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特寫

【作家特寫】人生就像推理小說,只是我們無從知道線索:專訪張國立
文|翟翱 2019-07-08

立刻閱讀:《搶神大作戰》

 

張國立自1998年《匈奴》獲皇冠大眾小說獎後,便以歷史小說家身分為人所知,如同其所言,歷史家不能給你答案,小說家可以。所以他在鏡文學上有結合地方傳奇的《搶神大作戰》。最近,他將重心轉移到推理。推理在本質上與人生很像,要在百無聊賴中努力找到我們「為何在這裡」的線索。預計明年上半年出版的《乩童偵探》寫一個抵抗命運、違逆神明的偵探,如何拯救別人,還有,他自己。

 

張國立自承是「希臘悲劇的信奉者」,但他並不悲觀。新作《乩童偵探1:偏心的死刑犯》藉偵探小說形式,推演人倫的邊界,復仇與救贖的灰色地帶,十足沉重的題材,他卻寫得很過癮,談到後續系列作,一開口就是全新的點子,以及更奇詭的死亡。

 

死亡並不可怕,因為死亡帶來新生,讓生者不得不理出線索,解決謎團,也是自我挖掘的過程。這是張國立口中,推理小說教我們的事。

 

有一萬步強迫症的小說家

 

溽暑中,我跟編輯在走到採訪地點途中遇見張國立。他一身潔白襯衫配運動鞋,看起來神清氣爽,一點也沒有這時節在這盆地該有的狼狽。坐定後,我們從寫作習癖聊到運動習慣,他說他有「一萬步強迫症」,每天要逼自己用手機計步功能走一萬步,否則不安心;如果回家只有九千多步,會用手搖。除此之外,還有固定的三十個伏地挺身跟啞鈴訓練。

 

牡羊座的他坦承自己個性很急,以前有個壞習慣是同時寫三本小說,常常還在寫這一本,就開始構思下一本,結果便是正在寫的「寫到一半就不想看它了」。上個月開始,他覺得這樣太累,總有一天會搞壞身體,所以規定自己「一次只寫一本」。興致一來,還會寫到忘記時間,是菸癮逼得他停下來。

 

作家羅青為張國立小說畫的插畫。張國立大學時曾是羅青的學生。 羅青對他說,寫小說不要窩在家裡寫,要去西門町寫。於是張國立在真善美戲院前坐一個下午,看來往的路人,猜想他們的人生。

 

「很多人問我為何不戒菸,我說沒辦法。寫完一本小說會整個人騰空,心裡跟腦袋有一個大東西不見。爽,這爽不是一般可形容,需要大量抽菸,聽音樂,無止盡的放鬆。我跟醫師這樣說,醫師皺眉說:『你只是不想戒菸吧。』」

 

他開玩笑說因為音樂要放很大聲,所以前後住過「三坑」——安坑、深坑、福德坑。他也曾在內湖定居,後來因為人變多就搬走了。如今住三芝,六十四歲的他想騎腳踏車從三芝往返台北,因為老婆阻止,遲遲未成。不過,他給自己的六十五歲生日禮物是到西班牙走朝聖之旅,足足走二十天。「老婆還在努力阻止我。」張國立說。

 

好的作家得具備什麼條件,不好說,但氣長的作家大抵都有自持規律的生活,就像村上春樹慢跑,張國立與他的一萬步強迫症。能從八零年代寫到現在,張國立對成為怎樣的小說家有自己的看法,「作家有兩種,第一種像沙林傑,第二種像勞倫斯・卜洛克。卜洛克從廉價黑色小說雜誌起家寫到變大師,很愛寫卻出名很晚。我一直在想:自己想做一個二十歲就出名,只寫過一本代表作的作家,還是一輩子在寫的人?也有人跟我說:『國立老師你不應該寫這種小說。』難道我該寫《戰爭與和平》嗎?我想沙林傑也面臨一樣的問題。」

 

戲劇讓他了解真實可以亂七八糟

 

不該寫哪種小說?張國立沒有解釋。他大學開始寫作,寫過歷史、推理,以及極度內省的存在主義小說,諷喻時事的新聞小說。當兵兩年染上戲劇狂熱,從希臘悲劇讀到布萊希特的史詩劇場,寫劇本投稿到姚一葦主編的《現代文學》。退伍後,他寫了三個月的小說,登在《中外文學》,其中有一篇叫作〈最後的戰役〉,受到學院很認真的評論,這讓張國立「覺得自己可以繼續寫」。

 

「寫劇本,讓我了解寫作不只是跟自己說話,也要跟別人說話。只是跟別人說話之前,你必須跟自己對話。我讀布萊希特的史詩劇場,受用很大,他強調出戲的作用,要讀者對故事保持警覺。我們的教育一直教導我們真實,沒有學過幻想如何可能。戲劇讓我學到,可以跑到真實之外,真實可以亂七八糟。」

 

除了戲劇,記者生涯也影響張國立的小說家之路。「以前在報社,我都是最後一個走的,其實是在寫小說。我是坐不住的人,因為寫稿才坐得住辦公室。」張國立在《中華日報》跑體育線,報導運動會要趕六點的電報發稿,等於在運動場上就得寫稿,練就了隨處可寫的本事。

 

《中華日報》因為是國民黨底下的報紙,規模不大,也不大管誰在看,採訪任由張國立寫;他就近觀察人情世故,把一則則體育報導變成精鍊的人物速寫,比如古金水,「大家都知道他很厲害,十項全能,但他有個毛病,就是容易因為壓力大、緊張,十項裡常有一項零分,因為太緊張犯規。一個運動員在他最拿手的項目零分,這中間有多少掙扎!」

 

