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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蕭宇翔 編按：鏡文學《文學新聞》推出「讀書人」系列，每四週一篇，邀訪各領域的重要人物，談談成長、求學到現在，一路影響人生選擇的閱讀經驗。本期「讀書人」是今年五月卸任的最高檢察署檢察總長邢泰釗。四十年檢察官生涯裡，他從地方命案、選舉查賄，一路辦到政商金融大案；任內曾為含冤辭世二十多年的「諸慶恩案」提起非常上訴，這樁冤案最終獲得平反。邢泰釗在司法體系中格外特殊，他不只辦案、寫書，也長年親自組織團隊、編刊物，把散落的案件與知識整理成書；近年又推出法律兒童繪本與桌曆，帶著最高檢察署首次參加臺北國際書展，並親自擔任說書人，與作家對談《卡拉馬助夫兄弟們》這本圍繞著弒父案與錯誤審判所展開的經典小說，探討「罪」的意義。從卷宗、時事雜誌到《聊齋》，他相信閱讀能成為「認定事實」的知識底蘊。問他閱讀如何影響辦案，他主張以想像力提出假設，用聯想力勾稽資料，再以好奇心，與對人情世故的理解追索真相。這位特別的檢察官，為何相信辦刊物能夠影響人？又是如何把閱讀練成辦案的內功？請見本次深入專訪。（特別說明：「讀書人」系列於 9/7刊出臺北市長參選人沈伯洋專訪的同時，已同步邀訪另一位參選人蔣萬安市長，隨後提出平易近人的題綱，只是目前尚未獲得安排。）（最高檢察署在今年臺北書展的攤位吸引眾多人潮。資料照。最高檢察署提供） 邢泰釗小檔案出生：1958年生於宜蘭，1961年搬到高雄大樹鄉無水寮，九歲時遷居鳳山學歷：中興大學法律系學士、文化大學法律研究所碩士、司法官訓練所第24期結業經歷：第12任最高檢察署檢察總長、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長、法務部政務次長、臺北與全臺各地地檢署檢察長，以及內政部警政署政風室主任邢泰釗年表1958 出生1981 國立中興大學法商學院法律系畢業1985 中國文化大學法律研究所碩士畢業、司法官特考及格1987 司法官訓練所司法官班第24期結業、分發彰化地檢候補檢察官1993 任桃園地檢署檢察官，承辦十二起中華民航劫機來臺案，包含黃樹剛、劉保才等案2000-2002 任臺北地檢署主任檢察官，指揮偵辦北市警察擄妓勒贖案，並參與偵辦前立委羅福助相關案件2002-2007 調升高雄高分檢檢察官，借調內政部警政署擔任政風室主任；任內帶隊查獲當時規模最大的百家樂職業賭場，並查辦警察違法經營應召站等重大警紀案件；同時創辦《日新法律半年刊》2007 出任雲林地檢署檢察長2008 出任屏東地檢署檢察長2010 出任高雄地檢署檢察長；任內率隊執行五都選舉查賄，績效獲評全國第一2011 調任金門高分檢檢察長，被質疑為「明升暗降」。任內，他研讀外國法學資料，帶領小型團隊編纂司法史與實務出版品，建構臺灣本土法學方法論2015 調任花蓮高分檢檢察長2016 5月出任法務部政務次長，7月接任臺北地檢署檢察長2016-2020 任臺北地檢署檢察長期間，督導偵辦樂陞收購詐欺案、第一銀行ATM盜領案、中信金購地案、遠雄集團大巨蛋收賄案、史上最大量古柯鹼運毒案、馬英九三中案及總統私菸案等重大案件2020 出任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長，整合跨轄區偵查資源，督導毒品、金融、資通與國家安全犯罪案件2022 以歷年最高票獲檢察官協會票選第一名，隨後獲總統提名並經立法院同意，出任最高檢察署檢察總長2026 5月7日任期屆滿卸任，結束近40年的檢察官公職生涯 一、第一件事就是把沙發搬走沒有公開的歡送會，沒有紅布條、致詞和鮮花，今年5月7日退休那天，前檢察總長邢泰釗低調離開最高檢察署，結束了40年的檢察官生涯。