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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徐淑卿知道《共時的星叢》今年9月將在東京都現代美術館展覽時，我就決定為此去一趟東京。一方面，既然關心台灣文化如何走向世界，展覽可說是面向世界的第一線。其次，我有雙重好奇。既好奇台灣策展人黃亞歷如何向日本觀眾，呈現屬於台灣以及個人的視角；同時也好奇日本觀眾如何看待這個展覽。展覽源自2015年的紀錄片《日曜日式散步者》。影片以1930年代成立於台南的「風車詩社」為主題，呈現一個未必有很多人知曉的台灣。當時台灣透過日本的轉譯，與發端於法國的超現實主義，以及其他現代主義思潮產生共振，這樣的共振也許如星星之間的距離那樣，有著時差，看見時已將消失，或是看見時已經不同，但這樣的振動，也足以讓遠處的蝴蝶展翅。更重要的是，這不是法國影響日本，日本影響台灣的單一取徑，而是一旦開始，變化就隨之而來。台灣在多重折射的影響下，又展現出哪些屬於台灣獨特的色彩？2020年人山人海的展覽《不朽的青春》，副標是「臺灣美術再發現」。這是一個如同為台灣前輩藝術家集體安魂的儀式，在多年的文化斷裂與掩埋中，讓年輕的台灣觀眾重新認識台灣美術的發展歷程，以及日本藝術家在台灣留下的痕跡。不過，或許重要的意義不僅是重新出土，同時也是校正位置。也就是當我們把台灣的位置從大陸邊陲，回放到世界航線的交匯處時，曾經被掩藏的台灣與世界的交流網絡，就會再次浮現。文化的航線也是如此。也因此，好奇日本觀眾如何看待這個展覽的同時，我心裡也排斥著一種目光。雖然統治台灣的五十年間，日本將現代化帶到台灣，但不希望日本觀眾只看到昔日日本施加於殖民地的影響，而看不到，即便如此，台灣也有其文化的主體性。不過，置身位於清澄白河的東京都現代美術館，我的顧慮一開始就煙消雲散。入口處菱形鏡面浮現創作者的影像，當你移動位置時，你可以看到浮出的人像，或者影像消失殘留的黑暗，你也會看到自己，自己也時而清晰或隨著走動而扭曲。換言之，這裡不會只有一種目光，不會只有一種敘事。近200件從台灣各美術館博物館帶來的藝術品，500餘件資料文獻，還有100件日本美術館提供的作品，在六個主題與相應的空間設計上，讓人不僅看到當時的藝術家創作了什麼，同時也感受到他們的心靈所朝向的世界，那裡似乎殘存畫面之外視角的餘光。展場的設計，彷彿一再提醒我們餘光的存在。當我們看著一幅作品，或者幾幅作品彼此的關係時，我們也會不經意瞥見，他處鏡面倒映其他作品，也因此我們知道，自己身處的只是一縷視線所及的局部，或發現自己的身體隨鏡面而變化。這些讓我們猜測，或許策展的意圖，固然呈現一種時代的樣貌，以及時代對創作的影響。但這個樣貌框架了星叢的共時，卻無意框架星叢之間的折射，以及不同折射所變換的各種目光與詮釋。展覽的六個主題分別是：1.翻譯與創造之間；2.包裹在幻想中的都市；3.超現實主義的時差；4.何謂故鄉、何謂自我；5.由誰而畫、為誰而畫；6.白色長夜。主持藝術部落格「青い日記帳」的評論家中村剛士認為，這是他心目中2026年日本十佳展覽之一。他說，這是日本有史以來首次舉辦如此大規模的台灣近代美術展。這些收藏和資料因為散居各處，要一次看到並不容易。「而且這並非單純的名品展，是將作品背後的人們，他們的移動、交流，乃至與政治、社會的關係一同呈現在眼前。首先，這個機會本身就極不尋常。」一位署名なかた的出版社網路媒體記者，他在note網站發表的觀後感，則回答了我對於日本觀眾怎麼看這個展的疑問。之前在東京都現代美術館看坂本龍一展時，同時看了另一個展覽，其中有些作品是拍攝今日中國東北昔日滿洲國的一些建築遺址。而與《共時的星叢》同時展出的則是日本藝術家多田美波的作品，她在戰前出生於台灣高雄，而後移居現在韓國首爾，戰後才回到日本長期居住。