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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自己「沒有辦法」,維持一種說「不知道」的能力: 胡慕情、胡淑雯對談《一位女性殺人犯的素描》

謝達文
2024-08-12

 

2009年,年僅27歲的林于如被控謀殺自己的母親、婆婆和丈夫,經過最高法院進行生死辯論後,判處死刑定讞。當時媒體大幅報導其犯案過程與動機,稱她為「驚世媳婦」,但數家媒體與判決書的故事版本卻各有出入。

由鏡文學出版的《一位女性殺人犯的素描》,是目前擔任鏡文學文化組採訪主任、資深記者胡慕情多次往返監獄,或以書信採訪林于如本人及此案相關人士後,所撰寫的報導文學作品。書中,我們看到作者整理的採訪資料、判決書文本,甚至取得林于如親筆自傳,多方觀點並陳,各有各的說法,而真相難明。

 

或許本書要告訴我們的不是一個真相或一個答案,而是了解到其他更難以釐清的「未知」。3月31日於台北現流冊店舉辦的新書講座「真相之外,其他可能的探問與釐清——胡慕情、胡淑雯對談《一位女性殺人犯的素描》」,除了邀請本書作者胡慕情,也特別邀請近年投入白色恐怖書寫的作家胡淑雯對談,本文為這場講座對談的内容節錄。

 

 

▲ 胡慕情:「社會大眾要能夠維持『說不知道』的特質或能力。」

 

「社會大眾要能夠維持『說不知道』的特質或能力。如果一件事情是重要的、是我們想要釐清楚的,我們得要有這樣的餘裕去承認未知。」

說這句話的人是記者胡慕情,也是《一位女性殺人犯的素描》的作者。讀過她任何報導作品的讀者都不難看出,胡慕情絕不是一個輕言「不知道」的人。

在《黏土》裡,她詳盡分析土地徵收背後的種種政治與經濟條件。在報導〈血是怎麼冷卻的〉,她專訪湯姆熊隨機殺人案的兇手,帶領讀者看見曾文欽「活得那麼痛苦,不如殺個人來死」此一想法如何形成,與家庭、求學、就業過程中的困境有何關聯。至於〈失控的心靈〉,則是描繪虐死信徒的日月明功內部動態,具體呈現其間種種的恐懼、恨意以及自我合理化。

所以,翻開她的新書《一位女性殺人犯的素描》,多數讀者的動機很可能也是想藉此掌握台灣史上第四位女性死刑犯的身世背景,了解林于如究竟為何殺害母親、婆婆以及丈夫,成為大眾媒體中所謂的「驚世媳婦」,並從中得出一個充分的解釋。而胡慕情也說,這本書她想維持的狀態,是告訴讀者「我一直在問為什麼」。

然而或早或晚,讀者將發現答案竟終究仍是「我不知道」。

針對這樣的答案,對談人胡淑雯如此描述她閱讀的體驗:一開始,她自承「有一種追劇的快感」,甚至不妨說是帶著某種窺視的好奇心,但隨著持續閱讀,卻發現這個好奇心是無法被滿足的。

「我發現的是作者的疑惑」,胡淑雯說。「第一次讀,我感覺這是一部反高潮的作品,因為我沒有得到我想要的答案。但一段時間後,我發現我非常珍惜這種寫作態度:這是跟『膚淺的無知』不一樣的『未知』,是窮盡一切可能性去『知』,但仍有所不知。我很珍惜和感謝這個作品以這種方式結束。」

 

這本書要我們接受的,是我們有時無法這麼自信

確實,胡慕情採訪了所有能想像且能找到的受訪者,甚至與林于如溝通、周旋許久之後,終於取得她本人親自撰寫、長達十萬字的自述,接著挑揀重點,編輯成兩萬字的版本,呈現在讀者面前。

偏偏,面對這個案例,即使她蒐集了幾乎所有能找到的資料,仍有太多關鍵的疑點無法釐清。胡淑雯解析,作者和讀者其實同樣面對著兩大問題:「第一,我們想要確認她自述的事情的真實性;第二,我們也想要確認這些事情對她的影響力、跟她犯的罪有什麼關係,然而這兩個疑問我們都沒有辦法確認。」

胡淑雯心中最在意的,是林于如在自述裡提及兄長對她多次性侵。「這本書開頭不久就有提到林于如沒有辦法好好地在原生家庭待下去,我讀到她有強烈離家需要的時候,心裡就在想:是不是又有家內性侵的事情發生?」胡淑雯說。

但後來讀到林于如指證歷歷、並且以此解釋自己的一些選擇之後,胡淑雯卻又警覺這一切未必可以照單全收:「許多家內性侵案是小孩長大後,用別人的回憶重構,比如事情發生時當事人太小、對性沒有理解,只知道有身體接觸;當他長大成熟、社會也足夠成熟後,他才有那個話語,去說出原來他當時害怕、討厭的感覺是什麼樣的。」

其實不只性侵案件如此,胡淑雯補充說她曾訪談過的白色恐怖受難者,對事件的記憶也會受到日後出現的說法和敘事而有所影響。既然如此,她不得不去反覆思考:林于如是否也有可能是在「重建一個模糊的身心記憶、一個曖昧不明的身心創傷」,而且是隨著「社會往前進、不斷揭發過去我們不理解的事物」的過程,回頭去建構那些當初她所不能理解的經歷?

