》寫的便是天真爛漫男孩女孩被吃掉再被吐出來的過程。天真在大暑中蒸發，並且幻滅。▲《佛羅里達變形記》是陳思宏《鬼地方》後的「夏日三部曲」之二。愛穿南國花襯衫，陳思宏卻討厭夏天，「因為很討厭夏天，所以要用三本小說去講夏天的壞話。」（圖／鏡文學）逆反繼承美國純真傳統美國令陳思宏神往，「我一直在想『美國』是什麼？為何能在強大的資本主義邏輯運作下蘊藏更強大的野蠻？同時，美國人又懷有他們獨有的『美國純真』。」何謂美國純真？陳思宏解釋，美國人對家國有至高的信仰，認為是上帝天命賦予他們的，所以會說「天佑美國」；看待世界，也總以美國為中心。然而這樣的「純真」到了相對世故複雜的歐洲大陸常會發生不少碰撞，陳思宏說包括亨利詹姆斯與伍迪艾倫的「歐洲三部曲」都描述過美國純真在歐洲的促狹與窘迫。在《佛羅里達變形記》裡，陳思宏則將美國純真與島國少年的青春嫁接在一塊，一同璀璨，也一同幻滅。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與接合劑的，是小說裡不斷提及的海明威，「我一直對海明威很著迷，他非常美國，如此陽剛，又曾打過戰，並且總是槍不離身，最後甚至用槍自殺。你看海明威的臉，就是最立體的美國純真。」《佛羅里達變形記》的少年們開車到海明威的故居，便是公路電影結構的幻滅之路。從佛州到海明威，陳思宏說他對美國南方文學情有獨鍾。「人在燥熱中會有變形的感覺，身體變得黏膩，氣味變得明顯，你會因此一直意識到自己的身體，以及身體的存在，同時為此焦慮。」陳思宏舉的例子是田納西威廉斯，「他的《慾望街車》跟《玻璃動物園》可以在我腦海中不斷上演，看一萬遍也不會膩！」因此，慾望不但是潮溼的，更是汗淋淋的，關乎濕度也關乎氣味。身體總能最誠實的訴說我們的慾望。《佛羅里達變形記》裡，陳思宏之所以不厭其煩的描述少年們的身體到了美國大陸後的變化正在此。試看下列文字將身體寫成地景，又將地景寫得活色生香：「熱帶是五花肉，油脂飽滿，撞上這些清瘦的青少年身體，留下飽滿的油膩汗水。油汗潤浸衣褲，乾燥的腋下原本是寒帶荒原，走一小段路，就變成灌木叢生的沼澤地。月亮肥滿，撒下豐盈光束，在校園鋪上柔軟的銀白稠緞。微風坐在鞦韆上盪啊盪，柔軟的海潮聲是棉花棒，伸入耳朵裡繞一繞，搔一搔，挖出新鮮的耳垢。耳垢是沃土，冒著蒸騰熱氣，埋一顆種子，可培育粗壯闊葉樹木。」▲陳思宏說我們每天都在變形。因應地域改變生活習慣是變形，換一次衣服髮型也是變形。享受變形嗎？陳思宏答，「是啊。我十八歲從彰化到台北讀書，一個鄉巴佬就經歷一次巨大的變形。我享受生命編年史的每一次變形，也希望每次寫作都能如此。」（圖／鏡文學）聖潔與否身體清楚知道早在2018年的散文集《第九個身體》陳思宏就宣示了「身體的主體性」。藉由文字，他敞開身體，「一步一步，奪回身體的自主權。」到了《佛羅里達變形記》，陳思宏把青少年身體的原始跟成人世界的虛偽對比，小說裡出資讓少年們遊學的宗教團體「蓮觀基金會」崇拜從不露臉的聖人，要少年們穿著印著一朵蓮花的白淨T恤；看似光明，卻行不能見人的勾當。對此，陳思宏說，「沒有人是純潔的，那些宣稱自己純潔的往往最骯髒。」他在小說裡不斷寫「屁」，「一切聖潔都是假的，只有屁是真的。因為人只有在放屁的時候是最誠實的。在那一刻，我們也因為對彼此最誠實而產生連結。」陳思宏告訴我們，聖人的光輝其實是網美燈，迷人氣息來自香氛蠟燭。《佛羅里達變形記》寫盡了青春幻滅的姿態，童叟無欺，揭露一切。一個來自台灣的小說家在一塊大陸上寫另一塊大陸，陳思宏說，「很多歐洲作家或知識分子到了美國，都會把在那的衝擊寫成小說，《佛羅里達變形記》就是我一本亂七八糟的美國小說。」何謂「亂七八糟」？因為青春與幻滅並行，生機與死亡同在，聖潔與汙穢對比，美國與台灣也被陳思宏折疊了起來。此時，我耳邊響起唐麥克林的〈American Pie〉，以陳思宏的獨有詠嘆調，既歡樂又似悲鳴，那樣的豐饒又貧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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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說家與大說謊家——臥斧談新作《一開始就是假的》
