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蕭宇翔
　　　　
編按：鏡文學《文學新聞》推出「讀書人」系列，不定期邀請各領域的重要人物，談談成長、求學到現在，一路影響人生選擇的閱讀經驗。
　　
本期「讀書人」是臺北市長參選人沈伯洋。他自幼大量閱讀課外書，累積文學底蘊；讀課內書，則發展出一套自學與批判方法成為學霸；這位重視文化也頗有見解的參選人，卻不特別列出「文化政策」，原因究竟為何？
　　
（說明：選舉期間，為求平衡，本專欄也會邀訪另一位重量級臺北市長候選人蔣萬安談他的閱讀經驗，若獲同意，將盡快採訪並刊出）

沈伯洋小檔案

出生：1982年生於臺北
學歷：臺大法律系、法研所碩士；賓州大學法學碩士；加州大學爾灣分校犯罪與法律社會學博士
現職：國立臺北大學犯罪學研究所副教授、黑熊學院榮譽院長、第11屆立法委員、2026年臺北市市長參選人
　　
沈伯洋年表

1982　出生於臺北，自小廣泛閱讀
2000　進入臺大法律系，受李茂生影響，開始關注犯罪與刑罰
2004　考取律師，以榜首錄取臺大法研所，並以藝名「撲馬」開始在補習班教授刑法
2007　取得臺大法研所碩士、美國賓州大學法學碩士
2009　考取教育部公費留學刑事法學組，為該組唯一錄取者
2011　退伍後赴美國加州大學爾灣分校攻讀犯罪學與法律社會學博士
2017　取得博士，返臺任教於臺北大學
2019　共同創辦臺灣民主實驗室，研究資訊戰與民主防衛
2021　共同創辦黑熊學院，推動民防與防災教育
2023　獲選為世界民主運動指導委員會委員
2024　就任民進黨不分區立法委員
2026　獲民進黨提名參選臺北市長
　　

沈伯洋走進會議室時，捲髮已被汗壓得不太捲了。採訪這天，他清晨到南港公園掃街，上午接待東京大學的外賓，十一點坐下來時，他已滿頭大汗。
　　
我們給沈伯洋的訪談方向是：他如何在課外書與課內書之間找到平衡，二者又如何彼此影響？結果一談便欲罷不能。令人意外的是，這名以善於考試、學養深厚、思考迅捷周密而著稱的法律學者，少年時最想成為的，其實是小說家。直到學了法律，人生才逐漸轉向。
　　
沈伯洋很早就愛閱讀，卻不是一開始就會考試。至少，他把成績變好的功勞，歸於寫作文受到鼓勵。
　　
　　
一、買了沒用，唯你是問

阿祖的一本作文書，開啟沈伯洋的閱讀與考試之路
　　
沈伯洋1982年出生於臺北五分埔的大家族，幼時跟著生母在臺中生活，只是蕁麻疹反覆發作，嚴重時得送急診，四、五歲時，為了更好的醫療資源，生母讓他回到臺北父親身邊，六歲時父母正式離婚。
　　　　
某次夜間急診結束，家人回程經過八德路，看見一家中醫診所大排長龍，便帶他進去試試，結果一週的藥吃完，從此未再發作。
　　
回到五分埔，沈伯洋住進四代同堂的家，父親常年在厄瓜多經商，陪他最多的是後來活到100歲的阿祖（曾祖母）。阿祖每天帶他上永吉市場買菜，回到家，水果削了皮才交給他，「連蓮霧也削皮！」沈伯洋本來愛笑，談到阿祖更覺溫暖。
　　
他好動、坐不住，吃飯分心、上街狂奔，有次跟著大人到中藥行，好奇高高的檯面上有什麼，結果一伸手扯落整排中藥包。大人責備他，阿祖總替他說話，說小孩聰明才這樣。
　　　　　　
但他讀書卻很專心。繼母是輔大外文系畢業的，書架上有許多三毛、琦君、陳之藩、阿城的散文小說，和許多定價寫著「十五圓」的舊文學書。早晨起床大人還在睡覺，沈伯洋不敢開電視，便自己翻書；家裡的書讀完了，再到同棟親戚家串門子，親戚買給孩子的書，都被他先睹為快，《福爾摩斯》、《孤雛淚》、《苦兒流浪記》、《安妮的日記》、《漢聲小百科》，拿到什麼就讀什麼。
　　
小學一年級開學前，不識字的阿祖帶他到書局請老闆推薦一本書，老闆拿出硬皮精裝的《小博士作文指南》，阿祖提醒對方：「買了沒用，唯你是問喔。」
　　
沈伯洋知道阿祖疼他，便把書從頭到尾讀完，照著練習抒情文與論說文。讀復興小學時，他已開始向校刊《復興島》投稿文章。他至今還留著這本作文書。
　　