然而,即使事件的經過難以確知,這些材料和閱讀依然能讓我們看見一些什麼。胡淑雯說:「我在讀胡慕情跟林于如的互動時,可以感受到林于如的人生似乎到了某個點之後,身心狀態有種『放放』(hòng-hòng,不上心)的感覺,有種對現實生活失去實在感。」

兩人聊到的例子是林于如自稱年輕時多受黑道大哥愛護,一通電話就可呼叫上百位兄弟為她助陣。這樣不合理也不必要的自我拉抬,胡淑雯形容:「聽來反而如同漫畫情節,與其追問究竟是謊言還是實話,不如說更像是一個憨查某想的憨故事,充滿著幻夢。」而這也反映了林于如的生存狀態——一種混亂的狀態。

「了解這種種的混亂,並不足以讓我理解她為什麼會犯下罪行」,胡淑雯說。「然而這個閱讀經歷仍是有意義的,這種種混亂讓我知道,這個人犯了這些罪,犯了這些罪的是一個怎樣的人。也讓我思考,當我要說她邪惡的時候﹐我有沒有自信?當我要說她蛇蠍、狡猾的時候,我有沒有自信?我會說,我沒有自信。」

「而這很可能就是這本書要我們……接受的。」說到這句話,胡淑雯沉吟一秒,找到了最能精準表達她想法的那一個詞彙。

 

 

 

▲ 胡慕情表示:「知道『自己不知道』的同時,就是知道『自己知道多少』,走的每一步才是穩的。」

 

 

承認「沒有辦法」,我們走的每一步才是穩的

「對,我就是在告訴大家『我沒有辦法』。」聽了胡淑雯的評論,胡慕情這樣回應。這種對於未知、對於混亂的「接受」並非胡慕情寫作的初衷,但最終確實成了胡慕情非常在乎的事。

「我原先設想,寫作的某種作用是能當溝通的工具」,胡慕情坦承,「身為記者,報導是希望大家讀了會有思考,思考了又會有行動」。這在過去的作品當中多少都能實現,但在面對林于如時卻不斷碰壁,「沒有辦法」反倒成了不斷出現的關鍵詞。

「包含老闆要我交稿,我沒有辦法;包含好不容易找到林于如,但沒有得到她的回應,我沒有辦法;包含拿到了她的自傳,但沒有辦法判斷;包含沒有辦法找到公共性,會不斷質疑寫作有沒有用、到底是為了什麼。」胡慕情補充。

胡慕情想表達的,是她必須承認自己「沒有辦法」給出充足的解釋。胡慕情在訪問隨機殺人案時,一位受訪者願意見面,卻給不出答案,幾年後他才知道,自己似乎感到有義務回應社會,卻又不知道自己為什麼需要回應,「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要答案』會給一個人帶來痛苦」,胡慕情說。

但這甚至不是「要答案」可能導致的唯一問題。她反省,面對各種各樣的案件,人們常常或者為了利益、或者為了價值,在發生後「站在本來的角度去思考,都會堅持說一些話」。

而這背後的驅動力,很可能在於想要成為「拯救者」——若借用胡淑雯的說法,這種心理狀態無非是「希望有進度,希望有下一步,可能是正義、可能是和解」——所以要先斷言誰是或不是壞人,或者總是訴求建立「一個高大上的社會安全網」,但這張網子該接住的人到底長怎樣,許多時候明明有太多的未知。

對此,胡慕情反問:「這個『我們一定要些什麼』的立場是不是應該先放下?」或者,就如胡淑雯所說,《一位女性殺人犯的素描》在做的事其實是拒絕「對生命喊口號」,所以不對線索做無謂的榨取以及連綴,而是對「未知」有所覺察,並且保持敬畏。當然這也不是「墮入道德虛無,就說是羅生門、真相本來就不可知」,依然是盡其所能地嘗試知道更多、更深、更完整,乃至於最終仍勇敢地說出「我真的不知道」。

之所以必須這麼說,並不只是為了避免扭曲現實,其本身更是一件有建設性的事情。「那些不知道、那些挫敗都被承認之後,才能比較知道我們要做什麼」,胡慕情解釋,「知道『自己不知道』的同時,就是知道『自己知道多少』,走的每一步才是穩的。」

胡淑雯也同樣如此相信:「能朝這個方向前進,對我或我們這個社會來說,是何其重要的事情。」

 