辦案素有強悍果決之稱的他，在體制內卻是內斂謹慎、貼壁而行。「我離開每個服務單位，都要求不要舉辦歡送會。首長的工作績效如何，同仁心中自有評價，舉辦歡送會意義不大。何況，這次總統提名接任的檢察總長人選，立法院並沒有通過，此時更不宜舉辦歡送會了。」我們與他約在鏡文學訪談，他的穿著並不因為已經卸任四個月而更悠閒，襯衫打上了領帶，左右肩各揹一只布書袋，裡頭裝滿書籍和資料。兩袋重量相近，垂在身體兩側，像挑著一座隨身攜帶的司法天秤。訪談原訂兩個小時，最後談了五個半小時。臨走前天色還亮，我們問要不要替他叫車，他連忙婉拒。邢泰釗從不讓外人知道住處，連國家派給他的歷任司機也不知道。他只讓送到住家附近，他再自己走回去。檢察官經手的案件牽涉利害，有人可能上門恐嚇、報復，也可能藉送禮行賄；更難防的是，對方故意留下現金或物品，再反過來指控司法官收賄，到時百口莫辯。「檢察官是處理別人是非的職業，也很容易沾染不必要的是非，所以謹慎為要。我都跟孩子說絕對不能帶同學回家。」早期鄰居都不知道他的職業，有次被問急了，他只好說自己是某所小學的老師。今年五月卸任以前，他做了四年的最高檢察署檢察總長，是全國檢察體系最高位置。在此之前，他已在全臺各地的檢察機關工作三十六年，從命案現場、地方犯罪，一路辦到政商與金融大案。一般檢察長的辦公室都擺著會客沙發，他每到一個新的機關履任，第一件事就是請人把沙發搬走，換一張大長桌，方便與人討論、攤開資料。卸任前，再把沙發搬回來。「我只不過是恢復原狀，讓後來的人自己選擇。我不想讓人家覺得我很霸道，胡亂改變環境。」我們沒有告訴他，這次在鏡文學的錄音室訪談，攝影團隊為了讓畫面乾淨，原本撤走了桌子，放了沙發；臨到採訪前，想到他的習慣，又搬了一張大桌回來。桌子很快就派上用場。我們在訪綱裡提到，聽說他愛讀《聊齋誌異》，他便帶來兩種版本，連同自己參與籌畫的司法刊物和主題桌曆，擺滿一桌。過去40年來，邢泰釗常常一天待在辦公室16個小時，早上大約8點進去，晚上11點左右才離開。他的生活很樸素。一名資深司法記者記得，「邢泰釗的辦公室總放著一壺檸檬水，檸檬片從早泡到晚。他辦案忙，常常顧不上吃飯，就叫麥當勞。」邢泰釗聽了回答：「那是因為有記者來，才叫麥當勞一起吃。麥當勞還滿貴的。」待在辦公室不全在辦案，他也讀讀書、編刊物，構想下一本書。他編的《日新司法年刊》聽來枯燥，其實有趣。2003年，他在警政署擔任政風室主任，單位只有十幾人，卻要面向全臺七、八萬名警察。除了公文和法令宣導，還能用什麼方式影響警政風氣？他的直覺就是辦刊物。一辦11年的《日新》，以法律推廣為定位，內容五花八門，有名人專訪、法理學、法醫常識、社會案件的探討，還有英文練習、面相學和笑話。邢泰釗自己發想主題、邀稿、校對，對字體、排版、用字都非常要求，送印後還派一位警察同仁到印刷廠看印，以防任何閃失。受訪的資深司法記者也提到，刑泰釗很重視美感：臺北地檢署的走廊過去曾堆滿電腦主機、螢幕等雜物，他上任以後全部請人清理，改掛畫作。「這些藝術品也不是說多名貴，都是矯正署、監獄受刑人做的。他就拿來，幫它打燈。」邢泰釗帶團隊採訪的名人，並不限於法界，反而是他自己好奇、想學習的跨界人物，包括：企業家嚴長壽、名探李昌鈺、布袋戲大師黃俊雄、詩人余光中等。當年為了採訪臺積電董事長張忠謀，他足足準備了兩個月，通讀資料、規劃提問，紮實一如辦案。2010年，他帶著幾位檢察官、司法官同仁到高雄大樹的佛光山寺，專訪星雲法師。當時佛光山因為大規格迎奉佛牙，引發社會上一些討論。他準備了困難的問題，想好好向星雲法師請教，例如，「韓愈在〈諫迎佛骨表〉裡談過，這有費力耗財的問題。