這些巧合讓我感覺始終存在一種策展角度，就是日本與前殖民地的關係。なかた在文章開始便說，過去曾看過包括橫濱美術館的「因為總是在身邊：日本與韓國，藝術的80年」，以及福岡亞洲美術館的「亞洲美術漫步指南」等，似乎近年重新探問日本與亞洲各國關係與歷史的展覽越來越多。對於這類展覽，他始終留意一個問題：「日本在定位亞洲美術或他者時，往往會強行將其收束於源自西方的衡量尺度，或雙邊關係的框架之中。」而在《共時的星叢》展覽，他卻看到一種不同的表現形式。將曾經受到殖民統治的歷史，連同日本與西方這些衡量尺度，一併加以相對化。它不落入「日本的影響如何如何」或「受害的歷史如何如何」這類固定論述，也不以日本或西方作為具有特權的衡量標準。比如，第五個主題「由誰而畫、為誰而畫」，討論的是走向戰爭的日本，如何將台灣美術與文學納入戰時體制，創作者也不得不配合國策的處境。なかた說，這些作品被放置在以黑色隔板區隔，連觀看順序也不明確的空間裡，是否意在使時間順序失效，也不明示一種評斷加害與受害、影響與被影響的觀看目光呢？這些展示安排，讓他深有所感。因為展覽在觸及劇烈社會變動的影響之際，也如實呈現這些影響的顯現方式絕非整齊劃一。每位創作者的矛盾掙扎，曲折心境，以及靈活而堅韌的接受與轉化，都呈現在眼前，沒有被刻意抹平差異。令人意外，也令人格外動容的是，なかた從展覽的表現樣態，看到與台灣一路走來的歷程是相互共鳴的。他說，最終台灣成為亞洲屈指可數的成熟民主國家。例如率先在亞洲承認同性婚姻。支撐這一發展的，是不再將歐美中心主義與漢族中心主義作為唯一基準，平等承認多樣文化根源的多元文化共存理念，也是對多樣認同的重新建構，使其不被收束進單一敘事。不依照單一順序排列，也不按國籍歸類作品的展牆，可說正呈現了這種思考方式。這種貫穿台灣這個國家的思考方式，也構成了這場在「日本」介紹「台灣美術」的展覽的根基。或許，なかた的詮釋，未必是策展人的想法，但展覽本來就可能衍生不同的思考。另一位觀展後同樣在note發表文章的作者りょうすけ，他看展的方式是走一圈之後，回頭在每個單元中找兩個作品，從它們的差異來了解主題。例如第一個主題，他想將陳澄波《嘉義公園一景》和呂基正的《商品櫥窗》放在一起，公園中的動物園與商品櫥窗都是都市新出現的場景，但一幅作品中有背對觀者的人物，另一幅作品中的商店則是空無一人，當兩幅畫並置，他看到的是人物有無所顯現的差別。而在「白色長夜」這1945年後，台灣逐漸走向白色恐怖統治的主題。作者挑選了兩幅畫，分別是李石樵《田園樂》，與同樣是創作於1946年麻生豐的《戰後廢墟熱鬧風景2》。他認為前者雖名為「樂」，但畫中沒有一個人物的表情是明亮的，而後者雖然身處殘破的廢墟，神情卻更為開朗。在這兩幅畫之外，他特別挑選黃榮燦的版畫《恐怖的檢查——台灣二二八事件》。他說，首先吸引目光的是，士兵與民眾的鎮定程度完全不同。卡車上的士兵若無其事，下方的民眾則驚慌失措。卡車上下，彷彿分屬不同的世界。他也留意到，這個作品與《田園樂》創作時間只差一年。而作為台灣觀眾的我，雖然遠道而來，心存希望台灣的創作被放在世界的脈絡中被日本觀眾看到的期待，但在現場更真實的卻是流連於一個個美的瞬間，包括展場也如同藝術的裝置。我最喜歡的是第三個主題「超現實主義的時差」這個展間，像是三岸好太郎的作品《飛渡海洋的蝴蝶》，這幅畫的靈感來自安西冬衛的短詩：「一隻蝴蝶飛渡韃靼海峽」，這時我彷彿也感受到一種共時，略微了解風車詩社所追尋的，可能是什麼。 正在日本東京都現代美術館舉行的展覽《共時的星叢》，被藝術評論家中村剛士稱為日本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台灣近代美術展，也是他心目中2026年日本十佳展覽之一。攝影／徐淑卿、圖／陳克宇