撰文  謝達文  ◆  攝影  現流冊店  ◆  責編  林潔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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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達文
自由撰稿人,台大社會所博士候選人,喜歡用訪談或用數據說故事,寫政治,寫各種社會議題,寫國際新聞,喜歡台灣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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滲透到文學裡的客語——李旺台、高翊峰、甘耀明的客語小說書寫實踐
用客語寫小說,可以講出什麼樣的故事?客家委員會與鏡文學合作「客語文學作家創作計畫」,其中三位小說家李旺台、高翊峰、甘耀明,經歷一年半的創作編輯期,交出用各自觀點呈現的客語小說作品。李旺台的《𠊎屋下个番檨樹》以十篇短篇小說勾勒記憶裡從農村到現代社會變遷的種種畫面,高翊峰的《跳童》則想像水淹台北的賽博龐克近未來末世以及消失的客語,甘耀明的《我的鴉鵲公主》描寫兩小無猜的姑姪充滿客語和手語的成長故事。在3月8日於台北紀州庵文學森林舉辦的「2026作家深度系列論壇——小說專場」中,三位小說家分別與年輕作家陳凱琳、李奕樵和曹馭博,在作家陳雨航的主持下展開精采對談。三本小說主題各各異其趣,呈現作家對小說創作、客語與文學性的想像。陳雨航特別指出,雖然這場的重點在文學本身,但因為用客家語言書寫,「語言也變成文學討論中重要的部分。」  李旺台x陳凱琳:先有畫面,再有情節,才想議題李旺台近十年來作品產量豐富,以歷史事件和人物為主題,交出七部華語長篇小說,這次的《𠊎屋下个番檨樹》卻是客語短篇小說集,寫了十個故事。陳凱琳分析,過往李旺台的長篇小說中,歷史和政局往往是推動故事情節的關鍵因素,但在短篇小說裡卻是隱隱存在於故事中的背景。李旺台則回應,他彷彿在這次的創作中逐漸步下歷史的月台,走入現代社會裡。對李旺台而言,寫長篇小說的過癮之處,是能長時間沉浸在同一個故事裡;寫短篇小說的樂趣,則是能聚焦呈現記憶中的鮮明畫面:「我的腦袋裡有很多畫面,兒時、青少年時期累積的農村景象,以及年紀漸長後累積的各種畫面,在短篇小說裡,我可以專注地把一兩個畫面寫出來,故事就完成了。」  例如〈招娣妹〉裡,大腹便便的農婦一手扶著肚子,一手轉著風車努力工作,或是田埂上挑著扁擔送飯菜茶水給工人吃的小女孩,遇上揹著一個個沉重大麻袋、半跑半走著運送稻穀的縱隊,吆喝著小女孩讓路,經過時颳起一陣稻穀泥土香。這兩個畫面寫完,再加上頭尾情節,便有了故事。有時是先有畫面,再構思故事,有時是故事回頭喚起了更多畫面的記憶,兩種模式交替作用,讓李旺台寫得很快樂。至於故事想講什麼議題,往往是寫好之後回頭再看,才讀出其中可以延伸闡述的意涵,回頭再修改調整情節。例如同名小說〈𠊎屋下个番檨樹〉,被侵占房子的一家人原本在故事裡有發怒,後來李旺台重寫段落,改成只能隱忍壓抑怒氣,更符合威權時代的氣氛;〈何老師最後个該兜日仔〉則是寫到老人臨終前,放棄或維繫生命的拉扯;〈雜貨店風暴〉則是藉由三兄弟揍了半夜常來打擾自家雜貨店、讓人不得安寧的鄉里無賴,帶出社會現代化的過程。陳凱琳與李旺台一樣是講南四縣腔的屏東客家人,她從「懂客語」的讀者觀點分享對〈何老師最後个該兜日仔〉裡運用「𢯭手」一詞的心得:「𢯭手」是客語「幫忙」的意思,但把字拆解開來有『接力』的感覺。故事主角原本是旁觀者,受到常常一起游泳的老人家委託,最後在老人家臨終前,主角才明白自己「𢯭手」的意義。「小說選用「𢯭手」的意象,與故事情節的連結,真的非常厲害!」  高翊峰x李奕樵:從科幻折射現實,從文字回溯聲音寫過長篇《幻艙》、《2069》等多本科幻小說的小說家高翊峰,接到「以客語創作」的題目,便誕生了「客語賽博龐克」這個全新類型的小說《跳童》。同樣寫科幻小說的李奕樵笑說,小說家常用兩個不同的形式或元素疊加,以尋求突破,卻不是很好駕馭,但這本「客語賽博龐克」卻讓他讀著正襟危坐起來:「我很少讀到能從不同視角折射出許多現實議題、結構精巧的長篇小說;《跳童》就有很好的意象主義特徵,展現很高的精準度和控制力。」小說設定在近百年後的台灣,以台北海、海樓後生人(海樓青年)、駭客等等元素構築末世想像,更藉由消失的「古客語」,以及客語AI大型語言模型「紀多納」、轉譯語言用的「羅賽塔石碑」等設定,折射出他對現實環境中客語可能消亡的擔憂:「如果客語消失了,我們怎麼辦?