到了21世紀，我們還要盛大地迎佛牙嗎？」未料邢泰釗率眾來到佛光山的客堂時，星雲法師氣場強大，身邊眾人都不自主地跪下，邢泰釗微微掙扎後仍堅持站著，「我很尊敬他。但我那天是想去做學術研討的，必要時還準備辯論。我一跪，後面怎麼跟他討論？」後來確實頗有「小扣小鳴，大扣大鳴」的效果，邢泰釗說，在他的一番刨根問底之下，雖然氣氛無法以融洽形容，但星雲法師仍耐煩地回答釋疑，訪談結束後，還送給他「青天白雲」的親筆書法，並稀罕地蓋了四個印，「我也不以為意。後來有人跟我說，捐款一百萬都未必有幅墨寶，我嚇一跳。」一千多年前，韓愈因為那篇反對迎佛骨的文章而觸怒皇帝，險些被處死，最後遭貶潮州。採訪星雲一年後，邢泰釗從高雄地檢署，被調往金門高分檢。外界認為這是因為他在高雄大力查賄，才遭「流放外島」。檢察官協會還為此發表公開聲明，質疑法務部。「金門天氣冷，我一個人，朋友也少，有天突然收到一大箱泡麵、餅乾和書，原來是星雲法師看到電視新聞，託人寄東西來。我就一邊吃他寄來的泡麵，一邊看他的著作。我曾當眾與他辯駁，他不但沒有懷恨，還關心我。我們訪問一個人不只是得到一篇稿子，還能看見一個人的胸襟、行事和氣度。」職務每隔幾年就調動，編刊的習慣卻始終跟著他。到雲林、屏東、金門就任，便在不同地方繼續發想《日新》；到了最高檢察署，又以《最高檢察論壇》的形式延續。受訪的資深司法記者說，編書並不只是邢泰釗的興趣，更可以看出貫穿他整個司法生涯的志向。他反覆整理案件實錄與偵查要領，希望幫助同行辦案更有方法；也推出童書、公仔、訪談錄，為的就是想讓外界更了解檢察官的工作。「不管被貶官，還是在高位，他都沒有放棄。」辦刊物辛苦，還有人說他「不務正業」，他幾度想過放棄。就在他準備放棄時，臺大圖書館打來電話，詢問新一期為何還沒寄到；館內早已替《日新》留了一個專區。多年後，現任警政署長張榮興又告訴他，2006年考分局長班時，《日新》內容紮實，給他很大助益。「他跟我講過幾次這件事，可能是客氣話，但他確實有讀。」這兩年，邢泰釗更把司法讀物編成《2026神探公益桌曆》，選取十二部經典作品，每月介紹一個故事：從俄國的《卡拉馬助夫兄弟們》、英國的《時間的女兒》，到北歐的《龍紋身的女孩》、日本的《嫌疑犯Ｘ的獻身》，也收進討論人工智慧審判的電影《人造正義》。每頁搭配插圖、故事情節和法律觀點，最後再連結回檢察實務，他希望小孩和大人都能讀出樂趣。 （邢泰釗出席臺北國際書展，推動最高檢察署與臺灣犯罪作家聯會合作，規劃8位檢察官與12位犯罪推理作家對談，跨越北中南辦理講座。最高檢察署提供）邢泰釗1958年生於宜蘭，三歲時隨教書的父母搬到高雄縣大樹鄉無水寮（今稱「水寮」），顧名思義，那是偏僻的旱田，只種得出地瓜、樹薯和鳳梨。或許是出身鄉間，升學壓力不大，邢泰釗滿滿的好奇心得以發揮。「我天天到泥巴地玩，什麼都不懂。到九歲，父親帶我們搬到鳳山，住進教師宿舍，我才開始接觸到有趣的書。」教師宿舍的鄰家孩子們喜愛閱讀，常常傳閱刊物。當時鄰居幾位小孩流行閱讀青少年雜誌《王子》，他借看後回家便吵著要父親訂閱；後來小朋友又介紹他看東方出版社的《叢林奇談》，講一個小孩毛克利，從小被狼群收養，長大後帶領狼群，去對抗叢林裡的野獸，「小時候因為鄰居小孩介紹，讀這些才開了眼界，發現原來有那麽多書，世界是那麼精彩。」十餘年後，已是大學生的他在台北火車站附近補習日語時，才知道站在桌前的這位台灣日語補習界鼎鼎大名的劉元孝先生，正是這本《叢林奇談》的譯者。如果沒被告知，譯者都不知自己譯的書對一個孩子的影響有多大。教師宿舍的鄰家孩子們喜愛閱讀，常常傳閱刊物。青少年雜誌《王子》當時幾乎大家都有。他借來翻閱，回家便吵著要父親訂閱，後來他又讀到東方出版社的《叢林奇談》，講一個小孩毛克利，從小被狼群收養，長大後帶領狼群，去對抗叢林裡的野獸，「小時候讀這些，才發現這個世界真是精彩。」