張國立當記者時採訪軍事新聞,在德州沃斯堡與 F-16合照。

 

運動場上,使命與心的極限,成為張國立為人物立傳的絕佳素材,幫助他塑造角色更得神采。「當時有位田徑好手,一百公尺能跑十秒四,卻在左營訓練中心莫名得罪上層被趕出來。全國比賽時,他不能晉級也來參加,又跑出十秒四的成績。我說你來參賽不是白忙一場嗎?他說他要證明對方想殺雞儆猴,卻殺到了猴。」

 

除了運動選手,張國立也曾採訪許多作家,其中七等生最令他印象深刻。「當時我開車到苗栗找他,在一條鄉間新鋪的柏油路上,兩旁是雨後嫩綠色的稻田,只見七等生站在那,瘦瘦的,留著長髮。我停好車,七等生端出為我準備的公賣局葡萄酒。我當時覺得匪夷所思。採訪中,我進入了七等生的世界,那時候他寫〈我愛黑眼珠〉,受到很多非議。我邊採訪邊和他討論道德,我才知道那就是七等生的思想。」

 

有趣的是,儘管張國立得過皇冠大眾小說獎,卻認為自己「不夠大眾」。「我的偶像是海明威,受他影響最多的是小說對白。所以我寫小說有個問題,會讓讀者卡住。為何?我相信海明威的冰山理論。小說不需要把冰山寫出來。」大平先生(平鑫濤)曾委婉勸他,不那麼海明威的話,可以更受歡迎,然而他依然寫自己的。

 

或許,對張國立而言,這些走過一遭便足矣。就像他前陣子考上旅遊領隊證照,帶了一次團就厭倦,他說自己不想管人,也不想被管。乘興而來,興盡而返,就好。「不過現在我會試著多寫一點冰山。」張國立說。

 

張國立熱愛旅遊,出過多本遊記,也考過旅遊領隊證照。不過他只帶過一次團,因為不想管人。

 

如果死亡不是終點怎麼辦?

 

張國立推崇推理小說,推理小說可容納各種故事,讀者也容易進去,「這樣比較容易讓作者發大財,作者發大財,影視就跟著好,讀者也跟著好。」所以他之後想寫俠義小說融合推理,回到宋朝讓包公用科學辦案。

 

除此之外,讀者也可在推理小說中看見最極端的人性。「例如憤怒要如何發洩?我們可以去看李・查德的小說;也有探討正義邊界的推理小說,像《失控的陪審團》。推理小說也很接近生活,例如卜洛克的偵探馬修・史卡德每天都在戒酒、晃蕩,叨叨絮絮自己的人生觀。」人生又何嘗不是追尋抵達之謎的推理小說?「亞里斯多德講悲劇原理,說作者要不停的埋藏,埋藏的懸疑又一定要得到解決,這不就是推理嗎?」

 

《偏心的死刑犯》也來自懸念,一開始張國立只是好奇:執行死刑,人沒死怎麼辦?小說以殺人凶手朱俊仁被槍決,有乩童體質的警察羅蟄卻沒看到他的靈魂,才驚覺「死刑犯沒死」開頭。尋著未竟的死亡,讀者將與羅蟄一層層揭開命案背後的真相。只是真相不能撫慰人心,過程中,偵探與案件關係人還得面對過往的吞噬。

 

張國立的書架與單車。他每天都要運動,騎單車會故意騎上坡,好讓自己「多動一點」。

 

羅蟄顯然不是很酷的偵探,不能坐在安樂椅上推敲案情,或靠出神入化的演繹法找出凶手。他畏縮,一度不敢面對自己的過往——十七歲之前在家鄉台南當乩童,卻意外毀了弟弟的人生。

 

我好奇在講求科學證據的推理小說中,安排一個有神力的主角,會不會破格?張國立給了我一個「反過來」的答案:羅蟄不是借助神明的力量,而是努力讓自己不受制於神明,「你會發現很多時候偵探沒那麼厲害。羅蟄的過往人生都是神明決定的,直到十七歲弟弟出事。之後他一直在逃,遇到這個案件,才被迫面對自己。」

 

如果可以,不能一直逃嗎?張國立說,「我們常常忘記過去,丟掉很多可貴的東西,但今天何以至此,其實是因為過去。郭台銘的廣告說他『抱著台灣的未來』,那都是騙人的,只有重視過去,才知道未來會是什麼樣子。」

 

身為希臘悲劇的信徒,張國立認為兩千多年前的敘事已告訴我們:所有人都和過去有關,就像伊迪帕斯王娶了自己的母親,正式迎接自己的宿命。「人最大的敵人是自己,所以最好的推理小說是追查與己無關的案子,最終卻回到個人,面對本心。偵探如果不解決自己的問題,就無法破案。」

 

那麼我眼前這位寫偵探故事的偵探,需不需要回到自己身上,照見人生的未解之謎?

 

身為小說家,要當沙林傑還是卜洛克?張國立選擇後者。他相信推理小說的力量,因為人生就是在不斷被埋藏的過程尋找線索——解答人生何以至此,悲劇為何發生。

 

「年紀越長,我發現自己越像我媽,她以前有的身體症狀,都在我身上浮現。你說,我們是不是活在希臘悲劇的陰影之下?如果你不接受,就會一直活在懊惱中。」

 

聽起來,張國立悲觀得很。他說三島由紀夫曾說人最好在三十九歲前自殺,因為人不會再成長了。顯然張國立沒有遵從三島由紀夫,至今仍與他的一萬步強迫症度日。

 

「你出生就知道會死,那活著幹嘛?」張國立說。採訪完,張國立拿出手機,說他今天還沒到達一萬步,要用走的回去。

 

張國立作品

殺手與太大隻的槍 張國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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