會不會客語到最後,聲音也可能會消失?」  高翊峰解釋,刻在羅賽塔石碑上層的古埃及象形文字,如今必須依賴刻在下層的古希臘文字來解讀意涵,語言的聲音更是必須要藉由古埃及晚期庶民的「科普特語」和古希臘語去試圖模擬。「最早的客語沒有文字,是我們創造了文字,試圖將聲音留下來。這就像古埃及象形文字現在的狀態,只留有文字,但聲音已經不在。」李奕樵也提到,高翊峰在小說裡埋下不少有趣的小彩蛋。例如「紀多納」與原始碼分裂出的「牧師」兩個角色,便源自史上最早的客語白話字辭典《客英詞典》的作者紀多納,是一位來自英國的牧師。高翊峰表示,「小說裡很多命名都藏著客家歷史相關的資訊。閱讀時如果覺得命名怪怪的,可以去查一下,尋找背後的訊息。」高翊峰藉由許多和語言相關的元素,疊加出他對於語言保存的思考,想像未來客語在台灣,能有一套可以延續下去的語言系統和機制,甚至能藉由AI多文本轉譯,解析語言的意涵。對他而言,「客語文學作家創作計畫」的七本創作,不單只是用文學記錄語言的可能性,而是呈現在強勢語言的普及下,語言逐漸消亡的問題。不過,即使身處黑暗的末世,高翊峰筆下的海樓後生人,仍然是樂觀、進步的象徵。「當我們極力地做語言保存,背後隱藏的訊息就是『這個東西快要消失了』,但我希望現在做的種種努力,不會變成末代論。」他更幽默提議,如果可以創造有如「來電50」一般的環境,提供免費餐飲酒水和空間讓年輕人約會,但規定只能講客語:「這樣自然學客語,應該比較有趣吧!」  甘耀明x曹馭博:從文字的美感尋找客語的文學性甘耀明以魔幻鄉土的作品著稱,近年作品漸漸回歸寫實,在《我的鴉鵲公主》中,描寫一個1970年代客家山村聾人少女的成長故事,藉由少女的同齡姪子的視角,看著少女的人生變動,也呈現兩小無猜手語、客語交織的淡淡情愫。故事裡,姪子充當姑姑的手語翻譯,也更理解姑姑的心境,作家曹馭博表示,他在閱讀的時候,也必須經過翻譯的過程,請會講海陸腔客語的母親協助他理解故事:「翻譯不只是溝通,也是靠近。」甘耀明表示,在創作《我的鴉鵲公主》時,他有三個策略,一是要藉由這個故事,讓客語成為具有文學性的語言,二是故事必須有現代感,三是必須要把故事本身寫好。這三個策略中,第一個尤其困難,也是他在創作期間花最時間琢磨的關鍵。「寫作的人知道語言必須豐富,創作時才會有很多工具可以使用;當我要走進一座新的森林,我需要找到很多的工具來幫助我,才能找到新的方向。」  甘耀明解釋,華語要找「文學性的語言」,有很多前行的範本,但客語的文本,雖然有詞彙,相較之下卻欠缺文法。例如,「掉到愛情的漩渦而不可自拔」,華語寫起來很順,但客語要怎麼說?他寫「愛情的崩崗下慘死」,就是掉到懸崖下慘死的意思。例如寫「雞皮疙瘩豎起來」,他苦笑:「我自己也是在思考『豎起來』要怎麼寫啊?」最後他寫「雞嫲皮膨膨」,只能形容它的樣子,但沒辦法描述它如何「豎起來」。「所以寫這本書的時候,覺得自己像是手腳被綁住了丟到水裡,還要自己想辦法游起來。」又例如,他在辭典查到「竳線」(意指直的線)可以形容女生漂亮、「竳笐」(直立的樣子)可以形容男性帥氣,在描寫兩人的印章字體時,分別用「竳線幼秀」(挺拔秀美)和「竳笐勻勻」(端正勻稱)來形容。甘耀明坦言,他很多地方還是必須先從華語思考,再去找到合適的客家詞彙。他廣泛尋找各種不同的辭典來源,不只是教育部、客委會資料庫整理的字詞,也包含他自2000年左右就購買的徐兆泉的《台灣客家話辭典》,從華語的美學去思考客語詞彙能如何呈現美感和意像,試圖用這個方式,拓展客語書寫的文學性。他也參考客語書寫的前行者,如詩人邱一帆、作家張捷明的文學作品,以及學者鍾榮富翻譯的《白牙》、徐兆泉在2000年翻譯的客語版《小王子》等等,尋找客語語詞文法的連貫性和語感。但他也自我警惕,語言不只有美感,也有不同層面的生命力,雖然這次的創作從美感切入,但客語的豐富遠遠不只如此。回到故事本身,小說對情感的描寫真摯,除了姪子對姑姑的情愫,甘耀明也深刻呈現了一位老父親面對女兒的虧欠心境,原來老爸爸認為女兒的聽力損傷跟他有關,「老爸爸為了希望女兒的病能好,一輩子滿山去找解藥。他覺得草木是大自然給人的手信,他一定能找到一封信,解開女兒的病。」姑姪之間、父女之間,那些細膩糾葛之處,讓曹馭博讀完也忍不住說:「身為十幾年『甘粉』,每次讀他寫的角色之間的虐心情感,都會很感動!」  客語文學的未來:從駁雜到繽紛的「花喇必駁」講座中。包含李旺台、高翊峰、甘耀明三位小說作家,以及主持人陳雨航、與談人陳凱琳、李奕樵、曹馭博,都是客家人,或有部分客家血統,雖然講座主要以華語進行,但講者們或多或少都聽得懂客語,或是會講客家話。在討論中也發現,「花喇必駁」意外地成為這系列作品中包含甘耀明、高翊峰、李旺台、吳鳴等作家都有寫到的詞彙。