父親畢業於開封師範學院，曾創辦一所小學，母親則畢業於臺北女師（今日的臺北教育大學），兩人都是教師，卻很少管他讀什麼。同學、鄰居的影響反而更大。「鄰居小孩都很有各自的性情風格，也都愛閱讀，同儕間互相感染，讓我嚮往，也開始好奇：為什麼別人說的，很多我都不知道？」二、周遊列國，坐在別人教室的第一排愛上閱讀後，邢泰釗不只培養出好奇心，還做出了違背眾人期待的決定。1970年代，南部學生缺乏學習英文的環境，升學要靠數學爭取機會。當時成績好的男生大多讀理工組，邢泰釗的數學成績不錯，卻選擇念法商。「不要說我父親，連同學都擔心，甚至覺得我有些可憐。怎麼跑去念社會組？以後可能窮困潦倒。」但他看見班上真正有物理天分的同學，知道自己再怎麼努力也很難超越。「如果去念工科，將來可能只是個二流工程師；不如走自己喜歡的路。」那時的他甚至有些文學式的浪漫想像：「潦倒了，就看看《聊齋》，淒苦一點也不錯。」後來他考進了中興大學法商學院法律系，也就是今日臺北大學法律系的前身。當時律師高考錄取的名額很少，曾有一年只錄取不到十人；臺灣前途未卜，社會對兩岸戰爭仍有恐懼，家境較好的學生往往準備英文、出國留學，到了美國便不再回來。相較之下，法律只適用於本地制度，來念的多半是中南部學生。來到臺北，他才真正感受到南北差距。北部學生更早規劃好人生路，南部學生連世界怎麼運作，都還在摸索。「離家以後，分分秒秒都是錢。吃飯要錢，搭車要錢，住人家的鐵皮屋也要錢。時間就是成本，所以我們可能比較用功。既然花了這麼大的代價來，總不能什麼都沒有學到。」中興法商的課不能滿足他，他開始打聽臺北各校有哪些名師。臺大、政大、東吳、輔仁，他都旁聽過。「既然來這裡念書，當然就要學最好的、聽最好的。我幹嘛被綁在一間教室？」偏偏中興法商點名嚴格。曠課到一定時數，該科就要掛零，兩科零分就不能畢業。有些老師習慣下課前點名，邢泰釗和幾名同學摸清規律，先到外校聽課，算準時間，再一起搭計程車趕回。「那時候計程車還算便宜，一個人出十塊，趕回來點名。後來我看到，當年一起湊錢、坐計程車的那幾個，發展都不錯。」他尤其常去臺大旁聽。當時日間部一大早來上課的人不多，班代表看見有人願意來聽課，還招呼他們坐到第一排。洪遜欣、韓忠謨、王澤鑑等名師都在臺大授課，「為什麼是名師？名在什麼地方？」他不只聽課，也觀察不同學校、師生的風氣。有些女同學的筆記又快又好，字跡工整，像印好的書，他鼓起勇氣借來影印，沒想到對方大方交給他。「我問什麼時候要還，她說隔天再給她就好，連我的名字都沒有問。我那時候覺得，臺大學生真有度量，因為有自信。」大學四年，他幾乎都在各校旁聽。服完海軍預備軍官役、考上法律研究所後，他又繼續聽了一、兩年。前後五、六年間，他在臺北「周遊列國」。課堂之外，他也讀《論語》、《戰國策》、《文心雕龍》等國學經典。「當時沒有什麼目的，只是愛讀。可是事後回想，對我影響最深的，反而是這些。」（邢泰釗帶來的《聊齋》，上頭充滿劃線與筆記） 古書文字精煉，特別令他著迷。邢泰釗曾看過一名日本人在中國長住二十幾年，接受電視台訪問，說感觸最深的便是讀到《論語》，並當場用日語讀了一段：「廄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孔子退朝回來，人家說馬廄燒起來了，他先問人有沒有受傷，沒有問馬。「比如說你開一部保時捷，車子撞到了，很多人下來先看車怎麼樣，才看人。一場火災下來，孔子是先問人命，不看財物。這麼一件事情，十二個字便寫完了。」馬在當時被視為財物，也許不能怪孔子，因為今日的臺灣，即使是家中寵物在法律上仍被視為財物。不過對於刑泰釗來說，儒家擅長化繁為簡、微言大義，又主張「物有本末、知所先後」，這些都帶給他深刻的影響。