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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蕭宇翔／圖・鏡文學 詩人零雨今年74歲，甫獲聯合報文學大獎。訪問她時，我本想避免談及獎項，以免造成誤會──彷彿因為得獎我們才想起她四十年來的創作。在楊牧、瘂弦、洛夫、鄭愁予相繼去世後，零雨是在世詩人之中極低調神秘，卻又夙負盛名的一位。自1990年推出第一本詩集《城的連作》，她的作品幾乎全是獨立自費出版，印量極少，絕版珍稀，卻令不少讀者癡迷。2025年11月「印刻」出版《零雨作品集》十冊，才第一次有了完整面貌。零雨絕少出現在文學獎名單上。2022年，詩集《女兒》面世，獎項卻接連而來，先是獲得金典獎、紐曼華語文學獎，近來又獲聯合報文學大獎。臨到採訪最末，我還是問了她，得到大獎的心情，以及要如何運用那一百零一萬元的獎金。「基本上會捐出去。」她回答，「物質的享受應該和社會上其他人共享，我希望能做到生無遺財。」至於心情，「我七十多歲了。」她說，「如果是四、五十歲，甚至六十歲，我都無法確定。但幸好是七十歲！我已經老到可以抵擋誘惑了。」她也極少外出參與演講。雖在宜蘭大學教授國文通識課，她卻從來不講現代詩，多數學生甚至不知老師是詩人。她習慣自己一個人跟詩纏鬥，不用面對別人，「上台、演講，反而好像是生活中的虛構。還是跟詩纏鬥比較實際。」她說，最快樂的是完成一首詩。零雨看起來是個隱士，住在一座國宅老公寓，生活路線固定：每天中午到街上吃自助餐，飯後散步到宜蘭大學圖書館，借公用電腦寫稿、收發信。傍晚回家路上，超市買些菜，簡單快炒，「融為一爐」。家裡沒有洗衣機，衣服都是手洗。她已十年不用筆記本寫詩了，一律用影印廢紙，「明明還有很多空白，為什麼不拿來用？」紙張輕，可以隨身攜帶，想到什麼就寫，寫完摺起來。紙條積得多了，再打進電腦。塑膠袋也反覆使用。從包裡掏出，小小皺皺，每次得重新攤開，「我剛來宜蘭時，店家看我的眼神怪怪的：這人怎麼搞的，還拿那麼舊的塑膠袋來用。」採訪開始前，我給了她伴手禮，用小巧的帆布袋裝著。她收了禮物，卻把帆布袋還我：「這麼好的袋子，你要不要拿回去用？」●零雨說自己以前不是這樣，而是「一個都市女孩」、「有很多壞習慣。」什麼樣的壞習慣？「逛街啦、買衣服啦……」她說，語氣聽起來像是一個洗心革面的罪犯。學生時期的零雨，確實是個小文青。小學住師大路，每天搭一個多鐘頭的公車，跨過中華商場、平交道去西門國小，幾乎天天遲到，被叫到後頭罰站。放學後，她常溜到東方出版社，站著讀林肯、富蘭克林、海倫‧凱勒等名人傳記，「我喜歡一個又一個人的故事。」國中進古亭女中，國文老師張素貞是當時的「紅牌教師」，後來與詩人梅新結婚。校長要求學生每週寫兩篇作文，零雨便詩、小說、散文樣樣來，張素貞也很買帳，常常給她高分。多年後，也是張老師打電話問她：「要不要到報社工作？」臺大中文系畢業後，零雨做過中華書局編輯，二十五、六歲進入《臺灣時報》臺北辦事處，跟著梅新編副刊，採訪、排版、專欄、座談、配圖全部現學現做；三個月後，梅新告訴她：「你是一個天生的編輯。」副刊每天都要填滿。她報導作家生活，「誰愛打籃球、誰養了隻貓，讀者都愛看。」也寫小散文、圖片配詩，為版面「補白」；偶爾還要替開天窗的作家代筆，文末註明「由○○○整理」。「我通常都不用本名。」為此，她用過二十多個筆名，儼然是「影武者」。