「我筆下的主角常常看什麼都不爽，不怎麼合群，所以很適合衝撞體制。」臥斧如此形容他小說中那些「發覺生活有哪裡不對勁，所以開始探頭找尋真相」的主人翁。 「也很像冷硬派的偵探。」這形容似乎也指向他自己。《一開始就是假的》臥斧著寫小說抬起屁股敲門去有人以「推理一匹狼」比喻臥斧。除了伴隨冷硬派偵探的踽踽獨行，還有看準目標便緊咬不放的決心。2014年以來，臥斧的小說都瞄準議題，「碎夢三部曲」以都更、移工、宗教團體為主題；《FIX》則與廢死聯盟和冤獄平反協會合作，改寫台灣冤案。到了新作《一開始就是假的》，顧名思義，探討假消息當道，濁世何清。套句卜洛克在《八百萬種死法》說的：「辦案本來就是這樣。抬起屁股敲門去。」想找出答案，就認份起身，挨家挨戶敲門找線索。寫小說，當如是。臥斧對寫小說有很清楚的輪廓與目標，「小說是我希望跟大眾講話的東西。我不想製造門檻，而是最大化讀者。因此，讀我的小說不用太傷腦筋。然而，這樣的作品背後仍需要很精密的計算或想探討的議題。」這時，服務生端上臥斧點的熱美式咖啡。臥斧順水推舟的給了我一個比喻，「寫小說就像眼前這杯美式。端上來之前，我得選好豆子，再烘好磨好，同時顧及壓力與水質。每個步驟都謹慎有意義，但我不期望每個讀者都能明白每個步驟的用意。單純把我的小說當作搞笑諷刺也很好。」因此，小說是手段，不是終極目標；它沒有一定樣貌，端看讀者怎麼接收。▲臥斧說自己的主角大多不合群，像冷硬派偵探，才能衝撞體制，說的似乎也是他自己。（圖／鏡文學）出版之後你影響了誰？臥斧像獨行的狼，也跟他的小說策略與所處文學場域有關。1999年他出版第一本書《給S的音樂情書》，便決定不再出版，「我進出版社工作後，對出版的想像與文學獎都有了大概認知。文學獎經驗反而讓我充滿疑惑：『為何這些人有資格評出哪些是好的？標準又是什麼？』2003年是我最後一次參加文學獎，當時投稿的作品便是後來成書的《舌行家族》，決審會議有評審說這作品是一篇鄉野傳奇。然而，鄉野傳奇只是《舌行家族》的外殼。」《舌行家族》真正要談的是話語權被操弄、壟斷——總有一群人，總被一群人把持。諷刺的是，或許也似臥斧對文學場域的心得。之後臥斧有一陣子把寫好的極短篇放在自己架設的網站上，有電子報想刊便隨之取用。不以出書為目標，不參加文學獎，也不在副刊發表，在台灣文壇簡直是自斷雙臂。然而這幾年臥斧創作能量豐沛，陸續出版。對此，他說，「我要服務的對象很清楚，就是讀者。要讓他們讀了不會覺得浪費時間。」「能複製、散布的文字作品不是被藝評家炒作出的單幅油畫，不能想像只有一兩個富豪會收藏會看，必須想辦法讓更多人看見。閱讀也是一種休閒。」更重要的是，「你的作品影響了誰？」這個轉變確立在2014年的《碎夢大道》。「《碎夢大道》後，我開始想寫跟台灣有關的作品，動筆之前我注意到國內很多地方發生火災，可能是老社區或舊市場，印象中大家會覺得這很正常。後來才發現，某些失火市場根本查不出原因，即使新聞提到可能有人縱火，也往往沒後續，這讓我起疑。2007年我寫完初稿，之後看到火災新聞都會特別留心，結果近十年全國有百起相關事件。2012、2013年土地正義議題浮上檯面。我發現這跟我想講的有關——個人記憶與集體記憶之間的拉扯，於是我重寫《碎夢大道》。」「寫小說要想著，這是只有我才能寫出的小說。」臥斧總結。因為「我」在意，因為「我」想找出答案。這個「我」既是他的小說主角，也是他自己。都只有「我」自己，可曾感到孤單？臥斧說，創作本就是孤獨的事，「同時，創作是我覺得最爽的事，我工作就是為了創作，有穩定的收入才能寫下去。常有人問我，為何能穩定的寫？答案很簡單，如果我不創作，其他事就會失去意義。」▲「我不在乎別人怎麼定義我，因此沒有殷切的需求寫一個東西獲得肯定。」臥斧寫東西完全是為了自己，極有規律，他說辛苦工作就是為了有寫作的餘裕，若不寫就失去了生活的意義。