檢察官雖靠法律入行，但到了工作現場，大部分在做的卻是「認定事實」。邢泰釗說，「尤其一審法官、檢察官的工作，八、九成都是查明事實。法律只占一、二成。」查明事實，需要對金錢、職業、人情和地方社會有所了解。他說，「一個社會線記者來當檢察官，說不定比一個初出茅廬的法律系畢業生做得更好。記者經驗多、資料多、眼線多，可以諮詢的管道也多。只拿一本六法全書，對辦案幫助有限。」邢泰釗剛畢業，被分發到彰化地檢署，第一天報到就碰到一件命案：1987年，員林一名媳婦教唆兒子與同學殺害公公。死者是地方上的大地主，名下有上億元不動產，家族龐大。「到了現場，訓練所教過什麼，幾乎都想不起來。教得愈複雜，臨場愈不可能照本宣科。」他初到彰化，雖會講臺語，訊問時仍不夠精準。嫌疑人一概否認，死者周遭親友和關係人也說不出個所以然。「否認以後，你要怎麼繼續談、突破人家心防，才是真正的考驗。」面對龐大財產，警方最初懷疑命案與竊盜或財務糾紛有關。眾人反覆推敲、討論，反而一度迷失方向；最後，邢泰釗回到最初的直覺，沿著大家族遺產的分配追查，才找到突破口。「有時反覆深思、與人討論後的方向，反而不對，這時候就要回到直覺。」多年後回看，他說所謂直覺也並不神祕，其實就是大量閱讀、觀察，累積人生經驗後，現場形成的反應。然而，留在心中最久的，往往不是順利破獲的大案，而是沒有找到兇手的案件。1995年，臺北夜店文化方興未艾。一名二十歲的女學生從臺中北上租屋打工，一邊學英文，一邊存錢準備出國。一天夜裡，她在夜店搭計程車返家時，遭人嚴重毆打、侵害，身體以棉被包裹，由計程車載到臺北市撫遠街路橋下棄屍。邢泰釗到現場相驗，遺體面目全非，法醫根據外觀初步研判，誤判死者為三十歲，且曾經生育。解剖後不久，死者的母親從臺中跑到臺北陳情，在臺北地檢署五樓，手上拿著數本雜誌哭訴，上頭不僅刊出了女兒的遺體照片，還把她寫成不檢點的女孩。案件沒有偵破，死者的隱私卻外流了。邢泰釗至今記得那哭聲。 三、可以預見，不能有成見大學時，邢泰釗在臺北各校「周遊列國」聽課；成為檢察官後，他又在各地檢察署之間移動。回憶起各地案件，邢泰釗簡直是行走的犯罪地理學資料庫。桃園有盜採砂石、賭博性電玩，還有人寄來炸彈賀卡恐嚇檢察官；彰化的中小企業密集，早年出現大量的仿冒皮包、衣服與鞋帽；雲林有病死豬、病死牛流入市場。苗栗違法開採矽礦、屏東有野生動物的保護、金門則有小三通、海關與兩岸貿易的灰色地帶。到了臺北，則充斥著違反證券交易法、公司法、商業會計法、銀行法等白領犯罪案件。邢泰釗時時刻刻都敦促自己要學習新知，不能懈怠。（民國75到80年間桃園賭博性電玩猖獗，歹徒以炸彈賀卡恐嚇司法人員，此為實物照片。圖出自《桃園地檢署署誌》） 他常讀時事雜誌如《今周刊》、《商業週刊》、《壹週刊》、《鏡週刊》等，不是為了八卦娛樂，而是透過人物與政商動態，來了解人脈關係網、累積社會常識。「卷宗裡講到某人負責收錢，是個容易被忽略的名字；但如果你知道，這是議員的弟弟或司機，就可能爬梳出背後的關係。」他常以土地比喻資料，一定要經過開發才有價值。「土地不開發，就是荒山野嶺；資料也一樣，卷宗一定要詳讀、整理、分析。」三十多年前，邢泰釗在桃園擔任內勤檢察官。警方從八德移送一名經營賭博性電玩的男子，卷上記載現場只有十幾臺機器。男子繳不出兩萬元交保金，過了兩天才由朋友出面保釋。「我覺得奇怪，為什麼只辦這麼小一家？怎麼不辦大的？如果是老闆怎麽可能兩萬元都拿不出來，這個人可能根本不是老闆。」他把男子找來訊問，果然只是受命頂罪的人頭。現場實際擺放的電玩也不只十幾臺，警方移送這件小案，僅為應付上級。真正的老闆要他頂罪，出事後卻沒有立刻保他，害他多關了兩天；男子心生不滿，反而成為案情的突破口。沿線追查，竟牽出警察貪瀆。「檢察官手上的事情那麼多，這種小案很容易就結掉。