今天人人認得的「零雨」，當初只是眾多替身之一。從前，她還以母親的姓氏「傅」取過筆名。某次翻到案頭《詩經》裡一句「我來自東，零雨其濛」，被其中意象打動，從此定了下來。在成為專職編輯前，零雨是個興趣廣泛的好學生。小學想當畫家，中學想當音樂家，大學畢業後又學篆刻、寫劇本，還參加過雲門舞集的培訓。「不過後來放棄了。」為什麼？「那時候的組長林秀偉是個練家子，要我們試試看大飛躍。」腿岔開，往前跳，零雨落地失準，大腳趾骨折了。「我是個避俗的人，可是一直想看看外面的世界。」1982年，三十歲的零雨才正式開始寫詩。隔年便赴威斯康辛大學讀東亞文學研究所，「錢不夠，但我就想，不管怎樣先去了再說。」到了威大，她爭取到中文助教資格，減免了大半學費。1985年返臺後，她成為菜鳥講師，一邊在基隆的崇右企專教書，同時兼任《國文天地》副總編輯，後來又接手《現代詩》復刊。蠟燭多頭燒，她做到百病叢生。直到一次在臺大外文系餐敘，零雨遇到哈佛大學詩歌教授海倫‧樊德勒（Helen Vendler），她不經意談起自己想去哈佛看看。樊德勒回美後，很快寄來申請表。1991年，零雨遂以訪問學者身分赴哈佛。零雨到了哈佛，乖乖旁聽課程，樊德勒卻叫她不要來上課，應該到處玩，見識一下這個廣大的世界。收錄於《特技家族》的〈劍橋日記〉九首，便是訪學時留下的組詩。當時詩壇流行長篇巨構，零雨卻特立獨行，詩行乍看短促，卻不斷往前奔動，用詞節制反而顯出深情。 追 追 在後面追的 那個人 他的鞋 乃是孤獨的 冬天以 道里計 以赤腳行過 小城。雪中 有人相聚偶語 又復分別 追逐的腳乃有了 不知名的 傷口 （必然著迷於 某些過目即忘 ，某些臉孔） ──是橫越此一 廣大陸地的標記 這難以治癒的 追 追 因為 追逐的緣故 故鄉是加倍的長 加倍的疼痛了──〈劍橋日記：3〉●「零雨」典出《詩經》的〈豳風．東山〉，寫的正是戰士長年遠征、橫越廣大陸地，「慆慆不歸」的離鄉之情。臨到終於要回家，一路上卻碰上綿綿細雨不止，水霧刺骨寒涼。四面朦朧中，他一步步走向離開多年的老家，想像到瓜藤纏繞不已、蛛網可能早早結滿，家屋已荒涼。但「不可畏也？伊可懷也。」思念戰勝一切，荒涼亦不足懼──他就要與妻子再次相逢了。零雨一直走在遠離家鄉、思念故舊的道路上。1952年出生於新北坪林，四、五歲便隨父母從山中搬到臺北，只有寒暑假才回去看看。於是，對生長在都會的零雨而言，坪林既是故鄉，又是常常帶來驚奇的新世界。「你突然看向廚房、窗外，看向後面的遠山，有火把，一支支下來，鄉人穿過山裡的蛇、野獸，進到屋裡做客……」零雨的聲音變得充滿描述力、眼神發亮，「小孩子們都覺得好驚奇喔，鄉人就像森林裡的英雄吧！」零雨說自己以擁有那麼多大山為傲。她懷念和兄弟姊妹們同在溪邊的時光──游泳、玩耍、洗澡、抓魚蝦一起完成，「就像白鷺鷥一樣。」即便逛著現代超市，她心裡仍然念想農業社會的童年滋味： 我的鄉愁 被送到超市 躺在 規格化的 架子上 百香果── 那一年，野地裡奔跑的 百香果成熟了 祖母問，你口渴了嗎 她兩手一夾 野地的汁液流進 我的身體裡 冰水── 那一年，霜降下來 祖父提著玻璃瓶 把田裡結霜的冰裝入 他說，冬天的冰霜可以 解人間的暑熱──節錄〈鄉愁〉《白翎鷥》1974年，零雨大學畢業，回坪林嚇了一跳。小農村得到產業道路補助，為了截彎取直，家邊常玩耍的山被挖空了。意識到地貌的改變與消逝，當時她特地買了一臺小相機，拍下一組照片。 （圖：泥磚古厝、被挖的松林、零雨的堂兄弟姊妹。