甘耀明說,其實「花喇必駁」原本是負面的意涵,代表一個東西看起來花花的,像鬼畫符塗鴉似的,但這幾年辭意卻逐漸翻轉,變成繽紛多彩的意思,「這幾年來,客語有重新在尋找一些字詞其中的意涵。」有觀眾提問,若沒有這個計畫,用客語創作的起心動念為何?高翊峰表示,他的客語書寫是從聲音開始的,2000年初期,為了想寫客家伙房的生活,有些叛逆地用華語諧音字呈現記憶中的客語聲音,後來他也偶爾會在作品中寫到客語發音的漢字。「我還是會有點叛逆的,想把客語裡還不存在的詞彙創造出來。」另一位觀眾則詢問,小說家是否可能像王文興在《家變》裡造字一樣,為客語創造新字?甘耀明表示,創造新字的難度太高,一來他並非專家學者,二來即使是專門的研究者,彼此之間依然有一定的歧異。作為小說家,他只要參考不同來源,選擇取用就好。陳雨航最後也感性地說,這幾年的華文作品,幾乎都多少參雜一點閩南語,也有原住民語,讓他忍不住思考:那客語呢?「我的希望比較渺小,將來客語也像閩南話、原住民語一樣滲透到文學裡面去。」   整理撰文/許文貞
「用客語,寫這隻時代个故事」,當代客籍作家談客語寫作——「2025高雄城市書展」客語文學作家創作計畫特別講座
如何用客語寫這個時代的故事?由客家委員會與鏡文學合作的「客語文學作家創作計畫」,邀請7位當代客籍文學作家創作全新客語文學作品,即將於2026年1月出版。其中4位作家甘耀明、高翊峰、吳鳴、張芳慈於23日現身「2025高雄城市書展」,在「用客語,寫這隻時代个故事」講座中,向讀者告白用母語客語寫作的心得,期盼以文學創作,開創當代客語使用的新篇章。參與「客語文學作家創作計畫」的7位文學資歷豐富的創作者,包含小說家李旺台、甘耀明、高翊峰,散文家吳鳴、張郅忻,詩人羅思容、張芳慈。歷經一年的創作期,編輯階段更加入客語編輯、協力專家與客語文學顧問的協助,希望在書籍出版時,呈現技能表現不同聲腔的客語字傳統及作家的語言經驗,也能在文學創作的活用嘗試之下,拓展用客語對當代生活經驗的描繪,展現客語文學之美,豐富客語文學的多樣性。 「2025高雄城市書展」客語文學作家創作計畫特別講座合影(由左至右:小說家高翊峰、高雄市立圖書館館長李金鴦、散文家吳鳴、詩人張芳慈、小說家甘耀明、鏡文學文學開發部執行總編輯張惠菁) 高雄市立圖書館館長李金鴦 「2025高雄城市書展」主辦單位高雄市立圖書館館長李金鴦也特地出席,表達對客委會發起客語文學創作計畫的支持。她表示,臺灣有豐富的語言多樣性,用母語寫自己的故事,就能把這一代的風景流傳下去,期待有更多人投入用客語創作,用客語寫出當代的故事。 張芳慈挑戰自然與人的敘事長詩,吳鳴用客語寫豐田移民村家族史講座分為上下半場,上半場由詩人張芳慈打頭陣。張芳慈過去出過一本客語詩集,也編過一本客語詩選,對客語創作並不陌生。她為這次客語計畫創作的《爧》,取自「𥍉爧」(大埔腔:ngiab^ nenˋ),是客語的閃電,「爧」就是電光與火光。 詩人張芳慈 「𥍉爧」乍看是自然現象,但在張芳慈的創作中,閃電是宇宙給人間的訊息,只是自以為是的人類多半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對這些訊息「已讀不回」。這些錯失的訊息,終究會再繞回來,成為人們必須面對的課題。張芳慈關注大自然環境的永續,尤其近年的疫情和種種末日預言,也讓她想將大自然的變動幻化成創作。這次,因為這個客委會創作計畫的邀請,她決定突破自己,首次嘗試用完整的敘事結構創作長詩。她將自己從小在山裡成長的經驗,以及近年陪伴父母山居生活時,身邊的草木、沙石、壁虎青蛙等等,都設計成詩中的角色,藉由神話角色「赤殼蛇」和「青脊龍」呈現宇宙兩方勢力此消彼長的平衡,一幕幕的畫面有如劇場,堪稱一首「詩劇」。她與自然對話:「要接應天機,有時也必須要有對它的信任。」寫長詩本身就很困難,又要融合東勢大埔腔的古典用法與新的文學語言嘗試,張芳慈寫到三分之一就差點要放棄,最後還是堅持完成創作:「如果我跟之前用一樣的方法創作,可能很快就寫完了,這部詩集因為有個敘事結構,真的讓我琢磨又琢磨,但又覺得,堅持下去,對我自己一定是有意義的。」吳鳴的《豐田歲時記》則藉由自己家族的移民拓墾經驗,呈現臺灣二戰後的社會與歷史文化變遷。散文中描述父執輩在二戰後1946年春天,帶著一家老小離開新竹湖口,走過曲曲彎彎的蘇花公路,來到後山日本時代的移民村豐田,從此落地生根、開枝散葉,也成為他筆下豐富的家族與農村故事素材來源。 散文家吳鳴 吳鳴談到早期親戚做軍伕,談到大姊給人「抽豬母稅」而別姓,寫到家人分養、入贅,更帶來豐田老家的舊照片與聽眾分享:「有點像李喬《寒夜三部曲》,主角彭阿強帶著族人到鷂婆嘴夜婆嘴拓荒。