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特寫

【作家特寫】用小說帶我們抵達事物的核心——柯映安 X 舟動談事件改編小說
文|翟翱 攝影|賴智揚 2019-01-29

 

立即閱讀:《無恨意殺人法》

 

鼎鼎大名的佛斯特對小說曾有一個古典而永恆的定義:「它依傍於兩座峰巒起伏但並不高峻的山脈之間——一邊是詩,一邊是歷史。」說明小說依附歷史之真實,同時唱和詩的抒情與言志。

 

鏡文學即將出版的舟動《無恨意殺人法》與柯映安《死了一個娛樂女記者之後》,正是改編自真實事件的小說。前者以台灣的無差別殺人事件為架構,後者則以田調對象——娛樂女記者——的經歷為基底;若以佛斯特的譬喻來說明,《無恨意》或許更依傍歷史的山峰,而《女記者》則近於詩的那一端。

 

儘管如此,兩部作品都與現實世界拉扯,或對抗,或對話。因此,兩位作者談創作過程,以及它所帶來的「運動傷害」,有交集也有同中存異之處。

 

在既有主題中連結自己好奇的部分

 

立即閱讀:《死了一個娛樂女記者之後》

 

一開始,我好奇兩人如何選擇所寫的事件,或者說,該事件之於他們有何可寫之處?在寫作《無恨意》之前,舟動已出版《慧能的柴刀》、《跛鶴的羽翼》等推理小說。在《無恨意》裡,他將社會事件與陰謀論牽連;讀到最後,我們才會發現這些看似隨機或說無差別的殺人案,背後其實有更大的惡意存在。

 

「鏡文學找上我時,給我很多案件,其中之一正是我很想挑戰的。」何以言挑戰?舟動表示,「凶手為何如此」是他看待犯罪時最感興趣的。鄭捷事件之後,他開始關注無差別殺人(他習慣用「無差別」而非「隨機」這個詞),而凶手動機正是這類案件中失落的一環。再者,他自《跛鶴的羽翼》開始將社會議題(家暴)放入推理小說中,因此,想藉由《無恨意》處理看似無以名之的惡。惡是否真無以名之?小說最後,舟動給出了一個驚人的答案。

 

柯映安《女記者》以一樁娛樂女記者死於毒趴的聳動事件開頭,帶出女記者是為錢還是為新聞而死的疑問。正當讀者以為這是一部女記者奉獻己身、追求新聞的熱血之作,小說又一下掉入「蕩婦羞辱」的泥淖中;女性在其中動彈不得,包括在她們拋頭顱、灑熱血的職場上。

 

柯映安大學念的是歷史,此前多寫劇本,《女記者》是她的第一本長篇小說。最初,她接受鏡文學邀請,為的是根據受訪者經歷,寫一本女記者職場故事,「但實際訪問後,我發現我需要幫助受訪者思考:『外界到底好奇我們什麼?』因為她可能覺得娛樂記者是很平常的工作。掌握這個脈絡後,我發現女記者不只要面對辦公室,還要對付經紀人、藝人,雙方互利共生,甚至相互討厭還得合作。」

 

至於在這之間讓女性無所遁逃的,則是凝視的眼光。

 

柯映安與舟動都用事件改編小說來回應他們對台灣現下此刻的觀察。

 

「女性在社會觀感下,常常因被凝視而做出被迫的反應,但有時這又是很幽微的。例如我在一個男性較多的宴會中,下意識的幫大家倒茶。倒完茶後,我問自己:『為何這樣做?』卻沒有答案。這可能是很多女性會有的習慣,而男性也習慣了接受。女性隨時都感覺凝視的眼光,又置於如此複雜的職場,讓我覺得可與小說談的性議題結合。」

 

性,在此成為權力的展演,也是女性遭受凝視的體現——每次有性愛自拍或影片外洩,在PTT或各大論壇就會有鄉民求上車、喊加一。柯映安不諱言,同為女性,那些推文對她而言,已是一種傷害。然而,若與之認真,對方可能會覺得自己只是在開玩笑,「但這如同許多網路上看似玩笑的厭女言論,其實更嚴重,因為他沒意識到自己的價值觀很恐怖。」反過來說,鄉民何以覺得可以在中性的網路空間裡,肆無忌憚的開女性玩笑?是否預設了網路是男性的場所,女性在此僅是被凝視的客體。

 

田調資料有了,取捨才是關鍵

 

舟動透過《無恨意》探問人性,柯映安則由《女記者》之死檢視這個社會。他倆經由小說丟出同一個問題:「台灣,何以至此?」不同的是,舟動著眼於階級,柯映安則關注性別。小說之於這兩人,看似是理所當然的面對社會的方式。然而,兩人也經歷了相當的田調,才讓小說信而可徵,尤其是舟動。

 

「我讀了無數的判決書來分析案情,以及各式精神鑑定報告,將律師會遇到的法律問題與精神鑑定如何進行,都融入了小說。寫作時,最重要的是時間軸,例如故事要放在一審二審還是最高法院,這些都得釐清流程,再抓出時間點。」舟動說,他寫到每天睡覺都還要想事件始末,寫完了才能走出來。

 

同時,他實際走過小說裡每一個場景,並將之拍下;寫作時,一個視窗開照片,一個開WORD,藉此「感覺那裡有一具屍體,有人在逃亡。」這些便是為了「將小說在地化」的一部分。因為舟動認為,「推理小說本身是舶來品,如果只依循歐美那一套,跟外國作品有什麼不同?」