零雨攝）最後一次回去，是帶著八十多歲的母親，「我知道她想念。」年輕時總是母親，帶著她從坪林老街走到娘家，吃過飯，再翻山回老家；多年後再走一次，街坊仍有與母親同輩的老人坐著剪茶梗，但深山裡的老屋早已風化。母親過世後，她留下一件母親的衣服，偶爾還會拿出來穿。詩人林泠1991年在紐澤西送她的一件藍色長裙，一留就是三十五年。零雨說自己有嚴重的「戀舊癖」。就連初三導師送她的聖誕卡片、張素貞批改的作文簿，她都還留著。這些舊物已過六十年了。她還記得最早的記憶，是在臺北通化街一間臺式老房子。那時治安好，門敞開著，母親出門買菜，她一個人坐在客廳木長凳上，趴著四方桌練習寫自己的名字──她在等母親回家。●和零雨一同參與宜蘭在地詩社「歪仔歪」的青年詩人楊書軒，十五年前初識零雨時，只覺得她「人如其詩」，內斂、孤冷，似乎不易親近。相處久了才發現，她只是很少彰顯自己；談到梵谷的畫、李滄東的電影、詩刊怎麼編，她比年輕人還興奮。社員一同餐宴，有人說起笑話，她總是笑得最爽朗、最奔放。他告訴我，零雨常說自己「從小立志成為梵谷」。猜那意思並非悲劇人生、情愛自虐，而是「奮不顧身投入藝術」的熱情。零雨認為，人來到世界上，需要的物質很少，最重要的是精神──這可能與她從小接觸宗教信仰有關。但言談間我也發現，她並不是一個輕信教條的人。國中同學曾帶她上教會，那時正值孤獨又躁動的青春期，年輕人聚在一起唱詩、吶喊，多少有了宣洩的出口。高中時，她在臺大旁的懷恩堂受洗，也參加唱詩班，卻始終沒能成為一個規規矩矩、定期禮拜的基督徒。最簡單的難題是禱告，「我太害羞了，講不出口。」更大的問題則是，她始終不相信天堂地獄、獎賞懲罰，足以解釋人的一生，「生命的奧祕不應該只有這樣，我有太多疑惑了。」後來她讀到賽斯（Seth）的《靈魂永生》，開始以另一種尺度思考人生：若把人的一生、地球這個居所，放入浩瀚的維度，靈魂或許攜帶著任務──遭遇困難、橫逆，是否可能是淬鍊精神的必經之路？她寫道： 我總是在其中，顛躓、困頓、疑惑、迷茫。 想像自己能像古代哲人，隨遇而安，用許多艱險淬鍊自己。 我總是做不到。 在做不到的日子裡，我寫下一些句子。 能做的，似乎只有這樣。──〈後記：6〉《白翎鷥》宗教的境界固然很難做到，但零雨告訴我，文字本身的淬鍊、搏鬥，卻帶給她很大的陪伴和安慰。「詩是創造，創造的安慰就很大。大過宗教、哲學。」零雨的詩有著深沉、奇異，甚至古怪的滋味。時間、慾望、惡意，常在詩中有了形體，逼近、緊追在人身後。在〈散步〉裡，一個人只是走路，身後卻有「一小塊黑暗」跟了上來： 躲在你的後方 等在你的前方 把每一步都變成斷崖 於是你得把每一步 都延遲了一秒 在這一秒內 把它用力推開 建立起一段棧道 然而它又跟上來了 在這散步的另一秒內 你不斷建立 一段又一段棧道 最後它 藏在你的肩胛骨深處 蜷曲著 哭了 它只是要你說點甜蜜的。──節錄〈散步〉《白翎鷥》我問她那「黑暗」是什麼，那「追逐」又是什麼。「可能我想要了解這個宇宙人生吧。」她說，「人在宇宙裡可以做點什麼？我總想為人類做點什麼……長大以後發現能力有限。這種想望，就放在文字裡面。」零雨有著學者的氣質、鄉人的樸實，接受訪問時相當認真，總是正色聽完問題，用力點頭：「嗯！」、「好像是這樣。」、「你這麼一說，可能喔。」可每當問題再往私人、更深一處，她更常談起古人、繞道哲學、或簡短附和，始終維持著一種誠懇的邊界。楊書軒形容，那不是一道牆，而更像一圈「籬笆」：看得見裡面的一方田園，也知道不要隨便跨入，主人沒有刻意封閉，裡頭也未必有什麼見不得人的東西。