作者／徐淑卿4月初在維也納燦爛陽光下，我隔街看著幾乎占一個街區的伊弗魯西大宅。這個發跡於奧德薩，而後分別居住在維也納、巴黎的龐大家族，在戰爭中幾乎失去所有，只有根付與幾幅畫作保留念想，其他藏品各自奔赴不同的流轉之途。而這個大宅，將比許多人的人生更長久。這讓我想到東京上野國立西洋美術館。20世紀初期，藝術收藏家松方幸次郎在倫敦、巴黎購買的西洋藝術品，其中約三分之一毀於1939年倫敦倉庫大火，僅有部分在漫長的等待後，終於在西洋美術館有了安棲之所。這兩個歷劫歸來的故事，因為同於2019年在東京和維也納舉行展覽，而彷彿進行一場命運交織的對話。東京國立西洋美術館是為了慶祝開館60年舉辦的「松方收藏展：百年奧德賽」(The Matsukata Collection: A One-Hundred-Year Odyssey)。其中特別展出松方幸次郎當年在巴黎購買莫內的畫作〈睡蓮：柳樹倒影〉。這幅畫失蹤許久，直到2016年在羅浮宮某個角落被發現，上半部已經嚴重毀損，這次展出時，也是保留缺損狀態展出。在維也納猶太博物館的展覽則是「伊弗魯西家族：時光中的旅行」(The Ephrussis. Travel in Time)。這個展覽的內容是《琥珀眼睛的兔子》一書作者艾德蒙·德瓦爾（Edmund de Waal)將伊弗魯西家族遺物，包括戰爭中倖存的日本根付，捐贈與長期借展給維也納猶太博物館。這兩個看似毫不相關的展覽，卻有著驚人相似的旅程：戰火中藝術品的命運；幾乎不為人知的守護者；最後進入博物館典藏；而且各有記錄其故事的書。伊弗魯西家族是非虛構家族回憶錄《琥珀眼睛的兔子》。松方幸次郎的收藏是西洋美術館得以建立的基礎，其中有非常坎坷的遭遇，擅長以美術史典故寫小說的日本作家原田舞葉，在史實的基礎上寫了這部作品，而且特別選擇在展覽前出版。不僅如此，這兩個展覽也如同在19世紀後半至20世紀初，日本與西歐文化互望的縮影。這段時間，西歐受日本文化和藝術影響，如浮世繪、工藝品甚至服裝等，從而產生出一種嶄新的文化現象，這個現象被稱為「日本主義」(Japonisme)。東京國立西洋美術館前館長馬渕明子曾撰文指出，「日本主義」一詞是法國評論家Philippe Burty於1872年所創，當時僅單純表達「日本熱」的意思。一開始是有人純粹收藏與欣賞日本藝術品，後來有藝術家開始模仿其造型及部分圖樣，之後甚至有人理解設計原理後進行創作，這些不同層次的展現，當時皆稱為「日本主義」。在「日本主義」風潮中，居住在巴黎的伊弗魯西家族成員查爾斯，他是藝術收藏家與評論家，據說也是普魯斯特《追憶似水年華》中「斯萬」的原型，購買了264個日本根付。而後他將這些根付送給居住在維也納的堂弟維克多當作新婚禮物。因為伊弗魯西家族是猶太人，納粹在占領維也納時，不但家產和收藏盡皆充公，成員也各自星散。唯有這些根付，被還居住在大宅，奉納粹之命整理前任主人財產的女僕「安娜」，藏在自己的床墊下得以保全。戰後，這些根付隨著伊弗魯西後人來到東京，最後由艾德蒙·德瓦爾保管，他決定讓這些根付回到維也納，而寄贈給維也納猶太博物館。在猶太博物館的說明中寫著，沒有找到歷史證據可以佐證安娜的事蹟。安娜是德瓦爾外曾祖母的貼身女僕，不論是德瓦爾的祖母伊莉莎白或是舅公伊吉都對她很熟悉，所以這個人物必定是存在的。只是她保存根付的過程是透過轉述，作者也很遺憾沒有在相關人物生前，多詢問安娜的故事。不過這些轉述的對話，卻是書中極為感人的部分。安娜對戰後才回到故居的伊莉莎白說，她無法為他們帶走任何珍貴的物品，所以她每次從更衣間偷偷帶走三到四件小東西，「你們小時候玩的小東西，你記得嗎？」她花了兩個星期才把東西從大玻璃櫃裡取出，納粹完全沒有發現。安娜說：「所以我拿了這些東西。我把它們放在我的床墊裡，而我睡在上面。現在你回來了，我可以把這些東西還給你。」德瓦爾寫道：「對安娜來說，每個根付都是對記憶流失的抗拒。」相較查爾斯在日本熱時買下根付，而後作為家族禮物送出去。松方幸次郎購買歐洲當代美術作品，就有更明確的目的。