你願不願意晚上十一、二點到派出所，把卷仔細看完，把人親自找來問？當然大部分嫌犯不會承認，但你不問，怎麼會知道？」辦案需要想像力，先從可疑的跡象，猜測拼圖大致的方向。也需要聯想力，把分散的人名、日期與金流串起來；最後還要有好奇心，追問那些看似尋常之處。「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邢泰釗談偵查，幾次引用《論語》的這段話：不要預先認定別人要欺騙自己，也不要憑空猜測別人不守信用；但若對方真的存心欺瞞，又能預先察覺，這才是高明的人。「辦案也是一樣，檢察官尊重被告，讓他把話說完，不羞辱或逼迫他；但證據要準備周全。等他陳述完，再把錄音、帳冊拿來仔細核對。」「有的人還會生氣，說：『你有錄音，怎麼不早點拿出來？』害他說了一番謊話。可是假如一開始就把錄音摔在桌上，他也可能說你威脅他。辦案的困難就在這裡。」因此他說：「可以有預見，但不能有成見。」偵辦重大案件時，邢泰釗會先安排一名「魔鬼代言人」（The Devil's Advocate)，專門站在被告或辯護人的立場，攻擊團隊已經相信的結論。愈多人認為答案顯而易見，愈需要有人提出反對意見。他最近又從同仁分享的重量訓練經驗裡學到「肌肉代償」一詞：做臀肌的肌肉訓練時，因為臀肌本身無力，身體便調動其它部位來幫忙，久而久之，反而造成小腿外側的肌肉緊繃，引起新的痠痛。「檢察官辦案也是一樣。原來的問題沒有精準處理，就不斷找其他方法代償，最後在完全想不到的地方引爆危機。基本功沒有練好，迴避一個問題，往往會製造更多問題。」一次討論案件，辦案團隊看見影像中被交付的禮盒，有人斷言裡面一定是贓款。邢泰釗反問：「你怎麼知道是錢？」對方說，一看就知道，如果不是錢，雙方何必相約見面？邢泰釗卻認為，在眾目睽睽之下交付贓款，反而有違常理。然而對方意見堅決，他便再問：「一百萬元的千元鈔票，大概有多重？」對方答不出來。邢泰釗告訴他，新鈔是1.01到1.05公斤，自己多年前曾在郵局秤過。「既然認為是錢，就必須有所根據。因為接下來可能要搜索、扣押人家的東西，不能只憑『一看就知道』。」檢察官必須與警察、調查官、證人及各行業專家合作。若只用職權壓人，對方表面服從，心裡並不信服。「所以要通曉人情，光靠威逼沒有用。萬事要靠溝通，也要靠專業。」如此縝密周延的辦案風格，替邢泰釗帶來強悍的名聲。他督導高雄地檢署查察2010年五都選舉賄選，選前數月，雄檢便率先查獲七件市議員、里長買票案件，聲押兩人。邢泰釗在高雄任內一年多，共起訴26名涉及賄選的南部立委、議員與鄉鎮長，查賄績效名列全國第一。隔年，他從高雄地檢署檢察長調任金門高分檢檢察長。表面上，職位從一審上升到二審，管轄範圍卻只剩金門、連江。外界將前一年的查賄與這次調動聯想在一起，稱之為「明升暗降、政治流放」；法務部則否認調動涉及政治力量。邢泰釗到了金門，一待就是三年九個月，堪稱在地服務任期最久的檢察長。在金門編了四本書之後，他覺得可做之事已不多，一度想掛冠求去，離開檢方去編書、研究法理學，結果遠在臺灣本島的妻子朱富美（目前為大法官），聞訊立刻搭機趕往金門，與他徹夜長談，提醒他莫忘當初決定做檢察官的初心，他才打消去意。「2011年初到金門時，島上還留著一點古味，有許多廢棄老屋，牆垣傾塌。南洋、日本運來的瓷磚散落一地，百年風吹雨打，紅磚仍紅得發亮，感覺就好像到了《聊齋誌異》的現場。」他拿著書，在現場讀，也許是感受到蒲松齡當年困頓失意的心情，想著自己是不是應該寫一本《金門誌異》？邢泰釗尤其喜歡聊齋裡的〈黃英〉。菊花精與酒友暢飲，醉倒在菊畦，性情所至，竟變回一株高及人身、搖著十餘朵大花的菊花。後來人類朋友不慎將它拔起，竟枯萎而死。「《聊齋》寫出一種淒美，它講人心之惡，也講人性的美；有時還寫出一種信賴，跨越種族之間的友誼。