十多年來，他幾乎想不起零雨主動談過自己的家人或感情；倒是相聚時一聊到婚姻、小孩，她反而很有興趣，甚至催人「快去結婚、快去生小孩」。●「我很少思索我的人生，我是個工作狂。」零雨說。七十歲以後，她依然每天「上班」，到圖書館寫稿、回信。她工作忙碌，通常寫了也沒發表，大部分自己出版，「我不想成名，只想有知音。默默無名保護了我。」她說，有份工作，就不用處理工作以外的寫稿、應酬了。她是在離開臺北、離開家，才保有距離感的。在宜蘭，頂多和同事交際，更多時候面對的是樹、廣闊的視野與黃昏的天空。我們容易把孤冷、避俗、田園、隱士，視作詩人應有的樣子，一種刻板印象。但和零雨相處下來，我發現她並沒有任何特別的姿態。她熱情、老實，偶爾害羞，更多時候神遊在她對世界的觀察與想像、文字的表達追求之中。她說老年感覺最明顯的變化，是「情感變得稀缺」。「年輕時感情豐沛嘛，寫個幾首好詩，像出青春痘一樣容易。」活得愈久，看過的人事物愈多，原本令人震動的事情，也可能開始變得見怪不怪──到了七十四歲，她要抵擋的誘惑很多，「世故」是最不容易察覺的一種──以為自己什麼都懂了，「變得油條、無情、麻木不仁，認為一切理所當然。」她害怕如此。有些事情，她寧可不要講得太明白，甚至，不要講──譬如詩。她教了幾十年國文，古詩可以翻譯，講講時代背景、作者生平；教到徐志摩，也可以談談美麗的音韻──再往更多的技巧、更深的精神性談，她不願意了。零雨從不在學校講現代詩，也不去文藝營演講，她形容詩就像「禪宗公案」，一講就破。「我從來不會和不懂詩的人談詩。倪瓚有句話：一說便俗。」會不會感覺自己比較疏離？零雨點點頭，並說：「但可以用於觀察。在宜蘭我是個外來客，疏離是種本質。剛好可以觀察一個世界。」楊書軒閱讀零雨多年，讀到近年的《女兒》，才感到一股蓄積已久的澎湃情感，忽然往外湧出，「像爆發，但不是潰散。」他說，零雨的詩有著手術刀般的銳利，直直切入她自己的生命境況。像是醫生替自己開刀： 姊姊躺在醫院裡 她躺的姿勢和母親 一模一樣 我摩挲她的頭髮 她的手心，手背，胸部 像摩挲兩份人體 我問她今天有沒有好一點 也是一模一樣 同樣，沒有回答 同樣的眼神，同樣的 兩個骨架，同樣的鼻胃管 手背上的針筒 同樣，我的自言自語，不斷的 自言自語，像一個背著底稿的 說書人，只能自言自語 消除這裡的寂靜 （想必 奧秘，在那裡面——） 我離開醫院，同樣的 情緒澎湃，同樣的 質問造物主——我總是 不斷質問，不斷和祂說話 同樣的，流下眼淚 ——同樣的，沒有回答 我流眼淚，同樣的，惶惶然 回到家中，回到每天的書寫，同樣的 書寫，同樣的，沒有回答 （想必 奧秘，在那裡面——）──節錄〈同樣的〉《女兒》「我想把自己拋得遠一點。」零雨說，民國以後的新女性、女作家，都是要與家庭決裂的。張愛玲、蕭紅都如此，「張愛玲有三次離開：離開家、離開男人、離開中國。這三次離開苦了她，也成就了她。應該要有人寫一篇的呀。」「我自己也是。離開家、離開男人、離開臺北，去到威斯康辛。」她突然說。問她是否很早就決定要單身，「我也沒有決定不要。只是自然而然。」她說，自己是個猶豫不定的人。她喜歡人間煙火味，常鼓勵人工作賺錢、結婚生子、體驗人生滋味──但對於自己要成為一名家庭主婦，她感到非常緊張。「萬一做不好怎麼辦？兩個人在一起，是每天都要見面的。」●訪談得差不多，零雨決定帶我出去晃晃。一離開座位，我發現她腳程飛快。「那我走慢一點？」