（圖：《小博士作文指南》出版於1987年，是經典的作文教材，現已絕版／圖翻攝自網路）
　　　
課外書讀得多，不代表功課好。沈伯洋受不了沉悶的課堂，上課總愛聊天。直到小學五、六年級，一位孫老師發現他熱愛閱讀、擅長作文，常給他高分與讚美，又送他參加作文比賽。「一瞬間我整個對課業的信心都來了。就像打球投籃一樣，怎麼投怎麼進。」老師的肯定讓他有了讀書的成就感，成績飛快升到全班第一。
　　　
為了練習作文，他整理成語、背誦格言，編成自己的「武功祕笈」。上了國中，他展現出更強的資料整理能力，「買參考書，別人都買老師推薦的單一版本，我是把所有不同補習班、不同出版社的參考書全部買回家比較。我看每一家是怎麼整理架構的，先融會貫通，然後再統整成最符合我邏輯的筆記。爸媽發現我自己整理得很好，後來就完全不干涉我。」
　　
他變得很會考試，卻還是不擅長服從。頂嘴、打架樣樣來，聯絡簿上寫滿了老師抱怨的紅字。成績全班第一，「德育」卻只有乙，不符推甄資格，他便靠自己考上建中。
　　　
家人見他愛說話、愛頂嘴，建議他將來當律師，可以講個痛快，還能幫助弱勢；但父親後來真正希望的，其實是他能學西班牙文，未來接手貿易事業。沈伯洋沒有照辦，而是第一志願進了臺大法律系。
　　
他原本超強的資料整理模式，卻在臺大唸法律系時踢到鐵板。
　　
在李茂生的刑法課上，「我完全聽不懂！自學也學不會，挫折感很大。我就翹掉別的課，跑回去重聽三次，上課提到的哲學著作全買來看，整理出厚厚一大疊筆記。我還興沖沖跑去跟他說：『老師，我一定要把你的東西全部學會！』」
　　
沒想到李茂生當場反問：「為什麼要把我的東西都學會？如果你把我的東西都學會了，不就變成跟我一樣的人？世界上已經有一個李茂生，為什麼需要第二個？你要做的是知道我在講什麼，然後去批判它、找出破綻，發展出你自己的想法，這才是做學問！」
　　
這句話影響他極深。從那之後，他不只歸納學者的觀點，也要求自己提出批判，再透過新的閱讀反覆自我辯證。
　　
後來他準備國家考試（律師高考）時，「厚厚的教科書，一般人考前看兩遍，我是把各家教科書讀完一遍，全部整理、濃縮成一本五、六十頁的手寫筆記，再寫上自己的想法，前面標上一個『P』字。」那是他的綽號Puma的「P」，也是批判的「批」。
　　
筆記整理完，教科書就全丟了。「考試前，我就讀自己的筆記，反覆精讀二十遍。這套方法我後來在補習班也教給學生，可能是這樣才讓我變成名師。」
　　
　　