那些鬼怪與人交好，甚至讓你覺得，妖怪比人可愛。」原是人生低谷的金門歲月，他帶領全署只有12人的小隊伍──包括司機與工友──研讀法學資料，整理司法實務，陸續編纂四本書。他發覺臺灣法學長期仰賴翻譯外國理論，卻缺乏從自身案件出發所建立的方法論。今年四月，他終於出版了《臺灣法學方法論壇精粹》，結合學界與實務界的觀點，為這條本土法學之路打了頭陣。離開金門後，他又被派到花蓮高分檢，前後沉澱五年。2016年政黨輪替，他進入法務部擔任政務次長，不久接任臺北地檢署檢察長。2018年地方選舉期間，北檢又創下轄區查賄紀錄，選後提起八件當選無效之訴，最後八件全數勝訴確定。其後，樂陞案、遠雄與大巨蛋相關案、馬英九三中案與總統私菸案，不分藍綠，相繼進入北檢。辦到最後，國民黨指責他是民進黨的，民進黨指責他是國民黨的；媒體稱他「拚命三郎」、「辦案悍將」；也有人以「邢家軍」質疑他的用人與權力。邢泰釗總結那段時期，「不要因為一審有罪就得意，也不要因為無罪就沮喪。很多案件多年後回頭看，會有不同評價。我能做的是把起訴書、判決、答辯等資料盡量公開，讓歷史裁判。」 四、世界已經夠黑白了有些案件，等了二十多年的歷史，才有重新裁判的機會。1997年，臺南富商翁茂鍾家族的「怡華實業」因投資失利，積欠法國巴黎銀行946萬美元，銀行經理諸慶恩負責替銀行追討債務，卻反遭指控以不實定存單追債，2002年二審被判有罪。諸慶恩始終主張清白，隔年在官司與鉅額求償的壓力下過世，年僅37歲，留下妻子和兩名年幼女兒。諸慶恩死後，翁茂鍾在訴狀中，將求償金額擴大至五億多元，主張諸慶恩嚴重敗壞了「怡華」的商業信譽。諸慶恩的妻子在承受巨大打擊下，為了不拖垮家庭，依法辦理了拋棄繼承。後來，法律上的繼承順位又轉移到當時年僅小學及幼稚園的兩個女兒身上。2004年，歷經纏訟後，法院才判決諸慶恩的女兒免賠確定。邢泰釗看過諸慶恩留下的資料，「他這個人最重視的是名譽，以我辦刑案多年的經驗判斷，如果沒有此案，他不會那麼早過世。」2018年，邢泰釗擔任臺北地檢署檢察長，因偵辦翁茂鍾所涉嫌的「應華炒股案」，派出檢察官到臺南搜索翁茂鍾住處，查扣了自1996年至2013年留下的27本筆記。翁茂鍾為了經營、盤點人脈，將自己與司法官員見面、飲宴及送禮的日期，乃至花費多少錢，都寫得一清二楚。辦案人員將這些飲宴紀錄與諸慶恩案的搜索、起訴、裁判的時間軸相互勾稽，逐漸看見背後綿密的關係。當年，《鏡週刊》揭發時任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委員長、有「法官中的法官」之稱的石木欽，與翁茂鍾長期不當往來，並曝光那多本筆記。許多涉及翁茂鍾官司的法官、檢察官及調查官，都赫然出現在飯局名單裡。隨著法務部與高檢署重啟全面徹查，最後有多達數十名司法與檢調高層被認定有違失行為，其中多位情節重大者，更被移送監察院審查、遭到彈劾。受訪的資深司法記者仍記得當年情景，石木欽案牽連大量司法公務員，被稱為「臺灣最大司法醜聞」，正是邢泰釗擔任臺北地檢署檢察長任內，一路堅持追查的。然而平反並不順利。2021年，第一次聲請再審，遭法院駁回。2023年，邢泰釗任檢察總長期間，最高檢察署提起非常上訴成功，高檢署才取得第二次再審的機會。2025年，高等法院開始再審，高檢署撤回22年前的上訴，諸慶恩的一審無罪判決終於確定。受訪的資深司法記者認為，諸慶恩案最能看出邢泰釗與一般官僚不同的地方，「很多法律人都覺得，人已經死了，案子也就到此為止。但他一直不肯放掉，儘管面對非常多的阻礙。可見他是勇於突破傳統的檢察官，也很有承擔。」說起此次平反，邢泰釗反而把功勞歸於後來承審案件的年輕法官：「後來的法官要推翻司法前輩的判斷，會承受很大的內部壓力。