她回頭，「可是我有關節炎耶。」我跟著她，聽她熱情介紹眼前平凡不過的街景，這一帶沒有什麼名勝，零雨卻熟得很。宜蘭多雨，她提著把大紅傘，問她要不要幫忙拿，她說不用，「可以當拐杖。」「小心後面喔。」趁著車少，她熟練地帶我橫穿幾條馬路，抄捷徑到宜蘭大學。校內有園藝系，一路上種著不少花樹，「我喜歡被樹木圍繞的感覺。這是我的靈感來源。」她常常半路上想到幾個句子，就得停下來寫。文化中心前本來種著十幾棵樹，不過因為白海豚颱風的關係，經過時已修剪得光禿一片。「你看，都鋸掉了。」她惋惜。零雨說自己年輕時「想的是壯闊的大事情」，她工作繁忙，又一再出走。九○年代回國後，零雨長年住在宜蘭大學教師宿舍，原以為終究會回到臺北；直到準備退休，才發現「臺北已經買不起了」。如今她住在學校附近的老公寓，「跟小地方搏感情，不想環遊世界了。」我們一路走回她家，在社區中庭拍了幾張專訪照片，沒有上樓，就在社區大門道別。過了馬路，她還在揮手。幾天後，我打電話補訪，特地問她：為何如此戀舊？「就是對過去時光想要挽留吧。」她說，年輕時對外表的慾望很多，現在只想穿舊衣服，「舊衣服柔軟，但容易破。破了就補一補吧。補衣服也變成我的樂趣了。」漂亮衣服、百萬獎金、環遊世界，她都可以不要。現在大概就是精神性的戀愛，對老照片、書本、繪畫、藝術？「也未必啊。」那麼，還有暗戀的人嗎？「不能再談下去。」零雨笑了，「再談就會言不由衷了。」這時電話裡傳來一陣小孩的叫聲，像遊樂場一樣熱鬧。我問她人在哪裡。「我在家裡啊，對面是幼稚園。」每天早上九點、十點，孩子們就會出來曬太陽、玩遊戲、做運動，在外頭跑跑跳跳、追逐哭鬧，也能聽到老師在一旁喝斥的聲音。她一個人住在樓上，天天都能聽見這些吵鬧。「我一個人太安靜了。」她說，「這樣滿好的。」（圖：零雨小學三年級至指南宮遠足，左為導師余淑端。零雨說只記得自己站在後兩排，如今也認不出來了，「來個大猜謎吧！」／零雨提供）

作者／徐淑卿 漢娜·塞內什（Hannah Szenes）是一位詩人，受過訓練的傘兵，1921年出生於匈牙利布達佩斯一個猶太家庭。她跟早逝的詩人與劇作家父親一樣喜歡寫作。1937年她在學校當選文學社幹部，但同學卻要求重選，她知道這是因為她是猶太人的緣故。1938年開始，匈牙利通過一系列立法，將猶太人排除在許多職業之外，並禁止與非猶太人通婚。但早在1920年前奧匈帝國海軍上將米克洛什·霍爾蒂(Miklós Horthy )執政之初，他就立法限制猶太人進入大學的名額，甚至早於納粹德國。霍爾蒂統治匈牙利長達24年，直到1944年10月被德國人強迫下台。因為學校的經歷，漢娜更認同自己的猶太身分，開始學習希伯來語。她在1938年的日記中寫道，她成為一個錫安主義者：「它意味著我現在有意識地、強烈地感覺到自己是一個猶太人，並為此感到驕傲。我的首要目標是去巴勒斯坦，為它工作。」1939年9月，她抵達了當時在英國統治下的巴勒斯坦。這段時間，她寫下被譜成歌曲傳唱的詩作〈前往凱撒利亞〉。1943年初，她產生前往匈牙利的念頭，希望回去幫助居住在匈牙利的猶太人，也將母親帶離歐洲。她加入一個英國特別小組，被選為傘兵，執行搜集情報，營救墜機盟軍飛行員，以及設法拯救猶太人的任務。但受訓結束，1944年她空降到南斯拉夫靠近匈牙利的邊境，卻得知德軍已經入侵並占領匈牙利。與當地游擊隊合作幾個月，漢娜準備以非猶太人假身分進入匈牙利，雖然極具風險，但她和隊友說：「即使他們抓到我，至少猶太人會知道有人曾試圖來找他們。