　　　
二、答案不能只有一種
從少年矯正機關、補習班名師到AI使用方法　　

從私立復興幼稚園一路讀到復興國中，同學大多家境很好，進入建中後，沈伯洋卻敏感地從午餐看見階級差異。復興同學談的是新開的日本料理、週末去Pub、上次出國買了什麼家具；建中同學則是午餐吃排骨便當，只偶爾點一碗冰，澆一匙糖水。
　　
到了臺大法律系，李茂生告訴他，做學問不是把老師的東西全部學會，而是理解之後提出批判。走出教室後，兩次經驗則讓他開始學習批判體制本身。
　　
一次，李茂生帶學生參訪少年矯正機關，碰到兩名少年正在走廊拖地，帶隊者逕直從剛拖好的地面踩過去，後面的學生也跟著一路踩。沈伯洋繞開濕地，兩名少年竟向他鞠躬道謝。這讓他感到難堪：在外面的世界，拖地繞道不是尋常禮貌嗎？
　　
另一件事讓他印象更深。某家量販業者發現一名果農替產品取了近似店名的諧音，提出告訴。果農被法律程序嚇壞，答應支付足以拖垮家庭的高額和解金。沈伯洋問學長：「這樣做有何意義？」得到回答：「法律就是這樣規定，誰叫他違法？」
　　
沈伯洋曾在另一次採訪中說：「法律多少還是會為有權有勢的人服務，那是必然的，因為他掌握了資源──只是法律念久了，你會覺得很不公平。」他開始擔心，有一天會成為自己不想成為的那種人。
　　
大學畢業後，他應屆考上律師，又以第一名錄取臺大法研所。但他幾乎沒有執業，而是以藝名撲馬（Puma）到補習班教授刑法。
　　
當時另有升大學補習班開出更高價碼，他仍選擇教導準備進入司法與公務體系的考生。透過面授與函授，他推估一年能接觸上萬人，其中不少人日後會成為法官、檢察官與律師。除了講考試重點，他也把街友為何成為詐騙集團的人頭、弱勢者如何被司法制度處罰等問題帶進課堂。
　　　　
他還喜歡把時事編成刑法情境題。馬英九擔任臺北市長期間，曾以市長特別費核銷所認養流浪犬「馬小九」的健檢與醫療費，引發爭議。此後，馬英九和馬小九便不時成為他課堂上各種刑事案例的模擬對象。久而久之，不少學生誤以為「撲馬」意指「撲滅馬英九」，甚至有人因此投訴。補習班希望他少談政治，他卻回：「老師這麼多，他們可以去上其他老師的課呀。」如今談起往事，他有點不好意思，說自己當時「年少輕狂不懂事」。
　　
沈伯洋後來把課程整理成《刑法總則》與《刑法分則》，是法律考生愛用的參考書。他又將刑法課程錄成影片，免費放上YouTube，採訪前幾天才錄完最後一集。他不希望刑法成為少數人仗勢欺人的工具。我們問，一般人也能聽懂嗎？「一定聽得懂。」他保證。
　　
一面教補習班、一面存留學費，沈伯洋先後取得臺大法研所與賓州大學法學碩士；2009年考取教育部公費留學，服役後再赴加州大學爾灣分校攻讀犯罪與法律社會學博士，研究白領犯罪、刑事政策與法律社會學，試圖理解人為何犯罪，以及政府與企業如何披著合法外衣傷害一般人。
　　
「後來我發現，單純念法律會讓人的思考變得僵化。大學裡，有政治、經濟、社會、歷史、人類學，各有看待世界的維度，但法律只有一個切入點，就是法條。」到了博士班，他開始跨出法律，除了犯罪學與法律社會學，也接觸都市設計、公共政策、社會學與心理學。
　　
準備博士資格考時，指導委員會開出約一千份文獻，他得在一年內消化。他把過去的手寫筆記轉換為電子形式，以寫作軟體《Scrivener》整理各家學說，建立起龐大的樹狀知識庫。
　　
博士畢業後，沈伯洋一度獲得美國大學教職。臺灣老師勸他留在美國，參與論文口試的五位美國教授卻問他：「你那麼關心臺灣，為什麼不回去？」當他表示臺灣的學術環境不理想，教授們又問：「留在美國，你會有成就感嗎？」他考慮了三個月，最後放棄美國教職，回臺任教。
　　
採訪時，他打開心智圖軟體《Scapple》，向我們展示當年建立的知識架構。畫面以「刑罰」為中心，向外分岔出文化、經濟、意識形態、政府、媒體與後端執行；各條支線再連向不同學者、相關論文及他自己的批判。「現在你問我任何政策或刑罰的問題，這張圖就會在我腦中浮現。」
　　
這種訓練也深深影響他對現今AI工具的看法。
　　
「以前要花一個月做的文獻歸納，現在AI一天就能完成。」沈伯洋說，AI確實大幅提高效率，問題是它只依照機器的整理邏輯，思考架構並不全面，通常會有缺失。一個刑罰問題可能有七、八種切入角度，AI卻可能只給出其中一種。
　　
「如果你只輸入『請幫我摘要這篇論文』，那就完蛋了。」他使用AI時，會要求它採取特定學者或理論的視角，有時也先提供都市設計、社會學等領域的經典文獻，再檢查它遺漏了哪些問題。
　　
但要知道應該採取哪種視角、追問什麼問題，又如何判斷AI漏掉了什麼，使用者本身必須先有足夠的「知識底蘊」。沈伯洋認為，「要學會精準提問，唯一的前提就是具備跨領域的大量閱讀經驗。」
　　
因此，他不認為AI能讓知識變得更平等。原本就擁有閱讀習慣、知識基礎與教育資源的人，會更懂得如何提問，也更有判斷力；缺乏這些條件的人，則可能只是被動接受AI給出的資訊──階級差距或許只會愈來愈大。
　　　　
　　　　
　　
三、不能逃避，不能逃避，不能逃避
虛構人物如何成為沈伯洋的「人生劇本」
　　　

