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淑卿 漢娜·塞內什（Hannah Szenes）是一位詩人，受過訓練的傘兵，1921年出生於匈牙利布達佩斯一個猶太家庭。她跟早逝的詩人與劇作家父親一樣喜歡寫作。1937年她在學校當選文學社幹部，但同學卻要求重選，她知道這是因為她是猶太人的緣故。1938年開始，匈牙利通過一系列立法，將猶太人排除在許多職業之外，並禁止與非猶太人通婚。但早在1920年前奧匈帝國海軍上將米克洛什·霍爾蒂(Miklós Horthy )執政之初，他就立法限制猶太人進入大學的名額，甚至早於納粹德國。霍爾蒂統治匈牙利長達24年，直到1944年10月被德國人強迫下台。因為學校的經歷，漢娜更認同自己的猶太身分，開始學習希伯來語。她在1938年的日記中寫道，她成為一個錫安主義者：「它意味著我現在有意識地、強烈地感覺到自己是一個猶太人，並為此感到驕傲。我的首要目標是去巴勒斯坦，為它工作。」1939年9月，她抵達了當時在英國統治下的巴勒斯坦。這段時間，她寫下被譜成歌曲傳唱的詩作〈前往凱撒利亞〉。1943年初，她產生前往匈牙利的念頭，希望回去幫助居住在匈牙利的猶太人，也將母親帶離歐洲。她加入一個英國特別小組，被選為傘兵，執行搜集情報，營救墜機盟軍飛行員，以及設法拯救猶太人的任務。但受訓結束，1944年她空降到南斯拉夫靠近匈牙利的邊境，卻得知德軍已經入侵並占領匈牙利。與當地游擊隊合作幾個月，漢娜準備以非猶太人假身分進入匈牙利，雖然極具風險，但她和隊友說：「即使他們抓到我，至少猶太人會知道有人曾試圖來找他們。至少他們會知道，他們並沒有完全被遺棄。」1944年6月，她交給隊友一首詩〈有福了，那燃盡自身點燃火焰的火柴〉，穿過匈牙利邊境，不到幾個小時就被發現。11月她以叛國罪被執行槍決。這一年她23歲。現在，如果你走到布達佩斯自由廣場官方的「德國占領受害者紀念碑」（Memorial for Victims of the German Occupation）前，你會發現漢娜的照片和生平，與其他猶太受難者的照片、生活用品，綁在木樁鐵絲網中作為陳列與見證，底下則是猶太習俗的悼念石頭。這是民間自發的「生命紀念碑」（Living Memorial），來抗議官方紀念碑的謊言。「德國占領受害者紀念碑」雕塑著一隻象徵德國的老鷹，鷹爪繫著「1944」德國入侵匈牙利年分的銅環，而被老鷹威脅的大天使加百列，則是匈牙利的受害象徵。這個設計引起匈牙利歷史學界與猶太社群反彈，因為匈牙利政府不是真正無辜。當時執政的霍爾蒂政權本身就是加害者，嚴厲的反猶法律、驅逐與大規模屠殺，都是霍爾蒂政權批准，這些早在德國入侵之前就已經開始。漢娜的故事就是明證，因為逮捕她的是匈牙利憲兵，審訊她的是匈牙利軍事情報機構，只有審判與執行槍決時過渡到納粹扶持的箭十字黨傀儡政權。因為有這些爭議，所以這座「德國占領受害者紀念碑」，是在2014年7月20日夜間偷偷施工完成。而這不是自2010年起，在匈牙利連續執政16年，直到這週剛在大選中落敗的奧班（Viktor Orbán)政府，用紀念碑來操弄歷史記憶的唯一一座。早在2002年奧班第一次執政期間，他和匈牙利歷史學家瑪莉亞·施密特（Mária Schmidt ）規畫成立的「恐怖之屋」（House of Terror ），就可見端倪。問題是，奧班為什麼要這麼做？簡單的說，不斷往右傾斜，靠攏俄羅斯、中國強人政治，並與川普交好，被視為民粹主義、民族主義者，宣稱以「非自由民主」執政的奧班，劍指位於布魯塞爾的歐盟。將現在的歐盟，與歷史上的德國、蘇聯，綑綁成同屬對匈牙利的威脅。以民族主義號召支持者，鞏固他所屬政黨青年民主主義者聯盟（Fidesz）在匈牙利的統治。奧班選擇的主要戰場之一，就是歷史和文化。2018年《衛報》訪問維也納人文科學研究所政治學家Ivan Krastev時，他說：「民族主義過去關乎你的軍隊或你的經濟。現在它很大程度上是關於文化政治，這就是為什麼像瑪莉亞·施密特這樣的人對奧班如此重要。」2025年《The Baffler》有篇文章〈匈人崛起之屋：奧班統治下匈牙利的歷史記憶操弄〉(House of the Rising Hun: Manipulations of historical memory in Orbán’s Hungary)，作者亞歷山大·威爾斯(Alexander Wells)引述奧班在2018年一場演講的內容：「要將政治體制嵌入一個文化時代之中。」