至少他們會知道，他們並沒有完全被遺棄。」1944年6月，她交給隊友一首詩〈有福了，那燃盡自身點燃火焰的火柴〉，穿過匈牙利邊境，不到幾個小時就被發現。11月她以叛國罪被執行槍決。這一年她23歲。現在，如果你走到布達佩斯自由廣場官方的「德國占領受害者紀念碑」（Memorial for Victims of the German Occupation）前，你會發現漢娜的照片和生平，與其他猶太受難者的照片、生活用品，綁在木樁鐵絲網中作為陳列與見證，底下則是猶太習俗的悼念石頭。這是民間自發的「生命紀念碑」（Living Memorial），來抗議官方紀念碑的謊言。「德國占領受害者紀念碑」雕塑著一隻象徵德國的老鷹，鷹爪繫著「1944」德國入侵匈牙利年分的銅環，而被老鷹威脅的大天使加百列，則是匈牙利的受害象徵。這個設計引起匈牙利歷史學界與猶太社群反彈，因為匈牙利政府不是真正無辜。當時執政的霍爾蒂政權本身就是加害者，嚴厲的反猶法律、驅逐與大規模屠殺，都是霍爾蒂政權批准，這些早在德國入侵之前就已經開始。漢娜的故事就是明證，因為逮捕她的是匈牙利憲兵，審訊她的是匈牙利軍事情報機構，只有審判與執行槍決時過渡到納粹扶持的箭十字黨傀儡政權。因為有這些爭議，所以這座「德國占領受害者紀念碑」，是在2014年7月20日夜間偷偷施工完成。而這不是自2010年起，在匈牙利連續執政16年，直到這週剛在大選中落敗的奧班（Viktor Orbán)政府，用紀念碑來操弄歷史記憶的唯一一座。早在2002年奧班第一次執政期間，他和匈牙利歷史學家瑪莉亞·施密特（Mária Schmidt ）規畫成立的「恐怖之屋」（House of Terror ），就可見端倪。問題是，奧班為什麼要這麼做？簡單的說，不斷往右傾斜，靠攏俄羅斯、中國強人政治，並與川普交好，被視為民粹主義、民族主義者，宣稱以「非自由民主」執政的奧班，劍指位於布魯塞爾的歐盟。將現在的歐盟，與歷史上的德國、蘇聯，綑綁成同屬對匈牙利的威脅。以民族主義號召支持者，鞏固他所屬政黨青年民主主義者聯盟（Fidesz）在匈牙利的統治。奧班選擇的主要戰場之一，就是歷史和文化。2018年《衛報》訪問維也納人文科學研究所政治學家Ivan Krastev時，他說：「民族主義過去關乎你的軍隊或你的經濟。現在它很大程度上是關於文化政治，這就是為什麼像瑪莉亞·施密特這樣的人對奧班如此重要。」2025年《The Baffler》有篇文章〈匈人崛起之屋：奧班統治下匈牙利的歷史記憶操弄〉(House of the Rising Hun: Manipulations of historical memory in Orbán’s Hungary)，作者亞歷山大·威爾斯(Alexander Wells)引述奧班在2018年一場演講的內容：「要將政治體制嵌入一個文化時代之中。」威爾斯認為，從一開始青民盟就已明確表示，其目標不僅止於在選舉政治中取得成功，而且希望真正改造匈牙利文化。威爾斯指出，這場運動的一個重要面向，是歷史的神話化建構。奧班與其盟友，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瑪莉亞·施密特，她是恐怖之屋的館長，同時也是教授與媒體大亨。她被任命為「首席歷史詮釋者」，動用公私資源，試圖壟斷關於歷史與記憶的公共話語。