進入大學前，沈伯洋大量閱讀小說與漫畫，也非常喜歡偵探小說。阿嘉莎．克莉絲蒂筆下的白羅系列，他讀得尤其多，《東方快車謀殺案》等作品都令他著迷。年紀稍長後，他逐漸轉向較寫實的社會派推理，大學時讀宮部美幸的《模仿犯》，也會找推理比賽的作品來看。
　　
金庸的《神鵰俠侶》他讀過不下二十遍，最欣賞楊過的不肯聽命、不計輸贏；《麥田捕手》裡，霍爾頓被學校排斥、流浪紐約街頭仍護著妹妹──家裡有個小妹的他格外共鳴；超級英雄中，他最欣賞蜘蛛人：面對親人離世、感情挫折和瑣碎的課業，還要承擔超能力所帶來的責任。「你會覺得自己不是一個人。面臨人生大事的時候會更堅決。」
　　
然而，沈伯洋最喜歡的動漫人物，是《新世紀福音戰士》裡的碇真嗣。
　　
這個角色一點也不遇事堅決。故事開場，十四歲的碇真嗣母親失蹤，又與父親疏離，好不容易父子重逢，卻是要他坐進巨型機器人，背負人類存亡，和怪獸戰鬥。他渴望得到父親認同，又害怕再次被拋棄，只能反覆命令自己：「不能逃避、不能逃避、不能逃避。」
　　
沈伯洋很早注意到，《福音戰士》的機器人不像鋼彈那樣帥氣，反而「超像鬼」。令沈伯洋產生共鳴的，正是面對大人、關係、體制時的徬徨。他承認，早年開始與更多人接觸時，自己和他根本沒有什麼兩樣。
　　
碇真嗣不像主流動漫裡憑意志力克服難關的英雄。所謂「不能逃避」不是無所畏懼，而是他在眾人催促下，逼迫自己坐進駕駛艙時的自我勉勵。但是，當所有人要求一個孩子承擔時，他真的有選擇嗎？

　　

（圖／翻攝自《新世紀福音戰士》©khara）
　　
沈伯洋高中時，小他八歲的妹妹參加作家劉克襄帶領的生態走讀，他也好奇跟去。劉克襄對他印象深刻，後來在2003年出版的作品《少年綠皮書》中，特別寫了三封「未寄的信」，保存了少年沈伯洋的模樣。
　　
劉克襄信裡的他，是個孤單的孩子：遠足時，他獨自在遠處舉著望遠鏡，又不時回頭看向眾人，顯得有些害羞、格格不入。一次走過大屯山古道，劉克襄希望學生觀察沿路的生物與歷史遺跡；沈伯洋回去寫下的，卻是森林的暗黝、潮濕、不快，以及終於走出林子，被陽光照撫的幸福。
　　
劉克襄有點錯愕，卻也欣喜他沒有迎合老師，而是誠實寫下自己的感受。劉克襄寫：「我寧可，你只是在野外的旅行尋找自己的出路，而不是探詢整個社會的位置。對一個十六歲出頭的人，這個時代、這個社會之複雜脈絡，尋找自己已經夠沉重了。」
　　
在沈伯洋的讀法裡，《福音戰士》的故事正是一場漫長的社會化過程：碇真嗣從無奈、討好、反抗、崩潰，到逐漸願意重新與人建立關係，他看見的是陪伴。陪伴可以很溫暖，也可能很畸形，沈伯洋對我們說：「需要、利用、仇恨，都是人與人之間的連結，我讀了之後發現，哇，原來真實有這些層次。」
　　
現實中的沈伯洋也慢慢走進人群。起初在遠足隊伍中格格不入的少年，後來與大家熟悉起來，成了會分送漫畫的孩子王。在建中，他擔任「鄉土文化研究社」社長，又邀請劉克襄帶社員踏查臺北。多年後，劉克襄成為他的證婚人，還在婚禮上用當時風靡全臺的「黃色小鴨」形容他：討喜、可愛，人見人愛。　　