（圖／鏡文學）影射政治諷後真相時代寫是為了讓人生有意義，然而「意義」在當下卻顯得曖昧不堪。後真相時代，追尋真相的小說家，是將遍尋不著還是虛晃一招？循此，我們到了《一開始就是假的》。小說緊貼當下政治現實，以死亡議員屍體下葬後卻出現在海濱開場，帶出白黨新興政治明星「韋朝」的崛起，以及白黨過往統治台灣的血腥歷史。此中真真假假，死去的歷史與活生生的現實相混，道盡了假作真時真亦假的虛妄。諷刺的是，小說主人翁是八卦小報編輯，結果卻是由他來尋找答案。為了銷量，他煞有其事的編造報導——死亡議員握有白黨秘辛，一旦揭露將動搖黨本。「一開始就是假的」怎知卻越演越真，報導提到的人物一一橫死。「主角是本該知道真相的人，卻製造假消息。這本小說與《舌行家族》有關，主人翁都是掌握話語權的人，這一本問題更進一步：掌握話語權的人說謊，我們該怎麼辦？」《舌行家族》寫於2006年，時隔14年的小說卻能映照台灣當下。是歷史太諷刺，還是我們毫無進步？臥斧表示，小說於2018年選舉後動筆，其中人物包括議員佘總、市長韋朝，乃至白黨，都可輕易連結現實中人。寫作當下正是影射人物風頭最健時。時隔一年多，這些人物從無地起樓台到眼看他樓塌了。臥斧或許會說，歷史很滑溜很狡猾，不要想抓住它。這也是臥斧不直接寫明人物的原因，「不能拿小說按圖索驥現實，或指證這就是作者的意圖。如同很多殺人魔或炸彈客，都會說自己是受沙林傑啟發。我們不能完全相信一個人所宣稱的。」焦慮現況那就努力改變到頭來，《一開始就是假的》便是一個聰明的演練。小說確實一如其名，然而臥斧說，「當讀者發現『獲得的訊息可能是操作過的』，後來在接收訊息時，就會停下來思考。我公司的工程師讀了《FIX》，跟我說他以後看到社會新聞都會想一想。那時我想，這就是小說的力量。」「如果人們一開始就發現自己被洗腦，一切是不是就會不同。」歷史沒有如果，所以臥斧變出一條很像歷史的蛇，要讀者感受被咬。很痛，之後會免疫嗎？或許不會，但至少能試著學習教訓。「我很實際，如果你對現況焦慮，就努力用別的方式讓大家看見對的另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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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上旁觀他人之痛苦——禾又丹談《直播中：殺死青春》
《直播中：殺死青春》以少女佇立在斜陽餘暉之中開場。四周靜謐，少女卻顯得格格不入。因著身上的鮮血，與少女的心聲——「在死之前，她會先畢業的。」 校園何以成煉獄？青春的甜膩與死亡的氣息糾纏。這是禾又丹新小說最初給人的一記重擊。校園霸凌題材當道的今天，《直播中：殺死青春》還能翻出新意，因為它加入了「鏡頭」。《直播中：殺死青春》禾又丹著小說敘述住在偏鄉的女主角「俞智恩」本過著全校僅有四名學生的靜謐生活，新學期學校實行城鄉交流計畫，因而多出了七位新生。新來的同學中自帶明星光環的「洪琦玉」意外與智恩變成好友，讓智恩被其他人妒嫉，遭到排擠。洪琦玉遭遇教師性騷擾，申訴無門還成為誣告者。一連串事件自此引爆。有人離開學校，也有新成員加入，以及，隱藏攝影機。這時，我們才知道智恩所處的學校被真人實境秀《霎時青春》選中，成為絕佳舞台——只是不是所有舞台上的人都知道自己正在被觀看。透過觀察貼近角色禾又丹出版過小說《她的他》、《在地平線盡頭，再見》，此前多寫愛情故事。三十多歲的她經歷豐富，不過自稱「沒事業心，所以才什麼都沾一點」，當過直排輪教練、設計師、補習班導師，在演藝經紀公司上班，還曾到英國、澳洲打工。做過這麼多職業，對寫作有幫助嗎？「寫東西要替很多人設定職業、個性、思考模式，如果生活太單一，很難寫出真實感。這些工作經歷讓我寫角色時更真實。如果沒有這些，我覺得自己無法貼近角色。」例如小說中有許多參與《霎時青春》的小演員，都因想紅而做出誇張行徑，影響整部秀的走向。禾又丹表示，這其實跟她在演藝經紀公司的經驗有關。