他們願意摒除人情障礙，依證據和法律處理，需要道德勇氣。」諸慶恩的妻子得知結果後說：「今天的我終於可以挺直腰桿，大聲對女兒說：你們爸爸的人格尊嚴不容冤屈，他值得尊敬。」邢泰釗卸任檢察總長前三天，又針對高雄劉志明殺害退休女教師案提起非常上訴。最高法院原已將死刑改判無期徒刑確定，他卻認為，無差別殺人造成的社會恐懼，以及被害人家屬終身承受的傷害，不容輕視。「大家常要求家屬原諒，接受修復式司法，但很多原諒是心不甘、情不願。嘴上說原諒，晚上睡覺還是會流淚。你叫他放下，哪有那麼簡單？」邢泰釗曾在〈偵查之藝〉中寫道，從相驗屍體開始，檢察官與被害人、被告便「互成生命的一部分」；被害人家屬的悲泣，午夜夢迴仍會縈繞耳際。他還寫到，作家林文月歷時六年譯完《源氏物語》後，擲筆時感受到千年前的作者紫式部終於離去，既滿足又淒涼。有時案件偵查終結，邢泰釗也有這種感覺：不必所有人理解，被害人家屬如能瞭解，也就夠了。他曾撰文自許，要以「明是非之目」，來「凝望深淵」。深淵的盡頭，有時是現代人的孤獨。他談到2025年犯下無差別殺人案的張文，犯案前，已與父母、朋友斷絕往來，幾乎完全孤立，「他就是不想活了，死之前還要找人陪葬。」「現在的人不快樂。去旅行、拍照片，回來還是空虛。人還是要回到家庭，回到手足鄉親之間友善的關心。夜深人靜時，縱使自由，但無人關心，還是會感到寂寞。」他認為檢察官的工作心理壓力大，如何維持身、心、靈的健康，避免職業傷害，除了自己要注意調適外，機關也應投入資源配合因應，可惜目前並沒有整套的身心保健機制。邢泰釗一直以為自己睡眠很好，卸任後醫師卻告訴他，他的睡眠淺眠佔了很大比例。「壓力會在無形中侵蝕健康，不要過度逞強。」他看過一位優秀的檢察官，因爲健康因素，逐漸失去正常作息，白天不敢進辦公室，等所有人下班後，才在深夜回辦公室處理案件。最後不得不停職、離開司法界，大家都感到惋惜。檢察官在辦案時的敏銳與執著，回到家，就得全收拾起來。問他檢察官的凡事懷疑、事事偵測的習性，會否也無意中用在自己的孩子身上？「水至清則無魚，察見淵魚者不祥。你把小孩看得太透，小孩不會快樂。做父母有時候要糊里糊塗地愛小孩才好。」他過去工作忙碌，女兒年幼時，對她的補償就是休假日帶她到臺北101的Page One書店，「那是她的童年，也是我的中年。她看她的恐怖故事、鬼怪童書，我也看我的，最後負責全部結帳。」有時女兒買了恐怖故事自己讀了太害怕，便趕緊交給他保管。後來Page One結束，他悵然若失。多年後，女兒也已在美國工作生活，「我問她那些書要不要丟掉，她急著說不能丟，說那些都是絕版書。」他臉上浮現欣慰之情，看起來他自己更捨不得那段時光，不像是真的要丟書，倒像是藉此向女兒探詢心意。年輕時，邢泰釗曾反覆閱讀一本基督教靈修書《荒漠甘泉》。每次讀不到十分鐘，他就把書闔上。「我覺得這本書怎麼都是廢話，實在看不下去。」後來，他在法務部到立法院接受質詢、等待預算審查，現場不能離開，也不方便處理公務，便把《荒漠甘泉》帶去讀。「有一天我忽然讀懂，整本書就在談一件事：知止。人碰到困難，腎上腺素一來，就想趕快做什麼補救，常常是過度反應。知道什麼時候停下來，也是一種智慧。」到了後來，他常提醒年輕檢察官：「小智惟謀，大智知止。辦案要謙遜、謹慎，不要用自己有限的智慧，輕率衡量複雜的人和事。」訪談結束，攝影器材收起來時，桌上仍攤著兩本的《聊齋》。他說自己收藏有六種版本，曾比較過各版差異。隨後，他把書一本本收回袋中，揹上左肩右肩，站了起來。問他要不要幫忙叫車，他婉謝：「今天運動量不夠，我想去附近走一走。」後來電話補訪，才問起他那天下午去了哪裡。他說，去花市逛逛，「世界已經夠黑白了，有些繽紛的花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