為了達成這一目標，青民盟將專業歷史學家與博物館工作者邊緣化，同時將大量資源投入由政治任命者主導的研究機構與建設計畫，這些人樂於配合奧班的政治議程，即使其成果在歷史上具有誤導性，在象徵上流於粗暴亦在所不惜。雕像被更換；布達佩斯的城市廣場被重新塑造；歷史學家失去工作；新的、缺乏學術基礎的博物館被建立，這一切都旨在傳遞一種以受害者意識、失落榮光，以及帶有戰鬥性的反左翼民族主義為核心的匈牙利身分敘事。2018年12月，同樣是在夜色掩護中，原本矗立在國會大廈附近的納吉（Imre Nagy）雕像被移往他處，取而代之的是1919年紅色恐怖殉難者紀念碑。納吉是1956年反蘇起義期間的匈牙利總理，後來被親蘇聯的匈牙利政權處決，納吉雕像曾是民主轉型的象徵，被移除的原因之一，可能是他的左翼改革者形象，正是奧班政府攻擊的目標。曾任美國資深外交官、現為國家安全戰略教授的薇薇安·沃克(Vivian S. Walker)，2019年在一篇文章中，以「磚石為形式的歷史修正主義」，來稱呼奧班政府興建紀念碑的作法，並以資訊戰的角度解釋其意圖。她說，在官方「德國占領受害者紀念碑」豎立後，即使有民間張貼受害者生平與照片的展覽形成「反敘事」，但傷害已經造成。奧班政府成功的將匈牙利在大屠殺中的共犯角色，從一個既定事實轉變為一個可以辯論的問題。「這是蓄意資訊操弄的極致。」移除納吉雕像，以紅色恐怖殉難者紀念碑來取代，看似在紀念「真正的」共產主義受害者，但沃克認為，這個歷史版本忽略了匈牙利極右翼思想家在反共清洗中的角色。更糟的是，這座「新」紀念碑實際上是重建了一座1934年的紀念碑，而這正是在霍爾蒂執政時期。沃克說，為特定政權或意識形態豎立紀念碑的作法並不新鮮，但匈牙利卻格外特殊，而且格外令人不安。因為它明顯否定民主價值，並隱含為威權統治辯護。「事實上，它類似一場典型的蓄意資訊操弄行動，包括對既定歷史事實的直接否認，以及將自身塑造成受妖魔化侵略者迫害的受害者。」4月12日匈牙利大選中，奧班的青民盟在執政16年後大敗，由馬格雅(Péter Magyar)領導的尊重與自由黨（Tisza）以壓倒性勝利，取得執政機會。這次選舉結果，讓匈牙利人欣喜若狂，他們高喊1956年反蘇聯時的口號：「俄國人滾回去。」也有人說：「我們終於可以改變這個黑手黨國家。」但是，馬格雅上台後，是否會改變奧班的文化政策？威爾斯在去年的文章中抱持懷疑。他說，奧班政府最近宣布，將42個博物館機構強制整合到青民盟領導下，如果青民盟繼續贏得國會絕對多數，很難想像文化政策會有實質改變。即使它沒有繼續執政，反對黨的馬格雅是一個前青民盟人，他幾乎沒有對歷史問題表現出任何興趣。不過政治上的選擇，也幾乎無法逃脫背後所暗藏的歷史訊息。馬格雅勝選活動選擇在與國會大廈隔著多瑙河遙遙相望的巴札尼廣場(Batthyány tér)，這座廣場是為了紀念拉約什·巴札尼 (Lajos Batthyány)，他是1848年革命時期第一任匈牙利總理，而後在匈牙利對抗奧地利的戰爭中，匈牙利被擊敗，巴札尼1849年在布達佩斯被執行槍決。馬格雅在勝選演說中說：「以巴札尼的椅子來領導這個國家，是最大的榮耀。」如果巴札尼代表的是匈牙利首屆尋求自治的憲政內閣政府，也是對抗奧地利外來統治的象徵，那麼馬格雅的訴求也清晰可見。奧班政府曾被外界批評為「竊盜政治」與「國家俘獲」的貪腐政權，形同對憲政體制的背叛，而馬格雅訴求的是，該是「解放匈牙利，重新奪回我們家園」，回歸正軌的時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