她待的是負責臨演的小型公司，所以看到很多努力想被看見，懷有明星夢的人，「有人把一堆很小的演出都寫上去，但你知道他也只能演到這樣了。」要貼近角色就得貼近活生生的人，禾又丹喜歡觀察人。「我會思考別人這樣做的原因，他們是不是遭遇過什麼，這樣或許更能有體諒的心，對寫作也許有幫助吧。」關鍵或許在於，看見人的層次。禾又丹說，「比如今天罵你或惹你的人，其實沒你看見的那麼壞，也許他的壞是一種武裝。」觀察人之於寫作有益，但禾又丹不認為這是什麼特殊能力，「只是有的人生活中不需要時時刻刻觀察人，不用想到別人也可以活得很好。只是我剛好不是這樣的人。」「每個人有他的生活經驗，可以一路自我的活過來是因為幸運。反之，能幫助你早點成熟，也是。不同的遭遇造就今天的自己。壞事發生在身上，而我有能力去思考『為什麼』，就可以讓心情變好，即使無法解決事情。」「成為自己的心理醫生。」這是禾又丹因為喜歡觀察人，而帶給自己的最大美意了。▲禾又丹求知慾旺盛。國小讀言情小說，成為她的閱讀啟蒙。有時她也會讀百科全書或字典。然而，閱讀只是滿足她求知慾的一種手段，更多時候她用生活經驗填補，所以換過很多工作。看似漂泊，實則是自我實踐。（圖／鏡文學）真人秀有多真實？善於觀察人，所以才寫一部主角都成為被看者的小說嗎？禾又丹表示，當初只想寫霸凌故事，「因為我常看韓國綜藝節目，大部分都有真人秀，前陣子許多韓國女藝人因為網路霸凌自殺，讓我開始想，所謂的真人秀有多真實？」「即使沒有腳本，節目仍可以透過剪輯『呈現』一個人，而不是那個人本來的樣子，就算拍的只是簡單的做菜或出遊，觀眾也會被引導，想像節目中人就應該是『那個樣子』。」不遠的血淋淋例子是，今年五月Netflix與日本富士電視台合作的《雙層公寓》，因為其中成員不堪網路霸凌自殺而告停。後來傳出該成員在螢幕上的表現，其實是製作單位要求的「表演」。「真人秀不是百分之百的真實，而是被剪輯包裝的產物。再者，當一個人知道自己要被拍時，所表現的就不是最真實的他了。」禾又丹點出了重點。因此，禾又丹將平凡的校園化身《楚門的世界》，當真實與作戲混為一談，作戲的卻又比真正的人物「認真」，最後便是受害者、加害者，以及旁觀者三位一體，各人沾染各人的鮮血。沒有無辜的旁觀者為什麼想寫霸凌故事？禾又丹表示，因為自己曾是霸凌的旁觀者。「學生時代班上有兩個同學得罪人。有天放學後班上同學要我快點走，說有事發生，整個教室忽然清空，鐘聲一響，我聽見奔跑的聲音，一群人衝進來打他們，又『轟』的一聲散去，只剩下兩個鼻青臉腫的人。然而，我那時只覺得他們可能真的惹錯人活該。」因此，《直播中：殺死青春》最終探討的，或許是旁觀者的角色。在小說中，有幾重旁觀者：首先，是在事發現場默不做聲的；再者，是參與實境秀，知道一切是演戲的；最後，是螢幕外那些看好戲，或單純看，或上網留言添柴火的鄉民。最後一種旁觀者看似無害，卻可能最張狂。禾又丹說，「我們不知道攝影機開機前及喊卡後，發生了什麼事。每集都收看節目，也讓觀眾錯覺自己從頭到尾都有參與，所以站在上帝視角用很簡單的語言去評論一件很複雜的事。」然而，這很危險。小說裡，旁觀者中最後出手介入的都是女性。原因為何？禾又丹一愣，表示自己其實沒注意到這件事，「可能我下意識把女生的共感放進小說裡了。我自己的成長經驗中，女生比較容易對小事件有感，無論是喜歡想接近人，或是覺得別人對她有敵意。那是一種既親暱又脆弱的關係。」他人投射而來無所不在的注意力，像一張網，把你撈住，漸漸收緊，最後讓你窒息。禾又丹試著理解這件事，「或許她們是因為沒有安全感，所以只能透過這種方式很激烈的尋求。不過我個人太愛自由了，所以都會遠離。」她是站在最遠的旁觀者，得以看清，同時最安全。「看到很熱衷評論名人的網友，我都會想他們是不是生活太無聊。」禾又丹說。當我們旁觀他人的痛苦尋求娛樂，更遠處還有人在旁觀，那些我們看似不為惡的惡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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