（圖／翻攝自劉克襄數位主題館）
　　
沈伯洋也非常喜歡村上春樹的小說《挪威的森林》，他說，看著主角渡邊從一名學生步入社會，也開始想像自己以後會遇到什麼人。他認為，對人際關係感到壓力而閉鎖的渡邊，最後竟願意接受「綠」走進生活，是一次突破。
　　
他說，自己大約也在高中、大學時跨過那道檻。有了可以一起打球、唱歌的朋友，有喜歡的人與家人，沈伯洋覺得自己的生活「已經走出來了」。隨之而來的，是別人排山倒海的期待：大家認為他有能力，希望他承擔更多。他也曾反問，自己明明想休息，為什麼一定要我？
　　
「我那時候超想當小說家的！我看松本清張四十歲才開始寫推理小說，四十歲開始都能成大師，我二十歲就開始寫，成就一定更好吧！」
　　
後來念了法律系，他覺得自己思考變得僵化，「法律的文字要求嚴謹、不能有多餘的贅字，跟散文、詩歌完全是兩個極端。一接觸到法學，又要面臨國家考試跟繁重學業，要把法律教科書念完就完全沒時間看課外書。」

唯一沒有中斷的是漫畫，「那時候臺大法學院還在徐州路，旁邊有家漫畫店叫『十大』，我每天都先去買便當，然後去租三本漫畫，邊吃邊看，看完才走，連老闆都認得我。」
　　
雖然文學讀得少了，漫畫仍繼續為他提供面對現實的參照。沈伯洋說，在小事情上保持熱血或許不難，真正遇到人生大事，卻必須做出決定；這時，僅有反叛的衝動已經不夠，「至於心情上要怎麼去做到，就需要更多作品來填補了。」
　　
大學時，他特別喜歡寫實與政治題材的漫畫，《聖堂教父》和《王牌至尊》都帶給他很大的衝擊。《聖堂教父》裡，兩名主角為了改變日本政治，以猜拳決定由一人進入黑道、一人走入政界，再各自運用金錢與人脈，從黑白兩道推動改革。故事雖然高度理想化，卻使他開始想像：「一個人已經知道世界如何運作，仍想改變它、讓更多人過得更好，究竟可以採取什麼行動？搞不好才是我們做得到的。」
　　
他說自己很幸運，遇見的作品都給了他很大的人生啟示。「每個角色遇到事情，都有不同的想法，就好像認識了很多人。」閱讀不只讓他看見不同的選擇，也讓他預先理解每種選擇可能帶來的後果。
　　
他借用犯罪學裡的「人生劇本」，解釋這種參照。黑道人士喜歡的電影，主角往往帶著悲壯色彩，明知沒有好下場，仍為義氣走到底。當他們認同某個角色，真正面臨選擇時，也可能循著角色的邏輯行動。「黑道就會很『relate』（共鳴）在裡面。真正面臨選擇時，立刻想起某個角色會怎麼做。」
　　　　
二十多年後，劉克襄筆下那個急著走出森林的慘綠少年，已經開始探詢「整個社會的位置」了。從洪仲丘案、人權工作、不當黨產，到境外資訊戰與民防教育，他處理的問題愈來愈大，也愈來愈難不介入政治。
　　
　　
四、只希望你平平安安
母親反對從政、女兒避開鏡頭
　　