不過他的是三部曲,我的是小故事小切片,寫一整年24節氣的農家生活,希望用『非虛構寫作』,為我成長的故鄉豐田,留下時代的故事。」對吳鳴而言,用客語寫作原本不在他的規劃裡,沒想到參與計畫後,一寫就停不下來,也希望用客語創作更多的作品。善庖廚的吳鳴,甚至說他接下來想用客語寫客家菜,記錄下他拿手的食物故事與食譜。 甘耀明為寫小說研究手語,高翊峰創作近未來客語賽博龐克下半場由兩位小說家甘耀明與高翊峰分享,兩部作品同為長篇小說,背後卻有著截然不同的創作思考。 小說家甘耀明 甘耀明的長篇小說《我的鴉鵲公主》,描寫一對出生只差七天的姑姪,在1970年代的客家庄一起長大。姑姑「阿惜」聰明伶俐、活潑可愛,但因病失聰。小說透過姪子的眼睛,看著這名聰明有主見的姑姑,卻因女性、聾人身份,遭遇種種困難限制;也看著他們家族在戰後的變化。姪子和姑姑一起學手語,兩人之間擁有自己的語言,也只有姪子懂得姑姑的手語中傳遞著她多麼精彩的表達。然而隨著年齡漸長,阿惜要面對更多來自現實世界的惡意或限制。為了描寫失聰的阿惜,甘耀明認真研究起手語。小說中,兩個孩子一開始學的是當地一位老師教的手語,但他們在玩耍中,也自然而然地產生各種屬於他們自己的「客語手語」,結果竟然連自創的客語手語,也沒能逃過學校禁止客語時的懲罰。兩個孩子之間被禁止的手語、與周遭大環境中被禁止的客語,這一層一層有關語言、與對語言的禁制,人在限制之中試圖發出說話表達的企圖,非常觸動人。不只故事動人,甘耀明為了邀請非客家讀者閱讀,在客語的文字呈現上做出調整,雖然整體的語感、思維和文法還是維持客語,但將人稱代名詞等基礎用字改回華語。他認為,不懂客語的人要閱讀客語,字數不多還好,但長篇小說有10萬字以上,就會很辛苦:「也請讀者要做好心理準備,這本不是華語小說,是客語小說。」甘耀明笑說,以一個談論母語、小說的活動來說,很高興看到這場講座有不少讀者有興趣參與,雖然主持人、鏡文學文學開發部執行總編輯張惠菁不會客語,但已經讀完小說並且非常喜歡,也令他感到這次以客語創作的內涵確實傳遞出去了。 小說家高翊峰 高翊峰的小說則走向賽博龐克風的科幻世界,《跳童》描繪反烏托邦的近未來末世,台北淹沒成海,駭客寄生海中的高樓孤島,在網路雲端空間搶奪資源。那時,客語已經從日常語言中消失。但是儲存在網路深處的客語等古語言資料,反而成為各方勢力覬覦的高價資源,因為有些機密路徑唯有透過古語言能夠打開。不過卻有一個寄存雲端的客語AI機器人,仍然保留著消失的語言,持續在災後的世界裡用客語描述所見的一切。一群青年駭客遇見了他,幫助他尋找其創造者的下落,也逐漸獲得了他的語言。高翊峰表示,他的第一本小說就曾嘗試融入客語,但當時是從「聲音」思考,將自己在三合院成長所聽到的客家話以諧音字呈現,並未考慮使用字典的客語文字。如今參與計畫,正好有個機會,讓他藉由創作,重新思考成長過程中困擾他的「客語聲音與文字分離」的情形。閱讀客語文字的困難度,也是他創作上必須考量的點,畢竟當華語轉為客語,就已經有一層隔閡,若要用客語文字書寫科幻,創造目前還不存在的事物,要如何寫得讓人理解?「我後來找到方法:我不一定要完全以客語文字當作書寫工具,但可以把客語的聲音和文字當成小說的元素,努力用文字詮釋聲音,找到自由度。」將聲音轉成文字記錄,是作品的核心,在小說中以「羅賽塔石碑」呈現,將聲音語言記錄成文,翻譯給另一個人理解。為了找到合適的文字,高翊峰以「拆、借、幻、捏」四個方式,思考和創造新的客語字運用。例如「萬花筒」,目前多半直接照華語講「van faˊ tungˇ」(四縣腔),他則聯想到客語「花喇必駁」(顏色花花綠綠):「『花喇』有花紋繁複的意思,或許可以用『花喇筒』(faˊ laˊ tungˇ)來當作萬花筒的客語詞。」高翊峰表示他看過一份研究資料,研究指出包括客語在內的許多語言將在近未來消失。令人驚訝的是,高翊峰沒有迴避這個語言有可能消失的未來,反而大膽的將這個想法用在科幻小說創作中。 講座後QA時間,讀者提問踴躍 四位當代客籍作家,透過兩小時的分享,讓讀者搶先了解2026年1月即將出版的客語文學作品。現場讀者發問相當踴躍,甚至超出預定時間。在座談的最後,主持人張惠菁表示,能有這七本客語文學創作問世,要感謝客委會在去年啟動了這個非常有前瞻性的計畫。她預告:這七本客語文學創作在明年一月底出版時,將會舉辦正式的記者會,之後將在臺北國際書展有講座,接下來還有三場論壇活動(小說、散文、詩歌各一場)。期待讀者繼續關注,並且在書籍出版後一同來閱讀、來參與作品討論。 「2025高雄城市書展」客語文學作家創作計畫特別講座,與聽眾合影 撰文/攝影 許文貞
宮廟的孩子成為作家——浮果談他的「取經」之路