威爾斯認為，從一開始青民盟就已明確表示，其目標不僅止於在選舉政治中取得成功，而且希望真正改造匈牙利文化。威爾斯指出，這場運動的一個重要面向，是歷史的神話化建構。奧班與其盟友，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瑪莉亞·施密特，她是恐怖之屋的館長，同時也是教授與媒體大亨。她被任命為「首席歷史詮釋者」，動用公私資源，試圖壟斷關於歷史與記憶的公共話語。為了達成這一目標，青民盟將專業歷史學家與博物館工作者邊緣化，同時將大量資源投入由政治任命者主導的研究機構與建設計畫，這些人樂於配合奧班的政治議程，即使其成果在歷史上具有誤導性，在象徵上流於粗暴亦在所不惜。雕像被更換；布達佩斯的城市廣場被重新塑造；歷史學家失去工作；新的、缺乏學術基礎的博物館被建立，這一切都旨在傳遞一種以受害者意識、失落榮光，以及帶有戰鬥性的反左翼民族主義為核心的匈牙利身分敘事。2018年12月，同樣是在夜色掩護中，原本矗立在國會大廈附近的納吉（Imre Nagy）雕像被移往他處，取而代之的是1919年紅色恐怖殉難者紀念碑。納吉是1956年反蘇起義期間的匈牙利總理，後來被親蘇聯的匈牙利政權處決，納吉雕像曾是民主轉型的象徵，被移除的原因之一，可能是他的左翼改革者形象，正是奧班政府攻擊的目標。曾任美國資深外交官、現為國家安全戰略教授的薇薇安·沃克(Vivian S. Walker)，2019年在一篇文章中，以「磚石為形式的歷史修正主義」，來稱呼奧班政府興建紀念碑的作法，並以資訊戰的角度解釋其意圖。她說，在官方「德國占領受害者紀念碑」豎立後，即使有民間張貼受害者生平與照片的展覽形成「反敘事」，但傷害已經造成。奧班政府成功的將匈牙利在大屠殺中的共犯角色，從一個既定事實轉變為一個可以辯論的問題。「這是蓄意資訊操弄的極致。」移除納吉雕像，以紅色恐怖殉難者紀念碑來取代，看似在紀念「真正的」共產主義受害者，但沃克認為，這個歷史版本忽略了匈牙利極右翼思想家在反共清洗中的角色。更糟的是，這座「新」紀念碑實際上是重建了一座1934年的紀念碑，而這正是在霍爾蒂執政時期。沃克說，為特定政權或意識形態豎立紀念碑的作法並不新鮮，但匈牙利卻格外特殊，而且格外令人不安。因為它明顯否定民主價值，並隱含為威權統治辯護。「事實上，它類似一場典型的蓄意資訊操弄行動，包括對既定歷史事實的直接否認，以及將自身塑造成受妖魔化侵略者迫害的受害者。」4月12日匈牙利大選中，奧班的青民盟在執政16年後大敗，由馬格雅(Péter Magyar)領導的尊重與自由黨（Tisza）以壓倒性勝利，取得執政機會。這次選舉結果，讓匈牙利人欣喜若狂，他們高喊1956年反蘇聯時的口號：「俄國人滾回去。」也有人說：「我們終於可以改變這個黑手黨國家。」但是，馬格雅上台後，是否會改變奧班的文化政策？威爾斯在去年的文章中抱持懷疑。他說，奧班政府最近宣布，將42個博物館機構強制整合到青民盟領導下，如果青民盟繼續贏得國會絕對多數，很難想像文化政策會有實質改變。即使它沒有繼續執政，反對黨的馬格雅是一個前青民盟人，他幾乎沒有對歷史問題表現出任何興趣。不過政治上的選擇，也幾乎無法逃脫背後所暗藏的歷史訊息。馬格雅勝選活動選擇在與國會大廈隔著多瑙河遙遙相望的巴札尼廣場(Batthyány tér)，這座廣場是為了紀念拉約什·巴札尼 (Lajos Batthyány)，他是1848年革命時期第一任匈牙利總理，而後在匈牙利對抗奧地利的戰爭中，匈牙利被擊敗，巴札尼1849年在布達佩斯被執行槍決。馬格雅在勝選演說中說：「以巴札尼的椅子來領導這個國家，是最大的榮耀。」如果巴札尼代表的是匈牙利首屆尋求自治的憲政內閣政府，也是對抗奧地利外來統治的象徵，那麼馬格雅的訴求也清晰可見。奧班政府曾被外界批評為「竊盜政治」與「國家俘獲」的貪腐政權，形同對憲政體制的背叛，而馬格雅訴求的是，該是「解放匈牙利，重新奪回我們家園」，回歸正軌的時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