閱讀彷彿讓人能夠預演現實中的選擇，看見不同的行動將帶來什麼後果。但人生裡仍有一些變化與得失，是沒有人能夠事先準備的。
　　
沈伯洋不到五歲便與生母分開生活，但母子一直保持聯繫。生母沒有再婚，做過保險、旅館清潔，也曾在登山步道賣桑椹汁。沈伯洋大學畢業、開始賺錢，便固定寄錢給她。母親高興自己可以少做一兩份工作，卻還是繼續存錢，總說以後要把錢留給兒子。
　　
母親愛與他談政治，卻始終反對他從政。每次打電話，都要叮嚀他注意安全，不要理會外界攻擊。她知道臺灣的處境，也驕傲兒子優秀，卻只希望他平平安安。
　　
2025年，沈伯洋因為忙於大罷免的政治行程，原本答應要帶她去吃大餐，最後只能匆匆在連鎖早餐店點了一頓簡單的早餐。媽媽為了不讓兒子愧疚，笑著說：「我最喜歡吃薯條了。」
　　
母親節儉，一直不肯裝冷氣。2025年6月，沈伯洋回去看她，睡到滿身是汗。幾天後，母親傳來訊息，說已經請人裝好冷氣，7月回來便可以吹了。只是他還來不及回去，母親便在7月14日突然離世，享年68歲。他回到母親屋裡，客廳地上還散著冷氣機的包裝紙箱。
　　
大罷免投票結束後，沈伯洋為母親舉行樹葬，當天他在臉書上寫道：「媽媽，我還是需要做點什麼，因為那是知識分子的責任。你把我的心智生得如此強大，就是為這塊土地而生的，我不能逃避。」不到一年，沈伯洋又往前走了一步，代表民進黨投入臺北市長選舉。
　　
沈伯洋大學時期輔導迷途、走偏的孩子時，發現少年問題多半源自原生家庭功能的破碎與匱乏。那時他就萌生未來結婚只收養孩子的念頭，希望在家庭這個最源頭處，就給予孩子溫暖健全的照顧。
　　
他與妻子曾心慧收養的女兒「麻糬」如今六歲，「我現在完全不拘束她看什麼書，帶她去書店，她喜歡什麼就買什麼。」
　　
女兒喜歡皮卡丘，還不太會認字，他便買了皮卡丘的「RPG」（角色扮演遊戲），陪她逐句唸出螢幕上的對白，「電動其實是一本很大的故事書，而且投射感更強。透過這種『RPG』的陪伴與即時對話，孩子能理解父母的想法、理解角色的動機，也能梳理自己的價值觀。只要挑選健康合適的題材，不玩太暴力的遊戲，陪孩子打『RPG』其實是非常棒的溝通與成長管道。」玩到一半，女兒會催促他，為什麼不趕快去救遊戲裡的同伴。
　　
2025年12月，沈伯洋帶女兒到國家音樂廳看表演，父女倆步行前往租腳踏車時，一名陌生男子突然靠近，以手機強光照著兩人錄影，質問他為什麼「做網軍」，又警告他「在臺灣也很危險」。
　　
女兒嚇壞了。她年紀還小，卻已經知道爸爸直播時，自己若要入鏡得先戴上墨鏡；有人在路上要求合照，她也會主動退到鏡頭外。
　　
採訪尾聲，他讓我們進到立委研究室，裡頭堆滿了公仔、海報和組裝一半的模型，地上還堆著一疊戰鬥陀螺的對戰盤。

我們邊讚嘆邊想：沈伯洋已經四十四歲了，真的還會為這些人物著迷嗎？還是這是一套面向年輕人的人設？
　　
早在2019年、尚未成為立委時，他在臺北大學的辦公室裡接受雜誌訪問，電腦桌布已是電玩《Final Fantasy》，家裡掛著十多張《新世紀福音戰士》海報，放不下的周邊才搬到辦公室。這些收藏至少不是為這場選舉才擺出來的。
　　
但一個熟知現實世故、制度黑暗的人，為什麼仍然願意把小說、漫畫裡的人物當真？或許這是尚未被世俗磨平的天真，也或許是他從小便對他人的處境與外在世界格外敏感，因此養成了一種近乎執拗的事事較真？
　　
臨走前，沈伯洋彎下腰，從沙發底下拖出一盒陀螺和我們分享：「這是我比賽用的。我女兒很愛找我玩，但我會偷偷放水，不會拉太大力。」
　　
談到眼前的選戰，沈伯洋判斷，對手目前刻意避免與他正面交鋒，以免把他「打熱」。他語氣無奈，像是一名熱身許久、等候上場的選手。一個半小時過去，他剛回辦公室見我們時頭上汗濕的捲髮已經乾了，現在微微翹起。
　　
戰鬥陀螺偶爾也會出現這種局面：兩顆陀螺兀自旋轉，繞了半天，誰也碰不到誰。不過對戰盤就這麼大，誰也不可能永遠避開誰。
　　
中國官媒說可以在全球抓他，競選對手暫時不想碰他。眼下最樂意和沈伯洋正面對決的，剛滿六歲，還沒有投票權。
　　