出生於1866年的松方幸次郎，是明治時期內閣總理松方正義之子，也是川崎造船所首任社長。因為經常到歐洲工作，逐漸讓他意識到藝術的重要。在一次大戰期間，歐美到處可以看到喚起愛國主義的海報，將這些海報和日本的海報相比，松方意識到日本在藝術設施方面落後許多。當時的日本，學習美術的學生與畫家，除了數量極少的雜誌外，若要看到西洋畫作，必須要出國，但是貧窮的畫家怎麼能負擔得起旅費？於是他萌生將當代西方藝術傑作帶回日本，成立美術館讓大家欣賞的心願。藝術史學家矢代幸雄在他的《藝術的贊助者》一書中，曾引述松方的話：「日本有成千上萬的人在畫油畫，卻沒有人能看到真正的西洋原作，我要蒐集歐洲名畫帶回日本，讓大家大開眼界。」自稱對繪畫一竅不通的松方，有幾位購買藝術品的顧問。如畫家Frank Brangwyn，松方的第一件收藏就是他的畫。還有矢代幸雄。在1910至20年代的十餘年間，松方大約購買3000件西洋藝術品。其中不乏羅丹、莫內、雷諾瓦、塞尚、梵谷、庫爾貝等重要藝術家之作。但是松方成立「共樂美術館」的心願終究沒有達成。一方面是經濟問題。1927年昭和金融危機給川崎造船所帶來致命打擊，同年貸款給造船所的銀行倒閉，雖然公司免於破產，但松方為了承擔經營責任而辭去所有職務。其次是因為戰爭關係。松方的收藏保存在三個地方，在日本的藏品，因為應付債務有些只得出售，藏於倫敦倉庫估計有900多件作品，則因為1939年倉庫失火，幾乎所有作品付之一炬。但在巴黎還有400多件作品。一開始這些作品放在羅丹博物館的倉庫，松方幸次郎離開巴黎時，交代他的秘書日置釭三郎好好保管，但若遇到生活困難，可以出售一些。在納粹即將占領巴黎時， 日置釭三郎將這些作品轉移到巴黎郊外阿朋丹（Abondant）的農舍。因為收不到薪資，日置和妻子過著窘迫的生活，但他始終守護著這些畫，即使在妻子過世後，生活更為艱難，也曾不得已出售幾件作品，但他依然遵守對松方的承諾，照顧這些畫作。戰後，法國政府將這批作品視為敵國資產而予以扣留。經過松方的好友，當時日本首相吉田茂與法方交涉，法國願意歸還大部分，條件是日本必須蓋一間美術館來收藏這些作品，這也是1959年東京國立西洋美術館成立的由來，這個美術館是由法國建築師柯比意設計。但是有些松方收藏的重要作品，如梵谷的〈在亞爾的臥室〉、塞尚的〈聖維克多山〉等約20件，法國就以這些作品不宜離開法國為由，拒絕歸還。與保管伊弗魯西家族根付的安娜一樣， 守護松方收藏的日置釭三郎除了知道他是川崎造船所的技師、松方的秘書等職業資料外，因為他沒有留下紀錄，所以他在阿朋丹如何保管這些作品的經過不得而知，原田舞葉寫《美麗的愚者》時曾親自到阿朋丹採訪，希望盡可能貼近真實，寫出她心目中版本的藝術守護者的故事。藝術品與人一樣，各有不同命運。人的心願也是如此，有些輕易達成，有些則曲折難盡。20世紀初，希望在日本成立西洋美術館的實業家不是只有松方幸次郎，至少還有岡山倉敷地區的大原孫三郎。他委託畫家兒島虎次郎數次到歐洲選購藝術品，其中包括葛雷柯(El Greco)的〈受胎告知〉與莫內、高更、塞尚、馬蒂斯、畢卡索等畫作。1929年兒島虎次郎去世，大原孫三郎為了紀念他，於第二年成立大原美術館，這是日本第一個收藏西洋藝術作品的美術館，整整早了國立西洋美術館近30年，而且躲過戰火，所有作品都得以保存。戰爭如時代的浪濤，人與物在搖晃中難有立足之地。但也有像安娜和日置釭三郎這樣未必被歷史紀錄的人，保存著伊弗魯西家族過去的記憶，護持著松方幸次郎的心願。2019年的兩個展覽，如同經歷時間的奇幻旅程後，終於從命運手中奪回的倖存珍品，而這也是因為這些人，在不知盡頭的暗夜中，默默守護的結果。 在戰爭中，藝術品與人一樣，各有不同命運。有些毀於大火，有些被劫掠後流轉各地，但也有藝術品，在一些人的守護下，躲過命運索討，而得以倖存。圖／陳克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