小說《開著福音車徵廟公》深入描寫臺灣的進香文化,以宮廟二代與牧師二代的男同志伴侶為主角,展開一段尋找廟公的公路之旅。究竟族群融合能否包含信仰?作者浮果用輕鬆筆法書寫歷史和民俗文化,以乍看衝突的設定處理生命難題及家庭困境,希望藉由小說鬆動固化認知,傳遞宗教與性別實際上是可以流動的概念。與談人王君宇身為本書的責任編輯,以小說為軸,嘗試挖掘浮果對於寫作、宗教信仰、家庭關係等面向的現實映照,進行一場「靈魂拷問」式的深度對談。 走訪宮廟的孩子成為作家「我四、五歲就跟著父親走宮廟,坐遊覽車去進香。」家庭背景使然,民俗從小就在浮果的生活佔有一席之地,看過信徒送神轎、乩童訓乩,從疑惑、參與到擁有自己的理解,這些記憶都成了本書的創作養分。書中的進香之旅途經許多宮廟,描繪了不少神明故事和歷史,這些書寫憑藉的不只是兒時記憶,也來自浮果在臺南嘉義一帶實地走訪的田野調查,除了現場感受信徒拜拜的情況,廟宇牆上或石碑上的文字,往往更是網路難以搜尋到的資料。期間,也有發現與印象不符的情形──東石的港口宮乍聽之下位於港邊,他因為不放心,特別以家族旅行的名義帶家人去附近玩,才發現實際上離港口有段距離,幸好來得及修正。為了釐清同一位神明的不同解釋和由來,也必須查文獻、看圖鑑,例如有些神明通稱池府王爺,指稱的卻是不同人;又或者許多廟都會強調自己是「開基」或「第一」,就得去確認年代或區域。改了名字寫進書裡的廟,實則來自他學生時期當廟公的真實經驗。彼時舅公是廟的負責人,某天忽然因為欠債跑路,父親擔心廟的存亡,指派他下課去顧廟。「廟裡不同人來來去去,不確定是信徒還是小偷?有趣的是,這些平常可能不會想接觸的人,反而會因為神明的共同信仰而開啟話題。」廟裡沒人時,他覺得無聊,就跟神明說話,保佑自己考試一百分云云。這段廟公經歷,讓他開始思考人跟神之間的關係,也逐漸形塑出自己對神明的認知。 同志身分 vs 傳統父親,嘗試在衝突中了解對方處境浮果寫小說喜歡與生活結合,從真實的人身上找靈感。書中,主角的爸爸取材自他的父親,但形象卻完全相反,相同之處在於父子相處。如今與父親是同居關係的他,要和這位室友重新認識與互動──「我爸有屬於自己的生活,不太喜歡管我。他是那種吵架不輕易妥協的人,一定要先拉下臉去求和,幫他找台階下。」寫小說時,他覺得父親不盡然是不理解兒子,有時只是不願承認──面對其同志身分,傳統背景長大的異性戀男性需要時間去消化,也變成小說角色之間得以發揮的衝突。他坦言,寫書時嘗試處理父子關係,最後讓爸爸的角色選擇接受也是有其原因。小時候家族聚餐,有人問起家中另一位同志,父親說「他是成年人了,做任何決定都是他的事,我們無權要求他配合我們的期待」,讓浮果覺得父親想法開明。現在回頭看,父親與家人衝突而生氣時,經常自己先冷靜退一步,過幾天調整好情緒,才會試著讓對方知道他的想法;傳統父親或許是威嚴的存在,但可能也是偽裝,如同書裡的宮廟主人或牧師,嘴上很壞,但還是有面對兒子是同志的方法。帶著不同的宗教背景,主角男友的爸爸同為單親家庭,也不太能接受兒子出櫃,這兩對父子的關係是如何構想?他說,拋開宗教去看,尋找兩對父子當中的共通性,會發現傳統男性被賦予了許多責任,往往無法輕易表達自身情緒,僅能透過間接方式求和求好。「對長大的兒子來說,反而必須去教育父親,讓他認識到小孩已經長大,可以試著跟兒子當朋友。」書寫時,希望親子關係的相處不是上對下,而是能在衝突中盡量了解對方處境,「不見得認同或理解,但至少可以去接受,就是很大的突破了。」 神明是心靈信仰,真正的改變仰賴自己編輯王君宇指出,書裡的宗教觀近似泛靈論,各個宗教的神可能都源自同個地方,只是在不同文化中擁有不同形象,因此好奇他在創作上的宗教觀。浮果分享身邊認識的虔誠基督徒,因為家人手術成功而改信泰國四面佛的故事,讓他意識到宗教即信仰,是可能隨著時間而改變的,有沒有從信仰過程中「滿足需求」,才是更明顯的原因。如今虔誠如他,反而不覺得自己有事特別需要問神,真正求神明的次數也少之又少,父親在這方面影響頗深:「我爸說神明的存在是信仰,給你心靈支柱,但不可以當成有求必應的對象。為什麼一定要保佑你?你跟其他人都一樣。如果特別去照顧你,那也有失公平。」有段時間他幫家裡還債,忽然明白求神問卜是心靈信仰,要真正改變事情,還是必須自己努力。當然,努力不見得能改變,好比欠債依然要還,但怎麼還?跟銀行協商、以誠意請人協助,對自己有利的方式要主動爭取。信仰能給人力量,但太過依賴這個力量去做事,卻容易走火入魔。回推到寫作,浮果自問,成為作家是夢想還是目標?他說,很多時候是必須去做的目標,因為光用想的,就只會是夢而已。 撰文 侯伯彥 ◆ 攝影 鏡文學
歷史縫隙的文學之花──陳瑤華談《破浪:艋舺女首富黃阿祿嫂傳奇》