　　
五、「要有文化，市民得先有時間。」
沈伯洋對於臺北市的「文化」想像
　　

沈伯洋自幼熱愛文學，也一再強調閱讀與文化對人的影響；採訪時，我們問他，為何談到市政，卻沒有把文化政策單獨列出？

「對我來說，文化是一種生活方式。要培養生活方式，市民必須先有『時間』。如果大家每天為了通勤、居住奔波疲憊，根本不可能有餘裕去感受文化。」

他以「運動驛站」為例。這項政策構想是在捷運站、登山口與公園附近提供寄物、換裝及盥洗空間，讓市民下班後可以直接運動，不必先回家準備；跑步或登山結束，也不必滿身是汗地搭車。對他而言，文化生活的第一步，是降低市民參與各種活動所需付出的時間與金錢成本。

第二是美感。「市政府自己辦活動如果毫無美感，推廣文化就很空洞。」沈伯洋認為，市府應設置「設計長」，讓公共空間與都市更新從規劃之初便納入美學考量。
　　
第三是「陪伴機制」，「一個人如果是孤單的，很難去享受生活。」沈伯洋以已經提出的「親子同行卡」為例：
　　
「臺北市許多獨立書店經營困難，我們透過『親子認證』給予補助；每位小孩每月發放600點，用於音樂、電影、閱讀、運動。譬如父母可以帶孩子到離家兩百公尺內的在地書店買書、參加走讀活動；點數讓書店獲得收益，孩子能接觸閱讀與歷史，家長也能喘一口氣，這些對我來說都是一整套的。」
　　
談到音樂，「不只要有臺北流行音樂中心這種大場館，更需要中、小型以及社區型的展演空間。現在政府大多只補助完整的樂團（Band），但很多個人音樂創作者沒有資源組團。如果能在中小場館設立『駐點樂團』（House Band），讓擅長各類音樂的個人創作者隨時能上台演出，表演機會才會普及。」
　　
動漫也是一樣，「譬如龍山寺的地下文創基地，在不只是祭典的時候，應該也要持續被大眾看見。這在空間設計之初，就該想好長遠的營運使用──這是都市設計的精髓。」
　　
沈伯洋說：「文化必須從都市設計之初就納入整體考量，不能等到要推廣足球，才臨時找地蓋球場。美國納許維爾（Nashville）很早便提出打造『音樂城』的方向，歷經市長更替，前後持續了七十年。他們吸引作詞、作曲家住在步行可達的範圍內，讓彼此容易相遇、合作，也能共享錄音室；再透過稅務與投資措施吸引唱片公司進駐，逐步建立完整的音樂生態系，培養出許多鄉村歌手，後來才出現泰勒絲（Taylor Swift）這樣的巨星。這需要數十年的長期投入，但現在的臺北市，究竟想為音樂和藝術做什麼長遠規劃？完全看不到。」
　　
少年時期，沈伯洋跟著劉克襄走遍臺北近郊的山徑與古道。談到臺北的歷史，他提出一條走讀路線的構想：「從南邊的馬場町出發，講述白色恐怖與歷史記憶；往北經過萬華（艋舺）、大稻埕，串聯清代泉漳械鬥的發展史；再一路接向圓山、明治橋。東邊的金面山，也可以呈現清代採石場的工藝歷史。」
　　
不需要另闢步道，他說，藉由既有道路串聯山徑與文化徑，兩億元以內絕對做得起來，「臺北市每年總預算兩千五百億元；文化部補助臺北市兩億元保存文化資產，市府卻只執行了兩千多萬元。剩下的錢全擺在那裡。這不是預算問題，是執政者根本沒有心回顧這座城市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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