 

不過材料蒐集到了,如何取捨又是一大學問,「例如判決書,你不可能完全放入小說,所以要思考把哪一段放入。還有我用場景描寫呈現法醫鑑定的凶案現場,也是轉化資料的方法。」對舟動而言,很多材料其實「過硬」,卻是必須的,他選擇將之保留在小說——因為唯有釐清事實,我們才有客觀看待案件的可能。

 

「其實很多資料搜尋就有,但大家不去看,那我就透過小說讓大家看。我希望讀者踏出同溫層,看看不同的東西。」舟動如是作結。

 

柯映安比較常讀歷史科普與人類學書籍,接觸較多的敘事文本,反倒是電影。訪談中,她也不經意的引用《一一》裡的那句:「電影的發明使我們的人生延長了三倍。」來說明小說之於我們的意義。

 

相較於舟動得與大量文獻資料搏鬥,柯映安的田調看似簡單,受訪者的態度也很開放,不過她仍面臨困難的取捨,「《女記者》雖是根據真實事件,但故事在寫人物,所以我選擇的是『我的人物有辦法做到,或他們在這個狀態下可能做出的行為』,再依據人物內在邏輯與目標來挑選素材。」

 

「當田調資訊太多,我就必須一再釐清:『主人翁走到這裡,她的困境夠了嗎?足夠推動她去做下一件事情嗎?』之後再問受訪者,便常常獲得想不到的答案。」同時,柯映安必須確保田調資料不偏離小說主軸,在天女散花般的資訊中,擷取故事前進該有的樣子。

 

給出觀點,是改編的意義所在

 

小說處理如此現實的題材,如何與之保持距離,又不歪曲,成為改編事件小說的難題。舟動費心的想呈現小說的在地性,其實正是為小說最後給出的驚人謎底鋪路;柯映安則緊抓人物內在邏輯為鋼骨,藉真實事件為其添加血肉。我由是好奇,真實事件會不會讓他們綁手綁腳?

 

舟動認為,「重點是如何找到自己的觀察來切入該事件。」他並以普悠瑪出軌為例,「一開始我們可能責怪駕駛,後來才看到結構面的問題,這樣的事件應該由代議士處理,而小說家也可由龐雜的事件中搓出一條線、一個主軸、一個觀點,讓人們看到其中的過去與未來。當然,作者不可能呈現全部的觀點,他永遠都是主觀的,只能儘量達到多重觀點。」

 

柯映安則以她自己過去改編的一個新聞事件為例,說明事件與小說間的關係。「有一則新聞是爸爸把老婆打跑了,之後獨力扶養兩個小孩。有一天,他中了兩千萬發票,於是忽然從很糟糕的爸爸,變得努力規畫人生,重新振作。結果最後他得了癌症。」

 

就新聞讀者而言,這則曲折又帶有黑色幽默的事件已說完了,但柯映安的觀察是:「這個爸爸在中產階級眼中,是一個好吃懶做的人。可是他如此糟糕,或許是因為覺得自己永無翻身的機會。」因此,她想知道「這個爸爸有了希望,會做些什麼?他和兒子之間有沒有和解?」

 

「我在意的是小說有沒有給出一個觀點。」柯映安說。這也唱和舟動認為作者能理出一條線,藉此映照事件的說法。

 

離開同溫層,但讀者都在同溫層

 

訪問最後,我好奇他倆從寫之前到之後,對議題的理解有沒有發生變化?舟動說,「一開始只知道受害者,讀了判決書才認識加害者。」因此,更不要說那些只看新聞了解案情的人——鄉民的正義可能不是正義。柯映安則藉寫《女記者》確認了她對女性處境的觀察。至於多理解的,是記者生態。

 

舟動是英語教學者,寫推理小說之餘,也評推理小說。在他身上,可以看見創作者對作品的要求與自我砥礪。

 

「其實記者是很孤獨的,他們很少收到回饋。新聞寫得很好,但主管不會稱讚你,閱聽人更不會,因而陷入『我用什麼東西證明自己』的糾結。小說裡,主角跟配角辯證新聞在他們心中究竟是什麼?這背後要說的,其實是如果記者把新聞當作自己的作品,會過得很痛苦。」

 

呈現社會輿論或說鄉民反應,是處理新聞事件小說不可避免的環節,《無恨意》與《女記者》也不例外。在此,他們既是作者也是小說的一部分,因為在網路中,他們與讀者——廣大的鄉民——無異。然而,柯映安坦言她已漸漸避開那些看了會受傷的留言,「或許這代表退縮到同溫層了吧。」

 

訪談過程中,我們一再提到同溫層,也希望眾人離開各自的同溫層。這顯然並非易事。小說,作為提供異質觀點的手段,當下的處境或許更為艱困。處理跟主流意見相左的小說,就像在逆風處寫作,有著不小的運動傷害。

 

寫作是孤獨的,更孤獨的是小說家想藉此呈現他心中本該是如此的世界;正因他們不認同這個版本的世界,所以創造了一個更良善的。因此,廣袤之中注定了一開始只有小說家踽踽獨行。我想起舟動說的,「寫作初衷是好的,那就去做吧。」

 

原因很簡單,因為沒有理由不做。

 

因此,小說家會繼續在事物的核心處,所有線索指向真相之地,等待讀者的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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