歷史的空白,是文學介入施力的縫隙。對陳瑤華而言,寫作歷史小說便是以想像力補足史料中空白的過程。在過往的小說創作中,陳瑤華呈現對於女性議題的高度關心。不管是書寫女性犯罪的《惡女流域》、處理演藝圈ME TOO事件的《錯身1998》,或與慰安婦記憶對話的《鐵百合》,皆試圖在社會事件或歷史題材中談出女性獨特的生命經驗。《破浪:艋舺女首富黃阿祿嫂傳奇》以真人真事為本,描繪清末艋舺、大稻埕繁盛商場的風起雲湧,也刻劃女性創業者如何在傳統年代為自身開闢道路。 以想像力為歷史增添血肉談及前些日子廈門福建之行,陳瑤華笑稱是一場遲來的田調。旅途中不僅親臨小說人物橫渡黑水溝之路,也在馬尾船政博物館中細數各式船舶,想像清朝末年古老帝國的人們開始接觸洋務、科學,面向世界的歷程。她想描寫的女主角吳帆正以如此姿態立身於世,不固守既有的傳統榮光,而是盡力接觸外來的人物與技術,探索全新的世界。陳瑤華由參加艋舺文史導讀的姐姐口中首次聽聞黃阿祿嫂的故事。雖是清末臺灣著名的木材、樟腦商人──當地甚至有諺語「第一好張德寶,第二好黃阿祿嫂,第三好馬俏哥」流傳其特殊地位──相關史料卻極為稀少,連夫家族譜都未曾載明這位傳奇性的三房。史料的闕如成為陳瑤華想像力奔馳的起點:怎樣的女性可以帶著工人上山伐樟?如何解決男性主導的商業世界中的紛爭?保守時代如何以女性身分達致如此成就?她用寫小說來解答自己的疑惑。裹小腳的大家閨秀難以穿過崎嶇的山路監督樟木開發,因而陳瑤華賦予黃阿祿嫂未經纏足的童年及風月場所查某𡢃的來歷,又令她擁有不囿於規範的獨立性格。就這樣,歷史上不具名姓黃阿祿嫂,在陳瑤華筆下化為「吳帆」,擁有立體的經歷與性格。雖然可能並非黃阿祿嫂的真實樣貌,卻是陳瑤華盡力發掘其可能性的結果。學生時代的訓練成為她的創作養分。大學時陳瑤華先是就讀於歷史系,儘管對庶民史感興趣,當時的授課卻以政治史為主;因而她轉往中文系,企圖在小說中拼湊這些與日常相關的歷史。過往歷史學的訓練使她得以找尋資料建構當時的社會環境,理解行郊組織、樟腦貿易等時代背景,從而將人物合理地置入其間。大量閱讀之外,陳瑤華也透過實際的踏查及訪談掌握歷史空間,在創作之餘遇見許多不同的人、累積額外的知識,這些都是後來的儲備。 好好寫作,好好生活,好好睡覺創作小說時,陳瑤華自陳往往是人物先行,會為角色製作詳細的小傳,並讓人物帶領故事進行。塑造人物的性格、背景,也決定其說話的口氣、形象,在特定時刻為何會做出特定決定,從而掌握故事的走向。她也提及,最早在創作純文學、短篇小說時,通常僅靠靈感完成故事。然而和鏡文學合作創作長篇的大眾小說時,由於被要求提交大綱,故會較有意識地預先架構故事。面對不同題材,她會斟酌敘事的趣味及讀者視角設計開頭,甚至會在故事完成後重新調動順序,令其達到更好的敘事效果。如在撰寫大眾不熟悉的歷史背景時,依時順敘讓讀者容易進入;談及台籍慰安婦時,則為了處理女主角被顛覆的認知及懊悔而採倒敘的手法;甚至採用穿越的形式,讓當代的年輕男孩回到90年代,和最終走向悲劇的女星對話、了解其心路歷程。《破浪》的完稿過程也經歷了大幅調整。在初稿中,黃阿祿的故事占了萬字篇幅,但為了避免搶占故事焦點、令情節更快地進入吳帆商戰的橋段,而被編輯要求大幅刪改。陳瑤華半開玩笑地談起改寫時的情緒,卻也認為編輯可以據其經驗提供來自讀者的視點,幫助故事更容易被讀者接受。寫作不免遇到瓶頸,對此陳瑤華的建議是「去睡覺」。「睡覺是一個很好的靈感來源,雖然腦袋放空,但是你的故事還是存在你的心裡面,」她說,「不要一直想著去填補空白的時間,因為靈感有時會在不注意的時候突然出現。」她認為寫小說重要的是「真正地去生活」,因為寫作往往仰賴日常的積累,不僅是讀過的書追過的劇,還有對生活細節的感知與各樣情感的體會。以自身為例,比起擔任老師的時期,在當全職媽媽的十年間,反而得以平等地和形形色色的人們交流,從觀察中獲得新的刺激。期間閱讀許多日本的女性大眾小說,也令其萌生創作大眾文學的念頭。比起文字雕琢,更重視故事本身與意念的產生。這段時期彷彿起跳前的蹲低點,為後來更高的跳躍累積能量。 提供一條可能的路徑回望《破浪》的創作,陳瑤華自覺有些「女性勵志小說」的意味。當代女性也許不似當年受到許多傳統條規的束縛,卻仍不自覺地活在緣於性別的期待或歧視中。黃阿祿嫂的故事中草莽的精神或許提供了現代女性一條可能的路徑,去思考身為女人之前,作為一個單純的「人」,如何盡可能地突破加在自己身上的限制、完成所欲達成之事。陳瑤華呈現出晚清艋舺、大稻埕的豐富多元,邀請讀者隨黃阿祿嫂的腳步,一同踏入這個充滿危機與轉機的精采時代。 撰文 李心柔 ◆ 攝影 鏡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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